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内政部五　育才

译名声和利益，本来就可以独自掌握，名声也可以独自享有。像这样，难道还有人不会奋发努力吗？这也是中国应当效仿并实行的。

第一，应当多设立学校。从乡学、党学到国学，中国的学校制度也非常严密。然而，在西方，无论何种学问都有考试，商务有商务学堂，医生有医学学堂，那些不能贸然进入社会的人，正是因为学堂众多。也正因为学堂众多，全国百姓对于天下各国的风俗物产无不研究得精深透彻，而运往各港口的货物大都能容易销售获利。我们中国却不是这样，上面没有督促责成的命令，下面也缺乏创造的能力，即使有制作精巧、引人注目的东西，也不能持久。现在如果革除积弊而推行新政，考察研究制造，重视商务，考取后发给凭证，如果有创造新机器而无力举办的，允许由国家资助。如果能够这样，我们难道不能迎合西方人的需求，以收回以往流失的利益吗？

第二，应当重视医学。医学的衰败在于不进行考试。中国自古以来，医生和巫师并列，排在九流之中。西方却不是这样，我曾询问西方人，他们说凡是学医的人，除了识字读书之外，必须潜心学习十年或二十年，才能有所成就。医学分为两科，一是制药的医生，二是临症的医生，这两者也必须考试名列前茅，国家颁发银牌，游历各大医院，确实有所收获，才能在市场上行医，以应对病人，否则不能行医，即使行医也没有人理会。中国的医生大半都是读书不成、经商不成，于是取市井上售卖的医书一两册，诵读一年多就进入社会，他们应酬攀附的能力必定比医术强百倍，才能生涯广阔长远。他们的药方必定轻描淡写，没有一种关系重大的药，吃了没有益处，不吃也没有损害，这才算是好药。其中偶尔治好几个人，就自我夸耀，传说或者在报纸上登广告，好像卢医、扁鹊都不能望其项背。这类弊病不一而足。医学这一道，关乎民众生命，怎么可以与下流之辈并列？所以中医也应当重视，与读书人一样，由国家考试，多次名列前茅而又多所游历，见闻开阔的人，才准许行医。医学也分为两等，否则有良医而没有良药，如现在的药店全不讲求，还怎么能起死回生呢？

这几件事都是中国今天最紧急的事情，应当立即实行。实行久了，才能人才辈出，这样国家运势蒸蒸日上，各种事业都能兴起，对外抵御侵略，对内治理国家，都有不可破坏的基础。以现在来推测，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为什么没有来得及呢？想到这些，这就是草野下士不能沉默不语的原因。

译储材论

在当今时代谋求根本且关键的策略，大概在于培养人才吧？从前先王知道百姓不能没有教化，教化不能没有秩序，于是兴办学校来教导他们：叫做辟雍、成均、泽宫，这是太学；乡里设立庠，州里设立序，党里设立校，这是小学。诸侯国都设立学校，环绕水面如半壁形状，叫做泮宫，这是国学。这是设立学校的制度。国学所教导的，从王世子到百姓中的俊秀之才，都能参与。由师氏教导三德三行，由保氏教导六艺六仪。有诗书礼乐，来拓宽他们的见闻；有干戈羽钥，来调和他们的血气；有大司乐掌管教导，有乐正、大胥、太师分担职责。每年入学，中期则考核：一年考察离经辨志，三年考察敬业乐群，五年考察博习亲师，七年考察论学取友，这叫做小成；九年考察知类通达，强立不返，这叫做大成。这是造就士人的大要。乡学所敬重的，是人生八岁进入小学，教导家庭长幼、洒扫应对进退的小节；二十岁进入大学，教导六德六行六艺，先圣礼乐，君臣上下的大端。他们用来养育和教导的方法，既没有不周全的；他们用来提升和进取的方法，更没有混乱无序的。大概自古建立学校，没有比周朝更完备的，而得到士人的盛况，也没有超过周朝的。周朝时，内部有国子的选举，外部有诸侯的献贡，于是贡举的名目由此确立。然而都是在平日以德行、道艺教导他们，然后才向王廷贡举，起初并没有所谓设立科目比较技艺的事情。自从汉朝设立科目以来，条目纷繁，不知有多少，而科目的名目由此确立。大体上从汉朝到隋朝以前，只实行孝廉、秀才的科目；从隋唐到宋明，只实行进士、明经的科目。等到博学鸿词的名目确立，就崇尚文章而不考核行为了。等到用经艺考试，用时文规范，那么所崇尚的就都是无用的文章了。用帖括选取士人，所选取的究竟有什么用呢？然而明朝初年三场的制度，虽然有先后但没有轻重之分，不是闭门苦读十年，读书千卷，不能具备这三场的能力。所以自从明朝直到本朝初年，所获得的人才不少，治学的士人拖延至今，大抵以剽窃为能事，以声调为珍贵。士人从事于学问的，除了诗文小楷之外，绝无其他长处可取。人们所看重的士人，是因为他们学成致用，本来就要熟悉当世的政务，而为国家所用，本于幼学而成壮行，以家修作为廷献，正如《易经》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推行它叫做通，举而施之于天下百姓叫做事业，这些都是士人的分内之事。现在却务求空疏而不求实际，把有用的心思，有限的岁月，都消磨在无用的地方，致使中国事事不如别人，大概不能不叹息教养不得法，而取人未得道。古代学校教导人的方法为何如此详细且完备，所以上古人才出自学校的特别兴盛。自从学校变为书院，那么现在的书院就是古代学校的遗意。如果能像胡瑗那样分斋设课，以实学经济互相砥砺，务必成为有本有用的学问，那么在学校衰废之余，有能弥补其缺陷，造就人才，固然要依靠书院。无奈所崇尚的都是帖括之学，虽然有书院，最终不能收到得士的效果，这不是书院不足以养育士人，而是经营书院的人，其制度有未尽善之处。方今天下中外相通，心思才力并非他们聪明而我们愚蠢，他们灵巧而我们笨拙，而他们的人才技艺特别突出，中国却望尘莫及，这是教养得失的缘故。

我曾经默默观察，西方国家的书院规制，循循善诱，有条不紊，确实与中国古代学校的方法相去不远。目光短浅的士人，高谈唐尧虞舜，铺陈宣扬夏商周三代，往往斥责泰西的学问为技艺之学，认为不足以相提并论，又何曾深入窥探时势的变化，而考察其本末呢！中国如果想要统合古今，融合中外，使积习发生巨大变化，百姓听闻不怀疑，不广泛设立西学书院就不能成功。中国距离古代已经很久，古代学校的制度必然不能恢复，不如就在书院的制度上增修而扩充，表面上明确书院的规模，暗中收取学校的功效。设立西学书院，确实是中国目前万不可缓的行动。京师是首善之地，四方观听所系，大书院的设立，自然以京师为宜。然而考察各国设立学校之初，先有小书院而后有中书院，先有中书院而后才有大书院。日本效法西方人，大书院的设立也是在中学生徒成才之后。大概九仞高的山起于一筐土，参天的大树始于方寸之木，学问的道理，没有不是由粗到精，由浅到深的。中国目前虽然有同文馆、方言馆等，但对于西学一道尚未深入窥探门径，突然之间想在京师建立大书院，好大喜功，终究无补于事。适宜于各州县先行设立西学小书院，小书院校徒成才之后，再在各省设立中书院，中书院校徒成才之后，然后才在京师建立大书院，以总其成。凡是经费的来源，以及教法的次序，班级的升降，都仿照西方制度。只是

译中国的传统成见尚未消除，内地腹地尤其存在隔阂。如果要在各州县同时设立西学书院，经费固然难以筹措，且根据民情来看，大多会遭遇阻碍。不如先在福建、广东、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风气已经开通的地方先行设立，这样顺应形势加以引导，筹款既容易，见效也迅速。

自古以来，擅长耕种的人不一定擅长纺织，擅长读书的人不一定擅长经商。一个人的心思才力，各自有所擅长，也各自有所局限。想要让一个人兼备各种长处，通晓各种技艺，往往会出现抵触不通的弊病。孔子门下的高徒尚且分为四科，可见在天下古今之中，寻求全才都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的。

当今欧洲书院的制度，门类分类区别，教育的方式各不相同，考核的标准各不相同，任用的规格各不相同，途径也因此多样。所以聪明智巧的人士都能根据自己的性情所近，各自选择一条道路来立足自立。这大概是深得培养人才的方法，与中国分科选拔士人的用意，正好相同。

用人的原则应当严格，选拔人的原则应当宽泛。上级按类别进行招募，下级按类别进行追随，那么无论巨细都不会遗漏，各种应对都能得当。如果只设立一个标准来选拔士人，那么除此之外的人都没有办法展现自己，不足以用尽天下的人才，这不是好的方法。

中国如果真能在西学书院方面大力振兴，用功名来招引，用爵位俸禄来重视，那么就不必废除八股文，不必废除科举，而聪慧灵巧的人士，自然能够转移他们的心思才能，从事于格致、气电、历算、测绘等某一领域，以求符合上级的喜好。像这样而人才不见日益兴盛的情况，大概是未曾听说过的。

当世的士大夫如果对此言有所感悟，那么就会言行一致，一改空洞无补的积习，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深深幸运吗！

译论储才

自古以来，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人才的兴起与废弃。当国家兴盛时，怀抱奇思异想的人才如云聚集，如影随形，听从上位者的驱使策动。因此，各种政务都能治理得当，朝廷与民间安定有序，这就是所谓在求才时辛劳，而在接受治理时安逸。等到国家衰败时，正直的士人隐退避世，奸邪小人充斥朝廷，纲纪废弛，上下颠倒，把蒙蔽上级当作能事，把粉饰太平当作美观，因循守旧，玩忽职守，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国事便不可问津了。

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代已经久远，降及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兴办蜃蛤鱼盐之利以达到富裕，推行轨里连乡的制度以达到强盛，其成效昭然可论。虽然有人用杂霸之道讥讽他，但考察他生平所施行的措施，尊崇周室，抵御楚国，功勋名声灿烂辉煌，确实是一代的人杰。大概自从王道衰微以来，霸业足以救世已经很久了。以管仲的功业，与西方国家的著名公卿相比，几乎可以与德国的卑士麦克相提并论。因为一个化解仇怨而提拔臣僚，一个从微末地位骤然获得提拔，虽然遭遇不同，但他们成就霸业是一致的。

大体上，统一的时代，没有外患的纷至沓来，即使有人才，也没有机会表现出来。四分五裂的时代，大国欺凌小国，强国兼并弱国，国家既然兢兢业业以抵御外侮为事，那么怀抱奇才的人都能乘时奋发。试看今天的欧洲，强大的各国互相牵制，几乎与春秋战国无异。那些所谓的名臣战将，功绩显赫，被世人称道的，大抵不离乎霸术。与春秋战国的人才前后辉映，然而为什么同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霸才不少，唯独到今天却不能多见呢？难道是上天生才厚于古代而薄于今天吗？还是暮气侵袭，怠惰之气中，庸碌之人纷纷并进，而杰出之人裹足不前呢？

人才生于天地间其实不少，屠夫酒徒中有才，农夫钓者中有才，深山密林中又有才，担心的是上位者没有方法提拔和造就他们，那么有才能与无才能就等同了。以我们中国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山川灵秀所凝聚的地方，难道没有盖世英雄奇士出现在其中吗？而平时造就没有方法，就无法收到铅刀一割的效用。唐太宗以诗赋选拔士人，却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他的用意可知。明太祖沿袭他的旧智，以八股文选拔士人，想要使天下的英才都沉没在陈言故纸中，从小学习，到老也不知道尽头。有人说他的深心秘计，简直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无异。这话虽然不免过激，但颇有至理存在。试问诗赋八股，即使登造极，果真能符合世用吗？虽然说书生中也有将相之才，如明朝的王阳明，近时的曾国藩，都是以书生而建大勋。然而这种奇才，实由天授，不能以此概括科举中人。

总之，国家赖以立足的，只有人才。关系既然重大，那么培植和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可不在平时预先筹划，以备日后之用。今天与古代立国的形势不同，储才的方法也不同。即使尧舜汤文生于今日，也不能不略微改变方法。国家赖以自立的，不外乎富强二字。西方育才的制度，分门别类，条理井然，扼其大要，无一不以富强为务。比如商学、艺学、矿学、兵学、自然科学、制造等学科，国家特设专官来综理，奖励勤奋，黜退懒惰，稽查严格，因此能使有志之士奋兴鼓舞。其中有人能自造一器，对实用有裨益的，就给予文凭，准许其专利若干年，不许他人仿效，于是使人皆知奋不惮，殚精竭巧，希望获得厚利而享受隆名。这就不奇怪其制作日新月异，利源日益深厚了。

至于军事，尤其视为安危之所系，不惜以全力投入，所以对于船械的制造，操练的方法，详细研究，必定要求有以胜人而后已。凡是西方国家盛衰，无不于富强决之。而考察其所以能致富强的原因，则无不于储才基之。中国有可以富强的道理，而近年以来，与他们贸易，我国货物出口之少，不敌他们货物进口之多，以堂堂大国，竟然被区区日本所藐视，这是对于富强二字，尚不敢自信。然而见兔顾犬，亡羊补牢，趁现在图谋，尚未为晚。考试是储才的要道，与其墨守旧习，率领天下之人而同趋于无用，固不如稍变其制度。试以有用之学，武试尤其应当舍弃弓矢而专尚枪炮。如有熟娴操法之人，就应当破格提拔，以备干城之寄。文武两途，不可偏廢，只重文而轻武，那么怀抱奇思异想之士，谁肯以习武自见呢？所以想要武备日有起色，必须文武并重，不稍歧视，而后人才为之奋兴，国势因而强盛。

此外工艺商务也应当各辟一门，使民众中的优秀者各就性之所近，孜孜不倦地研究于其中，行之既久，成效昭然，又何必担心国家不富呢？既然能以致富为自强之本，自然能以自强为保富之谋，二者固然是相为表里的。而把握要点来图谋，又应当从培植人才开始，人才既充裕，措置可以从心，又何必

译这是借异地之才啊！

译论储备人才必须力求核实

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把得到人才作为首要任务的。所以尧以得不到舜为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忧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治理天下依靠的是人才；而能够得以获得这些人才的，则在于平日里预先储备，这样在临时需要时才能见效。从来没有仓促间寻求贤才、在风尘中相遇就能立刻得到真正的人才并加以任用的。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就总是捶胸叹息，哀伤国家栋梁不被重用，感叹办事无人。唉！这难道是真的真正的人才难以得到吗？也是在于求才的人不在平日里预先储备，致使奇才异能之士掉头不顾。那些攀附钻营谋求晋升的人，则都是伪才而非真才。世间没有真正的伯乐，千里马怎么会轻易出现呢？我曾观察时局，看到社会动荡就知道人才与国家，实在有相互维系的关键。又曾经历世事繁杂琐碎，哀悼缺乏干练济世的人才，私下感叹平庸无能、营私误公的人祸害国家，他们的罪行确实多得无法计算。以中国人才之多，资质之美，何曾稍逊于西方人？然而一方禁锢蒙蔽日益加深，一方新的机运日益开拓，这难道不是储备人才的方法有善有恶吗？列举大的方面，有三点：一是考核只拘泥于成法。唐、虞、三代选拔士人以德行，周朝有宾兴的典礼，汉朝有射策的科目，唐朝以后才开始竞相崇尚科举，策论、诗赋，纷纷跟风。到了明朝用八股文束缚，则格律愈发卑下，真正的人才愈发沉沦不再出现。虽然其中理学、经世济民方面，历代不乏人才，终究是美玉藏在匣中，如果不经过拂拭打磨，终不能去除杂质而显露光彩。本朝崇尚科举，名臣重臣，间或从中产生，不能说科举中没有人才。然而像这样的人不过千万中之一二，其他从小学习，到老也不知道变通，计算起来多得如同恒河沙数。幸运的话文星高照，则秋风得意，在春苑看花，考中进士的人在禁苑翱翔，喜悦溢于眉梢；其次则接受部选，掌管文书，或者更捧着檄文奔波，出任县令，一旦授予事权，则以前只会诵读的人，到这里都无所作为。位列清贵官职的人以从容夸耀为事，吏部办事的人以奉行旧例为能，传达王命的人以谨慎称职为良，治理一隅的人以明干任事为贵。这些人自己看自己，难道不认为能胜任其职吗？即使上面的人看他们，难道不认为各自胜任其职吗？一旦有事变，则只有束手无策，国家之所以日夜勤求的，到这里却不能发挥一点作用，这难道不是只拘泥于成法的错误吗？二是保举完全没有真正的人才。古代乡举里选，就是保举方法的源头。但是古人秉性诚实，他们所举荐的人虽然未必怀有奇异的才能，超出寻常，然而他们的意图确实没有别的，那么用来赞扬称道的人，必定有一技之长可取。难道没有山林隐逸之士，怀才不遇，甘愿以泉石终老？而一旦遇到怜惜人才的慧眼，在风尘之外赏识，那么此人必定早上辞别草庐，晚上登上华屋。所谓高才异等、贤良方正的人，比比皆是。这是国家所以能收到得人的效果，而进贤的人也能获得荐善的名声。现在的所谓保举，我知道了。国家既然下诏求贤，凡位列宰相及部院名公、封疆大帅，既然遇到这难得的机遇，自然必定踊跃欢欣，各举所知，以报答求贤若渴的意图。然而荐贤的人平日既然没有在海内奇杰中留意物色，那么此时举荐以应诏，自然难以保证确实是千人中的英杰、万人中的豪杰。踌躇四顾，选中的人很难找到，不得已才以亲旧中稍有节操的，或者以著书立说自我炫耀的人取来塞责。对于治国安邦的谋略、拨乱反正的策略，茫然没有所得。曾何裨益于实用呢？更严重的，则以奔竞为能，以钻营为事，或者奔走于王公之门，或者攀附关键之路。甚至有求显达的人写一尺信为之先容的，开辟侥幸晋升的门路，扩大贿赂的路径，而人才从此不可问了。

三是：捐纳大大败坏官场常规。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重视名位器物的，所以能使怀才抱德的人各自奋发于功名。这其中实在有操纵的关键，鼓舞的妙处。然而不以才德选拔，而以财货交易，这简直等同于商贾的买卖。国家体制何由而尊贵？仕途何由而肃清？我曾见过世间的捐纳者。那些稍有家产的，志向不大，只希望捐得佐贰杂职。在省城则随班参见，站立端正；回到治所则开道鸣锣，夜郎自大，本来自以为是一时的荣遇了。更严重的，则竟有以数万两银子的资历捐至道府大员的人，起初不计算自己的才能优劣如何，遭遇顺逆如何，而一旦以利禄之心，便不觉方寸之间波澜迭起，醉里梦里，坐思行想，探听某处有美缺，若得署理数倍的利；若得实授，则获利更厚。几十上百万的资财，不难操券等待。等到如愿以偿，则气类相感，声势相应。凡是汲引的人，必定是铜臭熏人；凡是排斥的人，无非是清风满袖。自有此辈，而仕途遂

译可以讨论了。所以想要澄清仕途，必须先废除捐纳制度。捐纳制度废除后，官员的升降就不会像市场交易那样，激励和惩戒就能完全秉持至公了。储备人才的方法不得当，这就是人才不能涌现的原因。想要挽救这种弊端，有两个策略：一是设立学校以推广教育方法。人才蕴藏在人身上，就像玉石埋藏在地下一样。如果不是通过观察气色来寻找，抱着璞玉来剖开，打磨拂拭，去除杂质而显露光华，那么圭璧般的人才，也会与碔砆（劣质石头）一同腐朽，怎么能期望他们登上清庙明堂，成为国家的瑰宝呢？对于人才也是如此。人出生时，虽然拥有美好的才能，难道能自己达到成就吗？如果没有人教育他，最终也只会废弃罢了。虽然教育的名称相同，但教育的实质却有差异。大体上，自己教育不如由他人代为教育；分散教育不如集中教育更容易造就人才。所谓代为教育、集中教育，就像古代在家塾、党庠之外，还有州序、国学，制度井然有序，因此能够使人人都向往学习，百姓都懂得道理。所谓自己教育、分散教育，就像后世虽然设有书院，但只是博取造就士人的虚名，而没有实际效果。国家只设立高科等待人们自行前往，不愿意进入科举范围的人也不强迫。即使有一两位新学，可以启发灵性、开导蒙昧的人，又苦于教育方法未尽得当，使用他们不能充分发挥所长，为什么拘泥于古法的人多，通晓时务的人少，见到未曾见过的事物，就起来猛烈诋毁，认为这是违背我所学道的。于是聪明俊伟之士，没有一个不沉沦于旧学之中，而新学所悬挂以招引的，如京师的同文馆，外省的广方言馆，武备、水师等学堂，未曾不招人教习。然而招收的人既然少，那么造就的人才自然不能多。如果想要增加人数以扩大成就，就应当仿效古代州序、国学的制度，并旁采西方书院的方法，由国家宽裕筹划经费，招收子弟在其中学习。如果有超过一年不送入学堂的，一经查出，就治家长的罪。因此没有人不学习，没有学习不能成功的。教育人的方法，各有等级差别。只是学习小买卖或耕种工作的人，在小书院略微研究，就足以自食其力。再往上，想要深入探究天算、地理、格致、测绘以及一切制造有用的学问，就必须由小书院升入中书院，再由中书院升入大书院，循序渐进，不越级，不纷扰，限定课程，激励精进，希望成才的人多而收效广。通过这种方法，新学旧学并行不悖，希望研究经书考察古道的儒生，不至于感叹这种道统的中断，而开辟新机以求实效的人，则持之以恒，贯穿以诚意，二三十年后，必定有成效。可以中国人才众多且智慧，只是担忧没有造就的方法罢了。现在既然有了方法，那么人才日益兴盛，国势日益强大，自然不难等待成功。

译第一条是专一责成以收实效。事情之所以庞杂而无条理、纷乱而难治理，是因为担任职务的人责任不专一。所以担任职务的人并非不多，但寻求真正能担任职务的人，十个人中得不到一两个。这是事务之所以日益废弛，即使想要振作也没有办法的原因。凭借一个人的心力，即使有大大超过常人的资质，也断不能同时统管众多事务。所以必须专一责成于一件事，才能使他专心竭力于此，不让其他事务扰乱他的心思，用敏捷来鞭策他，用恒心来坚持他，还担心众多职位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来治理吗？用古代的事例来验证，唐尧虞舜的时代设置官职，各有专门的职司，不相兼管统辖。比如契担任司徒，皋陶担任司寇，伯夷担任秩宗，夔掌管音乐之类，都是让他们担任自己擅长的事。起初没听说用教化之事强迫皋陶，用刑法之事强迫伯夷，用典礼之事强迫夔。因此百官众职都能各自胜任其职，这是唐尧虞舜用人方法之所以独超千古，而人才由此兴盛，众多事务也由此治理的原因。再用西方的事例来验证，人们只看到泰西各国致力于军事装备，认为胜过别人在于此，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致富强有其根本。根本在哪里？在于用人。从京城到各都会，下至乡里，有才能可造就的人，已经依次进行教育，从小有成就到最终有大成就，那么足以供国家使用的人才，自然必定像星星罗列、雾气聚集一样多，分担众多事务还有余。用人者既然知道他的才能可以担任职务，就必定专一任用他做一件事，不用其他事情来打扰他。就拿海军来说，学生学业完成后，先上训练船练习，精通后再派上战船，担任职务。无事时测量经纬以确定远近，精细测验以避开风雨，广泛游历以明了水道；有事时则在布阵交战的方法上，明确进攻和偷袭的战术，有时用奇兵战胜正兵，有时用少数挫败多数。战事突然变化，只有胸中有韬略并且兼有阅历的人，才能临敌从容，不辜负委任。如果真能这样，那么统领必定向海军部上报他的功劳，积累功劳多了，按照资历授予职务，地位日益升高，屡次晋升为提督，并非异乎寻常的事。终身在海军中，绝不烦劳他处理陆路的事务。责任专一而人才自然涌现，验证其他事情无不如此。这是奇才异能之士争相磨砺自己，期望对国家有用处的原因。中国则陆路的将领可以改任海军，海军的将领可以调任陆路，强迫他们做不能做的事而不专一任用他们已能做的事，又如刑部的官员可以调任工部，兵部的官员可以调任吏部，难道真有兼人之资，无事不精，所以能随处胜任吗？正担心那些所谓无一不能的人，竟然无一能。伴食贻讥，一切任由胥吏颠倒处理，而没有人想办法，想要寻求众多事务的振兴，怎么可能得到呢？现在谈论时事的人，说富说强，纷纷提出策略，他们的言论未尝不可采纳，但追求末节，没有探究根本，终究不足以痛除积习，大力开辟新机。敢持此说以请教明体达用的君子。

论富强之道，必定以培养人才为根本。

自从中外市场互通，富强的方法就改变了，使天下以兵威揽取天下的商业利益，兵和商两者，其形势实际上是相互依赖而成功的。如果不备兵，凭什么守和约？如果不务商，凭什么充裕利源？如果不以商饷兵，凭什么保大而壮军容？如果不以兵卫商，凭什么威远而安行旅？所以同样的兵，筹海重于备陆；同样的商，出洋利于居华。兵商两途，都是当今要务，而育才之道，尤其以变通学术为先。现在议定分大小两学，小的叫洋文义学，大的叫兵学院、商学院。洋文义学像城乡的官义学，归州县就近办理，聘请通晓西文的华人为教习，分四课：叫算学，叫方言，叫舆地，叫格物，都用浅近的内容勉励初学者打好基础。算学如加减乘除分数，稍进一步用环三径一股四弦五等法；方言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稍进一步用希音、拉音浅法、深法等文字；舆地如洋海山陆的志书，稍进一步用邦国疆域、古今政俗等考证；格物如飞潜动植之类，稍进一步用色变形、别气分质化等道理。习学期满，录送大学院做兵做商，令学生自行具结。商学院在沿海如顺天、江苏等七省，在沿江如安徽、湖北等五省，凡是列入通商口岸的，都设大学院，聘请西人为教习，首重商学，学分土货，客货，制造，税则四项，其次及矿学，艺学等术。院中设有总办，提调并汉文教习，按期考课章程如同同文馆。至于兵学院则可以不用另设，北洋附入天津武备学堂，南洋付入江南水师学堂，只是推广堂舍，添派提调，教习而已。学成由南北洋通商大臣派入练船，或派入税关，或派船政，铁政，制造，招商等局厂，如有明白军机，通晓时务者，区别文武，照军务保荐章程奏请升阶充补兵船将佐，商局总办，进而上之，授予滨海沿江实缺文武各员，更有杰出使才者，由总理衙门请旨简放。试想英使阿

译尔各巴、夏礼，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商人，那个国家把他们当作心腹般倚重，是外国使臣中杰出的人物，由此可知哪里没有人才，什么行业没有能人，关键在于当权者能否设立标准来招揽罢了。然而国家治理军队和商业，追求实际成效，不崇尚虚浮文辞；致力于长远规划，不拘泥于眼前利益。请让我提出两条建议：第一条是扩大游历以壮大声援力量。设立海军，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原本是为了能够远航驰骋，以备海军的大用。如果只是敷衍差事，往来迎送，仅仅作为看守门户之用，不让军队越过雷池一步，这不是正确的计策。现在建议在操练驻防之外，分派船只前往各国游历，每艘船额外派遣十名驾驶学生、十名管轮学生进行学习。假如外洋发生变故，可以置身事外观察，以此作为游历的资助，并听从出使大臣就近调遣，借此保护商民，这样一举就能具备多种好处了。约定次年轮换驻守的军队，出洋循环交替运行，那么对于各国水道的深浅、路程的远近、关隘的险易、防守的疏密、兵力的厚薄，都能在心中详细掌握，回国后将其记录在书中，以展示给后来学习者。第二条是开辟洋埠以收回权利。计算自从通商以来，外国船只贩运货物，从我这里获取利润，每年必定有数千万两白银。现在建议总理衙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凡是外国通商的大港口，允许华人自行设立公司，或者将招商局推广到那里。所有贩运事宜，首要重视赋税，进口货物值百抽五，就用这种方法回报他们。洋人如果有阻挠，就据理力争，期望必定实行，务必使华货的根源不稍受损害。我们所有的出口货物，都按照洋税的标准确定。如果想要运入其他口岸的内陆地区，除了正税外，也缴纳半税，以抵销沿途的一切厘金，务必体恤商情，不得稍有轻重不均。至于工艺制造等项目，由国家明确制定条例，凡是有独创见解的人，准许他领取执照独自制造，无论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其他人不得侵扰争夺，务必激励劝勉商人，不得稍有压制。并派遣学生分往中外商埠，使他们气息相通、联络紧密，并且将各埠互市的情况随时用电报传达，事事争先，不落在别人后面。像这样经营十年，商务如果还不蒸蒸日上，我不相信。议论的人说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外交自然稳固，似乎有道理。然而自强的道路从这里开始，争胜的道路不在此终结。因为有事时派遣我们的兵轮封锁他们的海口，作为先发制人的计策，这是通过封锁来抑制他们。无事时与他们互通贸易，不必耗费我国的货物，流出我国的金钱，大概是将我国无用的物品，换取他们有用的财物，这是通过贸易来削弱他们。所以说富强的道路，必须以培育人才为根本。

译应当仿效西方方法来培养人才论

天下的学问如果不兴盛，那么天下的人才就无法成就。天下的人才无法成就，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办法达到大治，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现在那些筹划时局关键的人，动不动就说财富不富足，应当思考使财富富足的方法；兵力不强盛，应当思考使兵力强盛的方法，却不知道当今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培养人才更紧迫的了。人才兴盛，那么百事都能兴办，而财富和兵力自然就充足了。哪里还需要去筹划财富和兵力呢？但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也极其困难。追求名声而不探求实际，就没有益处；拘泥于古代而不通晓当今，就不能成功。国家设立学校，选拔天下俊秀的人才，每年进献几千几百人。学校之外，各县设立书院，也不下几千几百所。每月有考核，每年有供给，这些用来培养人才的做法，似乎也已经到了极致。然而到现在几百年，最终没有听说有切实的大成效，而且士人的风气反而因此一天天衰败，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所说的追求名声而不探求实际，拘泥于古代而不通晓当今所造成的吗？所以我私下认为，对于现在的计策，中国想要谋求富强，势必不得不急切地培养人才；而想要培养人才，势必不得不急切地效法西方的方法。我曾经考察过，西方国家的学校名称不同，但它们所设立的课程，大概共分五等：叫做孺馆，叫做蒙馆，叫做经馆，叫做书院，叫做太学。孺馆专门为婴幼儿设立，所学仅限于认读字母、反切、字音、记忆数字、口头传授典故罢了。所谓蒙馆，馆规比较严肃，课业增加，读书写字之外，还学习地球图说、各国史记、笔算初级等学问。至于经馆，则仍然讲求各国史记，同时兼习写信、写论文、算术、格致化学等学问。在蒙馆学习有了头绪，年龄在十四五岁的，才开始选拔进入经馆。在经馆学习四五年，学习有成效，才开始选拔进入书院、太学。书院与太学虽然有区别，但课程有相同的地方，大约分为四年。等到古今文学熟练之后，就必须研究测算、天文、格致化学等学问，偶尔有讲解万国公法、富国策、性理学等书籍的。书院课程完成后，就由太学考试，奖励以功名，大概是说了解弟弟没有比老师更清楚的了。各学的教习各自教授各自的学问，常常以百计，学生也常常以千计。其中虽然不无有名无实的，但设立的学校多，成才自然容易。所学习的都是有用的学问，那么所成就的人才，自然不至于像中国那样，所学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学的。所以中国想要培养人才，急切应当仿效实行。在各州县设立三等馆四五所，而每省设立一所书院，京师设立一所太学。所学习的课程，三等馆应当专以中国的经史诗文为急；书院、太学起初也以万国公法、富国策、性理学、测算、格致化学、天文等学问为主干，同时旁及中国的经史百家之书。学习有成的人，也就由太学教习考试。这样所学的就致力于实际，而所选拔的又得到真诚的人才。像这样，二十年之后，中国的人才哪有不会蓬勃兴起的呢？但是有人说：“设立各馆，动不动就需要巨额资金。各馆建立之后，购置机器以备各学的验证，收藏书籍以供各生的查阅，一切又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现在国库空虚，这将如何筹划呢？”我私下又反复思考，得到了两种处置的方法：一是更改书院，二是募捐富民。孟子说：“筑高台一定要依托山丘，挖深池一定要依托河流沼泽。”明白事情贵在能依托，功业就容易成功了。现在各地的书院，多的每个县五六所，少的也有二三所，堂舍既新，园林既宽敞，而且用来供给诸生、奖赏优异的人，又都有固定的可以筹措的费用。如果依托它们的房屋来修饰它，增减它；依托它来筹措办理，添补它，不也可以作为各馆的一个帮助吗？至于书院的不足，然后以兴学的关系，效验显示，民间劝告富人随力捐助，或者像西方的例子，捐出利息而偿还本金。那些富人既然乐于子弟有所就学，又迫于公议的无可推诿，自然一定乐善好名，踊跃捐款。由此为他们设立管事，为他们建立清册，凡是书院不足的地方，一切都用这个来补充。众人的力量所资助，成功也容易。实行几十年，资本一天天增多，那么收取的利益就广阔。我担心开始所忧虑的不足，后来反而一天天看到有余，又何必忧虑国库呢？不通晓当今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论古代；动不动拘泥于古代的人，不可以和他讨论当今。我现在的说法，大概是合古今而筹划的。而世上一定有批评我蔑视古代的人，唉！现在的西方，不就是古代的三代吗？现在的西方政治，不就是古代三代的政治吗？世上的君子，可以阅览了。

造就人才与制器利用同原论

衣服我知道它是为身体谋划的，鞋子我知道它是为脚谋划的，水上有船，陆地上有车，我知道它们是为负重致远谋划的。西方的衣服鞋子船车，制作虽然稍微不同，但是各自适合其用途，却没有不同的。取西方的衣服鞋子船车，用中国的制度稍微变通一下，也未尝不适合使用。西方学问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衣服鞋子船车，是小的方面。人如果有身体，而不能不为衣服谋划；有脚，而

译如果不能与鞋子商量（行走之事）；有任重致远的事情，却能与船车商量，这才可以轻视西学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天下，是一个通商的世界，也是一个战争的世界。通商所需要的，主要是制造之学、开矿之学，否则就不合用。争战所需要的，主要是阵图之学、测量之学，否则也不合用。人们只需辨别所学是否合用就可以了，怎么能因为它是西学就另眼相看呢？现在试着从浅显易见的方面来论述：市场上通行的所谓洋纱、洋布、报时表、报时钟，以及一切新奇华丽的玩具，既然已经通商，就不能因为它们是西方制造的就禁止断绝，而士大夫君子也没有因为它们是西方制造的就唾弃它们，这是因为它们适合使用。因为适合使用，所以销路日益广泛，中国于是也有仿照制造的人。各种物品虽然脱胎于西方方法，其适用性与西方制造没有区别，只见到获利，没有见到受害。我们即使不仿制，民间日常用品都从西方国家获取，难道不是造成极大的漏损吗？有远见的人鉴于此，由小及大，于是设立了矿务、制造、织布、电报等局。路过这些局的人，只赞赏其规模宏大深远，却不知道其中耗费了多少经营心血。在创建之初，何尝没有人从中掣肘？等到工程大体完成，又只见到获利，不见受害。以前那些作梗的人，现在也降低身段来顺从，这又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各局自设立以来，有功的都是适合使用的缘故。我过去说八股文误人，实在是因为八股文不适用，何曾说过圣贤经典都应当束之高阁？议论的人不察，于是有怀疑我言论过于激进的。通晓经书是为了致用，现在擅长八股文的人，他们果真能通晓一部经书吗？八股文与经传，判若两途，它们之间的差距不能用道里来计算。而且八股文的优劣，也毫无凭据。功底深厚修养到家却被压抑，荒诞不经之作却考中，不知道有多少次侥幸在乡试中举，侥幸在春闱中又考中，没有不自以为掌握了迎合时机的利器，洋洋自得地口与心商量，说某人在八股文、诗赋、试卷折页等方面都有独得的秘诀，如果有任用我，拿出我的剩余本事，已足以震惊世人、骇俗，于是骄傲自满，自问不知该居于何等地位。等到朝考之后，就有内用、外用、词林三条途径。那些内用归部属的，仍须重新学习部务；那些外用归知县的，仍须重新学习吏治。下至胥吏，也不能挟持过去的八股文、诗赋、折卷来傲视他们。成名必定在中年，以前的心血消磨，终归无用；以后的年华有限，而衣食的谋虑又将兴起消耗其有为的心志，而平庸的人于是终生沉沦。那些得以进入词林的，在长安居住大不容易，意在得到差事试差，不能丰收，六年才能得到一次试差，还恐怕不够旅费。学差不是有大力者背负着去追求不能如愿以偿。曾见过有十年不得一差，金钱耗尽、皮衣破旧，不得已去担任几两银子的教读馆的。近来于是有前五科的老翰林请求以知府外用的某某，又有由部属考取军机处榜下，不愿入翰林，改归原班的。我的谱兄某，此人本科会魁，覆试一等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三名，进入词林可操左券，竟然放弃不取。词林的不被看重，或许也是变通科举的征兆吗？由翰林而外放道府，总在二十年以外，部属外放也是如此。既然外放了，任内一切大多不是平时熟悉的，不得不仰仗幕友。间或有力图振作者，而其年已老，旁观者从而计算其生平：由生监而举人，而进士，或词林，或部属，或道，或府，所经历的环境如梦如幻。又从而考察其所学：由考卷而墨卷，而诗赋折卷，而部务，而吏治，所学习的技艺又杂乱而不纯粹。这样的人对国家无益，是明显的。对国家无益，就是无用之人。

译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必须从幼年开始学习。必须自幼不学习科举文章，才能用来向天下所有的父兄宣告：他们的子弟在五岁以前，以诵读经书史籍、明白训诂的根源、掌握治乱的要领为主。十六岁到二十岁这五年中，或者专门学习一部经书，或者学习外国文字，或者学习测量，或者学习地理，或者学习阵图，或者学习制造，或者学习部门事务，或者学习吏治。五年内必须精通一门技艺，不得做幕僚时浅尝辄止，不得夸耀繁多、追求奢靡。二十岁以前最有用处的心力，大概不至于虚耗。

有人问：“您既然用实用的学问勉励别人，极力劝人废除科举文章而学习外国文字、测量、地理、阵图、制造、部门事务、吏治，假如天下人从现在起都按照您的期望去做，难道不是很好吗？只是这与科举应试不合怎么办？”与科举应试不合，这也是无用的学问啊。我听了这话，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于是默默地筹划，妄自发表议论，因此转换话题说：“科举文章可以废除，但科举制度不可废除。”我的说法是：“为何请求从今以后科举稍微变通旧制，改为两场考试。第一场各自就所学习的科目考三道题，第二场考策论：一考史学，二考商学，三考备荒，四考货币制度，五考田赋。考中之后，凡是学习西方学问的人，派往各书院、各学堂充当教习。三年后准许担任乡试、会试的同考官，各局总办以及出洋随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都从这里选拔。那些学习本国部门事务的人，则分配到各部门任职；学习本国吏治的人，则外放使用；经学专门名家的人，则进入翰林院，不必论其书法的好坏。至于升迁的条例，则较以前设法疏通。考场中申明禁止夹带作弊，以期选拔真才。到吏部投卷时，特例允许声明向来学习什么技艺，或者兼习什么技艺，注明在卷面上。像这样不过是稍微改变成法，而选拔一人就能得到一人的用处，利益确实不小。”

至于武试中的弓箭刀石，也不合用。有人请求改用枪炮，与我的意见相同。我还有请求：学习武艺的童生应当先隶属军籍，或者归入海军，或者归入陆军，由人自己选择，聘请明师为他们教习。必须学有所成，才由营帅发给文凭去应试。平日与士兵一样操练，三年一次科举，仍然沿袭旧制。遇到战事时，就挑选那些见识技艺都优秀的人，派充千总、把总等职务，纵然仓促成军，也与毫无依靠的人不同。又加以限制：不是海军出身，不得担任战舰管带；不是陆军出身，不得担任陆军统领。制度既定，不担心天下人不归顺我的范围。各处书院书馆，也必然随风而动，蒸蒸日上。以我的看法，中国人民的心思才力，原本不弱于西方人，更有那些半世青灯相伴、常年康乐，而早晚考查、吟诵不辍的人，好学的笃实，由此可见一斑。就拿我们广东来说，一位先生坐拥讲席，有的数千余人，有的数百人，有的数十人，称为大馆，文风的兴盛，超越前代。如果兼习西学，不出十年，必有可观之处。纵然不能驾凌西方人之上，也足以勉强固守我们的疆土。值此世事危急之时，立论者总须实事求是，不应拘泥古法而缺乏通达，空谈无益于实用，非常没有意义。

停止捐纳制度，废除厘金，确实是正本清源的议论。我难道不知道吗？但现在国库支出不足，既然不能在捐纳和厘金之外，为国家另外创立一种筹饷的方法，停止捐纳、废除厘金，不如暂且延缓，留作以后的图谋。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又听说，识时务者为豪杰，时势的意义，真是重大啊！

再者，这次急于议和，实在是因为旅顺、威海先后失守，北洋没有险要可恃，海军战船又片帆不返，倭寇的势力将要骚扰我的京城，侵犯我的南洋。当时京城戒严，也已经数月，战争连绵，祸患结聚，几乎没有结束的时候。皇上怜悯百姓性命，厌恶战争凶险，于是不得已下达议和的诏书。如今和局初定，重建海军自然是重要的图谋。昨天我以此进言，幕客某人听了脸色大变，说以前白白浪费千百万两国库银两，前车之鉴不远，一次错误难道应该再犯吗？滔滔不绝的清谈，惊动了在座的人。我沉默了很久，等他说完，稍微询问他：战争是天下常有的局面。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现在一次挫折之后，不思再举，既然不设海军，那么炮台也可以不筑，这与开门揖盗有什么不同？推而广之，制造、矿务、织布、电线各局，没有一样不是西学，逞其雄辩，凡是已经建立的，都没有不可裁撤的，更不用说已经建成和尚未扩建的铁路了。他的论调虽然独特，有见地，但不合实用，幕客无法回答。我也拂袖而入。

虽然如此，重建海军固然是重要的图谋，如果不改变科举制度，造就人才，将来会有利器却没有用人。幕客的话不幸而言中，一误再误。今天说西学必不可行的人，都是有所借口，此后就将没有人再敢以改习西学的说法进言，我们的道义就孤立了。想到这些，不觉心冷如冰，为此掷笔三叹。

采西学议

冯桂芬

传记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六索、九丘。孔安国说：“九州之志

译（前文缺漏），称之为九邱。」郑玄在《诗经》列国十五风的谱序中说：「想要知道源流清浊所在的地方，就顺着上下脉络去省察；想要知道风化芳香气味所波及的范围，就旁侧观察。」孔子作《春秋》，采纳了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宝书。自古以来的儒者，没有不博通古代而又兼通当代，综合上下纵横来治学的。只是今天的天下，不能与夏商周三代的天下相比了。《周髀算经》中有四极、四和以及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法，后人无法得知其详细情况。《周礼》职方氏的疏解说：「神农氏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行浅薄，只治理神州。神州，是东南的一个州。」驺衍谈论天道：「中国名叫赤县神州，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有九个。」当时人们怀疑这是荒唐的言论。顾炎武不知道西海，其实西洋就是西海，那时已经在人口中习以为常，《职方外纪》等书已经进入中国，顾氏或许没有见到，或许见到了却不相信，都难以断定。现在地球方圆九万里，没有不是舟车所能通达、人力所能到达的地方，《周髀》《礼疏》和驺衍所提到的，一一都有实地对应。根据西方人地图所列，不少于百个国家。这百个国家中，经过翻译的书籍，只有明末意大利和英国两国的书共几十种，其中讲述耶稣教的，大多粗俗鄙陋不值一提。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等，都获得了探究事物原理的最高真理。地理书籍详细列举了百国的山川险阻、风土物产，很多是中国人所不及的。从前郑国的公孙挥能知道四个国家的行为，能列举晋国实沈、台骀的典故，列国尚且有这样的人，难道中华大一统的邦国反而没有吗？这也是学士的羞耻。现在熟悉夷务的人，叫做通事，这些人大多是市井轻浮、游手好闲不被乡里齿列、无法获得衣食的人才去做。他们资质愚钝，见识浅薄，心术又卑鄙，除了声色货利之外不知道其他，而且他们的能力不过略通夷语、偶尔认识夷字，仅仅知道几种货物名称和浅陋的文理罢了，怎么能期望他们留心学问呢？只是西方人也觉得这些人不够用，特别设立义学，招收贫苦儿童，兼习中外文字。不知道乡村儿童中聪明颖悟的极少，我曾在家乡的私塾义学中物色特异聪敏的人才，几十年都没有找到，而且他们又沾染了夷场的习气，所以所得仍然与那些人相同。现在想要采纳西学，适宜在广东、上海设立一个翻译馆。所选拔的是邻近郡县十五岁以下聪明颖悟的文童，加倍供给他们的衣食，住在馆内学习。聘请西方人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又聘请内地名师教授经史等学问，兼习算学。一切西学都从算学产生。西方人十岁以外，没有人不学算学。现在想要采纳西学，自然不能不学算学。或者拜西方人为师，或者拜内地懂算学的人为师，都可以。

译听说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极多，又有俄国在道光二十七年进献的数百种书籍，存放在方略馆，应当从这些书院中选取那些有道理的书进行翻译。由此而及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除了轮船、火器之外，正当不止一端。比如历法，自古以来没有几十年不变的道理，现在的《时宪历》以乾隆甲子年为元，沿用已逾百年，逐渐出现较多误差。甲辰年修改历法，拘泥于西方人的旧法，增减其数值不足以作为依据，必须寻求校正的方法。听说西方人采用地动新术，与天体运行紧密契合，可以借此来授时。又如河工，以前制造百龙搜沙的器具，因为无效而停止。听说西方人海港刷沙的方法非常快捷，方法是使用千匹马力的大火轮置于船旁，可上可下，在潮退时放下轮子，使其附着于沙上转动，沙子四散飞溅随潮水而去。凡是通潮的地方都适宜使用。黄河水性湍急，更没有不适宜的地方。从下游蜿蜒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即使想要恢复黄河由地中行的旧貌，也不难。这不仅黄河可以使用，北河也可以使用，即使南运河、徒阳等地也可以使用。况且东南水利久未治理，几日的霖雨，积水数月不退，应当在通潮的各海口如法疏浚，使下游水流迅疾，那么上游即使不疏浚也自然有一落千丈强劲之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借此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的，多使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可以借此来谋生。其他凡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都是如此，奇技淫巧则不包括在内。三年之后，诸生中对于各国书籍能够应口成诵的，允许补为本学诸生。如果有神明变化，能切实见于行事的人，由通商大臣请求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多有秀民，必定有出于夷人而转胜于夷人的人，这确实是今日论学的一大要务。学问是经济（经世济民）所从出的。太史公论治说：“效法后王，本于荀子，因为接近自己且风俗变相类似，议论卑下而容易实行。”我认为在今天，又应当说“借鉴各国”。各国同时并立，唯独能够自致富强，岂不是类似而容易实行的尤为彰明较著的吗？如果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各国富强之术，不更是善中之善吗？况且，通市二十年来，那些酋长中熟悉我国语言文字的人很多，其中优秀的能读我国的经史。对于我国，朝章吏治、舆地、民情大都能说得出，而我国从都护以下的人对于彼国，则茫然无所知。相比之下，能不感到惭愧吗？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愚蠢谬妄的通事。词气轻重缓急，辗转传述，失去本旨，几乎因为小嫌酿成大祸。驾驭夷人为今天下第一要政，却将枢纽托付给这类人，难怪彼此不知情伪，议和议战，几乎不得要领。这是国家的隐忧。此议实行，那么学习其语言文字的人必定很多，那么必定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的人从中产生，然后才能得其要领而驾驭他们。《地理全志》作于癸丑年，书中国记日本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当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讥防之严，榷税之重于缅甸国，也有胥吏横征之怨。不久，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见彼国的书不可不观。如果能知道其未译之书，所得必定加倍多。绥靖边陲之道又在于此。如果说六合之内，只论而不议，封故见而限咫尺，恐怕古博物君子必定不会这样。

酌议同文馆章程疏，总署王大臣：

我们臣等先前因为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提议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或恩拔、副岁、优贡生等前项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试录取，聘请西方人在馆教习，并声明一切章程，待奉恩允准后再行详细酌定，奏请实行等因，于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照所议，钦此钦遵在案。我们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的提议，并非矜奇好异，震惊于西方人的术数之学。因为西方人制器的方法，无不由度数而生，现在中国提议想要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果不借西方人士为先导，使其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我们私下担心师心自用，徒费钱粮，无裨益于实际，所以我们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议论的人不察，必定有认为我们臣等是不急之务的，必定有认为舍弃中国而去跟随西方人为非的，甚至有认为中国师法西方人为深可耻的，这都是不识时务的言论。中国适宜谋求自强，到现在已经非常紧迫了，识时务的人，没有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的。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能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常在奏牍中详陈之。上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機器局，由京营拣派兵弁前往学习，近日李鸿章也请在闽设立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聘请洋人教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作为将来制造轮船、机器的根本。由

译由此看来，西学确实不可不急于研习，这本来就不是臣等几个人的私见。有人曾说，雇佣轮船、购买洋枪，各口岸都曾经办理过，既方便又节省，何必为此劳师动众？殊不知中国应当学习的，本来就不止轮船、枪炮这一件事；即便单就轮船、枪炮而言，雇佣购买以应急需，计策虽然方便，但技术终究掌握在别人手中；如果深入探究而得其本源，技术既已明了，那么使用权就将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个是权宜之计，一个是长远之谋，谁得谁失，不用辩驳就明白了。至于认为舍弃中法而跟随西人是错误的，也是主观臆断。查考西方学说的根源，实际上本于中国术数中的天元法，西方人称之为“东来法”，只是他们性情缜密，善于运思，于是能够推陈出新，在海外享有盛名罢了。其实这方法本来是中国的方法，天文算学如此，其他方面也没有不是这样的。中国创立了这些方法，西方人沿袭它。中国如果能驾凌其上，那么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既然已经洞悉根源，遇事就不必向外寻求，其利益正是不小。况且西方的技术，我圣祖仁皇帝就已经非常赞同了。当时将其列入台官职责，颁布为时宪历法，兼容并包，智慧周遍无所不包。本朝的典章制度，也不应该数典忘祖。六艺之中，数学居其一。古代农夫戍卒，都懂得天文，后世设立严厉禁令，懂得的人才开始减少。我朝康熙年间，特别废除了私习天文的禁令，于是人文兴盛，天学盛行。治经的儒生，都兼治数学，各家著述考证都很精到。俗话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士人足不出户，抬头就能看见天空，却不知星宿是什么东西，也足以羞耻了。即使今天不设立这个馆舍，难道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学习这些吗？这是悬设目标以招揽人才啊！至于认为以师法西人为耻的，这种说法尤其荒谬。天下的耻辱，没有比不如别人更耻辱的了。查考西洋各国，几十年来讲求轮船的制造，互相师法，制作日新月异。东洋日本，最近也派人去英国，学习其文字，习练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做准备。不几年后，也必定会有成就。西洋各国雄踞海邦，互不相让，不用说了。至于日本那样的小国，尚且知道发愤图强，中国拘泥于因循守旧的积习，不思振作，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只是因为期限到了，那些人将来或许能突然超过我们。现在不以不如人为耻，却唯独以学习他们为耻，难道安于不如人而始终不学习，就能洗雪耻辱吗？有人说制造是工匠的事，儒者不屑于做。臣等另有话说。查《周礼·考工记》所载，都是木匠、车工之类的事情，几千年来学校奉为经术，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工匠熟悉其事，学者阐明其理，理明而用广。今日之学，是学习其理，这是儒者格物致知的事，并不是强迫士大夫亲自从事技艺，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总之，学习贵在适用，做事贵在因时制宜。外人的非议虽然很多，当权者的权衡应当确定。臣等对此已经深思熟虑了。只是这件事属于开创，立法应当详细。大体上想要严格课程，必须优厚供给廪饩；想要期待鼓舞人心，必须酌情给予升迁途径。谨共同斟酌拟定章程六条，缮写呈上御览，恭候钦定。再查翰林院编、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向来优秀，差使较为简单，如果让他们学习这些天文算学，成效必定容易取得，又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各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便广泛采择。

译一、请求专门选拔正途出身的人员，以便他们研习。查考天文算术的义理内涵精深，不是向来知晓、勤奋学习、用心钻研的人，难以逐渐窥见其底蕴，这与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生不同。之前的提议是专门选拔举人、恩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人员以及由这些出身的人员，现在拟加以推广，凡是翰林院的庶吉士、编修、检讨，以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内外各官员，都让他们充任人选。因为这些人员研究经学有素，善于用心思考，如果致力专一，取得成效自然容易。已做官的由京内外各衙门保送，未做官的取具同乡在京官员的印结以及本旗的图片证明，直接到臣衙门呈递文书。由臣衙门定期用策论等项目进行考试，考取后送入馆中学习。至于各省保送的人员，路途远近不一，难以长久等待，应当等到咨文送到时，陆续进行考试，以免延误。至于京内外各衙门咨送这类人员，务必选择年龄在三十岁以内的，才可以咨送。如果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借以印证，从而精通其业的人，其年龄也可以不拘束。

一、请求命令各员长期驻馆，以便讲习。查考成就事业必须依靠在学舍中努力学习，务必亲近老师。本馆留学的各员，必须早晚在馆中讲习问难，才可以逐渐积累见到功效。如果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往来奔波，那么早晚荒废的功夫不少，心思也因此不能专一。现在提议在馆学习的人员，无论京内外，都一律留在馆中住宿，饭食由臣衙门供给。他们的出入由该馆提调设立名册，随时登记，以便稽查。至于各本衙门如果有应当派遣的差事以及考试等事，仍然准许照旧办理，以期两不相妨碍。

一、请求按月考试，以考核勤勉与懒惰。查考在馆学习的人员，如果能专心致志，自然可以每天都有进步。只是他们勤勉与懒惰的区别，也必须随时考察，用来作为激励。现在提议等到这些人员学习半年左右，每月出题考试一次，由臣等亲自校阅，分别甲乙等级。优秀的记功，劣等的记过。功过分明，勤勉与懒惰就显现出来，相互对比之下，奋勉之心更加滋生。

一、请求限定年限考试以观察成效。查考三年考核政绩，是朝廷考核官吏的方法，确实因为功力积累到三年，优劣无不立刻显现。现在提议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分别等级。高等的立即奏请奖励，并酌情派遣试用；下等的照常学习，等到下次考试再行察看。

一、请求丰厚供给薪水，以期专心致志。查考这次留学的各员，难保没有贫寒的士人，必须优厚地加以体恤，才可以希望他们用心不分歧。现在提议在馆的各员，除了饭食由臣衙门供给外，每月仍然各给薪水银十两，以便资助津贴，使得他们内顾无忧，而心思更加专一了。

一、请求优厚地加以奖叙，以资鼓励。查考这些人员学习三年，考试居于高等，足以见其平日用心勤苦，始终不懈，自然应当格外优厚奖励，以作为后来留学者们的劝勉。现在提议这类人员，都准许各自按照升迁的阶梯格外优厚保举班次，以示鼓舞，从而广泛招徕。

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

曾国藩

我臣曾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天津会同办理，多次与我商议，提议选拔聪颖的幼童送往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历法算术、制造等书籍，大约十年左右学业完成归来，使西方人擅长的技术，中国都能熟悉，然后才可以逐渐谋求自强，并且说携带幼童前往外国的人，加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西候补同知容闳都可以胜任等语。我臣曾国藩非常赞同他的话，曾于上年九月、今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我臣李鸿章又往返函件商议，私下认为自从斌椿以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后，对于海外的情形也已经窥见其要领，像地图、算法、历法、测海、造船、制造等事，没有一样不与用兵相互关联。凡是游学他国，获得长技的人，回来就延请进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他们对于军政、船政，简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现在中国想要仿效他们的意图而精通他们的方法，那么当此风气已经打开，似乎应当急切选拔聪颖子弟，携带到外洋肄业，切实讲求，以仰承我皇上逐步谋求自强的深切意旨。查考美国新立的和约第七条内记载：“今后中国人想要进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种文艺，须照待最优国人民一样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准许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同样办理”等语。今年春天，美国公使经过天津时，我臣李鸿章当面与他商议，答应等到知照到达时，立即转达本国妥善照料。三月间，英国公使来天津接见，也以此事有无相询，我臣李鸿章当即如实告知，他意思颇为欣喜赞同，也说先赴美国学习，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也可以随便派往，这固然是外国人非常愿意的，似乎对和好大局有益无损。我们臣等私下思考，外国所擅长的，既然肯让人共同学习，志刚、孙家谷又已经开辟了先路，计算由太平洋乘轮船直达美国，一个多月可以到达，应当不是很难。

译（这是）那件事。有人称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已经设立局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城设立同文馆，选拔满汉子弟，聘请西方人教授，又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选拔生员学习，似乎中国已经有了基础，不必远渡重洋。不知道设立局所制造、开设馆所教习，是为了谋求振兴的基础；远行求学，集思广益，是为了取得通达宏大的成效。西方人学习追求实际效用，无论是工匠、读书人还是士兵，无不进入塾馆读书，共同明白其中的道理，常见那些器物，亲身从事那些事务，各自发挥心思巧力，依次相互传授，期望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有不同。中国想要吸取他们的长处，如果一下子就想全部购买他们的器物，不仅力量达不到，而且其中的深奥之处，如果不长期阅览学习，那么根本原因无法彻底明白，而曲折细节也无法自己弄懂。古人说学习齐地语言的人，必须引导并安置在庄岳之间；又说听一百次不如见一次，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真正掌握了方法，回国后触类旁通，比起今天孜孜以求所做的事，难道不是更加扩充到无穷无尽吗？只是试办的困难有两点：一是选材，二是筹费。因为聪颖的子弟不可多得，必须志向远大、品质朴实，不被家庭拖累、不陷入繁华的人，才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所以选材难。国家财政每年有固定的额度，增加派遣人员出洋学习的费用，更需要筹措办理，所以筹费又难。这两方面，臣等也深知其难，但认为堆积高山始于一筐土，积蓄艾草期望三年，趁现在谋划，或许日后逐渐增高，稍微容易用力。于是命令陈兰彬、容闳等人仔细斟酌商议，加以复核，拟定派员在上海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的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标准，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国外学习十五年后，按年分批次，依次回国。计算回国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左右，年富力强，正可以及时报效国家。听说以前福建、广东、宁波的子弟也时有赴洋学习的，但只求认识粗浅的洋文洋话，以便与洋人交易作为衣食之计，这在入选之初要非常谨慎。至于幼童赴外国，全部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必追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用中国文义考核他们，使他们懂得立身的大节，可以期望成为有用的人才。虽然未必都能成为杰出的人才，但人才众多，应当有瑰丽奇异者出自其中，这就是拔十得五的说法。至于总计费用，从头到尾二十年，需要白银一百二十万两，确实属于巨额，但这不必一时凑齐拨付，分开计算，每年接济六万两，尚不觉过于困难。除了当年盘缠发给委员携带外，其余指定有定数，按年预先拨付交给银号陆续汇寄，事情也容易办理。总之，谋划事情的开始，固然不能给予得太吝啬，也不能期望得太遥远。远行异国，储备人才以备使用，更不可以经费偶尔缺乏，浅尝辄止。近年来设立局所制造，开设馆所教习，凡是西方人擅长的技艺，中国颇知用心研究，所需要的经费，都蒙皇帝旨意批准拨付，也是因为志在必成，虽难不畏惧，虽费不吝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渐可观。现在拟定选拔聪颖子弟赴外国学习，事情虽然稍异，意思其实相同。谨将章程十二条恭敬呈上御览，是否恳请天恩，命令江海关于洋税项下，按年指定拨付不要使其缺乏。恭敬等候命令下达，臣等即命令设局，挑选聪颖子弟妥善谨慎办理，如果有章程中未尽事宜，也请命令总理衙门斟酌核议更改，臣等也可以随时奏请更正。

译派遣官员带领幼童出国，以及应当办理的事务的奏疏。

北洋大臣李鸿章

臣等私下认为，打算挑选聪慧的子弟前往泰西各国学习技艺，以培养人才。这件事已经在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专门上奏过，随后总理衙门批复，不分满汉子弟，选择那些品质端正谨慎、文理优秀出众的，一律送往。每年所需的薪水和学费，允许从江海关洋税项下借拨等语，通知前来。臣等查考，挑选幼童出国学习，固然属于中国首创之举，也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所有带领幼童的官员，联络中外，事情重大。与古人出使遥远异域相比，虽然时代地点不同，但凭借数万里之遥，需要二十年之久，不是坚忍耐劳、志趣卓越的人不足以承担这个选拔。查有奏调来江的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一向怀抱远大志向，以济世自命。观察他的容貌，则显得谦恭若无能，绝不夸耀才华、意气用事。与他讨论时事，都能洞察细微之处，大概是有长远谋略且内心充实的人。又有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以前在花旗等地居住最久，而志趣深远，不被习俗所局限。同治二年曾派他出国购买机器，该员熟悉外洋风土人情，对美国尤其熟悉。游历之地足以联络外交而窥探奥秘。以上两位官员，在上次奏折中已经奏明，都能胜任。相应请求圣旨指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长期驻留美国管理一切事宜。此时不敢立即请求奖赏，将来办理有成效，再由臣等酌情优保。至于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设立局所，第一批出国后，即挑选次年的第二批，又挑选第三年、第四年等各批，与出洋的官员保持联系。查有盐运使衔候补知府刘翰清雅正纯厚，熟悉洋务，已经命令他总理上海局所的事务。所有驻洋及在上海两局的中外大小事件，由陈兰彬等人互相商议办理，各自专负其责。现将臣等以前奏折中未提及的，酌情拟定应当办理的事务，开列清单，恭敬呈上御览，仰恳天恩命令总理衙门审核批复施行。

附出洋应当办理的事务六条

一、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年龄在十二岁至二十岁之间为率，收录入局。由上海局委员考查，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国后学习西学，仍然兼讲中学，教授《孝经》《小学》五经以及清朝律例等书，根据资质高低，循序渐进。每逢房、虚、昴星等日子，正副两位委员召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显示尊君亲上的道义，才不至于局限于异端学说。

一、幼童选定后，取具年龄相貌、籍贯以及亲族保证书，收局注册，在上海局学习，以六个月为率，察看可以造就，才允许资助送出洋，仍由上海局送册，报明通商大臣，转报总理衙门查考。至于洋局课程，以四个月考核一次，年终分别等级报查。其成功则以十五年为率，中间技艺学成后游历两年，以检验所学，然后回到内地，听候总理衙门酌情任用，奏明委用。这是选定的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也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其他职业。

一、出洋委员及驻沪办事所有内外往来文件，应当刊给关防。洋局之文曰：“奏派选拔带领幼童出洋学习事宜。”关防上海局之文曰：“总理幼童出洋学习上海局事宜。”关防均经臣刊刻发出，以资信守。

一、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由江海关转交给税务司，递送到洋局。恭逢三大节以及初一十五等日子，由驻洋官员率领同在事的各员以及众幼童，面向京城行礼，使熟悉礼仪，而显示诚敬。

一、出洋办事，除正副两位委员外，拟用翻译一员，教习一员查有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专心研究算学，兼懂沿海各省方言，可以充当翻译事宜；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浚，文笔流畅，留心时务，可以充当出洋教习事宜。已经由臣命令遵照执行，时常与正副委员一并前往。

一、每年需用经费，查照奏定章程，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使用。下年应用的款项，在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会同税务司汇寄外洋，交驻洋官员验收。其上海局使用，即交上海局总办支销。只是原奏是二十年内共用一百二十万金，大约每年须六万两。而仔细推算，分年应用的参差不齐，不能恰好符合六万之数。如最初几年上海设局，幼童齐往，费用较大，第四年竟达八万九千六百余两。最后几年幼童已归，费用减少，第十九年仅需二万三千四百余两。此外各年份依次推算，也都多寡悬殊。现在有陈兰彬等人核开清单，某年应用银若干，交江海关道府存照，按年寄洋，仍由该道府分析造报，以显示核实。

选派福建船政局生徒出洋学习技艺酌情议定章程的奏疏。

北洋大臣李鸿章，

译南洋大臣沈葆桢。

臣葆桢先前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奏关于船政善后事宜的奏折中，请求从福建船政的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和驾驶的方法，以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的道理。快的话三年，慢的话五年。拟定由船厂监督日意格详细商议章程，经总理衙门议请，奉旨命令南北洋大臣共同商议、仔细筹划等因。奉旨依议办理，钦此，钦遵在案。随后因为台湾有事，军务繁忙，未能定下决议。去年臣等筹议海防的奏折中，对于出洋学习一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持相同意见。等到臣日昌、臣赞诚先后接手办理船政，考察前后学堂的学生中，那些聪慧杰出的人才，对于西方人制造和驾驶的各种方法大多能悉心研究，应当紧急派遣他们出洋学习，以求精益求精。臣等往返书信商议，私下认为西方制造的精良，实际上源于测算和格致之学，奇才接连出现，日新月异。就拿造船一事来说，近来轮机铁肋改变了以前的模式，船身更加坚固，用煤更加节省，而行驶更加快速。如果不前往西方船厂观摩考察，终究难以探求制作的源头。至于驾驶的方法，近日中国官员也能自行管驾，经历风浪，但测量天文、沙遇风保险等事务仍未得其精髓。其驾驶铁甲兵船在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的奇妙，中国官员都未曾见过。自然不是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断难窥见其秘诀。查考制造各厂，法国最为兴盛；而水师操练，英国最为精良。福建船政前学堂的学生原本学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当立即让他们赴法国官办船厂学习制造，务必让他们通晓新式轮船的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才算有成效。后学堂的学生原本学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当立即让他们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必让他们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行驾驶铁船在大洋操练作战，才算有成效。这样分途学习，期望经过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用于海防。至于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能学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项的，都可以随宜肄业。只是人数既多，路途遥远，不遴选贤员派充监督，不足以资以统驭而专责成。查有三品衔候选道员李凤苞，学识广博通达，思虑深远，对于西洋舆图、算术及各国兴衰源流均能暗中探讨、深入搜寻。中外交涉要务，尤为熟稔通达，实属不可多得之才，派他充任华监督，必能胜任。至于访询各国官办船厂和官办学校，安插学生，延请洋师，仍然需要有熟悉情形的官员，联络维持主客关系，才没有隔阂。臣葆桢原奏中所称的正一品衔闽厂监督日意格，先前已回国，经臣等催调来华商议办理一切。该员长期协助船政，条理熟谙于船厂，与学生情谊也能融洽，派他充任洋监督，必可胜任。六月间，李凤苞、日意格二人来天津与臣鸿章商议，恰逢有烟台之役，便携带该员等同往，命令他们筹议章程。滇案结束后，曾将该员等所议各节抄送总理衙门的核夺。现在经臣等反复讨论，又与李凤苞、日意格切实核减学生人数，以三十名为度，肄习年限以三年为限，责以成效，严定赏罚。

译出洋经费分年汇解，大约总共需要银两二十万两。这笔经费必须筹定确有来源。臣李鸿章先前提议，由福建省在南北洋海防款项下酌情提取动用，优先使用厘金，不足部分即在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就近凑齐拨付。随后接到福州将军臣文煜的咨文称，闽海关四成洋税最无积蓄，等到第六十五个结算期满后再核算数目拨解等语。新任闽浙总督臣何璟路过保定时，臣与他当面商议，他也深以为然。现在由臣沈葆桢写信给臣李鸿章，议定由福建省厘金项下筹集银两十万两，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筹集银两五万两，船政经费项下匀拨银两五万两。这样，这二十万两的数目都已议定有了着落。查照分年汇解的章程，第一年七万三千两有余，第二年六万两有余，第三年五万八千两有余，连同游历及成支教习的修金等费用，随时核算拨汇。福建财力虽然非常拮据，但一定能酌情缓急，以符合既定协议。应当请求在海防定额饷银内作为正式开支。查西洋各国都将以中国派遣人员前往他们那里学习作为友好的证明。先前派遣幼童前往法国，英国公使就说该国大型书院极多，将来也可以随时派遣前往。秋季间滇案议结时，臣李鸿章当面告知威妥玛打算派遣学生赴英学习，该公使答应等总理衙门知照到达后转达本国政府。九月间威妥玛回国时见面，臣又与他商定照办。只是该国兵船规定稍严，听说日本近来已有七人在英国兵船学习。臣在烟台检阅洋操时，即看到有日本武官在英国铁甲船上随同操演。现在议定学生分班送往，又有郭嵩焘等人驻英商办，应当没有困难之处。至于法国公使白来尼屡次以日意格办理船政有效为由，此举也是该公使所深深愿意的。现拟令该监督等人率领学生于明年正月启程。应当请求敕令总理衙门迅速分别知照英法驻京公使令其转达本国妥善照料。臣李鸿章于本年三月间，因洋员李励归国之便，派令武弁卞长胜等七人与其同赴德国军营学习军事技术，当时未派监督，心中甚为挂念。此次李凤苞出洋，命令该员每三个月一次由轮船赶赴德国兼查。卞长胜等人的功课并请总理衙门酌情照会德国驻京公使一并知照办理。近来自从同治十二年筹遣幼童赴美学习之后，去年日意格回国，臣沈葆桢派遣学生数名随往游学。本年臣李鸿章又派遣卞长胜等人赴德国学习，此次又派李凤苞等人率领学生分赴英、法两国。从此中国开端逐渐引出，风气逐渐开通，虽未必人人能成功，也可十中得五，实在对海防自强的基础不无裨益。谨将臣等议定的船政学生出洋章程及经费数目分别缮写清单，恭敬呈上御览，恳请敕令总理衙门核准施行。

附选派船政学生出洋肄业章程十条：

一、奏派华洋监督各一员，不分正副，共同办理出洋肄业事务。等到带领学生到达英法两国时，两监督共同察看大学堂、大官厂应当学习的地方，会同安排安置，聘请精明的教习指导。如果应当调往别厂或更换教习，仍须共同商议办理。其督促考核约束等事，也责成两监督，不分彼此。如果遇到两监督分别驻扎英法之时，则应当分别照顾。其华员及学生经费，归华监督支发；洋员、洋教習及华文案经费，归洋监督支发。每年年底由两监督将支发各数目会衔造报。凡调度督率，每件事必须会同认真探讨，和睦商议确定，以期有所成就。万一意见不合，允许立即据实陈明，由通商大臣、船政大臣察夺。

一、选派制造学生十四名，制造艺徒四名，交给两监督带赴法国学习制造。这些学生，既宜另外聘请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植根基，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白理法，以便兼程并进，取得速效，以储备总监工的人选。那些艺徒学成后，可储备分厂监工的人选。凡所学习的技艺，均须极新极巧，倘若仍习旧样，则只问责两监督。如有其他新式机器及台兵船营垒矿厂应当考订之处，由两监督随时酌情带领学生，量给其第一年，除酌情带领量给外，其余学生可以无须游历。第二、第三两年，大约以每年游历六十日为率，均不必全部同行，也不必拘定日期。

一、选派驾驶学生十二名，交给两监督带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这些学生应赴水师学堂，先习英文，并另外聘请教习指导枪炮、水雷等法。等到由两监督陆续送往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业，其间还可带往各厂及台兵船、矿厂游历，大约共一年。再上大兵船、大铁甲船学习海军各法，大约二年，定可有所成就。但上兵船，也可援引日本派送肄业之例，陆续选拔优秀者，分班派送五六人。其未到班者，仍留在大学堂学习。既上兵船，须照英……

译国家海军的规制，除了保留辫发之外，可以暂时改为英国士兵的军官装束。其费用由华监督在经费项下支付。其中有刘步蟾、林泰曾两人，先前曾出国学习，此次前往英国即可送入大型军舰上进行学习。

译一、制造科学生前往法国官办学校、官办工厂学习驾驶技术，学生前往英国格林威治的波茨穆思学堂以及铁甲战舰学习，应请总理衙门先行分别照会驻扎北京的英法公使，并咨文本国（法国）外务院批准照此办理。其中英国学习各项事务，也可由中国驻英钦差大臣就近咨商办理。这两类学生每三个月由华洋监督会同甄别一次，或者共同聘请专门的外国教师进行甄别，并由华籍监督酌情考核华文论说。学生在闲暇时应当兼习史鉴等有用书籍，以期达到明体达用的目的。所有考核名册由两位监督汇总送交船政大臣，转咨通商大臣备查核。学生在海外驻留期限，从抵达英法都城之日起计算，满三年为限。未满三年期限四个月时，两位监督对考核合格者送回国供职。其中若有数人将成未成，需要继续学习一年或半年的，届时会同候裁夺。总之，以制造科学生能够放手制造新式船机及全船所需物品，驾驶科学生能够管驾铁甲兵船回国调度布阵，并且有专门外国教师考取给予凭证者，才算有成效。如果一切办理没有成效，将对监督进行议处。

一、制造、驾驶两项学生之中，或者此外另有学生愿意学习矿务、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务的，由两位监督会商挑选，根据其才质相近，分别安排学习，支付教习酬金，仍由两位监督随时抽查功课，令将每日所习详细记录送交核查，也以三年为期，学成后共同聘请专门外国教师，考验确实，发给凭证，送回国供职。

一、两位监督及各项学生，从出国到回国，凡一切学习功课、游历见闻以及日常交往之事，均须详细记录日记，或用石印印出副本，或设立循环簿依次互换，总之每半年汇总送交船政大臣查核，将簿中所见由船政抄咨南北洋大臣复核。若有别国有益的新式船身、轮机及一切军火、水陆机器，监督随时探明获取，图说分别绘制翻译，务必让在洋学生考究精确实能仿效，一面将图说汇总送交船政衙门察核，所需各项费用作为正项开销。

一、各项学生如果遇到所聘教习不能认真指教，或有其他不便之处，应随时申诉说明。华籍监督会同外籍监督察看确实，妥善安置。若该学生无故荒废学业，不求进益，有名无实，以及有其他不良嗜好的，均由两位监督会商，分别留用或遣返，严究其学生。每月家信两次，信资以及医药等费用作为正项开销。或聘请外国医生，或聘请驻洋钦差的官医，或应另请派拨医生，均在到达海外后酌情确定。万一因刻苦积劳导致不测之事，则运回等费用作为正项开销，并给薪费一年半，仍酌情情节，请附奏以示优待。如有闻讣丁忧者，学生在海外守制二十七日，另外加赏饬。该家属具领。

一、此次选派学生，应由监督追溯考察其过往表现，详细查验。如有不应出国、滥收带往，不能在官办学校、官办工厂造就，以致被剔除回国的，其回国费用应由监督自付。倘若学生出国后，有藉词挟制情事，因而被剔除回国的，即将挟制情形如实上报，请抵华后查明惩究。如果过错不在监督，仍申报回国费用。实系因病遣回的，不在此例。

一、两位监督和衷会办，应当互相觉察。万一华籍监督有敷衍塞责等情弊，而外籍监督不举发，或者外籍监督有敷衍塞责等情弊，而华籍监督不举发者，罪责相等。查有扶同确据，即分别照会、咨行，随时撤换，不必等到三年期满。如果事事实际，学生多优异者，将两位监督专折奏请奖叙。

一、此次所议章程，总以三年学有成效为限。如果三年后，或从此停止，或另开局面，均由船政局大臣、通商大臣会商主裁，外人不得干预

续选闽厂学生出洋疏

北洋大臣李鸿章

臣李鸿章在光绪二年十一月会同前南洋大臣沈葆桢等人，奏明选派闽厂前后学堂制造科学生十四名、艺徒四名、驾驶科学生十二名，分赴法国官办工厂及法国水师学堂、铁甲战舰学习制造驾驶之法，以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所需经费从闽省拨出的南北洋海防经费内酌情提取动用。随后议定从闽省厘金项下筹集银两的四分之二，从闽海关四成洋务及船政经费项下各自筹集拨银四分之一，按照章程分年汇解。这些学生出国后，均能悉心考究，窥见门径，虽然造诣深浅不同，尚不被旧习所局限，大多已学成期满，陆续回国。其中驾驶科学生出色者，有刘步蟾、林泰曾等人；制造科学生出色者，有魏瀚、陈兆翱等人。经臣等量材器使，有的派管驾蚊船、快船，有的在船政差遣及派往外洋为铁甲船监工作，其余也分任要务各展所长。只是现值整顿水师、研精

译船舰器械的规模日益扩大，各项事务都需要人才，尤其感到人手不足，难以周全分配。臣李鸿章在光绪五年九月会同沈葆桢上奏说明，福建船政局出洋留学的学生应当连续不断地派遣，以储备后起之秀，应对不时之需，当时奉旨允准执行，已有案可查。

查考船政前、后学堂的学生，初次选拔三十人出洋，已是择优录取；后续入学的学生资历较浅，遴选起来较为困难。然而培养人才的要旨，在于使人才源源不断，日新月异的功效不可因一次成功就自我满足止步不前。

臣李鸿章与臣沈兆棠反复商议，拟定续选前学堂学生八名、后学堂学生 six 名出洋学习，并拟定拨付经费银十万两，陆续汇解给出使大臣兼留学监督李凤苞收支管理，并请由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一同督率照料。

只是查考后学堂学生中有许兆箕等四名，先前经臣李鸿章调往天津，派任水师学堂教习以及威远练船教习、水手，都有重要差事，难以立刻让他们出洋。

目前计算后学堂学生仅有两名，加上前学堂学生八名，共有十名，先全部派员送往香港登船出洋，其余待选拔到合适人选后再陆续派遣前往。

所需经费仍应由福州将军及福建总督、巡抚与臣沈兆棠，参照先例，分年均匀拨付接济。

译关于谢祖源奏请培养洋务人才的折子，光绪十二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

十二月初六日，恭敬地奉到皇帝谕旨：谢祖源上奏说时局艰难，请求广泛招收杰出人才去外国游历，着令该衙门商议奏报。钦此。由军机处恭敬地抄录通知到臣衙门，臣等恭敬地遵旨核查商议。查阅该御史原奏中说：自从同治年间派遣使臣出访外国，除了使臣由朝廷特别简选外，那些随员要么是从使馆中选取供职人员及学习的学生，他们的学问既未广博通达，气度格局大多猥琐狭隘；即使是所聘请的幕僚，也仅仅专门负责文书工作，并没有瑰丽奇特、光明磊落的人才。其中表现突出的人员，不过只是学习机器操作、通晓翻译语言，时间久了习惯成为本性，甚至有人乐于效仿他们的饮食起居，贪图他们车马衣食的便利，这些人实在不足以担当日后捍卫国家的重任。臣愚以为，国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经世济民的道理就蕴含在文章之中，如今翰林院、詹事府及六部官员中，不无抱负非凡的人，是否可以命令出使大臣每国酌情带领两名，发给护照，以便他们游历，一年后允许他们轮换，愿意留下的听凭自愿，其中才识出众的由出使大臣秘密保荐，这样既可作为日后使臣的人选，也可以增加熟悉洋务的人员等语。臣等认为，出使遥远异域必须依靠特殊人才，熟悉边疆情况在于实际经历，如今对外事务日益繁杂，确实应当广泛储备人才，以收到得力辅佐的效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访，自从奏请简派出使以来，起初原本借着聘问邦国的名义，希望得以游历殊方，全面了解该国的风俗地形、强弱险易，以及练兵制器、征税经商、开矿等要务。后来规模逐渐确定，分别派遣使臣驻扎，该使臣遴选参赞、领事等官员分别驻扎在通商口岸要地，勘验记载各种情况，随时上报；又有出洋学生以供练习，北洋大臣又屡次派遣武官、工匠陆续前往各国船厂学习技艺，用心不能说不周全。历年奉命出使及参赞人员，也多从曾任翰林院、詹事府及六部官员的人中选拔。查得出使随员一向由使臣自行奏请带领，跋涉万里，更换不易，必须根据地点选择合适的人，以责任考核成效并发挥指臂般的作用，不能拘泥于京内外现任、候补、候选人员，只以才能任用，形势不得不如此。至于供职学生由各该使臣奏请带领出洋的，不过是备用抄写文书、翻译书信罢了，那些机要重大的事务，何曾委托给低级官员？如果全部去掉这些人，那么文书的繁杂、翻译的选择，岂能责成使臣一人承担？况且其中未尝没有可造就的人才，即使有沾染外国习气的人，也可以由该使臣随时督察，分别撤职参奏，以示惩戒警戒。

至于该御史请求从翰林院、詹事府及六部官员中由出使大臣酌情每国带领两名一节，私下认为《周髀算经》九数，畴人担任官职，考工五材，众士分任职务。班固记载前代艺文，在经典之外，列出兵书、术数、方技等类，这些都是专门实用的学问，圣人不废弃。推究古时培养人才的器物数理之学，本来与义理之学并重，所以足以通晓经书并加以应用，官员发挥其才能。近代士大夫并非没有才识广博、学问淹贯的人，但受限于地域，拘泥于见闻，谈到环球各国交往的通例，富强的根本，计策或许鄙夷而不屑于谈论，所谓少见多怪，是形势使然。外国测算，窃取中国法制器相材，源于考工营阵，编组军队乃是古时《司马法》步伐进退的遗存。开采五金，仿效《周礼》中匠人的官职；测绘地图，也是晋人裴秀的方法。礼仪失传向荒野寻求，难道他们聪明而我独自愚蠢？只是中原习惯于空谈，平日留心讲习的人很少罢了。因此想要全面了解中外情况，势必从游历开始。然而各国事理与中国不同，他们借着游历来传教的且不说，其他有的暗中计算中原相通的道路里程，有的私自绘制山川形势，有的考察物产盈亏，有的暗中探测煤铁矿苗，并非空自劳累跋涉。而且那里的人强力坚忍，置于雪山冰岭也不推辞；中原的人筋骨柔脆，偶尔涉足瘴疠风涛就产生畏惧。不学习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即使亲身经历其地，也与聋哑盲人有何区别？现在的人对于海疆交错的地形，直隶省盐铁的数量，一切利弊尚且不能在心里清楚明白，却突然想要舍近求远，忽近图远，怎能必定有实际成效呢？就当前而言，我们迫切需要的只是在察明敌情，通晓洋律，熟悉制造测绘的要领，学习水师陆战的方法，讲求税务、界务、茶商、牧矿等事宜，虽然不能立刻达到精深，也应当先掌握其大体。查得出使各国大臣不乏差遣的人员，外国每年惯例有避暑不办公的月份，又多宾客祭祀宴饮闲暇的日子，相应申请命令出使各国大臣，随时分别命令属员游历境内，考核记载，分类讲求，并督促出洋武官、学生等学习各项技艺，督促劝勉并行，以收实效。这些员每月支取薪水，无需另外给予经费。至于翰林院、詹事府及六部官员中，如果确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的杰出人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用出洋游历的，是否可以？请旨命令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助送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派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

译出使人员的薪俸和行装费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情确定数额，从出使经费中拨付。以上臣等议覆的原因，谨共同恭敬地撰写奏折呈报。

译关于商议算学取士事宜的奏疏，光绪十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

我们私下得知，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恭敬地奉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的懿旨：御史陈琇莹上奏，请求将通晓算学的人员酌情给予科举出身，并允许游历人员按照原资历参赞等官职空缺时，准许游历人员兼任，以及关于灌溉田地购买机器等各折片，着令该衙门会同吏部、礼部妥善商议后呈奏，醇亲王奕𫍽一并参与商议。钦此，我们恭敬地遵奉旨意进行商议，仰见圣上思虑周全慎重，重视名器以造就人才的深意，钦佩之情无法言表。

查该御史原奏称：自从中外交往以来，谈论西学的，机器、船政等局，同文馆、方言馆等，是其汇聚之地。出洋学习的学童在测绘、制造等方面，都有师法可循，只是他们的议论不免受先入为主说法的恐吓，认为事事都必须效法外洋。近来诏令各部院奏保出洋游历，我们私下认为正途出身的人员应当可以借此练习洋务，但拖延了三个月，却未听说保送，可见留心西学的人难以选拔。

臣等愚昧地认为，西法虽然名目繁多，都起源于算学，洋务从算学入手进入泰西诸学，虽然不必具备身兼数种技能的能力，但测算既然明了，就不难按图索骥。国子监原本就设有算学，近年各省学政也加试算学，是否可以恳请圣上命令各该学政在岁试、科试时，对报考算学的试卷，宽予录取，原卷咨送总理衙门复核，作为算学生员。乡试时，除头场、二场仍考四书五经文章外，其第三场照翻译乡试的例子出策问五题，专门考算学，再照官卷的例子另编字号，在定额外酌情录取数名。会试也如此。考中后请给予京职，遇到游历员缺，就令其出洋赴泰西各书院学习，学成回国，专门充任洋务及出使等项差使。这样则进身不是其他途径，不被时论所轻视，既不像空谈洋务的人那样或许未能周知，又不至于像偏袒泰西的人那样容易滋生流弊等语。

臣等认为，造就人才、选取士人的方法，贵在随时代变通。追溯查考同治五、六年间，总理衙门奏请监生准许参加乡试，都充补翻译官，均经奏奉谕旨允许，原本希望诱导鼓励，开辟进身之路，使他们日后立功。至于乡试、会试取士向来有成法，难以轻易议论更改，所以道光年间两广总督祁𬻙奏请开设奇才异能五科，其中有制器通算一门，咸丰初年，御史王荫茂也曾说过。同治九年，闽浙总督英桂等奏请开设算学科，先后部议都因受成例限制而中止。

只是九数（算术）居于六艺之一，《周礼》用它来选拔贤能，明算位列六科之中，唐代制度用它来考核选举。我朝钦定《数理精蕴》、《仪象考成》等书，尤为万世学习算学的准则，所以在国子监定制，定额设置算学肄业生，满、蒙、汉各有若干人，分年教授。因此天文算法本是学人应当重视而学习的。

我们私下认为，列圣开创事物、成就功业，睿谋深远，广泛采纳西洋的巧算，融入中法的精微。以制器来说，御制的天体、赤道等仪器，已经超越古人、照耀今人，即使下至行军火器的便利，也曾俯采西法。康熙年间，每逢征讨战役，命令钦天监官员南怀仁、汤若望造炮随军，这就是明证。而世人或许将算学视为西学，大概没有深入考察吧。

况且即使以西学而论，其人才一半出自格致书院，以理法扩充其聪明，也一半出自水师练船，以阅历坚定其胆识，而不只是考核文字一日之短长来决定进退。三角、八线、几何、代数，确实是西学的根本。然而西学以测算开始，实际上并未以测算结束。所以近年南北洋船政各处设立制造、管驾、武備、水师学堂，选择技艺有成者进入练船学习，又选拔其中优秀者充补水师员弁，以期造就人才对实用有益。实在是因为西艺并非算术一端可以穷尽，而从事天算的人不可就说是练习洋务了。

只是查考制造各学，未曾不探源于算术，确实如该御史所称，名目虽然繁多，都起源于此，想要尽取西学之所长，大概必须以算学为先导。只要选举有法，也可以资以激励劝勉而广泛招徕。臣等就原奏所陈述的，共同商议，试士的条例不容轻易议论变更，而求才的标准似乎可以略微推广。

拟请旨命令各省学政，在岁试、科试时，生监中有报考算学的，除正场仍考四书经文诗策外，其考试经古场另外出算学题目，如果能通晓算法，即将原卷咨送总理衙门各事务复核注册，等到乡试之年，按册咨取赴总理衙门考试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砲、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等题，选择其中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不分满合、贝皿等字号。如果人数在二十名以上，统在卷面加印算学字样，与全场考生一同考诗文策问，无需另外出算学题目。其试卷由外帘另外捆成一束，封送内帘，比照大省官卷的例子，每

译二十名中，在额额外选取一名，只要文理清晰通顺，便算符合标准。如果实在没有文理清通的试卷，宁可空缺也不滥竽充数，即使试卷数量很多，录取人数也不得超过三名，以此显示限制。那些被录取的试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在公布结果之前，咨文送交礼部备查。至于会试往年另外编排字号的惯例，凡是因算学而中式的举人，应当仍归入大号，与该省其他士子一同参加考试，凭文章优劣录取。这样既能在搜求绝艺的同时，不改变科举选拔人才的法则，似乎也是奖励人才的一种途径。至于学堂、练船中已经学有所成并获得官职，或者不愿参加考试的，仍由所属大臣根据年资保举奖励，这与考试途径互不冲突。这类人员如果在会试中式后获得京城官职，恳请钦点数名，担任同文馆纂修，使他们专心讲习。此后无论是出洋游历，还是充任出使等差遣，都可以随时奏请派遣，根据才能加以任用，这样洋务就不会流于空谈而能切实得力，与那些技艺已成却地位低下的人自然有所不同了。

译广东省创设水陆师学堂，以储备人才。此疏上于光绪十三年。

张之洞 吴大澄

我们私下认为，古今的人才都出自学校，而办学这件事，讲习理论与实际历练必须兼重。近日海防的重要策略，首要重视水师的兵舰，其次是陆军的火器。外国各国对于水陆两军，都设立专门的学校，将天文、海道、轮机计算、机械炮械、营垒、工程、制造等分类讲求，从小学习，终身不改变其专业，因此能在海上称雄。我朝圣武宏大，中国人才荟萃，将才哪一样不具备，兵法哪一样不精通。只是时势不同，船炮、机械、计算等方面，到了今天，精巧的更加精巧，猛烈的更加猛烈。如果想要因时制宜，固然非设立学校不可。近年来天津、福州都设立了水师学堂，而天津还兼设武备学堂以训练陆军，实在是因为这两者不可偏废。广东地处南洋首冲边海，兼顾筹划应当储备水陆师器使用的人才，比其他省份尤为紧急。光绪三年，前督臣刘坤一捐银十五万两，上奏说明生息作为储备洋务人才之用。光绪六年，前督臣张树声、抚臣裕宽在省城东南四十里的长洲地方，就从前内拨银建造学馆，分派教习，考核选拔学生研习西洋语文算法，费用取自前次的息银，只是限于经费短缺，定额较少，此外有关军事的各种方面未能涉及。臣之洞到任后，察看该馆学生学业尚堪造就，改名为博学馆，在奏请筹办闽粤两省开设学堂各项事务的折子中已声明在案。臣等审度时势，共同商议，拟即就地改为水陆师学堂，并且需要添购地段，增建堂舍，以便区分功课而臻于完备。其中水师和陆师各定额七十名，先挑选博学馆旧生中通晓外国语文算法的三十名作为内学生，再遴选曾在军营历练、胆气素优的武弁二十名作为营学生，再拟选已经读书史、能写文章、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三十以下之文生二十名作为外学生，无论生员监生都准许入学。其中水师学习英国语文，分管轮机驾驶两项，管轮堂学习机械轮机的理法、制造、运用之源，驾驶堂学习天文、海道、驾驶、攻战之法。其中陆师学习德国语文，分马队、步枪、营造三项，内学生取其翻译已通晓、算法已熟悉；营学生取其兵事已经历、胆气已壮大；外学生取其志向已坚定、文理已通顺。只是营学生、外学生这两类，年龄稍长，学习外国语文稍有不便，应在洋教习之外，添用华翻译一名，辗转解释传授，以便领悟。

其房舍则分为水师诵堂、水师操场、陆师诵堂、陆师操场、陆师马步炮操场。其规制课程大致仿效天津、福建的成法，又斟酌广东情况，稍有变通。大体上兼采各国之长，而不沾染习气；谨慎追求武备的实用，而不崇尚虚文。堂中课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诵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正其根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就令讲习书史，用策论考试，使他们通晓中国历史、军事，以适应实用。在堂学生一律仍准许参加文武科举考试，以开启其上进的途径。其中营学生、外学生这两类，年龄不必很幼，这样可以辨别其志趣气质，不至于虚养庸碌低下之才。语文只求粗通，不必以此一端耗费其心力目力。总期望由粗入精，必不使舍本逐末。水师学成之后，拨入练船，另外设立练船正教习、枪炮帆缆教习、测绘教习四员，都用洋弁。在船上课读，即在中国沿海口岸游行，认真练习。一年后，再选拔其中才艺尤长者，分赴外国学堂、兵船学习。其中陆师则三年学成后，择优出洋，分赴各国学堂陆军练习。水陆都令每年九月在堂，三月在船或在营。遇到外洋有事，拟照西方国家的通例，前往观览，以资考察借鉴实事。现在购买地基，添造学舍，兴建场厂，约估需银六万余两。每月官员薪水、华洋教习薪费、学生赡养费、仆役工食，约需银五千两。对照天津、福建的章程，已属节省。堂中应用书籍机器，随时候置。除博学馆原有每年息银六千余额外，应于海防经费项下开支。广东度支极其匮乏，岂敢再增加用度？然而为了储备人才这一要务，不得不竭力完成。只是学堂之事属于创始，总办者若非有熟习此道的大员，不易胜任。查有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吴仲祥，才识沉毅，思虑精详。先前充任福建船政提调十余年，船政的初始规制皆由其创办。后来经北洋大臣李鸿章调赴天津，委派办理水师学堂，也卓有成效。现在请假回籍，经臣等发函邀请来粤，询问商议一切。相应请旨将吴仲祥发交臣等差遣，拟即委派他总办水陆师学堂事务，以资熟手。至于洋教习拟用三员：水师驾驶洋教习一员，查有福建船政英员李家在闽期满，堪以调任；陆师语文测算兼操练正洋教习一员。

译省城现有德籍军官欧披次，可以充补此职。至于副教习一职，应由臣等函商德国驻京公使，向德国外交部遴选确定。此外，应设置汉文教习十一人：水师方面，驾驶、操演、洋文各一人，华文三人；陆师方面，英文帮教二人，德文帮教一人，华文二人。至于稽查各学堂以及管理钱粮、文书的委员，酌情任用。此事目前经臣等详细筹划，命令广东布政使高崇基会同海防善后局的司道官员拟定章程，并详细陈述请求上奏前来。除了已函告海军衙门、总理衙门以及户部、兵部之外，谨此联名恭敬地呈递奏折陈述。

译关于设立广方言馆的奏疏

李鸿章

臣此前接到总理衙门的咨文，遵旨议定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即同文馆等事。臣以为，中国与洋人交往，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意图，满足他们的欲望，全面掌握他们的虚实真假，然后才能做到公平施治、有效应对。通商二十年来，熟悉我国语言文字的洋人首领不少，其中优秀者能阅读我国的经史典籍，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典章、官吏治理和民间情况，都能说得清清楚楚；而我国官员和士绅中，极少有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各国在上海都设立了一两名翻译官，每当中外大臣会商事务，都依靠外国翻译官传话，这很难保证没有偏袒和歪曲事实的弊端。中国能通晓洋语的人，仅依赖通事（翻译），凡是关务、军营的交涉事务，无非是雇佣通事往来传话，而这些人竟成了洋务的大害。查上海通事这一行当，获利最厚，在士农工商之外，另成一业。这类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广东、宁波商人的子弟，轻浮游手好闲，没有其他谋生出路的人，就把学习通事作为逃避责任的藏身之所；另一种是英法等国设立的义学，招收本地贫苦儿童，供给衣食并加以教育，这些市井村野的孩子，来历不明，无不沾染洋泾浜习气，也无不传习他们的宗教。这两种人，大多资质愚钝，心术卑鄙，除了追求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况且他们中仅通晓洋语的占十之八九，兼识洋文的仅占十之一二，所识洋文也不过是货物名称、价格以及浅显的文字，不仅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刑法、经济、政治等重大事务茫然无知，即便遇到交涉事宜，言辞语气的轻重缓急，往往也失去本意，只知道倚仗洋人的势力，挑拨唆使，以遂其私欲，蔑视长官，欺压平民，无所顾忌。就像会办防堵一事，偶尔与通晓汉语的洋人首领面谈，尚不离情理；但琐碎的文件，势不能一一当面商议，因而通事趁机插手，勾结洋人进行分赃，贪得无厌，无理挑衅，开支无度，欺骗我们耳目闭塞，肆意鼓噪，有时甚至因小嫌酿成大祸。洋务是国家怀柔远人、招徕归附的重要政务，却将关键事务交给这类人手中，导致彼此不了解，真假难辨，进退失据，始终不得要领，这不是小事。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实为良法，实行久了，必定会有正直君子、杰出敏捷的人才从中涌现，然后才能完全掌握西方人的要领，并思考如何驾驭他们，安定边疆的根本，就在于此。只是洋人聚集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岸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丰富，见闻较广博，语言文字的基础部分，一名教习就足够了，但精深部分务必广泛采集咨询，集思广益，非在上海、广东寻求不可。所以在其他地方实行，如同“一齐人傅之”的说法；在上海、广东实行，则如同“置之庄岳之间”的说法。臣愚昧地拟请仿照同文馆的例子，在上海增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选拔附近郡县十四岁以下、资质聪颖、根基端正安静的秀才，聘请西方人担任教习，同时聘请内地品行学问俱优的举人、贡生，教授经史文艺。学成之后，送交本省督抚考核，请求作为该县附学生，允许其参加科举考试。那些候补的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颖愿意入馆学习的，呈报由同乡官员出具品行端正的保结，送交学馆统一教习，借以照料。学成后也酌情给予晋升途径，以示鼓励，均由海关监督筹划试办，随时考察核实，详细报告。三五年后，有这样一批读书明理的人，精通番语，凡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需要增设翻译官承办洋务的，就从学馆中遴选充任，这样关税军需可望核实，而无赖通事也会稍加收敛了。通商的纲领固然在总理衙门，但中外交涉事件在两口岸反而更多，势不能仅靠八旗学生兼顾，只有多途径选拔，随地求才，那么学习其语言文字的人必定增多，人数既多，人才自然出现。西方人所擅长的，推算之学，格致之理，制造器物、崇尚形象的方法，无不专精务实，刻印成书，经过翻译的才十分之一二，必须能完全阅读那些未翻译的书，才能探究深奥隐秘的道理，由粗浅显明进入精深微妙。我们中华的智慧巧思，难道会低于西方人吗？如果真有精通西文并转相传习的人，一切轮船、火器等精巧技艺，应当能逐渐在中国通晓，自强的道路似乎会有所裨益。

开储材馆议

王觉任

治理国家的第一要义，没有不说求才的。不必再叙述广泛寻求贤才、君王多吉祥之人的说法了。但方法也不同：在守成的时代，天下太平，清净无为，想要安定天下人心。宋代宰相李沆说：“我在相位，没有别的，只是不用年轻新进、喜欢惹事的人。”所以用诗文楷法来考试士人，这是无用的器具，给予他们词馆的荣途，而不必要求他们通达治国的大体。用人依据年资资格，这是老人的法则，积累到卿贰、师尹的高位，而不必要求他们经纶国家。在这个时候，与民休息，大臣小臣都以安静谨慎为才能，选取他们能奉行遵循法度而已，不必有所兴举，担心变乱干扰

译我本是一介平民。如果沿袭旧习而形成风气，那么各项政务必然因循守旧、废弛败坏，刚强杰出的人才被抛弃，祸患动乱于是产生。天下多事之秋，就尊崇贤才、崇尚功绩，想要激励天下的士气。得到剧孟，便像拥有敌国般令人敬畏；见到郭隗，便用筑金台的方式礼遇他；凭一句话就提拔马周，脱下鞋来追赶韩信。那时的将相幕府，都网罗才德贤能之士以供驱使。在那个时候，鼓动天下，以明察敏锐、刚强锐利为才能，然后才能致力于事务、成就功业。所以搜罗人才，不拘常规地提拔。这两种做法只是顺应当时的时势，时势既然改变，那么治国的道理也就不同。如果都轻易改变，就会造成混乱。

译如今国家刚经历巨大灾难，创伤深重，痛苦难忘，而内部纷争的局势已无法维持长久。西方十六国既已环伺四周、垂涎欲滴，而英、俄、法、日四面交相逼迫。这是危急存亡的关头，而非太平无事的时代。自古以来中国统一，周围都是小蛮夷，可以用鞭子抽打他们。如今世界已经互通，忽然形成各国并立争雄的局势，彼此竞争逞强，磨牙吮血，稍不自强，危亡立刻显现。所以今天应当以孤军被围的态势来治理国家，不应当以大一统垂衣而治的态势来治理。西方人跨越数万里而来，士农工商都有新学问，炮舰兵制都有新法度。这是数千年未曾有过的事情。我们中国固守元明以来的弊政，百事杂乱无章，如今谋求自强，应当以开创的态势来治理，不应当以守成的态势来治理。孤军被围，则聚集策略力量就非常紧迫；开创伊始，则求才礼贤就非常殷切。必定不能以年资劳绩的常规标准、以诗词书法的无用技能来选拔人才了。

过去道光年间，天下安宁，太平天国起义于是发动，蔓延割据天下。胡林翼、曾国藩早晚以求才为要务，开设储材馆以等待天下士人，咨询重大计策，以辅助谋议，有所施行，让众人各抒己见，有所查考，让众人引经据典。每天早晚与他们相处，可以观察他们的品行，在事务中试用，可以显现他们的才能，于是能够扫除妖氛，重现中兴。当时的名臣，都是他们幕府中的人，其成效也可以看到了。

胡林翼说：“从督抚到县令，都应当用重金聘请博学之士，与他们谋划商议。”士人做学问，也有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朋友，难道治理国家就能成功吗？顾炎武每天让门生读经史二十页，胡林翼聘请姓邵的教授，每天读经五页，《资治通鉴》十篇，虽然军务繁忙，也不废弃。大概人用来处理事务的，是精神智慧。整天处理事务，精神智慧容易昏乱；水静止则能清晰照见须眉，微风搅动则浑浊上浮。人所接触的是环境。深入其中则安适，如果本性虽以食芹为美，以晒太阳为乐，不进行比较则得失无法显现。所以必须从容议论，以启发精神智慧；旁征博引古今，以比较得失。或者触动于古事，或者发明于今人，而后精神愉悦，条理详明。胡林翼能够成就大功，大概就在于此。

程颐说：“未能知晓，说什么行动？道理必定先知晓而后行动。而一个人的知晓，不如众人的知晓；众人的知晓，不如合天下人的知晓作为知晓。”汉代有大夫、议郎，又有军谘祭酒，都主管谋议，不设定员额。他们的公府能征辟曹掾，大概天子有侍从，幕府有参谋，早晚讨论思考，才献纳谋略，没有不周全的，而后事务没有不举行的。周公早上读百篇，晚上见七十士，所以能在七年之内，治理安定功业成就。如果让他每天勤于文书，仅见僚属，那么精神昏乱境界狭小，既然无法延揽人才，发扬议论，难道能使礼乐并兴吗？如今从部院百官，都是守法的官吏，乃至枢垣总署，政事所出，国运所托，既没有幕府之士来参谋议，又因为权位崇高，隔绝才贤。天下很大，事变很多，人即使是大贤，也不是两三个人所能周全知晓的。众事所托付，创举所关系，仅循旧例，又不是庸才所能胜任的。既然无法集思广益，又无法用人行政，难道能宏大救济艰难吗？即使御史也以弹劾为职责，不以议论思考为事务。百官都是行事之人，没有议论之人，这叫有行无知。称为盲目行动。以百人夜行，一人持烛，还有摸索道路、捏土成器的祸患，没有持烛的人吗？而率领六军，控制万马，行走栈道，踏过羊肠小道，踏过危崖，面临深溪，哪有不相率而跌倒陷溺的呢？

现在请求因军机处开设储材馆，聚集天下人的智慧以备议论思考，合天下人的才能以备任用。选拔人才的开始，采用汉代三公征辟曹掾的成例，由军机处王大臣先举荐平日所知，奏请调入储材馆；或者由王大臣征辟到储材馆，不论官阶品级，隐士、平民、已做官、未做官，都听王大臣征辟调任。那么一个月内可以立刻开设汉代公府曹掾，都精选英贤作为辅佐。上至二千石，下至布衣，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这是选拔人才的开始。

汉武帝武功震烁千古，其用人提拔都由上书请求下求言之诏。凡上书人交军机处代为奏报，符合圣意的令待诏储材馆。九卿督抚保举的，都令待诏储材馆，如汉代公交车上书待诏金马门的制度。各衙门呈递条陈，深切可行符合圣意的，也令待诏储材馆。上书军机处及军机处王大臣熟悉其才能的，准许王大臣随时奏请调入储材馆，但也应呈递条陈，这是选拔人才的继续。

只是上书太容易，后来恐怕泛滥，不如以著书为常规。查外国科举到举人而止，若翰林进士，必须著有新书，才授予此衔。大概能著书数十万言的人，见识必定通达，学问必定广博。现在请求凡著一书言政教、经史、道术及二十万字以上的，允许交储材馆进呈，顾虑其伪谬，考察乡评，采用宋代成例，取具同乡官员三人具结，都取正途补官，不用捐纳

译所谓“班者”，是指声名显赫、平日学问优异出众，或在某门学问上专精深入的人，凡是学者和乡里人士所熟知，难以逃脱舆论评价的。对于由督抚、学政、藩臬及外道官员以文书咨送推荐的人选，仍需取具同乡官员一人的担保结状。明储材馆限定在十日内阅览完毕，经查核若并非诗文无用之集、考据琐碎之条，便撰写提要进呈御览；随即行文通知担保官员知晓，或颁发文凭，令其入值。康熙、乾隆两朝开科选拔鸿博，被选中的人都能名传后世，这与仅凭诗文授官相比，优越之处远甚。这是因为能够跨越重楼、挽起千斤巨石，确立的标准既高，又得自于才力充沛，这是选拔人才的常规礼制。至于那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自视清高，为王公大臣所未能知晓，又不肯自行呈递文书自荐的人，由储材馆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请求王公大臣以礼制奏请征辟，这是选拔人才的特殊礼遇。

译储材馆的选拔，皇上可以直接提拔，王公大臣可以奏请调任或征辟举荐，九卿、科道、督抚可以奏请推荐，学政、藩司、臬司、外道可以通过文书咨送，怀才之人可以上书自我推荐，积学之士可以著书进呈，引道之儒可以依礼征辟，那么天下的贤才就都会聚集了。保送不如奏荐严格，考试不如皇上提拔公正，况且保送、考试都是旧例，并未见真正得到人才，所以应当稍作改变。

凡是进入馆中的人，无论是通过奏荐、奏辟、奏调、上书、进呈书籍而来的，都是从民间搜罗的，都怀才抱器，不论是否已经做官，也不论官品高低，一律进入馆中，如同进入南书房的例子。

储材馆应当同时开设各种学科，凡是经史理学、天文地理、政教法律、武备光学化学、电学重力学声学算学、矿务工学、商务、各国语言文字，都分科研究，各自兼修专门之学，以便精益求精。

储材馆既然同时开设，各学科应当同时配备书籍以及天文、地理等一切仪器，以备研究。或许可以注籍阅读文渊阁、武英殿的藏书，并大量购买外国政治、艺术、农、工、商、矿的图书及各国新报，命令通晓的人翻译，以广博学识，略微兼具外国博物院、藏书库、大书院的意义。凡是进入馆中的人，各自明确所学，讲论政教，每天必须有一条札记，轮流汇总呈报给军机王大臣。其中有专门之学的，听任他们自行研究。

储材馆人员众多，由王大臣选择学术通深、尤为杰出者十数人，仿照翰林院清秘堂的例子，总领才俊。

储材馆中有德高望重的贤者，学问深粹，或有专门精诣，如算学中的梅定九、李壬叔等人，仿照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例子，设立为教习，听任馆中人员问业。人才众多，图书齐备，又有教习，允许各省州县申送好学之士，不论举人、贡生、生员、童生，由督抚、学政咨送到馆，作为储材馆学生，让他们自行认定专门之学，选择老师学习。三年后，王大臣会同各位教习考察其是否有成就，合格者准许作为同直储材馆；不合格的，发给札文放归，听任他们担任各省县的教习。

凡是进入馆中三个月，王大臣出具考语，奏请留下那些材识平庸、虚伪谬误的人，让他们回到原衙门，或者放归，以杜绝滥竽充数。

凡是进入馆中的人，奏留后称为直储材馆，或称为储材馆行走，准许写入官衔。其初入馆者，称为试直储材馆，或称为选直储材馆。

凡是储材馆直班一年后，听任他们游历，以阅览中外通晓的事物。直班五年后，或者差遣，或者散归，除非奏调不再进入。其不愿入直者，听任。

凡是进入馆中的人，没有保举，没有俸薪，以杜绝攀附钻营。

储材馆就由王大臣统领，如同翰林院掌院、都察院台长的例子，礼节略同。因为其中都是怀才抱器之士，且奏辟、奏荐中有德高望重的老者、民间的贤者，应当稍加优待。

凡是军机处王大臣应当轮流日到储材馆与才俊论议。每十日王大臣应当一同到馆会见一次，聚集讲求。其馆内人员想要见军机王大臣有所条陈，都预先告知，听任王大臣定期接见。

凡是军机处有所举行，所有议论发交储材馆查阅考证，令各抒己见，由王大臣察核施行。

凡是储材馆有条陈，都由军机处王大臣代奏。

储材馆宜设在西华门内，大规模建立崇规以等待才贤，但土木工程不易迅速办理，先行借地开办，与军机处相连，以便就近讲求。

按照三代太学都在明堂东序，东西南北学都在明堂四门。凡是朝觐、养老、颁朔、祭祀、献俘、囚禁国子，都目睹并考察研究。北魏太学生都是正七品，参与议政事。明初人才都出自国子监，直接提拔为尚书、侍郎，出任藩司、臬司。至于周的训方、诵方，汉的议郎、公车、待诏、兰台令史，唐的集贤学士，都搜罗俊才，破格提拔任用，有的兼明学校，有的专任谋议。现在综合采纳这些制度，选人则凡是汉的上书、征聘、辟举，唐宋的投解、外国的著书，周的学校，汉的议官、待诏，唐的学士，无不兼采而并用。其德高望重的通才、魁杰之学既已聚集，而各显其才；其新学专门、片艺也既已聚集，而更加精进其业。王公大臣既有议论，以辅佐耳目，启发心思。求贤审官，既已熟悉天下士人，而知其才行，从而分供任使。成材众多，新学更加精进，见闻因聚集而更加开阔，议论因众多而日益严密。集合天下之士以革新天下之治，何求不可，何欲不成呢？考察本朝开国之初，没有南书房、军机处、总理衙门、海军各署。后来圣祖仁皇帝创设南书房，世宗宪皇帝创设机处，穆宗毅皇帝创设总理衙门，近来官书局、大学堂等处，都依次创建。凡此都是往昔所没有，而后成为大政所寄托，只希望有益于政治，不必一定遵循旧章。储材馆的设立，既然胡文忠、曾文正实行而有效。今

译顺应时势进行创设，日后将作为议论思考的场所，成为人才的汇聚之地，有百利而无一弊，用来辅佐中兴大业，或许就在于此，遵循这一原则去推行，这大概也是寻求人才的一种方法。

译培养人材疏

陶模

奏为培养人才，勉力图谋补救，恭敬陈述一孔之见，谨呈奏折仰求圣上鉴察之事。私下认为，海防之事兴起，议和议战，众说纷纭。臣愚昧地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优劣。人才不足，不仅和与战都无可依赖，即使侥幸战胜，对国家的根本也无益处。自古以来用人文武并重，文官有科举科目，武官有军营编制。立法之初，未曾不善，但积久弊生，仕途日益混杂，民生日益困顿，人才日益不可依赖。臣私下为此感到伤痛。所用之人不是所培养的人，所培养的人不是所用之人，这是古今共同的感慨。人才不在平日培养，却想在临时招致，即使伊尹、吕尚再生，也无能为力。当今局面，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善于谋国的人，不因胜利而志得意满，不因失败而士气沮丧。艰难困苦之时，正是圣主激励奋发振兴之日。《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天下应当变通的事情，不止一端，而人才尤其迫切。如果不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泥牵制的习气，就无法振作天下的士气，并在将来收到实效。臣不自量力，恭敬地就自己见识所及，略举大概，为我皇上陈述。

一、国子监应当首先整顿。京师是首善之地，太学是培养人才之所。教法不修明，怎能得到人才？臣认为应当敕令督抚、学政，选择品行敦厚、致力学问的举人、贡生，以及蒙受恩荫的大臣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大致仿效《周官》中师氏、保氏的方法，宋代儒者程颐、朱熹学校的制度，胡瑗经义治事的规矩。研习经书务必通晓大义，研习事务必须通达时务。祭酒、司业应当选择学问品行兼优、众人推重信服的人，长期担任其职务，教导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道理，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选择学业有成的人，将其名字上报朝廷。凡是各部院需要用人，督抚请求拣选，都从这里选取。成效既已显著，再选取可以为人师表的人，让他们分赴天下各地教学，这样学校就不致虚设，士子都有实际才能。教化治理的基础，实在在于此。至于纳粟入监，是明朝景泰年间的弊政，沿袭至今，流弊实在很多。所有捐纳贡监生的旧例，拟请一律停止。

一、淘汰考生，减少录取名额，以慎重科举名位。学术不明，士人少有实际才能，迎合世俗滥取，怎能指望得到人才？近来应考人多，作弊手段更加巧妙，条例虽然严密，仍属具文。天下事只有简约才能驾驭繁杂。学臣在岁试、科试中轮流校阅文章，抉择容易精当。然而在乡试之前，又录取遗才，再将岁试、科试不取的人一概送考，试卷过多，考官校阅困难，或许暗中让子弟、幕友随入协助处理。其余如弥封、誊录弊端尤多。拟请敕令礼部定议，各省学政在岁试、科试中悉心衡校，考列三等，以及新生未经岁试者，均不录取送考乡试。这样考官得以从容评阅，文理平常的士子不至于徒劳跋涉，吏役可减少，经费可节省，积弊可消除，真材可得，一举而数善具备。历来治国之道，贵在核实。臣私下思考，所贵在读书，是想让人人成为忠臣孝子。如果只是从事虚文，即使人人都登科，有什么裨益？当今士风日益鄙陋，应当援照乾隆年间裁减录取名额的旧案，将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各减少几分，使人们知道科举名位不可侥幸获得，学问必定更加奋发。至于考试的方法，也应当变通。时文必然不能废除，而浮华的诗赋应当裁减。策问贵在通晓当今，而禁止议论时事的条例应当更改。这样或许能明体达用，人才自然蒸蒸日上。

一、确定小试年限，以端正启蒙教育。进德修业，本来与词章科第无关。宋代儒者程颢说子弟轻俊，只教以经学，读书不让他们作文章。程颐认为少年登科是不幸。朱熹说俗儒记诵词章的习气，其功夫倍于小学而无用。大概童子血气未定，培养其良知良能，引导以孝悌忠信，尚且担心不及。如果让他们作文求取禄位，纵然获得科名，懵懂未见道处，则对乡里无益，做官则贻误民生。拟请敕令部院明定限制，凡年龄未满二十岁者，一概不准参加府县试，这样培养深厚远大可期。

一、停止捐例以清理仕途。天下大弊，在于官员太多，官职有限，而候补的官员无限。于是有求仕一二十年而不得一事者，等到有事时，则久困之余，难言志节。文官就剥削百姓、侵蚀国库，武官就侵吞军饷、缺额，几乎相习成风了。而且入官既易，则谋求做官的人日益增多，士人不安心于学校，农民不安心于田地，工商不安心于店铺，或谋求捐纳，或求取保举，或侥幸获得科名，纷纷扰扰，都有不可终日之势。那些依托宦途的人，无不仰赖于有事之官，官员的应酬愈繁，其操守愈难信任。民俗的败坏，士风的苟且，官箴的败坏，军实的毁坏，都由于此。科目、积绩、捐纳三条途径，弊病实在相等，而捐班较为显著。人们认为报捐者都是殷实之家，而不知贫人反而居于大劳。在四民中，一无所能，谋生计无计，借贷入官，本已行同商贾，竟然有商贾所不忍为者。虽然捐班不尽无才，但源头既然未澄清

译水流从哪里变得清澈？怎么能因为有一两个人有才能，就推及所有人呢？督抚虽然有甄别官员的权力，但这就像放任狼进入羊群，却要求牧羊人驯服狼性，势必做不到。既然已经设立标准来招揽人才，怎么能把所有人都弹劾掉呢？这种弊端如果不消除，百姓因此会轻视官员，强邻因此会嘲笑中国。一旦爆发祸乱，再投入千万两银子，也难以平定。这就像喝毒酒来解渴，利害关系显而易见。明知理财是头等难事，贸然提议停止捐纳，很少有人不认为这是狂妄的。然而近年来捐纳所得每年不过一百几十万两，此后恐怕会日渐减少，保留这点微薄的收入，对贫困毫无补益，只会留下后患，这不是好的计策。我恳请皇上独自决断，下令全面停止捐纳，同时将内外的冗员以及宦官等大量裁减。凡是与国家民生无关的开支，以及内务府、织造衙门等各项费用，能裁减的就裁减，能减少的就减少，节省下来的数目应当不止一百几十万两，而且官纪得以整肃，民心得以安定，邻国也应当钦佩信服。不战而胜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至于因劳绩保举而产生的弊端，更是层出不穷，新定的部章比较严格，臣不再赘述。

一、各部院的堂官和司官应当熟悉政务。自从部务大权归于书吏，司官中极少有真正的人才。据我所知，只有户部司官还有明白条例案例的人，此外只要能润色文稿，就被称为有才能。堂官随时调动，案件堆积如山，即使有超人的资质，也难以阅览文书。书吏名义上是任期届满更换，实际上无异于世代相传的职业。所以部务中，官员最糊涂，书吏最熟悉。他们舞文弄法，贿赂公然盛行，这是一回事。想要批准或驳回，都有案例可以引用。堂官和司官即使再三斟酌，仍不免落入他们的圈套。从前弃担任后稷，契担任司徒，终身不调动，因此能够使各项事业都兴盛。后世人才不如古人，政务更加繁杂，责任不专一，成效如何彰显？我愚昧地认为，尚书和侍郎的升迁，应当不超出本部范围。堂官六人，本来就近于冗员，如果有空缺，不妨兼任。司员应当让他们熟悉条例案例，分类管理。各员有履历可查，不像奸猾的书吏那样诡称姓名，无法追究。各部本来有条例，足以作为援引，所有旧案，一概可以不用。如果遇到疑难，堂官不能决断的，上奏请示圣旨，不必一定依赖旧纸堆，仍然落入书吏的控制。我看到户部陕西司，每上奏一案，必定用活字板印刷，积累久了成为卷帙，名叫《陕曹奏牍》，始于光绪九年。各部如果都仿效这种做法，那么批准或驳回的原因，人人都可以查阅。这不仅让舞弊者有所顾忌，堂官和司官也能通晓事理，益处更多。

译一、驻防旗兵应当破除积习，以巩固根本。各省驻防的旗兵向来以忠勇著称，但承平日子久了，习惯于骄纵懒惰，与闲散百姓无异。正值海疆局势不安定，朝廷选拔将才，广泛招募新勇，内地的旗兵很少听说被征调，废弛的情形已经存在，圣明的君主早已洞察。运用枪炮的各种方法，必须学习两三年，才能做到心手相应。把精良的武器交给粗疏的人，十天半月间就会变成废物。新勇都是市井无赖，而老将愿意招募他们，是因为他们能吃苦。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去对抗技艺精熟的敌人，仅仅依靠“能吃苦”这两个字来指望万一取胜，臣实在不知道这是否可行，因而对旗兵急需精练感到慨叹。练习技艺，练习攻守，必须从锻炼筋骨开始。旗兵不从事其他劳役，原本属于格外优待，然而同治以来，湘楚各军，土木工程等各项工程，都责成勇丁承担，并不妨碍战事，这是因为精力越是劳累越是充沛。修筑堡垒、挖掘壕沟，是行军的本职，请命令各将军、都统，除了实力训练外，遇到台垒、城墙、壕沟、渠道、堤坝等工程需要借助兵力的，让旗兵一体参与劳作。又各省防军练勇，分守要隘，都有护送粮饷、缉捕盗贼的责任，与旗兵相比苦乐悬殊。兵法首先重视地理，断没有固守城墙就能称为有用军队的。应当将各省驻防的旗兵，酌情抽调一部分，出屯要道，归督抚兼管，用汉人军法约束，在护饷、缉捕等事务上分担办理，以资练习。旗兵没有忽招忽散、入会传教等弊端，如果能全部成为劲旅，那么绿营的饷项也可以稍微节省。正值此时势日益棘手，越拖延越难着手。满蒙官员是国家的世仆，是汉人的表率，如果能让每个人都知道安逸享乐如同饮鸩止渴是错误的，能够自我振作，一二十年后，满蒙人才不会亚于乾隆以前，天下人都会感到幸运。

二、文武大员应当勤勉以率领下属。下属官员的贤良与否，视上官的喜好风尚而转移。那些沉溺于声色货利的人，无论了。即使是怡情于金石收藏，寄兴于诗词创作，多一种嗜好，必然多一种懈怠，而下属中勤勉政事的人也就怠慢了。又如将军、提督、镇将舍马坐轿，水师将领离船住屋，自身贪图安逸，怎么督率弁兵？还有武官学习诗画，自鸣高雅，对于军务废弛必然很多。应请旨通行禁止，仍令他们在处理公务之余广泛阅读经史，激发忠诚，涉猎近代的地理政书，讲究新翻译的水陆兵法，期望对实用有所裨益。人才不择地而生，各省大员如果能破除情面，摒弃浮华文辞，对吏治营务切实讲求，经过一段时间，应当会有可观的成效。这也是造就人才的一个方面。

三、禁止吸食洋烟，应当从士大夫开始。天下人才有一半毁于鸦片，士人是四民之首，不先立下戒律，怎么责备百姓？官员是百姓的表率，如果有嗜好，怎么使众人信服？请命令各督抚、学政，谕示教官、廪生，以后童生吸食的，不准保送府县试；诸生吸食的，不准参加乡试，也不准补报优贡；举人吸食的，不准参加会试。如果有蒙混过关的，从严惩办。并请命令在京各部院堂官，在外将军、督抚查察有瘾的官弁，全部令其回籍戒烟。查各国洋人都不吸烟，中华士大夫高谈学问，大言攘夷，在戒烟这件小事上尚且不及，岛夷的耻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四、分设算学、艺学科目，以裨益时务。《周官》有九数的教育，《曲礼》有六工的区分，力量必须专精，造诣才能深造。近年定下算学取士的条例，先由总理衙门考试算学，后送入顺天府乡试，同试诗文，华实兼收，不是唐代明算科所能比拟的。然而学习算学的人，很少来应试，原因有二：因为《九章算术》难于八股文，算学中足以资助学问问难，而非切于实用者，反复穷究，皓首也难以穷尽；制造器物的人只需要略知几何、重学，而算学家的一切考据辩难可以不学习。现在定例以算学及格物、测量、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水雷、公法、条约、各国吏事一律考试，哪有如此奇才一人而兼众长的呢？只是让知难者逡巡不前，轻于尝试的人仍然蹈空言无补的毛病，这是未尽善的第一点。合众人而衡文，或许百无一取，或许十取四五。现在考算学的人，乡试卷面另编字号，每二十人取中一人，定额不得超过三人，倘若诸生文理均优，反而因考算学而限于定额，这是未尽善的第二点。拟请分算学、艺学为两门，试算学者兼考天文及地理测绘，试艺学者以格物及制造船之学为主。总理衙门在秋闱之前，严密三次考试，择优录送顺天府乡试，分编算学、艺学字号，增加定额以广招徕。臣还有请求，算艺与时文、试帖兼习，必定不能兼精。定章规定现在习算者并考诗文，不过借此来堵住文士的嘴，徒然顺从俗情，仍然归于敷衍。近来保举捐纳，庸人皆可得官，为什么唯独对稍有实用的人必须多方限制呢？可否专设算艺二科？钦派大臣特别考试，仿照翻译举人进士的例子，不必兼试诗文，庶几专门名家各得自见。

译一、水军与陆军急需文武双全的人才，应当打破常规予以鼓励。天津、闽粤设立水陆师学堂，本是顺应时势而制定的措施，然而臣僚中仍有人拘泥于《海国图志》的旧说，认为防守外洋不如防守海口，防守海口不如防守内河，因而将学习造船视为多余之事。如果船只不必学习，敌人凭什么在海上横行霸道呢？沿海万里，防不胜防，必须有几支强大的海军主力，海口才能联络各地的岸防部队，岸防兵力也可以酌情减少。然而驾驶兵船的方法极其精密，海道的沙洲固守应当熟悉，尤其需要懂得算学和汽机原理，才能掌控机枢；能够观测七政恒星，才能掌管舵轮。这不仅非勇武之人所能胜任，即便是才智之士也很少能达到这种境界。

拟请朝廷命令各督抚督促水师学堂的学生勤奋学习天文、海道、御风、布阵、修理汽机、演放水雷等各种技术，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隔若干年，奏请派遣海军提督、镇将率领学生驾驶训练船，游历外洋，途中亲自测试各学生所学专门技艺是否纯熟，分别记录等级。到达外洋时，由驻外大臣按名测试水军兵法理论，如果确实精通，奏明朝廷作为水军秀才，送交办理海军的南北大臣，再次考试，选拔优秀者作为水军举人。

并请朝廷命令各督抚督促武备学堂的学生勤奋学习西方国家的整散阵法、测算、远程射击、挖掘战壕、交叉轰击、马步兵伏击以及明暗台堑、测绘地图、管理军械等各项事务。每隔若干年，奏请派遣司道官员分内外场校阅技艺并考核兵法，如果确实精熟，作为陆军秀才，送交南北洋大臣，再次考试，选拔优秀者作为陆军举人。仍然由朝廷钦派王公大臣复核水军和陆军的举人，选拔最优秀者作为进士。如果文理较长、明白治体，量才授予文职，与文科进士同等优待，上下不欺，真正的人才自然会出现。

臣又查得武备、水师学堂的章程本来尚算周密，近来听说有将年少不能读书的人滥行送入，怎么能确保收到实效？应由主管大臣严格遴选，无论旗人、汉人、文武官员及士民子弟，必须明白谨慎、文理清楚，才准许留学。凡是文字、算学等与武备有关的科目，设立课程，其余一概不要教学，以免分散精力。沿海沿边各省选择要害之地增设水师、武备学堂，统一办理，按时宣讲浅近切要的书本，启发忠爱之心。至于原有的武科，本来录取的人才就少，这些人倚仗有官职，往往在乡间武断专横，反而难以约束。如果说弓箭无用而改习火器，那么家家户户都可以购置枪支，流弊更加严重，似乎应当将旧例武科一律停止。

译一、各省的操练方法应当灵活变通。水师武备学堂并非三四年就能见效，应当命令各营队先将新式后膛枪以及西方人的水陆操练方法挑选重点进行学习。如今各督抚中也有知道西方人治军优点的，但因为经费不完全符合旧例，未能专心讲求，而且在大阅兵时仍须按照旧法合练，武官既害怕其辛劳，文官更是多有非议。这就像乡村富人请老师教导儿子，儿子既害怕读书的艰难，旁观者也说不必效仿寒门学子刻苦攻书，并且说他的儿子聪明足以傲视文人，一旦进入考场，才开始后悔学问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那些讲求洋务的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拟请皇帝命令通晓中外情形的大臣，参考德国、英国等国的兵法，舍短取长，酌情制定简明章程，认真教练。近来火炮猛烈，城墙难以抵御，外洋各国将旧有的城墙拆除，专门从事沟壑、暗垒以及高度不定的盖顶攻击法，既然战术改变了，防守之法不能不随之改变。各处紧要地方，不可专门依赖高城大台，也应当命令通晓军事的大臣筹划设险的方法，预先进行演习。

一、工艺是富强的基础，应当加倍用心考求。古代的教育，将道与艺合为一体，唐尧虞舜时代，殳、斨与皋陶、夔同列朝班，实在是因为对国家事务有益，即使再微小，也必定授予专门官员，使他们精研制造。只有枢机的运转，冶炼的纯粹，全都基于算学、重学、化学、汽学等学科，世代传授才能以器械制造器械，绝非一知半解所能窥见其中的奥秘。各省机器、军械、船政、电报各局的委员，大多没有学习过，偶尔粗略涉猎，终究难以透彻理解精微之处。如今各国往往派遣王子到其他国家学习工艺和兵法，用意深远，可以想见。国家创办派遣幼童出洋一事，已经二十多年，而成效尚未显著，一是官场将其视为鄙陋之事，办理仍如同虚文，二是专门之学本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所派遣的子弟大多没有读过书，文义不明，难以重用。拟请皇帝命令总理衙门查核历次奏定的章程，切实推广，选择满汉勋贵子弟中已读过《孝经》《四书》略知大义者，送到同文馆教授浅近的九数，根据其性之所近，咨明驻洋大臣，分别送到各国的书院、机厂、矿局，在制器、驾船、兵法、商务、矿务、农政、水法等方面，竭尽精力研习。其水陆学堂、船政、机器各局的优等学生，也酌情派遣出洋。再加以历练，务必期望各擅一艺，回华后派充各局所的委员，这样驾驭起来就轻车熟路，成效自然显著。今日致富的途径，应当与土地争利，不要与百姓争利；应当栽培工商以对抗洋货而杜绝利源外流，不要搜刮税厘以损害百姓而最终自害。这是矿务、商务、工艺所应当竭力研求，以期望逐渐收回利权的。至于添购兵舰，似乎可以暂缓，用这些财力培植工艺，等到学业有成后，或购买或制造，比较有把握。

一、大小臣工应当极力戒除自欺。世变的奇特，有先圣所不及预料的，而士大夫仍然以不谈洋务为高尚。不谈洋务可以，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是不可以的。如今我国政事因循守旧，上下粉饰太平，吏治和营务长久以来被邻国暗中嘲笑，明明不如人，而议论政事的人动辄发表大言，自称出于义愤，不知道这正好助长了庸臣的怠慢傲慢，遮蔽了志士的聪明。一两个有见识的人害怕遭受非议，有的曲意附和，有的甘于沉默，完全没有古代名臣相互警戒的风气。平日视危险为安全，视弱小为强大，文武官员骄横懒惰，无法觉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体察，错误地托辞于正论，追求虚名而招致实祸，实在令人痛哭流涕。事前既不知道不如人，事后众议仍不肯直认不如人，甘心自我局限，又怎能期望有自强的一天呢？拟请皇帝命令总理衙门选择同治以来办理洋务的奏折文牍，翻译各国政务书籍，呈备皇帝阅览，并刊发给各衙门和各处书院，使天下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明白朝廷为天下百姓多方斡旋不得已的苦衷，这样人人知道耻辱和困难，越是恐惧越加愤发，人才因策励而层出不穷，化危为安，转弱为强，关键实在在于此。

以上十三条，略知时务的人大抵都能说到，只是未曾为皇上切实陈述罢了。当此危疑震撼之时，舆论很多，拘泥古法的人谨守旧章，忧时的人竞谈新法。然而积习实在不能不改，而变法也不敢轻易言说。臣只就事所可行者，作为救弊补偏之计，不激励士人，则虚文相市，可以共安乐，而不可与济艰危；不精究洋务，则成法虽高，可以制服土寇，而不可以防备强敌。环海各国以中华为鱼肉，都是由于我国的痼疾久中于腹心，而肢体的痿痹随之而来。日本在三十年前被英美打败，纳币行成，因恐惧而奋起，遂成强国。我国若能发愤自强，合力策励，急起直追，何事不可勉力为之？如果仍然束缚于成例，混淆于浮议，不全力以赴，即使勉强实行十之八九，也无济于事。伏祈皇上俯纳刍荛之见，迅速命令内外各大臣悉心核议，实力施行，以振奋人心而扶持危局。臣尤其伏愿皇上鉴察天灾的屡次警示，念及民困

译至于莫苏，内部政事应当修治，知道外部祸患难以消除，励精图治，日日更新，暗中探究治乱的根本原因，广泛观察宇宙的大势。命令军机处、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等各自秉持公心忠诚，未雨绸缪，集思广益，共同渡过艰难。各部院堂司官员精诚一心，综合考核名实，使吏胥不能上下其手，以败坏法度。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等各自率领下属，顺从朝廷政令的严明，减少欲望、清静内心，杜绝请托，用人理财，一律秉持至公。从朝廷到百官，不要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不要拘泥于眼前而忘记长远考虑。上面有卧薪尝胆的大臣，下面有断虀画粥的志士，贤才争相奋发，各种政务修治清明，四方边境安宁，远方的人归顺，这确实是天下臣民早晚仰望的。微臣远在西部边陲，对于海防近事未能详细得知，考虑到时局日益艰难，惭愧献言已经晚了，冒昧上陈，恭敬地效法愚者千虑之一得，恳请皇上圣明鉴察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