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　内政部十二　养民

译卷三十八 内政部十二 养民

养民

朱泽澐

天下有这样的人，极其轻视他们的劳力，足以有所作为，分散时看不出人多，聚集时足以造成动乱，这就是闲民。古代的闲民占十分之一，现在的闲民占十分之六。大都市的闲民占十分之三，穷困荒远的州县闲民占十分之六。有无田的闲民，有无业的闲民，有有田却像无田、有业却像无业的闲民。百姓怎么能让他们闲着，明知他们是闲民却不安置他们呢？让他们靠自己的劳力生活，多久才会不造反呢？自从井田制被破坏，限制土地占有的制度，历代朝廷都不能实行。如果不是财货聚集的大都市，那么获取财富的途径就不广，谋生的办法就无法施展。《周礼》九职中说：“闲民，由闾师管理，凡是没有职业的人要缴纳夫布。”《孟子》说：“不设立无夫里之布，是用来安置闲民；征收夫布作为惩罚，是用来驱使闲民去从事职业。”三代圣王安置闲民有土地，教导闲民有方法，闲民的多少、有无，都清楚其数目并加以安置。现在督抚不过问，郡守不过问，州县不过问。丰收年景悠闲坐吃，一旦遇到灾荒，聚集起来做坏事，什么事做不出来？官吏对于百姓，州县最为亲近，近日州县的官吏，只管钱粮的收支罢了，百姓多少、虚实的情况不知道；只管催缴赋税的缓急罢了，百姓流离失所、生死存亡的原因不知道。灾祸突然降临，闲民哀号，仰望官府发放粮食，发放不够用，不发放就辗转死于沟壑，令人触目伤心。一年饥荒就变成盗贼，两三年饥荒就变成寇乱，一郡饥荒就流离失所去讨饭，一两个省饥荒那么寇盗之变就有不可言说的了。吕祖谦说：“上等的是修习先王预备的政策，次等的是修习李悝的政策，不修习预备而在临时讲求，没见有成功的。”先王预备的政策，自从井田制被破坏，几千年没有恢复，吕氏还认为这是上等的，是重视其用意罢了。《诗经》说：“嗟嗟保介，维莫之春，又求什么，如何新畬。”《月令》说：“王命令布告农事，命令田舍在东郊，修治疆界，审察道路，善于观察丘陵、山坡、险地、平原、低湿之地土地适宜什么，五谷种植什么，以此教导百姓，一定要亲自去做，农民才不迷惑。”古代设立农官，亲自巡视田地，教诲农事，再三再四，不是例行公事。《王制》说：“士无故不杀狗猪，庶人无故不吃珍馐，菜肴不超过牲口。”又说：“耕种九年，必须有三年的粮食。”《月令》说：“命令有司催促百姓收敛，务必蓄积蔬菜多积聚。”古代有司教导百姓蓄积，饮食时讲究礼节，谆谆恳切，不是例行公事。三代圣王养民的制度纵然不能恢复，还能从典籍中推求其关怀保护不止的意思。现在连这意思都亡失了。既然亡失了这意思，即使每天修补补救，政策想要让百姓不闲游坐困，怎么可能做到呢？预备的政策不恢复，只存有这点小小的意思，哪里足以成功？却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今日州县官吏漠然没有的，就是这意思。要求今日州县官吏，让颠连无告的百姓代种富民的田地，定下法令不执行，随之惩罚也不执行。假如又让颠连无告的百姓每天学习百工的职业，教导他们教不过来，督促他们督不过来。所期望于州县官吏的，只有这意思。现在做官吏的，有能致力于沟渠、耕耘、锄草的吗？有能致力于饮食、使用、节制、积蓄的吗？有这意思而实行，不善于对待百姓，没有益处。亡失这意思而厚颜处于百姓之上，将有什么用呢？一邑的情况，养无田无业的闲民，难养；有田有业的闲民，易养。闲民在灾荒之日难养，闲民在丰年之日易养。邑有里，里有乡，乡有图，图里有老人。一图里，有田有业的有几家？有田不耕、有业不勤的有几家？无田无业、佣工操作的有几家？老人预先教导官吏，亲自实行，教导他们耕耘，教导他们从事职业，教导他们疏通沟渠，教导他们远行经商，教导他们计量饮食，教导他们节俭，教导他们多蓄积。百姓自己蓄积，是先王预备的政策。官吏教导他们，不认为是百姓的事，而认为是自己的事；百姓奉行，不认为是官吏的事，而认为是自己的事。官吏的意思进入百姓，百姓的意思体察官吏。有田有业的百姓有所剩余，无田无业的百姓有所依赖，又有常平仓、社仓、义仓的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这在官吏善于作为罢了。唉，这也太难了！汉唐以来，养民的政策衰败毁坏，没有一样存留。循吏如龚遂、朱邑等人，传其人而不传其政，不是政不传，是一人的政，而不是一代的政，适宜其不传。当此政敝坏、民游佚的时候，期望有循吏其人，因意以立政，立政以养民，难道不难吗？幸而有其人，所用非所长，所长非所用，加上时势的紧迫，赔补的累累，大吏的阻挠，奸宄的谗毁，最终不得志而离去，坐使有田有业的百姓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又何问乎？无田无业的百姓呢？这是有识者所深忧的。

养民论

治理天下的人，凭借

译罢了。形势所在，道与法便从中产生。道统一而法不统一，那么变化万千也不偏离根本。法统一而道不统一，那么随着世势推移，最终归于没有弊端。治理百姓的道理，没有超过教化与养育的。后世教化百姓，不像先王教化百姓那样。然而追求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各自得到合适的地位，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所说的法不统一而道统一。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致力于根本并节约用度。致力于根本，说的是勤劳。节约用度，说的是节俭。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的劳力的，拿出所爱惜的劳力去谋求利益，必定不会轻易挥霍所爱惜的劳力。所以勤劳的人必定节俭，而劝勉节俭必须先劝勉勤劳。然而后世的祸患，不仅仅在于不勤劳不节俭。北方的田地，一个农夫耕种几十亩，犁地播种，不除草不培土，没有种桑麻织布絮棉的事情，妇女们嬉笑着坐享其成。南方就不是这样，耕种纺织的营生，男女共同出力。他们勤劳到这种程度，哪里还担心他们不节俭？然而衣食不充足，与北方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后世的财富，与夏商周三代不同的有两点：古代所说的财富，不过是布帛豆麦罢了，都产自土地且出自农夫。现在不看重布帛豆麦，而看重金钱。农夫织女，终年勤劳，所得有时换不来一把金子。这一把金子，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吃，没有它就无法应付官吏和进行交际。金钱既然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吃，却看重它，是因为得到它后，冷了可以买到衣服，饿了可以买到食物。它的根本，仍然归结于布帛豆麦为止，而所看重的却在空虚无用的地方。用无用的东西控制有用的东西，于是乎不耕不织的人有了权势，而根本的计策就丧失了。古代按人口分配田地，一个农夫一百亩，贫富的区别不过在于土地有肥沃贫瘠，人力有强弱勤惰，大概没有大的悬殊。现在就不是这样，富人田地连接阡陌，而穷人有时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农夫租种他们的田地耕种，被役使得像奴隶。豪商大贾凭借他们的金银，贱买贵卖，本金与利息相互权衡，年收入有时达数万斤。考察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富人不过万金，小的不过千金。现在富人有的以数百万、数十万计算。布帛豆麦，产自土地，产自土地的东西有固定的数量，这里积聚多了那里必定短缺。现在一家拥有数千百家的产业，那么一家就导致数千百家失业。金钱由人控制，由人控制的东西没有固定的数量，积聚久了，它的势力就越重，而它汇聚的趋势就越大。这是富人日益富裕，而穷人日益贫困的原因。这两点，是后世与三代不同的。形势与三代不同，那么致力于根本、节约用度的说法，恰好足以助长富人的势力而加重穷人的困境。况且后世的祸患，更在于穷人喜好自我修饰，而富人大多吝啬。我年轻时见过有大官禁止百姓婚娶使用彩车鼓乐，而以此为业的人关起门来没饭吃的有数百家。有名胜之地禁止百姓游玩砍伐花木当柴烧，而依靠这片土地吃饭的一万人，都怅然无所适从。这是不懂得通权达变之道的人。先王的制度，对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岁时伏腊，让百姓都能宴饮欢乐、接待宾客，难道仅仅是说用来行礼吗？大概是为了顺应他们的情感而发挥其作用，而互通有无的道理，也存在于其中。《周礼》中的荒政有十二条，其中说“蕃乐、多昏、索鬼神”，这三者都是耗费繁多的事情。先王认为，年成饥荒，贫民必定没有余力做这些，能致力于这些的，必定是有余力的人。趁着他们有余力而引导他们行礼，以互通用度，而贫民也因为这些事情而得到食物。这是后世以工代赈方法的来源。所以增加礼仪的环节，让富人都能借此畅抒情感而乐于行礼，那么得到食物的贫民必定很多了。节约用度的道理不能一概实行。至于积重难返的形势不能骤然扭转，那么就逐渐消除，先去掉太过分的地方。金钱的作用不能废除。废除它，失去财富的不仅是商贾，还有国家。要使布帛豆麦稍微发挥其作用，民间贸易一尺布一斗粟都允许互通，只有价格极大的交易以及行旅之人才能使用金钱。那么农夫织女除了官租税赋没有地方使用金钱，而金钱的势力就减轻了。占有田地多的人不能全部收回给官府，设立年限限制，从某年开始，田地已经达到一定数量的不得再增加购置，不到五十年也会逐渐平均了。这就是随着世势推移的说法。

译论直隶兴除事宜书

陆陇其

我本是一介书生，哪里懂得天下大事？只是曾经静心观察当今的时势，百弊的根源，都起于百姓贫困。并非没有体恤百姓的官吏，怀着将百姓疾苦视为自身疾苦的志向，但百姓最终仍不免于受冻挨饿，这是因为受限于法令而无能为力。如今有幸遇到像宪台这样贤明的长官，可以在法令之外为百姓请命了。冒昧地略陈一二条建议，以供采择。

一是关于缓征赋税的适宜，恳请施行。自古以来的赋税征收，必定在秋收之后，庄稼收割登场，然后才能办理上缴朝廷的赋税，这是确定的道理，也是必然的趋势。如今却因为军饷的缘故，正月就开始征收，民间尚未播种，而催逼拷打，急如星火，有余力的人尚且可以勉强应付，无力的人势必借贷完税，富豪人家乘其急迫，重利盘剥，等到秋收之时，利息累积，一年的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哪里还有余力奉养父母、养育子女？转眼到了新年，新的赋税又到了，所以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逃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荒芜的土地一天比一天多。二月卖新丝，五月卖新谷，古人尚且认为痛苦，如今新丝不等二月就卖，新谷不等五月就卖。尧舜这样的圣君在上，怎么能不念及此呢？正值用兵之际，国家用度浩大，固然无可奈何，如今四方安宁，财政不至匮乏，向上请求缓征赋税，正是时候。户部若能通融，总计一年春夏两季的军饷有多少，上年拨剩的银子有多少，用上年的余银暂抵本年春夏的军饷，等到秋收后催缴解送，以补足国库额度，对上无损于国家赋税，而民力得以舒缓，富豪人家不得乘机盘剥，逃亡的人可以返回，拷打可以省去，一转移之间，其利益无穷。先在京城附近试行，再推广到天下，兴起唐虞三代的治世，这是首要的事务。恭候宪台裁决。

二是关于垦荒的适宜，应当鼓励。京城附近各州县荒田累积千百顷，朝廷屡次下达鼓励垦荒的命令，但申报垦荒的人寥寥无几。并非百姓不愿意垦荒，而是北方土地贫瘠，而且荒地熟地不常。靠近山的地方砂土参半，遇到雨水才能耕种，稍旱就变成赤地。靠近水的地方，水退去则有田地形状，水到来则一片汪洋。一旦申报垦荒，转眼六年，开始征税时垦荒的土地已经干枯变成石田，或者淹没在波涛中。而所申报的赋税一定而不可变动，起初包赔，继而逃亡，累及有司的参劾罚责，责成里长摊派赔偿。所以小民视开垦为畏途，任其荒芜而无人顾及。况且申报垦荒之时，册籍有费用，驳查有费用，牛种工本之外，又拮据以应付诛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得开垦，奇怪申报垦荒的人寥寥无几吗？我私下认为这类荒地原本与定额内的土地不同，与其稽查太严，使百姓畏惧而不敢耕种，何不稍许给有司以便宜行事之权，使得可以用熟地补荒地？如有额外新垦之地复荒的，听任有司查他处新垦地以补之，那荒地的赋税即予免除，不必像定额内的土地必须上报部里奉旨才准豁除，没有赔累之苦，没有驳查之烦，百姓不畏惧垦荒的累赘，自然无不踊跃于垦荒了。那已经垦熟的土地，或许更请宽限至十年起科，使得偿还其牛种工本之费，然后责成其上供，这也是鼓励垦荒的办法。恭候宪台裁决。

三是关于兴修水利的适宜，想要百姓富裕，在于垦田，在于兴修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干，虽与南方不同，但使川泽流通，随便灌溉，仍优于听其焦枯而无人救助。但古人沟洫的制度，随时修理，所以不觉其烦费。如今以久湮久塞的河道，一旦想要疏通其壅塞而防止其溃决，工费浩繁，势难猝办。又正值公私交困之时，州县钱粮，一丝一毫皆有项，不敢擅动。民间十室九空，正常赋税尚难完办，安有余力完成此艰巨之时？若不量时势，不计盈亏，骤然兴举，其扰害必甚于水旱。我私下思虑屡年以来，朝廷怜悯荒灾，州县议蠲议赈，所费用钱粮不可胜数。与其在荒灾之后蠲免赈济，何如在未荒之前讲求水利？蠲赈之惠在一时，水利之泽在于万世。如今宪台抚临京城附近，想要成就久远之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通查所属州县水道，何处宜疏通，何处宜筑堤，约长若干，工费若干，汇成《畿辅助水利》一书，进呈御览。请户部度算钱粮之盈亏，以次分年举行，而不扰民。以一时言之，虽若不免于费用；以久远言之，比之蠲赈所节省的，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绅衿，能开辟河道若干者，作何优待，作何奖励，此亦一策也。恭候宪台裁决。

四是关于积谷的适宜，应当广泛。如今法令最重积谷，定有议处之例，所以为穷民计，至为深远。然而想要谷多，应当广开谷之源，如今只有捐输一途，所以积谷者寥寥。在富庶之邑，尚且可以鼓舞劝捐；若穷僻疲瘠如灵寿县者，虽悬奖励之典以劝之，谁能应呢？我私下认为这类穷县，应当稍为之通融，使得广积以备赈济。如县内有荒地可开垦者，允许有司设法募人开垦，收其所入贮藏仓库以备赈济

译不要苛求其具体的科目。那些所有因河流淤积形成的田地，虽然已经登记入册缴纳赋税，但原本不属于定额内的，允许酌情留下部分粮食作为储备。官吏应当缴纳的银两，允许折合成粮食存入县仓，即视为已缴纳，不必再开具牙帖起运解送。那些原本额外新增的杂税，以及编审人丁时超出定额的部分，都允许留在本地作为积谷储备。像这类措施，若能推广施行，那么那些贫瘠偏远的县邑，大概都能有粮食储备来救济灾荒。如果仅仅依赖捐输这一种途径，能够起到作用的很少。即便就捐输而言，只是让两三个地方官员喋喋不休地劝谕，所得又能有多少？狡猾的人暗中将其摊派给乡里百姓，名义上是捐输，实际上与额外加派没有区别，这又违背了朝廷爱护百姓的本意。因此应当请求圣旨酌情制定表彰奖励的条例，使士绅和富户都乐于捐输，这样不用劝谕粮食自然就会增多。至于仓库中的粮食，应当听从地方官员酌情支取发放，如果遇到灾荒，就先发放后上报；平时陈粮换新粮，听从他们方便处理，不要因为不肖之徒的侵吞欺诈，就完全束缚贤能官员的手脚，那么像饥民那样困苦的老百姓大概就有依靠了。恭敬地等待您的裁决。

译关于存留款项应当酌情恢复的事宜。查考《赋役全书》的旧定额，有一项人役，就有一项工食；有一项公务，就有一项钱粮。大概没有用了人却不给他饭吃，办了事却不花一分钱的情况。用人却不给饭吃，必然导致卖法求财；办事却想不花钱，必然导致向百姓摊派。自从战乱兴起，财政匮乏，将存留款项全部裁减，因此州县官员束手无策，贪污腐败肆无忌惮，私下摊派公然进行，无法禁止。各种弊端的根源，都由此产生。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再次颁布恩诏，逐渐恢复，天下才开始有好转。然而还有应当恢复而没有恢复的，斗胆向宪台陈述。例如衙役犯赃的法律很严厉，而书办的工食唯独没有恢复，不知道这些人能饿着肚子奉行公事吗？不给他们饭吃，不得已而犯法，再施加刑罚，他们肯心服吗？这是应当恢复的第一点。心红纸张、修缮宅第的器具，这是州县所必然不能免除的。既然奉命裁革，不知道天下的官员都能捐出俸禄而自备吗？还是有人向铺户勒索，向里下百姓摊派呢？有正项开销，即使贪官也无法借端苛派；没有正项可动用，就会借口向百姓勒索。朝廷节省的有限，而小民受到的拖累无穷。这是应当恢复的第二点。上司过往，下程馈送、杂支供应，这是州县所必然不能没有的。既然奉命裁革，不知道上官来到州县都能自备供应，自己出钱吗？还是不得不依赖地方呢？官员中懦弱的人，害怕触怒上官，千方百计逢迎；贤能的人也害怕失去侍奉上级的体统，多方补救。无米之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这是应当恢复的第三点。存留款项全部恢复，那么私下摊派就可以禁止；私下摊派全部禁止，那么百姓就可以富足。在主持国家财政的人，只知道恢复一项，就耗费一项金钱；不知道裁减一项，就多一项掣肘。掣肘的危害，层层累积，最终都由小民承受。小民疲敝逃亡，其危害最终还是由国家承受。这是关心民间疾苦的大臣，应当急切请求酌情恢复的。恭候宪台裁决。

关于审查人丁不应当追求超额的事宜。直隶旧例，人丁每五年审查一次，分为九等，上上等征收银九钱，递减至下下等征收银一钱。每次遇到编审，官员只怕被部里驳斥，必定追求超额，并非人口真的比原来富裕增加，也是强行让孤苦无依的人充数罢了。王成伪增户口，处处都是这样。况且编审既定，五年之内即使有逃亡死绝的，也不得开除。孤苦无依的百姓，要求他们每年出银一钱，已经不堪忍受了。已经逃亡死绝的还不得开除吗？我私下观察直隶各州县现在的人丁，已经不算不多了，只求没有缺额就够了，不必再追求超额。每审一次就超额一次，日积月累，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如果确实有人丁旺盛而超额的情况，应当命令官员留作积谷之用，不必计入定额。如果五年之内遇到逃亡绝户，就用这里的超额弥补那里的缺额。那些荒残州县没有超额而有缺额的，可以在奏销时随时上报，酌情准许蠲免。倘若担心不肖官员将超额银两侵吞入己，没有缺额却装作有缺额，自有纠劾的法度在。总之，对州县宽一分，就是对穷民宽一分。州县中不肖的固然有，但贤能的实在多。上级对州县搜刮没有余地，那么州县对穷民搜刮也没有余地。不肖的固然乐于搜刮，贤能的也不能不搜刮，而百姓的苦难日益增加。恭候宪台裁决。

以上所陈述的无非是书生的议论，然而想要为国家巩固根本、培养元气，必须先从这个几方面下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王道开始的地方。恳请宪台不要认为它迂腐而忽视它，那么百姓就幸运了。至于一切刑名、钱谷事务，把握大纲即可，无益的烦文都应当省去。比如钱粮册籍厘毫丝忽的差错，可以立即改正的，不必驳斥诘问；刑名案件明白显易的事，可以立即完结的，不必提解。多一次驳斥诘问，就多一次需索；多一次提解，就多一次拖累。这是吏胥所深深喜欢的，而小民所深深痛苦的。汉盖公有言：“治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这虽然不是中正之论，然而事务的烦简，应当随时代而变化。时代弊病在于太简的，应当用烦来补救；时代弊病在于太烦的，应当用简来补救。现在的功令稍显烦苛了，去烦就简，这正是所谓合乎时宜的中道。乡约保甲应当重视，土豪衙蠹应当清除，陋规杂派应当禁止，这些都是地方利弊所在。用虚文看待它们，都是老套；用实心去做，都是仁政。现在谈论治理的人，大都能说，不必我赘述。

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

陕西地方辽阔，村堡零星，州县虽然说是亲民之官，终究不能常见士民；士民也难以常见官长，以致有关生养的大端，无人为之振兴，有关伦纪的大法，无知者容易违犯。愚民见识浅薄，只顾眼前，不计久远，或者染上习俗，惑于谬见，日复一日，生计逐渐艰难，犯法的人逐渐增多。究竟小民，并非都是无良之辈，不可教化。现在钦奉谕旨，令地方官遍历

译在乡村广泛地进行教化引导，努力推行教育培养，不懈怠地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弊。本都院担心各下属地区杂乱无章、没有头绪，如果匆匆忙忙地巡视各地，只会徒增官吏与百姓的纷扰。因此，谨就陕西省的乡土风俗和民情，将所有应当兴办的利事、应当革除的弊端，逐一列出，使得州县、道、府的官员在按时巡视时有所遵循执行，士人和百姓有所效法遵守，本都院也有所依据进行考核。应当兴办和革除的事宜，列在下面，共二十条。现在节录其中六条。

译一、广泛推行蚕桑业。陕西是自古以来的蚕桑之地，如今长久荒废松弛，绸缎丝帛依赖江浙供应，花布来自湖北河南。百姓口粮本就不够，还要卖掉粮食来置办衣物，难怪家中少有积蓄。现在城固、洋县蚕桑利益很广，华阴、华州织造贩卖缣帛，宁羌则采集槲叶喂养山蚕，织成茧绸，因为是由前任知州刘名棨教导成功的，所以命名为刘公茧。凤翔通判张文禾报告说当地种植的桑树最多，兴平监生杨岫种植桑树养蚕，远近效仿，众人也足以知道陕西并非不能养蚕。现今各地可以种植桑树的地方很多，还有大片野生桑树的地方，显然并非不适合蚕桑，正应当用心振兴。现在各地地方官多能寻找桑秧种植，并在城内购买桑树养蚕，凡是百姓采摘桑叶，要么卖给官府，要么卖给就近养蚕的人家，都能得到钱。士绅百姓虽然一时不熟悉养蚕的方法，但凡是原有的桑树正应当保护培植，房屋旁边的空地更可以去官府领取桑秧种植，一两年后自己便可养蚕，即使不能养蚕，也可以摘卖桑叶。如果养蚕的人家不能自己织布，也可以卖丝，往后时间越长，利益越广，比起其他营生很有便利。切不可被土地不适合种桑的说法迷惑，坐失美好的利益。那放养山蚕的方法，承蒙皇上谕令，让山东将饲养成功的办法分送各省，陕西已经照此刊印发放，借助山木来成功，有槲叶、橡叶、椿叶的地方都可以实行。再如木棉这一项，利益很广，陕西适合种植木棉的地方更多，也必须分别种植，或许初种时不能立刻长得茂盛，逐渐熟悉后，必定会有成效。成功之后，士绅百姓的衣食就永远有依靠了。如果有倡导种植桑棉的人，地方官酌情给予奖励，但不可派差役查访滋扰。

一、兴修农田工程。陕西农业所种的豆麦粟谷，只知道翻犁播种，前期缺少锄草培土的功效，后期缺少锄草培土的力量。所种的稻田，只在原有渠道泉水的地方，那些靠近河流溪流、堤岸稍高的地方，竟然不知道引水种稻，未免土地多遗留下利益，百姓多遗留下劳力。我们皇上首重农事，屡次颁布谕旨，以兴修水利、经营管理农田，谆谆教诲勉励，怎么可以不详细讲究，切实督促率领？往后所种的旱地，事先加工施肥，种植之后，勤加锄草培土。靠近河流的地方，有可以开渠筑坝引水灌田，却苦于人心不齐的，上报官府查勘，设法兴修。或者用车斛水车，有龙首车，有磨盘水车，或者用人力，或者借助水流，都可以将河水吸取上来。陕西百姓不认识使用水车的方法，如果有工匠能制造这种水车的，地方官捐资制造一两辆，在水岸试行，让百姓学习仿造，以扩大其利益。至于凿井灌溉田地，初凿虽然耗费物力，成功后则长久享受其利益。除了山高土厚不能触及泉水的地方，不必勉强外，如果有平地可以凿井的，勉力开凿，或者通力合作，或者逐渐成功。凿成一井，其水可以灌溉田地数十亩，现在凿成的井，在旱年获利很多，这是明显的验证。有能开渠造车凿井的人，地方官分别给予奖励，但不可加以督责，反而滋生纷扰。有渠道的田地，各自按照成规分配灌溉，不得违反规定强行争夺。

一、广泛种植材木。种树的土地，各自有适宜的地方。那扩大地利以资助民用，则是一样的。我们皇上在劝勉农耕教导稼穑之外，更敕令地方官员时常劝勉植树，广泛收取地利以有益于民生。陕西山林树木丛杂的地方，砍伐出卖往往难以远运，似乎属于无用。但这些崇山峻岭，树木繁茂，其中如药材、竹子、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榈、构树、桐漆、葛根之类，也不少。只要可以食用，就可以卖钱。百姓生长在山中，田地狭窄，衣食艰难，这就是恒产。那些没有树木的地方，全在于互相学习，以扩大生计。延安榆林一带，木材昂贵，民居土现在山脚水边，可以种树的地方最多，正可以种植树木。十年之后，既可以造屋，也可以卖钱，难道不好吗？

一、分别积存社仓粮食。陕西社仓的谷子是用耗羡银购买储存的。世宗宪皇帝担心民间认为这是官物而不轻易借领，曾颁布谕旨：“为陕西百姓分存社谷，永远接济。现今分存在各乡，附近村民年年借还，不需要远行，不需要等候。加一成的利息很轻，利息又生利息，仍然是附近村民的公物，逐渐积累增多，可以听任百姓多借，丰年歉年都能获得接济，不必远赴城中求官府赈济借贷，最为便利。但必须有借有还，不可拖欠，才能经久。如果有离社仓很远的村庄，允许酌情分存社本，就近分存。如果社谷原本少不够分存的，如果能量力捐赠增添，积少成多，也允许各自设立社仓。如果一时没有力量建仓，将附近空闲寺庙收拾一两间，也可以储存。有能捐赠社本的人，官府仍然分别给予匾额奖励，多到三四百石的，详细请示题报，给予顶戴。”各乡士绅百姓每年常有无益的费用，如赛会、迎神、唱戏之类，花费不少。如果将多费节省下来买粮，化无用为有用，难道不是美举吗？但捐赠

译征收赋税应顺从百姓的意愿，不可稍有强行摊派或催促。社正、社副若能公平地管理收支，实心实意地办理事务，地方官员要特意予以奖励。任职时间长久者，按照惯例申请授予顶戴花翎。

译第一条，劝种甘薯。陕西高地多，水田少，百姓粮食多依赖杂粮，常担心年成歉收。只有甘薯这一种作物，容易种植容易生长，水灾、旱灾、冰雹都不能伤害它，用来充作百姓粮食，与稻米小麦功效相同，不是寻常果品可以比拟的。陕西高地的沙土，最适合种植甘薯，但向来没有这种作物。本都院恭敬地采纳《钦定授时通考》所载内容，并访求种植甘薯的各种方法，刊刻分发，广泛推行种植。事情往往在开始时难以谋划，在成功时容易看见成效。如果能找到这种种子，按照方法栽植，一旦生长出来，辗转相传学习，到处蔓延生长，人人争相种植，用来辅助百姓粮食，难道不美好吗？特意刷印两千张，命令发给各司，可以酌情分发到全省府、厅、州、县，以及佐杂等官员和士民百姓。其中一定有留心利民济世，寻找种子试种，为百姓倡导的人，这也是充分利用地利，以扩大资生途径的做法。

第二条，禁止丧事演戏。丧事中宴饮，已经不合礼制，而陕西丧葬奢侈，更有丧事中演戏的事情，有的是亲友送戏，有的是本家自己演出，名义上是敬重死者，实际上是忘记了亲人。在哀痛的时候，经常跳舞纵情歌唱，男女聚集观看，违背情理伤害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多次禁止，至今恶习未除，关乎社会风气，不便因循守旧。以后应当先从绅士开始，遇到丧事，禁止演戏，违者无论乡保地邻，允许他们举报，并命令教官严厉训诫，不时稽查，如果有违犯，就详细追究，然后推广到普通百姓，一体禁止。

养民的四项政策

第一条，兴修水利。南北地势有高低的差异，所以水旱灾害的蓄积与排泄有所不同。南方地势低洼，多湖泊池塘；北方地势高亢，多平原旷野。低洼的地方利于疏泄，高亢的地方利于蓄水，这是大概的情况。然而南方也有山地田垄，未曾不害怕干旱；北方也有靠近河流淀泊的地方，未曾不害怕水灾。农民坐视田地遭受旱涝，却不知道补救，为什么呢？是因为贫富的力量不均衡，愚钝平庸的智慧达不到，于是因循苟且，认为无可奈何。地方官员如果真的爱护百姓，把四境的土地当作自己的庄产，把四境的农夫当作自己的雇工。在农事结束后，单人骑马带着干粮，亲自考察地势，晓谕百姓虽然暂时劳苦，最终能享受百世之利。低洼的地方为他们修筑堤堰，建造斗门，干旱时关闭蓄水，涝灾时开启泄水；高亢的地方为他们引导河渠，疏通沟洫，干旱时有灌溉水源，涝灾时水流畅通无阻，那么南北的地势都可以没有忧患了。至于山垄的田地，在下流修筑大坝，一寸一寸地壅土，用牵车引水，使不遭受大旱；河淀的田地，在四角修筑长圩，层层遏制，疏通涵洞，使不遭受大水。这样依山傍水的地方，又可以没有忧虑了。像这样，难道还有地力未尽而天时值得担忧的情况吗？近来地方官处在交通要道，说是应酬无时，正值凋敝疲困，又说催征赋税紧迫，难道不想想与朋友下棋，饮酒呼鹰犬，纵情打猎，不是公务之余的闲暇时间吗？如果舍弃这些自我娱乐，转而考虑民事的紧急，那么农事就有依靠，难道不是贤良的父母官吗？

第二条，开垦荒地。田地荒芜，有老荒，又有新荒。老荒是战乱之后，人亡地弃，长久变成杂草丛生；新荒是遇到灾年，人民流散，逐渐导致抛荒废弃。地方官员应当亲自考察：老荒之中还有可以耕种的，如果原主有子孙、亲友情愿领种的，准许开垦，按照五年的例子承纳赋税；如果没有子孙，听任别人具状领种，批准发给凭证，令其开垦。新荒如果原主流落他处，安土重迁，应当出示晓谕，招徕恢复产业。如果告示后一年不归，就视为无主，听任别人具状领种，也按照三年的例子起征赋税。成熟之后，原主不得争竞。乡村农家，常担心耕种无人，来不及多顾及，更应当戒除游手好闲而整顿懒惰农民。凡是子弟年满十六以上，就属于成年男子，不能读书，就应当努力耕作，怎么可以任其悠闲自逸呢？农民致力于耕种，就像士人致力于学习。士人珍惜光阴则学业必然进步，农民珍惜光阴则土地必然增加。所以古代的妇女做工，一个月三十天相当于四十五天，因为夜间工作占了一半。难道不是勤奋的效果吗？小民愚昧而多自我限制，只依靠地方官鼓舞劝导，那么没有不勉力劳作的了。

第三条，种植果树。百姓应当种植的，难道只有五谷吗？即使果木之树，也应当广泛栽培蓄积。过去李衡担任丹阳太守，告诫儿子说：“龙阳洲上千头木奴，每年上缴千匹绢，也可以足够使用。木奴，就是橘子。”董奉治病不取钱，只让人种杏。几年后十数万株，郁郁葱葱成林。杏子成熟时，买者用谷物交换杏子，全部用所得谷物赈济贫穷。秦东陵侯邵平，秦朝灭亡后成为平民，在长安城东种瓜，瓜有五种颜色非常美丽，世人称为东陵瓜。宋代处士林逋很贫穷，在孤山结庐，种梅三百六十株。梅子成熟，卖掉，每天取一株所产作为用度。所有这些，是专门依靠果木之利，就可以赡养子孙，拯救贫乏，以自供其高洁吗？亲自耕种南亩，兼有稼穑的丰饶吗？然而财物不患多，有了多余然后丰足；土地不患贫瘠，种植后更加充足。

译治理百姓的官员，在春季万物生长之时，应当告知四方居民，选择适合当地土壤的果树以及果实繁多且容易成活的品种，无论是在池塘边还是低湿之地，都要全部种植，不让土地有空闲之处。这些寸土与农田相比，不需要缴纳赋税，不必费力耕种，也不担心水旱灾害，可以凭借土地的自然肥力而坐享丰厚利润。像这样的好处，那些愚昧的百姓还有什么畏惧而不广泛种植的呢？必须命令村长、庄头等严厉督促当地居民，及时栽种。如果长官亲自骑马勘察，仍有寸土荒废闲置的，土地主人要受到重罚，村长、庄头也要一同受责，这样才能明确责任，使得懒惰的百姓不至于失去自己的生计来源。

译第四项是种植桑树和榆树。果木之所以用来弥补正粮的不足，并资助五谷的盈余，而桑树和榆树则是用来供给养蚕之用，并且满足烧火做饭的需要吗？制作器具、提供树荫、通行道路，都是百姓从中获取利益的地方吗？过去诸葛武侯在遗表中曾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自然丰裕。”这又是把桑树作为子孙衣食的利益来源。古代五亩的住宅，在墙下种植桑树，在通衢大道旁边，种植榆树和柳树来标示道路，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作为地方长官，应当发布告示晓谕百姓，在墙垣间隙和空地，广泛种植柔嫩的桑树，以供给蚕事，对妇女的纺织和衣服制作不是没有帮助的。那些城外以及村庄，从河滩道路到主要干道，大约能通车马的，中间留出两丈左右；能通小商贩的，中间留出一丈左右，左右两边全部栽种榆树、柳树、槐树、松树之类，每棵树相隔五尺，长不好的就除去，那些生长茂盛的，枝干挺拔舒展，树荫繁茂而覆盖范围广，当正值炎热酷暑时，无风也自凉，行人坐在树下休息，不忍心立刻离开，其益处是多多的。周朝单襄公经过陈国，看到田地荒芜不治，道路杂草丛生无法通行，树木不能标示道路，就知道陈国必定灭亡。那么种植和修整，关系到治国之道，难道不重要吗？然而必须设立赏罚，凡是所种植的树木，命令主人勤加灌溉防护，不要让牲畜践踏损坏，生长茂盛的酌情给予奖赏，懒惰导致不成林的酌情责罚，仍然命令补栽，大概能起到警戒和劝勉的作用。

论述云南的利弊

师范

云南的累赘，以沉重的徭役为最；其次是盐的祸害，始于在省城设立总商的举措，而加剧于增加煎煮余盐以弥补亏空的提议。盐井产出卤水有盈有缩，想要多产盐，不得不掺和泥土来凑足加煎的额度。盐既加煎，那么销售必然导致壅滞，不得不压制散户，不顾百姓的困苦。加上商役使用大秤小秤，土贩抬高市价，百姓的困苦就无法缓解了。徭役的设置，原本有堡夫、民夫、牌开的名额，却违反规定应付，动辄达到数百人，因而索取折抵夫役的价钱，强行索取供应。铺司本来只是递送公文，却让他们背负行李；哨兵早已裁革，却仍然派去押护。甚至男夫用尽，连妇女也被派遣。地方恶棍承揽，又设立包当。加上宪役过多，兵丁调换也索取路夫，需要供应酒食，百姓的痛苦无处申诉。杨文定公刚到云南时，就严格禁止革除，一扫积弊，百姓如同从汤火中救出，安稳地坐在席上四十多年。乙酉年战争兴起，山僻愚昧的百姓都踊跃奔赴，其情状似乎可怜，但其内心却很安定。大概因为休养充裕，也没有不知道奉承上级应当如此的道理。缅甸已经请求归附，还说驻防没有撤除，按规定没有减少，百姓稍微难以支撑，而无良之徒又进献加煎压消的说法，诛求搜刮，盐的祸患于是比寇盗还严重。丁巳年春天酿成大变，于是官民都陷入困境。己未年十月初，颐园抚军到来，才确定民运民销的格局，而对于一切夫役马匹也根据职位的高低、事情的缓急规定了定额。大概杨公是戴冠止变，在事变将要发生之时；而初公是拔釜抽薪，在事变已经发生之后。唉！云南的人也是王室的子民，土地贫瘠，运输艰难，而征税的纷繁，供应的冗杂，胥役的苛扰，将弁的越权，有求如其他省份的十分之一而不可得的。饮食艰难固然难，遍责于当权者，然而在水深火热之中，略微寄托恻隐慈祥之意，我不能不对后来的君子有深切的期望。

仓储的设置，为了救荒占十五，为了防备非常之用也占十五。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土壤贫瘠，每年的产出仅够维持口粮，而山僻小民尤其多食用荞麦等杂粮的。鄂西林、尹望山两位总督，陈临桂藩使经营筹划，所储存的粮食达到五十多万石，不到四十年，全部化为乌有，偶尔剩下的只是被狡猾的胥吏垄断，并充作市侩侵吞渔利。筹划采买而富民独自遭受祸殃，商议平粜而贫民得不到恩惠。云南的土地向来水泉丰富，云南的风俗颇为急公好义，即使是凶年饥岁，道路上也没有饿死的人，只是烂在盐务上，疲于徭役，又陷入仓储的累赘，一个社长的累赘必定达到数百金，而其所储存的终究鲜有实际效用。倘有不测，不知当事者又创制什么策略？前人以之便民，今人即以之害民，常平仓和义仓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些关心世道的人，尚且仿照其意在乡间施行，先积谷二百石，谷贵时照市价卖出，谷贱时照市价买入，不需要博取贱买贵卖的名声，而其恩泽自然广布。每逢年终，确切查访农民中无依无靠的人，大口五斗，小口三斗。秋收时收回本金去掉利息，上以广布朝廷子惠之恩，下以助桑梓温饱之策，千万不要说这是迂腐之谈，不关痛痒，我拭目以待。

赋差关税四弊疏 康熙十九年

给事中许承宣

奏请禁止赋税之外的赋税、差役之外的差役、关税之外的关税，以缓解农民的困苦，以拯救商人的病痛。私下认为天下的人，不超过四民，百姓中的俊秀者是士人，士人仅占十分之一，而农民和商贾则占天下的大半。农民有田就有赋税，有赋税就有差役；商贾有货物就设关来稽查，立税来征收，这是自古以来的常法，圣明君主所不废弃的。而今天的农民不苦于赋税，而

译百姓苦于正税之外的额外赋税；不苦于徭役本身，而苦于徭役之外的额外差役。什么叫赋税之外的赋税？就像江南扬州府所属地区，国家规定的正税每亩二钱四分五厘零，田地有高低之分，大约几亩折算成一亩，每亩缴纳的银两不过四五分，向百姓征收原本是有固定标准的。现在却不是这样，船厂需要铁，就征赋；修筑河堤需要夯木，就征赋；决口冲刷需要稻草，就征赋；打下木桩需要柳树，就征赋；扎制埽工需要白茅，就征赋。百姓用本地出产的东西供给上级使用，尚且容易办理。如果到不产铁的地方去采铁，在不产木的地方去责求木材，旱灾时草枯，水灾时木坏，只是肆意苛刻索取，只浪费钱财，要么加倍价格来买卖，要么干脆折成银两缴纳以求幸免，一年要供应好几次，催逼呼喊不停，这就是苦于赋税之外的赋税。什么叫差役之外的差役？国家《赋役全书》规定为常制，这赋税之中已经包含了徭役。如今臣看到扬州府江都县，每年每一里要贴补疏浚河道的夫工食银二十四两，那么田地已经承担了两次徭役了。前阵子河流溃决，又按亩征发夫役，那么田地已经承担了三次徭役了。除了挑河的夫役，又有帮工的夫役，那么田地已经承担了四次徭役了。四次徭役还不够，又有所谓的庄差。庄差，是向耕田的贫苦农民征收的。农民替人出力耕田，他们所耕的田地就是本里已经征发差役的田地。在本里征发差役的是这块田，现在征发庄差的也是这块田。即使田地是农夫自己所有的，而田地已经在本里征发差役的范围之内，如果再加上庄差，不是一块田承担两次差役吗？自从设立了庄差的名目，就有供应土船的祸害，有供应土箩、土基的祸害，有供应车辆的祸害。卖妻鬻女还不足以应付他们的要求，敲骨吸髓只怕不能最终完成徭役。唉，这些劳累困苦、疲惫不堪的百姓，正是我皇上捐钱赈济、施粥喂养的百姓啊。差役一旦落到身上，进不能求得官府粮饷，退不能去领粥汤，只有转死沟壑罢了，这就是苦于差役之外的差役。

译如今的商人并不苦于关卡，而是苦于关卡之外的关卡；并不苦于税收，而是苦于税收之外的税收。什么叫关卡之外的关卡呢？国家设立关卡以通达天下，总共只有十三处，彼此相隔三四百里才设一关，这是为了表明禁令简明、纲纪疏阔，不想设置过多的制度来妨碍商旅。又规定船只不靠岸过关，货物就不抽取税银，船料也是如此。自从设立了攒典这一职位后，他们各自占据要道隘口，在村落间横行霸道，处处都是关卡，于是处处都有税银和船料了。顺治十八年，御史郑为先上疏，极力陈述攒典的危害，奉旨裁撤。然而攒典的名义虽然去除了，但攒典的实质依然存在。监督诸臣借着查税的名目，私自使用家丁和书吏差役，散布到各方，重复抽取税银和船料。如果确实是在通江滨海的地方，扼守要隘，那还可以理解。但这已经不符合朝廷务求宽大、不崇尚烦苛的本意了。近在几十里之间，又没有旁港支河，难道可以多设私人来滋扰危害吗？就像扬州有扬关，淮安有淮关，中间一条漕堤有什么渗漏，为什么在邵伯一个镇子必定又要加以拦阻呢？邵伯本是商人卸货的地方，从南往北的，由扬关征税；从北往南的，由淮关征税。已经征过税的货物，已经征过税的船只，就可以听任它们去了。那么拦阻的原因，是要禁止它们不到内地去吗？还是要让它们聚集在一处而不分散到各州县去吗？无非是故意刁难、勒索，层层盘剥征收，这是在咫尺而非百里之间再次征税。近来听说浒墅关在无锡地方，也私自设立老人关，设置水栅，拦截河岸，又用两橹快船，遍历乡村，日夜巡逻查抄，敲诈勒索，稍有不如意，就指控漏税上报官府。其他见闻所不及的，哪里能说得完？商人举足就落入罗网，移步就触犯禁令，无法施展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智慧，只是徒然左右顾盼担忧，风雨停歇时令人伤心，变卖衣物换取钱来缴纳赋税，这就是苦于关卡之外的关卡。什么叫税收之外的税收呢？国家设立关卡有税，货物过关有抽取船料的关卡，大小各有定制，轻重都记载在成文中。顺治二年，奉旨凡是民间米麦的税课一概禁止革除。如今却是农船小艇，一米一豆没有不征税的，甚至乡民驴背肩挑，也不免被搜刮殆尽。又有货物本钱不多，而所征税额反而超过本钱数倍，想抛弃货物逃跑却不可得，这非常值得怜悯。至于船料，各关不同，如扬州钞关满料不超过二两六钱七分，浒墅关满料不超过十两五钱，如今正数加倍，缴纳到四五倍，而在正数之外，又名叫加仓，一仓到十仓，听任他们增加，没有人敢怎么样。船料本来就有经制规定，加仓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况且既然征了船税，就不应再征货税，却又有了落地税，有了寄钞税，这是兼船与货两者都征税了。商人的财力有多少，能承受这种盘剥呢？这就是苦于税收之外的税收。恭读康熙十八年的恩诏：一、各处关差将不应纳税的物品额外横征暴敛，差役四处出动，把守关隘，扰害商民的，由有关部门严厉察禁，一旦发觉，从重治罪。仰见圣上思虑深远精微，没有细微之处不被顾及。又屡次经部议定，凡是滥派小民钱粮差徭的都有处分，即使督抚也曾发文申饬，不止三番五次，但积习难破，弊端日益加深，如果不重申天子圣谕，怎么能让各种弊端全部革除呢？恳请敕令督抚，严饬各府州县及各关监督务必将赋税之外的赋税，差役之外的差役，关卡之外的关卡，税收之外的税收，一概禁止，在通衢要道勒石立碑，纵然不能完全约束已经发生的，还可以永远警戒将来，庶几农民没有困顿疲敝的忧虑，商旅有贸易的便利了。

收贫民议

冯桂芬

法令如果不善，即使是古代圣贤我也斥责它；法令如果善，即使是蛮夷我也学习它。我曾经博览夷人的书籍，得到两件事，不能因为是夷人的缘故就抛弃它们。一、荷兰国有养贫和教贫两个机构，路上有乞丐，官员或绅士就收留他们。老幼残病的人进入养贫机构，供给他们粮食罢了；少壮的人进入教贫机构，有严师，又极力发挥他们的能力，每天给他们定下标准，不达到标准的严厉责罚，达到标准后才停止。国内子弟有不顺从的，就说：“驱逐你！你将要进入教贫局！”子弟就恐惧地改正行为，因此国内没有游民，没有饥民。一、瑞颠国设立无数小书院，不进入书院的官府必定强迫他们，有不入书院的刑罚，有父兄纵容子弟不入书院的刑罚。因此国内没有不识字的人。这两件事都见于米人袆理哲所著的《地球说略》中。我又嘱托学生管嗣复，询问夷人学者，更加得到详细的情况。啊，真好啊！所谓礼制失传而在荒野寻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用三代圣人的法令来说，宗族有资助不足者的法令，州党有互相救济的情谊，国家有救济穷困、抚恤贫民的法令。乞丐的名词出现在春秋以后，文武成康的时代，哪里能得到乞丐而收留他们呢？又在郊野设立党庠术序，人士女都知道学问，哪里能得到不学习的人而惩罚他们呢？这两个国家的事情，还是抓住了末节而没有探究根本。然而就后世而言，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如今浙江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的设置，但没有制度，也不尽完善。其他省份或许根本没有，另外商议推广义庄，更应当

译整顿郡县普遍建立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府制定章程，选择乡绅主持其事，设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堂、严教室，完全依照义庄的规矩，用来弥补无力设立义庄的不足。严教室教导他们耕田、种菜以及各类技艺，用严格的劳作和刑罚之法，来约束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凡是民间子弟不听从教导，族正无法管制的，以及赌博、殴打、偷窃、盗窃初次犯罪尚未入罪的，入罪后遇到赦免的，或者刑期届满返回原籍的，都送入善堂。经过三年改过自新，族正愿意担保领回的，就释放他们。另外设立化良局，专门收容妓女，选择诚实朴素的老年妇女教导她们纺织，三年后担保释放也照此办理。期望达到境内没有游民、没有饥民、没有妓女才停止。百姓因贫困沦为匪类，也是不教化、不抚养造成的。等到他们陷入刑罚之中，治理者只是依法处置罢了，不再过问，而做匪类的人依然如故。因为偷窃坐牢流放，就成了远方的窃贼；驱逐妓女，使她们离开本境，就成了邻县的妓女，哪里比得上抚养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不偷窃、不做妓女更为完善呢？堂堂礼义文明之邦，竟然比不上夷狄的方法，真是令人感慨啊。至于官府强迫百姓进入塾馆，是中国难以实行的，只有责成族正稽查族人，有十五岁以下不读书、十五岁以上不从事职业的，根据其贫富程度加以惩罚，仍然让他们进入善堂读书习业，这也是好的办法。有人说：“贫民将会像蚂蚁一样聚集而来，拿什么供给他们？”这不对，此举实际上是禁锢，衣食的匮乏，使唤的苛刻暴虐，是不用说的。那些人到了连匮乏苛刻暴虐都不害怕的地步，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吗？正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心抛弃的。况且我知道他们的数量必定不会很多。

译咨行沿海各省招工章程

总理衙门王大臣

南洋大臣咨准总理衙门咨查，英法两国续增条约内均载有招工出洋一事。本衙门现与英法两国驻京公使共同酌定章程二十二条，均已画押盖印，于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具奏，恭录谕旨，抄录原奏并附录章程二十二条，咨行查照。希即转行各省督抚大吏，并饬各口该管官员遵照严密稽查。如非通商口岸，一律不准受雇出洋；如有华民私诱民人、逼胁承工，一经查出，立即正法。等因。查招工出洋一事，现在既经续定章程，应先抄录转饬南洋长江各关照办，仍由江南海关将此项续定约章照会、刊刻成册，呈送本大臣盖印，以便通行各省及分送各国领事，一体遵守。同治五年四月十一日咨沿海各省。

第一

一、中国通商口岸，凡有商民请求批准设立公所，开办招工业务，既拟与该工人如何订立契约，所内华工如何治理等节，应将合同底稿，以及在公所治理工人的章程等文书，禀请领事官查阅。又因各国搭船的惯例不同，必须有该商已经按例遵办的实据，领事官才能查明。

第二

一、该商禀请前来，领事官查验其确属殷实稳妥之人，即将所呈合同章程等文书酌情删改，方可转交该管地方官查阅，若都属妥当，立即发给印牒，准许设立招工公所。领事官即将印牒及合同等文件一并在本所抄录存案。

第三

一、印牒既已发出，不能无故注销。若有缘故，必须地方官与领事官共同商议。如果意见相同，该公所方可关闭，停止招工。该商自不准追索赔偿。

第四

一、合同章程等文件，该商须于招工公所门外房中书写悬挂，以便于工人均能知晓详细的合同章程等文件，以及经地方官和领事官查明准许办理。该商此后若想删改，均可禀明施行，只是各该官员尚未批准，不可擅自专行。至于该商若想派人代为招揽承工，准许将合同章程各件抄单，禀请领事官及地方官用印发给执照，才准派人分赴该省乡镇等处代为宣布。

第五

一、招工，各商既立合同，与该华工定议，务须按期逐一遵守。凡有违背契约之处，只追究该商责任，均按该国惯例，传案究审。

第六

一、招工，各商欲遣华民代为寻觅承工，此项受遣者，必须由地方官先发给盖印准单，方可前往，或干犯例规，无论故意违误犯法，只追究本人责任，均归地方官传案究审。

第七

一、凡有招工事务，中国专派委员协同监督。华民有欲承工者，任凭前往该商公所，同委员注写姓名于簿册。注毕，该工人任凭回家，或在公所等候便船出洋。

第八

一、华民承工出洋，或系独身一人，或是携带家眷。所立合同字样，必须逐一开载：一、指定何国何处承工，年限多少；一、限满回国，计其人口，约定保障水路费若干；一、在彼作工，预定的日期时刻；一、在彼承工，应受的衣物工食，并各等利益；一、遇有 disease，医治医药不用该人工值；一、只身出海，或有眷口留在中华，意欲按年计月拨付养家之费，应扣若干；一、所有今订章程第八、九十以及十四、二十二等条，尽须开列。以上七节之外，不准再加。形似工人容免全行之条款，倘有擅自添加，理应置之不予商议。

第九

一、合同所定承工年限，不准超过五年。期满如欲回国，彼处必将合同所注明的水路费若干，按数备全，交付便船送回中华。如果限满不欲回国，其法有二：一则听任该处官宪准许与否留住，准许时即将合同原定路费一项全数付给便用；二则听其再次承工，另立合同，即将原约所定银数额付给一半，听其自用，而此次合同仍以五年为期。期满仍照前次合同原数额付船送回。假如华工至彼处后患病不能作工，该处在限满之前，先行按数给钱送回，否则准许其赴官禀请申诉。

第十

一、承工工作日期时刻定准，七日之内必须休息一日，一日之内作工不过四时六刻（即外国九点钟零二刻）。如果所定日期之数不准，强行其工作过时，至于休息时日之间，如果正工以外，该工人力能另有操作，抑或另承工课，准许向本主酌定酬值。只是牧畜以及日用常事，仍属正工，不需因系休息时格外议酬。

第十一

一、华民年龄不及二十者，或欲承工出洋，必须取得本身父母准许凭单，加盖地方官印信，方准承招。

译如果无法取得其父母的确实证据，也应当取得地方官员加盖印章的凭证单据。如果没有这张单据，不准向前推进。

译第十二条

凡所有华工的姓名，既然已经登记在册，从登记之日起，至少扣留四日，才准许在监理委员面前将合同念给该工听清楚，询问其是否愿意。如果确实愿意前往，立即令其画押。

第十三条

合同既然已经画押，该工应当完全由招工商人管理，是否准许离开公所，不能擅自出入。临近下船之日，监理委员亲自到公所，各该华商当面确认画押合同属实，领事官即将合同抄录留存备查。该船未出口的前一日，海关监督以及领事官或亲自前往或派遣委员到船上，将华工按人数点清核对无误，将清单缴送到监督、领事官各衙门，分别画押抄录存案。清点完毕之后，华工中如有变卦表示不肯前往的，即准许查明其居住在公所的天数，每日追缴饭食银一钱。如果该工无力偿还，应交该管官员按例治罪。

第十四条

华工尚未完工之前，该商如有预先交出的银钱，都应当作为承招赏需之用，不准追还。只有因支付安家费用，准许商人预支，每月扣还一元，以还清欠款，也不准超过六个月的工值。这笔银两，该领事官必须设法确保安家费用不被挪作他用，其余各项支借，一概不准。又有华工在船上之时，或在到达彼处之后，曾借银钱等物，约定期满后做工抵还的，一并严禁。如果到了期满将要回国之时，或有债主申诉，借此情节请求扣留华工，也必定不准，以此拦阻。

第十五条

所有招工公所，其中如何办理，领事官与地方官员既然已经会议定下章程，华民承工居住，总须遵照执行。

第十六条

华工居住在公所，如有滋事等各种情弊，立即锁禁，等候地方官员派遣委员查收，按例审办。所有商人的伙计等人，不准擅自处理。

第十七条

所有该口岸的招工公所，都准许两国委员随时随意出入传问，华工所中的房间均归该员等查管，以便分拨华工眷属人口得以团聚，避免混杂。又有各房必须治理得精洁，才足以怡养精神，秉公画押合同。以及下船的时候，该委员等也应当在场监视，如果看见所下的船似有不妥，恐对人有害，准许令华工暂免下船，等候寻找医生，或者熟识船只的人勘明后裁夺。船内华工中有现患传染病的人，即刻令其离船上岸。

第十八条

华工下船，委员点清开单。该商按照所招的工人，每名出银三元，交付海关银号收存，以作为监理委员的经费。

第十九条

犯法的华民，或在逃，或越狱，承工地方的官员查出，照会领事官交出，领事官立即命令移交地方官员。计算该犯居住在公所的天数，除了将每日偿还银一钱，以弥补该商的亏欠外，所有公所簿子上注明付给该犯的银钱衣物等项，也应当一并偿还。

第二十条

各国运载客民的船，所有布置客寓、舱房、预备伙食，保证整洁，都有定例。招工的商人想要将华工运往外洋，必须先禀明领事官，查核实有符合定例，才准许运输。只有领事官既然已经批准，如果有委员认为该船尚有不妥情节，禀明地方官员，认为不宜出口，海关暂准不发红牌，等候能够确切详查，转报该国大臣会议后定夺。

第二十一条

华工下船，点名开单，应当准备两本，分别存留。带该船到达指定某国口岸之前，该船主先将副本边缘注明华工在途中，或已死亡、疾病等各种情节，呈上该国领事官以及该处地方官员等，请求分别画押，以备送回。等到该清单到达中国之时，招工商人，必须呈交领事官，立即命令转移地方官员查核。

第二十二条

华工出洋，到达彼处夫妇不能分派到两处做工，幼儿不到十五岁的，不准令其离开父母。至于华人在彼处承人招工，不分铺户、庄田，后来铺田转付他人，该工也应当奉为招主。如果原主仍在铺田，或因别故想要使另投他主，该工自愿才可以，否则不准强行更换。

以上各条共同酌定之外，又经言明：除了华民不等待承招，自行出洋，中国官员毫不拦阻外，如果有意图招工，不遵守章程，另行设法招致华民签约出洋做工，这是条例所严禁的，查出另行重办。更有华民不肯离国，如果有人敢于私下欺骗，勉强胁迫跟随，即照刑部奏定的新章，立即正法。况且招工事务既然已经明确定下章程，通商各口都准许设所，仍须地方官员与领事官员会议监理，才算是按例兴办。假如某口岸内外官员无法共同管理，该商理应不准开设公所招工等语。以上三节核定存案，中外官员百姓应当与前项二十二条同一遵守奉行。今于同治五年正月

译将章程等文件各抄写三份，加盖印章并画押，以昭示信守。再查澳门一处，多有内地奸民在那里拐骗、胁迫他人承工，沿海附近的百姓深受其害。该处目前尚未设有中国官员驻扎，实属无人照料。因此，澳门一处不便立即准许华民由那里承工出海，应请贵大臣在转谕各商时，将此件章程一并告知各商，不准在澳门承工，并且贵国商船也不准在澳门装载承工的华民出洋，以期周密，这是至关重要的。

译请求废除旧禁令以招揽华侨的奏疏

薛福成

奏报因时势不同，旧例的意图已经改变，拟请申明新章程，废除旧禁令，以保护商民并广泛招徕华侨，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明鉴。臣私下追溯查考，本朝顺治、康熙年间，开始严格实行海禁，当时因为郑成功父子窃据台湾，窥伺侵犯江浙、闽粤地区，招诱平民，胁迫他们成为死党，寇贼势力蔓延，沿海骚动不安，不得不创立禁令，以大力防范。凡是福建人在海外托故不归，又偷渡私自回国的，一经抓获，立即处死。后来台湾平定，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不想在海外滋生事端。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贸易一案，经九位大臣议定，凡出洋久留的人，行文外国将其解回处死。蒙圣祖仁皇帝特别恩准，令五十六年以前出洋的人，都准许回原籍。雍正六年奉谕旨，出洋的人陆续返航，而那些留在当地不归的人，都是甘心留在异域，违禁偷渡的人，不准回籍，钦此。乾隆十四年又奉高宗纯皇帝特别谕旨，将私自在噶罗巴充当甲必丹的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没收归公。大致上，昔日海盗未消灭，邻国交好未确立，那些出洋的百姓，禁止他们就可以孤立寇贼党羽，消除争端端绪，不禁止就担心他们泄露机密，损害国家体面。况且在太平盛世，地广人稀，人口分散则土地更加空旷，深思熟虑后的长远计策，首先悬挂严厉禁令，并非苛刻对待这些出洋的百姓，而是时势使然。自从道光二十二年以来，陆续与东西洋各国订立条约通商，英国江宁和约第一条，华英百姓各自居住在他国的，必须受到保护，身家安全。美国续约第五条，中国与美国的百姓，以前各国或愿意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而秘鲁条约以及古巴华工条约，也对出洋的华侨再三郑重保护，唯恐照顾不周，筹划唯恐不周全，常在海外要地设立领事官以保护他们。确实因为如今火轮船车畅通无阻，世界各国本来已经近得像家门一样，亲近得像在几案席间，形势不能闭关独自治理。况且我圣朝恩泽涵育超过两百年，中国逐渐有人满之患，于是不得不引导佣工以扩大生计，开辟商路以丰富财用，顺应民心以联络声气，张大国势以尊显体统。大概海禁早已松弛，风气大开，一视同仁，不分远近，前例因不废除而自然废除，不删除而自然删除，并非偏袒厚待这些出洋的百姓，而是时势使然。臣在光绪十七年，奉派道员黄遵宪为新加坡总领事官属，命令到任后详细考察旅居华侨的情况，核实禀报。现在据他称，南洋各岛华侨不下百余万人，大约计算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的利权，欧洲、阿拉伯、马来人各占十分之一，而华人占十分之七。华人中如广东、琼州、惠州、嘉应各籍，约占十分之二；广东的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占十分之五。广东人多来自，如潮州人则去留各半，福建人最称殷实富有。只是土著多而旅居少，都购置田园，繁衍子孙，虽然居住在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遵守中华风俗，婚丧祭祀也沿袭旧俗。近年各省筹措军费防务，多捐巨款竞争，邀求封衔翎顶以志荣幸。看他们拳拳爱国之心，知道圣恩泽被之深了。只是考虑到归国计划，都皱眉头互相告知，认为官长的查究，胥吏的侵夺，宗族邻里敲诈勒索，种种拖累不可胜言。凡是携带资财回国的人，有被指为逃犯盗贼的，有被斥为勾结外番的，有说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的，有说其贩卖猪仔勾结洋匪的，有强取他们箱箧，肆意瓜分的，有拆毁他们房屋，不许建造的，有伪造多年契券，借机索取欠债的。海外羁旅之民，孤身独行，一旦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此不想回国。偶尔有以商贾身份到的，不称英国人则称荷兰人，反而倚仗势力挟持威势，干犯法纪，地方有司不敢奈何。现在想要扫除积弊，必须大张告示晓谕，申明旧例，既然停止新章，早定下来使民间耳目一新，或许有裨益。大概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所以说得如此详切。

臣私下认为，保护富人的方法，始于周官；安抚远方的谋略，陈于管子。民性有什么恒常？只有能安顿他们身家的，他们才趋向依附。中国出洋的百姓，数百万，广东人以佣工为较多，其习俗虽然浅薄，对待他们尚能听其自便。衣食之外，颇积累余财。至今滨海郡县，稍称殷实富庶，未尝不是在于此。福建人多富商巨贾，其习俗则对待他们很苛刻，拒绝他们过峻。拥有百万资财，羁旅栖身海外，十个没有一个回来的。况且华侨并非没有依恋故土的心思，国家也本来不是实行驱逐禁止的政策。只是条约初立之时，未能广泛布告明文，家喻户晓，于是使历代深仁厚泽，不能下究教化，不能远被，奸胥劣绅，且得以窥其缝隙，以滋扰拖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很不是计策。英国荷兰等国，招致华侨，开荒岛为巨埠，是他们能借资于我。华侨擅长才干，掌握利柄，不思联合为指臂，又从而摈绝

译这样做，是我无法借助他们的力量。趁现在及早谋划，尚能收到晚年的成效；趁现在不为之筹划，必定导致织机空转的忧虑。查前任督臣沈葆桢曾奏请将不准偷渡台湾的旧例全部废除，曾奉特旨批准。减少虚文，有利于实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今海内人士交口称赞其便利，出洋华民一律同等对待，是否可以恳请天恩，俯念民生凋敝，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保护出洋华民的良法，并声明旧例已改，以杜绝官吏百姓欺诈扰民的弊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别切实晓谕，宣扬皇上的德意，使众人周知，并允许各口岸领事官访查平日声名一向良善的人，核实发给护照。这样就不会政令频繁变更，不会滋生烦扰，可以收拢涣散的人心，可以振作长期懈怠的大局，可以消除中外之间的界限，可以打通官民之间的隔阂。怀念祖国的人，源源不断地到来，小民没有轻易离开家乡的心思；前往乐土的人，和乐地前来，朝廷获得藏富于民的利益，一旦有事，缓急之间足以倚仗，枝繁本固，其功效不浅。所有拟请申明新章，废除旧禁，以保护商民而广泛招徕的缘由，理合恭敬地写折详细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此疏于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由英国使馆发递，七月初十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总理衙门于八月四日覆奏，认为应如所请。敕令刑部，将私自出境的条例酌情删改，并由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是良善商民，无论在国外时间长短、是否婚娶生息，一概允许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发给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不得仍像从前那样藉端讹诈勒索。违者，按律惩治。奉朱批：依议，钦此。

译附陈派拨兵船保护商民片

再说，臣听说流寓海外各国的华人，因为势力孤单、士气低落，被外国人轻视侮辱。西洋各国的惯例，无不派遣军舰保护商民，使旅居者增添气势以自我壮大。近来中国海军各舰，也曾巡视新加坡等地，华人喜形于色，互相庆贺，把手放在额头上（表示庆幸），说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荣耀。只是海军船只数量不多，经费不充裕，难以分派军舰长期驻扎海外。华人聚集资金，积少成多，并非不愿意供给船费，禀请酌情派遣军舰，稍作声势张扬。从前两广总督张之洞，曾提议劝导办理此事，但未及完成。假如真的能取得成效，那么海军可以节省养船的费用，并获得历练的机会；兵船没有坐吃空饷的名声，而能持续发挥保护作用。商贾和佣工捐献的费用不多，却能颇受利益。使臣和领事权力虽然微弱，也能倚仗声援，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臣属下的总领事黄遵宪，观察时机加以引导，据称福建商人不肯出力，事情难以必定成功。臣因此有招抚保护华人的请求。因为在外埠有实力的华商，商务的兴旺衰败系于他们，军事实力的强弱也系于他们，即使西方人也对此看得很重。按理应当附片秘密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谨此奏报。

致[伍](五)星使书

去年腊月我从杭州回来，拜读您留下的信札，谦牧恳切，超过寻常，反复诵读，感激惶恐至极。实在是因为对上遵循公议，对下迫于卑贱的事务，未能随行，微薄的情意，在前面的回信中已详细陈述，想必您已经看过。自认为平庸浅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却承蒙您过分爱护，错误地采纳虚名，委屈自己以招待我，这种以特殊礼遇对待士人的风气，古代贤人也难以做到，在今天虽然未能追随陪伴，但铭感私情，时刻不忘。私下听说，仁爱的人赠人以言语，我略有见识，敢向左右进献，以报答您的盛意，希望您加以选择。美国立国，以自保为主，而不与万物竞争，所以交涉繁难的事情，比其他国家少。只有华工这一端，向来各位使臣都束手无策。现在美国，是由万国客民集合而成的国家，欧洲人携族而来，每年以亿万计，他们的情形与我们中国相同。这些客民，而他们的国会必定将他们分为两类，虽然是由于我国国势不振，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国势。近来与日本订立条约，条约中说日本旅居华人的待遇，应当按照最优待的国家对待，我也以此反向日本索取，日本人却说：“旅居他国的华人，不是上等人。”不是上等人却要求我们以上等礼节对待，怎么可以呢？这虽然是蛮横无理的话，但我们确实无法反驳。现在在美国的华工，起初大多是饥寒交迫，谋生无术，濒临死亡，被迫逃亡，没有家室，没有产业，不识字，不读书，未受过教化，起居饮食，言语举动，都有蛮野的风气。所以美国人起初还有让华工入美籍的请求，后来反而禁止他们。那里的人士甚至公开宣称应当圈禁华人，不让华人与美族杂处，恐怕他们粗野陋俗传染全国。唉，我们之所以被他人轻视虐待，是有原因的。后来者逐渐增多，颇有积累财富，购置田产房屋，繁衍子孙的，但未经教化，依然如故；不识字，不读书，依然如故。孟子说：“人如果没有教化，就接近于禽兽。”因此华工聚集的地方，街道低洼狭窄，房屋污秽杂乱，赌局充斥，械斗狼藉，名义上是贵种，实际上如同土著番人。既然我们如同土著番人，却希望别人不把我们当土著番人看待，怎么可能得到呢？所以今天想要保护华工，必须以教化华民为第一要务。教化的方法有六种。

一曰建立孔庙。西方国家的人，各自信奉一种宗教，无不尊崇侍奉其教主，崇饰华丽其教堂。每七日休息，都聚集在教堂，顶礼膜拜并听讲。虽然其教义的精深粗浅得失，不必论说，总之诱导劝勉奖掖，浸润渐染，使人去暴从良，去诈从忠。其用意极细微，其方法极完善。现在中国人，号称信奉圣教，但农工商贾，终身未登夫子庙堂，不知道圣教是什么。所以西方人说我们是半教之国，确实不假。现在应当倡导义举劝捐，凡是华人市场繁盛的地方，都设立建造孔庙，设立神主陈列祭器，使华工每逢西方人礼拜日，都到堂上瞻仰拜谒，并听讲圣经大义，然后休息。那么观感有资，熏陶自然容易，民众日渐向善，而不知其所以然。西方人看到这种威仪，沾受这种教泽，也应当肃然起敬，不敢轻慢了。

二曰兴办书院。旅居既久，逐渐有子弟没有老师可拜，没有书可读。幼年失教，长大做洋佣，谬种流传，永远难以自立。现在应当在各市镇创立书院义学，从中原聘请良师作为教习，同时聘请西方人来教授西学，传授西文。从前王阳明在军中，自编俗语歌诀，口授军士，以此激发抗敌之气。近代曾国藩也使用这种方法，传授前敌及围城中人，这是教化乡野粗人，没有比这更好的良法了。书院既立，就应当让各位教习编定这类书籍，专门阐明振兴中国、保全种族的意义，以及工作、商业等道理，都编成俗语来传授。人手一编，口碑载道，自强的效果油然而生。

译各邑向来设有会馆，但规章制度并不完善，所聘请的董事大多不学无术。如果能沿袭旧制，将其改建为书院，制定课程，奖励劝勉后辈学子，毫不费力，而补益却非常大。西方国家最重视文学，如果旅居那里的华人举止文雅、秩序井然，谈论礼仪、推崇诗教，那些西方人怎敢欺侮我们呢？

译第三，设立报馆。报馆的开设，对风气有裨益，对国家政治有帮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西方国家没有地方没有报馆，没有人不阅读报纸。通过报馆数量的多少，可以观察国家势力的强弱。如今旅居美国的华工，种类繁杂且日益增加，却没有一家报馆。难怪我们的民众不懂商业道理，也不了解敌方的情况。现在应当设立一家华文报馆，仿照西方妇孺报纸的例子，专门使用通俗语言，普遍劝勉华民，讲求工艺，改革陋习，组建大公司，振兴大商业，心系祖国，共同抵御外侮等道理。西方各国用西文出版的报纸诋毁中国，无所不至，言过其实，迷惑听闻。所以西方人听到这些说法，轻视我们更加厉害，虐待我们更加严重。如果能在当地设立一家西文报纸，辩驳那些共同的诬蔑，大声宣扬中国教化的美好，以及可以振兴的方法，使西方人知道我国尚有人在，这也是无形之中消除祸患的一种策略。

第四，扩充善堂。善堂的立意，起源于《周礼》中互相救济的说法，称为“任”。近来西方各国慈善事业很多，我们广东人喜欢行善，这种风气也很兴盛。省城的广济医院、广仁善堂、爱育善堂，香港的东华医院，澳门的镜湖医院，经费常常达到数十万。发起的人，大多被众人信任，逐渐形成了一乡议院的根基。堂中宣讲圣谕，印刷善书，救灾恤贫，训导婴儿治病，教养兼施，利益很大。港澳两地的医院，甚至能够逐渐收回华民自治的权利，效果可以看到了。听说美国各埠近来也有这种机构，应当利用原有的基础，普遍加以劝勉鼓励，力求扩充，增定规章，互相保护，选拔有志之士作为讲生，刻印有用的书籍作为善书。听说那里娼妓极盛，受虐极苦，常有西方人见而不忍，将其带走。又鸦片盛行，为人厌恶，凡是这些陋习，都由善堂设会禁止。我们既然爱护自己人，也没有理由不兴办可以兴办的利益，恢复已经失去的权利。事情属于善举，西方人就不会怀疑。局面既然逐渐形成，华民得以自我保全，这不是小事。

第五，联合公会。海外华民多设立私会，各自立名号，种类不一。不通晓时务的人指责它们是乱党，私下担忧，却无可奈何。那些迂腐的人于是多方设法，想解散它们。不知道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依靠的是民情的团结。东西洋的强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党派，没有一个人不入会，没听说有人以此为病的。难道不是因为团结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吗？所以党派会议越多，国家越强，俄国、英国、法国、美国，是很明显的。中国这个道理没有明白，还应当思考提倡的方法。那些华人士人辗转迁徙到异域，他们立名目互相号召，大都是为了互相保护，希望避免欺凌，或者激发国耻的念头，誓众图报，用心极苦，陈义很高，这也是人心不死、天运未改的验证。现在应当趁此机缘，更加奖赏鼓励，引导愚昧的人，使他们变聪明；聚合分散的人，使他们团结。不要挫伤他们的气概，不要涣散他们的心志，用大义激励他们，用法度约束他们，树立海外的坚强壁垒，作为中原的犄角之势。将来有事，必定大有用处。

第六，劝勉工艺。中国有一件事远远超过西方人，就是华工耐劳而索价少，西工懒惰而索价高。这是今天华工被驱逐的原因，而实际上也是日后我们华人用来制住他们死命的凭借。以华人的聪明智慧，加上工价低廉，操作勤奋，如果能够学习西方方法，深知其意，自行设厂置机，制造各种物品，即使夺取五大洲工艺的利益也不难。旅居美国的华人，卖身为奴的占十分之九；偶尔有自主经商的，大都贩运故乡衣物，以满足佣工的需求，很少有集大股立大公司，谋取他人利益的。不是能力不够，大概是没有明白商业道理，通达艺学，有人提倡罢了。现在的计策，不如集股设立工艺学堂，聘请西方艺学老师作为教习，选拔华工子弟中聪明的来充实学生，不够则招募广东福建子弟中愿意学习的，由总署取凭证送赴就学，专门学习丹青雕刻、油漆织作等类手工之事。各种大机器需要资本巨大且成事困难的，暂且缓办。三年之后即可大成，则另招新班，而让学成的人散游于旧金山、纽约等处，或者回到中国，把所学的新法传授给他们。这些人选择西方人喜欢使用、必需的物品而专门制造，十年之间，互相仿效，那里的食用器物将都取自华工之手，中国想要不富强都不可能。那小小的日本，其手工制造的用物、玩物售于美国的，每年价值银达八百多万，这也是工价低廉而操作勤奋所致。中国的低廉且勤奋，又超过日本吗？凡这几条，都是因势利导，集事很容易。等到成就之后，大的方面是一国命脉之所系，小的方面也是华工生计之所资。至于其办理的方法，也有两个要点：一是与工人相熟而为所信任，与西方人相融而借其力。那里的华工，我们同乡人占十分之七八，语言风俗都可通晓，其于相熟本来很容易。执事精通西学，又久居香港，被同乡人所深知，使命一下，海外数百万百姓正将翘首企足以

译遥望您的车驾。若能推诚布公，提倡大义，那么政令就会像流水、草随风倒一样顺从，何愁不能集结人心？何事不能成功？如果有些棘手之处，那么公使在外国没有治理本国百姓的权力，各种措施恐怕会受到牵制。但不知您所陈述的诸事，与彼地的公务毫无关联，不过是帮助彼国政府分担教化侨民、管理客民的辛劳，不仅对彼国没有损害，反而大有益处。只要与彼国执政者交往融洽，从容商议办理，难道会有难以执行的情况吗？美国是您昔日游学的地方，那里的贤士大夫一定有许多旧交，语言相通，无需翻译，情意容易传达，商议容易进行。彼地善举极多，义士众多，或许可以延请美国名士来提倡主持，借助他们的治外法权，革除我们积久的弊端，不仅不担心受阻，甚至劝令美国朝廷每年拨付专门用于教养华童的费用也是可以的。因此这几件大事，责成别人一定不能成功，托付给您则必定能立即达成。那么您此行，乃是上天不愿断绝这亿万生灵的性命，而借您的手来拯救他们，您难道没有这个意愿吗？如今美国残酷驱逐华人，乃是出于无赖工人的行为罢了，那里的富户本来非常不愿意，他们的政府也引以为耻，而且有识之士正在喧哗愤慨地议论其非理。今天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顺应形势加以引导，不侵犯彼地地方官员丝毫的权力，却能为我国商民创造无穷的幸福，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当今时事多艰，外侮日益紧迫，朝廷打破常规，精心挑选精通法律、洞悉外情的人而任用您。您蒙受特殊的知遇之恩，接受破格的提拔，感激知遇之情，力图报答称职，在联络邦交、顾全国家体面方面，必定有深谋远虑，以慰天下人的期望，必定不想循例办公、平庸苟且，蹈袭巧宦的陋习，损害海外的声誉，这本来无需我多言了。但我愚昧地认为，美国公使这一职务，除了保全华工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办。华工一事，综合前面陈述的几点，没有其他策略可图。您如果不思报国、不思立名，那就算了；如果思之，那么只有这一举，可以建立不朽的功业，兴起大局的利益，洗雪此前的国耻，振奋海内的民气。三年之内，美国境内的华工将把您视如父母；十年之后，海内人士将把您敬如神明。这真是豪杰建立功名之时啊。只是我学识浅陋，阅历更少，对于天下大事，哪里有什么见解？既然承蒙您的厚爱，以国士相待，我颇费数日夜之力，谋划报答您的方式，私下认为万事之中，只有这件最为重大，有大利益而无小害，有百利而无一害。尝试办理，条理已经经过深思熟虑，限于篇幅，未能详细陈述。如果蒙您采纳，再当一一列举。恳请您裁断察视。

译西洋各国为民理财说

薛福成

英国三岛以及法国、德国等国家，面积都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行省罢了。然而它们每年的财政支出和收入，大多在四五千两白银以上，差不多是中国的六七倍。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对百姓征收的赋税，比中国多了一百多倍。在百姓家中，养一条狗或一匹马要交税，购置一件器具要交税，佩戴一个手镯也要交税，至于田产房屋更不必说了。对于商人，既在货物上征税，又在市场上征税，还在契约票据上征税，至于船只车辆经过关卡要征税更不必说了。关税有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的，甚至有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的。征收如此繁重，百姓必定无法忍受。然而百姓并不觉得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从百姓那里征收的税款，仍然用于百姓身上。古代中国制定用度的原则，往往是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现在的外国则是每年预先计算国家的大项用度，根据支出来决定收入。那些收进来的税款没有不随即花出去的，那些花出去的款项又没有不随即收回来的。我观察这些国家，支出中以水陆军费最为巨大，实际上都是用来供养本国的百姓。其他如养老救济贫民的费用，贫民子弟入学的费用，每年支出不下一二千万两；水陆士兵赡养老人和抚恤伤者的费用，文武官员退休后半薪的费用，每年支出也不下一二千万两。用心可谓非常深厚。有时建造一座台阁，制造一艘铁甲舰，动辄花费千百万两银子，而金工、木工、石工、采矿工人、冶炼工人，没有不从中获利的。修筑一条铁路，开通一条电线，动辄花费千百万两银子，而灵巧的人、朴实的人、富人、穷人、精通格致之学的人，没有不依赖它吃饭的。至于建造一座桥梁，开辟一座园林，而每天收取众人的费用，没有不有所补偿的。组建一支军队，兴修一项水利工程，而要求敌国赔偿军费，劝勉百姓增加田赋，没有不有所补偿的。况且他们向贫民征收的比向富民征收的轻，所以养护贫民的措施非常完备。平时治理国家的宗旨，专门在于使财富积聚在商人手中，他们爱护商人如同爱护子女，他们汲取商人的财富如同汲取水源。大概他们精心筹划商业政策，用来体恤和扶持商人的地方，无微不至，所以商人愿意大量纳税而没有怨言。大体上天地产生的财富，希望它像河流一样流动不息，如果有堵塞它不让它流动的，造物主会厌恶他。比如隋文帝在仓库里堆积粮食，明神宗在府库中堆积黄金，就会有觊觎并想要夺取的人。至于西洋各国为民理财，虽然有重税的事实，却没有残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别的，因为他们既能聚敛也能散财。

富民说

马建忠

治理国家以富强为根本，而谋求富强又以致富为先。上溯到康熙、乾隆年间，不征收厘金而国库充足，禁止海外贸易而市场充足。然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海关和厘金的年收入多达两千多万两，商人互市的年收入达到两亿两。但是户部国库显得匮乏，民间少有积蓄。前后一百多年间，上下贫富的情况为何如此截然不同呢！过去，用中国人运输中国的货物，来流通中国的财富。即使朝廷有所需要，也不过是在境内寻求，这无异于从内库取出藏入外库，循环往复而财富不外流。现在不是这样，中外通商之后，他们换取我们银子的货物每年增加，我们换取他们银子的货物每年减少。而各直省购买军械、购买船只，更是没完没了。于是进口货物的银两超过出口货物的银两，每年不下三千万两。积累三十年输送到国外的银两，何止亿万？宝藏没有开发，矿山长期关闭。像这样，银两怎么会不枯竭？百姓怎么会不贫困呢？然而通商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五大洲，国家有上百个。自从朝鲜订立条约以来，闭关绝交的国家没有了。像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以及英国属下的印度，没有不靠通商致富的。我曾经居住在这些国家考察他们致富的源头，都以通商为标准。通商而出口货物多于进口货物是有利的，通商而出口货物等于进口货物也是有利的，通商而进口货物多于出口货物是不利的。那些英国、美国等国家都通商，而进出口货物不能两全其美，所以开矿以获取天地自然的利益，来弥补进出口货物的亏损。至于地利不足以补偿，就不怕远涉重洋，叩关立约以从中国百姓那里获取补偿。那么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想要中国富裕，不如使出口货物多，进口货物少。出口货物多，那么已经散失的财富可以重新聚集；进口货物少，那么尚未散失的财富不再散失。如果财富散失而难以聚集，不如开采矿山中固有的财富。开采矿山中固有的财富，那么工匠的支出不出中国，宝藏的聚集无需向外寻求，而通过权衡百货进出口的盈亏，自然就不会不足了。于是分别陈述如下。

第一，要使出口货物多，就在于精心寻求中国固有的货物，让它们畅销。中国固有的货物，以丝、茶为大宗。通商之初，丝、茶出口足以与洋药、洋布进口相抵。然而近年来英国属下的印度盛产丝、茶，来争夺我们的利益。查印度十多年前，丝出口仅值百万两，茶出口仅值五百万两。去年出口的丝已值二百七十余万两，出口的茶值一千六百余万两。日本的丝、茶近来也很兴旺，每年出口近千万两。中国的丝每年出口值三千二百余万两，茶也差不多。核算十多年来，中国

译丝绸、茶叶所增加的收益不过数百万，远远比不上印度、日本丝绸、茶叶每年增加的那么多。如果不及时整顿，那么他们日益增加且畅销不止，而我方仅仅这每年六千多万的收入，将全被他们夺去。整顿的方法有三：一是讲求丝绸、茶叶的根本原因。曾经考察意大利、法国两国养蚕的人家，种植桑树有技术，所以桑叶肥厚茂盛；选种必定优良，所以蚕体硕大健壮。并且观察那些僵死的蚕如同患有癞病，用药隔离饲养，使其不传染。听南浔的丝商说，美国养蚕有公司，民间的蚕如果发生僵病，不准留养，而是把整箔蚕送到公司。有医生用显微镜察看，凡是蚕将要僵死的，必定自己举起身体旁边的叶子并多次颤动，像驼马倚着树擦痒一样，其两侧腰际必定有极细的黑点，肉眼看不见的，每侧各一粒，意思如同人的癣疥发痒，必须用极软的羽毛等蘸药水轻轻擦去，甚至患者多时用药水喷洒桑叶喂蚕，过两晚就痊愈了。所以选种、种桑与饲养必须彻底研究。沈谷成注：当蚕化蛾时，烘干压制，就可以长久保存。成茧后十七天就变成蛾，破茧而出。所以养蚕人家中人工少的，不能多储存蚕种，恐怕茧太多来不及全部缫成丝。那些缫盆里落下的茧也不能太少，恐怕等待缫丝的茧虽然未被蛾舔破，但已经损坏内衣或水汗浸渍。所以中国的丝不及外国的细，实在是因为化蛾历时太短所致。然而烘茧虽然避免了这种祸患，但干燥久了光泽也会变钝。这虽然两全其美，这也是听丝商说的，不知道近年烘茧是否有别的新方法？谷注：所有这些，都是我国《蚕书》《蚕说》等各家以前未曾听说过的，而他们却创立农业科学，用来教导百姓，所以他们缫丝的时机，可以直接经历七蚕、八蚕的长时间，从而成功。他们成丝的功夫于是达到五茧六茧的细度，虽然质地受限于桑土，不如华产柔韧，但色泽均匀洁净，人们乐于购买。又看印度种植茶叶，其培植的方法，顺应地利，归并比较萌芽，采摘茶叶和砍伐枝条，无不每日用火烘焙，用水滋润，用颜色调节浓淡，或借助人力，或使用机器，都有标准，所以他们的茶质虽然不及华产，但色香味都足以清新且涩舌本迥甘，难怪销售日益广泛。中国应当趁此时机，在育蚕产茶的省份，普遍告知各督抚，转告各下属，访求西方方法学习他们的长处，不要固执成见，希望我国固有的利益不全被洋产夺去。一是归并丝绸、茶叶的商业资本。外洋商务制胜之道在于公司，凡是有大的兴作、大的贸易，必定纠集散股，增加资本，如果有亏损，那么力量足以持久，不被外商牵制。中国丝绸、茶叶出口成本约值六千多万，大都是散商开设行栈，开始各自在当地争先采办，乡民趁机抬高价格，成本已经高昂，接着因为争先导致拥挤，原本不能收回，转而借庄贴拆息，囤积成本更加高昂，最终洋商窥破此机，所以拖延时日不立即出价，而庄期利息重，不得不自己降价以求速售，于是又人人争先，价格突然高昂的，一转眼就突然降低了。历年丝绸、茶叶两商，每每导致亏损数百万金，就是今日的缘故。现在如果真能把散商股份归并为数个大公司，公举董事作为经理，那么采办的价格容易商议，没有高昂的担忧，资本既厚，货物少而利息轻，货物到达各港口不必急于求售，自然无需仰承洋商鼻息，那么等待时机出售，亏损的很少了。一是减轻丝绸、茶叶的厘税。查通商之初，税则没有成案可查，取粤海关税册查核，值百抽五的数量，每担茶售至五十金左右，所以定税每担抽二两半。现在次茶每担仅售十两，但仍以此数征收，税则之外加上厘金，有时税厘的数量几乎与其价格相当，那么茶商怎能不困顿？外洋恤商的政策，首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中国的税收反而相反，这是应当及时按照茶叶品质的高低来规定税则的轻重，厘金也视此递减，税轻厘减则价格低廉，价格低廉则出口货增加。出口货增加则税厘更旺。大概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起初似乎少收而显得短缺，最终必定多报而显得盈余。近来各处关卡办理成效，以宽大而比较日长，严密而比较转短得失之林，彰彰可考。通商税则原本不是不可改变的常规，等到修约之时，凡是洋货税轻的，都可以按价酌增至吕宋葡萄酒等货。外洋征税很重，有值百抽百的，而通商税则都认为是洋人自用之物，一概免征。修约则可以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的数量，也可以借此取偿。倘若总署王大臣坚持其议，各国必能就范。这样丝绸、茶叶两种，既精其物产，复厚其资本，又如轻其税厘，他日畅销以敌日、印度之产，而岁增出口货数千万，自然容易。至于中国固有的利益，除丝绸、茶叶外，如牛革、羊毛、蔗糖、草编、棉花、瓷器、大黄等物，都已运往外国，也应当随时整顿。凡此皆所谓精求出

译口中的货物，是用来恢复我已经散失的财产的。

译又说：假如进口货物减少，那么就在于仿造外洋的货物，来抵制它们的销路。进口的货物，除了洋药之外，以洋布、洋纱为大宗。查考英国的织机大约十五万张，美国的织机大约十三万张，印度也有两三万张。每张织机一昼夜织布两匹，这样三十一万张织机每天能织布六十二万匹。一年暂且按三百六十天计算，可以织布二亿二千三百二十万匹。总计近十年来，中国进口洋布每年大约一千五百万匹，价值白银三千万两。这意味着英美各厂所织的布，销往中国的仅仅占百分之一七。至于洋纱，前十多年进口每年仅值十几万两，没过几年，因为它的精细洁白，北直隶各省竞相购买。去年进口的纱价值白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中国产棉的地方到处都有，就像江苏的松江、太仓，每年产的棉花也不下五六百万担。现在舍弃我们自有的棉花，坐视让我们华夏百姓穿用洋棉织成的衣被，这实在不是为国家谋划的正确做法。所以极力寻求致富的方法，光绪五年曾经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织布局，然而事情过了十年仍未见效。询问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资本不足，办理的人或许没有尽善尽美。现在重新加以整顿，十年之内不允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的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天开织只五六百匹，一年得到十八万匹，仅相当于进口洋布的八分之一。那么在十年之间所夺取洋人的利益，哪里只是一点点呢？又因为织布机器费用浩大，少织则费用重而本钱有所亏损，多织则费用减而利润可以稳定获得。打算请求将原设的织局扩充资本，或者再立新局，务必使每年所织的布足以对抗进口的十分之一，这才算是收回利权的良策。如果真的得到合适的人选，善于创办，不出十年必定有成效，可以之后推广到织绒、织呢、织羽等，都可以依次施行。要使中国多出一分货物，外洋就少获一分利润，而中国的工商界反而多得一分生计。凡此种种，都是所谓仿造外洋的货物，以聚集我们尚未散失的财富。

要想财富经常聚集而不担心它可能散失，就在于开采矿山自有之财。矿产种类繁多且用途不同，那么首先推崇煤和铁。然而煤铁是用来致富的，而不是用来成为财富本身的。用来成为财富的，没有比金银矿更好的了。善于研究事物原理的人说：“追溯蒸汽机的兴起，距今四十多年罢了。”纵观欧美各国，铁轨绵延五六十万里，轮船穿梭六十多万艘，铁塔则高耸入云，矿井则深凿九泉。而在梁江湖畔，穴穿长岭，开辟海渚，制造巨大的如电、如火、如光、如热的东西，它们的本质都是微渺恍惚而不可捉摸的。现在都利用它们的灵性供人驱使，从而完成这开辟以来所未有的工程，实际计算所花费的费用哪里只是二万兆两？究竟凭借什么方法达到这种地步？难道是今人的才力远远胜过古人吗？不是的话，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猛？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道光末年，大地不吝惜宝物，先后寻获新旧金山的金矿罢了。仅就旧金山而言，从明朝中叶新发现美洲，直到道光末年，大约四百年；从道光末年到同治十年，不过二十多年罢了。计算这期间开采的金银已值一万二千兆两，比起前四百年间所开采的已经过倍了。又自从同治十年到现在，开矿的机器新奇简便，所开采的尤其加倍。四十年间金银的产出，是过去的百倍，所以能够悬赏巨额，开辟非常之源，奔走天下的人才，不彻底改变天下的旧面貌不止，至今如此。中国创设海军，极力谋求制造，打算开采铁矿，自制从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过的创举。如果仅仅依靠流通国内区区金银来资助，恐怕是不可能做到的。曾经听矿师谈论金矿，说一个大洲大陆必定有几万里的山岭作为主干脉，主干脉的延伸处，宝矿就产生在那里。南北美洲以石岭为主干脉，而旧金山、墨西哥、智利等金银矿都产生在其中。澳大利亚以蓝岭为主干脉，而新金山的矿脉在这里孕育。亚洲以葱岭为正干，而西北到乌拉山，东南经过西藏、卫藏到达云南、四川，宝矿接连隐现。葱岭北干经过南北天山，蜿蜒历经阿尔泰、肯持等山，环绕内外兴安岭到达长白山，由朝鲜的咸镜、奉天的旅顺，向南渡海，海底高低岛屿交错，延伸到荣成、登莱等岭终结。在泰山、金银等矿，到处都有。大概南北天山、金沙最丰富，淘金的人很多，记载不绝于书。俄国人在外兴安岭采金，每年价值数百万两。我们内兴安岭的漠河，现在开始招工采金，颇为兴旺。至于吉林诸山，以前有金匪数万，人生聚其中。而朝鲜咸镜道等地淘金的人，计七万余人，除了缴纳官税外，每年出口的金尚值白银二三百万两。又曾经亲身经历过宁海、招远等山，看见古时所开的矿穴，长达数十里，深达数十丈，抚摸悬挂的铲凿痕迹，清晰可辨。计算其工程，必定耗费数百巨万。即使现在所丢弃的矿石中较差的与冶炼后的渣滓，满谷满山，取来分化，都

译含有金质。先后聘请矿师进行勘验，发现金矿脉络纷繁绵密，起伏于各山脊之上，长达六七十里而没有间断。开凿石穴以分离提炼，大约每吨矿石能提取一两多的黄金。欧美矿师到来后，将其与旧金山的祖线相比，考察古人并不吝惜工费，情况如同那样；参考矿师的意见，互相印证，情况又如此。大概虽然山东东部三个府深入海中的地域，南北长度不超过三四百里，得地不广，但总计北干而言，其矿产之丰富，几乎可以与新旧金山鼎足而立。况且濒临辽海，便于转运，南北位置适中，调度自然容易，与内外兴安岭地区靠近边疆、人迹罕至相比，施工难易程度相差万里。近来平度金矿开办之初，资本未集齐，仅依靠陆续借贷来周转，又因初次聘请矿师，无法预算矿脉的深浅长短与含金量的多少，以及分离硫金之难易，而建厂购机、凿井都任由其指挥。等到知道已被误导，而借款期限已到，再借贷无门，主持此事的人万分窘迫。局外人不了解实情，只归咎于金矿不可靠。不知道平度开办至今，累计使用机厂费用二十余万，储备材料二三万，工匠费用十余万，矿师薪水五六万，贷款利息四五万，而现存硫金三十余吨，也值十余万。如果将所有借贷转为股本，不必限期清偿，那么用所得浮金、硫金的数量核对已用的资金，还不能说这是无利可图的矿。中国有利可图的矿，只有开平煤矿。开平开办后未分红利，也经历了十余年，也几经损耗才达到今天的地步。假如要求它全部偿还股本，那么资金短缺的情况也就和平度一样了。假如平度像开平一样，自有资本，那么现在虽然像开平过去那样危急，将来怎么知道不会胜过开平今天的安稳呢？如果不在此时极力维持，听任其停闭，那就功亏一篑。不仅平度的矿可惜，恐怕中国矿务永远难以振兴。拟请北洋大臣李鸿章先将平度之矿通盘筹划，必须增添多少资本，然后可以继续办理，以期日后本利有着落。又将宁海、招远各矿勘验确切，自行开凿井道，凿石采石，舂沙合汞，过滤分离直至烘硫炼金，每天得石多少，舂沙多少，工料多少，每吨石得金多少，而获利多少，必须逐一确切估算，通算数年的盈余，计算用本的多少，设法创办。不几年间，金银从泥沙中源源不断产出，金矿率先兴起，各矿随后兴盛，然后利源广阔。利源广阔，那么南北的铁路与塞北的耕牧就会逐渐兴起了。美国立国仅百年，居民大多平庸；英属澳洲开辟也仅百年，而两地铁路纵横交错，耕牧繁盛，冠绝天下。这都是开采金山后所聚集的财富造成的。因此，中国如果不讲求西法罢了，中国如果讲求西法以求富，那么不如从开采金矿开始。不然，百姓在下面贫困，财用在上面短缺，徒然为无法致富而扼腕叹息，却不知道上天不抛弃我们，中国本来就在山中藏金等待我们取用。这无异于富家的祖辈父辈把金子窖藏在室内留给后人，而后人不知道取用，不是非常可惜吗！

译虽然综合我所论述的三大要点，讲求土货是必需的，仿造洋货是必需的，开采宝矿也是必需的。想要聚集财富必须先散出财富，天下本来就没有不耕耘就能收获、不费力就能得到的利益。如今朝廷财政匮乏，民间积蓄枯竭，国家和百姓都没有力量来开创这巨大的功业，那么难道要让上下都陷入困境来安于贫穷吗？还是采用什么方法来挽救这种变故呢？回答说：不如仿效西方国家设立一个商务衙门，隶属于海军部。在外或由南北洋大臣兼管，或者另外选拔干练且通晓商务的人驻守在通商总口，会同南北洋大臣专门处理此事。然后由商务衙门向外洋各国借贷二三千万两，契约据据或直接用国家名义，或另立华商总公司名义，专门办理商务。限定在十年内陆续支取使用，每年支付利息四五厘，连本带息，限定二十年后分批还清。否则稍微增加利息到六厘半，每年只付息不还本，等到五六十年后停止支付，即作为本息全部还清的方法。借贷确定后，然后由商务衙门将前面三大端所列举的几件大事，如金矿、织布、丝茶等，先易后难，依次分别办理。其办理方法，总以商人集资设立公司为根本，取得殷实资本的担保，然后以借贷资金相借给，每年收取利息来偿还洋债。如果事关商务大局而商人犹豫不前，资本难以筹集，就用借贷资金来倡导引导。借给华商的利息，应当比洋债的利息稍高，才足以偿还洋债的利息以及汇兑的损耗。而创办之初如果有亏损，也可以从这里注资而不枯竭。质疑的人或许说，因为华银泄漏到外洋的缘故而讲求商务，现在反而因为商务的缘故每年输送洋债数百余万的利息，这是更加增加了泄漏，未见利益先见危害，失去了原本的谋划。不知道商务兴盛则进口货物减少，出口货物增多，这是昔日华商泄漏到外洋的银两，变成了洋商流入中国的银两。况且起初用外洋的银两开采中国的金矿，用中国的金矿换取外洋的银两，这正是所谓用对方的矛去刺对方的盾。区区每年输送的利息银两，名义上虽然出自华商，实际上仍然取自并偿还给洋商，有什么泄漏呢？质疑的人又说，外洋各国商人设立公司振兴商务，互相借贷，动辄数千万，没听说有以官方名义出面的，这是官方为商人借贷而设立的制度，从未在外洋施行，为什么唯独在中国独创实行？不知道外洋的商人来到他国内地置产经营，没有限制，又可以与本地商人合股设立公司，所以英国富商在欧美各国开设行栈，不计其数。而欧美的铁路、电线公司与金银各矿，都有英国商人股东管理其事。那些欧美商人在英国属地经商的，也随处可见。所以他们的商人互相借贷，都可以亲自处理，无需依靠其国家的官员来取信。中国则不然，洋人既不能置产，又不能改造土货，而华商也不能与洋商合资设立公司，彼此互相轻视，所以借贷不得不依靠官方来取信。如果真的能得到信义相孚的大臣担任官员，一诺千金并奏定章程，国家为之担保，那么外洋富商无不乐意遵从，可以立即借到数千万的巨款。凡是商务中确有把握的，悉心研究贯彻，竭力推行，自然没有得不偿失的担忧。像这样几年之间，就可以使贫民变为富民，民富而国家自然强大。这初创的功劳，名义上虽然是官方为百姓借贷，而最终收到的效果，实际上仍然是为国家借贷。还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所以我曾说，国债之举，正是当今世道君民一体通达或阻塞的关键，不可用于军务，但必不可不用于商务，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西国富户利民说

英人李提摩太

我曾考察《周礼》中荒政十二条，有保护富户、安定贫民的措施，实在是因为富户可以资助贫民。贫民没有职业，完全依靠富户来维持生计，富户也担心供给不足，所以起初并不是家家救济、户户周济。富户的产业多，雇佣的人也多，如果正值国家兴盛时期，没有饥荒灾祸的痛苦，贫民也不会很多，即使偶尔遇到灾荒，贫民正有依靠富室，又怎么会致使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的祸患呢！如今考察英国宰相格拉斯顿论述用财之道，引用加内及的话来阐明，说：“前些年有个英国人叫加内及，家道原本贫寒，凭借英国优良的冶铁技术，通过囤积居奇致富，积累数千万金，于是开设一个大厂，每天使用工匠两万人，每天运送煤炭的车队依次排列，长达数里，当时没有职业以及有技艺的人都依靠他，所以凡是西方有本钱的人，都设立大制造厂，或者购买股份，以期对贫民有益。”欧美两洲近几十年来工匠集会极多，这些人常常怨恨富室，互相说凡是大富户、大商人都是有害于世的人，加内及反驳他们说：“你们的话不对，富户富商难道都有害吗？试看近日轮船、火车、电报等事都已在五洲运行，如果不是那些大有钱财的人设立大制造厂，五洲的物品将靠什么供应？五洲既然互通，从前昂贵的东西已经变便宜，人们不够用的东西已经到处充足，这难道不是富者对人有好处吗？即使现在的工匠日常用度也比早年的农家要好，佃农的日常用度又比早年的田主

译这比过去更好，田主日常的收入也比早年的王公更为优越，这些都是确凿有据的。这是富户设立大型制造厂、使五大洲相通所带来的好处，贫民都依赖于此。”况且时势既然如此，那么拥有财富且想要善用的人，有三种途径：第一，设立大型制造局，雇佣工人制造轮船、火车以及转运货物，使五大洲相通；第二，必须专精一门技艺，达到极其精湛的程度，也可以通达五大洲；第三，将各大洲的货物陈列比较，使前来售卖的人货物优良且价格便宜，因此只有货真价廉的制造局才能长久。这三者缺一不可，都对工匠有益，这就是设立大型机构对贫苦之人的好处。大富贵之人既然积累了如此多的财富，万万不可独自享受快乐，他们把财富留给子孙本来就不是好计策，即使按照西方国家的习俗，临终时将剩余财富捐给善堂用于医院、义学等事业，也恐怕有办理不善的地方，不如设立一个义书库，收藏万卷重要的书籍在其中，使有志向爱好学习的人都可以随意阅览，不必花费钱财自己买书。又劝告国家，凡是这些巨富家族，都可以按照他们的产业让他们多缴纳赋税，这就是加内等人所论述的对贫民大有益处的地方。然而我们英国的各富户，也应该各自设立善会来造福贫民。据查，英国在五十年内，全国产业比以前增加了三倍，直到前十七年，国家土地粮食的税收才占四分之一，其余三分都来自其他收入；到了去年，土地粮食的税收只有七分之一，其余六分也来自其他收入。这并不是土地粮食的税收比以前减少了，实在是因为大型制造厂、大生意、大股份的产业比土地粮食的产业更多。然而各大商积累财富的多少无法确知，因为不像田地那样可以考证，所以难以确定其实际数额的多少。现在英国首相格拉斯顿，又劝谕各大商发愿同心，按照产业十分中取出一分的方法设立善会，以期造福他人。或者效仿加内及各地设立书库来资助好学之人，或者另设巧妙的方法来资助无业之人。这样工匠的心就会安定，贫民的愿望就会得到慰藉，国家难道还有不能长治久安的吗？

译养民说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考察《尚书》所言，德行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那么养育百姓确实是古代帝王最紧迫的任务。距离越国已有数千百年，人口日益增多，几乎有地少人多的忧虑。加上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即使有自古以来的养民之法，终究也不够用。这是因为制度需要因时变革、增减损益，随时变通，所以贵在有人来推行。到了今天，人口更加繁多，加上连年饥荒，黄河水患频繁，粮食供应不足。凡是依靠自己谋求生计的人，大多无法保全家庭，流离失所，辗转迁徙，死于沟壑。由此看来，西方养民的新法，难道不对五大洲有重大关系吗？试取来详细论述。

查考欧洲百年前，地少人稠，一年的产量不足以养活百姓，再加上水旱灾害，就不免出现流亡饿死的人，其情形与中国相同。后来有人想出养民的新法，就没有这种忧虑了。新法是什么呢？一是制造机器，二是节省价格，三是设立邮局和报馆，四是签订条约通商，五是各国设置领事官，六是各国设立通信局，七是国家资助商人，八是商人成立商会，九是设立五洲货物比较厂，十是设立商人学校，十一是设立机器学校，十二是海口关税。试详细叙述如下：

一、制造机器以便生产制造。自从制造机器以后，四十万工匠可以做千万人的工作，节省人工费用到了这种程度。

二、节省价格。制造各种货物，必须运输销售迅速，如果运输销售艰难，也不能养活百姓。所以修建铁路轮船，以疏通水陆运输，那么价格就节省了好几倍。无论远近，都可以运输销售，那么货物价格的低廉也就随之而来。试计算一下，每人每年所用的货物，可以节省银子十六两左右，养民的便利如何呢？

三、设立邮局和报馆。因为没有邮局，那么远近各种货物的价格就不能预先知道并做准备。如果商人自命善于奔走的人去侦探，那么所费比邮局多三百倍。所以国家代为设立邮局，以便各商通信。每封信无论远近，只费英金一便士，约合华钱二十文，节省如何呢？商人既然节省了，那么信件必然增多，而邮局也获利。报馆的设立，将远近货物的价格都刊登在报纸上，以便商人抢先一步。

四、签订条约通商。因为本国的各种章程既然对本国的生意有益，就想到章程既然确立，推行得越广，生意的益处越大。如果能推行到各国，生意的益处不是更大吗？所以各国共同订立条约通商，以疏通五大洲的运输销售。彼此都得到利益。

五、设立领事官。因为各国既然通商，往来不能没有交涉摩擦的事故，各国都设立领事，以保护本国的商人，并设法扩大利源。

六、各国通信局。因为本国既然设立了邮局，周知远近的货物价格，商民都大获利益了。而五大洲各国未通，还感到遗憾，所以又设立各国通信局。其信件每封只费五六十文，无论大港口小村庄，几天之内都可以送到，便利如何呢？

七、国家资助商人。因为国家共同商议什么样的生意对百姓有利，就劝谕商人开设，并且资助他们，或者购买股份，使他们建立大生意，如开设各种矿山工厂之类就是。

八、设立商人商会。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建立生意，必须筹划经营，处处周密，然而一个人的见识未必周全，众人的共同商议，才能集思广益，以弥补不足，所以设立商会聚集商议，以合作办理，或者上报国家，或者旁通其他地方的会议妥当，著书刊印，以便众人快速了解。

九、设立五洲货物比较厂。因为欧洲各国大半都有博物院，以备读书人开阔见识，里面陈列古今各种物品，以刷新耳目，真有平时所未见的，而商人也设立博物院，聚集五洲各国的土产，排列比较，以备购买，凡大港口都有此院，各商借此开阔见闻。

十、设立商人学校。商人的事情原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学会的，所以聘请名人著书，专门讲解五大洲大生意如何办理的方法，让人阅读学习，以备将来从事商业之用。

十一、设立机器学校。因为机器有大小，工匠也有大小，也聘请名人著书，讲明大小制造的方法，所以除了正规学业以外，又有技艺专门之学，设立学校训导，让人学习，以备日后制造的人才。

十二、关税。为什么呢？因为关税的设立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加税可以富国，有人说税重则各商裹足不前，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然而试举两国来比较，那么效果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只有美国加重税，而英国除了酒以外，大概都免税，所以各商都聚集在英国，由此就可以知道加税是否有利了。

以上列举的，都是西方近一二百年内所得到的养民新法，然而这十二条都相互关联，不可缺一，所以自从确立这些章程以后，凡是幽僻未开垦的地方，现在都已经有人开垦种植了。以前粮食一切不够用的，现在则满囤满仓，而且价格极贱。即使以前遇到荒年，不免出现饿死的人，现在则运输销售各国都通，绝无特别贵特别贱的痛苦，哪里还有饿死的人呢？凡是有国家而具有爱民之心的人，何不留意于这些方法呢？

译？

回答关于治理百姓事务的询问

译西方有位儒士，是位美人，精通中西学问，深通古今。我久闻其名。偶然看报，得知他旅居天津时，曾持名片前来拜谒。相见之时，谈论超过一个时辰，意气更加投合。我便起身问道：“您游历中国二十多年了，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哪里吗？”他说：“在于国家困穷。国家困穷是因为百姓贫困，百姓贫困是因为人口过多。人口过多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结婚年龄最早，像北方、东豫一带，有十四五岁就娶妻的，所以活到七八十岁就能见到五代孙。我们泰西没有这种情况。”我说：“那么如今制定嫁娶的规矩，晚婚少生，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了吗？”他说：“这怎么可以呢？十年生聚，是越国称霸的图谋；三年献数，是周朝的王制。古人以人口的多少作为国家盛衰的标准，所以管仲倾尽鲁、梁的人口来增强齐国，商鞅引诱三晋的人口来耕种秦地，大概是因为人口多则田地开垦，田地开垦则税收增加，税收增加则服役的人多，服役的人多则兵力强大。现在既然因为不善经营的原因，背负了像林总这样的债务，又要在家庭嫁娶方面加以严厉禁止，来折损阻碍它，这不仅是因噎废食，而且是抱薪救火。”我说：“人口多的害处像那样，人口多的利益又像这样，那么怎么做才能有利无害呢？”他说：“没有别的，筹划养育他们的方法罢了。一个人的食物，十个人吃就不够了；十个人的财产，一百个人用就枯竭了。现在中国矿产不旺盛，而用度日益繁多；商务不兴盛，而漏损日益严重；田地不开辟，而谋生的人日益增多；疆域不扩大，而等待耕种的人日益众多。沿袭这样而不改变，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太平日子越久，人口越繁茂，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且困窘，困窘且死亡呢？况且上天仁爱百姓到了极点，既然能生养他们，必定能养育他们，怎么会使他们贫困且困窘，困窘且死亡呢？然而杨雄不说过吗：‘天不因人不成宇宙’，自然之利，必定等待君主宰相权衡缓急，斟酌盈虚，为他们制定法律制度，然后小民才能蒙受安乐利益的福泽。不然，天地每天储备其才能以等待百姓，君主宰相每天忘记其利益而听任天地，因循坐误，虽然每天说养育百姓，也没有益处。所谓制定法律制度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开矿，每人一职，《周礼》非常详细；炼石成煤，《史书》屡次记载。等到西方人，而其方法更加完备；也等到西方人，而其利益于是宏大。英国的新金山、美国的旧金山、俄罗斯的悉尔毕等地淘挖的利益，年收入何止千万？中国矿苗优于五洲，近来像开平的煤、云南的铜、漠河的金，都已经逐渐显著成效。大地不吝惜宝物，这样人们就有剩余资财，那么矿务的开采应当广泛。第二是垦荒。八政以粮食为先，万事以农业为本。现在内地腹地，外地边省，每到连阡累陌，一片荒芜。有的借口天时不好，有的托言土性不宜。不知道天下没有不可挽回的事，也没有不可耕种的土，关键在于格物的人善于观察其性质罢了。我国挪佛一郡，过去是荒地，后来审察土宜，种植萝卜而获利特别丰厚。撒里司白果厘土，本来贫瘠，自从用鸟粪施肥而百谷滋生。伊里岛田，向来苦于低湿，后来用机器排干其水，土脉特别肥沃。其他像栽树引雨、植树防荒，都是西方人经验的良方，也就是中国推行的要务。大地没有余力，这样野外没有饥民，那么垦法的讲求应当紧急。第三是移民。我国识微见远的人士，在开国伊始，就已经有土地满溢的忧虑。于是遍历五洲，设立藩属。计算自二百余年以来，所得五洲的土地，大约英程八百六十万方里，大于本国三岛七十倍。得到土地既多，迁徙不绝。说罪遣，说认耕，而商留，说贸迁的，都是这样。大概给予谋生之路的人，既享受安居乐业的福泽，而减少其日用之需。留下的人也没有食少人多的忧虑。所以为百姓考虑的，至深远啊。中国安常蹈故，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虽然难以逞域外之图，应当思考尽境中之利。现在西北诸省，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东南诸省，土地溢出人口稠密。似乎可以用那里的蕃庶，增益这里的萧疏。一转移间，而资生有凭借，实边有效果了。那么移民的策略，应当仿行。第四是通商。中国工商之事，听任百姓自为，很久了。只有管仲治理齐国，就海煮盐；刘濞在吴国，即山铸钱，有擅夺天下利权的意思。然而也只是同居一洲的列国罢了。近来泰西诸邦，君臣一体，工商合用。自从轮舶火车兴起，更加千里如跬步，重溟若坦途。相互网罗五洲之财，以供一国之用。所谓通，是有来有往的意思。现在泰西对于中国，赢余之资，动辄千万，垂橐而入，捆载而归。而中国仅仅依靠区区丝茶来相抵，这是想要以细流与大泽争胜啊。百姓困穷怎么能复苏呢？那么通商的事务，应当迅速筹划。书上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现在中

译那些轻视西方国家的国人，凡是提到开矿、垦荒、移民、通商这些事，没有不说是西方人富强的根本措施的。却不知道我们西方人之所以上下同心，殚精竭虑去谋求成就的，正与中国圣人的心意相合。等到百姓富裕了国家也随之强盛，这不仅仅是那些只知道算计国家而不知道算计百姓的人所能比拟的。中国的名公巨卿，像李中堂、张制军、刘中丞这些人，深知这个意思，所以共同仿照西方的方法，用富国的政治，来完全实现养民的心意。近来也渐渐显现出成效了。然而只要提出一个计谋，发表一个议论，动不动就满朝争论，非议滋生。不是说这是施行杂霸功利的手段，就是说这是夺取小民衣食的来源。那些效法古人的人，应当效法他们的意图，不应当效法他们的具体方法。尧舜禹汤作为君主，伊尹、姜尚、散宜生作为臣子，之所以独自高出于千古，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能够以爱民的心意去施行养民的实事罢了。只是因为土地刚刚开辟，民生尚未繁盛，养民的方法不需要向外寻求，时势不同，所以措施也不同。假使遇到外患正盛的时机，金银也流失到国外，衣食在国内日益困窘，难道也会安然自处，不为筹谋划策来挽回补救吗？我知道这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处在今天的时局，面对今天的形势，有能够以爱民的心意去施行养民实事的人，这就是推究尧舜禹汤伊尹姜尚散宜生的本心而把它施用于政治的人。更加效仿它，神妙地理解它，可以面对百世的圣人而无愧于功利吗？为什么还要非议呢？况且即使从小民生计来说，中国各种事务尚未兴起，西方各种事务全部举荐，百姓哪里贫穷呢？哪里富裕呢？这是特别明显显著的。中国士大夫吸食鸦片、售卖洋货、使用洋钱的，到处都有，而唯独对于仿效外洋可以增厚民生、丰富民财的方法，都起来大声喧哗，互相阻挠。这是甘心承受别人的祸害，来剥削百姓的脂膏，又挟持全部力量来堵塞他们的利源，简直是用爱民的言论来成全他们害民的心意罢了。哪里值得取法呢！唉，古代治理天下，应当效法先王；现在治理天下，应当效法西方国家。西方国家花费数百年的心思，掷出数千万的金钱，到现在宏大的规划已经确定，成效特别显著。一个是开创，一个是因循；一个是艰难，一个是容易。却仍然满腹疑虑，众难塞胸，坐视有用的时光变成虚度的岁月，这是遥远国度的人所茫然不解的。我听到这些话，开始惊讶，接着欢喜，最后沉默不语，不知道话归于何处，于是提笔记录下来，用来检验世间的达官贵人，或许有阅读此文而幡然改变计策的人。

译论贫民有望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自古以来，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存依托。有粮食就能生存，没有粮食就会死亡。粮食对于百姓，难道可以一天缺少吗？痛惜自从井田制崩坏以来，贫富不均，没有固定产业却能保持坚定道德操守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普通百姓，因为缺乏固定产业，就会放纵邪僻、为非作歹，无所不为。延续到今天，民间凋敝破败，生存空间日益紧迫，在家没有半斗粮食的积蓄，出门则遭受流离失所的苦难。看着那些百姓，实在令人悲痛怜悯。这是有心救世的人，不得不急切思考改变策略的原因。阅读湖广总督张制军筹办救济百姓的告示，首先把开矿作为首要任务，确实是识时务的杰出人才啊！如果中国的高级官员都像张公这样通权达变、奋发有为，我知道几十年后，富强的道路，将直接超越西方国家。我曾论述工人逐渐富裕的事，叙述西方国家近百年来获得救济百姓的新法，各国产业都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法国在六十年内增加了三倍，英国在八十五年内增加了六倍。只有美国最兴盛，在八十年内竟然增加了四十三倍。其中获利丰厚的，法国有一家拥有白银一千万两，德国有两家拥有白银二千五百万两，英国有五家拥有白银一百兆两，美国有七家拥有白银四百兆两。此外从事劳动的人，虽然没能广泛增加利益，但以前每天工资仅相当于制钱四百文，近来法国在九十年内增加将近三倍，英国在八十五年内也增加了二三倍，美国在三十年内更加增加了四倍。现在还在开会争论，将来会逐渐增加。各国工人必然应当一同逐渐富裕。而且西方另有积财公司，专门为穷人储蓄而设，其白银从八两到数百两都可以代为收取利息。如果超过四百两以外就不代为存储，大概意在救济穷人，实事求是。计算英国这项在公元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存款一百七十六兆两，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存款四百四兆两，这二十三年中也大约增加了两倍利息。可见西方国家没有一个人失去生计，而中国各省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百姓流离失所、嗷嗷待哺的不下数百万人。其中老弱的，哀鸿遍野，大半死在沟壑之中；其中强壮的，铤而走险令人担忧，不免流落成为盗贼。我曾登上太行山，渡过汶水济水，看到饥荒之后，民生困顿，吃饭艰难。那些运载千斤货物的车，则由一两个人在前面拉，在后面推，充当骡马的角色，借此博取微薄的利益。有的人虽然田舍幸存，牲畜却已耗尽，耕作之余都用人力代替，触目伤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中国自从开放海禁，与五大洲通商以来三十年了，不但富强没有兴起，各地工人未能增加工资以期望利益均沾，而且一天比一天贫穷，田地依旧。虽然有少许长处和微薄技能，叹息谋生笨拙，没有其他原因，都是因为在上位者没能推行救济百姓的新法罢了。如今为政的关键，能够顺应形势加以引导，这样就能补救弊病、纠正偏颇，百姓因此蒙受恩惠，国家因而获得利益。所以兴办非凡的利益，必须依靠非凡的人才。幸运的是中国几位元老以公忠的念头，宏大的济世情怀，力排众议，举办铁路、开矿等事，如李傅相、张制管、刘爵帅各位公，他们的智慧学识确实高人一等。自后如果能不吝惜小费，不拘泥于陈旧的言论，共同救济时艰，全力顾全大局，凡是矿务、铁路一切救济百姓的新法，依次施行，货物流通，商人聚集，百姓困苦缓解而灾祸消除，富庶的效果可以确信获得。当权者有意吗？我私下希望及早谋划这件事。

游民有业论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天地的精华哪里有限？推广开通才能广泛开辟利源。民间的人口非常繁多，只有勤劳才能供给日常使用。如果不是这样，耗费无穷无尽，生机逐渐紧迫，那怎么培养国家根本而充裕民生呢？韩愈说：“古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然后教导他们相生相养的道理，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驱赶虫蛇禽兽而让他们居住在中土。寒冷然后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然后为他们制作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土里会生病，然后为他们建造房屋，设立工匠来供给他们的器具，设立商人来互通有无。”唉！反复诵读这些话，才知道天下的大利普及于下，仍然不能不依靠在上位者来开辟。最近阅读邸报，仰见皇后用蚕桑教导天下，命令浙江巡抚招募蚕妇以准备宫中缫丝之用。从此实行三盆的典礼，选择五种颜色的适宜，凡是属于三宫的世妇，没有不敢祭祀并从事劳作，蒸献功劳，以恭敬承受美好的命令。多么盛大啊！李傅相兴办制造矿务及天津到上海的铁路，现在又计划办理林西到山海关的铁路。张制军在湖南湖北兴办制造矿务，刘爵帅在台湾兴办制造矿务商务铁路。对内是皇帝皇后，对外是地方大员，无不励精图治，讲求富裕国家充足百姓的方法。如果能由此推广，南北铁路通行，所有救济百姓的事无不举办，那么中国的兴盛大概可以拭目以俟了吗？然而有人说铁路的兴起，利于上位者未必能利于下位者，富裕国家未必更能富裕百姓。为什么呢？肩挑背负，是用来获取微利的手段。自从铁路开通，货物由火车装运，那么

译这些人都是闲散部门的官员了。船上的轴齿，是用来谋取微薄收入的。自从铁路开通，商人依附火车运输货物，而这类收入就被搁置一旁了。这样想要养育百姓，岂不是先夺走了小民的生计吗？难道不知道铁路经过的地方，货物分散运往乡镇，固然需要人力，而车船分载，辗转运输，其他弊端也不能避免。这在天津铁路运行数年而没有弊端，本是华人所共见的。然而铁路如果真的贯通，运来的货物价格必定降低，多余的耗费既然减少，多余的人员自然裁减，见识浅陋的人很少不焦虑过度计较，担心游民有失业的忧虑，而这其实无需过多担忧。现在试着以北方省份为例，张家口出产皮革，京城出产煤炭，天津进口出产米布等货物，凡是各种出产销售，每一千人中出力于生产方面的不过四百人，其余则是从事转运的就需要六百人，这是生产财富的人少而消耗财富的人多。如果铁路开行，那么转运的人员就可以裁减，多余的耗费节省而价格就低廉，货物价值便宜而销售必定广泛。既然销售广泛，那么出力于生产方面的人必定需要更多。像这样一转手之间，凡是以前从事转运的人都可以从事于出产之地，这是生产的人多而消费的人少，哪里有失业的忧虑呢？像这样国家即使不想富强，富强已经在此奠定基础了。民间即使不想丰裕，丰裕已经由此显现征兆了。譬如手艺人家，居住在偏僻乡村，一人制作物品，仍需两人运到城市销售。如果一旦偏僻乡村改为城市，门前就可以销售物品，无需两人运输，那么这两人就可以帮助制造。所制作的物品既然增多，所获得的利润自然加倍，这家的兴盛，难道不可以立刻等待吗？现在铁路开行，也是化偏僻乡村为城市的意思，还有失业的忧虑吗？我希望执政者衡量情理，有利就兴办，不要犹豫不决啊！

译条陈养民事宜折

文廷式

奏为条陈养民事宜，恭敬呈递奏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私下认为，国家设置官员，是为了百姓。然而数千年来，在理财之道上，只谋求如何从百姓那里取财，却不谋求如何养育百姓，致使百姓各自竭尽一双手脚之力，而国家随之征收、赋税，于是大的利益无法兴起，众人的力量无法聚集，百姓几乎无法养活自己，而国家也因此陷入贫困。时至今日，筹款的方法已经穷尽，邮政、银行等事务，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办理。有人以开源的说法进言，有人怀疑其迂腐且远离实际情况。臣认为，为百姓兴办利益，计算其成效，远的三年，近的一年，也可以说是神速了。中国地大物博，万里肥沃的土地，西方人推崇为天下第一大富国，而国家用度匮乏，百姓生活困苦如此，则是养育百姓的方法失传了。五十年来所说的西方方法，都仅仅是枝叶，其根本在于富国养民罢了。这是中国夏商周三代圣人的古法，礼仪制度失传而向民间寻求是可以的。法国百年以前，上下贫穷窘迫，后来兴起种植树木的利益，严格禁止砍伐树木，设立劝勉百姓栽树的官员，于是财富冠绝欧洲，纵横四海。所以英美擅长工商的利益，而法、德、奥、意等国，其大的利益都在农业。中国自古重视农业，自然应以农事为急，而农政的关键，则以开渠、种树为先。应当请旨明确诏告天下，各就本省可以开凿的水道、固有的利益来源，督促劝勉民间妥善筹划兴办，百姓力量不足，官府协助其成功，不得故意拖延奉行，也不得借机苛扰百姓。唐人讲究水利，元代重视农政，史书都在，成效显而易见。至于中国现有四大利益可以立刻使国家富强的，臣请为皇上详细陈述：第一是蚕桑的利益。《禹贡》九州中桑土占其七，现在农桑的利益仅存于江浙，那么过去多现在少就可以知道了。意大利种桑养蚕，将近百年，而其丝的柔韧洁白终究不如中国。西方人考察研究，才知道中国蚕桑冠绝各国，都是因为太湖的水，百倍肥沃，距离湖稍远的地方就不行了。所以太湖大泊都适宜蚕桑，仅太湖一角，每年的利益将近万万。如果推广到洪泽、巢湖、鄱阳、洞庭以及填池、昆明等湖，都种桑养蚕像太湖旁边那样，那么数万万金的大的利益就在掌中了。第二是棉花纺织的利益。近年洋纱洋布销售中国的，每年价值六千多万金，土布的利益全被其夺取，往日西方人织布都用木棉，产于美国、印度两处，近来中国自立纺织各厂，才知道华棉丝长、色白不及洋棉，但温暖坚厚超过它。然而洋棉每石需洋银三十余元，华棉则每石十余元罢了。所以近年洋船回国出口棉花骤增至二千余万石，而江西安徽、湖广、江浙各省所产棉花尤其称为上品。西方人考察研究全球人口，穿布衣的十人中只有三人，穿丝绸的十人中不到一人。这两项利益来源有增无减，应当请旨命令江浙、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各总督巡抚，先筹划购买桑秧，沿洪泽、巢湖、鄱阳洞庭、填池、昆明等湖广泛推行栽种，劝谕民间大兴蚕利，在高燥的地方种植棉花，责成本地乡绅老人详细开导，提设局官作为维持，然后集资招商广立缫丝、织布各厂，使得所出的蚕丝纱布媲美洋工。等到三年，其收获的利益何止万万？大的利益所在，人们必然趋之，只是必须实心实意，不得假手于吏胥，徒增扰累。这是在南方的大的利益，其事非常顺利且容易。

第三是葡萄酿酒的利益，北方数省，每年销售洋布四千万金，除羊毛草帽边值银五百万金外其余无一物可以相抵，这是每年耗费三千五百万金了，百姓怎能不贫穷？法国有人游历北省，说自黄河以北，没有地方不适宜葡萄，即使奉天一省，如果能广种葡萄，其利益已可敌法兰西一国。因为葡萄性喜天寒，最适宜沙土的缘故。查法国葡萄制酒的利益，每年折合中国银数九万万两，酒值一两，税也如此。法国每年需要全靠酒税，近日洋酒华人也喜欢饮用，每年入口已千余万。中国开此利益来源，没有如此重税，那么物美而价必廉，即使不能完全夺取法国的利益，也已可杜绝洋酒的来源，这是为北省百姓每年增加数千万金的收入了。只是制酒葡萄其种类与中国不同，枝多果实繁茂，本大如吴越人种桑，应当请旨命令出使法国大臣，密派专员考察研究此事，购买良种，雇募西方人选购制酒机器来华，在直隶、山东先行试办，逐渐推行，那么其事不劳而集了。第四是畜牧的利益，畜牧为北方大的利益，古有明证，不止牛羊供食，驼骡负重而已。西方人剪羊毛以织呢，收集驼毛以制绒，牛乳之类饮食必需，美国的北方遂以此享有无穷的利益。中国如东三省、热河、口外七厅锡金、河套及甘肃、新疆等处，土地

译地广人稀，最适宜发展畜牧业。百姓愚昧无知，开创事业十分艰难，边疆将领和大臣又多习惯于旧例、安于现状，不懂得变通。应当请旨命令出使美国的大臣，访求聘请精通畜牧以及懂得制造呢绒毯的人，到沿边地区勘察地形，然后购买机器，开辟围栏堤坝，派遣官员管理畜牧政务。几年之后，美国的畜牧事业就会兴盛起来。这两件事，是北方极大的利源，在创办之初，应先命令使臣聘请合适的人选，广泛寻求优良的方法，以奠定中国富强的基础，不能敷衍塞责、因循守旧，从而贻误大局。等到办出成效后，再将这种方法推行到内地各督抚及边疆大臣那里，督促劝导商民，一律兴办。这种在北方的利益，事情虽然有些违背常情，但也并非难以做到。以上四件事，本来都是中国原有的方法，虽然参用机器，同时依靠人力，可以养活无数贫民，就可以消除无穷的隐患。既为民间百姓拓宽生计，又为国家增加税收。所谓顺应利益而获利，百姓富足则君主也富足，这与搜刮百姓骨髓、剜肉补疮，伤害百姓而国家最终遭受祸害的做法相比，其优劣劳逸、快慢相差多少呢？只是中国可以兴办的利源很多，也很容易推行。用这几件事来类推其他事情，而关键仍在于边疆官员任用得人。先筹集巨额资金，大力革除积弊，时刻以养育百姓为念，那么富国丰财的根本大计，就已经隐含其中了。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恭敬地写折子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恭敬地奏报。

译再者，臣恭敬查阅《皇朝文献通考》坑冶门，记载康熙十四年户部议定：凡是各省出产铜以及白铅、黑铅的地方，如果有当地百姓呈报愿意开采，该省总督、巡抚就委派官员监管开采。康熙十八年又规定：各省开采所得的铜铅，以十分为率，二分上缴官府，八分任由百姓发售等。详细推究条例的本意，重在利益归于百姓，所以不肯轻易提议设置官员招募商贾，以致开启侵扰百姓的弊端。近年来官府经营的各矿，如贵州的曾彦铨、山东的李宗岱，都亏损达数十万之多，并没有成效。现在听说谕令官府招募商贾，官府经营不如商贾经营，已经在圣明的洞察之中。只是臣认为，由官府招募商贾，虽然与官府直接经营有所不同，但商民聚集巨额资金，仍然需要官府主持，恐怕商民疑虑暗中滋生，必定迟疑观望。偶尔有呈报认领办理的，但既然经过官吏之手，就不免弊端丛生。有的借故阻挠，有的藉端勒索，稍微不遂心意，就声称该商贾家资不殷实，勒令呈验资本、田产、房屋，报明抵押给官府，事事刁难，受累确实不浅。利润厚则官府先中饱私囊，利润薄则商贾更吃亏。即使弊端杜绝、风气清明，但官府与百姓地位悬殊，商人没有不怀疑且畏惧的。拟请明确降下谕旨，令各总督、巡抚转饬各州县晓谕百姓，严格遵守康熙年间的定例：凡是各省出产矿藏的地方，由当地百姓自行呈请开采，地方官专门负责监管弹压，其一切资本多寡、生计盈亏，官府不过问，使商民便于行事。皇上的声音远播，远近没有不周知的。矿厂多了，矿税就旺盛，富国裕民的道理，实际上基于此。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拓充渔务说

陈炽

渔业之利，中国开发最早。山谷之间，江湖深远，就筑塘建堰，蓄水养鱼。所饲养的鲭、鲤、鲢等鱼，用青草喂养，堆叠石头作为岛屿，水域宜宽广，便于鱼游泳。从春天到冬天，鱼长到三四斤，或二三斤不等。一个人的劳力，一年收获鱼利约百千钱，或数十千钱不等，视人工的勤勉或懒惰而有差别。这是养鱼的利益。下游之地，逼近江河，就或垂钓或撒网，或结网或设罟，或用鸬鹚、竹簖、铁叉之类，取鱼的方法很多。捕鱼的船，随波上下，因时逐利，也足以养活妻子而供养家庭。这是捕鱼的利益。至于沿海居民，一向没有产业，就结队出海，凭借坚固的帆船，用网捕捉海鱼。鱼的离去和到来自有风向，遇到大鱼到来，就在海边搭建棚屋，夜以继日，百计搜捕，一定要使船满载，才相率扬帆而归。这是捕海鱼的利益。中国人民善于谋利，本来就已经凌波蹈险，不畏艰难了。但还有一件事适宜拓展充实，那就是捕鲸的利益。西方人说四海之外，只有北海独多巨大的鱼，其余地方则没有。所以庄子鲲鹏的比喻，只列举北冥穷发天池，夸耀其修长广阔，就是这个原因。鲲就是鲸。海上的鱼，只有鲸最巨大，全身骨肉都蕴藏脂油。西方人捕捉它，熬炼成蜡烛，精莹皎洁，光明百倍，就是现在的洋烛。鱼脂坚硬凝固，无须用蜡。听说近日越南、暹罗的蜡树被砍伐得很少留存，所以蜡价贵到五倍。那么洋烛，也是用来弥补白蜡不足的。法国全国的人，都用洋烛，没有用洋油的，厌恶其气味，而且容易引发火灾。其余欧美亚三洲大小数十个国家，无不喜爱使用洋烛。输入中国的，每年也达千万，营销之广，很少有能相比的。于是各国捕鲸的船，在北海采用这种方法，用钝钢做钩，用烧豚做诱饵，用人发做绳子。百人驾船，逍遥海上，将诱饵投入水中，鲸鱼吞下，不敢拉扯。缓慢划动船只，回旋转折，以引诱它。到达岸边就用绳子绕住大石或山环，用尽百人的力气，辅以起重机器，合力拉扯而鱼就上来了。得到一条鱼而数万金就在掌握之中，鱼小的也不低于数千金。所以冒险趋利的人，数以百万计，争端屡次兴起，往往妨碍邦交。于是划分海界，百里之内不许他国捕鲸。这才相信龙伯丈人的古记载，确实不是夸诞之语。中国从渤海直到朝鲜，东三省沿海的区域，都是鲸鱼聚集的地方，却不能捕捉，坐视他人窃取我的利权。因为一种微小的物品，每年千万金钱流溢海外，这也是笨拙者的明显效验了。应该仿照其意，设立捕鲸公司，雇佣英美的人，指挥向导，先在渤海一带搜捕，逐渐到达朝鲜、黄海之滨。援引案例订立约章，百里之间不许他国鲸船闯入。设厂制造蜡烛，转运营销，利国利民，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否则中国旧烛光明远远不如，蜡价很高，洋烛营销日益增广。只有煤油与洋烛损害我们中原，每年将耗费华银数千万计，想要不穷困且衰败，能做到吗？拘泥于成法的士人喜好高谈阔论，不知通权达变，那么必定有一种东西足以替代它才可以。或者能够严申禁令，永远不让我国百姓购买使用才可以。然而舍弃贵重的趋向便宜的，是人的常情，恐怕酷刑严威也不能制止了。中国捕鱼旧法，也有过于愚蠢笨拙，用力多而见效少的，也应该参用新法以扩大利源，那么渔村蟹舍之间也有陶朱、计然的谋略，何必万里行商呢？

卷三十九 内政部十三 八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