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　通论部五

译卷一百四 通论部五

富强论考

中国地处神州疆域，位于赤道交汇之处，自开天辟地以来，建立国家最早，显赫的功业与创制的典章，史书记载从未断绝。中原朝廷恩泽深厚、仁德广布，光辉照耀四方，上承上天眷顾，下合民心所向，本来就不是其他邦国可以轻易比拟的。然而当今的时势，却显得愈发积弱，难道是王道不足以治理天下吗？为何如今谈论变法的人，如同战国时期处士纵横议论的风气，好像除了这些办法，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补救偏颇、挽救弊端的了。

我观察《周礼》所载，土方、怀方、合方、训方等职官，以及山师、川师、匡人、撢人等，对于天下土地形势、山川林泽的险要平易，无不考察得极其详尽，以获取天地自然的利益。至于职方所掌管的事务，凡是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地区的人民、谷物牲畜之类，无不权衡其利害，所以能够沟通天下的意志，成就天下的事务，具备国家应对缓急之需，并编纂成专门的书籍。这是《周礼》确实体现了周公制作的精妙，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后人反而怀疑它不是周公所作，或者因为奉行不善，转而认为它只适合古代而不适合当今，另外谋求所谓的富强，无论迂腐者不符合实际情况，急切者又失于严厉，都不是治理国家、经营天下的正道。

自从宋儒以来，经学虽然极其昌明，但讨论国是和研究理学的人，对“富强”二字绝口不提，认为这是霸术而非王道。然而仔细考察夏商周三代以后建立的国家，在开国之初，无不把富国强兵作为首要任务，到了中期以后习惯于安逸，对于祖宗的成法，不能很好地窥探其本意，去掉了实质而只保留名义，使得上下互相蒙蔽，反而归咎于立法不善，国家的用度比起开创之日更加繁多，百姓的生活比起开创之时反而更加困苦，千古成败可以一一列举。

不知道“富强”的道理，国家不可一天忘记，圣贤经世济民的宏大谋略，思虑深远，言语虽然简略易懂，未尝不可以悉心探索。所以孔子开口就说“节约用度就是富国的道理”，“役使百姓就是强兵的道理”。孟子说“养生送死没有遗憾，这就是富国的道理”，“可以让人拿着木棒抵抗敌人，这就是强兵的道理”。端木赐的议论，去掉冉有的议论，加上仲父（管仲）的不知疲倦，所说的都类似筹划富强。然而三代时兵源出自农民，那么富强就在其中了，后世养兵与务农分为两途，而兵制日益败坏，用度开始无法支撑，大概养兵离不开财力，百姓不能为君主养兵，后世的百姓已经不同于三代，百姓都各自经营生计。只要朝廷不惊扰守吏，不苛刻百姓，自然能够富足。所以使国家富足与使百姓富足是不同的。《中庸》中“庶民来，百工”两句，确实是富国的道理；“柔远人，怀诸侯”两句，确实是强兵的道理。而其强兵的道理，在于用人；其富国的道理，也在于用人。人才之难得，真是严重啊！

过去宋朝神宗时期，人才最为兴盛，担当天下重任的人，本来就不缺乏。像范仲淹、王安石，尤其被称为有学术和经济才能。因为宋朝事势孱弱，他们发愤图强。范仲淹的十项策略：明确升降黜陟，抑制侥幸，精选贡举，选择长官，均分公田，重视农桑，修习武备，推行恩信，重视命令，减轻徭役，这些是富强事务中向上层责难的内容。王安石实行新法的八项策略：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取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这些是富强事务中向下层责难的内容。

现在虽然时移势易，富强的难度难以与古代相提并论，但当今政令所施行的，也多不出这两人拟议的范围。只是变化而通达，则取决于其人。在建国初期以前，多半沿袭明朝制度；道光、咸丰以后，则兼采西方方法。到现在则没有人不把西法作为急务。如果中国舍弃西法，就无法治理国家了。

我曾在游历外邦时，写成余论，撮取其大概，列举西法中出自中国的部分，多有议论。比如所说的动力整齐，轻重疾徐，制造器械的称为重学，就是攻木、攻石、攻金的工匠技艺。剖析辨别物质，各自不同其药剂，以衡量材料的称为化学，就是治人元、人之业。用火化水，使积累的力量产生运动的称为汽学，就是蒸釜、酒笼的制造。凹凸晶镜，让光点迁就而利于视物的称为光学，就是阳燧、铜鉴各自适应其用途。其他如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就是电学的开端。一尺的木棍，每天取它的一半，万世也不会穷尽，就是几何学的妙用。其他如新报仿照邸抄，信局采用字罗的记载，印书则是冯道的遗法，煤灯本于四川火井，考试本于岁科取士。至于南针、火药、算术、天文等在中国开创的，更不用说了。这些都见于《舆地丛抄》，是对中西学问互相比较的。

然而外国为何富强日益兴盛？都是因为中国逐渐失去了这些传承，而从事技艺的人又师心自用，凭借片面的长处来迷惑世人。学士大夫又鄙弃工艺而不屑于谈论，于是古圣先哲所著述的绝学，畴人迁徙，就流传到了他邦，像伍子胥离开楚国到吴国，教他们战阵，教他们乘车，而吴国因此逐渐强大，于是开启了数千年的风气。欧洲西方向来未与中国

译国家如今极力搜求那些特异才能和奇巧技艺，竭力图谋治理，却把我们当作鱼肉任意宰割，并提出许多要求，这就是我们相形见绌的原因。然而中国现在所谋求富强的措施，如修筑道路、开采矿山、致力于创办制造业、建立学堂、振兴农学、设立商务机构、训练海军、推行邮政、设立银行等，似乎也是百废俱兴了。富强难道可以立刻实现吗？然而我还是不敢肯定。人满了就会生祸患，土地满了也会生祸患，而中国西北有土地过剩的祸患，东南有人口过剩的祸患。我偶尔曾谈起，西北的水利沟渠问题已经急切地论述过了，虽然这如同从竹管里看天、用瓢测量大海一样见识浅陋，但我也不曾不认为这是樵夫的一点心得。纵观环海各国，那些富国强兵、专门以商务为根本的国家，其起初没有不是以农业作为商务的阶梯的。现在列举欧洲各国中商务最兴盛的，没有比得上英国的。考查《四国日记》，这是薛叔耘出使时所记录的，英国与法国最近，也与法国通商最早。唐肃宗至德二年，与法国国王查理曼订立商人条约。英法同盟开始见于国史。元武宗至大元年，开始使用银钱汇票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通商。元英宗至治三年，与威聂士订立条约通商。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开始设立商船历法。嘉靖十九年，才到达美洲的白来齐通商。二十九年，与瑞典缔约通商。三十二年，才开始与俄国通商。万历二十二年，开始设立银号，商人觉得便利。到了本朝顺治八年，才确定市舶赋税，必须在国中制定法律。康熙三年，瑞典曾占据西美洲的土地，英国人嫉妒它，特意派遣水师提督伯拉格统领兵船前往西印度海，夺取西班牙的土地叫买加，并夺获西班牙采金的商船。至此，又派遣约克去讨伐荷兰，这是争夺通商用兵的开端。康熙五年，开始将中国茶叶贩运到英国，开始设立保险制度。雍正十三年，与俄国订立通商条约。乾隆二年，西班牙虐待英国的商人，两国兵祸将由此产生。国王及大臣都想开战，只有瓦尔波不能强迫他，于是发兵。五年，派遣安胜到南太平洋，针对西班牙商船。十五年，仍然与西班牙讲和，开始制造毛毡。五十二年，与法国重申通商和约道光二年，迦为相，罗森掌管度支，墨斯基逊掌管商务，废除苛政，让四方货物流通。四年，英国人经营美洲不遗余力，于是南美洲各部长久不服从西班牙的约束，至此英国派遣领事官往返在墨西哥订立通商条约。五年，与丹麦、瑞典订立条约通商。六年，与瑞典结盟，允许英国船只出入瑞典所管辖的海口。英国人专心致力于经商，蒸蒸日上。十年之间，中国富商在他国王家投放资本的，共计三千六百万两。英国建立轮船公司往来各处。十年，轮船初次到达印度，水师统领纳白尔才初次来到中国的广东，虽然未必有心窥伺，但其阴谋已在此时萌发了。十八年，轮船开始横渡大西洋，商人在海外经商，对海道更加熟悉。与奥地利、美国都订立了通商条约，并在暹罗创设英国公司，在江海的亚丁埠驻守军队，凡是经过此海口的行旅都能得到保护。二十年，与德国拟议订立条约通商。这一年，因贩运鸦片引发争端，英国人存有戒心。二十二年，清朝才开始与英国订立和约。议定允许英国人在上海、广州、福州、宁波互市通商。二十五年，与西西里订立条约通商，在这个时候，通商船舰有三万八千艘，水手二十九万人，富有如此。直到如今几十年经营开拓，又加倍了。自从有地球以来，商务的兴盛，确实没有比得上英国的，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富强国家的原因。

译虽然英国富强，虽然其商业在当时首屈一指，然而没有不先为根本着想的，使百姓衣食充足，作为商业的根本。看其对农业的考察，就像《欧西新史揽要》所记载的：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即中国道光三年，英国有大雨成灾，有个叫惜米德的人创立了在田边开沟的方法，沟渠上宽下窄，中间填上碎石，仍然与田地持平，地下的水便完全排干。有人说开沟以后，粮食比从前增加了十分之三，草料比从前增加了十分之四到五。于是全国仿行，粮食成熟既快，牲畜和人口的疾病也少了。英国朝廷喜欢其大有裨益，又担心农民力量不足，在一千四百四十六年，即中国道光二十六年，贷款英金四百万磅，命令农民都仿照此法来排泄积水。农民随即又讲求格物致知的道理，一定要查明什么草、什么树、什么谷物与此地的地理相适应，然后才在农田里尽力耕作。又查明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粪肥，才适合此地的土壤，然后才加以浇灌施肥。不久农学会兴起，凡是使用各种新法的人，按时聚会，各自把自己的田地坐落何处、地势如何、自己使用什么方法、使用什么粪肥告诉同好，同好也把所知道和使用的告诉对方，彼此观摩，获益更多。并且更刊印在农学新报上，以广泛流传。对于农具，则另外创造新犁来垦地，创造新机器来锄地，打麦也创造新机器而不用连枷。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即中国咸丰二年，又创造新机器来割麦而不用镰刀，农民都喜欢使用。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即中国咸丰五年，有的人用火轮的力量来垦地，比起以前使用的新犁入土更深，田中的旧土既翻出，新田中的粮食自然坚实而好。所以国内既然振兴农业，百姓没有饥饿的忧患，而且每年有盈余，所以能够远涉重洋经营商业，穷尽物力，收取天下的美利，而在各国中称雄。现在因为世人说富强必定基于商业，而商业又以英国为兴盛，姑且举出一个英国来衡量其他国家，像法国、美德、意大利与比利时等国，其商业兴盛的更是数不胜数。如果与我同处亚洲之地，虎视眈眈的固然没有比俄国更甚的，现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工程渐渐完成，商业的扩充确实不可轻视。至于日本人近年来整顿商业，想要与欧洲抗衡，尤其不遗余力。人们说其变法好，不知道其进取锐利的人，退步也快。现在日本人的志向稍显自满，日本人的谋划尚且深远。所可忧虑的，只是强邻的环伺，不仅仅是一个俄国。概括来说，沿海各国，凭借商业而致富强。如果中国今天虽然不能舍弃振兴商业，然而也不必完全拘泥于此。如果现在有的人所说，必须舍弃中国而跟随西方，然后足以谈富，然后足以称强，这都是不明白根本，不观看前面所论述的。英国的根基，其富强的方法多是由中国的方法，引申发挥而来的。

中国自从圣帝明王建立疆域，仰观俯察，极尽阴阳变化的能事，知晓百姓万物的常情。但是宇宙日益开辟而日益更新，气机日益推移而日益广阔，法制也日益变化而日益不胜穷尽。《易经》的意义，所以取象于“革”来去除旧弊，取象于“鼎”来取用新法。孔子对于子张问十世，就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虽然增减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虽然增减可以知道。圣人所说的增减，也不过是因时制宜的一个意义罢了。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人，没有百年不弊的法律，但是用法适中的人，能在法律的弊端中去除其过于严重的部分，虽然不必改弦易辙，而天下已经暗中蒙受其福，可以日益进入无穷的境界。如果举天下的富强而论，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哪有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呢？姑且用中国的人口清册来考察，大约四百二十五兆零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多人。然而这只是泛举其大数，中国的户口本来不止这么多。中国的物产，大约估计有二十六万种，其中已经供人使用的，不到十分之三；那些有用而未用，已用而未尽其用的，尤其不可以恒河沙数来计算。中国的疆域，合计有二万万平方里，名山大川，钟灵毓秀，五种金属的矿产，二十一个直省，随处都有，未经开凿，其利益无穷。居于黄道界之中，寒温既得其半，所以风气之早开，岁时因此而不差。过去康熙年间，西洋荷兰国派遣陪臣奉表进贡，表文内有说：“外邦的丸泥尺土，无非是中国的飞尘；异域的勺水，原是皇家的滴露。”情辞恭恳，不是过分赞美。中国实在是万域朝宗，众星环拱，真命天子受命，临御九州以照耀寰宇。不像外邦各岛罗列，虽然坐拥广阔土地的人，有的过于苦寒，有的过于炎热，一年的气候，常常失去正常，生人产物，常常有所偏颇。因此在中国谋求富强，本来有所凭借，不劳向外假借，比起各国，实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些不明白根本的人，不知道国恩的高厚，圣泽的涵濡，认为中国败坏，视他国为美好，不揣度根本而只比较末节。这读庾子山“见披发于伊川，知道百年而为戎狄”的话，所以不禁叹息。

译嗟，是感叹的意思。如今中国已经推行新政，但大多是谋求对外扩张的策略。自从甲午战争之后，西北的屏障已经空虚，东南的藩篱也完全撤除，如果不从西北腹心之地着手兴修水利，努力恢复创伤以培育国力，那么所谓的富强实在不足依靠。

现在提出建议的人，认为开始修建铁路是中国最大的利益，然而利害实际上各占一半，中外可以共同享有。如果中国的铁路建成，在中国则是利少害多，在外国则是有利无害。所以君子经营天下的事务，如果十利而无一害，那么推行它一定是必然的。如果不得已要在利害之间权衡，如果是利七害三，那就保全其利而防范其害；再比较事情轻重，如果有九害一利，但所获得的利益重大，所造成的危害轻微；或者所获得的利益紧迫，所造成的危害缓和；或者所获得的利益长久，危害只是一时的；或者所获得的利益普遍，而危害只是细微的，这些尤其不应畏惧而不去努力谋求。

如果兴修水利，本来是有利而无害的，利益可以完全归于中国，对上有利于国家财政，对下便利百姓生活。它在开创之初，似乎会扰民伤财，实际上却是使百姓富裕、流通财货，而且不仅仅是谋求一朝一夕的利益，实在是谋求十世百世的利益。虽然任务非常沉重，事情非常繁杂，功效不能迅速期待，方法长久以来已经败坏，但前人的事迹都在旧册中记载，难道完全没有根据吗？为什么外国对于地力不惜推求，极少有片壤荒废？为什么中国竟然任由杂草丛生而不治理，竟然甘心坐守困穷呢？

有农业作为商业的根本，实际上是以使百姓富足作为使军队充足的根本。在《圣经》和《大学》中，有十章半论述理财，其中最为切要的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不耽误农时那么劳作的人就勤勉，量入为出那么用度就宽裕。这些都是圣贤治理天下的言论。虽然国家变故层出不穷，过去只谈论治理内部，现在则务必先安定外部，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的局面。然而使用我们的方法，中国寻求治理，似乎仍然不脱离古代的美好制度良善规范。只要中国在各项措施中，每件事都实事求是，不仅仅沿袭虚名，尧舜的道理，哪一项不能施行于今日呢？

这虽然是儒生的迂腐言论，但事情没有操切过度的，想要完全抛弃自己的学问去学习别人的学问，反而认为足以制服别人，别人的学问本就源于自己的学问，这也是思考得太不周全了吧？难道仅仅是富强吗？近来观察世道人心，觉得不只是贪图利益的人早已被他人诱惑，即使是聪明杰出之士也大多随声附和，日渐忘记根本，全都如此。

译论上下节俭以求富强

自古以来，国家最大的祸患，没有比上下没有区别、贵贱没有等级更严重的了。奢侈僭越的风气，散布在国家和朝廷内外，却没有人去纠正，这必然导致万事杂乱无章，而且耗尽天下的财力，却不知不觉陷入今日危险的境地，又怎能求得有利于国家的方法呢？现在不说天下奢侈僭越，其积累成为人心风俗的忧患，比比皆是。曾经考察过，房屋、车马、衣服、器具以及婚嫁、丧葬、祭祀、宴饮等类，各有禁令约束，各有礼制规定，如《会典》所载，上下贵贱，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可以遵循。现在奢侈浪费已经很久，僭越礼制的行为也被遗忘，而贫弱的祸患虽然日益加深，奢侈僭越的风气反而日益严重。比如绸缎，过去有官民的区别，现在则混杂没有辨别了。甚至像貂皮、猞猁狲皮，过去有官品等级的区分，现在因为捐纳制度开放，平民百姓也穿着了。况且百金，是中产之家的财产，一件皮衣的费用，何止百金？绮罗丝绸的衣服，由织机丝线织成，花纹图案如花草虫鱼，时尚日新月异，旧的还算新，新的已经旧了。贫穷的人遵循旧样而被嘲笑，富有的人追求新奇而没有满足，日复一日，浪费增加，人模仿人，务求超过。所以看到别人朴素节俭，就嘲笑认为他没有才能；看到家境清贫素雅，就感到羞愧认为是极大的耻辱。对于古代先王的训诫经典，关于饮食时令与奢侈节俭的常理，难道已经违背了吗？一个农夫终年辛勤劳作，收获的粮食不过几金，即使一个官员终年的俸禄也有定数，哪里经得起白白浪费，奢侈日益兴盛，无法再裁减。往往一身冠服，动辄花费百金，鞍马饮食，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如果不继续妄取，必定多攫取金钱，名义丧尽，廉耻不闻，贪婪冒进的行为日益滋生，这并非没有由来。所以我认为使国家富足的方法，在于致力于根本而节约用度，对于百姓也是如此。只是节约用度的方法，在于制止欲望，在于去除装饰，在于禁止浪费，而不在于吝惜出纳、裁减正当的费用。吝惜出纳，就无法使人效力；裁减正当的费用，就无法供给事务，这是招致怨恨的原因，而不是崇尚节俭、去除奢侈的大道。现在如果观察乡野小人的欲望，不过是吃饱穿暖罢了，粗衣淡饭，一金的资财就可以供给一个人。如果进而追求美好，费用就加倍；进而追求丰裕，费用又加倍；再进而追求新鲜奇异，费用就更加倍了。而所见的巨商豪吏，一次宴请必定花费数缗，一套衣服必定花费百贯，衣食的费用，普通人终年耗费千金，而又想美化宫室，装饰器物，奢侈一切养生送死的器具，又有美色的娱乐，狗马田猎游戏，玩好之物，喜好是常用费用的数倍。我由此知道人的欲望无穷无尽，而其危害也无穷无尽。如果有一天制止并断绝这些欲望，将使家家户户熟悉礼制，户户富裕储藏，而天下的用度自然逐渐充足了。天下习俗的陋习，没有比脱离实际事务、崇尚虚浮之美更严重的了，从容自得地只做粉饰之事，自知自己的力量已经屈尽，却还夸大其外观，这是导致败坏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节约用度，又在于去除装饰。装饰不只是一方面，有耗尽力量去装饰的，有力量不足却更加装饰的；耗尽力量去装饰的，其家室空虚；力量不足却更加装饰的，其事业败坏。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现在有一件日常使用的器具，已经取用足够，却有人用雕刻来装饰，雕刻不够，又用彩绘来装饰；彩绘不够，又用金玉来装饰。而凡是服饰装饰在身上，陈设装饰在家中，妾婢装饰在内室，仆从装饰在门庭，鞍马舟车装饰在路上，不是礼制体统所要求的，却一定要这样做，认为外观不可不讲究。这还算是耗尽力量去装饰的。然而支出广阔而收入有限，富家必定衰落，中产必定贪婪。如果已经贫穷却勉强遵循富人的做法，没有收入来源而不堵塞，卖山货的人，牵涉庸人的议论，以显示美观，世俗目光短浅而不顾后果，那么日虚月耗而不可救药了。天下的祸患，贫穷却还不能节约用度的，都是被粉饰的言论误导了。如果天下都崇尚粉饰，那么人就没有诚实朴实的意念，事就没有长远的计划，其危害极大，有不可胜言的。至于一切无名费用，豪家大族，在房舍厨房马厩园林之间，以及节日常年惯例，寺庙香火之类，无所不有。而对于有国有家的人来说？滥觞之始，放任成为长流；大壑之泽，枯竭于漏卮。所以禁止浪费，又是用度的一道方法。

古人曾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现在如果约束严明，力行节俭，使天下的财用有逐渐充足的方法，那么从节约之后可以繁衍生殖，从生殖之后可以储备积蓄。有积蓄就可以抵御荒年，可以供给军队，而天下国家的用度就恒常充足了。况且贪廉是治理的大关，而奢俭是贪廉的根本。我们中国疲弱不振，到了极点，其根源都败坏在官吏不能廉洁，那么在此澄清官场，自然应当以廉洁为本。要想教导廉洁，应当先使节俭，为什么呢？因为事务繁多，用度广泛，费用有所依据，僭越奢侈的风气由来已久。过去给事中徐旭龄曾上《力行俭》一疏，认为八旗是国家根本。现在有的披甲穷丁，衣食不给；而大家巨族，结婚则多用锦金珠，丧葬则烧毁珍车马。嫁一个女儿就可以破败中人数十家

译官员的俸禄，送终一生尚且可以耗尽，生者数十年之用，浪费天物，不可计算。至于汉代官员赴任，则借贷于京师，到任后又馈赠督抚，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高大的马匹，以奢华相高，以歌舞女色相尚。未到地方，先筹谋利源，以充官用，固已成必贪之势。试观今日之池馆园亭、歌舞宴会，比起前数十年，何止十倍？这些财力，从何得来？不是玩弄国法，多纳贝庄私；就是酷虐小民，巧通贿赂。虽然惩治贪罪，在于不教，但他们迫于费用，走向死地如飞。伏请下诸王大臣详加酌议，凡官员房舍逾制者，严以没入之条；服饰僭越者，处以降革之例。一切婚丧皆严限等级，不许过度。如此则官员省一分费用，百姓即省一分诛求，朝廷即存一分法度。如各处镇守王公将军，是朝廷的心腹。建牙树纛，岁费饷银不下千万。往日酌行节省成议，兵屯或议裁汰。究竟兵难多裁，屯难骤举，稍减饷即忧兵匮。惟有各藩镇力行节俭，使营伍充实，兵力有余，始能建威销萌。乃王公将军势处崇高，浪费难省，而子弟亲竞尚豪华，或广聚优伶，或多置台榭，费用尤多。论催饷则似很穷，而视浪费又似很富。思各藩镇额设俸禄有限，又禁止与民争利，禁止贸易，财用益无出处。如再多浪费，则将军的甲第珍奇，都是士卒的刍粮膏血。藩镇为勋旧老臣，当以封疆休戚与共，与其以财徒纵子弟淫乐，何如以财厚资士马饱腾？伏请下各省王公将军，凡车服宅舍多循规制，一切优妓亭台采买各省置别地者，严行查禁。不惟克己爱军，可与士卒同甘苦，抑且养廉，可为国家杜浮费。今天下大患，实由于文臣剥民奉己，武臣克兵肥家，故莫如严立制防，尽返诚朴，图治之原，无切于此。况且国初杨时化也曾上请禁宴会一疏，其略曰：如宴饮一节，自常情视之，不过往来之常，纵极浪费，有何关系？不知废职诲贪，养交乱，此为祸阶。明季万历、天启之际，海富庶盛极而衰，浸淫奢靡，固然如此。尔时虽朝夕过从，觞筹交错一席之费未满一金，而有识者已忧虑官邪赂彰，民穷财尽，后来果然。今诸臣年来日从事于宴会，笾之费三倍于昔，加以优伶戏剧加倍，俸入几何，堪此淫纵？不知从何处得此财，而于何处偿此费？欲其饰簠簋而禁贿赂，不可得也。臣子朝干夕惕，尚虑旷官，今才出公署即赴宴会，甚有一日几家征召者，人止有此精力，精力既疲于宴会，欲其勤于政事，无尸位素餐，不可得也。虽曰三尺森严，万万不敢结党营私，但当丝竹迭奏，优伶笑之时，欲其言语必及义，思切赞衰，而问政事得失，问民生利病，有此迂腐不近情之事吗？故曰：废职诲贪，养交乱，此为祸阶也。由此观之，欲塞贪墨之源，革偷惰之习，岂可不崇俭退奢，以冀人知勤，风还纯朴乎？夫诸公当全强盛之时，犹思力行节俭，今当中原多事之秋，国家之贫弱更深，风俗之奢较甚，于此不力行节俭，而欲求长治安之计，岂可得哉？岂可得哉？

译所以我说，化育治理的根本原则，在于节俭。而那些僭越礼制、奢侈浪费的风气，在上层是国家的大祸患，在下层是风俗的隐忧，应当紧急确立法度来节制它，广泛推行教化来革除它。并命令地方长官及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官员，大力实行节俭，教化引导百姓：布匹丝绸足以蔽体，不必追求华丽的锦缎；粗糙的食物足以充饥，不必追求珍美的佳肴；物力应当爱惜，不要滋生浪费；应当为终身打算，不要贪图眼前的快乐。以节俭朴素互相争先，以节约克制互相崇尚，天下或许风气能回归诚实朴素，改掉积久的陋习，而国家的富庶就可以期望了。所以曾仔细考察当今的民情，那些喜好奢侈而不自知的人固然很多，那些想节俭却做不到的人也不少。〇沾染已深，形势难以骤然改变。而那些地方殷实人家，以豪华自喜，为了牟利触犯禁令，用巨额财富在乡里夸耀的人，固然不乏其人；其中勉强跟随习俗，像割肉成疮一样痛苦，而内心黯然神伤的人，也到处都是。他们内心其实不愿奢侈，而且财力也万万不能奢侈，却随波逐流，不能独自节俭。如果婚礼不奢侈，人们就认为对姻亲淡薄；丧事不奢侈，人们就认为对父母淡薄；宴会不奢侈，人们就认为对〇客人淡薄。一旦在费用上稍有不同，邻里就会议论；一旦在用人上稍有不同，进入家门就会遭到责骂。如果不立法制来均衡节制，区分上下，辨别贵贱，凡是房屋车马、衣服器具以及婚丧嫁娶、祭祀宴饮之类，重新斟酌确定规模，严格加以限制，那么那种因顺从习俗而受到的束缚困苦，终究无法解脱。现在应当选取《本朝会典》及《政事全书》以及《朱子家礼》等书，下达给朝廷大臣详细考证，作为崇尚节俭、去除奢侈、移风易俗的标准。使各级官员与士人百姓务必辨别等级威严，而对于绅士军民房屋车马、衣服器具的过分讲究，婚丧嫁娶、祭祀宴饮的胡乱浪费，为之严格斟酌确定，汇集成一本书，刻版颁布，并由直省府州县转行刊刻散布，绅士士人百姓等务必让家家户户都知道，完全知晓并遵守。此后如果有违背礼制触犯法律、豪奢无节制的人，就按照违制律分别治罪，或许中外臣民，富者有所节制，贫者没有愧疚，风俗可以逐渐纯正，〇积蓄可以日益充裕，似乎对于使国家富足之道不无些许补益。于是有人说，如今天下外患未平，内乱迭起，大战之后，财政日益匮乏，紧急应当兴办大利，消除大患，筹措资金以补充不足，思考变通之计以谋求自强，却为此种迂腐之谈，沾沾自喜于力行节俭一事，难道实行节俭去除奢侈，国家就能逐渐富强吗？不知道如果得到人才并使他们都成为廉洁的官吏，那么国家有大的兴作，可以委托重任，而奉公办事没有克扣的弊端，免除耗费之忧，才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只崇尚虚名，毫无实际效果。况且君民一体，百姓富裕则君主不至于独自贫困，百姓贫困则君主不能独自富裕。现在如果整顿下属，命令各条规定，列举那些土俗中浪费最严重的，明显应当禁止防范的，裁议妥当均衡，立下规条。其他如聚众迎神、摊派钱财演戏之类的费用，尤其应当禁止。我知道条令教化出自上层，风俗形成于下层，一变而奢侈化为节俭，再变而贫弱化为富强。而说家国之间还担心其疲敝沉溺不振，有这样的道理吗？那么即使一旦有事，商议捐输商议借贷，百姓也容易从事，踊跃缴纳了。看此而知力行节俭，难道是细微琐碎的事务吗？五方风气虽然说适宜不同，然而朴实率直者少，奢侈浪费者多。就像江苏两浙之地，风俗崇尚奢侈，往往家中没有一斗储备，但穿戴必定极其华丽鲜艳，饮食不满足于甘美淡泊。加上乡里之间，茶坊酒肆星罗棋布，少年无知，游荡失业，超越本分肆意妄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推究其根源，〇因为通商口岸是繁华极盛之地，而上层人士致力于无用之事，商人通货于难得之物，奇技淫巧、弃本趋末的民众，无不汇聚于此。于是习俗改变人，骄奢淫佚也超过其他郡县。现在东南七省全部通商，如果不严格确立限制，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别动辄紊乱，淫巧诈伪的行为日益萌生，那么用度更加不足，民穷财尽，饥荒盗贼趁机而起，更加无法支撑，这难道不是让人大为寒心的吗？唉！如今振兴商务，处处需要人才。如果众官百官都成为清廉之士，以节俭之风互相标榜，那么大利得以兴起，而以前的积习可以全部化除。务本节约用度，确实可以说是使国家富足之道，而不应当视为缓图之事吗？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先王治理天下，出于公心，所以致力于治理事务；后世治理天下，出于私心，所以致力于防止弊端。致力于治理事务的人，虽然不免有小弊端，但利益所在，常常足以掩盖弊端；致力于防止弊端的人，一个弊端未消除，百个弊端已兴起。就像修补漏屋，越补越漏；就像缝补破衣，越补越破。致力于治理事务的人，用得其人，则天下大治；不得其人，则天下大乱。致力于防止弊端的人，用不得其人，弊端滋生更多；即使用得其人，事务也不得治理。从秦朝到明朝，将近两千年，法令禁令日益严密，政治教化日益衰微，君主权力日益尊崇，国家威望日益受损。上自各级官员，下至亿万百姓，游荡在文网的束缚之中，习惯并安于其中，驯服并受扰于其中，静止而不能行动，愚昧而不能明智。历代的民贼，自以为得计，变本加厉

译之。等到弊端发展到极致时，出现了不受节制、超出防范范围的情况，这两件事叫做夷狄和流寇。这两者一旦兴起，就像热水浇在雪上一样迅速融化，国家因此灭亡。于是，过去用来防范别人的措施，反而恰好成为了自我损害的器具罢了。梁超说：我曾经读史书，借鉴古今成败兴衰的道理，没有不感到忧愁悲伤的。古代的长官有辅佐而没有副职，这是为了让他们充分行使权力，专一承担职责，便于考核政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录》中所述的官制，没有不是这样的。唯独《周礼》说设立正职，设立副职，所以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司空，又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空、小司空。凡是正职都是卿一人，凡是副职都是中大夫二人。这就是现在制度中一个尚书配两个侍郎的来源。《周礼》是伪书，误导了万世的人。汉代九卿还遵循这种制度，汉代太常等官职还没有小卿。后魏太和十五年才开始有。后世担心一个部门的事务由一个人独揽大权，于是既有尚书，又有侍郎，再加上管理部门的官员，计算一个部门长官有七人，人人都没有实权，人人都没有责任。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他们互相牵制，或者互相推诿，没有一件事能够办成。古代大国方圆百里，小国方圆五十里，各自亲近自己的百姓，向上统属于天子，诸侯所治理的地方，就像现在的县令一样。汉代还用郡来统领县，而郡守直接通达天子。后世担心亲近百姓的官员权力过重，于是设立监司来防范他们，又担心监司专权，于是设立巡抚、巡按等来防范他们，又担心抚按专权，于是设立节制总督来防范他们。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郡守县令竭尽心力来奉承长官，仍然不能得当，没有闲暇顾及民事。于是剥削百姓的脂膏，作为长官的贿赂，虽然残害百姓但职位却稳固了。古代任用官员，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对内不回避亲属，对外不回避仇敌。汉魏之间，还保留这种意思，所以左雄在尚书任上，天下号称得到人才；毛玠、崔琰担任东曹椽，士人都砥砺名节。后世担心选拔人才时的请托，铨选部门的徇私，于是崔亮、裴光庭制定了按资历年限选拔的方法，孙丕扬制定了抽签选拔的方法，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奇才不能进用，庸碌低下的人不能退下，那么考核政绩就废弛了；不替人选地方，不替地方选人，那么吏治就败坏了。古代乡官全部使用当地人，《周礼》《管子》《国语》都详细记载了。汉代掾吏、县尉都由本地人担任，京房传：“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可知汉代掾吏没有不用本郡人的，京房的这个请求乃是破格，大概是让耳目相近，督察容易得力。后世担心他们舞弊，于是隋朝改革选举，全部使用其他郡的人，然而南方人选北方，北方人选南方，北宋政和六年，诏令知县注选，即使很远，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是九百里。明朝的君主宰相认为还不够，于是创立南北互选的方法，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赴任的人，动不动几千里，必须举债才能到任，不贪污就无法生存。不熟悉当地风俗，语言难以听懂，政权所寄托的多在狡猾的胥吏手中，而官员只是挂名的傀儡罢了。古代公卿自己设置室老，汉代三府开府辟士，九卿三辅郡国都自己署任官吏。顾氏《日知录》说：“鲍宣担任豫州牧，郭钦上奏他举措烦苛，代替二千石署任官吏。”可知署任官吏是二千石的职责，州牧代替尚且被认为是烦苛，现在由天子代替，适宜事情烦杂而职责不能履行，所以臂指相互使唤，情义相通。后世担心他们结党营私、收买人心，于是所有任命以上都由吏部负责，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长官和佐官不熟悉情况，不真诚，或者长官有善政而无法奉行，或者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我表现。古代用人都在职位上长久任职，封建世卿，不用说了。其余的庶官，有的一个职位终身担任，并且传给子孙。直到汉代，还保留这种意思，所以守令称职的，用玺书褒奖勉励，有的累次升迁到九卿，始终不调动他的职位，让他熟悉当地情况，因而完成他的功业。后世担心他们时间久了产生弊端，于是制定几年一任的方法，又频繁调动，适宜在南方的让他住在北方，懂得礼法的让他掌管刑法，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有的想办一件事，没完成就离职，那么这件事就废弛了。每换一任，必须经营多年，才再办一件事，事情没完成就离职，像最初一样，人人都不能做事，而那些盘踞不去、世代从事此业的却是胥吏，那么吏有权而官无权。古代国家有大事，与庶民商议。汉代也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是从事具体事务的官员以下的人而议论国政，其余另有古议院考，用来通达下情，巩固国家根本。后世担心百姓讥讽自己，蔑视这种制度，废除这些官职。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上下隔绝，民气散漫软弱，外患一到，没有人能挽救。古代三公坐着议论大道，他们的权力重大，他们的体统尊严。三公，是一个相两个伯。汉代制度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君主则是世袭，而宰相则是传贤，用宰相行政，用来补救家天下制度的困穷。后世担心他们专权对抗君主，逐渐收回他们的权力归给尚书，逐渐收回归给中书，而归

译（皇帝）将宰相置于侍中职位，而将其权力收归内阁。逐渐改变其官名为尚书令、侍中、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平章政事、同三品、大学士。逐渐增加其人数为二人、四人，甚至多达十人。逐渐设立其副职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协辨大学士。他们的地位日益卑微，权力日益分散，于是宰相便成了天子的私人属官。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政令没有统一的出处，朝廷里充斥着虚设的官员，只是白白地供人画押同意，推诿拖延，致使各种事务杂乱无章。

译古代科举都出自学校，教导学生的人是老师，授予官职的人是君主。汉晋以来，还采用虚名声望来选拔人才。后世担心士人沽名钓誉，官员徇私舞弊，于是用帖括诗赋来束缚他们。逐渐发展到锁闭考场、搜查身体、糊住姓名、誊抄试卷、回避亲属。至于主考官，本来就是天子身边亲近信任的大臣，在朝廷亲自面试后，才派他们出去主持考试。使命一下达，就严密封闭他们的住宅。所到之处严密封闭他们的寓所，出行时严密封闭他们的车船。如同囚禁重犯，防范确实严密啊。然而暗中摸索，抽签赌博，驱使人们不学习，诱导人们不知羞耻，而请托关节的弊端，终究没有断绝。古代的学者以文章会友，师儒官员以道义赢得民心。后世担心他们聚集众人而掌握清议，于是禁止结党营私的名目，严禁讲学的禁令。防范确实严密啊。然而儒生不谈道义，独自学习孤陋寡闻，人才凋零，士气不兴盛，只是让肆无忌惮的小人借此名义陷害君子，实行一网打尽的计谋。古代有疑案的诉讼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将法律悬挂在象魏，百姓都阅读它，〇使他们知道而不触犯，冤屈得以伸张。后世担心百姓狡辩抵赖，端坐在大堂上震慑他们，陈列榜文刑具胁迫他们。防范确实严密啊。然而刁悍豪横的人更加借此吓唬小民，善良软弱的人常常因此丧失性命，狡猾的官吏附会条例案例，上下其手，冤气充满而没有人能救正。古代天子按时巡行，与国人交往，君主与臣子即使地位低微也互相回拜。汉代丞相拜见天子，天子在座位上起身，在车上下来，郡县小吏常常得以召见。后世担心天泽的区别不严格，九重宫门深闭，不是执政大臣无法得见。防范确实严密啊。然而生长在深宫，不闻外事，见到贤士大夫的时候少，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多，那么君主的德行必然昏庸。上下隔阂孤立，君主看待臣子像犬马，臣子看待君主像外国人。所有各种政务，没有不类似的，即使更换几个仆人，全部为难，悠悠两千年，莽莽十多个姓氏，谋划的臣子比肩而立，记载旧事的书籍充塞屋栋。探究他们立法的根本，不出于防范弊端这一念头，谬种流传，遂成为通行的道理。以谨慎严密安静为美德，以好事喜功为恶语。圆滑的人有功，刚直的人必受挫折，在官的人以保住俸禄职位为第一要义，治学的人以约束自身自好为第一流。根本既已动摇，末节也随之变化。所以谈到开矿修路，必定说担心妨碍舟车之利；谈到兴办机器，必定说担心夺取小民的产业；谈到振兴商务，必定说担心败坏淳朴的风气。谈到设立学会，必定说担心引导标榜的习气。谈到改革科举，必定说担心打开浮躁进取的门径。谈到铸造纸币，必定说担心蹈袭宋元的覆辙。谈到开采矿产，必定说担心成为晚明的续篇。谈到改变武科，必定说担心百姓携带兵器作乱。谈到减轻刑罚，必定说担心百姓藐视法纪而滋事。因为这一念头，百事不兴。譬如得病，自己惊恐自己悲伤，以至于废寝忘食。譬如痿病，不痛不痒，僵卧在床上，等待死期，难道不奇怪吗？难道不悲伤吗？防范弊端的念头，从哪里产生？回答说：产生于自私。请谈谈公私的意义。西方的话说：人人有自主的权利。什么叫自主的权利？各尽各应当做的事，各得各应当得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公的了。这样天下就太平了。防范弊端的人想让治理的人有权而被治理的人无权，收取人人自主的权利而归于一个人，所以说这是私。虽然如此，权利这个词，是兼事务和利益来说的。假使一个人能承担天下人应当做的事，那么就让他一个人独享天下人应当得的利益，君子不认为过分。先王知道这不可能，所以说不要担心少而担心不均。又说君子有絜矩之道，说的是公的美好。土地是由人积累而成，国家是由权利建立而立。所以权利完整的国家强盛，权利缺失的国家遭殃，没有权利的国家灭亡。什么叫权利完整？国人各自行使他们固有的权利。什么叫权利缺失？国人有有权利的，有不能自有其权利的。什么叫没有权利？不知道权利在哪里。没有权利从哪里产生？回答说：起初，想用一个人夺取众人的权利。然而众人权利的繁多广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承担的。既然不能承担，那么那些权利将分散堕落，而最终不能自己拥有。虽然如此，以前众人失去的权利，也不能恢复如初。于是不知道权利在哪里。所以防范弊端的人开始于争夺权利，终于让渡权利。什么叫让渡权利？天下有事，上报天子，天子说商议后上报，这是让权给部院。部院商议同意，发文给地方长官，这是让权给督抚。督抚颁布给下属，这是让权给州县。州县下达给有司，这是让权给吏胥。一部的事，尚书互相推让。一省的事，督抚互相推让。一国的事，君民互相推让。争夺固然不可以，让渡也不可以。争夺者损害别人的权利，让渡者损害自己的权利。争夺者一半，让渡者一半，这叫权利缺失。举国都让渡，这叫没有权利。夫自私的极点，乃至没有权利，那么防范弊端做什么呢？我请用一句话概括它说：“因噎废食的人必死，防范弊端而废弃事务的人必亡。”

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

寿富

唉！天下大势，危如累卵啊！外人知道，中国不完全知道；四方或许多

译我知道，我们八旗人中，明白事理的只有三四成，不明事理的却有六七成。我们八旗世代享有俸禄和官职，休戚与共，如果不是姻亲关系，就是骨肉至亲。在国势全盛时制定的宏大规范，面对眼前迫在眉睫的大势，火烧眉毛却不知着急，皮肉被剥却不知疼痛，酣畅地嬉戏，散漫地度日，危险啊！痛心的是他们坐以待毙。我家境贫寒，力量微薄，学识浅陋，看到天下纷乱，想着要匡扶王室。我们八旗如果不自我激励，不仅辜负了君父的恩情，必将招致四方的侮辱。变化的征兆虽然细微，但关系极大。我时常审视我们兄弟，考察盛衰的原因，谋求富强的途径，通力合作，各自发挥才能，厚植根本，努力解开盘根错节的难题。整天喋喋不休，逢人便强行劝告，被那些自守之士取笑，被那些持重之儒视为弊病，我不敢灰心，只是内心隐痛。想到我们八旗人数众多，人才极多，世代蒙受国家恩惠，良知尚未泯灭。如果知道时局危急，一定不忍心坐视旁观，因此我不敢回避讥讽和弹劾，陈述大势，希望我们兄弟念及祖宗建功立业的辛劳，怜悯君父身处危局的痛苦，哀叹自身家业无法保全，顾虑子孙流离失所，流着泪振奋起来，为匡扶王室出谋划策。气运不难强行挽回，安危有望出现转机。如果把我看作疯癫，嘲笑我说的如同梦话，一旦祸患降临，死后无法面对祖父，生前无法保护妻儿，蒙受耻辱而捐躯，互相牵连而溺亡，到那时才感叹我填海般的苦心，体谅我忧天之先见，难道不晚了吗？难道不痛吗？

译大地上，各国林立。我国占据亚洲四分之二的土地，像亚洲这样的洲，还有五个。西方人比较各国的强弱，我国人口居第一，土地居第三，兵船商船数量最少，船的数量排在人口之后。希望我的兄弟们不要倚仗国土广阔，傲慢自大。

我国的战祸始于道光年间，第一次败给英国，第二次败给英法联军，第三次败给法国，第四次败给日本，丧失了缅甸、越南、琉球、高丽等国，共割让四次；香港、台湾、澎湖、北方边境之地，共四处。没有一次战争不败，没有一次战败不丧失土地。希望我的兄弟们知道我国是最弱的国家，兵力不足以倚仗。

自从签订和约以来，进口洋税逐年增加，无尽的财富流失，到了六十年，赔偿军费共有四次，我国财富输送到国外的，哪里能计算得尽？希望我的兄弟们知道我国是最贫穷的国家，生机将日益紧迫。

同治年间，德国宰相俾斯麦曾提出瓜分中国的建议，各国因为中国地大民众，不敢先发制人。自从我败给日本，这种说法又兴起。近日各国的议论，多半是关于此事。希望我的兄弟们知道，外人日日谋划我国，我国将有被瓜分的危机。

我国北邻俄国，南接英法属地，都是以兼并为国策的国家。东边的日本，实行远交近攻，想吞并我国以自肥。不落入这一方，就落入那一方。希望我的兄弟们知道，夹在强大国家之间，有必然被瓜分的趋势。我国贫弱，无论哪个国家吞并我们都绰绰有余，之所以相持而无人先发制人，是因为英俄两国的强弱尚未确定。强弱未定，是因为土耳其尚未灭亡。土耳其局势岌岌可危，危在旦夕。土耳其灭亡将波及我国。希望我的兄弟们思考，光阴可惜，时机紧迫，不要苟且偷安以自误。

今日百物昂贵，是因为加税。俸禄军饷削减，是因为国库匮乏。税重民贫，盗贼将起。富人变穷，穷人致死。推究其根源，都由于对日本的赔款。国家贫弱，人人遭受其祸。希望我的兄弟们不要身受其害，却还认为这是国家的事而与己无关。

俄国灭亡波兰时，杀人数百万；英国灭亡印度时，杀人亦数百万，掠夺其财富，占据其土地，奴役其男子，侮辱其女子。日本对待台湾，也是如此。希望我的兄弟们知道，人人家家将彼此伤害，而早图自救。

土耳其的衰弱，是由于国人偷惰苟安；波兰的灭亡，是由于国人自私自利；印度的灭亡，是由于人心参差不齐。而德国的兴起，是人人有自强之心；美国的兴起，是人人无自利之心。人人自强，国家才强；人不只图私利，才有利。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怀有自强之心，不要自利而自害。

我国存有诗书，才可以进身；本朝与八旗，才是贵族国家。安定富家，才能保全货财。希望我的兄弟们思考家国的关联，先谋划王室的安危，暂且置个人得失于度外。

天心向顺，缅甸、高丽、琉球、灭亡了。天不助暴，英、俄、法、日兴起了。也就是强者生存，弱者灭亡。德国是小国，人人自奋而崛起；日本是弱国，惧怕灭亡图存而忽然强大；意大利是亡国，百折不回而中兴。人的安定在于不可战胜天命。希望我的兄弟们不要倚仗天命以苟安，不要委弃气运以自废。

儿子有才，父母无冻馁；臣子良善，君主无危亡。我国士人果真听命，何至于求和？人果真好学，何至于人才匮乏？今日的祸患，是举国酿成的，君父承受的。希望我的兄弟们思考君臣之义，不要推卸责任给君主，而夸耀局外之智。

得赉赐铜匠，想强国，德意智的霸图兴起。哥伦波舟师，想周游大地，泰西的商务成就。匹夫有志，国家依赖他。愚者苟安，懦者观望，无志者推责于人，无耻者享成于人。希望我的兄弟们中贫贱的人，先自我勉励。

法国的动乱，世家大族糊口于四方；波兰的灭亡，世家大族放流于荒郊。自从我败给日本，外国日日讲兼并；自从我割让台湾，外省处处求自强。民权兴起，大族的祸患猛烈；战祸深重，大族的祸患更烈。希望我的兄弟们中贵富的人，先自我警惕。

章句破碎，大义乖谬，于是乎士人鲜明理，华藻涂饰，真意少，于是乎士人鲜实用。经有大义，五伦五常；史有大义，治理乱世兴亡；文有实用，明理纪事。希望我的兄弟们中做学问的人，先求其大义，而归诸有用。

地不属一国，国不属一人，人各有心，心各有智。不考察列国大势，不知其邦强弱；不考察列国议论，不知其意美恶；不考察列国学术，不知其技巧拙劣。这叫做聋瞽。聋瞽者，是受侮的媒介。希望我的兄弟们开阔耳目，而周知外事。

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

何树龄

数理历万年而不变，人事随时运为转移，国因古今而异辙。如果拘泥于典籍，勉强附会，执旧方以疗新病服夏葛以御冬寒，可谓之识时之豪杰哉！今之言经济者，拟时局战国，目俄为强秦，一人倡之，人和之，其说遂若确

译这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大概认为，穷巷中的儒生，只能像陈轸、周最、苏秦、张仪那样，驾着一车两马，周游列国；好名之士，只能像商鞅、吴起、李悝、司马错那样，开垦荒地、治理土地、富国强兵。唉，大错特错了！地球表面，有上百个国家，道路纵横交错，仿佛缩短了距离，轮船往来不断，消除了天堑，电线环绕，打破了界限，东西南北如同家门庭院，早晨出发晚上到达，接近邹鲁之地，为什么游说之士不再出现在五大洲呢？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胜过秦楚，为什么战争灾祸不在各大国轻易发生呢？何树龄说：“从前战国时期的政令出自君王，如今欧洲的权力在于议院，君主与民众的趋向不同，因此古今世变就悬殊了。”

译专诸进献鱼，荆轲进献地图。如果不是敌对国家的君主，就是同宗的亲人，地位相当，嫉妒之心便由此产生。如今却是毫无根基的私人聚会，聚集了自谋生计的平民；墨索里尼的学生，被囚禁在监狱中。这是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第一点。

合纵连横，成为盟主的必定是秦国或楚国，用玉制礼器歃血为盟，执牛耳主持盟誓的人，从未听说过像邾娄这样弱肉强食，小国承担大国役使的情况，天下一统，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如今却是英国、俄国、德国、法国在瑞士的首都共同结盟，后来的皇帝、国王来到乡老聚集的地方一同会盟，这是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第二点。

召陵会盟，蔡国和卫国争着领先；黄池会盟，吴国争着称霸。大国小国、轻重地位，楚王问鼎轻重；朝见名义、市场利益，张仪图谋周朝。杞国、宋国、齐国、鲁国，纪年不同；颛顼、夏、商，使用的历法各异。周王室动荡不安，空有君主的名称；天道深远悠长，谁才是师道的正统？如今则是确定公使的班次，罗马位居前列；计算阳历的春秋，欧美采用相同的历法。这是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第三点。

一个人刚强，万人就柔弱；一个人有智慧，全国就愚昧。然后纵横捭阖之徒、像妾妇一样的行为，得以蛊惑权贵，祸害国家、殃及百姓。一怒之下诸侯恐惧，安居下来天下就平息。如今则是议政的机构，谋划咨询平民，辩论详尽周密，集思广益。鬼谷子无法施展他的巧舌，范雎无法投其所好。这是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第四点。

深宫九重，想要伏尸二人，却没有地方可以伏尸；国门万里，想要流血五步，却没有地方可以流血。即使有唐雎那样的勇气，也没有用武之地；即使有聂政那样的侠义，也没有施展之处。如今则是飞车出现，关隘失去了险要；炸药出现，孟贲、夏育失去了勇力。这是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第五点。叛逆君主的贼人，是国家所厌恶的。倡导叛乱的民众，是天下所诛杀的。如今却是自由党，日本有；革命党，英国有。以美国作为藏身的坚固之地，以欧洲作为致命的战场。这是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第六点。

韩非子说：“天子以及天下的诸侯，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夫，以及他们的家臣士庶人，以及他们自身超过本分的行为，叫做侵夺。因此黔敖施舍食物，没有受到曾子的褒奖；子路施舍浆水，先于端木赐的进贡。崇尚礼仪文饰，仁道因此衰落。如今则是布施者的救济，想要遍及五大洲；联合国的赈灾捐款，将达到千亿之多。用军队赢得民心，用儒学赢得民心，用集会赢得民心，用利益赢得民心。这是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第七点。”

天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缺少一种都不行。谁能去掉兵器？然而古代整顿军队、训练武备的人，以光耀先王的宗庙为借口；如今开拓土地、扩展疆域的人，以丰富百姓的财产为道义。况且古代的战争，用弓箭，用车马和步兵，是有形可见的；如今的战争，用士兵、农民、工人、商人，是无形的。这是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第八点。

既然有这八种不同，经世致用的人应当彻底改变计划了。不能自私，因为具备刺客众多。不能自傲，因为具备公法的排斥。尊敬教化、鼓励学习，因为具备荒岛野国的情况。舍弃自己、顺从他人，害怕成为独夫民贼。俯身顺应舆论，避免亚历山大第二的覆辙。任用言论、治理民政，解散梯能欹尔的乱党。大同的运势正长，限制百姓不靠封疆的界限。平息争端的时机可以成就，威震天下不靠兵革的锋利。凡此数端，已经露出萌芽，培养种植它，是容易的。舍弃地球上的善士而不做，却想做战国时期的良臣，不被孟子所痛斥的，几乎没有。

论世变之亟

阙名

唉！观察今天的世变，自从秦朝以来没有像这样急迫的。世间的变化，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勉强给它起名叫运会。运会一旦形成，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办法。圣人也是运会中的一种事物，既然是一种事物，说他能取运会而转移它，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些圣人，只是知道运会所趋向的地方，而逆着它的潮流到达极点。只知道它所趋向的地方，所以后天而奉行天时；只逆着它的潮流到达极点，所以先天而天不违背。于是裁成辅相，而把天下置于最安定的状态。后来的人从而观察他的成功，于是好像圣人真的能转移运会，而不知道圣人起初并没有做什么。就像如今中国和日本的冲突，究其由来，难道是朝一夕的缘故吗？曾经说中西事理，最不同而断然不可合并的，莫过于中国人好古而忽视现在，西方人力图现在以胜过古代。中国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的自然；西方人以日进无疆，既成不可复衰，既治不可能复乱为学术政化的极则。我们中国圣人的意思，认为我不是不知道宇宙是无尽的宝藏，而人心的灵性，如果每天开导，其机巧智能可以逐渐达到不可测知的地步。而我独自放置它而不把它作为要务的原因，百姓的道理，期望于相安相养罢了。天地的物产有限，而百姓的嗜欲无穷，繁殖浸多，凿刻日益广泛，这终究是不足的趋势。物不足则必定争夺，而争夺是人道的大患。所以宁愿以止足为教，使各自安于朴鄙颛蒙，耕凿以事奉其长上。因此春秋大一统，一统是平争的大局。秦朝销兵焚书，其作用，也还是这样。降而至于宋朝以来的制科，其防争尤

译深远。选取人人尊崇信赖的书籍，让学者反复深入钻研，而其中的道理常常处于似远似近、有用无用之间，设立标准来招揽人才。于是上等智慧的人有未必能得到的忧虑，下等愚钝的人有或许能得到的庆幸。于是将天下的圣贤豪杰，乃至所有有思虑的人，我都张开巨大的网来收罗他们，即使漏掉了吞舟的大鱼也无妨。暴断耆已经颓然衰老，还能做什么推波助澜的事呢？唉！这真是圣人牢笼天下、平息争斗消弭动乱的极致手段，而民众的智慧因此日渐愚钝，民众的力量因此日渐衰弱。其最终结果，以至于不能与外国争夺一时的生存，这是圣人计虑所不及的地方。虽然如此，假使到了今天，我实行我的治理，而跨海的汽船不来，缩地的飞车不至，那么神州的人民老死也不与异族往来，富人常享受他们的富有，穷人常安于他们的贫穷。阐明天泽之义，那么冠履的分别就严格；推崇柔让之教，那么嚣凌的风气就消亡。偏颇虽然繁多有补救的方法，荏苒虽然众多有剿灭的办法，这纵然难以说是大治，也足以相安无事罢了。然而谁料到祸患常出于所虑之外？竟然有什么泰西其人？自从高颡深目的人，混杂居住在这结发编辫的人群中，那么我们四千年的文物声名已经涣散，有不能终日的忧虑。等到今天才知其危险，何异于齐桓公以疼痛之日作为受病的开始呢！与华人谈论西方治理，常苦于难以说清真相，存有彼此偏见的人不考察事实。说中国是礼义之区，而东西南北凡是我们王化所不到的地方，都视为犬羊夷狄，这是一个弊病。明识之士想要让一国清楚彼此的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有是非善恶的公正，而浅薄之人依仗私心，常骂他赞誉仇敌而背离根本，这又是一个弊病。而不知道只是堵塞自己的聪明来自欺，而常受他族侵侮却无可奈何，忠的道理本来是这样吗？周公孔子的教化也是这样吗？各位想想！现在的夷狄不像古代的夷狄。现在称西方人，说他们善于会计罢了，又说他们擅长机巧罢了。不知道我们现在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类，都是其形而下的粗浅，即使所谓天算格致的最精妙，也是其能力的表现开端，而不是其根本所在。其根本是什么？如果扼要地谈，不外乎在学术上黜伪崇真，在刑政上屈私为公罢了。这两者与中国理道起初没有不同。然而他们实行而常通，我们实行而常病，则是自由与不自由的不同。自由一词，直是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曾立以为教的。西方人说：“只有天生民众各自具备的自由，才是完全承受，所以人人各自得到自由，国国各自得到自由，只务必令不相侵损罢了。侵人自由的，就是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窃人财物，都是侵人自由的极致。”所以侵人自由，即使是国君也不能，而其刑禁章条，都是为了这个而设。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的，叫恕，叫絜矩。然而说相似，可以说真同，则大不可。为什么呢？中国恕与絜矩，专门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方人自由则在及物之中，而实寓存我之意。自由既然不同于此，差异就丛然产生。粗略举一二来说，就像中国最重三纲，而西方人首先阐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方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方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方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方人众讥评。在财用方面，中国重节流，而西方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方人求驩虞。在接物方面，中国美谦屈，而西方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方人乐简易。在为学方面，中国夸多识，而西方人尊新知。在祸患方面，中国委天数，而西方人恃人力。像这类，都用以中国之理相抗，并存于两间，而我实在不敢遽分其优劣。

译自从前朝末年，西方各国的交往已经开通。等到本朝建立，通商航路日益广阔。马戛尔尼的请求没有被采纳，东印度公司的军队随后到来。自道光、咸丰年间以来，那些主张驱逐外夷的人，也自己知道这绝对行不通，议论稍微平息。于是不得已而接连开放了二十三个通商口岸。这正是郭侍郎在《罪言》中所说：天地气机一旦发动就不可再遏制，士大夫如果只顾私利，想要抑制天地已经发动的气机，没有能够成功的。从我的观点来看，这难道仅仅是不能成功而已吗？大概没有不反而招致祸患的。正因为遏制得越深，所以祸患爆发得越猛烈。没见过激流吗？如果压制它不让它下沉，那么它激起的浪花就不会高。没见过火药吗？如果堵塞得不严密，那么它爆炸时的震动就不会迅猛。三十年来祸患频繁发生，哪一件不是那些想要遏制气机的人造成的灾祸呢？而且祸患不止于此，探究我们这些人所做的，〇不至于毁灭四千年的文化制度，而逐渐导致国家瓦解崩溃，一旦涣散就不可再收拾，不会停止。这真是愚昧无知的人的智慧所万万无法预料的，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不指责为奸人的言论，帮助夷狄恐吓并煽动其焰气的。作为中国的人民，说他们有自我毁灭同族的行为，所论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虽然如此，让我来说，当西方人刚来的时候，拿着不义害人的物品，与我们交战，这不仅是有识之士共同痛恨的，即使他们本国的人士也至今引以为大耻。况且中国承受历代圣君的福荫，疆域广阔，文治清明，超越前代。生活在其中的人，自认为那些横目眚耏之流，没有比我们更尊贵的。竟然有一天，有几万里之外的荒远岛夷，言语怪异，面貌奇特，突然到来，叩关求通。请求得不到满足，于是侵犯我们的海疆，俘虏我们的官员，甚至到焚烧宫阙，震惊皇帝。在这个时候，不食其肉而寝其皮的人，只是力量不足罢了。如果说有人，畏缩不前，低头下心，研究他们的事情并咨询他们的技术，这不是疯癫无耻的人不会这样做。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排斥洋务的污名，寻求驱逐外夷的策略的人，智慧虽然局限于无知，方法或许操之过急，然而这些人如果不是忠孝节义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到了现在，则大不相同了。为什么这么说？〇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转祸为福更好的；而臣子的罪过，没有比苟且求利而自私更大的。生活在今天的人，不了解西洋富强的效果，是没有眼睛的人。说不讲富强而中国自然可以安定，说不使用西洋的技术，富强自然可以达到；说使用西洋的技术，不需要通达时务的真正人才，都不是疯癫真心的人不会这样说。那么那些印累绶若之徒，必定矫尾厉角而与天地的气机为难，他们的用心可见了。姚郎中的话说得好：“世上确实有视国家危亡，不以换取自身一时的富贵，所以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尚不可知；即使危亡，天下共之，我奈何？现在这些人志得意满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吗？”孔子说：“如果害怕失去，无所不至。”所以祸端起于大天士的自私，而其祸可至以亡国灭种，四分五列而不可收拾。由此看来，我之前的话过分了吗？唉！今天的倭祸，只是开端罢了。俄、法、英、德纷纷调集，这是为什么？这件事还需要深入探讨吗？还忍心深入探讨吗？《诗》说：“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说：“瞻乌靡止，心摇意聊。”等等。了解我或责怪我，听任阅报诸公。

救亡决论

阙名

天下道理最明白而势所必至的，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这是已经确定的，那么变法将从何开始？回答说：没有比废除八股更紧迫的。八股本身并不能害国，害在于使天下没有人才。它使天下没有人才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有三个大害。第一个害是禁锢智慧。现在人的计虑知识，其开启必定由粗浅进入精深，由明显到达深奥，层层累积，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当他们在求学时，必定没有谬悠影响之谈，而后他们在应对事务时，才开始没有颠倒支离之患。为什么他们平时学习的是这样。而八股之学大不相同，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他们入学必定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

译朝廷和鬼神都把我看作儒家学者，这正说明我确实是儒家学者，而且是真正通达天、地、人三才的儒家学者。从此以后，天下的事务到来，我用半部《论语》来治理就足够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有什么困难呢？做秀才时没有不能解答的题目，做宰相时自然没有不能处理的事务，这也是因为平日习惯如此。那些荒谬糊涂的人，哪里值得奇怪呢？

第二种危害叫做败坏心术。揣度皇上最初创立经义取士的本意，其主旨是否在于愚弄百姓，我不敢断言。但天下后世之所以乐于被其愚弄，难道不是因为圣经贤传中没有一句不是吉祥之言吗？八股取士之法实行，本意是用忠信廉耻的道理逐渐教化天下，使人们都走同一条路，风俗也将因此变得淳厚吧？然而谁想到如今的科举，其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反，有断然不是前人所能预料到的。现在暂且不谈考场上的大弊端，如请托关节、冒名顶替、请人代考、串通号舍等寡廉鲜耻的极端行为，有权势的人家常常这样做，却从未稍感羞愧。

请只谈谈那些没有弊端的情况：孔子说过：“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所以言论止于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本来就是求学者的重大戒律。而如今的八股士子却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知，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既然上面这样要求，下面自然应当这样应付。怎么应付呢？就是抄袭别人的言论。窃取他人的文辞，厚着脸皮自称是自己写的，这种人心中所存的羞耻心，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如果因此侥幸成功，那么日后掠夺他人功劳、弄虚作假的事情就会更加忍心去做，而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可耻的。但这还只是临场应试时的情况。

至于他们平日用功的时候，人手一本叫做《揣摩》的书，风气便是如此。即使有一两个聪明的子弟，明知时下的风尚日益败坏，但考虑到这与功名利害相关，如果想要求得录用，势必只能俯就迎合才行。士人之所以可贵，国家培养士人的深意，难道不是希望他们能够刚正自守，各自具备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作风，从而日后登上朝堂才有不苟且获取、不苟且逃避的气概吗？然而现在，当他们做秀才的时候，务必让他们习以为常地去做抄袭和随波逐流的事，致使羞恶是非之心早晚被禁锢消亡，心中空空如也，又何必奇怪他们在拜见权贵、获得官职之后，以巧诈为官为宗风，以迎合时势为秘诀呢？那些闭塞昏暗的人，真像同一丘里的貉子一样，只顾自己一身利益罢了，哪里还顾得上民生国计呢？

况且其危害不止于此，每逢春秋两次的乡试会试，考场内外张贴的文告，让不习此道的人看了，没有不感到震惊的。等到亲眼见到实际情况，不仅大大地不是那样，而且变本加厉。这何止是在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他们把赫赫王言当作穿堂风一样，与人事无关？又何必奇怪日后他们身为官吏，刑罚在前而不畏惧，议论在后而不惊恐呢？为什么呢？凡是这些，也都是平日习惯如此造成的。因此，如今的科举之事，其危害不止于禁锢智慧、败坏心术，其势态甚至使国家法度、君王章程渐渐如同粪土。而知道这种危害的，究竟是谁呢？

译第三种危害叫做滋生游手好闲之人。扬雄曾经说过：“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文字是内心的图画。”因此可知，言语和文字这两件事，是生来的人必须具备的能力。人如果不识字读书，那他与禽兽的区别也就只有一半罢了。中国将文字这一门学问专门留给士人，而西方国家与东洋各国，所谓民众之中，下至妇女、仆役之类，原本没有不识字读书的人，而且士农工商四民并重，从未曾将士人视为唯一尊贵。唯独我们华人开始高高在上，以识字读书自视与众不同。至于西洋的理财专家，甚至认为农工商贾都能开发天地自然的利益，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能养活他人。唯独士人空着肚子等待别人喂养，所以士人本来就是民众的蛀虫。正因为他们是民众的蛀虫，所以选拔士人必须务必精干，最忌讳广泛。广泛就会无所事事而成为游手好闲的百姓，其弊端就是动乱、贫困和衰弱。而中国却士人拥有十辆马车，随从百人，孟子已经开创了恶劣的先例。至于今天的士人，还崇尚志向，听不到“白吃饭”之类的讥讽。十年之间科举考试屡次举行，朝廷既然没有用来对待士人的办法，士子也就没有办法自我生存。棫朴丛生，人文兴盛到了极点，但如果用孙策杀死丹阳太守因为那人无所不知的例子来类比，那么与当朝的公卿们都不被尧舜时代所容许了。再加上保举制度，加上捐纳官职，决堤溃痈，不知何处是尽头。中国就像一头大猪，虱子密密麻麻地处在它的蹄子弯曲处，必定有一天，屠夫拿着刀具、热水和沐浴用品来等待它。到了这时才互相哀悼，已经太晚了。可悲啊！列举八股文的三种危害，只要有其中一种，国家很少有不被削弱而灭亡的。何况是三者兼有呢？现在议论的人将会说八股取士固然不曾真正辜负国家，自从明朝以来使用它，所选拔的贤哲巨公数不胜数。宋代苏轼曾经议论过。如果遵循名实相符的原则实行，那么八股文又哪里辜负天下呢？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不知道利禄的格局已经确立，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来选拔人才，都将使聪明才智之人落入圈套。假如国家以喂牛来选拔士人，也将得到像戚继光那样的大夫；以养猪来选拔士人，也将得到像卜式、公孙弘那样的丞相。假如当时看到选拔到了人才，就以此作为科举的固定法则，那么各位认为怎么样呢？科举的事情，是为了国家寻求人才，鼓励人们做学问。寻求人才和做学问这两者，都必须以有用为宗旨。而有用的效果，体现在富强上。富强的基础，在于各种格致之学，如果不精通格致，将无处不荒废空虚。这就是所说的蒸沙千载，煮饭无期的道理。那苏轼的议论，取快于一时，当时与司马光、王安石立异抵触，又怎么能视为确切的言论呢？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人在无用的地方消磨岁月，在昏昧中堕落志节，助长人的虚骄，昏乱人的神智，上不足以辅佐国家，下不足以资助事务积蓄，破坏人才，国家随之贫困衰弱。这不除去，只是修补漏洞，张扬幽渺，没有益处。即使训练军队，讲求通商，也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才，那么这几件事，即使举行政策也会废弃的缘故。吃糠及米，最终导致危亡罢了。那么拯救的方法，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彻底废除八股，大力讲求西学，那么大概就有希望了。东海可以回流，我的话必定不可改变。

国朝六大可惜论

韩文举

没有贤明的君主而国家衰败的有，没有贤能的臣子而国家衰败的有，没有时机、没有形势而国家衰败的有，士气不振、人民愚昧而国家衰败的也有。然而都不担心这些。那君主是变法励治的英明君主，那臣子是中兴自强的元勋，那士民是聪明智慧、通变达时的杰出人才。然而最终不免受制于俄国、败于日本、被英法德束缚，为什么呢？不是风俗蒙昧、愚鲁充斥；不是奸佞之人盘踞要津；不是勇士耗尽、智士残害；不是谋策多言、风波不断；不是巧宦滋长、营营身家；不是奸民谍伺以情报输送给敌人；不是不务天时、不治地利；不是游民充斥、寇盗多有；不是堂上百里、堂下千里、门庭万里；不是商贾失计、百工无艺、农民困窘；不是文巧不禁、游幕侵蠹、胥吏盗窃权力；不是士人闭塞、搢绅骄恣、官吏贪婪强悍；不是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官自为官。有其中一种，就不成其为国家，几种都具备，难道不痛苦吗？难道不痛苦吗？器械虽然精良，没有用；海军虽然修缮，没有用；陆兵虽然训练，没有用；营垒虽然坚固，没有用；城郭虽然巩固，没有用。不然，为什么这样呢？

有人说：“西北回部，一个金顺三个月就平定了。”发捻巨匪，蹂躏十余省，盘踟十余年，曾国藩、左宗棠诸公相继而出，犁庭扫巢。谅山之战，冯子材、王德榜诸将歼灭其丑类，覆灭其全队。如果像您说的，难道不是欺骗吗？回答说：“唉，这是不达时势的人说的话。”中国水师怎么能与英国相比，而商务更不用说了；中国陆军怎么能与德国、俄国相比，而舆地、学校更不用说了；中国繁富怎么能与美国相比，而风俗、技艺更不用说了；中国制造怎么能与日本相比，而振作更不用说了。为什么不衰败？为什么不

译我愚钝，为何不衰弱？为何不窘迫？那些昏昧的人却不知道。您难道不知道国家有六种可惜的事吗？从前世祖章皇帝的时候，周朗上书，请求每二十户人家选一名长官，每百户人家设一名教师，男子十二岁到十七岁都让他们学习经书，十八岁到二十岁让他们修习武艺，传授他们文书、地图和律法，训练他们军阵、水军和骑兵，上上下下男女都让他们学习医术。学习经书的人五年后，如果有著述成就，就向司徒汇报；精通武艺的人三年后，技艺高超的就向司马晋升；如果不成，就罢免回乡里，终身不得做官。这话多么宏大啊！如果采用他的策略，人没有不学习的，民没有不从军的，律法没有不懂的，地图没有不精通的，医术没有不好的，舟船没有不擅长的。扼守南洋以制约欧洲西方，开辟西北以控制强大的俄国，临近高丽以胁迫日本。俄国虽然强大，日本虽然兴起，英国、法国虽然强悍，黑龙江、珲春、缅甸、安南、高丽的琉球怎么会陷落失守呢？可惜他的言论没有被采用，以至于到了今天，这是第一种可惜的事。

译然而（当时的人）还说：“汉朝的朝廷礼仪，是叔孙通草创制定的，臣下尚未集结，没有空闲兼顾筹划。”圣祖（康熙帝）继承皇位，聪明才智特别突出。三藩叛乱，于是开博学鸿词科；西方算学受到重视，于是改革律历。观察天体仪器、地球，从而知晓了欧洲西方的智慧；驱逐罗刹（俄国）于黑龙江，从而知晓了俄人的祸患。罢黜八股取士，越到九年，知晓科举业无用。可惜昏庸愚昧的大臣多，而有才识的大臣少，不能互相辅佐，互为始终，而没有小人伺机而动。奏请恢复（旧制），可悲啊！在这个时候，俄国沙皇彼得游历欧洲各国，强盛起来，毅然改变服饰，水军事务则亲自参与，铁匠活则亲身从事。知道旧法、旧政、旧艺不适于使用，回国后加以改变，风俗一变，耳目一新，确实是古今英明的君主啊！不久（俄国）战败，拿破仑灭亡波兰，击败土耳其，吞并西北各部，至今成为天下的雄主。唉！彼得变法骤然兴起，圣祖变法忽然停止，是天意如此吗？是地运如此吗？不可知道了。这是第二件可惜的事。

庚申年（1860年）的战事，英、俄、美、法战舰围攻天津、大沽，一旦失去险要地势，全部失守。圆明园一把火，化为灰烬，伤心惨目，竟有如此情形吗？恭亲王洞悉时势变化，建议让词臣（文官）们，西方算学、西方语言都改行学习，确实恢复国家的规模萌芽于此。不料事情在即将成功时失败，堤坝在蚁穴处溃决，而倭仁（倭文端）一句话就阻止了。朝廷议论办事的人多，理解事理的人少？这是第三件可惜的事。

逆匪（太平天国等）骚扰，民心惶恐。曾国藩（曾文正）平定全国，国家如同新造。国家积弊，屈指可数。人情渴望治理，如水如火，如雨如云。改弦更张，容易得像拉朽木一样，却竟然没有听说提出一条策略，呈上一份奏书，极力主张变法的人，为什么呢？天津教案，不是不了解；马加理旧案，不是不加重；西方军队平乱，不是不（参与）。徐、郭各位公卿每天与讨习洋务，不是不熟悉时局，尚且崇尚格致之学。译书有局，不是不通晓；命令袭侯学习多国语言，不是不达意。然而不做变政的名臣，却做藏身的老子。是公心吗？是私心吗？我不敢说了。这是第四件可惜的事。

日本明治元年，明治天皇倡导变法，尼虚曼（岩仓具视）开始，伊藤博文赞成，三条实美完成。聘请美国人训练学校，聘请德国人训练军队，男女众多，师范学校开设，乡里老师众多，学校林立，器物技艺超过英国，人口超过法国，兴盛啊！我们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格致书院、武备学堂、水师学堂、同文馆、海军衙门、招商局、船政厂，相继建立。然而能制造器械的有几人呢？能翻译书籍的有几人呢？能海战的有几人呢？能熟悉商情的有几人呢？日本因宰相而兴盛，中国因宰相而败落；日本用三十年而兴盛，中国用三十年而败落；日本因锁国党而兴盛，中国因守旧党而败落。一盈一亏，一盛一衰，为何如此不同呢！这是第五件可惜的事。

等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旅顺、威海相继沦陷，三省既失，四方震惊。向英国乞求，而英国不救助；向德国求援，而德国阻碍和谈；向俄国借贷，而俄国要挟。词臣纷纷弹劾，权奸在公共场合彬彬有礼地上书陈计，最终不能挽救。台湾被割让，二万万两的赔款，五个口岸的通商，岌岌可危啊！虽然如此，人心不死，谁甘为囚虏？谁甘受辱？谁甘被宰割呢？强学会兴起，老成贤达聚集京师，开始在沪上响应，海内人心向往，说将要振兴百年的衰弱。规模尚未建立，而猜疑嫉妒相继产生，刚开始听说就有人相继离去。商鞅说：“庸人难以与他们谋划开始，可以与他们完成。”说的就是这个吗？这是第六件可惜的事。

唉！与孟贲相比不畏惧他的勇猛，不是勇猛；与逄蒙相比不畏惧他的射箭，不是射箭；与公输般相比不畏惧他的巧技，不是巧技；与离朱相比不畏惧他的明察，不是明察；与孙子相比不畏惧他的兵法，不是兵法；与商鞅相比不畏惧他的法治，不是法治；与老子相比不畏惧他的智慧，不是智慧；与惠子相比不畏惧他的辩才，不是辩才；与庆忌相比不畏惧他的敏捷，不是敏捷；与邹衍相比不畏惧他的荒诞，不是荒诞。现在迫使我畏惧的，不是国家吗？器械精锐，舰船充塞，器物工巧，商业繁盛，民众富裕，农业肥沃，学问众多，人才聚集，意志胶合而爱心联结，报效充盈发扬，怎能不畏惧呢？不畏惧，不是愚昧就是狂妄；愚昧则不衡量，狂妄则不商讨时事，不审察形势，不详察徒然招致兵祸。人反其道而行，怨恨谁？谁善良？时局接今日，谁筹划其富？谁筹划其强？

论学会

道理没有比通达更好的，没有比独断更不好的。独断所以闭塞，闭塞所以愚昧，愚昧所以弱小，通达所以智慧，智慧所以强大。星体大地相互吸引而成世界，质点相互接触而成形体。数人而成家，千百人而成族，亿万人民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民而成天下。没有这些叫做鳏寡孤独，这就是所谓无告之民。虎豹、狮子、象、骆驼、牛、马庞大魁梧，人关押它们，驾驭它们，只是不能（完全制服）罢了。非洲的黑人，印度的色人，美洲、南洋、澳洲的红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欧洲人剖析他们，控制他们，如同

译把狮子和大象关在栏圈里，让骆驼和马驾车，也是说因为它们没有那种能力。

译道的原则，形体资质为下，心智为上。形体资质，是蝗虫、蜂蚁这类不具备人道的事物。如果这种状态不止息，必定会蛀蚀天下，最终被有心智的人所制服。蒙古、回回、穜人，都凭借众多的人力在大地横行，却不得不顺从于日耳曼人的后裔。这正是蝗虫、蜂蚁不具备人道的体现。

心智的事情，则深奥复杂。欧洲人知道并实行它，在政治上有议院，在商业上有公司，在士人中有学会。而议院、公司，它们的见识、事业、技艺的讨论，没有不来源于学问的。所以学会，又是这两者的根本。学校在上面振兴它，学会在下面成就它。欧洲人凭借心智在天下称雄，是从近百年以来开始的。

学会起源于西方吗？回答说：不是的。这是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成法。《易经》说：君子通过朋友讲习来增进学问。《论语》说：有朋友从远方来。又说：君子通过文章来会聚朋友。又说：各种工匠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在学宫学习来成就他的道。孔子培养弟子三千，孟子跟随者数百，子夏在西河讲学，曾子在武城讲学，荀卿在楚国担任祭酒，宋史公在齐鲁讲学，楼次子的著录多达九千，徐遵明的会讲超过万人，湖鹿洞的盛大集会，东林几复的大规模观览。所有这些前例作为佐证，先圣的道之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的种族不至于沦落为蛮越，都是因为学会的缘故。学会的消亡始于何处呢？回答说：是本朝汉学家的罪过，而纪昀是他们的首领。汉学家说：现在的人只应当著书，不应当讲学。纪昀说：汉朝亡于党锢，宋朝亡于伪学，明朝亡于东林。唉！这是什么话呢？这是十常侍用来倾陷李膺、范滂，蔡京、韩�胄用来禁锢司马光、朱熹，魏忠贤、阮大钺用来陷害顾、高、陈、夏，而说出这种话的原因。我不知道毫无顾忌的小人纪昀，究竟憎恶李、范等贤人什么，而甘心做十常侍、蔡京、韩�胄、魏忠贤、阮大钺的奴隶呢？而举天下从事学问的士人仍然尊崇他，畏缩低头做奴隶的奴隶，痛恨结党如仇敌，视学会为盗贼，因此奸佞之人有党而君子反而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而无会。这是率领小人来吃君子的肉，驱赶天下的人成为鳏寡孤独，进而沦为象、驼、牛、马，甚至不如蜂、蝗、蚊、蚁，然后才称他们为善人。唉！难道不悲痛吗？难道不悲痛吗！

现在天下的变化紧迫了。稍微通达时局的人必定说：兴办矿利，修筑铁路，整顿商务，训练海军。现在试问：驱使八股、八韵、考据、词章的士人而托付给他们这些事务，能行吗？不能吗？回答说：有同文馆、水师学堂等学生在那里。现在暂且不论这些学生是否真正成学，试问用区区的学生来供给天下十八行省变法之用，足够吗？不够吗？大才缺乏断绝，百事都废弛，这是中国讲求新法三十年而一无所成，最终被一孔之见的守旧言论，偶尔堵住嘴口的原因。现在海内如此广大，四万万民众，其中的豪杰之士，聪明材力足以通晓这些学问的，是有的。然而这些学问不像考据、词章那样可以闭门獭祭而得到的。如矿利，则必须游历各省，考察矿质，广泛寻求各国开矿、分矿、炼矿的方法，大量购买机器仪器来试验，全部购买矿务的书籍来翻译，汇集万国所有的矿产来比较。练兵则必须汇集万国的兵法书籍来阅读，汇集万国制造枪炮、药弹、修筑营垒、船舰的方法来学习。学习这些方法又不是空手而学的，必须游历那些国家，观看他们的操演，参观各厂，考察他们的制造，大量陈列汽机，学习它们的用法。其余的学问大抵都是这样。所以没有三十七万金的天文台，三十五万金的千里镜，则天学必定不完备；不能环游地球，即使游历了，而不能各国省府州县都有车辙马迹，则地学必定不精。试问一个人的力量能胜任吗？这就是虽然有一二有志之士，不能成学，不能致用，被废弃而终其一生的原因。

西方人做学问，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个学会。所以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商会，有法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音学会，有光学学会，有重力学会，有力学学会，有热学学会，有医学会，有动植物两学会，有教务会，有水学会，乃至至于照相、绘画、浴堂等琐碎之事，没有不有学会的。入会的人，上自后妃、王公，下至一介布衣。会众有聚集数百万人的，会资有筹集数百万金的。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物以便试验，有报刊以便传播新技艺，有师友以便研讨疑难。所以学问没有不成的，技艺没有不精的。新法每日出现，供百姓使用，人才日益众多，作为国家的栋梁，因此能够富强，居五洲之首，文治超越三古。

现在五印度数万里之大，五十年间安然归于英国。广州之战，割让香港，开放口岸，举动轰动天下，震慑而不知，都是那里的商学会所为。通商以来，西方人领取文凭，

译游历边疆腹地各省，测绘地图，考察物产矿藏的人，没有哪一年没有。中国人怀疑他们是奸细，却没有办法禁止他们，却不知道，这都是他们国家的地学会在背后推动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各类学会，尊重、保护并奖励资助，有的君主亲自出席以显示重视，有的拨付国库资金作为津贴以助其成功。学会日益兴盛，学问日益进步，是有原因的。

译如今想要振兴中国，关键在于广泛培养人才；想要广泛培养人才，关键在于兴办学会。各种专业学会无法迅速建立，就先设立总会。设立总会的宗旨有：第一，陈述学会的利益，专门上奏皇帝，以安定众人的心志；第二，建立孔子庙堂，将主位设在会中，以确立尊崇的对象；第三，写信给中外高官，让他们都捐款资助，以雄厚物力；第四，紧急招揽海内志同道合的人，都让他们入会，以广纳各类人才；第五，照会各国学会，经常交流奇闻异事，以扩大声望和气势；第六，函告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士，邀请他们入会，以借鉴他山之石；第七，咨询获取官方机构的书籍目录，全部提取副本，以备收藏；第八，尽量购买已经翻译的西方书籍，收藏在会中，以便借阅；第九，挑选购买西方文字的各种书籍，分门别类，以供翻译；第十，广泛翻译世界各国的报纸，分发到各省，以开阔耳目；第十一，精心搜集中外地图，悬挂在会堂，以备浏览；第十二，大量陈列各种仪器，开设博物院，以辅助实验；第十三，编纂有用的书籍，大量印刷并廉价出售，以开启风气；第十四，严格规定会友的功课，各自钻研专门学问，以勉励实学；第十五，保送选拔聪慧的子弟，开设学堂，以培育人才；第十六，公派学成的会友，游历中外，以资助著述。

国家如此之大，却只有一个学会，这就像一个人承担千人的劳役一样艰难。如今在四万万人口中，忧国忧民、追求自强的人士，无处不在，所以应当到处广泛设立分会。一省有一省的学会，一府有一府的学会，一州县有一州县的学会，一乡有一乡的学会。即使只有几十人的少数，几百金的微薄资金，也不妨碍它成为学会。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扩充并充实它，天下就没有不成学的人了。

遵循这个方法实行，一年豪杰就会聚集，三年各种学问就会完备，九年风气就会形成。想要兴办农学，那么农学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兴办矿业，那么矿学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兴办工艺，那么工艺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兴办商务，那么商务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寻求外交人才，那么法学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整顿水陆军，那么兵学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想要制造新器物、推广新方法，那么天算、声光、化学等学会的人才就用之不竭。用来洗雪国耻，什么耻辱不能洗雪？用来整顿各项政务，什么政务不能成功？如果顺从纪昀的诽谤言论，沿袭畏首畏尾的旧习，违背乐于变革的公理，甘愿承受无助的恶名，那么非洲、印度、土耳其的覆辙就会在天底下不断重演。西方人难道有爱心吗？一根木头做柱子，无法抵挡横流的洪水；佩戴玉饰发出声响，无法救助急难。《诗经》说：“趁天还没下雨，剥下桑皮，修缮门窗。现在这些百姓，谁敢欺侮我。”唉！各位君子，不要等到风雨飘摇的时候，才开始大声疾呼、空谈阔论，而不能互相救助。

论教会

询问那个宗教的盛衰，要看其兵力的强弱，所以宗教所到之处，军队也随之而去。中国兵力既然孱弱，教祸就日益严重。比如去年四川及福建古田的案件，西方人就用军舰相威胁，当权者于是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不敢违抗。然而想要保护教务，加强兵力是其中的关键吗？回答说：这固然如此。然而从前十字军兴起，绵延一百七十年，死亡二百多万人，兵力虽然衰弱但士气不衰，那么凭借兵力强大而战胜人心的，是教会的作用。考察公元325年，即晋明帝泰宁三年，教士开始举行议会，论定教理，这是教会权力的开端，西方学问得以辑录保存。然而早在公元前1425年，即商朝大戊五十一年，希腊林休乎就建立了火把教会，公元前1320年，又建立了来西唵敬神教会，根据四裔年表，那里的教会萌芽最早。又考察摩西旧约成书于公元前1453年，也相当于商朝大戊二十三年，那时开设部落设立祭司，创立十诫来训导教徒，自成为犹太教数千年旧教立会的开端，而公元325年的教会则专指耶稣立会而言。如今教会林立，大畅宗风，其总称叫救世教，其分派有天主教、耶稣教、希腊教等，本报另有教派流别的记载。考察这仅仅就教会权力而言的区别，天主教又名罗马教，流行于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拜维利亚王国、奥斯玛加及德意志的赛士兰七邦，信徒约有一亿九千万人。其教会从前有大权力，控制各邦，如今虽然日益衰微，但教会中人仍想奋起爪牙，企图恢复。所以路德教徒仇视路德，倡导救世复原之说，主张上下平权，与天主教不同。法国和德国政府厌恶它。丙子年《西国近事汇编》记载法国礼部大臣登告政府说：教徒设立学校辅助国家，本来不深加禁止，然而涓滴不塞就会决为江河，教徒竟然自行设立考试选定名位，渎乱政事侵犯官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严行禁止废除。又记载德国与天主教相恶已有多年，德国宰相毕士马克管教很严，因为教徒散布各国一事若不谨慎，将遭受其祸害，这确实是欧洲全局所系的大事。《瀛海论》也叙述德国宰相檄文驱逐教徒的事，而其教徒仍然勇悍不屈，

译会之为力宏也。希腊教，又名东教，在希腊、俄罗斯等国流行，信徒约有八千五百多万人。该教共有十个教派：耶路撒冷会、亚历山大会、安地亚会、君王但丁会、俄罗斯会、梦吞泥高卢会、奥地利亚会、西奈山会、哥伯罗会、希利尼会，希利尼会又名雅会典。其中还有三个独立的东教派别：一是埃及国的布得教会，信徒约十五万人；二是波罗国的男秃斯教会；三是亚利亚的阿美尼亚教会。它们的教规与希腊教略有不同。

译耶苏教，又称复原教，又称波罗特士但教，流行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典、挪威、荷兰、非洲等地，信徒约有一千三百五十万人。其中大小各派数不胜数，仅就显著的而言：有长老会、十字架会、长子会、安息日会、圣书会，其中长老会最为兴盛，英美两国多信奉长老会。又有浸礼会，其洗礼是在信徒受教之初，将其浸入水中。七日会，即安息日会。正会、不传教会、六礼会、自主会议，主张人人有自由之权。河会、酒布兰那会、腾格会、孟龙会、门徒会。各派人数多少不等，共计约二百万人。兄弟会，认为耶稣奉天主之命降生，世人皆为兄弟，无大小之分，这也体现了君民平权的意义。按：此会又名布利毛得会，始于一八三〇年，因教师布利毛得而得名。该会在英国约有一万八千人，在美国约有十二万人。媚多地会，也称美以会，始于一七二九年，由英国教师威司里、麻耳们、密司约所创，约有十余万人。朋友会，又名震动会，一六二四年由英国教师传格司所创，约有十万三千八百余人，而美国人加入此会者尤多。〇美国为民主国家，尤其喜好平权之义，因此兄弟会、朋友会等最符合美国人的性情。〇震动会之中，又特别强调平权之义。瑞典伯克会，一六八〇年由瑞典教师伯克创立。麻拉威会，麻拉威是德国的属邦，该会始于一四五〇年，因其不为本地人民所喜，纷纷前往异国以扩大教势。天一会，人数约十八万四千余人。救众会，专为救济众人而设，创于同治九年（1870年），与弭兵会相近。美国多达八十万名，加拿大约七千名，英国约两千名，这是立会宗旨中最善的。此外小派林立，难以尽数，唯有福音会、欧芬会、散地蛮会、开坡勒会、基督扯梯司督会稍为显著。以上各派皆由耶教分化而成，犹如中国诸子百家皆萌芽于孔子的精心创制；而自主、平权、救众等派，乃是耶教的真正源头。那些秘密教禁，父子兄弟不能相知的，以及司登教规条，不许吃热食的，创立君主可以虐民之说的，乃是耶教的孽派。这就像孟子、公羊传、大小戴礼记，乃是孔教的真正源头；而秦汉以来沿袭的法制，乃是孔教的孽派。然而他们有教会来联结，因此气势日益昌盛；我们没有教会来宣扬，因此人心日益溃散。至于在名利场中角力，被利欲熏心，脱离官民，断绝渊源。庆幸百姓不亲近我们，从而固守私利，却仍抱着兔园册子，自认为尊崇孔氏、尊崇朝廷，以散乱应对整齐，以脆弱应对坚固，坐视耶教横溢五洲，侵入内地。而我们先王仁爱天下万物的宏大义理和微言大义，反而被俗儒湮没，成为世人的大耻辱。这是尧舜周孔所痛心疾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民众众多，以救世教益。李提摩太所记载，长老、监督、斯理、公理、浸礼五大会的人数，是近世的确凿案据。五大会在欧洲约三百八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九人，在美洲约八百九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一人，在亚洲约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二人，在非洲约二十五万二千四百九十四人，在澳洲太平洋岛屿约十五万八千三百一十八人。统计五大洲五大会教友总数一千三百四十四万余人，教师总数十二万余人。若再统计天主教、希腊教、耶苏教入教民众，约四百二十万余人。英国光绪十八年总册，据西方人士所言，儒、释、道三教共四百二十五万余人，印度教共二百零七万余人，回教共一百八十万余人，犹太教八万余人，其未受教称为沛根人的尚二百三十五万余人。救世教益有图甚为清晰。以地球教会全数核算，救世教冠绝古今，已有超越我们儒教的趋势，而其信徒坚忍不拔，蹈汤火如饴，主张自主平权，使人乐于遵从，尤其与墨子兼爱、尚同、利天下的宗旨相合。而我们却家自为教，人自为心，不急于阐明万世公理，广立孔教会，将千钧重担系于一发，事变奇横，岂可思议？《各国交涉公法论》二集第五章论甘司单士地名等人将教会与国权统握于一权，第六章论多令得地名总教公会与交涉相关的事，其余以教会参与国权，见于英、法诸国的，尚难枚举。可见西方政教相通之理，中国议立学会以修缮孔教论者，已诋毁其多事，欲参与国权，其不为庸流哗骇的，几乎没有了。夫举天下无知彼教权利与我应修明孔教化以通国政之理，则乌可以为国矣？王韬之言善曰：“今各教

译天地之间，有兴盛也有衰败，有兴起也有灭亡，也是随着人事和世运的变迁而相互消长。再过几千年几百年，天主教和耶稣教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总之，道依靠人而确立，人依靠道而存在。人不绝灭，道也就不会消亡。道之外没有人，道只有一个罢了。几千年几百年之后，各教合而为一，道也就大同了。

译论中国会党宜设法安置

麦孟华

统括欧、亚、非、墨各洲的专断势力，融合孔、佛、耶、回各教的深奥义理，却无法遏制其气势、排斥其道理、违背其情感、阻碍其正义的，大概只有会党吧？由君子倡导，便能保护宗教、保护百姓、保护国家，天下便安定；由小人倡导，便会扰乱宗教、扰乱百姓、扰乱国家，天下便危亡。善于驾驭他们的人，任用他们、公开他们、表彰他们、奖赏他们、给予俸禄，这样会党的效忠就能得到；不善于驾驭他们的人，压制他们、禁止他们、抑制他们、杀戮他们、奴役他们，这样会党的祸患立刻就会显现。中国自咸丰、同治以来，内外多事，沿海各地动荡不安，招募士兵遍布各地，游民充斥。于是哥老会、袍哥会、理教、小刀会、三合会、三点会、兴中等会党，以及越南的散勇、甘陕的回民叛乱，接连兴起。大的方面则毁坏教堂、杀害西方人士，从而引发边境战事；小的方面则煽动愚民、占据城市，从而留下内部祸患。五十多年来，事变纷乱，没有安宁停止的时候。我麦孟华焦虑不安、惊恐注视，从而担忧地说：“中国存亡盛衰的关键，就在这里啊！”

然而同乡朋友，没有人肯思考祸乱，轻视内部而畏惧外部，忽视近处而亲近远处。大乱全部平定后，不打算修补牢笼；内部祸患刚刚萌芽，不谋求未雨绸缪。并且制定策略说：“如今中国器械的精良、兵力的雄厚、防守的严密，抵御外侮虽然不足，抵御内乱则有余。禁止军器私自售卖则斩首，树木没有可用的兵器；凭借轮船的转运则负隅顽抗，没有可依赖的形势。军饷粮食不能接续，就借洋款来救济；军力不雄厚，就借洋兵来援助。”往年洪杨的强悍、捻军的骚扰、辽阳的变故、甘陕回民的叛乱，名城大邑沦陷几乎一半。贼势庞大，以百万计，然而雄师所指，首恶被斩首，历时久远的祸乱，最终得以平定。这难道不是内患不足恐惧的明显证据吗？宗旨一旦确定，措施就颠倒错置，所以宁愿放弃三百年的基业而寻求保护强邻，割让两千里的肥沃土地而贿赂仇敌；而对于家国的要害、安危的大计，反而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唉！难道不说是极大的怪异吗！

况且从前所谓的会匪，只是亡命之徒、乌合之众罢了。他们的志向在于女子、财物的算计，他们的势力仅在一朝一夕间形成。侥幸成功，就称公称侯，满足他们一时的私欲；不幸失败，就身受显赫的杀戮，像鸟一样四散，同归于尽而已。没有别的，他们不在此事上耿耿于怀，本来就是应该的。至于今天的会匪，则与此不同。积累数十年的时间，联合百千万的人数，蔓延在行省之中，逍遥在异域之外。持守旧学说的人，既愚昧又强悍，每天以仇视西方人为事；教案层出不穷而没有穷尽；持开新学说的人，对西方人的政治稍有了解，援引希腊自立的例子，倡导美洲合众的道义，向天下散布。这两类人，他们的是非成败，暂且不论。但试问秦汉以来两千多年，所谓的盗贼，有像这样道义崇高、体面尊贵、知识通达的吗？他们与欧美变法之党、日本尊王攘夷之徒，相差多少呢？况且现在所担忧的大患，无不说是英、俄、德、法各国吧？然而自从通商以来，失和引发战事，割地赔款的屡次发生，而行省广大，四万万民众，安逸欢乐，没有什么动摇。至于金田之战，一两个亡命之徒，捋袖高呼，天下响应，蹂躏十余省，窃据十余年，大势岌岌可危。如果以英、俄、德、法的强大，难道不敌对发逆吗？而他们的祸患不如这样猛烈，为什么呢？内部饥荒的忧虑超过外部侵侮，腹心的疾病比疥癣更严重吗？今天的会匪，他们的势力之大，他们的智慧，更非发逆所能望其项背吧？高丽作为藩属国三百年，东学党刚作乱，国家就变成废墟了；西班牙国势位居第二，古巴、菲律宾的党徒作乱，国家统绪就危殆了。所以由此往后，如果不早作图谋，那么哥老、理教、三合、兴中等会匪，或在东南煽动，或在西北发泄，或在内地发动，隋炀帝的覆辙，明朝的殷鉴，难道不害怕吗？纵然或者援引戈登破贼的例子，延请俄、法抵御日本的策略，作为割肉补疮、掩耳盗铃的计策，以求万一的补救，然而大势已去，瓜分已成，不失在这里，就失在那里，恰好足以借给寇贼兵器而资助盗贼罢了，还来得及吗？所以一言以蔽之，想要兴盛中国的利益，必须从变革科举开始；想要消除中国的祸害，必须从安抚会匪开始。

像这样吗？会匪的事，如此紧迫。那么将用严刑重法，来断绝他们的根株吗？然而滋蔓已久，无法全部诛杀，只会激起反侧之心，而加速祸乱的时机罢了。那么将照会友邦，来抓获漏网的魁首吗？然而孙文的案件，沙侯诘难，只会辱没国体，实际上助长他们的焰势罢了。忍心放置不管，就留下养虎为患的祸患；起来救正，就缺乏下手的策略。这又该何去何从呢？方法有三：一是日本。日本在明治之初，其党人会匪在境内跋扈，国势非常危险，睦仁因此任用他们，咸

译如果能激励民众奋发努力，使君民同心同德，将叛国的念头转化为保国的意志，把叛党的众人转化为国家的元勋。三十年来，由此成就了维新之治，欧美各国，都不敢有所非议。这是安置会党匪徒的上策。

一是俄罗斯。俄国自彼得大帝之后，全面变革政治风俗，凡是科举、学校、官制、商务、铁路、兵法等重大方面，都效仿西方，不遗余力；唯独对于议院制度、报刊制度、虚无党等，则加以限制压抑，而不考虑如何妥善管理。其意图只求国家的强弱，而不计较民心的顺逆。这是安置会党匪徒的中策。

一是土耳其。民众的智慧没有开启，人才没有培养，阿米利尼亚党人没有安定，只想着制造利器、购买舰船、训练士兵。国家虽然空存，却不可问津了。这是安置会党匪徒的下策。

采用上策，国家强大而局势安定；采用中策，国家强大而局势危险；采用下策，国家衰弱而局势危殆。下策实际上等于没有策略。

如今中国如果真能效法日本的意图，遵循上策来实行，敞开诚心，公布公道，特别颁布明诏，与百姓重新开始，提拔其中的首领，开启自新的道路；赦免他们的同党，安抚反侧不安的人心。各位会党匪徒对内免除了斧钺诛杀之祸，对外受到知遇之恩的推崇，没有不感激奋发的，忠诚地献出生命，万人欢腾，上下一心。数十年的隐患从此消除，五十个国家的觊觎从此止息。变危险为安定，反祸害为利益，天下的事情，哪有比这更大的呢？

质疑的人说：“叛逆的罪过，法律上无法逃避，像您所说的，难道不会助长奸恶吗？”

解释说：“这都是汉、唐、宋、明驾驭枭雄桀骜之人的成功法则，英、俄、德、法奖赏激励党人的明显成效，是没有可疑虑的。”

我不必说那些遥远的例子，就拿本朝来说，洪承畴、吴三桂等人，是明朝的贰臣。我朝因而任用他们，最终收到了制服法度、平定贼寇的效果。戈登、赫德等西方官员，是仇敌国家的臣民，我国因而任用他们，也得到了征收税赋、抵御叛乱的帮助。那么，今天的会党匪徒，也不过是洪承畴、吴三桂等人的同类罢了。释放并任用他们，有什么妨害呢？

假如背离日本的良好方法，蹈袭土耳其的下策，上下背离背叛，众情汹汹不安。几年之间，会党匪徒在内作乱，强敌在外逼迫，天下的事情还能说得过去吗？即使有一两位志士，怀抱微小的志向，提倡学会，作为保护宗教、保护国家、保护百姓的计策。然而丹砂与黄泥混杂，香草与臭草并列，天下人不加明察，反而把他们看作会党匪徒。而那两位志士因此缘故，也灰心去留，任凭天下纷乱而不能救助。这才是可以痛哭流涕、长叹而愤恨的事情啊。

译美民自主记

差利刀附

美国是民主国家，人人都有权利，人们可以参与议事，国家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议院决定。议院分为上院和下院，政党分为新党和旧党，但决策遵循多数人的意见。年满二十一岁的人，在议院长处注册，就成为有议事权的人。在朝廷议事的为上议院，在民间议事的为下议院。然而上议院的各位议员，必须由下议院选举产生。国家有重大事务，由下议院会议讨论后，再提交给上议院。上下议院的经费由公款拨付。起初设立议院时，以举手作为表决信号，后来改为投票。民主议事的任期，以十一月为期，四年为一任。上议院各位议员则两年为一任，任期届满后由下议院选举产生。无论乡村城镇，都有下议院。至于各省选举大小官员，有的任期一年，有的任期两年，各地风俗不同，惯例也略有差异。事情是否可行，以多数人同意为可行。如果要讨论某件事，先将此事刊登在报纸上；如果要选举某人，先将他的名字张贴在街头，然后定期召开会议，因此上下通达情意，君臣同心同德。起初议院议事时，要讨论某件事，议长向众人宣布，如果某人同意，就举手作为信号，三人中两人同意，以多数为贵。偶尔有不公正的人，同时举起两手，主持议事的人看到举手仍有弊端，于是让同意此事的人都站起来，议长数清坐立人数的多少，以此判定是非。对于不认为可行的人，任由他们慷慨辩论。有避嫌不想在言语中显露因而沉默的人，更有工人讨论工程事务，因为雇主在场不便明说，导致避嫌的人，就用纸写下事情的是非，这就是投票法的由来。所以议事时，用纸写下事情，或者用纸写下人名，叫做投票。然而法令确立后弊端产生，也有公开选举人才时，徇私情，胡乱议论胡乱选举的人，更有向来不懂事理，黑白不分，却错误地写下某人可行、某人不可行的人。更有富人想钻营要职，贿赂投票人而得以当选的人，有请人喝酒而得以当选的人，有请人吃一顿饭、帮人乘车而得以当选的人，但只要受人收买，都是愚昧无知之流，哪里知道人不称职，必然导致挫折，国家大事，祸害也会波及自己？议院的门，难道可以成为报恩的地方吗？前面列举的议事条例，更令人钦佩。近日英国及英属澳大利亚议院的章程，也称严密。每次讨论时事，由议院发放票券，各人到院领取一张票券，设有写票房，那房间只允许进一个人，如果某人进入房间写票，守门人就关闭房门。写完后立即出来，将票券投入箱内。由一人掌管票箱，并没有多投少投的弊端。这种方法可谓尽善尽美。我们美国效法并实行它，以前的弊端全部扫除。所以凡是美国民众年满二十岁的，先在议院长处注册。如果是外国侨居者，先加入美国国籍，才准许注册。到了投票时，让一人掌管载票箱，来投票的人先出示注册凭证，才准许投入。以前有越境议事的情况，现在则不能了。如果居住在本省，不能去外省议事。倘若迁居外省数年，注册后才准许投票。因为各地习俗不同，必须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才能办好事情。美国的公例，如果世代居住在东方，而商务多在西方，虽然在西方纳税，但家还在东方，仍然不得在西方议事。凡外国人在美国出生以及有家庭财产在东方的人，就视其为美国人，就能入籍投票。美国朝廷对民众的贫富，都视为一体。女子不参与议事行列，未免重男轻女，令人不解。以前英国人迁居美洲时，与野蛮土著争战。土著凶悍，妇女不敢出门，所以不到议院。然而战阵之事，不是女子的事务，所以不参与议事。或许时间久了，让女子进入议院，也未可知。朝廷保护子民，男女也是一体。如今公家的书院很多，男女都已入院学习，都已明白事理。而且女子向国家纳税的，也不少。而我们美国又是文明之邦，男女平等，也是理所当然。先前议员已讨论过此事。有议员说：偶尔有女子愚昧，如果准许她们投票议事，则毫无益处。如果有聪明才干，则在家庭教导子女，出来议事就可以了。倘若日后民智日益开启，女子能进入议院议事，以施展她们的聪明才力，外国听说后，必定钦羡我国教化的美好。然而不能强求于今日。总之，不要依附党派，不要结私党，使全国不受其毒害，这就对了。

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

刘桢麟

称那些不仁道的动物，说虫类中的蛀虫，鱼类中的水獭，鸟类中的鹰鹯，兽类中的豺虎。难道不是因为它们顽劣暴戾而成为人的祸害吗？古代君王制定法律，杀人者处死，伤人者抵罪，厌恶它们伤害天道而残害同类。虽然如此，虫、水獭、鹰鹯、豺虎虽然不仁，却未曾伤害它们同类中的虫、水獭、鹰鹯、豺虎。杀伤人者处死抵罪，人们都知道。至于那些凭借险恶鸷猛的本性，狠毒的谋算，坑阱的工具，刀锯的威势，再加上依仗尊贵，欺凌卑贱，践踏天下所有具象的生物，同气的同类，没有不束缚它们的肢体，折断它们的羽翼，禁锢它们的知觉，剖开它们的心腹的，

译让他们屏住呼吸不敢动弹，拖着尾巴不敢逃跑。这种祸害流传了四千年，灾殃波及了九万里。而那些愚昧无知、随声附和、成群结队的人，竟然在砧板上感到快乐，在牢笼中歌颂，在栅栏里歌唱，在罗网中庆幸，像犬羊一样，像燕雀一样，温顺驯服，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打破这种蒙昧、发出压抑的呼声。难道不奇怪吗？难道不痛心吗？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从天上禀受灵性，从地上获得形体，头都是圆的，脚都是方的，身体都有四肢的，都是造物主的气息所化育。那些繁衍不息的人，都是黄帝的后代。并没有彼此疆界之分，阴阳尊卑之别，强弱差异之异，只是因为公理消亡，私欲兴起，弱者成为肉，强者成为食，白白地让那些厚颜无耻的人低头贴耳，委身寄生在强权者的屋檐下，实在令人悲哀啊。唉！已经让他们受尽屈辱了，又进而加以屠杀，为什么如此残忍呢？

译先王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建立国家时，只划分土地，不分割百姓。他们在治理国家时，役使百姓不超过三天。他们在征伐讨逆时，是为了拯救百姓。他们在统治天下时，是为了保护百姓。他们平等对待百姓说：“与国人亲近交往。”他们把百姓比作“为民父母”。他们难道不知道名分界限、威权力量、利禄途径、党羽众多，可以用来牢笼天下人的心志，奴役天下人的膝盖，囚禁天下人的身体，使他们不违背自己，不离开自己，而后才感到心里痛快吗？然而他们不这样做，难道不是厌恶伤害自己的同类吗？孟子说：“百姓最为尊贵。”又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荀子说：“百姓不归附，国家就无法立足。”宁可压抑君主而伸张百姓吗？百姓的多少，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智愚，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古代的人对于百姓，用井田制来养育他们的家庭，用学校来开启他们的心智，用贡举制来荣耀他们的身份，用十分之一的税率来减轻他们的赋税，按时役使以舒缓他们的劳力，咨询访问以沟通他们的气息，登坛拜祭以树立他们的节操。爱护他们像那样，尊敬他们像这样。不仅爱护尊敬他们，又担心他们生活不足。所以老弱之人就慰问他们，残疾之人就亲手抚慰他们，遭遇瘟疫饥荒就共同接纳他们，死亡之人就亲自吊唁他们。凡是有益于百姓、有利于百姓的事，未曾因为吝惜而不做。这就是百姓士气淳厚而国家日益治理好的原因，夏商周三代盛世太平，都是遵循这个道理。

虽然大同之世崇尚仁爱，据乱之世崇尚强力。先王治理天下，出于公心；后世治理天下，出于私心。先王对于百姓，希望他们明智；后世对于百姓，希望他们愚昧。古今那些杰出勇武的人物，乘着时势兴起，想要利于天下，增厚自己的权力，尊崇自己的禄位，顺从自己的指挥，占据他人本有的东西而不让他们知道，掠夺众人共有的东西而全部归于自己，〇比比皆是。而且还不认为这是大罪。天下如此广大，百姓万物如此众多，划分开来并沟渠隔离，封疆画界并确立国界，各自占据自己的土地，各自依附自己的百姓，各自完善自己的纲纪。虽然这是出于私心，难道不值得计较吗？善行却独自拥有污点，君主成为独夫，百姓成为贼寇，放纵一个人的愤怒而屠戮毒害千万人的生灵，只顾百年的图谋而愚弱千万年的世界。这种祸害即使洪水猛兽也不能相比，这种罪过即使更替仆人拔尽头发也不能数尽，这种用心即使孝子贤孙也不能隐瞒。而那些人却仍然声名显赫，精神光照千古和五洲。唉！不认为是罪反而认为是功，这真是令人悲愤痛哭的啊。

《礼运》说：“争夺互相残杀，称为人患。”老子说：“法令，不是用来使百姓明智，而是用来使百姓愚昧。”曾经考察三千年的历史记载，五大洲各国的志书，尘世变迁，兴亡莽莽，那些号称残忍酷虐无道的，〇是有的。至于商纣王剖开孕妇肚子砍断涉水者的腿，宋襄公射天醢人，李郭二人焚杀长安，刘石二人蹂躏河洛，金国斡离不残暴掠夺宋抃，他们的残忍酷虐无道，人人能说出来。百年以前，欧亚大乱，罗马强大时，马黎约被破，深不尔被杀者四十万人，役使内部臣民二千万，奴隶六千万，他们的残忍酷虐无道，人人能说出来。法兰西兴起时，沙尔马破西班牙，死者三十七万人，马撒伦称霸西方，用兵长达四十年，设立巴士底狱，以长久困害百姓，放纵十五万世家，以虐待役使众人，他们的残忍酷虐无道，人人能说出来。波斯衰落时，大流士驱使五百万人，去讨伐希腊，而仅以身免，西弗森率领一百万人，去抵御阿富汗，而几乎无遗类，他们的残忍酷虐无道，人人能说出来。皇教兴起时，创立十字军，以诛杀异教徒，用兵长达一百七十二年，欧洲人死亡达二百余万，信奉新教的设立官职建立监狱，以虐待他们，信奉其教的人跪行足以轻视他们，他们的残忍酷虐无道，人人能说出来。灾祸充满罪恶极尽，既然无法逃避笔舌的诛伐，至于阴险凶恶，被尊为杰出人物的，却逃脱法网刑罚，逍遥于原野之下，这能说什么呢？《春秋》确立诛讨意图的条例，国法制定首从的律令，标明主犯的名字，张扬罪过，这是十五万万人所共同认可的。主犯是谁？亚历山大、秦始皇、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明太祖、拿破仑。

反驳的人说：“圣人确立道义，褒奖善行取其长处，贬斥恶行取其短处。而且法律有功过相抵的条例。上观历代帝王，下观历代帝王，只有这六位君主的功业最为盛大。现在马其顿，处于分裂叛乱之后，亚历山大出现，继承名父的志向，报复先世的仇恨，灭掉波斯，攻破埃及，进入印度，于是成为中亚和东欧的盟主。现在秦国，处于列国合纵的困境，秦始皇出现，兼并六王一统寰宇，改变封建为郡县，修筑长城抵御强胡，于是打破千年纷争的局面。现在阿拉伯野悍的番族，穆罕默德出现，创立回回教，著写可兰经，隶属的有十余国，皈依的有数百万人，于是赫然成为千年的教主。现在上古游牧愚陋的贱族，成吉思汗出现，贯通中原，控制三洲，开辟土地之远，南至前印度，北达北海，东至辽东汉朝，西达小亚细亚，幅员广大，自古以来没有。现在明朝，没有尺土寸兵的凭借，太祖起于布衣

译平定大乱，扫除强敌，建立法制，于是奠定了三百余年的宏大基业。如今那些法家，君主结党专权，世家大族暴虐无道，拿破仑以平民之身执掌大权，挫败各国的锐气，削弱教皇的权力，他穷兵黩武的祸患虽然降临在法兰西，但他改革弊政却极大地造福了各国。他的功业伟大，人们啧啧称颂之声未息，他的人口（或指其罪行）有什么过错不足以抵偿呢？一将功成，万骨枯朽，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为何唯独要责备这六位君主呢？」有人解释说：「古人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去做。积累人而成国家，积累国家而成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所能比拟的。如果以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眼光来看待天下，即使是圣人也会非议，更何况是用武力征伐来经营天下呢。然而这还不足以说服你，让我来说说这六位君主的功业。亚历山大攻破波斯，前后十余年，杀人三十万，俘虏奴役，践踏尸体，肢解身体，怨毒深入骨髓，这又有什么功业可言？秦始皇兼并六国，断绝别人的宗庙祭祀，残害别人的种族，私下议论的人被处死示众，连坐受罚的人被流放，甘愿成为孤家寡人，最终导致灭亡，这又有什么功业可言？穆罕默德起于无行的市井小民，欺骗他人建立宗教，杀人传道，其凶狠不仁，以至于掠夺处女数以万计，奴仆多达七万人，宗教宗派不振，坐视其消亡，这又有什么功业可言？成吉思汗率领其匈奴愚昧凶悍的本性，灭国四十余个，杀人五百万，妻妾五百余人，掠夺子女，焚烧……毁灭诗书，为圣教所不容，为黄种人所不共戴天，这又有什么功业可言？明太祖揭竿而起，斩棘开路，乘便侥幸获得成功，于是施行酷刑非法，借治乱之名来掩饰其奸诈，嫉妒陷害功臣，却将其视为奸党，以钳制人口，残忍阴险凶恶，报复后嗣，这又有什么功业可言？拿破仑篡夺大位，两次扰乱法国，用兵十九年，杀人数百万，一次败于俄国，四次败于英国，战祸之惨烈，为地球所未有，最终身为俘虏，幽死荒岛，这又有什么功业可言？《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草扎的狗，意指视百姓如草芥）。」后来的人斤斤计较地炫耀这六位君主的威名声誉，羡慕这六位君主的伟业，这真是老子所说的圣人啊，哪里谈得上功罪相抵呢？」

译质疑的人说：“偏私自己国家的人治理一个国家，偏私天下的人治理天下。百姓聪明的，国家就强大；百姓愚昧的，国家就衰弱。那六位君主虽然武勇刚健、严酷狠毒，是为了满足一己的图谋，但未必不审察时机、考虑祸患，以此来偏私他们的天下，而甘愿采取自我削弱国家的计策。然而您却归罪于他们残害百姓，又加上愚弄百姓的罪名，这难道不是过于苛求、深文周纳了吗？”

我解释说：“那六位君主愚弄百姓的手段，或许有深浅程度的差别，但他们的用心是可以看清的。亚历山大、拿破仑都凭借武力凌驾于人，并非完全依赖阴谋压抑的智慧。然而一个逼迫百姓尊奉他为神，而谈论理学的学者被他杀害；另一个许诺给百姓民主，却随即占据皇帝的权力为后代打算。开合变化、奔驰疾速，哪里可以测度呢？至于秦始皇焚烧诗书，活埋儒生，毁坏名城，销毁兵器，这是愚弄百姓的手段明显而狠毒。穆罕默德窃取摩西的残余教义，引诱无知的愚昧卑贱之人，跟随他的就活，不跟随他的就死，把战死当作进入天堂，把溅血当作功德，这是愚弄百姓的手段强悍而虚妄。成吉思汗废除南方人的科举，任用北方人做宰相，赋税方面北方轻而南方重，升迁方面南方在后而北方在先。魏源所说的恩泽很少润泽南方，渗漉的恩惠全部归于北方，这是愚弄百姓的心机拙劣而西方（指成吉思汗）的心机高明。明太祖设立八股取士而限制科举范围，繁杂官制而降低俸禄，废除宰相而揽权于一身。孟子可以被悬挂在靶子上射击，重臣可以在朝廷上受杖刑，禁止人直言进谏，禁止人著书立说，谈论更改祖制的以奸臣论处，谈论设立宰相的以重典惩治，这是愚弄百姓的手段阴险而严密。这几位君主不过是极尽自私自利之心，以至于禁锢人的聪明，钳制人的议论，制约人的作为，人的气节败坏，人的风俗受到荼毒，遍布天下，并且影响到后世。他们本来自以为这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道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唉！我不知道那些帝王万世的人如今在哪里呢？”

质疑的人说：“无道的君主，近的亡国，远的亡天下，革除旧弊、建立新制，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那六位君主虽然无道，他们的祸害如果不是应验在他们自身，就是应验在他们的子孙身上。异姓兴起，将会把他们积累的暴虐全部扫除，这对后世有什么妨害呢？”

我解释说：“天下的事情，良好的法度往往看似迂阔而难以实行，错误的流弊往往沿袭而不断绝。愚弄百姓的工具，即使是亲信也不能知晓；愚弄百姓的心术，凡是君主所喜欢的。有残杀多，后来者就视为常规；成法确立，奸诈狡猾的人就借作护身符，越积越高，沿袭谬误、蹈袭弊端，天地生成的气数有限。而独夫民贼的酷烈没有边际，为什么呢？想要杀害他们，必须先愚弄他们；既然愚弄了他们，就等于杀害了他们。所以极尽杀人之祸，稍微存有仁心的人，或许还会遇到而生悔意，但却不能逃脱万世的诛讨。至于愚弄百姓的智慧，善于隐蔽；愚弄百姓的法度，善于依托。既用刑罚威慑他们，又用诱饵引诱他们；既像畜养牲畜一样豢养他们，又用牢笼控制他们。树立的高标准而束缚得狭窄，迎合内部而排斥外部。颠覆奔驰，务必使天下的智者愚者、贤者不贤者，都进入他们的圈套而毫无察觉。渐渐积累成为风尚，习惯得像天性一样。从小习染，壮年践行，老年安于现状，辗转沿流，到老死都不后悔。偶尔有孤高愤慨的人，大声疾呼，想要提倡并改变它。而众人交相诋毁，认为这是迂腐荒谬悖逆妄为，不再符合人之常理了。庄子说：‘最大的疾病莫过于心死。’传文说：‘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唉！愚弄百姓的心术，也太险恶了！愚弄百姓的毒害，也太深重了！”

当今世界的运势逐渐更新，地球的灾难尚未停止。近百年以来，各国对峙，互相吞噬，竞相扩充其害，百姓便利于自己的私欲。于是整顿军备，利于战械，增加百姓赋税，设立兵籍，考察欧洲各国：英国陆军五十万，法国定额兵一百万，德国练兵三百万，俄国定额兵七十五万，意大利水陆兵二十万，奥地利常备兵三十万。至于预备战兵、预备守兵，核算其数量还不知道有几亿兆。儿童尚未成年，就进入军队；百岁之半，还系着军符。抛弃他们的亲属，废弃他们的生计，离开他们的家乡，捐献他们的血肉，鞭打驱赶他们进入刀枪死亡的境地，朝不保夕，出不能保入，呼号不顾哀怜，救援不应，以至于肝脑涂在原野，惨无人道。而追究其根源，不过是一两个民贼，想要满足他们争夺土地、发泄怨恨的心，才达到这种地步。所以三十年来，欧洲记载的人口数量，一百七十兆，而充入兵籍的有四兆有余，死于兵事的有一百九十余万人，军费一万二千六十五兆银。唉！军费如此沉重，兵额如此众多，杀人又如此之多，却仍然奖饰夸耀，日新月异，经营其害人的器具，没有穷尽的时候。这难道不是那六位君主愚弄百姓的毒害，有所作俑的缘故吗？

虽然压力重，则抗拒力产生；物质凝结则火山爆发；君权尊贵则民变迅速。西方各国，数十年来突然产生动力，民气顿时开通。乾隆四十年，美国背离英国而成为民主国家；道光二十九年，英国争议院而成为君民共主；同治九年，法国倡导国会而抛弃那些虐待我们的人；道光二十八年，德国人民年满二

译十四岁便拥有选举官员的权力了；道光二十八年，美国民众形成了自主独立的局面；同治元年，俄国设立了民众公议的机构；光绪十九年，巴西驱逐了君主并改变了政体。由此放宽了对私人结社的禁令，放宽了对报刊出版的禁令，放宽了对外交活动的禁令，放宽了对宗教限制的禁令，释放并赎回黑奴，广泛设立学校，减轻赋税，放宽刑罚，建立慈善团体，兴办医学和军事教育；老年人有养老院供养，穷困无依者有育婴堂抚养，不服从教化者有感化院诱导，妇女受教育，犯人受教育，聋哑盲人也受教育。君臣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仆婢变成了雇佣关系，男女变得平等。考虑到战争祸害百姓，就设立万国和平会议来消除它；考虑到两国发生争端，就订立公正调解的条约来调和它。将千百年来虐待百姓、愚弄百姓的工具，一旦毅然摧毁并彻底清除，从而开启民智、教化民众，追求高尚、志向远大，没有谁不感到振奋！唉！困穷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那些拥有无限威权、依靠霸道削弱民力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也无可奈何了？然而经历了千百年的威权霸道，到了这个时候才稍稍有幸摆脱，百姓也是不幸啊！

译如今世界五大洲幅员辽阔，人口多达十五亿，既然各地交通已通，便无法遏制。那些追求平等权利、文明大盛、日益向上发展的国家，固然比比皆是。然而看那澳洲、非洲，以及渺小的中国，固守旧制、封闭文化，蒙昧黑暗、悲惨痛苦，辗转流离、颠沛困顿，其惨状难以言表，这是为什么呢？印度本是亚洲的强国，却被英国人占领，直到光绪十五年，才推举一名印度人担任议员。安南（越南）归属法国之后，断绝了当地人的富贵之路，昔日读书人都沦为商人，而在科举考试中，仍用《四书》和西方根底学问来愚弄他们。而土耳其更是以治国之法行杀戮之道，自我毁灭种族，招致各大国的废黜与掌控却不知悔改。至于非洲，则沦为奴隶贸易的对象；澳洲，则成为仆役的来源；波兰，则被瓜分驱掠；高丽，则被禁止变法；小吕宋（菲律宾），则被废除议会并遭到剿杀；亚美尼亚，则遭受虐杀。琉球、缅甸、波斯、阿富汗、比鲁芝、马达加斯加以及太平洋、南洋诸岛的国家，还有千百个。无论是臣民、男女，沦为奴隶、隶役，或像骆驼大象一样被驱使，愚钝粗野，受困于高加索种族（白人）之下，而我们华夏子孙、优秀民族，也恐怕难以幸免。唉！谁没有手足？谁没有耳目？谁没有心腹？而遭受剜割剖裂，却无人救援。广袤的大地，竟变成地狱般的废墟；众多的百姓，共同承受着被铲掘的痛苦。想逃往桃源却无路可走，想逃往荆蛮之地也无容身之所。面对饥荒溺毙却袖手旁观，孟子不再出现；将忧悲遗留给天地，墨子徒劳无功。这是天意吗？是地运吗？还是人祸呢？这让有识之士扼腕痛心、无法容忍，不得不为六君子的遭遇深深叹息痛恨。

唉！孔子是仁爱众人的教主。他作《春秋》以改革制度，用君主治理百姓，用天道约束君主。他担心君主地位至高无上，无所敬畏，将成为百姓的祸患。他痛恨开始使用火攻，痛恨开始灭国，厌恶这些行为伤害人类。起初依托周文王，最终推崇尧舜，因为他们拥有天下却不居功，让出天下却不争夺。后世的君主，为了私利而独占天下，于是有了抢夺惨杀的祸患，有了压抑钳制的权术，人类因此无处可逃。庄子说：“偷窃钩带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管子说：“君主多私心权术，国家就会衰弱；百姓多私利，国家就会贫穷。”如今这六位君主逞一时之私，敢于冒犯千世之禁忌，导致祸水泛滥，灾祸极于今日。对上违背了孔子重视百姓的道义，对下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殃，在远处开启了全球效仿的风气，在近处留下了国家沦亡的祸患。他们的罪过岂能说得尽呢？他们的罪过岂能说得尽呢？又听说：残害仁爱的人叫作贼，残害道义的人叫作残，残贼之人叫作匹夫。现在我将大声疾呼，揭露他们的罪状，详细考察官方史书，广泛搜集野史逸闻，用诛心的法律来证明，穷尽他们掩盖罪恶的细微之处，根据实情定罪，不取深文周纳。凡是罪证确凿、众所周知的，就像车翻轨坏一样明显，劝诫与讽喻百端，一听风声便知战栗。烟水流逝的法则，难道仅仅针对澳洲、非洲那些封闭文化的地区，以及中国这个固守旧制的国家吗？拯救那些悬溺之人，或许五大洲十五亿民众，也能有幸受益。

国人不可使有党论

朋党的祸害，自古就有。但往往出现在衰败末世。从汉朝桓帝、灵帝时期，开始形成党祸，八俊、八顾等人互相标榜，最终招致黄巾之变，汉朝祭祀断绝。到了唐代，又有清流、浊流，牛党、李党交替升降，唐朝国运遂转移。北宋君子与君子之间，也分成了党派，程派、苏派各树旗帜，章惇、蔡京之流便趁机一网打尽，导致两败俱伤，君子之道丧失，金人攻入汴京，两位皇帝蒙尘受辱，这场祸害最为猛烈。明朝末年，也沿袭唐、宋的习气，东林党、复社兴起，党祸纷起，明朝社稷遂倾覆。从古至今，党祸昭著，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必须独揽纲纪，破除结党营私、立异标新的陋习，使朝野焕然一新，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不使稍有违逆教化，这正是本朝立法超越古今的原因。高丽不过是个小国，难道可以任由朝野臣民各自分属党派，而不预先禁止控制吗？眼下高丽的祸患，都认为是因为得罪了日本使者，而之所以得罪日本使者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守旧党想要攻击异己，先在日本使馆制造事端。有守旧党，自然必有开化党作为敌人。这两党势不两立，加入这一方就必然排斥另一方，本来就无法调和联络。所谓守旧党，起初并没有谋反叛逆之心，他们只是认为国内制度都是自古相传，长久实行并无弊端，如今高丽只要遵守旧制，也可以相忍为国。如果纷纷改弦更张，让外国人都能进入我国境内，恐怕国内财富枯竭，财源外流，改变规矩，弯曲正直，这对高丽的危害实在很大。这种想法，也确实是从国家民生出发，不能说有仇视君主的意思。所谓开化党，认为时势变迁，不能固执成见，在当今海内外竞相崇尚通商的日子，如果说高丽一隅独自闭关自守，仍然保持因陋就简的习气，不仅道理上说不通，而且……

译局势有难以推行之处。高丽与俄国、日本两大国疆土交错，日本人贪婪地像虎一样窥视，俄国人急切地想要追逐，如果此时不思考改变策略，就必然坐受其祸。想要思考改变策略，不抛弃旧法谋求新策，广泛联络各方声气是不行的。这其中的用意，又是为了振兴国家气势，防患于未然着想，不能说是有卖国求荣的见解。论当今的时势，实在有不得不改变的情况，高丽立国虽然很久，但政教尚未完备，未能振作，富强不足以深深依赖。现在正值各国和同之日，如果仍然固执己见，恐怕高丽即使想守旧，而他人不肯守旧，一旦遭到蚕食鲸吞，国土日益缩减，又将如何打算？所以两党衡量议论，似乎开化党比守旧党更为可取。但无论哪方更优哪方更劣，两党分裂而不能复合，那么其间的固结已无法解开。开化党的学说施行，那么守旧党的议论原本属于公事，却逐渐变成了私见。于是守旧党众人，压抑郁结之气，无处发泄，最终导致激变而成今日的变故，而国家大政因此大为败坏。两党中人，既然都是为了国家大事着想，高丽国王也深知这一点，那么为何不事先开诚布公，明白宣示，说守旧党中众人原本没有别的意图，也是老成持重、深谋远虑为国之心，只是因为时势所迫，不得不改变策略，反复委婉地开导，使他们不要有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见解，从而贻误国家？虽然调停中立的方法，不符合国家体制，但用公义来打动他们，暗中化解他们的私愤，或许也不至于激变到如此地步。日本与高丽早已通商，那时守旧党人起初并未多言。现在因为日本人对高丽不能事事尽礼，就怀疑外国人都不可以与之共处。如果明示以前与日本交好已经是一次失误，现在如果不广泛联络声气，自树党援，就必然最终被日本人所侮辱，所以不得不借助中国，以联络西方各国，希望帮助者众多，日本人有所顾忌而不敢肆意妄为，即使俄国也可以稍微抑制其觊觎之心。如此委婉地商量斟酌，那么那党中人也将会豁然理解。不采取这种计策，却屡次将守旧党人废黜罢斥，这是更加蕴藏毒害，积蓄久了必然发泄，又何必奇怪他们兴起得如此猛烈呢？虽然如此，所谓委婉开导，乃是党势既成之后不得已的一种方法。如果用正理来说，那么国家用人，各自提出策略，各自贡献忠诚。所谓你有好的谋略，在宫内告诉你的君主，虽然言论不一，人人言论不一，但用与不用都由朝廷的权力决定。谋略好就采纳使用，谋略不好就舍弃放置。出谋划策的是臣子，而用与不用在于君主，又有什么党祸呢？如果高丽的党人明目张胆，竟然各自树立旗鼓，视如仇敌，高丽国王平日并不预先解散，及早防范。以致祸机突然爆发，溃败决裂，身受其害，国家遭受其殃，造成从古以来党人未曾有的祸患。唉！悲伤啊。

译论兴亚会

《尚书》说：“商纣有臣民亿万，却有亿万颗不同的心；我有臣民三千，却只有一颗同心。”拥有亿万民众，却不能将亿万人之心凝聚为一心，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原因。《易经·大象传》说：“师卦，君子以此包容民众、养育大众。”比卦，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因此，水行于风上，其卦象为涣；泽水汇聚于地上，其卦象为萃。古时民间和睦亲族、任人敬业乐群，都是所谓涣散者得以凝聚的表现。自从朋党之说兴起，纠集众人、结社联会之事便被定为严酷的禁令。我曾考察法国在拿破仑崛起之前，百姓因政令过于苛刻，无法维持生计，都私下议论，想要变法。不久，全国民众便相互结党，到处成立社团，多的达到数十万人，政府无法禁止。法国因此大乱。拿破仑即位后，最终顺从了社团中人的意愿，直到变法完成才停止。英国与法国相邻，民间鉴于法国人的举动，也争相效仿，到处联会以对抗上层统治者。英国朝廷于是下令变法，以顺应民意，才免于揭竿而起的祸患。由此看来，民间的私会，大抵都对国家不利。殊不知欧洲各国从此以后，便阐明了涣散与凝聚的道理，朝野上下没有不结党的，也没有不结会的，略去名分而讲求应和与需求，无论远近都联络声气。一国之中如同家人妇子，休戚相关，因此众志同心，百废俱兴。日本先前与中国发生冲突，也后悔伤了彼此的心，知道唇齿相依的国家不应自相仇敌，所以由日本天皇发起，首创兴亚会，以联络亚洲一洲的民众，作为抵御外侮的计策。〇日本人以前在檀香山被美国人排斥驱逐，最近在朝鲜又被俄国不容，虽然新近与英国人交好，但恐怕在紧急时刻仍不足以依靠，况且其国势也是外强中干，仅凭甲午一战被列国推重，得以与四大强国在海上争雄。假如当时遇到的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国家，那么胜负之数还难以预料。当此一战而称霸，却没有方法善后，难道能高枕无忧吗？日本人也知道中国疲弱懦弱，不足以引为援助。然而中国之所以弱，其原因在上层而不在下层，倘若民权得以伸张，那么转弱为强，易如反掌。所以将兴亚会扩充到中国，使中国民众都有所凭借，将来得以奋起有为，或许能像战友一样同心协力。与欧洲为敌，那么为中国谋划，也就是善于为自己谋划。这就是秦人远交近攻的意思。日本人的这一举动，不能说不思深虑远吧？所以日本领事小切田君，日前商议协会，海上的名流无不云集追随，跟在他后面。〇中国人长久以来想要结会，以图自强，以维系国势，只是畏惧国家的刑律，隐忍在心中而不敢提倡。现在得以借助日本人的力量相互依靠以巩固，难怪振臂一呼，众人便投袂而起。虽然如此，华人与日本人，他们加入社团，但加入社团的目的却不同。为什么呢？日本人必定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变强，而中国则不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就能自强。对于日本人，只是担心没有人做后盾；对于华人，只是担心没有人做先驱。有人说：我听说君子向上交往不谄媚，向下交往不轻慢。现在无论富贵贫贱都可以入会，难道不会导致流品太杂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泰山不排斥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挑选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现在想要统合全洲之人，而将胡越合为一体，将路人化为骨肉，如果不是兼收并蓄，怎么能将亿万人之心凝聚为一心呢？况且从社团的章程来看，能使鄙陋的人宽厚，刻薄的人敦厚，顽固的人顺从，刚硬的人驯服，可以弥补朝廷教化所不及的地方，可以补救父兄训导所未周全之处。中庸者培养不中庸者，有才者培养无才者，民智因此开启，人才因此兴盛。所谓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这就是结会者的用意所在。人品的混杂，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保商会说

月晕预示起风，柱石湿润预示下雨，见微知著，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癸巳年秋天，我曾撰写《时务论》，附登在《香港华字日报》上，略论岁星（木星）在营室星宿出现彗星，颜色赤红且有芒角，引用《星经》甘氏的说法说：“营室二星，赤色，是天子的宫室。分野占卜齐鲁，山东胶州就是其对应之地。”按照室星明亮端正，则国家昌盛，否则国家多疾疫，有变动则有土木工程之事，芒角主有兵灾。后半部分论述俄星度数侵犯，气焰嚣张，大有横扫中国南北之势。现在德国占据胶澳，日以测量地势、修筑炮垒为事，又派其弟弟东来统帅军队，作为进战退守的计策。由此看来，不占据全省不会停止。以星象测算，室宿对应齐鲁，岁星在此出现彗星，将来东西方的战事必定以此为战场。即使占据全省也不会停止。蛮触之争，兵连祸结，唯独苦了我国的商民罢了。在这个时候，危险至极，家庭尚且不能自保，何谈保护商民？国家不能自我振兴，何谈振兴商民？缅怀时局，能不寒心吗？设身处地，将任由他们洗劫乡族，听任其宰割吗？还是另托强国，代为保护

译难道我们只能寄人篱下吗？也曾思考过，那些戎马倥偬、满目皆是彼族军队的国家，他们自顾商务都来不及，怎么能兼顾华商？甚至可能趁我们危难，择肥而噬，以偿其素愿。想到这些，能不急着思考变通之计吗？如何变通？不如华商自己组织起来，联合成一个保护商人的团体，效法欧洲商局、商会的做法，并参入我们华商公平正直的规矩。在一个港口中，无论大小行店，每行公举才德兼备的人，正副各一人，共十位董事。凡是议事的规则，都像西商一样，设主席陪席来讨论议事的得失可否，什么事应先举办，什么事应力劝捐，什么方法可以联络南北洋的华商，什么力量足以收罗远近各地的才智。事情没有比创始更难的，广东地处天下之中，一人首倡，四方响应，南北洋的华商知道有此美举，必定同心协力，中外联合，不出一天就能成立商会。近来听说南洋职商有公函到香港，商议联合内地绅商，创办商轮制造等事，经过罗宸太守罗与三大令禀请理藩院衙门创设商务局，已经领札开办，后来因事中止，人多惋惜。创办轮船来往各埠，收回外溢利权，这是人所共知的。用商轮制为兵舰保护外埠华商，人们或许不明白。近来阅读南洋黄君某致书《知新报》，倾诉华商在外受人欺凌极惨。又说日本人万众一心，有受人凌辱者必共同报复，如雪私仇，外人不敢稍加侮辱。可知此会不容忽视了。现在天下五洲互通，四海浑茫，没有船舰无法飞渡。欧洲强国不惜重资购置战舰，以保护商民。所以各国商民向朝廷之心日益坚固。我们南洋商民一无所恃，能不令其寒心吗？有识之士说今天的天下是战舰的天下，确实是变局的大端，商家的要图。南洋商既有此志，应及早联合远近绅商，创设船舰，样式一如甲国。平时用以载客运货，若遇有警则用以保护商家先在羊石省会设一公司，作为天下华商枢纽，使得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南洋华商既屡受凌侮，推之东北各埠应无不同。人人同受此辱，则人人宜同此心，而思考如何自保。自保是什么？就是会。保商会就是会。我还有进一步的想法，近世会项一道有所谓两益会、三收益会等名目，宜仿其法行之。我们华人种类约有四万万之众，每人捐输一元，作为一大保商之会，也就是一大大保华之会。见诸施行，也就是一元之运会。其大将莫与京，其建树将不可限量。所难的在于得其人。然而一人之才不难，合众才为一大保商会之才则更难。以今日论保商亦非难，难在创设保商会之合力。倘若策力万众一心，振臂一呼，我知道黄种中血气之伦特之士必将发奋为雄，争相辅翼，建不朽之业立不拔之基，相与有成。国运天心在于此。由此推广，地球之中，自西徂东由南而北，联络一气，保我黎民合中外为一家，合中国为一人。不在此一倡一合之力，基之哉。

译中国宜兴博览会说

博览会在西方各国盛行，其制度始于英国伦敦，随后是法国巴黎，接着是奥地利维也纳、美国费城、日本东京。三十多年来，沿袭旧制而更加华丽，无所不备。英国、法国、奥地利不详其具体情况，美国则创办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即我国圣清同治二年。此前华盛顿于乾隆乙未年创立美国，至此已历百年，所以设立博览会以志庆贺。事先拟定章程二十五条，传布各国，请求将各项人工精巧的物品邮寄到会场，评定等级，相互比赛。其用意一为增进友好情谊，二为鼓励才能，三为使国与国相亲，民与民和睦，各自达到富强的事业，永远消除谗言邪恶的风气。这次盛会，参加的国家包括墨西哥、土耳其、瑞典、挪威、日本、俄罗斯、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英格兰、美国旧金山、英国新金山、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巴西、丹麦、巴尔多格、埃及、美国火奴鲁鲁、智利、秘鲁、荷兰、墨西哥，都输送货物以助成盛事。而我国也派遣江海新关李君小池航海前往，所携带的货物有雕漆、嵌金银丝、象牙、螺钿屏风扇子、花瓶、顾绣、刻丝、木制器具，都是极尽工巧，刻意讲求，为西方人所未见之物。博览会结束后，李君满载而归，概括其大致情形，写成《环游地球新录》。他说博览会建在城西北隅飞莽园内，基地广阔三千五百余亩，陈列物品的院落五十一座，各类物品院一座、机器院一座、绘画石刻院一座、耕种院一座、花果草木院，约计每日游历五十六里，需两个月才能游遍，这真可谓汇聚万物的精华，极尽天人的能事啊。日本博览会自维新以后已三次举办，第一次是在该国明治十年，即我国光绪三年，过了四年再次举行，到明治二十三年又举行第三次。承蒙副裁农商务大臣五岩村君邮寄海外招往券相赠，又得到友人岸田氏提供路费，才得以搭船前往。纵观曾设于东京上野的博览会，所陈列的都是国内产品，所以称为内国劝业博览会。计为本馆的有七座，美术馆、水产馆、农林馆、机械馆各一座，此外还有牛马舍、家禽舍、参考馆，共占地四万三千九百五十坪。会场中的执事官，除摄政亲王及农商务大臣外，多达一百七十七员。汇集全国二十九县及北海道厅的物产，一一陈列其中。入场者每日每人征收七十文钱，礼拜六减收三十文，礼拜日增收一百五十钱。而统计每日有一万人入场。虽然费用不菲，但仅计算游览收入，已可日得七百千文之谱。各种物品一经入会，即有人预先订购，约以闭会日取回。会场外商店如林，五色斑斓，任人选购。这种生财之道，不也超越寻常吗？然而，我曾听西方朋友说。各国设立博览会，并非以收取游览费为目的，也不是依赖货物畅销。实在是因为农商百工之流，局限于一隅，平日见闻不广，自以为是，就不肯刻意求工；自以为非，就或许怠于振作。所以必须让他们入会，比较优劣，显呈优秀者可获赏牌，劣者竟遭屏弃，然后精神各奋，工益求工，互相观摩，以达到完善。况且货物弃于地，人们或许未知，自经博览会的品评，而后知道园廛、漆林、山丘、坟衍，无一处不蕴藏美质，即无一处不可扩大利源。从而能使智慧日开，权利日辟。将来兵强国富，无不以此会为根基啊。

李君的话说得好：“我初观美国创办此会，似乎徒费；现在才知道志在联交谊，奖人材，广物产，并且借此通有无。一家所需，非仅左右前后所能备；而一个国家呢？此会也，举天下之技异能与夫万物之有益于国計民生者，毕萃于是。举数十国之交谊、尚好、人材之众寡、物产之美丑，〇心了然于前，然后益求其交誼何以敦而固，人材何以用而效，物產何以聚而备，并己國之人材亦因以淬砺，物產亦因以富庶。然則博覽會之設，非謀國之要圖乎？”至于日本，则曾与执政者互相咨询，都说：“初设博览会时，器物类多粗劣，未免贻笑于外邦；等到第二次时，粗者渐以精，劣者渐以美；第三次而尽美尽善，外国人都赞叹而称扬了。”那么博览会，固岂徒侈美观哉？也是商务中所必不可少者耳。中国自与西方通道，一切制作，往往效法西方：开矿也，行船也，制造枪炮战舰也。凡西方之所恃为长技者，中国皆能仿而行之虽未能与之并驾齐驱，而得其皮毛，也足以稍免

译外人轻侮我国，令人痛心。所惋惜的是，西方人每天将洋货运到中国，大到军火武器，小到日常食物，各种奇技淫巧，都用来消耗我国的钱财。每年白银流出海外，数量多得数不清。我国地大物博，各省土特产取之不尽；而出口海外的，只有丝和茶这两样大宗货物。近来日本、锡兰都产茶，法国、意大利等国都产丝，而我国的丝茶贸易却日渐衰败。此外，如瓷器、药材、草帽、边鸡、鸭毛等类，虽然也有西方人购买运回本国，但出口货物的价值还抵不上进口货物的价值，导致财富流失难以堵塞，国家日益贫困。有识之士目睹时局艰难，不禁发出江河日下的感叹。

我认为，要想振兴商务，应当从开设博览会开始。而且不必开设万国博览会，只需效仿日本的内国劝业博览会。为什么呢？万国博览会是希望各国的货源源不断地到来，让工商人士效仿其长处，弥补其短处。中国来自各国的珍贵货物，在眼前早已五光十色。我们既然不能像日本那样用心仿造并转卖出口，只会让人喜新厌旧，踊跃购买，这不仅不能使国家富裕，反而消耗钱财。

只有将各省内地的精华陈列在博览会中，让西方人看到后知道中国百货云集，精粗兼备，而且坚固耐用，远远超过西方，或许日后他们会逐渐购买适用的货物回国，商路从此四通八达，那么过去流出的银钱，在数年或数十年之后，难道不能一一收回吗？况且西方人既然喜欢购买土特产回国，那么制造货物的人看到其中有利润可图，自然必定会细心研究，这一方追求精巧，那一方更追求坚固，竞相钻研，无微不至，商人勤于经商，农民勤于务农，不仅全国没有废弃的材料，而且全国没有游手好闲的人。那么博览会的益处难道微不足道吗？

有人说，与其让土特产出口海外，不如我们仿造洋货，把外国的珍奇异物，一一由我们自己制造，也可以开辟财源，充实国家财政。不知道日本是因为土特产寥寥无几，所以想要仿造洋货来遏制来源；我国山川的精华，即使千万年也不会枯竭，只要不吝惜地利，就足以实现富国的良策。一定要舍弃根本而向他人取资，已经落入禅宗所说的“第二义”（次等做法），那么哪里比得上扩充物产，让百姓各有稳定职业更好呢？

因为谈论博览会而引申说及这些，不知道那些高官显贵是否认为我这个浅陋之人迂腐遥远而不切实际呢？

译创立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是什么？它是西方各国在战场上救护受伤士兵的善举。这个倡议由英国人提出，而由瑞典人实际完成。等到日本维新，藩镇叛乱兴起，在萨摩战役中，有栖川亲王身为大将，仿效这种做法，使得那些惨死于刀箭之下的士兵，都能死里逃生。如今欧洲、亚洲、美洲各国，除了野蛮地区外，凡是有教化的国家，无不相继兴起。这个组织没有兴起的，只有中国和朝鲜罢了。朝鲜国力孱弱，几乎不能自存，原本不在讨论之列。至于中国，声名文物照耀天下，王者之师最重视仁义，却任由士兵在效命疆场之际，断颈折腿，痛苦呼号，而没有人尽力扶持，拯救他们的困苦，这不仅心中不忍，而且难道不会招致邻国的嘲笑，而被他们视为野蛮吗？

回忆十多年前，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台湾设立伤科医院，广泛招收台闽两地聪慧子弟数十人，教他们战场医伤的技术，学成并考核合格后，带他们到上海，在租界工部局演习，广泛邀请我及西方朋友前往观看。那人腰佩利刀，左手持红十字小旗，肩上背着药笼和医疗器具，衣袖也以红十字为标记，在白草黄沙之中出入，施展其高超技艺，井然有序。后来他航海到天津，拜见当权贵人，愿意奔赴军营，但当权者不任用他，于是仍返回台湾。如今台湾已割让给日本人，此人也就久无消息了。

我的朋友孙实甫先生，是当今有心之人，他在日本经商，常见日本人在陷阵冲锋时，深深受益于红十字会，于是翻译了该会的章程，详细禀报给使署，请求批准回国创立。星使裕公虽然赞同他的话，但只是行文咨理衙门批复，而孙先生心精力果，志在必成，只是因为所需费用浩繁，急切间尚未能就绪，但如果能得到有力者的维持调护，应当不至于半途而废。

客人问：“红十字会救治受伤者的方法是怎样的？”回答说：“其详细情况不是千万言语所能说完的，现在试将大略说一下：当会中的医士前往战场时，器物须随身携带，最重要的是，用小口袋装描肠直针、弯针、各式利刀，紧系在腰带间，又用皮袋盛细麻绒布卷、象皮膏、止压机、葡萄酒、凉水、冰水、吗啡水、蒸馏水、节剪刀、石膏粉、鲸油、鸦片酒等，背在肩上，以备临时急救之用。其救人方法，分为四站。第一站，医士应当与战士同行，见到有受伤者，或用布被，或用安车抬到第二站，交代给那里的医士。第二站须设在离战场七百码或九百码远的地方，务必使敌军弹丸不能飞至。既有受伤者送到，医者急忙为其止血止痛，喂以美酒，保养其精神，并固定其折断的骨头，然后送交第三站。至于第三站，须离战场一千码，医士的职责在于查明伤势轻重，或截去肢体，或结扎血管，或整理碎骨，然后开列一张清单，送交第四站。那第四站名叫战地医局，须离战场约十华里至十二华里，受伤者由马车送到，即安置在养病处，按期施治，直到痊愈为止。以上虽然只说了大略，但红十字会固然遵循此例，即随军医士的条例也大抵相同，只是随军医只治疗本国士兵，红十字会则敌军也一律施治。”

有人说：“十字是西方宗教的标志，我国既不入其教，那么创立这个组织，不妨另立一个名称，何必就用它的名字命名，以致与那个宗教相混淆呢？”回答说：“这确实不必。红十字会已通行于欧亚美各洲，我们如果另立一个名称，那么各国会中人未必肯同舟共济。与其各行其是，导致失去辅车相依的关系，何不借用其名而得以互相联络呢？”

又有人说：“我国军中本有伤科，何必再兴此会？”回答说：“中国伤科向来没有真实本领，近来只有天津的北洋医学堂及京师德贞氏所管的医院仿行西法，颇能以三折称良（指医术高明）。但临阵医生务必朴实耐劳，与寻常施医者不同，而且军士多至数万或数十万，交战结束后，满目疮痍，岂是每营一两个医生所能胜任的？日本只是弹丸之地，而加入红十字会的人多达十余万人，昔年随军士赴辽东的也以万计，难道我国一两个医院中西法医士与营中挂名食俸的官医所能应付自如，足够分派吗？那么红十字会的设立，确实是当今切要的图谋，也是我这样卑微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来等待的。孙先生其有志竟成乎？我对此欣慕不已，愿为之执鞭。”

红十字会历史节译

红十字会起源于四十多年前，英法两国联合征伐俄罗斯，战于滑铁卢地方，兵连祸结，历经五年，将士死亡不可胜数，加之天灾接连而至，霍乱流行，山野之间，尸骸满目。英国女子南丁格尔，素以慈善著名，纠集同志，赴前线亲自为受伤者疗治，多方措置，恳切真诚，受伤者大为感激，几乎……

译他流泪沾湿了衣襟，这成为了救援患疮士兵的鼻祖，也是各国红十字会发端的源头。后来法国和奥地利在沙利夫贤利地方交战，士兵达三十万人，历经十五个小时，死伤者堆积如山，军医及护理病人的人数有限，不够使用，以至于士兵断颈折腿，痛苦呻吟，生死之间，几乎不容发隙。唉！如此惨状，稍有恻隐之心的人，难道会目睹而不心伤、落泪吗？瑞士人海痕利席那托托氏，对此深感怜悯，著书立说，发明战争救护受伤者的方法，广泛赠送给各国好善之士，请求协助，一时志士仁人，上自政府，下到议员，无不踊跃乐于遵从，经过几次集议，于是创立了红十字会。会中的主旨认为：交战时杀敌取胜，本是常情，然而那人既然已经受伤，应当没有彼此之分，一律为之施救，这才足以彰显一视同仁的精神。此后在铁若路那卡辣司之战中，凡是受伤的士兵，只要抛弃所持武器，敌国的红十字会也一律治疗，这是因为人爱生恶死，具有同情心啊。想到红十字会自创立以来，仅三十多年，而结盟者已遍布地球之上，各国政府相约遵守条约，不得违背。其名称称为某国红十字会，至于日本则名为赤十字社。追溯其由来，始于瑞士人海痕利席那托托氏所著的论说，有以感动人心，那么奠定其基础的人，难道可以不永远铭记感激吗？考察瑞士国会中的旗号使用红底白十字，日本则变通其制，改用白底红十字。世人不察，常说既然用十字，类似于耶稣教中的做法，殊不知土耳其也使用十字旗，看此则一个疑团难道不可打破吗？如今环球各国共同订立会中规制十条，互相缔结，当某某两国交战之际，会中人借息摇地方的一座屋宇，治疗两军受伤及患病者。门外十字旗迎风翻舞，兵舰即不敢向它发炮，以致伤害在院之人。如此则红十字旗的巩固，确实胜过金城汤池了。目前亚洲境内，土耳其已与日本结盟，共同遵守红十字会规则。第一，朝廷及政府须允许其在交战时治疗受伤士兵。第二，民间须知会中人一心以治疗受伤士兵为念，并无恶意。第三，凡在战时治疗受伤士兵者，须符合医学标准。必须能确守以上三事，才可承认其为同盟的红十字会中人。先前日本明治十九年，朝廷遍求各国允许结盟。各国政府查得会中所行各事，一一完美无缺，才欢喜地允诺。回溯明治十年西南之变，人民都畏惧战祸。天皇亲临大病院，省视受伤者所用的被褥，圣恩优渥，百姓都感激涕零。再追溯从前明治七年，中将西乡氏前往征讨台湾生番，番兵受伤不少。西乡氏命令一律施治，受伤者起初还畏惧，后知其出于仁心仁术，相与欣喜异常。等到明治十年萨摩之役，有志之士谋划设立博爱社，救护军中受伤者，赤十字社遂由此萌芽。到明治十九年，赤十字社才正式创立。天皇及皇后眷顾备至，任命小松宫亲王为总裁，并隆重赋予宫内、陆军、海军三省监督之职。凡入社者，不论官绅百姓，其姓名皆由宫内省上报朝廷，授予盟状，颁行规则。此时官民无不欣然入社，会员多达十万人，每年筹集资金巨万，在东京本社设立赤十字社病院。官民有病者，皆得入院治疗。此外各支社，以府县知事为长官，教育护理妇女，以备一旦事变，随营医疗军人。明治二十七、八年中日战争，清军受伤者，也进入日本赤十字社病院治疗，人所共见，并非妄言。至于社中的一切细则，容待他日详述。敬告普天下慈爱之士，广泛施行仁术，使炮雨枪林之中，士兵免于疾苦颠连，实乃我焚香祈祷之事。

译论西人创设天足会之事

天足会的兴起，是由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首创的。该会的章程，与戒酒会、戒烟会相似，旨在杜绝矫揉造作的弊病，解救骨肉拘挛的痛苦，其用意极其良善，方法极其美好。近日在西历十月二十五日，即华历九月初八日，居住在重庆的西方男女，再次聚会商议设立天足会的分会。当天赴会的人共有三十多人，共同推举未海姆先生为会长。其中有重庆医院的美籍医生麦揩南，他所医治的妇女中，常有因缠足而导致痈疽、废疾、溃烂，无法行动，遭受各种痛苦的，因此他心中怜悯，想设法废除这种陋习。西方人的用心，可以说无微不至了。然而中国的缠足，就像西方国家的束腰。束腰的装饰，相传起源于楚庄王时期。《尹文子》说：“楚王喜爱细腰，全国的人都面有饥色。”据此可知，中国数千百年的陋习，西方人竟然也跟着效仿。窥探他们的用意，也不过是学习那柔弱纤细的柳枝，随风欲折的样子，作为闺阁中取悦丈夫的计策，并非一定关乎母教典范或与众不同，这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同样是束缚身体，残酷程度等同于戴上枷锁刑具，竟然不能聚会商议禁止，设立社团劝告废除，一定要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苦口婆心，再三告诫，为此娓娓不倦，这又是为什么呢？妇女缠足不知始于哪个朝代，有人认为始于南齐，但考证《南史》中潘贵妃“步步生莲花”的记载，只说东昏侯凿金为莲花贴在地上，让贵妃在上面行走，起初并没有说她的脚纤细瘦小。只有韩偓《香奁集》中的“百屧子”诗说：“六寸肤圆光致致”，唐代尺短，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也已经很小了。至于《道山新闻》所载，李后主的宫嫔窅娘纤细美丽善于跳舞，后主制作高六尺的金莲，用细带缨络装饰，莲中放置彩色瑞莲，让窅娘用帛缠绕使脚变小弯曲，上面呈新月状，穿着素袜在云中跳舞，回旋有凌云的姿态，这就是后人莲钩弓足的鼻祖。自五代以来，都沿袭这种样式。中国之所以不能禁止，也是因为习俗沿袭，牢不可破，况且事关妇女，秽琐已极，是官员禁令所不及，士大夫口舌所不谈的，就像断发大身一样，存在而不加评论。难道是因为莲船盈尺，不登大雅之堂，一定要让世家大族区别于婢女赤脚的大踏步吗？如果说血肉凝结，容易生病，那也不对，身体所关，不分上下，气血相同。为什么不会累及西方妇女的腰，却唯独害了中国妇女的脚？其中的痛苦，不在于成型之后，而在于开始之时。所以如果能像鲍庄如葵那样护卫，自然不会有乐正下堂的伤痛。即使小腿比腰粗，痛苦深重也宁愿忍受剥皮的疼痛，不屑于登堂翘足，亵渎这鞋杯。我看西方人的行事，必有至理，难道不是因为中国尊男贱女，使得遵循礼法的女子，终身裹足不前于文章艺事、格致制造的途径，望而止步未免妨碍人事，阴戾天和？而妇女的观念不能彻底破除，不得不借助摧花碎玉的说法，用利害来打动，用安危来警惕。作为父母的，必然会产生摩挲保抱的亲情，不会有辣手狠心的事情。他们用心之苦，用意之深，难道是无识者所能窥测的吗？中国自三代以后，巾帼须眉，留芳彤管的人数不胜数。即使今天那些灵锺绣闼、秀毓兰闺的女子，尽有深明大义、不甘雌伏的人，终因跬步之积，不能至千里，未能像泰西妇女那样出门游历，足迹遍天下，为国家作股肱之助。即使月老丝牵，迎娶百辆，也专为中馈似续计，没有期望她们成为曹妻续史、苇母授经的人。唯独对裙底的钩必留心选择，津津乐道，置于四德之上。愚人的愚蠢，多么可笑！民间风俗有不觉得错误而实际受害的，这类就是。本朝自定鼎以来，男子服饰全部改易，女子则不加深究，听其自便，所以这种习俗至今仍然存在。现在看西方人设立盛会，名为天足，实有补救造化的功劳。将来闺闼有人齐驱并驾，安定我的素履，不再像以前那样欲进趄则？中国有用的人才，又增加数倍，风气渐开，生业日盛，勤勉努力，共同享受富庶。凡我士女，不将受此会的恩泽于无穷吗？有人说俗守不出闺门的训诫，动不动就说女子无才便是福，刚离开怀抱，就加以束缚，使之不能进退。自以为从此可以娴于妇道，举步不忘规矩了。哪里知道贤贞淫荡与手足有什么关系？褒姒丧邦，无盐治国，古代有明确的证据。舍本逐末，祸患不旋踵而至。这话，也可以告诉生女儿的人。世上有捷足先得的人，赶快前往医院之门，登上天足会之堂，步其后尘也可以。

论西国宜创行天腰会

五大洲都有陋俗，其他暂且不详细论述，就像女子受苦，中国是缠足，欧西是束腰，都是陋俗。自后世重男轻女，以女子姿容为玩物，而女子也只知争妍逞媚，务求取悦男人，于是男女道乖，阴阳没有并体之重。又

译夫妻之间，本有平等之义，若违背情理、败坏道义，却认为女子天生就该如此，可见积习之牢固难以破除。关于中国女子缠足之弊，梁启超在《教习一论》中论述得最为透彻，张之洞在《戒足会序》中也多次提到：“极度贫困的下层百姓没有不缠足的，从事农工商贾、打猎捕鱼等行业无法专心，身体虚弱倾斜便无法站立，无法背负重物，不利于奔跑，凡使用机器纺纱、织布、缫丝都不方便。”这简直等同于刑罚中的断足，或幽禁囚禁一样。他又说：“今日要开启民智，在于兴办学校；要强健国民，在于戒除鸦片；要凝聚民众，在于男女都能为国家所用。如果妇女缠足，穷人困于打水做饭抱孩子，富人奢侈于修饰，花费多而疾病多，遇到水火战乱无法逃避，况且母亲气血不足，所生的子女必然脆弱多病。几十年后，我们华夏子民几乎都会沦为病夫，任由外国践踏宰割而无法振兴。”张之洞这番言论可谓仁者之言，不惜苦心疾口，极力陈述弊端，希望民众听从。而中国近日戒足会推广得越来越广，许多世家大族都毅然实行，矫正弊病，去除疾苦，那些原本受苦的女子也多获得解放。不用等到二十年，纵然以前有缠足的女子，但后来出生的就绝不会再有缠足女子了。前年在华西方人曾创立天然足会，不分界限，劝导华人，足见其仁厚慈爱，推行爱护幼小之善心。然而是否想过西方也有束腰的陋习呢？西方女子无不紧紧束腰，以为这样体态轻盈，穿着窄鞋弓底行走则袅娜可怜，加上细腰长裙更悦目，却不知腰身紧缚，饮食必然不能多吃，且全身血脉也受阻于流通，怀孕保胎对生产并无益处。听说她们女孩小时候，母亲先束缚其身体，使之习惯以成自然，一天比一天细，其痛苦虽不及中国缠足，但瘦身束肤，对于体质强壮的女子尚且无碍，对于体质虚弱的女子绝非没有损害。我在外国每次参加茶酒会，座上有女客询问中国缠足之事，我戏答说大概就像贵国的束腰，彼此一笑。考察中国古时美人，如赵飞燕掌上舞，张静婉腰围一尺六合，都以细腰闻名。然而楚王喜爱细腰，宫中多至饿死者，可见强加修饰，终究伤害自然，终究不可行。如今西方没有倡导禁止束腰，与中国没有明令禁止缠足相同，然而明理嫉俗、力挽颓风的君子贤士大夫，所在多有。我私下希望有心于世道者，创立天腰会，广泛劝导推行，其对民生有益，关系国政，岂是浅薄小事？西方妇女读书穷理，习艺能文，与男子没有不同，我最为钦敬。其国家讲求卫生，保护妇女，都胜过中国。我的这番议论，恐怕会有人翻译告知，倡导实行的吧？

译美国费城商务博物会记

欧美各国建立国家，以商业为根本。商业的要约有两条，一是地理优势，二是制造技术。地理优势不外乎矿产和种植，制造技术千变万化，但都要从格致之学（科学）开始，依靠机器来衡量功效。各方用心思、斗技艺，日新月异。上层以振兴鼓舞为心意，下层以联络讲求为事务。这是大学生财的道理，也是《周官》中治理国家的经典，寻求古人的智慧，大概没有超过这一点的了。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礼失而求诸野”吧？廷芳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抵达美国，那年五月三日是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二号。美国商人在费城设立博物会，国家每年资助经费二万五千圆以完成此事。提前邀请廷芳前往，当时我偕同参赞汪大钧、随员周自齐、翻译锺文耀、何祜一同前往参观。到达后，美国总统以下的各部大臣、富商巨绅以及南北美洲各国的公使都在场。摆设盛大的宴席，致辞祝贺，参加宴会的一千七百多人，观看的又有数万人，欢声雷动，举国若狂，真是盛大壮观的景象，也是一项盛大的举措。

会中建造了一座广大的展馆，聚集了全球各国土地所产、人力所制的事物，如矿质、材木、菽麦、茶叶丝绸、麻棉、纱布、绸绒、陶器、金属器具，一切需用之物，分门别类，精细粗糙的都有。某物产自何处，销往哪里，价格多少，关税多少，运费多少，重量多少，长宽尺寸多少，详细记载。制造器具的人在这里学习，等待价格进行营运的人在这里观察，购买者如果看到某物畅销就仿效以分享利润，如果看到某物的制作不够完善就变通以追求极致。〇欧美商业如此兴盛，却仍然孜孜不倦地考究，精益求精。就像这次会中的人殷勤致辞，希望中国加入他们的商会，并说秋天派遣他们的官员哈巴到中国沿海各省，会同领事广泛考察中华物产，搜集罗列，并且在上海设立一个分会以回应华人的需求，并愿意与华商合作办理，言辞恳切。于是答应他们的请求，随即用西方语言回答以酬答他们的心意。

我认为美国人此举，确实对我国的商业大有裨益，不能拒绝，也不可以拒绝。然而利益所在，弊端随之而来，有不得不急切寻求振兴的原因，为什么呢？中外通商，已经几十年了。中国每年销售洋货数以千万计，金银外流，织机空转，而中华物产如丝绸茶叶的销售数量日渐减少。其他如毛羽棉花，洋人虽然贩运出口，仍然织成绒呢布匹进口以获取华人的利润，其余微小物品获利几何？而且装载洋货销售给中国的是洋商，没听说华人出洋采办；收购土货销售到外洋的是洋商，没听说华人出洋经纪。舟车的便利，洋人独占；税收的规则，洋人掌控。以此来说通商，通商在哪里？现在如果让多载洋货来到中国，再广泛购买土货出口，恐怕土货中便于人们使用的，他们必定多方仿造，而我们的销售更加停滞；洋货中向来没见过的，人们必定争相购买，而他们的销售更加畅通。这是进入我的房间，拿着我的矛来驱逐我的人啊。但如果能够变通以尽利，那么转变很快，财富可以立刻得到。

拟请命令海疆督抚，访求熟悉洋情、精通商务、家道殷实、才具明通的人，命令他们厚集股本，设立商务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美国的纽约。等到哈巴来华时，由地方官优礼相待，公司与商人订立合同，赴各省察看货物，哪些适合销售，哪些获利，然后一一办理运往美国，每种各出少许，放在博物会中等待好价钱。如果某物不适于用，其制作不适合时宜，其精美不及他国，其尺寸重量不合于舟车，则函告国内变通，务必迎合喜好。各国新出一物，必定寻求其制造之法，让华工在洋学习，待其精熟后回国教授。此后有自愿出洋另设行栈的人，报明公司发给执照，仿照其成法，互相联络，价值统一，不允许扰乱争夺。内地工艺各厂，可交给公司代售，物品如果不精，展示外洋新式，使得能够改进制作，并请略仿西例，稍加鼓舞。

开办之初，商力不足，官府借出巨款，每年筹缴。公司出洋土货，即使不免税，也必定格外轻税。富民之后，必定有效。更可自办洋货回华，请求在外国免出口税。如此辘轳转运，不仅公司获利，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约有数端。西国以商为本，美国是民主之国，商务尤其重要。现在的商人，就是日后的议绅，甚至总统执政由此选拔。以商务相联络，就是用来敦睦情谊，巩固邦交，这是利益之一。中国物产本来极其丰富，五金各矿遍地都是，而开采未尽，如法炼冶不尽合宜，所聘矿师又不是上等，纵有良才，未能利用。此后每开一矿，将矿质寄往美国考验，与此间何矿相等，就用何矿炼冶之法，而五金就出来了。山林农田水利种植，考察农部，辨别土性以兴地利，购买机器以辅助人工。其他如碾谷磨榨油酿酒诸法，一一更加求精美，那么粮食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哈喇绸等物

译中国所出产的货物确实精良且廉价，只是因为颜色、尺寸与洋货存在差异，不符合西方人的使用习惯。如今若能探究其中的原因，稍微改变旧有的样式，就可以贩运出口，能够开辟固有的利源，能够杜绝外人的侵夺，这是第二个好处。从前中国的货物都依赖洋商代为贩运，一两个洋商占据垄断地位，就足以控制成千上万华商的生杀大权。就像丝绸和茶叶这两项行业，富商大贾倾家荡产的不可胜数，固然因为挑选制作未能尽善尽美，也因为洋商有意把持。洋商停止收购，华商就束手待毙。如今如果自行贩运，那么洋人千家万户都可以向公司购买使用，洋商怎么能阻遏？如果挑选制作有不如人的地方，就应当寻求新的方法加以补救。其他以往未曾流通的货物，也可以大量运输销售，开辟未曾开发的利路，挽救濒临断绝的生机，这是第三个好处。洋商的行店，资本动辄超过百万，屋宇的宏伟华丽，商伙的丰厚待遇，比起华人不止十倍，而洋货来到中国尚且获得无数利益。如今公司如果能够采购办理，既节省了浮费，价值必然低廉。洋商如果想要竞争销售，也必定会降低自己的价格，银钱由此流出，可以稍微节制其流失，这是第四个好处。从前华人出洋，大抵都是游手好闲、亡命之徒，或者卖身或者受雇为人做工，做工期满后积累资金转而经商，不过运送华人日常所需，以谋取华工的利润，人多粗野强悍，货物极其细微，动不动就引发事端，最被西方人轻视。近年美国禁止华工，无非以此作为借口。然而禁止华工，是工党的主张，那些富绅仍然认为华工勤勉廉洁可以任用。如今让真正的商人填补其中的空缺，既可以消除他们的轻视之心，而且可以联络绅富，或许可以为华工重新开辟生路。这是第五个好处。侨居国外的百姓生计日益困窘，流徙异乡，冻饿令人担忧。问他们的职业，不过是洗衣、种地等工种，本来没有一技之长，哪有谋生的办法？如今若能略微兴起工艺，提供资金让他们学习，将来回国教授，又可以多兴办艺厂，安置游民。通商之后，接着推行惠工政策，这是第六个好处。只是开创事业，开始最为困难，要在前面多方鼓舞，在后面设法维持，将来确有成效，然后推广到各国。各国即使不愿意，既然已有成例，自然容易措辞转移，关键就在于此时。日本不过是一个岛国，维新以来，工艺的兴起，商务的兴盛，几乎与欧美两洲并驾齐驱。中华地大物博，什么利益不能兴起，什么事不能做？然而既已让祖先生得先机，又模仿邯郸学步，时局艰难正急，元气凋残，不兴办商务就无法使民生富足，不疏通利源就无法培育国脉。圣人治理天下，富裕先于教化，粮食充足先于兵员充足，当务之急，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识时务的人，应当不会把这话当作空谈。

译论瑞典国将召开新闻大会

瑞典国在斯德哥尔摩首府举办博览会，同时召开各国新闻同盟大会。瑞典国两位将军亲临会场，主持同盟的各项典礼，聚集各国新闻馆主，共同响应，陈述新闻事业的利益，并且互相赠送颂词。此前瑞典政府已行文给日本，特意邀请大阪《朝日新闻》馆主前往参会。〇因为《朝日日报》风行天下，每日印刷量达十四五万份之多，号称亚洲新闻之首等等。唉！由此可以看出，欧洲各国重视新闻报纸，与中国确实大不相同。欧洲各国治理国家，秉持最大的公正，实事求是；中国的政事则一心营私，敷衍塞责，一件事如此，事事如此，一个人如此，人人如此，固结不解，牢不可破。近代以来，似乎感觉更加严重。等到与欧洲各国交往接触，只惊骇于各国为何如此富强，徒然惭愧我国为何如此贫弱，既然相形见绌，于是逐渐变法改图。然而积习已深，突然难以纠正，又不明白新闻日报的好处，担忧地说：“我已经变法改图，只效法欧洲；我已经追随学习，谋求富强；但对于新闻报纸却像仇敌一样厌恶，抛弃不顾，认为这不过是街谈巷议，怎么足以辅助国家政务？”却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本来与欧洲有着相同的制度。古语不是说吗：“舜帝喜欢询问并考察浅近的话，禹帝听到善言就礼拜。”先民有言：“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以明目达聪。”帝王尚且致力于此，何况下面的人呢？圣明的帝王贤能的君主尚且致力于此，何况次要的人呢？想要谋求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如果下情不能先通达于上，试问从古至今，有这样的道理吗？幸运的是，欧洲各国向我展示了成效，而我却不急于效仿。私下认为，除了香港一区仍属于外国，遵循英国的制度，所开设的报馆尚且可以风行；至于澳门及上海等地，虽然各自开设了几家报馆，但都托名欧洲商人，没有敢自树一帜的，也可以看出其受制于地方官员的情况，实在可笑。听说我皇上励精图治，也很愿意通过民间的新闻报纸，借以向下考察舆论，但因为朝廷大臣和疆吏奏请，认为不能上达天听而作罢。又听说常常命令内侍秘密探听呈上观看，也不过是选抄几条无关紧要的内容进呈，以致下情终究不能上达，认为这样才符合国体，不也很奇怪吗？如果内外臣工，无论尊卑大小，都痛心疾首，全不认为新闻报纸是好的，甚至深恶痛绝。只因为各报出面者全是洋商，如果有一件事不对，一项政策失误，提笔直书，指斥其过错不少，庇护官吏的人看到后，往往照会各国领事，向报馆查问，心中发誓一定要严惩报馆中的人，以发泄愤恨，而领事以西方法例回复，说这本来就是报馆的章程，如果没有真正的冤屈，不可以置于法办。一语化解纷争，不知有多少次，所以中国的报纸终究不如泰西畅行，只有商务中人喜欢阅读罢了。凡是一家报馆一天，如果销售超过一万份，就不可多得，比起日本尚且不及，何况听说欧洲各国呢？现在果然将在大会开启之前，特意邀请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馆主前往瑞典加入联盟，陈述利益，荣耀何如？既然日本这种风气已经大行，适宜其富强的契机已经昭昭在人耳目，而我中国则远远落在后面。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兢兢业业地以修路开矿、广设学堂、置办厂局为务，纷纷扰扰，举国如狂，而其中的筹划只出自朝廷一两个臣工及封疆一两个大吏，并非不博采兼收，但策略也寥寥无几。哪里比得上日报采集各国书籍，都是实事，有必须记录的，有异常必刊登，汇集成编，日更月易，源源不断，层出不穷。如果并蓄兼收，集思广益，其对国家各项大政的裨益，正非浅薄。欧洲固然依靠这个以致富，即使日本也因此而增加声誉。其中道理，在中国只有三代以上的人能知道，在外国则君民上下眼前无不知晓。正因为深知其中道理，所以能深信不疑，而瑞典国更召开大会以联络之，如果不是这件事对国家大有利益，难道肯如此郑重吗？希望我中国人破除成见，一心振兴，上自朝廷，下至百姓，无不秉持最大的公正存心，以实事求是为务，不畏人言反而喜人言，不讳己过而愿闻己过。请在朝廷宏开报馆，多多益善，处处相同，上下没有隔绝之形，君民没有悬绝之弊，久而久之。又久，自然而然，国富兵强，政事成功风俗美好，又何难与欧洲日本并驾齐驱，以恢复我唐虞三代的盛世呢？因为瑞典国将召开新闻大会，纵论如此，以征表重视新闻之意，其中大有深意啊。

覆李提摩太书

两广总督陶模

久闻大教士的名声，〇踪迹相左，不得一见

译每次阅读您翻译的书籍，其中新颖的道理和精妙的言辞，我固然已经听闻了一些。像您这样的大教士怜悯我们中国，不远数万里而来，希望我们四万万人在德、智、力三方面都能进步改良，从而跻身于文明的最高境界，这种宏大的愿力，自贵教传入中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果不是玛利、孙利、玛窦诸位先生，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大教士过去在齐鲁之间传道，声望极高，等到来到上海，规模更加宏大，又翻译了一百多种书籍，风行于二十一个行省。凡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教育、学术、技艺，我们中国士人得以窥见其大概的，都是大教士实际开启的。虽然如此，这并非大教士一个人的功劳。贵教视人如己，其教义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以创立教派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收效深远，不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假使欧美各国的教士在中国传教，人人都有这样的苦心毅力，那么造福我们中国的益处哪里会有穷尽呢？现在承蒙您不弃，从远方寄来书信，对我的奖赏和赞许非常厚重，对我的期望非常深切。我自忖浅陋，惭愧不敢当。承蒙赐予《万国通史前编》，我翻阅了一遍，对欧洲、斐洲（大洋洲）政治教育的起源，种族学问的开端有了清晰的认识，以古代印证当今，确实是学者不可不读的书。其中正编和后编两编最有利于实际应用，不知道哪一天能成书，尤其希望能先看到。《译书要义》以及《速兴新学条例》，条理井然有序，而发挥《译书要义》尤其透彻精辟，如果能按照这个原则实行，几年之后，中国的译著将大有可观。如今和议已经确定，学校将要兴起，需要的书籍一天比一天多，不广泛开设译馆不足以完成这件事。近日文人喜欢从日文翻译西方书籍，也是由于受限于人力财力，不得不如此，然而辗转翻译，既担心内容不全，也恐怕落后于时代，自然不如您所说的直接翻译西文那样好。我应当与江苏、湖北两地商议，筹措经费，辅助这一盛举，以符合大君子维持中国的宏大心愿。虽然近来国家财政紧张，又须筹措赔款，督抚在筹款一事上很为难，但翻译书籍是使中国富强的首要任务，不敢因为困难而停止。只是我个人的愚见，曾经认为中国学者详细考证古代，对于证明当今，所以学术逐渐流于无用，而守旧的人固执己见，不肯讲求新理，其根源也在于此。现在的学者应当以全力详细考证近代的政治学术，一切以实用为主，至于上古中古的事情，虽然追溯源头，也应当涉及，但应当用余力去做。用中国人考证中国的事情，对于古代还可以稍缓吗？欧洲、斐洲的古代事情相隔数万里，相距数千年呢！虽然欧洲古代学问与中国古代学问，途径不同，用意也不同，但也是因为学业兴盛，所以学者才有闲暇去探究古今的得失分合。如果现在的中国对于近几个世纪兴盛衰亡的原因，茫然不知的人还比比皆是，却突然展示西方国家的古代事情，他们不惊讶得如同银河无边无际吗？这是为什么呢？因此现在的翻译书籍，在于翻译泰西的政治新书和各种工艺，而政治之学尤其以各种政治的详细章程最为迫切，如果能够依次翻译刊印，清晰完备，那么中国士大夫既明白西方政治的美好完备，就没有理由怀疑议论，而朝廷变法也有资取之处。至于工艺之书，中国已经翻译出版的，都是几十年前的旧本，不足以考证寻求新方法。现在学堂正要广泛设立，势必不能普遍聘请外国教习，即使学堂学生也不能都学习西文，想要考证欧洲学术技艺，除了译本还有什么办法呢？大概振兴中国的策略，政治和学术技艺两者并重，但其中有所分工：政治，是上层的事。在上位者不讲究政治，只羡慕西方的学术技艺，那么本末先后的顺序已经混乱，虽然每天模仿西法，终究没有成效，这是国家过去的事情。学术技艺，是下层的事。文学的进步，商务的扩大，工艺的精湛，这是在下位者所能自己做的，不是上位者所能督责的，也不需要上位者督责。现在一切都不做，只是每天高谈阔论，褒贬政治的得失，以此讥讽朝廷，士气日益嚣张，空谈有什么补益？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

译既然如此，翻译书籍的人，选取西方国家已经实行且见效的政治制度，考察其成熟的法规，详细翻译其书籍，以供在上位者取用，这件事固然不容迟缓。而广泛翻译各种学术技艺，使中国士人百姓增广见闻，扩充智慧，正如大教士所说的开启民智，尤其不可不急切从事。我这些固执浅陋的意见，还希望予以采纳。

况且中西交涉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与欧亚和平大局关系最重大的，就是传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的景教，等到利玛窦东来，教堂才开始建立，从明朝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时间不能说不长。然而在乾隆、嘉庆以前，未曾听说有仇视宗教的事情。自从传教被写入条约之后，闹教的事件便日益严重。到了义和团匪乱，祸变达到了极点。

义和团匪猖獗无忌，愚昧顽固，虽然野蛮行径不过如此，难道只是东西各国应当仇视，就连我们中国又何尝不痛心疾首，恨他们挑起中国的争端，败坏我国的名声呢？各位教士来到中国，一以行善为宗旨，设立教堂，开办育婴堂，施医赠药，建立学校，凡是用来美化人性、延长生命、开启智慧的事情，也已经无微不至。这应当是中国人民敬爱不暇，却反而以怨报德，横加恶名，纷争不止，甚至发展到残杀的地步，致使贵教的士人不得已而与官吏争胜，更不得已而凭借势力来伸张正义。这难道是各位教士怜悯爱护中国的心所愿意看到的吗？这是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啊。

我们中国人心中，向来没有嫉妒排斥异教的思想，就像佛教传入两千年，儒生中间偶尔有言论抨击它的，但民间与僧侣始终相安无事，焚香膜拜且遍布天下。贵教诚恳真挚，与人为善，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么民教相仇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宗教本身，这是可以知道的。不是因为宗教而起争执却达到这种地步，其中必有原因，大教士不可不察。

传教之初，是否信教，完全听任自然。等到道光以后，停战议和，才开始将传教内地列入条约。中外发生争端，只是因为通商的缘故，与宗教无关。只是传教的条约，既然因为战争而订立，于是中国百姓认为外国传教，只是凭借势力相逼迫，疑虑畏惧之心便产生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基督教规本来极其严肃，只是听说教会定例，以入教人数的多少作为教士功劳过失的考核标准。那么立法就不免产生流弊。在教会最初的意图，只是考察教士的勤勉懒惰、信教的兴盛衰微罢了，没有其他缘故。然而神父牧师只想要教民众多，认为功劳在于信教者的到来，来不及仔细选择，限制贤良与否，好坏混杂，混淆不清，教案的兴起，往往由于这个原因，这是第二个原因。

入教的人良莠不齐，于是争讼的案件日益增多。教士干预诉讼，起初只是有关教务的，不得不代为申理。积渐日久，即使是寻常的户籍婚姻、田土案件，也往往出面说情。教士远来中国，对地方情形怎能深入了解？只凭教民一方面的话与官府争论，地方官因为外交的缘故，不免有把曲说成直、把是说成非的情况，百姓既然受了委屈，从而产生怨恨，这是第三个原因。

虽然如此，安分的良民即使有冤屈，也一定不肯起来发动事端；那些滋事的人，一定是奸民无赖，借仇教为名，耸动乡野愚民，趁机起事，以便实现他们掠夺的计谋。这种教案，大多以赔偿议结，而赔偿只由地方及绅富承担。那些奸民无赖，贫穷得没有立足之地，赔偿再多，与他们何干？在教士的意思，难道不是说重责赔偿以警戒将来吗？不知道赔偿的是甲，滋事的是乙，彼此不相干，从哪里起到警戒作用？况且因此绅民对宗教的忌恨更深，奸民反而更加得志，这是第四个原因。

前面的一个原因，偶然在开始时无可辩驳，而且事情在几十年前，也已经渐渐淡忘了。后面的三个原因，则是当今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切近的了。各位教士如果认为这样，那么希望慎重考虑。

有人说中国刑律严重，所以教民诉讼，司铎不得不参与，这又不对。中国动用刑讯的案件，只有盗贼劫掠是这样，用于命案的已经很少。如果是寻常双方争讼的案件，即使是严酷的官吏，也没有动用刑讯的道理。现在教士对于盗贼案件未曾干预，即使是命案也不是常有。他们每天与官吏争辩的，只有双方控诉的案件罢了。大教士游历内地，也已经多年，果真看到地方官吏遇到双方控诉的案件，擅用重刑的吗？那么中国刑罚即使比西律为重，难道能无缘无故加在教民身上吗？而教士干预其间，不是因为重刑的缘故，这是可以知道的。

几十年前，中外情形未能明朗，官吏嫉教的事情，确实不能说没有。至于今天，也人人都知道贵教应当被敬礼，而教民不可被屈抑。况且教民因为有恃无恐的缘故，无理取闹，是常有的事。官吏身负地方责任，以无事为第一要义。如果能够民教相安，即使委曲求全，也不顾惜。谁肯袒护百姓压制教民，来招致各国领事的诘问呢？而各位教士还担心官吏与百姓勾结，来鱼肉教民，这也太过分了。

以地球之大，人种之繁，古今之……

译时代久远，其间各自有明智哲人出现，所建立的教化怎能没有差异？然而通达大道、阐明真理，使人们悔过自新、改恶向善的宗旨，从未有过不同。因此，教化是公共的事业，而非私人的事务。既然是公共事业，就不应当有所界限。这应当是没有国界、没有种族界限，甚至没有宗教界限的。信奉我们宗教的人，我们爱护他们、珍惜他们；不信仰我们宗教的人，我们也同样爱护他们、珍惜他们。爱护他们，是因为他们同为上天之子；珍惜他们，只是惋惜他们不遵从我们的教化，不能去恶向善罢了。如果因为宗教不同的缘故，就嫉妒他们、厌恶他们，甚至动用武力去争夺，这岂不是大大辜负了上帝好生之德，也辜负了教主爱人的本意吗！如今基督教传道的信徒，无论多远都前往传播，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没有国界、没有种族界限。但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似乎还存在歧视的观念，莫非对于所谓的宗教界限，还未能做到公正无私、胸怀开阔吗？凡事本来有缓一缓才能推行，急迫反而更加受阻的情况，阻力产生于急迫之力，这是各位教士所熟知的。自然与勉强之间的分别，各位教士应当加以留意。如今大难刚刚平息，百事重新开始，大教士受聘入京，确实具有扭转局面的力量。我凡模所说的这些话，也是希望贵教的声誉更加美好，教化引导的盛况，能遍及无穷，推广得更远，与我们孔孟的教化共同承担觉悟世人、启迪民众的责任，以造福我们四亿人民，从而永远巩固五大洲停止战祸的和平局面，以成全大教士长久以来的愿望。因此我详尽陈述这些琐碎之言，恳请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