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　杂着部二

译自从欧洲各国研究力学，阐发水火二气的功用，创造机器，利用自然之力，于是力量较人力增加了百千万倍，且无穷无尽。近年来，精研电学，电的力量，极其精微又极其巨大，极其宏大又极其神妙。人类利用电力，还不及其亿万万分之一，无法用言语形容，难以想象。那么天下最大的力量，难道不是电吗？有人说太阳的吸引力，就是电。它吸引一百二十九颗行星，是电力。地球吸引月球，各地球之间互相吸引，也是电力。各星球之间的排斥力，是电。月亮不坠入地球，地球与众多行星不坠入太阳，漂浮在太空中，各自形成轨道，流星彗星飞掠，永远没有冲撞的危险，因为有巨大的力量互相抵制，这也是电。太阳的光和热，是电。它的光力和热力，就是电力。所以太阳与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我认为，这些都是力，在天表现为太阳，在地表现为电，在人表现为心。心的光和热，其性质与太阳之力相同，分散寄托时，只是一点微弱的荧光。汇聚起来，磨砺激发，清澈明亮，心灵深处，炯炯朗照。光热越充足，吸引力就越增强，排斥力也越大。所谓光力，就是智慧。认知周遍万物，洞察先机，贯通古今，衡量中外。光力所照耀之处，即使天下最明亮的事物也无法与之争辉，能使愚昧者开明，幽暗者显现，隐蔽者彰显，昏蒙者改变而昭明。白天如驾驭太阳，夜晚如电光闪烁。人心的光力，有如此通天彻地的作用。所谓热力，就是仁爱。兼爱博施，兴办养育，建立教化，一人不得其所，就觉得是自己的罪过。热力所温暖之处，即使天下最寒冷的事物顿时有了生机，能使白骨生肉，枯木逢春，短命者长寿，疾苦者变为康乐。其温暖如日轮，其迅速如电报。人心的热力，有如此扭转乾坤的作用。至于汇聚光力和热力成为吸引力，那么使时代和谐，四方风气响应，是尧舜的吸引力；声教遍及四海，是大禹的吸引力；帝王的命令成为九州的准则，是商汤的吸引力；大赏赐于四海，万民归服，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吸引力；作为万世的师表，圣人集大成，血气尊亲，百姓从未有过，是孔子的吸引力。自秦汉以后，吸引力不纯粹。然而每一代兴起君王，必有一时的吸引力，就以吸引力的强弱作为版图的大小、国运的长短。只是光力大而吸引力弱，光力多而热力少，这是大概的情况。当今之世，有能以热力胜过光力的人，必定能吸引地球之外的气息无疑。至于彼此之间的排斥力，则必定源于热力而产生。有热力就有生机，有生机就有排斥力。地心奇热，都是流质，与日电相当，犹如人心。如果流质逐渐冷却，那么禽兽不繁殖，草木不茂盛，水泉不流动，风雨不降落，久而久之枯萎贫瘠而死，地球毫无排斥力，将一并成为太阳的燃料。人也是如此。心血枯竭，那么肢体不灵活，毛发干燥，外风四处侵入，生命迅速倾覆，因为没有排斥力的缘故。国家也是如此。君主不爱民，百姓背离君主，敌兵一到，如摧枯拉朽，因为没有排斥力的缘故。因此，好生之心，是天意；爱民之道，是天理。这是人心的热力，也就是人身的排斥力。人心不死，万古常存；热力一旦消失，立即逐渐灭亡。人心的光力、热力，其大乃至上与太阳相同，下与电相同，天下没有事物可以与之相比。生死如转圜，兴亡如反掌。我希望掌握权柄的君相，增加这光力，培养这热力，以保存自己的吸引力，不要让排斥力净尽，被地球吞并。我更希望天下有志之士，穷困时在下位，显达时在上位，拓展光力，培补热力，以吸引力聚集同志，以排斥力抵御外邪，以保卫我大清满汉环绕七万里的疆域。自黄帝以来，代代相传，四万万民众，是神明的后裔。作《心力说》。

译论中国对于孔子的旧法并未固守

曾有人说，中国尊崇孔子，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自然应当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然而中原地区竟然不明白这个道理，到了今天还固守孔子僵化的法则，导致国家日益衰弱，这简直可以说是孔子害了国家。考察这种说法，认为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法则应当根据时势制定适宜措施，这确实是正确的。至于说固守孔子僵化的法则，我私下认为孔子原本就没有僵化的法则，而今天有人甚至把孔子僵化的法则都遗忘了，既然没有什么可固守的，又谈何固守呢？他们说固守僵化的法则，其实还没有完全了解中国的情况。为什么说中国对于孔子的法则没有完全固守呢？孔子的教育，先学小学，后学大学。小学是什么呢？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乐现在还大致接近，至于射御原本是古代的军事装备，在今天就是枪炮之类。古代男子用桑木做弓，蓬草做箭，志向在于四方，这固然用来观察德行，也用来显示强大。假如现在还能明白射御的深意，军事装备必然得到修习，军队就不会颓废萎靡了。现在即使固守射御的僵化法则，精神也必然振奋，文武不会分途，政事就不会担心懈怠废弛了。六书的学问还保存在《说文解字》中，但愚钝的人并不完全识字，这说明统一文字的教育也没有广泛推行。假如妇女和小孩都能读书，那么大义就会彰显，不至于甘心做汉奸了。西方人的格物致知全都基于数学，假如数学还精通，那么一切化学、光学、电学都能一目了然，没有不精通的，制造也就成功了。然而现在对于小学全都摒弃，即使越级谈论大学，却不知道大学的格物致知就是小学，这是不完全固守孔子法则的第一点。大学先修身而后齐家，先齐家而后治国，现在有无本的经济，这是不完全固守孔子法则的第二点。大学谈论平治天下，说“絜矩”，说“慎德”，说“生财有大道”，说“以义为利”。假如现在还能明白生养众多、消费减少、役使迅速、用度舒缓的道理，那么轮船、铁路、织布、纺纱、矿务、农业、西北水利早在几十年前就兴起了，财用就不会匮乏了。现在如果还明白以义为利的说法，那么捐纳这一途径早就停止了，这是不完全固守孔子法则的第三点。《中庸》九经说修身，说尊贤，说亲亲，说敬大臣，说体恤臣下，说爱民如子，说招徕工匠，说安抚远方的人，说怀柔诸侯。我朝深仁厚泽，唯独体现在爱民如子这一条上，所以百姓感戴恩德，没有人心向外国。至于繁复的拜跪礼仪，大臣未必会敬重；削减内外官员的俸禄，臣下未必会体恤；废除西方格物致知的学问，工匠未必会来；至于远方的人不被安抚，诸侯不被怀柔，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完全固守孔子法则的第四点：《论语》中冉有到卫国那一章，详细讲述了由人口众多到富裕，由富裕到教化。现在教化百姓的方法还没有完全丧失，而富裕百姓的方法未必讲求。百姓贫穷官吏贪婪，不聚集起来成为盗贼的很少。这是不完全固守孔子法则的第五点。现在的弊端，尤其以文官贪财、武官怕死为最严重。西方人说中国文官有三只手，武官有四条腿。试问孔子的门徒中有这样的人吗？有人问，孔子的法则想要全部遵守，难道要把井田制、封建制全都恢复吗？王安石因此败事。您仔细考虑说：“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我本来赞同他的说法。形势上不可行的，我知道孔子也一定不会实行。”况且孔子作《春秋》，拨乱反正，三统循环，明确给后人以准则。三统就是忠、质、文，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的遗制。孔子时代，周代的文饰弊端已现，所以《春秋》效法殷商，效法殷商之后又应当效法夏代。周代田赋是彻法，殷商田赋是助法，夏代田赋是贡法，现在的田赋就是贡法，何必改变呢？王安石的新法不能实行是因为扰民，而不是固守的过错。大体上孔子的法则，秦朝以后未能完全实行，所以祸变相接，没有能像三代那样国祚长久。到了今天五洲通商，这种文化于是岌岌可危。唉！三代以上，名世之人相继出现，周期为五百年；三代以下，圣人不再出现，已经旷隔两千年。像这样悠悠岁月，我不敢知道，说“我的道没有稍微衰落”。又考察儒教以孔子为至圣，确实有确立道义、安抚动荡的成效。除此之外，公仪休在鲁国执政，国家就削弱；荀卿在楚国执政，也少有建树；叔孙通进言时，说难以开创基业；汉高祖骂人时，常斥责为儒生。宋朝崇尚理学，不能挽救偏安的局面；明朝崇尚时文，更加多边境祸患。从来文学繁荣的时候，就是国家逐渐衰弱的开始。难道真的儒者对人国没有益处吗？还是后世小人儒太多，君子儒太少的缘故呢。唐铸万所著的书，把以前的儒者比作古代上党的人参，现在的儒者比作今天上党的人参，说其品种变了，已经很久了。希望志同道合的人努力振作，洗去上党人参的污名。

利弊说

天下的事情，利多弊少的很难，有利无弊的尤其难。因为弊端一天不消除，利益就一天不能兴起。有的起初看起来是利益，后来看起来是弊端；有的只知道它的利益，不知道它的弊端；有的当时享受它的利益，后来反而承受它的弊端；有的过去的人斥责它的弊端，现在的人偏偏看重它的利益。习惯看到的利益，同时也习惯看到弊端。利益所在的地方，就是弊端所在的地方。善于利用利益的人，能够没有弊端；不善于消除弊端的人，不能获得利益。弊端潜伏在利益的旁边，利益也蕴含在弊端之中。两者互为表里，确实有层出不穷、循环无尽的

译势。偶然翻阅前代贤人的笔记中的一则故事，虽然细微，却可以由此见大。广东人吴春华，字子美，靠盐业起家，生性喜好施舍。曾经在途中遇到一个人，形容枯槁，面色黑黄，衣衫褴褛，像是被列入乞丐户籍的人，向一位年长者乞求怜悯并叩头，如同额头触地般恭敬，神情十分迫切，详细诉说翻船后的困苦情形，难以返回故乡。那人始终面露难色。当时吴君身边只带着几十文钱，全部给了那人，不知道那人的最终结局。

有一天，吴君在茶楼小坐等待朋友到来，恰好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同一名北方客人一起来坐。刚坐下，老妇人嘴里喃喃自语，双手连连合十，接着双膝跪下。北方客人对她说：“你的船被火神买去，这是定数。但是你有八口之家，千里路程，我有什么能力供给你呢？不然的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何乐而不为？同样是操船为业，我的船正好要回去，送你回乡，哪有现成的好事不做之理？实在是境遇所迫，力不从心罢了。你总须稍微筹措路费，我才能带你回去。你年纪已七八十岁，何必自苦？既然有几个成年儿子，何不让他们到别处借贷？我再为你设法资助，以补不足，然后才能同行。”老妇人愁眉不展，在楼上楼下往来迅速，哀求不止。

当时旁边有一位善士听到这些话，心中怜悯，向北方客人询问始末。北方客人也为老妇人代为请求。某善士叫老妇人招她的儿子来，儿子来到面前，像哑巴一样不出声。某善士于是给了他几百文钱。吴君心中钦佩某善士的做法，想互通姓名，但善士已经离去。好善之心愈发难以抑制，也资助了一些。老妇人嫌少，说：“北方客人的船就要开行，非得若干数目不能活命。”吴君又按数给他，老妇人才道谢离去。

吴君坐了很久，临江等待客人，倚栏远眺，兴致索然。此时茶味淡泊已久，不止卢仝所说的七碗茶了。于是安步当车，缓缓走出。刚到楼梯边，老妇人仍在窥探。看见吴君到来，急忙回头躲到别处。令人不解其中的曲折，有见识的人自然能参透其中的奥妙。

我读到此处，不禁感叹道：唉！宇宙之大，奇怪之事，哪里没有？这不过是其中细微的一件罢了。况且幻术多在江湖，时常担心盗窃，邪门歪道记载在野史中，乘客恐惧，念秧行骗，居家两宜谨慎。就拿这件事来说，当老妇人刚到楼上时，上下很快，如此健步，必定不是七八十岁的老妇所能，可疑。一、前一件事因翻船流落，后一件事因焚舟难归，前一件事尚似合乎情理，后一件事殊难推测。而且都是一人行乞，一人拒绝，仿佛印板文字，可疑。二、给钱则争多较少，近乎要挟，可疑。三、既然说船须立即开行，为何得钱后仍在楼旁窥探，看见吴君就躲避，内心闪烁其词，可疑。四、我直接断言：做成圈套，借此乞钱，也是骗局中的最下乘。此事破绽在一个“避”字，若非亏心，何必背面有此一避？圈套显然，某善士和吴君乐于促成此举，真所谓可欺以其方也。如果天下人多用这种伎俩，岂不是阻碍志士向善之心，而助长莠民作奸之习？因此，济急怜贫确实有利，但急与贫出自伪托，则不能没有弊端，弊端甚大。利多弊少者之难，而有利无弊者为尤难。只有君子才能事先预防，未雨绸缪，虑周思密，无隙可乘，然后处理大事，处理小事，无不以精心贯注，利能常保，弊可永除。今天下明是道者或许少了，私下希望有心人不要认为这些话是空谈。

译防范渐变的篇章

听民间俗语说：“看见兔子才回头唤狗，还不算晚；丢失了羊才修补羊圈，也不算迟。”当今中国，国土纵横三万里，人口四万万，即使遭受小的挫折，哪里难以振兴？所担忧的是，祸患潜伏在细微隐蔽之处，智勇之士被疏忽大意所困。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堵塞，就会汇成江河；嫩草如果不铲除，将来就要寻找斧头来砍伐。《易经》坤卦初六爻辞说：“踩到霜就知道严寒将至，不可不谨慎。”试着列举来说，难道看不见吗？藩属国方面，越南、缅甸潜伏在南海之滨，高丽、琉球安居在东洋之岛，向中原进贡宝物，在邻国间手持玉帛朝见，不背叛不侵犯，没有忧虑没有欺诈。当时自以为社稷可以长久保全，子孙借此绵延不绝。他们本来不从别人那里获利，别人也不从他们那里获利。不知道法国、日本正在东京暗中集结军队，在冲绳检阅军队，将其设置为郡县，却美其名曰保护。而高丽、缅甸也面对强大的邻国虎视眈眈，追逐大国的利益，最终难免成为灭亡的延续。起初割让土地以求和，后来侍奉他人以守疆土。前车之覆，能不令人心寒吗？藩篱的撤除，还算小的。边城的祸患，东西方向有福建、广东的防线，东北方向有江苏、浙江的防线，西南方向有贵州、云南的防线，西北方向有新疆的防线。至于内外蒙古、前后西藏，也各自有所防备。当时自以为旗鼓相当，工力悉敌，可以有所准备而没有祸患，长久驾驭而远控四方。不知道南方交趾曾与我们争夺，北海晖春确实逼近此处；而泰西各国也环绕叩击关门，以求通商贸易。有的甚至在卧榻之前鼾睡，有的则在厅堂深处安然居住。马头租界遍地都是，起初还希望暂时居住，如今竟然成为坚固的联结。门户的开启，竟有如此情形。边城的祸患，还算小的。货财的使用，小的有彩丝麻线，大的有茶叶。湖州的蚕桑，广东的茶，印度的公班茶，土耳其的白皮茶。当时自以为互通有无，互补不足，农民本来没有多余的粮食，妇女也没有多余的布匹。不知道中国每年鸦片消耗不下三千万两，而外国来购买我们丝茶不过二千万两而已。溢出的白银以千万计，日益增多，这难道不是可悲的吗？又有铁舰的费用，枪炮的费用，以及一切机器、玩物、羽毛呢绒、钟表的费用，其数目也不少。货财的溢出，还算小的。交涉的开端，他们熙熙攘攘而来，我们也匆匆忙忙前往。简选使臣，设立领事，远渡重洋，开放海禁，订立条约，来到。王万国当时自以为我们的游民得到了安置，他们的旅人蒙受了恩惠，天下一家，五洲一人。不知道新金山、旧金山竟然极力禁止，不许涉足；小吕宋、法属越南又再次大张条例，重征人税。而那些居住在我们疆域之下的人，反而不能实施我们的法令，而听任他们归诉。因此人多轻视我们，而我们于是难以被他人重视。交涉的亏损，还算小的；风俗的忧虑，则有洋场的繁华，城市的波及，一饮一食只以西式为准则，一冠一衣以古制为非。车马的遨游，酒筵的应酬，三五成群征召，在楚馆秦楼挑选声色，追逐忙碌，月月日日。没有西方人的收入，却效仿西方人的支出，当时自以为世道兴盛，百姓幸运，商贾获利，国家富强。不知道水旱灾害交替到来，十室九空，精华被剥削，外强中干。即使有未经灾害的地方，却不知道利源广泛开掘，且将举世都役使给西方人，而被西方人所困穷。这才是大的祸患。唉！

审视时机的论述

天下万物万事，没有不各自有其时机的。时机未发时，寻找它没有头绪，观看它没有形状；时机已发时，如同疾风扫落叶，没有踪影可以指认；如同沸水浇雪，没有点滴可以寻找。怯懦的人因循守旧而失去时机，昏聩的人因蒙蔽而受累，于是导致明明有可乘之机，却甘愿让他人抢先，他人巧妙，我们笨拙，他人安逸，我们劳苦。时机未到时，绝没有人能预料它即将到来；时机已失时，也没有人能猛然醒悟它已经失去。等到时机已到，则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一筹莫展；时机已失，则叹息痛恨，异口同声。有的归咎于任事无人，有的抱憾于观察不审慎，却不知道说话不难，行动才难。如果处于承平无事之时，击节高谈，即使追随皋陶、夔的足迹，比肩伊尹、吕尚的功业，也很容易。一旦亲身经历其境，事机发动，猝然相遇，如同泰山在面前崩塌，如同麋鹿在身后兴起，很少有不被仓皇失措的。我国安危的时机，不一定显现于我国，有显现于他国的。数十年治乱的时机，不一定见于数十年之后，有见于数十年之前的。试以中日之事来说，东方国家，中国最大，日本次之，介于中日之间的，就是朝鲜。中国以安民息事为心，朝鲜以侍奉大国称臣为事。如果没有日本在其中动摇，那么二百余年的藩属关系常修，岁贡能尽臣职，用来扼守东海的咽喉，作为天家的保障，其关系何等重要。可惜事机变化，突如其来，有

译这是为了让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从国家的大小来论，清朝不如日本，日本不如中国，彼此互相牵制。以日本的力量，制服朝鲜绰绰有余，但对抗中国则力有未逮。实在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敢蠢蠢欲动，奋起行动，悍然发作，昂首傲视，高瞻远瞩，好像要在东海中横行霸道一样。过去为何如此懦弱，现在为何如此勇猛？过去为何谦卑自守，现在为何盛气凌人？这难道不是因为中国洞察先机不够早，从而自己招致了祸患吗？日本效仿西方制度，比中国晚；而中国自从与西方国家通商以来，创立推行西法，已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比日本早。只是因为日本做事讲求核实，各方面追求精细，对于水陆军队、兵商工业、各种技艺中凡是能够作为强兵富国策略的，无不精心对待，全力运用；而中国仍然因循守旧，粉饰太平，有炮台堡垒但建造不合规范，有兵船但使用不合规范，有枪炮但操作的快慢、进退离合都不合规范。文武百官在其中沉浮，只知道侵吞军饷来肥己，不再知道自己职责所在。积弊沿袭，一天比一天严重。观察时局的人，都私下担忧抵御外侮的方法不可长久依赖，太平的局面不能永远保持，无奈像巢幕上的燕子、井底的青蛙，只计较眼前，不顾日后，致使事机已经显露，而处理的方式，仍然像平时一样洋洋自得，像睡梦中一样昏沉。这难道不是洞察先机不够早，又不善于补救的过错吗？从古至今，国家的强弱没有固定的形态，大国不能制服小国就会由大变弱，小国能够对抗大国那么小国也可以由弱变强。战事既然没有把握，势必要放弃战争而谋求和平。用我制服别人和我被别人制服，其得失荣辱本来不可同日而语。既然做出了放弃战争谋求和平的举动，那些拘泥于常规旧习的人，还固执地坚持迂腐儒生的言论，认为某些可以答应，某些万万难以顺从。等到在谈判桌上周旋，幸好达成了协议，三寸舌头确实胜过百万军队了。没想到满朝谏议文书，四海舆论评价，都不能体谅当事者的苦衷，只知道指责驳斥攻击。这种用意，难道不是自以为这样立论才不愧于读书励志吗？至于事情的成败利钝，本来就不顾了。所以在和约达成之后，众说纷纭，几乎像道旁筑室一样众口难调，仰赖圣上独断，谕令钦差大臣刘铭传、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将关乎大局以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自陈述所见，据实直陈，不得用模棱两可的话敷衍塞责。后来刘、王两帅在唐沽会议，顾全大局放弃战争谋求和平，圣意于是知道议和不可听从，而独自折衷于一两个伟人，明君良臣相遇，于是更加相信善于审察事机的人见识确实超出寻常万万倍。推而广之，和局虽然达成，而东方大局尚未永远平定的原因，正自有其所在。台湾屹立在海中，小小一个岛屿，物产颇丰，为西方人所垂涎，形势尤其关键，所以日本人志在必得，在订立条约时再三力争。后来辽东一带归还我国，而台湾仍然割让相赠，也可以看出其志向所在了。交割的期限本限定在二月，现在因为台湾民众愿意做“中朝子民”，不甘心成为异域囚徒，于是遵循西方惯例，建立民主之国。中日两国交割，使臣不能久等，于是未满期限就先交割。有人说台湾民众忠愤，应当不会屈服于日本人，然而成败的定数不可预料。即使被日本人占据拥有，东方大局难道就能保证太平吗？即使台湾侥幸保持太平，而有类似台湾的地方，又难道能像盘石一样稳固吗？仔细察验并预料，操控并指挥，这是所期望于善于审察时机的君子的。

译远谋篇

有人问道：“如今皇上大婚的典礼，早已举行完毕。诏令封皇后的父亲桂祥为承恩公，虽然沿袭了汉代恩封外戚的制度，但不让他参与政事，杜绝了外戚专权的苗头，情义美好，恩德显明，斟酌得十分完善，不是前代吕氏、霍氏、上官氏以及王氏五侯所能比拟的。”并且册立了珍嫔、瑾嫔，以广增子孙繁盛的祥瑞，而皇恩下及后妃的恩德，赞颂之声早已在宫闱中响起，内政严肃整饬，天下人心归向，家法之完善，没有超过本朝的。然而椒房（皇后居所）子嗣尚不繁盛，太子之位尚未确立，道路上流传的言论，不堪听闻。况且皇上福寿无边，正值壮年，难道不是过于忧虑吗？恐怕有人因为轻率更改祖制，希冀未来的福分，沽名钓誉，预先拟定不祥之事，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但是国家根本空虚，杞人忧天的担忧，也是有识之士共同感到寒心的。您知道吗？惜红生说：“本朝的家法，不立太子，自从理密亲王被废黜而选择贤能以来，将‘与祥征当璧’（指太子）的匾额挂在殿廷上，以待时机，情况相似而不同。”纯庙（乾隆帝）曾七次降下圣旨，藏在《御批通鉴辑览》的上书房中，又针对明代互相攻讦的案件，详细论述了建立储君无益而有损，流弊无所不至，何等深切明白！成宪昭示垂范，确实应该万世遵守。吴柳堂先生为穆宗殉节，是忠贞不二、宁死不屈的大臣，他所上的关于预定将来皇位归属的奏疏，奉诏发给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共同商议，大家都畏惧这接近建立储君，不合家法，上奏停止此事。只有潘郑庵等三位尚书以及张香涛制军、何金寿太守等人所上的封折，沉痛典重，切中时弊，一时传诵。其中的警句说：“总之，承受大宝的元良（太子），就是继承穆宗毅皇帝嗣位的肖子，字字恰当，面面俱到。”当时奉懿旨，将历次降下的谕旨及各位大臣的奏折另抄一份，交给毓庆宫收藏，以备阅览。家法森严，草野迂腐之人，断断不容妄言取罪。〇建立储君与分封诸侯，都难以在如今复行了。

有人又说：“海上的局势非常恶劣，国家步履艰难，渐渐将要使五大洲合为一个战国时代，却美其名曰通商，又加上传教，改变了两千年来闭关自守的局面，模糊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这确实是皇上宵衣旰食的时候，士大夫效命尽忠的时机。”追溯自从烧杀引发衅端，五口通商，北塘战败溃退，而淀团被焚毁，热河出巡，而文宗（咸丰帝）驾崩，以及舟山被占据，吴淞被骚扰，越南之战，伊犁的归还，所丧失的东西不可胜计。以至于辽东的战事，陵寝震惊，如果不是俄国人仗义执言，汶阳的田地，几乎来不及在马关讲和，使者被刺杀，而皇上抱病赴会，不知与郭令公单骑见回纥，美髯公单刀赴江东相比，如何？如果不是自愿停战，那么牛庄已经设防，京城周边戒严，迁都的说法，何必不见诸实事？《诗经》不也说吗：“趁着天还没下雨，修补好门窗。”又说：“宗子是城墙。”又说：“大宗是栋梁，大邦是屏障。”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为扶持它的人多。”当北洋告警，京师大震的时候，各省的疆臣都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为念，明显划分界限，不曾听说出一支军队勤王。以至于西方人有“中国不是大国，而是二十三个小国”的讥讽，封疆大吏的情谊同休戚与共，竟然如此吗？我认为趁此各国通和之际，亟需选拔宗室觉罗中奉恩将军以上的人员出洋游学，根据他们的资质相近，学习兵法、公法律例、格致（科学）、制造等事务，优厚供给资斧，宽限时间，学成回京，储备重用，天潢贵族多才多艺，在缓急之间，较可倚托。并且选拔近支王公贝勒贝子，仿照前代开府分封的事情，出镇边疆，尊崇他们的位号，精心挑选参佐，无事时雍容坐镇，按时朝请，不侵犯督抚及地方牧令的权力；有事时兵马钱粮总归筹划，率领征伐以辅佐京都。文天祥在危急之时设立四镇，金人在垂亡之际建立九公，难道有希望吗？国初三藩之变，吴尚、孔耿虽然隶属旗籍，终究不能与亲子弟相比。魏国高堂隆说：“可以让诸王君临国家掌管军队，往往像棋子一样镇抚皇畿，辅佐帝室。”周朝东迁，依靠晋郑；汉台之乱，实赖朱虚侯。这〇是在建立储君之外，而变通封建之法。更始帝破灭而光武帝中兴，徽钦二帝蒙尘而高宗嗣位，正统帝北狩而景泰帝监国，台城陷落而元帝称尊，古今成败兴亡的缘故，可以看到了。那西晋八王之祸，景帝七国之变，确实应该引以为鉴。然而娄寅大公大虑的说法，实推祖宗的公心，椒聊衍庆，楚弓楚得（比喻失而复得，或利益不流失），正不可因噎废食。惜红生说：“天下安定很难，动乱很容易。”树立国家必有相互猜疑的趋势，贾谊《治安策》说得详细了。只是古来一统的朝代，没有外侮交侵的忧患，焚烧诗书以愚弄百姓，严厉防范以抑制骨肉。王侯的尊贵，不如平民。而宋太祖鉴于五代藩镇的弊端，采用赵普的计谋，杯酒释兵权

译臣下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起初由文臣出任州长，又将各道的财政权力收归中央。节度使没有敢跋扈不敬、骄横傲慢的，然而各镇逐渐贫困衰弱，不足以抵御外敌，导致子孙遭受金、元侵凌削夺的祸患，甚至向敌国称臣称侄，留下千古羞耻。如今五大洲交通发达，英、法、俄、德、美等大国，哪里像匈奴、契丹、蒙古那样呢？通商的局面，传教的事情，哪里像私下馈赠、每年耗费那样呢？铁甲巨舰、快速钢枪，哪里像射雕的骑士呢？难道可以不开启民智，充实储备以谋求自强吗？时局变化正新，我私下忧虑重重，有准备就没有祸患，国运才能长久。婺地女子不担忧织布，却担忧周王朝的灭亡；漆室女子待嫁，却担忧君主年老不立太子，难道须眉男子就该如此吗？如果像他们那样说话，不能认为是罪过。顾亭林先生说：“著书立说不为迎合一时”，所以暂且保留这些言论。

译远虑篇

天下有一件极值得忧虑的大事，不在于耳目所及的近处，而在于数十年后或百年之后的远处。当人们毅然创立它、决然推行它时，也说是事势极其紧急，不得已才采取这种一时的权宜之计。从百姓身上取走毫厘，汇聚成巨万，除了正常的赋税供给之外，得到这笔丰厚的资金，似乎对理财之道大有裨益。却不知道财富贵在开辟其源头，勉力让天下人共同习惯于勤劳，这样一切可以兴起的利益就会日益增加而无穷尽；财富贵在节制其流出，示范让天下人共同安于节俭，这样一切虚耗浪费的费用就会日益减少而有终结的时候。如果仅仅从百姓身上索取，虽然暂时充足，但百姓必定逐渐穷困。百姓既然穷困，那么用度仍然不足，而且从百姓那里得到一分，百姓就丧失十分；从百姓那里得到十分，百姓就丧失百分。官员把这看作利益聚集的地方，吏员据此进行垄断，不顾廉耻，不爱惜名声，攀附钻营以求必定得到，怀着阴险狠毒的心肠，露出鬼魅般的面孔，用权势压迫百姓，用威势胁迫百姓，使百姓想逃不敢逃，想避来不及避，头痛额皱，唯命是从，就像进山突然遇到猛虎，在路上猝然遭遇豺狼，其情状就是这样。

囊中资财既然充裕，就为所欲为，馈赠献纳出于此，贿赂行为出于此，上下关系亲密，卓异的声誉兴起也出于此。今天获得优差的职位，明天得到美好的空缺，今年增加一个品级，明年晋升一个阶位，连绵不绝，隆隆直上，都出于此。等到他们的欲望沟壑被填满，私愿已经实现，渐渐萌生退隐的念头，分出剩余资财的一二分，能使子弟成为卿相，自己则载着宝物归来，增置田园，广蓄姬妾，作为娱乐的打算，车马冠服更加豪华，并且每天在乡里夸耀，而乡里人也侧目而视，侧耳而听，用对待缙绅先生的礼节尊敬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所享用的都是小民的膏血呢？他们为自己打算倒是得到了，而被他们剥削的人正陷入困苦，无处控告。不久，那些所谓的猛虎、所谓的豺狼，捕食吞噬，既醉且饱，就倜傥地远去了。接任的人奉着公文而来，喜形于色，像渴马一样，像饿鸱一样，跟随他们来的有的作为羽翼，有的作为爪牙，一起日夜营谋私利，他们的横暴贪墨，恰好与前任相比，或者比前任更残酷，而小民重新陷入困境，直到没有终结的时候。

假使有像天一样的福分，四海安宁，水火兵戈、疾疫等各种祸患长久不发生，那么农夫在田地里服役，终年劳苦，减去他们的支出，计算他们的收入，还有几石粮食，几斛豆子；工匠住在作坊里，终年勤劳工作，减去他们的损失，计算他们的所得，还有一餐的饱足，隔夜的粮食，商人冒着险阻，顶着霜露，困疲于舟车之下，奔走于道路之中，带着十分的本钱去求一分的利润，终年忙碌，不得安息，减去他们的耗费，计算他们的收获，还有蝇头的小利，锥刀间的余利，虽然不富裕，尚不至于立刻匮乏，向上可以奉养父母，向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还不至于犯法触犯刑罚，喧哗敢作不轨之事。如果时势相乘，凶荒接连到来，生计日益窘迫，积蓄一向空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历来流寇奔突，因此而酿成大祸的，不可胜数。如果不彻底改变计策，数十年后，或百年后，变迁不止，祸患必定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且爆发得越晚，祸患越猛烈，这是古今的大概情况。

我朝圣君相继，励精图治，凡是替百姓打算的，周到而且深远。最近阅读圣谕，因为台谏奏请停止捐纳，道府大员立即停止，其余各种杂职交给朝廷大臣会议。伟大啊我皇上的心意，政治从善如流，即使是古代的尧舜文武也不过如此。只有这个厘捐一事，损耗元气，不利于民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估计必定会颁布告示天下，依次更革，以期让财富积聚在百姓手中。在朝廷的大臣们，如果说这件事一废除，财政立刻匮乏，敢于用邪说阻挠的，这就是乱臣贼子，不忠不爱戴君主的人，可以与汉朝的桑弘羊、卜式，宋朝的王安石、蔡京等谋利的奸佞同等论罪。我只是江南的一个下士，敢议论国家大事，只是因为圣王的时代，采诗官的采集，草野之人的进献，都能抒发下情以通达上听，而丝毫没有什么忌讳。况且三代以下治道隆盛的，人们称颂文景，文帝在位时，洛阳少年三次上策，痛哭流涕，长叹息。我皇上节俭恭敬，实际上超过文帝，我愿附在贾谊一流人之中。有人可能会说：所忧虑的太远了，那财用不足怎么办呢？回答说：开辟源头，节制流出，何必担心贫困？又有人说：急切可忧虑的，是岛夷的侵犯罢了。回答说：小贼能做什么，而且自古以来夷狄产生异心，必定是因为中原有可乘之机然后才来。如果富教已经成就，守在四方夷狄了。我所忧虑的，是在那里，不在此处。

综核名实说

后世的刑名之学合为一家，古代分为二。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类中有法家，有名家。法就是刑。班固说：“法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理官，信赏必罚，以辅助礼制。《易经》说：‘先王用明罚来整顿法纪’，这是他们的长处。”又说：“名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礼官。古代名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他们的长处。

译《史记》中太史公司马谈论述六家的宗旨，指出其中说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六家，都是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又说：“法家严厉而少恩义，然而它确立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节俭而容易失去真实，然而它端正名实的关系，是不可不考察的。”由此看来，名家和法家两者都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之道。当今世代的法律条文首先重视名例，似乎名家统属于刑法，然而所定的名例仅能治理冒犯名分等级的罪行，而不及其他方面，那么在遵循名分、责求实效的道理上就缺失而未加讲求了。

所谓名，是实的附属。凡事有名实，即凡人有名实。最高境界是崇尚实效而不追求虚名，如尧帝伟大而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泰伯至德而百姓无法称颂，就是这样。次一等的是实效到了而名声随之而来，所以《尚书》记载赓歌，《诗经》收录雅颂，周公制定谥法，都是以此作为借鉴和惩戒。再次一等的是实效不足以匹配名声，如孔子辨析臧文仲的智慧，孟子辨析陈仲子的廉洁，可以举例说明。至于有名无实，这就是下等了。儒者的清议，国家的治体，没有不在此处斤斤计较、严格把关的。史书称汉宣帝综合考察名实，于是达到了西汉盛世的治理。汉世距离古代不远，一切朝野上下的名实即使有不符之处，应当不至于像后世那样严重，综合考察起来容易治理。

如今的法制，距离汉世已有两千多年，我朝二百五十年来，纲纪举起而目张，治法大体完备，理应政通人和，四方边远地区归顺服从。所担忧的是，法令繁密而官吏借此作奸犯科，风气揣摩而人多弄虚作假，用名分来核实实效，十次中难得一次。前人所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名更严重的，那么无事之时其实有着非常严重的忧患”，正是今日的状况。

拿疾病来比喻，伤害在肢体皮毛的是痈疽，感受风寒暑湿的是或吐或泻，极而言之呻吟卧床、神志昏沉将要断气，如果用药得当，指日之间就可以霍然痊愈。如果病根深重，积年累月，害及脏腑，已经深入膏肓，虽然起居尚未改变，但识者知道元气已经消耗，一旦疾病发作，即使是卢医扁鹊也不能医治。如今中国的病症，已经及于脏腑，深入膏肓，元气也逐渐消耗了。如果不使用攻补的大剂，趁现在谋划，恐怕他日将有咬脐后悔莫及的懊悔。

试举综合考察名实的关键，大约有几点：第一是官职应当澄清。内部各部院府寺的各官，顾名思义，应当各自勤勉其职。外部从督抚到州县，都以官名来考核其职事。如总督是否真能总理督率？巡抚是否真能巡行抚绥？布政使是否真能承宣布德？按察使是否真能提刑察吏？知府、知州、知县是否真能深知地方利弊？其他河、盐、漕、榷以及武职各官，都同此例。至于大小衙门的佐理杂职，如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理问、照磨、知事县丞、主簿、巡检、典史、检校大使各官，都有应当举行的职责，不应当视同闲职。凡是地方各事，哪一件不是地方官所当办的？如今各省差委局，超过实缺官数倍，固然因为仕途拥挤，借此调剂，也是因为地方官视当办之事，竟如分外之事。如果实缺官各勤其职，那么差局可以依次裁撤，候补人员也可以逐渐淘汰，而后仕途可以期待疏通，百废具举，捐例将不关闭而自动关闭了。至于学臣所教，职为化民成俗的根本，尤其应当赋予事权，考核其功过，使得教授、教谕、学正、训导等官不至有虚名而无实效。

第二是人才应当甄别。近来天下多事，朝廷屡次下诏求贤，内外各大臣不乏保举人，终究未闻有奇材异能之士，足以担当非常重任的。难道天地果真不生材吗？我私下以为，穷檐之下，山泽之间，必有怀奇待用的士人，只是不屑奔走权门，以致沉沦委弃。而当世谬采虚声的人，即使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终究不足以资倚，那么保举这一途径，比捐纳好不了多少。至于各省每逢大计之年，疆吏明示黜陟，所保荐卓异者不过数人，不是踞要津即居美缺，难道一省的大人才果真只有数人吗？为何疏远卑下者率皆望尘不及？至于填劾人数，或视保荐者尤少，难道通省人能吏不多，溺职者亦寡，其余皆无功罪之可稽吗？所望各省贤明大吏，认真旌表区别，使得扬清激浊，不雷同故事奉行。其对吏治民生所裨益，正非浅鲜。

以上二者，为综核名实之大端。此外诸政，可以类推。至于近岁讲求洋务，创行铁路诸事，尤其应当振刷精神，破除情面，以期扫积习而收获实效。倘若此事也成画饼，那么中国安望有振兴之一日哉？这是所望于当局者的。

译万全之策

况且政治，大抵都是为了百姓。政治用来养育百姓，百姓便不贫困；政治用来凝聚百姓，百姓便不衰弱；政治用来教化百姓，百姓便不疑惑，但这尤其难以迅速求得。舍弃积蓄人口、繁衍民生而急于谈论训导，那就太迂阔了；然而也不能偏废一方。不明仁义而只夸耀富强，那就太浅薄了。只有各项都具备，才更庆幸太平的景象得以呈现。身处盛世而谈论政治，也不过是寻求万全之策罢了。政治有显著的方面，也有细微的方面。那些表现于显著方面的，百姓的身家性命，君主乐于加以保护；那些表现于细微方面的，百姓的性情，君主想要加以巩固联结。那么就没有细微而不显现的。政治有分别的方面，也有统一的方面。那些分别显现的，朝廷的治理措施，体现在百姓身上而没有不周全的；那些统一呈现的，民间的爱戴之情，感动于君主而没有不真诚的。那么就没有分别而不统一的。于是我缅怀大治的朝代，于是我遐想大同的教化。起初，致力于农事和武备，忙得连太阳偏西都顾不上；随后，亲近君主、尊崇君王，已成为人情的大顺。多么美好啊！这是遵循什么道理呢？身处盛世而谈论政治，也不过是寻求万全之策而已。

其一在于粮食，粮食以按时令为重，司徒劝勉耕种，粮食与用度相通，冢宰制定权宜之计。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即以粮食为天。因此粮食不可不足。

其二在于军队，人多了军队就强大，伍、两、卒、旅都是其类别；兵器精良了军队就锋利，干戈甲胄都是其材料。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军队也就是用来保障粮食的。因此军队不可不足。

其三在于信用，信用根植于道义，名分确定就不争夺；信用发自真情，事理明白就不触犯；信用存在于军队和粮食之中，信用实际上超乎军队和粮食之外。因此百姓由此信服。

这贵在去除弊端。治理方法的败坏，在于地力耗尽而户口凋零，意在粮食而粮食不能接续；军籍增加而人员流散，意在军队而军队不精良；盟会众多而下属滋生背叛疑虑，意在信用而信用不稳固。如果确实知道这些弊端并去除它，将会看到家家有余粮而积蓄可不需刻意经营，行伍有富余士兵而招募可不需烦扰，城邑有良民而誓约诰命可不需颁布。用军队和粮食安定其形体，用百姓的信用联结其内心，何必采取杂霸的图谋呢？

这贵在筹划完备。王道教化的兴盛，在于井田制确立而公私都得到供给，那么粮食充足可知；封建制实行而大小相互维系，那么军队充足可知；学校兴起而优秀与愚钝都得到教化，那么百姓的信用又可知。如果确实揽取这些完备的措施并筹划它，将会看到粮食借助天时而丰收可报，军队凭借地利而整顿军队可期，信用极尽人和而诚信可恃，用军队和粮食谋划其开端，用百姓的信用完善其结局，哪里难以实现隆盛的太平治理呢？身处盛世而谈论政治，也不过是寻求万全的策而已。

人应当以务本为先

从前圣人说过：“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会产生。孝悌，大概是做人的根本吧？”从天子到平民，一概都以修身为根本。这根本不可不致力于，固然贵在知道先后次序，这样就接近道了。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位，农居其后，其次是工和商。这四者，固然都是世间必然有的事务，也是世间必然有的人。人能不谨慎自己的行为，以尽其所当务的根本吗？“士贵在安守本分，以诗书为务；农贵在坚守本业，以耕种为务；工商贵在坚守本行，以勤俭为务。”这些都是各有其根本，人只是不知道所当务，以致失去了根本。古书说：“没有君子，没人治理野人；没有野人，没人供养君子。”又说：“有土地才有财富，有财富才有用度。”秉持这种说法，士与农固然并重。在我看来，农确实比士更为优先。为什么呢？农业是不枯竭的仓库，五谷是司命的根本。古代帝王勤勉于农政，致力于田功，展示器具授予方法，顺应时节观察土壤，确实是重视它，确实是急切于它。何况选拔人才则蒸献我髦士，演习武事则登上戎行，用诗书润泽耒耜，用铙镯兴起丁农，光辉地衡量文治宣扬武功，谁不是从田间来的呢？试想历山有大舜，莘野有伊尹。古代帝王亲自耕种田间，寄迹茅庐，这也是常事，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等到末俗趋向浮华，流风日渐败坏，策马驱良马还觉得不足，经营名声赚取美味互相夸耀，利益必折损于秋毫，市场且连接着大屋。矫健地佩戴牛饰的风俗，翩翩地骑鹤遨游，大富没有边际，多钱善于经商，乡里名为宝王，库号称为长生，曾经没有耕种的劳苦，已经加倍于田畴的收获，或者卖出良物而混杂劣品，或者聚敛财富而役使贫民。追逐末业的人日益增多，致力耕田的人日益减少。俗话说：“一个人不耕种，就有人受饥。”说的是堕落根本。何况画卵争工，雕薪斗巧，耗尽几个农夫的力气，不足以供应一个富室的餐食呢？如今朝华炫彩，权假日以余荣；冬叶映霜，倏经风而告陨。因此奢华的祸患生于天灾，高明的家宅终为鬼所瞰。每见淫人恃富，贪吏争贿，树木披上绮罗，谷物量给牛马，他们的子弟都穿着珠服吃着玉馔，他们的仆从也骑着怒马乘着鲜车，开启多怨之门，蹈入厚亡之咎。怀璧其罪，有齿必焚。等到龟甲无腹而难以钻探，鯈鱼本在沙中而求活，然后知道兰单之驾胜于骏騄之齐骧，短绻之衣胜于锦绣之文彩。因此渊明作赋，多说田园；泛

译《胜成书》只说种植庄稼、耕作田地来吃饭，挖掘水井来饮水。耕作三年积蓄九年的余粮，耕作九年积蓄三年的余粮，耕作本来就是农民的日常事务。人们难道可以完全蒙昧其根本而不知道所应致力的事吗？

如果三个农时不受灾害，万物宝物全部丰收，陈旧的禾把停积着余粮，夕阳映照在田间，那么稻米散发着香气；西风劲吹，则打谷板的声响喧闹。大家一同在芦苇洲上滤酒，喝着茅柴酒，举杯谈笑，多次起舞喧哗。草屋低矮而竹篱短小，布衣温暖而饭菜香甜。

把这些人看作名利的奴隶，争夺锥刀般微小利益的人，欣喜与悲伤情感不同，荣耀与憔悴情态各异。于是坚守忠信作为珍宝，与孝顺悌敬同属一类。因此民风淳朴敦厚，财物用度丰裕增长。

如果不是贤能的官吏，驱赶游手好食的人，警戒懒惰游荡的习气，赐予大酒杯以示奖赏，宣扬木铎以督促功业。冯伉撰写《谕蒙书》，百姓才知道施肥播种。像祭癸那样喜好农事安逸，田地就不会荒芜。与其种植一县的花卉，不如督促千畦的稻谷；与其拥有黄袖的被子，不如践行绿野的春光。

然而如果赋税横征暴敛，差役科扰滋生，以至于采取剜肉补疮的计策，催缴赋税留下如水痕般的伤痕。不畏惧像浚明那样的人出生，俨然居于百姓之上，把规劝当作耳塞，又何必诛责呢？

当今圣明的君主与天同心，重视农耕。正月初辛日祈求谷物丰收，傍晚时分深切关怀耕作，常有如临深渊般的谨慎，每每怀着如伤般的勤勉。加上君主在上深切关怀，百官在下承接执行，百姓兴起两穗丰收的歌谣，家家户户有千箱的收成。

我卑微之人身处教化之域，家中传授农书。既然蒙受执笔记录的荣耀，得以实现归隐耕作的愿望。所愿开辟五亩宅地，购买一区山林，研习母亲大地的经典，补充斋戒民众的方法。流连于耕作挖掘，歌颂太平盛世，自号场师，言说田意。

我希望世上的人，坚守本分而安度岁月，凭借天理来度过时光。困顿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人贵在追求根本，知道所应致力的事，事先谨慎，不事后后悔，各自安守本分罢了。

译消除外患巩固国本说

我私下广泛考察地图，远溯查阅史籍，知道我们大清朝疆域的广阔，古代未曾有过；地势的雄伟，人口的众多，超过汉朝唐朝而跨越宋朝元朝，确实无人能比了。自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航海来到中国，叩关进行贸易，借通商之事来考察风土人情，熟悉久了，渐渐产生争执。五十多年前争端初起，当时谋臣主张和谈或主战，议论不一，屡次战败。后来重新订立条约，稍微维持和平局面，然而外部警报接连不断、四面环生的，几乎每年都有。三十年来中外商议，都以设立防御抵御侮辱为要务，险要的地方扼守它，军队缺少的补充它，士兵疲弱的训练它，器械精良的购买它，技艺优良的研习它。〇经过枢机大臣和边疆官吏同心协力谋划，全心全意经营，所花费的钱财不下数千万，中国声威稍微不同于往昔。然而沿海地区环绕数千里，布置已经难以周全，措施不过十分之二三，狡猾的敌人窥视逼迫，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日本以小小的岛国，仿效西方方法，图谋开拓疆土，进占琉球，未能实现其志向，去年夏天趁朝鲜动乱，以兵威胁迫，俘虏其国王并占据其都城，还认为不够，竟敢深入重地，窥伺盛京，又用水陆军队夺取我旅顺，攻打我威海，北方门户的钥匙，岌岌可危。以东邻唇齿相依的国家，与我为仇敌的国家，这是迫在眉睫的大患。英国也以开拓疆土为事，起初借助公司的力量，蚕食印度，不久万里沃土全部被其兼并，于是与我西藏成为邻国，近来又胁迫降服阿富汗、克什米尔、巴达克山、什格南各部，归属英国，其势力逐渐向北，已经越过岭与我新疆接壤，向南兼并缅甸，而云南西南边界也与之相连了。俄国自兴安岭以外，向东延伸到海，包围我黑龙江全境以及外蒙古、乌梁海各部，向西超越新疆各城，地势颇为广大。自咸丰年间来索要旧地，而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勘界一错，缩减土地数千里，俄国侵夺的阴谋没有片刻停息。又在同治年间趁我内部祸乱未平，稍微用兵力吞灭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博尔塔拉等回部，于是俄国土地也连接新疆，环绕我三边，周长约二万余里。法国自从争得越南，随即胁迫夺取真腊国归其保护，近来又侵夺暹罗、湄江左岸之地，而两广、云南边境之外，恐怕从此多事。这是在心腹之间的大患。南洋诸岛星罗棋布，古人所说的海外杂国，东南方直到天地尽头数以万计，按时令风潮朝贡的，现在已成为英国、荷兰、西班牙三国的外府，竟没有一个岛屿能独自存在，这也是他们像虎视鲸吞的明显证据。时局如此，可以说艰难；事变如此，可以说棘手。现在的大患，都发端于此。数十年之内，四面环逼，交涉的事情日益困难，应付的时机日益紧迫，实在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然而人力可以战胜天命，通晓变化才能长久维持。自古以来，有的因多难而巩固国家，开拓疆土；有的因无难而丧失国家，平毁守御。没有掌握方法，那么困难更加困难；如果抓住关键，那么困难也变得容易。中华地大物博，天时人事都可以有所作为。如果能够顾全大局，将以前粉饰因循的积习痛加戒除并努力根除，考察西方各国制胜的方法，治理国家的根本，选拔通晓时势的英才，钻研精通器械数理的通才，训练水陆将才，联络中外使才，培养有根本，这样使用就不会穷尽，鼓舞他们，磨砺他们，选择有特殊才能的人倚重任用，那么事情就不会杂乱无章了。这是储备人才的重要事务。仿效西方方法训练军队，水师取法英国，陆师取法德国，简核名实，增加训练材艺，期望成效足以与西方军队抗衡，分为南北两大支，扩大分布，那么海疆就有备无患了。这是整顿军队的大略。生财的大端在于振兴商务，以畅销土货为要诀，想要销售土货，以创筑铁路为初步。现在国家已经筹划营造山海关铁路，期望逐渐到达东三省，已有成效可睹了。将来内地铁路自然应当按照张香涛制军的原议，分年筹集费用，由汉口开路到达芦沟桥而通往山海关，那么秦陇楚蜀晋豫的土货层出不穷，转运更远，商业利益自然丰富，国库充盈，富庶的势头蒸蒸日上。西方各国藏富于民的方法，大旨也不外乎这个。这是利用厚生之政，探本握要的图谋。公私学校的教习，不宜拘守旧法，竞相崇尚时文，必须以能推广新学为要务，使他们读一年书卷，有一年的功效，读两年就有两年的功效，推之三年、四年，无不如此。这样就不从事虚文，专求实际，功效显著，学者必然众多。将看到一二十年之后，士人都通晓当今，百姓都向学。在上位者更有妙术来鼓舞他们，那么豪杰竞相进取，而宏济艰难的人才，也在其中了。凡是这四个方面，用力既专，收效自然加倍，或许能够消除外患而巩固国本了。倘若还是因循玩忽

译如果不早作打算，就会屡次遭受欺侮，国力严重受损，迫在眉睫、关乎心腹的祸患将没有尽头。如果用柔顺之道应对，就会招致欺侮而意志难以压制；如果用强硬之道应对，就会引发争端而力量难以支撑；如果用旧法应对，就会违背时势而处境陷入困穷；如果用新法应对，就会因情况不同而情势未能完全了解。敌人已经逼近，祸患已经深重，惊慌失措，恐怕难以维持到一天结束。那些敢于掌握扭转时代命运权柄的人，对此应当深思熟虑。

译论强弱相互转化的道理

天道每十年便发生一次变化，阴气消退阳气增长，循环的机理，是互相依存潜伏的。天时如此，人事也是如此。所以自古帝王建立国家，没有不遵循强弱相互转化的道理的。有的起初弱小最终强大，有的起初强大最终弱小。没有比秦始皇更强大的了，他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等到传到二世，平民起事，宗庙社稷随即转移。谨慎厚道如汉光武帝，似乎没有什么奇特的才能和雄大的谋略，但在昆阳一战，便开创了帝王的基业。他的部下都说：“刘将军遇到小敌人时怯懦，现在面对大敌人却非常勇敢，真是奇怪！”在当时，这也是各位将领所没有预料到的。由此可知天下的事情，不可以用成败来拘泥。

当今五大洲的形势，如同周朝时的列国。被称为大而强的，则是英国、德国、法国、俄国。考察英国在汉朝时，臣服于意大利。六朝时期，意大利衰败混乱，英国于是向北驱逐狄人。陈后主元年，厄德伯开始占据英伦建立国家，迎接教师来制定法度，从此逐渐强大。唐朝时屡次被丹麦国攻打，后来王子亚腓烈继位，曾经跟随意大利的教师游学，训练军队击败丹麦、法兰西等国，国家于是大治。后来再次衰弱，被丹麦国所灭。宋朝时有个叫威廉的英国人，勇猛坚毅且有谋略，击退丹麦国的戍守军队，国势重新振兴。明朝时女君主以利撤毕帮助荷兰击破西班牙，国家日益强大。传到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国家再次不振。再传到威廉二世、若耳治一世，都能励精图治，讲求富强，国家又得到治理。若耳治二世即位，讨伐西班牙战胜了他，又讨伐法兰西，割取其藩属。若耳治三世即位，兼并五印度的土地，擒获法王拿破仑，将他流放到荒岛，威震远近。欧洲各国推举他为巨擘。从此在里海击败俄罗斯，在亚非理攻占其首都，开拓阿喀喇嘛喇甲息力等地，开辟阿萨密部，获得澳大利亚，夺取日伦敦等岛屿。一次振兴之后，便不再衰败。近来保持世界日益扩大，致力于安定，其疆域之广，绵延五洲，已有鞭长莫及之势了。

至于德国，古代是北狄，宋朝时被日耳曼人侵犯，建立为别部，后来被波兰所兼并。明朝万历年间，又被日耳曼人夺取。到我朝康熙时，德国才能自立为王。其国王有名啡哩特二世的，颇有大志，开拓土地很广。啡哩特二世死后，侄子继位，酗酒荒淫，国势骤然衰弱。啡哩特威廉三世刚继位，法王拿破仑率兵攻打他，力量不能抵御，割让一半土地给法国，国家于是削弱。后来国王与各国合纵攻打法国，大破法军，全部收回故地，国威大振，远近无不顺服。布伦士即位，神武英迈，与宰相俾斯麦、军师毛奇攻打丁抹，战胜了他，夺取斯丁及斯勒瑞克土地。又帮助意大利在易北河击败奥地利军队，包围其都城，索取兵费四千万达列尔。北日耳曼及诸小国都归附德国。后来因为西班牙驱逐其女主的缘故，与法国构难，俘虏其国王，迁往加须儿。又发兵包围京城，法国于是改国号为民主，与德国讲和，割让亚撒西全部及罗来内半部给德国，又赔偿兵费五千兆佛郎。从此德国的强盛，遂称雄于五大洲。

法国的兴起，实际上始于中国齐高帝时。其酋长哥罗味驱逐北狄，建立国家确立名号。其间振兴后又断绝，断绝后又振兴，兴废不常。后来传到法王路易，宽厚慈爱民众，号称中兴。到元顺帝时，被英国人所灭，依靠幼女收合残余力量，击退英军，恢复旧地。传到路易十四、路易十六，国家再次衰败混乱，于是推戴拿破仑为王。王有勇谋，善于治军，即位后灭掉荷兰，废除西班牙，夺取葡萄牙，兼并意大利、瑞士、日耳曼诸小国，割取德意志的一半，夺取奥地利藩属，侵犯嗹国，包围其都城。不久以大兵讨伐俄罗斯，俄国人烧毁城池逃跑，各国又趁其疲敝，合力攻打他，法军大溃，所得土地全部丧失。后来又与英国交战失败，拿破仑被擒，其继起为王的也都不能自我振兴，于是法国变得孱弱。后来钗鲁斯路易，英明敏锐有才，想要自强，其国首先起事，与英国、士撒、奥地利合兵攻打俄国，战胜了他，在巴黎结盟约定四事，以便商贾。后来又帮助撒破奥地利，不久又被德国打败，钗鲁出降，被放逐到加须儿。法国自经历这次大创，元气凋伤，国家更加不振。近来虽然图谋自强，不遗余力，然而未能恢复旧规，议论者都以“外强中干”看待他。

至于俄国，占据亚洲、欧洲两地的北境，又跨海占据美洲的西北隅，疆域之广，很少能与之相比，是塞外第一大国。古代称萨尔马西亚，唐朝以前受役于匈奴，唐朝时酋长禄利哥招引族类，开始建立邦土，规模才具备。周世宗时，其国分为十二部，相互攻伐。国家非常纷乱，其继嗣也没有贤明的君主，所以传到波利斯后，势力日益削弱，国人于是立彼得罗为王，政令更新，国风大变，疆域恢廓，威震四邻。几代传到亚立山德，英、法、土三国共同攻打他，俄军战败，又在

译西巴斯多卜城，俄军再次战败，连续征战一年，在巴黎签订和约，俄国的气势稍受挫抑。然而俄国人心怀长远谋略，性格坚韧已成，收复了堪察加、波斯的土地，降服了浩罕、机洼等国的民众。近年来，开拓的疆域日益广阔，几乎到了无法遏制的势头。

译至于像美国、奥地利、意大利，也都号称强国。然而意大利和奥地利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盟主的权力，美国则开辟最晚，专门致力于通商，不从事争战兼并。其他如荷兰、瑞典等国，虽然等同于自郐国以下（指微不足道），但考察它们立国至今，也没有不是盛衰交替运行的，从来没有作为强国或弱国始终如一的情况。就像我们清朝开国之初，三藩叛乱，祸延数省，朝廷军队首先平定了他们，接着收复台湾，平定西藏，平定金川，征讨缅甸，声威所到之处，敌人都顺服，疆域之广，超越前代，远方的人不敢产生觊觎之心，内地不至于有寇盗之患，兵强国家富庶，未曾不雄视一时，而被四邻所震慑。从此以后，休养生息，将近一百多年，却发生了太平天国之乱。那时因为和平日子太久，人们不懂军事，所以贼寇势力起初并不很强，却没有人敢与他们对阵，一听说贼寇到来，望风而逃，郡县都城，轻易就被夺得，贼势猖獗，势如破竹，蔓延十多个省份，盘踞十多年，宗庙社稷的危险，几乎到了断绝的地步。于是中兴的名臣们兴起，研究练兵的要领，讲习战阵的方法，创设水师，效仿西洋方法，荡平寇乱，歼灭首恶，正以为整军经武的事情，从此精益求精，蒸蒸日上，可以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称雄。没想到到现在仅仅三十年左右，老成宿将还没有完全凋零，军政武备还知道讲究，却因为高宗（光绪帝）的事情，与日本失和，连战不利，失地损师。虽然其中不都是我将领没有谋略，战士没有勇气，大半是由于贪夫甘心卖敌，蛀虫百姓愿意做汉奸，以至于溃败决裂，不堪设想。在旁观者正以日军强大，急切地称道不停，然而看刘铭传军队镇守台南，岿然不动，而日本人终究不能得逞，那么所谓兵力强大的，恐怕也不过如此。于是更加感叹我们当时旅顺、威海的失守，都是拱手相送，而不是日本人的力量导致这样的。只是现在既然割地求和，那么国家的元气已经受伤，海内的财富将枯竭，我国的衰弱，恐怕也有无法掩饰的了。然而强弱相互依存，自有定理，强大固然不足以欢喜，衰弱也不足以忧虑。譬如平等人家，起初良田万顷，富有千仓，衣食来源可谓充足，不久家产逐渐消亡，财用时常匮乏，几乎将与贫穷人为伍，而他的子孙又凭借积蓄之功，或者经商贸易，出奇计谋获利，或者努力耕作，丰收而加倍收获，人口众多食物少，生产快消费慢，于是今日的贫穷又转变为昔日的富裕。所以世间没有几百年常贫的家，也没有几百年常富的家。然而如果完全把命运委之于天，认为强弱相互循环，而不思力图振奋，这就像求富而妄想天降金钱，疗贫而不谋求努力劳作。我担心弱者将更加显得弱，而最终没有变强的一天。古人说得好：“为政不在多言，只看力行如何罢了。”夫力行之事，古与今不同，但其道理未曾不一。我私下思考中国不能自我振兴的原因，只在于事事因循，处处苟且，上下蒙蔽粉饰以了事。所以洋务未曾不谈西法，未曾不讲，大抵都只得到皮毛，未能得到深细之处，因此实行数十年，终究不能收到实效。一二好高骛远的人，于是归咎于西法洋务不足以依赖，却不知道虚骄之气，浮伪之习有以害之。尤其严重的是，贪贿赂，徇情面，不顾国家，只知为自己，一个差事的美妙，一个缺额的优厚，非亲戚交游，钱财礼物则不能得到，至于事情能否办成则根本不暇过问。古代称颂人臣说：“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今天应当反其语说：“私而忘公，家而忘国。”呜呼！上级以此进退人才，而想要下级不中饱私囊不侵吞，事事办有实功，行有明验，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目前的计策，急切应当增修国政，使上下一心，增设银行，使利权自己掌握，开铁路以加快转运，整顿矿务以充实财政，以及机器格物，农务商务，都须次第讲求，用实力实行，而尤其重要的则莫如设立兵学校，教以韬略之术，军士先令读书，然后授予地图阵法及运用火器诸事，这样则建立陆军海军皆有把握，而又不是仅仅像从前那样虚应故事。务必洗除积习，核实而行，精心以求，专力以图，不让人独占先机，不推诿于人独占巧妙，而后我的弱可以变为强，我既变为强，那么别人就反为弱。倘若仍然拘泥于成见而不知变通，习惯于积弊，则不知剔除，恐怕环伺而起而伺其患，更有不可胜言的了。所以我详细叙述西方各国强弱相因，都有其缘故，使当权者知道考察借鉴，不要沾沾自喜于一日之强、一日之弱，而力图所谓的振兴之道，那么万年之基就在这里了。

论治乱

纵观天下的大乱，似乎溃败难收，不可复治，而最终归于治

译这是为什么呢？天下的大治，也似乎清明和谐、万事条理，可以不至于混乱，但最终却归于混乱，这是为什么呢？上天不能只有春天而没有秋天，大地不能只有平坦而没有山坡，国家不能只有治理而没有动乱。中国地大物博，以礼义相互维系，被万国所尊崇仰慕。然而几年之间，往往有水旱灾害；几十年之间，往往有悖逆作乱之变。〇养育繁殖，事物过于丰盛就必然招致毁灭，那毁灭正是为了使其重新生长。阪泉、涿鹿的战争，洪水、桑林的警戒，古人所遭遇的未曾不胜过今人。落伽山的沉没，飞壶的焚毁，洋人所遭受的比中国更惨烈。这是上天实在如此，并非人力所能计较。中国圣人的教化，本源于性命之根本，验证于伦常之实际，阐发为事业，表现为文章，士大夫的心思才力都规摹于宏大深远之处，所以对于各种技艺来不及全面涉及。而从事天文历算的子弟凭借他们的技艺游历西域，那里才智之士未曾听闻圣人的大道，他们的智慧无处施展，于是将毕生心力致力于技艺，终究凭借一技之长，仍是中国的余绪罢了。其源头出自墨子以及关尹、淮南、亢仓、《论衡》等书，天文算学、力学、测量等家，则本于盖天说、宣夜说以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的遗存，即西方人所说的东来法。《起世经》说：“东方无厚电，南方顺流电，西方金石光明的电，北方百生树的电，相互接触相对，相互摩擦敲打，因此产生出大明，名叫电光。”这都是阐发淮南、关尹的说法。平庸恶劣浅陋的徒众，未曾考察古代的事情，百家之书，在梦中未曾明白，被他们的术数震惊而欣羡，直接把懂得这些术数的人当作奇才异能，甚至舍弃中国圣人的学问而向他们学习，多么浅陋啊！昏聩的官吏保荐人才，必定说“熟悉洋务”，为何荒谬到如此地步呢？白白被外邦所窃笑。查考泰西格致会分为十五家：一天文算学，二力学及机器之学，三测量学，四植物学，五官务学，六数学，即考校货物出入多寡之数；七世务学，八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九天时风雨寒暑之学，十地理，十一化学，十二地内学，即辨别古物；十三金石学，十四人学，即族类肥瘠寿夭的区别；十五医学。西方人各自精通其中一家，未能兼擅。那些擅长此道且为华人者，居然事事熟悉，理应日渐自强，为何气衰而志挫到如此地步呢？天下容易成就的人，其作用一定不大；容易显露的才能，其中一定不深。浮光掠影，就以为熟悉洋务了。愚昧的人对当前事务昏暗不明，智慧的人能洞察先机。人臣应当尽力侍奉君主，生死以之，至于成败，是天意，岂可预先担忧不能成功，就不去做呢？前次割地赔款之后，各国相继逼迫而来，都有兼并弱小、攻击昏暗之心。于是浅陋之徒，无不主张更改成法、废除八股、推崇西学，举国若狂。都怀疑丁汝昌、卫汝贵、卫汝成、叶志超、黄仕林、龚照玚等人，都是从八股出身。北洋崇尚西法，已三十年，不算不久，至今尚昏迷不醒。如果西法果真掌握必胜之权，为何普法战争，法国屡战屡败，赔偿五千万两银子而议和？难道法国当日效仿东方法而失败吗？在于人而不在于器物，明显了。总之，苛求过甚，则怨恨愁惨之气郁结而不散，必然上达于天；而虐待百姓太苛刻，则离散之徒计无复之，必然在宇内发生变乱。如果真能任用智谋之士作为腹心，倚仗武猛之夫作为爪牙，明确赏罚以鼓舞士气，秉持信义以安抚归附者，那么英声义烈不出于樽俎之间，敌人就已经在千里之外逡巡震慑了。又何必小心翼翼地追随西学的后尘，才开始足以抵御外侮呢？

译小国不可无政论

古时候，拥有一成之众、一旅之兵就可以兴起。所以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土地，都能成就大业。这虽然是因为仁德圣明的君主相继兴起，上天将人心归附于他们，但也因为中古时代，人心尚且淳朴，恩泽深厚。如果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就已经不同了。滕国作为小国施行仁政，最终也归于无济于事。孟子与滕文公谈论王道政治，也不过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取法于滕国，滕国将成为王者的老师。”然而滕国土地截长补短，仅有五十里，疆域实在太小。如果得到数百里的土地，那么还有能够兴起的可能。现在的时世，不仅与中古时代不同，即使与历代后世也截然不同。就像琉球这个岛国，地处东洋，数千年来都能得以统治其国、养育其民。如果不是日本贪婪蛮横，那么至今也能存在。然而日本吞并琉球，将其设为冲绳县，张扬其名说是“灭人之国”，但究其实质对日本也没有多少补益。日本人心中，也未曾不深深后悔，只是不肯自己承认罢了。看欧洲各国，竞相以富国强兵为崇尚，势力相互压制，形势使然，彼此制约，而从未有过通过灭国来抬高自己的。所以海外列邦，竟然有像弹丸黑子那样小的国家也被称为自主之国，其数量多得数不胜数。法国强横攻取越南，控制暹罗；英国胁迫缅甸臣服，都只说是“保护”而已，起初并没有驱逐他们的君主，废除他们的宗庙社稷。他们以灭国的名声不美好而不愿占据，只将其置于保护之下，那么该国的利权已经全部被占据，虽然有国王，也不过是占据空位而已。这是欧洲人的心计，与日本得到虚名而没有实际收获相比，大相径庭了。然而既然有了“保护”这一说法，那么政令都听命于他人，而国王无法专断，也就无可奈何了。朝鲜则是中国的屏藩之国，按时进贡奉正朔，受赐封号，作为不侵犯、不背叛的臣属。而外人觊觎它的，却大有人在。俄罗斯从左侧窥探，日本从右侧伺机。在这个时候，应当如何兢兢业业，警惕得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一样，竭尽思虑，修明政治，推行教化，以中国为后盾，而巩固自己的藩篱，或许还可以生存。然而国内政教完全不讲究，曾有朝鲜人向我述及该国政治，民间不敢多有积蓄，如果有了，官员立即查抄追缴，不让稍有剩余，民间多习惯于懒惰而不愿自勤，所获得的收入仅够维持一家人的饮食而已，不愿为长官积蓄财富。国王的用度出自官员，官员的用度出自百姓，百姓的用度又将出自哪里呢？况且官员从百姓那里索取，国王未必都从官员那里索取。官员从百姓那里索取的既然很多，那么民间有事也应当由官员来料理了。然而对于民间的事竟然好像毫无听闻知晓。比如前几天三位韩国朋友寄给我两封信，我节录刊登在报纸上，其中提到忠清道的商人带着资金赴京，到永源时被盗窃，商人伏地哀求，盗贼怜悯他，归还了他回乡的资金，商人于是向官府控告，官府派遣差役捕获盗贼，赃物则全部充公，而差役又贪得无厌地勒索不止。商人于是感叹说：“现在才知道官员不如盗贼。”他的话如此，他的愤慨可想而知。民间被盗，是由于捕盗事务的废弛。你们的俸禄，是百姓的血汗，想想已经觉得抱愧，而在捕获盗贼得到赃物之后，盗贼虽然照例惩办，而赃物则全部充公，不再发还。那么失主向官府控告，请求捕盗追赃，是为了什么呢？而且不仅赃物不归还，差捕等人又多方勒索。与盗贼抢了财物却还留下回乡资金相比，两者高下显然可见。古人说有捕盗同知，中途遇到盗贼，同知则伏地哀求，高呼“老爷救命”，盗贼则高坐指挥。同知成了强盗，但这或许是仓促之间过分夸张的话，不是说官员果真是盗贼，盗贼果真是官员。如果盗贼抢了财物却还留有余钱，使人得以回乡，那么还有一丝仁心。官员既然得到赃物，反而全部取走充公，而又纵容差役勒索，那么真的比盗贼更加凶恶了。勒索虽然出于差役，但实在是官员教唆的，怎么知道的呢？从贼赃充公就可以知道了。上行下效，快如影随形。官员既然笑纳贼赃，差役有不勒索事主的吗？确实想想那商人之所以向官府控诉的原因，不过是在回乡资金之外，想稍微追回些失物而已。失物既然得不到，又加上勒索，不禁感叹而发出这样的话，这心中的怨恨毒恨深重了。况且这里既有这样的官员，那么结怨于百姓的应当也不少。符合韩国人的话，所谓“百姓有积蓄，官员就取走”，那么这样的官员，朝鲜国内应当没有一处不是这样。仅凭这一点，而结怨于百姓已经很久了，其他地方也有差捕勒索事主的，官员尚不至于全部没收赃物，而朝鲜的官员竟然如此。朝鲜的政治，可以类推了。民心，是邦国的根本。得到民心，那么商汤、周武王可以平定天下；失去民心，那么夏桀、商纣王因此失去天下。朝鲜得不到民心，像这样，还说能与海外的强敌抗衡吗？所以中国如果

译不管朝鲜，也就罢了；如果中国想要管辖朝鲜，那就必须首先为它改革政令，好的实行，有害的废除，出台政令一定要公正，推行政令一定要公平。像这样，然后民心才会归附，民心归附，然后国家的根本才会稳固。这就是所说的可以让人拿着木棒去击败秦、楚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古人本来并不是用大话来欺骗人的。然而中国此时自顾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去顾念别人？写到此处，不禁为此掷笔长叹三次。

译亡国有先后论

《淮南子》说：水虿变成蜻蜓，孑孓变成蚊子，兔子咬过的草变成螚虫，事物的变化出乎意料，愚笨的人感到惊异，聪明的人却不这样。国家由兴盛变为衰败，由强盛变为衰弱，由兴起创建变为败亡，都是自身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与昆虫的变化没有多少不同，不值得惊异，只是灭亡有先后之分，不能不仔细审察。如今衰弱的中国，被雄强的列强割据，形势将要被瓜分，谁不说先灭亡的是中华国家呢？但我说不然，中国大势看似存在实则不存在，看似灭亡实则未灭亡，还虚悬在若存若亡之间，大概有先于我国灭亡的在那里，只是他们不自哀怜，反而想使中国先灭亡，以此作为开端罢了。譬如旷野中有白额虎，咆哮之声狰狞，气势磨牙伸爪向前咬人，那些孱弱的人一听到声音就大腿发抖，趴卧在路旁，不敢看一眼，那些强悍的几个人捋起袖子向前，有的先被虎伤害，有的先被虎吃掉，而孱弱的人安然独自存活，老虎慢慢用手指玩弄他，想要贪婪地吞噬他，但肚子已经饱了，因为前面吃了几个勇士。老虎为什么独独喜爱孱弱者而留下他的残喘呢？回答说：不是喜爱他，几个勇士争先与老虎对抗，老虎应付不过来，所以弱者被放在后面罢了。老虎或许因为吃饱了丢弃他不吃，也未可知，但形势已经濒临危险了，死亡之间或先或后，一目了然，那么亡国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如今强暴的俄国，实在比老虎更凶猛，欧亚两洲的人都谈论它而脸色改变，中国如同路旁的弱夫，而德国、法国等强国与勇夫相同，国家的存亡，谁先谁后，一定有能分辨的人。只是今天俄国、德国、法国联盟来瓜分中国，俄国未必如此不近情理反而咬自己的同党，哪里知道养育而留下祸患，灾祸将及自身，难道会顺从感情对待乌合之众吗？如今的法国、德国受其控制，简直像伥鬼供老虎驱使，愤怒而咬人，德国、法国将终身成为老虎的伥鬼。昨天看西方报纸，警报电报传来，俄国派遣军舰突然占领旅顺炮台，法国占据海南，英国驻扎军队在大连湾，事情骇人听闻而人心惶恐，我却安然谈笑自若，确实因为胸有成竹，先后危亡的时机，日夜思考得非常熟悉。俄国一出动而欧洲各国万难保全，高丽已经被它窃据，而日本人不能与之争，既向东封疆，又向西扩张，已有必然瓦解之势，然而还希望老虎饥饿且生病，不攫取西方的人，只贪婪地吃我们中国的犬豕牛羊来肥壮它的身体那就太好了，只怕它不能，而先制服强国以显示它的声威，那么强国必然与它对抗，欧洲全境被蹂躏，就在早晚之间了。西方报纸称十一月二十九日又接到上海电报，说上海接到天津消息，说现有俄国军舰三艘驶往旅顺，在此停泊，这是中国所请求的，恐怕将来与德国开战，借它保护，另有三艘下锚于大连湾，也是延请俄国帮助中国防备德国的意思。唉！老虎有威而狐狸假借它，天帝命为百兽尊长，引导在前面行走，或许野兽见到老虎趋避未可知也。中国难道有豸吗？纵使俄国与各国已暗中联合而谋划我们，或许此时断未必如此决裂，骤然使中国覆亡。如今纷纷占据我国要害，谋求我国利益，只是为俄国守土地，掌府库罢了。为什么不思患预防，巩固我们的边防，而只是沾沾自喜欺凌弱小的我国呢？唉！同病相怜，同患相恤，为什么不联合欧亚两洲，早立一个驱逐老虎的计谋，不分水陆，尽力防备控制，使俄国虽然强于老虎，终究不能逞其残暴，以危害两大洲的人民，那么福祚的绵长，哪有极限？何至于先后沦亡于虎口，而为评论者所痛心呢！

爱国说

现在试着观察一个人的身体，有耳朵眼睛，有口鼻，有手脚脏腑。偶尔失去滋养，那么身体就死了。所以没有不爱惜它的。爱惜耳朵眼睛口鼻手脚脏腑，不是爱惜耳朵眼睛口鼻手脚脏腑，而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耳朵眼睛口鼻手脚脏腑，都寄托在身体上，而身体如果没有耳朵眼睛口鼻手脚脏腑也不能存活。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爱惜自己的耳朵眼睛口鼻以及手脚脏腑。又观察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妇。出入必定互相问候，疾病必定互相扶持，事事关心，互为保卫。如果争吵相对，辱骂相闻，那么家庭就毁了。所以人人各有爱惜它的原因。有父子兄弟夫妇而后有家，那么想要成家的人，怎么能让父子兄弟夫妇不和谐呢？由此知道父子兄弟夫妇的相爱，不只是父子兄弟夫妇的相爱，而是爱惜他们的家。只有国家也是这样。君主，是用来治理百姓的；百姓，是用来接受君主治理的。俗话说：“国家没有君主不能建立，百姓没有君主不能治理。”又说：“君主以百姓为身体，百姓以君主为心。”这是君主与百姓，地位虽然不同，但实在有相互维系，连为一体的形势。没有百姓都漠视他们的君主，君主也漠视百姓，而可以立国于天下的。而且不只是君主与百姓必须相爱，百姓与百姓也必须相爱。天下大了，百姓众多了。所谓相爱，不只是承问的虚文，拜献的浮貌，而只是希望人人各爱其事。就像士

译农民、工匠、商人这四种百姓并列存在，士人以读书讲学为职业，如果懂得彼此相爱，就不会因为一点收获就自我满足，必定能各自拿出才能、力量和心思来商讨事业的得失，考究事情的是非，这样学问才能日益精进。农夫以播种耕田为职业，如果懂得彼此相爱，就必定能通力合作，平均分配田地来治理，不会出现有的农夫家有田地却不耕种，而有多余劳动力的家庭甚至没有田地可耕种的情况。像这样，天下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废弃，农业也就没有不足的忧虑了。至于工匠创造一种器具，制造一种物品，有独自获得的秘诀，不传授的妙处，似乎没有什么相爱的道理。不知道如果能相爱，那么制造新器具，有一个人之心力不能完成的，汇聚众人的心力就可以完成了。有一种方法一个人没觉得好的，汇聚众人的方法后才觉得好的。商人经营奇货谋取利润，以争夺利益为职业，似乎也没有什么相爱的道理。不知道如果能相爱，那么开设一家银行，创立一家公司，一个人的资本不足以支撑的，聚集万人的资本则事业容易成功，谋划容易实现，而商务就能兴盛。然而这只是百姓与百姓之间相爱的大致情况。试着进一步推论，那么在朝廷之上，内部的各部大臣，外部的地方官吏，也必定有相爱的道理，然后看到一种利益，必定互相告知，互相兴办；看到一种弊端，也必定互相告知，互相革除。有善行就劝勉，有过错就规劝，没有界限之分，彼此呼应。像这样，一个部门不至于只询问本部门的事，一个省份不至于只顾及本省的事，各种职务虽然繁杂，可以像网络一样贯通，运行没有滞碍。其他如将领和士兵，本来以相爱为心，商朝因为离心离德而灭亡，周朝因为同心同德而兴盛，同心同德就是相爱的意思。因为将领和士兵必定懂得相爱，然后作战防守，才有策应，而不致被敌人乘虚而入。现在中国的官员，所谓的相爱之道，只知道官官相护，保住自己的俸禄和地位罢了。至于问起事情，就一人一套办法，一官一道命令，各自经营私利，各自培植党羽，事情能否成功则不过问。士人只固守旧习，倾轧成风，偶尔有一心经世致用的学问，谈论时务的书籍，甚至众口一词地诋毁，认为是异端邪说。农夫不让出田界来耕种，分开田地来种植，宁愿让家里有多余的劳动力，也不让闲置的田地没有不被耕种的，宁愿耗费人力，也不讲求新法中省工省事、任务多的方法。对于商人，则认为我如果有独创的新器具，可以获利的产业，不可以马上展示给人看，而不知道集思广益，器具才能日益精良。想要兴办大利，一个人断难成事。如果仅仅沾沾自喜地秘藏自得的成果，而不肯与他人合作，以穷究其妙处而扩大事业，那么那些同心合力的人，制造得越来越精良，资本日益壮大，而我最终必定被他们所控制。在上面的人又设置关卡抽取税收，来困苦他们的生计。至于利源被外国夺取，贸易如何疏通滞碍，则毫无办法挽回、保护，而贪官酷待，小吏侵扰，士兵则刑罚奖赏不当，克扣口粮，这是不爱到极点了。百姓与百姓不相爱，上级与下级又不相爱。好比有身体的人，任由耳目口鼻废弃，手足脏腑残破溃烂；有家的人，父子兄弟夫妇不相照顾，还说爱自己身体，爱自己的家，谁相信呢？

译论守法

自古以来，国家因任用贤能而兴盛，因宠信谄媚而衰败；有忠臣则安定，有奸佞则危险。这是古今常理，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历代衰败的国家、危殆的君主，接连不断，难道是因为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士吗？只是苦于他们的正道不能施行罢了。在上位者不留意听取各种事务，不根据才能授予职位，反而让奸佞巧伪之徒占据重要职位，方正高洁之士隐居山林。以至于朝廷内没有贤良的宰相，边境外没有优秀的将领，被小国欺凌，君主忧愁臣子受辱，这是谁的过错呢？在朝三十年没有举荐一位守法的官吏，练兵三十年未能得到一位战将，这都是变法改章、背本逐末的明显证据。

那些竭尽智慧依附贤明君主的人，必定会建立仁爱的策略；那些寻求人才的人，必定会成就霸业。从前周公亲身承受吐哺握发的辛劳，所以有了监狱空虚的盛世；齐桓公设立庭燎招贤的礼仪，所以有了匡正诸侯的功业。如今谋划事务、衡量策略，却不采纳他们的计谋；陈述见解、表达忠诚，却不信任他们的诚意。反而把苟且迎合、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沉默不语、尸位素餐当作智慧，随波逐流，与时俯仰，虚造声誉，妄图培植党羽。在奏章中，必定声称熟悉洋务、精通西学，以至于亲近同党，引用私人，丧心病狂、出卖国家，拥兵不战的情况有之；曲意讨好敌人，将船只进献的情况有之；清点炮械，全部奉送的情况有之；经营要害关口，引导敌军占据的情况有之；贪图重饷，甘愿充当先锋的情况有之；密传电报，暗中通报消息的情况有之；私运米粮，络绎不绝接济敌军的情况有之；临阵脱逃，倒戈相向的情况有之；虚张敌军声势，恐吓朝廷的情况有之。

或者想作战却不让他们作战，或者未战先泄露军情，或者临战时军火匮乏，或者战胜后压制其功劳，或者战败后断绝其援救，这些都是别有用心、暗中阻挠所致。贪贿负恩，贤明的君主被贼人驱使，草木般的士兵吏卒沉醉于笙歌月色之中，朝廷与地方的气息隔绝，上下之间的信任不真诚。有的人同流合污以博取名声，有的人模棱两可以保持富贵，在钻营贿赂之中，想要求得忠臣烈士，不是很难吗？总之，治乱的关键，在于去除奸佞、选择贤能这一枢纽。

至于那些昏庸谬误、无知妄论国事的人，认为必须改章变法才能自强，却不知治病寻根、观澜索源，茫然无知。俗话说：用竹管窥天，用瓢量海，用草茎撞钟，怎么能通晓其条理、考察其纹理、发出其声音呢？他们唯独不知道，历来议和都是误于奸臣，而非关乎国弱，所以说：想要消除外患，必须先诛杀内奸。现在的祸患在于不能守法而误于变法，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武器制造局、船政局、洋枪队，我国的抬枪、劈山炮、熟铁炮、线枪都被弃置不用。昏庸的大吏引用私人，必定声称熟悉洋务，甚至那些为洋人服役、从事教习的人，手捧溺器、口承唾壶，都戴上翠翎丹顶，列入仕途。抱道守正之士，无不隐居深山。这就酿成了今日的祸患。颠倒贤愚，买卖选举，疲弱驽钝的人守卫边境，贪婪残暴的人治理百姓，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如刘永福不效法西法却能屡战屡胜，冯子材、苏元春、苏孝祺、王德榜在谅山、谅江的捷报，都依靠人心齐一，不在于器械精良，为何如此执迷不悟呢？从前天下的祸患常在西北，西北的强大在于骑兵，风驰电掣，所向无敌。如果遇到如今的昏庸大吏，必定会购买马匹学习骑射，与之周旋，岂不是被旁观者窃笑吗？而岳家军最终用步兵击败了骑兵，运用的妙处在于人，岂是管窥之见所能看到的？

至于通过科举出身而立下武功的人，前代暂且不谈，如道光、咸丰年间，我们所见及的，如林则徐、周天爵、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张之万、袁甲三、沈葆桢，都是翰林出身；江忠源、周天爵、左宗棠，都是举人出身；曾国华、罗泽南、彭玉麟、王浚，都是诸生从军。怎么能说是变法改章呢？这是讨好夷狄的人妄加解说，不值得计较。

连年选举人才，不是为了边疆战场所储备，而是专门为了议和可以充当人员的任务。西洋凭借机器而致富强，中国羡慕富强而兴起机器，称之为西法，可以说是谬误了。考察机器起源于三皇时代，伏羲的浑仪，轩辕的刻漏，是水运的开端。春秋《文耀钩》详细记载了璇玑玉衡，《尚书大传》说：“玑为转运，衡为玉箫，转动机关使其运动，用箫来窥视。”汉代张衡用漏水转动铜仪，唐代一行、梁令瓒注水激荡铜轮，使其自动旋转。宋代张思训设置轮轴关柱，有横轮、侧轮、邪轮等器具，都是水运中最著名的。北魏以后，又有流珠、磊石等方法，用水银和沙代替水，尤为灵巧。一行用木人击钟鼓，以定时刻；张思训更设计了摇铃撞钟、击鼓的制度，木偶按时演奏，分秒不差。水运的精妙，如此这般。西方古代有俄汐者，创造水自鸣钟，就是张思训遗留的方法，大概是畴人子弟所传承的。后来才有金运、石运的钟表，由此类推。周代偃师能使傀儡歌舞，墨翟、公输班能驾驶木鸢飞翔，张衡的《灵宪》能知道万里外的地震，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不须

译铁路之所以能够疾速行驶，其精巧的构思都出自西方人之上。《易经》中的既济卦与未济卦，实际上阐明了水与火的功效，而这两卦的爻辞中都有“曳其轮”的爻辞。圣人原本不屑于谈论机器，但水火运用的奥妙，自然包含在这两卦之中，所以特意系上“曳轮”的爻辞以明示天下。后世谈论机器的人，周公设置了挈壶氏这一官职，其职责掌管有“用火煮鼎，使水沸腾”的方法。试问如今的蒸汽机能超出这种方法之外吗？越裳氏前来朝见，周公制作了指南车，开始使用磁石来辨别方向。近来西方人丁韪良认为磁石的吸引力等同于电气，这种方法是由中国流传到西洋的，这是确凿无疑的。周公曾与商高讨论“盖天说”的道理，记载于《周髀算经》中，在周公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不通晓的，那么说蒸汽机的源头在于周公，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西方人称其为“东来的方法”，怎么能说西方学问更精深呢？如今中原有二十个省，又有东三省，再加上蒙古的四十九个部族，西藏、回疆都隶属于我朝版图，天下如此广大，士人百姓如此繁盛，皇上如此圣明，却因为合肥一县淮军战败，竟然无法抵御，必定要割地求和，这真是令人痛哭流涕啊。是天意呢还是人意呢，伏愿皇上谨守列祖列宗的法度，用重赏深罚来驾驭他们。严厉则治理有序，宽纵则混乱；严厉则强大，宽纵则衰弱。我朝世宗（雍正）的严厉，使天下大治；高宗（乾隆）的强大，使四方夷狄来归顺。这是明显的证据。严刑峻法，能破除奸邪之徒的胆量，杜绝钻营取巧的路径，挽回贿赂的风气，使海内肃清。从前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而赞美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绩，难道是不推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正道吗？实在是通达权变、挽救弊端的道理啊。

译二毒论

唉！我们中国畏首畏尾，忍受屈辱，含垢忍耻，为何到了今天竟然如此萎靡不振呢？认为是智慧不如人吗？那么我们四亿人口，难道没有一两个天赋异禀、英伟奇特、足以崛起并有所作为的人才吗？认为是财力不足吗？那么我们二十一个行省，土地广阔，物产丰富，欧洲各国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山海间未开发的利益，又不知有多少千万亿，然而却成为地球上贫穷且弱小的国家，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私下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大概是因为有两种毒害在作祟。两种毒害是什么？一是经毒，二是毒经。那么有什么毒呢？古代帝王的治乱，以及先圣的深奥言论和重大意义，都记载在经书中。如果不是经书，那么谈论伦理常道、人性大道，人们将茫然无知，与禽兽没有区别。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全靠经书，而我却认为它是毒，岂不是名教的罪人，而被当世儒林大师所鸣鼓而攻吗？不知道这是不对的。经书所载，义理是大，名物是小，教人忠，教人孝，教人学问向善，贤者取以为法，不贤者引以为戒，如此而已。所以赵普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理天下，范祖干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在《大学》一书中。现在读经的人，四书五经不过是背诵其章句，记住其成语，作为应试之用罢了。问其精义所在，瞪眼直视，不能回答。偶尔有高才博学的人，孜孜不倦地以治经为事，穷年累月，耗费精神，仅仅对圣贤经典逐字逐句地梳理。就像《论语》一书，人人所读的，第一篇《学而》首章“有朋自远方来”一句，有人把“朋”解释为同类，有人把“朋”解释为同门，有人根据石经把“有”解释为“友”，试问：争这两字，对人心有裨益吗？没有裨益吗？对学术有裨益吗？没有裨益吗？对圣人作经的宗旨有裨益吗？没有裨益吗？却争论纷纭，争执不休，为何不怕麻烦呢？又如《关雎》诗的首篇，有人认为它是赞美后妃之德，有人认为它是周康王时毕公所作，当时既没有见到何人执笔，却想用后人的心思臆测前代，即使果真能论定其事，确指其人，也毫无补于事，难怪《尧典》仅书首一篇目，而解释者几乎达到万余言，《周易》只是一个书名，却有人说周代名也，有人说周也备也，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也。甚至认为易有三义，而读易为难。易之易者。凡此之类，都是当世通人所想考订的，而海内交口推崇，认为是通经的英才，是博学的儒者。近世专门从事帖括，博取科第的人，固然断断不能谈论这些。唉！以天下瑰伟之士，却只是沾沾自喜，困顿其精力，去争这些无足轻重之事，先圣若有知，定当罪其妄作，而必不认为他是知心之人。所以经不为害，自有后世读经的人，而经的害遂及于无穷。真能将所谓经者，一举而空之，而全力以行新法，则纷歧之解可以除去，迂腐之见可以化解，我的智慧可以日用，日出月异而岁不同。何必求助于外人，而步其后尘呢？或者怀疑孔子之道，将遂因此而灭，殊不知孔子之所以为圣者，以所言皆理之正也。理垂古今天下而不变，即推之五大洲，而亦不能例外。彼老氏、释氏，理之歧出者也。而犹且有一之传，岂我孔子之道而担忧其绝哉？至于所谓洋药，西人曾以此疾我，中国亦以罂粟入药，非欲人人沉浸秾郁，日夕寝馈于斯也。自从有作俑者，而鸦片之害遂及于天下。其始不过富贵之家沾染此习，近来无论贫者贱者，皆无不霞成癖，嗜好多日深。瘾之小者，日需钱二三百，若其大者，则竟需费至一以外。小民自食其力，日用所求之不易，一吸洋微，论永无宽裕之时，即仅求不至拮据而已，不可得到。至于大家子弟，恒产相传，不至于即流为饿莩，而既有此附骨疽，则神志昏迷，精力日减，百事废，不能有为，不至于将财产消归乌有。不止是则者，能使既富者转而为贫，何论无积蓄之辈，而民生亦于是日见困。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是而欲国之富也，能乎？不能乎？我中国而欲谋自强，必先去此二，而后人民之智慧可以开，国家之财用可裕。观于日本，祗东海一小国，自维新以来，尽弃其学，又国禁甚严，无一人敢尝试。行之二十年逞雄海上，颇有成效，可前事，足师当国者，盍亦取法乎？

自主论

充满天地间的万物，有真必有假。真者，是假的实质；假者，是真的反面。所以碔砆乱玉，鱼目混珠，这类事情，不可胜

译说。由此推及人事，难道不是这样吗？近来世运发生巨大变化，人心也随之转移，西方人于是极力宣扬他们自主的快乐，中国人又滔滔不绝地感叹自己受束缚的痛苦。这一方大肆谈论，那一方羡慕向往，随声附和，千人一腔。我认为并非如此。西方人的自主权，就像碔砆这种石头像玉、鱼目像珍珠一样，只是外形相似，并非真正的自主。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似是而非，有名无实。中国则是人人自由，才是真正的自主。现在将朝廷的制度与民间的风俗互相比较，那么谁真谁假，不用辩驳也自然明白。请让我试着论述一下。

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理应掌握生杀大权，放纵耳目之欲。但考察西方的君主，俸禄有固定的章程，法律有固定的条例，发布政令，要听议院的批准或驳斥，征收赋税和财政支出，任凭士人和百姓的顺从或违背，爵位俸禄不能私自给予亲近的人，国库积蓄不敢擅自动用。中国则与此不同。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由上而下发出；礼乐兵刑的大权，不向下转移。这正是亿万臣民，都来讨好这一个人，所以君王拥有自主权。

地位达到人臣的顶点，在朝廷上南面而坐，理应秉承君意宣布政令，像风吹草伏一样推行。西方的宰相，升降由民众决定，是非由众人评判，举措如果不合民意，就会遭到指责斥退，施政如果妨碍国家大计，舆论就会哗然。中国则与此不同。接受符节授予官职，不区分尊卑；调换职务，独自决断。对上则恭敬执行，对下则不容违背，所以官员拥有自主权。

西方审理诉讼，控诉有律师，陪审有绅士，是非曲直，必须咨询众人意见达成一致，虽然有主审官，也只是顺从成局罢了。中国则与此不同。刑具可以私自设置，口供可以强行逼取，即使百口不承认，各种酷刑也全部用上，所以谚语说：“南山可以移动，铁案却不会改变。”罪行的轻重出入，囚犯的生死，都归主审官主持。所以审理诉讼的人拥有自主权。

西方管理财政，收支有一定的准则，盈亏有公布的文书，量入为出，按数均摊。中国则与此不同。轻徭薄赋，是圣主的深恩；厚敛重征，是官吏的中饱私囊，惯例并不统一，惩罚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理财的人拥有自主权。

西方的士人，从师范院毕业，才开始担任教师；从律学院提拔，才允许执法。行医必须国家考核，驾驶也必须国家发给凭证。中国则与此不同。早上学习晚上就拥戴，尚未通晓法律，突然审理刑案；医师不熟习医术，突然行医问世；船主不认识航道，盲目推测风浪，这是学子们的自主。

西方的农民，田界分明，沟渠深邃，播种收获有固定的时节，灌溉使用必需的材料，种植有专门的书籍，畜牧有成熟的方法；中国则与此不同，修筑水圳却借机作为排洪的沟壑，田地有时让人代替牛耕，国家的赋税靠贿赂而求得缓期缴纳，佃租以年成歉收为借口，一味拖延，还有土地荒芜却保留赋税的弊端，分割大田变为小田的阴谋，这是农夫的自主。

西方的工匠，凡是制造新物品，验证有效，才给予专利权，仿造牟利，列为严厉禁令，必究其侵占掠夺之罪，儿童不能做危险的工作，妇女不准承担繁重的劳役，作息有时，工值有限；中国则与此不同，将本钱求取利润，人人都可以做，照葫芦画瓢，官府不过问，工值尽可以争多论少，停工开工也可以随意自行，这是工匠的自主。

西方的商人，货物价格虽然有贵有贱，但权衡没有偏重偏轻，大秤小斗，售卖奸诈要罚款，积欠诈骗，变卖财产抵偿，毒药有管制，美酒要加征；中国则与此不同，七十二行，每一行的折扣都不对等，二十二省，每一省的规矩都不同，大秤不止九八九六的折扣，秤难以说十六十五为准，堕胎药随处求售，诲淫书公然摆卖，银铺的资本国家不查，信件的邮费国家不订，为了通商起见，围堵姓氏以截回利权，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是商贾拥有自主权。

译西方人，不给孩子种痘，儿童不入私塾，罪责归于父母；生育必须登记，死亡必须上报，责任归于亲属。结婚在公堂举行，女子出嫁禁止在黑夜进行。子女不许虐待，奴婢不许贩卖。疯癫狂乱者设有禁锢的院所，患恶疾者不混杂于街市。甚至坟墓有寻找地址的规定，乞丐有明确的条例。中国则与此不同，冠礼、婚礼、教育、养育都在家庭内部商议，疾病、死亡、丧葬不麻烦官府，自生自灭，无拘无束。所以鞭打奴婢，即使打死打伤也不需要抵偿；威逼妻儿，即使沦为娼优也不视为暴虐。更有溺杀女婴的风气，残害肢体的技艺。其他如乞丐惯于逞强耍横，残废者倚仗此道跋扈横行，这是人事上有自主权。西方荒野中的庙宇淫祠不能建立，妖言神术不可用来谋生。礼拜有定期，义举有固定的劝善诫恶，责任在于会堂激浊扬清，主持报馆。中国则与此不同，背离经典、违背正道被视为理所当然，武断横行，安然不知乐善好施，福报由自己创造。卑贱荒诞妄言者，人们不加以指责。因为古人已经如此行事，诽谤今世喜欢进献阿谀之词，这是处世有自主权。西方瓜果腐烂，禁止人食用；牲畜瘟疫，禁止人屠宰售卖鸡猪狗彘，不让它们求死不得；牛马骡驴，不忍心让它们带病劳作。疯狗伤人，罪责归于饲养主人；马匹挣脱缰绳，惩罚在于养马人。中国则与此不同，纨绔少年喜欢食用不合时宜的食物，茅屋老饕争着吃那些将死未死的羞耻之物。嗜好熊掌，活割也不嫌弃，市场上死去的牲畜有什么害处？牛瘦弱，马踢人，姑且不论。这是日常用度有自主权。西方房屋肮脏，门窗闭塞，按规定有罚金；街道污秽，道路阻塞，查究不饶。薪柴树木不得毁伤，水火也必须谨慎。闺门以外，宅主无权，更不允许越雷池一步。中国则与此不同，牛溲马勃，路上不捡拾遗失之物，瓦砾淤泥，人们不洒扫，随地大小便，京师的道路已经是这样了。营建巢穴，太古的遗风宛然存在。在路边建房，是其中小的方面。这是居处行止的自主。至于妇女柔弱，姬妾如林，这是富翁的自主。舞文弄墨，翻云覆雨，这是官吏的自主。收受陋规，不时勒索欺诈，这是隶役的自主。抄掠杀戮淫乱，临事畏缩，这是兵勇的自主。蛮触相争，枪林弹雨，这是乡邻的自主。打单抽水，截货掳人，这是盗贼的自主。白日通衢，如取如携，这是宵小的自主，西方都没有这些权力。由此看来，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在西方则事事束缚，在中国则人人自由。由此可知，西方是假自主，中国是真自主，确实不是子虚乌有。我们如何修养而得到这个？应当如何保守不废？难道还要怨天尤人，自显卑贱吗？世间的君子，认为这样吗？不这样吗？

论中国藩属与泰西各国不同

大凡治理的道理，中外不能强行相同，这不仅是因为人情风俗各异，政教号令不齐，也是地势悬殊的缘故。西方的土地，不过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二三，所以治理容易。中国则自三代以后，疆域开拓，地大物博，版图日益增加，而有时有鞭长莫及之势，所以治理困难。即使就中国的藩属来说，东边的朝鲜，南边的越南、暹罗、缅甸，都是属国，而实际上不过像《禹贡》中要服、荒服的例子，只是笼络它们而已。西方常说自主的国家，不能称为藩属，法国攻打越南，就是拿着这个说法来与中国为难，而不知道所谓的自主，也自有不同。西方所说的自主国家，则事事都可以自主，并不受人的节制，有受人节制的，就不能称为自主。中国的属国，则仍然给予自主权，但其建立国家、确立君主，接受天朝的任命，听从中国的节制，其余一切进退官僚、与外国交往以及商务、军务以及国内所有政务，中国都不过问，而听任其自行设置。如果有大违背中朝的，就兴师讨伐，明正其罪。如果没有大悖逆，就都任其自行作为，中国绝不干预过问。这是它不同于西方的地方。西方所有的属国，简直像汉、魏的藩王，不啻中国的行省，不但王位的废立，都由大国主持，即使平时的钱粮税项，也都由大国派官来监收征调，军政也都由大国飞檄可以进退，任用官员、使用钱财，发布政令，属国都不能稍有自专，完全听任大国的裁制。像这样的，才称为属国，才不能称为自主国家，否则其国的政事，既然由其国的君主掌管，就称为自主国家，而不能以属国看待，这是它不同于中国的。既然称为属国，那么其国属于我，即其国的政教号令，一切庶务，应当无一不属于我，如果国中诸事都不属于我，那么属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似乎西方的定制，较胜于中国，适宜以此为借口。然而中国之所以保持属国，也自有道理，所谓“汉家自有制度”，固然不能强行相同。中国在三代的时候，地不

译越过九州，岛屿便增加到十二州，仍然是就原有的九州划分成十二州，并非另外有所增加。虽然说扬州、雍州的疆域没有界限，但也南到瓯越，北到伊水，其治理尚且容易周全；而当时的要荒两服，也只是给予羁縻，未曾要求他们缴纳贡赋。由此可知古人的治理，唯恐心思才力有所不及，而不敢致力于遥远的谋略。周宣王征伐玁狁，到达太原，于是使得北狄的祸患蔓延，一直延续到宋朝，而后人议论此事，仍然认为宣王不致力于遥远的谋略，是符合怀柔威德之道的。那么降而至于后世，版图日渐扩大，直到今天，将从前所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合并为一，中间没有区别，已经觉得有照顾不周的趋势，更何况是在属国呢？越南作为属国，其先前本来就不是属国。隋、唐以来，本来列入郡县。此后明代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庇护，于是听任它立国以自治，只听从中国的册封。本朝则沿袭前明的旧制。乾隆年间虽然为它平定内乱、恢复国基，但仍然不取它的土地作为郡县，大概也是鉴于前代，恐怕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反而导致后日的祸患。诸葛武侯平定南蛮，七次释放七次擒获，于是南人不敢再反叛。当时有人劝武侯设置官员来分守那片土地，归入版籍，武侯说：“设置官员必然需要士兵，士兵必然需要军饷，士兵少则不足以保护官员，士兵多则军饷太大，这是转而耗费中国的财力，不如仍然听任它自治而不设置官员更为妥当。”凭借武侯的威德收取南方，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他持重审慎，最终不敢轻易举动如此。可见古人不以致力于远方为能事，而他一生的谨慎，由此已可见一斑。中国对于各属国，都听任它们自主国政，并不参与其间，只在立国立君时，颁予任命以示羁縻，都基于这个意思。这虽然与泰西所谓的属国不同，但终究不能说不是属国。所以法国人认为越南是自主之国，这话也未尝不对，但他们所说的自主，与泰西其他国家的自主截然不同。如果因为自主国政的缘故，就极力排斥议论，竟然说不是中朝的国家，那就未免有所偏见了。我私下认为中国应该将这里的同异，条理分析，一一向西方人详细说明，使他们恍然大悟中西国家的不同，才不至于借此装聋作哑，以此作为借口。现在听说法军攻打越南，已经逼近都城，夺取炮台，越王将要甘心接受城下之盟，而中国的藩属，除了琉球之外，又削弱了一个。正不知道中朝将如何处置其后事？而推究其借端启衅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法国人认为越南是自主之国，并不属于中国。而中国虽然极力与他们辩论，但他们仍然坚持前说而不听从，以致酿成这场大祸。虽然说法国人狡猾想逞强，但用来驳倒法国人的理由，大概也有所未尽吧。怎能不令人感慨啊！怎能不令人感慨啊！

译关于权谋的论述

苏东坡曾说：“权谋所在，国家就能取胜，权谋不可以假手于人，这是非常严重的。”中国自从与西方各国通商以来，凡是制定税则、订立条约、扩大通商口岸，其权衡利弊的权力，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而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因此在这五十年间，中国独自遭受的损失，实在不是轻微的。这固然是过去的事情，暂且不必详细论述。我现在姑且论述中日之间的战争。自从疆域辽阔没有阻碍，四面八方都相通，环绕地球的都是列国。所以治国经邦的大事有三：一是防守，二是作战，三是讲和。然而讲和的道理，实在不是容易说的。必须是我想要作战就作战，不想要作战就防守。作战时别人不能抵挡，防守时别人不能窥探，然后才可以谈论讲和。为什么呢？因为防守的权柄掌握在我手中，作战的权柄掌握在我手中，那么讲和的权柄也就掌握在我手中了。现在中国对于日本，情况是怎样的呢？日本人图谋朝鲜，处心积虑，积蓄已久，直到今年才开始发动攻击。中国平时在日本派驻有钦差大臣，在朝鲜派驻有大臣，怎么竟然茫然没有知觉，不早点为此做准备？等到日本已经派遣军队向西进发，用兵贵在神速，我们中国应该立即调集大军去扼守要冲，却反而拖延迟缓，致使朝鲜的险要之地都被日本人占据。敌人步步争先，我军步步落后。牙山、平壤一再战败。这时中国大军也已经云集，却不齐心协力，集中精锐前进，力图恢复失地，任由日本人休整兵马、养足锐气、充实军备，层层进逼，步步为营。然后九连城不能收复，凤凰城也相继失守，而金州、岫岩州纷纷报警，如同土崩瓦解，势如破竹。旅顺天造地设的险要，也被日本人轻易得到。中国用兵几个月以来，都是坐以待毙，一筹莫展。日本人想要与我作战，我才勉强应对；日本人不想与我作战，我不敢先挑起他的怒气，去触犯他的锋芒。水陆两军，如出一辙。这作战的权柄，不掌握在中国手中，而掌握在日本手中。日本倾全国之力出兵，我不敢用一支箭去相加。我拥有险要之地自卫，还不足以抵御。这是防守的权柄在日本手中，就有把握；在中国手中，就没有把握。至于今天，蚁穴不堵塞，将变成江河；星星之火不扑灭，将导致燎原。还不想图谋大规模行动，来挫败敌人的凶猛势头，折损他们的悍勇之气，只是侥幸指望讲和，以求保住目前的无事。而日本正增加兵力，显示必定作战。而中国却低首下心，只议论讲和。这是日本的势头急于作战，中国的势头急于求和。自古以来用兵的道理，能作战然后能防守，能防守然后能讲和。现在作战和防守两方面都不足以谈论，那么讲和之事也难以迅速成功。如果必须日本允许讲和，然后才能讲和，那么讲和就不可靠，而且不能长久。这是讲和的权柄不掌握在中国手中，而掌握在日本手中。

既然讲和的权柄不在我们手中，那么中国求和越快，日本允和就越慢，要挟钳制，是势所必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难道不是今天讲和不可轻易议论的原因吗？想要议论讲和，必须先有讲和的权柄，而自立于不败之地，倒拿着太阿剑柄交给别人，想要制胜，难道不难吗？中国今天事情紧急了，形势逼近了，然而舍弃作战和防守不议论，只议论讲和，那么讲和终究不能成功。必须紧急议论作战和防守而延缓议论讲和，这才是讲和的基础。兵法说：“虚的地方要充实，实的地方要空虚。”虚实之势，兵家所不可避免。善于用兵的人，必须使我方经常充实而不空虚，敌方经常空虚而不充实，然后用我方的充实攻击彼方的空虚，剖竹压卵而没有不摧折的。使我方经常充实，是因为兵力和粮饷经常充足，防备经常严密；使敌方经常空虚，就是使安逸的敌人劳累，使饱食的敌人饥饿，使安定的敌人动摇，使严密的敌人松懈。虚实在敌人那里，贵在我能审察知道；虚实在我方这里，贵在我能迷惑扰乱。充实而显示空虚，空虚而显示充实，我空虚而让敌人怀疑我充实，我充实而让敌人怀疑我空虚，频繁袭扰来疲惫他们，多方面来误导他们，运用之妙，在于一心。现在日本的势头急于作战，这是明确显示给我方充实；中国的势头急于求和，这是明确显示给敌方空虚。日本以小小的岛国，倾全国之力出兵，构兵数月，虽然乘胜逐利，但国家贫穷粮饷不足，外表充实不免内部空虚；中国地大物博，粮饷富裕兵力众多，虽然接连遭受挫折，如果将帅得人，不难一旦振作，外表空虚而不失为内部充实。中国不要误以为日本充实，从而显示自己的空虚，人与己虚实之间，辨别不可不明。古话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道敌我情况，又怎么能制胜万全呢？所以为中国今天考虑，不如自己保住权柄，不被他人所制，以中国之大对抗敌人，日本算什么？然而怎么筹划作战？怎么筹划防守？普天之下，同心协力，选拔将帅，训练士卒，使忠义之心油然而生，人人怀着愤怒之志，如同报私仇一样不反顾，计策不犹豫，说到防守就屹立如长城，说到作战就前进如风雨，人人各出万死不顾一生的计策，以公家之急，一洗从前因循敷衍、委靡不振的积弊。

译局势危急，可以战，可以守，然后才可以议和。我不必因议和而欣喜，也不必因不和而恐惧。议和之后，反而会有更多的事务。日常事务的终结，正是军事行动的开端。我于是励精图治，竭力经营，睡在铠甲上枕着兵器，卧薪尝胆，文武官员竞相勤勉，上下一条心，选拔士人储备人才，训练军队讲求武备，所有政事，全都加以整顿，用真诚的心做实在的事，用实在的事呈现真实的功效，彻底改变那些积久的弊习。朝廷之上，人才济济，出谋划策，以求制胜；军队之中，威武猛士，杀敌立功，以同仇敌忾。如果真能这样，或许能逐渐显现富强的气象，从而可以放眼海外。如果不是这样，西方各国将会包围并窥伺我们，将把中国作为众人箭靶的目标。所以在今天，既然已经议和，变法自强，确实是紧急的事务，也是关键的举措。总之，既然议和不必欣喜，不和不必恐惧，战、守、和这三者，其主动权都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所以我说道：急于商议战守而暂缓商议议和，这才是真正议和的立足点。唉！拥有国家的人，千万不要自己丧失主动权啊！

译论民权

自从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以来，直到前朝明朝，有战国时期，有割据时期，有南北分治时期，有大一统时期，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不必再多说了。我曾观察大一统的时代，那里的君主是天下的共主，其版图疆域的广阔，六合之内遍及八方，辉煌啊，那是王者无外的盛大典范。然而治乱的根本，兴亡的原因，本来就有国家灭亡而天下不灭亡，也有国家灭亡而天下也随之一起灭亡的情况。试看夏朝的时候，少康失去国家，凭借一成土地和一支军队的力量，祭祀夏朝配享上天，没有失去旧有的基业，成为中兴君主的首例。周宣王中兴，诗人赞美他，现在《毛诗》中的《江汉》《常武》等篇章就是证明。东迁以后，依靠晋国和郑国，虽然王侯交替兴起，仍然以位号作为天下的共主，虽然衰弱但没有灭亡，历时八百年，最为长久。西汉吕氏作乱，而文帝从代地前来即位；王莽篡位，而光武帝起于白水；桓帝、灵帝信任权阉，大肆迫害党人，导致黄巾以及董卓、曹操的祸乱，然而昭烈帝（刘备）仍然能在巴蜀崎岖之地自立。晋朝自从八王争权，五胡扰乱中原，而元帝渡江，偏安于建业，这大概是平定吴国的战役中，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报应吧。武则天改唐为周，然而一听说太子担任将领，招募士兵响应者云集。安史之乱、朱泚之乱，肃宗任用郭子仪而收复两京，德宗知道李晟是社稷所生，都无愧于中兴之主。五代时，李亚子（后唐庄宗）、刘智远（后汉高祖）的兴起，一个仍然以继承唐朝为名，一个不忍心改变天福年号，都以此创业垂统，只是根基浅薄，不久就失去了。宋朝遭受夷狄的祸害最烈，徽宗、钦宗北狩，千古痛心，然而康王（宋高宗）泥马渡江，于是开创了南渡的局面，大儒挺生，崇尚理学，最终不能遏制元人方兴未艾的势头，这都是国家灭亡而天下不随之灭亡的例子。大概是因为民心没有离去，士气仍然存在，跌倒后再次兴起，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不是智谋权术所能改变，甲兵权势所能压制的。从来天下的形势，不担心瓦解而土崩，汉、唐、宋、明的末代就是这样。所谓国家灭亡而天下也随之一起灭亡的情况。秦朝灭亡时，陈涉一呼而天下响应，高祖以亭长身份提着三尺剑，五年而成帝业。明太祖以布衣身份参与事务，驱逐元顺帝到北方，创立明朝三百年的宏大基业，多么神奇啊？这是因为顺应民怨的势头而加以引导。秦始皇的暴虐，史册都有记载，他尊崇君权，抑制民权的法令，历代帝王沿袭不改，都以束缚压制为事，君权常常伸张，民权常常屈从，压抑久了，正好成为兴起王业的资本，所以百年就有一次小乱，几百年就有一次大乱。开创的君主，首先以民事为急，历代如废除秦朝苛政、废除王莽苛法之类，不胜枚举。等到他们灭亡时，大都是法网加密，征敛重重，民怨沸腾，朝不保夜，治乱兴亡由此可见。只有明太祖不是这样，逞其私智，专行刻薄，唯恐君权不伸张，唯恐民权不屈从。成祖靖难兵起，尤其不压抑众心，诛杀忠良，剥削百姓，几乎视为一代定制。他的子孙还能蒙受基业而安定的原因，是因为百姓憎恨元朝，不得不归附明朝罢了。元朝以蒙古入主中国，所定制度界限太分明，苛虐太过，所以虽然浸润百年之久，而民心仍然有不甘的。如果有倡导排斥之说，而袒臂大呼的人，没有不放下农具而起，像赶集一样跟随他的。由此看来，那么中国的民心本来大有可恃。感慨自从通商以来，外侮接连到来，有识之士无不疾首痛心，抱着尝胆卧薪的志向，慨然变法，以为自强的基础。然而甲午高丽之役，海军尽灭，外人更加藐视，甚至倡导瓜分中国的议论。德国突然占领胶澳，就是开端。然而还可以自我安慰的，则是历代圣君深仁厚泽，民心固结不解。孔子的教化如日月般运行，士气不为外诱所动，哪里知道五洲开通，欧亚往来，那些困于君权而自安卑贱的人，习惯于人人有权，都能自由的说法，以及革命党、自由党，各国都联合为私会，没有不怦然心动、变色相告的。而佛法平等的宗旨，竟然想要把小民与大君并列，而使其权力与英、俄、法、美德、日等国齐平，要挟无厌的开端，淡然置之，反而讥笑“敌王所忾，与子同仇”为多事，难道不奇怪吗？唉，民是邦国的根本，如果没有民，哪里有君？《诗经》不也说：“本固邦宁。”当此海氛日益紧急，外患迫近的时候，如果只以理财为急，强兵为先，而对于民心根本的谋划，不思如何安抚聚集，非常不是巩固金瓯之道。

人不可以无权说

唉！权的作用，太大了啊！权，是一种微小的事物，而万物的轻重，都取决于它。权不能自己使用，必须得到一个人来掌管，它的作用才大。而掌管得好的人，提起两端，不偏不倚，务必保持平衡，然后五雀六燕，铢两都均等。万物处于其下的，根据它的称量，数量有多少，就值多少钱

译在极小的范围内，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邪念掺杂其中。掌管权力不得法的人，就会倒拿着它而不自知，搞得混乱不堪而不觉察，还洋洋得意地自我欣赏说：“我掌握的权力很大啊！”权力之难以驾驭，在于我压低这边，那边就抬高；我抬高那边，这边又压低，让我如何下手呢？喜欢我的人劳累且痛苦，众人的议论无暇顾及，众人的愤怒无法体恤。像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明眼人往往在旁边暗自叹息。他们不知道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生活在权力之下的人们，有含冤负屈却苦于无法诉说的人。正如孟子所说：“所以上天要把重大使命降临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使他身处贫困，使他做事不顺，通过这些来震动他的心灵，坚韧他的性格，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降下重大使命，就如同授予大权一样。权力固然是一种细微的事物，卷起来就隐藏在细微之处，展开来就遍布天地四方。如果推广开来，扩充运用，用来治理天下，与治理一个家庭，没有不运用这种权力的。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一定要从老成练达的人中去寻求。所以，善于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升降官员公正，赏罚分明；善于掌握军事权力的人，纪律严明，恩信使人信服；善于掌握经济权力的人，会计精当，贸易流通顺畅。反之，国家纲纪不张，大小颠倒，廉耻沦丧，贿赂公行，忠直之人被排斥，小人得势。军纪不肃，军政败坏，将领不体恤士兵，士兵不亲近将领，贪功避敌，分散嬉戏，临战溃败。利源不疏通，征收私利肥己，货物便宜时不收购，货物昂贵时不抛售，因循守旧，萎靡不振，心腹背离，贸易日渐消耗，资本枯竭。这就是掌握权力者善与不善的明显证据。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权力，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权力。权力的作用，贵在得人掌握，本来就是这样。然而看当今掌握权力的人，大抵善于掌握的占十分之二三，不善于掌握的占十分之七八。我曾对此感到奇怪，推究其根源，这才不得不感慨万千。权力对于人，确实一天都不能没有，无论所掌握的是自己固有的权力，还是代理他人的权力。总之，权力在我手中，那么不仅在我之下的人都畏惧我、尊敬我、结交我、趋奉我；即使在我之上的人，也会怜悯我、爱护我、器重我、宽容我而对我责备轻微。昔日城北徐公所说的“朋友妻妾都赞美我”，还觉得有所未尽。甚至君主父亲这样尊贵的人，有时也不便用严厉的词色立刻加诸于我，这没有别的，都是慑服于我的权力。在这个时候，只有善于掌握权力的人，才会亲近亲人、尊敬长辈、爱护老人、慈爱幼小、尊重贤人、轻视不肖之人、克制自己以恢复礼制，以身作则，不徇私情，不接受贿赂，不依仗权势，不希求荣耀，不随意给予或剥夺，终身成为君子；不善于掌握权力的人，则犯上作乱，欺凌下属，毫无顾忌，骄傲自满以放纵自己，刚愎自用，久而久之，甚至违背伦理，残忍地施行篡位弑君之事，百世成为小人。同样是这一种权力，善于掌握它的人成为君子，不善于掌握它的人成为小人。而只有善于掌握的人，视所掌握的权力为大公无私；不善于掌握的人，视所掌握的权力为独属于自己。至于把大公无私的权力视为独属于自己，那么患得患失，什么事做不出来？只担心别人削弱我的权力，而不考虑依靠别人来辅助自己；更担心别人夺取我的权力，而不察觉依靠别人来肆意妄求。明明是大晴天，我却说是阴雨；仗着有权在，别人也就说是阴雨了。明明是西北方向，我却说是东南；仗着有权在，别人也就说是东南了。顺从我的人昌盛，违逆我的人灭亡，有什么求而不得？有什么使唤而不能？不仅如此，看到别人稍微超过我，就用我的权力去镇压、折磨他，或者暗中笼络而暗中陷害他；同党的人又附和，认为权力不可以旁落。别人想用权力制约我，何不先用权力制约别人？唉！权力的作用，真是广大啊！我的先师孔子对着龟山创作琴曲，感叹斧头不能借给他人。以大圣人的身份，一车两马，周游七十二位君主的朝廷，尚且因为没有权力而不能推行。何况我们这些人呢？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译四民论

百姓为什么分为四类呢？回答说：先王根据人的资质来任用，以完成天下的事务。士人最为智慧，工匠次之，商人再次之，农民最为质朴。上天生育百姓，大多质朴而少智慧，所以农民多而士人少。农民多就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士、工、商食用，士人少就显得尊贵。后世的祸患，在于农民太少。农民为什么少呢？古代崇尚朴素，后世华丽之风日益增加，所以工匠多；古代轻视末业，后世只争财富，所以商人多；古代推举实干的人，后世只取浮华的文辞，所以士人多。这三类人都多了，农民怎么能不少呢？农民少则粮食少，百姓日益贫困，国家日益匮乏。那么治理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考核士人罢了。凡是做士人的，必须考察他的文学德行，卓越地超出众人之上，然后供养他在学校。一邦不过几十人，那些虚浮的人就罢黜他们。被罢黜退下的士人，做工匠没有技巧，做商人没有资财权势，不得不相率回归农田。像这样天下减少几十万士人，就增加几十万农民。由此推广考核士人的方法，来考核工匠和商人，淫巧不兴起，就分出一半工匠回归农业；货物不郁积，就分出一半商人回归农业。天下减少几百万工匠和商人，就又增加几百万农民。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有人说：土地没有增加，却突然增加几十万农民，哪里得到这些闲田来供给他们呢？回答说：西北的土地，苦于没有水利，常有几百里旷野绝无人烟；东南几处号称肥沃，但山泽的土地也有未开垦的。加上富人的园林多占据肥沃的土地，而闽广地区种植草木消耗土地尤其多。如果真能大力兴修水利，禁止无益的种植，那么天下的土地自然足以容纳天下的百姓，何必担心没有田地可耕呢？大抵百姓以十为比例，其中九人回归农业，而士、工、商各占一人，那么百姓就不向外羡慕，风俗质朴敦厚，可以万世治安。韩愈说：古代百姓分为四类，现在百姓分为六类。近代恽敬又扩大到十四类。百姓我纵然治理这四类，而那十类人坐着消耗粮食，怎么办？回答说：这四类是百姓职业的根本，治理根本而末节自然顺应。佛老之徒，其泛滥更甚于士人。士人既然已经精核，他们怎么能独自宽待？信奉佛老之说，而确实有心得的人留下，否则罢黜。一郡之中，能留下的不过几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至于工匠洁净则佣工减少，商人消灭则牙侩之流减少，工匠商人回归农业而风俗质朴，则倡优减少；风俗质朴茂密而诉讼平息，则胥吏减少；田野开辟则屯田可兴，而冗食之兵减少；伪士去除则虚文不修饰而仆从之徒又减少，凡是这些减少士、工、商的数量来增加农民，而各种游民都减少。不减少士、工、商的数量来增加农民，那么那十类人就会引来更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唉！四民失去轻重，不是一天的缘故了。工匠商人是卑贱之人，自附于士流，而轻视农业，想驱使他们回归农业，怎么可以得到呢？然而上级教化下级，快如影随形，确实有愿意治理的君主，只应当先治理其心，无所欲求，那么浮夸的言论不能欺骗，奇异的技巧不能眩惑，宝贵的货物不能迷惑，民俗大变。工匠商人不禁而自然减少，然后下达劝农的诏书，设立力田的科目，使他们知道国家所重视的专门在农田，即使积重难返之势，有什么难逆转的呢！

广四民论

自从上古时代，质朴而没有文采，有圣人出现，看到那些羽毛穴居的百姓，教他们使用火，吃谷物，百姓才开始知道生存的快乐。还担心生存没有东西供养，供养没有东西教化，所以设立士、农、工、商四科来区别他们，这是万古不变的常法。孟子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理人，劳力者被人治理。”像古庵子论述的治理方法，以考核士人回归农业为先，难道不知道士人是四民之首吗？如果无故而削减他们，我担心士气日益衰微，而国势因此不振。先正的话说：“士人的儿子永远是士人，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古人爱护士人的心意，一定让他们世代坚守，不只是取他们的文学颂扬和福泽，确实因为帝王临政，首要在于佐治得人，假使当日舜没有五位大臣，武王没有十个乱臣，虞、周的天下，果真谁与他们一起治理呢？纵观后世，从汉、唐到宋、明，大抵国运长久的，其开国之时贤才一定多，而前世的君主不能自己到民间寻求，前世的臣子未必自己向朝廷献才，至于从千百士人中选拔出一人，举国都庆贺朝廷得到人才。君主知道求士之难，或者担心用他们不尽其长，所以周公告诫鲁公说：“不要在一人身上求全责备。”现在古庵子想要考核士人而回归农业，是用淘汰僧道的办法来淘汰士类。试想士类难道可以淘汰吗？古人说一世的治理，必有一世的贤才应运而生，君主如果使用不尽，那么朝廷有侥幸得位的人而民间有被遗弃的贤才。古代先王担心士人不多，一定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所以培养士气，没听说过淘汰士人来从事农业的。我私下观察古庵子的意思，只是认为近世俗尚奢华，凡是工匠执技艺侍奉上级，商人殖货贿通有无，一旦居奇致富，就可以富比王侯，贵傲卿相，他们的势力都足以使农业卑贱。举世之人如果效仿他们，必将使天下都习于工商。而世之为士者，复不亟

译寻求治理安定的策略，思考用来阐明先王之道、以此引导后世的方法，（结果发现）追逐末节的人越来越多，致力于根本的人越来越少，还怎么期望世道回归质朴与本真呢？这就使得有士人还不如没有士人，所以难免言论过于激烈、议论过于偏颇。不知道顺应时势制定适宜措施的人是圣人，孟子说：“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士人如果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处于当今的时势，通达当今的变局就可以了。怎么能拘泥于古法来通达世俗呢？古代四海统一为一个天下，如今周天统一为一个天下，如果让统治君主驱使一国的百姓，全都回归农业。虽然百姓的衣食不愁匮乏，但除此之外将从哪里获取资源呢？所以论及古代的情势，势必需要耕种与读书兼修；论及当今的情势，势必需要农业、工业、商业三者兼修，这样治国的方法才算尽善尽美。必须有工匠来便利器械，有商人来充足资财，然后显达的士人中那些有志向的人兴利除弊，各项事业都得以兴办。别国所具备的，我国也具备，使得四周邻近我国的邻国，都不敢轻视我国。而从事农业的人，也能长久安心在田间耕作，没有忧患了。何必仅仅急切地致力于复古呢？我这些话浅陋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是稍微符合时俗的需要，所以敢向“大雅”之士陈述。

译**民郁不宣论**

国家太平已历二百五十余年，积累功德与仁政，让百姓休养生息，凡是所谓养育人口、教导训诫的措施，仁德深厚，恩泽广博，不知耗费历代圣君多少精心筹划，才成就了这大一统的宏大格局。自从通商局成立，海禁大开，财富如日漏般流失，国家用度日益匮乏。中间又遭遇太平天国叛乱，蹂躏十五个省，残破三百多座城池，历时二十多年，最终能够次第平定，蔚然形成中兴的伟业，功绩所在，使史册增光。然而百姓的困苦日益加深，创伤终究难以迅速恢复。加上海疆多事，边境战祸时常开启，朝廷日理万机无暇顾及，孜孜不倦地寻求治理之道，于是法律事务刚安定，东方的战事又起。朝鲜的战事，不救援则坐视藩属国沦亡，救援则带来如此巨大的祸患，虽然是因为手握兵符的人不善驾驭调遣所致，但在气数之间，君子深感感慨。所依靠的是，虽然割让了肥沃的土地，覆没了十万军队，丢弃了精良的器械，毁坏了战舰几乎殆尽，搜刮金银财物毫无遗漏，然而众志成城，卧薪尝胆，按剑奋起的人，上下依然同心同德。所以在和议未成时，愿意战斗的将领和勇敢的士兵实在很多，富有的人请求毁家纾难以助军饷，勇力的人愿意仗剑从军，智谋的人思考策略以歼灭敌人，而朝廷以好生为德，不忍心违背中外臣工的情意，一再特别选派重臣去商议救急求和之事，深深自我克制，甘心退让，事事曲从对方的要求，这所谓激怒我方而骄纵敌人的做法，乃是周太王侍奉狄人的深意，而并非勾践侍奉吴国的浅见。唯独从此以后，民气顿时松懈，加上府库空虚，大型工程接连兴起，小民谋生成为当务之急，如今重视商业而农业多被任务废弃耕作，衣食的根本逐渐短缺，金钱的营运日益繁杂，五金煤铁的利润全归外洋，布帛粮食的来源在内地日益枯竭，钱根紧张而市场突然衰退，米柴昂贵而居家日益窘迫，追逐微利的人困于税厘而无利可图，依靠体力劳动的人伤于糜费而无力施展。因此上自绅士富豪，下至平民百姓，顾盼时局，无不皱眉蹙额，好像都有深重的忧虑。过去靠力气吃饭的人，见到衣冠体面的人笑语相亲，非常希望得到他们的提携帮助，即使是小本经营的人，也都平心静气，和蔼谦逊，以期望主顾的光临。如今则怒目横眉，渐渐有以贱妨贵，以奴欺主以下凌上的心态，比如佣人婢仆之类，终年为人服役，本应顺从以求怜惜，如今傲慢的神情见于言辞神色，甚至盗窃之事层出不穷，不以为怪，一丝半粟的微小财物，防备稍疏，转眼即失，加以查察便多有不逊的阴谋，那么服役者的桀骜不驯就是这样。至于肩挑负贩的人，终日在街头徘徊，收入几何？如今成本既重，钱串又短，小洋钱弊端丛生，乡下愚民无知，往往被人欺骗，不但徒劳无获，并且丧失其资财。唉！机器工厂日益开辟，外洋来的货物越来越多，没有不能仿造的，价格低廉，工效减半既觉得美观，而又适用，中原自然的利益被剥削殆尽，以至于谋生无路，所以愤愤不平之气积蓄不能平息，有时论价稍显苛刻，就立即受到侮辱詈骂，人们认为是民情恣意横行，我认为实在是民愤久积所致。本埠是百货汇聚的地区，华洋杂居的地方，四方奔走而来的人，都以此地为乐土，不知道谋业的途径虽然广阔，居家的计划却十分艰难，蜗居狭小而价值兼金，蔬菜饮食可以安身而百物昂贵，交游以征逐为联络，应酬以挥霍为亲密，弱肉强食，游民巧偷豪夺，奸邪之人相乘，那些束修自好的士人，早就望而却步离开了。长久留恋的，多是善于经商的人以及贫无所依者居多，天地郁结则雷雨行，人心郁结则溃乱，怎能因材施教，节制性情觉悟淫邪，来宣泄这长久郁结的志向呢？

**纾国难恤民隐论**

世人所说的父子之道，是天性；却不知道君臣之道，也是天性。如今有看见自己的父亲被人欺凌，几乎要耗尽他的家产才罢休，而作为儿子的，拥有自己的积蓄，不顾父亲的狼狈，这叫做不孝。如今有人看见自己的君主在战败后，又索赔导致国库匮乏，频频呼救，而作为臣子的，还拥着剩余的积蓄，不救济国家的急难，这叫做不忠。侍奉君主的人，在闲暇安乐的日子筹划经费，则有王政的根本；而在仓皇危急的秋天拯救匮乏困顿，则有权宜的策略，不必高谈三代以上的古制。就像春秋襄公九年，晋侯谋划休养生息的办法，他的臣子魏绛请求施舍财物、输出积蓄来借贷，从公室以下，如果有积蓄的都全部拿出，国家没有滞留的积蓄，也没有困苦的百姓，公室不禁止利益，也不剥削百姓，凡是器用都遵循检朴的原则实行，一年国家就有了节制，三次出兵楚国就不能与之争锋，这就是所谓忠于谋国的人。清朝在辽东一战受挫，民心激昂，无不想要捐助军饷以洗雪前耻，当时有忠义的臣子，也愿意捐献剩余的俸禄以振奋军威而巩固邦本，无奈庸臣误国，这个提议中途受阻，竟然至俯首下心，怯懦畏缩，成为官吏的耻辱，赔偿的款项动辄二百兆，向俄国求借，空有数年的关税收入尚不能填补漏洞。

译圣明的天子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且屡次蒙受荣宠的人，只是看着君主如此焦虑辛劳，却仍然坐拥剩余的财富，有何面目自处？可惜他们不明白魏绛捐献积蓄的策略。有的人说：臣子捐献的策略，绝对无法实行。那些地位尊贵却没有功劳、俸禄丰厚却没有辛劳，且凭借权势积累大量财富的人，富甲王室，如果计算他们家产的价值，哪怕只捐献五成，或者一、二成，动辄以千万计，难免有尾大不掉之嫌。往下核查到各府州县，那些富裕的人恐怕被上级怪罪，就不敢如实申报；那些清贫的人又恐怕被怀恨之人诬陷藏匿多财，于是又似乎无法应对捐献，确实魏绛捐献积蓄的策略难以实行。然而君臣之道，是出于天性，如果百官都能尽到自己的本分，奉公守法、体谅国家，没有贫富彼此的嫌疑，救国的急难就像手足捍卫头目，像子弟保卫父兄，捐献资财救济国家，记录功劳都来不及，君臣上下又有什么嫌疑和疑虑呢？只是这种说法建立在议论之后，未免是不急之务，但天下事不可预料。如今强邻逼近，有的在西北称雄，有的在东南窥伺，我们百姓生活在国土上，且惴惴不安地每天怀着杞人忧天的担忧，居安思危，倘若一旦有急难，那么魏绛的策略可以作为后图。如果不这样谋划，谋臣们善于钻营，多设名目增加税项，恐怕民力更加疲惫，民心更加离散，崩溃几乎不可挽回。那些奉公体国的人，能不反求根本吗？欧阳修《本论》说：医生对待疾病，一定要推究疾病产生的根源，而治疗受病的地方。疾病侵入人体，是趁着气虚而入的，那么高明的医生不攻击疾病，而致力于调养元气。元气充实则疾病去除，这是自然的功效。所以拯救天下的祸患，也一定要推究祸患产生的根源，而后治疗受患的地方，这也是自然的功效。所谓根本是什么？崇尚经术来考核士人，重视农业来明确农事，禁止奇巧来考核工匠，减少厘金来畅通商业，勤于训练，厚待军饷来优待士兵。国家闲暇时，寻求王道的根本，元气既已雄厚，撼动山岳容易，撼动岳家军难。君臣一心，上下一体，谁敢轻侮？倘若有不得已的举措，那么权宜之计，捐献积蓄以稳固民心，而不听从谋臣苟且的计策，将领激发士气，士兵理解将领的情意，又何必担心崩溃而无法挽救呢？有人说：这种说法勤勤恳恳，大有忧国忧民之心，然而对于议论执政者如何？则回答说：不对不对！郑国人到乡校去议论执政者，然明说：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人们早晚退下来到这里游玩，以观察政事的善恶，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他们厌恶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师。我听说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威势来防止怨恨。我不是敢毁谤执政者，只是自托于乡校的议论。如果在上有子产那样的人，那么用来稳固人心、维系国本的方法，难道会超出这个范围吗？

译论恩威并用的困难

大凡用人的人，之所以能够震慑人心，使没有人敢桀骜不驯、违抗命令，不仅仅依靠威严，也依靠恩惠。所谓恩惠，不一定事事让自己吃亏、让别人占便宜，只要根据每个人所担任的职务，随时随地加以体恤，就可以了。然而人心到了今天越发淡薄，我对待他们，虽然做到了仁至义尽，他们或许不感激我的体恤，反而认为我懦弱而欺负我。于是与他们商量，他们表面上装作筹划，实际上是在推行私人的计谋；委托他们办事，他们假装殷勤，反而开启了弊端；告诉他们话语，他们一味顺从答应，绝无半点真心。甚至驱使伙计，他们拖延不前；呼喊仆役，他们倔强不应。这种情形，确实是用人者无可奈何的。所以大有作为的人，鉴于恩惠不能单独使用，有时竟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我不使用恩惠、专用威严，并不是说恩惠毫无用处，而是说用于君子，恩惠才不白费；如果用于不知感激的小人，他们既然不能体谅我的心意，或许反而轻慢侮辱我，还不如专一使用威严，稍加体恤，让这类人知道畏惧而不敢不服。这虽然是矫枉过正的说法，但用它来惩戒刁钻刻薄、压制凶恶顽固的人，也未尝没有补益。但我认为这种方法纵然可用，尤其应当审视自己的权势如何。就拿今天的官场来说，从督抚、司道到府、州、厅、县，那些暴戾恣睢、绝不体恤人情的人，比比皆是。而在下的人，宁愿忍受也不敢违背，也是因为我们虽然受他们的约束，遵从他们的号令，几乎连犬马都不如。然而凭借权势所及，凡是被任用的人，没有谁不可以被捧上高位或打入深渊。不仅开始时尊贵的人最终能让他卑贱，即使已经卑贱的人也能让他重新尊贵。我上奉养父母下养活妻儿，日常饮食，都依赖这些人，难道肯因为一时的任性使气，激怒他们，而白白自讨苦吃吗！像这样，那么专用威严的人，也未尝不对人有恩，只是恩惠出自权势，人既然受了恩惠，自然不得不畏惧威严。我唯独奇怪那些肆无忌惮的小人，一旦得志，虽然明明与执役的人及仆役辈一样寄居在主人屋檐下，不过是性情喜欢趋奉迎合，独得主人的宠爱。谚语所谓“从芦席上扒到地上”，其高低原本没有什么分别。就像我平日从不与仆人计较，凡是搬饭斟茶以及清晨洒扫等事，稍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我就亲自去做。从地位论，难道不可以大声疾呼命令他们重做？即使斥责辱骂，也不稍加留情。他们既然专门供使唤，应当也无可奈何。我不肯这样做，也是认为他们也是来此谋生，我得到的收入也不多，除了三节给点微薄资助外，别无好处。如果既没有恩惠，却偏要多加威严，听者接受与否且不说，即使问问我自己的心，正自惭形秽还来不及，哪里忍心这样做？我之所以耐劳忍气而始终不与下人争执，就是为此。然而看近世那些夜郎自大的臭小人，见识浅薄，度量狭窄，存心没有半点宽恕之道，说话一味冲撞。下人厌恶他们繁琐的服侍，格外觉得他们与众不同，似乎也可以心满意足了。却不料他们还以为不够，常常吹毛求疵来责备。揣测他们的意思，必定要屏弃一切，唯独与我周旋，才足以满足他们狭隘浅薄、忌妒的私心。唯独不思考这类下人，是为主人众人所用，不是专门服侍你一个人用的。然而不这样想，好像只有我可以驱策他们，又好像既然被我驱策，就不必稍留余地。时而呼唤，时而辱骂，时而皱眉哭脸来抱怨，这无论喋喋不休，听者将掩耳而走。即使呼唤就答应，辱骂不违抗，也是因为念及主人的情意，并非真的畏惧你形同豺狼、声若雷霆。静心思考，不也很丑恶吗？告诉臭小人，世上对别人使用威严的人，必定先对别人有恩惠。即使不施恩于人，而专用威严，也必定有权有势，这样人才得以暗中受其恩惠而忍受其威严。如果舍弃恩惠而使用威严，出自无权无势的人，则难以服人心，徒增人厌恶。确实不如早早改悔为好。

论今日要务亟宜收拾民心

中国到了今天，真是危急存亡的关头吗？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而在上面苟且安适的人，庆幸火还没有烧起来；在悬崖边筑室，而暂时处在其中的人，希望悬崖未必崩塌。现在却不是这样，火已经出现，只是火焰还没有爆发；石头已经出现裂痕，只是边缘还没有崩塌。为什么这样说呢？试看近日各处乱民滋事的情况，就可以证明了。沙市刚听说焚烧抢夺，不久厦门又起事；不久温州更有拆毁道县衙署的事。愚昧的百姓，今天和过去一样。为什么他们不怕死，悍然置法网于不顾，而公然大声疾呼，一唱百和到了这种地步呢？这其中的原因有三：一在于国威不振。国家兵强将猛，战胜攻取，外族慑服于外，则民心恭顺于内。虽然有草寇凶徒，萑苻乱党

译在国运全盛、天下太平之时，又怎敢轻易激起民变？若是东方战败、西方受辱，国家威势无法向外伸展，那么国内局势也将随之屈服，潜伏的乱党便会因此产生异心，奋起反抗了。

其一，在于官吏的懈怠玩忽。各级官员，从各省的道、府、州、县到大小官吏，在国家鼎盛时期，都怀着朝气处理公务。那时官员各守其位，才能各称其职，对上足以辅佐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对下足以使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形成了官风清廉、民众顺从的风气。等到后来官职靠贿赂获得，关键职位并非良吏担任，贪婪腐败的官员毫无顾忌，只知道中饱私囊，为子孙长远打算，对上迎合高官的脸色笑容，对下剥削百姓的血汗。保甲制度不执行，圣谕不讲求，教化被视为废弃的旧例，刑罚与赏赐颠倒不明，所谓的朝气几乎荡然无存，多是尸位素餐、暮气沉沉的贪官污吏罢了。因此，官员只知道盘剥百姓，百姓也不再亲近尊敬官员。在位者偶尔处理事务不当，给了人口实，强者振臂一呼，百姓便倾巢而出跟随；即使是弱者，也呐喊助威，大祸便在顷刻间酿成了。履霜知冰，岂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太史公说：“怨恨毒害对于人来说太严重了！”这怨恨由来已久。

其二，在于弊政的屡次施行。《大学》说：“治理国家却致力于聚敛财用的，一定是小人。”《论语》又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自古太平盛世，无不将财富藏于民间；而在衰败之秋，却有搜刮民财充实府库的事情，祸乱随即发生。近来又增加了房屋捐税，盐税厘金，权力又交给外人，那些穷困的官员、差役等失业者不知有多少，这些人都有家室拖累，要赡养老弱，依靠亲族，蓄养奴仆，也都因此断绝了生计，他们啼饥号寒的声音，疾首痛心的叹息，难道不会伤害天地的和气吗？因此，各省有的阴雨连绵成灾，雨水不止，夏天却像冬天一样寒冷，该穿葛布时却还要穿棉衣；有的则热气熏蒸，晴天多雨水少，百姓生疫病，饥荒频繁，这都是小民怨怒之气，流变为五行灾祸的结果。听说温州闹事，确实是因为加收鸦片捐税所致。以一隅之地所种的罂粟，收取的鸦片能值多少钱？却一定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富人受害尚浅，贫民受害极深，而城乡内外穷人多、富人少，生路断绝，度日艰难，铤而走险，势所必然，怎会甘心与这些所谓的‘父母官’同归于尽呢？由此可见，言利之臣，都是误国殃民之辈。

如今天下大局，已成外强中干之势，侵略侮辱层出不穷，瓜分中国不知何时停止，一听说加捐、入教、改籍的人，竟指不胜屈，可知中国人心已大有离散涣散之象了。自古以来，得天下者得民心，失天下者失民心，民心虽然细微，实则是社稷的根本，国家的元气。所以，若能使上仁下顺，人心坚固不移，虽有外侮，仍可抵御；虽患贫弱，仍可安定。只有人心一去，国势就会土崩瓦解，如果没有百姓，哪还有官员？如果没有臣子，哪还有君主？这是上下维系的关键，简直如同呼吸存亡一般，断不可漠然视之。

我认为今日最紧急的事务，首先在于施行仁政，废除苛法，裁撤关税捐税，减轻粮赋，停止贡品织造，停工土木，深居简出，穿粗衣吃薄食，减少膳食节省费用，下达罪己的明诏，允许平民进言，去除谗佞小人，惩治贪婪黩货之徒，宁可内务府的供奉不足，也不可多取民间一钱；宁可六部的开支节省，也不可轻易提取。整顿各省农政，讲求水利，使粟麦收成加倍丰收，没有衣食充足而不守法度的。兴办学校，讲求教化，没有懂礼义而不尊敬上级的。养育百姓使其生存，教育百姓使其心正，百姓生活安定，人心端正，却还要北逃俄国、西逃欧洲的，从未有过。否则，中国不仅有土地被瓜分的祸患，而且将有百姓被分割的变故，岂不悲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近来听说朝廷励精图治，土药房铺的各种牙捐已经收回成命，那么仁恩重新播撒，元气逐渐充实，固无难转乱为治，反弱为强的。

译论弭事变宜正人心

现在是什么时候呢？五大洲万国，交通往来，疆域越开拓越广阔，邦交越结越多，势力越竞争越雄强，机械越变化越奇幻。想要把国防奠定得像磐石一样稳固，使百姓和万物安居乐业，就必须先修好息兵才行。想要修好息兵，使战鼓不惊，烽火永息，就必须与邻邦和睦相处，展示真诚，务必去除欺诈虚伪才行。东方的国家，大小不等，其中堪称并列对峙的，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国。以人口的多寡、财力的盈亏来计算，日本仅及中国的十分之一。然而自从一二十年来，日本事事争先，朝廷和民间上下都以发愤图强、自求雄立为事，通力合作，忙碌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休息，奋发图强想要成为东方最强的国家，知道中国不值得与之谋划。于是洞察机微观察时变，打算等待时机而动。而中国则虚骄的习气牢不可破，粉饰太平因循守旧，欺诈懦弱，举世昏庸糊涂，就像孤独的旅客处在暗室中，酣然熟睡，几乎不知道人世间有早晚之分了。忽然有大声疾呼的人到来，推门直入，这时才开始心惊胆战，四处张望犹豫不决，进退无方，精神顿时沮丧，于是使勇士贲育不能施展其勇力，谋士张良、陈平无处施展其谋略。是谁造成的？是谁导致这样的？如果有天良，能不为此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吗！自古以来祸患的到来，都是由逐渐积累而导致的。《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日本起初以琉球遭风难民被台湾生番杀害为由，索取五十万两费用后离去。从此以后，便有了蔑视中国的心思，夺取琉球如同拾取小草，看待朝鲜如同外府，虎视眈眈，其凝神注目的地方，没有一天松懈。东方重要的关隘口岸，没有比得上朝鲜的。如果得到朝鲜，既可以牵制中国的左臂，又可以堵塞俄国的咽喉，处心积虑，已经很久了。甲申年的战事，重新订立和约，写明两国调兵必须先期互相通知。这次东学党事变兴起，我们只派遣叶志超率领两千士兵赴朝鲜平乱，而日本的军队已经络绎不绝地到来。虽然因为叶志超及卫汝贵等人节节溃退，导致牙山、平壤拱手相让。但当初既有两国调兵互相通知的约定，那么在通知发兵时，我国必定应该多调精锐部队，火速赴朝，以主待客，以逸代劳，先声足以夺人，日本也未必敢以兵戎相见。失去了这个先手，而日本竟然乘机大举逼近，出人意料地攻击没有防备的地方，气势如高屋建瓴。唉，这就是战事之所以一蹶不振的原因。我曾经综合始末来计算，开战以后，覆辙相寻，是由于调兵不早，坐失事机。如果论战事不可最终依赖，则是因为平日漫无整备，将领不爱士兵，士兵不习惯将领，名额多为虚设，军饷尽数中饱私囊，武艺不精，号令分歧，虽然有百万之师，只可以壮观瞻，不足以抵御外侮。有这样的军队，战事岂可依赖？战与和，势不两立，既然不能驱使无用的士兵全部置于死地，又不忍心坐视完善的城郭土地全部被战火焚烧，那么只有舍弃战事言和，以缓解旦夕之祸，而拯救百姓的生命。所以舍弃战事言和，固然是出于不得已。那些见识短浅、拘泥古法不通今务的人，胸中充满腐气，不问形势的缓急，事情的重轻，而一味摇唇鼓舌，认为和议是错误的。说话不难，实行很难，如果让这种腐儒侥幸得志，他们能使天下安定吗？所以中国如果想要为日后的富强打算，应当选取天下的人才，共同有志于实学，希望学成以后，可以为国家任事，兵、商、工艺各有专职，以实心任用，以全力奔赴，希望各项事务都有起色。近百年来，粉饰太平侵吞渔利，误国肥家的陋习，不难一扫而空。人心既然已经趋向正道，国事自然可以振兴。想要激励人心，使人们弃邪归正，那么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可不大变前规。取士原本是为了备国家之用，用八股文试帖来约束他们，把他们置于无用之地，日后让他们任事，能保证不违背他们的长处吗？所以教育士人的方法，必定要教给他们真实有用的学问，坐着谈论的人就可以起来实行，希望所教的都是真才，自然不至于有“乏才”的感叹，而甘愿向异地借才了。如果能在根本之地切实讲求，不要畏难而中止，不要遇事而巧妙回避，只要使人人有警惕勉励、忧勤之志，那么各项事务自然必定改观。然后在无事之时修好睦邻，从容布置，自然有办法成就久安长治的规矩。东方首出的国家，到这时将属于谁呢？难道不依赖人的能自立吗？

论中国宜正人心

自古以来国家的衰弱，确实是由于世道的败坏。世道的败坏，确实是由于人心的不正。人心不正，那么世事越变化，世途越险恶。世上有才能的人，没有人不忌妒他的；世上有德行的人，没有人不诽谤诋毁他的；世上富有的人，没有人不谄媚他的；世上贫穷的人，没有人不欺侮他的。然而这是古今的通病，还不是最大的祸患。纵观当今世界，感叹人心的不正，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恪守规矩、自安名分的人，千百

译人中不过数人。其余则不知孝悌，不知忠诚守信，不知节操、道义、廉洁、羞耻。于是盗贼众多，会匪众多，流氓越来越多，设计骗人的事情出人意料，争斗致死的事情接连发生，借故敲诈勒索的事情竟然多到写不完。所以到了近代，处世愈发艰难，交往如同荆棘丛生，谈笑如同刀枪相见，宴会如同鸩毒，世道如同陷阱。而其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上下蒙蔽的风气。一件事将要兴起，其所筹划的剥削已经不知有多少；一件事既已办成，其报销中虚增的部分又不知有多少。甚至耗费数十万巨资，所购买的枪炮仍然无用，所购买的药弹不能射远。这确实是说起来令人痛恨的。因此当今救世的策略，没有比端正人心更宝贵的了。然而现在谈论时务的人，动不动就说救世的策略贵在追求富强，富强的策略贵在效法西方。所谓效法西方，不外乎修建铁路，精良器械，坚固兵舰，熟习算学、化学，深谙电学、气学，精研声学、光学。却不知道今天的天下，即使铁路已经建成，器械已经精良，兵舰已经坚固，所涉及的算学、化学、电学、气学、声学、光学的知识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但如果人心不正，那么一旦两国开战，士兵在面对敌人时，听到风声就害怕，不战而溃散。所修建的铁路正好便利敌人，精良的器械和坚固的兵舰正好被敌人利用。凡是精通算学、化学，熟习电学、气学，深明声学、光学的人，正好帮助敌人。这确实是耗费数百万金银，耗费数十年心血，最终化为乌有，全部被敌人占有。唉！令人感慨万千！这就是只知道效法西方，不知道端正人心，仍然有害而无利。那么人心确实不可不正。然而人心怎样才可以端正呢？回答说：想要端正人心，也只有效仿西方广泛设立学校罢了。考察俄国在1870年，师范学校三十九处，学生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初级学校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七处，学生八十三万一千零二人。英国在1870年，议会议定新章程，每一乡镇设立初级义塾班级。法国在1797年，初级学校幼童三十九万三千一百二十六人。到了1857年，增加学校，派遣官员教授，并设立师范学校，从此文教更加兴盛。比利时在1830年，民间幼童入学有二十九万三千人；1845年有四十三万九千人；1865年有五十六万四千人。其余如丹麦、荷兰、希腊等国，也都广泛设立学校。而普鲁士则规制尤其严格，各地城乡都有学堂，由地方官员捐资建设。全国幼童，无论贫富，无论男女，从七八岁起都必须入学，到十五岁为小成。学校中分十余个班级，考核其勤勉懒惰，以此决定升降。那些沉沦于末班，未能晋升到首班的人，不能出校学艺。乡间学校之外，还有郡学院、实学院、仕学院、大学院。1870年，初级学校二万五千四百八十所，教师三万一千余人，学生二百九十八万五千八百七人。我们中国如果真的能够效仿西方的方法，在各省、各府、各县、各乡镇广泛设立学校，并且严格制定章程，像普鲁士那样规定，凡是民间不入学的人，处以罪责。每所学校聘请教师教学，上半日教授中国圣人的道理，凡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反复阐明，委婉晓谕；下半日教授西方方法，凡是算学、化学、电学等大端，因材施教，分门别类讲解贯通。每三年进行一次甄别，那些对西方方法精通又不违背中国圣人道理的人，允许各教师向地方官员举荐。这样那么西方方法可以成就，人心可以端正；否则只重视西方方法而不端正人心，我恐怕日后的祸患比甲午战争还要严重！唉，令人恐惧啊。

译论制度应当集合众人的长处

论文章应当集合古人的长处，这是极正确的话。确实因为一个人的才能见识是有限的，众人的才能见识是无穷的，集合众人的长处作为长处，这样他的才能见识才能超越古今而没有遗漏。论文章尚且如此，有国家的人想要图谋变法，又怎么独独不是这样呢？当今世道变化愈发急迫，时事一天比一天糟糕，凭借拥有二万万里土地、四万万人口、二十六万种物产、一百七十余万雄兵的堂堂大国，却受人欺侮。这是土地不广阔吗？人民不众多吗？物产不丰富吗？军队不兴盛吗？然而却一蹶不振，精锐士兵溃散了，重要关隘失守了，舰船器械输给了敌人，大帅逃跑甚至投降了。最终割地赔款，才勉强暂时解除眉睫之急，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有土地却不知道开辟，有人民却不知道治理，有物产却不知道制造，有军队却不知道训练，于是导致一败难兴，到了这种地步吗？还是仅仅固守祖宗的成法，不寻求变通的计策，不效法欧美呢？然而凭借李傅相的宏大谋略，练兵储饷，制造器械购买船只，十几年早晚图强，不遗余力，为什么想要图谋富强，反而变成贫弱了呢？这又是什么呢？曾经考察国家定都燕京，直到今天二百多年，康熙乾隆年间，圣人统治天下，都在位六十年，百姓依赖他们而安定。自开国以来，消灭流寇，平定明朝残余，平定三藩，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平定蒙古，平定青海，平定西藏，征讨缅甸，征讨安南，征讨大小金川，剿灭川楚教匪以及临清等地的匪徒，伟大的功业，王者无敌，这如同太阳从东方升起，开始兴盛的景象。等到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等都由道员提拔为巡抚，阎敬铭任按察使，治理山东，左宗棠以举人部员的身份赏赐三品卿衔，督办军务，刘蓉甚至以诸生的身份提拔为四川布政使，过了一个月就授任陕西巡抚。这时，太后垂帘听政，湘军淮军踊跃效命，江南肃清，休养生息了十年。左文襄持节西征，收复伊犁，百官济济一堂，各自施展材力，以安抚百姓，以保卫国家，这如同太阳正当中天，中兴的景象。三十年来，百姓没有见到战争，文治武功，显赫于天下，历朝盛世的轨迹，十位圣人相继传承，传播到五洲，记载在史册上，当初何曾借用异域的人才，效法他人呢？当今皇上登基后，派遣使者到各国，采纳西方方法，讲求军事实际，培育人才，正以为天下清明，可以恢复康乾的盛世，父老拄着拐杖观看教化，葵花倾心向着太阳，四海臣民正想举手称颂，哪料到？东面有琉球、朝鲜、台湾澎湖的丢失，南面有暹罗、缅甸、安南、云南边界的割让，伊犁、巴迈的边界，兴安岭的险要，一万多里，相继沦丧。财力枯竭而民力困顿，人心涣散而士气凋敝，反而不如谨守成规，还能闭关自守。一时忧国之士，议论纷乱。更有喜欢谈论术数的人，说京城建于辽金，大于元明，到现在已经经历千年，精华耗尽。近年西山崩裂，多年大水，城墙倒塌，民间房屋毁坏很多。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没有缘故而王气已经耗尽于北方，神器应当迁到西蜀。敢将此说伏阙痛陈，揣度他的初心，不是不慷慨激昂，忠君爱国。不知道专讲西法与专责西法的人，固然相差无几，只论祥瑞而不谈人事的人，则先虚无渺茫难以凭信。现在欧美各国不一，国家不一则欧美之法不一，法国专尚的不同，法的精粗自然有别。如果不洞明深远，只图变法，就想凌驾六合而驾驭五洲，这不同于穷人羡慕富人，说某富人靠某行业起家，就跟着效仿，能不令他人耻笑吗？中国一败之后，西方各国都说，中国果然无人，当临渴掘井之时，他们施行炫玉求售的计策，句句都说为中国好，其实都想图财。如果不审慎详细，最终导致虚言无补。尤其可恶的是，硬把诸葛亮的名字加给中朝某某，英国则比作哥灵顿，德国则比作卑斯麦，多方赞颂，使朝廷深信，授予大权。窥探他们的隐衷，实在因为某某向来能消受坏炮旧枪的缘故，所购买的外洋军火，势必要假手他人。而受重托的人，不是疏远的心腹，就是故吏门生，自己算计侵吞渔利，又不得不掩饰，养痈成患，已经不是一天了。所以一旦与日本人从事战争，就有子弹不合枪，枪不是平时练习的弊端，军事如此，战事可言吗？

因此同样的利器，德国有脱来斯枪、毛瑟枪，法国有沙士枪，英国有亨利马梯尼枪，美国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蒲马地尼枪，俄国有卑尔达奴枪，而近来英国的黎姆斯枪最为精良。火炮自从克虏伯炮、嘉立炮之外，近有毒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名目繁多，采择自然不容易。经办委员如果不是武备学堂出身的不理解，制造对于坚、轻、远、准、速五个字未谙分毫，或者用旧枪改充毛瑟，贪图它价廉，实在不可用。那些只图中饱私囊的人，更不用说了。甲午战争，年初我从南方东归，起初以三个月为期，哪知道战事一开，加上瘟疫流行，一只船不能飞渡，于是导致彷徨

译省港之间，想要渡河却没有桥梁，只能寄居在广州城外的名利栈中。每天阅读中外报纸，借此了解时局。同住的有一位官员，自称曾任台湾某府的知府，我与他交谈日久，他才吐露实情。据他说，这次是奉某位大官的命令，前往香港等地秘密购买洋枪。我看这个人，面容圆润像富家翁，胡须分作八字形，随从很多，而且尤其挥霍不吝。一旦投合心意，他就拉着我一同在珠江的花船上醉酒，摆宴待客，客人多是官场中人。此时战事正紧，听这些人谈论，却有人说某茶楼的点心好，某处的菜籽佳，某位歌女擅长唱《烧衣》，某位词人新近被赎身，滔滔不绝，各自炫耀见闻，大都不过是饮食交游、互相追逐，没有一句话涉及国家大事。我当时心里就鄙视他们。第二天晚上，那位官员喝得酣畅，忽然凑近耳朵高兴告诉我：“我的事情办成了，现在在香港买到了很多暹罗枪，每支原价不过二两八钱，可以加价到十二两，这差事大获厚利。与兄长在红裙翠袖间周旋，不愁没有买花的费用了。”我随便应付他，才知道他的本意在于此而不在于彼。这是甲午年仲秋二十八日夜晚的事。第二天晚上又约定在秀菊花舫饮酒，我愤恨他营私误国，不再赴宴，而珠江各花船就在当晚大火烧毁，死伤人命无数，焚毁楼船不计其数。那位官员虽然侥幸保命，狼狈归来，却失去了汉玉鼻壶、茶晶眼镜和金表等物，价值不下千元。我也因为误交小人，几乎遭遇不测，真是危险啊。国家如此用人，怎么能不彻底失败呢？我认为卧薪尝胆的日子，固然应该力图振作，提拔忠良而去除奸邪。然而取法不够精当，那么千变万化最终仍归于无用？敢陈述我的浅见，以供参考。我认为陆军的制度，没有比得上德国的。德国自嘉庆十九年制定民兵制度，凡是年满二十岁的民众即充当额兵，三年后归农；从二十三岁到三十二岁为预备战兵，从三十三岁到五十岁为预备守兵。有事之时，可以集结练兵三百万。因此民众没有不是士兵的，士兵没有不学习的。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俾斯麦以机谋战胜法国以来，士兵日益精锐，将领日益强健。二十年磨砺以待，国民相互信任。所以法国虽然日益强盛，仍未敢立即报复前仇。德国君民上下同心，时刻警惕如临深渊，无懈可击。因此陆军的信誉，欧洲各国多尊崇它。中国既然已经聘请德国人作为军营教习，就应当全军统一，教习一职，断不可混杂他人。号令统一，士兵即使彼此不同，也会竭力配合，共同发挥指臂相助的作用。火枪也是如此。曾经考察欧洲各国军火，英国和德国最为精良，而德国尤其精美完备，且储藏极多。试看俄国的雄强，虽然极力仿效，尚难追随。俄国各工厂昼夜辛勤，以德国新制为先导。因此应当先将西队防守各兵换装五小口快枪，宽限两年期限，全军都换装。用俄国五寸厚的木板五十块，在二百步以外轰击，立即穿透。因为枪弹尖头将铅改为钢，所以尤其锐利。其射程可超过五十五里，然而如果不击中敌人要害，即使士兵排列数排，仍可洞穿。势力之猛，可见其制作日新月异而日益兴盛，务必达到极致吗？因此应当效仿俄国学习德国的方法，我军一律使用这种德国枪，使枪与弹相符，士兵与枪相熟，而且往来调遣，也可无方枘圆凿之虞，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呢。

译水师舰队则师英国水师之雄，甲甲于五洲，固已尽人可喻。然而其所以能甲五洲之故，则犹有说法。英国本土，区区数岛，而西方属土共有九十万平方英里，五十年来得地之盛，谁与之比？所以其水师能以寡击众，能以大驭小只轮一到，即扫荡无余；巨舰临，即群攻不下。力专则发皆中的，体固则小丑难侵。近又查中东之战，中国巨舰每为日小快炮所攒击，且船面物大半木器，遇火燃，立成灰烬。近又改制炮，不尚巨而尚轻，船面诸改用铜铁片包裹。统计大小战舰八百艘，载水师十二万，兵费每年六十四百万磅，不惜重赀，故能称海上，莫敢谁何。且于海战途，独有心得者，则因英国所占盛之区，多属海中岛屿，非战舰不占，亦非战舰不守。占之不易，守之亦不易，此锐意经营，遂成绝诣，人材亦因此而辈出。谓非精金百炼，始无敌于寰中耶？维制炮与台亦然。考著名军械厂二，一在乌治理，一在抛此毛吴司。商家军械厂二，一在纽堪塞尔，名曰阿朴十；一在满痕切司脱，名曰特活。二厂均以鎗炮为大宗。又裴明罕姆者，名潘立，专造炮弹。是宜分遣聪俊子弟厂学习，以收全效。至于英国著名台，在泰晤士江者，以乌理治体而勃为最；在海者曰都发，曰抛此毛吴司，司丕舍特，曰衙司抛，待冈抛脱泼来毛吴司，奔不罗喀，密尔妨特，立佛普。而诸台均称固，其筑台不用三合土，专用泥筑成，可任敌炮击。至地中海为欧西门户，英所以独占形胜者，在能占毛尔塌及支伯劳登两岛。岛长八十英里，阔五十英里，三面海，惟迤北连西班牙。康熙间西班牙，屡败之后既和归侵地，此岛不与焉。山势环抱，天生堞，水师泊可避风雨，三面多筑台，山麓。凿地道，置守兵不过数千。西班牙与法兵来攻，皆大败去。则台之固，讵有伦哉！至于电光化学，则当师美国。美人心思才力，胜他国一筹。凡一事一物，为英、俄、德、法国所未造其极者，一经美国格致家思维，便可通其究。故彼都人士屡设大会，百货陈，莫不仰候定评，声服。至于比国之矿学，法人之艺学，能各有专师，因其长而用之。变之道，不外是矣。譬之文，当无异致焉。

变近时经议

时无不变哉？势无不变哉！环球列，上下千年，其宫宇、械皿、裳、饮喙、乐、庠序、宦途、鼎爵，余一切庶务，扰扰然瀼瀼。茹毛变稼穑，饮血变醴，穴居变室，土鼓变鼙，水变平壤，世卿变科举，楫变轮舶，车驾变路，矛盾变鎗弹，驰驿变电，关变互市，尊亲变民主。累累秩，更历千岁，若一轨辙。古可作，世运使然。若伊之任启放君之例，周之圣作摄篆之刑，文之贤为捐刑之制，山河苒，千载悠，而后世无或议焉。势之不得然者也！不惟是，天有天变，有地变，人有人变。风雨雷，日寒暑，天之变也。山崩野，崖陷水涨，地之变也。壮长耄，疾死涸，人之变也。惟国亦然，乱强弱之迹，兴亡胜败之尘，见千里，或千百年变，或数十变。沿其变而变之，弱强，乱治，亡兴，败胜。《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此之谓也。震旦人言变者屡矣，搜集西法，铁路、若邮政、若同文、若言，皆仿而印之，踵而缮之。四海之内，效绩纪绝，丛百出，徒疲国家之帑，饱胥吏之囊，贻异服之讪笑。殆时势之不可变，而西制之不行欤？非也！不盐不脑不，其理捕采响影，缀拾糟，坐视为鲸蚕所吞食，缧所絷系也。然奈何？余闻之，五洲变之道，海浩渺，指不尽，屈而论之，有三大领焉：变之理，变之法，变之人。变之理奈何？虎耽视，梁摧折，库廪罄悬，材薪绝，帑地割偿，寇盗道，冻饿者嗷嗷，蝗散野，此变之理也。变之法奈何？院、学堂

译铁路、轮船、报社、商会、电气、机器局、弹药炮火。其他如开拓边疆、派遣人员游历西方、保护商人、改革科举、拓宽仕途、较量技艺、办理邮政，接连不断地推行，相互依存而成就，缺一不可。这就是变革的方法。那么，实施变革的人应当是怎样的呢？才智卓越超群，斗志昂扬奋发，冲破束缚，如虎豹般迅猛，熟悉五大洲的情况，通晓各国的历史，上下的形势，四方的地理，都完备掌握。胸中自有决断，视斧钺刀锯如无物，毅然不顾，这就是实施变革的人。这三者都具备，登上高处一声呼喊，万谷都会回应；举起网纲，百条网绳自然排列。用这种方法消除壁垒，有什么壁垒不能消除？用这种方法使国家富强，有什么国家不能富强？用这种方法驾驭民众，有什么民众不能驾驭？用这种方法制作器物，有什么器物不精良？哪里还会有动乱、衰弱、灭亡、失败的祸患呢？如果不揣度其中的道理，就不必变革；如果不得其法，就不可变革；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就不能变革。不必变革，不可变革，不能变革，即使百变千变万变，大概也如同没有变革一样。况且变革比不变革好在哪里呢？善于变革的人就像对待房屋一样，人们知道栋梁瓦壁、门窗厅堂，如果尘土杂草丛生，钻洞颓败，是不能朝夕居住的。于是准备材料，召集工匠，清除杂乱，装饰得金碧辉煌，加固得高大雄伟，巍然耸立，庄严堂皇。即使风雨霜露、雷电雪雹，也可以拥被酣睡，高枕无忧。所以盘庚下达迁都的誓告，汉高祖与父老约定三条法令，殷商因此复兴，汉朝因此强盛。三王虽然方法不同但都能治理好国家，五霸虽然荣耀不同但都能强大。舜禹垂衣拱手而安抚天下，商汤周武以武力平定中原。大王小霸，先圣后贤，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山可以移动吗？天可以修补吗？亡羊补牢，难道还不晚吗？阻挡百川使其向东流，清除杂草使其平坦，多么宏大！多么伟大！万国衣冠恭敬地朝拜天子！山河城池，尽在掌握之中！这在于人。荀子说过：凡事利多害少就去做。如今沧海横流，宫阙蒙尘，有利的方面不止一端，而有害的方面如蝗虫般聚集涌现！欧洲各国耸立屹立，有的因时势而变，有的因形势而变，有的借他人之力而变，不一而足。其中茫然不知变革的，印度就成了英国的藩属，波兰就成了俄罗斯的废墟，琉球就成了日本的奴隶，马达加斯加就成了德国的奴仆。上下古今，放眼中外，盛衰强弱的原因，兴亡胜败的根源，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其可怕可悲竟到了这种地步。唉！面对这三种情况，舍弃什么选择什么？王公大臣，必定会深思熟虑后做出决断。

译欧西借箸

争夺一时的天下，叫做富强；治理万世的天下，叫做纲常。富强，是英雄霸道的做法，是国家的形势；纲常，是圣贤王道的做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那些发表议论的人，隐瞒中国的长处，而专门议论中国的短处；隐瞒外国的短处，而专门议论外国的长处。唉，这也太不谨慎了！议论的人又说：英国土地广阔但势力分散，法国政令繁琐而百姓困苦，俄国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但我认为欧洲各国所担忧的，并不在这些方面。议论的人又说：英国人持盈保泰，遇事不敢轻易尝试，虽然号称船坚炮利，实际上多采用旧式装备，而且很久没有遇到强敌，临阵时外强中干，确实是他们深深的忧患。法国每更换一位总统，党派议论纷纷兴起，邪正混杂，新开辟的越南及各通商口岸，未见实际利益，反而每年耗费本国的军饷。俄国君权特别重，国民所获得的利益不及邻国，民心常常淡薄，以前所得的波兰之地以及从瑞典割取的兰芬之地，以及所平定的图尔齐斯坦各部，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未能真心归服，常常想着趁俄国发生变故时，追随风尘而逞强。国内屡次发生弑君之祸，并非君主实在恶劣，而是党派人士结仇所致。但我认为欧洲各国所担忧的，也不在这些方面。西方政治，近百年间，上下一心，讲求完美，清明整肃，俨然与古代官礼成法、三代的遗规暗中相符合。而中外今日之所以互相差异，各有长短的原因，是有其缘故的。曾经平心静气地考察，中国追求的是理，西方国家追求的是数；中国关注形而上，西方人关注形而下；中国通过文辞来观察，西方人通过形象来观察；中国阐明本体，西方人阐明功用；中国拘泥于精微，西方人拘泥于粗浅；中国失之于简约，西方人失之于广博。一本一末，背道而驰。数十年来，彼此互相抵制，互相排挤而永远不能融会贯通，合而为一。但我认为欧洲各国所担忧的，仍然不在此。曾有人说西方人没有性理之书，只有《万国公法》这一部书，所言符合天理人情的宗旨。但看他们士人所研究的，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文学、地理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对于爱亲敬君的大经，一概不讲。工人所专精的，则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革、攻骨角、攻毛羽及一切着色制陶的工艺，而对于修身齐家的礼仪节度，一概不及。即使一时强盛，也是霸业，不可持久。汉代陆贾说：“乃公以马上得之，可以马上治之乎？”孟子说：“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强秦可以兼并六国，六国也起兵灭亡了秦朝。殷商的鉴戒不远，为何不能以古为镜照今呢？君主是臣子的纲纪，古代有明确的训诫。西方人倡导自主之说，把君主当作棋子，偶有变动，不肖之人就想取而代之。由君王而民主，叛逆者兴起，处处生出异心。像巴西等国，彼此相攻，大乱方滋，隐患未除。居于君位的人，时时有流窜逃亡的忧患。这应当端正君臣的伦理，才能致太平。《尧典》说：“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中国敬宗尊祖，永远保佑子孙。西方人父子兄弟之间不相收恤，所以经商各埠的人，几代之后，不知道自己是谁家的子孙，不到百年，已多混杂。这应当端正父子兄弟的伦理，才能保存种族。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乾坤定正，丈夫是妻子的纲纪。西方人重女轻男，贫穷者不能婚娶，加上畏惧家庭拖累，绝不以无后为忧。虽然现在人口繁盛，日久终将衰歇。这应当端正夫妇的伦理，才能广延嗣续。由后两种说法，其事尚远，而改变民生的说法，一倡百和，流弊已深，难道不是迫在眉睫的祸患吗？中国以帝王执政，自黄帝奠定基业；以师儒立教，自孔子集大成。从黄帝历经二千多年到孔子，从孔子历经二千多年至今日，群言淆乱，急待折中。必将有圣人出现，将黄帝孔子合为一人，政教同源，君师合德，将九万里五大洲，大启文明，以成就同轨同文同伦的治理，巍巍翼翼，炳炳麟麟，展现古今中外大一统的宏大规划。其为期应当也不远了。而中国难道能向西方学习富强吗？而西方人难道能向中国学习纲常吗？这正是借箸者欣慰，而深思熟虑的。

论自强不强事

唉！中国积弱很久了。自从道光中叶以来，中原多事，海疆日益危急。淀园之变，皇帝狩于热河，恭亲王奉命留京，商订和约，于是确定了我国通商的格局。西方军队收敛锋芒而退去，谈论的人于是怀疑西方人志向不远大，只是为了通商传教罢了。岂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千尺之树，必先剪除其枝叶。事情本来有逐渐深入的情况，欲速则不达。难道没看见法国夺取越南，英国吞并缅甸，俄国向东侵扰蒙古，向西割占新疆。日本以小小的国家，灭掉琉球而胁迫高丽，藩属之国，蚕食殆尽。譬如螃蟹，双螯

译八足残缺折断，毫无剩余，所剩下的仅仅是一只螃蟹罢了。然而，这还不能说是金瓯无缺。澳门被出租，香港被奉赠，金门岛被人挟持而索取，尚且可以说土地不多，如同弹丸黑子，何足轻重？至于台湾，难道不是巡抚驻扎的省会吗？澎湖，难道不是总兵官镇守的要隘吗？竟然因为看到一次胜利的功劳，就把祖宗经过百战才得到的土地，割让得轻如破鞋。可悲啊！城下之盟，是春秋时期所耻笑的；割地贿赂秦国，是六国灭亡的覆辙。当国的宰相，都是读书考究古事的人，为什么甘心卑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这就是不能自强的弊端。现在上天启发皇帝的内心，特别颁布变法自强的谕旨，由军机大臣以字寄方式发给各直省的将军、督抚，限期分别详细奏复。黄兰大、银台等各位公卿，有的担任卿贰之职，有的在翰林院供职，与失去御史台谏院英才、天下科举第一的俊彦，于是共同仰承皇帝旨意，阐明强学的宗旨。先在京城开创端绪，继而在上海设立局所，章程十四条，都切实可行。南皮尚书又资助巨额资金。远远听到风声的人，正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乐观其成。谁料刊印报章，才到三张纸，就奉严旨封闭？难道自强的学问不应当讲求吗？还是创痛不巨大而痛苦不深切呢？真是急切寻求解释的人而不可得。古代太师陈诗，輶人采风，上下的情况，没有不通达的。自从周厉王设立监视诽谤的官吏，秦始皇严禁两人私下议论，民间疾苦被阻塞不能上达。通商以后，西方报纸风行，不翻译就不能暗中理解。于是上海字林洋行首创中文报章，《申报》《沪报》《新闻报》相继兴起，聘请能写文章的华人执笔记载，上自朝廷大政、朝臣正直言论，下及街巷所闻、工商轶事，无不据事直书，直言无忌，几乎人人都是董狐，家家都是南鱼，一时出现洛阳纸贵的风气。达官贵人、豪商巨贾中行为不端的人，对此恨之入骨，常常想以势力压制。不知道西方国家的法律对待报纸最为宽松，有闻必录，毫无隐瞒，极少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习惯。曾经看到官场公文移文查问报文件，西方官员以无权办理为由推谢。天津、广东也有开设报纸的，刊行不久，先后都被地方官封禁，这是因为主办者是华人。自强书局报纸不准开印，难道不类似这种情况吗？那么，会中列名的各位巨公，不也黯然失色了吗？皇宫深邃，估计一定有意见不合的人，上奏章报告，像狐狸埋物又挖开一样反复无常，确实不能为原办的各位巨公曲意谅解。即使说泄露廷寄以及使用孔子卒后纪年有不合之处，改正即可，立即停止，岂不是太过分？况且在上海办事的人，不是会中各位公卿所派遣的吗？由此推论，罪责有所归属。南皮尚书，文章经济，海内尊崇敬仰，在山西巡抚任内，最获时誉，总督两湖，力求振作，迂腐拘谨的人往往诋毁议论他。其实他规模宏大，考核勤勉，深明时务要害，除了益阳中丞、合肥相国外，没有能与他齐驱并驾的人。两江开府，正值东事告急之时，和议刚成之际，凡所施措，都以变法自强为宗旨，如筑马路、开矿、设自来水管等重要政事，有急于求效之心，不免操之过急。宦海中于是有盼望岘帅复任的人，现在又上创立自强军的奏折。然而以自强会比例参观，我更加恐惧了。自强会即使成功，不过托付于空言，连空言都禁止，那么积弱究竟何日才能返回呢？

译读《湘报》

湖南向来不与外人交往，那些读书多、守旧习的儒生，几乎一听到洋务就反感，西方人所说的守旧派，没有比湖南人更甚的了。自从吴江建霞太史奉命来此视察学务，一心致力于阐发新学，于是沣兰沅芷之乡（指湖南），没有不知道研究时事是当务之急的。其中那些思虑深远的人说，想要了解时事，首先应当阅读报章，报章好比是深夜的钟声、暗室里的灯火。于是大家凑集资金，聘请文人，创办了《湘报》，在省内发行。吴中的愤慨之士读了之后认为很好，写成了论说，邮寄给他的朋友半田居士。居士于是加上引言，将其刊印在报上，说：“自从轮船交通，全球四通八达，政治学术，日新月异。唉，我们中国，远远落在后面，表面上尊崇周公孔子，内心却信奉杨朱；口头上谈论唐尧虞舜，肚子里却装着权谋政策，互相诋毁，互相倾轧，互相推诿，互相残害，在家里发怒，到市场上却装作和颜悦色；早上说赋税是四成，晚上又说三成，伤痛巨大而深刻，却自己不觉察。曾惠敏公写了《先睡后醒论》，却被西方人嘲笑，认为那是鼾声通宵达旦。等到甲午战争，被日本重创，朝廷有卧薪尝胆的决心，士大夫有枕戈待旦的志向。然而朝廷的命令严厉急切，却充耳不闻；民间的哀叹呼吁，却视而不见。岁月流逝，将近五年，试问兴办的学校有多少？整顿的武备有多少？收回利权的通商惠工措施有多少？凡是用来慰藉君王日夜操劳的忧虑，而满足士民期望的，又有多少？那些高官显贵，将如何解释呢？”我隐居乡里，时常与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天下大事，悲歌痛哭不知缘由，以为我们中国的百姓，难道就要混乱沦丧，永远不见天日了吗？于是读到《湘报》，不禁惊喜欲狂，破涕为笑。湖南自从曾国藩、罗泽南等公以道义倡导天下，平定寇乱，成为华夏的威望，流风余韵逐渐影响后人，又得到江太史、陈中丞、黄廉访等官员以及绅士士人，如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宣扬德政，通达情理，振奋精神，全省书院都废除了八股文，全省官办机构都组成了团练，学堂学会一呼百应，商政矿政策一倡百和，考核官吏有准则，官员就明智了；南方学校有学会，士人就明智了。其中如官署批文、学会讲义，无不刊登在报章上，昭示百姓。我在千古中寻找，则符合管仲的内政军令，诸葛亮的开诚布公；在当今寻求，则符合西方的议院、捕房、政治学院、劝工场、博览会，无不契合。西方报纸以日本为东方之英，如今湖南大概就是我们中国的日本了。湖南人，是我们中国深闭固拒最严重的。一旦发生巨大变化，全都参与维新，那么我向来所忧虑的混乱沦丧、永远不见天日，竟然在深闭固拒的地方先看到了希望。唉，我们吴地的人，地处靠近商埠，书院改革章程的提议屡次上报却没有实行。中国学堂的建立，有题目却没有文章。新学刚刚萌芽，就找借口排挤它；新机刚刚开辟，就竭力阻挠它。一切公局公费的消减隐藏，唯恐别人知道。庆幸大吏不盘查我，却害怕揭发我的底细。唉，我们吴地的人，如果能有林文忠公做官，冯校邠公做绅士，难道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而那些尤其顽固无耻的人，则认为地处靠近上海，可以依靠外国人的保护。不知道外国人哪里爱护我们？他们也知道波兰百姓被驱逐濒临死亡，缅甸大臣的妻妾在市场中拍卖吗？大梦初醒，在耳边敲锣打鼓，却还不醒悟。当今事势已经紧急，急起直追，还恐怕来不及，却还弯腰慢行，观望拖延，对上辜负君国，对下辜负身家。我们小民固然不足惜，难道不为身后之地着想，难道不为子孙着想吗？这就是我读《湘报》开始时笑，接着又流泪的原因。

论中国祛除弊端应当渐进而不宜急进

处在当今中国的局势，没有人不知道积弊危害国家了。积弊之所以危害国家，一定是由于成法不完善，像这样，变法就是急务，不可迟缓了。虽然如此，但也岂是容易说的呢？人们常说：急于解开纷乱的人，反而增加纷乱；放纵驾驭马车的人，反而稳固了驾驭；阻挡河流奔涌的人，必然放纵其奔涌；平息人的愤怒的人，必然饱食其愤怒。去除天下的弊端，也是这样罢了。必须潜移默化，那么就会悠然自得地日益趋向平安而自己不知道；如果奋起打击去除它，以求称心快意呢？我认为，那样危害更大，横流溃决，必然有不可收拾的势头。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弊端罢了。至于积弊所在，它的由来不是一天，它的形成不是一代，源深流长，有不能在朝夕间遏制的，这又怎么能不考虑周全，而急躁地要求功效呢？何不观察古代？周朝自从平王东迁，王室已经卑微了，而桓王愤恨诸侯不来朝见，一旦联合三国军队讨伐郑国，最终自取中箭之辱，更加成就了诸侯的强大。鲁国的政权长期掌握在三家手中，昭公不能逐渐去除他们，逞一时之忿，而想堵塞他们的私欲，祸患最终也波及自身。所以《易经·屯卦》九五爻辞说：“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九五一爻以君位的尊贵，处于屯难艰难的世道，威权不能施行，恩泽不能下达，所以说“屯其膏”，逐渐停止则吉，骤然停止则凶。况且汉朝

译当时七国的治理，不可以突然裁减削弱，而晁错出谋划策，屡次下达削地的诏令，于是激使他们反叛，因此导致自身被杀。唐代藩镇的祸患，不可以突然铲除，而唐德宗不能做长远的谋划，锐意派遣将领征讨，于是引发了泾原兵变。所以《易经·需卦》九五爻辞说：“在酒食中等待，守正吉祥。”上卦为乾，下卦为坎，这是乾的刚健遇到险阻而不能前进，所以需要等待，须就是等待的意思。现在九五居于至尊之位，而在俭朴艰难中休养生息，所以说“在酒食中等待”，这是宴乐从容的景象。意思是君主处于险难之际，正应当宽缓对待，不应当因为惊疑而自我挫败。玩味《易经》的卦象，圣人的垂示告诫深远啊。所以君主将要去除天下的积弊，一定要以古代的事情为鉴戒，而以《易经》的言辞为警戒。唐文宗处于积弊之后，每次朝见群臣，就泪水沾湿衣襟，魂飞气索，这是无益的举动。明崇祯帝处于积弊之后，节制衣食，孜孜不倦地寻求治理，今天召见斥责内阁大臣，明天逮捕审问督师，举措频繁变更，最终遭受李自成闯贼的祸患，这是无益而又有害的。弊端的积累，有的与国家命运相互维系。弊端不去除，那么国运还可以延续；弊端去除了而国家也因而一同受损。不是所有的弊端都可以轻易去除的。去除积弊，终究不是朝夕之功。现在变法，就是用来去除积弊的。积弊不可不去除，所以法律也不可不变。然而有人说：“子贡想要去掉告朔礼中的活羊，孔子认为不可以；齐宣王想要毁坏明堂，孟子认为不可以。”如果备有活羊却不存留礼制，那么不如没有活羊；有明堂却不施行政教，那么不如没有明堂。而古代圣人对此恳切关注，极力说不可，难道不是因为先王的制度不便废弃吗？现在中国自有成法，即使不适合今天，但也适合古代，何必改变？何用改变？沿袭旧制怎么样？这确实是迂腐空泛的言论。他们不知道立法久了弊端就会产生，法律不变弊端就会更加积累。现在中国内部有遮蔽，外部有侮辱，因循陋习，日渐昏暗衰弱。从今以后，只有变法，或许可以挽回富强的契机。而且法律又何尝有不变的呢？只是不可以因循懈怠罢了。只是变法必须去除弊端，而目前的弊端层出不穷，难以全部列举。简而言之，在于探究祸害产生的原因，而穷尽病症起源的地方。这样革除一个祸害，那么百个祸害随之消除；治疗一个病症，那么百个病症随之痊愈。或许平日所积累的弊端就能彻底清除。如果不追溯源头，不寻找根本，既想去除这个，又想革除那个；既想治理这一项，又想治理那一项。用力越劳累，而所积累的弊端终究无法去除。这是变法得失的关键，不可不知道。既然如此，就必须因时制宜，从容不迫，循序渐进，依次推广到各项法律。可以紧急变更的，就直接变更；法律不可以紧急变更的，就不妨稍微缓一缓。这样之后才能万无一失，否则几乎都会招致意外的忧患，留下事后的悔恨，怎么可以急躁冒进地谋划呢？况且古代有善于变法的人。商鞅进入秦国，全部变更秦国的法律，秦国迅速强盛而商鞅被诛杀。他所变更的法律，固然对秦国大有建树，甚至逃匿在客舍，不能自保。假如缓急得当，哪里足以导致这样的结果呢？所以今天中国所谓的成法，绝对不是不可变更的。只是既然误于积弊，自然应当慢慢整顿，只是不可以急躁冒进罢了。

译派遣人员前来求学，近来听闻之后，

高丽不愿通商，是出于安于弱小、尊崇中国的本意；不得已而开始通商，又是因内心畏惧强邻，从而谋求保全之策。

因为高丽立国最久，偏处中国东方，拥有海洋和山产的富饶，其境内若能长治久安，便无须向外域谋求发展，所以自商周以来，从未有过窥伺中原的举动。

至于隋朝丧师，乃是隋炀帝自取灭亡，并非高丽入侵中原。

唐宋数百年相安无事，即使五代战乱、金辽更替，也没有趁机逞强的行为。

等到前明收复辽东之地，东面与高丽接壤，又因倭寇的缘故，修筑海防，于是优厚抚恤，使其成为屏藩，而高丽人更加坚守誓约，不侵犯、不背叛。

其后我太宗文皇帝两次用兵，是因为明朝社稷未倾、明朝交往未绝的缘故，并非高丽不肯归顺。

然而江华岛迁都之后，高丽便能知晓顺逆兴亡的道理，与太宗立约，世代进贡服役，无欺诈、无忧患，并不与福桂小晪互通一封信件，以暗中助其势力。

高丽之所以臣服，是因为中国有德行来怀柔它，有威势来镇服它，所以归顺而不二心。

如果始终效忠前明而抗拒本朝的命令，可以算是前明的私属，而不能算是中国的外藩。

所以在边境小邦之中，只有高丽能忠于中国。

无奈东瀛尚有邻国，自从与泰西通商后，日益强横，如果不顺从听命，难免会施行远交近攻的计谋。

于是知道成见不可拘泥，便答应了其通商的请求。

但认为不禀报中朝，于理不顺，于心不安，所以虽然答应日本人在其境内开设码头、停泊轮船、贩运货物，而高丽君臣对于通商事宜，仍然心中没有把握。

近来则日夜经营，大有振兴的气象，就像派遣文武官员学习机器制造一事，可以看出其意向了。

高丽人所畏惧的，是日本通商的意图或许存有狡诈罢了。

在日本现在与其立约之后，以贸易为正务，不仅中国听到其言论，即使泰西各国也知晓其议定。

日本既然列于四洲盟会的班列，就不得不遵守公法，即使狡诈地想要挑起事端，也无法找到借口而构难，因为会受到公议的谴责。

然而在高丽人看来，却大有寝食不安的样子，这是可以自我体会而无法告诉别人的。

为什么呢？通商既久，国俗必然逐渐繁华，这难道是地瘠民贫者所能胜任的吗。

日本人前来，本有羡慕之心，就必定精于计算。

假如国内没有致富的方法，国外没有致强的策略，而任人剥削不止，数十年之后，疲惫衰败的状况尚可问吗？

这是高丽人所担忧的。

现在有人元气虚乏，不从事培补，风寒暑热，日侵月袭，久而久之必然导致大病，其理如此。

高丽人至今仍有与朝廷持异议，说通商必不可行的，也确实有见地。

然而今日不能拘泥于此说了。

往年有高丽大臣向李相上疏，论及与日本立约之事，随后又派遣人员到天津，谒见当面禀报一切。

但传闻李相也劝其通商，其中的秘密言论，大致是高丽官员备述地瘠民贫的状况，而李相告知振兴之道，所以高丽近日举动，颇有蒸蒸日上的景象。

虽然如此，派遣人员学习，仅是振兴的开端罢了。

学习不难，而广泛购置机器难；购置机器已难，而有机器后自行制造更难。

仅就这一点，可见高丽国用不充裕，想要举动而无力。

然而假如所派文武等员果真能留心观察玩味，极力模仿，虽然未能立即具备其器械，但已经尽得其法，将来慢慢筹措款项购买各式器械，作为楷模，而国中或许有铜铁煤炭的利益，就近开采以资助其用，只要能精益求精，那么所费不多，而制造远出诸国之上是可以的。

但我认为此事还依赖中国帮助其成功。

高丽自认贫弱，如果终于无力振作，久不过被日本侮辱，像琉球被降为县一样，中国也无能为力。

只是高丽并非琉球可比，帮助琉球对我无益，不帮助高丽对我有损。

眼下吉林、黑龙江大事整顿，防备俄国，也不仅仅是防备俄国，而高丽实在位于其南，捍卫屏蔽之势，天造地设，能不留意吗？

高丽若有财，其自为也，即为我也；高丽若无财，我为高丽也，适自为也。

我认为其来学习的员弁在天津，固然应当善待他们，即使安置在吉林、宽甸等处，也应当优待他们。

奉吉两省近由天津分设机局，正日益有功，而又陆路可达，或许让他们就近学习，未尝不是计策。

中国筹办制造等事尚且充裕，即使如借洋债，也较他国容易。

泰西国俗，有借他国国债者，即有转借其与国者，倘若高丽人果有年力富强、资禀聪敏、可望振兴的，那么由中国借贷银两，使其购买制造。

待商务兴旺、物产充盈、国用有余，还担心不能持续吗？

这固然是执政者所应当斟酌实行的。

还有劝勉的话：高丽的高丽君臣，现在立志已定，而在朝野中梗议的人尚不乏人。

我认为这应当由高丽朝廷恳切晓示，务必使君民上下道合

译志向相同，然后才能调动一个国家的财力，来共同成就大事。我知道两千里的疆域，原本并不狭小；据为私有则势力分散而贫困，公之于众则力量汇聚而富裕。即使是兴起大事、动员大众，又有什么困难呢？既然如此，中国应当给予援助，高丽也应当自己做好打算。

译关于重新派遣出洋学生的建议

自古以来，向他人学习的人，必定要有师承渊源，然后才能登堂入室，逐渐达到高明的境界。中国如果想要仿行西方的学问，自然不得不让西方人来引导先路。然而，所谓引导，只是引导其开端罢了，若要推广开来，并使之精熟透彻，难道处处都要依赖西方人吗？中国如果不打算振兴西学也就罢了，如果打算振兴西学，就必须在州县乡村普遍设立学堂，这样才可以。那么，用来让先知先觉者启发后知后觉者的，如果不是华人互相传授，就无法成功。所以，中国今天想要振兴西学，尤其不能不多派遣出洋学生。今天所派遣的出洋学生，将来学成回国之后，就可以成为西学中的先知先觉之人，并将他们的所学传播到中国。只是以往奏请派遣出洋学生，因为事情中途停止，非常可惜。议论的人有人说年纪太小，血气尚未稳定，所以志向趋向容易改变，这确实切中了弊病。然而因此就立刻停止派遣出洋学生，这又是因噎废食的看法。考察日本大学院的设立，不过十多年，而所培养的人才，从小学升入大学的，已经人才济济。工艺学堂的设立，也不过二十多年，而日本在工艺方面，已经无不达到精微的境界。这两点，都是在日本王公大臣出洋游历以及出洋学生学成回国之后取得的。近来听说该国能够担任轮船、机器、武备各职位的人员，每个行业大约有数千人；通晓化学、矿学、制造的人，每个行业也有千余人。这都是日本历次派遣出洋学生的明显成效。现在中国想要吸取前车的教训，获取后来的利益，遴选派遣学生出洋学习，其要点大约有以下几项：

第一，年龄必须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以前所派遣的出洋学生，年龄太小，习俗改变人，贤者尚且不免，怎么能要求儿童呢？他们不免沾染外洋习气，本来不足为怪。然而年龄过大也不适宜，现在应该以十六至二十岁为标准，这样知识稍微稳定，可以有把握。

第二，中西文理都必须通晓。以前所派遣的出洋学生，其弊病在于不通晓华文固然如此，然而对西文一无所知，那么出洋之后，一切西学都必须从浅近处入手，非常费力。因此，通晓华文，那么将来回国之后，对华文不至于一无所知，而且儒家经典贤人传记，先入为主，出洋之后，对洋教也不至于沉迷不返。华文不可不通晓的原因，就在于此。通晓西文，那么对西学已经有了凭借，出洋之后就可以层层递进，入门比较容易。西文不可不通晓的原因，就在于此。

第三，必须有家室亲族。听说以前所派遣的出洋学生，其中或许有贫苦无奈，不得已而出洋的人，他们对故国山河没有什么留恋，所以一旦出洋，只求温饱，于是安然有了乐不思蜀的意思。现在所派遣的人有亲族，有家室，让他们知道单身远行万里，原本是为了将来显耀父母、扬名后世的举动，谁不深深思念祖业，厚待家室之好，怎肯长期居住异域而不回归我的邦族呢？那么一经转变，以前的弊病就全部消除了。

第四，资质必须选取聪明才俊。人的资质各有局限，不能勉强。如果年龄合格，而天赋有所不及，那么出洋之后，别人学一遍他学百遍，别人学十遍他学千遍，未免迟钝令人担忧。应该选择聪颖的人派遣，这样成才较快。

第五，体格必须选取强壮。乘长风破巨浪，进行海外之行，远适异国，水土不同，饮食各异，对于尚未习惯的人，都是应该考虑的。只有体格强壮的人，才无所畏惧。所以与其出洋之后因为不习惯而仍然回到中国，不如在出洋之初慎重选择更为妥当。

第六，必须多派遣亲王世子，以及世家子弟出洋，以作为民众的榜样。外洋各国即使是亲王世子，无不与普通百姓一样入学，如在武备学堂，也与平民同样操作，不以地位高而自高自大。更有学业已成，再到其他国家学习的人，务必想要放下尊位以期望更进一步。中国如果真的能破除成见，王公大臣都能屈节向学，不以远出为苦，不以向西方学习为耻，那么好学之风自上而下，所谓如云雨滋润，芬芳容易流传，登高传声，声音自然传得远，观感兴起，必定容易成功。

第七，应该重用录用，以示鼓励。自古以来，国家用来鼓舞人才的，不过是爵位和赏赐罢了。人没有不因为赏赐而受到鼓励的，也没有因为赏赐而不受到鼓励的。我观察中国对于一两个留心西学的人士，往往冷淡对待。就像在军舰中，那些曾经出洋、熟悉驾驶的人，反而沉沦在下位，而攀附权贵的人反而担任管驾之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虽然有俊杰之人，不肯乐于尽力，这是因为在上位者没有振作他们的缘故。因此，此后出洋学生学成回国之后，必须优厚录用，那么人们奋勉而愿意效力的人就多了。

以上这几项，都是重新派遣出洋学生所不可缺少的。现在通商口岸尚未建设西学书院，就应当在通商口岸招集绅士富商的子弟，年龄合格，中西文理均已通晓的人，资助派遣出洋，限定年限，优厚供给俸禄粮食，

译让他们分别学习。技艺学成后回国，就可以让他们担任传授师道的尊位，拿出他们所学的知识，互相传授。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热衷，不出十年，中国学习西方学问的人才，还担心不会蒸蒸日上吗！

译论派遣子弟出国学习之事

如今考察天下的大势，重心在于欧洲；天下的大局，关键也在于欧洲。那些缔结中外盟约、联络海外国家交往的事务，在中国本来已经筹划得非常成熟了。因此，在京师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在天津、上海各海口设立广方言馆，以此来通晓翻译，学习西方技艺，从而掌握西方人的长处。然而还担心在国内学习不够尊崇，于是选拔中国的幼童出国学习，积累十五年的功夫，然后回国，用实际成效来检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将人置于庄严的监狱之中数年以磨砺其志意的意思。现在查访这次出国的幼童，大多来自广东，而江南地区极少。这难道是怀疑归期太远吗？难道是怀疑水土不服吗？难道是怀疑学业能否成功不可预料吗？难道是怀疑孩子的寿命不可保证吗？如果担心归期太远，那么父母年老且只有单身没有兄弟的人，固然不可以前往；那些父母尚且健壮且兄弟和睦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前往的呢？如果担心水土不服，那么幼童血气尚未定型，随着所到之处，性情可以改变，饮食不难随俗，即使禀赋之气也因地域而迁移，不至于有引发疾病的担忧。如果担心学业能否成功不可预料，那么出国的幼童必须经过严格挑选，不是资质聪颖的人一定不会被选中，让聪明俊秀的孩子从小学习，长达十五年之久，难道还不能熟练西方语言吗？如果担心孩子的寿命不可保证，那么寿命长短自有定数，如果按理应当夭折的人，即使在家中也难以保证其长寿。况且用未来的富贵资财、荣华根本，难道不可以暂且作舍弃一个孩子的打算，以博取显耀双亲、扬名后世的荣耀吗？除去这四个疑虑，又有三个好处：国外风物清幽美好，房屋精致整洁，从来没有丝毫污秽之物触动导致生病，怡养精神性情，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临水登山，乐趣是一样的。国外书院功课虽然严密，但休息时有空闲，学习之外，就可以带着朋友四处眺望，夜间点燃篝火闲谈，不劳苦诵读，比起中国书籍早晚不停、礼仪文法约束严格的情况，苦乐截然不同，这是第二个好处。几年之后，出国的人逐渐增多，乡音入耳，亲情喜悦，家书平安，加餐饭，至于饮食品物更加精妙肥美，非常合口，那些筋骨柔软脆弱的人，一到那里，脾胃必然恢复，精神更加清爽，这是第三个好处。既然没有四个疑虑，又有三个好处，作为父母而有几个孩子在身边的，也可以知道如何计划了。至于回来之后，进入通商衙门当差，获得官恩奖赏，荣耀无比，难道不美好吗？又熟悉洋务，深知内情，并且在技艺器具方面，没有不知道其原理并能加以控制的，那么他们将来确实有不可限量的前途。为什么还局限于中外的界限，而存有畏缩的看法呢？此举不仅有利于国家，而且有利于家庭，能不留意吗！

中国续招考选西学肄业生章程随时变通的论述

国家寻求治理之道，首要重视得到人才，储备人才以备使用。没有法律不能建立，但法律又不可以拘泥不变。所以有百世不变的道理，没有百年不变的法律。天时中有寒暑，人就用皮衣和葛布来应对；人事中有今昔，时代不同形势各异，法律也因而随之变通。今昔就像寒暑，法律就像皮衣和葛布。查中国自从海禁大开，万国通商，交涉事务日益繁杂，文书往来，翻译事务繁忙，象胥（翻译官）只是其中的末节。如果不深入了解内情，面对事情是否可行，怎么能随时符合机宜呢？于是京师设有同文馆，福州的西学馆，上海的广方言馆，也聘请中西教习，召集远近学生，兼顾各项事务，根据他们造诣的深浅，每天教导他们，仿照升斋积分法，按人数多少列班为三级，每月考核他们，优秀者给予奖励以激励其他人，每年甄别他们，综合考核名实观察他们的所学，以此决定去留。对于肄业者，计算他们的年限，或三年或五年，选拔优秀者贡入京师，在同文馆考试，互译中西文字，考取的监生、附生，授予国子监学正、内阁中书职衔，留在学校学习并逐步提升为副助教，以备选拔为行人。按照西学取士，是成法中所没有的，但因地制宜，上级以此寻求，下级以此响应，其为国求才的心意，则是一致的。在考选之初，所录取的都是成材之人，用一篇八股文，一首六韵诗来测试，因此应试者不是贡监就是生童，认为他们七窍已开，易于启发，事半功倍，得到兼具众长者，有成效卓著可观的人，固然不乏其人；但胸有成见，牢不可破，少小养成如同本性，入主出奴，西学只是其名，中学才是其实，只是借以获取膏火费，勤勉于诵读。问其人，则是西学的肄业生；叩问其所学，之乎者也固然是素来熟悉的，爱丕西低（西方语言），不是他们敢知道的。况且每天西国教习坐在讲台上，召集学生升堂讲书，从巳初到午正，不过一个时辰，退处斋室，仍然以经史自娱，一卷斯扑林（西文书籍）束之高阁，几乎想与之发誓说：“不升讲堂，无相见也。”每月考核诗文，本官师两卷之外，兼试敬业书院以及蕊珠书院道课往焉，厅课往焉， county课亦往焉。拔列前茅，固然觉得余勇可贾；倘若名次稍后，认为是西学所扰，更加深恶痛绝

译断绝它。况且有人借此标榜清高，一人倡导，百人附和，自认为出淤泥而不染，是铁中铮铮有声的硬汉。唉！所学与所用不符。所谓实事求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评论者说：金子即使精良，已经熔化并铸造成型；玉石即使美丽，已经剖开并雕琢加工；器物已经制成，再想改作，两方都无处安置。于是改变之前的提议，选取幼童，年龄在十岁以上，十三四岁以下，能够背诵四书的人，认为他们心地空明，内心没有成见，如同淡水尚未沾染味道，明镜没有残留影像。认为如果是金子，还没有熔化，何谈铸造？如果是玉石，还没有剖开，何谈雕琢？炉锤掌握在手中，切磋随心而为，造就人才有方法，因材施教，像《诗经》中《棫朴》《菁莪》那样培育人才，获得人才的回报，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然而这还未必能确定。在矿穴中寻求金子，难以保证一定是金子，何谈精良？在璞石中寻求玉石，难以保证一定是玉石，何谈美丽？一定要等到，金子已经从矿穴中开采出来吗？玉石已经从璞石中显露出来吗？知道它是金子然后熔化它，知道它是玉石然后剖开它，精良之后才熔化，美丽之后才雕琢，那么工匠的辛劳就不会白费了。近年来中外通商日久，逐渐消除了彼此的嫌隙，风气也因此逐渐改变。过去以学习西学为耻，虽然设立官学来招揽，用丰厚的俸禄和荣耀的名声来鼓励，但前往学习的人终究很少。现在士大夫子弟内心向往西学，并不缺乏这样的人，有在家中聘请西方教师的，有自行前往私塾、义塾学习的。今昔时势大相悬殊，而招揽人才的方法也应当酌情变通。仿照中学选拔人才的制度，从私塾游学到县学，从县学举荐到乡试，将官学比作县试，将同文馆比作乡试。凡是私塾、义塾中的西学学生，可以比作那些在家诵读经典的人，这些都是金子已从矿穴中开采、玉石已从璞石中显露的人，其资质是否可造就，一眼就能看清。好啊！不贰过斋主人说：“已经通晓西文的学生，基础已经稳固，可以节省时间，这是便利之一；顺应趋势加以引导，而小学阶段的功夫他们自己已经具备，不必花费膏火费用，这是便利之二。人情往往是开始勤奋最终懈怠，或者先畏惧困难而后随波逐流，这些人则是先经历困难而不畏惧，能够勤奋且有始有终，这是自知向上，每天进步都有成效，这是便利之三。上海的学习塾日益兴盛，不可枚举，如中西书院、约翰书院、英华书院，都是其中最著名的，确实不乏精金美玉般的人才。熔化并铸造他们，剖开并雕琢他们，关心人才的人，难道没有这样的意图吗？”

译论西方人每七日休息一事

人活在这世上，如同白驹过隙，茫茫然像丧家之犬。对于富贵利禄，必定千方百计去营谋；对于贫贱苦寒，往往多方设法以求幸免。究其根本，百年人生容易度过，何必劳碌终身？万事难以成就，岂能放弃追求而自求快意？与其终年辛苦，费尽心机却徒劳无功，不如一日清闲，身心自在稍得安逸。所以，内心安宁泰然，才能及时行乐；身体舒畅舒展，何必如此自讨苦吃呢？这就是西洋各国礼拜日休息的道理，也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且是世事所应当推行的。我看到那些在中国做工或经商的西方人，每逢七日便是礼拜休息的期限，一个月休息四次。这一天，工匠停止手艺活，商人不做买卖；有的带着家眷外出游玩，有的聚集亲友寻找乐趣；有的驾驶轻便车辆驰骋，有的骑着骏马奔驰；有的聚集打球以博输赢，有的去剧场以广见闻；有的从事田猎以追逐鸟兽为能事，有的摆设酒宴以聚会宾客为乐事。六天中的劳苦辛勤，在这一天则百般遣兴；六天中的牢骚抑郁，在这一天则一切消愁。放眼远眺，胸怀开阔，精神愉悦，心境旷达，没有比这一天更清闲的了，没有比这一天更安逸的了，没有比这一天更快乐的了。这种办法的实行，正与中国古代的休沐制度相当。只是中国的休沐制度，只有京城中侍奉内廷的官员才有此例，其他人都没有这种事。至于士农工商，更不必说了。古今的事情，虽然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本并无不同。子贡观看蜡祭，樊迟跟随孔子出游，曾皙在春风中沐浴后唱着歌回家，所以即使是圣贤也有游览观赏的时候，也就是有休息的时候。古代做君主的，早晨听政，白天访问，晚上修定法令，夜晚安身休息，这说明君主也有休息的时候。古代做士人的，藏书、修习、休息、游观，这说明士人也有休息的时候。古代做农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一天的休息；等到改换岁序，进入室内居住，这是一年的休息，这说明农民也有休息的时候。古代做工匠的，霜降之后百工休息，这说明工匠也有休息的时候。古代做商人的，集市散罢回家，疲倦游历返回，这说明商人也有休息的时候。古人休息的时间，有的以日计算，有的以月计算，有的以季节计算，有的以年计算，虽然有一定的方法，但没有固定的期限，不像西方人以七日为固定周期。到了汉代以后，上至宰相，下及百官以及太学诸生、各官各吏，都有休沐的期限。至于农工商贾，则各自方便，没有定期。然而人的身心，如果一定要终年勤动，不让心有一点闲暇，身有一点空闲，束缚驰驱于名利之间而不肯停歇，志向昏沉，力量衰竭吗？西方人礼拜休息的办法，以七天休息一次，大概也是取法天地七日来复的意思吧？虽然礼拜休息期间，不从事日常所习的业，但有志之士反而博览群书，以匡正补救自己的不足，广泛寻求各种策略，以增益自己不能做到的；而虚度光阴的人，仍然很少。所以西方人虽然七天休息一次，但所休息的时间，仍然不荒废有用的时光。中国日日不休，而不休的人，不过是做一些无功的行为，最终心劳日拙，身劳日疲，万事蹉�0，一生废弃，难道不可惜吗？何不振作精神，日日进步无止境，也仿效西方人七日的期限稍作休息，其余的日子愿奋勉以图功业，不要使得日日不礼拜休息，反而如同日日都在礼拜休息，悠悠忽忽，一事无成，以此了结此生呢？

推广游历章程议

中国向来没有所谓的兵轮。自从道光、咸丰年间以后，各口岸通商，海防紧要，于是兵轮得以创建，船政得以兴盛。近年又设立海军衙门，北洋、南洋水师两支屹立。凡是外洋的铁甲舰、水雷艇、鱼雷艇、蚊子船等，无一不仿购，无一不仿造。于是中国便有了许多兵轮。向来也没有所谓的游历。自从光绪十三年，朝廷商议派遣出洋游历人员，经总理衙门考取部属传云龙、缪佑孙、顾厚焜、李禀瑞、刘启彤、程绍祖等人，分赴东西洋各国。近的历时一年多，远的历时两三年，游历完毕，回华销差，并在每年冬季北洋封河之际，特令水师提统领带兵轮，沿着海岸向南巡视山东、江浙、闽粤各洋面，远到新加坡、吕宋等港口为止。如今已经由丁禹廷军门统领定远、致远、经远来远、镇远、靖远等六艘兵轮，从天津到上海，首尾相接出洋，一则为了暂时躲避冰冻，二则为了保护华商，而游历就寓于其中了。议论的人说，中国如果想要讲求游历，不如推广这种方法，趁着各兵轮操演的闲暇，派令远涉重洋，轮流替换。船只不必局限于北洋，南洋也可以派遣；时间不必局限于冬季，四季都可以派遣。不看看各国吗？他们在我国通商口岸，无不派遣兵轮常年驻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名义上是保护商旅，实际上已经详细测量了我国的水道，熟悉了我国的行程，详察了我国的人情，博访了我国的风俗。所

译因为我国的一举一动，西方人几乎没有不详细知晓的，甚至有时我国人自己还不知道，西方人却已经先知道了，这大半都是得益于他们游历的好处。我国既然已经模仿他们的做法，就不容许不寻求推广，原因就在这里。我私下认为，游历的方法，除了不拘泥于船只、不拘泥于时间之外，更应当增加一条“不拘泥于人员”的规定。为什么呢？凡是事情不经过亲身实践，就不能了解其内在实质，而为了贪利去学习，与因为仰慕去学习，其中的浮泛与真切自然是有区别的。西方各国曾经有屈尊万乘之尊，忘记储君之贵，不畏惧风浪，不躲避艰险，不嫌弃水手的低贱，不羞耻工匠的卑微，任意选择一条途径，从事于游历的人，他们究竟贪图什么而这样做呢？不过是因为心里仰慕罢了。正因为心里仰慕，所以情感专一，虽然浅显但语言深入，文字也通晓。一旦亲身实践，就没有什么不熟悉的。也有文人淑女，志向在于四方，自己准备舟车费用，即使耗费千万金钱也不吝惜，这固然是风气使然，无法勉强效仿。不知道人不从事于游历也就罢了，如果从事于游历，那么不模仿这种方法是不行的。中国向来讲究威仪，极度推崇体统，断然不能让堂堂的卿相轻易出行。然而蓬草做的箭、桑木做的弓，古时男子出生就以此表示期望他志向远大。如今天下疆域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奇士，像明末江阴的徐宏祖、清初昆山的顾炎武那样的人吗？有的想游历却没有向导，有的愿意游历却没有资金，空怀着乘风破浪的心志，对着大海叹息，这样的人现在就有。国家既然已经设置了各艘兵船，按期巡视，如果真能打破旧规，变通章程，责成北洋提督、南洋水师统领，令他们在每次出洋时，访求有志于远游的人士，选择那些文理通顺、世故练达，而且体质强壮、年龄在四十岁以前的人，每艘船各带一二人，随同往来，任其游览。途中所写的笔记，汇总呈报给提督统领，选择那些对时务有裨益的，转送总理衙门，以备采用。这些人只供给饮食，不发放薪水。如果真能讲求经世济民之道，才能出众，也可以保举一二人，借此作为奖励。不愿意得到保举的听便。不发放薪水，那么对于公家就没有费用；允许酌情保举一二人，那么远近的人就会受到鼓励。至于不愿意得到保举，而只以能够游览为乐，这样的人正是因为仰慕而学习，不是因为贪利而学习，与那些寻常的游历人员相比，难道不是有浮泛与真切的差别吗？况且游历的事情适宜长久而不适宜短暂。那些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没有一个不宽裕地给予时间的，有的五年，有的十年，有的二三十年，通晓其语言，认识其文字，从容浸润，与当地人意气相投，同居而没有猜忌，然后才能透彻地了解水道里程、人情风俗，记载在笔记中，没有差错。如果期望他们很快完成事情，仅凭片面的见闻，姑且用来应付差事，本来就已经疏漏了。然而中国出洋游历的各官员，早已陆续回国，所呈报的札记及翻译编撰的各种册子，偶尔也受到总署王大臣的赏识，得到留心搜集整理，以及坚忍耐劳、采访精详、对时务有裨益的奖赏。然而识者有人说他们抄袭陈词滥调，满纸都是剽窃之说，辗转翻译，不免有差错。这没有别的原因，是限期过于紧迫，而又夹杂了名利之心，这就是所谓的为了贪利而学习，而不是因为仰慕而学习，所以如此。那么游历这一方法，能不急切地商议变通吗？

译论游历的好处

辨别是非的心，人人都有。那些表面像对实则对、表面像错实则错的事情，是容易分辨的。但天下的大事，变化微妙，有的表面像对实则错，有的表面像错实则对。这些情况，如果没有真正的见识，是不容易辨明的。人的见识，除非是上等的圣人，谁不是从读书和阅历中得来的呢？读书可以增长见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哪里用得着多嘴呢？而阅历则随时随地都有，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受资质的局限。一个家庭之中有阅历，一个国家之中有阅历，整个世界之中也有阅历。阅历越深，见识越高，是非就越容易辨别。哪些事情有益，哪些事情有害，哪些事情应当做，哪些事情应当停止。立身的道理，就在这里；处世的道理，也没有不在这个里面的。那么，阅历也是学问的一种。西方的风俗，都重视游历，从国君到士人，没有不游历各国的。所以西方人通达事理的多，拘泥固执的少。然而游历虽然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事情，如果让不学无术的人游遍世界，对于各国的政治教化风俗，也完全不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那不过是木偶人罢了。所以一定要让学业已经成就的人去游历各国，然后才知道如何区别优劣，知道如何继承和改革，并且逐渐懂得变通和效仿。现在中国的士人，固然可以推托说没有游历的制度。但是即使国家颁布专门法令，派遣各地的士人去游历他国，取得成效之难，应当不亚于挟山超海。为什么呢？中国的士人，年轻力壮时被科举功名和八股文所束缚，等到中年以后，家庭负担逐渐增多，关起门来顾全自家，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游历的时间呢？因此，为了今天振兴人才考虑，没有比重视基础教育更紧迫的了。

论西方人的机智

欧洲各国没有不以富强互相推崇的，他们讲求商务也各自精益求精。他们造船制造器具，一定要胜过别人，不甘落后。甲国制造了一种新器具，乙国就制造一种能破除这种新器具的器具；丙国又制造一种能破除那种破除新器具的器具。处心积虑，无时不想争夺别人的土地，掠夺别人的财产。不过甲可以胜过乙，于是就有丙更能胜过乙的出现；丙之后又有丁、戊、己等人出现。甲、乙、丙也就不敢逞强意志，肆意威风了。人们只知道西方各国在近几十年互不交战，实际上并非不战，只是不用士兵作战，而是用士大夫作战；不用军火作战，而是用工艺作战；不用力气作战，而是用机智作战罢了。这种不战之战，虽然不伤害天地的和谐，不触犯造物的禁忌。然而机智越巧妙，心思越毒辣，积累几十百年，数千万人的心力。我知道几十年后，必定有胜过枪炮万倍的奇器出现；我更知道几十年后，必定有精通格致学的人出现，用奇法来破除各种毒器。西方报纸已经记载有西方某人能在几里之外用电光烧毁敌舰而敌人不觉的情况。天地循环，人纵然聪明，怎么能敌得过天呢？如果真有那个时候，中国才可以突然兴起，猛然惊动。

论西方人行动必定谋求大利益

唉，我们中国人，是多么缺乏智慧啊！只见小的，不见大的；图谋近的，不图谋远的。西方人偶尔有所行动，往往筹划大局，图谋在此而利益在彼，不止相差几倍。这是中国人落后而衰弱不能振作的原因。就拿显著的事情来说，比如铁路、轮船、矿务等举措，西方人所图谋的利益，原本不在铁路、轮船、矿务的股份分红上，而是在利用铁路、轮船的运输便利，矿务的出产宏大，从而畅通本国的贸易。如果国家开办铁路、轮船、矿务，仅仅为了给股份人获利，所见何其短浅狭隘，哪里足以使国家致富强呢！所深切期望的，是一定要使数以万亿计的农民、商人、工匠等，享受转运的快捷，贸易的灵活，搬运的众多，一旦获得资财利益，农民就可以购买土地上合适的物品，商人就可以转卖赢余的货物，工匠就可以增加需要的物料，辗转获利，是不浅薄的。如果说既然有了铁路、轮船，那么贫民的脚力收入就减少了；兴办矿务那么国家的国库就穷尽了。我认为这是不值得吝惜的，反而应当庆幸。这里有所损失，那里就多有收益，天下的事情大体都是这样。有铁路、轮船运载而费用反而更多，兴办矿务国库支出大而生产更加丰富吗？纵然股份人有时亏损，但最终有获利的时候，而且各种货物的流通，其受益岂止亿万呢！比如这里的物品，依靠人力运到那里，费用重则多积聚无法流通，物品既然不能卖出钱，而脚夫也没有进项，两方都损失了。而且不但有这种物品的人不能转售而吃亏，即使其他地方需要购买这种物品的人，高价也难以买到，更是两方都损失了。而且矿务如果闭塞不开，那么工匠就没有度日的资财，土地也虚置而无益于人，又是两方都损失了。如果推演这个意思到其他方面，没有不是这样的。股份创办是否获利，其实不关乎大局，只有贸易畅通的利益，施及一国的农、工、商、民，才非常关乎大局。因为创办的人获利，不如种植物品的人和食用这种物品的人获利广泛。就拿前年英国布匹征税之前，年

译英国商人经营布匹生意的，无不亏损本银，而英国政府仍然不惜巨额资金加以保护，使成千上万的工匠都能蒙受利益。大概是因为制造机器、织造布匹、运输棉花等各类人员，数量多得无法计算，至于各公司股东能否获利，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益，其害处可以置之不问罢了。由此看来，可知西方国家在铁路、轮船、矿务方面获得的利益非常多。因为铁路原本可以获得运输兵员和军饷的便利，几个月的路程，一两天就能到达，兵力聚集充足，有什么敌人不能攻克？轮船出海载运，可以辨识海道的沙线，对海军大有益处，而且利益无穷。矿务所产出的煤铁等物资，可以供给成千上万的工匠制造他们想要的器具，而且枪炮、铁甲都可以从中获取。难道只是为了图谋一件事，就期望股东获得一点利益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各国在最初修建铁路时，每年收回百分之五以上利息的情况已经很少？股份因为生意扩大而亏损，各国君主仍然招徕投资，不论哪国人出资入股，都保证他们能获得固定的本息呢？至于长江轮船的生意，当初旗昌公司大多由中国人入股，因为生意不景气，中国股东的股份一天天减少，而西方人这样做，难道没有深远的意图吗？大冶矿山也是如此，刚开采时耗费超过收入，如今铁路用铁广泛，就可以获利。中国人不知道这种利益，而遗留下来让西方人谋取，而且不仅仅如此。西方人谋划国家大事，也是这样，往往在几十年、几百年前就蓄谋已久，而在某一天突然获得巨大利益的情况，比比皆是。西方人的一举一动，都出于深谋远虑，令人敬畏惊骇，而中国人为什么智慧不开启，只是被他们愚弄而不能醒悟呢？难道不可惜吗？难道不可惜吗！

译论华人加入英国国籍的区别

古籍记载说：“四方百姓，都有各自的性情，不可强行改变。”又说：“中原与戎狄，都有安居之所、合口之味、适宜之服、便利之用，只是语言不通，嗜好欲望不同。”古代所说的戎狄，如今仍在中国境内，并非指海外而言。到了今天，中外已成一家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各国自有各国的制度，即便衣食起居，也各不相同，不能强行统一。此前上海华人及寄居香港的华人，有愿意加入英国国籍的，商议制定一项法令以示区别，曾刊登在报纸上。近来听说香港商议此事的人，打算仿照上海的提议，让加入英国国籍的华人在衣襟上各挂一块银牌，或者建议在纽扣上镌刻西文字母。主持会议的律师伍秩庸，最终认为悬挂银牌正确的有十三人，认为镌刻纽扣正确的有五人，其余四人持中立态度，于是批准了悬挂银牌的方案，通过邮政呈报给英国驻华威妥玛公使，转咨英国外务部审核决定并遵照执行。如果批准施行，我私下认为这并不妥当。

英国的制度，凡是对国家有功的人，由朝廷赏赐银牌佩戴，翻译成汉字称为“宝星”，而且还有等级之别，用来彰显荣耀、表彰功勋。中国前朝也有赏赐银青鱼袋的制度，武则天时期改为佩戴龟袋，所以唐诗中有“无端嫁得金龟婿”的诗句，其制度也与鱼袋相同，是金是银，则代表品级不同，这正与英国的恩赏类似，与近代中国赏赐银牌的做法大不相同。因为中国的银牌不过是优厚供给士兵之用，而英国的银牌则是大臣也佩戴的，如果不是功劳卓著、劳苦功高的人，尚且不能获得。这东西何等珍贵，却要让加入英国国籍的华人佩戴它来显示区别，岂不是太亵渎名物了吗？从前孔子说过：“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现在让加入英国国籍的华人佩戴它，那么将来英国官员中有功劳的人将用什么来赏赐呢？即使说同样是银牌，但式样可以稍作不同，就不与赏赐功臣的物品相混淆。然而区别的意义，原本是为了显示与华人的不同，现在仅仅佩戴一块银牌，那么早上佩戴它出门就可以列入英国人的名册，晚上摘下它回家又可以列入华人的行列。况且一旦有诉讼之事以及偷税漏税等弊端，依附华人有利就说是“我是华人”，依附英国人有利就说是“我是英国人”。这样的区别，不还是没有区别吗？外国人在中国的，虽然没有加入国籍之事，但教堂的神职人员也有穿着中国衣冠的。想要教化华人，不得不暂时遵从华人的服饰。这正是所谓见到宰官就说法，就现宰官之身；见到妇人就说法，就现妇人之身。顺应时宜、随顺习俗，自古如此。现在华人既然愿意加入英国国籍，那么为什么不换穿英国服饰来代替中国服饰呢？这样大概就能做到言语不同则服饰不同，其区别就明显可见了。加入英国国籍的华人，不一定都是富人。假设有穷人在此，没有购买银牌的钱，那么就不准许他加入英国国籍吗？还是由官府供给呢？如果由官府供给，而那个穷人把它卖了换饭吃，又将用什么法律来惩治他呢？从前中国有冒充乡绅的人，包揽诉讼，红顶子高高耸立，权势显赫，乡里的人都望而生畏。后来劣迹昭著，官府逮捕治罪。到了公堂上还戴着红顶子，官员对他说：“你既然已经出仕，怎么敢知法犯法？拟定的罪应当加一等。”那人急忙摘下帽子，把顶子扔在地上，踩得粉碎，原来是用泥丸做的。如果穷人一定要身上挂银牌，难道不会有这样的笑柄吗？从前中国有赭寇之乱，竟然张贴告示招考，也有响应伪示的人。录取后，称为莠士，赏赐银牌一块，挂在胸前。不肖之徒借此牟利，挂着银牌到各乡官府，索取盘费，强行讨要资助，士人对此感到寒心。现在如果挂着牌子出门，难道不会落入莠士之列吗？或许有人说设立银牌确实不可。然而即使穿着英国的衣冠，也未必足以作为加入英国国籍的确凿证据。为什么呢？他们或许撕破冠冕，穿回旧衣，英国人仍可返回华人身份。况且加入英国国籍的华人，一旦要求他们全部丢弃旧日的衣裳，一概改穿毛毡服饰，那么费用比银牌更加巨大，又将让穷人如何承受呢？我说：那么中英的区别，在于剪发与留辫之间吗？华人既然愿意加入英国国籍，那么不同于清初剃发的命令，或许有人不从。只需下一道命令说：“愿意加入英国国籍的人，必须剪发做成英国人的装束，才准许加入国籍。不愿意剪发的，就不准许加入国籍。”这样的办法，起初并非强迫人必须剪发，而华英的区别显然可见，不也是两全其美的方法吗？否则仅以衣冠来区别，而衣冠可以更换；而以银牌来区别，则把赏赐功臣的物品作为日常服饰，尤其有大不可之处，愿与当事者委婉商议。

论华佣加入西方国籍

华佣愿意加入西方国籍的，剪去辫发，改换服饰，揣测其用意，是不想让这些人再恢复原来的面目，用心之深，可以概见。然而对于他们背叛忘本的罪过，未能极力斥责，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中外

译是因为通商的缘故而不愿明说吗？石祁子说：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既然厌恶这些人，又何必怜惜他们？这些人既是中国必须诛杀的对象，也是西方人不会接纳的，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国家深厚的恩泽已经延续数百年了，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如今那些华佣中归属其他国籍的人，即使按逃人律法处置也可以，但朝廷宽宏大量不予追究，认为有这几个人并不显得多，没有这几个人也不显得少。即使西方人对这些人，也有愿意接受他们回归的意思，而没有招揽他们前来的心思。因此这些人的去留，都不足以影响大局，却徒然背负叛国的名声，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人了。试问这些人的祖先，难道不是三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吗？他们的不义无耻到了极点。有人为他们辩解道：这是被谋利的念头迷惑了。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趋附。就拿上海的洋行来说，日益兴盛，一半是洋人开设的，其余都是购买子口单而委托洋人出面。如果不这样做，就要缴纳防捐，落地要征税，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只有洋人凭借一张进口单，即使走遍各口岸的关吏，也不需要询问。等到原货出口时，又退还他们的税银。所以那些相继假装开设洋行的人，是被利益驱使的。在君子的心目中，或许认为这损害了国家税收，但不敢斤斤计较，逐渐淡薄了急于公事、讨好上级的心。而这些人不是那样的人，既然有依托洋人庇护的，就有归属洋人籍贯的吗？更有甚者，是不得已借此作为逃避法律的巢穴。在我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是逃亡的亡命之徒，就是被官府查访的奸恶之徒。唉！残魂虽然饥饿，不能依附在祖宗坟墓的故乡；肝脑涂地，也不能玷污中国帝王的土地。可以把这些话读给这些人听。

译论华人谋生他国事

谷当一地，距离星架坡不远，所以都是英国的属地。因为那里出产黄金，俗称为新金山，以区别于美国所属的旧金山，因此得名。前往那里谋生的华人实在不少，也与前往旧金山的情况相同。

此前阅读《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记载，说得到从谷当传来的消息，称旅居在那里的华人颇不安静，统计有三千多人，其中逞强好斗、偷窃等行为，种种不一。三五成群地闲游放荡，遇见西方国家的妇女，就表现出轻薄的态度，有的用乡间土语嘲笑她们，有的站在路中间盯着她们看，毫无顾忌。而掏口袋、撬箱子等偷窃手段，尤其精熟，常常偷窃别人的财物，等到主人发觉时，他们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大概以前英国官员急切想要招揽他们，不忍心立刻用法律制裁，所以大家都轻视法律，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弊端。现在想要约束他们，使那些顽固不化的人知道警戒。

又说现在得到星架坡的消息，称今年正月初十日，经过英国官员在彼处设立的定例总局商议，有一条新例，想要保护在那里谋生的华人，众人都欣然同意，已经公推一位名叫辟架陵的西方人，专门负责此事。

又说谷当旅居的华人，现在有十余万人，虽然有英国官员治理，但中外之间的情意很难融洽，所以旅居此地的华人也想推举同乡来调处一切事务。听说已经推举了一人担任当地绅士，后来因为意见不合，此人便坚决辞去了这个职务。

华人的胡作非为，即使在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尚且不改，将来担任他们领事的人，未免不容易。而英国特意想要另设官长来治理他们，一方面是想保护，一方面是想约束。也可以看出英国煞费苦心。

至于旧金山的情形，又不相同。《循环日报》略略记载，旧金山的埃利士人与华人为难，势不两立，双方曾经各自写禀词向美国朝廷申诉，以求设法解决。美国议院也派遣了公正的官员和绅士前往查察，等待回报后公正办理。

现在接到从英国京城传来电报，说美国已将查办此事的情况上报，其意图是想将中美所立的和约酌情删改，妥善订立良好的章程，使其有限制，使华人不至于源源不断地前往，以致触犯埃利士人的怒气，从而产生不测的祸患，导致失去友好的情谊。

按照电报的话很简略，详情无法得知，但如此说来，那么美国朝廷袒护本地人的态度，已经可以从言外之意看出来了。华人在那里的人数众多，而且处境艰苦，工作加倍，但报酬低廉，招致本地人的忌恨，积聚本地人的怨恨，从而滋生本地人的愤怒，这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

以前还依赖美国朝廷恪守和约，加意保护，所以本地人虽然有食其肉、寝其皮的念头，但华人可以免除丧命捐躯的痛苦。现在既然想要修改和约，意在限制，那么其祸患还可以说吗？

详细察看书报中的意思，似乎对美国不满，但我则认为美国实在无法制服本地人，想要修改和约以免产生巨大的祸患，导致失去友好的情谊，这还像是担心华人在那里福少祸多，不想让他们前往以陷入不测，比起听其自然，全然不理，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那样毫不相关，尚且还有一点差别。

难道没看到中国官员对待百姓的样子吗？就拿广东来说，最足以成为百姓祸害的，莫过于杀人、拐骗、赌博、械斗等事，地方各官虽然有告示谕令，不过视为具文，虚应故事。在尚未犯案之时，能努力禁止的人是谁呢？等到已经犯案之后，能限期抓获的人是谁呢？

这还说是习以为常，实有禁止不了、抓获不尽的态势。至于各省荒废的田地，也曾见过地方各官代为设法开垦的吗？厘金的弊端，也曾见过征收厘金的官员努力设法整顿的吗？

甚至像去年山东的地方各官，起初也漠然置之，几乎到了死亡载道的地步，才上奏请求办理赈灾，等到西方人代为劝捐，努力赈救，在各省办理，听说有西方官员劝中国官员资助赈灾的，都以无力为借口，有拿着捐簿求中国官员盖章的，人以另办为借口，所以导致西方官员反而在各处张罗，而各处的中国官员反而无一人提及此事。

由此看来，那么英国人的新议条列，美国想要修改和约，如果以中国官员的眼光来看，尚且觉得他们是多管闲事，未免事不干己。

我唯独不解，华人在家里困顿无聊，以至于到数万里之外的海外谋生，正当卧薪尝胆都不暇，更何心去嘲笑他人的妇女，偷窃他人的财物呢？为何如此顽固狂悖呢？

即使以前旧金山本地人所借口的，也是说华人不遵守法度。唉！如此行为，即使设立领事，又怎能袒护他们的短处呢？

试看西方人在中国，强横的有之，甚至杀死华人的也有，但如果中国官员据理力争，仍照中国的例子，以命抵命，否则也必须给予死者亲属钱财，以调处。至于戏侮良家妇女，窃盗他人财物，现在还没有，而中国各省的人，尚且少有怨恨的。

为何华人在海外，还任性妄为，安得不招致他国的愤怒呢？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是一定的道理。即使同为一国之人，而迁往他方，尚且招惹人忌，何况海外的异国呢？

译既然能够谨言慎行，尚且担心不合时宜，为何还要如此多不谨慎呢？所以凡是前往他国谋生的人，只有严格遵守《论语》中“子张问行”这一章的教诲，才差不多可以成功，否则就困难了。凡事应当设身处地地看待，回头反省自己，不必一味责怪他国的人。

译论利

中国自从有了“只讲正义不图利益”的说法，读书谈道的士人便把谋求利益当作耻辱。其实，利益又何必因为谋求它而被视为耻辱呢？大概利益有合乎道义之外的利益，也有合乎道义之中的利益。什么是合乎道义之中的利益？将利益公之于众人且符合道义的，就是这种利益。什么是合乎道义之外的利益？将利益私归于自己且违背道义的，就是这种利益。自从世人多私欲，将利益归于自己，所以为自己谋划的人，势必暗中掠夺他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替别人谋划的人，也必定攫取众人的利益，来使这一个人获利，然后又巧妙地夺取这些利益来填满自己的欲望深渊。至于众人失去利益，根本来不及考虑。这还不只是失去利益，甚至有时因为那人独占利益而一并遭受祸害，也不再去顾惜。推究起来，利益是人们共同想要的，道德五千言中所谓“熙熙皆为利来攘攘皆为利往”说的就是这个，如果要想一个人独自占有利益，那么人与人争夺利益而倾轧的端绪就开启了，祸害早已潜伏在利益之中，不到完全丧失原本拥有的利益不会停止，这是多么严重啊。合乎道义之外的利益，正是不可以谋求的。至于将利益公之于众人的人则不然，即使所处的地方、遇到的时机，恰好有自然的利益，愚昧的人起初来不及知道，而他独自知道，知道了就拿出才力来开辟源头，那么利益所覆盖的范围就广了。或者如果另外没有可以兴起的利益，平庸的人完全不能创造，而他暗中创造，创造了就竭尽聪明才智来制作，那么利益所垂范的影响就远了。于是又举一乡的利益推广到四方边境，逐渐推广到天下，那么其依赖的利益就尤为宏大了。就一天的利益推衍到百年，顺应地传承给后世，那么其利益救济就无穷无尽了。而推究其无往不利的缘故，实在是因为人与人互相谦让利益，能够各自满足欲望，各自供养需求，而争夺的祸害不发生，这是多么好啊。合乎道义之中的利益不可以不谋求，必定谋求它利益才开始普及。现在看西方人，他们谋求利益的方法，不就是所谓将利益公之于众人且符合道义的吗？为什么说呢？西方人谋求利益的根本，在国内制定的，是工业利益；运到国外的，是商业利益。制造精良则工业利益兴盛，转运遥远则商业利益增加。而用来维持和调剂它们的，则是公司。只有公司主管会计的人无不周知大体，所以能使公众中的利益滋润从事劳作和贸易的人，都获得他们应有的利益。偶尔有亏损，国家又从而辅助他们，所以工业利益和商业利益都有蒸蒸日上的势头，百姓的殷实富裕在此，国家的强盛在此，这利益是怎样的呢？而现在的中国则不同，显达而在上位的人只把利禄放在心上，而忠义的节概听不到；分散而隶属于士农工商行列的人，也只繁殖货利，而廉耻的界限不树立。因此，尊贵的人几乎没有不富有的，富有的人也没有不尊贵的，既富有又尊贵，而与下层争夺利益的心依然如故。最终导致贫穷的人互相倾轧，富有的人互相炫耀，贫穷的人日益倾颓，富有的人日益壅塞，有的羡慕，有的愤怨，有的骄纵，有的吝啬，浇薄诡异的风俗百出，不可制止。至于不平之气郁结在天地之间，而水旱瘟疫盗贼的祸患也百出，不可穷尽。唉！这在自私其利的人，还能经常保住他们的利益吗？然而好利的祸害，在古代也有这样的情况。战国的人好利，而有焚书坑儒的祸害；魏晋之间好利，而有刘曜石勒的祸害；后魏宣武帝时朝士贪鄙，而有河阴之祸；唐朝大中以后，令狐绹用贿赂任用方镇，而有庞勋、朱温的祸害；等到宋朝熙宁、丰年间，小人好利的祸害更甚，而且延及敌国。现在可以不引以为大戒，而不改弦易辙来消除祸端吗？我私下认为今天想要消除祸端，其道没有别的，也只是将利益公之于众人而不自私其利罢了。现在天有万物，用雨露滋润它，用风雷震动它，用霜雪收敛它，凡这些都是为了成就万物的生长，而借此利于百姓的。《易·乾文言》说“乾始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意思正是指这个。而土地所产的，如庄稼的利益，蚕桑的利益，山林原野的利益，土地之所以利于百姓的，也可以想见。固然不仅因为百姓所利的而利之，作为君相利于百姓的政治，能够保全我的子孙黎民，尚且还有利益；作为大臣利于后世的政事，难道不可以效法它来普及利益快乐于无穷吗？而拘泥于眼前见识的人，常常把西方人的工业利益、商业利益，孜孜不倦地期望当权者改变我们的法律而跟随他们。他们也知道西方人之所以长握此利益快乐，而国家与百姓并擅其利的，不只是他们的法律有利，实在是本着与众人公利的心去实行，然后有利而无害。现在我们改行西法，仍然让自私自利的人主持，西法虽然足以利于我们，它果真有利于我们吗？我所以说现在正不必以谋求利益互相诟病，只期望人存有公利之心，在上位者以保民为利，罢免无名的举措，节省无益的用途。官员不以贪婪为能，吏员不以贿赂为计。像这样，那么从百姓那里取用，百姓也没有怨恨。至于凡是教化引导下层的人，务必使士人以旧德为利，农民以祖传田地之利，商贾以平易不欺为利，工匠以勤作为利，妇女以女红、养蚕绩麻为利，而天下的根本就确立了。天下的根本既已确立，那么利在今日的，也将利在后世。

译然而有人认为是迂腐空泛而不切合实际，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所以撰写《利说》用来向懂得根本道理的人请教。

译**中外贫富异同论**

客人说：“你也看到当今的时局了吗？耗费千万两国库银两来制造机器，驱使中国的子弟去学习西方文字。十年之间，政教号令前后差异巨大。即使机器精良，不至于虚耗国库银两；子弟勤勉聪慧，不至于往返徒劳。我担心官商一体，尊卑贵贱没有等级威严，并且使得天下的人追逐利益，聪明灵巧者争先，愚笨拙劣者落后。将会看到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穷，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我说：“不是这样，今天的中国，正是所谓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穷。中国地广人多，元明以前，风气还接近古人，得到温饱就不妄求其他。那时的穷人不过有两种情况，一是荒年歉收，一是征发徭役，而风俗教化随时代变迁。现在统计天下的贫民，在农工商贾之外大致有几类：一是捐纳得官的人，一是被解雇的幕僚，一是失去主人的仆役，最下等的是游手好闲的百姓。这些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人从少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难道没有一种职业可以学习？却甘心落到这步田地，为什么呢？风俗日益崇尚奢侈靡费，吃粗粮的人觊觎精细粮食，穿布衣的人羡慕丝绸华服。于是放弃正业去捐官的人，认为头衔可以荣耀，如果有际遇，就能获得成千上万的财富，可以回家享受了。厌恶清贫儒生而去当幕僚的人，认为寄食于诸侯门下，借此结交声势，赚取丰厚报酬比在乡村坐馆、在贡院提篮强得多。那些好逸恶劳，甘愿自称‘小的’，在人前屈膝以及游手好闲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不知道在辕门听候鼓声，差遣没有期限，寄居他乡，荐书由谁呈上？官和幕僚如此，那么失去主人的长随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呼喝着出来的还是官员，为什么他们快乐而我忧愁呢？那些傲慢而来的还是幕僚，为什么他们安逸而我劳苦呢？那些在衙门里管稿、狐假虎威的还是长随，为什么他们得势而我失势呢？虽然如此，一个官员的俸禄，如果恪守官箴，不过几千两或几百两银子；一个幕僚的报酬，如果严绝贿赂嘱托，不过几百两或几十两银子。至于门签家丁，乡绅没有贿赂托付，胥吏没有馈赠，也不过是钱粮平余、官司堂费罢了。然而这三类人趋之若鹜，如果不是误于贪婪，怎么会这样呢？至于闲居几年，妻子儿女饥寒交迫，朋友讥笑，竟然有连饭都吃不上，不能自安的人，没有其他原因，是贪心萌生而以前不务正业害了他们。总之，中国的立法，官府过于尊贵，即使是四民中家道殷实的人，也一定畏惧官府如虎，谁不想追求荣华利益，崇尚声势，而想依附官场呢？就像幕友、跟随等辈，也是不招自来，这就是乐于为官而不乐于为民的原因。如果西方各国，君民可以亲近，官商不分二等，而一切雇佣薪资数倍于中国，使他们足以赡养家庭，然后才能精进技艺。现在衙署中征收、书启等职位，每月报酬也只有几两银子，即使是优缺相延，也受限于成例而不增加。除此之外，伙伴经纪，每月俸禄不过十千文；佣妇仆人，每年薪资不过十两银子。又怎么能期望他们一定能够食禄忠事呢？然而行店伙友，只要能让妻子儿女温饱；大户人家的佣仆，如果能自给衣食，也不会妄有希冀。只有本来有正业可以谋求，却自己逃避到四民之外的人，则更为可虑。身上一定要穿丝绸，口中一定要吃美味，起居一定要追求安逸，应酬一定要顺从人情。如果得其时，就富而益富；如果失其时，就贫而愈贫。这种弊端自从军兴以来，大概已经日益严重了。现在为中国谋划致富之道，不如让这三类人各自从事四民的职业，捐纳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袭取虚衔；其他领取俸禄报酬的人，足以资给温饱；技艺精湛的人，按规给予雇佣薪资。如果官府能制定制度，优厚其俸值，使他们专心从事于此，那么追求荣华利益的念头自然首先断绝。幕府中少一个闲人，乡里中就多一个良民。怎么见得屡中的智慧不如西方人制造的精良，不过如此罢了？中原物产之多，以及华人的聪明，本来不在西方人以下。人习得一艺，艺养一家，正不仅仅是煤铁机器、奇技淫巧的利益不亚于西方人，而地利人功所兴起的，又哪里难以赚取西方人的利益而归我中原呢？现在制造机器、教习西学这两件事，只实行于通商海口，而各直省的人未曾留意于其中，为什么呢？务其末而未正其本，而且学习的人少，对国家仍然没有利益。即使有通晓贸易、熟习西学的人，也仍然被西方人所利用。《周礼》六官不废考工，司徒掌管详细论述货贿。孔子以九经告知哀公，也说：“日省月试，既禀称事”，用来鼓励百工。那么三代工商，大都是官府制定制度，正不能说官商一体的制度不值得效仿。况且三代以上，工执艺事以谏，你也说他们尊卑贵贱没有等级威严吗？后世户工二部仅存其名，工商利弊，官不知晓。现在如果因此推行，是行古之道，而不是反古之道。你顾虑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穷，是不审察今日的大势啊。

**中西贫富互勘论**

勤俭是致富的源泉，骄奢是致贫的开端。

译中西人士共同知晓，彼此勉励，为何中西人的贫富差距却如天壤之别？这都因为积习相沿，世人尚未醒悟。中国人自以为勤俭，但实际上在勤俭中仍不免骄奢；西方人看似骄奢，但实际上在骄奢中仍不失为勤俭。时至今日，上下交困，不得不大声疾呼，希望天下人悔悟，或许有一天能够扭转局面，请让我分别阐述。

西方人最重视礼拜，每逢七天休息一天，看来似乎旷工，但在其余六天中，无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勤恳恳。即使是饮食也严格按时辰，绝无片刻闲荡。中国人纵然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往往太阳升起老高，还在熟睡中，等到勉强去办公，终究不免因循苟且、偷安怠惰，反而不如西方人有确定的限制呢？至于那些吞云吐雾（吸食鸦片）的人，十人中占了一半，更难与之较量。

况且中国人的风气，无不全依赖家长。无论士农工商，一家五口八口都依靠他奔波跋涉，以谋求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资财。虽然宽裕或拮据，都各自看收入来决定支出。总之，男女坐吃山空的大多如此。西方人自二十一岁以后，无论男女，各自谋生，一点一滴积累，容易达到富足，人人自食其力，不像中国人那样有恃无恐，虚度光阴、消耗资财，视为无足轻重。

至于日常用度，更是大相径庭。中国人的居室有厅堂、书房、卧房，陈设物品必定追求完备美好；穿衣方面，冬天穿皮裘，夏天穿葛布，冠帽鞋履等细微之处，寒暖雨晴各有不同；饮食方面，山珍海味备极精华，所谓“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山珍海味不足为奇。西方人则不然，开门而入，会客室就是写字房，卧榻就是起居之地，绝无多余的房间，自然简便。衣服没有绸缎绫罗的华丽，女子虽然比男子华丽，也没有珍奇玩好之物。大餐未必人人都能享用，日常饮食也未必像中国人那样日费万钱还嫌无处下筷。

不仅如此，冠婚丧祭，古人原有定制，如今却夸多斗靡，挥霍千金，比比皆是，实际上毫无益处。至于鬼神有德，孔子尚且说其盛大，不可不敬，但为何诚意未至，只争胜负，以迎神赛会演戏为务，动辄成千上百，浪费时光、荒废事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媚鬼，与恶僧妖道结缘，有超度亡灵等种种名目，无非是欺骗钱财。如果僧道真有法力，那么富人不妨作恶，直接可以夺取造化的权柄。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而朝山进香，成群结队消费，实在是习俗相沿，贤者也不免，徒然被有识之士所讥笑罢了。

西方人将这些银钱，计算其本金与利息，以三十年为一代，千金的资本可以获得六十万四千。纵然不能操必胜之权，即使得到一半的收益，也能获得三十万多。由此看来，中国人纵然误于骄奢，西方人终究善于勤俭，所以贫者日益贫困，富者愈发富有。

书上说：“不做无益的事，以免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视奇异的物品，不轻视有用的物品，百姓才能富足。”当此民穷财尽之时，如果不改弦更张，万一饥寒起盗心，恐怕外患未平，内忧又起，祸患如同咬自己的肚脐，追悔莫及。希望那些高官显贵施展回天之力，怀着捧日之心，明白劝谕，以身作则，使田野没有荒土，国家没有游民，或许否极泰来，还有振兴的气象。否则就像婢女模仿夫人，虽然天天讲求西法，终究恐怕会留下东施效颦的嘲笑。

这不仅如挖肉补疮，无补于挽救，即使天文、地理、格致、制造等法，都能超越西方，而在根本切实的地方全不理会，谁能空腹为公呢？鸦片日益盛行，洋货日益增多，财富流失每年以千百万计。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也断没有不竭不尽的时候。环顾地球，不禁心长语重，对迷途者恳切陈述，知道我的或怪罪我的，都不在意。

译中国急宜收回利权说

自从通商互市至今已有三十年，同样是从事贸易。西方人坐享其成，而我国却同样遭受弊端，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反复思考，从而找到了答案。西方人创造财富的方法，不外乎制造与商务两个方面。他们的制造方法，大多依靠机器，因此价格只求极其低廉，货物则务必实用。这固然得益于百年来的人才培养，以及全国人民的智慧谋略，才成就了这种精湛的技艺。这是我国应当尽力讲求，但不能期望迅速见效的。那么，难道要振兴商务，以缓解我国百姓的困苦吗？回答说：这确实是良策。只是我国积习相沿，不容易骤然改变，小的方面暂且不论，请先谈谈大的方面。比如盐政这一项，是我国家正税的来源，关乎百姓生计，何等重要？到了今天，官府不能介入，私盐充斥，销量顿时停滞。然而每年的税收固然不可少，遇到战事尤其需要苛派征收。在这疮痍未复的年份，试问商民还有多少脂膏，可以供长官盘剥呢？即使说给予实职作为奖励，原本属于体恤周到，无奈百姓衣食不继，头衔又有什么用呢？那些长官难道真是铁石心肠吗？也是有所不得已罢了。但是，遭受“牛羊受牧”的讥讽，已经无法自我辩解了。应当仔细谋划。至于西方人经商，有公司来保护，有教士来侦察。又因为制造精巧，成本也轻，那么利权所在，又怎么能不让西方人独揽呢？我目睹这种情况，知道漏卮难以堵塞，叹息权柄无法掌握，因此不揣冒昧，想要为当权者指出他们的愚昧。俗话说：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补救，及时行动，不还是比任由利益流失好吗？考察西方各国，都有设立银行的举措，大的资本多达千万，流通遍及五大洲，全由官府主持，所以他们的国家即使战争持续十几年，军饷军费也不至于枯竭，这是因为立法完善。小的资本也有数十百万，或者招股成立，或者一家独任，听任商民自行经营，其章程与官府相差不大。这类银行，我国通商各口岸都有，所以西方人在华谋生者，即使是一点点汇费，我们华人都不能沾取微利，反之则不然。这确实是我国急应当仿效实行的，应当如何妥善商议章程，充实场面，自有前车之鉴，不需要我啰嗦了。其次没有比整顿钱币更重要的了。制钱的方法，既方便民用，又尊崇国体，立法的完善，可以说到了极点。我曾说佛教、鸦片，都是从西方传来，流毒中国，其害无穷，现在加上鹰洋，成为三害了。因为鹰洋的形制，样式精雅，足以让人喜爱，携带方便，尤其让人喜欢，所以小民使用它而不知不觉。至于通行既久，洋厘不时涨落，百货价格随之高低，又因为铜质混杂，利息仍然丰厚，这就是所谓的无穷之害。如果不立即禁止，其弊端将发展到什么地步？方法应当广泛收集，实时熔毁，仍严禁民间私自收藏。规定三年以后，即作为禁物，查出予以追究。一方面由国家钦定式样，中间用双龙，上下各书写中西年号，后面刊定国书印记，每圆足库平银一两。请通谕各直省督抚，一律开炉铸造。定制如此，不得允许随意更改，以杜绝伪冒。至于制弊的方法，也由国家定造，厚纸洁白，右边仍刊明中西年号，左边留书银两数目，四面围以龙纹，仍严禁民间不许冒仿。使用时再加盖国书印记于银数之上，其印记也由国家颁发。官府如此，其余私家各银行，也准许商人等赴部请领。如果等到通行之日，交易钱币，那么利权就全在我们手中了。试想西方人心计虽然工巧，制作虽然精巧，其营运方法，也不过是凭借博取厚利罢了。我们仍可斟酌加以事务，诚然在于我们，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种植得当，天也生财；制造精巧，人也更生财；矿学精湛，地也生财。内部节省糜费，外部勤于远略，哪一样不是生财之道？财用不穷，而财富不可胜用。将看到十年之后，富甲天下的，也必然强冠群雄了。鮿生不才，私下想要为我皇上正告，为下民预庆，为西方各国瞻顾而彷徨。了解我或怪罪我，听任悠悠之口罢了。

论中西市道之不同

环绕地球九万里，风气万千不齐。但日中为市，以有易无，则是宇宙之中无不一致。古代通工易事，这种风气已久。不能实行，就只聚集货财，权子母，持筹握算，差不多市道就能形成。中国向来只有市井之人，竞逐锥刀微末而已。自从与西方通道，海外贸易的客人，不辞跋涉，聚集我国，掌握奇货，计算赢利，更加工于算计，而通商各口岸市景于是大异于从前。试就其情景不同之处来说。中国市中例有赊欠之事，这固然与西方相同。但是中国必定等到端午、中秋及岁末才互相结帐，平时虽然索取无厌，绝不向对方索要价银。西方

译那么到了月底必定要结清账目，不得有丝毫拖欠。乍一看，似乎西方人谋取利润不如中国人那样通融变通。但究其根本，中国只是在平时宽纵，以致有累积欠款的人，有逃避债务的人，有还一部分、欠一部分的人。即使有人出于公正之心，并非有意拖欠，但在赊账时财力尚足，等到归还账目的时候，手中拮据，力不从心，想还却无处筹款，于是导致诸多矛盾冲突，反而不如西方每月结清，不至于造成困难。这是中西情况不同，而西方优于中国的第一点。

西方开设店铺从事贸易的人，他们的店员大多和蔼谦恭，凡是遇到顾客上门，必定恭敬有礼。无论交易金额是成千上万，固然需要委婉地议价，其间没有丝毫刚愎自用。即使所购之物仅值几文、几十文，也绝不允许稍有轻视。假如顾客只是询问价格，店员也必定逐一详细告知，没有懈怠的神色，没有疲倦的面容。确实因为开店的人只希望顾客纷至沓来，所以不得不刻意顺从迎合。

而中国开设的各店铺，如果名声稍微显赫，就摆出极大的架子，时常以傲慢的神色对人，如果顾客挑选货物稍显麻烦，甚至用恶语相对。那些上等的行业尚且如此，尤其可恶的是那些只售卖琐碎零星物品，或者不设店铺而设摊位的，这些人也从未有过和颜悦色。顾客中那些驯良谨慎的人看到这种令人厌恶的面孔，或许就会舍弃而转向别处。如果顾客性格倔强，难保不会反唇相讥，于是导致互相辱骂。孔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难道做市侩的可以违背和谐的道义吗？这是中西情况不同，而中国不如西方的第二点。

从前韩伯休在集市卖药说：“不言。”两价相传，今天被大肆传为美谈。如今那些商贾之流，专门喜欢抬高价格。同一件物品，明明只值一千文钱，必定索要二千文。如果顾客精明，只答应支付其实际价值，他们还要争辩不休，很久之后才达成交易。偶尔遇到不太懂行的人，就贸然还价购买回家，虽然不像买到假货那样遭受亏损，但也损失不少。以羊充猪、以次充好的习俗，如今更是习以为常。即使价格相同，货物却有高低之别，狡猾的人或许占便宜离去，必定用低劣的物品向愚笨的人索要高价来弥补。市场风气如此，实在令人浩叹。

而西方则没有还价的惯例，值多少钱就索多少钱，公平划一，没有欺诈。即使是三尺高的孩童，随意索取，也绝不会受到店铺的欺骗。不像中国店铺招牌上大书“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而暗中仍有折扣。这是中西情况不同，而中国不如西方的第三点。

以上三点都是中国贸易场所的通病，而在上海一隅尤为严重。当今贸易艰难，商人时常担心亏损，往往今天还阔绰的人，明天就倒闭关门。那些善于钻营的人，只应该极力招揽顾客，以期望生意兴隆，怎么能沿袭这种恶习，使人望而却步呢？至于那些管事的人专门致力于应酬，每天向酒色场所寻找乐事，店员们不知约束，通宵达旦地赌博，甚至店里的茶房，也沉溺于花丛之中，流连忘返。以至于严重的，新旧债务堆积如山；轻微的，也亏空了工钱，无法弥补。这也是当今的弊病，是西方商家所绝对没有的。

严冬风雨，枯坐小窗，忧虑市场情形，提笔写下这些，关心时事的人，何不在此多加留意呢？

译论致富

富裕是世人所渴望的。因此，子孙没有不希望祖父留下财富给自己的，祖父也没有不想把财富留给子孙的。虽然孔子告诫人们不要追逐私利而行事，孟子告诫人们不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益，古代贤人都有“留给子孙金银，不如留给子孙经书；留给子孙阴德”的说法，但无奈世人能信奉并遵从的很少。比如汉代的萧何与两位疏广，不置办产业留给子孙，宋代的李文靖建造厅堂小到不能回旋马车，他们的见识虽然都比常人高出一等，然而世人能效法他们行为的很少。但是致富也有它的方法。我曾听说，西方国家的人，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能致富，固然不一定都是高官显贵或大商人。大概有才华的人能写出一本书，有技艺的人能制造出一件物品，如果确实对世人有用，呈献给国君，国君见其确实有用，允许其刊刻发行于世，或制造出来出售，必须等到若干年后才准许他人仿制，此时本人已经成为富家翁了。如果在中国则不然，一本书刚出版，翻印盗版的人就已经接踵而至；一件物品刚制成，假冒的人就数不胜数。其价值越高反而越贱，至于书籍中的错讹，物品的粗劣，也必定一天比一天严重，以假乱真，降低价格，想要购买的人，只求价格便宜，不计较书物的好坏，这样著书制物的人又怎能指望他们致富呢？所以中国能致富的只有高官和大商人罢了。然而高官所获得的财富，纵然不全是枉法所得的赃物，也属于陋规所得，所以廉洁自好的人都不愿取用，因此高官中仍有不能致富的，那些竟然能致富的，恐怕不都是靠廉洁的俸禄积累起来的。得到这样的财富留给子孙，有什么好处呢？常看小说记载，唐代杜黄裳任河南尹，对他的属官卢坦说：“某大户人家的子弟与恶人交往导致破产，何不查察一下？”卢坦说：“凡是做官廉洁的，即使是高官也没有丰厚的积蓄，那些能积累财富的，一定是剥削下属得来的。如果子孙善于守成，这是上天赐予的富贵；如果不道德的家庭，不如放纵其不道德，让财富回归他人。”杜黄裳对他的话惊叹佩服。明代都指挥使王佐掌管锦衣卫，喜爱副手陆松的儿子陆炳，推荐他接替自己的职位。王佐死后，有三处别墅，陆炳已经用计得到了两处，还有一处特别壮丽，还想得到。王佐的儿子因狎邪罪被捕，母子被审讯，到儿子时还在争辩，母亲说：“死就死，说什么？指着陆炳坐的地方说：‘你父亲坐在这里很久了，做这种事也很多了。生下你不肖，是天意，还有什么可说的？’陆炳感到惭愧，命令释放他们。事情于是平息。到了乾隆嘉庆年间，西捐一案，大小官员被处死的，听说有一百多人，家产全部没收。这是舍弃身家性命来求取财富，却仍然不能留给子孙的例子。由此三件事来看，那么高官想要致富，本来就不是好事；而高官能致富的，也没有好的报应了。至于大商人似乎不能与高官相比，然而同样是经商，唯独能致富的，未必都没有损害他人以利己的事情。大概商人必定善于算计，算计越精，他的贸易才越兴盛。就像昔日的商人，最富有的莫过于盐务，让他人吃贵盐，已经不合正道，而且动不动就抓捕肩挑背负的贫民，指为私贩，加以治罪，更伤害天道了。至于趁年成灾荒，囤积粮食祈祷价格上涨，以图致富；又如代为汇兑赈灾银两，除了收取兑费之外，还想克扣平色。这些银钱，多得一两，世上就少救一条命，这与杀人夺财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由这些事来致富，恐怕难以守住财富了。朱柏庐的话说得好：“刻薄起家，理难久享。”又说：“近报则在己身，远报则在儿孙。”希望想要致富以及想要把财富留给子孙的高官和大商人，仔细思考这些话。

保富论

世上有人说国家的贫富，取决于天命的循环，不是人力能争胜的；又说振兴工商业来生财，改变民俗来节约用度，不致力于这些，财富从何而来呢？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当，请让我粗略论述一下。天下的财富，本来充足；帝王之家，极其富有。然而守成的朝代，有的两代就穷困，有的传到后代就困顿，求得子孙万世的利益，实在很难做到。至于开源节流，以充裕其财富，成就一代中兴，建立百年盛业，则很容易；只是没有致力于根本，所以不能得到。为什么说呢？从前周公担任冢宰，制定国家用度，成康之世，美利无穷。到了荣夷公专利，周王流亡到彘；尹氏专权，国家困于劳役。齐襄公无道，国家混乱君主危险；桓公得到管仲而兴起霸业，府海官山，鱼盐天下第一，开垦田地尽地利，富强达到百年。唐德宗让刘晏理财，几十年国家用度充盈，而中唐复兴；继用卢杞、赵瓒，则天下大乱而社稷危殆。由此看来，宰相对于国家，就像身体有手足一样。贤相在朝，建立国家振兴事业，就像手足勤劳，而身体安乐一样。房屋将要倒塌，得到大木支撑，则增修筑而成大功；病将危殆，得到良药医治，加调理而元气恢复。那么一木一药的功效，固然不浅；而世人常说一人不足以安邦，一治不足以定国，这就像不认识一木一药的功效，而想要安定倾覆扶持危局一样。所以君主选择贤能的宰辅，宰辅选择有司法操守的人

译经常不敢以损害百姓来谋求国家的利益，政事遵循简易的原则，不至于让官吏饱食而胥吏像渔夫一样搜刮民财。因此六府的事务得以修治，百官的行为端正，九州缴纳贡赋，万物进献财物，农业和蚕桑的大利得以振兴，国家粮仓的正供充足，大府充实，左藏丰盈，这还只是开始。更在于君臣同心同德，均衡节制财用，使得收支有等级，根本与枝末兼顾权衡。那八口之家，耕种百亩田地，衣食就充足了；几代之后，人口繁衍、用度广泛，反而转而担忧贫困，这是天下的常情。况且年轻人的意气，喜好奢华；富贵之家，容易奢侈放荡，这是常人共同知道的。火焰旺盛则油脂耗尽，口袋众多则木材腐朽，欲望过甚则身体虚弱。由此推论，世上的继位君王，如果不亲身实行节俭，极力戒除奢侈浪费，那么国家自然的利益，怎么能守得住呢？所以大禹的训诫说：“贪恋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屋、雕刻墙壁，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卫文公穿着布帛衣冠，致力于财用、训导农业，土地被称为沃壤，国家号称富庶。汉文帝、景帝时期，爱惜中等人家的财产，停止露台劳役，下诏废除雕文锦绣的害处，海内殷实富足，天下又安定太平？这几年的情况，确实知道国家的财富只有这么多，用百姓的脂膏来供奉，用臣下的心力来获取，君主不可以像对待泥沙一样抛弃它。然而世俗的君主不体察，饮食追求珍奇，车马服饰讲究绘绣，苑囿华美，玩物罗列，兴办大工程，都不合时宜，极尽土木工程的淫巧，宗室世胄，用小恩小惠而给予巨额金钱，嫔妃侍妾，因私恩而耗费内库。用有限的钱财，供应无穷的浪费，败坏祖宗的基业，痛快自身的挥霍，这就像用沟渠的小水来增加，却用尾闾的大洞来泄出一样。山海不能填满溪壑，川源不能注满漏杯，国家的赋税有多少，它能充足吗？那些见识浅陋的人，锥刀之利必争，锱铢之微必较，守着细微的资财，给军国带来弊病，想要得到反而失去，功劳补不了祸患。那些失道更严重的，私下销毁民间铁器，君主展示智术，按人头征收、用箕敛取，臣下献媚以割取民脂民膏为能事，富裕国家却忘记洁身自好而专门责备别人。鹿台聚集怨恨，象牙焚烧自身，违背正道得来的财富转眼就违背正道地失去了。至于那些图治的朝代，国家不是很贫穷，臣下做事张皇，君主勒令远好，大事则事务繁杂，事务繁杂则费用广大，费用广大则财用损伤，却仍然互相粉饰，忌讳很深。即使稍微有所知觉，又归咎于物产微薄，税赋轻少，官吏冗杂，兵饷繁多，纷纷改弦更张，却不知道清理源头以正本清源，这就像病生于心腹，却治疗在皮毛上一样。越治越弊，无益反而有损。纵然告诉他们保富的大计，却视为迂腐而不足有为。其次因循苟且，拘泥祖法而不改变，顾虑积习难返，明知是善事而不实行。这与乘坐破船泛舟江河，当它浅水时丢弃它，总是归咎于弄湿双脚，渐渐进入中流，势不可挡才开始痛悔，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这样，或者浅尝辄止，举一废百，追求旦夕之功，救济眼前之急，名义廉洁而实际贪婪，开始戒除而最终废弃，所以事情虚有其表，最终很少有实际成效的。那丰亨豫大的景象，可以逐渐富裕，不可以骤然成功，就像种树一样，十年然后成林。如果用躁竞之心，谋求生聚之事，期望近而应远，意图速而效果迟，所以畏难而止。那些急切的人，已经中途废弃；昏庸的人，又委靡自安；偏胜的人，得到一半而无功；图大的人，纷纷更改而无法补救；刻薄的人，多贪靡；矫激的人，徒然吝啬。凡像这类情况，所以继世的富贵，万一没有能保守的。善于保富就不是这样了，崇尚德行、选拔人才、清心寡欲，知道理财是宰相的首要任务，所以选择贤能任用，不是蓄养聚敛之臣。知道恭俭是君主的美德，所以崇尚实质、黜退浮华，不是效仿简陋的习气。守住天地不爱的宝物，斟酌古今文质之中，灾害有准备，缓急有依靠。又重视农业、珍贵粮食，通工惠商，斟酌以尽善，调剂以得平。然后大法小廉，民风淳朴节俭，阴阳和顺，万物亨通。亿万百姓踊跃输送，百官竭尽全力奉上。泉府的储藏盈盈不匮乏，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得到裁成辅相的极致功效，收获撙节爱养的实际效果。持此以往，可以与成周比美，与文汉争隆，为什么不能保守呢？

译论购置货物可以迅速获得巨额财富

上海是通商口岸，各种货物聚集，囤积居奇的人常常挟带数十万资金来经营资本，这确实是老子所说的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然而追求利益的人越多，获利就越难，近年来上海各行业的生息远不如从前，虽然市场有兴衰的不同，但也并非没有奇货可居的缘故。没想到近日得到一个机会，购置这种货物利润可达十倍，财富可以立刻获得。这是什么货物呢？回答说：是从日本贩运书籍。日本最近实行焚书的法令，国内所有的书都将被付之一炬，不服从的人要治罪，这也是其风俗逐渐变化造成的。他们那里崇尚礼教，雅好读书，所以来到中国时，购买书籍不惜重金，往往有中国没有的书，而他们那里反而有。统计他们全国两千里范围来计算，实在不知道有多少万万部书。现在想要全部焚毁，那么书就完全化为乌有，而且毁烧尤其费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人直接把它们带走，他们也会高兴得不得了，稍微给点价值吗？所以有十两银子的价值却得不到一百两银子货物的情况，是没有的。如果中国自从战乱以后，各地书籍十不存一，刻印文章使文运中兴，书市很好，但常常苦于有名无书。日本则数百年来没有经历战火，知道他们对于书籍无所不有。那么运到中国，那些常见的书既可以立刻销售出去，而那些稀有的书尤其可以获得高价而广泛流传。我知道远近的人都争相想要先得到，所以用十两银子的货物而不能得到一百两银子价值的情况，是没有的。这本来就是得失分明，不需要聪明人就知道。而从上海到日本，海面很平静，没有波涛汹涌的危险；路途很近，不像重洋别国那样遥远；所需资本不多，不必数万资金；那里藏书很丰富，不至于进入宝山而空手回来；中国销路很广，而且科举考试在即，更胜过平日，不至于货物积压滞销而不能转手。有这几个有利条件，又何必畏惧而不做呢？又何必畏惧而不做呢？然而我，口能言说而力不能做，所以敢凭臆测来共同说明。

英国大赦奴仆记

英国人沙士勃雷附记

现任君主在位六十周年，全国臣民应当举行庆典。沙士勃雷侯在君主面前进言说：“我们的君主自即位以来，四海臣民都蒙受厚恩。现在恭逢君主登基六十周年，理应大赦全国，使大家共同感激戴德。只是晶罢、偏罢两地豪富之家，还多蓄养奴仆。现在请君主下令全国，使各家奴仆一概免除奴籍成为平等之人。”又凡是全国政令，如果有损害百姓的事情，应当交给议院改革才为公正普遍。回想以前英国与埃及、土耳其等国，凡是富户都养奴仆作为风气。到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与各国订立禁止买卖奴隶的条约，这是上天引导他们的内心，所以人心共同明白大义。又在一千八百八十九及一千八百九十两年，将所开设的贩卖奴隶的市场一概禁止毁坏，并且有转卖奴仆子孙的，也全部禁止。所以在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一月一日命令富户将所蓄养的奴仆全部释放，有不遵从命令的处以重罚，于是认为弊绝风清。没想到晶罢、偏罢两岛依然留养奴仆，这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君主千万不要视为缓办之事。回想自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英国有释放奴仆的法令，各国富户所养的奴仆因此逃来英国以求保护，至今计算存留他们的后代共有十四万余人。以前时买卖奴仆的价格来看，每人值银五十圆，皇家有抽税以充国用，当时的人沿袭不察，竟无指责议论。由此思考，凡是天地生人，圆头方脚，本来没有厚此薄彼。为什么世人以贩卖人口为事业，贱待奴仆为得体呢？唉！广大百姓，无罪无辜，不仁之人竟把万民当作草狗，而使同类的人坐受其困辱，难道不残忍吗？凡是贩卖奴隶、贱养婢仆之辈，我现在还与他们周旋于世上。如果能严申禁令，使天下之人皆平等相待，不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尚多人面兽心的人与我相处。查晶罢、偏罢二岛所养的奴仆，通令他们耕种田园，子孙世袭，仍驱使他们做贱役，不得自遂。至于奴仆中有从东亚、非洲买来的人，如果让他们做田工，他们仍然懒惰；如果让他们管理家政，是可以胜任的。然而非洲人并非都自愿卖身为奴。查他们各地的酋长，如果钱币缺乏，便将所辖民人变卖价值，以充费用。所以为奴的人多半是从非洲贩来的。可惜当时国家没有禁止买奴的法令，人心又没有视人如己的度量，所以被卖的人随其所遇：如果遇到耕田的主人，就做耕田的事业，除了看天问雨之外，不知道人间还有什么事情，只是当作牲畜罢了。又查他们做工的规定，每礼拜做工五天，冬天去别家雇工，工钱分一半给主人。如果有子女想要婚嫁，主人仍索要回身价。至于他们居住的地方，即使有事故，主人也未曾进入他们的门。倘若奴仆积蓄了钱财，主人如果允许他赎身，就可以

译缴纳赎金以求释放；如果主人不允许，仍然无法赎回。况且蓄奴之家变卖奴隶没有定规，那些离家万里的人事事都依赖主人供给，稍微不如意，便随意施加鞭打，遭受残酷的凌虐。想必这些人中有许多无法忍受这种愁苦的。曾经有仁爱之人，常常想煽动国内的奴仆让他们背叛主人，然后从中倡导议论，使他们获得自主权。无奈这些人智力未开，大多愚笨，稍有财产就懒得劳作，这就是很难提倡改革的原因。然而他们虽然愚昧无知，但既然与我们同类，又怎能忍心随意施加苛酷毒害呢？英国人在非洲经商，多蓄养黑奴以供驱使，等到财物充足时，施恩赦免他们，但此后也不再与他们往来，这也并非没有轻视他们的心意。我们英国朝廷今天不仅命令国人不应蓄养奴隶，还应当广泛推行教化，使黑奴种族都懂得事理，这样我们英国在非洲各地的属地，增加遵守教义、接受教化的人，难道不是好事吗？况且这些黑人绝不能说他们不可教化。比如初生的婴儿，毫无知识，父母爱护他们，担心他们因愚昧而被人役使，也不惮早晚辛勤劳作，制定良好的方法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够自立。非洲黑人也是人，难道可以不发起慈祥的念头而让他们得以生存吗？如果禁令实行，教化更广泛，那么全土的人群，都会视英国为安乐之地，这样不更能显见皇恩远播而远近蒙受福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