卷十九　地舆部四　风俗

译第十九卷 地理部四 风俗

历代风俗变化 日知录

顾炎武

《春秋》终结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年，这一年西狩获得麒麟。又过了十四年，是周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年，鲁哀公出逃，第二年死在有山氏那里。《左传》就在此结束。又过了六十五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年，初次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过了十七年，是周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年，初次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又过了五十二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年，六国依次称王，苏秦担任合纵长。从此之后的事情，才值得记载。从《左传》结束到这个时候，总共一百三十三年。史书文字缺失遗漏，研究古代的人因此感到迷茫。比如《春秋》时代还尊重礼制、看重信用，而战国七国却绝口不提礼与信了。《春秋》时代还尊崇周天子，而战国七国却绝口不提天子了。《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与诸侯在逢泽会盟，以朝见天子。周显王时，《春秋》时代还严肃祭祀，重视聘问宴享，而战国七国却没有这些事了。《春秋》时代还讨论宗法姓氏家族，而战国七国却没有一句话提及这些。《春秋》时代还宴饮赋诗，而战国七国却听不到了。《春秋》时代还有赴告策书，而战国七国没有了。国家没有固定的交好对象，士人没有固定的效忠君主，这些都在一百三十年间发生了变化。史书的缺漏，后人可以根据情理推测。不必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文武之治的道统就已经穷尽了。《季康运命论》说：礼法败坏，逐渐始于周灵王、周景王时期；巧辩欺诈的虚伪，形成于战国七国，一直延续到西汉。这种风气没有改变，所以刘向说西汉承接了千年衰败的周朝，继承了暴秦的残余弊端，贪婪险恶，不熟悉义理。看史书所记载的，无非是追求功名势利的人，舞文弄墨、巧言令色之辈，而像董仲舒所说的，端正道义、阐明大道的，很少见到。大概从《春秋》之后直到东汉，风俗才稍微恢复古制。我因此知道光武帝、明帝、章帝确实有使齐地风俗变为鲁地风俗的功绩，可惜他们未能纯粹合乎大道。从此以后，那么宋代庆历、元祐年间算是较好的了。唉！评论世道而不考察风俗，无法彰显君主的功绩。我之所以贬斥周末而推崇东汉，也是《春秋》的本意。

秦始皇刻石共有六处，都铺张扬厉他消灭六王、统一天下的事迹。他谈到百姓风俗，在泰山说：“男女礼仪顺从，谨慎遵循职事，明确内外界限，没有不清净的。”在碣石门说：“男子乐于耕作，女子修习女工，如此而已。”只有会稽一处刻石，其辞说：“整顿省察宣扬道义，有儿子却出嫁，违背死节不贞。防范隔绝内外，禁止淫乱，男女纯洁真诚。丈夫像寄养的公猪一样（指通奸），杀了他无罪。男子秉持道义准则，妻子逃跑改嫁，儿子不能认母亲。全都教化得廉洁清正。”为什么如此繁琐而不简略？考察《国语》，自从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之后，只担心国人人口不繁衍，所以规定壮年男子不娶老妇，老年男子不娶壮妻，女子十七岁不嫁，她的父母有罪；男子二十岁不娶，他的父母有罪。生男孩，赏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赏两壶酒一头小猪；生三个孩子，公家给他乳母；生两个孩子，公家给他食物。《国语·越语》中伍子胥的话也说：“越国十年生聚。”《吴越春秋》甚至说勾践把犯有淫乱过错的寡妇都送到山上，士人有忧愁思虑的，让他到山上游玩以愉悦心意。在当时，大概是想要人口众多而不禁止淫乱。传到战国末期，这种风气还在，所以秦始皇制定严厉禁令，并特别写在刻石文字中。把这和消灭六王、统一天下的事迹并列讨论，而且不写在燕齐而独独写在越地。那么秦国施行刑罚虽然过分，但其防范百姓、端正风俗的本意，本来与夏商周三代圣王没有不同。汉朝兴起以来，继承使用秦法直到今天的很多。世间的儒者一谈到秦，就认为是亡国的法度，也没有深入考察吧？

汉朝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然兴盛，但大义尚未阐明。所以王莽居摄时，颂扬功德、献上天符的人遍布天下。光武帝鉴于此，所以尊崇节义，敦促名实相符，所举用的人，没有不是通晓经术、品行端正的，风俗因此为之一变。到了东汉末年，朝政昏暗浑浊，国事日益败坏，而党锢之祸中的流人，独行其道的士人，依循仁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止。夏商周三代以后，风俗之美，没有比得上东汉的。所以范蔚宗评论认为：桓帝、灵帝年间，君道邪僻，朝纲日益衰败，国家祸患屡次开启。从中智以下的人，没有不审察其崩离的，而权贵强臣停止了关盗的阴谋，豪杰之士屈从于鄙陋之人的议论。《儒林传》评论说之所以倾覆而未崩溃，未溃散，都是仁人君子用心竭力所致。《左雄传》的评论可以说是知言之论了。假如后代的君主遵循而不改革，那么流风至今，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曹操占据冀州后，推崇奖赏不拘小节、放荡不羁之士。看他下令再三，以至于寻求背负污辱之名、被人嘲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建安二十二年八月的命令，与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思都相同。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所以董和在太和年间的奏疏，已经说当今年轻人

译不再把学问作为根本，专门转而以结交游说为职业。国家士人不再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清廉修身放在首位，反而把迎合权势、谋求私利当作优先。到了正始年间，一两个轻浮虚妄的人，施展他们的智巧见识，蔑视周公、孔子的典籍，研习老子、庄子的学说，风俗又因此发生了一次变化。凭借经学治国的理念，节操道义的防范，光武帝、明帝、章帝几代君主推行，尚且不足以摧毁那些败坏常规的风俗。曹操一人改变它，却绰绰有余。后来的君主，如果想要树立良好的风气，使人们纳入正轨，以改善风俗、教化百姓，就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了。

译光武帝亲身践行节俭节约，以此教化臣下，研讨经书义理，常常直到深夜。当时的功臣如邓禹，有十三个儿子，让每个人专守一种技艺，家门整肃，可以作为世人的楷模。权贵戚属如樊重，三代共同拥有财产，子孙早晚行礼致敬，常常像对待公家一样。因此东汉时代，虽然人才的洒脱豪放不如西汉，但士人的风气和家规似乎超过了前代。

东汉末年，节操道义衰微而文章兴盛，从蔡邕开始。他出仕董卓，没有操守；董卓死后，惊叹于自己的无知。看他的文集中大量撰写碑文颂词，就可以知道平日的为人了。因为他文采丰富且交游广泛，所以后人为他立了美好的传记。唉！士人君子处在衰败的朝代，常常凭借背负一世的名声来转移天下的风气，看看蔡邕的为人，应当以此为戒啊！魏明帝去世，少帝史称齐王即位，改年号为正始，共九年。这一年，太傅司马懿杀了大将军曹爽，魏国的大权就转移了。三国鼎立至此，将近三十年了。当时的名士风流盛行于洛阳，于是他们抛弃经典而崇尚老庄，蔑视礼法而推崇放达，看待君主国家的危亡就像看待路人一样，正是这些贤人倡导的。从此以后，竞相效法。如《晋书》所说：王敦见到卫玠，对长史谢鲲说：“没想到永嘉末年，又听到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在当时著名，没有人不崇敬，认为他探究微妙的功夫足以与正始年间相比。《宋书》说：羊元保两个儿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对羊元保说：“想要让你的两个儿子有林下正始的余风。”王微给何偃的信中说：“你少年时受元风熏陶，淹雅修畅，自然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说：袁粲对皇帝说：“我看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说：何尚之对王球说：“正始之风还在他的为人中。”仰慕到了这种地步。然而《晋书·儒林传序》说：“摒弃孔子的经典，习得正始的余论，把礼法指为流俗，每天放纵荒诞以标榜清高。”这就是虚名虽然被当时的人所披戴，但笃实的议论没有被学者忘记。因此讲明六艺，郑玄、王肃是汉代学术的终结；演说老庄，王弼、何晏是晋代学术的开始。干宝《晋纪》评论说：“风俗淫邪乖僻，耻辱与崇尚失去准则，学者以庄老为宗而废弃六经，谈论者以虚浮浅薄为辩才而轻视名节简朴，立身者以放纵污浊为通达而狭隘节操诚信，求仕者以苟且得志为尊贵而鄙视居正守道，当官者以望空谈玄为高尚而嘲笑勤勉恪尽职守，以至于国家在上灭亡，教化在下沦丧，异族互相僭越，君臣屡次更替，这不是林下诸贤的罪过，又是谁的罪过呢？”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和亡天下，怎么区别？回答说：改朝换代，改换国号，叫做亡国；仁义道义被堵塞，以至于率领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食，叫做亡天下。魏晋人的清谈，为什么导致亡天下？这是孟子所说的杨朱、墨翟的言论，以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陷入禽兽的状态。从前嵇绍的父亲嵇康，被晋文王杀害。到晋武帝革命的时候，山涛推荐他入仕。嵇绍当时隐居私门，想要推辞不去。山涛对他说：“为你考虑很久了。天地四时，还有消长，何况于人呢？”当时传诵，认为是名言，却不知道它败坏道义伤害教化，以至于率领天下人而无父。自从正始以来，大义在天下不明，像山涛这样的人，既然做了邪说的魁首，就使得嵇绍这样贤能的人，也犯天下的大忌而不顾。邪正之说，不能两立。如果说嵇绍是忠，那就必须说王裒是不忠才可以。奇怪他们相继臣服于刘聪、石勒吗？看看他们故主穿着青衣行酒，而不触动他们的心吗？所以知道保卫天下，然后知道保卫国家。保卫国家的人，是君主、臣子、吃肉的人谋划；保卫天下的人，平民的卑贱，也有责任啊。

《宋史》说士大夫忠义之气，到了五代，变化殆尽。宋朝初兴，范质、王溥还有遗憾。宋太祖首先褒扬韩通，其次表彰卫融，以显示意向。真宗、仁宗时代，田锡、王禹偁、范仲淹、刚直言论在朝廷倡导。于是中外士大夫，知道以名节为高，廉耻互相崇尚，完全去除了五代的陋习。所以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而起勤王，临难不屈，到处都有。等到宋朝灭亡，忠节相望。唉！看哀帝、平帝时代可以变为东京，五代可以变为宋，就知道天下没有不可改变的风俗。剥卦上九的爻辞，是硕果。阳气穷尽于上，就复生于下。

君主驾驭事物的方法，没有比抑制浮华、制止竞争更大的了。宋朝自从仁宗在位四十多年，虽然所用的人或许不是合适的人，但风俗敦厚，喜好端正，论世之士称之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等到神宗朝，王安石执政，突然奖赏趋附谄媚的人，深深铲除异己的人，邓绾、李定、舒亶、蹉序辰、王子韶等奸臣，一时被提拔任用，而士大夫有“十钻”的名目。求进的人，乘机抵隙，逐渐到绍圣、崇宁年间，而党祸大起，国事日益败坏，膏肓之疾，于是不可治疗。后来的人只说他的农田、水利、青苗、保甲等法为百姓害，却不知道他移人心、变士习

译成为朝廷的祸害。那些危害百姓的弊端，可以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而危害朝廷的弊端，历经数十百年，像滔滔江水一样奔涌，一旦形成趋势，就再也无法挽回了。李应中说：“自从王安石掌权以来，使人心沉沦迷惑，至今人们自己还没有察觉，世人追逐利益而不知大义，那么君主的权势就日益孤立。”这可以说是懂得事理的话。《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就像在泥上涂泥一样。”那些使忠烈之士的风气一变而成为崇宁年间那种风气的人，难道不是王安石教猴子爬树所产生的效果吗！

译考察九州的风俗，考证前代的史书。中国不如外国的地方是有的。《辽史》说契丹部族，生活的资料，依赖畜牧，积累皮毛、饮用乳汁，作为衣食，各自安于旧有的风俗，习惯于劳苦之事，不见繁华奇异之物，因而迁徙故地的人家富足，戒备整齐完备，最终虎视四方，强国朝贡、弱国依附。《金史》记载世宗曾对宰臣说：“我曾见过女真的风俗，至今不忘。现在的宴饮音乐，都习染了汉人的风气，不是我心中所喜欢的。东宫不知道女真的风俗，只是因为我的缘故，还保留着，恐怕日后一旦改变，这种风气本来就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与臣下谈论古今，又说：“女真旧有的风俗，虽然不读书，但他们祭祀天地，敬重亲戚，尊重老人，接待宾客，信任朋友，礼仪情意全都出于自然，其善处与古书记载的没有不同。你们不可忘记。”于是禁止女真人改称汉姓，学习南方人的衣着，违犯者抵罪。有人说：“女真旧有的风俗，凡是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现在却下棋、玩双陆，应该全部禁止，命令他们练习骑射。”又说：“辽不忘旧俗，我认为是对的。海陵王习学汉人的风俗，是忘本。如果依照国家的旧俗，四境可以没有忧患，这是长久之计。”《邵氏闻见录》说回纥风俗朴实敦厚，君臣等级差别不大，所以众志专一，强劲健勇无敌，自从对唐朝有功，赏赐丰厚。登里可汗开始自尊自大，建造宫室居住，妇女有粉黛文绣的装饰，中国因此虚耗，而他们的风俗也败坏了。从前祭公谋父说：“犬戎树立敦厚，能遵循旧德而保持始终纯固。”由余回答秦穆公说：“戎狄的风俗，在上位者含德以对待下属，下属怀忠信以侍奉上级，一国的政治，如同治理一身，他们所以拥有国家而长久传世，就是用的这个道理。”等到居住日久，逐渐沾染华夏风气，不致力于诗书，只征求玩好之物，服饰竞相无等级，财货溢出无度使用，骄奢淫逸、矜夸傲慢，渐渐成为习惯，于是中行说有改变风俗的讥讽，贾谊有五种诱饵的策略，这又是末流了，则有张昭远因为皇弟皇子喜欢俳优、装饰姬妾，而预言沙陀不能长久。张舜民见太孙喜好音乐、美色、名茶、古画，而知道契丹将要衰败。后来的君子，如果确实以此为鉴，就知道战胜他们的道理了。

《史记》说匈奴的诉讼长久者不超过十天，一国的囚犯不超过几人。《盐铁论》说匈奴的风俗对父亲略于礼节而对事务敏捷。宋邓肃对高宗说：“外国的巧妙在于文书简单，所以迅速；中国的祸患在于文书繁杂，所以迟缓。”《辽史》说：“朝廷之上事务简单职权专一，这是辽兴起的原因。”又说：“皇帝四时巡守，宰相以下在中京留守，一切公事除了拜授官僚，只实行皇帖，权宜差遣等待在皇帝所在之处取旨，发出诰策。文官县令、录事以下不再奏闻，听任中书铨选。”那么外国能胜过中国的，只是因为它简单罢了。如果舍弃自己的长处而效法别人的短处，我看它立刻就会弊病丛生。《金史·食货志》说：“金兴起于东海，其风俗纯朴诚实，可以回归古代。初入中原，百姓多流亡，土地多空旷闲荒，遗民恐惧不安，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在这个时候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用唐代的永业田、口分田来限制民产，仿效其租庸调的法度来满足国家财政，何至于百年之内所筹划的纷纷扰扰，与其国运始终相伴呢？其弊病在于急于一时的利益，沿袭久已败坏的法度。等到金的中期，鄙弃辽的俭朴，袭用宋的繁缛文饰；惩戒宋的宽柔，加上辽的严苛政治，这是抛弃两国的长处而并用其短处。繁缛胜过必然导致伤财，严苛胜过必然导致害民。直到金朝末年，国家用度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由此而来的吗？制定法度不谨慎于初始，变法以挽救其弊病，只是更加严重罢了。其论述金时的弊病非常明确切中要害。

魏太武帝开始制定反逆、杀人、奸盗的法律，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没有牵连审讯的烦扰，百姓安居。宋余靖说：“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将近百年，而百姓没有南顾之心，是因为契丹的法律简单，盐曲都便宜，科役不烦的缘故。”这就是省刑薄敛的效果，不分中外都是一样的。

论滇边风气未开

云南是中国极边之地，疆域广阔而人民稀少，一切制度不如内地完备。因为那里本来属于夷蛮部落，零落散处，相隔几百里甚至上千里的都有，民俗也与其他省份不同。深居种地，各自率领同类，依凭酋目聚集，不从事贸易，往往终身未曾出过境。因此这部分人不与其他部落相通，因而相隔之处所废弃的瓯脱之地极多。蛮瘴雾气、穷谷茂林，自古以来未曾开垦的地方到处皆是。追溯自汉武帝开通西南夷，使命往来，才开始经过那里。至今二千年，而其风俗未能完全改变，为什么呢？大概风气的开通首先在京师，中国九州之地为唐虞三代所治理，固不用说。后来疆域日益广阔，秦统一天下，关陇遂以形势优越作为建都之地。淮徐以南，自三国纷争，孙吴窃据。两晋之后，南北又对峙两朝，合计四百余年，

译因此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才荟萃兴盛。向西直到巴蜀地区，也凭借先主（刘备）经营四十多年，作为小朝廷所在地的原因，其后遗留的风尚韵味长久未曾消亡，得以与中原各路并称为富庶之地。粗略计算三代时期被称为蛮夷的地方，到现在都变成了华夏文明之地，而且人文物产更胜过中原的，以现在的十八省来说，只有云南还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云南在前代都距离京城非常遥远，教化未能覆盖，旧俗沿袭，仍然是野蛮粗鄙的习性罢了。假如前代早用中原的治理方式治理它，那么云南土地并非贫瘠，山林茂密，更有岷江的支流环绕云南直接南下入海的南江，石头蕴藏美玉而山色生辉，水流怀抱明珠而河川秀美，其物产大大胜过其他省份，为什么到现在还被称为贫苦之地呢？前代不把它当作内地来治理，是形势使然。试想前明时期，在滇省设置官吏驻兵的地方，不过是东面一角，稍向西向南，只设置了宣抚、宣慰等机构，用土官治理罢了。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边疆民情不如内地，不能强行用州县的制度来约束。开拓疆土，是强盛君王的声威，但干湿刚柔，是五方不同的特性，如果穷兵黩武，一时或许能成功，但长久反而多生事端。昔日诸葛亮平定南蛮后，以蛮夷治理蛮夷，允许他们只要不反叛即可，确实是因为国家的声威教化有不能远播的地方，不可强求。然而我朝将云南列为直隶省，则与此不同。康熙年间，吴三桂占据云南叛乱，用兵数年，然后才削平。当时趁着这得胜的势头，将滇地全部纳入版图，威灵所及，固然不是前代可比。然而还是过了几十年才安定，实行改土归流的制度，可见安抚边疆，其谨慎艰难，不能只热衷于开拓疆土。自从完全收复滇地以来，加上西北蒙古、回部部落，无不归顺服从，这才看到圣朝疆域之广，古代未有。但是像云南边地风气未开的地方，到现在还很多。咸丰、同治年间，粤匪大肆骚扰，内地不安宁，边境听到风声，认为有时机可乘，蠢蠢欲动。云南的苗匪于是与西北关外的逆回同时起事，难道是盛衰形势不同，朝廷的威灵稍有减退吗？确实是因为地大荒远，二百年来，风气仍有未开的，性情终究不同。我私下认为近年苗人顽劣却服从命令，安静如初，筹划边疆的事似乎可以稍作停息。只是想到苗人一旦叛乱随即又服从，正是因为他们愚昧。他们安居乐业，深居其乡，流官和土司治理他们已久，尚且趁机而动。现在如果另有别人在其中骚扰，想要强行改变他们的习俗，谋取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的气焰就会嚣张了。所以从法国对待安南的情况来看，就知道我们中国不能不预先筹划滇边之事。

译使法国得以安定安南，并非为了安南本身，而是因为云南与安南接壤的地带。目前法国朝廷召回宝海公，其意图正在于与中国订立条约，约定滇边隙地彼此不得侵犯。因为恼怒宝海公不理解本意而擅自订立条约，致使法国此后对此地不再抱有期望。云南矿藏丰富，西方各国无不艳羡，不仅仅是法国人，只是因为没有可乘之机、没有借口可借，虽然有意却不敢明说。如果法国占据了安南全境，那么从此经营安南之地，既然与云南相接，怎能没有可乘之机来施展其大欲呢？中国执政的人深知其意图，所以在订立条约时特意郑重写下这一句话，却不料法国朝廷不悦。蒙君说云南矿土空弃不取，财货蕴藏无计发泄，都是因为云南土人没有长远打算，而官府也认为当地风气未开，不敢轻易行事，所以都置之不理。现在法国既然不认可条约，那么必定要使滇边之地法国可以越界侵犯才肯罢休，那么云南人难道会听任吗？我私下担忧边疆从此又多事了。云南与安南交界，无异于与缅甸交界。从前英国人马戛尔尼仅仅以探路而来，而腾越的野人就横行无忌。我想云南人不乐意英国人，必定也不乐意法国人。况且英国人经过这一役，知道云南土人不可轻易强迫，已经将开通通往印度道路的提议罢休而不实施。如果法国人在占有安南之后，务必想在滇边得志，不肯像英国人那样可以停止，那么灾祸将没有极限。法国朝廷召回公使尚无后续命令，这也只是揣测之词。然而智者防患于未然，怎能筹划一个极善尽美的方法，使边民安居不受打扰，常留此未开化的风气呢？

论中西风俗相同

中国自洪荒初开，至今已达万年。西方则自耶稣降生，开创文明，仅一千八百九十余年。因此朝廷与民间的礼制，颇与我们中国古昔相同，试着为您列举说明。西方医生，必须由学校出身并通过考试，授予文凭，才能挂牌行医。这就像《周礼》中医师隶属于天官，掌管医疗政令一样。五金矿藏，必须派遣矿师勘察核实，然后聚集众人兴工开采，国家还设立矿务学堂，教导学生辨别山石五金的性质。这就像《周礼》中矿官隶属于地官一样。药物必须经过国家医院检验，然后才能入市销售。这就像神农氏尝百草的意思一样。古时天子按时狩猎，孟子说：“狩者所守也。”现在我国君主端坐深宫，外出时西方君主随后，则时时巡视所属地方，露冕宣示恩德，考察风俗，黄童白叟都能跟随车驾观光。与古时狩猎的惯例，难道不相同吗？《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就入内报告君主，你在外顺应执行。”意思是凡事都由臣下上陈，然后发号施令。西方设有上下议院，聚集臣工百姓在其中会议，议论和谐后，由下议院上报上议院，上议院奏报君主，君主认为可行，然后施行，从来没有君主独自专权，臣下都奉令惟谨的情况。这大概是谋略入告的遗意吧？古时贤才由公举产生，孟子说：“左右都说贤，不可；诸大夫都说贤，不可；国人都说贤，然后考察他，见贤然后用他。”确实因为好恶出自舆论，必须使众人意见一致，然后信任不疑，不可贸然提拔到高位。西方各国每当宰相更换，例行投票，选择票数多者提拔，君主没有一丝私意存于其中，大概好恶都符合舆情，而万事才能处理得当。结合古时选拔贤才的礼仪，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了。至于民主国家，其总统号称百里玺，天德或六年一换，或四年一换，当选者大多大公无私，不能将天下据为己有。古时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雍容揖让，没想到今天能在欧洲重现。西方学校都由国家创办，家有小孩能穿衣上学，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层层递进，必须完成学业而后推举督导以明师悉心教授，费用由国家从公库筹集，不劳民间补贴分文。相比古时家有塾，党有序，州有庠，国有学，每年入学，中期考校，一年看离经辨志，三年看敬业乐群，五年看博习亲师，七年看论学取友，称为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称为大成。虽然其中教育方法不同，但规制也恰好符合。看这些，那么中西虽然相隔遥远，而一切文为制度返本追原，哪里有什么不同呢？无论事亲以孝，事君以忠，交友诚，待人慈祥恻怛，凡此天经地义，古老而不磨灭。即使访友，也必须叩门而后入，所以区别嫌疑，雅合乎《曲礼》“户外有二屦（鞋），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的意思。主人引导客人到家，主人在前，客人在后，雅合乎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人跟随的意思。经商者设立公司，聚集千百人的资财，联合为一，

译将财产划分为股份，亏损时补充本金，盈利时共同分摊，这很符合《周礼》中用九种方式维系民众，其中第九种是“薮”，即以财富来赢得民心的含义。在外埠经商的商人，担心被人欺侮，便组建团练兵来自卫；担心同国的贫苦之人活着无法养活自己，死后无法归葬，便设立善会来尽心救济，这很符合守望相助、疾病时互相扶持的含义。像这样的情况，中国已经逐渐衰败，而西方却切实地遵行，那么即使说“礼制在中国失传，而在野外得以保存”也是可以的，又怎么能因为风俗有别而加以歧视呢？总而言之，西方的制度虽然未必是有意效仿中国，但自然而然地，实际上与中国古代隐隐相合。既然如此，那么他们的礼仪虽然不同，其内在的道理却是相同的。可惜宗教术数各不相同，我们不能将孔孟之道推行到西方，西方也不能将新旧两教普遍推行到中国，以至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宴会、庆贺、吊唁的仪式，终究格格不入，无法融合。

译中西异俗论

我听说，礼仪应当顺应适宜，施政应当顺从风俗。所谓施政顺从风俗，是说政令的施行，要顺应当地的风俗崇尚。风俗崇尚有古今的不同，也有远近的差异。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道理在于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的“礼仪顺应适宜”。风俗因时势而变化的，有的几十年发生一次小变化，有的几百年发生一次大变化。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兴盛时期，夏朝崇尚忠诚，殷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采，这就是当时风俗的差异。三位圣王处于不同的时代，不沿袭前代的礼仪，所以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都各自有所增减。周朝崇尚文采，尚且是文采与质朴配合得当，等到周朝末年文采过于繁盛，于是导致文采超过了质朴。历经汉、唐、宋、明各代，因循守旧、粉饰太平，虽然有贤明的君主和宰相，也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兴盛。从朝廷到街巷，一切奉行旧例，没有不是虚浮的文辞胜过真诚的意旨的。世道的变迁，如同水往低处流，顺着它就容易，逆着它挽回就困难。这就是中国当今的风俗之所以与古代大不相同的原因。风俗因地域而不同的，在一个大洲之内，一个国家之内，只要有广阔的山谷大河，高耸的山岭，它们所阻隔的地方，风气立刻截然不同。至于五大洲的土地，中间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远的有数万里，近的也有万里，语言不通，喜好欲望不同，相貌既然不同，性情也截然不同。今天中国谈论治国的人，竞相称颂要效仿西方的方法。不知道西方方法中值得效仿的，仍然是中国帝王的遗留政令，圣贤的遗留教化。如果一定要轻视中国、看重西方，事事模仿，必然会出现像方榫头插不进圆卯眼那样不相契合，像冰与炭那样不相容的情况。实在是因为中西习俗的差异，不能强行使之相同。试举其主要方面：西方各国开辟历史较浅，与中国相比，还相当于伏羲氏的时代，朝廷和民间上下之间真诚的情意没有淡薄，繁琐的礼仪没有完备，所以官员不是很尊贵，百姓不是很卑贱。哪里只是官员和百姓呢？即使是君主和百姓也是如此。那些民主国家以及君主与百姓共同执政的国家，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君主专制的国家，凡是所有的举措，一定要看议会的意见来决定听从或违背，君主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而且限制以有限的俸禄。从他们国家百姓的角度来看，似乎说：君主是什么人呢？不过是吃我们众人的俸禄，来替众人办事的人罢了。所以车马仆从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于常人的，如果是王子则直接与平民等同。君主不是很尊贵，那么官员就更可想而知；百姓不是很卑贱，那么情意就没有不能通达的。这就是西方国家的政令之所以容易推行，而臣民之所以可以任用的原因。如果中国则是殿堂高大、屋檐深远，帝王坐在装饰华丽的座位上尊贵至极，数路马的人被杀，盗窃陵墓王者的人被处死，触犯名讳的人被罢免。效法这种高高在上、隔绝民情的做法，使得民情被堵塞，不能上达天听，而大小官吏得以在其中窃取威福，结党营私，施行欺诈，百姓不堪其虐待，弱者流落沟壑，强者流落成为盗贼，社会不能长治久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是君主与百姓之间，中西不同的第一点。西方国家的子弟在二十岁以内，看他们的资质所接近的，各自到学校学习，年龄超过二十岁自然能够自立，父母就不再照顾他们。凡是个人所有的财产，死后要么归公家，要么赠给伙伴子孙，不能得到丝毫，所以子弟从小没有失学的，壮年没有失业的，绝对听不到有争夺财产产业的诉讼。中国则是积蓄财产留给子孙，不怜惜为他们做牛做马，而子孙倚仗有遗产，不想自立，以致骄奢淫逸，富人反而变穷，穷人导致无法谋生，势必作奸犯科，不顾王法，不畏天理，推究其由来，都是因为子孙惯例得到父母遗产的缘故。假使用西方的风俗来施行，哪里会有这些弊端呢？这是父子之间，中西不同的又一点。西方国家女子不足够进入塾馆学习经营业务，与男子相同，各国都有女塾。女子长大后，自己选择配偶，因为她读书明理，所以虽然男女混杂相处，眼睛不涉足非礼之事，也没有所谓的嫌疑。凡是继承爵位经营商业，都与男子没有不同。常有夫妇二人各自设立商号，分开门户的，她们看到中国女子生活很痛苦，而且深居闺阁，既没有学识，又没有经营业务，自然安逸就想淫乱，导致多有不合礼法的事情。前人所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大错特错。近日西方国家的女传教士创立天足会，想要警示中国的陋习，用意很深厚，无奈中国女子缠足一事，权力操之者难以禁止，想要革除这个弊端，必须先设立女塾，使中国女子都能读书明理，而后日后女子才足以把缠足作为痛戒。这样成效应当在二十年后，断不能突然期望在今天实现。这是男女之间，中西不同的又一点。举出这些主要方面，这里可以由此推知其他。总之，今天中国如果效仿西方风俗，是想矫正周朝末年文采过盛的弊端，向上追溯夏朝忠诚、商朝质朴的遗风，如同逆水行舟，其势有所不及。假使说能做到，或许是返璞归真，归诸天意，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啊。

北海东京风土考

北海是一个港口，是海南穷苦愁苦的地方。那里的风俗朴素，地方低洼潮湿，房屋狭窄，土地贫瘠，食物除了鸡鸭猪外没有其他品种。听说去年一年，到达港口的船只只有一百二十艘，入口的货物以布匹、棉花、杂货居多，那些船都是由澳门开来的。出口的货物则以油、糖为大宗，其余则是牛皮、牛油、桂圆干、爆竹、瓦器居多。前往那里的华人实在很多，大多雇佣华船，很少雇佣

译轮船。该港口距离廉州七十里，当时常有廉州人载货到此贸易，但当地土著与西方人依然像冰炭一样不相容。西方人想购买土地作为经商打算的，颇为困难。港口土地夹在两河之间，过去是田野平原，修筑成市场后，仅有一条街道，房屋相对，屋檐相望，地势非常狭窄，上面盖着茅草棚，下面紧邻河岸。土特产中以大米为大宗，丝、锡、漆、铜、油等次之，但这些多由内地运来，距离很远，到达港口发售的货物，大多是从海防运往安海的。安海就是东京（今河内）的都城，城里只有官兵居住，房屋用砖瓦建造。向来贸易清淡，但因其地紧邻海南，衰败则相互影响而衰，兴旺则相互影响而旺，道理本如此。近来在此经商的中国商人日益增多，当地土著商人日益疏远，成年男子则沉迷于鸦片而返回家中，由妇女主持店铺事务。距离城池不远有一座煤山，附近山的左右都有山，多出产五金矿产。该港口由法国管辖，中国人进入其内地毫无阻碍，凡是贸易、购地、建房都听任其便，而西方人则不能如此。安海的地方官员与西方人格格不入。至于安海的土著男子相貌大多不美，而妇女则极其美丽，男女必定用药染黑牙齿，俗话认为“犬牙”是白色的，人怎么能效仿狗呢，所以染黑以作区别，实在令人捧腹。风俗喜好游手好闲，不修边幅，往往蓬头垢面，又以偷窃为常事，欺骗成为习惯，妇女不以贞节为崇尚，即使在白天苟合，也毫不觉得羞耻。只是土产食物价格尚且便宜，港口中有河流，水浅且小，大船不能进入，只能用小船出入运货。从安海可以到达河内，河内也属于法国，有领事及海军西方官员统领百余名士兵驻守。城中居民约两万余人，街道宽阔，房屋相对而居，路上遍地泥泞，风俗中只有官员和绅士才能穿鞋，平民都赤脚行走。土著店铺中陈列的物品远看五光十色，走近看则各物都不是珍贵之物。风俗崇尚质朴，其技艺多以镶嵌云母为业，做工颇为精巧。只是木匠则非常笨拙。风俗嗜好狗肉，烹调烧烤，罗列在鼎中。嗜好者路过便大嚼，吃得津津有味。妇女督促女红非常勤勉，见到客人也优礼相待。港口中没有井，取水汲注则从河中取用。妇女肩挑，临河取水后返回。长安水边多佳人，这里也不过如此。所穿衣服，风俗崇尚青黑色，头上用青帕包裹，头发盘在头顶，结成一个高髻。远看很难分辨男女。室内没有椅榻，只在中间放置一张长桌，光滑可鉴。寝食都在此进行。居民极其勤俭，土地适宜种稻，又适宜种植咖啡、甘蔗、薯、芋。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资本有限，而收获甚丰。小康之家的人称这里为乐土了。

译日本名胜风俗考

横滨港口的左侧，雪山高耸，山顶略微平坦，形状像斧头；右侧火山烈焰上冲，高达万丈，几乎有与泰山、岱山齐大的气势。虽然还未进入港口，已远远知道这里是炎热之地了。该港口以西方人的贸易最为繁盛，东瀛贸易之地，大概以此为首屈一指。听说过去这里本是荒野郊区，如今却变成了乐土。港口西边几里近处，是谦仓赖朝的旧址。考证中西历法，赖朝与中国朱熹同时代。谦仓霸势环绕，虽然山势不高，但山峰呈现出无穷的气势。林木苍翠茂盛，当地人常说这里的形胜，与朱熹发祥地的山势相似，一个是伟大的儒者，一个是道教的辅佐者，地灵人杰，确实不是偶然的。赖朝遗留的画像、字帖、盔甲、刀剑，一一还在，游人无不拿来玩赏。他的居所虽然雄伟华丽，也相当壮观。甬道长达三里多，两旁遍布松杉，苍翠如画。前面是拜跪山，山被大海环绕，形势非常壮丽。过去日本诸侯每年在这里聚会一次，距离不远的地方有大铜佛。佛像高三丈多，没有宝刹，只是合掌跌坐在山林下。游览此地的人，即使很远也能远远看见头顶的圆光。听说这尊佛是东洋庄严法像中的三尊巨佛之一。佛腹大如小屋，里面建有一座阁楼，背后开了一扇窗，通过梯子登上阁楼，纵目远眺四周景色尽收眼底。几年前有法国商人备足资金想向地方官购买，后被日报劝阻，大概是认为古迹不可毁坏。距离横滨西南不远处是杉田牛头山寺。寺庙非常古老，有一棵古梅树，高二丈左右，主干挺拔健壮，旁边的小枝竟如杨柳婆娑，满地花色淡红颇有白雪胭脂的风致。春天游人到此饮酒赋诗的人几乎没有空过一天。寺内的梅树以百计，古时所说的梅龙尚不及它。东京距离横滨五十四里，乘坐火车，超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东瀛雄都。其规模大约比广东的广州大几倍，四周古木参天，森然有护卫之意。街道宽阔，居民繁盛，海边有七座炮台，但战舰仍可直达城下，如果不参用水陆并守的方法不足以谈论防守。东京的博物院、文部省、陆军各兵房以及各衙门壮丽可观，即使德川将军的家庙也极其巍峨辉煌。其庙前中后三座，庙后紧挨着高冈，古树苍翠，时常拥簇着云岚。酒楼以上野精养轩为最，效仿西方方法建造，皎洁异常，在其中买醉的人如同在雪窖中饮酒。楼前莲湖广阔数十亩，所谓荷花世界、藕丝乡，没有这样宏大的规模。楼后是观音堂，堂中放置一面照心镜，是礼佛者拜跪的地方。堂建在小冈上，古木成林，几乎遮蔽天日。每年三月樱花盛开，游玩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按樱花土名杀姑剌，与中国的樱花不同，花有红、白、淡红等色，红色的像桃花，白色的像梅花，只是它的花比桃梅大几倍。树高数丈，花开成球。这种花东京常有，只是以向岛为最多，一望十数里，长堤环绕种植，左边是清溪，右边是茶亭酒舍、花圃鱼池。每当春天和煦，士女盛装前往游玩，不绝如缕，确实是乐境。东洋的风土，妇女则有郑卫的遗风，男子则有六朝的积习。所以性好游逸，但风俗有与中国酷似的地方，如街上卖东西与卖豆腐的声音酷似广东东部，挑夫负重极声高叫酷似上海也是。其与中国迥不相同的地方，如木匠用刨，中国则是刨出而日本则是刨入。理发匠用刀，中国则是剃入而日本则是剃出。如剃前边头发则匠人站在后面，剃后边头发则匠人站在前面也是。国中人士通晓汉文的很多，如《而艮斋文集》、《赖山阳明较日本外史》颇有史笔，但也有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如物品用“御”字，中国只有对皇上才用，而日本则无物不用御，如客店则写“御泊宿”，大概日本所谓的“御”相当于大，然而未免轻用了。“龟”字到处都用，即使车夫的衣服也背负一个大“龟”字，大概因为龟是四灵，如唐代陆龟蒙、宋代王龟龄都不嫌以龟为名吧，然而未免过重了。国中贸易，出口货少，进口货多，所以当局想加入口税，而免除出口税，也是理财的一种方法。近来设立国会，每年各府会议国事，该国的府其职权与中国巡抚相仿。兵差身材极短小，恐怕不耐劳苦，难道是取短小而精悍的意思吗？日本人老少都喜欢围炉，患眼疾的人极多，大概是熏灼日久，眼疾由此而来。日本花除了瑞香外，其余没有香的，即使兰花到此也失去了王者之香。妇女的头髻服式是中国古时装束，尚能改屐为履，而下体加穿一条裤子，才尽善了。男装也是如此。只是男子现在改穿西装，但有改头而不改脚的，有改头改脚而不改身的，种种参差，实在不是雅观。日本人志向虽然雄大但器量小，好恶无常，理财术疏。现在步武泰西以为雄，所以屡次窥视高丽，想实现其鸿图式廓的意图。而评论者认为如泽之麋，

译披着老虎的皮罢了。强大与富裕互为表里，日本人喜好安逸而不善于经营生计，富裕从何而来呢？国债已经累积到三百多兆，每年支付的利息也不在少数，再加上理财缺乏方法，民间不善于积蓄，所以政令虽然在上层推行，百姓却不知道该如何遵从。对于富强的根基，我不敢深信。然而如果能效仿西方各国，也不可过分指责。国内设立的书院多达三万多所，将来学业有成的人，必定会有可观的成就，也不要因为国债多而贸易少就忽视他们。

译日本气候风俗考

日本气候深厚，东海道气温和，函馆以西春冬多风，其东路陆地也是如此。东山道则霜雪早降，岩代以北冰雪凝结，直到春天也不融化，两羽之间风力尤其猛烈，时常有掀翻房屋、拔起树木的情况。北陆道也多风雪，冬日寒暑表下至冰点五六度，夏日未有过五十度的，因为那地方超过温带十数度之故。山阴道冬天积雪常有五尺多高，而南海道则终年炎热，不是山深处不能积雪，夏日熏蒸，人多喘息，只有夜间必有风，所以中暑的人很少。西海道与南海相似，更南边的各国酷热尤其厉害，转到北海道则又寒气凛冽，东北极边之地，不是盛夏酷暑没有穿单衣的，入冬大雪封门，道路阻断，必须等到明年五月雪消花放，行人才能往来。八道中只有畿内、山阳两道气候温和，寒暖得当，其余则偏南偏北，常常不能平衡。

风俗第五

日本先世风俗荒陋野蛮，无需烦琐记载。自从隋唐间通中国以来，宫室衣服大多模仿王者，那些小民所居则都以木板为屋，庭院中多栽种花草，室内铺茵席而没有桌椅，男女杂坐席上，呼唤僮仆拍手则应，有终日听不到日声的。衣服或布或帛，都是大襟大袖，女子加长曳地数寸，上面绘花卉，大腿没有惟幅布，脚穿短袜，踩木屐，间或有穿丝履的。全国男子须剃额间发，留两鬓至脑后寸余，挽成发髻，长了就剪掉。女子结髻戴笄簪花敷粉已嫁者多黑齿画眉以作区别。民间学术工艺颇同中土，性情则东海道的人多疏通敏慧，其中属甲斐的强而险，属东京的侠而浮，常陆的武而固，只有上下两种颇多良善。东山道的人虽说朴厚，而信浓、上野之间多见武勇顽固，岩代以北更觉蠢笨强悍，大概也是北方的强悍吧。北陆道的人除在加贺的多固执外，其余尽皆纯良，与山阴道的温顺而近狭隘，山阳道的懦弱而多文，说他们是善类大概不假。此外只有南海道稍为温厚，所属阿波、赞岐更觉宽大，虽然土佐的风俗涉及武健，大概也不妨害其为艮卦之性。至于西海道的刚暴狼戾，北海道的强悍椎鲁，除萨摩、大隅、肥前、肥后、长崎五国外，那国也以乱民对待他们，不可治理。于是改革以来，多效仿西法，神佛两教削除殆尽，天主教信奉的人多，固不特衣服、言语之微小而已。虽然朝廷遗老、乡曲逸民与不得志之徒仍有敦古处，谈汉学，固执自守，想以此矫正众人，众人也讥笑他们，不以为然。大概日本虚悬海中，民生其间，强健有余而精明不足，今虽通商中外，崇尚西规，无奈其民只有畿内数属心思稍密，东西二京眼界稍宽，其余都是庸碌无能为者，大概也是山脉国俗有以使之，非朝夕所能教化而改变之也。

户口就其近者记之，明治五年查阅国内户口册，共为户七百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七，人口三千三百四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其中东京府户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三人口五十九万五千九百零五；京都府户六万三千二百一十七人口二十三万八千六百六十二；大阪府户七万八千七百八十九人口二十七万二千六百六十二。统计不及中国十分之，也正好成为岛国罢了。

租税之数，明治七年大藏省土地租总账共计米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八千六百石银一百三十万九百圆。其他关税、铁路、电信、制造各余利，车船、牛马各项券，杂器零物各税项，岁收入约五千余万圆。而其支出者，有官俸，有兵饷，有雇役，有器械，有营造宫室，有整顿县国及其他费用。一年之中，以收入抵支出，常形不足。唉！这以区区小国而欲争衡上国，螳臂当车何其君臣之不自知量也！

印度国俗考

英国五印度疆域民俗散见于诸书，固不难按籍而查考。近阅《清心书院花图新报》记载有《印度国俗考》一则说：印度全土在亚细亚洲的正南，有广土突入南海，名叫印度。《汉书》称为身毒，又称天竺又作忻都，又曰痕都。那地方南近赤道，炎热特别厉害，国人身体头脸都黑，惯例用白布裹头，耳挂金银圈，广东人呼为小白头国。那大白头国则是波斯，自古不通中国。东汉桓帝时，天竺国使者由南海重译入贡，渐渐通中国。当时波斯王大利乌方强，曾杀其王而置官治理那地方，令统其人。唐时亚喇伯回部最强大，屡次侵割其境土。宋太平兴国时，有僧归中国，带有没徙襄王之书，翻译其语说：“近闻支那国内有一明王，

译至圣至明，威力自在，每每惭愧自己薄幸，没有机会朝见拜谒，只能遥颂圣上起居万福等语。」其中所说的支那，就是中国。如今西方语言仍尊崇其音，称为差那。元太祖兴起于蒙古，尚未削平金朝，就先开拓西方领土，从印度西北部向南进入中原，征服了中印度全境，全部纳入囊中。明朝永乐年间，印度使臣前往中国京都朝贡，此后便不再有使者到来。嘉靖年间，撒马尔罕的别部莫卧尔攻取中印度建立国家，国势强盛，伊斯兰教大兴，佛教逐渐衰落，各部无不归顺。时间久了国力衰退，时常发生冲突。宏治八年，卜卜牙航海到达印度西南的孟买，开港建城，通商致富。荷兰嫉妒他们，用兵船攻打此地，建立埠头，设立公班衙，独占利权达数十年。我朝康熙七年，英国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国购地建馆，修筑炮台，设置埠头，贸易日益兴盛。乾隆二十一年，孟加拉国酋长嫉妒他们，囚禁其人民，毁坏其房屋，威逼到了极点。英国人愤怒，率领大军压境，于是驱逐了酋长，乘胜兼并各部。各部合力抵抗，但人心不齐，不久便纷纷溃散。从此印度全境都归英国所有，能够自保的仅占十分之一二。英国人在沿海建立了三个埠头：叫孟加捕，叫麻打拉萨，叫孟买。孟加拉国位于印度东北，其都城叫甲谷，又名加尔各答，建在强其河之滨，馆舍宏大宽敞，街道笔直，护城河深广，城墙坚固，楼台洁白如积雪，园亭美丽如散开的锦缎。轮船帆船到达，商货云集，英国人在此设立总督，统辖全境。其文臣自幼来到印度，学习方言，官阶逐步提升，俸禄丰厚，这是惯例。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居民分为四等：一曰僧，二曰兵，三曰商人，四曰役人。四等人互不交往，互不婚配，如果有杂婚的，父母厌恶，亲友疏远，民众抛弃。因此印度人民认为这很不方便，却无可奈何。至于强其河，佛经称为恒河，僧众愚弄国人，称其为圣江，江滨建有一座寺庙，声称人只要进入其中洗浴，就能洗去一身罪孽，即使遭遇鳄鱼吞噬，也不可避免。佛自能赐福。又说将子女投入河中喂鳄鱼，则佛赐福无边。又用一辆大车，装载若干泥塑偶像，左右排列，旗帜飞扬，数百人抬着前行，唱歌奏乐，最为热闹。凡经过之处，土人将子女投入车轮下，任由碾死，更有自己投入车辙而死的，这叫苦炼，即可升天。其中最能忍耐的，是丈夫死后妻子殉葬。其法先在野外堆积柴薪，将丈夫尸体放在上面，点火焚烧，妻子则穿美衣，饰珠宝，绕火行走，看着也痛哭哀悼。尸体将化时，妻子便摘下珠饰分赠亲近之人，然后跳入火中，众人都称羡。现在凡属英国管辖的地方，都已严行禁止了。凡此都是佛教的异端，丧心病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人们为何执迷不悟而皈依佛教呢？

译俄国风土人情述

近来俄国与土耳其交战，胜负参半。有西方人士根据所见所闻，详细记述了俄国的风土人情，都是近代人们乐于听闻的内容，翻译记录下来以公之于众，供同好者阅读。其文大略如下：俄国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北边连接北冰洋，南边以里海、黑海为界，纵横数万里，全是平原，中间少有名胜之地，所以西方人游历很少到达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赏心悦目的。各地语言政令不一，比如芬兰这个地方，虽然多使用瑞典语，俄国没有议院，唯独芬兰有，议员分为四党：一党由世袭贵族公举，一党由城市居民公举，一党由乡村居民公举。有事就在议院会议，平常事件如果三党同意，一党反对，就可以照行；如果是大事，则四党都说可以，然后才确定。所使用的货币，征收的关税，都与俄国不同。因为此地原本属于瑞典，嘉庆十四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侵犯其地并占有，将其纳入版图，户籍虽然改变但政体未改，所以俄国沙皇在芬兰不称王而称大公，是遵循其旧制。波兰地方的风俗也与芬兰相似，波德克这一角落，原本由德国人开辟，聚居成族，近来虽然长久隶属俄国籍贯，仍然以德国人自居，也可以看出风俗转变的不易。况且俄国崇尚希腊教，芬兰的德国人则崇尚耶稣教，波兰又崇尚天主教，想要让他们统一，不是很难吗？查考宗教兴起，本是一体，东晋时罗马人分为东西两部，西部为罗马都城，有监督总统，渐渐地声势日益壮大，于是自称教王，这就是天主教；东部为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土耳其，当时城中虽然有监督，但听命的人不能统一，意见不一，于是称其教为希腊教。至于耶稣教原本在西部，明朝嘉靖年间，当时反抗教王的命令，于是又自立，这就是天主教、耶稣教、希腊教分开的缘由。俄国新都在康熙年间建立，名叫圣彼得堡，城墙坚固，房屋华丽，宽阔的大道，五匹马可以并排奔驰，克里姆林礼拜堂尤其宏伟壮观。其旧都名叫莫斯科，离新城一千二百里，有铁路相通，早上出发晚上到达，只是城墙房屋远远不如新都了。新都之外，是克朗施塔特港口镇，凭借炮台的坚固，即使万国九州也没有超过它的，各国铁舰遇到有事的时候，都不能通过这里，这是明显的证据。俄国在建立新都之初，土地不过五千万平方里，人口不过一千四百万，到咸丰七年土地则六千九百万平方里，人口则六千四百万，民众日渐富强，可以说很快了。有人担心其地广人众，种类不一，容易生变，恐怕不能长久享有其国。然而国内人民，同类者占十分之八，异类者占十分之二，不至于有意外的忧患。只有波兰一区，将来或许有蠢动。幸好其地由奥地利、德国、俄国三国分治，即使背叛俄国、德国、奥地利，也必定会协助剿灭，不用担心。又旧都接壤处，有特罗伊察，希腊教人多在那里，出家丛林古刹，不亚于杭州的天竺寺。有大钟两口，一口重五十吨，一口重三十吨，敲击之声数里可闻。祖师名叫巴西尔，以长斋为主，跟随其教的人也多阳奉阴违，并非完全断绝五荤。又有地在国家东部，名叫伊尔库茨克，每年大举互市一次，各国商人都乘船而至，相互贸易。这是俄国风土人情的大概。

马达加司加风土记

马达加司加也叫马加岛，在非洲东部海中，单独成为一个岛屿，现在一半被法国占有。该岛虽然没有教化，但比起非洲内地则略胜一筹。土人也分族类，总酋长之外各有小酋长。所有风俗大体相似。地位尊贵的是五家办事的人，称为贵族；其次寻常平民，称为良友；再其次是奴隶奔走的人，称为贱族。三族地位相差悬殊，良族可以成为贵族，只有贱族则永远为下民，不能置身于显贵之位。起初各族自有酋长，各管其族，无奈好胜之心不能消灭，于是商议选举酋长中才德兼优者为酋长中的总理，名叫总酋长。自立总酋长之后，各族酋长的权位稍减，久而久之总酋长于是自命为雄，各酋长遵守其约束，如同百官对于君主，不可稍有违背。世代相传，形成牢不可破的势力。于是制定制度，分设官职，颁布成法，端正服色。称继任酋长为王，众酋长为爵，酋长以下皆为司官。王使用君主的衣服，大红伞，红缨；爵酋使用小红伞，红缨；其下都没有红伞，即使在大酋长也不过青盖张头而已。王墓有隧道，有石室，有华表，极为华丽，其余墓制依次递减。良族平民葬后仅掩石块，贱族则以入土为安而已。良族又分兵士、平民两等，贱族也有三种：一是良族犯罪充发为奴，如中国的三姓家奴；二是俘获的敌人；三是非洲的黑人。习俗劝勉农务，多种庄稼，不仅平地栽谷，即使山岭高处也层层围筑稻埂，山水涨发时蓄积停留，稍微遇到天旱也可以滋润培育，只是久旱

译其余的田地则庄稼枯槁了。耕地不使用农具，只用鸦嘴锄，耗费的人工颇多。当地人吃肉的很少，常常用米饭充饥，佐以蔬菜，日常饮食极其简省，也很少吃麦子，不必花费万钱来下箸用餐。从事的工作，包括织布、养蚕、制造金属器皿以及日常所需用品，所出产的丝绸和布匹价值昂贵。平民的房屋内都用红泥做墙，红泥抹面，或者覆盖茅草；贵族的房屋用木头支撑，上面使用砖瓦，只有君王才有宫殿，美丽壮观，非常坚固。该国不崇尚神道设教，所以没有寺庙的景象，祭祀神灵的典礼，虽然也知道有天主，却不知尊崇，只敬奉祖先，时常追祭祖先。有时把蠢笨的石头说成是圣灵依附之处，有时把荒凉的地方说成是上天赐予灵气的地方，往往筑起祭坛宰杀牲畜，召集众人环绕叩拜那神灵来祈祷，也崇尚巫术，有专门从事此事的人，妇女和儿童不明事理，都深信不疑。年节中以新年最为重要，每逢岁首，大家都停工休息，结队嬉戏游玩，并且宰牛沐浴，祭祀他们所信奉的石神，祭祀完毕后，然后宴请宾客。其次的大节最为可笑，因为国内有舍身阉割的习俗，每两三年国王下令在全国，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举行这种仪式，认为人生在世都被情欲所拖累，如果把生殖器割去，那么这颗心就会坚忍如同枯木死灰，淫欲不再产生，可以在幽冥之乡获得极大的快乐。愚笨的人深信这种说法，常常愿意轻率地牺牲自己去做，甚至有被阉割后流血至死的。到了日期，男女都聚集在一起，男子被阉割，女子被幽闭，割去的生殖器存放在仓库中，或者自己收藏，留待后人纪念。凡是阉割的人都是人，国内有很多用高价交换生殖器回来供奉在室内的人。国人性格凶悍，喜欢攻战，尤其喜爱奸淫，在荒野田间采兰赠芍，互相调笑，不以为奇怪，而乱伦的风气到处都有，廉耻之道丧失，习以为常，简直连禽兽都不如。然而习俗虽然淫乱，但街巷中的侠义之士颇有忠义之气，如果遇到不平之事，就胡须戟张，拔剑相助，不顾性命。而且民间体恤贫困、尊重老人，大义值得称颂，善于与人同心，真是当仁不让。度量又豪迈旷达、讲究礼节，谦虚鸣谢有孟尝君爱客的风范，没有李斯逐客的命令，每当贵宾到来，就用笙簧酒醴和礼物迎接，摆设水陆宴席，务必尽到整日的欢乐才停止。习俗中虽然有奴仆，但不强行制服，只求服役没有差错，就当作尽职的人。主人不苛刻对待，这是几十年前马加地区的习俗。现在欧洲人先到达那里，天主教和耶稣教的教化大行其道，国王和执政的官员都归入教内，所以都反省自身修养德行，洗去旧习焕然一新。虽然内地还有很多未受教化的人，但上面有向善的风气，下面就有承袭流风的效果，从此多方面教化引导，那么几十年后昔日的恶习将一扫而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