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八　理财部十三　仓储

译卷六十八 理财部十三 仓储

积贮议

储大文

议论积贮的人，自管仲、贾谊以来，论述非常繁多。但其中没有比李悝的平粜法更好的了。大饥荒时就发放大丰收年所征收的粮食，中等饥荒时就发放中等丰收年所征收的粮食，使国家充足，百姓富足。后世都无法改变这一做法。汉代耿寿昌的常平仓，粮价低时就提高价格收购，粮价高时就降低价格出售，这也是秉承李悝的遗意。而隋代长孙平的义仓，每年丰收时，命令百姓拿出一石谷麦，储存在社司，不由郡县管辖。议论的人认为，比起唐代的义仓，这对百姓更为有利。所以宋代朱熹的社仓，请求官府拨给六百石米，后来竟然积累到三千石，于是又把官米归还给官府。凡是领取支用的，都免除利息米，只收取三升损耗米，而崇安一个乡于是就没有了饥荒的祸患。这难道仅仅是社司出纳的计算吗？凡是国家大计都可以贯通这个道理。自从汉代赵充国请求中丞收购百万石米，广泛储存在金城。耿寿昌虽然没能实行，但后世都采用他的策略，作为供给军饷的筹划。宋代张方平说，汴梁地势平坦广阔，凭借兵力立国，积贮尤其紧急。当时的宰相执政大臣说这不是寻常的奏议可比，甚至在殿上严肃面容诵读。所以自唐代以来，重臣计臣筹划军国大事，凡是和籴、博籴、俵籴、結籴、均籴、括籴、折�6等法令，名称不一，其规例也日益繁杂。而唐代河西每年征收米二十六万石，那么瓜州、沙州统辖于此。陇右每年征收米四十万石，那么鄯州、迭州统辖于此。韩重华在振武、天德经营屯田，每年通过贸易屯田军粮二十万石来供养军队，那么丰州、胜州统辖于此。这些或许是营籴、屯籴应当议论的。唐代太原、集津等仓，设置在沿河。元代亦集乃在甘肃北部，尚且还设置屯田。曲尤在瓜州、肃州之间，尚且还设置粮仓。明代初期沿会通河，临清、德州都设置粮仓。这些或许是粮仓设置应当议论的。宋代李沆设置六路发运使，命令荆湖南北路、江西路将运往上供的米运到白沙，换船装载盐回去。既然米船到白沙可以载盐，那么盐船到荆湖、江西也可以载米，而沿江各纲船都以此为准。这些或许是转运应当议论的。如今国家制定用度符契，《礼记》中的委积符合《周礼》，天下的积贮已经非常充足了，又派遣清望官收取各省的米来供给储蓄，那么平籴、和籴的制度又何必用繁多的言辞？或许也可以说，让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就可以了。

积贮

黄六鸿

夏商周三代以后谈论积贮，没有比平粜、常平、社义等仓法更好的了。然而刚开始实行有效，时间久了就弊病败坏的原因，〇创始的人用实心实行良法，所以法兴而利益广博；继任的人用良法来满足私心，所以法敝而祸害滋生。如汉代耿寿昌的常平仓，开始非常有利于百姓，后来刘般因为侵刻百姓、豪强借机作奸犯科，小民得不到公平而废止。隋代长孙平的义仓，在社设立，就委托社司检校，官吏不得操纵储备，委积小民均沾利益。后来因为储存在民间，多有损失，又议论在州郡设置粮仓，一遇灾荒赈济发放，受惠者都是靠近城郭、有力气能自己到达的人，而偏远乡村孤苦无告的人，得不到一升一合的救济。唐太宗下诏设置义仓，命令每亩税二升作为歉收年的赈贷，又设置常平仓以防备凶荒。后来高宗时稍微借用来供给其他费用，到神龙年间几乎耗尽。宋代屡次设置惠民、常平以防备凶荒，后来因为军粮不足，于是分常平数百万缗资助三司来供给军费。熙宁年间王安石于是创立三司条例司，废除天下常平本钱，改为青苗钱，于是百姓没有凶年的救济，却有丰年的困穷。由此看来，难道是法的弊病吗？是得不到合适的人的缘故。然而自古至今，又怎么能一定等到有了合适的人然后才议论法呢？如今朝廷备荒的政策，命令直省建立常平，命令捐谷可以得到太学明经的补录，最近又允许计臣的请求，听任民间按亩出粟作为积贮，其为灾民考虑，可以说详细且切中了。然而备贮的粟，春天就减价出售，秋天就增价籴买还仓，不就是耿寿昌常平的制度吗？然而如今的捐纳，一半顺从上司亲友的情面，一半没入官役朋比的侵吞，而粮仓中的储备空虚无几，恐怕一旦败露，就假借潮湿腐烂的借口，而提出出陈易新的请求，来掩饰其欺骗。等到不幸离任亏空的弊病，水落石出，那些数以万计、数以千计的见之于参奏的，比比皆是，朝廷救济穷民的器具，竟然饱了奸贪溪壑的吞食，比起昔日刘般指责耿寿昌常平的流弊，又不只是侵刻百姓、豪强作奸而已了。如今的常平等谷，都在城邑设置粮仓，吏胥掌管其出纳，其意图是因为储存在民间多有损失，不如靠近官长便于稽查，而委托主守以专责成，也就是隋代社仓改在州郡的意思。然而旱涝偶尔遭遇，饥荒盼望赈济，四远孤穷既不能为了一升一匏匍匐而来百里，元侯又不能为了挽负乡村而去，那么赈济只在城而不在乡。这又不同于隋代改置州郡，受惠者都是近郭而远僻不得一龠一合，合同出一辙吗？鸿认为想要仓贮有备，在于官得其人；想要侵刻无闻，在于制得其法；想要远近

译恩泽均等惠及，关键在于常平仓与社仓同时设立。我请求详细阐述这一点，可以吗？常平仓储备之所以空虚，是因为主管官吏缺乏核查，而上级官员拖欠的款项无法弥补。缺乏核查，官吏就容易作奸犯科；无法弥补，漏洞就会日益显现，想要充实储备就难了。主管官员如果真能选拔小心谨慎、敬畏法律的小吏作为典守，使他们的收支有据可查，多寡有数，并严厉确立惩罚制度。等到粮食出入交易的时候，官员不要私自挪用，使粮食离开仓库而银两必须归入国库，也不允许先赊后补，导致粮食到手而价款却无着落。像这样，官员和小吏既没有染指贪污舞弊，不至于欺骗蒙混，那么常平仓的储备还会担心不充足吗？至于百姓遭受侵吞克扣，是因为粮食的卖出和买入未能惠及穷苦百姓。在粮食交易的时候，小民得不到一升一斗的实惠，等到减价卖出、加价买入时，又仅有其名，反而通过增加损耗来增减数量，这就是百姓受害而无利的原因。主管官员如果真能在春天减价卖出，秋天加价买入，斟酌数量并公平分配，不让强权豪富独占，那么穷苦百姓就能普遍得到恩惠，还会有侵吞克扣的祸患吗？社仓虽然委托给社正、社副管理，但一切买卖及费用的数目，每一丝一粒都必须登记在簿册上向官府汇报。官员不仅依据簿册核查，还必须亲自到仓库清点核实。单人骑马、减少随从，丝毫不打扰百姓，那么当地的人就会把仓库里的粮食看作是自己的财产。乐善好施的人就会劝勉捐献，都认为是为自己父兄子弟所储藏。即使是管理仓库的人，也甘愿辛劳，不忍心侵吞掠夺，认为这是同乡人的脂膏性命。像这样，四乡偏远地区还有不能均等享受实惠的吗？将常平仓和社仓合并考虑，按照惯例缴纳的粮食应当储存在常平仓，在城郭建立仓库；按照田亩缴纳的粮食应当储存在社仓，在四乡建立仓库。等到荒年，就近从社仓分发，又根据城乡的不足进行调拨救济。这就是社仓与常平仓同时设立，都是救济百姓的极好策略。主管官员如果真能将两仓的详细情况向上级大吏申报，大吏向朝廷请求，永远作为防备荒年的定制，这确实是保卫国家、巩固根本，万世有利的举措。否则，应当与绅士、富人商量，在各乡按照社仓的模式自立义仓，广泛乐于捐助，也按照前面的方法实施。担心力量不足，不妨由少积多。比如朱熹借贷常平仓米六百担，经过十四年，扣除偿还原借的米外，获得现米三千多担，而在一乡之中，即使遇到灾年，百姓也不缺粮食，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唉！怎么能长久拥有贤能的官员，并且实心实意地推行，使好的法令和美好的意图实行十年，从而有利无害呢！

译关于预备仓放贷谷物的私下议论

刘汶

康熙庚午年，山东巡抚佛伦请求积存粮食以备荒年，每亩征收四合，另外储存在仓库中，朝廷将这一法令推行到各直省。癸酉年，巡抚桑格上奏说仓库粮食已经充足，请求停止征收四合，于是天下的州县都有了积存的粮食，称为预备仓。辛巳年，御史李发甲上疏请求开仓向百姓放贷，春天发放秋天收回，收取二分利息，如同朱熹社仓的法度。当今圣人在位，朝廷充满德高望重的大臣，美好的谋略和正直的言论，岂是浅陋的儒生所能窥测的？然而百姓生计的利弊，也是圣世培养的人才所应当用心研究的。我曾读过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谨依照这种体例，拟作一篇，姑且当作纠正错误、切磋学问的师友罢了。

谨按：朱熹的社仓，其实就是王安石的青苗法。然而青苗法害民，社仓便民，为什么呢？青苗法是用钱向百姓放贷，而收取二分利息的钱；社仓是用谷物向百姓放贷，而收取二分利息的谷物。钱与谷物不同。青苗钱一定在县里放贷，社仓谷物则在乡里放贷。县与乡不同。青苗法的收支，由官吏掌管；社仓的收支，由乡里的士人君子掌管。官吏与乡里的士人君子不同。青苗法意在富国，所以即使年成不歉收，百姓不紧急，也一定强迫他们借贷，收取利息；社仓意在救荒，所以一定是年成歉收、贫民愿意借贷才给他们。强迫借贷与自愿借贷不同。青苗法即使国库充盈，仍然收取利息钱；社仓起初只借官府谷物六百石，到了十四年之后，归还六百石之外，还剩余三千多石，足以备荒，于是就不再收取利息，只是每石加收三升损耗米罢了。收取利息与收取损耗米不同。这就是利害之所以区分的原因吗？近来御史上奏，请求用预备仓的谷物向百姓放贷，春天发放秋天收回，收取二分利息如同朱熹社仓的法度。我私下认为御史所奏的，乃是朱熹初立社仓时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不是十四年以后的长久良法。又且预备仓的制度，与社仓稍有不同。如果真的如御史所请，那些琐碎不便民的地方，说不尽，姑且说其中弊端最大的有五点。社仓的谷物积存在本乡，近的挨着房屋，远的几里路，背负携带很容易。现在的仓谷在县里不在乡里，偏远乡村的贫民没有舟车搬运重物的工具，势必不能爬着走几十上百里去求取升斗的谷物。如果想要把谷物移到四乡的大镇以便民，那么储存没有地方，搬运没有资金。这样能够借到谷物的，不过是城中关外游手好闲的人、无赖之徒罢了。本意是想赈济务农的百姓，最终农民一无所得，这是弊端一。社仓是乡党的私事，可以用乡人赈济；现在则是公家的事，收支之际必然要借助吏胥。发放谷物时，腐烂发霉的糠秕胁迫领取，愚民不敢不接受；收回谷物时，淋尖踢斛，名义上加收二分，实际上加倍，又加四分。其间期限紧迫，公文追呼，公差饮食的费用，出入贿赂的需求，道路往来的花费，旅途住宿守候的劳累，一定不能免除，百姓将更加困苦，这是弊端二。年成的丰歉不固定，那么放贷谷物的多少，每年不等。如果定例每年春天发放秋天收回，年终总核加收二分的收入，那么县令视为定额，不敢缺少，以免妨碍考核政绩。不是按里强行摊派，就是按亩滥征。强行摊派那么不借的人也一定强迫他借；滥征那么没得到谷物的人也一定还谷物。陕西籽粒一案，不肖官吏用这两种方法殃害百姓，向来是我亲眼目睹心中痛恨的，现在又将殃害各直省了。这是弊端三。

社仓的法度，原本是因为借官谷作本钱，势必须要还仓。又且六百石的谷物，不足以作为荒年的储备，所以不得已而收取加二的利息。等到官谷已偿还，积存的谷物已充足，于是就不加收利息，只收取损耗米三升。假使朱熹早得到三千石谷物，一定不加收利息了，岂要等到十四年后呢？现在预备仓的谷物，大县几千石，小县也不下一千石八百石，足以支撑一县的饥荒，可以不收取利息了。如果仍然依照死法，不知变通，穷民既有偿还利息的痛苦，仓库又有谷物满溢的忧虑，编织席子藏谷，费用出自何处？向民间征取，又生事端。而且五年之后，备用的谷物比现在多一倍，谷物多农民少，借的人更加稀少，而有司仍然责成每年加二的定额，其势不得不实行强行摊派，不得不实行滥征。本意是救民，反而害民，这是弊端四。各县仓谷挪移的多，实际储存的少，腐烂生虫的多，完好的少。县令正苦于亏空没有办法弥补，忽然得到这个例子，一定把腐烂生虫的谷物给百姓，或者实际没有仓谷伪造领取状，来欺骗上官。上官或许接受贿赂，暗中庇护他，那么县令更加无所顾忌，公然按里按亩均派还仓。这也是陕西籽粒已经存在的弊端，必定会再次出现在仓谷上，这是弊端五。五种弊端同时兴起，那么就是羡慕社仓的名声，而得到青苗法的实质，非常不是好计策。然而那么现在的计策，应当从哪里着手？回答说：也只实行朱熹十四年以后的社仓罢了。然而还不能完全消除五种弊端，仅仅可以避免其中三种罢了。立法防止弊端，十成中做到七成，已经是良法；那十成中的三成，则等待人而后实行，不是法律所能达到的。所谓三种弊端可以避免的是：一是向百姓放贷谷物，并不收取利息，只收取损耗米，每石三升，如同朱熹的法度，那么弊端就减少十成中的三成了。二

译关于借贷谷物的数量，应根据年成的丰歉来斟酌决定，年终造册详细上报，不预先限定数额，这样弊端又能减少十分之二。第三，应先查清仓库中实际储存的谷物有多少，腐朽变质的有多少，亏空的有多少，据实坦白说明，可免除其以往的罪责，责令其停发升迁和俸禄，陆续补足亏空，准许恢复官职。如果将腐朽的谷物发给百姓，或者伪造领状，私自摊派到田里，立即革职逮捕审问，从重治罪。督抚、司道等官员徇私包庇不立即揭发，或被科道官员纠察弹劾，或被旁人告发，一并治督抚、司道、知府的罪。这样，弊端又能减少十分之二。此法一旦确定，假设有贤能的督抚，能够体察皇上恩惠百姓的本意，任用循规蹈矩、品行良善的官员，各自尽忠。怀着深厚悲悯的诚意，做长久深远的打算。增减的数额，因地制宜。征收和发放有方法，根据人的情况分配事务。不让胥吏中饱私囊，不让游手好闲者漏损。不依仗法律而苛刻急躁，不怠慢政令而延误时机。或许那两种弊端，也能逐渐消除，从而不担忧水旱灾害。上下都能富足，通权达变，关键在于用人。不可以用一成不变的法律去束缚和驱使。谨此议论。

译整顿广积粮储的公文

李光地

查得直隶地区连年丰收，山地和沼泽的农户生活稍有改善。然而，盈虚变化是自然的常理，预备灾荒是王政的首要任务。所以本部院近年来常常劝导各郡治理百姓的官员开导水利。如今半年有余，有的用空话敷衍回复，有的竟然毫无声息。虽然北方土壤水性与江南不同，况且百姓因循守旧、怠惰，难以与他们谋划开端。有的旗人庄园和乡宦抗拒不执行，他们的佃仆又因为田地不是自己的产业，无心从事，所以推行非常艰难。然而，做一天百姓的牧养者，就必须尽一天牧养百姓的心。该府州县应当在处理事务、办理差事的闲暇，轻车简从，巡视田间小路，根据地势制定适宜的措施，顺应民心兴办事业。遵照本部院导沟疏渠、开井三种方法，选择对百姓便利的仔细研究实行，即使遇到旱涝灾害也足以补救，这是为百姓兴办利益的一种方法。近来因为多次被召见对答，仰窥圣意，皇上常常对民间积蓄非常关切，又担心地方官员奉行法令无人得力，推行不善，那么利民的事情反而会增加骚扰。所以应当让牧养百姓的官员讲解试验以引导开端，不可以用部里的公文督责来加重他们的负担。这确实是圣明无所不察，体恤官民的宏大用心。为此仰告该道府立即移文各道府，除了从前存仓的米石仍然严令州县谨慎储存外，各市镇村庄是否可以仿效古人的遗意，在收获之年，或者劝募富家拿出谷物倡导义举，或者详细计算田产按亩少量征收，哪乡产出的就储存在本乡，由本乡的人管理。遇到丰年则有收入无支出，年年增加捐献；平年则平价出售，务必使价格极其低廉，不必谋取利润；秋收时用其价格买入补充歉年，那么发放借贷给有能力偿还的人，秋收时交仓不取利息；无力偿还的免除。如果遇到凶荒饥馑就全部煮粥赈济，等到丰年重新劝募。这样则官府不劳累而百姓不骚扰，多一分积蓄则所在之处获得一分利益，这是为百姓储藏财富的一种方法。但是施行法令之初必须让百姓乐于服从，没有官吏压迫强迫的祸患，这是第一个难点。既施行之后必须得到廉洁善良公平的人来管理此事，这在于地方官员察访真实确切，否则徒然成为蛀虫侵蚀遗留祸害，这是第二个难点。施行法令之后交给百姓则漫无稽查，责成官员则吏员借机骚扰，其弊端致使良民不愿管理而奸恶之徒反而借此牟利，这是第三个难点。有这三个难点，所以良法美意有时会导致滋生弊端，义仓社仓徒有空名而已。该道府将本部院以上所列举的利弊，深思熟虑，仍然会集所属的贤绅耆老，广泛咨询讨论。如果认为可行，就详细讲议，分条详述请求施行。如果有应当题叙的官员绅宦，应当旌奖的富室义民，如何分别鼓励，也一一列举详请。古人有言：“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的治理之法。”该道府不要视为容易，不要畏惧困难，如果能实心推行，必定有绩效可记载。限定从文书到达至秋收之日，各道府务必将积谷的利弊以及所治理地区民心是否乐于服从，人才有无可以托付，以及所管辖州县有无能够奉行的人，该道府认为此事应当举荐还是应当停止的地方，一一具文申覆。在八月内到达本院，不得迟缓获罪。

陈述米价昂贵的缘由奏疏 乾隆十三年

杨锡绂

奉上谕：米谷是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而近年来日益昂贵，穷苦百姓如何能承受？就像四川湖北一向被称为产米之地，而四川巡抚纪山却以商贩云集，米价腾涌上奏；湖北督抚则以江南受灾，依靠楚地粮食接济，以致本省米价昂贵上奏。又如直隶一省，向来依靠八沟的粮食，今年京城附近尚且丰收，而八沟也因为搬运太多而昂贵。商贩流通，贵则征收贱则放开，偶尔暂时高涨，何至于连年递增，有涨无落？如果说囤积户居奇，这确实是弊病根源，然而自地方官力所能及禁止，何至于完全不奉行？如果说人口繁衍，那么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就应当逐渐增加，为何唯独到今天突然大幅增长？如果说水旱偏灾，这也是向来所有的，为何从未听闻如此昂贵？况且也应当歉收时贵而丰收时贱，为何到处都这样？如果说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现在则年年采买民间所出的一半进入仓库，未免妨碍百姓食用。然而在当时分省定额，都经过该督抚分别酌议，自然按照各省情形，况且至今足额者寥寥无几，急需采买，到处都是，借此以备荒赈灾，难以议论停止。假如确实由于此，就应当切实陈述，商酌妥善办理，不应当听其自然而不为之所。朕反复思考，不能深悉其缘故，也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办法。人事不修而民生不富裕，今日政治的缺失何在？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什么？米豆关税已经全部免除，虽然不可因此立刻请求奏效，而对于米价应当不是没有补益，为何价格不日渐减少，反而日益增加？朕自登基以来，日夜勤勉，励精图治，勤求百姓疾苦，民间疾苦没有壅塞不上达，却不能收获斗米三钱的益处，而使百姓都有缺粮的累赘，更加焦劳。各督抚身任封疆重任，对于民生第一要务，必定应当详细熟筹，深究其所以然，如果得到受病的缘由，尤其应当力图补救。然而

译各省总督、巡抚有的不放在心上，有的归咎于邻近地区，有的过分责备商贩，但对于应当如何办理，并没有筹划到。可以传谕各督抚，让他们切实体察，详细探究得失的原因，据实陈述奏报。或者在我所列举的各条之外，另有弊端，都应当确切地告知，务必期望确实有裨益，以充裕百姓的生计。钦此。

仰见圣主勤求民间疾苦的深切用意，臣伏查水旱偏灾与囤积居奇，虽然也足以导致米谷昂贵，但还不是米谷昂贵的根源。臣私下认为，米谷昂贵，是因为买米吃的人多；买米吃的人多，是因为百姓贫困。国家休养生息一百多年了，荒地全部开垦，按理百姓应当日益富裕，反而贫困，这是逐渐积累的趋势造成的。

所谓逐渐积累的趋势有四种：一是人口繁衍，二是风俗日益奢侈，三是田地归并富户，四是仓谷采买。仓谷采买的弊端，皇上所说的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出产的一半进入仓库，难免妨碍百姓食用。这已经洞悉情形，不必再多说。

人口繁衍，圣谕说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就应当逐渐增加，怎么会一时突然增长？以臣看来，其实也是逐渐增加的。臣生长在乡村，世代勤劳耕作，看见康熙年间稻谷上市的时候，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要四五钱，不再有二三钱的价格；现在则必须五六钱，不再有三四钱的价格。

人口多则需要的粮食也多，虽然几十年来荒地未曾不加以开垦，但到现在无可开垦的荒地多了，那么人口繁衍足以导致米谷价格逐渐增加，是必然的趋势。

臣说由于风俗日益奢侈的，国家初年人们经历战乱，备尝艰苦，风尚俭朴，等到安居乐业几十年后，子孙有嘲笑祖父朴陋的了。衣食之类竞相追求华丽，婚丧事务务必美观，开始于大城市，现在连偏远山僻的农民也逐渐习于奢侈，平时借贷成为常态，耕种所得抵债去其大半，剩余又随手花销，刚交冬春就必须买米吃，农民日常饮食也从市场店铺获取，那么价格怎么能不上涨呢？

译臣认为田地归并到富户手中的原因，在于建国之初，土地多于人口，所以地价低廉；太平时期之后，土地足以养活人口，所以地价平稳；太平时间长久之后，人口多于土地，所以地价昂贵。过去每亩值一二两银子的，现在涨到七八两；过去值七八两的，现在涨到二十多两。贫穷之后才卖地，卖了之后没有力量再买回来；富裕之后才买地，买了之后可以不卖。近来田地归并到富户手中的，大约占十分之五六。过去有田的人，现在都成了租种土地的佃户，每年的收入难以维持一年的口粮，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在粮食登场之后，如果不是得到好的价钱就不肯轻易出售，实际上掌握了粮价涨跌的权力。对于同一种物品，一个人购买，价格不会上涨；十个人购买，价格就会一时迅速上涨。十个人出售，价格不能要求很高；一个人独占出售，就可以任意抬高价格。像这样，米谷怎么会不昂贵呢？现在将造成粮价昂贵的四个原因合起来计算，人口繁衍，这是国家长期太平治世的成效，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田地归并到富户手中，如果不实行均田制就不行，然而这种方法在开国之初实行，尚且担心引起纷扰；现在长期太平之时，更难施行。只有风俗奢靡，还属于可以劝诫禁止的范围，现在奉皇帝钦定的礼书颁发命令遵行，应当命令地方官员切实督促率领。但是人情由节俭进入奢侈容易，由奢侈回归节俭困难，这只能慢慢教化引导，也不能立刻收到成效。至于常平仓的储备，借以准备荒年，难以议论停止。圣明的远见，确实是探究根本、抓住要害，然而臣反复思考，虽然不便因为采买导致粮价昂贵而议论停止，但其中还有应当斟酌调剂的地方。储备粮食以足够赈济为止，不必过多。乾隆九年，御史孙灏上奏请求酌定常平仓储备粮食的数额，以平抑市价，经户部议定批准通行各省，虽然都酌定了数额，但当时督抚终究是出于有备无患的意思，重视而未深入，考虑到粮价日益昂贵，采买非常艰难。就以湖南来说，州县的仓库有储备到五六万石的，府的仓库有储备到七八万石的，也未免过多。应当命令各省将定额再详细核实，有多余的，酌情裁减十分之一二。已经买足的，在平价出售时留存银两归入国库；未买足的，就扣除，不必再买。又从前户部议定各省仓粮足额后，后续有捐纳监生所得的粮食，如果遇到赈济动用，不必购买补充。但赈济已有定额储备的粮食，这些额外的捐纳粮食，与其长期储备造成沉重负担，不如逐年出售。湖南现在将额外捐纳的粮食，每年按出售价格解送司库，作为修理城墙的费用。其他省份似乎也可以照此执行。又常平仓每年出售三成，是为了陈粮换新粮的打算。其实丰收年之后，原本不需要依靠平价出售，而仓粮坚实完好，也有可以储存数年的。州县官员因为每年例行出售三成，即使粮食好、年景丰收，也必须出售。请求以后不必限定每年出售三成，遇到年景歉收、粮价昂贵的时候，多出售固然可以；如果年景丰收、粮价平稳的时候，不出售也可以。因为多出售一石，百姓未必多受一石的好处；而少购买一石，民间就受到少卖一石的恩惠了。臣恭读谕旨，询问当今政治的缺失在哪里，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仰见圣德谦逊，治理追求更好，确实是天下百姓的福气。臣反复思考，当今政治的大纲细目，无不全部列举，只是在执行之下，致力不专一，追求名声的多，而注重实效的少。就像定例命令州县官员巡视乡村体察应当兴办和禁止的各事，将执行的有效无效，造册详细报告督抚核实，三年一次奏闻。这固然是责求实效的意思，但查所列应当兴办的各项政务，都是容易铺张假冒的事情，其中有实际事迹可依据而难以粉饰的，没有比地方水利更合适的了。但因为泛泛追求的事情多，所以水利也致力不专一，没有奏效。臣私下认为，目前养民的政务，尤其应当专心讲求的，没有比水利一事更合适的，似乎应当酌定劝诫惩罚的方法，使各人认真料理，避免空谈。因为近日荒地虽然已经全部开垦，但水利尚未全部兴办。风雨晴旱偶尔失调，是常有的事，如果水利的蓄积排泄有所凭借，自然除非异常的水旱灾害，怎么会坐视无收？现在江湖河港的水利，那些在交通要道的，固然已经逐一整顿，但山乡偏僻之地，导致陂塘堰坝长期湮废的不少。又有一乡一隅，水源相隔遥远，塘井不足，虽然可以疏浚引水，但土地有主，倡导率领的人没有，于是多有因循守旧的，也不胜枚举。大抵民间百亩田地，有一二亩陂塘，就可以救急，而愚民不明长远打算，宁愿争夺这一二亩每年收获的粮食，不知道偶尔遇到少雨，连百亩田地都抛弃了。如果亲近百姓的官员为他们指示开导，应当没有不恍然大悟的。臣请求下达直省责成道、府等官员，督率州县专心致力于水利，务必实心讲求。查考地方志书，访问绅士老人，凡是下乡的便利时机，就留意考察，何处旧迹应当恢复，何处新工程应当兴办，当面与该地士绅百姓熟筹详议，或者劝他们协力，或者替他们设法，或者酌情捐献微薄俸禄以作倡导，或者酌情申请公款以作资助。如果有诚意感动百姓，谁不踊跃从事？风气所树立，即使身体没有亲历的地方，一切水利，民间也必定自己兴办恢复，那么土地全部肥沃，产出的粮食可以比过去加倍，而蓄积排泄有所准备，

译灾荒不能造成祸患，对于米谷昂贵的问题或许能有些许裨益。这些新修复、新修建的陂塘堰坝，都有实际痕迹可以勘查。如果道、府官员勘查确实，果真对百姓的田地有益，就详细奏请题报咨文，酌情给予议叙奖励。那些平日漫不经心，以致旱涝成为灾害的，也令道、府官员在勘查灾情时，查访到有未兴修水利，而州县官员明知却不予治理的，就详细揭发处理。这样似乎能使州县官员专心致力于讲求水利，在应当兴办的各项政务中格外用心料理，未必不是补救米价昂贵的一种途径。米价昂贵，如今已成了逐渐积累的趋势，想要让它一下子恢复到低价，实在不容易。据臣所见，不过是在采买米粮的过程中斟酌调剂，并请求专心致力于水利，以期粮食产量增多，是否妥当？恭请圣明裁决选择。

译关于推广常平仓法的奏疏 湖广通志

郑昱

我私下认为，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百姓安定则国运昌盛，粮食充足则民生安乐，这是古今不变的定理。臣在兵部任职期间，看到户部批复直隶巡抚郭世隆的奏疏中说：应当如该巡抚所请，各州县储存的米粮要谨慎收贮，以备赈济；其余的米粮按平价出售，秋收时按数买入归还仓库，并将买卖过的银两、米粮价值数目造具清册上报户部查核等语。臣请求采纳并推广这一做法。我私下想到，直隶以外，各省都报告有积谷的数量，都开列有捐输的条例，储存米粮没有哪个县是没有的，只是没有接到户部公文，不敢擅自动用罢了。查各省去年丰收的地方固然很多，但发生饥荒的地方也有，如河南、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其中有奏报发放赈济的，有请停止漕粮的，这说明眼下青黄不接的状况，与直隶是一样的。至于湖广、江西，虽然号称米粮之乡，但每到五六月，谷价不贵，而百姓多缺粮，丰年尚且如此，何况收成微薄呢？这说明眼下青黄不接的状况，也与直隶是一样的。其他如福建、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等省，虽然丰歉不齐，总之在五六月间，新稻在田，旧粮已尽，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又与直隶有相同之处。积存粮食原本是为了百姓，粮食积存却对百姓没有救济，那粮食还有什么用呢？恳请皇上迅速命令户部商议，凡各省积存捐输的米粮，命令各巡抚酌情考虑州县的大小，详细查核存积的多寡，应当留若干米粮以备饥荒，其余剩余的都在每年五六月按市价减价出售，所卖的银两仍在本年九十月买入新谷归还仓库，稍有盈余存为修仓之用。夏天旧粮必然昂贵，秋天新粮必然便宜，粮贵则酌情减价出售以利于民，粮贱则酌情增价买入以利于农，丰年则拿出所存的银两买谷以补充仓库，而常使其有余；灾年则发出原存的粮食赈济以救荒，而不使其不足。再将买卖价值、动用银米数目造册上报户部查核。买谷则核实实在，赈济则予以核销，百姓得以互通缓急，粮食不至于腐烂变质。这样常平仓的良法美意，在直隶实行有效，在各省实行没有不有效的，即使有水旱灾害，上天也不能使之成灾，这确实是万世之计。所谓商议变通以济实用，充足民食以安定民生，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

关于积谷的议覆奏疏 雍正五年

云贵总督鄂尔泰

臣认为：积谷这一条，据称瑞州府所属的高安、上高、新昌三县，地方狭小，百姓少有积蓄，请求在三县常平仓之外，在近水的乡村各设社仓，从库内支取银三千两买谷储存，等到明年夏初，按时价每石减五分出售以救济百姓。所卖的谷价，除归还原项外，计算得到盈余若干，该县造册上报府，并由布政司转报巡抚咨呈户部存案。其盈余的银两，等到秋收时添买谷石，年年如此。这样不出几年，仓库就有盈余的粮食，国库没有损失银两。倘若实行果然有益，那么凡是产粮的地方都可以通行，不仅限于瑞州一府等语。臣查此法在江西等地实行，那里米粮出产最广，水路四通八达，客商很多，库中原有盈余的银两，农民原有盈余的粮食，贵卖贱买，上下互相救济，用意本善，事情可行。但奉行不善，对地方没有益处。如果通行其他省份，更有势不能行的情况。臣愚以为，想要实行此事，在于得其人，在于得其地，在于斟酌其时。请恭敬陈述：大凡州县官都是百姓的父母，用现银买米，谁不乐意服从？然而官员不亲自购买，必然假手于吏胥，发放银两时，层层克扣；收取米粮时，事事勒索。因此民间的米卖给民间的常常得到常价，卖给官府的十之八九只能得到八九成。等到夏初出售，官府减价五分，吏胥不敢不减，而加重秤砣、减轻斗量，百姓实在不敢不依从。虽然大张告示，严厉晓谕，百姓也唯有甘自隐忍，敢于控告吏胥的，百无一二。本官自己认为减价卖谷，平斗便民，殊不知百姓受累已经很多，甚至串通客商，全部卖给外省，本地米价从此更加昂贵，累民更甚。这是实行在于得其人。各地产粮多少不同，水陆远近也不同，如果限定定额，各支库银数千两采买如常，无论如云南、贵州两省，每州县岁额多不及千百两，民间也没有多余的粮食，难以照此实行。即使就江西一省而言，恐怕也难以一概而论。臣前任江苏，深知此弊，只可权宜救济，不可定为常例。这是实行在于因其地。至于时有丰歉，没有年年丰收，现在在夏初之间，将所买的谷减价卖出，据数上报户部，秋成买补。假设一年不熟，即使价格比以前增加，也没有谷可买，而仓储亏空，恐怕受到参劾处罚，自必报荒请求宽限，到明年买补。户部商议不允，则官员实在受累；户部商议若允，则弊端不可开启。即使半收半歉之年，谷不能贱，而官员必欲买补，甚至勒令出售，而吏胥又四处搜刮，如同缉捕。民间有谷，不敢不卖

译（百姓）处境窘迫，几乎无法维持生计。这项政令的实施，在于斟酌时机、选对人、因地制宜。斟酌好时机，或许能有些益处；否则，即便保留“七成粜出、三成留存”的成例，虽然法令良善、用意美好，却可能被用来蒙混上司，因循苟且，名义上是粜卖官米、购买官米，实际上却成为不肖官吏掩饰亏空、填补所谓“民欠”资金的借口。这种弊端各省都存在，云贵地区尤其严重。臣任职一年，已了解详细情况。若想全面纠举参劾，那么一经革职，十个里面没有一个能还清亏空的。臣以钱粮为重，又不敢不稍加顾虑，因此严厉开导告诫，表面上装作不知，暗中嘱咐司道等官员限期清还。除了调任顺宁府的韩锺已在臣之前的奏折中提及外，目前能还清米款的有十分之六七，用银子抵充米款、仍需购买补足的有十分之八九，都限定在闰三月内完成抵充。臣看这些人积习深重，终究难以振奋振作，打算在限期届满时一并参劾，请求圣旨一概解除他们的职务，勒令限期补足。限期内全部还清的，酌情恢复官职；超过期限仍未还清的，革职治罪，这样或许对事情有所裨益，也不会损害法度。只是云南路途遥远，官员赴任，动不动就需要半年，临时委派代理，也难以找到多人。恳请圣恩从记名的贤良官员中，预先任命十几名府、厅、州、县官员前往，让臣根据空缺委派代理，分别奏请补授，这样既没有空缺的官职，自然也就不会荒废政务了。

译常平仓谷章程疏 嘉庆七年

御史杨昭谨

我私下认为，常平仓的粮食，各省定额储存的多则数百万石，少也有八九十万石；州县定额储存的多则数万数千石，少也有数千数百石。这些粮食用来以备平价出售，用来支出借给农民，用来供应军队粮饷，用来充裕灾荒赈济，关系非常重大。然而必须实实在在地储存在仓库里，只有盈余没有短缺，才对民生和国家大计都有益处。臣我仔细斟酌商议，分条陈述恭敬地呈请圣上审阅。

一、仓粮平价出售有亏缺，应当暂缓平价出售。查考常平仓如果常年出售粮食，定例一概以储存七成、出售三成为比例，各地干燥潮湿情况不同，则有储存六成出售四成、储存一半出售一半、储存三成出售七成以及不限定额随时出售的情况。原本是因为定额储存充盈，担心米谷存放年久腐烂生虫，所以国家酌情出售陈粮换取新粮，并且使市场价格平抑降低，商贩不能囤积居奇多要高价。只是平价出售已有亏缺，尚未购买补足，如果定额又将仓库里的粮食接连再行出售，不但亏缺繁多，一时难以购买补足，而且恐怕挪移新粮掩盖旧亏，私自将出售所得价款侵吞挪用，久而久之仓库全部空掉，一升一斗也不剩。无论常年没有粮食可以平价出售，即使遇到水旱局部灾害，也没有粮食可供动用。臣请求对于平价出售有亏缺的仓库，必须限期在一两年内购买补足定额，不得在未补足之前随意请求平价出售。

二、仓粮出借有亏缺，应当暂缓出借。查考常平仓粮定例，允许农民领取借用作口粮、种子粮，按照耕种早晚定期借给，先借麦后借谷，先借陈粮后借新粮。原本是因为定额储存充盈，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借给农民，使耕种有所凭借，不用担心手头拮据。只是出借已有亏缺，尚未催收全部还清，又将储存的粮食接连再行借出，不但陈年欠款积压，前后难以一并征收，而且恐怕旧欠当作新借，日久无从催逼，势必仓库全部空虚，一升一斗也不剩。无论常年没有粮食可供出借，即使遇到水旱局部灾害必须借给，也没有粮食可以支取散发。臣请求对于出借有亏缺的仓库，必须限期在一两年内催征补足定额，不得在未补足之前随意请求出借。

三、仓粮平价出售，应当酌情规定年限。查考常平仓粮常年出售，丰收之年每石按照市价减银五分，歉收之年减银一钱，这是不论丰年歉年都准许平价出售。定例原本是为了平抑降低市价，而米谷也借此出售陈粮换取新粮。然而如果年年出售，则必然年年采购，官吏胥吏侵吞渔利，既可以习以为常成为获利渊薮，民间摊派，实在也难以避免追逼呼号。臣请求此后除了因灾荒随时平价出售，不拘定例外，其常年平价出售，因为各地干燥潮湿不同，酌情规定出售例限，或者三四年一次，或者五六年一次，以节省滋扰。再查则例内记载，常平仓粮折耗，奉天省米超过五年，谷超过十年；陕西省粮食超过五年准许申报气头廒底；直隶、江西等省三年以上准许申报气头底；江苏、安徽等省三年以内准许申报气头廒底，三年之后不准再申报。这是平价出售年限宽泛地酌情规定，自然对储存仓库的米谷没有妨碍。

四、仓粮出借，应当酌情规定章程。查考常平仓粮，每年青黄不接之时，酌情出借；又或许夏秋水旱成灾，酌情出借。定例查明，借户果真是努力耕作的家庭，取得确实保人，按标准斗量给。只是官吏胥吏里长互相勾结串通，往往从中隐瞒混淆，名义上冒借一时，人数繁多，稽查难以周全。只凭保甲按名借给，等到年底依据账册征收，多半有名无实，无法催缴还仓。于是将没有粮食的人说成是无业穷民，无力还清；甚至声称逃亡死亡，无人可追，详细请求豁免。等到督抚援引定例题请豁免，准许动用款项购买补足；又或许因为年成歉收价格高昂，不立即购买补足，积弊没有尽头。臣请求此后出借之时，将呈报借户都按照征收粮赋红册查核确实是有粮农民，才准许酌情借给。不但实惠在民，一粒一粟，官吏胥吏里长无法从中饱私囊；而且凡出借的粮食全部归还，有一升一合，都可以依照例限催缴完还仓，永远没有亏缺。

五、仓粮赈济，应当酌情规定章程。查考常平仓粮，如果遇到地方水旱局部灾害，将储存仓库的粮食开放赈济，使受灾百姓人人不失其所。只是极贫、次贫户口多少没有定数，百里、十里屯驻远近各不相同，往往官吏胥吏里长从中隐瞒混淆，不但瞻徇私情颠倒黑白，而且恐怕巧设计谋侵吞渔利，虚报人口，冒领钱米。散发既然时不我待，体察也势难周全。请求此后办理常平赈务，凡是灾民，都按每年报部户口底册逐一稽查，再将粮册核对，都是无业、无粮穷民与零星小户，才认真散发。官吏胥吏里长无处施展伎俩，而常平的米谷都可以实惠编户百姓。

六、仓粮采购，应当酌情规定章程。查考常平仓粮，或许因为平价出售缺额急需购买补足，或许因为灾荒赈济缺额急需购买补足，或许因为供应军队粮米缺额急需购买补足，定例都是支领应动银两，按照时价采购。事情本因公事民情，无不乐意缴纳，只是官吏胥吏里长从中舞弊，任意开报，殷实粮食多的人家或许隐瞒混淆漏报，粮食少的人家或许压制勒索摊派，甚至私自加倍折算谷价，

译代替浮收来凑足数目。臣请求此后在采买时，查照征收粮食的红册，将所有粮额少的家庭以及零星小户全部免除，只按照粮额多、人口多的家庭，将应买的谷数分别均摊，当面支付价款，地方官稽查较为容易，吏胥里长无法肆意进行奸诈贪婪的行为，所有采买的谷石自然能依期限全部完成，没有亏缺。至于本地出产的谷物不多，按规定前往邻近州县采买的，也先详细上报总督巡抚，在通知前往购买的地方时，就一并函告邻近州县，查照该地的粮册注明户口，以便支付价款购买运输。

译以上六项都依照定例，用心斟酌商议，务必使仓库粮食达到足额，对百姓生活有益。再查直省常平仓之外，安徽省凤阳、颍州二府所属地区建设了裕备仓，储存粮食二十万石，用于凤阳、泗州二地的赈济和减价出售；四川省靠近水运枢纽的各州县储备谷物三十万石，接济邻近地区；贵州省威宁州储备谷物一万石，以备当地紧急需要，均请求照此办理。又广西省的社仓，本省浔州、庆远、镇安、思恩四府的社仓，按旧例都照常平仓的谷物，由桂平、宜山、天保、武缘四县负责管理收支，也请求照此办理。这样做是否妥当，恳请皇上英明鉴察并指示。

请复仓谷借粜疏 河南通志

田文镜

我查考仓库储存关系重大，自然应当用心研究，从长远考虑，不可固执己见，认为可以剔除弊端、清除奸邪，从而永远遵行。〇积蓄储备原本是为了备荒赈济，而掌管者贵在权衡利弊。臣愚以为，设立仓谷，偶尔因水灾旱灾，就应当开仓赈济，这是根据人口多少来发放食物，而不让百姓归还仓库的。如果收成稍差，百姓口粮尚不至于艰难，或者到了次年春麦未熟之际、青黄不接之时，就应当按例出借，到秋收后，每石加收二分半利息归还仓库，以接济百姓口粮。至于年成丰收，家家户户庆贺富足安宁，可以不依赖仓谷了。但到了旧谷将尽、新谷未收之时，谷价难免略微上涨，贫民难以购买粮食，这时又应当减价出售，以平抑市价。这样周转，不但米谷流通，小民不至于缺粮，而且朝廷仓粮也能借此陈粮换新粮，避免发霉腐烂，这确实是一举两得。臣任职五年以来，无时无刻不将仓库储存和百姓口粮放在心上，常将各属所有的积谷，或委派官员盘查，或趁新旧官员交接时，都让他们分别统计积谷存放时间的长短，每种各取一石，碾验米粒成色。那么新入仓的，每谷一石得米六斗五六升；次一等的，得米六斗有余；再次的，得米五斗有余。谷物越陈旧，米粒越细碎，往往只剩半粒，而且陈米煮饭不能膨胀，一升只得到半升饭，又吃了容易饥饿，一人常需吃两人的量，这是臣亲自试验无误，询问老农也不错的。由此看来，仓谷不宜长期储存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因为地方官执行不力，就想停止借出和出售的惯例，使谷物常存在仓库里，即使几十年谷物仍然在仓库里，这确实是荒谬的言论。地方官不能没有贤愚勤惰的区别，胥吏等人不能免除中饱私囊、侵吞渔利的弊端，贤能而勤勉的自能剔除厘正而除去弊端，愚笨而懒惰的就应当纠劾更换。至于胥吏舞弊作奸，又应当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这是督抚的责任，司道府州的事务。现在不责成各上司严格查察，却只守着这几十年不变的陈谷，以杜绝弊端，这就像行船的人厌恶风涛险恶而收起帆，驾车的人害怕翻车危险而扔掉车辖，有这样的道理吗？臣查河南全省仓粮都经过换谷储存，只有雍正三年常平仓奏册内尚存米豆三千多石，自应一并换谷，以免蒸霉，而春借秋还、存七粜三，仍请求按旧例遵行。

筹办积贮情形疏 乾隆十年

陕西巡抚陈宏谋

我私下认为，积蓄储备的方法，不外乎常平仓和社仓两种。常平仓储存在城中，其出入由官府主持；社仓分散储存在乡村，其出入由社正、社副主持。总在于散放和收敛及时，管理合乎法度，然后才能源源不断地借出归还，百姓获得接济的好处，官府没有霉变的担忧。不可为了官府省事，不顾百姓是否便利。陕西省常平仓谷，每年存七成出三成，需要借粮的多，需要卖粮的少。向来办理未免拘泥，看似慎重，实则多有掣肘。如州县在二三月间才开始详文申请借粮，由府到司再到院，等到批复下发到县，已在暮春初夏，民间不能等待，早已向富户借贷，出借的粮食逐渐减少，存仓的粟米逐渐增多。年复一年，发红腐朽令人担忧。而且州县既然已经接到公文，势必命令百姓借领，其中有的按里发放谷物，有不愿借而强行借的，毫无区别；有不应当借而借的。借出既然不能没有弊端，征收就难以全部完成，以致历年多有积欠。州县因为旧欠未清，不敢轻易再议借出，却不知道清除混淆借粮的弊端，以收到迅速归还的效果，所以欠粮的人日益增多，借粮的人日益减少，陈陈相因，仓储和民生都没有利益。这是常平仓谷应当急忙管理的。陕西社仓社本不多，自雍正七年前，督臣岳钟琪陈奏，蒙世宗皇帝隆恩，将应减的五分耗羡暂收两年，代民买谷作为社本。后来因为地方官一概推诿给社正、社副，全不稽查，导致侵吞亏空。前抚臣张楷于是奏请规定州县官的处分，将社仓纳入交接。从此以后，州县官因为有责成，就视同官物，不但社正、社副不能自由，即使州县也不能自主。凡遇出借，层层具文详报，虽然正值青黄不接，百姓急需借领，但

译上级批文尚未下达，社正、社副不敢擅自借出粮食，况且还有人以“不必出借”为借口推脱。等到粮食发生霉变时，却又只追究社正、社副的责任，因此大家都视此为畏途，家境殷实的人坚决不肯担任此职。社仓这一良法逐渐败坏，而民间的积欠也越来越多。这就是社仓的粮食亟需妥善管理的原因。

臣等私下考虑，陕西省目前常平仓的粮食，总共三百三十多万石，社仓的本息粮食七十多万石。臣等先前已联合发文给各司道，根据全省的具体情况妥善商议、详细斟酌，决定常平仓的粮食存七成、出借三成，社仓的粮食出借一半、存留一半。州县在每年封印后酌情确定借期，一方面详细上报，一方面进行出借。出借的时间，则根据耕种的早晚来确定先后，总要在百姓急需借贷之时，不可拖延到麦收将至之后，并命令提前出示告示，依次发放，不许让百姓守候平斛响挡，也不许多借少还。出借的顺序则是麦子先于谷子，陈粮先于新粮。所借的农户，都必须是勤于耕作的家庭且拥有可靠的保人，如果是游手好闲无业者以及没有可靠保人的，都不准借贷。倘若民间不需要大量借贷，也就留在仓库储备，不必拘泥于出借三成或一半的规定。如果遇到粮价昂贵，就立即详细上报后出售以平抑市价。所借的粮食，借麦子的夏天还麦子，借谷子的秋天还谷子。社仓仍责成社正、社副及地方官管理，发给印信簿册，令其将借户、保人的姓名、粮食数量以及偿还、拖欠情况逐一登记并送交查核。一切收支虽然责成社正、社副办理，但稽查权仍在官府手中，自然没有营私舞弊的祸患。并命令慎重挑选社正、社副，务必选择家境殷实、公正无私的人，以优厚的礼遇对待他们，如果能够管理得当，遵照定例分别给予奖赏。对于那些村庄距离社仓遥远、借贷不便的地方，允许分设社仓以便利百姓。至于历年的旧欠，先前已经委派官员确切查核，并分别偿还和拖欠以示劝诫和惩罚，现在都已查清，偿还的很多，虽然还有未还的，都是确实有原因的。如果今年夏麦丰收，也可以逐渐还清。历年的旧欠既然没有弊端，以后的新借也就更为实在。眼下正值青黄不接之时，百姓争先恐后地去借贷，得以及时接济，似乎很有益处。

译关于社仓与古代制度异同的奏疏 乾隆五年

江西巡抚 岳浚

我私下思考，设立社仓的本意，原本是为了积存粮食以救济荒年，与常平仓互为表里。宋代大儒朱熹所议定的各项事宜，法度良善、用意美好，固然可以遵循照办，但根据当地的地形和时势，仍宜斟酌以求尽善尽美。我们皇上心怀百姓疾苦，深切挂念民众的依靠，因御史朱续有上奏请求推行社仓，钦奉谕旨，命各省督抚悉心详细商议，具本上奏，钦此。臣将朱熹关于社仓的各项事宜逐条仔细推究，并将江西省目前办理的情况确切核查、详细筹划，发现与朱熹从前推行的方法，有相似但不必完全相同的，有已经施行而无需再议的，有适宜于古代而不便用于当今、不妨稍作参酌的，斗胆恭敬地陈述如下。

一、朱熹所议“逐年将旧保簿重新编排，细算户口，由监官依据状纸支散”这一条，臣查访得知，编排保甲簿册，各属城乡市镇，都是由保甲专门负责。江西省七十八个州县奉行保甲制度已久，每年冬季，都命令各保正编排一次，造具各户清册，不允许遗漏或增添。地方官府按照清册发放门牌，各户悬挂在门口，倘若遇到赈济借贷发放之事，核算人口和米数，查对门牌，情况便一目了然。至于管理社仓，已经选定了殷实老成的人，担任社正、社副来管理收放，似乎无需再设立队长、乡官等名目。而保甲簿册既有保正、甲长编排，也无需再命令正副社长编次。其支散的方法，应请求仍照雍正二年九卿的条议，每年社仓临近发放时，有愿意借谷的人，提前向社长报告，汇总上报州县，按日发放，非常妥当可行。

一、朱熹所议“逐年新粮旧粮未接之际，派遣清廉强干的官吏、斗子与乡官共同支贷”这一条，臣查访得知，江西省出借社谷，每年在青黄不接之时，正副社长向州县明确报告，一方面通报，一方面立即借放，这与四月上旬申报府衙给贷的方法相似，但并没有派遣官吏共同借贷之事。查雍正二年九卿条议，社仓的谷石任由百姓自便，州县官只允许稽查，不允许干预出纳，定例非常周详。如果又选派官吏、斗子共同支贷，恐怕反而滋生烦扰和迟滞，似乎不如仍照定例，责令社长专门负责此事更为便利。

一、朱熹所议“出榜分都具状给保请贷”这一条，臣查访得知，江西省请借社谷，在州县详报之后，即出示晓谕，除了生员、监生、军役以及不务农业、游手好闲的人不必借给外，凡是努力耕作的农民愿意借贷的，取具领状和同保借给状前往仓库，让正副社长认识明确，立即照领借给。该社长仍将借状和同保状呈送州县官查核备案，多年来沿袭执行，颇为便利。现在如果改按每十人为一保，其中若有逃亡等情况，即令同保共同赔偿。如果取保不足十人，不准支给。这固然可以杜绝冒领滥借的弊端，然而取保必须十人，万一偏僻穷困的百姓人数不足十人，因为没有同保之人，就不能一律支贷，非常不便。似乎不如仍由社正、社副在仓库内认识借给，倘若有冒领滥借，只追究社长的责任，这样队长、大保的名目都可以无需设立。

一、朱熹所议“支放米粮使用官斗，由斗子依公平量”这一条，臣查访得知，江西省收放社谷，雍正二年已批准九卿条议，出入务必按照部颁的斗斛公平较量。现在各属每仓都设有官斗，按照征收漕粮的例子，纳户自行平量，立法已经妥当，应请求照旧办理。

一、朱熹所议“丰年请贷开二仓，若遇饥荒歉收，则开第三仓”这一条，臣查访得知，江西省社谷每年出借，议定存六借四，这就是存一开二的遗意。倘若遇到歉收之年，或者全部借贷，或者全部散赈，自然应当命令有司酌情轻重，随时办理，无需再议。

一、朱熹所议“人户所借常仓官米，至冬完纳并收取损耗”这一条，臣查访得知，社仓谷石按规定应当听任百姓自便，而常平仓谷则由官府掌管，不便轻易借出。当年或许因为社谷不足，不得不将官谷支放，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现在江西省现存社谷十五万余石，如果再将官米动用进入民仓，等到息米多了，才将原米归还官府抵项。万一执行不善，正好滋生扰民，况且官府借出收取利息，也不符合体制。似乎不如命令正副社长只将社谷出借，在秋收后，按数收纳还仓。至于所收的息谷，江西省已经详细商议并咨文说明，每借社谷一石，收取息谷一斗。倘若遇到歉收，免除加息。如果当年不能偿还，就缓至次年免息交仓，民间称便。现在应请求仍照此例遵行。

一、朱熹所议“出榜定都交纳一色干米”这一条。臣查访得知，江西省每年秋收后，社正、社副雇佣各借户纳谷还仓，都是验明谷色后随即收取，不允许阻抑多取。如果必须出示规定日期，辗转告报，勒令必须是一色干米，以及同保共为一状，倘若不足，就不允许交纳，未免容易滋生刁难勒索的弊端。似乎不如不论何都，听任百姓到来即收，更为稳妥便利。而收支既总归社长经管，也无需再派遣官役共同收取，以致滋生扰累。

译一、朱子所议收支米事，毕具在总散申府县照会一条。臣查江西各省属捐贮社谷，现在每年年底取具动支、存留各数清册管理收纳，除在四柱总册送交兵部查核是事，毕具在总照会之意，业经奉行，无需另行商议。

译一、朱子所议定的排保格式，要求开列明大小人口的住址，逐户分条登记。臣查江苏各省现行保甲所制作的户门牌，都将男女老小的姓名、从事何种职业、有无产业逐一注明，这与排保逐户开列的格式已经相符，无需再议。

一、朱子所议定的队长缺额，由社首依公差补；社首缺额，即申报尉司定差这一条。臣查江苏各属，社正、社副缺额出现时，即令地方乡约公推殷实老成之人，报明官府充补。现今奉行已久，这就是尉长、尉司差补的意思。虽然名目不同，但法规没有差异，无需另设，以免政令纷更。

一、朱子所议定的簿书由乡官公共分管这一条。臣查江苏社仓事宜，都是由正副社长轮流收管。社簿设立两本，一本由社长收执，一本缴县存查。至于锁钥匙，即交给正副社长共同分管，以便查看，随时启闭。现在正在奉行，无需另议。

以上十一条，效法古代，既与朱子社仓的条目不甚相悖，而对于当今，又与九卿条奏的章程更无所违背。至于各属士民捐赠社谷，原本是用本地的有余，来预备本地的不足，应如御史所奏，钦遵圣祖仁皇帝的谕旨，免除其拨协外郡，这样同乡之人才能共同踊跃，储藏得以有备无患。至于如何奉行，才能使储蓄广泛的地方，只在于严令地方官善于劝导，仍照九卿原议劝谕的方法，每乡设立印簿，听任愿意捐赠的各户自行登记姓名。捐赠达到十石以上的，给予花红；三十石以上的，奖以匾额；五十石以上的，申报上司，递加奖励。如果有好善不倦，捐赠数量极多的，奏请给予顶带，以示鼓励。再则正副社长如果能出纳有法，乡里推服，一年没有过错的，赏赐花红；三年没有过错的，奖以匾额；十年没有过错的，申报上司奖励。如果有徇私纵容、侵蚀等情，立即惩革，按律治罪，都照定例遵行，这样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裨益了。

《酌定社长章程疏》，乾隆三十五年。

江苏巡抚李湖

臣在察核各属社仓亏短的情形时，深知社仓的裨益固然很多，但办理社仓的流弊也确实不少。因此推求其缘故，自从前任抚臣二十四年奏定成规后，奉行之初原本没有弊端，无奈江苏民情巧伪，事熟弊生，而地方官员又视社仓为无关考成，漠不关心。实行日久，胥役乡保与社正副勾结一气，将除弊的科条，反而变为滋弊的途径。例如点充社长，原定成规以十年更换，后经条奏改为三年一换。前任抚臣陈宏谋因社长不无赔累，请求改为一年一次轮当，其本意原是防止社长久充导致亏欠的弊端。岂料近日社长视同传舍，寅接卯替，互相巧为规避，彼此蒙蔽，以至于春借秋还都成了虚套。况且一社之中，公正堪充社长的人不可多得，一年一换需人过多，只凭乡保举报，按户轮当，于是多任用非其人，弊端难以枚举。再查原定规条，专责社长收掌出纳，不让地方官过问出入，大概是担心官吏经手容易开启挪移掩盖的弊端，而且一旦由官管理便与常平仓无异，就失去了社仓的本意。但是春借秋还，地方官竟不稽查，催逼社长，徇情滥借与土棍强借不还的弊端，势所必至。就前任抚臣陈宏谋原奏定的五条内，与现在江苏省社仓实在情形悉心体察后，认为现在行之无弊应仍其旧的有三条，应酌改的有二条，应增添的有一条。谨就现在社仓情形斟酌调剂，恭敬陈述供圣鉴。

一、社长年限宜酌更。社长一年一换，岁岁需人，不得不责成乡保开报，恐怕所举荐的不全是端谨诚实之人，滥借侵渔既不能免，即使有一二小心谨饬者，又或许慎守管钥，颗粒不放，希望等到一年期满交卸脱累，也无裨益。农民应请求此后选充社长，永远不许着落乡保举报，务必令该州县在本社各村庄内，照例从不应试的殷实监生中遴访举充。司事三年，出纳公平，社仓谷物无弊，详报道府，给匾奖励。再让接管三年，如果能始终如一，据实通详，将该社长举充乡饮酒礼，以示优眷。六年期满，另选充补，如果办理不善，立即更换，不必定以三年。倘若本社各村实在没有不应试的监生，即举诚实乡民充当，也不必拘泥成例。

一、州县稽查之法，宜更重其责成。社仓定例，社长专司出纳，官役不得掣肘。但是春借之时，官员不为之稽查核实，则柔懦社长、土棍、乡土保、胥役都能强借、重借。秋敛之时，官员不为之查比欠户，都能拖延。应请求凡遇春借之时，社长将应在本社借谷的户，取具押领同正副簿票，送给州县核准，示期开仓

译出借。州县接到禀报后，依照村庄门牌，核实应当借粮的农户，将其姓名填入正、副两册簿籍中。那些不应借粮的，不准录入簿籍。发放借粮时，就在次日定期张贴告示，通知农户前往领取。到了期限，分别委派佐杂官员或教职人员一人，亲自前往监督发放。发放完毕后，封闭粮仓。如果在开仓出借时遇到强行抗拒的刁民，该委员就将其押送交予主印官员追究惩处。等到秋天收成后应当归还谷物的时候，由社长禀报州县，州县出示期限，开仓收纳。如果按期全部交清，州县官员或者亲自前往明确封存粮仓，或者委派佐杂、教职人员前往封存粮仓。倘若在十月内不能全部交清，社长将簿籍中欠粮的农户标出，禀报送给州县，州县差役传唤欠粮农户进行催逼追缴。这粮仓的保管和收支，仍然责成社长负责。地方官严格查核，那么强借和拖欠的弊端就可以消除。至于州县官员交接上报以及年底奏报的一切事宜，仍然按照原来规定的条例办理。

译一、关于免除社长劳苦烦累的事宜，应当严厉禁止并革除。近日江苏各属地，凡是乡间谨慎老实的人，没有不畏惧躲避社长这一差役的。〇因为要管理收支，不仅担心招致乡邻的怨恨，以及顽劣户口的抗缴拖欠，而最为苦累人的，则是交接盘查、按月按季呈报册籍折报等事务。地方官因为社谷掌握在社长手中，每当造册结报时，总是只问社长，致使社长奔走于城乡之间，导致许多额外费用。加上胥吏的驳斥诘问，差役的传唤催促，一旦充当社长，便没有休息的时候。这些弊端和劳累，应当立即严厉禁止并革除。查每社都规定有正副簿籍，出借时按户登记清楚有无存谷的数目，一目了然。等到秋天归还，也再次登记入簿，一份存在州县，一份存在社长处。一社的数目，清晰可查，即便通县的数目，也如同眉毛排列般分明。不但州县造报月折季册，可以按簿籍核查，即便遇到交接盘查册结，也没有困难按簿查办。此后社长，除了春借秋还向官府禀报以及遇到盘查去仓开验之外，如果仍有以造册出结等事劳苦社长的，无论是经人告发，还是被访查出，官府则严厉命令胥吏立即逮捕重处。那么社长的沉重劳累就完全消除了，而责任也就专一了。

推广社仓之意疏 乾隆八年 湖北巡抚晏斯盛

我私下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井田制不可恢复了。然而还能保留井田遗意的，没有比得上社仓的。社仓的法令，从隋朝开皇年间，长孙平请求设立义仓开始。那时建仓在社，谷物的本钱都出自民间，虽然号称各州储备堆积，但关中的旱灾，以至于要到洛阳就食，未见实际效果。宋朝熙宁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说：干道四年间，建州百姓粮食艰难，我请求府里得到常平米六百石，请求本乡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负责赈贷。夏天从仓中领取粟米，冬天则加二分利息偿还。逐年收敛散发，收成稍歉则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则全部免除。共十四年，得到利息米，造成仓廒，以及用原数六百石归还府里，得到现管米三千一百石，存仓不再收利息，只收耗米三升。因此一乡四五十里之间，即使遇到荒年，人不缺粮食。请求将此法推行于司仓，其后荒年饥岁，人多依赖它。这是米借自常平仓，本钱出自官府，而从民间收取利息，贵时借贷贱时偿还，所以推行比较容易。然而也没有广泛推行。我私下认为，周末秦汉以后，富人连片田产，而穷人无立锥之地，趋势所趋，极重而不可返回。所以管子根据谷物的贵贱而缓急其政令，以控制其轻重。所谓百姓有余就轻视它，所以用低价收敛；不足就重视它，所以用高价散发，这就是汉朝耿寿昌所说的常平法，谷贱时增价购买，谷贵时减价出售。那以富国为目的，这以利民为目的，事实相似，实行至今，大概是积贮的常规了。然而后汉刘般又说，常平法外有利民之名，内实侵刻百姓，豪强借此作奸，小民不得公平。这在东汉之时，常平的弊端已经如此，前世的弊端大致相等。数年以来，在谷贵时都增价购买，谷物因此更加昂贵，谷愈贵以至于无处购买，将无所依靠来出售，这常平又有难以推行的趋势。况且即使常平法推行没有弊端，那深山穷谷远乡也没有利益怎么办？常平法收敛时，谷贱而购买，市人借此增价，贫民既苦于暴涨；其散发时，谷贵而出售，市人因而囤积，贫民又苦于持币无米。况且其出售时，只在城市，远乡的百姓，寡妻弱子不能沾颗粒的，往往有之。即使移粟到四乡，费用已消耗而无钱的百姓，终究得不到米，这又是常平法所不能周全的。至于义仓的设立，建在社中，对百姓很方便。然而隋仓的积蓄，征本于民，是正供之外，又重复征赋，其根本已失。朱熹崇安的积蓄，借本于官，其因本得息，夏天冬天价值相较，贫民实食其利。然而那时虽下令司仓，而州县实行的，不过间有一二。后来实行的，尤以为甚难，且实行滋弊。为什么呢？其仓多设在城郭，于社仓之义，既已大相违背，而积谷之法，专主捐输，则仍是隋仓的旧制，又不是朱熹借本于官的遗意。况且负责赈贷的人，不得其人，上下视为无足轻重，或者且惧其积之多，其累将与常平相等，忌惮其收敛散发的艰难，虚存数目，至以空文应付功令的，又往往有之。相沿日久，也不自知其然。都要没有探究其根本，不尽其用，更推广而通变之。如今人口日益繁多，利益不广博，不能救济。生计之计，道理不大，不可长久。我曾私下筹划，州县形势广狭不一，约分四乡。小的州县一乡约五千户，四乡约两万户；中的州县一乡约一万户，四乡计四万户大的州县一乡约三万户，四乡计十二万。大小相衡，通约一乡两万，总四乡计八万。其间奉行社仓的，除虚报数目及全未有仓外，或在四乡各设一仓，每仓积谷数百，或千石至三四

译存留一千石便停止。各仓库的存粮多少相互平衡，每个仓库大约存粮二千五百石，四个乡的仓库总共约有一万石。以一个乡有两万户人家，食用二千五百石的储备粮，每户平均分配到谷子一斗二升五合。每户大约有四口人，大人小孩平均计算，约等于三口人。每人每天吃谷子一升，每户每天共吃三升。两万户人家每天吃谷子六百石，那么二千五百石的储备粮，不到五天就吃光了。这就是所说的人口日益增多，如果利益不广博，就无法救济的原因。

译如今天下的赋税有固定的额度，征收银两和米粮之外，丝毫不再索取。至于推行社仓制度，各省却误将隋代义仓的积蓄当作社仓的法度，频繁地只以劝导百姓捐输为事。其中做得最不好的，是迎合上司的意旨，召集豪富绅监，大摆宴席，造册登记乐捐者，其实都是勉强为之。更严重的是，在定额征收之外，按田粮摊派，勒令缴纳若干。时间久了，只有名册上的社仓，并没有实际的粮食。前任官员一旦更换，按册稽查，官吏就拿着册子回答说：“这是百姓欠交的。”于是不得不进行追捕。追捕不完，就拘禁责打。于是签票纷至沓来，告示说：“拘捕乐捐者。”而被出示的百姓说：“既然说是乐捐。”官吏又说：“拘捕是不可解除的。”官吏也无话可答。所谓治理百姓的方法，道理如果不正大，就不能长久，这就是原因。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推广社仓的法度，采用宋代朱熹的意图而变通施行是可以的。请在十家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堡之中，建立一座仓，仓中积谷三千石。一家大小人口相衡，大约为三口，每人一升谷，每家三升。一堡千家之人，每天吃谷三十石，堡仓三千石的积蓄，足够支撑一百天。再加倍积蓄，分别极贫、次贫三等，足够支撑一年。即使遇到特大荒年，人心也不会动摇。有人说：“小州县可以有二十个堡，大州县将有一百二十个堡，大小相衡，大约八十堡。”每堡积谷三千石，共得谷二十四万石。不靠捐输该怎么办？回答说：宋太祖干德元年，诏令各州在所属各县设置义仓，从官府所收税二石中，另税一斗，储存起来以备凶荒。那另税一斗，仍是隋代取民的老例，不可作为法度。只有因循朱熹社仓向官府借本钱的意思，而在定额征收的银两十分中，以一、二分输谷，那么御史陈其凝先前奏请民赋按当时价格输谷的建议，就不是新创的说法了。请从今以后，民赋每银一两内，以一钱五分按地方时价买入谷存入本里堡仓，价贱之处可买五斗，价昂之处可买三斗或四斗不等。本堡本仓没有胥吏的勒索，没有水陆运输的费用，没有斗斛大小低昂的欺骗。愚民无需将银两转为谷米，计算八十堡大约地丁银五万两内，另存银九千两，可得谷三万石，八年得本谷二十四万石，加一息谷二万四千石，年成丰收时日渐增加，小歉收时也用之不竭。有人说：“州县八十堡设仓太多，费用从哪里出？”回答说：积三四年费用将一万二千两，初积的一二年，堡谷不多，分贮于本里本甲公所，等到三四年本息充盈，用其利息分建仓廒，逐渐扩大，费用自然充裕。有人说：“仓谷积多，谷不流通，怎么办？”回答说：“有粮的户，石斗之余，太仓一粟，存在宋代的，官府不籴商，必然流通。在流通之中，留下十分之一，不使其全部泄出。”有人说：“积在堡与积在官府没有区别，怎么办？”回答说：“一堡之地，是十甲之地；一甲之地，是十牌之地；一牌之地，是十家之地。用本地的谷，存在本地的仓，年收年贷，家家供给而人人可得，不像远地之谷不能致送，征收后不能迅速散发。”有人说：“户口零散，不足一甲，甲分零散，不足一堡，怎么办？”回答说：“户附就近甲，甲附就近堡，不限于十。”有人说：“一户而粮多的，分在别堡，堡异而地错的，孤居一甲，怎么办？”回答说：“整顿其版图，联结顺庄，地从其便，粮从其便，可以。”有人说：“无粮的户，少谷的堡，怎么办？”回答说：“分常平仓的谷作为本钱，积之又久，利息多于本钱，本钱还于官府，即以利息为本钱，如社仓本法可以。”有人说：“谷至三千石，管理难得，刘如愚其人，怎么办？”回答说：“一堡之地，是一里之地。十甲千家之人，按甲轮管，年年清账上下交代，地丁里甲而转行。既久，人有所恃，安土重迁，出入门互相友好，守望相助，堡甲联比，相为表里夜不藏奸，地不留匪。至于岁庆屡次丰收，户户登康阜，积贮日富，用其余息，因仓之近地，设立社学，膏火可资。利息又有余，则堡中的鳏寡孤独、婚丧无资者，都可以因而供给。岂不是上治吗？”朱熹《金华社仓记》说：“世俗所病于此的，不过以王安石青苗法为说罢了。以我看前贤的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法，其立法之意，未尝不善。但其给之也，以金布而不以谷，在县而不以乡，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恻忠厚之心，是以王安石能行之一邑，而不能行于天下。程子曾极论之，而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夫青苗社仓，同一收息于民，然利害悬殊。则朱子所谓“以金布而不以谷”之言，最刺其病。为什么？金无转移之端，春散夏敛，

译冬季收粮时，利息占本金的三分之一，实际增加在原本数额之外，对于下等户和穷苦百姓来说，无异于剥皮抽筋。至于谷物则有早晚价格之分，四月借出，十月归还，利息占本金的五分之一，通常包含在原本数额之中，在歉收的年份和荒月，足以救济急难，这两者确实不能相提并论。只是那五分之一的利息，积累久了，利息多于本金，那么粮仓里储存的，都是穷苦百姓的余粮，世宗宪皇帝对此尤其难以忍受。雍正五年，特意将利息定为十分之一，那么借贷者所受到的恩惠已经与年俱增。如今再恢复社仓的旧制，以丰厚其本金，扩大其规模，使其与保甲制度相互交织配合，那么常平仓的积蓄就不必增加，采买停止的担忧也不必再顾虑，即使广泛施舍、救济众人也是可以的。哪里还值得说尧时的洪水和商汤时的干旱呢？臣自己揣度这个想法，似乎有些迂腐，但一方之地所得的益处，应当献给圣明的君主，等待采纳选择。

译进呈义仓图说疏 乾隆十八年

直隶总督方观承

我私下查考，积蓄储备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其中推行的方法，唯有义仓最为便利。〇在乡村分别储存，那么征收和散发就可以顺应时节；守护权在百姓手中，那么吏胥就没有机会滋生弊端。考察历代前朝，良好的制度都保存下来。自从《周礼》中遗人掌管物资，城门、关隘、乡里各自储备物资以应对艰难。隋朝大臣长孙平据此创立了义仓制度，命令各州百姓在所在社设立仓库，将收获的粮食劝课缴纳，由社司管理，按时赈济发放。唐宋两代相继遵循仿效，到了朱熹时规划得完备详细。仓库虽然以“社”命名，事情实际上与“义”相同，一切缴纳和接收的方法，条目周全涵盖，而其关键尤其在于：地点靠近百姓，百姓熟悉事务，确实因为官府为百姓谋划，不如百姓自己为自己谋划，所以由百姓守护而不由官府守护；城市专门作为防备，不如乡村多方面有所防备，所以储存在乡村而不储存在城市。其缴纳不劳苦，其散发容易；其操作不紧迫，其查察容易。因此积蓄长久而蛀虫不产生，施予广博而恩泽可延续。即使有水旱不均的年份，也没有仓促四处逃散的百姓。制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乾隆十一年特别降下谕旨，命令地方大吏趁时机劝导。臣先前在直隶布政使任内，与总督大臣那苏图商议制定条规。认为有粮食而不筹划地点，那么受潮变质值得担忧；有地点而不考察地形，那么界限无法确定。所以劝捐必须先建仓库，建仓库必须先绘制地图。当时已经指示下属官员普遍遵照执行。等到提拔担任畿辅总督，于是再次申明前令，依次经营管理。根据地域的宽窄，衡量道路里程的均衡，在四乡酌情设置仓库位置，从三四区到十八区不等。地点必定选择人口稠密、地势高亢的地方，使四面村庄相互依附。距离在十五里以内的有三十三县，在二十里以内的有七十三州县，在二十里及二十多里的有三十三州县，在三十里以内的有三州县，在四十里以内的有二县。期望往返都方便，救济容易通达。近年来，仰赖圣主福佑，年成丰收，人民和乐。臣与各地方官员应当劝导他们各自拿出多余的粮食，而不限制数量，粟米黍子都随其方便，务必在于乐意缴纳，没有丝毫勉强。如果一个州县中丰歉不均，歉收的地方就停止报捐，选择仓正专门掌管账簿钥匙，不允许吏胥干预。现据报捐新旧义仓粮食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多石，而地图与仓库先后建成，各州县各自具有一张地图，大小村庄以及各村到仓库的里程数都详细记载，统计为地图一百四十四张，合计一百四十四州县，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十个，建仓库一千零五个。臣详细加以订正，刻版刷印，一份储存在布政司库，一份储存在本州县。按照地图稽查仓库，就知道各村哪远哪近；按照仓库稽查粮食，就知道四境是不足还是盈余。由此储蓄逐年增加，规划因时逐渐扩大。而地方官员凡是在境内赈济卖粮惠民的举措，每当一方计算里程，展开地图就清楚明白，也足以帮助处理政务。臣谨将新旧事宜参合，斟酌筹划规条，另写奏折请求圣训长久遵循，以仰副我皇上恩惠保护无疆的至意。现在将义仓全图，按照府州所属缮写十四册，敬列凡例，恭敬呈上御览。又所刻各州县卫的仓库地图，谨汇编装订成六轴，一并恭敬进献。

劝设义仓章程疏 道光三年

安徽巡抚陶澍

我私下认为，百姓以粮食为根本，事情必须预先准备才能成功。前年皖江遭受水灾，哀鸿遍野，蒙受恩旨赈济安抚兼施，并经臣劝谕有力之家捐输协助赈灾，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都获得了安全。事后仍然深深怜悯，因而想到广泛施予救济众人，自古以来极其困难，彻底筹划，应当在阴雨时预先准备，常平仓的制度，很好。然而等待恩惠的人无穷无尽，至于社仓春借秋还，初衷未尝不美好，但历时久了弊端产生，官民都受累，变通它，唯有在州县中，每乡每村各设一个仓库，秋收后听任民间量力捐输，积存在仓库内，遇到歉收之年就用本境所积的粮食，立即散给本境的人，一切出纳听任民间自行选择殷实老成的人管理，不经过官吏之手，希望图谋匮乏于丰年，积少成多，众人抬举容易，这是为了图便民。各保各境，人心容易整齐，耳目也周全，这是为了免除牵制。选择人经管，立册交接，这是为了防止侵蚀。绅士百姓自理，不经过官员吏役之手，这是为了杜绝骚扰。不减少卖粮，不出售交换，不借贷，专心储存，以备歉收之时，这是为了断绝纠葛而消除争端。凶年不妨全部使用，乐岁仍可捐输，以一乡的粮食救济一乡的众人，所以不担心不均；以数年的积蓄救济一年的荒年，所以不担心不够，可大可小，没有穷尽。在粮食过剩时收取少许，在极度充足的地方寻求水火般的急需，捐谷的人不觉得困难，管事的人不觉得累赘，行事若无其事，不谋求利益而弊端自然消除，预防弊端而利益才能长久。臣为此章程筹划思考了一年，简易直截，似乎可以作为备荒的一种辅助。如果各州县能实心实力劝导有成，这也是不费钱的恩惠。只是所议章程与社仓之法有异，本意是用丰年的多余储备荒年的不足，可否就用“丰备”二字仰恳

译皇上的恩典赐予了粮仓的名称，使其能够长久流传。恭敬地将所商议的十二条章程向皇上陈述。

译一个乡村，无论有百多户人家，还是十几户人家，只要是邻里居住相连的，就共同设立一个粮仓。每年秋收之后，各家根据自家粮食的丰歉情况，捐献谷物存入粮仓。捐献的人不要吝啬，劝捐的人不要强迫。有的捐几十石，有的捐十几石，多的捐一二百石，少的捐几石、几斗、几升，都可以。收谷时，大家共同立簿登记，挑选一位年长稳重、家境殷实的人担任总管，再挑选一两个人逐年轮流管理。仍然设立四柱清册，分别登记旧存、新收、支出、实存，清晰记载，互相稽查。如果连年丰收，粮食日益积累增多，那么粮食就多得吃不完。

一个乡村中零散住户难以联络的，或者每个宗族各自设立一个粮仓，或者一个宗族中每个房支各自设立一个粮仓，或者将散户归入附近的邻里保甲，共同设立一个粮仓，都听任百姓方便，总之以因地制宜为原则，越多越好。如果真能在一处实行有效，时间久了，其他地方自然会仿效实行。

设立粮仓，应当选择好的地点，不宜靠近水源，不宜靠近集市，以防发生意外。在建议之初，粮仓尚未建立时，或者神庙，或者公共祠堂，或者年长稳重、家境殷实且仓屋有余的人家，都可以借用来储存粮食，但必须本人情愿，不得强行借用。一旦粮食稍微充足，就可以另外自己建造粮仓。

粮仓中的谷物，因为是自愿捐献的，偶尔会有受潮的情况，不能拘泥于统一的标准，应当在收谷入仓时先晒干、车净，共同登记损耗了多少；或者储存时间长久，又需要共同拿出来晾晒一次，重新量好入仓，再逐一登记实际数量，以便查考。

设立粮仓，本是义举，管事的人不容许稍有侵吞，也不许借故开销。只是所雇佣看守粮仓的人不能不给工钱饭食，责令他们巡查，遇到风吹雨漏、仓板破损的地方，立即告知管理人员，及时修理。那些锁钥等物品，不得交给看守人佩带。

捐献谷物既然有了定数，就应当到地方官府呈报备案，以免匪徒阻挠扰乱章程。以后捐献多寡，收放出入，官吏一概不过问，即使是里长、甲长也不允许越权干涉。如果有吏役借口稽查，借机勒索，查出后按照诈骗赃物的条例从重惩治。

积累的谷物既然充裕，只需添建粮仓，不必推陈出新以求增长，也不必春借秋还以图利息，平息争端、杜绝纷争，这是最重要的。只是多余的谷物购置田地，收取地租还可以并行不悖，但必须积累的谷物实在充裕有余，用少部分购置田地才可以，否则不必。因为这些谷物原本是为了防备荒年而设，最为快捷便利，推陈出新容易滋生混淆，借出难以偿还，逐渐归于乌有。购置产业虽然属于长久之计，但不能救济眼前，也不是急务。

每逢灾荒，除了总管、分管之外，增添挑选公正的管事，计算谷物的多少，首先供给本村中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其次是极贫的人，再次是中等贫困的人，或者每五天发放一次，或者每十天发放一次，事情结束后，依靠众人确切核算，直到家庭生计稍微可以支撑的不再分给，即使是小歉收的年份也不必动用，以归于实际救济。

捐献谷物的家庭，这些谷物既然捐献，就是公物，遇到灾荒歉收，不得因为以前甲捐得多、乙捐得少，而引起争端。或者先前在本村捐献谷物的家庭，后来移居他处，遇到本村发放粮食，不得因为曾经捐献过谷物，回来向新来的住户索取。先前虽然没有捐献谷物，遇到发放粮食，也应当酌情给予，不得让他们独自失望。因为各保各境，以乡村为界限，虽然救济不分彼此，但谷物少人多，也不得不稍加限制。那些各宗族各房支积累谷物的，则不必以乡村为界限。

年景丰收和平时，劝捐比较容易。如果真能积累有三五年之蓄，又不妨变通，邀请乡绅耆老，划分若干在乡间，增设寡妇育婴等善会，或者在冬天就在村庄中鳏寡孤独与外来无依无靠的穷民，酌情赈济，这也是为了广施仁爱。

乡村中懂得大义的绅士，大多必定带头捐献倡导，如果有能捐献谷物千石的，或者捐献银两千两以上买谷归仓的，或者捐献购置地基房产、粮仓以及斗斛等器物用银千两以上的，都应当照例请求表彰，以资鼓励。如果担心书吏索取费用，就直接到省级衙门呈明捐献数量，以便核查确实，立即给予表彰，决不让善举稍有阻碍。

劝捐之外，还有因事乐施这一条。如民间演戏酬神，以及嫁娶喜庆，庆祝生日，尽可以将浪费的费用折算成谷物捐入义仓，扩充充实它。这不仅安顿贫民，即使保护富人，也将使崇尚仁义、讲求谦让的风气，由此而兴起。

拟筹积贮书代作

管同

我听说京城，是天下的根本；积蓄储备，是国家的大事。如今全国运送粮草，每年运到京城，按理京城粮仓所积存的谷物多则可供几十年，少也应支撑几年。而据我所知，不过仅够支撑一年罢了，我非常惊骇。《礼记》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危急。”以国家的全盛时期，积蓄储备只有这些，假如不幸东南发生水旱灾害，漕运不能接续；或者淮、徐、兖、济之间有像王伦那样的大盗，阻塞道路，使粮食不能到达；或者京城附近突然有事，用粮加倍于平常，这三种情况有一种发生，即使有研桑那样的善于计算的人，也不知道计策从何而出了。况且一个州一个县的大地方，仓库空虚，事情到来就无法办理，何况是辉煌显赫的

译京都，是宗庙和皇帝车驾所在的地方，那里的粮食储备还充足吗？凭借国家的威严，皇上的仁德圣明，过去所说的三种祸患，本来万万不应该出现。然而，防患于未然，是形势所要求的；祸患已经到来才去应对，则是形势所不及的。这正是我深深忧虑的原因。

我私下认为，国家富强，根本超过前代。在乾隆中期，京城粮仓的粮食，陈粮堆积，按数量计算，大概可以支撑二十多年。乾隆年间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加上几十年来没有减少一个州，没有撤并一个县，没有增加一个官员，没有增派一个士兵，为什么过去储备了二十多年的粮食，现在却连一年的用量都不够？

议论的人都说，近年来因为苗民叛乱接连兴起，水旱灾害交替发生，高宗皇帝多次施行免除赋税的恩惠，皇上屡次颁布停止征收的政令，因此积蓄亏损，不能恢复旧观。我认为这固然如此，但还没有说尽根本原因。

我查阅京城粮仓发放的米，有官俸、兵粮两项，这两项占漕运总量的比例不过十分之六。其中一项是供养工匠，每年赐予的粮食，名叫匠米。匠米在当时占京城粮仓的百分之一，现在工匠人数比从前增加了百倍，而匠米占京城粮仓的比例已达十分之一了。

另一项，是国家定鼎之初，宗室中封为亲王的有六位：豫、睿、礼、郑、肃、庄；封为郡王的有两位：顺承、克勤。世宗皇帝的弟弟，封为亲王的有一位：怡贤。这九位王爷都是世袭罔替。七位亲王的世子世代封为亲王，其他儿子则封为镇国将军；两位郡王的世子世代封为郡王，其他儿子也封为镇国将军。凡是镇国将军的儿子封为辅助将军，辅助将军的儿子封为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的儿子封为奉恩将军。凡是亲王俸禄一万斛，郡王五千斛，公爵一千斛，依次递减。这些称为恩米。

当初九位王爷受封时，他们的子孙不过几个人，后来繁衍得越来越多，到现在枝繁叶茂，人数大概是当初的几倍。而国家封爵赐米，必须按照人数一一给予，所以国初时恩米占京城粮仓的比例不过百分之一，现在则不止十分之三四了。

以漕运总量为十分，官俸兵粮占去六分，匠米占去一分，恩米占去三四分，所以一年的漕粮，仅仅够一年的使用。漕粮一旦不足，就必须抽取旧有的积蓄，旧有的积蓄日益减少，而新进的粮食没有盈余，那么京城粮仓的粮食日益减少空虚，二十年就与从前大不相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家之大，依靠官员办事，依靠士兵抵御祸患，官俸兵粮，势不可减。而我朝对满族士兵人人供养，从乾隆时起议论的人就已经担忧了，只是没有好的计策罢了。至于工匠，情况则不同了。经典说：“俸禄要与事务相称”，又说：“考核弓弩等技艺来升降他们的俸禄”，那么古代的工匠俸禄与事务相称，起初没有虚养的时候，现在工匠中无事可做却吃俸禄的，大概太多了。

为今天考虑，不如裁汰遣散，只留下首领若干人，等到有兴建工程时，再及时招募，计算他们的工分而赐予粮食，这样下面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上面没有虚耗的赏赐，所谓的匠米就可以减少到从前那样了。

九位王爷的子孙爵禄丰厚，这自然是国家追念前功，恩德极厚。但我听说，亲爱亲属要有等差，尊重贤者要有等级，以人臣的后代与皇上的兄弟、皇子同等封爵，酬谢功勋已经到极点了，而其他子孙又人人享受王公的俸禄，那么对待他们难道不是过于优厚了吗？

国家享国亿万年，诸王的子孙日益增多，海内物力必定有不够用的时候，人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君主匮乏而私家丰盈，诸王的英灵，恐怕在地下也不安宁吧。为今天考虑，爵位仍然保留，俸禄则应减少，那些人如果确实才贤，自然可以为国做官，另外接受在官的俸禄，而愚笨不肖的人不得滥受厚赐，这样宗室都知道奋勉努力，所谓的恩米就可以减少到从前那样了。

匠米、恩米减少到从前那样，那么京城粮仓的积蓄每年就有剩余，按数量计算，大概三年就可以剩余一年的粮食，九年就可以剩余三年的粮食，那么不出十年京城粮仓的积蓄就多了。

议论的人或许说，匠米可以减少，减少恩米恐怕不是圣世所应该做的，我有话来反驳。从前周朝初年，大封同姓，而武王的五位叔父却没有官职，何况他们的子孙，难道能不分清贤愚，一概给予王公的俸禄吗？宋朝宰相王安石提议减少宗室的恩例，宗室的人窥探他出门，在马前喧哗，王安石厉声斥责说：“祖先亲尽就祧迁，何况你们这些人？”于是无言而退。这话多么深刻啊！不能因为人情而废弃。

我愚昧地认为，这件事如果实行，有五种好处：京城积蓄有余，是一利；工匠散入民间，京畿地区粮食便宜，是二利；诸王的子孙不骄不惰，是三利；积蓄粮食有余，就可以直接停止漕运一二年，而利用这段时间大力治理河工，是四利；旗丁只给坐粮，那么所说的帮费就节省了，而州县的亏空可以弥补，是五利。改变一件事而兴起五种好处，补救的谋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至于兴修水利，议论屯田，裁减满兵粮额，事情重大，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实行的，我现在不敢议论。

译关于酌议整顿仓务章程的奏疏，光绪十一年。

兴廉、游百川

本月初四日，奉军机大臣交出当日面奉谕旨：给事中洪良品奏称仓务积弊疲沓，请饬令整顿一折。仓务积弊已深，应当立即厘清剔除。该给事中所陈述的各条意见，着仓场侍郎悉心斟酌核实，妥善议定后具奏。钦此，并将原奏抄送前来。臣等私下认为，仓储积弊日久且深，急切要求整顿，必须先探究导致弊端的缘由，没有不知道弊端所在而空谈整顿的道理。臣等自从受任以来，随时随地，无不兢兢业业以去除弊端为心，有的因时制宜逐渐收到实效，有的积重难返骤然难以全部清除。谨就该给事中所陈述的各条，明确辨明其是否可行，并就臣等思虑所及，详细陈述，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禀报。

原奏说各仓偷漏是由于封锁不严。查各仓存米的廒间，历经臣等在漕粮运完后发给长封严密封固，那些尚未发放完毕的零散廒间，按例由都统、御史封识。然而每年大雨时节，监督按例可以启封查看，以免米石因渗漏侵湿。又新收的米难免因热回潮，该监督也应察看分廒挑晾。历来办理的章程就是这样。严密的关防，固然为慎重仓储的要事，然而查从前仓亏各案，动辄盈千累万，如果说偷漏的弊端在于封锁与否，实在不尽然。如果像该给事中所议，各仓钥匙或存在仓场侍郎处，或存在查仓御史处收管，查收放米石的迟早没有定数。臣等自春历夏经秋，远驻通州各仓分隶都城内外，与查仓御史住处远近不同，请钥不但往返稽迟，且恐诸多牵制实在不便。拟请仍照常责成轮班值宿的监督一手收掌，由臣等严饬监督在收防之际逐日亲自封锁，不得假手于花户。其有不遵定例封锁，或挑晾查看不行报明臣衙门的，即由臣等查参，这样事无旁贷，而责任有所归属了。

又原奏说土米存仓易启搀和之弊。查各仓发粜土米久未查办。（从前全漕不下四百万石，仓储的米陈陈相因，所以有分年粜变土米的例子。自减漕折征以后，收数仅占三分之一，虽有土米而不能发粜的，一是因为收仓年分未久旋即支放，按例不准揭除气头廒底；二是恐怕仓役藉便夹带好米出卖，所以三十年来未经举办。然而米质已变的，按例不准揭除，各旗不肯领受，历年既久，积而愈多，损伤折耗实为各仓的大累。臣等惟有严饬监督查看各廒，对现在收存的米勤加挑晾，毋使稍有霉变，这样米色不致显有差池，而搀和的情弊可期渐除了。

又原奏说以米色来核收数一条，据称近来入仓的米，听说途中有泼水搀沙等弊，以及每石短少一二升等语。查各省运往通州的米石，臣等亲临查，必须干洁才准斛收起运。其由通州至通桥，派委弁兵节节防查；至于由通桥运往仓，也有武弁押送，何来搀和情事？或者有起运之际骤然遇雨的，也必札饬该监督在仓风晾干燥再行入廒。其米袋到仓按例准抽掣，如有短少归于车户名下，应赔于仓储实收并无所损。原奏所称搀和短少或系传闻之误。至于放米的时候，御史按例可以在仓稽查，应由臣等通饬监督每逢收米之日先行报明御史以便临仓查察。并如该给事中所议，各仓支应收放人役均以已正齐集不得稍有迟延以免贻误。

又原奏估修廒座一条。查京城各仓自光绪元年择要兴修其未经修理的廒诚如该给事中所奏现有坍塌日甚情形。前经臣等咨明工部分查勘嗣准覆称虽有应修各工惟经费支绌暂拟缓修等语。既经该给事中指出臣等自应严饬各仓监督查看应修廒座分别轻重情形据实详明由臣等循照办过成案筹奏明兴修总期工归实用帑不虚糜。至于如何办法方臻核实臣等另行附片奏请候旨遵行。

又原奏严制防以驭花户详考察以课监督。查各仓花户有头役有散役额设虽有定数而其实多寡不同。散役人等无非著名花户所援引非其戚党即其友朋总属通同一气。该给事中请令花户分管领意谓各有责成而有无弊窦仍不能出头役之圈套所议之法恐未必得力。该花户之良莠视监督为转移。苟监督得人则全仓可以望治；如不得人则诸务逐渐废弛。此中情形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等于所属各监督密为体察遇有庸劣不职者立即撤回；才堪造就者勤加训勉。其办事勤慎者无不按照章程奏留奏保。是监督之

译劝善惩恶的措施，已经极其详尽谨慎。计划只有不时严厉告诫，切实防范维护，以期粮仓事务日渐好转。并请求命令户部转行各衙门，在保送仓差人员时，慎重挑选明干廉正的人员，这样有了治理的人才，才能有治理的法度。总之，粮仓的隐患在于亏空短少，亏空短少的情弊在于偷盗漏失，而偷盗漏失的原因，有出于私欲的，有迫于官威的。先前听说匪徒私自偷窃，并不从粮仓门出入，名叫“掉扇”，盗取米数十百石，尚且是暗中偷窃。其中最严重的，实在是不肖的监督与枉法的花户勾结串通，私自开放黑档。这种弊端花户不能独自做，没有监督不知情的。臣等到任后，时刻严防，监督中有平素行为不谨、名声平常的，不等到有明显劣迹，就立即撤职，咨文送回原衙门当差，计算已有六七员名。现在各仓监督似乎都有惊畏之心，不敢妄为。臣等仍然时时严密访查，不敢稍有疏懈，这种出于私欲的弊端，务必防范尽净。那种迫于官威的弊端，按例充当花户的，都是殷实良善的平民，相沿已久，则良善者极少，而作弊又并非没有原因。查定例各旗开放甲米，先用存仓较陈的米，书写廒名，共同阄掣。听说近年关领甲米时，往往不按阄定的廒仓挑拣，偶尔有拦阻的，就鞭挞立下。监督稍涉庸懦，往往畏避，直等到花户向跟从人员等私用使费说合，才完成事情。而运往内务府交米，也不免需索抑勒。花户的钱从哪里出？无非取自米石。这是迫于官威的弊端。然而这种弊风，花户隐忍而不敢言，监督畏惧而不敢禀，事情暧昧，弊端漏洞，实在难以立即除去。相应请旨严厉告诫各该衙门，以后领米务必遵照定例，按阄定的廒座支领。如果米质霉变不堪食用，允许各旗据实纠参。如果米质尚好，也不得任意挑剔，藉端讹索，这样阄廒成法不再被视为具文。臣等如果听说该仓不认真办理有前项情弊，监督就立即撤职参奏，花户就从重治罪。这是澄治本源，切求整顿的愚虑。

译道府拟广仁仓各条批

胡林翼

我的意见是，天下形势的关键，除了眼下武昌省城应当储备粮食以备守城之外，最重要的地方莫过于荆州、襄阳，这就是我愿意舍弃一成厘金，而谋求为襄阳储备三年粮食的原因。仔细审阅清单，酌情拟定的各条都有可取之处，也有令人怀疑的地方。只是所拟定的广仁仓存粮，议定由知府一手经理，应列入交接手续以垂范永久这一条。查考历来常平仓的粮食，一旦列入交接手续，就会长年累月地盘点稽查没有期限，甚至历经几任官员，耗时十几年，事情仍然悬而未决的情况比比皆是。现在正值制定法规之初，固然不敢蹈袭这种恶习，然而防止弊端应从萌芽阶段抓起，自然应当责成经管知府，在交接卸任时逐项移交，由后任官员在十日内盘点接收并结报，如有亏缺短少，责成主管官员赔偿补足，不得推诿给经手的书吏差役，导致没有盘量费用的着落，就由前任官员认捐以免推诿。又所拟定的广仁仓应委派专员经理，签派差役书吏看管这一条。查考委派的书吏差役既然分别酌情给予薪水，责成专门管理，就有主守的责任，如有偷漏等情况，应先责令知府赔偿缴纳，再向经手官吏名下追缴，仍按照监守自盗的律令定罪，这样才能使人触目惊心，不敢故意犯法。关于损耗经费这一节，也应当酌情减少以求有常规。又酌情拟定的广仁仓存粮，宜仿照州县常平等仓，以陈粮换新粮以免日久霉烂这一条。查考以陈粮换新粮流弊极大，这种方法在民间实行尚且多有弊病，其他就不多说了。○粮食一出仓，权力就操在经手的人手中，试问经手的人果真都是公正殷实的人吗？恐怕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将点滴积累的粮食，白白托付给假公济私的人，由因循守旧而逐渐形成侵蚀，法令也有穷尽的时候，这一条断不可行，应当不必讨论。又酌情拟定的出售仓粮，直接在本地售卖这一条。查考发放典当生息，名义上是留作买粮还仓之用，恐怕到了买粮的时候，地方官已经借口急需，全部提用了。楚省发放典当生息的何止亿万，此时全部化为乌有，就是明显的证据，这一节也不必讨论。又酌情拟定的采买仓粮，宜选派公正的乡绅耆老承办，不准假手于官吏丁役书吏这一条。查考新设的四廒储粮约三万石，以丰年价格计算，每仓石需钱八九百文，大约计钱二万六七千串，储粮越多，经理越难，即使将来交接盘点，也需要很多时日，不如定下限制，准许以一万石为标准。那一成厘金，除买足一万石粮食外，仍全部充作军饷，解送省城，不准该道府扣留分文，以免虚耗。再此案专为城防御侮起见，应归总督、巡抚、藩台、臬台、襄阳道衙门稽查支放。如何明确章程，互相稽核，以杜绝侵蚀之处，请两司逐条确切核议。

卷六十九 理财部十四 盐务

行盐日知录

顾炎武

松江李雯论述盐产于盐场，就像五谷生于土地，应当在盐场定额征税，之后不过问它流向何处，这样国家与百姓两利。又说：天下都是私盐，那么天下也都是官盐了。这个论述切实可行。邱仲深在《大学衍义补》中主张恢复海运，并引用杜甫的诗句“帆转辽海，稻来东吴”作为证据。我在盐法上也引用杜甫的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又说：“风渺吴蜀，舟通盐麻”，又说：“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如果按照如今的方法，各有行盐的地界，吴地的盐怎么能到蜀地呢？人人都诵读杜诗，却不知道这就是《论语》中所说的“诵读《诗经》三百篇，让他处理政务，却不通达”的人。

洪武三年，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的粮储，从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途遥远费用沉重。如果让商人在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的，都准许盐一引，一引二百斤。商人卖完后，就用原给的盐引自行到所在官司缴销。这样转运的费用就节省了，而军储就充足了。”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这是中盐法的开始。

唐代刘晏担任转运使，专门使用榷盐法，充作军国之用。当时从许、汝、郑、邓以西，都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主管；汴、唐、蔡以东，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盐吏多则县治扰民，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产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处。其余州县不再设置官员，那些江岭间距离产盐地远的地方，把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官府获得利益，而百姓不缺乏盐。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末年达到六百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顿疲弊。如今盐利之所以不能振兴，正是因为盐吏不能罢免。读史的人可以感慨而有省悟了。

行盐的地域有远近的不同，远离官府而靠近私盐，那么百姓不得不买私盐。既然买了私盐，那么兴贩的人必然兴起，于是盗贼多而刑狱滋生了。《宋史》说江西的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的汀州也与虔州接壤，虔州的盐不好，汀州本来不产盐，两州的百姓多盗贩广南的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