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　理财部九　国债

译做不到。况且听说洋人详细陈述此事，如果中国愿意借银一百万两，只需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借款数额、支付的利息，指明用哪几个口岸的关税来偿还本利，分作若干期在多少年内付清等等。银行如果同意借银，收存契约，就会如数兑交银两。这是向来筹借洋款的常规做法。该银行如果财力雄厚、有款可贷，那么这种办法尚属可行。无奈银行只是承担中介，并非真正的出资人。中国既与银行议定，银行便凑集同意借出的数额，出具面额百两的券票一万张，从一号编至万号，于是买股的人便观察。他们查看借银事务的虚实，或买一张，或买百张。等到第一期还款到期时，谁的银两先收，谁的银两后付，无法预先知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券票的强弱没有定数，券票疲软则担心本金短缺，人们想尽快收回；券票强劲则利息按期支付，人们想长期出借。于是创立抽签的方法，确定还债的期限，避免银行偏袒的指责。这种办法虽然极其公平，然而持股多的人必然遭受本金破碎的拖累。确实因为能否收回全部本金，还是只收回半数，不到抽签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在事先安排妥当。收回本金再投入股份，极为不便。倘若将来再筹借，设法补救这一缺失，才容易通融。大凡向人借债，必须先将不便之事通盘筹算，稍有妨碍，势必增加利息，备受其亏损。想要谋划万全，有两个方法：一是立法借银，限定不可更改的年分，到期一次还清；二是按期归还，在券票内载明第一期归还，或第二、第三期归还，使出资人得以尽早安排。况且放债者往往乐于听说某国借钱建造铁路、铺设电报、开采矿山、治理河道等一切富国政策，因为这些出息大且券票强劲，他们不愿出资去做耗费钱财的事，尤其厌恶借银用于战争，将银钱变成火药弹丸，从枪口射出，无法再收回。那么债主不但损失本金，还将违背其诺言，值得深思啊。我国量入为出，本有常规。先前向外国借债，不过是剜肉补疮，暂解燃眉之急。永久停止，固然有益；即使偶尔急需，而其他款项可以竭力弥补，仍以不借为上。万一搜刮殆尽，财政大臣仰屋叹息，地方大员束手无策，不得不采取这一下策，稍微救济眼前，尤其需要全局统筹，周详审慎，不必委托中国银行经手，辗转图利。必须先将从前的弊端彻底清除，以昭示大信。朝廷只需谕令驻英公使，直接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仔细商议，那么利息不过五六厘，可以筹集巨款。况且中国向来守信，洋人自必乐意遵从。如果额外给予酬金，不仅耗费钱财，反而让洋人怀疑中国难以清偿，诸事反而更加棘手了。

译论国债

当今世上拥有家业的人，在家族兴盛时，财物用度充足，每年收入常有盈余；等到家族衰败时，仓库粮仓空虚，收入不够支出，家境窘迫，而日常各项费用又不能免除，于是不得不向人借贷以救济困乏，这就是所谓的债。然而债重则利息重，利息重则更加难以支撑，家庭于是因此破产。常常见到近世人家因债务沉重，被人盘剥利息而不能振兴家业的，比比皆是。所以当时的长辈常以是否借债来预测家庭的盛衰，大概没有家庭富裕却借债而受重利困扰的。治理家庭与治理国家道理相同，治理家庭尚且不应借债偿还，那么治理国家似乎也不应借债偿还。然而欧洲各国号称富强，而它们急需向商人借贷的情况，没有哪个国家没有。考察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七十三年间，各国所拖欠国债的总数：如西班牙欠二十六千一百四十万五千磅，丹麦欠一千二百七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九磅，瑞典欠一千四百九十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磅，撒丁尼亚欠一千七百二十四万七千一百六十九磅，希腊欠一千五百五十一万二千磅，意大利欠三十六千零八十万七千四百零七磅，英国欠七十八千四百九十七万二千一百零三磅奥地利欠三十四千六百九十二万六千九百零二磅，比利时欠三千六百九十八万一千九百六十磅，法国欠七十四千八百七十九万零八十二磅，德欠六千七百三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七磅，荷兰欠七千八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二磅葡萄牙欠七千二百八十三万三千磅，俄国欠三十七千五百万磅，瑞典挪威欠八百五十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五磅。用钱粮赋税来抵偿，有的需要数年还清，有的需要拖延十数年之久才能还清，其详细情况记载于九月初五日。那些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以后各国继续借的债不在其中，也不知道数目是否增加，因为海外情形不能深入了解，而且一时也难以稽查。只有《时务报》曾记载德国财政部上报德国国债，说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前德国向来没有债，这一年筹借十兆马克，三年后才用完。从此以后每年筹借，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国债总数达到二千九十一兆二十五万马克之多，而其折实数目实际为一百二十九兆二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马克。其中长期借息四分者共四百五十四兆马克，三分半息者七百八十兆五千马克，三分息者八百五十兆马克。所筹措的国债中，整顿陆军费用计一千二百五十四兆五千马克，水师费用计二百七十八兆七十五万马克，铁路和边防两项共计费用二百六十二兆马克，邮政电线共计六十二兆七十五万马克，开凿鲍尔铁克运河费用计一百五兆二十五万马克，在巴兰门及汉堡两口设立海关所费计五十二兆马克。然而都有实在的产业可以抵偿，大概陆军所建房屋及购买田地估计价值九百兆马克，铁路估计价值七百兆马克，邮政电信共计三百兆马克。说泰西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后各国之债可以考核的只有德国，其余各国都不清楚其究竟，竟然由德国类推，也可知道其与往昔没有不同。只是各国之所以借债都有实在产业可以抵偿，如德国的房屋、田地、铁路、邮政、电信等类获利甚丰，所得足以偿还利息，不过是用所借的债暂时垫付所用，并非财政匮乏才开始借债。所以欧西各国的借债与中国人的借债，名义虽然相同但实际却不同。如今中国因为创办铁路、振兴各项事务的缘故，而向各国借债，其迹象与欧洲各国的债没有区别。然而欧西的债多借自商民，所以国家富裕而百姓也富裕；中国的债不借自商民而借自外国，即便所成就的事业可以获利，但终年的利息已被外洋所得，那么中国沾到的余利也就无几了。这又是中西国债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的。至于《时务报》记载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前德国向来没有债，而九月初五日本报则记载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七十三年，德国已有国债，不知道为何说法两歧？谁对谁错？请问！熟悉西国政事的人，想必能为我解惑。

论中国宜借国债以办善后

如今日本的祸患已经平定。在这创伤巨大、痛苦深重的时候，正是发愤图强之日。如果不努力振作，仍然拘守旧法，坐视贫弱，难道还不见日本人在外没有值得担忧的吗？如今中国赔偿日本的巨额款项都借洋债，这三百兆两如果全部借给洋人，总计利息数目非常巨大。而且所借的洋债都以英镑价格为准，其英镑价格都由洋人主持，常常见到借债时英镑价格故意抬高，还债时英镑价格任意跌落，由此看来，吃亏累

译累积至此。订立这个和约，难道不是使我国贫穷、使我国衰弱的明显证据吗？如果不改变旧法实行新政，想要谋求国家的富强，终究不是容易的事。我国疆域的广阔，人口的众多，物产的丰富，人才的众多，都有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地方。可惜疆域虽然广阔，却不知道开发；人口虽然众多，却不知道教化；物产虽然丰富，却不知道振兴；人才虽然众多，却不知道选拔。凡是修筑铁路，制造兵舰，兴办制造业，振兴商务和农桑工业，发展丝绸和茶叶的利益，设立驿站和电报，建立议院和商船，开采矿山和开垦田地，一切富国富民的方法，都置之不理。偶尔有实行的，也不过是舍本逐末罢了。只是每天忙于攀附权贵、行贿受贿，上下互相蒙蔽，粉饰太平，苟且偷安，颠倒黑白，嫉妒贤能作为要务。除此之外，就是营建豪宅，购置田产，左边是娇美的妻子，右边是艳丽的妾室，穿着华丽的丝绸，吃着参燕窝，俊美的仆人在前伺候，美丽的婢女在后侍奉，问他们致富的原因，大抵都是对上成为国家的蛀虫，对下危害百姓的生计。难怪捐纳出身的官员日益增多，贿赂之风日益盛行，以至于将亚洲数千年来声名显赫、文化昌盛的国家变成了鄙陋凶残的国家。想到这些，怎能不悲伤呢？为中国的长远打算，应当尽快仿效西方的方法向百姓借贷。我国虽然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在二十二行省之中，在四亿百姓之中，能够借一万两银子给国家的何止万人？能够借一千两银子给国家的何止亿人？能够借一百两银子给国家的何止亿人？能够借十两银子给国家的何止十亿人？许诺二十年还清，每借一百两每年支付利息六两，先将所借的外国债务还清，然后修筑铁路，购买兵船，置办军械，设立学堂，振兴文教，整顿武备，训练雄师，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可以依次推行。依靠这种借贷，或许担心如此巨额的债务，二十年难道能完全偿还给百姓吗？那么又有策略在我：中国矿产的丰富，冠绝天下，四川、云南、安徽、广东、山东、甘肃、湖北、湖南等地的金属矿藏，遍地都是，如果用人得当，点滴收入都归公家，其利润可以超过本金一倍。所谓“大地不吝惜宝物”，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其他如纺纱、织布、缫丝的机器，也可以逐渐扩充，使已经丧失的经济利益重新回到我们手中。于是军队精锐充足，情报灵通，摧毁日本的巢穴，诛杀日本的主帅，收复朝鲜，收回台湾疆土，振兴国威，震慑藩属国，断绝觊觎之心，都在于这一举措。只有谨慎选拔出使的人才，更是当今的急务。我国担任使臣的人，大都是豪华的公子、权贵的门生，否则就是只会死读书的小儒、擅长辞藻的文人，对外国的语言文字都不熟悉，只依靠翻译作为中介，一切重大事件不能与对方的君主和大臣当面高谈阔论，想要他们在外交场合上折冲樽俎，怎么可能做到呢？降而至于参赞、领事，就更不用说了。想要他们了解外国情况，就应当选拔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的子弟，派往各国游历，以增加他们的见闻。如果精通洋务，就派任领事，由领事升任总领事，由总领事升任参赞，由参赞升任钦差大臣。这样阅历已经深厚，对外国情况早已熟悉，胸中遇到两国交涉，可以依据国际公法进行争辩，才可以称职无愧。每次看到报纸上记载的中土会审案件，都只听从西方官员的命令，不敢说一句话，反驳一句，与我们会审的，不过是副领事罢了，翻译罢了。他们的权力已经如此重大，那么驻扎在我们京城的钦差大臣的权力就更可想而知了。唉！唉！他们是钦差大臣，我也是钦差大臣；他们是领事，我也是领事。为什么他们的权力如此重大，我的权力如此轻微呢？困穷就要变革，变革就能通达，想要不变革而希望通达，怎么可能做到呢？这是我所期望于东方国家垂钓者（指有识之士）的。

译论息借商事宜

自古以来，两国交战，朝廷大臣手持简册善于陈述策略，谋士拿着筹码运筹良策，都是为了宣扬国威，缓解皇上的忧虑。即使身在民间，下士也有忘记自己一得之愚见，而不能停止进言的人。有客人问道：“我国自从与倭寇发生冲突，军饷需求浩繁，所有臣民，究竟怎样才能解除皇上夜间如旱盼雨般的忧虑呢？”我听说宋朝末年屋山之战，张、陆等大臣殉难，有四只白鹇浮在船边，与各位大臣一同在海中死去。后来各位大臣名垂史册，而传说中没有提到白鹇，动物也有知觉，怎能不抱憾？近日听说高丽大东沟海军之战，邓正卿慷慨立功，从容尽节，在洪涛巨浪中秉持大义，有人看见并援助他，说：“义不独生”，于是奋身投水自沉，浩然毅然，惊天动地的节操，使鬼神哭泣、神灵钦佩的念头，确实是古今不可多得，难道只是威震华夏和西洋而已吗？然而当邓军门投入江中时，船中有两条白狗，瞥见邓军门入水，也随即下水沉入波心，用嘴衔住军门的发辫，想要扶他起来，大有报答主人的本性。众军远远望去，只见邓军门抱着两条狗沉没。这两条狗也足以流芳千古了。唉，那些鸟兽没有知觉，尚且能尽忠报主，我们臣民食毛践土，日日夜夜在高天厚地之中，那么这次部议自行向商人借贷，四海之内同风共俗，应当没有不乐于赴义的。敢请问您？我说：“未必。”客人愤怒地说：“大商巨商积蓄千金，无非是为了谋取利益，现在部臣议定拟回利息若干，分期归还，凡是富商有不勇于输将的吗？”而您却说：“未必。”这是什么原因？我说：“是的，人之常情所见不一，有施舍僧道寺宇而挥金如土的，有捐输国家公项而退缩避难的，偶尔有捐输的只愿以无名氏署名，揣测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因为近日富商巨贾有从外洋满载而归，被贪官劣绅所觊觎，逼迫勒索之苦不可言说，所以每当遇到地方公事，作为富商的都有戒心，恐怕大名一旦公开，援为成例，开启官绅虎视眈眈的私心。”客人说：“我国家忠厚待人，已经默默体察富商的嫌疑之念，现在听说部臣发议，商人大开所立券据不书姓，不书名，只注‘商者’，并非没有用意。”我说：“这固然如此，还有一等锱铢必较，不拔一毛的人，要性命则欣然答应，要钱财则忧愁不已，纵使雷公持铜锤当头轰击，他则左手抱住钱囊，右手想要拔雷公的铜锤，以为奇货可居，作意外大财的想头，这种人艾灸不痛，若不严行督责，他则逍遥法外，而想要他踊跃输将、乐于赴义，形势上本来就不能做到。客人说：“您的话确实切中此辈的情弊，那么应该怎样才可以使海内臣民乐于赴义呢？请拿良策示我。”我不禁默然思考说：“言非所言，议不当议，妄谈的罪责，自知难逃。然而我们忝在四民之首，感戴朝廷的恩德，如果砚田余润稍有可筹，所希望的是稍微飞扬沾朝廷雨露之恩，稍助灭倭的军饷，早泄愤懑之心，这又是仆等日夜祈祷的。至于商既开，富商巨商能知大义而乐于赴义的无论了。我见近日富翁大都观望，似乎宜用当头棒喝之法，即由各省督抚严格命令各府州县属吏至公无私，再进行督察。孔子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乐输的必须从官宦开始，其余商民察其平素财业，有价值五万的则督借五千，十万的则借一万。其有富商从外洋归来乐于报效的，准许其赴督抚处领凭执照，安居乐业，子孙永为良民，考试不禁。这样则千百万军需咄嗟可办。然而我恐怕商设局开者皇皇，而报者寥寥，游移之诮有所难免，愿与当局诸位商量。

论息借商之失信于民

现在富商、绅士、百姓异口同声，不与公家通融银钱，已成为牢不可破的见解。其势力悬殊，政令无常，不肯坚守大信，无处控告。而聚敛苛急，怨恨交作之余，幸好开一线生机，不能扩充推广，又被苟且目前之徒所误。如息借商，苏州、江西之事就是如此。唐虞之世，契为司徒，弃作后�，只分掌教化、稼穑、度支三司，不与六官并列。《王制》说：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寡，商人位居四民之末，贾人不得推举为吏。王夷甫口不言钱，孟子说：‘何必曰利’，贱货贵德之风，渺茫难追。而桑弘羊、孔仅之徒，更加被世主所尊用。大多是损下益上的谋略，巧取豪夺的计策。汉武帝尊卜式为三公，以风示天下，最终没有响应者。明太祖籍没沈万三家，充军云南，猜忌已甚，富民寒心。而交字、会子之类，公然攘夺，更足以成为世人的诟病。况且民间寻常钱债争讼，官长指为小事，不予上紧严追，

译有时甚至出现断绝而无偿还的情况。如果欠债的人稍有势力，不仅审理官员不予受理，而且债主也不敢控告。有人说周赧王筑台躲避债主，还保留着夏商周三代忠厚淳朴的遗风。近代以来，法律禁令、官职爵位都成了借贷的工具了。国家政令崇尚宽大，圣祖“永不加赋”的诏令，确实永远巩固了亿万年无尽的福祉。深厚的恩泽与仁爱，深入肌肤骨髓，所以遇到大的工程或劳役，无不深切地想着顺从并输送物资，唯恐落后。然而大钱钞票的制度，捐输报效的命令，当事者用智术愚弄百姓，自以为得计。不知道下层百姓虽然愚笨，但计较财利的念头最迫切，也最精明，固然可以感动他们，却不可以欺骗他们。中日战事正紧急，军需费用不足，仿照泰西的成法，下令向本国百姓借贷。大藏卿印发五兆元的借券，交给各郡县分派，百姓争先出借。不到三个月就办成了，统计登记在册的数量，超过原借贷数额一倍半有余。我们中国遇到战事，不直接向本国百姓借贷，反而转向外国商人借贷，称为“洋债”。洋商聚集大量贷款，邀请华商附股，华商都深信不疑，趋之若鹜。利息较重，又按照金镑先令折算。近来金价昂贵，亏耗更加巨大，也甘心承受。战祸既已开启，各国应当恪守局外“两不偏助”的公理。法竟至于借贷无门，户部尚书仰屋叹息，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向华商息借的提议兴起，巨万的资金不至于流向外洋，这是隐藏财富于民的最佳计策，而且免去金镑先令的耗损折价，按期清偿本息，允许抵缴关税、厘金、地丁钱粮，以显示可靠。商民也借此共同表达同仇敌忾的诚意，即使君民之间的隔阂之气，也可以常常沟通。奏请获得皇帝批准，诏书光辉灿烂，食毛践土的百姓，都有天良，怎敢不出其有余来辅助公家的急用，而自私自利，背离生成之恩呢？难道急公奉上的道义，不及扶桑岛民吗？然而阅历丰富的人拘泥于旧习，说官府常常辜负百姓，不想立刻解开吝啬的钱袋。多次经过在事官员士绅恳切晓谕，用利害来警示，用大义来感动，甚至像金陵蒋驴子家被管押在府署，即使正值除夕元旦良辰，也不准保释，好像监追亏欠库款的人一样。统计各省息借的不过千万而已，然而已经舌敝唇焦，力尽筋疲了。这难道是商民没有良心吗？不，也是他们亲戚自己招致的。当道各位大人应当如何明示大信，坚守券约，使息借商民的风气从此开启，将来如有缓急，仍可如取如还，再借不难。俗谚也有至理，即使不为战事筹饷考虑，而筑铁路、开矿、开银行、立海军、制造船械等项所需经费，都可以取自我国商民，无须以海关作抵押操券而获得什么便利呢？确实上下都受益，是长久可大的长策。怎知衮衮诸公别有见地，完全不同？上海通商最早，中西商富荟萃于此，向来称为筹饷要地。甲午之役，各国特别订立专约，以上海为公地，不准扰乱一草一木，风鹤无惊，都歌颂为乐土。奉旨息借的商派归江海关道经手，既加盖监督关防以为不足，又加上税务司签字，以坚定中西商民的信任而广泛招徕，可说不千安万当吗？不久大宪发出告示，拟将应还借本息银两拨充商务局股本。一转移间注兹挹彼，无非替我们百姓广筹生业，另开利源，用意至厚。不幸被税务司所持，始有壁返秦廷的期望。苏州借券则盖用藩司印信的，已拨充商务股本计六十万金，虽改填股票，交执俨称股东，但商局进出之事不得过问。开局未知何日。谤书奚止盈箧，说不是掷黄金于虚牝吗？至于江西，则有抚德寿奏章可考，说江西各绅商报息借商，第一次开单计缴大票本银、小票利息共十九万两千四百廿两八钱，请照新海防例奖励实官、花样翎枝、贡监加级、封虚衔、顶戴，并移奖子弟。以后如果有情殷报者，也准一律办理等语。风闻江西息借的约计四十万金，即使全令报，也只此区区之数，对库储裨益甚少。且捐生只此数，此绌彼盈，一定之理。初不加多，特目前以为多耳。徒失大信，甚属不值。唉！大宪告示可改也，上谕可信而官若使之不可信也。惟税务司所签之字则一定不移。可当钱用，使人不疑。以致同一借，使苏州、江西之人望上海如登天，显有苦乐不均之别。合而计之。百万借何关轻重？乃竟以此失信于民而不管，真可为之长太息也。

译中国向俄国借款之说

古人有言：“创造财富有根本的大道，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勉，消费的人节制，那么财富就永远充足了。”这话真好啊！况且古代圣贤治理古代的天下，尚且不能舍弃这个原则而另求他法，难道治理当今天下的人就可以违背吗？听说中国打算向俄国借款一亿两白银，以各省海关作为抵押。我起初听到并不相信，中间感到怀疑，最终却大为愤怒。为什么呢？大概朝廷商议借款不知用来做什么，倘若因为俄国答应借款，把银子运到北京，藏在国库中，以备不时之需，那么虽然欠了俄国的债，但借来的银子依然在国库内，想存就存，想还就还，怎么会受制于俄国人呢？这是可以借款的理由。然而借款的原因并非如此。去年日本人攻打我们的属国高丽，皇上赫然震怒，兴兵进剿，与日军交战大约三十多次，直到今年四月间，我军粮草不足、兵力单薄，力量无法支撑，于是与日本人订立条约，答应赔偿军费三亿两白银。我认为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向俄国借款来偿还对日本的债务。如果是这样，那么对日本的债务终究难以借此还清，而对俄国的债务又从今以后增加，这是不必借款的理由。况且所借的银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偿还的，虽然我国占据三个行省的土地，拥有二十三个行省的人民和财富，一年之间收入的银子不过数十万两，而支出的银子或许不止数千万两，收入远少于支出，已经感到拮据，今天向俄国借款，又将用什么来偿还呢？有人说：用各省海关的税收。各省海关，关系到各省财政的盈余或短缺。用海关税收偿还俄国，可以；把海关抵押给俄国，则不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把海关抵押，那么中国的海关转眼就变成俄国的海关，成为俄国的海关，就听从俄国人的指挥了。听从俄国人的指挥，那么不仅海关成为俄国的海关，将来还会把二十三个行省的土地变成俄国的土地，把二十三个行省的人民变成俄国的人民，把二十三个行省的财富变成俄国的财富。祸患达到如此巨大，还可以向它借款吗？这是不可以借款的理由。况且中国的土地不小于俄国，为什么俄国的银子反而比中国多？这是因为洋人以制作精巧奇特的物品为贵，自我国与各国通商以后，洋人就把精巧奇特的物品购买并销售到中国。中国的百姓见到这些物品没有不喜爱的，如果不购买这些物品，中国的财源就会因此流入外国。这就是中国财富少而洋人财富多的原因。如今兵荒马乱之后，财力不足，那么借款，难道能说是不合适的吗？然而难道不知道借款的祸患如此严重吗！恳请皇上大发圣明，颁布谕旨，立即派遣公卿大夫前往俄国京城，将所谓借款一事作为罢论，而朝廷内部更应建立治理的法度，务必做到国内没有游民，朝廷没有侥幸任职的人，田野没有懒惰的农夫，那么财富自然充足，用度自然宽裕。古人的话，难道是虚言吗？

写在户部停止向商人借贷以及中国在伦敦发行银元各报纸之后。

日本人剪除我们的琉球，灭亡我们的高丽，最近又口出狂言，企图谋取我们的奉天。声称奉天有六亿两白银，企图混入其中，夺取它来充实军需。由此看来，日本人剪除我们的琉球，灭亡我们的高丽，近来又企图谋取我们的奉天，都是为了这六亿两白银，贪婪之徒败坏纲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奉天一带，名将精兵，星罗棋布般地分布，转眼北方大地早已寒冷，海面已经结冰。日本人纵然有诡计，也无可奈何。而他们日夜经营，不辞辛劳的原因，这直接导致他们的败亡罢了。有人说：北洋虽然逐渐冻结，日本人必定转而图谋南方，那么南洋布置虽然周密，恐怕日本人怜悯不畏死，横冲直撞，困兽尚且搏斗，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借了如此多的国债，国库空虚可想而知。从前明朝末年，外部受到倭寇侵扰，内部纷乱于盗贼，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备。战事刚刚展开，将来不知如何结局，心怀忧虑的人，能不深切担忧吗？现在的计策，奉天以六亿两白银激起日本人的野心，不如将这六亿两白银全部拨出，招募士兵，购买战舰，制造枪炮，激励三军，直指日本，将日本人不论贵贱老幼一律杀尽，以警戒为首作恶的人。那么这六亿两白银不过是暂时存放在外库，一旦削平日本，即使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足以作为大的收获，用这些来偿还六亿两白银，必定绰绰有余，那么存放在外库的银子不亚于存放在内库。有人说：这存放在奉天的六亿两白银，是国家为了加强中央、削弱地方的计策，所以每年二十一个行省的各督抚都协助解送奉天的军饷，开国以来未曾改变。一旦轻易议论拨充军需，不符合我们朝历代祖先的意思。你难道还拘泥于书生的见解吗？回答说：不是的。德行是根本，财富是末节。我们朝祖先的功业和德行，超越千古，在盛京之地积蓄这笔巨款，一旦有事，原本依靠它来使用。如果积蓄而不使用，又何必用财富呢？只将这笔巨款，或者建造铁路，或者购买铁甲舰，为国家建立不可动摇的基础，那么这数百

译这六百亿两银子全部使用，全力制服日本人。我担心日本人在奉天没有希望，必定会后悔而停止战争，但我们不能与他们谈和，应当让士兵吃饱、战马健壮，捣毁他们的巢穴，再次宣告他们的罪恶，昭示各国，以表明我们与日本不共戴天的立场，应当被各国所谅解，那么灭亡日本，恢复琉球，收服高丽，首先用这六百亿两银子，如果不够，再借商债、洋债也不迟，这是万全之策。《大学》说：“财富聚集则百姓离散，财富分散则百姓聚集。”仅仅把这六百亿两银子聚集在奉天，万一局势混乱，被日本人得逞。我们皇上圣明英武，计策必定不会不出于此。倘若运筹得当，必将这六百亿两银子全部犒赏军队，那么三军将士同仇敌忾，想必没有不勇气百倍的。恳请皇上统领军队，上下将领，在深夜独自反思，各自良心发现，认为我们朝廷圣人在上，对待臣子如此厚道。那些普通士兵、平民百姓，尚且义气奋发，我们这些人或者世代受国家恩惠，或者身居高位，却每个军营中足额的人不过百余，这百余人中又多方剥削，致使士兵吃不饱，军队没有斗志，这是谁的罪过呢？无论皇上所发的军饷是国债、洋债，还是这六百亿两银子的奉饷，务必一点一滴归公，不可私自中饱私囊。古人有毁家纾难之举，我们这些人堂堂男子，即使为国牺牲，也毫不吝惜，难道还会斤斤计较地索取，挥霍如泥沙吗？如果说为了根本考虑，那么这六百亿两银子万万不能拨付。这就像唐诗所说：“你有衣裳却不穿，你有钟鼓却不敲，你有酒食为何不天天弹琴呢？”我们皇上圣明英武，计策必定不会不出于此当此军饷急需之时，我们读书人看到大商人有的捐助百万、有的捐助数十万，能不感到羞愧吗？向阳献藜藿是平民的诚意，献曝是野人的礼节，姑且以书生迂阔的计策，想要为皇上提供进谏的资本。

译论举行昭信股票

甲午、乙未年间，中国因高句丽之事与日本关系破裂，兵戎相见，陆海交战，将领心怀二意，致使丧失岛屿土地，又赔偿二百三十兆巨额款项，按期支付，和议于是达成。后来因为分摊逐年偿还的利息较多，改议合并偿清，而日本也因前年战事导致财政空虚，虽然得到这笔巨款，尚不足以弥补损失，合并偿清最为有利，因此立即允许。只是中国国库早已枯竭，既不能增加赋税以损害百姓，而关卡厘税也已增无可增，不能再有办法困扰商贾，户部尚书面对屋顶一筹莫展，于是想到向外国借贷。起初商议由俄国填补空缺，但俄国人既要折扣，又不肯降低利息，英国公使于是出面争夺利权，要求三件事作为筹措巨款的条件。俄国人听说后，便用全力相争，政府左右为难，商议将贷款分属英俄各半，以便利益均沾。如今所借细节，或许因为已经向英国借贷，无须再向俄国借贷，于是将先前贷款分属英俄各半的说法作为罢议，也未可知。而高理臣给谏认为向外国借贷，无论对英国还是俄国，或是半属英半属俄，都不是好的计策，不如仍按原约与日本商议逐年分摊偿还，虽然利息较多，不至于又开辟通商口岸及将其他利益授予他人。皇上将原折交给总理衙门筹商，于是由正大臣等与日本使臣矢野君商议，电询日本朝廷能否允许，随即以不便为由答复。而黄慎之宫允于是有通行昭信股票的奏议。宫允原折虽然未曾见到，但本报会记，金陵采访友人来信说：江苏藩司松鹤龄方伯接奉制宪札文内称，昭信股票经户部议覆，奉旨准行照右中允黄思永原奏办理。近日准户部咨文，印造股票颇需时日，应由各省督抚转告各藩司衙门，按照原奏及户部议定章程，先行劝办。凡有缴纳银两请求股票的人，即由藩司给予印收，等股票印成颁到，再由藩司出示，让先前缴纳银两的人各持印收更换部票。因本堂接到此令，应即抄粘来文札，该藩司查照户部章程先行试办。按此可见，国家财政短缺，计臣筹措实在有万不能缓之势，但那时外洋贷款尚在未定。如今英国既已答应借给十六兆磅巨款，国家骤然得到这笔巨款，似乎此项可以暂缓，但偿还银两须一万万两，贷款尚属不足，则这昭信股票也不可不急於开办，以清偿赔偿日本的费用。恭亲王是国家的重臣，且是懿亲，首先乐捐十万金，为臣民倡导。国家勋旧之臣，自应如此，庶使内外臣僚均知观感，踊跃输将。然而有人说前年中日战争时，朝廷曾举行息借一事，当时富商巨贾无不急公好义，乐于解囊，后来因不能信守前言，分期归还，遂将息借之银改为股票，民间小民都认为不便。如今这昭信股票可以完纳厘金税饷，固然万分妥善，不必有所迟疑。而在下者恐怕重蹈前年息借覆辙，或不免惴然自惧，观望不前，得恭亲王为之倡导，则内外诸大臣有不得不勇于从事之势，而海內殷实之户或亦可释然无疑，缴纳银两请求股票。夫国家府库虽然匮乏，百姓资财虽然枯竭，但如今做官的人无不席丰履厚，资财丰富，委派一个优差则所余数千金或数万金不等，得到一个美缺亦所余数千金或数万金不等，所以如今纳粟入官的人其数愈多，不仅是为了名声，而是因为投入的资财得到一个缺一个善，即可在日后收回。如今时事多艰，做官的人无论正途异途，既各无才具以分担九重宵旱之劳，只有这为官所得之财，自当略破宦囊，用来报答。诸臣工具有天良，自当不生悭吝啬。至于富商巨贾虽然因前次息借一事不免稍有所疑，但若能晓谕此次股票信实可靠，善为劝办，或许尚不至于以前事为借口而自外生成。

论行昭信股票

《尚书》称“正德利用厚生”，《易经》称“何以聚人？曰财”。难道上位者“为君子喻义”，而兼“小人喻利”吗？实在是因为一人之身，八口之家，终年所需，必在百金左右。所以汉文帝以百金为中人之产。由此推之，小康社会者则岁需必倍焉。推之一命之官、一乡之长，则岁需必数倍或十数倍以上。官愈贵，家愈富，其岁需甚至数十倍、数百倍焉。至于人主之尊贵，富有四海之内，则四海之内财利，皆为谁？其“所用人主”为天下理财，而有以开财之源；即为天下用

译难免有“左支右绌”的困境，最终穷困潦倒，无人知晓我的艰难。这就是周赧王筑台躲避债主的原因。观察这一件事，可知国债在中国古代也存在，并非西方国家所独创。只是西方国家风气尚未败坏，人们崇尚诚信，国债的借贷容易推行。中国则官场积弊太多，虽然“天子圣明”，大臣承蒙恩泽宣扬教化，但良法美意在下面的人不能切实执行，又能如何呢？看前年商借一案，海内臣民并不踊跃，其效果本来就可以预见了。无奈时局艰难，接踵而来，商借既不可行，张之洞便采用旧有的钞弊之法，参入新意，从而设立了昭信股票。近来两淮运署接到两江总督刘坤一快速传递的公文一道，文中说：“近日接到户部电报，议复黄思永奏请息借军饷的折子，已奉谕旨允准实行，并由户部先印造股票一百万张，名为昭信股票，颁发给中外人士。每票一张银一百两，年息五厘，二十年后本利还清。在京师自土公以下，在地方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员，均缴纳银两领取股票，为商民倡导。那些愿意借贷的商民，即责成各省将军督抚将户部制定的章程先行出示，并派员切实晓谕，酌情领借等语。除了快速咨文各省并继续发放户部股票外，各省务必将筹借办法先行上报户部备查等语。”送到本部。堂官批准此事，查得收银给票事务繁杂，应当立即成立支应局管理，仍檄令藩司会办。除了奏报户部咨文及股票另行饬令遵行外，先排札广泛行文，札令司道遵照等语。江春霖都转遵命立即快速饬令通、泰、海三属分司共二十三人，南北监掣、泰坝、永丰坝、南北批、乌沙河巡厅四首领以及盐捕营都司，各按职位优劣分别酌情借贷，并先自缴银一万两作为倡导。又札令淮南总局通行示谕。想来两淮现任、候补大小文武各官不下千余人，若能激发忠诚，宏济艰难，数额应当也不少。执笔人按：自从这项昭信股票奉旨准行之后，恭亲王首先领票缴银十万，如今江都转接踵而起，缴银一万两为僚属倡导。倘若各省大小臣工都能如此尽力报效，将数百万巨资不难聚集。那些商民富户，具有天下二百数十年食毛践土之恩，难道会在官绅之下？应当有慨然解囊，像楚子文那样毁家纾难，像汉卜式那样输财助边的人。缴银领票，仍可用票代银，又何乐而不为呢？难道没听说过明末的旧事吗？当思宗时，国用匮乏，皇帝命令臣工捐助，想要后父周奎输银一万两，周奎以无银为由坚决推辞，中涓前往劝谕数次，仅取金饰交椅一事塞责贡品。中涓叹息道：“老皇亲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等到后来李自成攻破京城，周奎被俘拷打，献出赃银一百五十万两。明朝的诸臣如此，适宜其灭亡。以今视昔，难道不是远远超过他们吗？

译在户部关于借用商资章程的奏疏后

借用商资，就是所谓的国债。古代讲究藏富于民，有这样的话：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因此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赋税，却不会匮乏，这是以三十年为周期来统筹规划。国家用度即使关卡集市不征税，湖泊河梁不禁止，上下都称富裕。如果有大事军队出征，粮食装在口袋和囊袋里，于是裹好干粮，拉开弓箭，这才开始启程。由此看来，古代虽然没有所谓国债的说法，但国家有用兵之时且百姓输送物资，恐怕不会落后，这种情形何等亲密（〇上下互相信任，本来就是这样）。至于国债的说法，则起源于西方。西方国家以商务为重，所以往往只谈商人而不谈百姓。国债，都是从商人那里获取，他们的商人大多富有，而且得到国家保护的力量居多。虽然远涉数万里外洋，独自携带巨额资金外出经营，却毫无恐惧，这是因为国家常派遣兵船不时保卫，又派遣领事官员为他们调护。国家对于商人，简直是一心一意，凡是有所作为，无不尽心竭力为他们协助。所以商人的感激很深，这是西方国家的良好政治。虽然也有税厘捐项，但都点滴归公，所以商人都不怨恨。而国家偶尔有大用度，想要借贷数百万、数千万，都可以立刻备齐。这实际上就是古代中国藏富于民的道理，百姓富足君主就不会独自贫困，百姓贫困君主就不能独自富裕，正是这个意思。昨天看到户部有奏疏，陈述借用商资备充军饷，议定章程，奏明立案的折子，这就是西方国债的意思。西方国家没有一国没有国债的，他们向国家借贷，都有债券，俗称股份票。这种股份，也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其价格涨跌不定，而且数额巨大。这取决于国家的盛衰，国家正在兴起未衰，那么国债的股份票价格有涨无跌。如果像此前法国在谅山一败，股价骤跌，竟然无人过问，关心时事的人在这些地方观察趋向。日本事事仿照西法，所以也有国债，但其法则与西方相同，而所行用的多是纸币，一出境就半文不值，这是不同的地方，也可见其用谋的狡猾。只有中国向来不实行此举，因为中国库藏向来充足，偶尔有费用，立刻可以办理，不需要这个。自从太平天国扰乱以来，各省都被蹂躏，库藏从此荡然无存，于是不得已而创立厘捐，至今沿袭为例，既然已经实行，就没有人敢废除。厘捐是从商人那里收取，不必偿还，而且不用支付利息，何等简捷？那么中国此时，与其创立向来未实行的国债，何不加重厘金更好？却不知道部臣之所以议论到这个，也正是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厘捐的弊端，至今难以数尽，商民无不怨声载道。虽然收取容易，但缴纳厘捐的人，如果心里不愿意，不是不愿意，是愿意缴纳给国家以充军饷，不愿意缴纳给贪官以饱私囊。然而今日的厘捐，大多进入公库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进入私囊的多达十分之七八。而且总局分卡，像棋子星星一样密布，那些商人简直步步走在荆棘之中，而局卡中的委员、司事、巡丁，无不坐大，取之尽锱铢，一遇到花天酒地，又用之如泥沙。商人在旁窥视，敢怒而不敢言，而国家因此受怨的多了。我曾经说今日国家如果想要鼓舞人心，没有比免除厘卡更好的了，这样商情顺遂，而民心也知道感激。只是国家正在多事之秋，又怎么能立刻下达这个命令？因为虽然进入公库的仅得十分之七八，但其数额已经不菲，如果一旦议定裁撤，骤然短少这一项，对于量入为出以制定国用的人来说，不免诸事掣肘，虽然有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因循数十年，想要裁撤但最终没有裁撤，议定撤除但最终没有撤除。现在部臣变通设法，实行国债之举，看其章程，偿还有限期，利息有定数，公平有依据，有印章足以取信于人，那么商民都将踊跃乐输，所以一创议而京都百万之资立即齐集。那么此举胜过厘捐，好几倍了。厘捐有取而无偿，国债则有偿。厘金在货物上加税，不如国债向国家取息。将来风气渐开，也将像西方国家那样竞相缴纳国债，以股份票成为市场流通物，那么与厘捐之举相比，一利一弊，有很大差异了。那么既然有此国债之举，厘捐即日可以裁撤吗？这又有所不能。此时日本局势不靖，需要正多且增加的，哪有有者反而去掉的道理？所以此时不能立刻裁撤厘捐，是情势、道理、形势使然。只是既然有此国债的创行，那么将来军事大定，必定首先裁撤厘捐，以缓解商人的困境；而国家需用，则完全可以向商民借贷国债。不但仿效西法，而且恢复古法。古代足兵，先在足民。君主富足不如百姓富足，正是这个道理。西法或许是中国所不愿仿效的，而古法则是中国没有不愿恢复的。私下庆幸此举的兴起，

译足以消除厘捐之害。于是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