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七　理财部十二　漕运

译卷六十七 理财部十二 漕运

漕运议

任源祥

夏、商、周三代有进贡的道路，而没有漕运。漕运制度的设立，始于汉代，在唐代、宋代逐渐变得重要。自从元、明两代定都燕京以来，京城和边防的粮食供应依赖江南，漕运显得尤为重要。漕运的事务，没有比运道更优先的，其次是运法。这两者都有以往的成例和成效，但也不免有变化带来的弊端。可贵的是能抓住关键，并真心实意地推行，务必对国家军事和百姓有所裨益，使百姓不陷入困境。请先谈谈运道。燕京的运道有两条：一条是海路，一条是河路。元代主要依靠海运，明朝初期也专门督管海运。海路有四条：一条从灵山洋出发，抵达成山；一条经过黑水洋，到达成山，这两条都是朱清、张暄开辟的；一条从黑水大洋出发，取道成山转向西，比前两条更为便利；一条从淮安向东，经由登州、莱州停泊于天津，原名叫北海，中间多岛屿，可以避风，更加安全便利，这都是殷明开辟的。海运迅速便利，但损失沉没的船只很多。永乐十二年，会通河修成，元代韩仲晖开辟了这条途径，明代潘升扩大了它的利益，于是废除了海运。从此海运不可轻易议论，所议论的只是河运罢了。会通河是运河的咽喉。南面连接黄河，北面连接御河，从沽头到漳河、御河，共四百五十多里。中间以南旺河为脊背，引汶水注入，分流向北到漳河、御河，地势下降九十尺，设置十七座闸门；分流向南到沽头，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置二十一座闸门。地势的高低，形势如同倒水，所依靠的就是闸门。一节一节地设置闸门，适时地蓄水泄水，谨慎地开启关闭，勤勉地修缮治理，这是会通河的既定法则。遵守既定法则并更加谨慎，虽然有时遇到旱灾会有艰难的忧虑，但不会有不可预测的危害。至于黄河，则是运河最大的利害所在。淮安、徐州之间八百多里，依靠黄河来通航，可以说是极大的便利。而黄河迁徙突然，没有十年不变的。隆庆四年，损坏船只多达八百艘，淹死人多达一千多人，损失粮食多达二十二万六千石，那么黄河的危险，与海运的危险相差无几了。因此治理漕运与治理黄河，常常互为表里。黄河决口，自古就有，向南迁徙后决口更加频繁。其向南迁徙，汉代有顿邱的决口，宋代有澶渊的决口，这是黄河自行溢出而侵蚀淮河的情况。隋代引汴水并疏浚它，使南明依靠它进行漕运，并遏制它使其向南，这又是人力强行改变黄河以夺取淮河的情况。从宋代以前，黄河虽然向南，但向北分流，水势减弱，所以溃决还比较少。到了明代，在北岸筑堤，使全部黄河水冲向淮河，淮河不足以抵挡全部黄河水的怒涛，所以溃决更多。因此黄河有利于漕运，也就侵蚀漕运。所以说：黄河是运河的祸害。李化龙说：“治理黄河的人，不是不知道分流疏导，上游疏浚下游排泄；而是这项工程刚完工，那里的祸患又兴起。浪费金钱于无用之处，抛弃民力于洪涛之中，实在令人浩叹。”〇黄河本性向北必然强劲，向南也必然强劲，而完全让它向南，适宜它屡次决口而不可治理。从今以后，黄河只要不决口就算了，黄河如果决口，以前决口向南的，未必不会决口向北；以前决口向东南、向正南的，未必不会决口向东北。如果顺着它的决口顺应它的本性，引导它向东北，让它由汉代王景治理的德棣故道入海，那么黄河本性既顺，黄河就可以没有祸患了。黄河没有祸患，那么漕运也可以没有祸患了。如果说漕运没有黄河就不通，那么又有万历初年舒应龙提议开凿泇河，以避开黄河的危险，李化龙继承他的说法并完成了它。从夏镇到直口，共三百六十多里，避开黄河三百多里，可以不陷入吕梁二洪的危险，而漕运赖以安定。由此说来，徐州、淮安之间不通过黄河而疏通运道的，本来就有。大禹在徐州的贡道，就说：“浮于淮泗”；在青州，就说：“浮于汶达于济。”那时汶水可以到达济水，泗水也可以到达济水。现在既然遏制汶水作为会通河，也可以引泗水以到达会通河，而洸水、沁水、沂水、泲水等，都可以资为利用，哪里说不是黄河就不能利用呢？以我的观点来看，治理漕运以不使用黄河为上策，治理黄河以引导它向东北为上策。如果害怕改变创新，拘泥于成见，那就不过多设支流，放宽河道，加高堤防，而侥幸希望溃决稍微推迟罢了。

请其次谈谈运法。运法有两种：一种是军运，一种是民运。海运的使用，招募民夫本来就不必说。永乐初年，水陆交替运输。十二年，设置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个仓库，实行支运法。递运、支运都用附近的军队转运交接。十六年，初次命令民运。江浙湖广及苏州、松江等府运到淮安仓，河南、山东及淮安、徐州等处运到临清仓，而支运照旧。正统年间，民运直接到通州仓交纳，而留在四个仓库的支运也照旧。大体上军民各承担一半的劳役。宣德五年，将江南民运改为兑运，因为民运多耽误农时，而军队又空船往返，命令百姓在瓜洲、淮安两处加付损耗，兑换给军船。成化七年，确定长运法。兑运，是命令百姓在瓜洲、淮安两处加付损耗兑换给军船领运。长运，是命令瓜洲、淮安兑运的军船直接前往各州县水次领兑，百姓加付过江损耗，视远近为差别，而四个仓库存留的仍然由民运交仓的，一并兑换给军船，这就是所谓的改兑。兑运、长运的法令实行，百姓得以安定

译漕运之事，军队得以丰饶，军民双方都便利，于是定为每年的定额。每年运米多达四百万石，国家储备充足，确实是不可更改的好法令。但是损耗至今反而增加，它的弊端在哪里呢？兑运的江、湖、浙地区最远，每石加耗米七斗六升，再加一平一尖，所以有尖米、耗米。每石明确赠送两尖一斗，又每石加耗六斗，除去四斗作为船作耗，剩余三斗六升折银一钱八分，称为“三六轻赍”。苏松等府距离次远，每石减耗一斗，折银一錢三分，称为“二六轻赍”。凤阳、淮安的轻赍与苏松相同。山东、河南每石加耗三斗一升，连同尖米共四斗一升，其中除去二斗五升作为船作耗，剩余一斗六升折银八分，称为“一六轻赍”。而在长运加耗之外，又加米六升。江西再加过湖米七升。四仓改兑没有两尖米，浙江每石加耗四斗二升苏松加三斗二升，凤阳、淮安、扬州加二斗七升，其中折米二升换银一分，称为“折易轻赍”。〇斟酌得十分恰当，著为法令典章。而运军到达京、通，除了两平交兑外，别无花费，所以轻赍耗米充足有余。为何权势显赫的官员和胥吏把运军当作奇货，横征暴敛层出不穷，剥削日益加深，自己甘心做开端者，而羡余扣除的条例设立自三佐封，而搜刮使用费的弊端滋生更多，如茶果厘儿、小荡救斛之类的名目，不可枚举。用斟酌确定的轻赍耗米，果真能满足无厌的需求吗？运军在正耗轻赍之外，另有身家作为赔累的资本吗？所以舍此取彼，上行下效，是必然的趋势。费一索十，借名勒索，也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两尖已明确计入加耗，又有淋尖、踢斛、抛剩、漫筹等名目加米六升，多次斟酌确定后，又加至一二斗不等。轻赍银已由官府征收解送，又加兑费，每石四五钱不等，甚至有至一两者。顺治八年，浙江按察使杜果题定嘉兴、湖州、杭州每百石截头银三两七钱六分，遵行有案。不到一二年就加倍其数了。顺治末年，台臣周季琬题定苏松等府每百石兑费银五两，遵行有案，而当年即加至十两，反而以十两为官定兑费，而私自加征至今，或五六倍，或七八倍不等。其余如折席、背手、纲司剥之类的名目，不可枚举。唉！从京、通来看，运军如同鱼肉；从州县来看，运军如同刀俎。将勒索定为运军的重罪，而运军被人鱼肉的情况，实在可怜。如果放任他们在里甲中勒索，而里甲何辜？正供尚且不能办理，更承受这无厌的需求，尤其可怜。俗话说：“十羊九牧”，试着起来询问现在管辖漕运的人，从上到下，有不向运军索取常例的吗？运军的常例，有丝毫不出自百姓膏血的吗？所以剥削运军就是剥削百姓，剥削百姓就是危害国家，深可痛惜。我认为想要恩惠百姓，从运军开始；想要整顿运军，从胥吏开始；想要厘清胥吏，从官府开始；想要端正官府，从朝廷开始。朝廷首先不贪图扣除之利，而更能得到廉洁干练的大臣，痛革前弊，彻底澄清运法，或许能有所好转吧？所以说运道以治河为主，所贵在审识大势，因地制宜，不局限于眼前的安逸，而讲求万世之利。说运法以剔蠹为主，所贵在发株掘根，清源及流，不只为摘发之能，而确见画一之效。借助筹策，选择人来担任，不可忽视啊。

译漕运

陆陇其

漕运的制度，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是没有的。依靠漕运来充实国家财政，不过是秦汉以来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京城地位如此重要，却要从遥远的地方获取供给，天下太平无事时，就有官吏侵吞渔利、拖延误事的弊端；天下发生变故时，就有咽喉要道被阻塞的忧患，这实在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应当以三代的制度为常规，而以秦汉的制度为权变。顺应权变，是为了获取一时的利益；恢复常规，是为了做万世的打算。所以我私下认为，漕运本身无所谓得失。漕运数量的多少，就是得失的体现。汉朝初年，从山东运粮供给中都，每年不过几十万石；到了后来，每年达到六百万石。唐朝初年，每年不过二十万石；到了后来，三年累计达到七百万石。宋朝初年，也不过几十万石；后来四条河流运输的粮食，达到五百五十万石。之所以不得不增加漕运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供养的士兵太多，多余的官员没有完全裁撤，西北的荒地没有完全开垦。如果不消除导致漕运不得不多的根源，而逐渐恢复到不靠漕运也能使国家富裕的方法，却只在漕运的得失上斤斤计较，不是太偏重细枝末节了吗？

国家定都燕京，仰赖东南地区的供给，漕运是最为重要的事务。现在想要突然废除漕运，形势上固然不可能；但如果认为国家富裕的根本专门在于漕运，那就不是我敢认同的了。我请求先就漕运本身来讨论漕运，然后慢慢探究其根本大计，可以吗？运输延误期限的原因，是因为沿途的滞留。想要沿途没有滞留，最好的办法就是责成督粮的各位大臣。旗兵军官侵吞粮食的原因，是因为收纳不精细详实。想要收纳精细详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责成管仓的各位大臣。黄河危害漕运的原因，在于将漕河的水全部排入大海。所以在黄河决口的年代，陆地上受水灾之苦，河道中受干涸之苦；水势上涨时受水灾之苦，水势退去时受干涸之苦。齐鲁地区受水灾之苦，漕河受干涸之苦。治理的方法，与其让漕河避让黄河，不如让黄河避让漕河。黄河的水势，汇聚在一起就会自然溃决，分散开来就会自然枯竭。如果能在黄河的南北两岸，考察地势，分流支流，条理分明地分开它们。大的形成河流，小的形成沟渠，那么水势分散而黄河安定，黄河安定而漕运安定。这些都是就漕运本身讨论漕运，是当今的好策略。但是使国家富裕的根本，却不在于此。使国家富裕的根本，必定在于开垦西北的闲置田地，并减轻东南地区的运输负担吧？开垦田地之所以没有成效，不是因为开垦田地困难，而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天下如此之大，难道没有像赵充国那样能罢免骑兵、保留屯田的人吗？难道没有像邓艾那样能大规模治理堤坝、开凿渠道灌溉田地的人吗？难道没有像韩重华那样能依高地建立堡垒、排列二十道栅栏的人吗？如果真的能用高官厚禄来尊崇他们，统一事权来委任他们，长期任用他们来等待成效，必定会有竭尽忠力、出来执行朝廷旨意的人。

漕兑揭

陆世仪

天地所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不在官府就在百姓手中。在官府，官府得利，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仓库充实、府库丰盈；在百姓手中，百姓得利，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只有到了中间损耗这一环节，仅仅填饱了贪婪官吏和奸诈差役的肚子，而民生却日益窘迫。民生窘迫，那么国家财政就日益贫困。大概自古以来漕运事务的极端弊端，没有比江南更严重的了。明朝末年，到了崇祯末年，漕运事务被称为最成问题的了。然而官军前来兑粮时，粮长每百石粮食不过加收三四石的损耗。当时民间交米给粮长，每石就有加收两三成的情况，已经让人不胜其烦、充满怨恨了。等到顺治三四年，漕运费用一天天增加，起初还以为是偶然现象，希望以后会有减少的时候。到了七八年，竟然设立了随漕杂费的名目，日益兴盛。运军把粮长当作货物，奸诈之徒把粮仓当作利益聚集的地方。平时那些有身家性命、被称为良善的百姓，都深深地隐藏起来，唯恐被人欺压；而那些积年奸猾的市井无赖、劣等生员，无不进入粮仓，串通各衙门的书吏，勾结运船的官军旗兵，彼此勾结，互相呼应，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害粮长，如同统一派兑一样。米多的应该先派，米少的应该后派。总书故意派米少的，或者后或者先，或者迟或者快，或者一石粮食拨给几个运军，使得粮长无处不受颠倒之苦，那么总书从中取利，这叫做“拨花”。同样是出兑粮食，粮长与官军互相争论使费，此多彼少，还没有定局。粮长中就有奸诈之徒串通官军，首先出兑，故意多赠送损耗，使得后来的人不得不遵循这个例子，这叫做“做样”。又有各上级官员的承差向蒙蔽上级官员，认为兑粮事务迟延，非催督不可，拿着牌票以催督为名，这叫做“押兑”，其实与官军旗兵互为表里。比如去年某县官军旗兵从民间得到损耗银一百两，押兑公然分得二十两，这三种人是官军旗兵的羽翼。此外又有仓夫、本对等蛀虫往来其间，无非是奉承官军旗兵、欺压粮长的人，他们亲近官军旗兵而厌恶粮长，大概因为这样就能得利，不这样就不能得利，这类人也是以利益为主罢了。官军旗兵得到这几项帮手，所以意气日益骄横，勒索日益蛮横。于是有踢斛淋尖、样米直到三笆三涌三棒种种恶劣套路，又有开画票、押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种种名目。以至于讲兑时相争如同作战，通关时繁难如同敕令，书吏的弊端日益严重。费用日益增加，又往往假借上级官员的威灵来推行。于是各处有司

译其中贤明的人只能袖手旁观、吞声忍气而无能为力，那些不肖之徒又借此牟取私利。这其中更有许多口不能言、笔不能书的隐情。所以拿去年漕粮兑运的情况来说，仅举其中最严重的例子：像昆山一县，正米一百石，加耗银竟高达六七十两。去年米价，糙米每石六钱至七钱，如今耗银高达六七十两，这意味着正米一百石，耗赠的米也相当于百石。那些粮长包办兑收民间的粮食，竟然高达每亩六斗。昆山定额的米，每亩仅一斗七八升，现在却达到六斗，这是常年以两倍多的耗赠来抵充一倍的正额。听说官军运送粮食，每米一百石，按规定只有六十多石能运抵京城，那么官员又侵吞了三十多石的损耗，这意味着民间拿出三百石米，朝廷只收到六十石的用度。朝廷每年从江南漕运四百万石，而江南每年却要出一千四百万石。这四百万石未必全部归入朝廷，那一千万石常常供给官军旗丁及各类蛀虫恶棍的口腹之欲，其中的悲痛哭泣岂是说得尽的？因此江南各县没有不拖欠钱粮的，而江南各县官员及上级官员没有不被弹劾处罚的。最终对朝廷的正额赋税毫无益处，而江南州县却日益贫瘠，百姓拖欠债务不止，势必逃亡；逃亡不止，更有不可言说的祸患，这并非朝廷的福分。试想，如果这些耗费都作为朝廷的正额赋税，那么金花银、白折银等各项怎么会拖欠？官府怎么会遭到弹劾处罚？朝廷怎么会财政不足？所以今天朝廷理财的头等大事，治理太平的头等大事，都在于清理漕运这一件事；而清理漕运这件事，又不损害朝廷一丝一毫的利益，只在于清除中间环节的损耗和蛀虫罢了。

译清除耗损和蛀虫的方法是什么呢？没有比得上近日所讨论的由民间征收、官府兑取的方法了。起初也有人说由官府征收、民间兑取的，然而官府与百姓之间不可以做买卖，况且收米这一项事情非常琐碎，有修缮粮仓、看守、翻动晾晒等劳役，还有因蒸发损耗、偷窃、鼠雀啄食等产生的费用，官府不能承担这些劳役，势必会责成吏胥去干，吏胥不能承担这些费用，势必会转嫁给粮长。况且时间久了弊端就会产生，吏胥趁机作恶，祸害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官府征收的说法是绝对不可行的。况且如今的弊端在于兑取而不在于征收，何必改变旧制反而生出枝节呢？只有民间兑取确实不如官府兑取，如果让粮长的面孔不见运官，粮长的名字不填在单据上，这才算是尽善尽美。但是其中的细节也有应当仔细讲究的。比如随漕这一项，在明朝不过称为湿润米，每百石只有二三石而已。然而近年因为京城交兑的都是河运征收的米，兵丁混杂扰乱，苦乐不均，交卸相当困难，所以圣旨也斟酌制定了五两五石的制度。究竟有漕粮的地方不能遵照执行，逐渐发展到极端的弊端。然而听说去年交卸已经恢复了仓库征收的旧制，每船只花费银子三十两，也就是每百石只花费银子六两，又每船免除米三十石，官员和旗兵大多得到赏赐，根本既已澄清，下游的拯救也就容易了。这在于各位上级官员斟酌事宜，或者严格遵照圣旨，或者再酌情增加，务必让军民都安定，双方都不吃亏，制定统一的标准，让各县遵守。无奈往年虽然有奉旨的名义，实际上却有加倍于圣旨的事实。那些官员和旗兵有争执的，必须让他们亲自开设一路衙门，使费用确实是多少，那么根本情况就显而易见了。随漕既定，就发文给各县按照数目设立柜征收，储存充足在库房。兑粮的日子，按照定例，每船五百石给随漕米多少，或者县官当面给运官，或者刑厅到水次发放，或者运官领米到郡城，刑厅领取耗米，没有不可以的。但务必让粮长与旗军不相见，那么其中的争执弊端自然平息了。至于派兑，则不可以让总书有权力，州县官先将水次仓库按照都图编成字号，从一号起到几十几百号止，不写粮长姓名，照常征收。在仓库运船将到水次时，上级官员就颁发盖有官印的循环号簿，一式两本，分送各州县。凡是粮船一到，就按照到岸日期注明在簿上，先到者为一号，次者为二号、三号，也编定号数，更严格限定日期。凡是粮船到水次的，几天之内，就要兑满，开行州县官全部依照限期，急忙兑米，先从第一号仓起，不必全部兑完。凡是仓中有米百石，就先兑三四十石，依次到第二号、第三号，周而复始，边兑边满，边满边开，不兑不开的，簿上有名，上级官员按册而知，可以用令箭提审追究。这样那么在粮长方面，不至于有苦乐不均的担忧；在运船方面，没有难以勒索的祸患。总书不能上下其手，州县不至于开兑稽迟，而且又可以节省各上级官员派遣承差押兑的费用，是最便利的方法。如果在兑米时，淋尖踢斛，这是因为运丁人多势杂，逐渐积累造成的。现在的方法各州县请求上级官员，每处颁发领兑牌十面或二十面，由州县收存，等到临兑时应几船兑米，州县官就发领兑牌几面，交给运官。凡是应当兑米的，允许拿着此牌，然后进仓；没有牌的，不得混入。混入的以违抗宪台申文定罪，自然没有以前的各种弊端。又通关一事，既然不是粮长运官当面，就不必用通关。然而粮米交兑的数目，也不能没有凭证，那么就在兑粮当天交兑完毕后，运官就同印官在宪台所颁的循环簿上注明：某日某号兑米几百石足额，各自书写花押，各自使用印记，十日一次上缴上级官员，循环往来，以便稽核。这样那么只用一个循环簿、领兑牌，上级官员可以安坐大堂，而以前的各种弊端自然断绝。各种弊端断绝那么蛀虫恶人无可谋生，而奸邪之人息心。奸邪之人息心那么良民安业，良民安业那么净费节省而正供充足。正供充足那么没有参罚而国计日益富裕，国用日益宽裕了。随漕一事，难道不是理财第一事、治平第一事吗？这筹划国家大事的人不需要再考虑就决定了。恭敬地揭帖。

因灾请求折纳漕米疏 顺治八年

给事中姚文然

臣认为国家的经制，每年运送东南漕米数百万石，来充实京师。计算费用数石才能运送一石，这是因为东南是出产米的地方，西北是使用米的地方，互通有无，以备荒歉，所以不计较道路转输及船闸人夫的费用。至于今年，则与往年时事大不相同，臣请求迫切陈述。今年江南、浙江水灾异常，已经经过抚按诸臣屡次上疏报告，圣心怜悯，奉旨察议。而近时昆山、吴江等县士民，也因为水灾荒歉匍匐数千里，伏阙上疏。根据所闻所见，痛苦不忍言说。至于直河南等处，都是年岁丰熟，夏麦秋禾价值非常便宜，也是数年所未有的。这是东南反而苦于无米，而西北不患无粮，这是天时与往年不同的第一点。又数年来漕政积弊深重，兑米水次将银折米，留米在南，挟银而北，名叫折干。所以南有余

译积存的米粮，北方多有拖欠的粮食。我皇上亲自管理漕运事务，肃清并革除折色征收的弊端，粮米颗粒都装上了船。预计今年年底抵达通州的漕粮，比前两批运输可以多出一百多万石。因此东南地区的积存米粮已经耗尽，而京师的储藏应当加倍，这是人为因素与往年不同的第一点。

如今江浙地区发生大水，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田地无法耕种，米粮从何而来？米粮无法收获，漕粮从何征收？七月还在上报水灾，九月就要征收漕米。这意味着今年极力征收米粮，却无米可征；明年千方百计催缴漕粮，必然会有大量拖欠。百姓的困苦既然无法缓解，国家的储备也必然受到耽误。臣等到明年再向皇上陈述，就晚了。

臣查阅漕运议单，一是各省遇到灾荒损伤，奏请免除或改为折色征收；二是灾荒年份改折漕粮，查核受灾程度在八分以上、七分以下的，分别折算价格，都有成例可循。臣请求敕令相关部门迅速商议，将江浙的漕米酌情改为折色征收，斟酌确定折算的比例和价值，下达给各省督抚勘察所属地方，以受灾的轻重作为改折多寡的依据，不要让受灾轻的地方折得多，受灾重的地方折得少，致使百姓受苦却得不到实惠。

况且今年漕米抵达通州的数额超过往年，请求敕令相关部门详细核查兑换接收了多少，剩余可以收贮在京师和通州粮仓的有多少，以备来年凑足军粮之用。

另外，西北各省大丰收，粮价非常低廉，或许可以将漕米改折为银两，以及节省下来的价费等费用，催促解送并贮存在户部，以备不时之需购买杂粮的资金。这样国家储备就不会耽误，百姓性命得以保全，通权达变，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否则，今年不商议改折，明年就会变成拖欠。纸上索取粮食，不能充饥；拖欠后再追缴银两，来不及筹措军饷。东南作为财赋重地，逃亡的人日益增多，隐忧正大。臣的奏疏已经陈述完毕，尽到了言官的责任。此事关系重大，附在奏疏后的贴黄难以详尽，恳请皇上明察并施行。

译厘剔漕弊疏 康熙十九年

给事中徐旭龄

我私下认为，东南地区民力最为困苦的，没有比漕运更严重的了。近来看到各省粮道因为漕运事务而贪污赃款的，多达数十万两。官员贪婪是由于法律存在弊端，必定是法律有漏洞，官员才借此作为谋利的途径。官员贪婪就应当更换官员，法律有弊端就应当修改法律。各省虽然都有漕粮，但江浙两省占了全国的一半。根据我所见闻最确切的情况，百姓最为痛苦的，恭敬地向皇上陈述如下。

第一项是赠送耗米之苦。百万漕粮，全都是小民的血汗。漕粮附加截留的五米十银，向来有定例。如今每百石漕粮，江南私自截留多达百余两，浙江多达三十余两。户部议论认为，如果削减这项费用，恐怕会盗卖正米。然而我查考漕臣帅颜保所参奏的浙江粮道刘朝俊在六年漕运附加费中贪污赃款一万二千余两，这正是每百石所附加的三十七两银子。既然扣克如此之多，而本年漕粮全部缴完，并没有盗卖正米的人，可见多出的附加费只是用来饱官员之私囊，并非用于资助运输，所以附加截留的银米应当削减，这非常明显。

又如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其中有加册耗米，运送到京通地区，除去在船上的耗米以及加一五的损耗，交仓时只有四百石左右。这说明所兑的米中原本就有加一五作为船只的折耗，并非正米。如今县官征收时不区分正米和耗米，百石加耗五石，这是耗米之外再加耗米，所以耗米的增加应当裁减，这也非常明显。

第二项是转运之苦。漕粮冬季受兑冬季开船，立有明确的期限，转运者船只未到，接任的印官逼迫百姓交兑。姑且用容易的方法来完成考核成绩罢了。各地的漕船都在本地建造，只有直隶、山东、凤阳因为当地不产木材，所以在淮安设厂，而江宁各帮共有一千二百多艘船，也在淮安建造。实际上木材和桐油都产自上江，顺长江而下，过门不入，到了仪真逆流抵淮四百多里，沿途动用民夫，昼夜拖拽。等到船造好之后，又渡过长江，路途千里，到达目的地时常常迟延。县官急于完成考核，旗丁利于敲诈勒索，于是船未到就交兑，名叫转运粮食。粮户已经遭受了一轮赠送耗米和使费的累赘了，等到转运之后，仍然命令粮户管船到复兑，又遭受一轮赔补和苛索，以致民间卖儿卖女，无处申诉。推究其由来，总因为造船在淮安，船远所以到得迟，到得迟所以转运，转运所以害民。如今淮厂漕船建造已归地方官管理，不如让江水次的船归于江苏松，水次的船归于苏松，木材和桐油既就近容易办理，船成交兑又没有迟到转运的弊端，所以漕船应当归各地方建造，这也非常明显。

第三项是冒破之苦。如江南漕粮之外，名为漕项的，一曰兵粮，一曰局粮，一曰南糧，一曰军储，这些都在本地支销，无需有赠送耗米的，如今赠送耗米反而多于正粮，正兑又立有对支印票分拨自支，经承往往侵蚀，常常重复科征，纳了又纳，一年之内，因鞭打致死的成千上万，所以漕项不应当照漕兑加赠，而且不得借对支重复征收，这也非常明显。

第四项是兵粮之苦。兵粮和漕粮应当分明，不应当混乱，漕粮除了解送京城外，则有兵粮为本地营镇支销，其中派支多有逆行倒置的情况，如镇江府有大兵驻扎，原本截留本地的米，如今改令江西的米运到镇江，反而将镇江的米运到通州，其意图是因为江西路远，恐怕帮船押尾贻累在漕的各官参罚，不知道两处的粮左出右入，在百姓既不免勒赠之苦，在官员又增加转运的费用，又如提督驻扎松江，自应截留松江的米，如今分派苏松各州县支领，营官借此居遂，差拨兵丁撑驾沙船，对支粮户凌虐拷打，额外索诈，粮因对支所累，死亡逃窜的不知凡几，臣愚以为兵粮应当在驻防之处尽数截留，不应当将本地的米解出，反而将别地的米解进，往返劳费，如果有不敷的，才准许拨支近县，但也必须营官与县官交割，不许兵丁与粮户直接对支，所以兵粮的支给亟当厘定，这也非常明显。

输挽是天下的大命脉，东南漕粮之苦如此，天下可以类推。只因为贪官污吏利于侵蚀，积弊相沿。如今漕臣帅颜保正受简任，正是爱民厘弊的时候，恳请皇上下令将漕法中不便于民的逐一更正，务必使法律严厉而官员不敢贪，也使法律简便而官员不能贪，漕规整肃，无弊不除。这对于培育民命和厚积国储，不是小小的补益。

拟更定漕政章程疏

蒋攸铦

臣阿霖保臣蒋攸铦奏言：我私下查照江苏首先以漕务为急，而漕粮尤其以米色为重。自嘉庆四年仰承皇上洞察积弊，三令五申，并蒙圣慈屡次设法调剂，旗丁自应当日有起色。然而民间仍然以浮勒上控，州县官又以刁抗为祸患，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究竟各执一词，都不是虚妄。大概因为旗丁力量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除，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捞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

译人工加倍繁杂，物价昂贵，用度实在不足，势必要向州县索取费用。州县既然需要贴补费用，势必要向粮户额外多收。州县既然有额外多收，势必要受包揽户的控制。臣等查访得知：绅士的米叫做衿米，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的米叫做科米，一向喜好打官司的米叫做讼米。这三项中，绅士的米仅仅是不敢多收，那些刁顽的生员、劣等的监生以及好讼包揽之辈，不仅不敢多收，即使升合不足，米包潮湿混杂，也不敢驳斥。还有无能的州县虚报征收发给串票，坐吃漕运规费，以求买得安宁，于是导致狡猾之徒视此为获利之源，成群结队地包揽，诉讼不断。州县受制于刁顽的绅士和讼棍，仍然向弱势的良民百姓索取补偿。那些安分守己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所加征的数额多少不一，大约总在加征二三成之间。最痛苦的，是善良愚昧的乡间零星小户，即使加征到五六成，也不敢抗违，畏惧暴虐欺压良善，此盈彼亏，想要清理漕政，反而转为奸民牟利的渊薮，而良民受到的困苦更加深重了。况且乡间偏僻的愚民，起初忍受剥削，后来也逐渐生出心机。他们贿赂托付包揽户代为缴纳，比起自己前往缴纳漕粮，所节省的加征五六成的费用实在很多，愚民何乐而不为。因此近年包揽户日益增多，乡间粮户日益减少，不仅是刁民群起效尤，即使是良民也渐渐趋向于坏。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益败坏。这是漕运弊端相互影响而成，积重难返的实际情况。从前帮丁贴补费用，每船不过百余两到二三百两不等。近来旗丁积累越来越重，所需费用越来越繁杂，而且路费正当支出之外，或者偿还旧债，或者任意挥霍，或者帮弁需索，都是必然有的，并非全是因为路费不足。他们知道州县额外多收有加征五六成之多，于是得以借口多索。运弁奸丁勾结一气，州县唯恐耽误兑运，不能不受其刁难勒索，因此帮费竟然有递增至五六百两、七八百两的，而苏州、松江尤为严重。民强官懦的地方，仅得到良善百姓的盈余，不足以供给奸丁的讹诈勒索，于是导致亏空挪垫，确实是实情。即使民情较之地方官员任意搜刮，仍然借口兑费繁多，故意造成亏空，也是难免的。稍微借助民力来济助漕运，尚且属于因公。又因为济助漕运而亏空挪垫，弊端将何时止息？况且州县既然多有额外多收，那么米色就不能认真检验；帮丁既然多有贴补费用，那么接受兑运也就不再深究。等到在通州贿赂仓书，经纪通融挪移交卸，米色的潮湿混杂不纯，大都是由此起因。这又是官民交困，彼此挟持，南方征收北方兑运，流弊无穷的实际情况。漕务积弊至此，岂可不大力整顿，力挽颓风？然而弊端有不可不除的，又有不能尽除的。如果只从事粉饰空谈，听其言论似乎至为公正，究其实必无成效。臣等刚刚到任，毫无包庇，已经恪遵朝廷法令，严行告示禁止，升合不准多收，帮费全部裁汰，稍有不遵即行查办参奏，原本属于办理漕运的正理，也未尝不是臣等自全之道。只是帮丁长途苦累，费用实在不小，如果竟然丝毫不给津贴，那么势必不能开行；如果责令州县颗粒无额外多收，也势必不能完成交兑。伏想天庾正供，延迟尚且不可，明知必然误事而听其决裂，即使惩办也对事情无济于事，臣等不仅不能承担此重责，具有天良，也不忍心这样做。但是清理漕运的说法，既然属于窒碍难行，而酌情加征的事情，又断无明发谕旨的道理。臣等忝列封疆重寄，用来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的，只在于令行禁止，劝廉惩贪。现在有所听闻而不敢过问，即使惩处也没有理由解释，命令不必执行，禁令不必停止。江苏诉讼案件大半在漕运，一事如此，事事掣肘，如果不立定章程，仍然敷衍了事，征收过一漕，臣等也必然导致士民等执为口实，而州县不给予限制，反而难以分别惩创。官与民不能开诚布公，吏治民风将愈趋愈下，仓库也没有清理之日，只知道自顾考成，于是因循缄默，辜负恩德更重，问心何安？日夜筹划，并与司道等反复熟计，不得不在万全无术之中，苦思酌中权宜之道，谨就所见所及，不揣冒昧，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译一、每年秋收时节，酌情制定收米的准则，以避免百姓遭受偏枯之害。查得粮船半载抵达通州，经水蒸日晒，米质必然酥松，加上起剥时的折耗，以及进仓时的簸扬，恐怕剩余的米尚不足以抵补损失。应当请求在即将开漕之前，由布政使、粮道督同管辖知府察看秋收状况，酌情确定斛面（即加耗）的数量，总共不得超过八折的数额。督抚核实清楚，等到开漕时，无论绅士还是平民，一律征收。如果再有控告者，经查实该州县并未违规，自然应当妥善晓谕，不准刁难抗拒。如果稍有额外浮加，虽未经告发，但访查属实，立即严加参劾。至于刁生劣监，仍像以前那样包揽、强交、讹诈漕规，也立即严加究办。这样则帮费有资，漕粮可以快速兑运，绅士既有田地，本属有余之家，所费有限；而小民得以免除偏枯之累，且绅士与平民一律完粮，刁徒无从挟制，包揽户也不禁自绝了。

一、旗丁各船的帮费应当严格限定，以杜绝苛索。州县因为帮费必须津贴，不得不略微增加斛面，这仍是因公办公，并非准许其任意多收。但如果帮费不规定限制，则需索无度，必然导致加收。应当请求适中制定标准，每船除向来不超过二百两的仍应照旧外，在三百两以上的，察看该帮情形，以三百两为限度。漕臣严行晓谕，不准丝毫多索要。米色必须干洁，即使是应给本色的食米，也不准违例折收。等到兑足时，地方官将各帮的米样封呈本省各上司，运弁出具三张印结，也将米样申报粮道，陆续转送总漕、坐粮厅、仓场侍郎查考。旗丁应给的银两，应当令县官与帮丁共同散给，不许伍长、奸丁包领侵扣。如果有奸丁领出私行花费，责成粮道严加查究惩处。所有沿途催船漕委以及过淮抵通的一切浮费，全部禁止革除。这样则米色不能通融，旗丁不至于苦累，而州县也没有借口了。

一、收米既然有限制，则兴讼的粮米应当委派官员验明后上仓，以防积欠。查得向来包户揽纳的米石为数不少，到仓时官吏稍为查问，就抗不交纳，或将湿碎短少的米委弃在仓外，一哄而散，赴上司衙门控告；反而需要代为看守。而漕米不准挂欠，州县官员不能不买米供兑，旗丁利于多折价，彼此通融，遂将食米尽数折收；途中又将折价用去，不免以正米作为口粮，买补无期，弊端丛生。现在斛面一定，遇有控案，委派官员明辨米色，押令进仓，与众花户一律办理；其控告的是非曲直，再行秉公审究；则地方官可免除典垫兑运之患，不至于以漕尾辗转交代作抵，日久渐归无著，这也是清理亏欠的一个方面。

一、州县预买恶米垫仓、勒收折色的弊端，应当严行禁革。近年州县因为兑费既重，斛面不敷，不肖奸猾的官吏，百计张罗，竟有在将次开仓收漕时，借名垫仓铺底，令漕总、胥吏预买恶米，私运入仓；等到开仓收米时，仓中半已盈满；不过十日半月，就以米足封仓。乡僻小民，往往运米到仓，无处交收，仍复运回，勒令他们以重价折纳。乡民不堪其累，漕粮米色之不纯，未必不因此造成。州县转以恶米强交，尽将过错推诿给粮户，此弊尤应严行查禁。现在已经谆切札饬布政使、粮道及各管辖知府，实力严查禁革。一经访查属实，立即严参治罪，庶几米色得以纯洁，而小民也免除苦累了。

以上各情形，臣等明知本非正办，但天庾正供关系甚巨，如果不是权宜酌剂，必然导致格碍难行。臣等既确有见闻，怎敢因循隐饰，自蹈贻误的罪责？谨将酌定办理的章程据实沥陈，伏乞皇上圣鉴。

请改折漕粮疏 康熙十一年

浙江巡抚范承谟

奏为浙西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仰荷皇恩，允准蠲免、折纳，得以避免流离失所。今年自夏到秋，旱蝗惊扰在前，大水淹没在后，多方补救，将庆丰收，而八月初，雷雨一夜，异虫遍野，禾稻霎时变荒。被灾情形，臣与督臣先后奏报，现在确勘，另疏具请外。只是各府的漕粮、白粮、南粮，统计一百多万，受灾的固然无粒米可获，薄收的又都是青腰瘪秕。九月将半，开征在即，各项本色无从筹措。三府百姓吁请全免，号哭情状，惨难尽述。荒歉至此，臣实在不能立即责成他们输纳。私下考虑，漕粮是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怎敢擅自请求蠲免？但本地既受重灾，邻省也多歉收，想要办理本色，势有万万不能。臣既不敢亏欠国赋以误饷，又不敢置百姓困苦而不顾，日夜踌躇，审慎寻求最恰当的办法，才敢备陈于皇上之前。查杭州所属的仁、钱二县

译嘉属的嘉、秀等七县，湖属的安吉、归安、乌程等六州县，受灾程度从五分到十分不等，大约应征收的漕粮正米有三十二万四千余石。只有改为折银征收，才能稍微挽救百姓性命。恳请皇上体恤此次灾异比前年更为严重，准许援引康熙九年的成例，将漕粮改折为银两征收。其漕粮截留、耗米、赠米等项，也遵循康熙九年的成例予以豁免，这样小民可以免除耗米十二万九千余石，漕截银十四万余两，兵丁轻赍等银仍按定额解送户部。另外，应减少存留的漕船六百六十只，可节省造船银三万九千六百余两，修船及橹具银四千余两，行月、安家等银三万七千余两，运军的行月米四万五千余石。总计扣除存留的银米十二万，这不仅不会亏欠每年的定额，又能节省如此之多，以补助国家用度。只需稍作变通，就能使百姓得到喘息，国家财政充裕。再查康熙九年漕粮改折，每石折银一两，这是因为当时地方初次受灾，百姓尚能勉强缴纳。如今已连遭三年大灾，民力耗尽，决不能按九年的价格征收。备查漕运议单，漕粮因灾改折，每石折银五钱至七钱。又查顺治九年户部议请，遇灾改折每石最多不过七钱，已有谕旨钦遵在案。如今三府的漕粮，臣不敢在议单之外再议减少。自受灾五分至十分，不论正兑、改兑，每石一律改折银七钱，费用另行征收，较之旧例颇有盈余，而与市价也不相远。特恳皇上大发慈悲，照每石七钱的成例折银征解，以解救百姓于倒悬之急。其中归安、乌程、德清地处最低洼，百姓尤其困苦，这三县的漕粮折银，倘蒙皇恩全部准许蠲免，这三地的百姓或许可以避免逃亡。如果实在无法免除，臣仿照江南旧例，宽限两年带征，那么朝廷的定额赋税不过稍迟征收，而灾民得以从容筹措。至于受灾三四分的地区，按例不予蠲免折征，但所收稻谷被水浸虫伤，不能完全按照常年米质缴纳，其应输的漕粮、南粮两项，请允许用江、林等地的籼米随便交兑，才能勉强完纳。臣因亲眼目睹灾伤，无力挽救，请求蠲免、请求赈济，更请求缓征，而其中最迫切、万不容缓的，首推漕运问题，不得不急切呼吁改折。只是因为头绪繁多，笔墨难以尽述，加之忧虑成疾，在竭诚陈述之下，情辞有些失序。然而从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出发，不敢不冒昧陈请，只望皇上明鉴此意。征兑期限紧迫，特盼皇恩浩荡，立即批准所请，使谕旨早日到达浙江，那么百万灾民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了。

译漕运议

郑日奎

我私下认为，新朝确立制度，首要重视国家赋税，而漕运一事，尤其关系到天下的命脉。国家受命以来，各项制度都进行了革新，唯独漕运之法仍沿袭明朝末年的旧政，让屯田丁役长期承担运输任务，因循旧习不加改变，导致公私双方都受拖累，军民同样陷入困境。古语说：“危害不到百种程度不去除，利益不到百种程度不兴办。”如今的危害不止百种，如果加以改革，其利益也不止百种。穷困则需变革，变革则能通达，没有比此时更迫切的了。我是江西人，请让我谈谈江西的漕政，其他省份可以类推。

谨按，现在的运丁，就是前朝的军队，也如同今天的士兵。起初是因为有罪被发配戍守，后来就登记在册负责防守，原本每月供给军需，出自各县仓库，并非专为漕运而设。后来因为和平日子久了，停止战争开垦田地，于是每军拨给若干荒田，令其缴纳若干籽粒，在月粮中扣除籽粒。然而每军每年仍供给月粮三石六斗，既然不扛兵器，未免坐吃山空，于是挑选有力者编为运军，暂令其转运，稍微减轻民力，这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没想到实行久了，竟成了定例，竟然强迫他们长期运输，并让他们负责造船。始于成化年间，沿袭到明朝末年，弊端已难以言说。

本朝以来，军名全部裁撤，月饷完全革除，只因为屯田无处依附，所以名为屯丁，实际上田地归官府，官员收取籽粒，这些都是百姓，却唯独百姓充当军役。于是缴纳丁粮，要承担一份民差，而征派领受漕运，又要承担一份军差。他们有什么罪过而独自承受这沉重的劳役呢？试着为他们详细陈述其苦楚：

查明朝时的旧册，凡是定额船只一只，每运丁或二十余人，或三十余人，合力合伙建造。如今兵荒马乱之后，有人绝户有人逃跑，虽然还有残存者，仅存皮骨，但定额船只必须如数建造。有的仅数人同造，有的只一家独造，这是第一苦。明朝时造船料价虽少，赔垫不多。如今物料工价数倍于往昔，领二百八十两被剥削的银子，造价值六七百金的船，困难可想而知，这是第二苦。造船料价规定分几次发放，如果早点全额发放，则有备在先，百事便利。临期仓促办理，费用必然增多，必定要借债赔造，然后才补给。等到发放时，从上到下层层克扣，给运丁的十不得三，甚至悬空扣抵欠款，分文不得，这是第三苦。每旧船回航一次，小修费用数十金，大修费用数百金，而三修钱粮只有三两五钱。又因屯田归官，积租帮贴的旧例已废，换篷换桅的费用动辄巨大，这是第四苦。明朝时的运输，甲乙两班，五年起运，五年休息。如今既然户绝丁稀，无从更替，年年都在运输，岁岁都比照欠款，这是第五苦。况且万里往返，费用必定加倍，整年跋涉，日不暇给。卖产业则是军产，谁敢买？亲友畏惧躲避，借贷无门，这是第六苦。

此外，危害又不一而足。有武官，有军厅，有粮道，从长江到淮河，有总漕；从黄河到粮仓，有监督。所经过的地方不止一处，所受制的人不止一个。于是起批领造有费用，给价雇工有费用，船受兑开运出湖有费用，过淮打闸抵坝起米入会账完纳粮税短欠有费用。常例陋规，千头万绪，指不胜屈，笔不胜书。虽然有五三副米，但京粮二五起耗，通粮一七起耗，经年的米，扬晒消折，所剩几何？即使月粮四十八两，行粮一十八两，也仅够供给头舵水手雇募的费用，而运丁无份。尖耗使用，虽有恩典，也仅够抵补本项。如果黄河雇纤，北河剥浅的费用，又从何处出呢？定例每船允许携带土产六十石。江西土地贫瘠，没有其他贵重特产，在征派建造领运追比积欠之余，哪有闲暇力量筹措办理这些呢？

把极其艰难巨大的任务，责成给孤苦无告的百姓，既无丝毫利益，又有多端危害，又怎能禁止他们不生出不肖之心呢？然而地方官员，因为丁役贫穷欠款多，无从监追，竟判决以赔粮；或者因为有漕无丁，无可征派补充，竟判决以顶运。平民遇到这种情况，如同遭受汤火，百计贿赂请求，千方营求解脱，名字或许未除，家业已立破，不堪苦累，也只有逃亡一法。无军渐渐也无民，无民因而无赋，长此以往不回头，为患非轻，岂独误了漕运而已哉？

谨以千虑之一得，条陈万全之长算，则有三种策略，其一曰改民造为官造。所谓民造，并非他们自己能造，是工匠的事，依然是雇募罢了。其竹木料值灰铁油，并非取之于宫中而用之，依然是采买罢了。然而让百姓去做，就是残害百姓，料价大半扣除，需索复多名目，弊端丛生，大约如前所述。如今唯有仿照清江厂制度，在省会市镇之地建立船厂，该省责令地方官统领，尽去屯丁之名，编归民籍，而建造漕船一事，悉归之于官。本年四月，帅总漕疏称：江宁三十二帮每年应造船一百二十余只，议归江宁龙江厂当地建造，责令该省衙门官员管理，则木材油料采办更易等因，已经工部如题覆议，业奉谕旨。岂

译这种办法难道只能在淮安、江宁施行，唯独不能在其他省份施行吗？然而淮安的官办船厂虽然属于官府制造，但仍然由漕运兵丁负责其事，危害固然稍有减少，弊端却也滋生很多，也不如全部交由官府管理那样好。这是变通以补救漕运政务的一种方法。

译第一条，将民运改为官运。历来漕运事务败坏，就是因为让屯丁负责运输。长期困顿疲惫的屯丁，自从亲自负责运输以来，弊端丛生，毫无弥补的办法。一旦登上运粮船，就想囤积居奇，只求眼前便利，哪里顾得上后患？况且内部被各级军官侵吞，外部又被各衙门蚕食，贪污盗窃、拖欠亏空，根源都在于此。屯丁终究也是百姓，驾驭船只、观察风水，并非他们擅长。头舵、水手，都是靠官府出钱招募的。名义上让他们管理运输，实际上却让他们损害漕运，这不是很糊涂吗？现在既然由官府造船，就应当由官府运输。每条船特别招募一名船户，选择有家眷可供担保的人托付给他，让他平时看守船厂监督修造，出行时管理船只催促行程。如果雇佣船工，或者修补漏水，都由官府给钱，让他们去筹划，而一切漕运事务都不让他们参与。至于公费银钱，也不必再费心筹划。查考白粮由民船官运，船户领取运费；淮粮由官船民运，水手领取工钱。现在在这两者之间权衡，根据路途远近、时间长短，从裁撤屯丁名下的行月二粮中酌情给予他们。况且供应原本就有正耗和副耗米，书吏差役各自支取本项工食，只是稍微转换一下罢了。而且官府既然负责运输，谁会不自爱功名、勤勉职守呢？他们一定会把漕运事务当作家事，把漕粮当作自己的财物。中途不会有迟延的弊端，舱口不会有夹带的弊端，沿途水次不会有花费的弊端，仓场交纳不会有使费的弊端。与民运相比，得失难道不是相差悬殊吗？查考明末民解白粮，屡次导致拖欠，现在改用县丞押解，欠缺就减少了，这又是显而易见的成效。况且如果确实实行官运，也可以仿照白粮的例子，雇佣民船，给予价值，这也足以辅助官运的不足。这又是变通以补救漕政的一种方法。

第二条，将长运改为转运。考察漕运事务始于秦代，在汉代详细记载，但当时转运的粮食，只限于山东、河北，未曾远及江淮。唐代定都关中，因为土地狭小、费用繁多，于是每年漕运东南的粮食供给京师。永徽以后，逐渐增多，江淮漕运从此变得繁重。然而在三百年间，治理漕运称善的，前期只有裴耀卿，后期只有刘晏。但刘晏实际上是继承裴耀卿并加以完善的。开元年间，根据裴耀卿的建议，在河口、巩县设置粮仓，使江南的船只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只不进入洛口，而河阳、崖、太原、永丰渭南等仓逐级转运，水流通畅则行船，水浅则停船于仓等待，没有停滞，物资也不损耗丢失，当时称为便利。等到代宗朝，刘晏负责漕运事务，也在江、汴、河、渭各地因地制宜，在绿水设置粮仓，互相转运交接：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河船不进入渭河。江南的粮食运积扬州，汴河的粮食运积河阴，河船的粮食运积渭口，渭船的粮食运入太仓。每年转运粮食百万石，国家用度充足，天子嘉奖他。这是唐代的漕政以转运为便利。宋代定都汴梁，有四条水路通漕运，而当时最重视的只有汴河。江淮、两浙、荆湖六路每年运输共四百万石，在真州、扬州、泗州各设置转般仓，接收缴纳的粮食，再用运河船装载进入汴河，到达京师。当时认为便利，这也是转运法。崇宁初年，采用曾孝广的建议，六路上供的粮食都依照东南杂运直接运到京师，称为直达纲。实行不久，横征暴敛百出，公私骚扰，漕法大坏。后来谭稹、向子諲、萧序辰都说转般法不能不恢复，直达道路遥远，弊端尤其多。等等，由此看来，宋代的漕政也以转运为便利。明代漕运法共有五次变化：起初用海运，后来海陆兼运。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建成，才命令各直省秋粮由民运到淮、徐、临、德四仓交收，仍然命令浅河船由军队从各仓支领接运进入京、通二仓，名为支运。到末年，才命令民运到淮安、瓜洲补给价兑给军船领运，名为兑运。那四仓仍然保留十分之三四，后来兑运逐渐增加，又命令军船各自回到附近水次领兑，民加给过江费用，视远近为差别。成化年间，改四仓米七十万石，命令各军直接到水次领兑，名为改兑，而长运从此开始了。

从前是转运，现在是直达，于是军队没有余力，粮食多缺额，沿及嘉靖、隆庆之际，漕运事务逐渐败坏，议论者曾想恢复支运法，但最终没有实行，到了启祯时，已经不堪其患了。综合观察明朝二百七十年间，可知明代的漕政，也以转运为便利。那么旗丁长运，是明朝衰败时期的政令，不值得效法，是很明显的。我们圣朝兴起，正应当改革，怎么能沿袭不改，再次遭受其困顿呢？现在只有仿照唐宋明兴盛时期的方法，斟酌损益，以求最恰当，那么没有比罢长运行转运这一策略更好的了。查考本朝漕额，计四百万石，除去各省本色、军需、蠲荒、改折等项目，又山东、河南及江南徐州的额运，原本不过淮河就直接解运抵通州外，如果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等省过淮的粮食，将近三百万石，应当斟酌地方远近，在途次适中的地方，仍然在淮安、

译济宁、德州三处分别设立仓库用于转运和储存，全部裁撤负责长途运输的军官和士兵，统一改为由官府运输、官府交接。路途较远的，将粮食运至淮仓储存；路途较近的，将粮食运至济宁、德州两仓储存。江船不越过淮河，淮船不越过济宁，济宁的船不越过德州，德州的船直接抵达北京通州。这样，最远的行程不过一千多里，最近的只有六七百里，路程既短，时间就宽裕，一次往返运输，两个月即可完成。因此，淮河以南的船只，一年可以运输两次或三次；而淮河以北的船只，一年可以运输三次或四次。

况且还有几项便利：路程既近，那么每月都经过，处处都熟悉，在江中运输的船只了解险阻，不再有受冻之苦；在河中运输的船只避开淤塞，且没有搁浅的祸患，这是第一点便利。路程既近，那么运输运行也迅速，交接验收也快捷，当交接验收稍有欠缺时，谁肯接收领取，自找赔累，稽查人员不从事侵吞盗窃，自然没有，这是第二点便利。路程既近，那么限期也紧迫，办事的人必定敏捷，完工的人必定早，粗略计算一年之内，还有几个月的空闲，官员得以从容进行修缮，士兵得以休息谋划生活所需，私人的累赘无忧而公事也完成，这是第三点便利。与长途运输相比，其利弊不是大相径庭吗？

又考察宋代转运仓制度，江南的船只将米输送到仓库后，就装载官盐返回，又设置折中仓，允许商人将粮食输送到京城，给予官盐。明初也仿效这一制度，实行开中法，招募商人缴纳粮食，官府给予盐引，准许作为价格，边防储备依赖于此。现在如果在淮安、长芦地方仿行此例，让各省行盐的商人载盐而去，就载米而来，仍按照雇佣民船的价格，或者优厚给予盐引，或者核销盐税，对商人和漕运来说，实在两便。这是因转运而类推的方法，可以辅助官府制造、官府运输所不及的地方，这是变通以补救漕政的又一方法。

三种策略确定了。于是商议督造、督运的官员，各省所设置的千总等军官，原本是为漕运设立的。自从屯田归州县管理，军官没有经管钱粮的责任，他们所管辖的只是这些疲弱的丁役和不肖之徒，不加以体恤，苛索常例，肆意吞剥。现在应当全部裁撤他们，而督造则由同知负责，督运则由通判协助料理，或者委派县丞，或者酌情增加主簿，或者间或用典史，让各县的官员分领各县的事务，让各府的官员总领各府的事务，而统归于粮道接受成命。这样事务简单而容易治理，责任专一而不分散，用来监视厂务，催押粮船，从容有余了。

过去刘晏担任江淮转运使，凡是所委任的人必定使用士人，就是此意。仍然需要建立考成法以示鼓励，一年运输全部完成则记录功绩，两年则加级，三年则优擢，不尽职的人则参劾追究。赏罚分明而事功劝勉，谁不踊跃争相奋起呢？至于主管各仓库交接盘点的事务，每个仓库必须用部司一员，监司一员，互相督促推挽，而淮安两官已经具备，只让就近兼理为便。如果济宁已有一道，而临清分司实在可以移驻同理，只有德州都需要添设罢了。这些官员的或裁或增，都以有利于漕政为定准。

译于是商议建造厂库和仓库的费用，那么漕运经费的本项就可以通融调剂来供给。兵丁既然全部裁减，那么他们原本领取的俸禄薪饷，与其衙门的各项杂费合在一起计算，省下来的数目，一年所节省的可达十万，积累十年，就是一百万了。况且既然实行转运，一年可以往返多次，那么船只的样式可以改变，小船的数量可以减少，修造的费用比以前节省，由此水手的役使也减少，雇募的费用也比以前节省。如果合各省计算，一年所节省的可达数万，积累十年，就是数十万了。截长补短，从那里取来注到这里，只要一经转移，似乎就可以足够使用，何至于让户部尚书愁得仰视屋梁呢？如果不行，漕粮折征的轻银两可以暂时动用；如果还不行，捐输援纳的例子可以暂时开启。从前刘晏曾说，做大事的人不应当吝惜小费，宋代苏轼也称赞他，认为天下的大事，没有不成于大度的人，而败于吝啬小气的人。况且这件事，一次困难而百次容易，一次劳苦而永远安逸，花在官府方面的费用有限，而节省在百姓方面的利益无穷；花在一时的费用有限，而节省在日后的利益无穷。这费用是有损有益，而终究要以有助于漕运政务为归宿。然而这只是大概。至于细微之处偶尔有未完备的，曲折之处偶尔有不适宜的，在于当事者斟酌时势和地点，处置机宜罢了。然而这个建议，在顺治年间，地方大臣以及台省衙门也曾屡次条陈。如江西巡抚夏一鹗，请求苏州漕船军造之苦，改为官造；御史胡以相，极力陈述漕欠之多，请求改为官运；给事中孙兰，极力陈述废弁裁丁，而府判县丞都可以统领运输；又前给事中王益朋，极力陈述漕粮侵吞亏欠的原因，在于押运的费用，官员只有直去官，而任用府县佐贰官；总漕蔡士英，极力陈述长运久困之苦，与转运应当实行的利益，以及经理转运的方法。这几篇奏疏，无不详明恳切，深合时宜，然而最终抵触阻碍不能实行，直到今天已经急迫得不可稍缓了。然而或许有人怀疑？难道是议事的人以频繁更改定例为嫌吗？难道是任事的人以骤然推翻成局为难吗？内外管粮衙门的蠹役书吏，京通各仓的积弊棍徒，凡是靠漕运衣食的人，都害怕官运官交将使他们失去利益源泉。只在于当事的大臣，有坚定的认识和定力，决意主持，天下事尚可为，哪有做了而没有功效的呢？日奎家本平民籍，位在闲散官署，既无建言的责任，又鲜有切肤之痛。耳目所及，实在不得已，谨议。

白粮本折议

董以宁

历代征收缴纳的额度，没有所谓白粮的。有的，从明朝开始。明初建都金陵，供用库、光禄取给于此。五府、六部、都察院以及国学、內官监都取给于此。其后沿袭下来，南北京都取给于此。其后则瑞、惠等王的禄米又取给于此。供给的只有江浙的苏、松、常与嘉、湖五郡罢了。而计算它的数量，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石有余，耗米及舂办米十六万六千一百四十石有余，又夫船等银二十九万三千九百四十两有余。漕运之外，又征收这些数额，更责令百姓自己运到京城。虽然当时兑运几乎更改，但白粮的民运依旧。那么白粮长涉及的亏折、包赔与里甲的朋帮均贴，他们的被拖累都依旧。这是最不便于民的，而本朝初下江南，就允许抚臣的请求，改为官解。而五郡三百年来积久的困苦，一旦得以缓解。征收本色，则按额度缴纳，百姓固然不承担其责。即使偶尔征收折色，也不过是用米换银，一经转移，就可以节省夫船经费数十万金，解入户部以充国用，便于官府，而百姓也未尝不便。为什么呢？那时米价正高，入银的数额不超过入米的数额。查顺治初年，江浙的米每石都在二两以外，即使折征二两，再加余羡，数额也相当。承平以来，价格日益降低，每石的价值起初还有一两有余，后来至五六钱不足。虽然正项折色较轻的尚且难以供给，而白粮的折石必为二两，至耗办也与正米同科，而夫船等银又不在这些数额内。部议说：“旧例也，不可改。”州县说：“部檄也，不敢违。”于是，一石折色的收入费用，民间五石有余的本色，而不能支撑。虽然说是官解，难于自运了。况且这五郡间银不是所产，除去夫船经费而年征三十余万之米，则仅出自田间的所有，就可以全解如期。合夫船经费而年征九十余万之银，则多责求田间所没有的，必至催征不给，鞭笞之下贱卖以偿还，而米价愈贱。价愈贱，则愈无银。征旧负犹追，新征更急，累积十余年而无可奈何。甚至经征者已多故绝，而簿籍难以查考，遂至急公者不挂毫厘，而派增加复及民生国计两。弊俱伤，当事大臣不得不仰邀宽大之恩，尽行免除。合而计之，是朝廷徒受多折的名声，小民原未有全输的实情。是小民空受剥肤之痛，而朝廷原未得倍入

译供应这些物资，不如少折收一些更好？又不如完全不折收更为妥当？而愚臣在此甚至想要一并减少白粮的数量，将其并入漕粮之中。明代白粮定额之所以众多，是因为两京官员和监生的俸禄，以及瑞王、惠王、亲王的禄米。如今国家定都以来，旧的藩王已经废除，江宁也改为行省，不再需要白粮，而京城自亲王以下、品官以上，每年的俸银一百八十万两，大多也不从白粮中支给。应当按照正粮和损耗舂办的数量，全部摊派到漕运之中，不必另外征收解送。至于供用库、光禄寺所必需的物资，也应当分拨漕船，让它们附带运输。这样既能减少额外开支，正额也不会亏损，不损害上级而自然能惠及下级，就是这种方法。愚臣私下认为这样比较方便。

译白粮改折疏 康熙四年三月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贵在拥有长远而不轻易改变的谋划，而不该为了暂时的权宜之计。为什么呢？权宜之计不过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但如果施行不当，只会残害百姓，进而损害国家，那么为什么不深入考察利弊所在，而谋划长远的策略呢？查考康熙三年户部所上的奏疏，题为“明改折白粮”，提议将康熙四年运解的康熙三年分江浙两省的白粮正税全部改为折征，以充作军饷，每石按照旧例折征白银二两，限定在六月内按数全部缴完等因，奉旨依议办理在案。部臣为皇上考虑，军需之事实属不得已，但以臣愚昧之见，结合近来所听闻的情况，私下感叹此举对百姓的危害。米价随时间高低波动，近年江浙的米，每石价值不过七八钱，如今每石改折二两，加上贪婪官吏的火耗费用，以及书吏勒索的开销，不是缴纳三石实物米不足以完成一石折银的任务。小民终年辛勤劳作，计算其收获，每亩仅得一锺，如今所缴纳的赋税超过了产出，甚至加倍，用有限的民脂民膏，供应超过额度的催征，征收越是紧急，拷打越是频繁，势必导致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愁苦之气上冲天和，这是应当急予体恤的。国家的储备，一半依赖东南地区，只有让民心稳固，赋税徭役才能充盈。数年以来，江浙民力已经枯竭，钱粮积欠达百余万两，屡次奉旨捐免，百姓正共同仰赖皇上的深仁厚泽，如今却因改折这一项加重穷苦百姓的负担，抚心自问怎能不感到悲痛呢？查两省白粮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升零，耗办等米十六万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升零，如果以三石实物米完成一石折银的任务，这一改折就多耗费民间八十万石米。更何况还有夫船等银二十九万三千九百两零一同征解的呢？臣愚以为，有实物米就有耗办米，既然已经改折，就不应该连同耗办米也一起折征。有实物米就有夫船等银，既然已经改折，就不应该连同夫船银也一起征收。事情有利于国家就去做，有利于国家但不利于百姓的，就不必去做。改折的提议可以作为权宜之计，不可以作为长久之策。京师是根本之地，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有备无患，如果不得已而议定折征，就应当权衡谷价的高低，谷价高则酌情折征，谷价低则按市价征收，总之意在方便百姓而已。恭逢皇上勤求治理，力图修身反省。倘若俯念东南财赋之地，改折成为累赘，迅速令巡抚转行所属，按市价减征。其多收的部分全部退还民间，或者抵算其他正赋，不要让吏胥趁机作奸犯科，那么还可以使百姓从危境中复苏，而见到祥瑞之兆的应验。并敕令该部从今以后切勿轻易议定改折，徒然使百姓受苦罢了。

河南漕运说 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禹贡》记载九州，除了冀州作为帝都外，每州的末尾都系以贡道。这是因为诸侯分封建国，各自享用其土地，天子畿内的制度，纳粟纳米，等同于列国列侯，各自进贡其土地所适宜的产品罢了，所以有贡道而不言运道。自汉代以后，皇帝所在之处，官府粮仓和军队军粮，依赖太仓供给，是郡国的百倍，不靠转运无法接济，因此漕运之事详细记载运道且重视运道。汉代定都关中，引渭水开凿渠道至黄河以漕运。东汉至晋代定都洛阳，修缮汴渠，或者开凿陜南山，决开黄河水向东注入洛水以行漕运。隋代沿河设置粮仓，唐代也设置河口输场，分运入河洛，当时则是从长江达淮河，从淮河达汴水，从汴水达黄河，进而达洛水、渭水，而专门以黄河为急务。宋代定都大梁，开凿四条河流以通漕运，而汴河运米多达七百万石。当时东南地区则由淮河入汴水，西北各路则由洛水入黄河达汴水，而专门以汴水为急务。元明定都燕京，元代实行海运，但也分道渡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行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即从淇县入御河，即由河直达京师。明代永乐年间，也运至陈州，载入黄河至新乡入桠树等地，令河南车夫运赴河〇，用水运兼陆运，而其时又以黄河为急务。明代会通河修成，而东南重运，每年漕运四百六十万石，全部由淮北山东至临清合水以达天津。我朝仍遵循旧制，疏浚更加便利，而章程更加严肃。押运所用的人员，明代设有全资操防，又用余丁以挽运。我朝革除了所，而挽运则仍用明代所籍军户，所以国初时还有世职押运者，雍正年间才全部裁汰。粮食有正兑、改兑及搭解等名称，漕粮交京仓的称为正兑，交通仓的称为改兑，搭解的或是缓征及另采办备用。官丁有行粮、月粮，行粮月粮各半，折色每石折银八钱，有米漕赠银，各省名目不同，江南称为漕赠，浙江称为漕截，江西、湖北、湖南称为贴运，山东、河南称为润耗。每兑正米一百石外，加征银五两，米五石，有轻折米银。轻者每正米一石加耗米若干，交本色耗米外，余米折银若干；折米银者，改兑米每石加耗米多少，交正色外，余亦

译折算银两，各省的则例不同。河南省正米一石加耗四斗一升至四斗四升不等，都剩余一斗六升，每斗折银八分，称为“一六”。轻改米，每石加耗米一斗七升都征收实物。江广省除了随船作耗外，其余米都折银。舵手和水手有身工银，每有运弁管押，统一由粮道总领于漕帅，这是漕运的大概情况。河南粮道原本没有所属，都是派拨直隶、山东、江南的所官丁船只协助运输。在河南支领行粮月粮的，每官丁行粮二石四斗，每丁每月月粮九斗六升，按规定实物和折银各半。凡是增减船只，按规定扣给。州县的漕粮，靠近水次（码头）的，征收实物兑运谷米麦豆，有时奉文酌情改折。离水次较远的州县，只征收漕项银两，直接解送粮道作为运费。水次起初在辉府城，后来改在小滩、五陵镇等地，现在都归内黄的楚旺镇。限期在十一月兑齐，开船到临清守冻，明年春融后北上。正米、改米兑运之外，又有协拨天津、密云、良乡、固安等地的兵米，都是雇船运送，与江浙等地的运务多有不同。然而一路水流平缓，没有长江大湖的危险，没有闸坝守候的艰难，而且往返都在春末夏初，尚无异涨洪流，所以到达通州极少超过期限，而管事的人比较容易出力。现在将正改米数以及拨运船只、漕项数目大约附在后面。至于其子数，由有司存查。

译《洛浙二运说》出自《豫乘识小录》

我既然已经大致考察了河南省的漕运情况，并为此作了论述，又查阅了漕运则例以及《开封府志》，发现有“洛运”和“浙运”两件事，于是节录下来以备参考。康熙三十一年春天，奉皇帝谕旨：陕西西安两府所属地区去年遭受灾荒，应当将今年的漕粮截留二十万石，交给靳辅筹划安排，雇佣船只，从黄河运至山西蒲州等地用于备荒赈济。钦此。随后商议水运路线，从江淮经黄河到达孟津，再陆运至蒲州境内，从考城抵达荥泽，水势奔涌，尚且人力可以施展，于是驻扎在荥泽等待勘验。黄河上游更加险恶，道路被广武山阻断，水流与山势争流，愈发湍急，而且两岸陡峭狭窄，连脚都无处安放，缆绳牵引无法施展，距离孟津的路程虽不远，但每移动一寸一尺，必定要数十天才能到达，而且非常危险。而陆运的民夫和车辆在孟津等候已久，耗费精力，疲惫不堪。粮储参政祖文明因为运粮船只经过此地，沿着两岸上下指挥调度此事。经过洛汭时，看到洛水平静且水满，本想利用它。这时因为舟车劳顿辛苦，于是详细禀报河督，说从黄河进入洛河，乘安流到达偃师的孙家湾，与孟津陆运的道路没有区别。河督委派勘验，确认确实如此，于是发文命令荥泽的各船从黄河进入洛河，命令孟津的车辆在孙家湾等候装载，命令洛滨的州县准备刮板疏浚沙石，召集小船等候起运拨用，一时间水陆军民欢呼，粮运得以完成。计算河运的，从夏天到秋天，仅八万余石；洛运的，一个月就达到十三万余石。船只不陷入险境，车辆不耽误时日，人力和工费节省实在很多。冬天又奉皇帝谕旨：再运楚地的米粮来救济秦地的饥荒，水路从豫州的浙川出发，命令大臣监理，发放官价，只担心让秦地拖累豫州。然而米粮数量计算有二十万石，山河险峻偏僻，处置非常艰难。先前秦地饥荒时，皇上特别恩赐拨出漕粮赈济，命令楚地和豫州协力陆运。后来林某只协拨银两，而将劳役委托给豫州，这次差事又将沿袭旧例。藩司李国亮毅然坚持反对，说谁不是朝廷的子民，能让豫州的百姓独自疲惫吗？当事者于是采取调停之计，于是楚地和豫州分运。浙川既然是逆流而上，水浅狭窄多滩，只能行驶所谓的扒河船，而且船也不多。于是造船、挑浚浅滩，过载堆贮篷厂，工役、物价、口粮都需准备，仓促之间根据开封府等的议详，共需船只二千只，头舵纤夫一万二千人，船锯铁等工匠三千六百人，挑浚民夫四千人，更需要八府一州的提调催攒李公复之安抚，总计适宜的措施，命令四府一次轮流督运，后来运到五万余石。奉旨停止运输。只有朝廷以一视同仁的心意，移多补少，所谓用安逸的方法役使百姓，虽然劳苦也不怨恨。然而如果不是祖观察创立从洛河运输的建议，李方伯有协运的争论，那么大梁的民力就枯竭了。这两位先生，是洛中士民应当立庙祭祀的。详细记载始末，也作为考据古人的借鉴。

《海运考》上

浙江巡抚阮元

会通河既然有所壅塞，而胶莱故道又难以迅速恢复，那么不如在大洋转运。现在试着将它的费用与河运比较：按照元至元二十一年规定的运粮价格，每石给中统钞八两五钱，后来递减至六两五钱。武宗至大三年，因为福建、浙东船户到平江载粮的，路途遥远费用广大，通增为至元钞一两六钱，香稻一两七钱。四年又增为二两，香稻二两八钱，稻谷一两四钱。延祐元年斟酌远近，又增加其价格：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十三两，温州、台州、庆元船运糙粳、香稻每石十两五钱，绍兴、浙西船每石十一两，白粳价格相同。稻谷每石八两，黑豆每石依照糙白粮的条例给付。又成宗元贞元年减少海运价钞一贯，计算每石六贯五百文，定为法令。依照当时至元钞法计算，每花银一两计出库二贯五文，那么六贯五百文相当于当今银三两二钱五分有余。所以邱浚进献《大学衍义补》认为海船一载千石，可以抵当河船三用，最终大大减少河漕，相比陆运节省十分之三，海运相比陆运节省十分之七。虽然有漂溺的祸患，然而节省牵卒的劳苦，驳浅的费用，挨次等候的守候，利害也相当。如果以明末漕运正米四百万石计算，河运公私费用米八百万，如果以海运只给耗米月粮一百六十万，每年节省六百四十万。其便利显而易见。然而明人仍然犹豫不决，他们的策略似乎一定要出于胶莱故道才可以，不过是因为漕运耗费财物，海运耗费人力的说法在心中芥蒂。殊不知耗费财物过度，其受害何独不在人？耗费人力有法度，其获利何独不在民？假使海运实行而有效，用其余力宽缓东南的财赋，其得益岂止在国家呢？为什么不揣度根本而只齐整末节呢？况且元朝一代的运数都在：从至元二十年开始运四万六千五十石，所损失细分每石八升四合零；二十一年运二十九万余石，所损失细分每石五升一合；二十二年运十万石，所损失细分每石九升二合零；二十三年运五十万余石，所损失细分每石三斗四升九合零；二十四年

译年运三十万石，所失细分每石八合零；二十五年运四十万石，所失细分每石九合零；二十六年运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六合零；二十七年运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升零；二十八年运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一百五十石，所失细分每石一斗六升零；二十九年运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三合零；三十年运九十万八千石，所失细分每石二升二合零；三十一年运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所失细分每石二升一合零；元贞元年运三十四万五百石，至如数；二年运三十四万五百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零；大德元年运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五合零；二年运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所失细分每石四升九合零；三年运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至如数；四年运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所失细分每石八合零；五年运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三合零；六年运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所失细分每石三升九合零；七年运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八合零；八年运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合零；九年运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四合零；十年运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所失细分每石五升零；十一年运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所失细分每石一升二合零。

译至大元年运输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损耗细分每石三升零；二年运输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损耗细分每石三升一合零；三年运输二百九十六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损耗细分每石七升一合零；四年运输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损耗细分每石三升四合零。皇庆元年运输二百零八万三千五百五石，损耗细分每石七合零；二年运输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损耗细分每石六升八合零。延祐元年运输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损耗细分每石一升九合零；二年运输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损耗细分每石五合零；三年运输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损耗细分每石八合零；四年运输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损耗细分每石三勺零；五年运输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损耗细分每石三合零；六年运输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损耗细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七年运输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百石，损耗细分每石四合零。至治元年运输三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一石，损耗细分每石九合零；二年运输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损耗细分每石一合零；三年运输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损耗细分每石四合零。泰定元年运输二百零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损耗细分每石四合零；二年运输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损耗细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三年运输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损耗细分每石三升六合零；四年运输三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损耗细分每石四合零。天历元年运输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损耗细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二年运输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损耗细分每石五升一合零。总计上下四十七年中，每石损耗除去三斗四升九合的，只有一年；一斗六升的，也只有一年；其余最多到九升二合为止，那么其明显的成效也可以看到了。所以明末的人也逐渐觉得胶莱河道不可开凿，想要沿袭永乐初年的举措，如山东巡抚梁梦龙派遣指挥王惟精，从淮安运米二千石，从胶州运米一千五百石，各自令其入海出天津，以试验海道，没有不顺利的。那淮安到天津共计三千二百里，风向顺利二十天可达。上报议论认为海运可以使用，而科臣宋良佐、山东左布政使王宗沐相继跟进，随即因小挫折就停止了，实在可惜。然而那么实行起来该怎么办呢？如《筹海图编》记载太仓人毛希秉的论述，似乎也可以采纳。先招募沿海渔人、丁盐徒、番客，寻找辨认海流，以开通运道。如广东船能到漳州，漳州船能到宁波，宁波船能到崇明，崇明船能到通泰海州，自此以北，难道没有认识的人吗？那么任用人才应当是首要任务。接着应当兼用漳船、蜈蚣船的形制，而斟酌其中，有风则扬帆，无风则划桨。打造有法度，处置得当，何必担忧耗费人力的说法？曾见沙船载芦苇，山船载竹子，像浮在水面的竹片一样，所以很少漂没。议论仿照“刳木为舟”的形制，上面开一个孔，装入米粮，全部用油灰黏合缝隙，附在海船两旁，以备不测，那么舟船应当详细研究。至于实行的方法，或者先下诏江南有能寻找恢复元人海运故道的，给予赏赐；有能自备人船进行海运的，每运米一万石，给予损耗米和月粮四千石，仍然允许带货回盐，永不抽税，仍然严禁私自下海，不得侵犯其利益，谁不愿意运输？但应当招募番客、丁盐徒以及傍海大户惯习海涛的人，听任他们的意愿，不可强行规定内陆军民不习水性的人，以败坏此事，那么政令应当专一。由此讲求辨别浅深、观测风向的方法，研究确定罗盘望星的规则，详细考察放洋泊舟的地方，实行起来就便捷。仿照元代的春夏两运，固然可以实行但迟缓；仿照明代的三年两运，也可以。确实有像所谓沙民富裕而海上的盐盗平息，解运节省而农民的田耗减少，运卒休息而军队充实的情况，那么东南民力所系，其对国家计画的迫切，难道不是很大吗？

此文作于嘉庆年间，所以所议论的任用人才造船及讲求风泊等事，尚且依据元代造船募丁而言。如果道光六年所实行的海运，则由上海雇佣商船，因为商船由大洋往来关东，一年数次，驾驶得当，更替没有失误，而且比官造更为简捷。然而雇船转运漕粮，以前没有实行过，所以当时议论没有涉及这个。○道光六年海运苏松常镇太四府及太仓一州的漕白正耗米，共计一百五十一万七百七石三斗一升一合六勺，又天津收买给船余米六万五千七百五斗，共米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一十六石八斗一升一合六勺。除去在洋遭风未

译经过抵达天津，以及因风浪导致船舱松动而短交，请求豁免的米三千八百八十八石六斗五升之外，实际运抵天津的米为一百五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一合 eight 勺。依据上述漂失的米三千八百八十八石六斗五升进行验算，计每石短少米一合九勺 six 抄一圭六粟，附载于此。

译海运考下

浙江巡抚阮元

如果海路可行，那么浙江的粮食应当从何处起运？有人怀疑是从杭州、嘉兴、宁波、台州等府直接入海，却不知道这是不对的。查考此事，元、明两朝史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事迹来核对，似乎都是运到太仓刘家港，在那里上船启行。查考史书，至元二十二年，用一万军队装载江淮大米泛海，从利津到达京城。又在至元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的大米通过陆路背负到淮安，兑换成漕粮后才入海，那么当时还没有完全使用刘家港的海路。等到武宗至大四年，因为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处的运粮，率领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有石矶和流沙淤积变浅，粮船全都损坏，每年都有这种情况。另外，湖广、江西的粮食运到真州停泊后转入海船，海船船大底小，也不适合在江中航行，于是就用嘉兴、松江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办理的粮食来充作海运，这才开始完全使用刘家港入海。从此以后，海运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所以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诏令江浙等处的粮食全部运到仓库等候海运，那么刘家港当时应当自有仓库，浙江断没有另外自行赴海起运的道理。况且元末方国珍作乱时，史书特意记载诏令派遣兵部尚书巴延特穆尔（《元史》作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到江浙征收海运粮，先由海路到达庆元，抵达杭州，率领海船在嘉兴的澉浦等候，而平江的大米辗转运到杭州的石墩，又走了一舍之后才到达澉浦，才装载上船，海滩水浅，亲身经历艰苦，那么此前不经过这条路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平江的大米反而运到杭州，如果本来就从嘉兴、杭州入海，这话不是多余了吗？虽然后来户部尚书贡师泰用福建盐换取粮食由海路运往京城，或许仍然经过这里，但都是多事之秋，其实并非本意。到了明太祖洪武元年，命令征南大将军汤和在明州造船运粮输往直沽，海上多飓风，运到镇江就返回了。又过了两年，命令户部在苏州、太仓储存粮食三十万石以备海运供给辽东。洪武五年，命令靖海侯吴桢督理海运，统领数万船队从登州向辽阳运送军粮。洪武二十五年，命令海运苏州、太仓大米六十万石供给辽东官军，这些都是战乱中的权宜之计，所以入海的地方不一，但大局也只由太仓出发。所以《万历会计录》说：永乐元年命令江南民粮全部运到太仓州，在平江刘家港用海船绕出登州、莱州的大洋，以到达直沽。每年六十万一千二百多石，那么将昆山州改为太仓州，应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此海陆兼运，到永乐十三年，会通河修成，然后命令太仓原来缴纳的粮食，全部改缴淮安仓，不再海运。淮安也可以入海，但瓜洲、仪征的梗阻，前人已经论述过，所以海路起运，断然以太仓为最稳妥的计策。至于到达直沽这一路，《元史》所说的“到达京城”，是统称罢了。《浙江通志》所说的“到达通州”，也似乎专指大米而言，其实尚有许多曲折。查考至元二十四年，内外分设漕运两个机构，在外的那个，在河西务负责接运海路粮食事务。而《万历会计录》说：永乐二年，命令总兵官统领官军海运，又因为海运粮食到达直沽，用舢板划船装运到通州等处交卸，水路搁浅延误，海船返回，命令在小直沽收粮一十万四千石，在河西务收粮一十四万五千石，转运到北京，那么船只沉重不能全部到达通州。又可以知道，大致南方以太仓起程，北方以天津交卸，海船的用途，就是这样而已。

只是史书说：淮海两道用军队运输，那么与兑运没有区别，应当仍然设置小船来拨运入海罢了。我们朝代的青州人薛凤祚著《两河清汇》，内附海运几件事，其中海路不经过浙江的，也是知道浙江没有可以起运的地方。然而起运不以太仓而在淮安，似乎与元、明两朝史书不合，难道因为仪甫（薛凤祚字）的精核而反而疏于考证吗？或者沙水有今昔的差异，也不能确定，这又在于料角（推测判断）的方法了。至于观察风色的方法，邱浚引用沈括《笔谈》说：每天五更初起，观察星月明亮洁净，四周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就可以行船；到了巳时就停止，就不会遇到暴风了。”中途忽然看见云起，就应当改舵回船，仍然停泊在原处，这样可以保证万全，永远没有沉溺的祸患。然而这也是一面之词罢了。如《海道针经》记载：“想要到达某地，必须先确定某针，然后以一昼夜分为十更，用燃烧香枝的数量来度量，用木片投入海中，人从船面行走，根据风势的迅缓来确定更多的寡少可知。”船到达某山洋界，像这样改舵回船的说法，恐怕也是臆断。总之行海，在于熟习，神妙而通晓它，在于其人，得到合适的人才是首要任务。拿海运告诉别人，人们没有不认为他的话是荒诞不经的。然而如果河运良好，这件事确实是多此一举；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海运难道是不得已的吗？所以《大学衍义补》也说：“先下令福建、广东两藩，访寻旧时会通番邦航海的人，允许他们自首，免除他们的本罪，以及起用惯驾海船的丁壮，命令有司优厚供给津遣。既到之后，询问其中

译了解海道曲折的人，让他陈述海道的情况，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官职和赏赐，让他监督工程，按照海船的样式制造运船以及一切合用的器物，随即委派官员督领。这个人从苏州出发，经过扬州、淮安、青州、登州等府，一直抵达直沽沿海的地方，实地考察是否可行。先造成十几艘运船，交给驾驶者，供给月粮，让他们沿海巡视经行停泊的地方，所到之处以山岛港汊作为标识，查问属于哪个州县地方，一一记录，编成图册，让他们往来十几次，既然已经熟悉，保证决然可行无疑。于是从昆山、太仓设立船厂造船起运，可行就进行，不可行就停止。」这件事，这番话，未尝不是千虑中的一得。所以说：“可以乐于成功，难以考虑开始。”

译江浙的粮食，总应当汇集到吴淞海口。古今的情形，大体没有不同。只是本朝的海路，比起元、明两代，尤其便捷。商船的驾驶，也更加精细详实，这是因为承平日子长久，往来熟悉的原因罢了。

海运论 嘉庆十六年

高培源

通过海运转运漕粮，始于元朝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六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奏请开凿会通河，以疏通漕运。然而河岸狭窄、水浅，无法承载重物，每年运输仅数十万石。所以整个元朝，海运未曾废止。到了元朝末年，会通河淤塞，所以明洪武初年，向辽东转运军粮，仍然沿用元朝的海运。永乐初年，户部尚书郁新奏请实行淮运，于是参用淮运和海运。淮运是船只浮行淮河进入黄河，到达阳武，陆路拖拽一百七十里，抵达辉县再浮行于故道，这又叫做陆运。然而海运多险，陆运也艰难。自从永乐九年开凿会通河，到十三年河道修成，海运才开始停止。隆庆以后，屡次发生河患，梁梦龙、王宗沐等人请求恢复海运。那时台谏官员，各有看法，因此议论搁置未行，即使实行也随即停止。海运的危险，人人都知道。但是元朝一代实行海运，洪武、永乐两朝也沿袭旧制，朝廷大臣没有提出异议，这是因为熟悉海运的方法。宋礼开浚会通河，本来不想废除海道，三年两次运输，与河运并行。后来因为河运大通，不再沿袭前议。我朝康熙三十九年，清口淤泥垫积，圣祖仁皇帝曾将海运交给部臣商议。总河张文端鹏翮奏称：“淤塞之处，再次疏浚，来年粮船自然通行无误。”随后封闭六坝，疏浚运河，增加帮运口至海滨两岸的堤防工程，运道因此通畅便利，所以按照他的请求停止了海运。我皇上善于继承和发扬先帝遗志，关心河工慎重，开浚黄淮海口，不惜百万金钱，以达到治理黄河的业绩。而深思熟虑周全，同时准备海道的变通，向大僚咨询，作为斟酌古今的计策，实在是因为东南漕运既不可停止，用河运治理黄河，又不便用陆运来辅助漕运。江南正供以石计算的有二百八十余万，国家发放常例俸禄，供给军需，救荒赈灾，都出自其中。如果草率尝试将其投入深不可测的海洋，议论者不是斥责为好新奇，就是指为尝试。斥责为好新奇似乎有理，然而王宗沐旁门之说，张采后户之比喻，未尝不以河运为正，以海运辅助河运，即以奇济正，奇难道违背正吗？海洋浩渺，惊涛骇浪，势所时有。又其中礁石流沙，支流深潭，指为尝试，固然不足怪。然而离开常规谈论变通，断流绝港，载舟覆舟，往往起于意外。如果能审察其曲折辨别其险夷，万里汪洋，哪里见得没有可遵循的道路呢？朱清、张瑄实行海运，起初大约十五六次往返，实行十年，才再次开辟新道，可见他们不是贸然任事。我朝自江南以至直隶沿海水师，每年放洋哨海，路径曲折，兵弁大多能熟悉。想要实行海运，应当让熟识的将弁，携带商船伙长，从南到北测量水势，辨别沙色，从某处到某处凡是有岛屿可以泊舟、可以避风，先做标识，绘成一图。于是仿效王宗沐、梁梦龙的遗意，拨出正兑的十分之二三，按图试探。等到往返路径熟悉，如先臣谷应泰所论，成山、直沽无异于安澜。然后取岁运正额，仿效元人春夏两运的例子，分番起运。将见巨船，十天内密集到达。比起内河守浅，千人拉纤，像蚊蚁一样缓慢行进，劳逸的不均等，固然难以用倍数计算了。

海道

大海终究古来不变，但行海的方法不能不变。江南大海，距离天津四千余里，元人海运，十年之中，道路变化了三次。明初仍用元朝旧道，后人新开海道，见张采《海运论中》。其后间或实行海运，又自淮河出海，那么明朝海运又不止三次变化了。我朝东南漕船全部从会通河转运，只有关东商贩必须浮海以趋捷径。即使所经历的，考证史志，五百年来海道的变化，有不能尽数的。考证元明出海必由刘家港，如今刘家港外几乎淤为平地，商船全部进入吴淞大口，那么起程的不同一。元明运船自崇明三沙转廖角嘴，如今廖角嘴淤浅，嘴内有大阴沙与戏台风沙相接，海船不能出入，改由崇明之十〇，那么出口的不同又一。商船自老山嘴行一千三百余里，有一大沙从西南斜向东北，长几千里，广二百里，而《元史》、《明史》及其他志乘所记元明运道未记载此沙，那么沙梗有前后之异。元明自黑水洋循绿水洋，即望向成山投威海挽泊，如今未到成山百六七十里曰石岛，居民稠密篙工伙长有无交易，而石岛的名字旧称荒僻，那么地势有今昔之异。成山昔称水深千尺，船不可近，是南北扼要，如今与劳嶭诸山矗峙平地，那么水陆已有变迁。成山之外，《通志》详细记载坞岛，如今海中有小岛称为小成山，腾波触激

译箭，而志书不将鹿岛、驼圈与之并列，那么记载也就还有缺失。从刘公岛到沙门岛三百多里，有的向西行至芝罘岛，再转向西北到达；有的径直指向西北，不经过芝罘岛；有的从新河海口、蓬莱岛到达沙门岛，那么同一条路线中又有分歧的路线。总的来说，沿着内海航行，沿着山寻找岛屿，水中多沙石礁岩，朱清等人畏惧其险恶，而明朝洪武、永乐之后仍然沿用这条道路。如果径直驶入大洋，遵循殷明略的旧道，那么船只就没有搁浅碰撞的祸患，而且道路更加直接快捷，所以元代海运起初需要整年才能到达，后来只需十天就能抵达。考察其危险与平坦，查考其迟缓与快速，也就在于航海者谨慎选择所跟随的路线罢了。

译江南海道

江南的形势向东偏向海南，从金山向北直到赣榆，绵延一千二百多里。口岸从海州的荻水往下，如柘汪、潮河、朱蓬、唐生、范家、青口、兴庄、小河，到安东交界处的云梯关为止。淮安则有盐城、庙湾、窈子、新洋、野潮龙；扬州则有刘庄、白驹；通州则有进鲜、掘港、石港；苏州则有福山、徐六；太仓则有七鸦、刘河；松江则有吴淞口，都可以出海。而元朝人海运出口只以平江的刘家河为标准。明朝初年还沿袭元朝旧制，自从会通河开浚后，专门实行河运。到了隆庆四年，邳州河道淤塞平坦了一百八十里，皇帝下诏商议海运。五年，王惟精从淮安运米二千石入海以测试海道。六年，王宗沐从淮安出海运粮十二万石，两个月到达京城。后来沈廷扬统领淮安水次粮一万石，也从淮安入海抵达天津，不再沿袭刘家河的故道了。后来的议论者有的想以江北各郡的漕粮从淮口出海，常州、镇江的漕粮从丹徒的月城出海，苏州的漕粮从福山出海，松江、太仓的漕粮从刘河出海。然而淮河从云梯关内淤塞的几乎有二百多里，关外到海口一百多里，水漫沙停，也都淤塞。丹徒出江，水势迅猛激烈；福山虽然是通途，但港口浅而狭窄，承受不了重载；刘河近来被潮沙堵塞，商贩往来都归向上海。内地水道已与元明不同，江海的大变迁尤其严重。如崇明则从北迁移到南，海门则既坍陷又涨起，狼山旧在江中，现在则矗立在高原上，云台本居海外，现在则涨连内地。以古例今，这类情况不可尽数记载。现在想要寻求江南海运出口的道路，综合南北考虑，则以吴淞江为便利。吴淞江从太湖分流，经过吴江县城，向东南转折再向东北，历经庞山湖、唐浦角、直浦、淀湖，汇聚五浦从上海新闸口流出，到陆家嘴与黄浦江合流入海。靠近闸口潮势迅疾，到处水深通畅，苏州、松江四郡一州的粮食沿此出海，径直到达崇明的十〇沙，计算其放洋远近与江行相等，而没有险阻的祸患了。

山东海道

南方漕粮泛海，必须由山东到达京师，而山东斜向东北，海船必须向东北行驶，过了成山才开始向西行驶，再转向西北，最后到达天津，迂回道路几乎二千里。所以元朝人商议开凿新河，从麻湾凿到海仓三百多里，以避开大洋二千里的险阻。然而元朝实行几年就停止了。明朝时王献开凿马壕而没有成功，刘应节开凿匡庄而中途废弃。此后程守训、高举、颜思忠、杨一魁接连上奏请求，都没有施行。本朝雍正三年，朱轼上奏请求开凿山东胶莱运道，皇帝下诏内阁学士何国宗会同山东巡抚陈世倊详细查看并上奏。不久因为分水岭的碙石糜沙高于海口两丈多，而且麻湾以南水底都是石块，海仓以北满眼都是壅沙，潮汐每天到来，工程难以施工，上覆奏而停止。这样胶莱新道就没有必要再商议开浚了。其余出海口，从安东到海丰五十六处，都是通津，因为不关乎两省运道，所以不记载。只有沂、青、登、莱、武定五府州的属地三面距海，形状像独舌，南起安东的岚山口，沿着海岸向东北行驶到天津以北，转折经过成山，又转折向西北到小清河口，为直隶沧州边界，计算路程共一千四百多里。《莱州府志》分记十程，从鹰游门到大沽口，凡是岛屿汊港可以停泊的，拦礁嘴应当避开的，左右邻近岛套可以寄锚的，没有不一一详细记载的。然而所记载的山岛已有一半成为陆地，而沿岸快速行驶，一旦遇到东风猛烈，就有触毁的恐惧。王宗沐不熟悉海道，沿此而行，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所以今日商船往来，只沿殷明略开放的大洋之路。培源认为江南海运，必经山东洋面二千四百多里，所以既考定了水程，又论述其大概。

议放洋

吴淞以外放洋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老山嘴趋向崇明十〇沙，正东行驶到畲山，向西开放大洋；一条转过崇明，由海门北岸曲折向东行驶，出廖角嘴放洋，这是元朝人海运的故道。然而一出廖角嘴，就遇到楞头阴沙，稍南是小横阴沙，再东是大横阴沙。一望浅滩隐隐约约有二百多里，潮退则见，潮涨则没。虽然熟识海径，舵师还时时用篙点测。而且大阴沙涨塞，渐渐与戏台沙相接，重船难以行驶，不如南岸便利，现在重运开洋，似乎宜从南岸的崇明十〇沙为正道。

议雇船

海船工料浩繁，一时难以制造。查《会典》记载，粮船回南受阻冻，不能按期归次，允许和雇民船。似乎宜请照此例，在沿海各属雇募。然而船户不像隶籍旗丁那样，宜派遣殷实船户，先取其本籍邻里切结担保，五船互结，府县印结，造册详细上报，才没有贻误。如果有更换，也取各结造册。六年无过错，照旗丁例优奖。受雇逃亡的，先令出结之人另行雇补，本人缉拿获罪。

议价

雇募商船，应照民价给发。

译江南每年漕运粮食至京师，按照《会典》所载数额计算，扣除本省经费后，共得正兑、改兑米一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九十四石有余，随正粮起交的耗米三十八万一千七百七十石有余，白粮六万九千四百四十七石。雇佣海船的经费，理应筹措抵补。查《会典》及户部《则例》所载，江南漕船三千九百三十六艘，漕运经费包括发给运军的船耗、沿途折耗、轻赍，漕船抵达通州后，根据运道远近，每船发给羡余银两，又按抵达通州的米数，每石发给担夫银两作为赠贴。明代漕粮由军民交兑，百姓深受需索之苦。清初改为官收官兑，因此酌定赠贴，江南每运米一百石，赠米五石，银五两至十两不等，由漕科征收官银支给。行粮、月粮，在出运之年，军弁支取月粮，有的折成银两，有的银米各半，沿途发给津贴。江南运屯各府州所属军民屯田，每亩征收津银一钱二分至一二分不等。补贴苏州、太仓、镇海等三处漕船，每出运一只船，在行粮、月粮之外，给旗丁贴运银二十两二钱七分七厘有余。金山每只船给旗丁赡运银二十一两四钱八分有余等项，向来惯例都作为体恤旗丁之用。如果实行海运，因为海路迅速，请将船耗二十二万有余，以三分之一仍作为沿途折耗，其余米粮请参照各省截留漕粮的年份，将漕耗银米照数征收，按分别支解的成例，提取充作船价。其余如赠贴项内的漕赠五米、漕赠十银、五银，轻赍项内的二六加耗折征银两，行粮、月粮项内的余米，屯田津贴项内的余租，共计米粮不下四五十万石，银两不下三四十万两。如果实行海运，那么运船、运丁都已减半，各项银米都可以提取一半充作费用，其中出运旗丁应得的分例照旧发给，这样上不耗费国库，而旗丁的劳力也不致疲乏。

译议丁弁

漕船选用军丁，定例每船配备运正、运副各一人。海船所载，仍照前例，十艘船由一名领运千总统领，并派一名武举随船，力一人所管辖的船只，标明旗号，以便停泊时稽查。至于河运，运弁分年轮流休假，旗丁则三年轮换调动，以防作弊。若是海运，只依靠熟手，适宜长期任职。所以元朝用人，必定让他们长期从事该事务，按资历优厚升迁而不轻易更换职务。如朱、张担任万户府职务将近二十年，黄头公、唐兀世雄也先后九次渡海。明朝洪武年间海运，长期任用张赫、吴桢等四人，永乐年间也只有平江伯陈瑄总揽其事。以此类推，那么运官、丁弁的任期年限如何更易，应当与内河的定例稍有变通。

议回带

查户部则例，重运粮船，每艘准带土产一百石，舵工水手二十名；等到回空时，每艘准带梨、枣、瓜、豆等四项食物六十石，免除纳税。如有多带，各关照例征税等语。但是粮船运米，一船仅五六百石，商贩海船有多出一倍，甚至三四倍的，带货多少，似乎适宜根据运米石数来定各船所带的数量。至于海上航行必须重载，回空时除核定所带货物发给票证优免外，其余仍照商船纳税的定例，到各关卡完纳关税。舵工水手回空本来没有带货的定例，如今海上航行危险，似乎适宜酌情允许回带若干石，一体免税，并免除船税，以示优厚抚恤，使大家踊跃从事。

议赔豁

《会典》记载漕船偶尔遭遇风浪，在河、淮、江、湖失事的，如果漕船漂没无存，地方官查勘属实上报总漕题请豁免。若漕船进入海洋，比江河更险，偶尔有漂没，自必遵行题豁的定例。至于海船向来是满载，如果风猛浪高，船将沉没，就将货物抛弃十分之二三，使船身轻浮于水面，名叫“松载”。漕粮是朝廷的正供，万万没有抛弃的道理，应当命令海船只装载八分，即使遇到风暴，自然可以无沉溺的忧虑。

古今海运异宜

操船航海，自古就有。但就其大旨而言，今胜于古，近今更胜于从前。其原因没有别的，在于舟师是否熟悉而已。江南海船前往天津、奉天，所经过的海道，如吴淞口外的洞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西沙、五条沙，都涨在水底，贴近西岸，而沙脉的东边，海面深阔无涯。船行到这里，只需向东开行，以避开浅滩，熟悉的人用更香定方位，用泥色辨别，衡量风潮的缓急，测量海面的路程，趋避原有适中的方法，所谓驾轻就熟。不熟悉的人，或者避之太过而迂远，则遇风而骤然难以收岛；或者避之不及而浅搁，则弃货以保人。船针方向差以毫厘，路程谬以千里。这是古疏而今密的第一点。又如登州所属的石岛、俚岛、鸡鸣岛、威海卫、庙岛，都耸立在海滨，环抱内港。船行到这里，如果遇风潮不顺，都可以进港守风。熟悉的人知道各岛门户的深浅，各门潮溜的顺逆，转旋有法，行止从容。不熟悉的人，船靠近山边，不知进退，水山相激，最容易发生危险。这是古生而今熟的第二点。陆路可以引导而行，海船不能并驾齐驱，每艘船都需要熟悉的人，不能向其他船问路。前代天津、奉天通商不广，江南海船多到胶州贸易，不需要经过登州，那么登州海面既无商贾往来，舟人的伎俩无从习练。所以前明海运南粮，是从江南出口，运到胶州，仍用漕船，由山东内河两千多里，运到登州，再装海船转运天津，是一石米三次换船，一次运输三次增加费用。且无论耗费劳工诸多不便，而头绪纷繁，弊端百出，程期越远，耗散越多，都不可以作为长久之计。假如使昔日的舟师也能熟识海道，那么从江南运到胶州，已经绕出浅沙，经过黑水大洋海程已历两千多里。如果想直上天津，不过再远千里，而且有沿途岛岸可以安歇守风。为什么已过险远的外洋，反而避开平恬的内海？可知未阅登州潮汛，不知潮流的盘旋；未历登州海岛，不熟岛门的深浅，适宜其寸步难行。至于唐汉之际，航海较少。况且都城不近海滨，虽有海船，无从运达。所以运河淤垫，改为陆运转输，劳费无数，甚至河漕二务，两难调剂，势使然也。只有我圣朝深仁厚泽，远近均沾。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方商贾辐辏之盛，古未有。从此航海之人互相讲究，凡是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完备，山礁沙水趋避顺逆的方法，莫不渐推渐准，愈熟愈精

译漕运四次往返。凡是北方出产的粮食、豆类、枣子和梨，运送到江浙地区，每年不少于千万石。由此可见，这条海道风平浪静、运输快捷，古今效率优劣悬殊，更是可想而知了。那么，汉唐时期不实行海运，是因为受限于地理疆界；元明时期实行海运但未能持久，又是因为受限于人力。到了我们大清朝筹划海运，无论是地理形势还是人工技术都远超千古，似乎不能以前代的情况作为参照比例。

译关于统筹漕运变通全局的奏疏 道光五年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

奏为全面筹划漕河全局，酌情变通，应当请求暂时雇用海船以分担滞后的运输，酌情折抵定额漕粮以资助治理黄河，作为一劳永逸、长治久安的计划，恳请皇上果断决策施行。

私下查考，去年江南御黄坝堵筑稍迟，导致洪泽湖受涨水冲击而决口，清水溃泻，新漕粮紧迫临近，不得已而采取借黄河水济运的计划。近日恭敬聆听圣上言语，渡过黄河的船只仅一千七百余只，黄河水又再次停淤，后续船帮已多有阻滞，那么全部漕粮不能抵达通州，是必然导致的局势。宋代大臣程颢说：“治理之道从事务而言，如果救急就必须变通，大变通有大益处，小变通有小益处。”事情发展到今天，没有不当机立断改变计划的了。

然而，已经渡过黄河的船只如何催促挽运，迅速令其空船返回？受浅水阻滞的船只以及尾帮的江广漕粮如何设法改运？高宝运河如何得以疏浚？将来重运如何不致使滞碍？这应当预先统筹规划，策出万全之策，绝非可以苟且应付眼前，致使将来补救无术。臣受恩深重，职责所关，日夜焦思，不敢隐瞒沉默，谨就臣见识所及与可援引的成案，似乎对漕河有裨益的，请为皇上陈述。

一、已经渡过黄河的船只，应当紧急严令催促挽运，设法卸运，迅速令其空船返回。清水现在既然浅弱，黄河水又正值消落，沙停淤厚，运河因旱阻滞的几乎有几十里。如果不尽早空船返回，那么黄河水越灌越淤，势必难以飞渡。以一千七百余只停留不回的船只，人多粮尽，必然难以安静。况且黄河以北，从来没有军船经冬历春的惯例，此时头进帮船已进入山东境内，应由山东巡抚严令沿途文武官员，合力催促，不许片刻停泊，并命令运河道宣泄湖水，相机灌送。一方面飞令有泉水的各州县，实力疏浚，源源贯注，专门委派泉河厅亲往勘察，不容许稍有短涸。一旦出闸，即由直隶总督飞提到坝交卸后空船返回。然而臣揣度情形，还恐怕缓不济急，只有沿途驳运回空较快。查考嘉庆十四年东、豫二省回空漕船的成案，曾有再运截留北仓米石的先例。本年豫、东二省漕船即将兑完回空，应当令其不必归次，即令迎头南下，将北来的头进帮船米石装载代运抵达通州。其豫省本年应运的碾米石，应当令其暂缓归运，一并接运南粮。又查考山东闸河内外额定官剥船三百只，民剥船三百只，原本备全漕拨用。此时北上船仅一千七十余只，拨用很宽裕，或许可以分出此项剥船若干只，于出闸后代为拨运至通州。又杨村拨船二千余只，也可分提至闸口外接拨代运，仍命令原运旗丁押运至通州交兑。其接兑的船只，应当给予行月折耗等项银米，均应按定额装载米数程途照例核给，即在截卸的船只扣出的银米内拨给。总期及早空船返回，以渡过黄河归次为准。

二、高宝一带受浅水阻滞的船只所载米石，应当令其迅速起剥，尽数运至通州。查考本年江苏出运船二千数百只，浙江出运船大约千余只，江安出运船六百五十余只此时除已渡黄船一千七百余只，在后面各帮尚多。如果确实是早经进口滞搁淤浅的船只，抽退不出，似乎除了剥运之外，别无善策。查考乾隆、嘉庆年间成案，或者截拨近省平粜，或者即截留淮扬各属存贮，或者分给回空漕船，责令来年带交此时既然无须赈粜，而州县存贮容易滋生抛漏，明年漕运尚属未定，也难以仿照。只有剥运一策，淮安一带现今淤浅粮船所载划船，想必已经剥运。听说旱路三里，水路二三十里至八九十里不等每米一石挑剥席片等，大约费银二三钱。浅阻等帮计船大约千余只，共米百余万石，计算需银三四十万两，所费尚不算巨大。查考黄河口额定剥船七百五十只，本年两江总督奏留备用的江西、湖南代造直隶官剥船四百六十只此项剥船尽可备拨，如果再不敷，仍可就近雇船备用。只是寻常官剥、民剥船只受载不过二百余石舱小无篷，仅恃席片遮盖，容易渗湿偷漏。听说山东等省向来有民间运粮船只，土名西河牛之类腹大受多，楼篷俱备，这种最宜雇用。长运，或者即由豫东二省接运一次，务必酌情输转，使浅阻的米尽数北来，勿再迟延。只是雇用民船例价较减，地方官向来有赔累，必然导致畏缩，雇募不力，应由该抚转令各州县将雇用实价详请开销，也不得勒派民船致滋扰累。所有各船交替装载应扣应给银米等项，应当责成押运员弁随时核定详报，以免日久轇轕。再思高宝挑剥的时候，正值伏夏，南方暴雨不时，箩筐肩挑小船分拨，势难躲避风雨，米石稍沾潮湿，那么以后

译在转运过程中若发生剥运换载，必然导致货物变质而失去效用，这是挑剥作业中最为紧要的关键环节，尤其应当严厉命令督办官员妥善筹谋划策，确保货物不致受潮，才算完美无缺。至于那些跟随接运进口、尚未搁浅的船只，无论属于哪一派系，一律全部撤回，改由镇江运往黄浦，并纳入海运体系，以节省层层盘剥的费用。

译对于江广等帮以及江口一带未曾搁浅的船只，应当直接雇用海船运往天津。海运在元代实行了六十多年，直到明永乐年间会通河修成，这种办法才废止。而明朝大臣邱浚仍然认为会通河如同人的咽喉，如果有一天粮食无法通过，事情就值得忧虑，因此产生了河海并运的建议。嘉庆九年，给事中萧芝上奏请求采购海运，在该案中浙江巡抚阮元覆奏，也称如果万不得已而实行，只能酌情将定额漕粮改为海运，可见当时也讨论过此事。去年御史查元偁又有上海商船买米运往京城的请求，经该省督抚上奏称有妨碍民众粮食供应，于是搁置不再讨论。由臣今日看来，私下认为全部漕粮都由海运则不可，而商船未尝不可以分担运载。江苏买米海运则不可，而定额漕粮未尝不可以暂时运送。请陈述其中的四个困难，再陈述其中的四个好处。国家河运已经实行数百年，一旦改由海运，无论一切章程难以迅速商议，仅以数百万石国家粮仓的重任，忽然轻易尝试于素不相习的风涛之中，舆论人情，容易滋生惶恐忧虑，这是第一个困难。官运必须置办船只，置办船只必须设置官员，费用既不可估量，船只岂能突然办到？元代得以任用熟悉水线的人，因此委以重任，现今既然难以找到这样的人，而大洋出没无常，又岂是官府号令所能约束的？这是第二个困难。江河挽运，风火等事故，处处难免，沿途官员星罗棋布，而那些船丁尚且有时弄虚作假上报，海中岛屿繁多，风向不一，既难以连帮同行，从何稽查？倘若更有出海之失，谁承担罪责？这是第三个困难。贪图海运的便捷，河工必然懈怠，挑挖疏浚必然不力，逐渐形成淤塞，百余年来的功绩，数千里长的水利，一旦失去之后，想要恢复河运便不可能了，这是第四个困难。全部漕粮似乎不可轻易尝试，海运屡次有成议，而臣私下认为暂时雇用商船分运漕粮，则不必担忧这些。听说上海沙船有三千多艘，大船可载三千石，小船可载一千五百石，多是通州海门本地富民所造，立有会馆担保运载，牙行通货往来，并不押运，从未有欺骗等情况。关东一年数次到达沙线风向，是他们所熟悉的，不至于出错，这是第一个好处。雇船海运，无须制船的费用，如果令其分载米石，应给运费，仍可即从短运帮船的费用中划出给予，不需多费，这是第二个好处。上海船商以北行为放空，以南行为正载。海运装带南货，不能满载，往往取草泥石块配重。今令赴津之船，每船酌情准许七分装粮，三分带货，给予运费并免征货税，自必踊跃从事，而暂行的办法仍可随即停止。这是第三个好处。闽粤南洋或有海患，而由吴淞口往北，北洋沙礁水浅，南洋帆船断不能进入，从无其他顾虑。且该商等所得运费与贸易之利相当，又经官府取保结，必无意外之失。这是第四个好处。有这四个好处而没有四个困难，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呢？议论者仍以风涛为虑。查江广境内，如洞庭湖鄱阳湖长江都称险阻，历年军船多有漂没溺亡之事，不独海洋为险。且海洋每年贸易之船，为何不闻沉没？而去年台湾米船又为何安稳抵达天津？虽有数船遇风驶至吴淞口，并非沉没，这是明证。又以风向无常，守候不定为词，向来海船由上海到天津，风顺七八日可到，最迟不过十天半月，从未有阻滞，较之河运迅速加倍。又说盐水盐风易致霉变，去年所运台米受湿者不及百分之一，现已先行开放领米旗分，都认为完好洁净。况且南粮坚实远胜台米，且载运不过十天，时间不久，何至于立刻出现蒸变？应请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转饬上海道，在上海口岸传集各商行，告知雇船出运，每官粮漕斛一石应付运费若干，并准许折耗米若干，取具互保甘结，上报存案，陆续兑开江广等帮共船九百余只，米约一百万石，内外两月之内计可兑完。即令该商等出具领运米数清单承认交兑。其抵达天津时应请于仓场侍郎二人中派一人前往兑收，严禁经纪人等不得稍有勒索等弊，使该商等不致困苦劳累，以严肃政体。再由杨村剥船拨运赴通州，其应给该商银两应先在上海给领一半，其余一半俟交兑后核实运米天数，按照补给，即由江苏直隶酌情垫付，再由户部拨归并，严禁胥吏克扣中饱等弊，务必令实数归商，不致该商畏缩不前。该商等奉行妥速，应请参照去年台商运米之案，择其尤为出力者酌情授予职衔以示鼓励。至于江广帮船身重大，恐怕未能由丹阳运河运至海口，即饬令将江浙等帮已经截卸之船，在出瓜洲口时交兑替运，或者雇船剥运，总在该督抚察看情形妥善办理。如果行之有效，将来全漕运京时酌情分百余万石交商代运，未必不是漕运中并行

译这是不违背常理的一个策略。

译一、明年请暂停河运，将本年新征收的漕粮酌情部分改为海运，其余全部征收折色银两，用这些银两治理黄河，同时可以治理淮河、湖泊，从而永久有利于漕运。查考可知，要使漕运有利必须先治理黄河，而黄河与漕运断难同时兼顾治理。现在高宝运河亟须大规模挑挖，况且洪泽湖屡次被黄水灌入，湖底逐渐淤积抬高，将来必然不能多蓄清水以冲刷黄河、接济漕运，关系重大。即使山东微山等湖，也是闸河蓄泄的重要区域，近来听说也多淤积垫高，虽然每年有冬季挑挖的惯例，但时间很短，疏浚仍然较浅，所以每逢漕船进闸，都需要拨船转运。因此湖泊和河流都应预先周密筹划，以资永久便利。如果不暂停河运，宽限时间，断不能专心合力全面治理湖泊和河流，作为一劳永逸的计策。所以康熙年间停运治河，行之久且有效，是百世不变的道理。而今日在工事的各位大臣，没有以此申请，是因为不知道京通粮仓的贮粮情况，就不敢议论停止河运；因为大工程费用浩繁，就不敢议论全面治理湖泊河流；况且现在正值河运与漕运两难之际，更不敢议论搁置漕运而治理黄河。臣查京通各仓现存的米石数量有余，本年奉天、河南碾买的米石也陆续可以到达，加上新漕已经渡过黄河的，大约一百二三十万石，其余浙江、江安、江西广东各帮，或剥运，或海运，必定令其抵达通州。豫东漕粮仍可照常征收运输，那么粮仓贮存已经充裕。如果在本年新粮中，全部在江苏、浙江靠近海口的各州县征收本色米一百万石，或者一百五十万石，交兑给漕船运至黄浦，再由商船海运抵达天津转运交仓，那么皇家粮仓更加充盈。其余江苏各州县及有漕粮的各省，一概令其折征银两，约计不下七八百万两，对百姓来说仍是正常的赋税供给，未曾减少，而对工程需要大有裨益。本年冬季即可开征，陆续解送，也没有缓不济急的担忧。民间得以留存这些米石，日常饮食也宽裕。只是州县折征漕粮，每米一石应征收银两若干，应等到秋收时，由该督抚察看粮价情况，核定数目，奏明办理，并由该布政使将奏定的折色银数出示通谕各地方，暂时折征，并严厉命令各州县照数征收解送，由司库汇解至工程处。如有加征、勒索等弊端，立即严加参劾惩办。至于停运的旗丁等仍照减运年份津贴的成案办理。那些篙工舵手水手都是无业之民。道光二年江浙两省是由各地方官查明籍贯，每人酌情给予盘费制钱二三千文，备文押送回籍，由本籍出具收管各结，并告知暂令归农，办有成案。本年折征的省份即在本年各帮归次时，应由该督抚转令查照办理。计算一州县应兑的船只多者百余只，少者数十只，每船十个人，以每人制钱三千计算，每县至多不过需要银三千余两。冬漕既然折征，各州县即将每年应给各帮的兑运杂费用来安插这些人等，还有节省。只是谕令各帮等到明年冬漕开兑时，仍听这些人等到处帮运，不必另换新手，以免引起争端。这一年河运既然停止，计算节省运费各项银七十二万余两，米二十二万余石，足够支付海船运输，而征收的折色银两即可全部接济工程需要。费用既然充足，时间也宽裕，不仅江南的湖泊河流可以治理，即使东省的湖泊河流都可以一律疏浚。应在本年漕船办完后，由该河督等预先筹划湖泊河流全局，依次兴工，实力赶办，务必使黄河与漕运同时治理，水资源得以便利依赖。

一、酌情雇佣海船装运，督办高宝剥运，催促山东境内挽运，适宜钦派大员督理。现在淮安一带驻扎着漕运总督一员，南河总督一员，两广总督一员。江督总理地方事务，河督专司全河漕务，都无管辖之权。只有漕督职司漕务，向来押送尾帮北上，如今既然高宝阻滞，黄河以北声气恐怕不能相通。其由江南东境直达通州，一二千里，虽然有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但相距较远，实有鞭长莫及之势。况且淮安夫役挑船剥运，东境催促运输交替，以及上海筹办商船载运，都是权宜办理，尤其需要因时变通。道府各员，恐怕也不敢专断。应请钦派公正通达的大员，协同该管督抚会议妥善办理，在海口河道上下往来不时稽查，这样责任专一而策应灵便。以上各条，据臣愚昧之见，全面核算，如此办理，滞漕既可以北来，河道乃能专门治理，减少运费作为海船之价，而不致使商疲；折粮价作为疏浚的工程需要，而无需筹措目前权宜之便，将来有永久依赖之安。今日之计，似乎不可迟缓，形势值此万难，不可稍事拘泥，必须破除成例，酌情变通，于事方能有所补益。如果只知畏难苟安，总以仰仗圣主洪福来结束此事，那么其弊端必然至不可收拾而不止，实在不是臣所敢知的。谨沥血诚，仰祈皇上圣鉴训示。（再筹海运折漕章程疏，道）

译光武帝建武五年。

译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奏报：再次陈述雇用商船分运漕粮及折征漕粮、治理河道的变通章程，以期达到尽善无弊，恳请皇上圣鉴。

私下查考，今年河道淤塞，漕运受阻，仰赖皇上日夜焦劳，关怀无微不至。臣蒙受恩德深重，尚存天良，竭尽思虑，不敢隐瞒沉默。此前已在折子中详细陈述了酌情变通漕运与治河并行的情况，承蒙皇上圣明洞察。只是关于暂时雇用商船以及酌情折征定额漕粮的条文中，还有未曾详尽陈述之处，再向皇上陈说。

私下认为，臣先前提议暂时雇用商船进行海运，实在是因为河道已经阻塞，重型漕运中途停滞，河运与治河无法兼顾，只有暂停河运以治理河道，雇用海船以利漕运。这虽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则是当前的紧急事务，除此之外别无良策，舆论也一致赞同。而在事诸臣最初商议时不敢提及此点，固然因为风涛险恶、盗贼隐患，处处令人担忧，况且旗丁、运官等人向来没有经历海道，恐怕他们无法押运，似乎难以实行。以臣推测其缘故，都不在于此，只是因为这属于开创性的举措，万一有失，舆论不能不归咎于定议之人，而且事后恐怕会有赔累，如果办理不善，商情容易激愤，更害怕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臣想，凡事有利就有弊，任事者应当兴利而杜绝弊端，不可因为害怕有弊而废弃正事，其中斟酌尽善，全在于当事者的权衡，怎么能因噎废食呢？去年高堰决口，淹没村庄，仰赖圣恩怜悯抚恤，无非是为了缓解民困，爱惜民力，以培养元气。东南地区是财赋重地，连年收成歉薄，今年清口过船多需人力拉纤，至今起剥仍有滞漕二百万石，船运车拉每日需要数万人，完工还需数月之后，堤堰挑挖各工程用力尚无底止，固然属于按工给价，然而让平民在寒暑风雨中劳作，疫病不时发生，耕种或许中断，未能稍作休息，其劳民力到了极点，亟应当保留其余力，舒缓其劳累而加以使用。

如果将滞漕全部盘坝剥运，则民力劳累而国库费用不省；暂时雇用海船分运，则民力安逸而生机更加舒展。现据江省先后咨送本年二、三月内覆奏各折到部，仰见皇上圣谕煌煌，垂询恳切，而诸臣覆奏始终含混，没有一句实在的话，筹议已及半年，计策仍不出剥运，其缘故有二：一是担心商船到达天津难以交卸。

向来听说旗丁历来运漕到通州交卸时，经纪人都依赖他们的津贴，而商情良懦，向来不熟悉官吏，已经多有畏缩，一旦听闻命令让他们代运代交，必然增加疑虑。臣认为，如果明年雇用商船海运，应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专门委派一两名廉洁干练的官员，提前在上海地方召集商行船户，恳切晓谕明白：每官粮一石给予运银若干，干净照漕斛兑交，无论正耗及二分五厘耗米，均按漕斛计数实兑，即使令该委员监兑，按船给发各商实运米数的执照，仍照臣前议取具各商承运米数的甘结，并令存于委员手中，严禁胥吏等人与商船交涉滋生弊端。兑清后，仍令该委员亲身押运，抵达天津时，分出仓场侍郎一人，并派臣部堂官一人一同前往天津，按照官给执照米数、漕斛兑收，如果有经纪刁难勒索，准该委员咨送仓场，并分咨户部分从严惩办。一切交兑事宜，由该委员一人承办，经纪人等不得向商船过问。应给商船的价银，每漕粮一石需银七钱，向来听说该处行用以制钱七十文为一钱，按折算核计，每石只需银四钱一二分。

这是海运的价格非常低廉，断不可稍有克扣，也应由此该委员具结承领，亲自交给各商等按数实收，这样需索的弊端可以消除，而商情踊跃前来。一是海运既行，恐怕漕运员弁及旗丁、水手等人难以安插。有漕省份办理漕务的各员各有所司，而漕标更是其专职，一旦暂停河运，前项人员似乎无所事事。不知道商运既行，漕粮衙门的差务自然简化，费用自然节省，而例定的养廉、俸工等项仍可照常支给。况且当湖河通治之时，大工程需要人手极多，漕标员弁或许可以暂时酌情挑选数员，拨归河标听候差遣。员弁既不致闲散，而工程也可多收得人之助，似乎两有裨益。而且一旦湖河普治之后，员弁等仍可照常进行河运，永无阻滞。比起现在办运吃力，劳逸悬殊，津贴不同。旗丁按照减歇之例办理，安插舵手、水手等人，援照江浙成案给予盘费归籍之处，臣已在前面折子中陈述了。

海运之说由来已久，查元代全由海运，起初每年运四万石，后来增至三百余万石，其里程远近记载在《元史》中非常详细。明初河海并运，永乐十年以后会通修成，才开始由河运，然而还三年海运一次。弘治年间邱浚奏请在无事时疏通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一旦河演稍有滞塞，这边不来那边就到。嘉靖年间胡槚请求疏通海运以辅助河漕之急，其他如梁梦龙、王宗沐等人的疏章也陈述了海道

译里程数目不一而足，但所陈述的内容都清晰可考。我朝雍正年间，蓝鼎元也曾上奏说：“如今的海路已经变得平坦通畅，船只航行安稳，与内河航运没有两样，海运在当今确实可行”等语，这说明当时就已经有了这种议论。嘉庆年间，主张海运的臣子也不在少数，但那时还需要造船、设置官员、雇佣熟悉海路的人，所以当时认为费用巨大、形势困难，因此停止了这项提议。现在雇佣商人代为运输，费用既节省，又可以暂时试行，随时停止，而且经历海洋就像驾着熟车走熟路一样，便利快捷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什么不可行的呢？只是臣还有请求：海运虽然没有什么意外的担忧，但防御措施仍须考虑周全。应当在上海交接漕粮的时候，由该督抚等提前通知浙江提督、镇守水师营出哨，在招宝山、陈钱一带地方巡逻；江南提督、镇守水师营出哨，在大洋山、小洋山会合于马迹山；东镇臣出哨，在成山、十岛会合于鹰游门，以此来协助弹压和护送。这样不仅能使海洋永远安宁，即使商船偶尔遇到失风等事故，也可以借此稽查，似乎更为周密。至于酌情将漕粮折价征收这一条，有人说百姓缴纳粮食已经很久了，似乎难以立刻改为折价；而且这次改为征收折价，也担心百姓以后都援引此例不肯缴纳实物粮食，存在很多阻碍。查漕运前书内记载：凡是漕粮题准改为折价的，将该府州县应征改折的米数以及酌定的价格刊印公示晓谕，不遵从的就指名参奏。又规定漕粮遇到改折时，其随漕的轻赍、席木、赠截等项目，按规定应按数量折价征收。又规定起运漕粮正米一石，按规定有耗米以及给予军行月赠、耗等米，如果遇到改折，一律按照当时市价折价征收。又规定漕粮改折只允许按价格征收，如果仍然借兑漕之名，滥行勒索的，立即参奏惩处。这些话语都记载在册籍中，各省都知道。

译又查定额漕粮折色，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均有施行先例。江苏的清河、阜宁、宿迁、桃源、海州、沭阳、赣榆、嘉定、宝山九县，安徽的宁国、太平、旌德、英山四县、江西的泸溪一县，湖北的通山、当阳、通城三县，河南的祥符等州县，均因距离水次遥远，奉准永远征收折色。由官府采办兑运，长久以来一直遵行，各有案可查。其征收折色银两，乾隆年间以前多因灾荒改折，其折价大多不超过二两。至于各省永远征收折色的，是按照月报粮价，加上牙行、运折、损耗等项，其折价自三两几钱至四两几钱不等，全部由民户摊派征收。这是历年上报户部的成案，并非新创，且对正项赋税未曾增加。臣认为，明年疏通治理湖河，不得不暂停河运，所以臣先前提议，除豫东照常征运外，江浙漕粮暂时雇商船海运一百万石，或一百五十万石以充实仓库。其余各省应征漕粮数量极多，既不能全部缓征带征，而各州县仓库不多，也不便令征收后暂存。只有将此项米石按照时价暂收折色，以供工程需用，无需另行筹款，这是目前一举两得的计策。只在于上司善于奉行，既不使官吏受害，尤其不使百姓受累，以求妥善至极。改收折色，酌情参照市价，由该督抚奏定，布政使出示晓谕，不许勒索。其折征期限，应请稍予放宽。漕粮既改折，地方粮石充裕，势必难以限期卖出换银上兑。若一定令其限期完银，未免紧迫。所有此次征收折色，应请自本年十月起征开始，至次年四月止，限定全部缴清，不准丝毫拖欠。这样则期限既宽，民力自然宽裕，工程需用也可不误。其随漕轻赍、席木、截赠等项，也应折征，一并汇解协济工程需用。如各州县仍借兑漕为名滥行科征，或在此次折征时想预留将来勒折的余地，在奏定折价之外加重苛派，该督抚应立即从重参处，勿稍姑息。以上两条，总在各督抚实心实力，不要计较个人利害而忘记国家缓急的大计，不要徇私属吏而失去当时权宜的至善计策，应仍请旨下各督抚迅速议定施行。臣愚昧之见，谨缮折再次陈奏，恭请圣鉴训示。

驳议盘运章程疏道光五年

奉上谕：孙玉庭等奏酌议漕粮食盘坝接运章程并请拨经费一折，著照所请，准其将江苏藩库现存银两十八万两，安徽藩库现存银两三十万两，两淮运库现存应还江苏安徽三处藩库银两二十四万两，就近动拨。其广东省筹备南河工程需用银两三十万两，现已起解在途，也准其就近截留以济急需。钦此，并抄出办运大学士孙玉庭等原奏一折到部。臣等查：治理黄河是为了便利漕运，便利漕运必须先疏通河道，这是不易的道理。而其关键机宜，尤其在于事先预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不可疏忽。本年借黄济运，原本属于办过的成案。但上年清水泄尽，与嘉庆年间清水稍弱旋即可以蓄放的情形不同，所以议论者早就担心后进重船不能渡黄。现在据该督等奏称：军船磨浅艰难涩滞，须筹办盘坝接运。现在未渡黄的军船计浙江二十一帮，江广十九帮，约计接运漕米总共以二百万石为率。江苏各州县及河南山东两省封雇各船陆续解到，其所应修道路、搭建马头并预备米袋、草席、人夫、车辆，计算共约需银两一百二十余万两，较之海运尚属节省，并且可以免除意外之虞等语。查本年出运漕船共四千七百余只，经该督等奏准令各省飞速催开兑，于夏初依次挽入瓜仪口内，首进帮船已经起剥磨浅。那时就应当预先筹计，将后进帮船即截在江口以外，由盘坝起剥，或由雇船海运，两者之中选择其一，以能于钱粮节省、丁民不致苦累的酌情施行。或以浅滞之船起剥，而后进重船全部由海运输送，方为尽善。然而该督等不在后帮刚抵瓜仪之前预先筹计，而在重船磨浅艰涩之后才定计，虽想不行盘运，也不可得，以致多耗费价银至一百二十万两之多。而在暑热之中，每日役使数万人挽载扛卸，抛撒折耗更复难免。而该督等还说较之海运尚属节省。臣等请求核算：上海商船雇运载米，每石听说需价七折制钱七钱，就已经无不踊跃，每石折合银两不过四钱。以二百万石核计，共需银两八十余万两，较盘运已少银两四十万两。即使说由镇江至黄浦口，计程数站，另外须雇船运兑，似乎也无需银两四十万两。况且该督等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先后五次，共请拨款银两四百三十九万两，内除堵筑

译高堰决口的这项开销，其余大多用于加高堤岸、盘剥漕石。而此后疏浚淤泥的费用，恐怕还不止这个数目。臣等听说上海商船往来于奉天、天津之间贩运麦豆，一年多次往返，百无一失，外洋航运已与内河无异。如果再次发布告示晓谕，按照时价支付运费，每艘船装载七成米粮，仍允许装载三成货物，经过关口免除纳税，如果稳妥迅速抵达天津，照例赏赐官职顶戴，严禁吏胥、经纪人等与之交涉，这些商人谁不乐意遵从？然而该省大员犹豫拖延，日久不办，致使吏胥等人趁机勒索船只，商人们反而产生疑虑畏惧，不得不花钱求取放行。等到商船暂时获准行驶，而委员前往河边查验，见船只不多，便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这是该省决意通过陆路转运，不愿实行海运，并非海运真的不可行。如今的计策，总应预先筹划办法，作为明年漕运的打算。只是现在清口淤积抬高，里河堵塞，事关河工漕运非同小可，究竟如何筹议？何时能够开工？工程需要多少费用？今年已经延误时机，明年怎能再误？

译应请敕令该总督等人妥善商议章程，上奏请求办理，不要再延误时机。至于所请拨截银两中，广东一省已奏明解送户部，此时既然已经截留应用，就不再另行商议。但此后遇到各省解送户部及关税实存的银两，应令该总督等人不得截留拨用，以充实国库，满足重要开支的需要。该总督等人另列清单约议的盘运章程十条，臣等共同查阅，发现多有不够确切之处，谨按各条分别指出陈述，恭敬地请皇上裁决。

一、关于滞留在漕运的二百多万石粮食，据称需要雇用三千多只船，才能装运完毕，全部运至天津北仓交收。所有费用在事情办完后报销等语。查雇用船只数量既多，所需费用巨大，必须将滞留的漕粮全部运抵通州，才能称为事情办完。该总督等人为什么只商议运至天津截卸在北仓？查天津北仓共有四十八座，仅能储存四十万石米。从前截卸在北仓的案例，是因为偶尔遇到军船来得晚，米数也不太多，所以命令暂时卸在北仓，以便迅速回空接受新漕粮。此次既然雇用内河民船，与必须回空的军船不同，完全可以全部运抵通州。为什么只命令交卸在北仓？这是虽然船只多、费用大，仍然属于事情没有办完。将来又必须从北仓转运到通州，其费用更需要增加，数目也不少。而且仓库中出入必有损耗，况且该仓决不能容纳二百多万石之多。应令直接运抵通州，以省去繁杂而归于简便节省。又商议酌情给予商船食米津贴，只是各帮是否有剩余米可供津贴，现在令各粮道通盘筹划商议。如果不能津贴食米，就在每石运费之外折银三分等语。查这在渡黄之后不能渡黄的各帮漕粮，既然商议盘剥军船回空较早，食用自行节省，所领取的行月等项银米，自然应按未行程途划出，以抵此项津贴商船食用米之用。应令转饬核算扣除给予，务必期望随时应用，不得多销正项。

一、漕米过坝费用，据称自清江高头起卸到黄河水口受载，雇用小船、小车、扛夫等项费用，每石需银二分八厘，事后报销等语查高头到黄河水口并未声明多少里数，船载、车拉、人扛价格必定不一，为什么每石都需要二分八厘？如果遇到风雨如何料理？途中如何稽查？能否不致颠沛狼藉？将来能否竟然没有损耗，零星搬运，计算日期可以盘运多少石米，何时可以盘运完毕？这是盘运第一紧要的关键，怎么能仅以事情办完计算为词，一概不陈述明晰？

一、雇到的各船，给予坐粮，据称每日给银八分，事情办完后报销。山东、河南在雇用未到以前，由该省开报，江苏等省雇到未受载的船，也照此支给等语。查此项坐粮本就属于浮费，况且二百多万石滞留漕粮各船轮次受载，尚须时日，那么坐粮计数应当也不少，即使商议按名给发，如何能使各船不冒领不漏发？自应分晰陈述，核定章程。

一、各项须用器具，广为置备，据称随时间添补，难以预定，事情办完后报销等语。查既然系盘运米袋、席片、绳索、竹牌等项目，自然是所必需，但物品微小，而需用频繁，稽查难以周全，那么数目宜核实，其如何限制稽查，不致浮报冒领开销之处，也应商议预先核算。

一、垫筑车路，添挖小河，据称请求照河工之例，事情办完后报销等语。查高头到黄河口道路远近，马头宽长丈尺，以及汰黄堤内积水挑渠宽深多少，数目容易看见，也应核算据实入奏，以便将来奏销时按照核实批复。

一、设立分局，据称将库平折实发给船费，平余扣存支销等语。查发给船费各项置备物料，自应按照曹平分给，其平余项各局支用，仍饬作正项开销总之滞留漕粮全由盘运多费，价格则损害国库，易船押运则损害漕丁，多雇驳船则损害百姓，折耗米石则损害漕粮。该总督等人不早点通盘筹划，等到事无可奈，更不能不用前次所驳斥不行之下策，以至自相矛盾。但既然实行驳运，那么清口如何交卸，风雨如何隐蔽，价格如何核实，以及商民漕粮如何不至折耗，盘坝究竟何时可以办完，全船约计何时到通州，转眼大汛来临，如何预备，自当完备筹划妥善商议，上慰皇上日夜焦劳，然而折单十条无非声明开销地步，至于应办事宜全未据实商议。据称运米二百万石约需银一百多万两，以臣等计算盘坝各费及雇船运费已需银九十二万余两，其置备器具、挑挖小河，以及沿途雇用民夫，并山东、河南北、江南开销未受载以前的食米，事后奏销尚多，不知所谓节省者在何处。今据该总督等人奏称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恭敬地请下旨该总督等人节省支用，如有多余，按数解缴，决不得再有增益。又说内河连船前进，限期可到，不致意外有失，应令监督剥运押运各员认真稽查防范，不要让潮湿折耗，以致受到参处处分。再臣等更有请求

译盘坝接运本来已经耗费了大量国库银两，折损了漕粮，而民夫在劳作中筋疲力尽，商人在差役中疲惫不堪。清口的运道已经淤塞，黄河的河床日益抬高，疏通的费用需要在以后筹措，溃决的危险如今正日益加深。这更是当今刻不容缓的谋划，似乎应当全面统计、妥善筹划，以取得补救的效果，而不应该等到临时手忙脚乱，只以申请国库开销了事。应当一并请求下达给该总督等大臣，将我们指出的问题逐一妥善商议，另行上奏，不要遗漏，不要隐瞒。臣等认为，河工与漕运的大局，都关系紧要。况且臣部掌管财政支出，将来该总督等申报核销钱粮时，尤其应当核实办理。谨为河工漕运着想，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恳请皇上明鉴训示。

译折南漕议

冯桂芬

《禹贡》规定：百里之内缴纳赋税，二百里之内缴纳带穗的谷物，三百里之内缴纳去壳的谷物，四百里之内缴纳粟米，五百里之内缴纳精米。这是古代圣人转运输送的方法。宋代人的诗中有这样的话：“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这话确实说得对！〇没有听说过仰赖数千公里以外的供给，而没有百分之一的阻隔中断的。那么想要充实京城粮仓，不如在西北地区兴修稻田。但是稻田的收成不能指望按年奏报政绩。只有在天津、通州、京城粮仓这三处招募商人贩运米麦杂粮，而命令东南各省折解银两。等到有成效后，一并停止山东、河南的粮食运输，这是最简便的方法。京城粮仓的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员俸禄只占十分之一罢了。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取米来换钱，折给兵丁购买杂粮充饥。每石米折合京钱若干千，合白银一两多一点。沿袭已久，习以为常。咸丰九年，有人因为某牛录扣除米折而向兵部控告，因为历年都是这样，各旗都是这样，某牛录只受到轻微的谴责。只有官员俸禄也是如此，三品以上多亲自领取，其余的领取票证后卖给米铺，每石也是一两多一点。到粮仓亲自领取的，百中不到一个。那么南漕从耕种收获征收，呼喊驳运，历经数月，数千里耗费多少民脂民膏，招致多少贪官污吏，冒犯多少艰难险阻，仅仅得以运达京城粮仓的，其最终用途是每石换白银一两，这真令人长叹不已。况且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的奏疏中有“云南漕粮每石耗费白银十八两”，不说二十两而说十八两，必定有确实的根据。魏源驳斥他，说只有四两，他的说法很荒谬。魏源说：“每船装米六百石，帮费洋钱千元，不过每石一两多一点。”不知道六百石中交仓的正耗米仅四百多石，六百石的帮费都应在四百石内分摊，魏源误解了，这是第一个错误。当时松江、白粮帮费有多达两千六七百元的，魏源不知道，这是第二个错误。又说：“漕项连同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察行月等一切米价几乎及一两，银尚在外。”魏源计算错误，这是第三个错误。所驳斥的没有一处是对的。以现在计算，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都在漕项之内。给兵丁苫盖等费用在漕项的浮收之内。给兵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给还米等，是修缮军田的租税。是漕河工程的费用。是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公私的费用。虽然不能得到确切的数目，大约与刘权之的说法相差不远，而其最终用途是每石换白银一两，这又令人长叹不已。那么不如参照成例，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送京城发放军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军心必定大喜。只是领取折银购买粮食可以相安无事的，还是因为每年有南粮二百多万石流通于市场的原因。如果市场中突然少了这二百万石实米，那么一切杂粮都会涨价，兵丁领取折银之后，从哪里购买粮食？计算二百万石可供六七十万人食用，这是六七十万人无粮可吃了。这应当为此做准备。现在提议在京城、通州、天津三处招募商人运粮，应当免除门关税，参照外援粮船带免其他税的成例，规定运粮若干石准许免除其他税若干，定为法令，仍然按时查报粮数，务必符合近年南漕糙白米的数量，不足则设法招徕，或用盐务倡导的旧例来补足。谚语说：价高招远客，京城百货汇集，即使是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的特产，还可以迅速办到。一旦南粮不来，米价昂贵，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其他税的成例，近畿杂粮船只密集，不言而喻。人特别不能一天不饱，米麦杂粮同样归于吃饱。况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来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的，本来不担心没有米。况且近来商贾道路狭窄，一听说北方地价贵，必定趋之若鹜，更不担心没有米。只要市场中有米，就不必官仓中有米，更应当官仓多筹备一年的积蓄，按年卖出陈粮买入新粮，作为有备无患的计策，那么转胜于从前的一年消耗一年而成，是万全之策了。这样那么南方百姓所缴纳的数目，就是北方兵丁所得的数目，国家没有毫厘的损失，民间节省运送的费用，而且所谓漕项以下目一切可以节省，合计起来何止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有人说：海运实行十余年有效，何不依旧例？不知道一实行海运，不仅多出运费，而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般折耗，虽然简于河运，仍然不少。两湖、江安尤其巨大，虽然出自民间，而其最终用途是每石换白银一两，又何苦让万家膏血多掷虚耗呢？至于先前提议稻田利益兴起，那么数年之后无事南米，是更好中的更好了。如果河运一废，不可恢复，稍有见识的人就知道，而咸丰九年，枢臣还请求恢复河运。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文庙圣明，得以寝息其议，是意外的幸运了。

会议海运交米疏

曾国藩

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九年十一日二十日奉上谕：海运交卸一节，该部拟定请求按照河运章

译程，改由粮道赴通州直接交接，是为扫除积弊起见，着曾国藩、李鸿章、恩朴、张兆栋、张之万、杨昌濬斟酌情形，详细妥商，会同核议具奏。原来的奏折片单均着分别抄给阅看等因，钦此。”臣曾国藩当即发札命令江苏粮道恩朴，会同布政使核议详复。臣杨昌濬也立即发札命令浙江粮道如山，会同司道核议详复。不久据浙江粮道如山等人会详称：海运章程始于道光六年，由上海运往天津，责成南省委员；由天津运往通州，责成北省委员，界限分明分为两半，各有专责。奉行既久，法令并非不好，但弊端却丛生。现在想要大改章程，不外乎除弊、节费两件事。然而运往通州的弊端，全在剥船。如果改由粮道委员押运，让隔省且人地生疏的委员，去稽查隔省积惯作弊的船户，恐怕呼应不灵，弊端会更严重。至于海运经费，是按照米数备带赴津，力求节省，才够使用。向来北省押运米粮的员弁多达一百几十人，现在如果改由南省带员赴北，薪水既多，路费更巨，仅这一项就已显得浪费，其余各项也必然骤增，恐怕于事未必有济，而所费更属不堪承受。又天津局以起剥为重，通州坝以交卸为里。粮道专门驻在天津局，则交米之事无人专责；先赴通州坝，则起剥之事又恐延误，而沙船在天津等候太久，耗费更多，尤其担心畏累远避，有碍于下次的招雇。种种阻碍，不敢轻易议论更张等语。由臣杨昌濬资送商请臣曾国藩，察核所陈各节，均切中事理，并非意存推诿，就据此详会奏了。适又接到江苏粮道恩朴禀称：近来海运弊端不在商船运往天津，而在剥船运往通州。剥船舞弊，固然由于积习相沿，也由于水手过多。该船户既在平时亏累，又需用于临事，偷漏搀和，无弊不作致使干圆洁净的米，一交剥船，米色顿时变坏，殊为可惜。现在想要力矫前失，惟有遵照部议，由南省粮道路径运往通州交接，自天津过剥以后，慎选委员以押运，在舟分设卡段，以司稽查，严定偷漏罪名，以控制之，节省经纪等费，以优恤之，或许可以一洗剥船之弊。至于封雇弹压等事，仍由直隶地方官员妥为照料，南北通筹，恩威并用，演务当有起色。现已草创章程十四条，虽然不能十分周密，请试办一年等语。臣曾国藩认为该粮道恩朴，在浙江办理海运两次，调任江苏，又办九年分一次，一切情况久为熟习，既肯力为其难，勇于任使，果能除去漕米搀水潮杂之弊，岂不大有裨益？又经函商臣张之万、臣杨昌濬酌核办理。臣杨昌濬旋又复函以为，运往通州的弊端，果能改弦更张，实为中外所共同愿望。只是改章而仍用额设的经纪，向有的剥船，则从前锢习牢不可破。若想重立新章，另行雇船，另行派人，则事情属于创始，必须通盘筹划，确有把握，方可试办。”接到闽浙总督恩朴来函，也深虑骤然改章诸多阻碍。现在米船将次放洋，为期已迫粮道如山议请俟下届再行试。与其仓猝改章，不如从容集议。”臣张之万复函也称，直隶总督李鸿章覆奏海运事宜折内，已经声明今年新漕只能照章在天津接收。谕旨允派仓场侍郎一员赴天津会办。如果改为径运赴通州接收，则南北办理两歧，奏咨商改多费章，殊觉不便。”臣曾国藩参考众论，酌度时势，本年海运仍应在天津接收。江苏粮道恩朴既有创办径运赴通之志，浙江粮道如后续行核议，也有下届试办之请。臣等公同定，檄饬恩朴、如山在驰抵天津后，先将本年粮米查照旧章办理，再将下届粮米运往通州改章之处，面禀李鸿章，应将经纪如何更换，剥船如何整顿，各项经费如何核实动用，一一筹度不压精详。等下届漕粮海运由臣等先期议新章，奏明办理，以昭慎重。

译办理漕务大概情形片

胡林翼

再者，臣于十月十四日将湖北漕务积弊已久的情况，以及现拟革除冗费、减定漕章的情形，以密折上奏，奉朱批：“所奏确实恳切，你能不顾情面，祛除百年积弊，非常值得嘉奖，等办出些头绪后，再行上奏。”钦此，臣恭敬遵行。臣与司道官员、武汉两府日夜筹划商议，命令各州县将向来浮收的数目及漕规冗费据实陈述，大力删减。从前每石浮收钱十六七千文、十八九千文或二十余千文的，现在减至六千数百文，或五六千文；原来浮收八九千文的，现在减至四五千文，耗米、水票费等都在内。共将单串、票样、米号钱及各项杂费名目一律革除，统计有漕的州县民间共删减钱一百四十余万串。这是向来官吏、衙役从百姓身上剥削的，如今又还给了百姓。州县按照减定的章程征收后，北漕每石解送正银一两三钱，耗银一钱三分；南粮每石解送正银一两五钱，耗银一钱五分。其中比北漕多解银二钱的原因，是因为南粮是供给满营、绿营各营士兵的口粮，遇到灾荒缓征导致不足时，由藩库筹款拨付补充。如今藩库款项支出拮据，不能不预先筹谋，统计北漕、南粮的正耗银两，实际应解送粮库银四十一万余两。这是向来将熟地当作荒地、将征收当作欠收，不全部归公，如今确实归公了。南粮按规定支给满营、绿营各营士兵的口粮，应都按照例价，每石折银七钱，还剩余银八钱。荆州满营生计尤其艰难，应在每年例放二百石本色米内，酌情加银二钱，每石折银九钱，还剩余六钱，计算共剩余银八万余两，拨入藩库筹备拨付补充兵米及满营、绿营各营的正饷。又漕南水银每石一钱五分，计算共银四万余两，向来是各州县开销修仓、补垫水陆运费及漕南书吏饭食等项之用，相当虚冒。如今改征折色，各州县无需开销，应饬令先前解送粮库，也可补充兵饷。这是在节省中寓含筹备之意，对百姓没有损害而对公家有益。从前兑运北漕粮船的旗丁水手，在屯运例费不足之外，州县向来有津贴，名为兑费。如今如果一并裁革，将来河运疏通，势必对兑运有妨碍，拟将此项兑费暂提充作兵饷，等开兑北漕时仍归丁船津贴，约计提银七万余两。这是因其本来所有，保留其不可缺少的部分，对目前有益，而对日后没有损害。又随漕浅船军士安家、帮津、资役等改折停运，都无需开支，又可提存银十二万余两。凡是这些漕务情形，经臣通盘筹划计算，极力减除，为民间省去钱一百四十余万贯，为国库实际得到银四十余万两，又得到节省提存银三十余万两。以现在对比过去，漕务的利弊显然可知。对于州县书吏、衙役，仅征收饭食、辛工、纸张费用，原本难以要求他们掏腰包从公，又怎会像以前那样十倍百倍地漫无限制？即使现在征收数目已经大力删减，而道府漕规及上下衙门的一切冗费，又都全部革除，计算州县还可以稍微资助办公，断不至于借口赔累，另开浮收勒索的端绪。臣既然已经访察积弊，去除其过分之处，从一百余万中饱私囊中取出一部分，以分益上下，以往的过失尚可不追究，后来的弊端则必须从严处理。万一有不肖州县托名冗费，肆意浮收，必须从重惩办，以警示其他人。这是目前整饬不难，而长久防范尤其应该谨慎的。现在自从减定章程之后，全省周知，小民踊跃欢呼，争先恐后地缴纳。历年漕务开征到次年七月还在追比，甚至一两年后还要催促。本年漕务经过这次整饬，顺应百姓意愿，必能提前数月按数催解，借此向上缓解圣上的忧虑。除了州县阳奉阴违仍前浮收者另行奏折查办参劾，并等办有成效后再行奏闻。所有办理漕务的大概情形，谨附片据实密奏。

漕项无从划拨，海运难以议分疏

沈葆桢

臣私下接到户部咨文，会议仓场侍郎桂清、毕道远修治运河的一折，请旨命令该督抚体察情形，核实恭录谕旨，并覆奏原折，行令钦遵办理。臣私下认为，因为转运漕粮而治理河道，因为治理河道而筹措费用，沿流溯源，用意极好。国家关怀河务，原本是为了漕务考虑，从前修治费用不惜，每年数百万金，实在是因为天子的正供非河运不行，航海风涛难以预测，所以如此。如今国库艰难，万万不是过去可比，不得已而取资于漕项，又合并数省的财力来救济它，假设各省力量所能建造，也必有一劳永逸的计策，而后费用才不白白浪费。如果年年修河以供年年办运，无论费用从哪里出。臣私下担心病症日益严重，有求如眼下河形而不可得的情况，恭敬地将原奏交议的各节，为我皇上分条陈述。原奏中有漕省分应酌情提取漕项若干一节，查宁属起运光绪元年、二年分冬漕，以漕项开发运费

译挑浚河道，处处周折，各缺经费数万两、数千两不等。只有光绪三年极力节省二万两，拨充山西、河南赈灾所需，那是恩准暂行海运的缘故。江苏省的运费也逐年亏空巨大，全靠藩库挪借垫付。如果再令分拨几成，无论河运、海运，都将束手无策，河道还没修好，漕运就先废弛了。安徽是折色漕粮省份，理应有漕项盈余，但京饷出自其中，协饷出自其中，本省军饷也出自其中，以盈补亏，尚难相抵，并非有提存的款项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如果向百姓征收，百姓无法承受；如果停止解送京饷、协饷，参劾处分随之而来，拆东墙补西墙，计策只有裁减勇丁这一条。然而设防如旧，又正值年成丰收，伏莽之徒尚不时伺机而动，倘若一旦藩篱尽撤，良善懦弱之人无所依附，宵小之徒因此产生歹心，即使智者也不知如何善后。原奏问江浙两省能否将海运粮石各分出十几万石办理河运，安徽省下届漕粮能否运多少本色，以及运米船只能否多雇一节，查江苏省办理海运已苦于经费不足，再令其舍易就难，更从何处挪借？安徽的窘迫甚于江苏，力不从心，不言而喻。征收本色尚可，运输本色甚难，本届江北漕船六月还未全部渡黄河回空，更不知何日才能事毕，催令南返盘坝守冻。漕船腐朽过半，若冒险求速，恐飘海散失。各船户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下届想勉强符合旧额，势必须多方劝勉招集，方能成行。再在此之外要求更多，恐怕百呼而无一应者了。原奏问运河应如何设法修浚，将全河形势一并详细查明确议回复一节。查全河详细情形，臣未曾亲自踏勘，无法凭空臆断，但依大势揣测，前人对运河，都是万不得已而后出此策。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舍弃河运别无他策，然而屡经险阻，官民交困，最终因中途建仓，伺机转运，而疏失稍少。元朝则专行海运，所以终元之世没有河患。自明朝以后，急切于河运，于是不得不急切于河防。漕运刚定章程，河道忽然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政也随之改变。我朝沿袭此制，费用既随之增加，而强悍游食之徒滋生其间。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等，勾结党羽，倚仗人多势众，把持局面，形成坚固难解之势。

译前任两江总督陶澍对此深感忧虑，于是创立了海运的方案，表面上说是为了节省经费，暗中则是为了无形中消除祸患。蒙宣宗成皇帝批准施行，漕政在穷途末路、无可挽回的时候，借此得以维持而不败坏。等到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爆发，这些漕运利益集团暗中参与其中，随着南北战事平定，他们也被消磨殆尽。虽然街市城镇中还有这类名目存在，但没有大的窝点来容纳他们，偶尔结成团伙，善良的官员也足以治理他们了。因此，河运所值得担忧的，不仅仅在于经费问题。原奏章说运河贯通南北，漕船借此转运，同时用来保护民田，意思是运道存在则水利也存在，运道废弃则水利也全部废弃。然而没有漕运的省份，水利也关系到民田的命脉，未曾敢任由其废弛。臣私下认为，放弃运道而筹划水利容易，兼顾运道而筹划水利困难。为什么呢？水往低处流是水的本性，一定要让它贯通南北，就不能再听任它往低处流了。不听任它往低处流，那么事事都要靠人力来做，费用不可估量，利益也大大减少。况且民田与运道，更是势不两立的。连续二十多天不下雨，百姓想打开涵洞灌溉，官府则必须关闭涵洞以养护船只，于是挖堤的案件就发生了。至于河流断绝，甚至必须夺取其他地方的水源，引入河中，以解燃眉之急，而民田原有的水利，也输送给了河流，农事更加无法过问了。运河形势即将漫溢，官府不得不打开减水坝以保护堤岸，妇女儿童横卧在坝头，哀呼请求延缓，官府不得已深夜打开减水坝，而堤下的民田立刻变成巨大的水灾。东境河道，经巡抚大臣随时命令下属挑浚，地方官何必完全没有良心？之所以刚挑浚就再次淤塞，是因为借黄河水济运的危害最为猛烈。前面的淤积尚未完全清除，下一届的漕运船只已经连绵不断，而高低悬殊，形势难以飞跃渡过。于是明知借黄河水不是好办法，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资助浮送，又千方百计违背水的本性，强行让它服从我的范围，导致前次修治的成果全部落空，本届的淤积又再次堆积。部臣所说的历年兴修，都以随时挑挖、逐渐疏浚作为权宜补救之计，确实是洞察症结的言论，不能不思考祸患并预先防范。议论的人叹息于经费无处筹措，船只不充足，导致此举不能成功。臣私下认为，假如道光年间每年修治的银两和道光年间官府制造的船只，到现在一一都还存在，用来在借黄河水济运的河道中运送全部漕粮，也没见它能到达。大概江北所雇用的船只，其大小不及从前粮船的一半，但必须等待黄河水泛涨，并且竭尽千百勇夫的力量去挖掘，通过几十艘船后淤积又再次堆积。今天所淤塞的必定比昨天更严重，而今天的耗费对明天毫无益处。如果船只又大又多，能施展他们的技艺吗？况且不可侵犯的，是黄河的本性。近来因为西北连年苦旱，水源不旺盛，于是轻慢而玩弄它。物极必反，假如因为济运而夺取水流，向北流则京畿地区遭受其害，向南流则淮徐地区遭受其害。对百姓生活怎么办？对国家大计怎么办？恳请朝廷效法元朝创立海运成例的做法，体察宣宗成皇帝试办海运的深意，以收取近日轮船自然之利，并念及时局极其危急，万万不容做无益之事来损害有益之事，实事求是以渡过艰难。臣自知像用瓢测海、从竹管窥天，达不到万一，但既然奉旨命令核实筹议，愚虑所及，万万不敢强不知以为知，在君父面前自欺欺人。

借黄河水济运白白耗费经费，拟请暂时实行海运的奏疏，光绪二年。

沈葆桢

臣等私下接到部里咨文，江北各州县漕米仍命令办理河运等因。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依议钦此。查江浙冬漕以及江西、两湖采办的京米，都是海运。唯独江北十余万石，部臣坚持定见，认为漕运不废弃，河道赖以长存，而且有借黄河水济运的方法。只要黄河汛期不至于断流，那么漕运终究没有困境，所筹划的极深且远。如果不是迫于时势的万不得已，臣怎敢不殚精竭虑，共同渡过时艰？只是今年河运困阻，情形与过去完全不同，不敢不把千虑所及，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从前河运延误期限，中途改为陆运，说是开兑迟延，导致误了黄河汛期。本届漕米从正月起至二月初十日止，在宝应、泗水等地一律开行。当月二十八日全部挽过三闸，催促加快并不慢。然而杨庄以北水浅不足一尺，不仅没有水济运，而且需要蓄水养船。后来下了大雨，又经过上游起坝，逐层套送，随地起驳。淤塞的地方即使驳船也只能半装，才能浮送。挑河的費用，打坝的费用，灌塘的费用，雇驳船的费用，车绞的费用，白白浪费的不知有多少。然而黄河汛期的日子确实没有误。但渡过黄河后察看，河底的高度与黄河水面相平，黄河水流无从灌入，于是商议筑坝兴挑。从口门到张秋九百余丈，挑宽三丈，挑深三尺。纵然能畅通无阻，两省所花费的也不赀。运河的底为什么高到这种程度？就是历届借黄河水济运所淤积的。借终日的力量来济运，偿还累月的力量来挑浚，还可以说过去。等到秋汛一到，漕船衔尾争着前进，没到一半运口就堵塞了，那么昨天所挑浚的又成为今天黄河水流所淤积的，其余船只不出陆运不可得了。借黄河水既

译（漕运）不足以解决运输问题，反而使得山东的河道年年遭受淤积。这说明河道并非依赖漕运才能存在，反而会因为漕运而浪费水势，失去其原本的自然特性。商船的航行和农田的灌溉，从此都受到损害。而愚臣我过分忧虑，私下认为无形的祸患，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为什么呢？水往低处流是水的本性。黄河挟带着泥沙流动，停滞就会淤积，淤积就会决口。所以治理黄河的人有逼迫堤岸约束黄河的方法，又有借助清水冲刷黄河的方法。大概是增强其湍急猛烈的特性，让它挟带泥沙快速东流而不稍作停留，大概不至于溃决而旁溢。现在黄河汛期正苦于水流微弱，未曾逼迫堤岸来约束它，借助清水来冲刷它，反而又引导它旁流，舒缓其湍急猛烈的特性。上游越是舒缓，下游就越缓慢，所挟带的泥沙无力向东注入，在半路上逐渐堆积，几年之后，河床高度将与堤岸相等。向北溃决则京畿地区遭受祸患，向南溃决则淮安、徐州遭受灾殃，而山东省首当其冲的情况更不用说了。臣愚以为，治水应当顺应水的本性，政令贵在顺应时势，何不恳请天恩，准许将江北的漕粮暂时办理几年海运，等到山东的运道一律通畅，再商议酌情恢复旧制。至于淮安、徐州一带的运河，关系到农田和商船的利益非常大，幸好淮南盐区全部恢复，有办法筹划解决，不敢因为河运暂停而忽视水利利益。愚昧的意见，实在担心不妥，万一（有可取之处），谨合词恭敬地写折子迅速陈述。

译关于筹措海运经费的奏疏 同治四年

浙江巡抚 马新贻

查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漕粮米石，先前奉到恩旨减免定额征收，经臣等查明应当减免的成数，奏请并奉到谕旨，分别上、中、下则，一律永远减免，以缓解民力等因，钦此钦遵，已刊刻誊黄，行文晓谕在案。关于筹措运费一事，先前经总督左宗棠上奏，接准户部批复，内称查浙江海运，向来只支销漕截银两，其不足之数，皆由州县酌情提取津贴，并不动用国库，因此准免报销。如今该总督将正额浮收一概核减，请求将津贴一项裁革，自然是出于厘清剔除漕运弊端的考虑，但所需的运费，总适宜在漕务款项下宽裕筹备，以敷应用，不得在漕项之外再动用别项。至于一切支销，如有应当裁减的，也适宜分别裁减，力求节省，不得即以八钱作为定额，应令该总督巡抚从长计议，量入为出，将筹措款项及应用数目再行据实覆奏，由本部核定后方准照数支用，如有盈余，报部候拨，准免造册报账，以归简便等因，当时已转饬布政使司、粮道通盘筹划妥议详办。现据该司道等详称，查浙江西部漕米除照额核减外，共存正耗米七十万三千余石，其中海运新章每石给商船耗米八升，就全漕起运而言，应扣去五万余石，无须运费，所有需要运费的米只有六十五万余石，每石以八钱核算，约需银五十二万两。按漕截一例应给帮丁，改行海运以后业经奏准提取每石三钱四分六丝，现拟全数动用，计正银二十六万一千一百四十九大两零，随耗五千三百二十九两零，又从白粮经费项下划出漕截银一万三千一两零，此外自然应当遵照部议奏准之案在漕粮项下酌情提取，不敢动用别项。正如减存之行粮、月粮等米，既然不给帮丁，自然应当变价，拟照经费食米定价每石作银一两五角，现除减免外，仍应共收米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四石零，计银五万一千三百八十两零。又查南月粮一项此时也不给帮丁，共收正米七千一百石，每石作价银二两，计银一万四千二百两。杭州、嘉兴、湖州三府行粮折征项下共银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二两零，随耗五百三十八两零。月粮折征项下共银五百四十八两零、随耗二十七两零。经费食米折征项下共银三千八百四十两零，随耗一百八十一两零。以及宁波、绍兴等府本色月粮项下共银五万九百七十三两零，又耗三千六百四十二两零。折色月粮项下共银六万八千二百二十四两零，又耗三千九百四十五两。合计漕截银两，已共银四十九万六千八百八十九两零。就全漕起运之年，约需银五十二两，计算所缺无几。如有不敷之处，再在漕务项下设法拨补。所提各项皆系河运年间给帮丁的款项，如今河运改为海运，酌情筹抵，仍是拿漕运的钱办漕运的事，未动正项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等查从前海运经费不敷，皆由各州县酌情提取津贴，每石自七钱至四钱不等。这项津贴银两，该州县岂能自己捐出俸禄，无非取自民间。虽想不浮收，却不可得。如今正额既蒙恩减浮收，更应当禁绝。所有海运经费一项，除动用漕截之外，断不可再令州县津贴，以致加重百姓负担。只有遵照部议，在漕务项下宽裕筹备。现据该司道等议请，将减存的行粮、月粮、南月粮分别变价，以及杭州、嘉兴、湖州三府行粮、月粮、食米折征的宁波、绍兴等府本折月粮等，抵备海运经费，以昔年给帮丁的款项作为今日运米的费用，以公办公，不动别项正款，尚属妥当。此外漕务项下尚有一二未提取的款项，万一经费不敷，也可随时拨补，固不必另提正项，也无需再议津贴。至于部议每石运费不准拘定八钱的数目，查原奏所说的八钱，不过是约计之词，以示限制之意，原难作为定数。只是海运从上海到天津，雇船设局，用费浩繁，不得不多方筹备，以免临时掣肘。臣等仍应当督饬该司道等，力求节省，核实支销，如有盈余，存于道库听候拨用，并将动用数目按年奏报以免造册报账，以归简易。至于从前办理河运，用费尤其多。将来如果恢复河运，以此八钱的款项作为给帮丁之用，是否相当，尚难预料。如今只就海运而言，办理自可宽裕从容了。

官剥船户苦累，仍请照前补贴。奏疏，光绪十二年

李鸿章

查臣先前因官剥船户穷困至极滋生弊端，例定工食银十五两，仅领取一半，不符合赡养家庭糊口之需，请求从今年起，每船由苏

译浙省漕运款项内酌情补贴工食银五两，奉旨照所请办理，户部知晓，钦此，此前已行文知照并遵照执行在案。现在接到户部咨文称：定例中封河守冻期间，每船工食银十五两，另外每船每年给油舱银五两，每三年给小修银二十两，又每运输米一百石给价银八两四钱，零食米一石五斗五升。同治七年申请筹给耗米，同治十年申请每百石加费银五两，历来已格外体恤，现在请求每船再加银五两，应不予议等语。臣认为，部议剥船船户既然领取了工食、油舱、修费，又有价银、食米、耗米，统计起来数目似乎较多，所以说无须再加，然而逐项分开计算所得实属有限，况且此次是酌情恢复工食的办法，并非例外增加，请允许我详细陈述。查油舱修费是为了修补官剥船之用，并非船户所得私用，况且军兴以后人工物价都昂贵，又将十年满料改为十五年，船身日久朽坏，修费更重，领取的例银不足，尚须贴补，并无丝毫剩余。至于同治七年筹给耗米，每百石一石七斗五升五合，后来奏明归南省自行运通，也与船户无关，这些都应该剔除，不可合并计算。船户所得只有工食、价银、食米三项，从前封河守冻期内实际领取工食银十五两，而从芦商捐东纲生息项下支出，本无折扣，凡是运米到通州，由经纪承接交付，既不赔米，更没有额外费用，所得价银除去沿途用项，尚有盈余，况且商货畅行，漕运结束后揽载获利，所以尚不觉得困苦。后来因为长芦山东纲情疲累，商捐生息收入无几，将工食减发银七两五钱，而且交米也责成船户，遇到短缺，与经纪各半分赔。查南粮海运到天津，难免略受潮气，沙船行程迟缓，米长期储存在仓库，咸水外渗，尤其担心间有蒸变，所以剥船受兑到通州，往往需要下地风晾、踏践、抛洒，并有附近穷民偷窃，其中损耗不少，既然需要补赔，船上增添绳缆器具、铺舱席片秫，沿途加雇纤夫，以及过坝卸米、风晾人工及一切守候意外之费尤其巨大，每斛米一百石，仅按例领取脚费银八两四钱，零食米一石五斗一升，实在不符合赔补损耗及各项开销。幸有同治十年奏请加脚费，每百石银五两，借以弥补运费之不足。然而每年运米三次，所余三项与工食合并计算，大约不过十余两，每船水手眷属七八人，一年衣食全在其中，怎能够用？又正值连年荒歉，商货稀少，揽载极少，于是导致啼饥号寒，贫困窘迫日益严重。臣目睹其困惫情状，又据纷纷苦苦哀求，势不得不酌情予以调剂。查从前每逢亏短漕米多达数万石，押解船户多达数百名，津通两地逐日追逼，血肉横飞，也没有实际益处。多次设法整顿，严令南北运员实力稽查，不准偷窃，又增加津贴若干。过去两年竟然没有亏短，确实已见成效。该船户既不敢作奸犯科，又明知其生计匮乏，如果不稍示体恤，无法得到情理法度的平衡，难保不再生故态复萌。与仓场侍郎及苏浙粮道商议意见相同，于是有酌情补贴工食的请求。也由于例定工食减至一半，仅计七两五两，实际发放的数目太少，本应恢复原额，只因为直隶无可筹措，苏浙漕项恐怕难以多拨，所以仅议定补贴每船银五两，实在较部议每船例给工食银十五两的数目，仍减银二两五钱。既然没有恢复原额，更不是格外增加，而且必须等到该船最后一次运完，如果没有颗粒短少，才由苏浙局员查明自行核给，否则扣留不发放。估算每年每省不过分摊银数千两，悬此作为赏罚的标准，使大家能够观感奋兴。仍然严令运员实力稽查，希望不再亏短，如果敢抗违，依法严办。南省既然没有筹补的案列，正供即免缺乏之虞，实在对漕运大有裨益。是前折已声明嗣后不准在此之外再请求增议，明示限制，也无虞踵行不已。相应仰恳天恩，俯念此系酌情恢复工食的办法，实在较部议例定银数有减，并非格外增加，敕部仍遵则奉谕旨，自今年起，每船由苏浙漕项内补贴工食银五两，以裨益漕运，免除穷民拖累。再今年银两已据苏浙粮道详细报告，在奉旨后钦遵发放，断无再向穷苦船户追还的道理，理合恭折覆陈。

译请再次陈述关于恢复河运的浅陋意见，并附上关于地洞八办的建议

丁显

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把运输通道当作可以缓图的事情的。虞舜定都冀州，将各地的赋税总汇于王畿，而贡物经过的路线，就是运输通道的起源。汉朝兴起，定都关中，开始开凿渭渠以漕运山东的粮食，随即疏浚褒斜道以运送汉中的谷物，起初不过每年运输数十万石，等到兴盛时期，每年增加漕运六百万石，这大概都是因为河渠疏通便利，治理有方。魏武帝篡夺汉朝政权，偏安洛阳，然而仍然专门任用邓艾，开凿拓宽漕渠以通达江淮。取代魏朝的是晋朝，当时五胡乱华，局势形成割据，而晋武帝仍然开凿陕南山以运送漕米，晋怀帝仍然修筑千金碣以运输军粮。宋、齐、梁、陈相继定都金陵，米粮丰富充足，不劳烦转运，而西魏则偏僻地处在长安，道路险恶，百姓困苦，用车牛运输的费用，万分艰难，仍然依靠刁雍出谋划策，在山〇造船，牵拉船只驻扎在山河水边，从此国家有储备的粮食，百姓称颂安乐。到了隋朝开皇年间，引渭水开凿渠道，转运仓库的粮食，百姓称颂便利。隋炀帝暴虐无道，征发百余万民众，开凿永济渠，船只首尾相接数百里，都装载军粮，虽然积聚粮食达到二千六百万石，但劳民伤财，不久叛乱就随之而来了。唐朝一代，在转运漕粮方面做得好的，是裴耀卿和刘晏，而刘晏比起裴耀卿尤其被称赞为最优秀。他们的方法是根据水路设置粮仓，分级转运，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黄河船不进入渭水，百姓不疲劳而米粮没有翻船沉没的损失，这是因为国家建都长安，形势不得不这样。而刘晏将米袋装在船上，胜过裴耀卿用函营窖藏；刘晏让船只在江边停歇，胜过裴耀卿雇船载运。宋朝定都大梁，有四条河流用于漕运，叫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每年运输粮食五百五十万石，黄河不久就停止使用，只有汴河漕运最多且时间最长，其制度是将江浙、荆湖的米粮，输送到真楚、泗洲，通过转般仓逆流进入汴河，以到达京城。此外从广济河运往京城的，只有京东的十七个州；从惠民河运往京城的，只有陈、颍、许、蔡等六个州。后来因为转般法败坏，又改为直达纲，导致沿河乡保时常出来骚扰，公私浪费，没有止境。元朝定都燕京，伯颜献上海运的策略，起初还商议开辟胶莱故道，随即因为沙民朱清、张瑄、罗璧能识别海道，试行有功，于是成为一代良法。然而考察元史，仍然让寿张尹韩仲晖开凿会通河，每年运输漕米数十万石，以充实京都，防微杜渐，都有精心谋划。明朝永乐年间虽然实行海运，但江南的粮食也从淮河运入颍、岐，另外用大车装载运往黄河转输到金台。等到会通河建成，海运全部停止，而东南四百六十万石漕米全部由河运了。我朝兴起，也主张河运。道光六年间，因为清口淤积沉淀，暂时实行海运，次年就停止了。于是从咸丰初年，兰阳决口，汶水被黄河阻挡，而运输通道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治四年，试行河运，临清以南全部干涸，船只到达张秋，借助黄河浮送，磨浅起剥，闸闸堵塞，秋高水落，难以指望空船返回。这二十多年间，京城仓库的米粮都依靠苏浙本色米粮渡海到达天津，而河运的实行微弱得如同细丝。于是中外大臣各自献出良策，有请求全部实行海运的，有商议引水济漕的，有说东昌二百里陆路转运的，有认为折价采买方便的，有上奏请求将黄河挽归故道的，有筹划筑堤约束黄河的，各抒己见，说法各不相同，请分条详细陈述。

主张海运的人说：“元朝实行海运，中外称颂其好。圣祖、列宗间曾想试行，何况现在外国船只聚集，海神显灵，苏浙的漕粮转运十年，风涛的危险未曾经历，盗贼的氛气全部平定，习惯后出大洋，不像元人那样沿着山脚寻求。那么径直熟悉路线，经过十天就到达京城仓库，不像河运那样经过一年才交兑。那么期限快捷，水运有定价，不用担心丁修〇的银两。那么费用节省，开洋有定时，没有修河守闸的骚扰。那么制度优越。与其在河岸边竭尽财力，借助黄河而虚掷国库资金，不如连接外国船只，招募商人而国家粮仓充盈？那么全部实行海运就方便。”主张引水的人说：“大洋的危险，不可以长久经历。汶水被黄河隔断，黄河挟带汶水而行，清水点滴不能运送漕粮。舍弃海运而另谋新策，那么何不引济水？运水距离张秋仅一百多里，而从元城注入该镇，也势如建瓴。如果真的不惜经费，疏浚开凿引河，那么水势盛大就可以泻入临清，又在张秋建筑水柜，储存清水，并引入范、濮、寿张两水，随时注入。冬春则关闭闸门蓄积清水，夏秋则开启闸门灌溉运输。从前白英激汶水济漕，也是这种方法。杜绝借助黄河的淤积，沿袭引汶水的策略，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那么引入运水就方便。”主张转般的人说：“航海疏浚仍然冒险而浪费钱财。漕船受阻不过东昌二百一十三里，转般运费也不多。或者仿效董搏霄负米更递的谋略，或者遵循裴耀卿置仓转输的方法，仍然从临清运输。天津、江淮的船只不渡河，就免除回空守冻的劳累；津淀的船只不入闸，就没有套塘守汛的担忧。

译考虑到丰年转运的私下议论，以及蔡总漕回复转运的奏疏，古人已有过论述。那么陆路转运更为便利。主张采买的人说：“上述几种方法都需要依赖运输。现在有一种不需要依赖运输而能自足国用的方法，就是采买。只需命令各省按照米折银的标准运缴京库，并特派大员在就近丰收的府县采办米谷，那么囤积居奇的商人就会不招自来。关东田地肥沃富饶，且可以运输其剩余粮食前往江浙、闽广，采买粮食运到北京尤其容易。况且如今轮船装载，经旬即可跨越万里，四川的米、油、粟购运并不困难，只要酌量定价，商贩自然会来。通过各帮支兑运输粮食，舟车盘剥，其势纷乱；在近省交易购买粮食，商贾云集，其政统一。那么不如采买便利。”主张将黄河挽归故道的人说：“现在议论改变运输方式的人，是因为黄河夺了济水，挟带汶水入海。现在如果将黄河挽归故道，那么河运似乎可以恢复旧制了。”考察黄河故道，过去由云梯关入海，自从咸丰初年铜瓦厢决口后，就改由牡蛎口流经。现在想要将黄河向南挽归故道，首先要疏浚数千里河身，分段修补长堤，依次堵塞决口合龙，总共估算需要白银二千六百万两，分省摊派，分年办理，似乎容易出力。这样，清口的粮船自然有淮水浮送，而张秋的漕米仍然借助汶水运行，那么挽黄归故便利。而主张筹筑堤坝约束黄河的人说：“不对不对，航海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策。引用变例，不是轻易变革的图谋。转运和采买可以暂时尝试，不可以作为国家的常典。挽黄归故，形势需要缓图，不可以作为急救之法。近年黄河水势散漫，决口太多，不仅汶水的清水未能济运，即使黄河的浊水，如果不是在伏秋盛汛期间，也不能贯注张秋。现在只有将各口堵合，收束长堤，那么黄河水高自然能抵送临清。虽然明知逐年疏浚淤泥似乎不是良策，但鉴于天庾正供关系根本要图，即使万分艰难，也不能不极力兴办。那么筑堤束黄便利。这几种策略，都各自抒发宏论，卓有识见，实行起来，补偏救弊，也足以作为通达变化的方法，救时应世的手段。”

译然而，通过显隐来揣度天时，长远地衡量地利，冷静地审察人心，细致地观察水性，我私下认为，完全实行海运有四件应当忧虑的事，引入海运有六件不便之处，转般法作为权宜之计，又有五种困难，采买法作为暂时施行的方法，也有三种害处，将黄河挽归故道，是恢复旧制，却有七种不可依赖之处，修筑堤坝约束黄河，是当务之急，却有八种可议之处，请让我把话说完。

元代实行海运，成功的数量都在那里，翻船沉没极多的，仅在至元二十三年，每石米漂没翻沉三斗四升零，而分年核算，与河运的短欠相比，仍然优越。即使明朝永乐初年，王宗沐在鹰游门小挫，倾覆七艘船，也是因为初次在渤海航行，洋道不熟，才导致这种祸患，并非海运的过错。风涛的危险，似乎不足以成为海运的忧虑，不知道天怒难以预测，海程遥远，万一像咸丰二年淮安五月十二日的狂风飞舟拔树，光绪五年海州四月初四日的台风抛石移庄那样，那翻船的数量，哪里可以预料？即使寄托于圣朝的洪福，漕米转运，百灵呵护，也断不会如此。总之，老成持重的人谋划国事，行动出于万全，似乎贵在存有谨慎行事之心，断不可采取铤而走险的策略，这是海运应当忧虑的第一点。

闽粤南洋或许有海上的战事，而从吴淞到达大沽，沙礁水浅，贼寇已经全部肃清，即使有萌芽。苏松有提督镇守，登莱有总兵驻防，随时缉拿阻断，不惧怕绿林盗匪劫掠黑水军的军粮。加上海防长久撤除，万国来朝，商船星罗棋布，轮船云集，猜忌嫌隙不启，盟好永远敦厚，正将共同护卫帝京，谁敢凭借势力侵犯？粮船然而如今四海杂处，难保不有一旅寻仇，倘若或焦齿贯胸，互相挑起争端，巨鲸般的航程，鳌头般的船只，〇日肆意干戈，鹬蚌相持，横截要害道路，或者兵临沪水而十效的粮艇不来，或者角胜燕台而百里的津门突然阻塞，安山的河运长久患于停滞淤塞，沙艇的海粮又复隔绝，京仓暂时枯竭，实在令人隐忧，这是海运应当忧虑的第二点。

然而这还属于人们容易预料到的，更有人们未曾预料而其势将来必定阻塞不能通行的，就是大沽口日久淤淀的祸患。元代实行海运以来，洋道的变迁昭昭可考，元代的漕米都由刘家河入海，即古代的娄江，旧称口宽二十丈，水深一百尺如今则口门之外淤积成为平地了。明初运船惯例由崇明廖角嘴转湾浮海，如今该处淤浅，与戏台沙相接，海船不能出入了。登州、成山是漕船借道的区域，从前称水深千尺，船不可近，如今则与劳嶭诸山矗立成沙洲了。安东云梯关，漕船偶尔经过，黄河本来由此入海，如今则海口远徙，滩淤成田，升科征税，而且超过二百里。口门之外，并有五条沙梗了。大沽口距离铁门关只有二百八十里，黄河挟沙行为呈斜射的形势，逐渐浮送，近年轮船赴津，秋冬水小，已经走剥待潮而行，不出几十里而牡蛎口淤遏，又将像云梯关外接筑长堤，沙梗凝接，势必不能不壅遏。大沽、江浙的漕米又复未能抵京，即使借助外洋机器疏浚深通，而积沙刚去，流沙旋即日积月高，断不能按期交兑，这是海运应当忧虑的第三点。

更有甚者，漕河全盛时，粮船的水手，河岸的纤夫，集镇的穷苦百姓，借此作为衣食来源的，不止数百万人。自从咸丰初年黄河改道漕运停止，粤氛猖獗，无业游民任其遣散，结党成谋，生计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捻逆滋扰淮、颍、徐、宿之人最多。往年贼党繁滋，未尝不是漕运的阻激而造成的。我朝圣圣相承二百多年来，不改变河运，即使道光六年海运试行，其行径的熟练，兑期的快捷，用费的节省，立法的优越，未尝不可以作为长久之计。而圣谕煌煌，一则是说“这是一时权宜之策”，再则是说“来年仍由河运方为妥善”。圣明的谋略广运，烛照无遗，难道不是因为历朝良法不可变更，亿万民人难以安置？明知耗费良多，而河运历年如故，也是说成大事者不计小费，图远略者不务近期功效，远虑深谋，实在有超出寻常万万之处。

如今军务肃清，四方底定，奉诏令，营勇依次裁撤。近来分散的还不多，仍易防检。将来大股遣散，不谋求安置之地，难保不另酿事端。这些闲民，大多由召募而来，都是强悍无赖之徒。一旦撤手归田，毫无束缚，稍有积蓄，挥霍立穷，逼迫饥寒，复萌旧智。小则明火抢劫案件多，大则揭竿起义变起。剿办歼除，又不能不烦劳兵力。想要弭兵，反而导致兴兵，其害岂有穷尽？综计国家各务，只有河运复行，安置的人极多。全漕起运，船数不是一万数千只不可以，每船二十人而论，水手纤其中可容数十万人。加上沿河小本各集穷民，借此养活，实繁有徒。虽属奸民，若能温饱，谁肯自作

译不靖？假如长期实行海运，从而废止河运，地方终究无法安定，那该怎么办？由此可知，河运的废兴，确实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治乱。这是应当对海运加以顾虑的第四点。

引水济漕虽是极好的策略，但利益所在之处，往往也是弊端潜伏之所。从元城县突然开凿新渠一百多里，不得不迁移集镇，挖毁农田。假如有人抗拒违抗，以威势逼迫，民间骚扰，不可胜言。这是引水不便的第一点。

经过的地方，难道缺少坟墓吗？迁移葬地、移动棺木，惨祸波及枯骨。从前河帅张欲在盱眙、淮套等地凿山引淮，圣祖仁皇帝南巡亲自查看，因为坟墓累累，最终搁置了这个提议。如今从元城、馆陶凿渠开河，难以保证不迁移坟墓。这是引水不便的第二点。

水源原本清澈而充沛，一旦遭遇浊漳河突然涨水，就会挟带沁水倒灌，怒涛浑浪，一发不可收拾。如果遏制它，水势仍然微弱；如果放任它，泥沙淤积又会垫高河床。本想避免河患，最终却与河患相同。这是引水不便的第三点。

芦盐进入河南，由运河运输，如今想要阻挡它东流，就不能不在河中设置闸门。一旦关闭遏制，芦税盐厘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国家税收会有亏损。这是引水不便的第四点。

河南的粮食往来原本由河东运输，两岸的民田尤其依赖灌溉。如今想要引水济漕，势必建立闸门关闭堤坝，从此商贾船只停搁无法通行，沿岸农民因田地干枯而感慨叹息。漕粮虽然勉强能够运输，但民生障碍很多。这是引水不便的第五点。

汶水被引入，山东各泉水普遍湍急注入，支流很多，水发源本弱，即使极力蓄积储存，设法展宽，终究不如汶水旺盛。纵然遇到伏秋大汛，水势有余，但上游容纳不多，盛大涨水消耗也容易。如今十几帮的船只，确实不难趁时机蓄积运送。假如实行全部漕运，春天去秋天回，周年不停，终究有容易枯竭的时候。催运押空，时刻值得忧虑。这是引水不便的第六点。

转般的方法，在古代实行则是权衡利弊，而在今天实行则多有梗阻滞碍。木牛流马的记载，转毂括囊的方法，也是因为水路遥远，万不得已才实行这种方法。即使唐代沿水设置粮仓，宋代换船折运，都是由河道经过，也没有陆路拖拽几百里的先例。如今如果东昌的道路永远梗阻，而仅仅依靠转般进入御河，车负马驮，道路上络绎不绝。人夫百万，耗费大量国库资金，这是第一难。道路险阻且长，管理不容易，一旦阴雨晦暗霉变尤其多，而奸民的盗窃，大雨的漂淌，防不胜防，护不胜护，沉浮亏耗，谁来补偿？这是第二难。设置粮仓设立官员，又增加国库支出，不仅文书繁杂，而且书吏差役勒索，多一次交割，就多一分开销，出纳转移，更多周折。这是第三难。民夫运价定例虽然严格，但胥吏掌握权力，多方舞弊。稍微有一点空隙，就短扣定额运价，以威势相凌；大了就勒派民夫，而丝毫不给。沿袭成习，变为差徭，控告无门，百姓遭受荼毒。这是第四难。御河以东，剥船不多，增加不能，制造不易，循环接连，岁月拖延，久积临清，也滋生流弊。军饷官俸未能如期发放。这是第五难。

译采购的方法，量少就容易实行，量多就难以购办。如今要用百万漕粮，突然想要采购，即便在南省购买办理，并搭附轮船，弊端与海运相等，这是第一害。近畿地区采购运输，数量超过百万，太仓的粮食，怎能足额？即便在丰收年景，价格也很高昂。压制价格则商人不来，放任不管则民间食物昂贵，这是第二害。派遣官员采购，并非不廉洁明察，但限期销批，急如星火，形势紧迫，也不能不采取倒行逆施的手段。有的以京仓急需军饷为由，禁止百姓私藏粮食；有的以官定价格成交，却强迫市侩贱卖。加上差役分肥，牙人索费，苛扰凌虐，反而拖累百姓，这是第三害。

没有办法，就引导黄河回归故道，但也有不可依赖的地方。疏浚修筑堵塞决口，已经估算需要银两二千六百万两，在这种国库支绌的时候，怎能轻易匀拨？而且自从粤捻滋扰以来，大户帮助军饷，积蓄都已空尽，现在再劝捐，也寥寥无几。部议分派各省，逐年摊派办理，但我私下考虑近年大局，海防未定，军饷正急，现在用秦晋燕赵水旱灾荒赈恤的银两，每年都要拨付，如果再拨款治河，能保证源源而来吗？这是引导黄河回归故道不可依赖的第一点。

二千里长的黄河，河身高的地方达二丈，老淤凝结，飞沙填满渠道，即便拨付国库资金，怎能轻易开凿？这段通畅了而那段仍然淤塞，工程不能成功；今年开凿而明年又堵塞，工程也不能成功。即便全河治理好了，但如果有几十里的梗阻，几千丈的堵塞，工程仍然不能成功，这是引导黄河回归故道不可依赖的第二点。

干堤二千里的遥远，逐年遭受风雨，大段毁坏，加上筑圩抵御捻军，削去堤防作为壕沟，兰仪以东，不下几百处，突然加以修补，不容易弥合，稍微不符合规范，一经汛期涨水，处处都可能决口。决口在南面，铜山、砀山、睢宁、桃山就足以成为洪湖的祸患；决口在北面，曹县、单县、丰县、沛县仍然是运河的忧患，这是引导黄河回归故道不可依赖的第三点。

黄河迁徙，上天确实主宰，现在铜瓦厢决口，宽度超过十里，跌塘五丈，向东趋向利津，实在有回归沟壑的趋势，勉强堵塞，怎能容易合龙？假如闭合后又决口，千万金钱，又成虚掷。考察国初以来，黄河决口宽度仅四五百丈，尚且屡次堵塞屡次决口，经过几年而不能成功。丰口初决，耗费国库五百万，而终究少有成功；马港改道，耗费银两八百万，而仍然由旧道。近代覆车之鉴，可以作为明鉴了。从前黄河开始夺淮，百法引导它北行而不能，现在黄河又夺济，恐怕百法引导它南行也不能。这是引导黄河回归故道不可依赖的第四点。

而且不要说它不能合龙，即使缓以时日，加倍筹措巨额资金，强行引导它南行，而清口套塘的方法，今天也不能实行。历年淤塞，黄河高于淮河，而自从七堡一决，洪湖高，引导河流扪口，淮水不能畅出，即便关闭礼坝，涓涓细流，仅靠一线之张福口。淮弱黄强，怎能浮送？道光末年，百法补苴，甚至有到了孟秋而杨庄的船才报尽的，因此奏请实行海运，大概知道河运有岌岌不可终日的形势。今天淮口的淤塞更胜于昔，引河未开辟，湖水不高，黄河即便恢复故道，而淮水被黄河遏制，形势也不能启坝送漕。黄河不回归故道，运道的梗阻在张秋；黄河即便回归故道，运道的梗阻转在杨庄。这是引导黄河回归故道不可依赖的第五点。

不独如此，日〇匽旴石堤本来多残缺，即便估算修筑，怎能保证坚固？而洪泽半湖，形势如碟，一旦筹划堵塞礼坝，淮水高，经过临盛汛，湖不能容纳，高堰就不可保。如果再溃决，则高东岸又将有清水潭、荷花潭的忧患，南运梗塞更在淮扬。这是引导黄河回归故道不可依赖的第六点。而且淮扬的忧患，也不仅在运道而已。

往年黄河夺淮，溃渎并行，洪湖的水全以里下河为壑，漂没田舍，淹伤庄稼，几乎无年无之。现在幸而黄河迁徙，大宪奏请导淮，百姓庆幸再生，工程幸而能成，而河又想要夺之，昏垫的惨状又如昔时。黄河与济水合流，培筑堰坝而山东就消除水灾；黄河并入淮水行入汛，而淮南永远成为泽国。不仅百姓吞声，而且漕粮减额，这是引导黄河回归故道不可依赖的第七点。

筑堤束黄，固然是今日的要图，但仅恃筑堤束黄，就是河防的弊端。往年漕船七千，按时浮送，水还有余；现在因为漕粮仅十数帮，运船仅五百只尚且十分危险。待汛而行，假如起全漕，即便束黄，也难终年送。这是筑堤有可议的第一点。近日漕船历年迟钝，非际大汛经临，就致束手无策。幸而秋涨未消，还可以按时抵次；不幸而天寒水落，就难画策回空。仅恃束黄交兑回空，不能飞渡。这是筑堤有可议的第二点。

运粮船价本自不多，而每年消耗于糜帑转甚，更加添纤剥浅，处处需要银两。国家力顾京仓，断不吝惜此库，而以易穷之巨帑填难尽的漏，殊为可惜。仅议束黄，淤塞更甚，年年耗蠹，日益加增。这是筑堤有可议的第三点。

译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三点。临清以南的官河绵延遥远，不仅是米粮转运的通道，也是商贾往来的要道。如今仅仅筑堤约束黄河，形势上只有伏秋盛汛时才能浮送漕船，帆樯如鱼鳞般密集；而秋冬水枯，船只无法通行，致使两岸集市依然萧条冷清。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四点。万里漕河关乎国家命运，地脉泉源岂能中断？如今仅仅筑堤约束黄河而不引水灌注，致使河流汇聚之处转而如同沟渠积水，活水不来，民风更加衰弱。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五点。张秋闸坝过去为了蓄积清水，依次启闭拆除，本是良策。如今仅仅约束黄河以济助漕运，而没有清水来源挟带浮沙，闸闸兜束，逐渐对御河造成祸患。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六点。黄河不向南迁徙而自然稳固，筑金堤作为保障，加倍修筑民堰以遏制洪流。仅仅议论约束黄河以济助漕运，而上下游最终归于缓办，简陋修补，犹豫不决，致使黄河之患先在侯家林决口，再在石庄户决口，连年漫溢肆虐。山东如果再因循守旧，阳谷、东阿处处可能决口，且将危害京畿，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七点。仅靠黄水助运，近年大汛尚且可以设法高挽推送漕米，然而查探荆门各闸沙泥凝结，比起往年已高出数尺，运送一年就高仰一年，财力有限，怎能去除这日积月累的沙？譬如今年高一尺，来年就高二尺；今年高五尺，来年就高六尺。久而久之河渠阻塞，高与闸齐，汛期来临，运送漕粮，私下担忧即使像今天这样也做不到，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八点。引卫河济漕如此偏颇；而挽黄河归故道，又如此艰难。转运难道是国家富裕的方法？采买并非治理国家的策略。在当今议论漕运，显然反复思考，仍然不外乎以河流为根本，以海运为辅助，以筑堤为关键，以抵御黄河为首要。谋划在于设法引导它，看时机修筑它，随时疏浚它，选择地点蓄积它。可以改变的改变它，应当沿用的沿用它罢了。况且黄水由大清河入海，是国家的福气。河流流出利津，乃是汉唐千乘故道，经过千年，极少水患。咸丰改道以来，南河每年节省岁修银七百万两，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而兰阳以东濒临黄河淮河，滩岸又复露出千百万顷良田，增加税赋，国家财政收入增多。而且大河雄阔万里，水源环绕京城，尤其占据形胜之地。粤捻四处流窜，掠夺邹滕没有安宁的年份，而临近河流就退却，最终未能飞渡黄河天堑之险，无异于长江浊浪之渠，胜过雄兵十万了。

译当今紧要的策略，势必要在齐河、济阳、利津、沾化一带接连修筑遥堤，而南岸本就是泰山的旧山脚，酌情加筑沙堰，就足以成为千秋万代的屏障。河道中间仍然需要像南河往年那样设置十几具混江龙，来回疏通挖掘，那么沙淤就永远不会堵塞。纵观乾隆、嘉庆年间，名臣辈出，吏部尚书孙长洲、相国嵇均都请求将黄河改道入大清河。咸丰初年，安徽巡抚福以兰仪决口为由，奏请黄河从利津入海，实际上有两利四便。此外，钱辛楣的文集、孙渊如的奏稿、魏默深的《筹河篇》、孙濩孙的治河疏，都认为黄河入利津是当今的急务。黄河尚未夺占济水时，还希望它迁徙，以减轻东南半壁江山的灾害。如今黄河既然已经夺占济水，这本来是朝廷转乱为治的契机，百姓由危转安的日子，却还小心翼翼地挽使黄河南流，这实在不是长治久安的策略。显闲翻阅经世致用的篇章，习闻名贤的论述，远查历朝掌故，近访数省水源，在有限的见识中有所论说，认为设法引导、相机修筑这些大政，并非空谈，只要试行，黄河漕运哪里就不能恢复呢？请听完我的论述，所谓设法引导，是怎样的？分水口，即南旺湖本是水脊，南面比韩庄高一百一十六尺，北面比临清高九十尺。该口有东来的汶水，挟带着上百条泉水，滔滔泻注，用石坝阻挡，用斗门遏制，其支流极多，其水势极旺，分流以济漕运，极为灵便。漕船越过安山，经过荆门，转入御河道，历经四百里，经过十九道闸，都依靠汶水逐渐浮送。本朝以来未曾听说有困顿，而自从兰阳决口，黄河贯穿汶水抵达济水，黄河都挟带着向东流，以致汶水清流点滴不能注入张秋，而贯穿入临清以南运河的，只有汛期上涨的浊沙逐年淤塞，越积越高，况且黄河历年决口水势漫溢，伏秋时节，水面宽达数十里，毫无约束，引卫河不能抵御，黄河不可遏制，使得漕米经过万分艰险，起初还仿行套塘之法，近来因为淤势太高，想要蓄塘套送，也变得困难。又难为当今的策略，想要运送漕米，只有仍然引汶水，而汶水被黄河隔断，想要引汶水，计策只有仿照淮安杨家庙创修地洞的方法，使汶水的清流仍然从河底的地洞中潜行，到达张秋，大概这样浊浪就不再浅淤，而清水如起初那样支送。策略虽然是创举，但实际上是因循制度，虽然新颖，但实际上是旧法。其策略是创修双孔地洞，长一百丈，各高五尺六寸，宽三尺二寸建筑两道堤，口宽以五百丈为准。两道堤中间各建一道坝，一道为临黄坝，一道为拦黄坝。两道坝外面再建两道闸，一道为导清闸，一道为复清闸。建造金门作为漕船出入的地方。闸坝的建造都骑在地洞上，而地洞的设置，又必须南口稍高，入口配备戴庙闸，出口配备平水闸，才能形成高屋建瓴之势。这样堤中间的五百丈可以容纳黄河水经过，而堤外的一百丈分为运船屯船，到达安山，就像南河套塘的方法，因利乘便，这也是好的计策。援引古证今，成规都在。大的如淮南里河底设立木洞，而河西几十里的积水行于地下，都以东乡为壑。小的如杭州灵隐寺用竹子套成筒，汲取韬光泉的水，而水可以引到五里之外。自然形成的，济水潜流千里，直到山东济南激起成为趵突泉。人为形成的，金陵贡院用洋铁做管，周围旋绕汲取江水，而数万考生的饮食，借此而不枯竭。由浅知深，由近悟远，哪里就不能引导清水呢？所谓相机修筑，是怎样的？黄河浑浊，用高堤约束，才能以海为壑；否则沙缓停淤，堵塞更快。况且东昌运道，汶水由洞济运，尤其需要用堤阻挡抵御黄流，不让泥沙挟入。而自从兰阳报决，黄水全注入张秋，历年大溜南趋，又将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等处次第冲开，致使伏秋汛涨，几十里地一片汪洋，而沙河及赵王河反而干涸，漕出戴庙，无岸无�0，插标绕坡，十分艰难。况且滨河两岸接连遭受奇灾，小的则漫溢出槽，远近田庐全归于水国；大的则冲刷开口，当冲的集镇尽付洪涛。不仅是安山逼近昏垫罹灾，就是阳谷以东十几州县，也再次饥溺流离，不堪言状。百姓何辜受此困厄？都因为东省绅耆时常以挽黄归故为心，而不为之做长久之策。历年大吏筹谋艰难，有扬汤止沸的谋略，无釜底抽薪的技术。漕运的忧患，也是地方的忧患。殊不知黄河迁徙，人力难回，频年毁坏，累已难堪。如果再因循，害将何极？如今幸好霍家桥、张家志门各处都已流沙渐积，壅遏口门，计策只有审度地势，迅筑长堤，拨帑集�0，力期巩固，而青、惠、蒲�0两岸以次增�0民堰接建遥堤，庶民众同庆�0康，而漕运不忧�0塞。此外，御汶石坝、蓄水�0、�0湖�0之�0�0、�0�0之�0�0，尤须

译统一兴修，认真办理。不致力于此，却仍将筑堤视为缓办之图，这不是富裕国家、安定百姓的策略。虽然如此，设置水洞以引导汶水，修筑堤坝以拦截黄河，将来的泥沙或许可以不来了，但已经堆积的泥沙终究还是会被阻挡。该怎么办呢？大概只有随时疏浚才行吧？约束黄河以济助漕运，泥沙每日积累而日益增多；引导汶水以济助漕运，泥沙每日清除而日益减少。这才是劳苦一次而永久安逸的方法，花费一次而长久节省的术数。只是因为临清以南沙堆如山，地段太长，工程难以完成。如果不分年开浚，就会因急促而不能成功；如果不积日累功，就会因逾越次序而不可达到。该河淤积已有多年，各闸拦阻，主持这项工程的人，首要在于开辟中浤、配平等各闸，使十几万石粮食像鱼一样依次进入，然后依次开宽，逐年挖掘，务必使宽度深度恢复如旧制，那么通行十万漕粮可以，通行百万漕粮也可以。即使通行四百万的全额漕粮，也可以。假如因为国库资金太大，不易筹措，那么又有借助兵力的方法。从前同治八年，山东按察使刘估疏浚张秋河，亲自驻扎铭字各营，并酌情拨付津贴。光绪六年，李鸿章大辟天津海口，联合三十四营兵力，并另外加发犒赏。军队可以杜绝其宽闲，国库不担忧其枯竭。上奏并施行，这也是通权达变的方法。其余陆续应当办理的，淤塞山泉，就派员搜剔；迂回山涧，就设法爬疏。管理泉水的各职官员，也必须实心实意，时常疏导山东的运道，还担心它再有停滞吗？然而我考察运河数千里，最容易淤塞的，首推东昌，其次就是众兴。如今东昌之地，拟请设洞引清，按照各闸疏浚，那么张秋的运河就治理好了；而众兴的运河，仍然患水小，那又怎么说呢？这种情况非选择地点储蓄水源不可。韩庄以东，过去借微山湖水来送船；宿迁以南，惯例依靠骆马湖水来济助漕运。如今骆马湖全湖屯田为官田，蒙沂之水不再储蓄，都由尾闾泄入六塘、王柳二闸，几乎成为虚设。近来漕运都依靠山东湖水灌注桃南，有时东湖水旺，或许能开闸分流，纵容其运行。假如遇到东湖水微，接济本汛尚且担忧不足，怎么能再让出有余之水以济助下游？势必要关闭闸口储蓄清水，以保全本分。桃宿以东于是担忧浅涸。光绪二年到了四月，粮船浅搁还在杨庄，就是这个缘故。如今即使不能合并骆马全湖屯水来接运，也应当选择该湖卑洼之处，圈以圩堰，遏以闸坝，作为漕船再次通行的地方。废弃的田地不多，而就能源源不断地进入运河，这也是降低标准补救的方法。

译如果不把这件事当作当前的急务，蒙山沂水的源头任由水流旁泄，却仅仅依赖邻省的水源来侥幸求得万一的成功，十几帮漕船尚且担心搁浅停滞，如果实行全部漕运，又怎能成功呢？至于漕政中应当改革的，也实在太多了。《会典》上记载浅船的固定规格，船梁宽度不超过一丈，吃水深度不超过四尺。近来江苏、河南的船舱仍然符合定制，而浙江、江苏、湖广等地的船只为了装载私货，吃水深度甚至达到七八尺，于是导致运水稍小，就堵塞闸门蓄水，违反期限，延误日期。况且如今各湖泊淤积垫高，储水不多，超过规格的庞大船只怎能航行运输？而且一艘船前往天津，耗费极多，有造船的费用，有修船的银两，有屯田的租税，有每月的赠予钱款，一石粮食要花费数倍的运费，而州县的赔累，百姓的加征，官民都陷入困境，更有积重难返的趋势。尤其严重的是，今天的民丁就是明朝的军户，起初因为稍微宽缓民力，暂时允许支运，沿袭日久，就改为长运。逐渐强迫他们造船，逐渐将他们编入册籍，历年来的赔垫，多年来的凋残，祸患已经说不尽。这其中如果有亏欠，按照惯例监禁追缴，偶尔有富裕的民丁被押解替换，判决顶替运输，责令赔偿粮食，百姓亲身遭受如同落入汤火般的痛苦，破产倾家不知有多少。而强有力的人又借此刁难勒索漕米，州县挟制，关卡买通帮运包揽货物，各种弊端丛生。况且漕粮的耗米本来有定例，近来逐渐增加，横立名目，于是有赠耗余米，有轻赍银两，有贴补定額，有关通例费，州县亏空挪用，于是不得不增加民赋，亿万百姓怎能承受这种浮收的累赘？像这样的，都是河运的蛀虫。船式不改革，就妨碍漕运；法规不改革，就妨碍国库；军丁不改革，就妨碍百姓；漕费不改革，就妨碍政治。过去因为太平日子长久，积习相承，牢固地结成牢笼，变革不易。现在弊端已经剔除，漕政焕然一新，有可以改革的时机，又处于能够改革的形势，千载难逢，恰逢其时，这在于大官根据时势来裁度斟酌，也是漕运的急务。而其所应当沿用的，也自有其道理，漕米冬季征收，冬季开运有定例，而回空船加速运输各有期限，绝不容许一刻迟缓。近来因为水次延误超过钦定期限，沿途阻滞，处处延期，所以凿冰阻冻，积压年年。现在想要往返迅速，自然必须查照限期。况且现在的长运，就是宋朝的直达纲，本来缺少转运的费用，又免除损耗盗窃的担忧，允许携带土特产，足以作为津贴，即使交兑稍迟，比起支运、接运，还要简便。再议改革章程，反而增添纷扰，便利百姓而不伤害百姓，有利于国家而不损害国家。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又有什么妨碍沿袭不替呢？《诗经》说：“不违背不遗忘，遵循旧的章程。”《尚书》说：“借鉴成法，永远没有过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策略贵在斟酌其优劣，谋划必须审察其正变，统筹全局，才能抓住关键来图谋成功。采集言论开始，可以折衷而立论。在漕政衰败之日，作为权宜旋斡的方法。拿海运与河运比较，海运危险而河运安全；拿导水与引汶水比较，导水迂回而汶水快捷；拿挽黄河与导清水比较，一个是逆一个是顺；拿筑堤与设洞比较，一个是堵塞一个是疏通。挽粟长行，就可以免除转运的烦扰；抵达京城充裕，并不烦扰采买的纷更。雇船有定额价格，比起舢板水，也不甚悬殊。漕法可以改革章程，从此积惯弊端，也可以裁汰。圣朝军政以外，首重漕粮。户部议定不废河运，确实因为根本要图，须立经常良策。我狂瞽之言，虽未必确有把握，而审时势，似乎容易图功。如果询问于草野之人，而择善而从，或许山东运道，清流激湍；两淮河渠，毫无阻滞。权以江淮皖豫米谷，先行起运暂时河未展宽，苏松全浙漕粮食，仍行海运。一俟疏浚多年，河渠恢复旧貌，然后以苏浙大帮，全由河运即湖广远省，也即次第征收本色，陆续而来，那么进退权自我操，迟速不为人制。从此远方服从输将米，仍来自八省。太仓堆积粟，可支十年，不独天庾充足，绩干嘉也且贡物骈臻，治侔虞夏，难道不美好吗？

附地洞八办

我撰写《请复河运稿》成，有人质疑我说：“你想设洞引汶，想法可谓虚幻了。只有黄河水势猛浊，秋冬水涸之时尚深一二丈，地洞怎能设置呢？”我说：“这时可以为之。查张秋以南为沙河，再南为赵王河流，再南为老黄河。黄河迁徙无常，幸好堤坝尚未筑成，自然可以在此数十里地预先选择干涸卑洼之处，将闸洞造成，然后根据地势筑堤，移河就洞，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工程材料巩固，可以持久。”有人又质疑我说：“黄河浊浪，力量能山，现在虽然将洞造成，一旦黄水经过，不担心它毁裂吗？”我说：“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洞底预先排列梅花木桩，其洞每丈须以二丈六长铁桩横以铁栅圈定，天硪打进地中，其东面系下流，用铁络船装满碎石，层层靠定，

译再铸造十座铁牛用来支撑托举。其西面也堆砌碎石，不需要铁船，每丈用十二尺长的粗铁索系牢，一头系在另外夯入河底的铁桩上，作为牵拉之用。洞口表面每隔一丈覆盖长大的铁瓦，或者干脆制造铁洞，这样即使大水来临，大概也不担心冲击了。」有人又质疑说：「这样制造可以避免冲击，但是洞体太长，不担心它渗漏吗？黄河水浸入，怎么办？」潘显说：「这又不可以草率行事。洞体必须用江广的大木做成四寸厚的木板，接缝和槽口都用原来的漆汁镶嵌，接头之处如果有不合的地方，必须像练船一样，不使有一丝缝隙，然后外面熔铸铁板，里面涂满漆。如果能不惜国库资金，用锡做内衬，更能持久。这样也就不会渗漏了。」有人又质疑说：「地洞高以五尺六寸，宽以三十二寸为标准，它的规格不是太大吗？」潘显说：「这〇是有道理的。汶水的清澈虽然不如黄河水的浑浊，但是山中的沙砾、堤岸的泥土，难保不会溜拥进入洞中，一旦有淤塞，也必须时常疏浚。这样宽敞修长，畚箕和铁锹的往来，人夫的出入，才能有所容纳，而且一旦漕船套塘，也必须汶水全部注入，才不致掣肘，更可以宣泄盛涨多余的水。平时只开一个洞，仍然需要缩小口门作为蓄水之地。」有人又质疑说：「地洞需要六百尺，它的规格不是太长吗？」潘显说：「我也仔细筹划过了，两堤之间必须能够容纳黄河盛涨的水，两堤之中必须能够容纳四千只船，才能绰绰有余。然而两堤仍然必须各长十里，才不拥挤并且防火患。有人又质疑说：「制造地洞的方法，按照这个也需要银子数十万两，再加上筑堤的费用，又需要国库资金数百万两。现在估算引水工程的经费只需要银子七十余万两，而设置地洞的费用增加数倍，不是太浪费国库资金吗？」潘显说：「引水的银子只是就河道而言的，未曾议论到筑堤。引汶水固然需要筑堤，即使导水也需要筑堤，不能偏废。况且水势微弱终究不如汶水旺盛，导水即使侥幸成功，浮送全部漕粮仍然没有把握。如果能引汶水到达张秋，那么往年的成例都在，形势不难浮送全部漕粮。」有人又质疑说：「即使设置地洞浮送全部漕粮，假设黄河再次淤塞，又将如何？」潘显说：「济水的清澈足以冲刷黄河水的浑浊，而且用混江龙每日爬梳，断不担心它淤积垫高。南河的损坏是因为罢用混江龙而开始的，也就是停止淤积。这个东西使用它就不觉得有功，罢用它就立刻显现受害。果能不惜国库资金，那么黄河永远没有停滞的祸患。」有人又质疑说：「黄河迁徙不定，假设相度地势未能移河就洞，想要在水底施工，这也行吗？」潘显说：「这也很难，但是可以设法去做。方法必须选择河面极宽、水势极浅的地方，预先用外洋机器将设置地洞处的河底掘挖，配平两闸。接着用桩木和水硪打入，然后密排铁桩，一半夯入河底，一半浮出水面，配平横梁，顺着洞势在河心搭架。随即命令工匠齐集水面，横担铁栅，顺势迅速将地洞造成。一旦齐全，同时用天硪夯入水底。只有东面的铁船铁牛必须预先安设，才能获得支撑托举的力量。系牢铁索的桩子则同时夯入，慢慢覆盖铁瓦，只是浆灰不容易施工罢了。地洞安定后，陆续筑造四道堤坝，都骑跨在地洞上，就像船的样式。地洞的首尾都伸出堤外，各项工程齐全，随即把洞中的沙淤剔除，那么汶水也可以引导送漕，只是国库资金需要增加数倍罢了。」

译海运河运议

李庆恒

国家定都燕京，沿袭前明的旧制，每年从东南地区运输粮食，命令漕运士兵自行前往各州县领取运输和搬运的费用，每年的费用通常是粮食价值的两到三倍，这一制度实行了两百年。道光末年，天子念及百姓的困苦，心中怜悯，于是下令大臣商议恢复海运，至今已经几十年了。东南地区在遭受战乱创伤之后，得以裁减多余的开支，让百姓稍得休养生息，其成效已经显现。然而，议论此事的人仍然深谋远虑，担心海道阻塞的祸患，想要同时试行河运，我请求借箸以筹谋此事。

在元朝时，伯颜因为河运漕粮费用繁多，命令朱清、张瑄开通海道，从刘家港出海，经过沙嘴，到达三沙洋子江，越过万里长滩，进入清水、黑水两洋，到达成山，经过刘岛，到达之罘、沙门岛，放开莱州大洋，抵达略河口。整个元朝都获得了海运的利益，但每年都有船只沉没溺亡的事故，到了元朝末年，最终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灭亡。明成祖迁都北平，鉴于元朝灭亡的弊端，下令疏浚会通河以转运漕粮。当时，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的粮食，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的粮食，运送到淮安、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的粮食，运送到徐州，徐州的粮食，山东各州的粮食，运送到济宁，都用内河船只依次运送到京城，这就是所谓的转运。当时百姓认为难以承受，于是改为在淮安、瓜州的水边码头，增加船耗米，面对面将粮食交给军队领取运输，称为兑运。百姓仍然认为难以承受，又改为在本府州县附近的水边码头交兑，同时增加漕卒过江的损耗费用，于是确立了长运制度。

本朝沿袭并改革前代制度，知道明朝的制度不可轻易废除，所以不敢吝惜一时的费用，而改变两百多年的旧制。然而，法令实行久了弊端滋生，漕卒的勒索，官吏的虚报冒领，绅士与百姓负担轻重不均，到了宣宗成皇帝时期，东南地区再次陷入困境。河运改为海运，固然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也是借此来缓解百姓的困苦。大体上海运速度快，十天就可以到达，运输费用又节省，成效可以很快显现。一旦海上有战事，海道阻塞阻隔，仓促之间无法救援，而且船只沉没溺亡的祸患还算是小的。河运虽然没有这种顾虑，但是三四千里的路程，不到三个月不能到达，费用巨大，加重了百姓的困苦。两者各有弊端，所以国家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不轻易谈论变法，大概谨慎就是如此。

现在海运实行了二十年，漕运非常便利，主管官员又商议想要恢复旧制，难道不是因为朝廷两百年的法度，子孙万世无穷的利益，不可以突然废除吗？况且自从停止河运以来，漕卒没有收入。山东、河南等省，盗贼兴起，十几年才消灭，中原的元气实际上因此受损。又因为逆夷窥伺京城附近，万一有变故，用海军截断我们的粮道，事情尤其有大可担忧的。这些确实不能不为之谋划，但是只防备海运的危害，却不知道今天河运不可骤然恢复；即使恢复，也不能保证有利而无害。因为河运一旦恢复，费用必定巨大，费用巨大，势必不得不从民间征收。小民无知，不认为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而认为皇上仍然不体恤百姓的困苦，至于官吏借机加派赋税，虚报冒领侵吞渔利的弊端，又将不可胜言。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孔子与子贡讨论政治，宁可去掉粮食也不失去百姓的信任，圣人难道是发表迂腐的言论吗？实在是因为没有百姓而有粮食，不可以立国。国家承继历代圣帝深厚的仁德恩泽，逐渐浸润人心，那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叛乱者，兴起又迅速灭亡，也是因为百姓与国家关系牢固的缘故。根本牢固，外患不足以动摇它。现在东南刚刚安定，又蒙毅皇帝施恩减少江南的漕粮，可以说是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了。如果因为恢复河运的缘故，让小民再次遭受昔日的累赘，这是恩德不能始终如一，非常不符合有国家者长治久安的策略。

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漕运本身没有得失，漕运数量的多少才是得失。汉朝初年漕运山东的粮食供给中都，每年只有几十万石，后来每年达到六百万石；唐朝初年每年不超过二十万石，后来三年达到七百万石；宋朝初年也不过几十万石，后来达到五百五十万石。后来之所以不得不多的原因，是多余的士兵太多，冗官没有裁减，西北的水利没有兴修，不除去不得不多的根源，以逐渐恢复到不靠漕运也能富裕的方法，仅仅讲究眼前的得失，这也是只治理标症而不知道治理根本。为今天的计策，也只有裁减多余的士兵，裁减冗官，兴修水利罢了。国家初年供养旗丁以拱卫京城，类似于汉朝的南北军，确实取得了内重外轻的优势。然而两百年来，人口日益繁多，如果都仰仗国家粮仓供养，必定不可以长久。现在如果确定名额，选拔精锐，另外编为一军，其余的都让他们各自寻找职业，与汉人同等，一转念之间，国家所节省的就多了。至于裁减冗官，不关闭捐纳途径、严格保举制度是不行的。今天外省的官员，科举出身的不到其他途径出身的一半，而京城各官从员外郎以下，也都可以通过捐纳入仕，至于保举的泛滥，从监司到守令佐杂，更不知有几千人。这些人即使小有技能，但不是读书稽古之人，大率都是急躁求进之徒，让他们居于百姓之上，不仅白白耗费朝廷的俸禄，而且更加重地剥削百姓的脂膏。现在如果永远关闭捐纳保举这一途径，申明连坐之法，让大吏不得滥

译我此前曾提议，对于捐纳官职和保举的人员，在京师由各部、在地方由督抚严加甄别，除了才能和政绩卓著者奏请留任外，其余一律听任他们返回原籍。如果这样，国家所节省的费用就更多了。其中尤其重要的，在于兴修西北的水利。土地没有贫瘠与肥沃的绝对之分，水利的兴废，就是决定其贫瘠与肥沃的关键。如今西北那些石质贫瘠的土地，都是夏商周三代时肥沃丰饶的地方，这谁不知道呢？但水利终究未能兴修，是因为费用巨大，且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承担重任。如果担心费用巨大而没有来源，不如逐步推行，允许地方官灵活处理，招募百姓修筑池塘堤坝，开垦荒地并免除赋税，百姓容易趋利，必定会踊跃参与。如果各州县能相继效仿，那么人多力量大，事情就可以办成。至于任用的人选，则在于各级大吏实心整顿，严格赏罚，统一事权，长期任用，天下难道没有郑国、邓艾那样的人才吗？如果行之有效，然后全部折抵东南的漕运银两上缴国库，不仅东南的民力得以缓解以利于国家财政，也将永远有所依赖。这与那些斤斤计较于海运得失的做法，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希望以此告知天下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