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　经武部一　武备

译卷七十 经武部一 武备

议兵

姚鼐

军队与百姓分离，即使有圣人，也不能使他们重新合并，这是形势使然。现在假设有一个人，命令他的子弟，在家就拿着竹简和笔学习写字，出门就测量粮仓的容量、权衡轻重、度量长短，拿着算筹去谋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他的子弟必定没有一个能成功的。如今统治国家、管理百姓的人，强行让耕种的农民，听从号令，练习击刺，离开田里，安坐而面对刀枪，轻视死亡的危难，这对大众有害而对国家有伤，也是显而易见的。眼睛不能同时看两样东西，耳朵不能同时听两样声音，手左右画则杂乱，脚踮起站立则先疲劳。兵农都用于作战，就会迅速失败而田野荒芜，国家依靠什么呢？然而古代的王者，军队未尝不从农民中产生，为什么呢？古代的时候，征伐的事情本来很少，一天作战而动用众人，达到万人就算多了。每天行军三十里而宿营，作战布阵一定以礼节来规范，选择平时受过教育的人，让他们在边境进退止伐，不像在庭院户内作揖谦让那样容易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后世不是这样，动不动就出动百万大军，胜负在呼吸之间，屠杀毁灭的惨状，川谷中流淌着膏血。军队多次出动，那么士兵长期在军营中衰老断首。在这个时候，士兵只知道作战，平时就暴戾轻率，与人好像不同类，本来就不能让他们居住在乡里；而百姓如果不是习惯于军事的，也不能让他们再当士兵了。从前商汤讨伐夏桀，百姓说：“放弃我们的农事！”商汤至仁，以百姓为兵，不免于怨恨。如果是后世的军队，善于安抚他们，或许会踊跃跟随从事军事，难道将领能比商汤周武王更贤明吗？这是军队与百姓分离的缘故。从前管仲在齐国执政，想以兵力征服诸侯，管仲知道先王兵民合一的制度，不能用于作战，所以将国都分为三部分，将郊野分为五部分。国都中士的乡十五个，五个乡为一军。将国都分为三部分，所以三军可以四方行天下；将郊野分为五部分，所以郊野有五个属，五个属都是农夫而已。国都则为军队，郊野则为农业，虽然不完全像唐宋以后的制度，但兵民的分野从此开始。所以齐国称霸天下，是因为士兵熟悉作战而农民不劳累，因此管仲是天下的人才。说军队不能扰乱农业，也不能让整个国家都当兵，确定三万人，教以军令，使他们足以使用，因此士兵必须熟悉作战，农民必须熟悉耕种。士兵不熟悉作战，农民不熟悉耕种，即使人多也不如人少。唉！后来从事军事的人，与管仲有什么不同呢？兵额多而不能全部作战，又不想养兵而让他们安逸，使他们不练习作战而习惯于各种杂役。自从明朝以来，运粮的丁夫，起初是士兵，最终不能拿一根棍棒与怯懦的人相比，用来代替百姓转运输送的辛苦，还有说法。现在的军营，有战兵，有守兵，不练习知道战守的事情，反而让他们混杂从事捕捉侦察盗贼，查问私贩、娼妓、赌博的任务，没有不直接担任官府事务的。如果士兵足以胜任，而官府不能，为什么要有官府？士兵借这个名义恐吓取财，扰乱地方为害的也有。军队和农业只是不想兼任，所以让他们专门当兵。现在在集市上纷纷呼喊，在道路上盘查的人，难道不是兼任吗？那还不如让他们当农民更好。

府兵论

吕星垣

祖宗的制度，一旦改变就不能恢复；兵农的形势，一旦分离就不能合并。没有比唐代的府兵更好的了，开始废除府兵的是张说，接着使用边材的是李林甫。府兵解散，于是使用边材，而唐朝天下因边帅而混乱，最终失于藩镇。所以说灭亡唐朝的是张说。三代以下符合古代寓兵于农之道的，只有府兵。它的制度创立于太宗贞观十一年。太宗经历事情多，考虑祸患深远，亲自穿上铠甲，百战以定太平，于是考察古代帝王的规划，建立子孙长久之计。制定府兵，所以将天下的权力收归一人，将天下的谋略分散于十道，有乘机制定长远策略的形势。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虽然想要休息，还习惯于作战的利益，他们看待征戍役作，胜过回归农业，车辚驷铁的风气，勃然可用。他乘机建立制度，百姓应当顺从祖父，而不怨恨子孙，这只有开国君主才能制定。所以唐初设立十二军，天下平定后罢免。贞观元年，将天下分为十道，就谋划十道的守御。十一年，改命统军别将为折冲果毅都尉，总共十道设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二百六十一，都隶属于诸尉及东宫六率。凡是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个人的兵甲粮装各有数量，输送仓库供给其征行。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除，能骑射的为越射，其余为步兵。每季冬，折冲都尉率领他们教战，应当给马的官府给钱，应当宿卫的轮班上值，兵部根据远近给番，远近疏数都是一月而更替。太宗的制度，这些户籍藏在卫府，队伍散在田亩，枭雄不能盗弄，又使百姓进有爵赏斧钺的恩威，退有父母妻子田闾的系恋，可以动，可以静，所以乘机建立制度，传给子孙。现在废除府兵的是张说，所以废除的原因，实际上是唐朝的子孙自己破坏了立法的意图，张说不能陈述府兵之所以弊坏，

译于是最终将其废止罢了。唐朝自显德五年之后，渡海远戍远征的士兵，官府不再登记造册，那些为国事而死的人，朝廷不慰问不抚恤，不像太宗时期那样吊祭追赠并授官给其弟。又加上州县官员征发兵役时，强壮富裕的人贿赂免役，弱小贫穷的人被迫服役，既已服役而其家庭仍承担原有的赋役，所以刚征发就逃跑，不逃跑就自残。那些到达戍所的人，即使有勋级，又苦于被侵夺，这就是府兵制败坏的原因。到了元宗开元十年，核查沿边的兵籍，有六十多万人，如果彻底革除那些败坏的政策，就能得到六十多万精兵。于是元宗派遣张说巡视边境，张说奏请裁减二十万人。张说又因为各府的士兵不能免除色役，多半贫弱逃亡，奏请招募十三万宿卫兵。于是兵农合一的体制分离，祖宗的制度改变，府兵制于是消亡。这是张说秉承元宗的旨意呢？还是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呢？直到安史之乱，临到用兵时才招募士兵，而一旦聚集就不能解散，导致外重则外叛，内重则内篡，藩镇形成纵横交错的势力，宦官掌握废立皇帝的权谋，于是唐朝因此灭亡。从前德宗贞元二年，也曾与李泌商议恢复府兵制。李泌说：“起初设立府兵，更替没有差错。后来因为高宗派刘仁轨镇守洮河，以图谋吐蕃，才开始长期戍守而不更替。等到边将羡慕牛仙客因积聚财富而得到宰相之位，于是让戍卒把所携带的缯帛寄存在仓库，贪图他们死后没收这些财物。于是活着去死了回的人就少了。然而士兵很少叛乱，所以应当恢复。”德宗非常赞同，于是设置十六卫：上将军称为左右卫、骁卫、武卫、威卫、领军、金吾、监门、千牛，每卫各设左右。所以十六卫，每卫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从左右卫到领军，掌管宫禁宿卫；金吾掌管宫中京城的巡警；监门掌管各门禁卫；千牛掌管侍卫。设立统帅颁布法令，并非不整齐，而府兵终究不能恢复，大概是因为距离太宗开国之初，已经很久了。又加上此前遭受朱泚、李怀光的叛乱，百姓都厌恶兵役；又显德年间的各种弊政未能清除，百姓不向往兵役。百姓既不向往，况且又厌恶它。如果突然征发，将会有陈胜、吴广那样的事故。时机一旦错失，制度就不能建立。子孙既然不遵循祖宗的法度，祖宗虽然有治理的法度，却没有治理的人才，也就不能庇护他们的子孙。后世看到唐朝末年的衰败，都清楚地知道是废止府兵导致的。府兵既然废止，不能恢复，不得已才采取招募。于是认为招募胜过府兵，这是不对的。韩昌黎在《淮西事状》中说：“征兵满万，不如招募数千。”后人因此认为招募是上策，不知道昌黎所说的招募，正是符合府兵的精神罢了。吴少诚凭借蔡地任用蔡人，听任他们因地制宜，作战的人尽其才，得其利，所以举起三州的民众对抗天下的军队，四年间他的百姓只知少诚，不知朝廷，正是因为战守的是他们的乡里。这是少诚本来窃取府兵的精神来使用，昌黎就是夺取他的长处抑制他的短处罢了，并不是说作战用招募，戍守也用招募。从前田承嗣镇守魏博，选拔招募六州骁勇五千人为牙军。牙军骄横，擅自拥立主帅，史宪诚以下都受制于他们。等到罗绍威不能控制，于是勾结朱全忠诛灭他们。而天雄牙将史仁遇于是起兵作乱，这又是招募不如府兵的明显证据。如果招募一定要采用府兵立法的意图，这是确定无疑的。唐朝府兵既然废除，即使是德宗李泌也不能恢复。后来得到杜牧的《罪言》，为原十六卫辩护，说贞观到开元一百三十年，蒙受太宗的恩泽，忽然被愚儒败坏了天下的大计。杜牧是清楚地知道唐朝灭亡的原因吗？可惜在趁机收回权力时，对于一旦废止就不能恢复的道理和形势没有来得及考虑。所以对此加以论述。

译兵论上

顾栋高

欧阳修在尹师鲁的墓志铭中说，师鲁喜欢谈论军事，写了《燕息戍》两篇文章流传于世。现在看他的《息戍》所论述的内容，不过是想要征用平民百姓作为士兵，代替戍守边疆的士兵，以此来减少边防费用罢了。欧阳修又为石曼卿写墓表，说西方发生战事，天子思念曼卿，稍微采纳了他的建议，征发河北、河东、陕西的百姓，得到了几十万乡兵。曼卿奉命到河东征发乡兵回来，符合皇帝的心意。唉！这两个人，欧阳修都非常赏识他们。而曼卿征发乡兵这件事，发生在康定元年。大概汴京的宋朝士大夫大多喜欢发表这种议论，都是空泛地羡慕唐代的府兵制和古代兵农合一的制度，却不探究其利害的实际状况。此后二十五年，到了英宗治平元年，韩魏公刺字征发义勇军。又过了七年，到了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实行保甲法，都继承了他们的旧意，想要把士兵和百姓合为一体，以节省供养士兵的费用，推行得越用力，其危害就越严重。即使欧阳修在当时，也只是喜欢他们议论的新奇，却不知道这种毒害对百姓的影响非同小可。军队如果不使用，就会冗杂而不训练，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不严格进行检阅，淘汰老弱，选拔精锐，只是想要借助乡里的平民来虚张声势，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对国家没有分毫的利益”。想要抵御敌人却看见敌人逃跑，想要依靠他们抵御盗贼却反而成为寇盗，危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司马光与韩琦讨论刺字征发义勇军时，说：“百姓一旦被刺字在手背，就终身被束缚，有的人想要远出买贱卖贵，经营生计，都担心官府不时地召集点检，不敢东奔西走。又当点差的时候，胥吏难道没有索取贿赂吗？教阅的时候，教头难道没有搜刮掠夺吗？平常的杂役之外，又增添了一种科派徭役。况且登记之后，都有固定的数额，有人逃亡病死，必须补充缺额，这是让陕西的百姓世世代代子孙，常有三分之一的人当兵。这就是所说的‘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唐代的府兵，都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等官职来统辖，军队行进停止，只听令指挥。现在乡兵所设置的军职等级，都是同乡同族姻亲，平日里一起勾肩搭背、饮酒赌博斗殴的人，平时聚集在一起，教阅时也有行列、旗鼓、张弓搭弩、坐起、叫喊喧哗。一旦听说敌人大举入侵，无不风声鹤唳，奔逃四散，那些军职等级的人将逃窜自救都来不及，难道有一个人能为国家率领士兵等待敌人吗？这就是所说的“对国家没有分毫的利益”。又说：“我在康定、庆历年间遭遇父母丧事在陕西，亲眼看见当时征发乡弓手的事情，从陕西以西，号哭之声满天，野外全家逃避，官府拘禁他们的父母妻子，紧急追捕，变卖田园来充当悬赏。等到刺面之后，人员和教头贪图他们家富，百般诛求剥削，衣粮不足以自给，必须从私家取用，或者长期戍守边疆，更需要千里供应，祖辈父辈的财产日渐消耗，以至于耗尽。又平时所习的只有农事，甲胄弩矛虽然每天教阅，不免生疏，性格又愚钝，加上懦弱胆怯，临敌之际得到机会就逃跑，不仅自己丧命，还带动大阵溃败。官府知道他们无用，于是大力淘汰，放他们回去务农。而懒惰游荡已久，不再肯辛勤耕作，加上田产已经空尽，更没有归处，都流落冻饿，不知去向。老辈人至今说起这事，还长叹流泪。唉，这就是曼卿当时建议征发百姓得到几十万乡兵的事。如果欧阳修知道情况是这样，难道还会写文章来表彰他们流传后世吗？世上的文士喜欢纸上的空谈，拍案谈论军事，幸好不当事务罢了，一旦当事务就喜欢推行自己的见解，残害百姓，而那些耳食之徒还指着这是朝廷的谋略。像欧阳修尚且不免，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司马光担任仆射，请求废除保甲法，说：“乡村无赖子弟，忽然进入城市，见闻繁华，自恃身为保丁，坐享本家供给，饮酒赌博游荡，习以为常。既然家里藏着锋利的兵器，又身怀武艺，于是勾结党羽，攻打州县，不能制服父兄，不能禁止。所以近年来年景不太饥荒，而盗贼纵横，进入县镇杀害官吏。”唉，乡兵想要用来抵御盗贼，却自己成为寇盗，又哪里用得着他们呢？像曼卿、师鲁这些人，都自诩有良方，想要治好汴宋的痿弱之症，而司马光则亲眼看见庸医杀人，揭露受害的现象来告诉人们。所以我详细记载这些话，附在欧阳修的墓表之后，让后来的读书人不要被异端议论所迷惑。

兵论下

顾栋高

诘难的人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古代所说的团结乡兵来抵御寇盗，不可以使用吗？”回答说：“这应当顺应形势而加以引导。大乱的时候，地方寇盗暗中兴起，百姓不得已共同团聚来保护乡里，而豪杰之士因而利用他们。比如元末浙东的章溢、胡深这些人，都能用乡兵杀贼。但是想要用来长途征战远御敌人，就不能了。所以当时上报军功，幕府不接受。又如唐代淮西用兵，韩愈说：‘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也是因为当时与贼寇交界的地方，百姓都愿意自备衣粮自我防卫，朝廷又借给他们威令，自然能奋勇成军。贼寇平定之后，仍然让他们回去务农，没听说拘束他们终身当兵的。比如老虎入室，而那人设陷阱

译以此来对待他们，如果力量不足以杀死老虎，竟然想要拘捕并杀害那些打虎的人，把他们编入户籍作为猎户，人的本性一定不愿意。况且所谓的招募，尤其与将百姓登记为兵不同。招募是设立重赏来购买（他们的效力），就像虞诩设立三科招募壮士，一定是那些勇猛强悍、无赖之徒且愿意入伍的人才听从，而对于那些不愿意的人并不强迫。如果不分勇怯贫富，一概抽取三个壮丁中的一个作为士兵，那么百姓惊慌逃匿就必然了。君王贵在顺应人情而加以使用，比如唐代淮西任用本地人，汉代刘邦招募壮士，都是那些人踊跃奔赴，然后才能共同成就功业，哪里需要烦劳拘禁苦囚，甚至刺破他们的手背来防止逃跑呢？」（有人）说：「那么古代兵民合一，不是这样吗？」（回答说）：「古代调发兵役很少，一家从军，八家供给。大司马依次征调的方法，王畿之内，总共七十次征调才服役一周。春秋时期各国兵争，也只在百里或几百里的地方，而且军队不出境超过一年。到了秦国商鞅开拓土地日益广阔，又常常倾尽全国兵力远出作战，形势使得不能再致力于农业。他诱导三晋的百姓在内地耕种，而让秦国百姓在外作战，这也是处于兵民不得不分离的形势。何况今天呢！世上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根据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措施，又根据地方情况来建立制度，不固执地用古代标准来衡量当今，不把一方偶然见效的方法施行于天下，不把暂时可行的事情确立为固定制度，那么大概就可以了。」

译自古以来用兵，往往是兵力多的反而失败。兵力过多，就会导致号令不统一，气势不连贯，必定不能像手臂指挥手指那样灵活自如。况且身为将领的，因为有倚仗兵力众多的心理，谋划往往疏漏；身为士兵的，也有倚仗兵力众多的心理，作战就不尽力。自夏、商、周三代以后，能够凭借兵力众多取胜的，只有王翦灭楚，用了六十万人；韩信破赵，用了二十万人。垓下之战，汉军六十万人。裴行俭击败突厥，擒获阿史那奉职，用了三十万骑兵。郭子仪收复西京，用了三十万军队。明太祖夺取中原，用了二十万军队；征讨云南，也用了二十万军队罢了。其他如冒顿以四十万骑兵在平城包围汉高祖，突厥始毕可汗以数十万骑兵在雁门包围隋炀帝，契丹以三十万骑兵在新州击败周德威，蒙古阔端以五十万军队在大安军击败曹友闻，这些又应当另外讨论。北方习俗号令简略而心志专一，所以能够凭借兵力众多取胜，这是中原地区所不及的。至于像明太祖击败陈友谅，也用了二十万军队，然而陈友谅当时有将近六十万军队，就不能说明军兵力多了。那些因兵力众多而导致失败的，长平之战，赵括军队四十万，被秦军坑杀。章邯攻打赵国，项羽击败他，被坑杀的将近二十万人，其兵力众多可想而知。汉高祖率领五路诸侯军队五十六万人讨伐楚军，攻入彭城，被项羽三万人击败，淹死的有二十多万人。龙且以二十万军队救援齐国，韩信攻击并斩杀了他。吴王刘濞军队二十多万，周亚夫攻击并击退了他。新莽时期王寻、王邑以四十二万军队包围昆阳，被光武帝击败。铜马等贼寇合兵数百万，也被光武帝击败。官渡之战，袁绍军队十余万，曹操军队仅十分之一，击败了他。赤壁之战，曹操组建水军八十万，周瑜以三万人击败他。刘聪以十余万军队在洛水西岸列阵，石勒以四万人击败他。淝水之战，苻坚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先到达的已有三十万，却被谢玄等八万人击败。吕光攻打兹国，兹王帛纯率领獩胡等各国军队七十多万，被吕光击败。葛荣向京师进发，号称百万大军，尔朱荣军队七千人，众寡不敌。葛荣听说后大喜，命令他的军队准备长绳，以为到了就可以捆绑尔朱荣，结果被奇兵大败。等到尔朱兆以二十万军队收复邺城，高欢马匹不满三千，士兵不满三万，大战击败了他。渭曲之战，高欢率领二十万军队，宇文泰不满万人，击败了他。沙苑之战，宇文泰又以七千士兵击败高欢十余万军队。于是按照当时参战人数，每人种柳树一株，以表彰功劳，共七千株。后来宇文泰又与高欢作战，虽然斩杀了高敖曹，但当天布阵过于庞大，首尾相距遥远，彼此不能相互照应，于是大败，烧毁营寨逃跑，这也是因为兵力太众的缘故。隋文帝灭陈，联合总管九十人，军队五十一万八千人，都受晋王节度。然而贺若弼、韩擒虎先攻入建康，擒获后主，军队才八千人罢了。当时陈将鲁广达等在白土冈列阵，绵延二十里，被贺若弼等击败。炀帝征讨高丽，总共一百十三万人，负责粮草运输的是其两倍，最终在萨水溃败。宇文述等九军共三十万，率先渡过辽河，其中逃归的仅二千七百人。窦建德救援王世充时，在虎牢关下布阵，长达二十多里，被秦王李世民擒获。突厥侵犯边塞，黑齿常之以二百骑兵击败其三千骑兵。安禄山反叛，潼关之战，哥舒翰以二十万军队被崔乾佑击败。尹子奇军队十三万，张巡、许远以六千八百人击败他。九节度使的军队在相州溃败，步兵骑兵六十万。黄巢攻入潼关，军队六十多万，呼声震动河、华地区，等到占据长安，李克用以四万人击败并赶跑他。契丹将领阿古只以骑兵五百击败老相军三万。后晋杜重威以三十万军队攻打辽国，辽将高谟翰以三百骑兵击杀其先锋，其余军队都逃跑了。辽天祚帝派遣萧里步骑兵十万讨伐女真，阿骨打军队三千七百，到达的仅有一半，奋力作战击败了他。辽国又派遣邪律讹里等骑兵二十万，步兵七万前来讨伐，阿骨打又在阿娄冈击败他们。辽国又派遣萧特末率领骑兵五万，步兵四十万讨伐女真，连同辽主亲自率领，也都在护步答冈被阿骨打击败。张浚在富平战败，军队四十万人，马匹七万匹。宋将黄迪等以三十万军队在文水县筑栅防守，金将突合速以九千军队击败他，杀死八万余人。当时康民率领十七万军队，挞不野击败他，又以三千骑兵击败淮南军队十万余人。等到和尚原之战，兀朮以十万军队被吴玠击败；仙人关之战，撒离喝也以十万军队被吴玠击败。刘麟、刘猊三十万军队，杨沂中等在藕塘击败他们。西夏二十万骑兵，李显忠以所部八百人击败他们。顺昌之战，兀朮、韩常十余万军队被刘锜击败。金主完颜亮南侵，军队六十多万，虞允文击败他。完颜九斤、胡沙虎以四十万军队讨伐蒙古，在会河堡战败。银青军队二十万，也被蒙古木华黎击败。不久蒙哥以五十万

译大军在宋合州城下战败，于是战死。又有察罕率领八十万大军包围庐州，被宋将杜杲击败而退去。贾似道在江上溃败时，兵力有十三万。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兵多而导致失败，都是历历可查的。那些以少胜多、战功最为显赫的，比如合肥之战，张辽、李典率领八百步兵击破孙权十万大军。后秦姚苌率领一千多士兵击败雷恶地三万多军队，于是命令军士每人种一棵树在棚孔以表彰战功。有人怀疑营地太小，姚苌说：“我自从参军以来，未曾像这样以少胜多，正是以少为奇啊。”高昂率领十多名骑兵击破尔朱羽生五千军队。宇文忻率领五百骑兵击破尉迟回三千精锐甲士。薛万彻率领百名骑兵击败窦建德十万军队。薛仁贵率领两千士兵攻打扶余，杀死一万多人。马璘跟随李光弼在北邙山攻打史朝义，率领五百士兵出入敌阵三次，击败敌军十万。李光弼说：“我未曾见过像马将军这样以少胜多的。”李嗣源救援幽州，契丹一万骑兵遮蔽山口，李嗣源率领百名骑兵冲破敌阵。杨业率领数百骑兵出雁门关，击破契丹十万军队，杀死其将领驸马萧咄李。刘沟堡之战，刘昌祚率领两千骑兵击败西夏一万骑兵。李师中上报其战功，说自西夏战事以来，以少抗多，没有像这样的。燕达率领五百人抵抗西夏三万骑兵，九战皆胜。岳飞率领八百人击破王善等五十万盗匪于南熏门，率领八千人击破曹成十万军队于桂岭，率领八百背嵬军击破兀朮于顺昌，又率领五百人在朱仙镇击破兀朮，都击败敌军十余万。金朝完颜陈和尚率领四百骑兵在大昌原击败蒙古八千军队，而尤其最奇特的是，宋武帝微贱时，率领数千人侦察孙恩，遇到数千贼众，便与之交战，所带士兵全部战死，武帝独自挥舞长刀，杀伤敌人很多。南齐周盘龙的儿子周奉叔，单人匹马率领二百多人冲入敌阵，敌军一万骑兵包围他，一名骑兵逃跑回来报告周奉叔已死，周盘龙骑马奔入敌阵，当时周奉叔已大破敌军得以脱身，在外面没看见父亲，又跃马冲入，父子两骑在数万人中环绕，敌军于是大败。陈侯安都率领十二名骑兵击破齐军阵型，擒获其仪同乞伏无芳，又刺杀东方老，使其坠马。萧摩诃与北齐在吕梁交战，率领七名骑兵击破齐军，夺取其大旗。等到周灭齐，派遣将领争夺吕梁，有数千精锐骑兵，萧摩诃率领十二名骑兵冲入周军，斩杀很多人。隋朝张须陀率领五名骑兵侦察贼军，遇到贼军裴长才等二万人，突然包围他数百层，奋力作战而出。唐朝王君廓率领十三人击破郭士卫等一万军队。宋之悌应募攻打驩州蛮族，与八名壮士身披重甲，大声呼喊逼近贼军说：“蛮族一动就死！”贼军七百人都不敢动，于是平定他们。金朝阿骨打率领十人在混同江击退辽军。刘整在宋时，率领十二人进入金朝信阳军，擒获其守将。当时认为唐朝李存孝率领十八名骑兵攻克洛阳，现在刘整人数更少，于是书写他的称号为“赛存孝”。元朝浑察征讨乞失哈里，敌军二千，浑察率领五十名勇士击破他们。扬子桥之战，张宏范率领十二名骑兵渡水击败姜才军队。明朝初年洛水北之战，常遇春单人匹马冲入元军，二十多名敌人刺杀他，常遇春杀死其前锋一人，大声呼喊驰入，壮士跟随他，敌军于是大溃。傅友德攻打山西，扩廓一万骑兵突然到达，傅友德率领五十名骑兵冲击其间隙。丁德兴跟随攻打洪山寨，率领百名骑兵击破数千贼军。成祖靖难起兵，李景隆率领十二名骑兵击破南军三千人。东昌之战，薛禄率领五十名骑兵击败南军数百人。这些也都是古今罕见的。据《癸辛杂识》记载，贾似道命令廖莹中刊印《奇奇集》，汇集古人用兵以寡胜众，如赤壁、淝水的例子，编成一书，自夸其救援鄂州的战功。这本书现在不传，现在暂且摘录史书所载于此。

译尔朱荣既然攻破并擒获了葛荣，他的部众全都投降。尔朱荣命令他们各自跟随所喜爱的人，亲属相随，任由他们居住停歇。于是几十万部众，一天之内就散尽。等到走出百里之外，才开始分路押送统领，随意安置。人们佩服他处置机敏迅速。《唐书》记载：秦王李世民攻破并擒获窦建德，俘虏五万人，当天就解散遣返，让他们回到家乡。趁着他们溃散之势，遣返他们，没有不畏惧顺从而离去的。部众既然没有首领，自然不能再聚集作乱。而我方也免去了安置和供给的烦劳。

家兵日知录

顾炎武

古代担任将领的人，必定有平时预备的士兵。《春秋传》记载：冉求率领武城三百人作为自己的徒卒。《后汉书·朱儁传》记载：交趾贼人反叛，任命朱儁为刺史，命令他路过本郡，招募家兵。张燕侵犯河内，逼近京城，朱儁出任河内太守，率领家兵击退了他。《三国志·吕虔传》记载：吕虔担任泰山太守，率领家兵到任，郭祖、公孙犊等都投降。《晋书·王浑传》记载：王浑担任司徒，楚王玮将要杀害汝南王司马亮，王浑称病回到府第，率领一千多家兵闭门抵抗楚王玮，楚王玮不敢逼迫。

《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三年，设立南阳、邓州等地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招募当地人为军队，免除他们的差役，命令他们防守城池自我效命。因为依靠乡人自己团结，号称毛葫芦军，所以以此命名。《尔直班传》记载：“金商义兵用兽皮做箭袋，像葫芦，号称毛葫芦军，非常精锐。”《大学衍义补》记载：“现在唐、邓山区居住的人，用毒药涂箭射兽，中箭即倒，称为毛葫芦。”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说：“宋朝时常有刚县夷人作乱，用白芀子兵击败他们。白芀子，就是现在的民壮。”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予寺僧的诏书，其辞说：“王世充窃据非分，敢违背天常，法师等人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铲除宗行凶孽，廓清净土。”当时立功的有十三人，只有昙宗拜为大将军，其余人不接受官职，赐给土地四十顷，这就是少林僧兵的起源。《宋史》记载范致虚让僧人赵宗印担任宣抚参议官，兼节制军马，赵宗印以僧人为一军，号称“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称“净胜队”。那么嵩山、洛阳一带，本来世代都有异僧。嘉靖年间，少林僧人月空接受都督万表的檄文，在松江抵御倭寇，他的徒弟三十多人，自己组成部队，手持铁棒击杀倭寇很多，都战死。唉！能够拿起武器捍卫边疆，就不能因为他们是僧徒而将他们排斥在外了。宋靖康年间，有五台僧人真宝，和他的徒弟在山中习武，钦宗在便殿召见他对答，命令他回山聚集兵力抵抗金兵，昼夜苦战，寺舍全部被焚毁，被金兵抓获，金兵用各种方法诱劝，他始终不顾，说：“我的佛法中有口回之罪，我已经答应宋皇帝以死报国，怎么能妄言呢？”安然受死。而德佑末年，常州万安僧人起义，作诗说：“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这大概也有屠羊说的遗意吧。

将帅家丁

赵翼

两军相接，全靠将领勇敢。将领勇敢，士兵也就振作士气，跟随他。然而将领也不是只依靠一个人的勇敢，必定有左右心腹骁勇强悍的人，同心协力，才能气势壮盛而敢于前进。将领既然前进，士兵也就鼓起勇气争先，这就是将帅之所以重视家丁亲兵的原因。前代如韩世忠、岳飞的背嵬军之类，本来就有明显的功效。即使《明史》所载，如景泰年间，杨洪家的奴仆得官的有十六人；成化年间，王越、多荡跳士作为心腹，与敌寇搏战，多次立功；嘉靖年间，倭寇侵犯海上，诏令故将何卿、沈希仪率领家众赴苏松军。何卿传：马永为将，蓄养家丁一百多人，都是西北健儿，骁勇敢战。皇帝向李时询问将领，李时用马永回答，并且说：“他的家众可用。”马永传：马芳蓄养健儿，曾命令三十人出塞四五里，多有斩获。马芳传：梁震蓄养健儿五百人，镇守大同。大同士兵骄横，接连杀害巡抚、总兵，等到梁震到任，忌惮他的家众，都顺从不敢动。梁震死后，健儿无所归属，诏令编入军伍，后来的将领还得到他们的力量。梁震传：万历年间，李成梁统帅辽东，招收四方健儿，给予丰厚的粮饩，用作军队先锋，所到之处都有功劳。健儿中如李平胡、李宁等，后来都做到了将帅。李成梁传：辽东局势紧急，诏令废将蓄养家丁的人赴军前立功。赵率教传：宁远军队叛变，包围袁崇焕官署时，满桂也在城中，众叛卒忌惮满桂家卒勇猛，不敢放肆，结队离去。满桂传：天启末年，宁远告警，诏令废将侯世禄率领家丁赴关听调。侯世禄传：都司张神武因袁应泰推荐，率领亲丁二百四十多人，驰至广宁。张神武传：副总兵祁秉忠也因袁应泰推荐，率领私丁守蒲河。祁秉忠传：赵率教收复前屯，也率领家丁三十八人前往。赵率教传：宁远之战，总兵金国凤愤怒将士怯懦，率领亲丁数十人出据北山，力战。金国凤传：崇祯年间，总兵侯良柱战死，他的儿子侯天锡上疏请求率领父亲旧部自当一队，诏令赴杨嗣

译昌军立下战功。嗣昌上奏说：“天锡所率领的二百六十名士兵，都是敢于作战的人。”良柱传记载：这是将领亲自招募家丁所取得的成效。在太平盛世，将领们都衣着华贵、从容闲适，哪里还会招募训练强壮勇猛的人作为家丁呢？即使他们选用的亲兵，也多选取容貌俊美、动作敏捷的人，以供使唤。一旦面临战争，将领身边没有可以倚仗的勇士，既畏缩不敢前进，士兵也没有统率向前冲锋的将领，将领自己因畏惧怯懦而不敢进击，不奇怪他们不能建立功勋。然而蓄养壮丁，哪里容易拥有这样的财力呢？只有选拔士兵，用技艺勇力来训练他们，用恩惠信义来团结他们，或许在紧急时刻还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古代名将如韩信、岳飞等，都有背嵬军；吴璘也曾用迭阵法教导士兵。戚继光说：“士兵不训练，绝对不可使用”，所以他每到一处都把练兵作为急务。他起初担任浙江参将，看到卫所军队不熟习作战，于是请求招募金华、义乌人三千，教他们击刺之法，长短兵器配合使用，从此这支军队特别精锐。又根据地形制定阵法，所有战船、火器、兵器，都精心考究并加以更新。平定倭寇后，移镇蓟门，又征调浙江兵三千人来训练蓟州兵。刚到城外列阵时，天降大雨，从早晨到太阳西斜，士兵们站立不动，边军大为震惊，从此才知道军令的威严。继光传记载谭纶，在浙江也重视练兵，建立束伍法，副将以下层层制约，编制分明，进退整齐划一，不久都成为精锐部队。纶传记载南京初设振武营，兵部尚书张鏊请求任命刘显为指挥佥事，专门负责训练。显传记载，刘显也是当时的名将，所到之处都有战功。所以知道训练有素，那么一个士兵就能发挥一个士兵的作用，即使不能蓄养家丁，还可以借此作为得力助手。

译整顿营务议

龙汝霖

我恭敬地查阅体察山西防务情形的奏疏，奉到皇上朱批：“务必切实整顿，不得稍有疏忽懈怠。”钦此。我私下思考，整顿营务的方法，首要的是练兵；而其关键，一是选拔将领，二是消除弊端罢了。近来各省军队积习日益加深，牢固得难以打破。就像军营官员的补缺和署理，不考核技艺和贤能与否，反而以奔走应酬为能事，甚至也有钻营攀附的现象。等到挑选补充士兵时，除了虚报冒领粮饷、拖延空缺之外，又用老弱人员和吸食鸦片的人充数，而各衙门的随从以及杂色夫役侵占名额的也不少，却又不编入军队一同操练。加上法定月饷本来就不多，而无名的摊派却一项项都要从中取用，士兵所得更加微薄，不得不兼营其他行业来糊口，于是把训练当作虚文，即使按期操练，也不过是装饰美观的摆设。甚至因为平时驾驭无方，士兵挟制千总、把总，千总、把总挟制参将、游击，瞻前顾后、因循苟且由此产生，废弛因此更加严重。虽然经过大吏随时整顿，但相沿成风，几乎有积重难返的趋势。近年多次奉到兵部咨文，蒙奏准防剿事务，武官名义上归文官调遣，缉捕抢劫重案不准营官报功协获，挑选补充士兵也由营官报明地方官拣选等因，原本在调遣稽核之中寓有整饬军队的意思，也就是从前颁行中枢政考各书，所以搜求军事实力的条例也详尽具备。现在想要消除积习而挽回颓风，也只有在旧制基础上申明它，由兵部商议而推广它，总之期望可行，弊端也去除其太过严重的部分。只要能够切实推行，营务应当改头换面。请概括列举其要点：慎重补缺署理，考核才能，严格考察，这是选拔将领的方法；消除杂派，筹划犒赏，禁止鸦片，这是管理士兵的方法；文武联合，兵勇合操，这是化分散为整体的方法；革除名粮，核查虚冒，稽查拖延旷职，这是化贪婪为廉洁的方法；勤于缉捕，遏制放纵，斥责干预，这是化暴虐为善良的方法；挑选精锐，习练技艺，修缮器械，这是转弱为强的方法。然而自古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士兵，这又在于将领得到人才，操纵得到方法罢了。

另外还有请求的：时局困窘固然不妨修补法制以救时，但法制败坏又应当根据时宜增减变革。我私下查考山西定额设置的士兵二万二千八百五名，咸丰三年裁兵案中，两镇共裁去士兵二千一百六十六名，在省城添募精兵一千名，实际存留士兵二万一千九百三十九名。除去抚标及两镇标定额设置的标兵外，分为四十余营，再分为各州县的城守、塘汛，用来协助守卫城池、监狱以及查捕盗贼、护送粮饷、递解人犯、传递军营公文。立法之初，原本因为承平无事，一是分散强悍之徒，使没有尾大不掉的祸患；二是填补空虚之地，使没有照顾不及的担忧。其用意至深且远。无奈日久弊生，事事都如同虚设，转而成为缺额影射、老弱充数的地步。等到一旦征调，往往在各墩汛零星抽拨，士兵与士兵不相知，士兵与将领不相识，阵势散漫，心意猜忌分离。朝廷养兵，原本想要收编枭悍之辈，以保卫百姓生命；等到用兵时，无异于驱使乌合之众，而导致百姓死亡。所以经制之兵无益，不得已而使用召募。召募费用太繁，不得已而实行团练。国库日益匮乏，贼势日益嚣张，未必不由于此。我私下认为，无事之日，兵制合不如分；有事之时，兵制又分不如合。

拟请仿照明代于谦设立十大团营的制度，在通汛营汛中抽调精壮者一万三千人作为先锋，一千人为一营，设立十三团营，由副将、参将、总将统领，分布在四边要隘，划定境界而守卫。南面则在蒲州、茅津、泽州各设一营，相连之地归其控制；东面则在潞安、孟寿、灵邱、新平各设一营；北面则在得胜路、杀虎口、水泉营各设一营；西面则在保德、碛口、吉州各设一营，将附近的营兵并入，不愿远驻的听任在防所另募。平时联络一气，每年冬天与左右邻营会哨一次。操练的方法，用实艺不用虚套，每天由总统官校阅，习熟勤慎的记名，分别犒赏提拔补充，而严厉禁止缺额役使。大阅之年，亲自巡视各营测试优劣，给予破格的赏赐，必定执行惩罚。一年以后，可以成为劲旅。倘若一旦有警，如贼寇从中路来，以本路的团营出战，命令近左的团营为策应，近右的营为犄角以辅助，而南北镇帅更率领锐师作为后援。贼寇从其他路来也如此，逗留争妒因而失事的依法惩处。等到各省肃清之后，仍恢复旧制。这样则每营兵弁朝夕相依，平日易于稽查，临战互相捍卫，这是第一个好处；千人同练，懒惰者有所激劝，阵势也能整齐，这是第二个好处；安心营所即如同土著，水土逐渐适应，疾病不生，这是第三个好处；驻守既久，路径明习，没有顾此失彼的担忧，这是第四个好处；贼去则守，贼来则战，没有调撤奔驰之苦，这是第五个好处；门户既固，腹地安宁，不至于一方有警，全局为之震动，这是第六个好处；冲途州县少供帐车马之费，官府百姓的困顿得以缓解，国库也可节省，对大局尤有裨益，这是第七个好处。只是思虑建立新营，事事创始，非得廉

译军容素来整肃，有胆有识的将领不足以凭借统率训练而收到实效。所以昭义军得到李抱真而在山东称雄，明末得到周遇吉、黄得功也号称精锐士兵。所以说练兵的要领尤其在于选拔将领。况且查考常例，骑兵每月发给饷银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卫兵一两，近来又遵照章程扣去两成，即使本营没有一丝毫的苛派，也已经不够赡养，要求饥寒交迫的士兵，想要让他们常年操练，战守兼备，即使每天用军法约束，也势必行不通。所以反复筹划思考，练兵必须选拔精锐。选拔精锐必须增加饷银。如果不奏请将每年筹防经费仍旧由地方截留，丰厚他们的供给，即用防兵的经费作为练兵的经费，势必仍旧粉饰铺张，徒有纷纷更改制度的名声，绝无革除弊端扶持衰败的功效。说作战，则不足以胜任；说防守，也不能胜任。倒不如遵照旧章，修补漏洞，还可以相安无事。

译请求整顿定额兵员的奏疏，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沈葆桢

臣私下接到议政王、军机大臣寄来的谕旨，同治元年五月初十日奉上谕说：御史华祝三奏称江西、福建两地局势严峻，亟需训练地方民兵以辅助作战防守，这一折子，沈葆桢在江西任职多年，熟悉当地情况，该省哪些县乡的地方兵最为得力，其中的绅士中是否有谋略与勇气兼备的人，就着令巡抚切实访求、激励并鼓舞他们，让他们招募数千名勇敢的乡民，统一由巡抚训练，使其成为精锐部队，以备紧急时刻使用。所需饷银，并着令曾国藩妥善筹划酌情拨付等因，钦此。

臣查江西近年频繁遭受战乱侵扰，向来依靠楚军的力量来驱除敌寇，凡是精锐部队多部署在前线紧要之地，一旦调动，必定耗费许多周旋之力。受灾百姓渴望救援的心情迫切，常常因为救援来得太晚而感到遗憾。臣自进入江西境内，接见官员和绅士，大家都请求保留本地的财力来供养本地的勇丁，保卫本地的百姓。这位御史所奏的内容，可以说与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方法有三个好处：听到警报立即出发，不需要劳烦从远处调兵，这是第一；士兵与百姓有乡土情谊，不至于过分骚扰百姓，这是第二；本地人事务简单，易于遣散，这是第三。

然而有四个困难：第一是筹措饷银困难，供养八千名勇丁的口粮、夫役费用、马匹干粮、薪水、军械、铅弹火药等费用，每年估计需要六七十万两，江西的民力已经枯竭了。战乱之后，灾荒与瘟疫交替发生，朝廷安抚百姓尚且来不及，怎么能在田赋漕运之外再行搜刮？安徽、浙江各军以江西为饷银来源，因解送延误，各营都拖欠了六七个月不等。如果再划拨协济的款项来招募新集的士兵，万一前线稍有差错，不仅大局不堪设想，即使江西四面受敌，这七八千人难道足以巩固防线吗？强行划分界限，坐失战机，这不是好的计策。

第二是选择将领困难，做万人之将，必定要求其才识器量超出万人之上，人才不易得知，凭着一技之长、一言相合，就授予重任，很少有不败事的。古今名将都是由偏将逐步晋升为统帅，经历的事情多则才智更加显现，成效显著则威望日益隆盛，所统领的人信任他而不怀疑，然后万众一心，像撼动大山一样不可动摇。现在著名的将领都在前线，既不便将他们改置到闲散之地，而绅士中公正的人大多未曾经历大战，不敢自信；那些少年好事、拍案谈兵的人，又多不足以信赖。江西以前并非没有本地勇丁，招之即来，散之即去，最终没有成就，这就是明显的例证。

第三是选拔招募困难，乡兵在家乡与百姓休戚与共，所以命令不必严厉而人心统一，奖赏不必厚重而力量整齐，声势联络，动辄数万人。他们依靠的是众多山川形势，生长其间，所依靠的是熟悉地形。如果调往其他地方，那些殷实之家，既不愿意轻易放弃本业，那些朴野之性，也不能立刻适应约束。绅士以乡里同辈的身份，威令有抵触而不行的趋势，即使取得小胜，让他们独当一面，突然面对大敌，胜负之数难以预料。

第四是训练困难，练习技艺、练习力量可以在平时教授，练习胆量、练习心态必须在实战环境中考验。凡是新招募的士兵，必须编入老营随行打仗，才能逐渐成为精锐部队。勇敢与怯懦没有先天的界限，只有在生死攸关的场合，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端立刻就会显露出来。勇敢之士，有从卒伍起家，不到几年就晋升为提督、总兵的人，大家相互观感，想着自我奋发；那些怯懦的人，知道这里不是苟且偷安的地方，不等裁汰就不敢自容。如果在腹地设立一个大营，虚耗岁月，那些急于表现自己的人，疲倦而想离开；而那些甘于坐吃空饷的人，只把排队操练当作常规，修筑工事、守卫垛口尚能勉强从事，指望他们冲锋陷阵，难啊。常见得力的营队，调往闲散之地，一两年就废弛不可收拾，难道不是因为未经过大敌吗？

臣愚以为谋划江西自立之策，不如先训练定额兵员。议论的人都说兵不可用，以目前而论，兵与勇相比，强弱悬殊。然而兵不可用，又不可裁减，那么国家养兵的意义何在？兵不可用，不是兵的过错。他们的月饷不及勇丁的四分之一，他们的晋升之路有终身求得一外委而不可得的人，名利皆穷，难怪稍有才能的人都弃兵就勇。掌管兵权的人将他们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而滥竽充数的人也甘愿为人下而不辞。如果真能激励并振奋他们，人同此心，哪有不可振作的道理？江西地处腹地，定额兵员比其他省份独少，然而全省计算，也有一万两千多人。臣打算严格淘汰老弱，增补精锐，分为两班：一班调往省城及两镇操演，一班留在本营汛弹压，半年轮换一次。除在本营汛的照旧领饷外，调往操演的酌情增加练费，以资津贴，较招募勇丁的费用不及一半。练熟之后，责成两总兵轮流带领赴安徽、浙江助战，使智勇出众者得以及时自效。万一江西有警，自拔而归，则士卒都曾经战阵，不至于畏缩不前。臣私下认为有五个便利：所费少而所成就者多，这是第一便利；名册伍符按户可查，将备千把本有常职，层层相承，约束较易，这是第二便利；营汛可恃，土匪不敢生心，稍有萌芽立即扑灭，消患于未然，这是第三便利；一人学战，教成十人，担心兵力太薄，责成每兵

译招募一名精壮有余的丁壮，供给勇营的粮饷，这样容易聚集力量；这些余丁若有兵额空缺可以补入，无需烦劳遣散，这是第四点便利；行伍精锐强大，将来军务肃清之后，散勇有所忌惮而不敢滋生事端，永远杜绝后患，这是第五点便利。只是近来贼寇数量动辄超过十万，遇到大规模贼寇，并非本省兵力所能应对，仍然不能不依赖总督大人的援军。臣才识短浅，时势艰难，都不敢掩饰，只求脚踏实地尽心竭力去做，以仰承皇上深切关怀东南地区的至意。除了调操及练费的章程与总督大人详细分析并函商之外，现将遵旨筹议的原因，会同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恭敬地通过驿站附折呈报。

译恭敬地陈述湖北军事政务与吏治的奏疏

胡林翼

查访湖北军务不整肃，已经历了五年。无论贼寇数量的多少、力量的强弱，凡是听到警报就先惊慌，接战就溃败的情况，比比皆是。上下互相蒙蔽，恬不知耻。推究其缘故，是因为将领没有选用合适的人选，法纪没有确立，是非没有辨明。深思法纪之所以不能确立、是非之所以不能辨明的原因，则是误用了“使贪使诈”的说法。不了解自己，就先被贪婪欺诈的人所驱使，却说我能驾驭贪婪欺诈的人，这难道不荒谬吗？本省既然没有得力的兵将，而四川、湖北、河南那些狡猾凶悍的勇目，纠合无赖之徒，跟随军营，投效时以一人报百人，以百人报千人，冒领口粮，刚一交锋就溃败。如果投效不被接纳，又转投别处。国家的国库款项极为艰难，却白白供给无赖之徒的欲望深渊。用这样的军队去杀贼，犹如南辕北辙，势必不可能成功。至于遣散不得法，就会聚集成为盗匪。这是近三四年湖北招募勇丁的大患，其流毒将有不可思议的后果。古代治理军队的人，先寻求将领然后选拔士兵；现在谈论军事的人，先招募士兵却不选择将领。这好比抖衣服不提领子，结网不提起总绳，这是使事情更加混乱，将领自己也会灭亡。总督官文，自从上年任职以来，收集兵勇，大力整顿，得力尤其在于马队的忠勇，能使三军的风气为之一变。查有前任湖南按察使降补知府的魁联，长期在宝庆、衡州、岳州等地任职，捐献私财，供养士人招募勇丁，已经历十年，他的志向趋向公忠，远远不是庸俗之人所能比及的。经总督官文派充总理营务，刚直明智，无话不说，厘清剔除弊端，独自承担劳苦怨恨，实在是湖北军务必不可少的人员。目前他带病办公，尚难以用职守束缚他。只是马队及各营的精锐，必须迅速进取。而湖北本省军饷少，勇丁多且冗杂，不治理不收敛，自焚的后患才大，急应裁汰浮滥虚伪，简练精锐。可否敕令魁联帮办湖北两岸水陆营务事宜，负责统一简汰？该员曾任三品大员，是否赏给三品卿衔以加重事权之处，恭候圣裁，不是臣所敢擅自请求的。至于湖北绿营兵丁怯懦成性，正额虚浮，军政营制荡然不存，而其虚耗钱粮依旧如故。现在署理提督杨载福才识严明，如果给他两年时间，必定能整饬。只是东征事务紧急，水师不可没有专委的人员，容臣再行详细思考访求举荐，另折奏报。听说这是军事，急应整饬的要务。武汉形势壮阔，自古是用武之地。荆襄是南北的关键，而武汉是荆襄的咽喉。武汉有警报，则邻省震惊，南方各府均受阻，控制无术。根本既动摇，四年之中，武昌三次陷落，汉阳四次陷落，国家国库因而虚耗，民生因而凋敝。东南数省受害之猛烈，也唯有武汉最为严重。昔日周室征伐淮夷，军队出自江汉；代国平定吴地，长久谋划荆襄。王浚造船，顺江而下。陶侃的功勋，镇守武昌。宋朝臣子岳飞、李纲的谋划，岳州、鄂州都以此为高屋建瓴之势，控制长江，唯有鄂州最为重要，固然是东南一大都会了。善于用兵的人必定扼住咽喉，善于用兵的人必定审察形势。现在在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的军队，依靠武汉为根本大营，有占据险要之势，军士没有后顾之忧，军火米粮运输不绝，伤病患者休养得其所。这就是平定吴地的策略，必先保卫鄂郡。保卫鄂郡不失，必须先巩固汉阳。汉阳是江汉总汇，武昌仅是南岸一府，而汉阳则可通达八府。臣查访历年湖北的失守，在于汉阳，并不设防，江面无一水师，下游稍有挫折，贼寇便长驱直入，束手待毙，无可奈何。前车之覆，殷鉴不远。应请求在武汉设立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这一万余人，日夜训练，则平时有藜藿不食的威严，临事有折冲千里的声势。本境的乱民，随时征讨，固然可以消除隐患，而且东征的军队孤军下剿，善战者必定受伤，久役者必定疲惫，伤病之人留在军中，不仅误战，也误饷。如果用武汉的防兵更番替代，弥补其缺漏，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至于水师作为利器，声威震慑，没有半年不小小修理的船，也没有一年不大修造的船，更番迭战，以武汉为归宿，那么我军常处其安而不处其危了。有人怀疑武汉两城，公廨私庐，百不存其一，城周二十里，设守为难。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衣不蔽体以开辟山林，卫文公建立都城，训导农业通商，在于以节俭行事，以勤劳训导罢了。如果这里不能守卫，离开他去别处，有什么好处？这是武汉急应设防练兵的要务，湖北的莠民跟随贼寇的，以兴国、崇阳、通城、通山、大冶、广济、黄梅为最多。臣在按察使任内，由岳州驻守崇阳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恶捆斩三千人。未及完成，而驰往九江了。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及今不治理，终必为乱。治理的方法，兵勇搜捕，不仅徒增骚扰

译祸害，也将因拖延日久而一事无成。唯有依靠保甲制度来清查户籍宗族，实行捆绑献俘、分别斩杀与释放的法度。然而如果地方长官任用非人，那么法令就无法推行，祸害反而会更加严重。那些已经被贼寇侵扰的三十多个州县，官吏懈怠，百姓骄横；那些未被贼寇侵扰的三十多个州县，官员仇视百姓，而百姓也仇视官员。

译官吏治理不修明，是兵祸产生的根源；士气不振作，是民心变异的缘由。官吏的举动，是士人和百姓所追随的方向；绅士的举动，又是愚昧百姓所追随的方向。没有不培养士人而能招致百姓归附的，也没有不考察官吏而能安定百姓的。我担心湖北百姓揭竿而起，不一定等到粤匪再次到来，就会发生盗匪作乱的局面了。就像咸丰五年大丰收，州县却上报灾荒，经过臣驳斥已有案卷；咸丰六年大饥荒，州县反而不上报灾荒，又经过臣多次驳斥已有案卷。把丰年说成歉年，是损害国家财政；把歉年说成丰年，是危害百姓生活，最终必然损害国家财政。又查历年以来，每逢歉收年份，官吏私自征收，而朝廷恩旨减免缓征的，实惠达不到百姓手中，于是有所谓“挖征”的名目，又有所谓“急公”的名目，没有一项不是损害国家、祸害百姓，满足差役胥吏的欲望，而肥了官吏的私囊，实在令人发指。凡是下级与上级交接的事务，推给幕友而官员不过问；凡是官员与百姓交接的事务，推给门丁而官员不过问。诉讼案卷，弊病在于积压；盗贼奸邪，弊端在于因循守旧。州县所谓的小事，就是百姓的大事；今日所谓的小贼，就是日后的巨寇。把火种放在柴堆下，更令人深切隐忧。又如军饷浩繁，不得不依靠捐输来供给，牙帖厘金，用来稍作补充。报捐则有踩堂贽见的费用，牙帖则有勒索的费用，厘金则有私设的费用，他们上缴给公家的微薄，从百姓身上索取的却厚重。臣任职以来，多次特别弹劾，都蒙恩旨批准。国家自有刑法，臣也甘愿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只是深思利弊的根源，弹劾贪官并不难，而寻求人才却很难。前者被弹劾罢免，后者沿袭旧事，却巧妙地避开罪名，那么弊端将多得说不完。况且贼寇骚扰的地方，官职空缺久悬，观望不前，到处皆是。臣愚以为，必须严禁官场应酬的陋习，吏治才能革新，崇尚敦厚朴实，屏退浮华虚饰，实行几年，或许可以改观。人情本来想要谋取私利，上级无所求取，下级就可以自给自足。要求廉洁而没有借口推脱，风尚必定先趋向正大光明。官员所喜好就是吏员所瞻仰，不必烦劳督促告诫而自然改变。目前的情形，州县还空缺等待人选，可否敕令下部臣暂时不拘泥于臣的文法资格，地方吏治是臣的专责，允许臣依次清理，分别委派署理。如果试验有效，才具出众，就立即奏请试署，以期实际济助而利于百姓，这是吏治急应整顿的关键。以上三件事，是湖北的首要任务，其余应办的事务，容臣随时奏请恩训。此刻武汉刚刚收复，有人以为已经治理安定，而臣的忧虑正大。如果以为已经治理安定，那么此前已经收复两次了。江西腹地七府尚沦陷于贼寇，与咸丰四年仅失九江的情形不同。江西腹地都与武汉唇齿相依，旁逸横出，又不只是九江、安庆值得忧虑。未收复之前，事势极难，而文武官员尚有畏惧之心；收复之后，布置尚易，而只怕文武官员都萌生放纵意志，外省粉饰太平的习气长久在圣明的洞察之下，不揣愚昧，在圣主面前直陈，可否敕令廷臣核议准行？

条陈东路情形

胡林翼

敬禀者，下游情形危险至极，姑且就我浅陋所知而言，已不下十几件事。麻阳船户，辰沅水手，都强悍有力；镇远以上的驿路夫役，也游荡不羁。两三个月来，客商裹足不前，无所得食，人心惶惶，几乎无法支撑。用官府供养百姓，不如让百姓自养，如果让他们忍饥而死，等于等死；犯法可以拖延死期，忍饥则将立刻毙命，这是可虑之一。各府各厅的寨苗，大的一二百户，小的三五十户。连年盗劫，积蓄一空。做良民则畏惧盗贼又畏惧官府和差役，做盗贼则一无所畏，这是逼迫他们做盗贼，这是可虑之二。良苗终日采集芒草为食，四季不能得一粒粟米入口。耕种所得，遇到青黄不接之时，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要还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也是如此，甚至一酒一肉，积累多了，抵得上田产数十百金，心中怨恨而口不敢言。那些狡猾的人则怨恨积累，引盗贼来仇视官府，而汉奸始终不自悟，刚刚在盗劫中损失，又在盘剥中索取补偿，这是可虑之三。苗民的产出尽入汉奸之手，而差徭采买仍出自原户。当秋冬催逼之时，有自掘祖坟银饰的，蒿目痛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各厅并无钱粮盈余，专恃差徭采买，一切陋规都用于公私。近年民力日益匮乏，官事日益增多，即使按数收纳，尚且叫苦连天，怎能禁止而强人所难？而且力役粟米的征收，一概停止，那么苗民脱离教化之外，不知道有上下之分，这是禁止固然困难，将放纵而任其多取吗？那么穷愁怨叹，苗民日益困窘，将更法而归于受田的汉民吗？那么差徭采买有已成之俗例，而不是赋役的正供，苗塞本无钱粮，汉民岂肯接受？告发纷纷，上下其手，这是可虑之四。官府从苗民那里

译第三，土司的通事、差役从苗民身上搜刮的占十分之七，榨取良民的血汗，来供给他们安逸享乐、沉溺酒色的费用。台拱、丹江、古州、入寨、清平这些地方，弊端尤其深重，这是第五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汉奸恐吓威胁苗民，无所不用其极。就像去年十月，有人散布谣言说某人带兵，见到穿黑衣服的就杀，虽然大力晓谕，开诚布公，但那些造谣恐吓的人，就是平时盘剥百姓的人，也就是日后煽动叛乱的人，他们想借此满足私欲。人心思乱，无法用道理开导，这是第六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数万官兵，已成废器，即使令千人组成一营，贼寇也可被击破，凡有血气之人，没有不痛心的。屯军九千多名，布置在各堡，本来极为周密，然而虚名空籍徒存，对实际政务毫无补益。积十年的弊病，不能在一日内挽回。今天吃屯田俸禄的人，一半是刁钻的生员和劣等的监生，一旦用法律制裁他们，他们就会颠倒黑白，勾结煽动愚昧的苗民，祸患将更快到来。操之过急，是严酷刚直的弊端；委心任运，是胡广式中庸的讥讽。这是第七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邪教的兴起，到处都有，根基既深，萌芽已露。只有大臣持正而不阿谀，小臣奉公而廉洁自身，才没有空隙可乘，尚可不立即揭发。贵州近年，大宪兢兢业业，考察官吏颇为严格。然而在上有震动恪恭之心，在下有得过且过的意思，未经患难，不知恐惧。公文下达，看后便忘。这是第八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天下治乱的关键，不外乎义利二字。人心嗜利则乱，人心嗜义則治。近年嗜利之人，难道只是官员吗？凡在朝之人皆如此。即在野之人，也如此。用人而不得其所养，即使尧禹那样忧勤，也不能治理天下。那么养人而耗费钱财多，处在已乱将乱之时，则赏不得不重，罚不得不輕，所以耗费钱财尤其多。度支已竭，仰屋空叹。这是第九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祸患积于内部，形势处于危急，而不能不依赖成案，秉持旧例。绛侯在犊背上乞怜，魏尚被刀笔吏所屈，古今同慨。必至于破裂，不可收拾。例案一无所施，而后纲目疏阔，则事已不可为。这是第十个令人忧虑的地方。

译勤王事者，食于官；举义旗者食于民。舍穑事而割正夏者，汤是也。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诸葛之言是也。南阳太守，稽留义师，斩一守而人皆奉命，孙坚是也。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财；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财。明怀宗劝谕而不助军饷，李自成脑箍而尽数以献，叔季人心，大抵如此。粤逆入鄂，括取民财，计千万。设官董劝，则十万亦难不至。此时不知惧，人心又大抵如此。黔中官兵仰给于藩库，藩库仰给于邻省转运，则有所不能；抑勒，则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势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可虑十一也。

兼弱攻昧，取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实不外此。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范谓之极也。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桀，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世宗募武力绝伦之人，令史相国统领驻防。岂为驻防哉？所以消天下之英杰，而不觉耳。姚启圣督浙闽，岁费以百万计，不数年，而海澄公、施侯归于麾下。今镇摄边陲，必须日日练兵。贵东路幅员至大，非挑练精兵八百，分防分捕，且战且守，不足以摄奸萌而资防范。一年之费又将安出？可虑十二也。

黔饷设令不继，则兵民俱困，祸不旋踵。将任其自乱而自止乎？抑将养壮士而去老弱，核其名实而察其空旷？非常之原，黎民所惧。行之不善，是明季裁驿卒之事；行之善，是商鞅变法之事。成则为怨府，败则为祸阶，可虑十三也。

保甲团练，实救时之善政也。委员之办事，其时甚暂，恐民不之信；其势相隔，恐民不之亲，则非牧令不为功矣。然奉虚文者无实意，察小害而忘大利。大宪之董戒，不啻颚秃而唇焦；各属之奉行，惟禀复与告示，可虑十四也。

大江东去，望风瓦解，刺背之奸细反来黔地，即是逃匿之余。亦恐勾煽之祸，可虑十五也。

以上十五事，姑即东路而言。之然而言，易行难。病多药少，非一足一手之力所能挽回，亦非空言说剿所能补也。约而言之，则亦不外练兵、求才、查吏、筹饷四事耳。

已乱易治也，未乱易治也；将乱难治。林翼之愚陋，即殚精竭力，亦无补于万一。一人之力几何？一人之才识又几何？如石填海，如蚊负山，固自不堪矣。

复张石卿中丞亮基

胡林翼

闻某帅左右，无一正人，无一谋士。其讙呶噂沓，尽是贵游习气，此诚不可与争权也。观于乌都护江岷樵言不用，而诿过于锺泉，即知其为无能为矣。不如姑示韬晦，待其败，以败事计之，当在此时也。窃见阅历之深，无如仲绅者。某帅一日丕离粤西，仲绅一日不与粤西之事。例以古人忠义，固有未协，然委曲求全，保国即以保身。如操纵得宜，指挥若定，能如默林之笼罩赵文华，亦行军之善算也。

至坚壁清野，非用士用民，不能济事。士民中岂无欺我者？亦岂无偾事者？然兵将之猾者十九，士民之拙者十六。近年官途颇杂，牧令少真才，佐杂多庸妄，其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民之真性未漓，可以忠义激之。楚官与民仇，楚民与官仇。此孟子所谓疾视其长上而不救者也。惟有勤接见，壅蔽视民，如官视民，无众寡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事而察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

近日人心逆忆万端，亦难穷其所往。惟诚信之至，可以救欺诈之穷。一事不能欺事事，一时不能欺时时。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办之事，所谓贞固足以干事者也。

赏罚自在董劝，因时以大权临之。何患不济？未有注意于保甲、团练、坚壁清野而无成效者也。

昔卢忠烈公督兵大名、郧阳。其得力在坚壁清野，其制胜在亲军之能杀敌致果也。傅重庵以堡制苗，而练丁千五百，因间雕剿，兵威乃振。钧招练如何可信？为日已迫，训练岂可一蹴？诚为深虑。窃谓襄毅治粤。陶鲁参军所领三百人，皆因时应募，而所向克捷。且战且练且守，练一日得一日，练一人得一人。百

译拥有千金价值的勇士，确实难得，但三年的陈艾也在于平时积蓄罢了。至于训练勇猛的士兵不可依赖，关键在于驾驭他们的方法如何，统领他们的人如何罢了。国家威势长久不振，人心思乱，并非从今天开始，也不会到今天停止。除了天天练兵，人人讲求武备，没有别的补救办法。这与专门谈论防守抵御的人，实际上是相互配合、共同成就的。至于间谍是行军的关键，但这件事最难，因为长期处于安乐之中，没有能忍受劳苦、壮胆智勇、甘愿赴汤蹈火的人，更难以得到。来信说我军一举一动，贼寇必定知晓，这是保甲制度不实、稽查不力的缘故；贼寇的举动，我们不能知晓，这是没有得到间谍的缘故。寻找这样的人，谈何容易？陈平厌恶粗劣的草具，给他很多金钱而不怀疑；野利枣龟杖，直到濒临死亡也不后悔。他们用人之妙，用智之深，实在值得玩味。私下认为，谋划于荒野就能有所收获，积累诚意可以通达，虽然不是一两个月就能突然办到的，但也没有寻求而得不到的。

译论兵

当今地球上的强国，如狮子（葡萄牙）、英国、老虎（德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都像鹰隼一样凶狠地窥视，目光闪烁地伺机而动，修缮武器，增加军备，不惜耗费巨大的物力，视人命如蝼蚁，以求一逞。所以俄国养兵二百多万人，每名士兵每年需要银一百两，每年大约需要银二万万两；英国养兵六十多万人，每名士兵每年需要银二百六十两，每年大约需要银一万五千万两；德国养兵一百七十一万人，每名士兵每年需要银一百一十三两；法国养兵九十七万七千人，每名士兵每年需要银一百三十五两；奥地利养兵八十五万七千人，每名士兵每年需要银一百二十五两；意大利养兵七十六万五千人，每名士兵每年需要银一百二十两；日本养兵二十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余人，每名士兵每年需要银一百二十元。这是各国平时养兵的费用，如果战时另外还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余如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国，或数十万、或十万不等。只有美国养兵仅三万多，巴西养兵仅二万五千多，这是环球所罕见的，而议论的人已经为此暗暗担忧。合计五大洲养兵的数量核算，每年耗费的银两不能用亿兆来计算。不知道上天是何心意，竟然造成这种奇险对峙的局面，来消耗物力，糜烂生灵，而没有尽头。从开天辟地到现在，不过万年，治乱交替，这是天道如此，但没有杀戮之机像欧洲这样酷烈到极点的。从前耶路撒冷即犹太被突厥占据，西方耶稣教徒想要征讨收复，各国从军者数百万，兴起十字军七次。中国宋朝从绍兴到咸历年间一百七十二年，总共兴起七次，最终不得志，死者二百多万人。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雄视全欧，只是未能得志，英国、俄国于是率领兵六十七万八千人，法军三十三万多，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瑞士、波兰等国从军者也三十三万多，直捣俄国都城，刚到莫斯科（一作莫斯哥，俄国旧都），已经丧兵三十多万，等到狼狈而归，仅剩下几万人。《普法战纪》记载，色当之战，一天死数万人；梅斯之战，一天死十万人；俄土战争加里波利，一刻钟死三万二千人。英国《泰晤士报》记载，泰西军兴之后，从咸丰二年到光绪三年，战死疆场的总共一百九十多万人，耗费军饷总共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兆元，其危机之剧烈，是中国古史所没有的。现在兵员日益增加，武器日益锋利，猜忌日益严重，充其量可以耗尽一千数百兆的人。即使他们自己人，也深深厌恶其不仁，而举行弭兵会议。近日赖以平息安宁的，往往有之。前些年中日发生战事，所损失的不超过十万，用时不超过两年，比起他们英俄黑海之战、美国南北战争、普法色当之战怎么样呢？然而耗尽三四十年的精华，一旦毁灭，痿痹腐烂，不可收拾。穷尽事变，无论有兵无兵，大概难以思议。如去年《万国公报》记载英国人葛洪的议论，则直接像波兰，我虽然未必如此，但也让人寒心。如每年商战输给英国人五十多万两，则直接像印度。我在这里挥臂言战，是让五尺孩童用细草去击打勇士；在这里委心运任，是面对迅雷之威却充耳不闻。

洴澼子曰：根据前面的说法，我不忍心谈论用兵；根据后面的说法，我不忍心不谈论用兵。想要树木生长，必须培固其根；想要强兵，务必富国。当此时，士人困于俗学，农民拘泥于旧法，工商日益窘迫，利益未得宏开，关卡林立，吸髓敲肌。然而财政大臣仰屋兴叹，罗掘俱穷，则筹措军饷难；铁路初建，血轮尚滞，千里征调需要一个月以上，流亡载道，天日昏暗，则运输兵员难。天下之大，武备学堂只有一二处，弓箭旧制如同谈论天宝年间，则选拔将领难；体操不讲，团练虚文，正规兵疲弱，招募兵乌合，则训练士卒难；武官克扣相互煽动成风，兵额侵吞，十虚其五， then 组成军队难。从前英国人戈登上书李鸿章，说这类营官有斩无赦，他们向来重视刑律，也说这话痛恨极了。船械向外购买，良莠不分，豪商中饱私囊，前有暹罗废枪，或以二两购买，转售中国，竟作银十二两，弊端滋生，则制造武器难。凭借这几种困难，敌对那数十年处心积虑、卧薪尝胆、兵机强大的敌人，好比把羊交给老虎，把狗送给狼，胜负之境，无须占卜。所以今天不先从事教养的根本，而汲汲以谈兵自喜的人，时人称为忍人。然而德国受制于法国，养兵不许超过七百万，更番训练以报复法国仇敌。日本被三国逼迫，危如累卵，痛改兵制，最终雄踞亚洲东部。明治五年，改兵部为海军省；十年，确定裁判官掌管刑法，设立技术官掌管制造；十八年，改海军卿为海军大臣，协助内政；十九年，确定镇守府官制及海军督买部、卫生部、医学校、检查会计部、制造兵器火药部等官部，又设立海军主计学校条规；二十年，确定海军机器学校章程；二十一年七月，

译又更改海军大学校的官制。这是日本经营海军，使其规模超过陆军，大致是效法德国和法国并加以增减，其类别有四种：叫常备兵，叫预备兵，叫后备兵，叫国民兵。编制的方法是，步兵三百一十六人为一中队，五百六十五人为一大队，一千零七人为一联队，一大队由四个中队组成，一联队由三个大队组成。炮兵、山炮兵、野炮兵，则以一百二人为一中队，两百九十一人为一大队。工兵、辎重兵也编为中队、大队，每四个步兵联队，附加一个骑兵大队，一个炮兵联队，工兵和辎重兵组成一个旅团。这是常备兵的制度，到了战时，步兵一大队增加到八百三十二人，骑兵、炮兵、辎重兵也如此。全国常备兵共有二十四联队，骑兵共有八大队，炮兵共有六联队，工兵和辎重兵各共有六大队。此外要塞炮兵、宪兵、屯兵的编制各不相同。这是日本经营陆军，大体上与我们相近，又参考了西方方法，已经取得成效的，所以详细叙述，以提供借鉴。这两个国家，看待我们今日的情形觉得更加棘手，然而还是竭力去做，收到了勇敢且知礼的成效。中国地大物博，有什么求取不能实现，有什么欲望不能达成，一旦被西方人创痛，就遭到病夫的指责，耻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今日如果不把军事隐含在四民的教养之中，而只是沿袭旧例，也就是忍心让人在困境中挣扎。孔子说：现在定额设置的旗兵和绿营兵六十六万一千六百多人，加上京师和各省驻防兵，又有二十多万人，这叫做养兵。自从湘军、淮军兴起，如同汉代招募百姓的制度，这叫做征兵。战事平定后，挑选其中的壮年人分布在各直省，不少于百几十个营，这是汉代轮休换防变为常屯的制度，这叫做征兵而成为养兵。兵额之多，与德国、俄国相当，然而马兵月饷一两五钱，步兵一两二钱守兵仅一两，不仅不足以赡养家庭，而且难以糊口，他们不能淘汰老弱是理所当然的。明知老弱充数，而每年耗费千百万金钱，养活这些无用之人，而从事农业的人又减少了六七十万人，这是两方面的损失。那些湘军、淮军的各营，月饷或三两二钱以及四两六钱不等，各省多少不一，大致散勇三两多，什长四两多，哨长九两，远远超过制兵。然而与欧洲月饷最轻的葡萄牙、瑞典相比，葡萄牙每个士兵每年需要银七十五两，瑞典每个士兵每年需要银五十二两，还有不及，那么为什么不全部裁撤制兵，增加新练士兵的饷银，以追求实用，而那些老弱者得以全部分散到农、商、工三个行业，另谋生计，逐渐起用废人，这是两方面的收获。至于西方惯例，凡是服役十余年因年老退役的，终身给予饷银，为国事战死的，官府供给其父母妻子。日本近来也仿行此例，凡是战死的，由官府供给其家属每月银十两，子女由官府抚养到十六岁为止。中国没有退役给饷的制度。那些战死的，虽然偶尔有银两，然而往往无从领取。用三两多的银两，命令他们在沙场卖命，万险一身，一人战死，全家也随之死亡。他们看重身家而轻视军纪，这是人之常情啊！西方惯例除了步兵、骑兵外，有工匠兵，供给一切架桥、挖壕、修筑营垒之用，而战斗士兵不承担这些劳役。中国战斗士兵之外，仅有长夫负责炊事，其余都由战斗士兵兼任。西方惯例军队中最重视医科，入伍时测量身材以及受伤后的治疗。中国行军虽然有医官，终究如同多余设置。然而这还是小的方面。西方士兵关键在于能读书识字，测量土地绘制地图。中国文武分途，有目不识丁的统帅，何况散兵，更谈不上测绘。那么处在当今之时，不修明武备，变通营规，广泛设立学堂，精心选拔将领，就无法立足于世界之上，这是明显的。于是概括其要点如下：训练将领在于武科，训练士兵在于民团，陆军步兵骑兵的体用，海军整顿规制。

译给张香帅关于武备学堂事宜的信

何熙年

恭敬禀告：我私下曾推究国家兴盛衰败的原因，也不过是人才罢了。人才一旦衰败，那么即使朝廷和民间清平安定，一旦祸患兴起，就会像土崩瓦解一样，没有支撑。就像东汉末年衰败，因党锢之祸而失去国家，就是这样的例子。人才如果兴盛，那么即使国家疆域削弱，一旦发愤图强，就会如雷霆电闪般迅猛，各自奋起智勇。就像德国振兴学校，从而崛起，就是这样的例子。恭敬阅读宪皇帝对鄂尔泰的谕旨说：“治理天下以人才为根本，其余都是枝叶之事。”又阅读曾文正公给胡文忠公的信说：“我们今日只应当多播撒种子，作为日后生长的基础。”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用心深远，如此急切。然而想要使用人才，必须先培养人才。百尺高的树木，经过雨露滋润才开始生长；再熟的禾苗，失去灌溉就会损害秀穗。平时没有培养，人才就无法得到使用。想要培养人才，必须先选择人才。在良马上练习驾驭，容易成功；在劣石上施加雕琢，劳而无功。选择不精当，人才就无法得到培养。过去朝廷惩前毖后，因时制宜，知道成法难以拘泥，思考培养人才应当预先准备。于是开设图绘馆，设置练习船，水陆师的学堂，始于福建，扩大于北洋，流传到各行省。知道道理产生于器物，就对外进行操演；知道技艺接近于道，就设立内堂进行讲习；知道中西不可偏废，就分别聘请洋人和汉人教习来督导课业。勤勉努力，每天没有闲暇，将要建立自强的基础，拓展积衰的局势。进可以像龙马虎步一样，践踏强敌；退可以成为金城汤池，巩固疆域。英才伟人都在于此。然而日本不过是一个岛夷，比较土地则大小相差悬殊，计算兵力则多寡截然不同。却一战就失去藩属，再战就国土收缩，陆军望风而逃，水师束手待毙。耗费数十年的力量，掷出千万两国库银两，求取一战的效果，竟然得不到，以至于借兵送粮，殃及百姓，侮辱国家，和局达成，古今罕见。这是海内人士抚心长叹的原因。一个时代的人才足以供给一个时代的使用，现在聚集学生来教导他们，悬挂爵位俸禄来引诱他们，而其效果最终到了这种地步。这难道是中国没有人才吗？还是西学对中国没有益处吗？熙年过去以汉文教习的身份在北洋供职，其水师学堂的师生往来尤其是我耳目所及。曾经深入探究其得失，观察考察其效果，未尝不感叹。意图虽然美好，但选择收录的方法不善，其结果如此也不奇怪。所谓方法不善的是什么？自从汉武帝开辟利禄的途径，经术才开始被重视，历代作为科举的工具，文艺愈发被尊崇，上面既悬挂靶子作为招引，下面自然竭尽精力来奔赴，聪明智慧都耗尽于此，这如果不成功，其他还有什么指望？那些西方人，以战争立国，研习军事最为精专，使用枪炮的必须通晓测量，担任侦察的必须通晓图绘，掌管药弹的必须通晓化学，各学专门之事，义理蕴藏宏深，不只是以步伐整齐、手足灵捷为终点。现在却用武夫庸才来研究它，这就像讲述生公说法的故事，却想让顽石点头；弹奏云和之瑟，却希望聋虫用耳朵听，指授虽然切要，领会终究困难，这是第一个弊端。人难以驾驭，士兵最为严重，德行恩意足以安抚他们的为上，声望足以镇压他们的为次。自古名将，有的与士兵甘苦与共而赴汤蹈火，有的号令一下而旌旗变色，只有既能仁爱又能威严，所以能胜也能败。现在学生出身寒微，不识诗书，大多心性浮躁，资历声望浅薄，一旦突然通晓西学，越级掌管兵权，既被士人议论所羞称，必然被兵丁所轻视，驱使市井之人作战，除了韩信谁还能做到？那些从政的，正如伍参所预料的那样，这是第二个弊端。

然而这还说是学问不精，人心不服。精了，服了，就能足以抵御外侮吗？回答说：不能。兵器，是凶器，必须志向足以战胜它；战争，是危险的事，必须勇气足以承担它。所以裴令公有三光不共的志向，最终消灭蔡州贼寇；曾文正公有百折不挠的勇气，最终清除叛寇。现在学生对于洋人，尊崇他们如同神明，侍奉他们如同仆役；羡慕他们服食的精致，就见猎心喜；夸耀他们器械的锋利，就谈虎色变。他们对于中国志士仁人，奇谋壮节，大概都没有听说过。郭筠仙中丞说：崇厚号称懂得洋务的人，只知道洋人可畏罢了，未战之前，志向已经沮丧，勇气已经枯竭。见弓疑蛇，逐渐形成虚怯；闻弦落雁，这是祸根。这是第三个弊端。人必须有敦诗说礼的风尚，然后才能笃行爱国忠君的道义；必须有仗节死绥的志向，然后才能成就杀敌致果的才能。张巡在睢阳坚守气节，而汉书极为熟稔；武穆建立中兴之功，而章表特别刚健。仁者才有勇，儒者不負国，由来已久。所以自三代以来，英明的君主，崇尚儒学，重视文治，难道真的是装饰为耳目之观，倚靠为润色之具吗？想要通过艺文来探求义理，通过义理来兴起节概，耳濡目染，蔚然成风，安定时可以消磨智力而祸患不萌发，危急时可以勒名立义而叛乱不发生。恭敬阅读太宗文

译皇帝谕令贝勒子弟就学的圣训说：上年我军放弃滦州，导致永平、遵化等城相继失守，这都是因为未曾学习学问，不明白义理的缘故。上年明国在大凌河筑城，援兵虽然全部战败，但仍然死守；而锦州、杏山等地，也不忍心轻易抛弃，这是因为读书人明白道理，知道要为朝廷尽忠。圣上的谋略广大，包罗万象。如今北洋学堂的学生，除了各营推荐送来的之外，大都是仕宦家庭没落之人，读书没有成就之辈。近来招收的学生尤其杂乱，地位低下的仆役混迹其中的不少；而总管学堂事务的人，又都只是粗通洋文，毫无远见，既然推崇西学，哪里还用得着汉文？其中的曲折深意，他们无法理解。于是删减读书功课，斥退能写文章的学生，致使习武的学堂，渐渐变成了救济贫困的机构，学生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白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追求？请安叩头，应声答是。不讲节操义气，不知廉耻，却希望他们忠勇奋发，锐不可当，有断头剖腹、死不回头的气概，怎么可能做到呢？这是第一种弊端。

虽然如此，这四种弊端，究其实害，不过是每年耗费数十万国库银两，供养千百个游手好闲的人，虚文俗套，与宋元时期郡县学的流弊相似，对国家没有大的损害，难道仅仅如此吗？国家创立一项制度，制定一项法令，必须探究其始终，以及利害所在，流弊所归，如果轻率从事，很少有不失当的。过去广方言馆的学生逃去做买办仆役，出洋学生背离儒教，在邸报上看到的已经多次了。北洋有以道府大员闲居在家，衣食全都效仿洋人，熙年确实亲眼见过。像这些不知大体的人，即使西学精深，一旦因事被废，就会北走湖南，南走越地。张元投奔夏国而宋朝朝廷忧虑，中行说投奔匈奴而汉朝边境虚耗，其祸患是一样的。即使说他们食君之禄，具有天良，仇视鲁国、图谋燕国，必定不是平素的志向，这还不足以忧虑。然而先入为主，事情偏重就会引发争执。如今学堂林立，人数众多，其中必定有一两个好学深思之士。朝廷求才若渴，将来打破常规录用，以风气示海内，或者在内晋升至高位，或者在外统领一方，都在意料之中。赞皇由任子出身就轻视进士，史肇由行伍出身就诋毁文人，这些学生既然不是通过科举入仕，对于文人学士，既然存有各执己见的心理，必定有两不相让的态势。牛李党争，蛮触交哄，英国公党保党的流弊已经滋生，朝鲜开化守旧的祸患尤其严重，前车可鉴，覆辙方近，这是第二种祸患。

国家培养人才，应当采取万全无弊的方法，得志在高位，共同在艰难中施展抱负，不得志在低位，也各自安于义命，立法创制，这才算是完美。如今的学堂每年耗费巨万，学者如牛毛，成才者如麟角，衡量当初创设者的心意，已经稍有违背了。幸好能淘沙拣金，披榛觅路，选拔千人得一，有成就的却不任用，其祸患如彼；任用了，其祸患又如此，从头到尾，难道不为此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吗？所以熙年平时常想发表狂悖的议论，认为今日治理之道，不先核实名实、严明赏罚，是不行的；今日培养人才之道，不综合中西、合并文武，是不行的。如果只沿袭现在的路子，不改变现在的法令，即使功课条例完全仿效西方人，水陆各学堂遍布各省，终究毫无益处，却有山丘般的损害，可以预先断定。而想依靠他们作为屏障，以备一朝缓急之用，这就像指望蚊子背负大山，要求盲人走万里路一样。这太难了！这点心意，我怀藏很久了。

本月在《申报》中，读到帅台设立湖北武备学堂招考的告示。将我素来私下忧虑而暗中计较的，以及见识所不及的，都恳切地说了出来。而津贴贫员、收录搀越这两端，对于学堂积弊，尤其像烛光照明、计数般清晰，细微之处全部显现。仰见规划宏远，剔除无遗的至意。伏读之下，欢喜赞叹，认为中国风气的开启，人才的奋起，大概就在这里了吧！帅台以经纬天地之才，而做培植人才之计，宏纲既举，细目自然张开。这哪里需要下士的拟议呢？但是广泛收集有益的意见，是大臣的心意；而摘取得失，是书生的习气。熙年从事学堂事务，多年以来，愧对粮饷的虚耗，目睹弊端的重积，欲言又止，叹息满襟。如今堂务初兴，无所忌讳，因此敢不远千里上谒帅府，汇总为八条呈请钧鉴。不敢说像壤上细流那样的帮助，只是效法献芹负曝的诚意。伏惟帅台道合古人，而以远见济之；才盖当世，而以宽宏处之。敬听下风，久深倾仰。倘若蒙您不弃微贱，训示一二，使我得以仰藉当代伟人一言的恩赐，作为生平荣幸翘首期盼的私愿，哪有尽头呢？

译附呈条陈八则

一曰：派遣大员以资督率。夏商周三代培养人才、举荐贤能，全都依靠学校。自从学校教育制度败坏，书院的事便兴起；因为书院的规制狭隘，学堂的议论便产生。那么现在的学堂，就是宋元时期郡、直隶州、省书院的制度；现在的学堂总办，也就是国子祭酒、省会山长的职责。然而南方学校的制度，名额不多，经费有限；现在则每年耗费巨万。山长的权力，仅给予膏火（生活补助），加上奖赏休假；现在则例规中有保举升迁的案牍了。这次名称依旧，而法制更新。举荐文墨之士、缙绅之流来招收，教导督责他们，不只是像各省那样敷衍了事而已。当规模开始建立时，实在关系重大。如果办理得法，取得显著成效，从此一个可以倡导十个，十个可以倡导百个，辗转流传，传授无穷。中国自强的契机，未必不蕴含在这里。其中的微妙之处很细微，枢纽作用很大。虽然是一省培植人才的计划，实有关天下兴衰的基础。过去各省学堂事务，多由通晓洋文、洋语的道府官员主持，固然是认为量才器使的道理。不知道洋语、西学，是两条不同的途径，该官员只懂得语文的粗浅知识罢了。通晓学问的人，固然需要以文字为阶梯；而能说话的人，或许未尽文字的奥妙。中西地域不同，道理没有两样。于是洋人窥探其底蕴，既看得很轻；学生稍有才能，也置之不理。功课则奉行旧例，规矩则视为虚文。熙年目睹这种情况很久了。方今湖北人才，天下推为极盛。拟定请帅台在科甲出身的监司大员中，选择那些贯通中西、综核名实的人担任总会办；那些通晓洋语的人，只供翻译之用，而不参与主持堂务。这样安抚生徒，既避免开启轻侮的开端；而考求利弊，也借此获得核实的功效。

二曰：招收儒生以挽回时局。学习中国之所以为国的道理，只有儒学而已。所以二十四史中，十八省内，凡是声名显赫的人，都是学问深厚的人。明朝一代，士气尤其旺盛。以一个诸生建立复社，于是奔走天下的人，是张溥。以一个诸生起义兵，于是连克名城的人，是谢升。沿袭到我朝，颇受明弊的惩戒。然而粤捻之乱，湘军初起，殊勋伟业，多出自章句之儒。而东豫诸省，凭一举贡完成圩寨保卫的人，往往有之。即至今日，凡是士论所认可的，乡愚也跟着认可；士论所否定的，乡愚也跟着否定。科名积重难返于人心，议论全都源于乡校积习，生常有自来矣。善于治水的人，引导它疏导；善于治民的人，顺应它施行。现在庙堂的议论，一则说开风气，二则说开风气，而对于读书之士漫不经心，不加省察。这就像想要前行却倒退脚步一样。况且熙年更有进言：大抵朝廷用人取舍，常视功效为转移，不敢远引。请拿近事说明。过去同治初年，广泛采纳清议，重用儒臣，台谏无不通达情状，京朝多外简之事。没有其他原因，因为曾左诸公以儒生立下大勋。自从法越之事起，徐中丞在粤败，张侍讲在闽覆，朝端惩艾前规，于是儒臣结舌，谏官短气，几乎十余年。现在营口之役，不战而溃，又蹈覆辙了。私下担心将来矫枉过正。当今之世，固守成法，拘泥古方，胶柱鼓瑟，固然中国的大患。然而如果一旦幡然崇尚西学，拔用洋员，把科目之士、文艺之说屏除摧抑，因噎废食，更是中国的隐忧。为什么呢？因为固以儒为国。私下估计帅台深心远识，岂不想把书院学堂合为一事，而裁成陶铸呢？只是畛域未化，虑始维艰，不便遽然把横经之舍，变为肄业杂家言，震駴流俗，所以不这样做。然而积习虽难强化，而风气可以渐开。伏乞宏此远谟，别开新面。堂中定制，京外各官，上至五品为止，学校诸生，下至附生为止文理精通方与取录。非此数也不在收录例，使郑重以相须。自英才聚集，庶几异日科第连翩，国家既免乏才之患，而勋猷炳着，儒术也雪寡效之羞。

三曰：尽变通以广招徕。用华夏文化改变蛮夷，经说可据。重文轻武，锢积已深。招之而不应，怎么办？说：楚王爱细腰，臣多约食；宫人爱高髻，城中高一尺。上面有好尚，下面必有更甚的。哪有招之不应的人呢？只怕招之未尽其情罢了。中国重视流品很久了。过去淮阴羞与樊哙为伍，袁宏耻于与伏慆同列。本属同功一体的人，尚有高视阔步之意。一旦良楛不分，熏莸共器，那么志士有笼东而退走。查本籍聪颖子弟，若其文理清通必已列名庠序。至于武生武弁大率斛律敦署名，金迷其制，库狄干押字，锥逆以书，间有承袭世职通晓汉文者，然亦仅矣。伏惟帅台智周万变，岂其见不及此，特以整军经武之图，不得不示……

译这是广泛搜集、兼收并蓄的本意。只是各类人员混杂，真假难辨的情况增多，如果考核稍有疏忽，弊端必然层出不穷。恳请统帅大人命令考官严密阅卷，无论何种功名出身，都以“文理精通”这四个字为根本标准。等到录取之后，对于其中的武生子弟，要求提供同乡官员及本省德高望重的绅士出具的保证书，证明其家世清白、品行端正，并无冒名顶替的情况，才准许他们来到学堂一同学习。这样聚集在一起就没有混乱的担忧，听到风声的人也不会因顾虑而止步不前，那么人员的素质就应当变得清白了。北洋学堂的学生习气很深，长久以来被人诟病。南洋学堂刚刚创立，听说规定每月津贴二两银子，请假过年则按日扣除，制度颇为苛刻细碎，必定不会有杰出的人才来投考。近来安徽看到湖北招考的告示，家中及书院里都有想去湖北投考的人，但犹豫地说：“某某根基卑劣，如今在北洋学堂却列入了上等成绩；某某只认识几个字，如今去南洋报考却得了名字。我和他们并列，成何体统？”揣测他们内心的念头，只是担心有见识的人将他们与其他省份同等看待，所以犹豫不前。虽然这种想法拘泥不通，但其心意也值得同情。恳请统帅大人体谅人情，改变制度或许可以本着储备将才、训练武艺的初衷，另外赐予名称，即参照高才上舍的规制，让人耳目一新。虽然这属于朝三暮四的手段，但姑且用来显示泾清渭浊的区别，那么名称就应当有所不同了。

译四曰，厚加培养以留住杰出人才。因为社会风气混乱就会驱走害群之马，名分地位不同就会招来优秀之士。讲堂宏大开设，学生如鱼鳞般密集聚集，可以说极尽一时的盛况了。然而仅仅显示虚名，没有尽到实事，还担心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实事是什么呢？就是供给、礼貌、保荐这三项罢了。那些无所图谋而做事的，只有一个人而已。其余按常情，必定要有供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费用，才能激励专心致志的气概。北洋学堂由堂中招考的学生，月薪三两。考试仅属虚文，提拔多凭人情面子，尚且不免有对身家生计的忧虑，怎能没有奔走钻营之心？然而膏火（津贴）过于优厚，又难以持续经费。拟请帅台在定制四两之外，对月课、季课名列前十名者优给奖赏。如果因学问优异被提拔为本堂教习，虽然难以仿照洋人的待遇，也应当比汉族士人更优厚，以便在节省经费中收到鼓舞人心的效果。这叫厚廪饩。廪饦之外，儒生所斤斤计较的就是礼貌。所以汲黯向将军作揖，记载在前代史书中；郑公礼遇寒士，传为美谈。如果不是军装铠甲的礼仪，都贵在谦和之德。现在虽然名义上叫武备学堂，其实与郡县学校没有不同，意在培育人才，何必要苛求礼节？北洋旧规，学生见总办者不能坐，见教习者要请安，大概是用对待武夫粗鄙之徒的方式。现在既然普遍招收文人，拟请帅台制定规章，无论何种功名，都按照学校中拜见老师的制度，见总办者作揖，仿照中兴后文员带兵制度，见督宪者不能坐，以便在期望远大的同时寓含军营等级的意思。这叫隆礼貌。北洋学堂事务初开，经李傅相特别上奏，二年期满按照异常劳绩奏请保举，奉懿旨允准。朝廷求才的意图，与地方大吏造就士人的心意，可以说很殷切了。然而一旦开启保举，堂中的人员得到保举，朋友却在堂外通过攀附关系得到保举，而学生得到的保举不过两三人，又是千总、把总之类的咨文案件，与最初的意图大相径庭。保奖虽然优于堂务，但没有益处。所以常规保举常开侥幸之门，不如特别保举足以尽到鼓舞的实际效果。湖北虽然因受限于部议，不能援引保卫京畿辅地的例子，但这在于帅台多加留意。拟请帅台在开堂后晓谕学生，等到三年期满，如果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贯通中西学问，准予专门上折荐举，使特别赏赐出于寻常，那么士人都会深深感到奋励。这叫专保荐。

五曰，辨别功课以便讲求培养，既然已经尽到激发士人气概的作用了。因为讲习以得到良师为主，听说德国世家子弟入仕较易，寒门子弟的技艺远超世家，仅及之故，有微官而充实实际。学者担任中国教习，贪恋薪水，合同期满，或者赏赐宝星，或者奖给虚衔，颇为以此为荣，往往循规蹈矩，不敢桀骜不驯。官职尊贵的则相反，以前在北洋已经仔细验证过了。这次帅台发电报委托星使延请，自然能选择品德学问之士，这本来没有需要议论的。只是功课有不可不辨别的。洋教习所讲授的，他们国家都有成书，并非都出自心得。中国既然设立学堂，必定要永远作为定制，此时借才异地，是不得已的。自然应当取他们的书翻译过来，作为日后辗转传授的工具。查北洋授课，大率三个人到堂，洋人讲述，翻译转述，汉教习记录，每天不过三四百字，临事仓促，多有抵触矛盾。所以除了毛瑟枪图说、气球述稍有条理外，其余都不足以编纂。因此换一个教习所讲的和以前一样，换一个学生所讲的也和以前一样，浪费时间，获益几何，只是耗费公款罢了。拟请帅台谕令该总办，等到洋教习来华，命令将该国所有兵学书籍，仿照目录提要，详细著录所言何事，所载何学，彼此商讨考察，选择对中国实用有益的，派员翻译叙述详明，发给每个学生人手一编，以备诵读学习。如果有不懂的，再向该教习问难，以便随时从头到尾掌握，既容易得到融会贯通的好处，在未来学成名立时，可以持此为教授的资料，何必花费重金聘请洋人才算得当呢？这是内堂功课应当辨别的。至于外场，则不是亲手与器械练习，耳目与号令练习就不能成功，这不是书本所能穷尽的。然而看北洋操练步伐，不过是大排队、小排队，年终派员校阅，就是两军相攻的样子，旁边用奇兵抄袭，熙年见过多次了。千篇雷同，如出一辙。私下认为中国兵书所载阵法极多，如三复、张两翼、圆阵、方阵、散兵阵之类，用于古人颇见成效。西方人研习军事最精，这些法制必定有相吻合的，何不研习涉及这些？军队像水一样，因地成形，胜时宜如何追击，败时宜如何救援，平原宜如何施展，险阻宜如何使用，都需要在平时讲习。这样在临事时才有把握，如果只按例操演，不是用来穷尽兵家变化、成就大将之才的方法。这是外场功课应当辨别的。

六曰，拓展规模以期完美完备。辨别功课，是求取实效。然而在我方的规模稍显狭隘，那么在彼方的力量就难以施展，不足以期待完美完备。完美完备的效果，管见有三：一曰选择翻译。北洋翻译均按例调取同文馆学生，该员对于武备名目多未通晓

译（前文）传述不全，导致汉文教习无法继承。于是归由会办荫道昌一人办理，该道虽深通德文，但拘泥于洋文语气，又未曾阅览上海译成的各种书籍，于是名目互异、文法倒装等弊端，在所难免。此次拟请帅台择派精通德语的人员专门负责此事，但以传译详明为功，汉文则由执笔者主政，而德文方面不参与，以免俚俗混淆之弊，足以作为刊刻宣布的依据。

一曰购置器械。北洋步兵使用毛瑟枪，炮队使用克虏伯炮，马队使用哈奇开斯炮。然而熙年私下认为，军营所用器械宜统一规格，学堂除专习一种外，其他新出的各种器械均应购置一二，考察其机簧的繁简、速率的迟速，详细考究，了然于胸，这样即使时势变迁无定，学问的应用也不会穷尽。至于测量有器械，化学分析有器械，考验枪炮有器械，平整道路有器械，建造桥梁有器械，学堂均宜全部购置，讲求用法，使心得完全落实于实地，而议论不流于空谈。

一曰购置马匹。我私下认为，中西强弱的区别，从游戏方面就可以看出来。洋人无论士人商人，驰马抛球都熟练，中国士大夫闲居则以下棋赌博为事，能驰马的人很少见。古代豪杰称读书人为奄奄无气息者，就是这个原因。北洋学堂额定马匹三千余匹，然而总办骑乘，督操的委员骑乘，剩下的马既驽劣，又没有专精马队的教习，教练仅选十余骑，每隔数日在操场驰骋数圈而已，所以至今还未能马上放枪。其他学生更不必说了。此次是为了培植将才起见，全堂学生都应当学习骑马，要像艾萨克那样驾驭驰骋放枪，以灵捷为功。拟请帅台命令该总办购置马匹六十余匹，使诸生能分班练习，这样今日安居既有活动筋骨的功效，将来临阵也能获得倡先督率的功效。

译第七条，重视考试以资鼓励。考试是鼓舞士气的实际措施，也是选拔人才的前奏。一旦处理不当，有志之士就会产生懈怠之心，而无才之人则会生出侥幸之望。此后培植人才的工作，就仅仅成为虚文了。北洋的规定，没有月度小考，只有季度考和年度考。后来掌管总堂事务的人，害怕麻烦，每年只考两次。而最严重的弊端，莫过于洋人越权干预。每逢考试日期，除了考汉文一天外，洋教习必定命题考试，有时三天，有时四天。即使是总办也不知道哪一天结束，于是章程就紊乱了。学生不懂洋文，洋人不懂汉文。阅卷时，由翻译朗读，洋人听着，以此评定等级，于是录取与淘汰就错乱了。聘请洋人，是聘请他们来教学的。只有操练步伐这一项，大家归队，进退整齐，负责校阅的人无法分辨优劣，自然应当由该教习考核他们平日的勤惰，列出分数，呈报总会办和特派的考官，综合计算以确定名次高低。其余考试的权力，难道适宜由洋人越权干预吗？既招致喧宾夺主的讥讽，又陷入任意徇私的弊端。拟请帅台制定月度小考，除一天外由洋教习开呈内堂，由总会办公开考试，不派监试也不糊名。季度考在三天内外，均由总会办公开校试。等公布榜单后，将前十名的试卷密封送往督抚衙门请予审核。年度考也在三天内，由督宪派监司大员观看操练、监督命题、阅卷。等阅毕后，拆开密封送往督抚衙门复核，即用督宪的衔印发榜。三年一次的大考，则由帅台亲临学堂校试一天，以显示其重要性。这是考试章程的大纲。至于末节细务，也有不可不严加管理的。学堂功课，只有绘图、算学必须确有心得，才不会出错。其余各种科目有书可供查阅，就可以敷衍成篇。汉文好的，文章就好；汉文差的，文章也差。所以夹带作弊不可不禁止。算题讲理论的少，用方法的多数。一道题常有几种方法应对。以往北洋考期，有才能的人害怕别人请求替代的烦扰，也常常预先演算好草稿带来，就展示给他们，于是导致一堂的试卷大半雷同。然而数字应当如此，阅卷者也无法质问。所以规矩不可不严肃。至于奖励的方法，请等该总办考官呈上前列各卷后，帅台在政务闲暇时，浏览其中，果真有可取之处，或酌情召见，或赏赐微物。这在帅台看来，几句褒奖，一时赏赐，不过是偶尔应酬的常事，而该生亲身遭遇这种盛况，自必异常感激，奋发图功。昔日路文贞在清河时，校阅三军，亲手举杯慰劳士兵，人人感动哭泣。赏赐止于言辞，却让人以性命相殉；惩罚显于脸色，却严厉如刀锯。古代弘达的君子，有这样做的人。我帅台负有天下重望，片言的奖赏，荣耀如同登仙；一件物品的颁赐，珍贵超过拱璧。难道有不踮起脚跟仰望、殷切期盼，磨掌自励的人吗？

第八条，讲授中学以免偏倚。以往北洋定额设置汉文教习数名，后来因为洋人和汉人在学堂中屡次发生龃龉，于是让一两个人在寓所办理，其余人到堂上抄录讲授，于是洋人把他们看作书手，学生视他们如抄胥，如同悬疣附赘，实在不足取。此次招收，都必须是已有功名、精通文理的人士，拟请帅台只选择熟谙著作体例、通晓西方人情事理的人专任翻译，其余均可裁减以节省耗费。然而汉文教习虽然可以不设，但经世济用的学问不可不讲。考察中国兵家的言论，《汉书》著录的有七百多篇，后人又附加增补，于是达到汗牛充栋。其中王相孤虚的说法，风云气候的占卜，不仅今日外洋认为不经，即使从古以来的识者也不谈论。然而权谋、形势两家，多有可取之处。熙年偶尔涉猎，大致书越古老的，微言精意包罗万象，却不免迂腐之谈；时代越近的，分类详细，纤微毕备，却逐渐缺乏精深之论。洋人的书，预备精详，防范周密，深得圣人慎战之意。至于其器械精利，也比中国技巧一门远胜，但宏深之义、变化之端，时常有所不及。所以想要熟审彼此之道，必须兼综中西之长，那么中国兵书不可不讲。用兵之道，地利为先。然而当今练习武备，也只是姑且用来巩固我们的疆域罢了。谈论地理的人，自然应当由近及远，先己后人。如今学者还不知道十八省，就先谈论五大洲，这是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时势的变迁无定，所以地利的险易有所分别。自从泰西通商以来，轮船驰骋，铁轨密布，昔日的沙洲海岛，如今成为岩疆重锁；昔日的野店花村，如今成为交通要道。古人说地无定形，看帝王建都之所以为控制设险的适宜，熙年也说地无定形，如果商贾汇聚的区域，就是形势必争之地。所以往古一切战守的规矩，在今日半属筌蹄之具（工具）。私下观察西人用开方计里，用天度准望，图绘的方法极为精审。拟请帅台命令诸生，等功课闲暇时，详考古今的沿革，推究山川的形势，分省分府绘图并附说明，庶几胸臆悉罗全局，这样指挥就不会在临时出错，知道马陵的险要而涓

译因为覆灭抛弃，大岘关的险要而羡慕。考虑到成败攸关，考察探求应当早有准备，那么中国的地理形势不可不研究。至于统兵，必须筹划军饷；崔浩预先决断河西有水草，魏军因此得以出征；郦食其劝刘邦占据敖仓的积粮，汉高祖因此兴起。统兵必须团结众人，李抱真结交王武俊，朱泚因此覆灭；曹景宗尊重韦叡，梁军因此和睦。统兵必须爱护百姓，岳飞部下的士兵饿死不抢劫，冻死不拆屋；赵良栋攻克云南，不淫掠妇女，不取玉帛。所有这些往昔名将的规矩，都属于有关学问的缘故。恭敬地认为帅台创立制度、制定法规，规模极为宏大深远。此次是为了培养将才起见，自必广泛购买书籍以备讲求。拟请命令该堂总办悉心体察，所有中西学业应当如何分别学习，计议章程呈请鉴核办理。变化的是形势，不穷尽的是才能。熙年也知道六经之外自有治国之道，四方边远之地中间产生豪杰，而一定谆谆以中学为请的，不是敢拘泥于成见。确实因为汉文是举世所积重难返的，西学是国家所必须的，只有兼擅其长处而后俗儒无法借题发挥，也只有不固执的人卓越而后流弊不至于丛生。结合两者之美，分离两者则两伤，推究根本治理原由，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将来科举大第接踵出现在习武的学堂，伟烈丰功奋迹于能文的英才，视师慷慨，虞允文本是书生，临阵指挥诸葛君不愧名士，使外夷仰慕中国有人，而天子鉴察儒臣足以重视。岂止足以安慰帅台以人事君之义，仰仗国脉灵长之效，圣道洋溢之机，最终必然依赖于此。这不是帅台的责任而谁承担呢？

译霆营的兵力不宜分散。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沈葆桢奏称：

臣私下接到提督鲍超的咨文，奉上谕批准他休假两个月，假期结束后出关剿灭贼寇，并将所筹划的分拨勇丁、增派军队、协济饷银等各项事宜，请求臣切实代为上奏等语。

臣认为，用兵没有比审察敌情更优先的，用人必须充分发挥其长处。臣查考回部自唐代至今，一千多年，雄踞西域，其部族流入中原，与汉族百姓杂居，虽然经过几百年仍未改变其风俗。他们天性悍勇鸷猛，人口繁衍众多，意志高度统一，远远不是其他部族能比的。关外平沙广漠，敌骑兵如风雨般迅疾奔驰，如果用十几营步兵抵挡，勇敢者无法施展锐气，谋略者无法施展巧计，即使军队精锐也必定会折损。只有摆开堂堂正正的阵势，竖起严整的旗帜，骑兵与车营相辅而行，才能有所成效，这是需要集中兵力作战的地方。

汪海洋、李世贤使用诡诈伎俩，变化多端，他们的党羽还有十几万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残兵，怀着必死的决心。闽粤的土匪依附他们，闽地山重水复，千溪万径，这边攻击那边逃窜，防不胜防，稍微大意就会落入他们的圈套。这里必须将领了解士兵的意图，士兵了解将领的心思，呼吸相通，首尾呼应，才能有所成效，这是需要出奇制胜的地方。

鲍超治军严谨，计算准确，战前不估量胜算就不出击，即使仓促遇敌，也必定深挖壕沟、加固营垒，派出侦察兵四处探听，务必掌握贼情，亲自率领众将实地勘察战场，凡是敌营的前后左右、山川的朝向背阴、道路的曲折迂回，都了然于心。回来后询问愿意参战的将领，让他们立下军令状，然后在厅堂画地为敌垒，命令众将领按照各自分配的进军路径依次演练，使每个人心中都仿佛敌军就在眼前。第二天才开战，号令一出，寂静无声，勇敢者不能单独冒进，怯懦者不能单独后退，奇兵与正兵分合有序，使万众如同一人，稍有差错，即使是镇将也立即按军法处置。他亲临前线，将士的能力与不足一一知晓，所以安排营哨官员必定称职，让他们像家人一样亲近，近则有所眷恋，想要人人有拼死之心，所以不太任用本地人；亲友多则有所倚仗，想要人人有畏罪之心，所以不太任用同乡人。他作战必定取胜，楚军看到后信服他；他惩罚必定执行，楚军习惯后安于他，所以乐意使用楚人。这是鲍超一军的实际情况。

先前鲍超到省城，臣与他反复详细商议，私下认为西陲如此紧急，应当统率全部军队西行，再在四川增调定额兵员，在甘肃多购买良马，这样才能独当一面，谋划周全。确实是这支军队是天下所期望的，必定不能让它稍有失误。等到接到闽中的军报，林文察在漳州阵亡。刘典先胜后败，退守连城。闽地局势非常危急，江防也告警，东南的祸患仍未止息。臣私下认为，霆军远征，哪里比得上就近剿灭？只要将康、侍等逆贼歼灭，先解除朝廷南顾之忧，然后用天下全力肃清西陲，剿抚并用，自然就会归顺。然而想要就近剿灭康、侍，也必须霆营的全部兵力才能摧毁廓清，不是抽调十几营所能完成的，而且恐怕在新旧交接之际，将领双方互不相让，彼此去留之际，士兵互相违背心意，人数突然分散，军容顿时改变。

询问鲍超来咨的意思，只是认为形势必须兼顾，姑且作调停，实际上出关必须有两万人才能确有把握。臣愚昧地认为，与其兼顾而两方面都不可靠，不如专顾而必定有所成就？现在鲍超因为安葬事宜未定，幸蒙赏假，无论出关还是入闽，都必定先回籍。可否恳请天恩，俯念闽疆紧要，敕令鲍超假满后仍然兼程由江西入闽，其全部军队先由宋国、永、娄、云、庆等统领赴汀州，以安慰民众期望。湖北军情稍缓，僧格林沁忠勇谋略卓越超群，对关外情形尤其熟悉，如果可出关督办，必定奏效。由河南赴甘肃路途较近，闽省肃清后，倘若楚豫捻匪尚炽，鲍超也可以就近移师。如果认为回疆关系重大，非鲍超迅速出关不可。应请敕令鲍超统率全部军队前往，使他充分发挥长处，并恳请俯如所请，下令各省宽筹饷项，源源接济，专门委任以责成功。臣先前因为江西军饷万分难支，裁撤精捷、继右、仁右、鼓湘等营，兵力立即显得单薄，霆营调走后，必须另募劲旅以巩固边防。霆营入江以来，欠饷约三十万两，尚须分月清理，以供行军费用。总之，早日奏报一路荡平的业绩，就早日解除一分宵衣旰食的辛劳。

奏设武备学堂折

张之洞

奏为湖北省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领人才，恭敬地具折陈述，仰乞圣鉴事。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训练陆军，整顿海军，设立学堂，都应及时举办”等语，钦此。又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语：“武备学堂能否在各省省会一律添设，着妥筹具奏”等语，钦此。亟应钦遵办理。臣认为自强的策略，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的方策，以设立学堂为本。湖北地处长江上游，南北枢纽，又是将来铁路的发端，尤为用武之地。当此时势多艰，自宜开设武备学堂以储备将材而振作士气。臣于上年

译回到鄂州后，立即恭敬遵奉先前的旨意，竭力筹划办理，一方面发电报给海外各国，选募外国教官，另一方面规划筹建学堂、招考学生等事务。查近年海外各国讲求军事，更加精密。向来国内学堂所教的，多是俊秀幼童和各营兵勇，他们既不懂文理，气质也粗鲁，断难领会精要，况且出身寒微，距离做官尚远，数年之中，断不能立刻担任文武官职，怎能指望他们辗转倡导率领，广泛开启风气。所教学生，如果只能充当低级军官和兵勇的选拔，那么一个学堂的经费，数年的功力，只成就百余名军官兵勇，多设则费用巨大，少设则无补实际。大抵海外武备学堂分为三等：小学堂教低级军官，中学堂教武官，大学堂教统领，学问的深浅难易，以此区分。如今中国为救时之计，虽然不能立刻设立大学堂，但教武官的学堂则不可迟缓。选取人才精而经费省，用功少而收效多。现在打算专门储备将领之才，专门选文武举人、贡生、生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人员，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通晓，身体强健者，考取入学堂学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是科举功名和仕宦家庭中人，将来国家任用他们引申会通，辗转传授，上则可以担任带兵征战之事，次也可以充当营务、募府、军械局所的官员。这些人即使可能没有冲锋取胜之才，但在考核军官士兵、筹备粮饷军械、整顿制造各局、视察台营堡垒等事务上，则本来就能胜任。裨益多而收效快，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曾经认为军事是国家的大政，古代学校中人，无不先学习射箭驾车，与我朝八旗文员兼习骑射的意思相同。而《司马法》一书，列入礼类，所以卿士大夫都是军官，伍两卒旅，都进入乡校。《春秋传》说：“有文事，必有武备”，这是先圣身体力行的成效，经义昭然。以至于孔门诸贤，多能奋力行间，执戈卫国。唐宋以后，文武分途，殊失古人教士良法美意。西方各国国民，都是兵，将领都入学，颇与古义相合。现在拟合文武为一途，虽说是因时制宜，实则是反经复古。查武备学堂功课，分讲堂、操场两事。讲堂以明其理，操场以尽其用。讲堂如军械学、算学、测绘制图、各国战史、营垒、桥道、制造方法、营阵攻守、转运要点；操功课如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队、行军队、行军队、行军铁路、行军电线、行军地雷演试、测量演习、体操等事，都须次第讲习，通晓始有实用。臣于上年发电报给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向德国兵部商议派遣都司法勒根汉、千总根次两位外国教官来鄂教习。曾与德国兵部议定，到华后，法勒根汉给予副将衔，根次给予游击衔，令其体制较优，以资表率管约束，并议定归总办道员节制。只是学生百余人，教习仅止两人，不够讲授。据该外国教官坚请添募数人，以资协助办理。

译现在两江总督刘坤一从江南自强军的洋员中调派了三名洋员来湖北，法勒根汉挑选非常严格，只留下了德国守备斯忒老一人，让他进入武备学堂随同教习，还缺少一名，答应随后再行访求招募。其余的何福满、赛德尔两名洋员，派入护军营的洋操队教练弁勇，他们的功课章程，让洋教习斟酌商议，由总办道员审核商议，再转由臣核定并命令办理。对于洋教习的课程，在空闲时间就让他们诵读四书，阅读历史，用军事来巩固中学的根本，端正毕生的志向趋向。另外派遣华教习负责考选一百二十名学生，并选派来自粤津学堂、长期担任教习的十二人作为领班学生，按照洋教习讲解的课程翻译成中文华语，转述并指导各位学生。入学以后，无论有什么功名，一律作为学生，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矩，虚心接受教导，违反规章的立即开除。除了伙食和操衣都由学堂供给外，每月发给赡养银四两，分别规定月课、季课、年终大课，来考核他们的优劣。如果将来学习有成效，打算请求参照直隶、江南奏定的学堂年限章程给予奖励，并选择委派差缺，以表示破格鼓励。现在在湖北省城东偏黄土坡地方购地建造武备学堂，在该学堂未建成之前，暂时借用铁政局及该局附近租赁的房屋作为栖止之所，委派署江汉关道、湖北候补道蔡锡勇总办该学堂事务，命令该道督同洋教习妥善确定课程，认真激励劝勉，并委派奏调分省知府钱恂、浙江候补知府联豫担任学堂提调，命令他们考核经费，约束学生，整顿一切事务，责令这些官员与洋教习商量协助，随时维持，以期有实效而没有流弊。查武备学堂每年的费用非常巨大，湖北一省的力量本来难以承担，但值此时局艰难、事务紧急，闲暇不易得到，人才不易培养，如果再因循守旧、蓄艾已晚，反复焦虑思考，不得不勉力为之。现在打算暂时从盐务杂款及银元局的盈余项下设法凑拨，但这属于国家经武储材的重要政务，如果零星凑补勉强支持，也不合体制，将来还需要筹定常例奏明办理，以期长久。除了咨文总理衙门外，所有设立武备学堂的缘由，理应会同湖北巡抚臣谭继洵恭敬地折子奏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招考武备学堂学生告示

张之洞

为了招考的事，查得本部堂以前督理两广，曾奏设水陆师学堂，去年代理两江总督，又奏设陆军学堂。现在湖广是长江上游南北的枢纽，又是将来铁路的发端，尤为用武之地，而当地民风雄健，冠绝各省。当此时势多艰、亟需人才之际，应当开设武备学堂，以储备将才并振作士气。查近来外洋各国对军事讲求日益精细，器械既不同，营垒也各异，地图阵法、军装医药，无一不穷极精微，筹备周密。因此军谋战策都必须因时制宜，各自钻研专门学问，断难拘守成法。只是向来学堂所教的，多是俊秀幼童和各营兵勇，文理既不通晓，气质也粗鲁，断难领会精要，而且出身寒微，前途尚远，数年之中，断不能立即担任文武官职，怎能指望他们辗转倡导率领，广泛开风气。现在湖北学堂所教的，是储备为将领的人才，专门选拔文武举人、贡生、生员以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还有官绅世家子弟中有志向学习的人。因为上述这些人，都是科名仕宦中人，将来为国家引伸会通，辗转传授，裨益较多，收效也迅速。因为军事是国家的大政，古代学校中人无不先学习射箭驾车，与我朝八旗文员兼习骑射的意思相同，所以卿士大夫都在行间，伍两卒旅都进入乡校，从未有不知书的材干，官员也断无不知兵的儒士。《春秋传》说：“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经义明确。唐宋以后，文武分途，完全失去了古人教士的良法美意。泰西各国国民皆为兵，将领皆入学，颇与古义相合。查学堂功课分讲堂、操练两件事，讲堂用来明白道理，操练用来尽其效用。讲堂功课如军械学、算学、测量学、绘图学、枪机簧理法、枪械各件用法、子弹引信药力理法、子弹引信用法、枪队队形、马队营阵之要、营垒桥道制造方法、山川险易攻守进退之机，所以学生如果不是文理已经明通的人，断不能指授领悟。操练功课如操枪队、操炮队、操马队、操营垒工程队、操作行军队、打枪靶、打炮靶、操行军台、操行军铁路演习、测量演习、体操等事。各位学生入学以后，讲堂、操练必须兼习，才有资用，所以学生如果不是既通文理，而又身体坚壮的人，断不能耐受这种勤劳。本部堂现在已经在武昌省城内购地一区，建造武备学堂，布置学生讲舍住房及操练打靶处所，设学生一百二十名，常住学堂。特电请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向德国兵部商聘精通武学的两名洋员，前来专司

译教习。又选派从天津、广东学堂出身、长期担任教习的几名华员担任领班。学生按照上述各种课程，秉承洋教习讲解的各条内容，翻译成中文，辗转传授。在学堂尚未建成之前，暂时以保安门大街的大公馆作为学生居住的地方，以铁政局作为讲授和学习的场所，因此进行招考，特此出示晓谕。凡是在湖北的文武举人、贡生、生员、文监生以及文武官员、绅士的优秀子弟，如果有文理通顺且身体健壮，愿意进入学堂学习的，迅速到营务处报名等候考试。等到报名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就公布日期派遣人员考试，再由本部堂亲自核定并观察其身体和志趣，听候录取挑选入堂学习。每月给予赡养银四两，伙食另由学堂供给。月考、季考、年终大考，并根据名次高低酌情给予奖赏。只是在堂学习的，不论何等功名，一律视为学生，一视同仁，都必须严格遵守总办、提调、总稽查、教习所制定的课程，认真学习。如果有胡言乱语、胡作非为，不遵守学规的，立即开除。如果三年学习有成效的，本部堂必定参照广东、江南奏定的学堂章程请求奖赏，并选拔委任职务破格鼓励。此举是为了培养人才而设，并非为了用膏火奖赏津贴贫困官员和寒门士子。各位学生有志于励学致用、虚心受教的，就来参加选拔。如果心存滥竽充数，仅仅贪图奖赏的，千万不要报考，以免徒劳甄别。另外摘录招考章程五条于后，期望人才辈出，共同成为国家的栋梁，对此寄予厚望。特此告示

译每名学生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凡是文武举人、贡生、生员以及文监生，还有文武候补候选的员弁，以及官绅世家的子弟，无论本省还是外省，都准许报名参加考试。只是姓名、籍贯、功名必须真实无误，如果隐瞒或冒名顶替，即使已经被录取，一经查出，立即斥退。

学生必须有汉文基础，这样讲堂上的功课才能领会。这次挑选学生，其中的文员、文生中的俊秀子弟，必须是文理通畅的人；武弁、武生也必须文理粗通，才堪入选。招考时，文员、文生俊秀子弟考论一道，武弁、武生考说帖一道，一律报名考试，并由本衙门派遣人员严密阅卷。举人、贡生另定一天考试，作策问一道，不必糊名密封。

挑选学生，除了汉文之外，还必须体质健壮，志气朴实诚恳，才足以入选武备学堂。第一次考试，汉文按照定额加倍录取，比如挑选一百二十个名额，就录取二百四十名。挑选之后，再进行面试，并考察那些健壮朴实诚恳且平时行为谨慎的人，录取入堂。那些文字不符、身体柔弱、气质浮躁的人，一概剔除。

学生录取入堂后，仍按照定额多录取三四十名。等到入堂三个月以后，再甄别一次，将不堪造就的人剔除，不愿学习的人也准许在这三个月内请假。这才按照定额留在堂中学习。除了伙食由学堂另外供给外，每月发给赡养银四两。希望他们成才的心情迫切，不得不严格挑选。

凡是教授西学的学堂规定，最忌讳陆续增收学生，学生新旧混杂，不能组成班级，致使教师难以传授。现在武备学堂既然已经挑选确定，就应立即停止收录。那些留在堂里的学生，或因事撤退的，也任由名额空缺，不得陆续收补。即使来堂求学的人很多，也只能等到下次招考新生时，让他们报考。新生另作新班教授，不得中途收补混入旧班。

统筹新疆及各省用兵缓急情形的奏疏。

骆秉章

我私下认为，臣在同治四年正月十九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上谕：先前据曾国藩奏报，鲍超请假回乡安葬亲人，当时已下旨赏假两个月，谕令假满后立刻从四川起程出关剿办回部叛匪，他旧部的兵勇及得力的将弁准许酌情带往，并着令挑选招募四川勇丁带往关外。现在据沈葆桢奏报，接到鲍超的咨文称，打算带领所部五千三百人，另外调遣四川兵四千，招募四川步勇数千，酌情增加马队，统计新旧各营每月需要军饷十余万两，请求命令各省酌情拨给协饷等语。新疆各城变乱局势非常猖獗，如果没有内地大批劲旅出关，难以依靠剿办。鲍超勇猛过人，声威一向显著，必定能在边疆立功，迅速扫荡逆贼气氛。该提督认为塞外用兵必须厚集兵力，打算带领万余人前往才能制胜，这自然是实际情况。只是筹兵必须先筹饷，这样才能士兵饱足、马匹奔腾，所向无敌。新疆地处沙漠，军饷无处筹措，从前用兵都由各省转运接济。这次鲍超所带兵勇每月军饷需要十余万，必须合力各省之力协济，以免缺乏。着令官文、曾国藩、都兴阿、骆秉章（原文误作毛鸿，应为骆秉章）、李鸿章、吴昌寿、恽世临（原文误作恽世临，应为恽世临或相关官员，此处依原文音近推测，但通常指刘蓉等，此处保留原文人名对应）、刘蓉、阎敬铭、沈桂芬、郭嵩�、恩麟体察情形，每月可以协拨多少，都各自酌定数目奏明办理，就按月如数拨解，不得拖延。这是紧要的军粮，众人抬举容易，这些总督等人总须顾全大局来筹备，不允许稍分界限，借口推诿。将此通过五百里加急谕知官文、曾国藩、都兴阿、毛鸿（疑为笔误，应为骆秉章或其他）、李鸿章、吴昌寿、恽世临、阎敬铭、沈桂芬、郭嵩焘（原文误作郭嵩�，应为郭嵩焘），并传谕鲍超、恩麟。钦此。（同日又奉上谕：沈葆桢奏报甘肃、福建军情都非常紧急，霆营兵不宜分散，并将鲍超原咨文抄录呈览一折。所说关外平沙广漠，利于用兵众多；闽地山重水复，利于用兵奇袭。西陲军务紧急，鲍超适宜统领全部西行，才可以独当一面。只是福建事务非常棘手，江防也警戒，如果想要肃清康福等逆贼，也必须霆营全部兵力才能摧毁清除等语，尚属实际情况。只是新疆自从库尔喀喇乌苏失陷，伊犁被围，情况万分危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等分剿宁夏、固原的贼寇，正在得手，不能立刻分兵，如果不另外拨派大批劲旅迅速西行，那么出关剿贼的说法几乎成为空话。福建剩余的贼氛已由左宗棠三路援剿，鲍超又分出万余兵交给娄云庆等统带会剿闽贼，兵力不算不厚，自然可以无须再留鲍超全部，增加朝廷对西边的忧虑。着令曾国藩、沈葆桢传知该提督，在假期一满即日率领所部宋国永等各军从四川起程进入甘肃，节节扫荡，早日出关，相机进剿。等闽贼消灭后，娄云庆等军仍着令前赴鲍超军营听候调遣。鲍超请求拨给四川制兵四千名，并从四川招募步勇数千名之处）

译命令骆秉章即日妥善筹划办理，不可稍有迟延以致阻碍军队行进。沙漠地区，平原旷野，若非骑兵与车营相互配合行进，便不能有所成效，应当如何增设骑兵以及在甘肃境内购买马匹的事宜，命令鲍超咨询曾国藩，根据实际情况切实筹办。鲍超这一支军队每月需要军饷十余万两，本日已下发谕旨给官文等人，各自根据本省情况酌情确定协济数额，源源不断地拨付解送等因，钦此。考虑到新疆叛乱的回民发动叛乱，自从库尔喀喇乌苏失陷、伊犁被围困以来，局势非常危急，自然应当挑选将领出兵，大力讨伐。只是查得关外用兵与内地不同，平沙广漠，利于骑兵驰骋。

译道光年间收复新疆四城、擒获首逆张格尔的战役中，战功最著的是吉林索伦马队；其次是招集伊犁等地的遣犯，让他们充当先锋，立功赎罪。这些强悍之徒，长期戍守边疆，熟悉当地风土习惯，且存有生还的希望，因此临敌时思虑奋起，奏报捷报尤其迅速。而各省调来的征兵，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过是借以壮大声威罢了。确实因为南方气候温暖，既不能忍受西域的严寒，且骑射驰骋并非他们的长处。奔走于荒漠之中，动辄千里，即使有健壮之人，尚未临敌就已经疲惫不堪。四川、湖北是产米之地，人不吃谷物便不能饱腹；关外偶尔有杂粮，人多尚且难以维持。经过沙石之地，往往靠牛乳马肉来充饥解渴，风土适宜不同，饮食习俗各异，用兵于不适宜之地，不能发挥其长处。这是四川、湖北的兵勇远征西域，非常不适宜的原因。内地用兵只需筹划供给军饷，兵勇有了资财，随处可以购买食物；即使偶尔有缺粮的地区，携带粮食转运也还容易筹办。关外则人稀地广，戈壁水草不生，寻常行旅往来尚需预备干粮。道光年间新疆南路的战役，在兰州、肃州以及关外各段设立粮台，派员转运，并从内地大量购买骆驼以备沿途运送麦子，源源不断地供给大营，尚且听说偶尔因途中稍有延误，军中就不免空腹等待。当时甘肃无事，麦子容易采办，关外哈密、乌鲁木齐也都安静，尚可转运。如今新疆各城屡次报告失陷，抢掠一空，而甘肃贼寇肆虐，土地大半遭到蹂躏，积蓄已尽，播种失时，虽然河西的甘州、凉州、肃州三郡尚称完好，但要想每日供给数万军队的干粮，转运不绝，恐怕难以维持。况且关外自哈密向前，中途无法阻断，一旦粮运不继，不同于内地还可以就近就食，军队悬置于荒漠之中，进退两难，即使有精锐部队，不战也会自困。这是用兵西域，运粮比筹饷更难的原因。况且鲍超所部万余人，每月各省筹措解送军饷十余万两，若在内地固然足够支用，既出关外所费巨大，无论各省现值严防筹剿，款项皆不充裕，即使勉力凑解，道路通塞不定，难以期望随时接济。而鲍超行营每月纵然有十余万两，所有干粮行装皆须在关内预先购备，沿途转运所费甚巨，出关后便无处可以采办。军队没有隔夜之饱，何谈作战？想要再增加军饷，力量更不及。这是关外用兵，非军饷充足不可的原因。至于酌情调派川兵四千名，随鲍超前赴新疆，目前川北，上自龙安，下至城口、太平，皆难松懈防备。川东则酉阳、秀山、彭水、涪州、綦江、南江、合州，皆与贵州边境毗连，寇贼如毛，窜扰不断，几乎无一日安宁。建昌则西防会理、盐源，东讨越巂夷匪，时常劳师征讨修缮。松潘则各营新复，番务未平，峨边、马边夷匪时常蠢动。省标尤以根本为重，先前抽调制兵一千五百名，交鹤龄统带赴甘肃，已属勉强凑集，这是川兵再次难以抽调的原因。我私下更通盘筹划大局，以用兵缓急次序而论，伪侍逆、康逆等，以残破之余遁入福建疆域，凶焰复炽，若不大力合兵及早扑灭，则浙江、江西、广东皆担忧其窜越，筹兵筹饷，东南百姓困苦仍未能缓解。鲍超的霆字营剿办此匪，先前在江西既已屡次挫败逆贼锋芒，贼中闻风丧胆，似乎不宜立即抽调，正可借此以平定余逆。况且发捻大股窜扰湖北、河南之间，往来飘忽，附近各省均须戒严，急宜添调劲旅，面面围堵，除此腹地之患。至于滇南叛服无常，贵州全省糜烂，四川居于其间，沿边处处设防，日久军队疲惫，百密倘有一疏，贵州边境盗匪数十万，迫于饥荒驱策，日谋来川掠食，若被拦入边界，蜀中即不堪设想。因此四川先将甘肃边境阶州踞寇剪除，稍解北顾之忧，即宜抽调各营由东南分道进剿，先将贵州边界肃清，并将西南会理一带布置周密，方可进军规取滇南，而无后顾之忧。至于新疆各城沦陷，固然宜早为收复，我私下认为广袤荒漠之外，非内地之寇可比，即使稍迟天讨，所肆扰者仅止于回疆，不至裹胁愈众，蔓延愈广，时间久了寇心自懈，且分居各城，势力已涣散，此时西路只需严扼嘉峪关，断其勾结之路，回部决不敢轻窥内地。至于北路本有蒙古作为屏障，朝廷加意抚绥，沿边藉以保障，逆回怎敢侵犯？一俟甘肃各路回匪荡平之后即于现在所调各省兵勇内，选其精锐，加以重饷，预备干粮，统帅出关节节扫荡，其兵勇在甘肃从征日久，于西陲风土逐渐习惯，自能得力。兼之那时内地余逆概就清除，声威远播，外域震慑。而各省元气渐复，筹饷较易，转运不竭，士马饱腾，鼓行而前以击其懈怠愚钝。此时回众怎能抗拒？天戈所指，无异拉朽摧枯，新疆立见底定。这是内

译祸患已经平定，然后才去经营西域，这样才能掌握取胜的把握。

译再次陈述四川兵力无法会剿贵州匪徒的奏疏。

骆秉章

臣等私下查考，在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字寄，同治五年八月初八日奉上的谕旨说：李瀚章上奏汇报援助贵州取得胜仗，以及增派勇丁、筹划防御的情况，请求命令四川会剿的奏折。江外教匪上抵遵义、绥阳、桐梓、正安一带，下抵湄潭、龙泉、思南、安化、婺川一带，贼巢众多，与荆竹园一股匪徒处处可以相互救援。该处与四川相连，必须四川东部合力会剿，才能断绝内江方面的援助接应。命令崇实、骆秉章立即命令防边的军队，从秀山、酉阳一带居高临下地进军，将外江各股匪徒切实扫荡，与李元度的军队声势联络，以便迅速歼灭逆贼，不要稍有延误等因。钦此。

私下查考云南巡抚刘岳昭，自从去年率领四川督兵进入贵州，攻克正安、绥阳，剿灭安抚遵义四乡各寨，声威已经振作，乌江南岸何逆的大股贼胆已经吓破。恰逢刘岳昭被任命为云南巡抚，臣等体察云南的情况，自从督臣劳崇光进入省城之后，驾驭得当，命令岑毓英剿办雄镇一带的股匪，屡次获胜，迤东道路现在已经疏通，并筹拨饷银，责成马如龙专门剿灭迤西杜逆。况且劳崇光进入省城几个月以来，并没有发函催促刘岳昭赴滇。臣等揣度云南局势，刘岳昭率领楚勇突然赴滇，不仅马如龙等人会再生疑惧，而且滇练与楚勇的口粮悬殊，不免观望推诿，劳崇光反而显得受制。而刘岳昭在遵义一带，正好可以与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上下夹击，使贼首尾不能相顾，贵州境内有望肃清。因此贵州巡抚张亮基上奏留任刘岳昭共同剿办贵州匪徒，臣等也上折陈请，暂时留任刘岳昭与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会剿，先安定贵州疆土，然后整顿军队进入云南。确实因为贵州机不可失，乘此扫荡寇贼则兵威远播。刘岳昭虽然没有进入云南，但云南慑于先声，不敢突然萌生异心，劳崇光也可以因势利导，使他听从驱使。所以暂时留任刘岳昭在贵州，对云南事务没有妨碍，而贵州大有起色。后来刘岳昭奉旨从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节节扫荡，快速赴滇。臣等因为担心刘岳昭所部果后各营出发之后，遵义郡人心未定，顿时显得空虚，何逆大股以及附近各匪徒又萌生窥伺之心，那么新安抚的各寨又将沦陷于贼，因此发函命令道员蹇誾，抽调安吉忠字三营前往遵义扼守驻扎，兵力已经显得单薄，实在苦于没有兵可增，不能分头应对。

现在四川只有湘果九营以及武字十二营是大支劲旅，湘果一军分防叙南，现在正值岑毓英攻剿滇边各匪，四川边隘正形吃紧，既难调动，而武字各营又因为陇东回氛肆窜，警报频传，其中夹杂勇籍隶属四川的居多，川北时常担心贼匪偷袭，又因为叙永时常有滇黔苗教各匪分番迭扰，武字营分扼川北的广元、川南的大坝以及泸州三处，以备往来驰剿，此外防兵不多，东南一带已觉得不够分布。现在刘岳昭既从仁怀、黔西转战向前，那么四川的叙永、合江、江津等处万万难以疏于防范，而湖南的军队又从下游进攻，那么四川的秀山、酉阳、南川、綦江等地又显得吃重，上下二千余里，处处都与贵州边界相连，节节都可以伺机奔窜，况且贵州糜烂，贼寇无不垂涎四川疆土，加上刘岳昭的军队拔营赴云南，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步步进逼，贼势全部集中于四川。现在仁怀县城再次失守，黔西、仁怀各股贼匪，石逆以及张伪元帅、郑伪元帅等各纠集数千人，涉水渡河，屡次冲击叙永边隘，虽然经过兵团屡次全力击退，但贼去复来，防不胜防，并据蹇誾报告，何逆势又猖獗，企图窥伺遵义郡，并有股匪窜近正安，逐渐逼近四川边界，桐梓、油萝口的贼徒又勾结肆扰，而江津、南川、酉尚缺乏兵力防堵，时常担心贼锋突然侵犯，策应不及，不免蹂躏腹地。如果再急忙移动防兵越境深入，兵少既不能制服敌人，倘有挫败损失，反而导致引盗入境；如果调集各营专门谋划荆竹园一路，那么四川边隘处处空虚，我从这边进，贼从那边入，还没来得及直捣贼巢，先已自弃险要。

私下认为四川连年以来时常有邻省贼氛肆扰，面面都要筹饷征兵，实在已经筋疲力尽，贵州尤其紧邻四川疆土，贵州贼寇一日未灭，四川一日不能安枕。但只要力量可以图谋，时机可以乘取，臣等何惧而不为？无奈遵义既依赖川军镇压，如果再从酉秀出疆会剿，实在没有兵力可以分派。臣等固然不敢稍分畛域，也不敢自撤藩篱。查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已有二万余名，现在既然屡获胜仗，并增派勇丁筹划防御，军声不为不壮。四川防兵，实在无可抽拨。臣等因此敢于据实详细陈述。

况且臣等还有请求的，贵州贼氛遍地，民不聊生，比起云南附省及迤东一带，百姓尚且安居乐业，商贾流通的情况，

译情况并不相同。即便迤西杜文秀逆贼固守一隅，潜伏而未动，督臣劳崇光已派遣马如龙进行剿办，不至于像贵州省那样四面都呈现危急形势。刘岳昭从仁怀、黔西、大定、毕节前往云南，必须逐段疏通道路，才能前进，目前尚未走出贵州境内。是否可以请旨命令刘岳昭先与湖南的军队会合，上下夹击，歼灭平定贵州的寇贼，然后再前往云南，这对三省的大局都有益处。这是臣等愚昧的看法，是否妥当，恳请圣明陛下明察并施行。臣等现在命令川东沿边防军扼守要道进行截击，以阻断贵州匪徒窜入四川的道路，使贼寇没有空隙逃窜，湖南援救贵州的军队得以专心全力攻剿，或许可以依次扫荡平定。

译平定教匪总论三省边防备览

严如熤

贼匪滋事之初，不过是百姓在池水中弄兵作乱罢了。如果得到贤良的官吏治理，且有胆识过人者安抚整顿，就像龚遂治理渤海、张纲平定广陵、虞诩平定朝歌那样，就不必大动干戈劳师动众了。等到事变已经形成，同党众多，巢穴日益增多，多用军队固然难以转运补给，少用军队又无法控制。像鸱鸟一样嚣张是乱事初起时的状态，一位循吏安抚他们就绰绰有余；乱事既成，数名名将制服他们却还不够。难道不值得相信吗！我听说良医治病，先通过望、闻、问、切，审察病因，观察病势，防止其他病症的传变。观察得如同洞悉高墙内部，毫厘不差，然后才开处方，有时依据旧法变通，有时依据己意斟酌。精心挑选良药，炮制合乎法度，药方刚投下，病势就立刻好转了。贤能的将帅平定叛乱，就像良医一样。那么贼匪叛乱的根源、当前的贼势以及事后必须防范的余祸，自然应当一一详细探究并审慎筹划。白莲教，是汉末张鲁的遗存。张鲁父子居住在汉中，用妖术迷惑众人，他们的首领称为祭酒，跟随的人每人出米五斗，当时称为米贼。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有这种祸患。近来听说教中也有祖师的名号，入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获得的财物全部平均分配，而小小的邪术足以迷惑人，所以愚昧的人大多被其迷惑。然而他们的教以信奉佛教、念经、持斋戒杀为名，那么聚集的徒众大多脆弱不堪作战。四川的嘓匪，其来源不同。四川土地肥沃，容易生存，各省无业的百姓聚集在那里，喜欢结党营私，他们的头目必定才能技艺过人，众人共同推举他。凡是几十人结成大伙，先约定遇难时不允许散伙，遇到追捕紧急时大家商议散去，才敢各自逃生。如果没有商议而一二人先散伙的，众人共同追杀他们。他们的党羽极为坚固。结成团伙之后，选择长林深谷、人迹不到的地方，操练拳棒刀铳等各种技艺，所以他们的技艺颇为精湛。往昔慑服于国威，不过潜伏在边邑僻路，抢劫过客财物。自从达州倡乱，各匪暗中依附。近来听说教匪也逃到蜀中，那么匪中增加了生力军，而总以教匪为名了。教匪愚昧而狡诈，嘓匪强悍而狂妄。教匪倚仗虚妄的小术，嘓匪倚仗掠夺的小勇。推究他们最初的意图，都不过是为了钱财货物，并非像卢循、黄巢那样有枭雄的资质，觊觎非分之想。这导致叛乱的根源，可以广泛采听而知晓。教匪私下传授，在通都大邑常常害怕被发现，偶尔有流寓在那里的人私下学习其教义而回去的，终究不敢公然演习。只有汉一带，郧、复、冈、迭、�的山地尚多未开垦，穷民往往流徙其间，开辟竹林耕种。这些人轻易抛弃家乡，本来就不是良善之辈，又有奸徒暗中煽动勾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信从的人确实很多。我试着综观其全势来论述：好比恶兽，四川的巴、达、夔、巫，南面受阻于岷江、巫山的险要，北面凭借羊圈、行溪、望星，接连陕西的青石、柏杨、毛坝各关，悬崖峭壁鸟道羊肠，古称蜀道难，这几个郡尤为严重。贼匪向来潜伏其间，是精锐聚集的地方，这就是兽的头。湖北的郧、归、施、宜，西北与陕西接壤，东南与四川接壤，施南向来是土官世袭领地，雍正年间才开始改土归流。郧阳是湖北、河南、陕西三省的枢纽，长山大谷绵延千里，明代刘千斤、邓胡子屡次占据作乱。直到原杰割竹山设置竹溪，割郧阳设置郧西，分陕西的商州设置商南山阳，分河南的唐县、南阳、汝州设置桐柏、南召、伊阳，地势当要害，后来专门设置郧阳巡抚镇压。其施、郧之间，归州、宜昌有巴渝的余风；郧、襄之中，武当、荆山占据山岳的重阻。襄阳南来，就通向安陆；宜昌东过，就逼近荆门。地广而路径多，处处可以糜烂，这就是兽的腹部。陕西的汉中，西通阳平，北连大散、兴安，一府大多是郧阳分地。中有石锉、金竹、�龙各山，以及坪埠峪、观音沟、七里关各险要，都是怪石嶙峋，谷深山阻，号称天险。而米贼的教，确实发源于此。其地大小龙溪，凡是张氏遗迹，当地人还艳称它。这就是兽的脊背。河南的浙川，有荆子关，山峦遥接武关内是，而南下邓州，则是熊耳山、旗杆岭，山势也极为高峻。再南过唐县的铜山，到桐柏县、信阳州，则是桐柏山、大复山、穹窿山与�胜各险要，古称义阳三关的，确实雄峙其间。虽然不像楚蜀各边那样险峻，但中原之地，这一带实为深奥区域。这就是兽的尾巴。总计由巴达至信阳，西南环绕襄阳，东北到达，东南路近三十里，南北纵广也不下一千多里。楚军进攻紧急就溃入秦豫，秦军进攻紧急就溃入蜀豫，蜀军进攻紧急就溃入秦楚，豫军进攻紧急就溃入楚秦。将领据险守要，而地大路繁，随处可以偷偷越过。将领稽查奸细，则都是百姓分辨很难，徒然成为行旅的祸害。昔日杨武陵计驱贼

译进入四川，将蜀地作为祸患的渊薮，从四面围聚而将其歼灭。等到蜀地无法支撑，贼寇势力强盛，楚地随之倾覆。孙雁门在关外抵御流寇，贼寇席卷整个河南，河南失守后随即叩击秦地关隘，秦地也无法支撑，这都是失策。评论的人说，贼寇隐匿在四省的边远角落，深山大林之中，进攻剿杀难以深入，搜查捕捉无法触及，导致一时难以扑灭。却不知道贼寇在深山大林，固然难以攻击，也易于坐困而死。制定长远的策略来防守他们，使用奇兵来袭击他们，终究会成为罗网中的兔子。倘若放任他们进入平原旷野，无论有旧日追随教匪的人作为内应，还是因为太平日子太久，百姓不懂军事，风声鹤唳，望见尘土就惊慌溃败。地方的无赖之徒，趁机借机抢劫掠夺，其危害不可胜数。这是贼寇形势中不可不知的。至于被贼寇残破的各地方，虽然大军已经恢复，但当时权宜实行招纳，那么内心反复不定的人应当不少。所有流亡的民众，辗转迁徙回到故乡，零星分散居住，未能形成完整的气势和强大的势力。沿边的各县，大的跨越山岭连绵数百里，小的也不下数十百里。州县设置的兵额只有数名、数十名，形势单薄弱小，难道能进行巡逻吗？而北方省份招募乡勇，多半是为了收罗地方的无赖之徒，尤其难以指望其实际效用。那么新收复的各州县城池坚固，自然依然依靠什么而不恐惧呢？贼寇虽然没有远谋，也有小小的欺诈智谋。取道未经破败的州县，必定遭到拦截；而从已经残破的地方经过，可以迅速通行无阻。等到已经残破的地方再次遭受匪患，那么附近未被破败的州县必定大为惊扰。探知那些人民逃散、村落空虚的地方，乘机焚烧。贼寇借山谷作为巢穴，以受害各地作为旅舍，从而蚕食各郡县。我私下估计，新收复的各州县，必定要有切实的措施来巩固其边防，断绝贼寇再次侵扰的迹象，然后才能逼迫贼寇进入巢穴，用猛禽般的剿杀来清除余孽。其他如受害的各村落房屋荡然无存，难民没有资财生活，安抚稍有不妥，那些不能自存的人，或许会暗中依附贼寇，这也是情理之中可能有的。这也像懂医术的人应当兼顾防止余症一样。我未曾亲自到前线，也没有见到滋事以来的各种文书报告，那么局外人的议论难道能得其要领吗？而我浅陋的看法就是如此。至于进攻剿杀的方法，安抚辑宁的术数，或者寻求四省一举荡平的策略，或者在全楚进行保疆自固的谋划，还应当竭尽思虑，分路筹划，以备有智慧的人明察。

译关于河南捻军情况的奏疏

胡林翼

私下认为，自从苏州、常州失守，大局瓦解，东南富庶之地，是粮仓的根本所在，也是总督、巡抚驻守的地方，却连一天的防守都做不到，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感到忧伤的。我皇上任命总督曾国藩到江南地区指挥军队，人心所向，军威自然振奋，如果能给予他灵活处理的权力，给予一定的时间，大量聚集兵力和粮饷，应当可以成功。只是曾国藩只有勇丁一万多人，近年来江南、江北、皖南、皖北的贼寇数量不下数十万人，金陵的兵力有七万，一旦溃败，前车之鉴可见。曾国藩渡江需要四路兵力：一路出广信，兼顾浙江；一路出祁门，趋向徽州；一路沿着江岸，出池州。每路需要一二万人，才能战守兼备，又需要另外准备一路，留守祁门等地作为后防，并打通粮饷通道，皖北顿时少了一万多人，兵势已经削弱。况且贼寇的计谋和态势，定在七月向西进发，既然已经攻破吴地，即将侵犯楚地，应当请皇上谕令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及江西、湖南各巡抚通力合作，共同筹划兵力和粮饷。如果专门调遣湖北的兵力，那么吴地已经失守，楚地必然随之失守，武汉是上游的战略要地，荆襄是南北的枢纽，必须保住楚地才能谋划收复吴地，这是不可改变的局面。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颍州、亳州、蒙城一带的捻军，今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抢劫，河南的祥符、陈留、兰仪、尉氏、洧川、新郑密县、禹州、淮府、商水、襄陵、临颍、项城、鹿邑、柘县、睢州、汝阳、正阳、上载、西平、遂平、确山、汝州鲁山、宝丰、南召、裕州、赖县、舞阳三十州县，焚烧抢劫村庄而不夺取城池，到闰三月末满载而归，所过之处没有一兵一卒与贼寇交战，任其纵横不知去向。胜保奏报中的搪塞之词，欺骗蒙蔽的样子，可以查证。国家以百姓为元气，百姓以财富为元气，百姓财富既已空虚，国家计策自然受损。河南的人口繁衍不完备，贼寇将转而焚烧抢劫其他省份，计算近两年来每年春中、秋季两次出巢大掠，河南今年秋冬将波及湖北的襄阳、汉阳、德安等府，又必然扰乱进入陕西、山东、山西等省，再过一二年逐渐波及到京城附近的州县了，腹心之患，这是最大的。臣听说贼寇骑兵近万人，往来飘忽不定，不仅袁甲三淮南的军队不能顾及北路，即使胜保、关保、傅振邦等北路的兵力抵挡，也难以断绝。要消灭这些贼寇，应当请皇上特别选拔懂军事的重臣，在直隶、山东地区驻扎，选拔训练骑兵万人，步兵一二万人，不为了近防，而布置远势；不期望速效，而勤于远谋。务必在一二年间，将颍、亳一带的贼巢一律荡平，然后江淮的后路没有后顾之忧，而中原的根本先得到巩固。臣不仅仅是为襄阳、汉阳等府做自保之计，说忧危的话。臣深知所说的话是越职分，只是臣今天说了，已经无助于河南；臣如果再沉默不说，那么五省都将受害。假如臣说的话不中肯，那本来就是北路五省的福气。

关于生擒逆首并剿灭太平军大股的奏疏

骆秉章

私下查考，伪翼王石达开在广东起事，是首恶中最为狡猾强悍善于作战的，他蓄谋窥视四川，并非一朝一夕。自从去年正月间从湖北利川突入四川境内，就想直接渡过长江，肆意扰乱。经过臣调兵节节扼守剿杀，该逆沿江上下始终未能得逞，于是从长宁败走永綦江，逃入贵州境内，又从叙南来犯，驻扎在横江、双龙棒印等地绵延数百里，锐意渡过金沙江，以图侵入腹地。经过臣分拨各路军队面面围剿，挫败其凶锋。该逆两次侵犯四川，都被重兵堵截，不能施展其驰骋，随即退入云南境内，但诡计未息。以中旗赖裕新一股先从宁远冒险内窜，以伪宰辅李辅猷一股仍从贵州境内南下，以图牵制大军，而他自己率领大队从云南的米粮坝入境渡过金沙江。臣治理湖南十年，多次因石逆用兵，深知他不畏险远，最善于伺隙乘虚。这次中旗败匪足不停留，昼夜狂奔，预料石逆在后，一定认为我军都已跟随追击中旗一股，无暇顾及，乘势急进，使我突然来不及防备。臣揣度既已审慎，自然应当严密扼守险要，不让其闯入。查大渡河是西南的大壕沟，发源于天全土司境内，流经鱼通的瓦斯沟与泸水汇合，冷边、沈边到清溪以下又进入夷地，不仅从越巂、冤宁大小两路必经的安庆坝直到万工汛，沿岸二百多里十三处渡口都应当严防，而上游的泸定桥直到化林坪下的湾东都可以越过松林小河，由此直接渡河旁入天全。石逆凶狠狡猾多谋，一处疏漏就不足以制其死命。臣当即一面飞速命令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就近招募熟悉地形的勇猛士兵，并调阜和营及木口、松林汉土各兵；一面从温郫抽调重庆镇唐友耕的一军，先行驰援防守安庆坝直到万工汛大小两路渡口。命令松林地土千户

译王应元率领头目土兵，扼守松林、小河，以防敌人旁窜至化林坪、泸定桥一带。仍担心土司兵力单薄，又调遣云南提督胡中和所属的湘果左军，分布在化林坪直至瓦斯沟，作为声援，并行文命令护阜和协谢国泰督率本标兵迅速赶赴磨西面、猛虎岗，以防敌人窜往打箭炉。当时，中旗残匪已远遁至陕西境内。臣急忙调遣总兵萧庆高、何胜必以及湘果中、右两军，兼程赶赴雅都、荣经，作为后劲以防敌人奔逃，并命令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切断越巂大路各隘口，逼迫敌人进入夷地小径，随即从后包抄以断绝其回窜之路。酌情赏赐岭承恩、王应元及土夷各兵银两物品，以显示激励劝勉，使其得力。面面张罗，层层设守。于是三月二十五日，唐友耕、蔡步钟等人驰至河边，布置刚刚稳定，石逆果然拥众三四万人绕过冕宁，得知越巂大路有汉夷各兵扼守截击，便从小径直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的紫打地。当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河水陡涨数丈，难以徒涉。贼众搭建竹棚屯聚，一面赶造船筏。三十日申时，贼众千余人到河边窥探渡河，被我军施放枪炮轰毙数十人，贼众于是退去。连日隔河游弋，意在消耗我军兵力。

译四月初四日，贼军出动四五千兵力，拥至河边，拖带着木船和竹筏数十只，每只船上都有悍贼数十人，用盾牌护身，拼命抢渡。棚内的贼众全都出来助势，隔岸呼噪声势震响山谷。我军排列在河岸，屹立不动，用枪炮连环轰击，立刻击毙了举旗的红衣贼目数名，并将贼筏上的火药引燃，同时炸裂，贼众纷纷落入水中。间或有几只竹筏飘至下游，也被我兵沿流击沉。抢渡的贼人无一幸免，隔岸的贼众于是全都恐惧退去。当夜亥时，逆匪数百人，手持火把，沿河探路，又被我兵隔岸轰毙不少。贼人知道大河难以渡过，于是锐意图谋扑向松林小河，希望经由泸定桥直趋天全。屡次遭到土千户王应元扼守河流奋力作战，前后共击毙贼人数千人。宁远营都司庆吉、委员王尊等以及土司岭承恩，又带领夷兵于初七日从后路抄至新场一带，节节攻逼。初十二日乘夜夺取马鞍山贼营，逆匪猝不及防，夷兵从上面压下，杀毙贼匪数百名，于是占据马鞍山，断绝贼军粮道，逐日搜剿狙击，击毙贼人无数。初十三日，逆匪数百人在下子窥探，经过蔡步钟派拨弁兵与土游击包良润从苏村过河，杀毙百余名，其余贼匪四散。我兵收队过河，从此贼势日渐窘迫，粮食逐渐耗尽。石逆于是用箭绑着书信隔河射给千户王应元，以利欲引诱他让路。王应元誓死抗拒。该逆又以利诱土司岭承恩，想要让他减缓进攻，而岭承恩进攻得更加紧急。石逆自知陷入绝境，愤怒至极想要逞强，于初十七日三更时全部斩杀向导二百余人，祭旗后倾巢而出，分出一股扑向大河，一股扑向松林小河，都被唐友耕、蔡步钟及王应元隔岸用枪炮轰击，加上水势湍急，登上竹筏的人全都沉没。对岸的贼人也纷纷倒地。该逆智穷力竭，被困伏在贼巢，杀马充饥，接着吃桑叶充饥，咀嚼殆尽。二十三日辰时，瞥见贼人二百余人径直来到河岸，自行丢弃器械，口称投降。唐友耕、蔡步钟察知其形迹可疑，督令开火射击。石逆亲自率领大众，从水陆两路分扑二十余只船筏，被水冲没五只，其余全被击沉。对岸的贼人攀援崖壁石阶，像鱼一样串联、像猴子一样攀爬上升。我军用火弹、火箭抛射，并用枪炮轰击。此时都司谢国泰已到达松林地，于是与千总陈太平、土千户王应元率领土兵渡过松林小河，越巂营参将应刚、都司庆吉、委员王尊、颜汝霖、姜由、范把总史国祯、练目雷显发等，也同土司岭承恩从马鞍山压下，两路并进，直扑紫打地，将贼巢全部焚毁，击毙贼人数千人。山径险峻狭窄，逃窜的贼人自相拥挤，汉夷兵练两面夹击，枪炮弹如雨下，夷兵又登上山巅，用木石滚击，贼众坠落悬崖落入水中，浮尸遮蔽水流而下的数以万计。石逆仅率领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又被夷兵所阻，辎重全部丢失，进退无路。他的妻妾五人，抱着两个幼子，携手投河，那些曾受伪职的老贼自溺的也不少。臣先前认为石逆或许传闻其死，倘若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使其受到公开处决，或许可以消除疑虑。当时杨应刚等认为该逆无路逃生，在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的大旗，石逆果然带着他的一个儿子以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以及余党到洗马姑乞降。杨应刚、岭承等于二十七日将石达开等五人留在军营审讯，明令新被裹胁及老弱者发给路票遣散四干余人，还有二千余名，多半是该逆的五标杆贼，临阵用来冲锋，于是派文武弁兵及土司岭承恩的弟弟岭承高押送至大树堡。又经过唐友耕派都司唐大有等带队过河，约定副将张福胜、都司庆吉等四周围驻扎弹压。于五月初一日先将石达开父子和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押送过河，唐友耕派游击龚定国带队，以及蔡步钟所派的知县阮恩涛等护解启程来省。

臣先前于四月二十八日得到报告，后来担心其余党歼除不尽，将留下后患，发函命令藩司刘蓉赶赴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办理善后事宜。于是石达开等于初三日起解蔡步钟等时，即秘密派遣各营于初四日过河。当夜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伪官员二百余名、悍贼二千余名同时围杀。其中偶尔有逃脱的，也被夷兵沿途截杀。只有遣散的老病者数百人，这股巨匪确实已经剿洗净尽。石达开父子和曾仕和、黄再忠伪韦普成五犯于初十日押解到省城。臣认为石达开自从宝庆败逃粤西后，传闻各异，先前曾奉旨查办，臣也不敢确指该逆是否尚在贼中，但察看他行兵的诡计，确实与前次窜扰江西、湖南、湖北没有不同。仰赖天威，现在既然俘获到省，自应审办确凿，首先让他自

译从泸姑贼营逃出、曾认识石达开的人辨认，确凿无疑。臣会同成都将军臣崇实，督饬在省的司道官员亲自提审该犯进行审讯。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人从广西金田村起事，随即被封为伪王，以及窜扰各省的情形，叙述得历历如画，都是臣向来所熟知的，言语皆相符合，而且他那种凶狠强悍的气概显露在眉宇之间，绝非寻常贼寇头目之辈，实为石达开本人无疑。本应将其囚车押送京师以彰显国家法度，只是因为路途遥远，著名的大恶之徒不便久拖不杀，谨参照陈玉成的先例，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处以极刑。伪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晋成据供从贼多年，受有伪职，也都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其子石定忠实年五岁，按例应监禁，待成年后照例办理，并将石达开的原供抄录恭呈御览。

伏惟石达开与洪秀全等人首倡逆谋，从粤西扰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流窜占据金陵，其间攻下名城、杀害大吏不可胜数。等到贼众畏惧他的狡诈强悍，想要互相残害，他便又拥众自立，从金陵屡次侵犯安徽、江西，绕道窜入浙江、福建、广东边境，部众多达数十万，围攻湖南宝庆府城，经过大军合剿败逃广西，党羽逃散，蛰伏山中，失败后又重新崛起，突然由两湖直趋四川境内，贼众又达到十余万，于是败入黔滇，仍敢由宁远绕道向内窜入，其注意四川疆域，志在必得。臣揣度他的狡诈谋略，处处随方布置，不使稍留空隙。仰托皇太后皇上威福，将领兵勇以及土夷各兵效命，迫使该逆陷入绝地，粮尽术穷。不仅全股贼寇剿灭无遗，而且将十余年著名的逆首生擒到省，明正典刑，应立即传首被害较重的各省，以彰显天讨而快人心。

只有李福猷一股，先前从黔境向下窜逃，臣已飞调臬司刘岳昭从叙南驰赴江津，以备截剿。然而这股贼匪从黔省遵义窜至绥阳、正安地界，恰逢劳崇光从川省彭水取道入黔，行进到黔境的贾家寨，突然与贼相遇。田兴恕奉旨来川，带有勇丁两千名，行进到绥阳，听说劳崇光在贾家寨与贼对峙，便星夜驰往救援，将贼击退，贼从正安败逃婺川。臣已通知田兴恕约会刘岳昭两面合剿。至于黔省的苗教各匪，尤其难以数计，处处都与四川边界相连。而滇省回众情势既不可测，且土匪此聚彼散，飘忽无常。自从滇粤各匪蹂躏以来，遍地疮痍。

臣万万不敢因为石逆巨股被歼灭，稍涉大意，虽然在军饷万分支绌之际，仍须分布兵勇，以防范滇黔各匪。现已移调胡中和仍驻扎叙南，并等待唐友耕所部凯旋，即令其驰赴江津、綦江以巩固边隅，使川南各属百姓得以借此休息，以仰副朝廷眷顾西南百姓的至意。

译关于川楚教匪事宜的奏疏 嘉庆四年

御史梁上国

臣近日奉到诏书，命令朝廷大臣各自陈述所见，上奏用人行政的各项事宜。私下认为，当今的要务，首要在于平定贼寇。平定贼寇之后，万物才能焕然一新，天下才能和乐安宁，仁爱的本心和仁政才能切实地推行于天下。臣在近三四年间，每每听闻楚地、蜀地遭受寇乱侵扰，心中焦急如焚，因此研究探访相关情况，逐渐形成了一些浅陋的意见。虽然自知愚笨浅陋，但不敢不在圣明的君主面前陈述，谨将事项分条列述如下。

第一条，端正罪名以伸张国法。查考律法记载，治理百姓的官员，如果激变良民从而导致城池失陷的，判处斩刑；而如果失察邪教煽惑，聚众酿成不法事件的，罪行仅止于革职。所以川楚的贼匪，地方官员都以他们是邪教徒为由来上报。邪教固然确实存在，然而起初爆发于湖北，蔓延到四川，并在河南、陕西境内出入奔突，其中并不全都是邪教徒。如果一定说他们是刘之协的党羽，那么微不足道的刘之协有什么计谋术数，能够煽惑这么多人呢？可以知道这几省的贼匪，都是被地方官员激变的百姓，而官员们用邪教的名义上奏，是为了避重就轻，掩盖他们激变百姓、祸害民众的罪行。臣推究事情的起因，始于乾隆六十年湖南的苗民叛乱，大概是地方官员平时不能安抚驾驭苗民，逼迫勒索供应、摊派夫役，种种凌虐，而内地奸民侵夺苗地，苗民控诉，官员又不为他们申理，因此引发事端。当时统领军队进讨的，驻扎军队两年，两广、云贵、四川等省都有征调，而湖北最近，差役尤其繁多，都按照军兴的法令行事，而不肖的官吏更趁机奉行“派一征十”，谋取私利、中饱私囊。那时又恰逢严禁小钱，滇黔川楚的无赖之徒一向以私铸私贩为生，一时间失业，本来就狡猾且想逞强。又适逢襄樊一带有查拿邪教的案件，有司执行不善，挨户搜查，奸猾的胥吏乘势攫取财物贿赂，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诬陷人家是邪教而治罪。于是正犯刘之协等人反而得以逃脱，并乘机鼓动煽惑，纷纷兴起，与官府结仇。朝廷因为正当用人之际，将失事各官暂时容留，等事后再查办，而各官仍然安居本任，甚至有因为收复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贼犯，反而获得优厚赏赐的，贼徒有所借口，而被胁迫跟随的人依附贼寇就更多了。医生治病，应当先究明致病的原因，然后用药才能准确。臣愚昧地认为，湖北、四川等省那些挑起事端、酿成祸患的官吏，必须查出确切核实其罪行，分别惩治，然后明确告知天下，贪残的官吏既然已经为民执法，而那些大逆不道的贼寇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焚烧抢掠城邑，毒害善良百姓，实在是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责成将士，限期扫除，那么国法得以伸张而人心信服，士气振奋而贼势孤立，落入陷阱的野兽、锅中的鱼，不难剿灭。

第二条，广泛谋议以筹划胜算。孔子论行军说：“善于谋略才能成功。”善于谋略就不只是依靠兵力。查考贼匪势力虽然猖獗，但是乌合之众，像狼奔豕突，并没有才能智术。看他们所攻破的城邑，专门从事焚烧抢掠，并不能做持久据守的打算，由此可以知道了。我国家人才济济，合力谋划并使用他们，这些蠢笨的小丑，原本不难限期剿灭。然而外地的督抚将帅，只以兵力单薄为借口，而对于审察形势、观察机宜、出奇计、设间伏之类的事情，大多置之不论。如果一定要等到兵力雄厚、声势浩大，才足以陷阵破围。假如遇到贼众我寡的时候，就未免各自观望，虽然说暂时退却并无过错，终究已经坐失良机。所以贼寇来时疏于防御，导致他们嚣张；贼寇离去时迟缓穷追，任由他们逃脱。一月拖一月，以至于今天。自从贼匪滋事以来，调发本省及各省协剿的军队，加上雇佣招募的乡勇，计算起来也不下数十万人。然而兵力合起来就显得多，分开了就显得少。现在以几十里远的地方，山林险阻，道路纷歧，处处需要兵力分布要隘来防守，就不能进行剿杀；如果去追击就没有兵力作为援军，该怎么办呢？私下推测贼匪的人数，因愤恨官吏而起的占十分之二，因衣食冻馁所困的占十分之三，因掳掠逼迫驱胁而跟随的占十分之四，甘心做贼的，估计不过十分之一罢了。刚起事的时候，愤恨官吏的人以杀害官吏兵役、泄愤报仇为快意；困于衣食的人以抢掠银粮衣物、随心所欲为得计，所以他们的士气很锐利，气势似乎难以抵挡。如今跟随他们奔突数年，没有安宁的居所，愤恨之心久而逐渐消解。而这三年中所蹂躏的地方，经过他们一到再至，居民都已经知道警戒防备，物产也大半荒废残破。即使抢掠，怎么能满足他们的大欲望？而被驱胁的人，久了也想回家，只是家室田业已经空荡，不得已暂且跟随他们奔走，以苟延性命罢了。而那些甘心做贼，号称逆首的人，既然抢掠所得不多，又每天需要供养这些跟随的人，形势也必然力疲而供给不足，气数耗尽而不振作。如今的计策，机会正可以乘势。山林深险，利于埋伏；众人新近归附，利于使用间谍。或者趁他们疲乏而拦截攻击，或者趁他们怨恨思归而解散他们，或者攻击要害、捣毁空虚

译对付他们，有时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来困住他们，有时引诱他们前进，有时牵制他们的后方，有时切断他们的中部。兵法变化多端，应当随机应变，善于谋划的人必定有把握取胜的计策。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诏令朝廷内外的大小臣工，将平定贼寇的方法，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分条列出。三品以上官员密封后呈报，四品以下官员前往通政司投递。如果有可采用的计策，然后交给统兵的大帅，根据事态情况斟酌施行，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竭尽智谋，必定会有出奇制胜的良策，而各位将官秉承朝廷的谋略，也不会因畏惧退缩而拖延战事了。

译第三，设立统帅以统一兵权。贼匪既然在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四省境内出没，那么这四省固然应当分头防御，尤其应当合力夹攻。如今朝廷将剿灭贼匪的责任交给四省的总督、巡抚以及将军、提督等人，让他们各自率领大军分守要道，原本命令他们根据贼匪的去向，贼来则迎击，贼去则尾追，不分彼此边界。只是领兵的人，既然各有防区，就各自顾全一方，这是人之常情，只求自己境内没有忧患，不顾及以邻为壑。就像四川总督勒保，与数省的督抚将帅地位相当，虽然有总统的虚名，但他的威望不足以震慑众人，想要他们俯首听命、指挥灵便，也确实很难。贼匪往来奔逃，行动迅速无常，军队伏击追击，变化莫测，事态紧迫，间不容发，稍一迟疑回顾，就会错失战机，必须能使号令所及之处，实时顺应，像手臂指挥手指那样灵活，然后才可以。我曾供职于国史馆，恭读王公大臣的传记，看到清初平定各省时，都任命亲王、贝勒为经略、大将军，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时，则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人，威望之重足以镇压诸将之心，所以服从命令取得成功，有着明显的成效。如今贼匪蔓延，与固守一隅的情况不同。我私下估计，贼匪出没，利于山林而不利于平地，所以河南受害较轻，而四川受害最严重。四川境内东北方向，举步皆是山林，深箐茂密，险峻小道四通八达，潜伏时可以凭借险要，出击时可以抢劫掠夺，况且自从明末流寇屠戮之后，并没有土著居民，所有居民都是从四面八方而来，开垦荒地、寄居他籍，他们的心意本来就容易动摇。又加上四川向来有一种叫“嘓噜”的人，十人或百人结伙，以焚烧抢劫为事，他们的势力更容易依附贼匪，所以贼匪的大势都趋向四川，而他们向东出击，则湖北的郧阳、宜昌、施南处于要冲，向北出击，则陕西的汉中、兴安、商州处于要冲。我认为朝廷应当选拔一位素有威望、众人信服的王公大臣作为统帅，驻扎在四川的顺庆，地处东北适中位置，调度控制全局，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然后分别命令诸将各自承担一路攻剿的责任：比如四川，保宁为一路，夔州为一路，达州为一路上，同时在东南方向预防贼匪由酉阳窜入贵州，在西北方向预防贼匪由龙安窜入甘肃；湖北，郧阳为一路，宜昌为一路，施南为一路；陕西，汉中为一路，兴安为一路，商州为一路。各以该省的将军、提督、副都统、总兵作为大将，专门办理其所辖一路的贼匪，而各总督仍然带兵往来，作为犄角应援。诸将对贼匪中的情况侦察必须真实，使迎击、尾追的人不弄错方向；统帅对军中功罪的奏报必须如实，使掩饰推卸的人无法逃脱严明的刑罚。这样就能声势联络，号令统一，必然没有观望牵制的忧虑了。至于巡抚本来就有安抚地方的责任，应当让他们专心安置难民，而且这几省贼匪骚扰的地方，仅在边隅，无事区域更应当加意整理。四川旧无巡抚，也应当一体暂时增设，都责成他们考察官吏、安抚百姓，使各项事务都能修举，不因用兵之故而稍致废弛丛挫，这更是慎重巩固根本的方法。

第四，增添士卒以壮大军威。剿捕贼匪，三年而没有完成功业。议论的人都说这是因为兵少的缘故，所以贼匪固守而不能攻下，围困贼匪奔窜而不能追击，那么增添兵力确实是当务之急。我私下思考，国家设置军队，各有定额，每省不过数万人。关键在于平时，将领训练有方，激发士兵的力气，统一士兵的心志，使他们畏惧国法甚于畏惧强敌，所以作战时没有退怯，行军时没有淫掠，节制如山岳般沉重，运使如臂指般灵活。只是承平日久，将卒都习惯于骄纵懒惰，把操练当作形式，把钱粮当作固有，甚至军吏隐占名额，士兵买空卖空，都是难免的。一旦有事，本省的兵力不足以供本省使用，不得不调借邻省的军队，以及雇佣乡勇。调兵他省，且不说沿途供应成为百姓的重负，即使这项所调的军队，远从他省跋涉，有的数千里，到达军营时，已经力疲气馁，加上对地形不熟悉，平险不同，用非所长，未必都能得力。而且以远省的军队，长期征战服役，没有归期，疾病死亡相继，惨沮相视，于是思归之心胜过，敢勇之气消散。又所调之处，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额设的军队，既然经过屡次调遣，那么留存下来供守备的就不多了。虽然地方幸而都安宁，但营伍空虚，奸民窥探空隙也是可虑的。雇佣乡勇，且不说他们虚报名额，冒销钱粮，即使这项本属乡民，只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捍卫乡里，而不足以驱使他们从征。平日未曾训练，技艺既非素来娴熟，纪律亦非熟讲，忽聚忽散，不能骤然用法律约束，而所得的少量粮饷，又不足以维系他们的心。他们有的借公事报私仇，有的勒索并诬陷善良之人，所以乡勇也可以暂时使用，不是长久之策。恭敬地认为圣上意在灭贼安民，重费一定不吝惜，那么救时的计策，设置军队不厌其多。应当将各处

译将所招募乡勇的名册和人数上报给统帅，分别命令各级官员和军官，仔细考核，那些愿意随军征战、可以备战的人，就给予名粮，配备器械，编入正规军额，如果有战功，就与各标营士兵一样给予奖赏提拔。那些没有习练武艺、不熟悉阵法的人，也另外编为新兵，拨给各标营操练学习，作为替换填补之用。那些不愿意随军征战也不愿编入新兵的人，就命令其原籍的里甲长和亲属担保带领，让他们返回家乡。既然这些所雇用的乡勇已经编为正规军，那么所调集的各省军队就可以全部撤回原营归队。这不仅可以省去路途征调的烦扰，而且没有战事的地区也都内外充实，不用担心其他变故。况且新编的士兵都是本省人，对山川险要都很熟悉，比起客兵一定更得力。至于隶属标营学习的新兵，仍然命令各巡抚稽查其军官的勤勉与懒惰，不让他们敷衍了事，只有训练的名声而没有训练的实际，这样新兵也都足以备实用，而不担心他们不精熟。战事平定之后，统一核算兵员数量，虽然比原来的定额实际增加很多，然而这几省的边远地区都地处番苗交界，山林深邃险阻，多设置重兵来加强防守，也不失为未雨绸缪的计策。即使担心耗费钱粮，想要裁减，也可以宽限几年，让因死亡、年老、疾病而退休的人缺额不补，这样眼下虽然增加了兵员的费用，也渐渐可以恢复常规制度。不像那些出于雇募的乡勇，已经习惯游手好食，一旦罢免不用，就会有能聚集而不能解散的忧患。

译第五，杜绝冒领滥赏以收实用。国家之所以鼓励人才，是因为有爵位俸禄可以驱使人力；之所以使用金钱，是因为有财力可以调动资源。爵位俸禄授予得当，官员就会各自奋发努力，官职与能力相称；金钱使用得当，民众就会争相拼死效力，忘记劳苦。臣私下观察到，自战争兴起以来，朝廷不吝惜爵位赏赐，凡是军营奏报有功绩的人员，立即予以提拔。三年之中，从微末小官升至方面大员的人，不可胜数。又凡是请求的军需费用，动辄数百万，都立即从内库发放，已经用到八千多万之多。用来激励人才、舒缓民力的措施，极其优厚，但为何没有立即成功呢？其中必定有冒领滥赏的情况。最近看到邸报，如湖北参员胡齐仑，因查拿邪教不到两年，由知府连续升至安郧襄道，加按察使衔，但他居心狡诈，虚报侵吞，欺上瞒下，声名狼藉，现在败露。又见邸报，德楞泰所带一路军队，据奏报每月需银五万余两，这与应当报销的旧例不符，而经手承办粮台的知州覃光典所称，这一路每月费用需银九万余两。由此看来，冒领滥赏的情况不少。如果立功可以冒领，那就是把军营当作做官的捷径；如果使用可以滥费，那就是把国库当作主管官员的利源。臣愚以为，此后军营出力人员，如果是武职身在军队中，冲锋破阵，杀贼擒敌，自然应当依照旧例，就在军营出现的空缺中依次升补。如果是文职如地方州县佐杂等官，在贼匪到达边境时，能督率民兵退敌保境的，就优厚地授予应升的虚衔、赏赐翎顶，而不必立即升授实缺。这类文官能在贼匪到来时率领百姓捍卫，必定是他平日还能凝聚民心，所以不至于相率溃逃。如果立即升授实缺，那么该员就应当移赴新职，而这个空缺突然由生手接手，官民之间缺乏联系，恐怕会生出意外的祸患。而且贼匪退去之后，一切安抚修缮工作，尤其需要得力之人，应当等到事情结束后，合计功绩，详细核实，送交兵部引见，才予以升迁，这样才可以杜绝军营中侥幸进身的门路，而地方也能收到得人的效果了。至于军需款项繁多，而最容易浮报冒领的，莫过于乡勇这一项。现在提议将乡勇编入额兵，那么生死病故，各营各伍都有名册可查，无从冒报。只听说道路传言，统兵大将所用的厨役一名，有每月给工食银五十两的，粮台大吏每日互相宴饮，穷极珍馐美味，有用重金雇佣优童陪酒的，而备弁兵卒应当赏赐的项目，有时反而吝惜拖延，甚至超过一个月，这又怎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并责成他们听命呢？应当命令统帅随时秘密查访严办，使将领有投醪之美的名声，士兵怀挟纩之恩的情义，还担心什么贼匪不灭呢？

第六，妥善招抚以净除贼根。贼匪煽动叛乱，四省沿边州县受祸害的共有几十处。所有失业的百姓，要赈济口粮，修理房屋，借给牛种。凡是招徕安抚的方法，应当选择勤勉谨慎的官员，廉洁明察的道府大员，妥善制定章程，并由巡抚专门负责此事。臣私下认为，招抚的关键，首先在于清查户口，其次是核实壮丁，再次是储备资粮，最后是检核田土。这四者都是要务。清查户口就是保甲之法。但册籍门牌，官员都视为例行公事，不肯切实执行，正好滋生勒索扰民的弊端。查州县所辖区域，大的不过二三百里，小的不过百里，都应当亲自勘查，不假手吏胥。如某户共有几口人，从事什么职业，土地多少，一一登记清楚，不许稍有隐瞒混淆。其中有被贼匪驱掳以及现在充当乡勇的，被掳的日期、应募的地方，一一填写在户下，不许隐瞒混淆。那些从贼匪处逃归以及乡勇不愿改当兵丁的，都立即按册明确领取，由里甲长及亲属出具甘结，收入本户。既然查明了户口，随即核实壮丁，除孤寡老弱外，将各壮丁登记姓名，告知里甲长，让他们各自在一里一乡中，自组什伍团结。无事之时，耕种佣工贸易，各随其便；遇到贼警，自行守卫所居之村，贼至以举火鸣锣为号，邻村依次接应，互为声援。汛防官兵也立即闻声驰赴救援，堵截要口，那么贼匪就无法施展窥伺了。至于储备资粮，则在于考察地势，查数省沿边地方，自前明寇乱以来，乡民为避贼守御，各自修建堡寨，至今遗址多存。官员在亲自勘查之时，稽考志书，咨询老人，相度形势，旧有的修缮，应当增添的创建。创建的费用，或令百姓自行捐输，上户出资，下户出力，或官府先借项给百姓修建，分年按地征还，使乡民所有的粮食积聚藏贮其中，贼至就相率入守，民心已固，贼势自然穷尽。至于检核田土的方法，各乡除现有业户管理的土地外，所有荒闲田地，或系户绝，或系叛产，总属官地，须丈量四至，分别等则登记，分确不许稍有影射隐占。那些从贼匪处逃归以及乡勇不愿当兵的人，查明实系单丁贫民，无户可归，无业可复，就将此项官地拨给他们佃种，向官府缴纳租税，而每年给予佣工的价值，编入另户，附于就近的里甲，责成里甲长约束稽查。这四件事，不但为防贼起见，即使太平无贼，用以长治久安也可以。至于贼势穷蹙，定有投降求降的人，察其果出真情，然后施以抚绥之法。

译那些首领以及凶悍狡诈、掌权管事的人，虽然应当酌情给予宽恕，但一定要将他们安置在数千里之外，使他们远离老巢，不再产生其他图谋。至于那些众多的党羽徒众，则应在官有土地最多的地方妥善安置，分别命令他们耕种，按照屯田的法令办理，也采用什伍连坐的组织方式，编入屯户，设立千总、把总等官员来统辖约束他们。这样就能使百姓繁衍聚集有所依靠，互相守望得到帮助，流亡的人得以回归，心怀异念的人都得到安抚，在无形中消除奸邪之徒，巩固国家法度而不受动摇，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

译会匪纪略

孙衣言

金钱会匪兴起于咸丰八年。有个卖笔的金华人周兆荣，流落到青田，略识文字，能占卜，在青田小溪娶妻，用妖术教人吃素。加入他教派的人，拿出二百五十文钱，投入沸水中煮烧，用符咒取汤喝下，声称刀棒不能伤害身体，称之为“铜钱壮”。他们聚集在永嘉、青田的山中。这时广东贼寇已经攻陷处州，村民恐惧，引贼寇入境。一天夜里，贼寇纠集众人袭击他们，毁坏了他们的巢穴，而青田县令也紧急通缉周兆荣。周兆荣于是逃往温州，辗转流落到平阳钱仓镇，改名叫周荣。赵起是钱仓的差役，开设店铺以招待旅客，曾经以结盟拜会的方式，聚集了许多恶少。不久周荣到来，又谋划聚集众人，敛取钱财，自称在山中得到了七枚金钱，日后将会显贵。于是与奸民朱秀三、谢公达缪元、张元、孔广珍、刘汝风等八人合谋成立金钱会，并先诱骗钱仓汛的外委朱鸣邦入会，依托钱仓山庙的神灵来迷惑众人。入会的人向会首缴纳五百文钱，就到庙神前发誓不违背约定，每人发给一枚大铜钱和一张写有红帖条约的纸，无论老少长幼，都互相称呼为兄弟。那铜钱上刻着“金钱义记”字样，那红帖按八卦划分，每卦以三千人为起算，人数达到五六千人，用来夸大声势。又自称贼首白老三，是平阳人，暗中传授法令，入会的人不会遭受贼祸。于是追随的人日益增多，平阳的商贾富民甚至用贿赂购买伪钱。平阳县知县翟惟本无法制止，也不敢上报贼寇的情况。第二年，党羽逐渐增多，瑞安金谷山、小篁竹等地的奸民都依附他们。金谷山、小篁竹位于瑞安江上游，距离县城六十里，百姓多从事抢劫埋尸等犯罪活动。赵起谋划将他们收为己用，派他的党羽谢秀球带着数千枚大铜钱前来，生员潘英、林景澜、郑日方，奸民黄孔标、林福瑞、黄梅玉等都入会，更加四处诱骗胁迫，蔓延到瑞安西北乡。这时，我的弟弟孙锵鸣正以翰林侍讲的身份奉命在籍办理团练，看到动乱的苗头，就向署理巡道志勋、署理知府黄惟诰报告，说广东贼寇在括苍，而奸民啸聚，启发了贼寇的野心，况且内部动乱兴起，更加无法抵御贼寇，应当在刚起事时严厉惩处，可以不劳师动众。而道台和知府认为地方官没有上报贼寇情况，完全不放在心上。铜匠王秀锦，原是金钱会党羽，替赵起散发伪钱，获利颇丰，于是更加自行铸造铜钱在平阳东乡散发。赵起厌恶他侵吞利益，倡议将他排斥出去，而平阳贡生程殿英也与王秀锦合谋，散发铜钱，他的儿子正关在平阳监狱里。程殿英谋划夺取他，翟惟本害怕，朱鸣邦将此事告诉赵起。赵起正与王秀锦、程殿英有嫌隙，且想借官府来树立威信，于是纠集党羽数千人进入平阳城，逮捕程殿英，烧毁他的房屋。王秀锦于是向官府自首，愿意退出金钱会。赵起进入平阳城时，旗帜非常盛大，赵起和他的党羽朱秀三、谢公达手持宝剑指挥，进入后坐在试士院，平阳人大为惊恐。而翟惟本非常感激他们，重重犒劳后让他们离去，于是势力更加嚣张。百姓犯法就投入金钱会，更加敛取百姓钱财，购置器械。从平阳城沿长江以南到南北港，沿沔水以东到瑞安，大多与贼寇勾结。这时是咸丰十年。赵起进入平阳城，平阳有人向道台和知府报告，道台和知府颇为怀疑。第二年二月，赵起的党羽中有个叫冯阿三的，潜入郡城被抓获，搜出各城门的钥匙，道台和知府害怕，以此质问翟惟本。翟惟本自认为首先招引贼寇，更加忌讳贼寇的事，于是说冯阿三是王秀锦的党羽，与赵起无关。恰逢奸人某，谋划调停以谋取两利，提议假借贼寇名义以团练上报。翟惟本说贼寇愿意将金钱会改为团练，翟惟本很高兴，向道台和知府报告。道台和知府让县衙发给团练凭证，于是赵起在平阳城南竖起旗帜，逼迫平阳知县翟惟本、平阳副将王显龙共同祭旗，百姓认为官府都跟随贼寇，争相接受贼寇的伪钱。而道台和知府认为贼寇真的变成了团练，不再谈论办理贼寇的事，贼寇更加不可控制。孙锵鸣再次力争，道台和知府说：赵起、周荣等人，人们知道他们是贼寇，正是因为他们为贼寇才可以办理。现在胡乱称之为团练，使贼寇有所凭借来胁迫百姓，而百姓反而没有理由抵抗贼寇，这是官府驱使百姓跟随贼寇，祸患将无法挽救。况且团练，是各团各自保卫乡里。现在贼寇又派遣党羽四处散发伪钱，结交军营军官、衙役以及郡县小人，他们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而官府称之为团练，这是淮南的覆辙，不可不深思。而道台和知府先入为主地听信翟惟本的话，说贼寇应当逐渐解散。这时，王壮愍公王有龄来浙江巡抚，孙锵鸣再次写信陈述此事。王公以此质问道台和知府，而道台和知府果然说贼寇已改为团练。王公知道这是假的，责令全部交出伪钱，才允许他们作为团练。道台和知府噤声不敢再说话，而贼寇散发伪钱更加严重。孙锵鸣认为官府不可依赖，于是谋划加强团练事务，逐乡建立团练。凡是入团的人，不加入金钱会，希望逐渐瓦解贼寇党羽。瑞安百姓渐渐退出金钱会，请求加入团练。贡生陈安澜，是林洋的富民，正接受县衙凭证在江南岸组织团练。而林洋奸民金子蓉、郭巷奸民陈某等，都是金钱会党羽，不利于林洋团练，于是仇视陈安澜，纠集党羽拔掉团练旗帜，树立贼寇旗帜。陈安澜向郡城申诉，郡城派遣县丞罗敦樛前往侦查，抓获匪党郑步高归来。赵起听说后，愤怒地纠集党羽二千余人

译（前文缺失），聚集钱财于钱仓。平阳百姓向翟惟本、王显龙报告变故，请求责问他们的所作所为。翟惟本、王显龙都不予理会。陈安澜也向郡县请求，希望能得到官兵协助民团。郡县也不予理会。贼人于是在六月二十六日，在林洋焚烧了陈氏和谢氏的住宅，贼人数千人建立旗鼓，在平阳城内外往来游荡。翟惟本、王显龙不敢过问，也不如实上报情况。陈安澜的住宅被焚毁后，向郡里诉说此事。锵鸣又极力陈述。道台和府台于是与总兵叶炳忠商议，调拨温州营兵四百人、瑞安营兵一百人前往剿灭贼人。然而瑞安的奸人□□□，原本就与贼人勾结，接受贼人的指使进行阻挠。副将赵振昌说赵起的势力很盛，而且已经编入团练了，何必用兵？又替贼党伪造书信，极力诋毁团练。通过幕僚某人将信送给翟惟诰，又通过赵振昌送给叶炳忠，更加为贼人游说。巡道志勋与翟惟诰、叶炳忠本来就畏惧贼人，得到这封信后，更加认为赵起真的没有反叛，反而归咎于团练，于是就不再提调兵的事。七月四日，郡里发公文命令前任永嘉县令高梁材前往平阳查办林洋的事。高梁材先去拜访锵鸣询问对策，锵鸣告诉他没有其他计策，只希望如实上报。高梁材到达平阳，翟惟本招赵起等人来设宴，高梁材、翟惟本与贼人饮酒非常欢乐。等到返回瑞安，就提出招抚的建议，说赵起愿意交出金子蓉等人来交换步高，并与官府约定不要深究金子蓉等人的罪责。金子蓉等人拖延不交出，而赵起又焚烧了雷温氏的住宅。温氏是平阳的大族，青壮年有数千人，所居住的渔塘雷靠近钱仓，但发誓不加入贼人的会党。生员温和钧、温和锵，也都接受委任担任团长。贼人恨之入骨，于是袭击焚烧温氏的房屋，温和钧、温和锵来报告紧急军情。锵鸣于是带着他们前往郡里，一同拜见道台和府台，详细陈述贼人屡次焚烧房屋而不加治理，将会更加放肆。然而贼人不过是乌合之众刚起事，没有枪炮，只要得到几百名官兵协助民团，就可以一击而散。但道台和府台都以兵力不足为由推辞。刑部主事黄体立又极力请求，翟惟诰也推辞，并且说：“杀人放火，是报复的常事，祸患都是由团练引起的，与郡县无关。”而贼党蔡惟屏当时正在郡里侦察，于是将此事报告给贼人，贼人更加横行霸道。八月九日，高梁材又从郡里来到瑞安，通过□□□商议招抚，而赵起已经约定日期大举进攻，在钱仓江上树立帅字旗。陈安澜等人更加恐惧，于是谋划自己率领团练攻击贼人，倾尽家资仿造台州战船三十艘，命令武举人游飞鹏督率行动，并与温氏团约定水陆夹攻。十六日，台州战船航海逼近钱仓，当时贼人正日夜敲鼓谋划起事，看到台州战船到来，仓促间四处逃散。船上的勇士争相上岸，焚烧贼人的房屋。赵起和他的党羽逃往钱仓山，挥动旗帜召集众人，众人不响应。赵起害怕，谋划自杀，他的党羽有人阻止了他。而温氏团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贼人渐渐逃脱。在此之前，游飞鹏已经率领台州战船出发，又秘密招募福建勇丁二百人从陆路进攻钱仓。高梁材和永嘉县令陈宝善暗中按照道台和府台的意图进行阻挠，所以水师没有援军。然而贼人当时以为官兵到了，非常恐惧，有的党羽缴纳假钱以求免死。后来知道台州战船并非出于官方的意图，于是又聚集起来。台州战船撤退后，贼人知道了雷氏夹攻的计谋，于是于十九日进攻雷渎。温和钧和他的父亲温儒业、妻子陈氏都死于此役。

译而在前一天，平阳百姓抓获了贼人的公文，搜查得到贼人的书信两封。其中一封约定江西各乡的贼人攻打平阳，另一封约定金谷山、小篁竹各乡的贼人攻打瑞安。而官府却不知道这件事。瑞安的举人叶宝衡等人又跑到郡城报告变故，说得极其悲痛，痛哭流涕，而知府黄惟诰却发怒，说瑞安人爱生事端，仍然不加理会。府吏中有勾结贼人的，又把这话告诉了贼人，贼人很高兴。高梁材往来商议招抚之事，很久没有结果，非常愤恨，于是和瑞安县令孙杰谋划用激变的方法。他们坐陈氏向道台和知府进言，并且说瑞安的团练首领曾鸿昌、朱鼐等人妄言剿灭贼人，阻挠招抚的议定。瑞安人愤怒，一起到县衙质问高梁材与贼人饮酒求和的情况。高梁材躲藏不敢出来，而贼人已经有所听闻，反而更加急切。二十日，金谷山贼首潘英等人率领党羽一千多人，焚烧了予安义堡的房屋。在此之前，瑞安人听说贼人约定攻城，知道必定先波及予安义堡，便告诉孙杰、赵振昌，说贼祸如果波及孙氏，那么郡县都不能安宁。而贼人没有火器，团练也没有火器，应当迅速调拨枪手保护孙氏。到了这时，我再次向县令告急，请求迅速调拨士兵协助民团，而赵振昌仍然不加理会。等到我家被焚毁，贼人果然谋划乘胜攻打瑞安，因为雨下得很大而散去，瑞安才开始戒严。而高梁材还在瑞安，谈论招抚，还说赵起起事只是局限于村庄，并非聚众谋反，并且自己辩白没有接受赵起的贿赂，在县门口张贴告示。瑞安人大哗，高梁材当天就离开了。又过了三天，贼首朱秀三率领党羽逼近平阳，焚烧城外游氏、余氏的房屋，接连抢劫诸富户翟惟本，仍然不向上级报告。瑞安人再次向道台和知府告急，道台和知府也不加理会。于是县丞赵荣兴、训导戴咸弨又前往郡城乞求援军，而瑞安城守军在百总扬世勋家中抓获了五个贼人的间谍。扬世勋长期勾结贼人，而这五个人谋划焚烧火药局作为内应，于是连同扬世勋一起关进监狱。第二天，贼首蔡华率领党羽占据屿头，完全统领隔江的贼人，逼近端城。而知府黄惟诰仍然坚持招抚的议论，在二十七日抵达瑞安，用好话出示榜文来招降贼人，不知道贼人已经约定日期攻打郡城了。二十八日，平阳贼首赵起、瑞安贼首潘、蔡华等人率领党羽二千多人，分路进入郡城，从三角门进入，进入后首先侵犯试院，杀死了捐输委院前丽水典史许象贤、代理永嘉场大使王恩溥，逃跑以免除朱永嘉的印信。进入道台衙门，杀了一人，巡道志勋和他的妻子儿女逃跑以免失道台印信。进入知府衙门，杀了几人，黄惟诰的叔父某人死亡。丢失了知府印信，进入县衙。知县陈宝善先逃出以免难，杀了几人。陈宝善的叔父某人也死亡了。贼人于是分派党羽焚烧南门居民，在城中大肆掠夺。总兵叶炳忠听到变故，召集他的同乡台勇入城抵御贼人。高梁材也召集他的同乡广勇入城抵御贼人，枪毙了几名贼人，而贼人都拿着竹竿木棒，听到炮声就惊慌溃散，夺取小南门逃出。贼人约定攻打郡城时，瑞安人先知道了并报告。黄惟诰发怒，告诉孙杰。孙杰飞书报告给郡城。郡城中知道贼人日期的人也说了。志勋笑着说：“这自然是和团练的事，与我何干？况且贼人岂敢攻打我们的城池？”十六日半夜，瑞安的告变文书到达，志勋还挟带着几个妓女纵情饮酒，喝醉了，不拆封。总兵得到文书时已经睡觉了。十七日城门刚开，贼人就拥入直到道台衙门。志勋还未起床，听到杀人声才惊慌，光脚出来，见到贼人就转身逃跑，翻墙逃走，出东门，呼叫小船渡江，躲藏在江心寺，又逃到乐清，躲藏在乐清城中。而这一天贼人已经饱掠离去。贼人攻打郡城时，分派二千人去窥探瑞安，到达横山，听到城上的炮声，于是也间道逃跑趋向郡城。等到到达郡城南门，而先到达的贼人已经败退离去。城外团练枪毙了举旗的贼人二人，于是也溃散离去。而瑞安守城的人听说横山有贼踪，一起请求黄惟诰出击贼人。黄惟诰笑着不答应。瑞安人愤怒，拥着黄惟诰到明伦堂，责问：“玩忽贼人想干什么？”黄惟诰厉声说：“赵起等是良民，不要妄言。”正在吃午饭，又去孙杰那里饮酒。而郡城的警报到达，并且听说家中人被杀害，丢失了印信，于是大惊，自己拍着胸口哭泣。瑞安人非常怨恨，争相到衙门请求见知府，知府躲藏不出来。贼人已经攻破郡城，而道台和知府因为先前隐瞒贼情，更加不敢说贼人的状况，把全部责任推给团练，说贼人因为报复抢入城中，印信被丢失，被杀的人都不上报。典史许象贤死亡也不上报。

十九日，瑞安又抓获一名贼人的间谍，审问他，他说：“从郡城来。”他的同伙几人，先前躲藏在杨世勋家，杨世勋守卫北门，约定贼人到达就开门，事成后代替赵振昌。拿出先前抓获的五人，一起审问，话语都相同，于是和杨世勋都被车裂处死。而这天夜里贼人果然侵犯瑞安，因为内应断绝，不敢靠近。第二天，把总杜之才翻墙逃跑，他和杨世勋同城守卫。贼人攻破郡城一天后，永嘉县令陈宝善知道贼人容易对付，就返回郡城，而志勋躲藏在乐清三天不出来，于是派人寻找得到他，接回郡城。但仍然不敢说剿灭贼人，催促百姓出钱治理城防。瑞安县令孙杰，副将赵振昌，也闭门图谋自保。而贼人因为攻破郡城颇为惶恐，日夜互相惊扰说官兵要来，既然侦察到官府没有出兵的意思，于是瑞安的贼人又在九月初三

译太阳从桐岭升起，焚毁了娄桥的民居。第二天又侵犯郡城，勇目徐文久、千总陈国泰迎击他们，贼寇才退去。这一天，翟惟本又派遣平阳人来商议招抚，而赵起已经派遣他的党羽夺取了平阳营离去。瑞安城东沿河各乡也通同贼寇。初六、初七日，翟惟本接连写信来商议招抚，又约定瑞安人到江南岸商议。而这一天贼寇分派党羽占据南岸，瑞安与平阳之间的道路阻塞。瑞安人因为贼寇日益逼近，于是再次向道台、知府请求，愿意自己雇佣船勇作为抵御贼寇的计策。恰逢总督也责备温州官员玩忽职守、纵容贼寇，于是勇目于济清、陈锦澜、陶宝登、管士拱等一千多人到达。十八日，千总孙纯良率领兵勇及城中义团攻打南岸贼寇，孙纯良不敢上岸，义团于是也失败了。十九日，千总沈作霖又率领兵勇攻打南岸贼寇，击败了贼寇党羽杜之才。二十三日，兵勇和义团又攻打南岸贼寇，于济清捆绑了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和一个童子回来，孙知县遣返他们，让他们拿着告示去解散贼寇，结果被贼寇杀害。二十六日，瑞安人所雇佣的广东战船到达瑞安江，巡道志勋与前永嘉知县高梁材、前瑞安知县孙源都来了。于是知府黄惟诰在瑞安已经二十多天了。黄惟诰在瑞安名义上办理剿贼事务，然而仍然希望用招抚来掩饰，说剿杀的人被他们阻挠。瑞安百姓知道了，暂时将他拘留在城中，不再与他商议军务。又时常拿他官署被贼寇占据的事讽刺他，黄惟诰非常窘迫，想脱身离去却没有办法。恰逢广东战船有先到的，百姓讹传巡道督兵来了，黄惟诰于是谎称要去迎接并商议事务。瑞安百姓也认为巡道来了那么黄惟诰就不值得留了，放他离去。黄惟诰离去六天后，志勋才到。而志勋也讨厌谈论剿杀贼寇，因为总督严厉的文告害怕获罪，又听说贼寇招来的海盗船已进入江中，不得已来到瑞安督战。永嘉知县陈宝善仍然写信恐吓孙知县，希望最终招抚贼寇，而平阳贼寇已经分派党羽攻破福鼎了。志勋虽然率领广东勇兵来督战，但胆小怯懦畏惧贼寇，广东勇兵也向来轻视志勋没有志向，天天索要军饷。志勋多次渡江攻打贼寇，击败贼寇的有乘坐大峃船到达焦石的，城西团练击退了他们，而志勋反而不知道。志勋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说广东勇兵需要重赏，命令知县孙杰搜刮城中富民的财物。孙杰因为恼怒团长曾鸿昌，责令曾鸿昌缴纳数倍的财物，城中人都说曾鸿昌冤枉，于是更加怨恨志勋。而翟惟本又派遣平阳士人来商议招抚，瑞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志勋召来的，更加愤怒。不久，管士拱、陶宝登等乘坐台州战船渡江攻打贼寇，志勋所督率的广东战船又没有到，台州战船也产生怨恨。生员张家珍在湖石倡导义举，凭借湖石团练多次击败贼寇。张家珍，家中贫困无所依靠，然而刚直好义且有胆识。贼寇刚兴起时，秘密派遣党羽招揽张家珍，张家珍大骂不从。贼寇谋划杀害张家珍，张家珍于是与亲近的林有森、谢学本等谋划讨伐贼寇，在湖石倡导团练。营前生高王风等响应他，于是大峃、孙山各村义民几千人全都跟随张家珍。在十月十六日杀贼祭旗，接连作战都获胜，于是派遣他的弟弟崇新与林有森、谢学本私下奔走青田，到达永嘉，向知府黄惟诰、知县孙杰请求，要求调拨枪手夹攻贼寇，以分散贼寇兵力。守令都不予答复，张家珍于是独自往来亲自攻打贼寇，杀死贼寇数千人。贼寇谋划向西侵犯泰顺，张家珍阻挡他们不能通过，于是贼寇开始不能倾巢而出，而蔡华等占据江南岸的势力也变得孤立。

译巡道志勋在瑞安二十天，未能稍建战功。广勇因长期欠饷多次哗变，而台勇又因广勇屡次失误而愤怒，于是勇目陶保登等人相继离去。志勋听说台勇将要离开，便与高梁材等人乘坐广艇先逃走了。不久，省里发檄文派支方濂来代理温处道，台勇、广勇既然已经离开，瑞安城中的守备更加单薄。而张家珍在二十四日战死，他的弟弟崇新代替统领，再次督率军队牵制贼寇。贼寇听说瑞安的守军已经撤走，而张家珍已死，湖石团练也不足为惧，于是聚集众人在平阳江口，又召集海盗，约定日期攻打瑞安。瑞安知县孙杰再次向郡府告急，郡府不予回应。成说：“孙杰向永令陈宝善请求援助，陈宝善没有代为陈说。”而贼寇果然在二十五日从屿头渡江，逼近焦石，海盗船只也扬帆抵达西门，用巨炮攻城，城上也用巨炮击毁了一艘贼船。当晚贼船全部聚集在横山下，第二天贼寇从横山来攻城，焚烧城北民居。第二天贼首赵起占据城东龙山，分路夹攻城池，焚烧西门外民居，海盗也上岸焚烧南门外民居，又分派党羽焚烧东门外民居，城池三面烟火冲天，城中大为震动。不久，西城的大炮未点火却自行发射，打死贼寇一百多人，贼寇这才退去。第二天贼寇又在城外远远放火，当晚城上哗然传言小东门守卫者或许通贼，于是派王国宝守卫东门，不久抓获放火的三人，将他们处死。第二天贼寇在龙山架设巨炮攻城，龙山俯瞰全城，炮火自上而下，声音如霹雳，飞弹如雨，都从民家屋顶飞过。副将赵振昌哭着对守卫者谋划投降贼寇，守卫者厉声斥责他，他才不敢再说话。贼寇分路来扑城，又在城北新埭头水浅处架设桥梁以便渡河，城上炮火打死十余人，贼寇才逃去。西城上也炮毙无数贼寇。十一月初一日，城中富户各自拿出谷物舂制三天的口粮来供给守城士兵。自从开始守城，城中按户准备饭菜送上城，每天四餐。城中人无论士民，十六岁以上的都持械上城，城上看见贼寇就擂鼓，鼓声一响，城墙上的人就都满了，街巷民家户户悬挂一盏灯，妇女凭借门户观察奸细，夜晚明亮如白昼。到了这时贫民家家得到米粮，守备更加坚定。第二天贼寇在城东涌泉巷列炮攻城，又在城北修筑炮台，又窥探新埭头，城上炮火击打他们，他们都逃走了。第二天龙山贼炮击伤了城工团丁数人，而他们的炮忽然连续爆炸，火药狭窄处自爆，炸死数名贼寇。那些在城西开炮的，自烧了他们的药桶，又炸死数名贼寇。当晚，贼寇用船装载柴草，谋划焚烧各水门。守卫者搬运石头来填门，在石头上覆盖湿草席，又运水到城上以备不测。贼寇没有来，而城中忌讳谈论某某通贼，争着请求杀掉某某以消除嫌疑。第二天，贼寇分派党羽切断三都岭，永瑞道路阻塞。贼寇埋伏在城外破屋中，用炮击打城墙缝隙、瓦缝中，往往铅弹飞出，从人身旁穿过，或者撕裂裤子、掉落帽子而不伤一人。贼寇既已退去，城中百姓翻越城墙出去，烧尽城外残屋。于是贼寇开始无处藏身。第二天，闽军统领记名道张启前军到达，距离瑞安三十里。这天，贼寇攻城更加紧急，贼寇扑向城东洞桥，城上炮火击退他们。贼寇又扑向吊桥边石牌楼下，用炮仰射城池，他们的药桶忽然自燃起火，城上哗然嘲笑，声音如雷。贼寇又潜伏在西门外，半夜抬梯攀爬城墙，梯子沉重，抬梯的人互相呼喊。守城兵发觉，鸣鼓警示众人，则一梯已倚靠城墙。急忙用鸟枪射击，打死数人。梯下又用大小炮三面射击，贼寇都丢弃棉絮逃遁。兵丁陈镇涛跃下城墙，斩下一颗首级，又登上城墙。天将亮时，守城人出城取所丢弃的梯子，梯子比城墙高二尺，宽八尺，可五人并排登城，众人为之愕然。东门外也丢弃数架梯子在道路上，众人取来毁坏。于是贼寇攻城九昼夜，屡次败退离去。这天，贼寇倾尽精锐攻城，期望必定破城，又大败离去。贼寇知道城池不可得了。贼寇向南焚烧福鼎时。

闽督抚也害怕，于是发檄文命令福建记名道张启从金华回救永嘉。前陕安镇总兵秦如虎年出福鼎，闽安协副将吴鸿源率领水师航海援救瑞安。水师刚出海，风浪损坏了船只，不能前来。而秦如虎在十月某日抵达福鼎，张启在十月十九日抵达温州。新道也由乐清抵达郡城，都奉督抚命令剿灭贼寇。我弟弟锵鸣认为事情开始有可为之机，于是又去与张启谋划讨伐贼寇。而张启所部刚在东阳受挫，军械缺乏，在郡城二十天不能行动。锵鸣向永嘉富户谋划，借来四千缗钱资助张启。张启于是命令增造炮船，到这时军械才完备。而郡城又雇佣台勇、广勇约期剿贼。参将池惟屏率领乐清兵五百人，勇目孙赞清及我儿子诒谷率领台勇二百人，先抵达穗地作为前锋。前永嘉知县高梁材也督率广艇行进。初六日，广艇驶入飞云江，贼寇首領赵起在龙山望见广艇的樯帆，立即率领贼党从城西逃窜。蔡华随后逃跑，城外诸贼党都闻风溃散。城东北诸乡听说官兵到来，城外贼寇逃走，于是都起来杀贼，都画眉作为记号。沿河数十里杀贼无数。贼寇首領朱秀三逃到董田死，活捉贼寇五百人送到县城，在城东小教场处死，都剖开他们的腹部然后斩首。小

译教场之上，贼寇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流入河中，河水都变成了红色。贼寇有的从东山逃跑渡江，广东的船只再次攻击，击沉了两艘贼船。贼寇自从攻城被击毙，以及当天被杀死和溺水而死的大约有五千人。而那些死党中所谓兑字号的人，都是平阳、江西的悍匪，被杀死的尤其众多。于是贼寇的精锐力量耗尽。第二天，池惟屏等人的兵勇都进入城内。十六日，张启率领闽军到达，驻扎在龙山。新任瑞安知县黄宗贵也进入城内。十九日，贼寇又窥探城西的屿头，有贼寇渡江而来，兵勇将其击退，斩首一人，是个和尚。接着又抓获一个秃头的人，审问后得知，是贼寇因为赵起的命令都剃了头发，起兵失败后感到恐惧，他们的党羽溃散，所以假装剃了头发。从此贼寇更加无法逃脱了。二十一日，北岸的贼寇从二十四都翻山越岭骚扰二都、三都，团练将其击退。这一天南岸的贼寇也谋划渡江，团练将其击退，他们不敢渡江。平阳知县翟惟本又派遣前任县丞黄绍奎、训导钦陛良来到瑞安为赵起请求招抚。而贼首缪元在十二月一日将平阳军营的火枪全部运送到钱仓，并捆绑了副将王显龙和都司方某，带着利益离去，派遣他的党羽守卫平阳十二天。海盗在三盘海口劫持了前任道员志勋，志勋投水而死。经历陈德元跟随他，也死了。志勋已经被革职，寄居在城外的民宅中，郡中的人颇加讥讽责备，他不自安，于是谋划航海离开，而盗贼知道他袋中的财物，所以遭遇祸难。陈德元是志勋的门生，曾经与奸人一起游说。福建军队战船在十五日建成，张启谋划进剿金谷山，于是命令团练守卫龙山，另外调派廪生吴一勤率领一都团练，给予儿子张诒谷率领二十五都团练，先行会剿祗陀山的贼寇。十六日，吴一勤、张诒谷焚烧祗陀山，贼寇都向西逃跑。张启进军驻扎在澄头，而总兵秦如虎的军队攻克水北溪。十八日，张启在桐干击败贼寇。二十日，张启在碧山击败贼寇。二十三日，张启的水军焚烧沙洲的贼寇巢穴。于是金谷山的贼寇势力更加孤立，而蔡华谋划移驻仙降，以打通金谷山，沙洋、仙降的百姓拒绝他，于是在二十四日焚烧仙降。张启派遣水军追击贼寇，贼寇向西逃跑，而城中的兵勇也趁虚袭击屿头，蔡华于是逃遁离去。二十九日，秦如虎的军队到达萧家渡，全部焚烧沿江一带的贼寇巢穴，生擒贼首谢公达。秦如虎的军队连续作战击败平阳贼寇，于是严厉发文质问平阳的文武官员，责令他们献出赵起等人。平阳的文武官员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于是翟惟本因为□□□重赂张启以求解脱，王显龙也派人替赵起请求反正。张启拒绝了翟惟本的贿赂，而假装答应赵起投降，责令他迅速来到军营。

译同治元年正月初一，翟显龙又派人约定送赵起出来。第二天，翟显龙让赵起出平阳城，走了十里路，听说秦如虎的军队到了，赵起竟然逃脱了。有人说，这只是翟惟本、翟显龙害怕泄露他们与贼人勾结的罪状，暗中放走了他。瑞安的贼首蔡华也从山路逃脱，打算逃往青田投奔广东贼军，到了永嘉地界，被村民抓获并送到郡里，被车裂处死，连同他的弟弟、廪生蔡岑一起被车裂。初三，秦如虎的军队收复了平阳。初四，张启的军队攻破金谷山，活捉贼首潘英送到县里车裂处死。会党之乱平定，于是张启回军澄头，秦如虎驻军平阳，各自搜捕残余匪徒，责令各乡捆绑送来贼首，又杀了数百名贼人，那些被胁迫跟随的人则宽恕不予追究。自从会党作乱，从咸丰十一年八月攻陷郡城，到同治元年正月全部消灭，总共经历了六个月。平阳的贼首朱秀三、谢公达、刘汝风、孔广珍都先前被抓获诛杀，赵起逃脱后跟随广东贼军，又逃到玉环，被抓获车裂处死。瑞安的贼首潘英、潘国荣、黄孔标、《林景澜、林福瑞、黄梅宇都被抓获诛杀。蔡华逃脱，也被抓获车裂处死。那些没被抓获的，平阳有周荣、张元、缪元、蔡焕，瑞有谢秀球、郑日芳等十多人。而翟惟本、李鸣邦、孙杰、因为总督左宗棠上疏请求治罪，孙杰、赵振昌此前已死，翟惟本、李鸣邦都被从重发配新疆充当苦役，黄惟诰竟然得以幸免。会党之乱平定后，过了一个月，广东贼军才侵犯温州，吴鸿源的水师抵达瑞安，于是与张启、秦如虎一起平定了广东贼军。

会匪纪略书后

孙衣言

会党之乱后，我曾想弄清它的始末，长久以来没有空闲。后来得到了黄漱兰洗马所写的《钱虏爰书》，从咸丰十年贼军刚起事，到第二年春天福建军队平定贼军，逐日记录事情，叙述详细直率不避讳。于是综合它的大要，参以我所听到的，写成一篇纪略，让愚昧的百姓可以引以为戒，后来治理我们温州的官员，也有所借鉴。因此附上一篇议论说：唉！监司守令，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人选吗？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因循守旧酿成祸患，可以贻误天下；而祸患兴起随即消灭，仅仅涂炭一方，还是幸运的呢。我们温州的民风，虽然说是朴实粗野，但实际上畏惧法律而尊敬官员。平时看到州县衙役戴着缨帽下乡，就偷偷观看私下议论；所到之处准备饮食，如同尊敬客人；妇女侦察躲藏，有所索要，唯唯诺诺听从命令。即使名字在官学里，有时也低头接受吏胥的呵斥，一张状纸递上去，官员和吏胥就挑选肥缺吞食，必定吃饱才停止。因为百姓极其可怜，哪里像福建的漳泉、安徽的凤颍那样藐视法律喜好作乱呢？咸丰七八年间，广东贼军已经在浙江东西纵横，而州县挟持小人用捐输困迫他们，民间开始怨恨，但也不敢与官员对抗。会党之乱，实际上是从客民周荣倡导的。周荣聚集在青田、永嘉山中，瑞安前庄乡的百姓有加入他党羽的，舆论纷纷，声势颇大。瑞安知县傅斯怿刚有所听闻，就用军队袭击他们，焚烧首匪的住所，他的党羽于是散去。等到他在钱仓，用卜卦言命迷惑百姓，又与赵起等人假借广东贼军的声势，说加入会党可以免除祸患，而平阳的乡民为了自身家计于是被他们诱骗。然而如果不是翟惟本的平庸，那么一张严明的告示就可以呵斥驱散他们。即使到了派遣数十名健壮的差役前往，也都坐着就被捆绑了。平阳人虽然偶尔加入会党，但实在深深害怕连累，向长官控诉想要得到官员一怒的，没有一天没有。焚烧民居的匪党不是不追究，而百姓才开始屈服跟随贼人。然而如果不是道台的平庸，只听信翟惟本的话，那祸患也不能最终形成。大概自从会党兴起，他们刚进入平阳，翟惟本一切不以为危，翟惟本重赏他们希望他们离去，而贼人开始知道官员可以玩弄了。其后冯阿三被抓获，匪党更加恐惧，翟惟本为他们掩饰，又假借团练的名义，道台也不再过问，而贼人开始知道道台也可以欺骗了。至于焚烧林洋陈氏，则明显与团练为难，认为守令必定发怒，他们的恐惧尤其严重。瑞安、平阳两县知县不敢亲自前往查看，府里派员往返与贼人饮酒议和，而贼人更加知道官员不肯用兵了。其后陈氏自己招募台州船只攻打钱仓，贼党造谣说官兵将要到来，纷纷献钱求免。官员如果真用军队跟随，那形势还可以驱散。至于福建勇军的援助，被官员阻止；而雷渔塘被焚烧，官员又置之不问，而贼人才真正知道官兵不能一战而反计了。在他们开始时，正直的士人有地方之忧的，不是不苦口婆心地进言，以至于痛哭流涕，而一时官府暗中与几个会党勾结，不是衰老昏庸，就是少年巧滑。昏庸的人害怕事端，巧滑的人揣摩昏庸人的意指而促成它。而郡邑一两个奸人乐于为贼人效力的，暗中勾结官员的左右，虚疑恐吓，使百姓的情意不能通达于官员，而官员的情意无不全部输送给贼人。于是郡城首先遭受灾祸，平阳于是被他们占据，福鼎接着被攻破，瑞安被围困。如果不是乌合之众没有志向的徒众饱掠后迅速离去，那么括州的贼军可以顺流而下了。如果不是张家珍的团练横梗在贼军中，那么泰顺不可守，而福建的东境危险了。如果不是瑞安百姓誓死固守，那么瑞城被攻破而郡城将闻风而解体了。如果不是福建军队水陆来援，让这贼军再拖延两个月

译等到粤贼到来，那么温州的事情就不可收拾了。唉！洪秀全的祸乱，前后十年，践踏了半壁江山。这是广西一两个隐瞒贼情的大官酿成的。然而会匪仅仅在温州一隅作乱，难道不是所谓的大幸吗？温州的百姓，不是不可治理的百姓，秀才是小聪明，而乡野之人是大愚昧罢了，难道真的喜欢犯上作乱吗？会匪刚兴起时，周荣、赵起等人不过七八个人罢了，他们势力壮大后，潘英、蔡华等也不过几十个人罢了。如果不是这些昏庸狡诈的官员，只要得到像傅斯怿那样的人，在萌芽时就将其遏制，不杀一个人也可以。即使稍加壮大再谋划对付，杀十余人也就可以了。却深加隐瞒、固守庇护，颠倒错乱，以至于攻破郡城，突入闽岭，用兵半年，杀死几万人，才勉强无事，而夷伤残破一府之地，元气因此大伤。那么难道只是良民之死是被官员陷害，即使会匪党徒与其死于交战、死于被捕获诛杀，难道不是官员实际上误了他们吗？唉！欺骗百姓的罪过，官员大概比乱民重十倍了。我希望督抚大官怜悯温州偏僻遥远，为此慎重选择循良官吏，而治理我们郡县的官员，永远以此为戒，清心寡欲，约束属吏而亲近百姓。不要恣意妄为以求自我痛快，使善良之气不能伸张；不要姑息偷安，使桀骜狡诈之徒有所倚仗。严格辨别邪正，谨慎把握治乱的契机。温州即使百年无事也可以，难道不是我们百姓的福气吗！

译先前关于前往山东剿匪的奏疏，同治四年五月。

曾国藩

我私下恭敬地奉承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上谕：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兼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着令立即前往山东一带督率军队剿灭贼寇；两江总督一职由李鸿章暂时代理，江苏巡抚一职由刘郇膏暂时护理。钦此。又接到军机大臣字寄的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初一日多次上谕，命令我赶快赴援，保卫京畿疆域等意旨。我部署好一切，打算在月内起程，先赴徐州，把徐州作为大本营，派遣一名良将驻守济宁。我也应当亲自前往济宁一带察看形势。只是僧格林沁作为督师的重臣，突然牺牲，震惊了远近的人心，助长了逆贼的凶焰。朝廷责成我讨伐贼寇极为急切且迅速，就连山东的官民也盼望我迅速北上。我反复犹豫，有几项万难迅速办到的原因，请向皇上详细陈述。我从江宁起程，不能不酌情带领几营楚勇以资护卫。查我部现有的勇丁，除了刘连捷等新调往江西、易开俊等分防皖南皖北的以外，金陵未撤的士兵仅存十六营，人人都想回家。三月间因御史朱镇参奏，上谕命令裁撤，当时就向各营宣布，命令将秦淮河淤土挑挖完毕后，一律撤遣。这次听说有山东之行，各营纷纷请求回家，不愿北征，劝谕了三天才定下裁撤十二营、北征仅四营的决议。又新招募两营，共三千人作为跟随我左右的亲兵。此外只有刘松山在宁国的军队，距离较近，现在已经飞檄调往，等候刘松山前来。如果他的部下不愿北征，我也不再勉强，应当酌情带领楚军将弁，另外招募徐州勇丁，仿照我处的营制来约束他们，保留楚军的规模，开创徐州兖州的风气。李鸿章所部的淮勇已经稍微习惯北方了，然而还专门吃稻米，不习惯吃麦子。如果徐州兖州之间能另外派出劲旅，那么北路几省到处都适宜。我鉴于金口兵勇的祸患，不敢强迫楚勇远征，现在只有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归我调遣。淮勇虽然号称劲旅，人数尚少，不够分拨，不得已采取这种迂缓的策略，增添招募徐州方面的士兵，大约需要三四个月才能训练成军，这是不能迅速的原因一。捻匪多年掳掠，凭借马匹极多，这次蒙古马队溃散，恐怕也被贼寇所得。现在听说贼马多达万余匹，在平原上驰骋，其锋芒很锐利。我处过去也有二千多匹，交给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其余都拨交给曾国荃、鲍超两处。几个月以来，隶属于曾国荃、李榕部下的，已经全部遣散；隶属于鲍超部下的，就是上杭饥噪的军队，尚未安抚就绪。刘铭传一军增添招募马队，刚刚李鸿章在三月间奏请出关买马，我也打算在徐州增添训练马队，派员前往古北口一带采买战马一千匹。大约计算往返路程，最快也需要三个月，加上训练，非再得两个月断难成事。如果竟然不辅以马队，而强迫步兵抵挡骑兵贼寇，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将不战自败。这是不能迅速的原因二。遏制贼寇北窜，只有黄河天险最为可恃。防守黄河的策略，自然是目前第一要义。我上次奏折内就打算由河南、山东巡抚另外制造舢板战船。现在事机尤其紧急，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都需要迅速造船，分列在河岸以壮大声势。根据吴棠所奏，江南的船与黄河水性不合，与我前奏相符。所有斟酌船式、采办木料招募水勇，应当由该三省督抚悉心筹划，因地制宜。只有炮位这一项，北方省份较少，金陵存留尚多。我打算拨出炮三百尊，分给三省，派船解运到济宁州，由该三省派船前来迎接。黄河水军办成，京畿地区可以永远没有捻匪的祸患。这件事虽然缓慢，但利益很大，然而没有四五个月的功夫难以完成。这是不能迅速的原因三。至于刘铭传一军，不适宜立即进入直隶，适宜在黄河以南剿贼。

我在上次奏折内已经陈述清楚在案，现在奉到接连寄来的上谕严催刘铭传渡河，直接前往刘长佑军营。如果确实对事情有帮助，自然应当设法北渡。只是目前濮州、范县、菏泽、郓城等地，黄河南岸一片贼氛，如果不逐节扫荡，怎么能冲过北岸？如果一定要避开贼锋，绕路行走，那么上游必须绕到河南兰仪等地，下游必须绕到山东历城、长清等地，不绕行五六百里不能直接渡河北上。况且该军现在在南岸，还可以遇到贼寇就打击，如果贼寇没有北渡而该军先到北岸，反而把劲旅置于无用之地，似乎对军情地势都不适宜。我昨天接到刘铭传来信，批示令他在鱼台、滕县附近运河之处驻扎，打算粮运稍有把握，再令进驻济宁，正在筹划间。接到五月初三日寄谕命令刘铭传由金乡、嘉祥一带黄河南岸向西侧包围剿杀。又接到国瑞来信，也希望刘铭传在黄河南岸协助剿杀，与我暂时不北渡的说法相合。以理势推测，黄河夏秋盛涨，刘长佑亲自统领

译文军防守堵截黄河以北，那伙逆贼应当难以飞渡。不仅是刘铭传目前不宜渡过黄河，即便将来局势稍定，也不宜让驻守黄河的军队兼顾河北地区。查河北仅有直隶一省，近年捻匪祸患尚少；河南则涉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近年捻匪祸患尚多。据臣的愚见，直隶应当另外筹划防御的军队，只让他们分守河岸；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应当另外筹划防守剿杀的军队，不让他们驰援河北。楚勇向来惯例每天只行军四十里，黄河船只稀少，万人渡河动辄超过十天。如果命令他们时而北渡，时而南渡，我军则疲于奔命，贼寇则已远离，实在不是好策略。这是因为行军不能迅速，于是不能兼顾直隶，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僧格林沁忠勇绝伦，妇孺皆知，华夏夷狄传诵。他统领军队追击贼寇，每天行军七八十里，或者一百多里不等。然而步兵赶不上骑兵，劣马赶不上良马，势必参差不齐。听说僧格林沁在三月间驰至汶上，步兵七天后才到达兖州，骑兵也有晚到两天的。行军太快，不能自带米粮，埋锅造饭，只能行文给州县令其供应饭食。在战火困苦之余，州县力量难以供给数千人的食物，又或许仓促得到消息，家丁逃匿，或者两县交界彼此推诿，将士争先落后，饥饱不均，有连续几天吃不到一顿饭的，他们的队伍难以整齐，在于此；行军神速，也在于此。臣处行军的惯例，每天扎营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縣索取米粮供应，效法古法，每天行军仅四十里，少则二三十里。李鸿章的淮勇也仿效楚军的办法，他们步步稳妥在于此，行军迟钝也在于此。僧格林沁剿办这伙贼寇，一年来，周历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五。如果别人接手办理，这伙贼寇断不能兼顾五省，不仅不能到达湖北，即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也不能处处兼顾。如果以徐州为老营，那么山东只能办理兖、沂、曹、济四郡，而济南、东昌、泰安、临清以北力量就达不到。河南只能办理陈、归二郡，而开封、许昌、南阳、汝宁以西力量就达不到。江苏只能办理淮、徐、海三郡，安徽只能办理庐、凤、颍、泗四郡，其余属地都力量达不到。这四省十二府州，纵横千里，自古是四战之地，历年捻匪出没最熟悉的区域。如果将此责成督办的大臣，而将其余属地责成四省巡抚，那么防区各有专属，各种事务逐渐有了归宿。这伙贼寇已成流寇，飘忽无常，应当各自训练有固定驻地的军队，才足以制服没有固定据点的贼寇。这是因为行军不能迅速，于是不能顾及各省，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如今贤帅新丧，大寇正盛，山东盼望救援，急如星火，而臣的策略却要在半年以后。北路最重的，莫过于京城附近，而臣的策略直隶却须另外筹划防兵。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话，恐怕不免于舆论纷起，接连上奏责备。然而臣思考多日，不专力于捻匪最熟悉的十二府州，不足以平息流寇的祸患，理应直言进献浅陋之见，供圣主采择。

译奉旨覆陈疏 同治四年 曾国藩

我私下臣下于七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现在发逆、捻匪聚集在河南境内，该省兵力不足以剿办，着曾国藩、乔松年迅速命令张得胜、史念祖等军队奔赴河南，会合李世玉等将领，将赖汶洸等股匪剿除干净；并着曾国藩增派官兵，并命令副都统托伦布、富森保等骑兵星夜奔赴吴昌寿军营听候调遣。那春寿及乌尔图纳逊两起骑兵，也着曾国藩、乔松年迅速命令赴河南协助剿匪，不要稍有迟缓。皖北是否还有占据的匪徒？官军现在剿办的情况如何？以及如何布置？一切情形即着迅速驰报奏闻。此后安徽、湖北防剿事宜，官文等人应当随时具奏，不得仍像以前那样迟缓，致使朝廷长久深切盼望。曾国藩并着遵奉前旨，酌情考量情况，选择要害前进驻扎，以便就近调度等因，钦此。

查雉河集解围以后，发逆、捻匪向西逃窜，分为两路：其中向北路的是张总愚、任柱等首领，由柘城、太康、扶沟、洧县径直向西，现听说将至汝州、洛阳，尚无确切消息；其中向南路的是赖汶洸、李尤等首领，由太和逃窜至沈邱，蹂躏陈州、周家口一帶。臣在半月以前已发檄调遣直隶提督刘铭传全军奔赴周家口。后来接到陈州知府告急的禀报，又调遣乌尔图那逊等骑兵一同救援陈州。积水淹没道路，行走极其艰难。然而屈指计算，这两支军队近日应当已抵达陈州，与贼军接战了。北窜汝州、洛阳的一股，臣的军队万难追及；南窜陈州的一股，有刘铭传等两军应当足以制服他们。万一兵力尚嫌单薄，再派周盛波、托伦布两军前去援助。周盛波的步兵，臣批示命令进驻亳州，以便就近救援陈州；托伦布的骑兵前来谒见时，臣已当面嘱咐他整顿一切，预备赴河南了。这是臣酌情派遣马步各队援助剿灭河南匪患的情况。

谕旨又命令富森保前赴吴昌寿军营。查富森宝的骑兵，就是色尔固善所管的一起。富森保现在萧县，因为大水阻隔，患病未愈，不能来营中与臣一见。色尔固善曾来临淮，臣接见数次，据他说骑兵奔驰太久，又在曹南新近受挫，人马俱疲，枪械不齐，马匹多有缺失，必须大加整顿，才可以剿贼。臣嘱咐他就在徐州认真整顿，不独色尔固善这一起如此。又有达尔济一起，是奏明由山东拨归臣处的。现据阎敬铭咨文称，达尔济在兖州患病，察哈尔官兵生病的几乎占了一半。派讷穆锦带领吉林官兵及马勇先到徐州，现在也是人困马疲，急需整理。又有帕克巴札普一起，是新由察哈尔调来的，官兵不熟战事，马匹病死的尤其多。这几支军队，如果不大加整顿，断难驱使他们迎战敌人。臣本想急忙赴徐州，检阅简拔一切，无奈一个多月以来，淮河盛涨，沿河民居及臣的营垒都泡在水中。筑堤抵御，时常担忧溃决，百物缺乏。临淮屯扎重兵，应当储备的军粮器械，应当修建的米仓药库，都未就绪。大小道路，处处水淹。应当等到晴天久长、水退之后，起程赴徐州。这是骑兵必须整理，而臣尚未到达徐州的情况。

谕旨又令臣酌情前进，选择要害驻扎，以便就近调度。臣虽然至愚，难道不想步步追逼，急图殄灭的方法吗？只是臣仔细观察贼情，已成流寇的行径。如果贼军流动而官兵也跟着流动，那么节节尾追，步步落后。假使此时追至汝州、洛阳，等待贼军向南趋向光州、黄州，又折返追至光州、黄州；或者贼军向东趋向徐州、兖州，又折返追至徐州、兖州。虽然终年奔波，终究对贼军没有大的损害。臣的愚见，常想坚持最初的提议，在捻匪必经之路驻扎重兵：如刘铭传驻守周家口，贼军若回窜扶沟、鄢陵，就自周家口迎头击之；张树声等驻守徐州，贼军若回窜永城、萧县、砀山，就自徐州迎头击之；推而广之，贼军窜扰蒙城、宿州、亳州，则刘松山等自临淮迎头击之贼军窜扰曹县、单县，则潘鼎新自济宁迎头击之。将尾追的局势变为拦头的军队，以有定所的军队制服无定所的寇贼，或许渐渐有所归宿。皇上如果认为臣的提议可以采纳，那么在臣驻兵四处之外，请旨敕令湖北、河南督抚，在河南的巩县、洛阳、南阳、邓州，湖北的随州、枣阳、黄州、麻城各驻劲兵一支，与诸将坚定约定，重在拦头迎剿，不重在贼军退却后的尾追，似乎也是制胜的策略。近来人多说捻匪并无大志，早晚可以平定。微臣独自担忧捻匪或许成为流寇，祸患方长。这贼有非常像流寇的一端，有不甚像流寇的一端。凡是流寇之所以日益聚集、日益众多，并非良民都乐于跟随贼军。只是因为贼军骑兵轻捷迅速，劫掠居民，使得百姓无法耕种收获。百里废耕，那么百里之民就跟随贼军偷生；千里废耕，那么千里之民就跟随贼军偷生。现在凤阳、颍州、徐州、泗州、归德、陈州等郡，几乎千里废耕，而官兵又骚扰

译局势异常混乱，几乎到了贼兵过境如篦梳般搜刮、官兵过境如清洗般劫掠的惨状。百姓对官兵怀有仇视之心，对贼匪反而存有宽恕之词，即便跟随贼匪也毫无愧色。这很像流寇的迹象，是证明局势危险的因素。凡是流寇都像没有源头的水，随波逐流；而此贼尚且眷恋蒙城、亳州的老巢，周边各县田地荒芜、房屋毁坏，而蒙城、亳州仍有安居乐业的景象，这又不很像流寇，是证明局势稍有好转的因素。臣已经在四处部署重兵，以遏制其流动，又打算查办民圩，以清除其根源。首先查办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地的民圩，区分良莠，大力惩治。其余有捻军活动的州县，依次查办。近日发布了一道告示，抄录稿本呈上供皇上阅览。臣驻扎的地方，仍应以徐州为大本营，以临淮、济宁、周家口为前线营地，这样对于清查民圩、督促将领两方面都有益处。

译通筹滇黔大局疏 同治四年

曾国藩

我私下查考，云南在天下最为偏远，贵州在天下最为贫瘠，值此局势糜烂之余，实在有鞭长莫及之势。然而圣上继承大统，即使在新疆万里之外，尚且每一寸土地都必争，每一个百姓都必救。滇黔尚属内地，怎能不努力谋求长远规划，恢复旧有基业？自古行军之道不一，但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负责之人。所以谋划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划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道理本来如此，古今不易。我愚见认为，谋划云南当以四川为根本，即把筹饷的责任交给四川总督；谋划贵州当以湖南为根本，即把筹饷的责任交给湖南巡抚。四川南部多与云南相邻，湖南北部多与贵州相邻，进剿也就是自卫，形势上有不得已之处，道义上也不能推辞。只是既然命令他们专谋一方，就不能兼顾其他省份。试以湖南为例，近年向西征剿贵州，向东防御江西，本省兵力为数不少，又有东征一局以巨额款项接济安徽、江苏，此外还有滇捐局、黔捐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地筹饷愈多，则本省收入愈少，断不能大有作为。上年恽世临派周洪印、戈鉴等人进剿贵州，接连攻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座城池，贵州百姓已有复苏的希望。当时若能乘势进取，向北征剿镇远，向南攻打都匀，即可与贵阳各城互通声气，劳崇光等人也不至于被困守到如此地步。因为湖南饷银无几，恽世临不敢招募勇丁增添营伍，大举深入，致使辜负了贵州百姓的期望。如今皇上慨然深谋远虑，思虑将贵州百姓从水火中救出，命令臣与李鸿章妥善筹划。新任巡抚李瀚章原本在臣军营六年之久，又是李鸿章的亲哥哥，金陵回湘的将领，苏军得力的官员，多与李瀚章相知相信。如果让他选将练兵，专办贵州事务，必可次第奏效。只是东征局裁撤之后，只能酌情增加本省的厘金，以接济平定贵州的饷银，不能长久供给甘肃，更不能分济云南。谋划专一则情意专注，饷银分散则力量薄弱，这是谋划贵州的一种说法。再就四川而论，近年肃清本省，协济外省，也已竭尽赋税，民力久空。成都距离云南近三十里，万山丛杂，兵多则粮食运输极难，兵少则回匪难以制服。即使竭尽四川之力以图云南，尚恐无济于事。又川北的保宁、龙安须用重兵防御甘肃的贼寇，川南的酉阳、泸州须用重兵防御贵州的贼寇。其势不能专事云南境内，而尽弃其他地方。然而云南孤悬，南方微弱，只有四川距离稍近，昭通、东川二府，康熙以前原本隶属四川，雍正年间才隶属云南。皇上不忍将云南百姓弃于教化之外，除了四川别无下手之处。倘若让四川总督兼任督办云南军务的头衔，或者干脆赴叙州驻扎半年，调度一切，每月专门解送云南饷银四五万两。巡抚林鸿年进驻昭通、东川，庶几有恃无恐。而那些文武兵勇跟随入滇的人，去除他们有去无回的恐惧，才可以鼓舞他们立功杀贼的决心。数月之后，如果能在昭东站稳脚跟，修明政事，云南百姓感激天子不弃偏远之地，相信巡抚足以作为保障，相继来归，共同谋划剿灭回匪的方法。然后开铜厂以兴鼓铸，造战船以利于转运，或许可以挽回全局，这又是谋划云南的一种说法。我也知道湖南、四川两省物力有限，然而若非湖南节节进剿，则防守贵州者将因援军耗尽而最终陷落；若非四川月月馈运，则进驻昭通者将因粮绝而仍然撤退。此后愈难着手了。张亮基想在苏、皖征兵，林鸿年想从长沙分饷，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难以预期。倘若蒙皇上采纳臣言，将贵州事务责成湖南巡抚，将云南事务责成四川总督，那么甘肃的饷银应责成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供应，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诿。

进驻泾州筹办军务疏，同治八年六月

左宗棠

我私下认为，甘肃的祸患，在于回匪，在于土匪，而皆由陕西回民构祸而起。回民入居中国，由来已久。传说骊戎，就是陕西的回民；陆浑之戎，就是河南的回民；山戎，就是直隶的回民；徐戎，就是江南的回民。商朝说氐、羌在域外，周朝兼有戎、索在域中，然而都臣服。他们未能改变其风俗，他们杂处诸夏，原本本是齐民。他们的经典则专习天方，别为一类。虽然新教老教有自相残杀之时，东密西密有互相猜忌之隙，然而到了与汉民争斗，则攘臂纷起，彼此联结，一气视为公仇。他们的声息潜通，迅如邮传。就像陕西回民肇祸之初，云南回族即预谋逆乱。有称普洱阿洪者，尚在贼中，被视作戎首。各省遇有调拨本地回民，必先知会消息，使陕西回民预先防备。至于甘肃回民久相勾结，即使已经就抚的灵州、金积堡回人马朝清，即马化癃；清水县长家川回族李德，或以马匹器械粮食显与交易，族其扰陕；或以军官声势浩

译局势重大，劝诱他们暂时接受安抚，观察时机再行动，都以同教一家暗中相互亲附。外表虽然装作恭顺，与王民无异；内心却暗中肆意猖獗，仍然滋生异族之心。至于西宁的马朵三，借口接受安抚，挟持官吏，而西宁的汉、回兵民各自暗中归附他的掌控，名义上是官府安抚回民，实际上是回民控制官府，这与云南回民包藏祸心，如出一辙。他们的党羽交结坚固如此，阴谋诡计也如此。如果一概加以剿办，不仅杀不胜杀，也担心未变种的民众，反而不安分，从而妨碍大局。如果广泛展示包容，随缘招纳，那么贼心不死，转眼之间军队撤走匪患又起，实在在意料之中。甘肃办理的安抚局，就是前车之鉴。陕西回民败逃窜入甘肃之后，散布在黑城，干预望、同心各回堡地区，与金积堡相近，有递交文书请求安抚的，有投附河洲回民巢穴的，有从中卫渡河东窜，旋即又败退回来的，互相猜疑，不再像以前那样团结坚固。甘肃回民害怕官军进剿，势将波及自己，有预先自陈为良善回民的，有因陕西回民侵掠而闭门拒绝接纳的。马化龙也代为陕西回民请求安抚，臣仍用前年分别剿抚的谕旨指示他们，生死祸福听其自择，想要申明神武不杀的恩德，与怙恶必诛的威严，以期达到长远的效果。刘松山的一支军队由清涧指定，开往花马池，臣命令他先筹备三个月的军粮，节节递运，然后前进。到达花马池后，稍作停顿，观察马化龙的安抚局面及陕西回民离合的踪迹，再决定进退。金顺、张曜的军队，则已向磴口进发了。道员魏光焘进驻安化县板桥及庆阳府城，提督刘瑞冕分屯合水县，总兵张福齐进驻宁州以西，提督丁贤发进驻正宁，周兰亭驻守萧金镇，互相联络，就近屯垦，以利于秦陇关键之地，安抚灾民而充裕军粮。臣驻军泾州瓦云驿，地处庆阳、汧陇之间，足以资以控制策应。檄令宁正、黄鼎两军渐进平凉、固原，以剿灭北路散居的逆回，与南路的军队遥相呼应。储备粮草，勤于屯垦，禁止扰民累民，戒除妄杀，仍遵谕旨只分良匪，不分汉回，作为长远的规制。对贼寇的根本竭尽心力谋划，不敢玩忽寇敌以误军机，也不敢求速而忘记长远的计策。自从回民动乱兴起，官军不能制服贼寇，民间堡寨有被回逆攻破，无家可回，流落成为匪徒的，有因官军诛求无厌，无处控诉，激愤成为匪徒的，如已安抚的黄福祥、扈彰等，见请求安抚的静宁州张贵，即刚八、镇原的孙百万等，指不胜屈。官军因为急于安抚回民，遇到成股的土匪，每每用翎顶优厚待遇以示笼络，从而安定反侧之人。这类人则纠集党羽，妄立营名，自刻木印，私造旗帜，居然以统领营官自命，向民间征粮，藉机大肆剽掠，无业之民趋之若鹜。似兵非兵，似勇非勇，似匪非非，似团非团，混乱不堪，徒为民害。现在听说臣的军队渡过陇山，有前往各军投奔的，有请助战的，臣打算挑选其中桀骜狡黠的人，约束以营制，其余的人勒令归农，给予赈粮籽种，收缴他们的马匹器械，令各自安生业，不要互相侵暴，否则诛杀他们，这是治理逆回、治理土匪的大略。至于甘肃兵事败坏，是由于饷银太缺，而军营太多，不挑选将领而广泛招募勇丁，将领又势力相倾，各不相让，任意进退，没有谁能统领他们的勇丁，往往有一营仅止二三百名，仍领取五百名的粮饷，每营兵每日派粮八百斤，而以一半折取粮价，士兵勇丁敷衍日常饮食，尚且不足，将领的办公薪水则务必谋取盈余，所以勇丁数额日益逃亡，而将领鲜有乞退者，也有虽是一营而人数多至一倍、两倍的。如范铭所带的勇丁十二营，而人数实多至一万数千，那么一人充勇，一家随之坐食，与客军的虚额相反，而虚糜则相同。所以不能战而亦不能守。臣与穆图善未曾谋面，而以所闻所见来说，似乎爱克厥威在所不免。诸将不仅不知感激，反而轻慢他。穆图善不仅不加裁抑，反而纵容他。陇事所以难于整理。臣虽然深受恩命，谬领戎行，但在未接督篆以前，事权不一。臣对于诸将，如果命令有不行的，即使对于穆图善，也是爱莫能助。在干州时，曾恭敬抄录谕旨，咨会穆图善，行抵泾州，接受督篆，尚未接准穆图善的咨覆，所有兵事、饷事，一切自然不便轻率置议，谨一并据实声明。

译分道进剿，布置联络情形疏。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

左宗棠

臣谨奏：军事行动有一定的规模，有自然的次序，其先后缓急的节制，必须审察贼寇形势与军队情况来应对。臣自进驻泾州以来，仔细考察甘肃全局，北起花马池向南，稍偏西是灵州，再向南稍偏东是环县，又向东南是庆阳、宁州、正宁，折向西南是泾州、灵台，再向西包围陕西汧阳、陇州北境，越过山向西是清水，再向西是秦州，清水以南是两当与徽县、成县，向东连接陕西境内，向南毗邻四川境内，这样甘肃自北向南的道路就到此结束了。用地理学家计算飞鸟直线距离的方法计算，不过一千三百多里；用行人实际行走的距离计算，则将近两千多里。这是甘肃自北向南的地势。由花马池向西，稍偏北是宁夏，再向北是平罗；由宁夏向西南是中卫，再向西是古浪，古浪西北是凉州，凉州北是镇番，西北是永昌、山丹，再西北是甘州、高台、肃州，再向西偏南就是嘉峪关了。这是甘肃的北路。由庆阳向西是镇原、固原州；由泾州向西是崇信，西北是平凉府，再向西是隆德、静宁州，再向西是会宁、安定，再向西北到达兰州，兰州西北是碾伯县、西宁府。这是甘肃的中路。由秦州向西是伏羌县，西北是巩昌府，再西北是渭源，再西北是狄道州，二百三十里到达兰州。秦州以南是徽县、成县，以东是清水，东南是两当，西南是西和、礼县，再向南是阶州，巩昌西南是岷州、洮州及各土司地区。这是甘肃的南路。就目前的贼寇形势而言，陕西、甘肃的叛乱回民聚集在宁夏所属的平罗州、中卫一带，其向东窜扰金积堡的贼寇，经过张曜的打击，沙金、托海、磴口的围困迅速解除，阿拉善定远营的重围也被打破，穷追至广宗寺，又进军贺兰山，距离宁夏不远。宋庆又击退了鄂尔多斯及五胜札萨等旗的贼寇。据张曜报告，金顺等马步各营，又已行进靠近磴口，似乎边外逐渐可以肃清。刘松山全军七月十二日已从清涧疾驰抵达镇靖堡，将粮草运输的后路节节布置，携带十二天的粮食向花马池前进，估计此时已抵达花马池，进剿宁夏、灵州一带的贼寇。北路兵力已经雄厚，似乎边内也逐渐可以肃清。南路秦州一带，河州窜出的回民自被李辉武、吴士迈两军击败后，六月十九日又被甘肃军记名提督梅开泰打击，在伏羌县北六十里的马家岘，擒杀了不少贼寇，其余贼寇全部逃回巢穴。兰州的运输道路逐渐疏通，穆图善先前拖欠的军饷都已全部提取。昨天接到布政使崇保的信函，每月官商搭伙往来的骡马，或五六百匹，或七八百匹，局势很有转机。河州占据的逆贼近来没有大股出窜。穆图善所派的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传先宗、总统喻正祥、姚天印、彭忠国的二十四营，臣命令他们分别驻守徽县、榆树坝、高桥、李子园、娘娘庙、皂角铺，以保护完好地区，打通军饷运输道路，使吴士迈、李耀南、汤聘珍得以随时往来游击剿杀，以加速军事进展。似乎南路也逐渐有肃清的指望。其中路平凉府、固原以北陕西回民的零散小户，多有到军营请求招抚的，臣命令各地方官员指定荒芜之地，随时安置。马朝清后续，陕西回民有急于请求招抚的，有依然顽固不化的，臣仍以分别剿抚的意思告示他们。一方面调道员魏光焘进驻庆阳，提督马端冕进驻合水，以防备环县窜出的贼寇；总兵张福齐进驻董志原的萧金镇，分驻屯子镇、西镇；总兵丁贤发由正宁进驻镇原的驿马关，以遏制宁夏、灵州横溢的贼寇。一方面调陕西提督雷正绾由平凉进驻固原的古城川，提督周兰亭由萧金镇进驻华亭，以扼守南北要冲。只有中路平凉一府，古称雄镇。自回逆作乱以来，府城三次失陷，官军连年未能剿办，守令多寄居在村堡，无力制服土匪，甚至借土匪来巩固自己，假借义旅的名义，任其蚕食村堡，欺软怕硬，不辨良匪。有盐仓厅百姓张贵，即刚八，因愤恨其兄刚五被枉杀之事，纠集党羽，胁迫良民，窃据静宁州、庄浪县丞辖境威戎镇、水洛堡等堡，攻破静宁、庄浪两属民堡五十多处。其党羽侯得应，攻破会宁、通渭县的黄家各堡十七处，又攻破会宁县东北乡的民堡四处，泰安县民堡被攻破的数量不知有多少。聚众达二十八营，仿照官军营制，旗帜器械，居然整齐，与镇原匪首孙百万遥相呼应勾结，拷掠之惨，甚于逆回，成为平凉、秦州的一大祸患。臣先前因驿马关有贼骑突至，檄令黄鼎派队剿杀。路过镇原县时，出其不意擒获孙百万，解送军营。代理镇原知县廖溥明，也抓获其弟孙百智，解送审讯。臣亲自提审孙百万、孙百智，查明攻破寨堡百余处，杀人无数，当即斩首，传首犯事之地。

译正公开展示众人，以伸张国法而大快人心。张贵听闻此事，与其党羽谋划叛变，局势更加紧迫。臣此前钦奉寄谕，都察院奏称工部员外郎王梦熊派遣家人，以贼围紧急等言辞，赴该衙门呈诉。左宗棠率领军队进入陇地，着即查明该处如有贼匪窜扰，立即派兵剿灭清洗，以安定地方。原呈抄给阅看，钦此。臣钦奉之后，详细考察张贵的罪状，还有王梦熊所未提及之处。此贼若不铲除，各属百姓难以忍受毒害，况且所扰乱的静庄、会宁等地，本是兰州通往中原的大道，秦安又是兰州东南的要道，都不允许稍有梗阻。此地处于甘肃南北之中，宁夏、灵州的回民与河州、狄道的回民往来勾结，若不经过静庄就经由秦安，将欲南北分驰，扫除残余逆贼，而土匪从中作梗，粮饷道路令人担忧。若等待驻军防剿，只会分散兵力。臣现调黄鼎率领所部八成队伍，由崆峒、化平川，直捣庄浪所辖威戎镇的贼巢；调臣营务处前衢州镇总兵官简敬临，由灵台出崇信，经过马颊口，以捣毁水洛城的贼巢；调驻秦州的员外郎衔中书吴士迈、道员李曜南、汤聘珍等，拨其所部。进军秦安、清水会剿，防止贼人南窜，并搜剿占据秦安神峪河的另一股回逆。若能迅速成事，则兰州东西一律肃清，省城仅需防备河州的贼人，无须重兵。那黄鼎仍回军平进固原，会同雷正琏进剿宁灵一带回逆；秦州的军队进剿河州、狄道的逆回，而甘肃大局可望恢复振兴。这是微臣进入陇地规划调度，由东而西的大略。穆图善此前催促臣进入泾州接印，奉有谕旨。昨日又钦奉谕旨，命令臣进入秦州接印。对比批准穆图善的函咨，又已具折请示圣旨。私下认为臣由关内进入陇地，必由中路，本是既定之局。以形势而言，北可联络宁灵、庆阳、固原，南可联络巩昌、秦州，东可屏蔽秦川，西可直达皋兰。以兵事而言，北路刘松山在定边、花马池的军队，距泾州虽仅数百里，然而兵燹之后，邮传不通，文书往来必须从延安绕递，已非二十天不能到达。臣接到刘松山的信件，又须斟酌调度通知北路、中路诸军，辗转迂回，已担心贻误军机。若再移驻秦州，则山谷阻隔，往返更多一千余里，尤其觉得声息难通。当剿抚兼施之时，随宜因应，事变不可预知。

译我驻扎在位置适中的地方，还可以就近估量形势，随机应变。如果移驻秦州，偏向南路，不但北路阻隔，即使中路也调动不灵，这似乎对大局关系不小。况且陇中连年军事失误，是因为置平凉、庆阳、泾州一道不顾，专门依靠秦安一条粮饷通道作为苟且安身的计策，导致匪徒和回民纵横肆虐，百姓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难道不是有人说粮饷短缺、时局艰难，应该暂缓平定匪徒而急于安抚回民吗？又难道不是有人说应该先巩固根本，打通运输通道，暂时支撑危局吗？而其效果已经可以预见了。如果我会合泾州进军，秦州的局势有什么不同呢？那些议论我的人，必定会说我只知道穆图善，而不知道国家大事；只知道兰州，而不知道陕西、甘肃。我即使有百张嘴，又怎能推卸罪责？这就是我反复筹划思考，不知如何处置的原因。而且从地理远近来说，从泾州到兰州一千零二十里，从泾州绕道秦州到兰州一千一百六十里，本来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而从贼势来说，秦州没有贼寇，静宁、庄浪有贼寇，我不能避劳就逸。如果北路战事顺利，我应当由泾州大道进军平凉，以奔赴兰州。纵然兰州有紧急情况，我传令南路秦州各营作为迎击剿灭的军队，传令中路平凉各营作为横击的军队，似乎也容易有把握。至于总督印信交接早晚的适宜，完全听从穆图善斟酌上奏。总之，甘肃的军务，我决不敢居功，如果有失误，也决不敢以未接任总督印信为由推诿给穆图善，一并声明。

复李制军书

刘蓉

最近接到京口您的来信，欣喜地得知您身体安康。您的旌节将莅临省会，分别几年，渴慕一见。但我像麋鹿一样，久安山林，不想远涉尘世闹市，仰慕至极，只能怅然思念罢了。您询问的几个方面，确实关乎利弊，道义上难以沉默。根据最近所见所闻，逐件分条回复，以供采纳。湖南的会匪，其源头发于四川，根基最深，蔓延最广。大概是青莲教的余孽，所谓红钱会，其头目叫帽顶，总头目叫大帽顶，最大的叫坐堂老帽。设有管事人员，各自列出名目，多得无法记载。加入他们的人，给予牌符，辗转煽动引诱。能招聚百人的为百人头领，招聚千人的为千人头领，招聚万人的为万人头领。各自设立某山某堂的字号，以作区别，比如龙虎山忠义堂之类，自分支派，互不混淆。听说现在甚至在天下妄分五旗籍贯：两湖江西的为白旗籍，两粤两浙的为黑旗籍，皖吴河南的为蓝旗籍，云南陕甘的为红旗籍，唯独四川的为黄旗，尊崇其教派所源自的地方。听说只有直隶山西两省没有，山东兖沂曹济一带，也已经有了传染的。湖南行军日久，传衍尤其多。其头目有的充当散勇，而营官百长的资格反而在他们之下。白天在营官百长面前拜跪拱立，等到他们教派中有事，就由这些散勇传集其党羽在山壑间，夜晚登上高座，从而跪拜他们。营官百长反而给予杖责就杖责，给予惩罚就惩罚，没有敢喧哗的。近年各军遣散撤编，他们更加在乡间传播其教，称为造台放飘。各处的凶暴恶少，游荡无业的百姓，往往投入其中。而团规稍松的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甚至富家巨室，也被胁迫以跟随其教。因为官府未曾禁革，势成孤立，不得不作为暂时保全身家的计策。近年数次暗中发作，幸好其首领多在黔营，乡团突然聚集，所以刚起事就消灭了。然而所诛杀的终究不多，毫发无损。因此乡村时常有纵火焚屋的案件，毫无顾忌。当事者如果侥幸目前无事，就互相漠然置之。属吏形成风气，更加心怀观望，有的甚至粉饰言辞上报，说民间自己失火罢了。乡团有时绑缚匪徒头目送官，反而用好言安慰他，说我知你本是良民，以后不要再这样了。释放并纵容他，不肖者又借此讹诈勒索。保结的费用，而所谓的纪纲法度，茫然不存在。无赖不得志的人，更加得以纵意横行，纠集徒党，以与乡团结怨。湖南必然动乱，不出三五年之间，不用智者就知道。现在幸蒙星轺屈尊莅临，询问刍荛之见，或许天心暗中保佑我们楚地，不想让我们一同归于浩劫，那么转危为安的枢机，固然是湖湘士民额手同庆的。我私下认为想要为消患于未萌之计，不如推行王阳明十家牌法，令各州县乡村百姓，挨户联名，互相保结。如果有入会为匪的人，各家不肯联保，就交给团族查明，分别轻重处治。情罪重的，立即正法；轻的暂时听任亲族保结。如果敢包庇徇私，日后发觉，九家连坐。至于联名保结之后，仍然令互相稽查，如果有一家重新入会，准许首告免罪，不立即治以徇庇连坐之法。每县选派几位廉明公正的绅士，会同地方官督率查办。每到年终，责令州县出具境内并无会匪的切结，归入考成，以杜绝事后推诿、日久怠慢的弊端。而州县也取具各乡绅士的切结，以相统系而专责成。只要大府励精图治，实力督率，严加……

译劝善惩恶，计划不过两三年，这些人的根株就可以彻底断绝，吏治也应当会有改观。有人会说这类人非常多，恐怕会激化矛盾从而引发变乱。却不知道变乱发生得快则祸患小，变乱发生得晚则祸患大，这是古代已经发生过的史实。如果听从庸人荒谬的言论，袖手旁观任由混乱成熟，从而酿成大祸，这不是忠诚体国的大臣所应该做出的。阁下见识深远，超越时人，在关乎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希望您仔细审察并紧急谋划。

译关于设法严厉缉拿哥老会匪徒的片

沈葆桢

臣奉到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的谕旨：李瀚章奏称，匪徒设立会名，全在于大吏督饬地方官设法严厉缉拿，不必另行制定章程，命令臣体察情况，悉心妥善商议等因，钦此。臣查究刘坤一所谓“收编”的说法，意在将祸患消弭于无形，但不仅巨额费用难以筹措，而且恐怕内外匪徒暗中勾结，内部奸细成为外部匪徒的保护符，流弊更加不可估量。李瀚章认为应当设法严厉缉拿，这自然是正确的言论。只是哥老会、安清道友由来已久，如果一概诛杀则杀之不尽，只能惩治首恶，解散胁从。而各地查访到的头目，说法各不相同。如果凭空下令缉拿，正恐怕恩怨相寻，传闻不实，首犯漏网，波及无辜。如果畏难苟安，那么小虺不摧毁，长大成蛇又该怎么办？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根株，前鉴不远。臣反复考虑多次，私下认为前督臣曾国藩所说的“不问其会不会，只问其匪不匪”这两句话，可谓要言不烦。这些人不能空腹跟随，其势必会走向盗窃，盗窃得到他们想要的，然后像野兽在旷野中奔跑，实在有很多徒众。如果有犯罪必定惩罚，那么他们没有生计，怎么能够聚集而不分散？这是用兵者切断粮道，不攻击就自行溃败的方法。只是缉捕是地方的专责，而近日地方官反而把缉捕当作畏途。就以江苏省的情况而论，伏莽以江北为最多，而地方官的缺额也以江北为最苦。有极力节俭尚不免亏累的人，一旦发生盗案，捕役有费用，眼线有费用，大的案件非捕役眼线所能为力，也会营有费用，雇勇有费用，案件破不破未可知，牧令的力量已经竭尽了。幸而破案，上司拘泥于文法，必定令招解去省，或数百里，或一千余里，犯人到省必定翻供，翻供必定发还舟车之费不赀，牧令更加无计可施了。所以开始讳盗，继而纵盗，相习成风。讳盜者以为权宜，纵盗者以为阴德。自有署事一年期满之例，官署如同传舍，他们以五日京兆自待，人也以五日京兆待之，谁愿意以缉捕自累，且兼以为后任累呢？盗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会匪的根蒂不可动摇了。臣愚以为应当慎重选择牧令而久任之，不要拘泥于调剂之习，使人心无所定向。州县离省稍远的，遇有案件定供后，饬督抚批本管道府复讯。相符即予就地正法，使人必知警戒。牧令不致重亏，营弁长于缉拿的，重赏之，优擢之。庶几乎吏治振兴，而盗风收敛。盗风收敛，而会匪自然消亡了。

卷七十一 经武部二 武试

上各宪请武场添试火器刀矛笺，己未守福宁

徐鼒

私下认为，国家乡试武生，院府县试武童首场用马步射，次场用弓刀石不更试以火枪杂技者，挽强命中之材，束之志正体直之事，原于讲舞之中，示不黩武之意，法良意美好，何可更张？顾揆之近日情况，似宜变通以济急务也。夫弓箭利属金行，而枪用兼火力为害烈而奏功亦殊。前史述战功言神臂弩克敌，弓连珠箭近日军营奏报凡我将士之杀贼及不幸死于贼者则枪十居其七刀矛二三至弓矢几无闻焉。黑龙江三姓吉林之兵皆关东劲旅黑龙江习弓箭吉林三姓习火枪今关东兵之在江南北者吉林三姓屡有功黑龙江则无闻焉。盖铁骑劲弩驰骋注射利于旷野不利于险阻其势然也。我闽省无处无山无山不峻数里之地向背已殊数步之中高下不及贼之乘我者每伏处岩谷突出相搏而我之拒贼者亦利于居高临下势同压卵此则骑马不能行弯弓不相及也。愚以为利用火器较他省为更切也。顾当此经费短缺之时添制火器增募枪手月费数万金势必不能。窃谓因利乘便有益无损莫若就武场试士之法少变通焉其便有三敢为大人陈之：福宁五属除乡试武生不计外武童几及千人漳泉各属倍之计通省不下万余人宜可以备爪牙一遇有事转欲募别项之人者彼之所能非今之所重也生童之分优于兵勇而兵勇之技切于生童故无事与考试之典临事反成冗费之才今若于马步射外试以火枪旁及刀矛中用者与选不中用者不与选则彼急功近名之心父以督之子师以传之弟一二年后可得数万精炼火器之人彼武事本素业非强以不愿也衣食本自给非待以豢养也籍贯本可稽非外来奸细可冒充也有增置枪手之益而无其弊便一也且增置枪手必增制火枪无论需费不资自来官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