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　通论部四

译邓廷桢、陈化成竭力扼守虎门、吴淞，击毁敌船不下数十艘。当时假如国内没有奸臣，国外没有敌寇，双方坚忍对峙，再给些时间，敌人未必不会因畏惧困难而退兵。凭借这一战的威势，足以使四海臣服，正是这一举动，又怎会发展到咸丰庚申年的变乱？致使堂堂中国反而滋长了远方异族的野心，而亚洲这片锦绣土地竟像瓦片碎裂般纷纷瓦解呢？那么，如今要谋划振兴亚洲，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啊。

译况且像循蜚、因提、禅通、疏仡这些上古帝王的事迹，幽深渺茫无法考证，年代荒远难以查考。《尚书》只记载了尧以来的事情，所以讨论中国历史的人，应当以唐尧虞舜为界限。大禹治理水土，使平地成为天空（意指治理得井井有条），其经营的范围仅在九州之内。那时欧洲还处于蒙昧未开的状态，人与野兽混杂居住。亚洲西部有一个叫凝切的人，能够驱赶野兽，开始聚集人民，在亚洲两河之间建立国家，叫做巴比伦，这是西方第一个国家。那时正值虞舜在位第六年，而那时的中国已经被称为“中天”，已经是声威、文化、制度完备美好的国家。所以讨论地球四大洲开辟的先后，以亚洲为最早。亚洲的土地，中国独占其一半，而且开辟又最早。那些看着今天逞强斗狠、跳跃躁动，想要争夺中原的人，都不过是云礽（远代子孙）之类，倚仗自己年轻力壮而侮辱老成持重之人，只是因为两三个平庸大臣谋划疏漏，开门揖让，才导致卧榻之侧容人鼾睡。世运的变化，好像有某种力量在推动它。然而振兴衰败、起废振靡，是宗子（长子/主导者）的责任；协力同心，是其他子弟的本分。今天中国不能立刻振兴亚洲，而亚洲之上能够与中国共同谋划复兴的，究竟是谁呢？如果不属于日本，那还能属于谁呢？考察日本开国，已经很久了。开辟之初，称为神世，其记载大多荒诞不经。追溯其确立君主、建立年号，则在周惠王十七年。从此一姓相传，直到今天。日本与中国相通，始于两汉时期，虽然朝贡不时到来，但从未向西发射过一支箭。元世祖雄心夸耀放肆，忽然想强迫日本臣服，招抚劝谕不来，就用武力威慑，无缘无故地出动十万大军，在海外轮台坑杀，随即后悔不再出兵。日本人从此就有了轻视中国的心，直到今天也不悔改。然而日本向来禁止开放港口，自从前王嘉永六年，美洲合众国特地派遣四艘军舰进入祝贺，请求通商。接着英、俄步其后尘，都说不同意。我请求通商，否则就只有战争。当时日本还实行封建制度，权力归于幕府。幕府世代担任征夷大将军的职务，率领三百个藩主侍奉朝廷，权势压倒藩主，倾轧君主。而当时兵器久已松弛，沿海突然备战，幕府不禁恐吓，与外国订立条约，违背朝廷旨意，失去全国人的期望。于是毛利、岛津两个藩国奋起威武，炮击外国军舰，入卫王室。幕府不能自安，归还大政，才有今天的维新之治。自从归政以来，一切号令都出自朝廷。于是以前事的失误作为后事的借鉴，效法西方人，讲求战备，不遗余力。十多年来，渐渐有了强兵的势头。今天讨论亚洲大势，中国之外，确实要推日本。那么振兴亚洲的责任，中国承担其重大部分，日本固然应当分担其责任。无奈日本国人，见识浅薄的多，那些明达时势的人，也知道今天亚洲凋敝的原因，急待振兴，但怀着傲慢的态度，好像认为我们中国不足以共同谋划大事一样。唉，这也是太不思考了。日本即使致富强，终究处于东海之中，土地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一两个行省，人口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两三个大郡，财赋的产出，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如果衡量德行和力量，应当不会作长驾远驭的妄想，只是联络邦交，以巩固辅车相依的形势而已。如果有其他洲的人，凌辱我们同洲的友邦，无论是中国的藩属，还是日本的邻国，总之同处亚洲，不啻如同兄弟遭遇急难。中国执其牛耳（主导），日本作为鲁卫之从（追随者），并且真诚奉行振兴亚洲的大义，以振兴中国，从事于外交斡旋之间，他人也不能援引公法局外之例来责备。中国的土地、人民、财富，无不数倍于日本。近年来，制造枪炮，购买军舰，整顿军队，成效已经显著，即使是西方强国，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藐视。假使今天以振兴亚洲的事，中国与日本，谁应当为主，谁应当为辅？询问其他国家，出于公论，三岁小孩，也应当推中国为主，而以日本为辅。然而揣测日本人的心思，好像想要独自承担振兴亚洲的事，又好像想要图谋兼并中国以揽取振兴亚洲的权力。前者曾见日本国会中人所著议论，多半是一偏之见，很少有知道固结中国以收通力合作之功的。唉，何其不自量啊！同室操戈而曾无外御之心，同室而俨然有操戈之意。那么居今日而议振兴亚洲，更加不容易了。

有人说：“日本人固然想要与中国共同振兴亚洲。他们认为亚洲之上常不免受西方人凌辱的原因，是由于彼此交通不密，不能审察事情的原委，看待邻国的事，如同越国人看秦人的肥瘦一样。当今之时，与我们日本辅车相依，可以挽回亚洲衰运的，只有中国。无奈中国习惯于从前轻视四外的习俗，不免矜夸自大，不肯赤诚待人。日本虽然与通商有年，但隐怀猜忌嫌隙，时常发生龃龉，有共同振兴亚洲的意思，但也想陈述却无法做到。况且中国近来虽然师用西法，但有战舰而没有驾驭的人，有大炮而没有施放的人，虚耗国库，徒袭皮毛。其国内政事，朝廷虽然下诏督抚，而督抚未必奉行；督抚虽然命令府

译县令的政令，府和县未必遵守，如同帽子上的装饰物一样被弃置不顾，视作徒具形式的条文。因循苟且、粉饰掩盖的习气，牢不可破，他们何曾考虑过亚洲气运的衰败而思考如何挽回呢？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心共同振兴亚洲，却无法同舟共济的原因。”既然日本人的看法如此，又何必去责备他们呢？我认为这种说法，只适用于二十年前的中国。至于今天，朝廷励精图治，整顿纲纪，极力改正从前的一切弊端，那些不适应时势的，就改弦更张；那些有利于国家的，就必定制定并推行。比如派遣使臣到各国以通好修和，创设电报以灵敏消息，在伊犁事件中，朝廷独揽大权，改派使臣以订立条约；前年朝鲜发生变故，皇威大震，迅速调遣精锐部队前往镇抚；如今越南一事，我国驻法国钦差大臣与法国外务大臣反复函商，务必消除战事。法国一意倚仗蛮力，皇上赫然震怒，特别下达谕旨，迅速救援，江海防务筹划得周到且严密。仅从这几件事来看，中国难道不是振奋精神以极力挽回亚洲衰败的命运吗？为什么说不能同舟共济呢？至于中日邦交，本来没有欺诈。昔年台湾一战，无端挑起争端，几乎酿成战争，中国朝廷大度包容，顺从英国使臣威妥玛的请求，略微赏赐军费。日本人因此认为中国可以欺侮，于是夷灭琉球，计谋坚定且自以为是。所谓暗中挟持猜忌，时常引发龃龉，也是他们挟持在先，而他们开启于中国之后吗？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中国难道不想复兴亚洲吗？又难道不想与日本共同复兴亚洲吗？只是因为琉球的缘故，彼此意见未能融合，虽然使节往来，但都虚与委蛇，不能竭诚相待以共同商议天下大事。他们所说的有想陈述的话却无法实现，正是这个原因。富强的道理，不在于开辟疆土。日本九州岛未曾没有荒废的土地，即使九州的百姓，也未曾没有游手好闲、失业之人。如果在国内振奋精神加以治理，那么本国的财富自然存在，何必忙碌地西略琉球而东图朝鲜呢？中国所争夺的藩属，不过是出于体制的考虑。假如中日紧密团结以振兴亚洲，那么琉球属于中国，或者属于日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应当好好商量，而不应当趁机袭取。当今大势，俄国窥伺于东北，法国称雄于西南，如果要将亚洲钳制，而且此后乘虚而入的，难道只有这两个国家吗？而我们能够竭力抵御的，除了中国之外，只有日本。昔日六国连横以抵御一个秦国，尚且不能取胜。以两个国家抵御众多强国，胜负正不可预料，却不想联络团结，难道不考虑日后的祸患吗？这不仅是为复兴昔日的亚洲打算，也是为保守今日的亚洲打算。那么在今天谋划亚洲最紧急的策略，关键就在琉球一事了。假如中日两国都顾全亚洲大局，各自量力而行，停止内讧的私心，筹划抵御外侮的办法，能像昔日美国总统提议的那样，划分海岛，分别隶属于两国，永远消除争端，这是两全其美的策略。否则中国直接以大度处理，明确让出琉球，使其归属日本，以敦厚交谊而消除前嫌，从此开诚布公共同谋划振兴亚洲的策略，那么亚洲的复兴或许就有希望了。如果此事不消除，嫌隙日益加深，一旦和局破裂，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对两国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译诘难的人说：“我朝定都北京，琉球率先归附，不敢自行其是，诚恳请求袭封王位。此后恭敬地履行朝贡职责，世代坚守藩属地位，凭借皇上的恩宠与威灵，镇抚边远荒僻之地。直到如今，朝贡的期限记载在《会典》中，未曾改变旧制。现在你竟然想把琉球割让给日本，这难道不是蔑视祖先的功业，损害国家的威望吗？”回答说：“事情有常规与变通，情势有轻重，局势有缓急，怎么可以拘泥于一种观点来论断呢？我朝对待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缅甸，都是征讨与安抚并用，恩德与威势兼施。只有琉球一国，认清天命所归，首先恭顺归附。三百年来，册封使节频繁往来，未曾烦劳一兵一卒。因此它来归附，并非因为尚需招徕；即使它离去，也可以不必强留。近来被日本夷灭，琉球国人虽然存有仰慕汉朝之心，但也未必出于至诚。况且据琉球人说：‘侍奉中朝如父，侍奉日本如母。’或者又说：‘琉球的归属，哪里有一定之规？只听从能够庇护百姓的强者罢了。’可见那个国家三心二意、反复无常的德行，早已显露无遗，所以日本得以乘机夺取它吗？那个国家悬于海中，与日本尤其邻近，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从形势上论用兵之道，也不适宜。当中原没有变故，四方边裔没有争端，国家力量有余闲时，征讨不服从者，不必等到侵叛行为显著，即使称雄海上以震慑威灵，也是谋国者应当做到的。现在自从捻军作乱以来，国家元气尚未恢复，新疆平定战乱，耗费军饷亿万，连年制造军械、购买军舰，又耗费国库不知多少。俄国侵犯边境，常有指责之言；法国扩张领土，楚地战云密布，时常见到恶劣情形。当今时势，实在没有余力去从事于惊涛骇浪之中。况且将俄国、法国与日本相比，其祸患的深浅缓急，不用多说就能分辨。现在越南全境已失去一半，几乎无恢复之望；西域四部都被俄国蚕食，甚至将东三省根本之地割让给人。这又何必留恋于海中零星小岛，以致失去臂膀的援助呢？现在的防务重点在俄国、法国，如果争夺琉球而开启与日本的争端，这是又增加了一个俄国、法国。这难道是明智的计策吗？”诘难的人又说：“人心隐藏，不可测度。日本自采用西法以来，颇不满于中国。如你所说，中国确实割让琉球以敦睦交谊，而日本人认为这是分内应得，不仅不感激我的恩惠，还将嘲笑我无能，重蹈虞公的覆辙。将来或许借琉球为借口，图谋夺取朝鲜，那将怎么办？”回答说：“日本人之所以不满，是因为未见中国自强的成效。假如中国能够自立，图谋整顿政治，使军队和兵器日益精良，那么日本人正将倾心归附都来不及，缔结交好都无暇顾及，怎么会萌发贪念呢？假如中国因循苟且，粉饰太平，锢蔽的习气积重难除，那么日本人窥伺在一旁，今天割让琉球，固然不免他日生心；即使今天不割让琉球，也难保他日不生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家以自强为本，结交外援于人，不过是因势利导的策略，而不可以单纯依赖他人。只有忠信可以感化豚鱼，至诚可以感动神明，我且开诚布公，没有猜忌，没有欺诈，那么他们虽然暂时防备我，久而久之将感激我的诚意，而更加矢忠矢爱。日本与我同文，其国鸿儒硕学接踵而起，现在虽然步武泰西，但西法大率浅近，不耐寻究翻译，不如中国历代圣贤相传的大中至正之道，其味醇厚而美于回味。数十年后，所取法于西人的技艺已穷尽，势将返本追始，重兴儒术而恢复圣道，那么一切轻浮夸诈的习气不禁而自消。那时念及中国含容之意，必有沦肌浃骨以感激我之深者，将见亚洲之上，中国与日本没有形骸之隔，没有尔我之分，共同忧虑患难，共同享受太平，更不像从前那样使命不通，仅仅相安无事而已。而其端倪则全在于今日之争让琉球，争之而不胜，固然贻笑于海东；争之而胜，日本人又岂能甘心，从此兵连祸结，海疆之地又将像前明那样遭受祸患。如果割让，则不是图谋一日之安，实是奠定百世之安；不是庆幸中国一国之安，实是致使亚洲全土之安。所以我才说：这是当今亚洲兴起最紧急的事务。”

进言的人说：“中国确实如你所说，割让琉球给日本，以联结指臂之助。但日本国小而贫，近来虽然效法泰西，勤于制造，但兵舰不多，军械不充裕，其势力足以守卫一国，而不足以威临四海。中国虽然与其结交，共同图谋振兴亚洲，益处究竟在哪里？”回答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切步武泰西，唯日不足。兵舰虽然属于不多，但有舰都有管驾之人；军械虽然或许不充裕，但有炮都有施放之人。二十年来，他们的勤求只在于此。虽然未与他国交锋以一试其技，但其心中隐然存有恃无恐之意。所以前年台湾之役，计算发兵而琉球之灭，更若行所无事一样。以目前兵力，中国与之较量，日本虽然未能驾我之上，但固各有所长。两国确实能通力合作，在地球上可称雄国。此后海波不扬，烽火无警报，则共享升平之福。一旦有事，互相援助……”

译援助，敌人正不敢肆意侵凌。观察数十年内亚洲的大势，必然会有变故，不在西南，就一定在东北。中国先前割让黑龙江、吉林边境土地三千里，俄国此举最为失策。俄国人自从得到这块土地后，蓄意经营，以珲春海口作为东方的根本，驻扎重兵，派遣大将，常有鲸吞朝鲜、蚕食吉林的意图。近来吉林的防务，朝廷特派大臣驻守紫古塔，整顿戍守军队，逐渐显现成效，从此部署日益严密，训练日益精良，抵御敌人的方法可以掌握胜算。而朝鲜一国积弱已久，前年乱民引发祸端，中国出兵平定，至今驻守并为其管理商务，整顿军队，虽然每天有起色，但如同久病元气虚弱的人，又遭受重大创伤，存亡只在呼吸之间。侥幸起死回生，元气的恢复，并非容易之事。况且其北部的庆源府与珲春仅一水之隔，一旦俄国人挑起事端，鼓动船桨顺流而下，没有险要可以扼守，没有要害可以抵御，那么其危害岂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朝鲜是中日两国的枢纽，东方的关系实在系于此。如果被俄国占有，中国与日本就如同同一张床上有人打鼾睡觉一样危险。论中国的力量，原本足以保护朝鲜，然而日本如果能够倾心交往，顾全大局，不把朝鲜视为中国的属国，也不把朝鲜视为通商立约的国家，而是直接以亚洲东方大局的关系来看待朝鲜，共同深切维持，以抵御外侮，那么他人虽然在旁边虎视眈眈，又怎敢轻易挑起事端呢？俄国人向来有囊括四海、席卷天下的野心，然而其西部如瑞典、挪威、奥地利等国与俄国切肤之近，却最终不敢肆意蚕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欧洲的例子，是小国大国相互制约。前年土耳其被俄国打败，形势已经岌岌可危，而英、法等国出面调停保护，俄国就停止进军而返回。去年德、奥、意等国又联盟订立条约，以防范俄国人。我认为俄国人从此更加不敢在欧洲生事，而更加想要在亚洲长驱直入、远距离控制。如果不是中日巩固交情以暗中制约，那么数十年内养精蓄锐，一旦爆发，祸患不在中国，就在日本，又何须智者才能明白呢？事情尚未在彼处爆发，而征兆已在此处显现。观察俄国夺取库页岛，就知道它有蚕食日本的野心；观察俄国骗取我国东北边境土地，就知道它有蚕食我黑、吉两省的野心；观察俄国在珲春驻扎重兵，就知道它有鲸吞朝鲜的野心。东方的祸患，潜伏了数十年了。此时修筑堡垒、开凿河道、屯田、制造器械，正是所谓培养其羽毛，想要等到丰满后高飞。那么中日两国，怎么能够不同心协力，在羽翼未丰、祸患未发之前加以制约呢？前年朝鲜的动乱，俄国朝廷特派彼得未窟来脱，铁甲战舰开往珲春，装载兵饷军械。有人说这是有窥伺朝鲜的意图，当时居住在那里的西方人，也说朝鲜的动乱，众人都深深恐惧俄罗斯参与其事，可见俄国的隐秘图谋，早已被他人看破，这也是所谓事情未发而征兆先动。假如中日巩固交情，那么东方的事务，日本可以承担一半，而我们中国有联手相助，没有掣肘的担忧，更加可以专心致志于西南，保全西部尚未失去的残局，以等待他日的复兴，亚洲岂不幸运吗？岂不幸运啊！

译振兴中国三大纲论

作者佚名

听说观察国家形势的人，只看财政用度的丰缺、人才状况的盛衰罢了。财政用度为何丰裕？能够效法善政，那么财政用度就充足。人才为何兴盛？不拘泥于资历资格，那么人才就会涌现。中华是亚洲的大国，声名和礼乐制度，光耀天下，然而西方各国往往为中国感到惋惜的，确实是因为在振兴自强的计策上，未能提纲挈领、条理分明。现在，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铁路，是筋骨；银钱，是气血；邮驿，是一呼一吸往来的通道。人没有这三样，怎么能成为人？国家没有这三样，也就不能成为国家。试为详细陈述如下：

一、铁路应当开筑。从我皇上登基的第六年，与俄罗斯争夺伊犁的条约，国内戒严，下诏询问方略，刘省三爵帅首先上奏请求开筑铁路，而合肥伯相李鸿章覆奏，也深深赞同。当时，刘云生参议，从出使德国返回朝廷，上疏极力争辩，于是罢休了这个提议。唉！迂腐的儒生不足以商议大事，竟然像这样吗？考察火车的创造，比轮船要晚。嘉庆五年，德微的才开始制造；道光七年，斯提反笋父子才制造成功。西方人见到很多利益，互相效仿羡慕，日益富强。然而我们中国，一个人反对，千百人坐视延误，因循守旧，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呢？然而也想想，英国人的铁路从印度到达缅甸，缅甸难道是它的终点吗？法国人的铁路从西贡到达东京，东京难道是它的终点吗？不过六七年，缅甸的铁路竟然到了马白关，越南的铁路竟然到了镇南关。关门之外，飞驰如飞。而我们的铁路建造了吗？不建造吗？与我们最近的，没有比得上俄罗斯的。考察西伯利亚铁路图说，从打穆斯到额尔库特斯为第一段，从耳喀尔湖到纳尔嗔斯克为第二段，从乌苏里到浦潮斯德为第三段，限定五年完工。又说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到浦潮斯德只需十五日。浦潮斯德，就是现在的岩杵河。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现在在日本战事平定后，听说允许俄罗斯在满洲筑路以通达东方。俄罗斯对于吉林、黑龙江两省，曹述杰的八十五条已经详细论述了，不必再述。我们国家想要根本巩固，那么辽东陇右的铁路不可不先筑；想要南北贯通，那么清江浦到北通州的铁路不可不先筑；想要商贾振兴，那么湖襄到成都的铁路不可不先筑。至于海口通商各埠，应当筑路以通达内地的，应该也不缺乏，这在于留心时事的人了。听说工程家说，铁路的工程，概括起来有七项：一是测定铁路的方位，二是去除凸起填补凹陷，三是凿通山洞，四是造桥，五是路面铺设铁轨的方法，六是火车头与客车、货车的制造方法，七是管理铁路并获取利润的方法。后来火车盛行，新制层出不穷，虽然有很多弯曲、很多斜面以及上下坡的地方，都不妨碍事情，那么第二条去除凸起填补凹陷的工程可以节省。铁路的宽度，也不同英国的大铁路，其铁轨相距七尺，如爱尔兰地方各铁路相距六尺二寸，英国平常的铁路四尺八寸，其他国家也大半如此。有几处铁路宽三尺，或二尺半，甚至二尺也有。铁路越宽则车行越稳，如果铁轨各处相距相同，那么所有的车也可以通用。最初使用的铁路铁轨，每尺不过二十磅，后来渐渐加大至每尺二十四磅、二十八磅不等。有人计算，每火车轮行一百八十里，消耗铁路二磅有余，又每连货物一车行一百八十里，消耗铁路一两半，所以多车行过的地方，铁轨必须经常更换新的。而火车也有几种，快车用于送信和有要事的客人，价格贵；平常的客车分为二等一等，行驶稍慢而价格也便宜；更有运货的车是最慢的。车行的地方，大半有旁路，以备慢行的车在旁路避让快车经过，然后再行。极尽铁路的变化，则有海中的铁路、地下的铁路、横空的铁路、腾云的铁路、铁丝的挂路，种种不同。西方铁路由公司创办，中国向来归官府办理，然而不如左文襄公主张归商人办理的计划为好，而官府为之补缺承乏。至于利弊，则前格致书院的课艺中虽有很多适当的谈论，已经历历说清楚了。如果由急到缓次第施行，又于各处书院、学堂及出洋学生广泛培育，仔细甄别陶冶，不崇尚虚文，务求实际，不几年间就能得到人才来管理。只要火车轮路各种机器及机器油等，都能由工厂制造，不依赖外国，利源日益充盈，国势能不蒸蒸日上吗。

二、银钱应当鼓铸。中国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一律使用铜钱，未曾使用银。《汉书·食货志》：“秦统一天下，弊坏的货币分为二等，而银不在其中。”自唐代以来，只有岭南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宋史·仁宗本纪》：“景佑二年，下诏各路每年缴纳缗钱，福建、两广都用银，江

译向东用丝帛。”于是有人用银两折算铜钱。《金史·元光二年》记载：“钱币几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用银两进行买卖，这是上下通用银两的开始。明宣德五年，有银三十二万零二百九十七两，每年的征办数额以此为标准。九年闰七月初一戊寅日，再次开放福建、浙江的银矿。这一年采纳的银两已达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尚未设立，看到市井贸易多使用外国银钱，各省流行，到处都有。至于铜钱，是历代通行的货币。考察古代，铜钱的轻重向来不同。重的如吴国的当千钱、蜀国的值百钱、晋国的比输钱、梁国的两性钱；轻的如汉代的榆荚钱、魏代的鹅眼钱、宋代的綖环钱、隋代的皮单钱。穆公说：“百姓苦于钱轻，就铸造重钱来流通，称为母权；百姓苦于钱重，就铸造轻钱来流通，称为子权。母钱和子钱相互权衡，以平衡万物的物价。”探究物价腾贵，而民生日益困顿的原因。本朝立法公正无私，设立泉源二局，精选铜料，康熙、乾隆年间每枚铜钱重一钱四分，其惠及百姓的用心可谓深厚。然而银两日益短缺，铜钱日益减少，这是什么缘故呢？议论者往往归咎于银钱漏向外洋，销熔于私铸，却不知道是因为官方铸造未能完全得当。恭敬查阅《大清会典》，以一万二千四百八十文为一卯。宝泉局每年铸造铜钱六十一卯，得铜钱七十六万零二千四百八十文，遇闰年加铸四卯，得铜钱四万九千九百二十文，用于发放兵饷。凡是直省奏请开铸的，有直隶、山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湖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共十四省。光绪十二年，杨昌浚上奏说：“福建制钱改由机器局筹办，当时是因为福州局停铸已久，改为储存军装，请求在船厂设炉铸造，借助轮机以节省人工，原本不是定例。”但这已成为机器铸造的先兆。有人又说应当广泛设立纸币，以弥补银钱的不足。然而纸币有几种弊端：一、伪造者多；二、不是可以长久使用的物品；三、难以找零。一旦有外部变故，难道能在各省乃至外洋通行吗？用来弥补银钱的不足，是可以的；想要专门依赖它来开掘利源，则不可以。推究银钱的根本，在于开采矿藏。我朝不讲究矿学，已经很久了，通常以矿洞老化、山体空虚为由，一疏奏了事。即使有矿苗显露，质地精良，或者受限于时论，或者拘泥于风水，因循坐误，实在可惜。假使让深明化学的人，深入测算，严格制定章程，招募商人开办，然后购买外洋机器，设立局所铸造，应当可以取之不竭，用之无穷。考察铸造金银铜三种金属，全套机器价格约九万二千余元；专门铸造铜钱，全套机器价格约四万五千余元。铜钱锅炉需用煤约一万四千三百五十四磅。以及设立局所开采银、铜、铅等，不过三十万两。如果担心资本难以筹集，不妨向商人借贷本金，保证生息，按期拨还，那么即使百万两也没有困难。先前皇帝谕令南北洋沿海繁盛地方，招集股份开铸大小银钱，以弥补货币制度的不足。草莽之臣捧读之下，常常感慨我皇上乾纲独断，不被言论迷惑，仿照西方方法开掘利源，不遗余力。阅读去年《申报》，有已经筹集二十万两，在天津建厂置器设局开办，又在上海分局，招股开办，明年春天即可开炉，机器皆由外洋购定，每天可出四五万元云云。事情历经岁月，不知究竟如何。但只要各省都能权宜办理，照章开局，那么一天的产出可得百万元，那么银钱有不充盈，府库有不充满的吗？

译第一，邮政急宜整顿。驿站之设置，有冲要之地，有偏僻之所，用以供给朝廷使者、朝贡之藩国、呈递奏章之员役，称为驿站；仅供本州县之传递，称为递马，又称里甲马。驿站每州县，或设两处，或设三处，定额六、七、十匹不等。递马则不过数匹而已。《后汉书·舆服志》（后唐《舆物志》）载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载田横乘传至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驿是也。《唐书·百官志》载凡三十里有驿。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路低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即是此意。古人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疲。后人因节省费用之故，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设一驿者。如通州路河驿四十里，至下店驿五十里，至蓟州渔阳驿。如今将下店、公乐二驿并入三河，则一驿七十里矣。又何必怪马倒而官逃呢？不止此也。冲要之区，大军之调动，差员之驰驱，京官之赴任，络绎不绝。定额银两不足，势必向户部请求增拨，每年耗费无数金银，则病在国。大帅、贵僚、悍差、健卒，逞威横索，有司虽竭力奉承，而怒笞诃辱，无所不至，则病在官。驿中浮费日益严重，正供不足，不得不借支。借支不足，不得不佥派。船之官雇者，改为民雇；车马之官办者，改为民办。骚扰搜括，则病在民。国、官、民皆病，而欲求一善处之方，殊非易事。其差役，有钦命公干之大臣，有朝贡之番使，有入觐、莅任之督抚、提镇及盐监、税之部院台卿，是为大差。有奉令星驰、急檄飞递、限期赴任者，谓之紧差。有承舍斋奏、佐僚代捧、庆贺大计表册者，是谓小差。悯劳恤死，许用邮骑，是谓散差。官则发给勘合，役则发给火牌。勘合之廪给按员计算，火牌之口粮按分计算，而水驿之船只，陆驿之夫马，遵照部填。其驿役，有官坐紧差、小差、散差、包马之不一。其驿差，有总理、兵房、马牌、牧马夫、背包、送差、打听、兽医之各。执事者至于额外之差，上司之纸牌，邻封之协济，额外之累，过差之越站，额外之苦，马匹之多索，各项之苛求，种种不一。泰西诸国，陆则有轮车，水则轮船，设立官信局，而公私信函皆得寄递，以函之轻重，路之远近，收取邮资，设信部官以经理之，数万里之远，如期而至，从无遗失，且取价甚廉。日本仿而行之，名曰邮便。中国何不起而为之，使与电报互为表里，亦可与铁路互为维持，而裁撤之下车马匹，即可转为军前之用。不独大江以北，多驰骋之士，大江以南，亦有善骑之用了。或又谓驿务之兴废，系于总理之得人，得则驿务兴，不得则驿废。然欲其与本官休戚相关，诸事无欺，难；一、支销用度，账目分明，难；二、应差马匹，酌量分拨得宜，劳逸适均，难；三、看待驿中马夫，宽严并用，情法兼备，使相悦服，难；四、行止老成，专意办公，不交接浮荡、赌娼、酗酒，难；五、此一人也，不斤斤乎难哉！直隸巡抚王登联欲革驿条陈上疏，越站枉道，滥费蒙混，假公济私，既洞中利弊，而除害之方，亦确切不移。然以光绪九年甘肃驿务计之关内外共设马六千三百五十余匹，人夫三千六百余名，牛五百余只，有牛人拉车，马一百五十匹有马夫，每年需工料站价银二十五万七千余两。一省如此，省省如此，则每年所需不啻六七百万。夫以如此之巨费，而使丛弊百出，饱吏胥之私囊，亦何取耶？故欲整顿驿政，不如专设驿务大臣，采取各国成法行之，并使之兼理铁路电报。夫铁路、电报二者，相扶而行者也。邮政之旺盛，亦本于铁路、电报。今电报已行矣，所未广行，独铁路耳。苟广招商贾以筑铁路，直抵内地，则驿递有不六通四辟者乎！此三者皆我中国之急务也，而其要在得人，得人之道，在于推广学校，设立书院，不拘资历，我皇上兼采日新，凡在臣民，莫不拭目以待之矣。

原强

严复

如今扼腕奋起、讲西学、谈洋务者，岂知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可保身治生，远可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达尔

译文者，即英国研究动植物学的学者。他承袭家学，年轻时周游世界，凡是品种奇特、质地特殊的草木禽鱼，他都广泛搜集，积累丰富，穷尽精力深思熟虑，经过几十年写成了一部书，名叫《物种探原》。自从这本书出版后，欧美两洲几乎家家都有此书，而西方的学术政教一时发生了显著变化。评论者说，达尔文的学说，在耳目一新、改变人心方面，甚至超过了牛顿的格物天算之学，这大概不是虚言。他的书认为，生物种类繁多，最初只有一个本源，后来逐渐变得日益不同，大体是因为受天地环境的不同影响，以及生理本能趋向于细微差异，等到源头深远、支流分散，就完全隔绝悬殊，不能再合而为一了。然而这些都属于后天发生的事，是自然逐渐演化造成的，而不是生命初始时的本来面目。书中第二篇尤其著名，西方见闻广博的人都能谈论，研究哲理的人常把它作为论据。其中一篇叫“物竞”，另一篇叫“天择”。“物竞”，就是生物争夺生存；“天择”，就是保存适宜生存的物种。意思是说，人类和万物在世上纷繁复杂地共同生存，同样享用天地自然的恩惠。然而在与外界接触互动中，人与人、物与物各自争夺以求生存。起初是物种与物种之间争夺，稍微进化后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争夺；弱者常被强者吞食，愚者常被智者役使。等到能够生存并留下后代时，必定是那些强悍忍耐、魁梧杰出、敏捷灵巧聪明，并且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事最为相宜的人。这种争夺，不一定非要动用爪牙进行杀戮才行。让习惯于安逸的人去从事劳苦，让习惯于山地的人去居住水泽，让他们与那些习惯于劳苦、水泽的人竞争，不出几代他们的物种就会灭绝。“物竞”的情况就是这样罢了。因此，常常有太古时期最繁盛的物种，随着风气逐渐改变，经过几百年、几千年消磨衰竭，直到没有遗留，就像博物学家所见的古兽古禽那样。动植物如此，人类也是这样。人类，本来就是动物的一类。达尔文概括所有生物，标举宗旨，论述大略就是这样。至于他论证阐发得明确，显然符合人心，如果不亲眼看到他的书，是不能相信的。这就是所谓用天潢之学来阐述生物的道理。

译斯宾塞也是英国人。他与达尔文同时代。他的著作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更早，推崇天赋自然之道，用以大力阐发人伦教化之事。称他的学问为“社会学”。就像荀子说“人比禽兽高贵的地方，在于人能群居合作”，所以称为“社会学”。凡是百姓相互依存、相互供养，分工协作、互通有无，推而广之直到刑罚、政令、礼乐等重大事务，都源自于人能够合作的本性。他又运用近代科学格致的原理方法，来阐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其内容精深微妙，丰富详备。他论述一件事、持一种观点，必定依据根本原理，从最真实的源头引出线索，探究到不可逃避的效果为止。对于五大洲不同的种族，从野蛮未开化的地区直到号称文明的国家，广泛推论，十之八九都穷尽无遗。而对于一个国家兴盛衰败、强弱变化的原因，民众道德淳厚或浇薄、凝聚或离散的理由，他尤其反复强调。耗尽毕生精力，经过五十年才完成著述。他的主旨全部包含在第一本书中，名叫《第一原理》。贯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来论述，以求探求它们会通统一的道理。始于元气，演化出万物。接着论述生物学、心理学的原理，但最终归结于社会学。这也可以说是完美完备了。

除了斯宾塞的全集之外，杂著大概有几十篇，其中《明民论》和《劝学篇》最为著名。《明民论》是论述教育方法的；《劝学篇》是勉励人们治学的书。他教育人，以开发智慧、锻炼体力、砥砺德行这三者作为纲领。他勉励人治学，意思是说天下追溯本源、追究因果的事情，只有治学最为艰难，不是平时不讲究的人所能参与的。所以有国家的人，施行一项政策、颁布一道命令，本意是为了补救弊端、防范百姓，但最终，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不期望的常常突然到来。至于历时久远而辗转相因，利害变迁流动，就有不可穷尽探究的地方。科学格致之事，如果不先消除偏颇私心，产生邪念危害政治，没有不贻误国家家庭的。因此想要做学问，必须先从事于各种学科。不学习数学、逻辑学，那么我的心智就不足以察觉不可逃避的道理、必然的规律。不学习力学、化学，就不足以审察因果的相生、功效的相互依赖。逻辑、数学、力学、化学这四门学问已经治好了，然而我心智的作用，仍然只能察觉少数事物而在纷繁中迷惑，只能察觉近处而在远处迷失。所以必须用天文、地理两门学问来拓宽视野。在逻辑数学中知道万物形成的法则，在力学化学中获得变化机制的特殊能力。尤其必须借助天文、地理两门学问各自结合观察，然后才能看到事物变化的完成，逻辑数学在天地中验证其实质，力学化学在天地中会合其整体。这样之后才能知道成就事物的悠久、杂物的博大以及化物的繁盛变化。虽然如此，对于学问来说还不够。人是积累的产物，而人是器官等级的首领。想要明白生生不息的机制，就必须研究生物学；想要知道感应奇妙的道理，就必须研究心理学。这样之后才可以达到社会学的境界。而且一个国家的体用功能，无异于生物的一个整体，大小虽然不同，但器官治理的标准相同。知道我们身体之所以生存，就知道国家之所以建立；知道寿命之所以长久，就知道国脉之所以灵长。在一个身体之内，形体和精神相互依赖；在一个国家之中，力量与道德相互具备。身体贵在自由，国家贵在自主。生物与国家如此相似，这其中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二者都有器官的等级罢了。所以学问的事情，以社会学为最终归宿。只有社会学明白了，才知道治乱盛衰的原因，才能发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效。唉，这真是大人物的学问啊！

不看看泥瓦匠砌墙吗？给他一块块砖头，坚硬而棱角平整、方正宏大，等待干燥后大小一致，就不需要泥水灰浆的黏合作用，转眼间几丈高的墙就建成了。由此来抵御风雨，保卫家室，即使依靠它几百年也可以。如果砖头形状歪斜、参差不齐、大小不均，那么即使遇到最灵巧的工匠，也只能用版筑的方法，建成一堆粪土般的墙罢了。棱角坚洁，持久不坏，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是积累的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有单个的具备有法则的形状，那么整体的才能成为有制度的聚合。然而这还是人为的事情，只有天生万物也莫不如此。化学元素，自然结晶，其形状制度的穷尽精巧，几乎难以想象。其形状虽然大小不同，但作为由一个晶体积累而成的形状，即使折断到极细微，以至于不能破坏其晶体积累的平面角落，没有不相似的。然而这还是金石之类罢了。扩大来看动物植物这类，近代学者都知道太初的细胞是生命的开始，其蕴含生命繁衍变化的能力都在这里具备了。但这件事非常深奥，难以与未曾学习的人谈论，而其根本单个的形状法则性情，作为其整体的形状法则性情。想要论述其结合，先考察其分散，那么就像高举日月行走一样明显，是天壤之间不可更改的大法则。像这样，那么一个种族之所以强大，一个国家之所以建立，基于此来谈论，完全可以识别了。百姓的大要有三点，而强弱存亡无不看这三点。一是血气体力的强大，二是聪明智虑的强大，三是德行仁义的强大。因此西洋观察变化、谈论治理的人家，没有不以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来判定种族的高下的。没有这三者具备而民生不优裕的，也没有这三者具备而国威不振奋的。反过来看，如果百姓吝啬贪婪、愚昧无知，各人奋起私心，那么

译那将领涣散地率领涣散的军队，却与勇猛强悍、富有智慧、爱国且致力于保全种族的百姓相遇，轻则被俘受辱，重则灭亡。这并非一定要动用兵器、施行杀戮，而是逐渐消亡、溃败出于自然规律。史籍所载，已不知有多少次，而在有文字记载之前，更是不知有多少次了。因此，西方人谈论教化与政治，认为有生命之物各自保全其生存是第一大法，保全种族次之，而当生存与种族相比时，又应当舍弃生命以保存种族。践行这一道义的人，被称为义士，被称为大人。至于发布政令、施行法令之间，究其根本，都以百姓的力量、智慧、德行这三者作为标准，凡是能够增进这三者的，都尽力推行；凡是能够削弱这三者的，都应当废除。并且调节盈虚，使这三者不至于出现偏颇。西洋的政治教化，如果从大的方面来看，不过如此罢了。

译由此看来，我们中国今天的百姓，他们的体力、智力、道德这三方面，究竟怎么样呢？过去日本凭借寥寥几艘战舰的水师，区区几万人的军队，一战就剪除我最亲近的藩属国，再战使陪都动摇，三战夺取我最坚固的海口，四战威海的海军就全军覆没了。假如当初议和不成，那么京畿地区戒严，也是意料中的事。在这个时候，天子不是没有赫然震怒，想着改弦更张。可是内部从殿阁枢府，直到六部九卿；外部从二十四省的疆吏，彷徨咨询寻求，最终没有一个人足以胜任抵御外侮、折冲御敌的任务，猛虎在深山，只是空谈罢了。战争接连不到一年，公私财产扫地以尽，赤贫中借来洋债，而对外尚且不能没有援助。民间财力匮乏，又如此严重。一个国家就像一个身体，脉络贯通，器官互相救应，所以击打头部四肢都会反应，刺中腹部全身都知道危险。而南北虽然同属一个君主，彼此竟然像两个界限分明。京城震动，四海却安然无事，看待国家的倾覆危险，就像秦国和越国人的肥瘦一样无关痛痒。李鸿章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抵御日本全国的军队，并非夸大其词。这是君臣势力分散，而相爱相保的情义淡薄。将领平时不学习，士兵平时不训练，武器平时不储备，一旦有急事，就像蚂蚁附在土堆上一样聚集，授予他们不熟练使用的利器，拖着兵器逃跑，反而献给敌人。那些一时激昂奋发的，将官多半都是无赖小人，只是贪图所发的饷银罢了。至于临事，甚至不知道侦察的作用，遮蔽的方法，更不认识方圆古阵法，大大不适合今天的火器，更不用说部队的精详组织，以及开合的要妙了。即使当时那些怪谬的事情，如果记载下来流传后世，都将成为千载笑柄。而我们百姓面无愧色，本来就不以为耻。既然内外的事都这样了，那么内部的事又怎么样呢？法度弊病到了极点，人人只顾私利，所以在庙堂谋划，辅佐皇上发布命令的人，往往以巧伪污浊的行为，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其中稍微有点意思的，也不过像息夫躬所说，用狗马之齿保全自己看到的，而谁说这区区的人最终不会害我们呢？至于顾问进谏的大臣，不仅对时事大势茫然无知，甚至对本国本朝的事，其职责应该知道的，也没有稍微费心思考。所以有时发愤议论，大都是昏聩愚昧，徒然招致侮辱虐待，功罪得失，毁誉混淆。那些趋炎附势的人，自许为豪杰，只是剽窃外洋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迷惑皇上的聪明。那些尤其不肖的人，甚至庆幸事情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求才急切，就可以侥幸而突然升迁；兴作多，就可以居闲而自润。唉，这真是天下士大夫所亲眼见到的。我的议论，难道不是这样吗？人才是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的征验。在位者中寻求，已经这样了。也许沉伏摧废，高举远行而不可接触呢？于是我又转而寻求在草野闾巷之间，却又消乏雕亡，千万之中存一二，竟说同无？怎么都不行？那么神州九万里地，四十京的百姓，这辽阔的地方，只是土地荒芜罢了；这愚昧的人，只是人满为患罢了。还自称为冠带之民，灵秀之种，周公孔子所教，礼义所治。各位聊以自娱则可以，何关人事呢？况且事情可忧可畏的，在于其真，而一战之胜败不足计。假如中国是这样，那么当日中日之事，不论败也好，就算边不开，开而幸胜。然而有识之士看来，其忧乃更剧。为什么呢？民力已衰，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所以。一战之败，何足云乎？现在虽然有圣神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君主臣同德，痛锄治而鼓舞之，不足以自立。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怕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斯宾塞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相信。况且自甲午迄今者，几何时？天下所振兴的，几何事？固然是各位所共闻其见者吗？唉，我们一身无足惜，如我们的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无相兹下土民，以克诱其中，咸俾知奋。

听到前面说话的人造访问我曰：“甚矣，先生之言无异人之忧天坠也！”现在异族之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从三代以迄汉朝，南北狺狺，互有利害，虽然时见侵，无损大较，固无论已。魏晋不纲，有五胡之乱，黄河以北沦于旃裘膻酪者，数百年当是之时，哀哀黔首，革枕戈不得不喙息，几靡有了遗耗矣。在唐朝息肩，载庶载富，而李氏末造，赵宋朝始终，其被祸乃尤烈。金源女真实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诺憺欧洲，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合华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罗，版图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块肉沦丧，不到百年，长城以南复归汉种。直到国朝龙兴，辽藩圣哲笃生，母亲我黎民，明敝政，湛恩汪濊

译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的情况。其间朝代更替，不过是一姓的废立兴衰，而百姓的声教政令仍与古代相同。由此可知，当今即使不加忌讳地进行损益变革，也是显而易见的。民众众多，难道没有同类吗？你却对达尔文氏的邪说感到震惊，一是认为他们无法生存，二是担忧他们无法繁衍后代，这与众人欢欢喜喜登上春台，而你披头散发狂叫，大白天看见鬼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何论述得如此怪诞不经，就不担心旁观者讥笑吗？当今圣朝恩泽深厚，基业长久，天命未改，民心所向，事情万万不会到那种地步。深切的忧虑正是为了启发圣明的君主，何必直接这样叫嚷呢？况且你没看到回部的土耳其吗？它夹在俄国和英国之间，领土日益缩小，其逼迫可谓到了极点。然而没听说它因此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这又是为什么呢？请你想想，事物强盛往往是死亡的征兆，事情走到尽头必然反转。天道剥落与复兴的事，就像翻手覆手一样容易。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强邻，不会先笑后哭，而你那些自损君主的忧虑叹息，不会变成俯身哀悼而仰头祝贺呢？

译应答他说：“是，是。”客人用来消除我疑惑的话，不是非常透彻吗？虽然如此，我希望私下请教，得以为客人深入阐明这个道理。像客人这样的人，确实是所谓通晓古代而昏暗于当今，得到一方面而失去另一方面的人。暂且稍微论述客人所指出的，关于异族是否真的是异族的问题。天下之大，人种有四种：黄、白、赭、黑罢了。北面连接西伯利亚，南面襟带中国海，东面濒临太平洋，西面包含昆仑山，这是黄种人居住的地方。黄种人的特征，是高颧骨而鼻子较浅，眼睛细长而头发浓密。乌拉尔盐泽以西，大秦（古罗马）旧时的疆土，是白种人居住的地方。白种人的特征，是蓝眼睛而头发卷曲，额头高耸而眼窝深陷。越裳、交趾以南，东边环绕吕宋，西边触及印度，其间多岛屿国家，那是赭种人的百姓。而黑种人最为低下，非洲以及环绕赤道的各部族，就是所谓的黑奴。现在的满族、蒙古族、汉族人，都是黄种人。檀君旧时的国家，箕子所封的地方，冒顿的先祖，源自夏后氏，客人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所以中国从远古以来，始终由一种人统治，确实未曾讨论过非同类的问题。即使像客人所说的那样，客人尚且不知道种族之间相互强弱的道理。其原因有二：一种是勇猛强悍、身材高大的强，一种是道德智慧、权谋术数的强。有凭借质朴取胜的，有凭借文明取胜的。凭借质朴取胜的，是游牧射猎的百姓。他们的国家君民上下，截然像一家人一样，忧愁时互相体恤，危难时互相奔赴，生养聚集、教育训练的事情简单而不繁杂，骑马射箭驰骋，像云一样聚集又像鸟一样散开，毡裘肉酪，养生的器具，更加有力而能耐寒，所以他们的百姓乐于作战、轻视死亡，有魁梧杰出的人作为首领来约束并驱使他们，他们的势力可以强大天下。虽然强大，却没有进入教化的境界。至于中国的百姓，则进入了教化的境界，是文明取胜的国家。耕种凿井、养蚕织布，建造城郭邑居，于是有礼乐刑政的治理，有学校教育的教化，互通有无、交换事务，四种职业开始区分，他们的法令文章之事，经历变迁而更加繁多，积累日久而更加丰富。养生送死的资具，无不具备。君臣上下的名分，无不明确。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无不举行。所以他们的百姓苟且偷生而畏惧法律，治理得法，就容易互相安定；治理失当，也容易日益败坏。因此到了末流，往往转而受制于质朴取胜的人。

然而其中的安富尊荣、声教文物，固然是游牧射猎者深深羡慕而远远不及的。所以他们进入中国之后，虽然名义上做了君主，但几代以后，他们的子孙，虽然有祖宗遗留的严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恶劳苦而追求安逸享乐，抛弃敦厚的德行而沾染浇薄的风气，违背天性、放纵情欲，忘记自己所受的教化。他们不逐渐同化而与汉人融合的情况是很少的。苏东坡说：“中国凭借法制取胜，而匈奴凭借无法制取胜。然而他们的无法制，开始时用来治理自己则有余，等到进入中国而做了君主，一定不能抛弃中国的法制而用无法制的治理来治理，于是也陷入法制之中而同受其弊端。”这就是中国经历多次胜利而常常保持原状的原因，其教化转而日益扩大，其种族转而日益繁衍。为什么呢？事物本来就有无形相胜而亲近者反被所胜的情况，即使亲身经历这种境地也还不知道。那么取客人的话而深入论述，说异族常常受制于中国，难道不能说异族控制中国吗？

至于现在的西洋，则与这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那西洋人，无法制与法制并用，而都有胜过我们的地方。从他们的自由平等来看，则抛弃忌讳，去除烦苛壅蔽，人人能表达心意，申述言论，上下之势不相隔绝，君主不太尊贵，百姓不太卑贱，而联结像一体一样，这是无法制的胜利。从他们的官、工、兵、商法制明确完备来看，则人人知道职责，不督促也能办好，事情再细微无不具备，进退作息都有常规，无论远近，朝令夕改而人不觉得烦扰，这是以法制取胜。他们勇猛强悍、身材高大已经胜过我们，而道德智慧、权谋术数又远远超过我们的百姓，所以他们耕种、陶冶、纺织、畜牧，以及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政、交通之事，和所有用来和众保民的措施，精密广大，比起中国所有的，成倍增加。他们做事，一一都本于学术；他们的学术，一一都本于对事物的实际测量，层层积累，以达到至精至大的境界，所以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空谈而不足以实行的。如果探求其原因，则是他们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个洲的百姓分散为七八个国家，争相奔驰并进，互相磨砺，开始时互相猜忌，最终互相成就，各自竭尽智虑，这边日新月异，那边月异日新，所以能使用法制而不受法制的弊端，这就是他们值得畏惧的原因。过去中国的法制与无法制相遇，所以经历多次胜利而常常自存；现在，他们也用他们的法制与我们的法制对抗，而我们的法制已经颓败朽坏如此严重，那么他们的法制日益胜利，而我们的法制日益消亡。为什么呢？法制就像器具，像道路，经历时间久而没有修治精进的功夫，那么阻碍不通，是必然的趋势。用阻碍不通的与修治精进的并行，那么百姓固然将抛弃这个而选取那个，也是必然的趋势。这就是天潢家言所说的物竞天择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前面说四千年文物俯首就有不终日的趋势的原因，本来就是因为这个。唉！

译这难道仅仅是客人们深深的遗憾吗？然而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那么我怎么能捂住耳朵、闭上眼睛，不为我的同胞流下眼泪并指出其中的实情呢？

译况且我所说的无法自我生存、无法繁衍后代，难道一定要像国量平泽那样化为灰烬才算是这样吗？只要他们常常做君主，而我常常做臣子；他们常常做雄性，而我常常做雌性。我耕种而他们吃果实，我劳苦而他们享受安逸。作战时我常常处于前线，发布命令时我常常处于后位。他们便把我看作上天惩罚的百姓，认为这种民族，本来就不配自由自治。于是加以束缚，像驾驭马匹一样奴役驱使，像对待俘虏一样使用，使得我们的民智没有途径增加，民力没有途径振奋。这样愚昧的百姓，也就长久地成为困苦无聊的群体罢了。像这样，距离无法自我生存、无法繁衍后代，相差还有多远呢？不是这样的吗，难道不知道那样不至于灭绝吗？那些黑人和红人，尚且常常存在于天地之间。何况这四亿黄种人呢？百姓本来就有活着不如死去、存在不如灭亡的情况，这也只是荣辱贵贱、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差异罢了。

客人说：“事物强盛就会死亡，只是从事穷困反而势力稳固。然而不明白事物的极致，本来就有它达到极致的原因，所以势力的反转，也有它反转的原因。善于保持强盛，那么强盛正是用来长久存在的；不善于运用柔弱，那么柔弱反而是用来加速死亡的。”那《周易》中否泰的规律，老子关于雄雌的言论，本来就是圣人的妙用，是精微的权变，而不是无所事事、听任事物自然发展的说法。无所事事而听任事物自然发展，就是太甲所说的“自作孽不可逃避”罢了。上天何曾为不织布的人减少寒冷，为不耕种的人减少饥饿呢？至于土耳其之所以尚且存在，是因为自从穆罕默德创立宗教以来，本来就用武健严酷、视同仇异己的教义来习染他们的百姓。所以文化不足而质朴有余，学术法度虽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刚劲勇猛善于用兵尚足以立国。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灭亡还没有到来的原因。然而日渐削弱月渐侵夺，它的存在也仅仅如此了。这确实不是像中国百姓那样温和柔顺、苟且偷安、畏惧事端的人所能援引来自我宽慰的。可悲啊！

虽然如此，谈论国土的盛衰强弱，也只是比较它们的程度罢了。从今天的中国来看西洋，西洋确实强大且富有。但如果说他们达到了至治极盛，那就大错特错了。古代所说的至治极盛，叫做家家富足人人安宁，叫做每户都可受封，叫做刑罚搁置不用，这些都不是西洋各国所能做到的。而且岂止是不能做到，从他们的学问家来看，恐怕是背道而驰，离得越来越远。世人之所以能达到太平，一定是百姓没有特别富有的也没有特别贫穷的，没有特别尊贵的也没有特别卑贱的。假如贫富贵贱过于悬殊，那么不平的呼声和争夺之心就会产生，大乱的祸患通常由此而生。两百年来西洋自从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其道，制作的精巧实在是古代所未有的，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不利用机器的。加上电报、汽船、铁路这三者，它们的能力足以将天下的广阔收归于一两个人的掌握之中还有余。这虽然有利于百姓生活的交通，但也极大地有利于奸雄的垄断。垄断既已兴起，那么百姓贫富贵贱的悬殊就更加严重了。幸好他们的国家政教施行，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然兴盛，还没有役使横行之风，但贫富的差距虽然想要抹平却终究没有办法。中国古语说：“富人跨越田界连绵不断，穷人没有插锥之地；富人唾弃精美的食物，穷人连糟糠都不够吃。”至于西洋，他们穷人不够吃糟糠、没有插锥之地，与中国大致相同，而连绵田界、唾弃美食还不足以尽述他们的富有。在中国谈论富有，以亿兆计算可以说很雄大了；而在西洋则以京垓秭载计算的人不胜枚举。这些人不一定勤劳贤智胜过众人，只是仰仗机器谋取利益、役使万物自我封闭罢了。贫富不均如此，所以国家财富虽然雄厚但民风不竞争，作奸犯科、沉溺放纵的百姓竟然与贫穷国家相似，于是均贫富的党派兴起，毁弃君臣关系的议论出现了。而且奢侈过度，人心有发狂的祸患；繁殖迅速，人口有过多的忧虑。所以有见识的人说西洋教化不同于唐花（比喻虚浮不实），虽然稍微偏颇但不是没有见解。至于盛极至治，难道真是这样吗！

然而这种祸患，又不是西洋谈论理财讲学的人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来联合几国的贤者，几百几千人的智虑来谋划，但最终苦于没有方法。想要挽救当前的弊端，事情存在于人心风俗之间。想要贵贱贫富均平，必须百姓都贤良而少有奸邪，都智慧而没有特别愚昧，然后才可以。否则即使今天取一国的财产全部均分，明天不平均的情况又会出现。为什么呢？乐于懒惰的人不能让他勤劳，乐于奢侈的人不能让他节俭。因此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是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的征验。必须这三者确立，然后政法随之而来。于是，一项政策的推行，一道命令的施行，符合智德力的保留，违背智德力的废除。在这个时候，即使有英明的君主和明察的宰相，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谋划，那么也只能弥补偏差挽救弊端，苟且求得一时的治理罢了。听任事物自然发展，渐渐地将会恢复旧状而遵循常规。而且往往在补救的时候，原本的弊端未去，其他的弊端丛生。偏向这一方面的虽然消除，而偏向那一方面的更加明显地出现。仅仅依靠政治不足以治理国家。

译从前，英国曾经禁止饮酒，然而酗酒的人反而更多；曾经禁止高利贷盘剥，然而私人借贷的利息更加沉重。瑞典禁止贫民不按时节嫁娶，然而所谓非婚生子的现象满街都是。法国推翻旧政权之后，三次建立民主制度，然而官吏的威权更加横行。美国华盛顿制定的法律极其精密，然而贿赂公行之风至今无法彻底杜绝。斯宾塞尔的话说得好：“民众可以被教化到无穷尽的地步，只是不能期望他们突然改变。”而我们孔子也说：“治理国家一百年，才能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又说：“即使有圣王出现，也必须经过一代人之后才能实现仁政。”程子说：“具备了《关雎》《麟趾》那样的风俗，然后才可以推行周礼。”古今的哲人懂得这个道理，大概是因为考察得很透彻，所以说：“想要知道事物聚合的状态，先要考察它们分散的状态。天下的事物，没有不以其分散时的形态、法则、性情作为其聚合时的形态、法则、性情的。”因此，没有贫穷的民众就没有富强的国家，没有柔弱的民众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没有混乱的民众就没有治理有序的国家。

译那么，假使现在有人在这里，愤恨中国长期积弱积贫，捋起袖子说道：“为什么不让我来治理？让我来治理，天下的事几笔就能解决。千年以来，大概差不多吧？”那么，他的方法将从哪里入手呢？他会说：“中国之所以不振作，不是法制的过错，只是担心执行不力罢了。祖宗留下的成法，在于我们遵循它并加以切实执行。”于是督促责成的命令下达，监察举荐的政治兴起。像这样做了十年，我知道中国的贫穷与衰弱依然如故。为什么呢？天下大势如同水向东流，已经浩浩荡荡形成江河，却想阻挡它让它倒流，使它停留在山上，这是人力必然无法胜任的。于是又有人说：“法制是圣人用过的草狗，先王住过的蓬草屋。一阵风过就不能再用，住一晚就不能再留。宇宙大势既然日益趋向混同，不顺应它与人相同的地方去做，是绝对不行的。”当前的计策，只是为了求得富强罢了。西洋确实是富强的，所以今天的政治，除了向西洋学习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在朝廷，就建立民主，设立宰相；在民间，就修筑铁路，开采矿山，训练全国的陆军，配置成百上千艘的海军。这也近似而勉强让人满意了。然而如果沿着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十年以后，我恐怕它的效果将不止于贫穷与衰弱。一国的事情，如同人的身体。现在人的身体安逸就衰弱，劳累就强壮，这本来是常理。然而如果是一个病人，每天从事于跳跃跨越之间，以此来求得强壮，那只有加速他的死亡罢了。现在的中国，不就像这个病人吗？况且中国知道应当学习西方方法，不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才开始的。自从海禁大开以来，所兴办和废除的事情也不少。翻译署第一，同文馆第二，船政局第三，出洋肄业局第四，轮船招商局第五，制造局第六，海军第七，海署第八，洋税第九，学堂第十，出使第十一，矿务第十二，电报第十三，铁路第十四，列举起来不止一二十件事。这些大半都是西洋赖以富强的基础，而自从我们实行之后，却像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变成枳，若有若无，不能实际收到效果，这是为什么呢？苏东坡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倡导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倡导而下面不响应，那么上面也将穷尽而自行停止。”斯宾塞说：“富强不是可以强行做到的，政治不足以治理国家，要观察其适宜性，触动其关键，培植其根本，保卫其成果。”这样效果才会不期而然地建立，所以如果民力已经衰败，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浅薄，即使有富强的政治，也没有人能实行。政治如同草木，把它放在那里就能生长壮大的，一定是那里的土壤肥瘠、干湿、寒暑与它的种性最适宜，然后才可以，否则就会枯萎矮小，再严重就会僵硬枯死。过去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法律不是不好，意图不是不美，而它的效果逐渐蔓延以至于导致宋朝灭亡，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管仲、商鞅变法而成功，王安石变法而败坏，在于当时的风俗人心与法律是否适宜罢了。达尔文说：万物各自竞争生存，最适宜的就能立足，动植物是这样，政治教化也是这样。

像这样，那么中国今天所适宜做的，大致可以看到了。所谓富强，实质来说，不外乎是利民罢了。然而政治想要利民，必须从百姓各自能够自利开始；百姓各自能够自利，又必须从各自得到自由开始。想要听任他们各自得到自由，尤其必须从各自能够自治开始。反之就会混乱。但是那些能够自治而自由的百姓，都是他们的力量、智慧、道德确实优秀的。因此今天的重要政治，统括于三个方面：一是鼓动民力，二是开启民智，三是革新民德。在弱与强之间，政治所施行的，固然常有治标与治本、缓与急可以讨论。只是如果这三者确实进步，那么治标而标就能确立；这三者不进步，那么即使治标，最终也没有功效。这就是舍弃根本谈论枝节之所以不当的原因。虽然如此，这件事太难说了。中国今天的百姓，他们的力、智、德三者，如果通而论之，经过数千年的层层积累，源于山川风土的不同，导源于刑政教化的屡次变化，陶冶锤炼而成这最后的一个境界。今天想要在一朝一夕之间，认为能够淘洗改革，以求符合当世的变化，以在纷扰之中自我保存，这其中的胜负通塞之数，大概不用再次计算就知道了。然而从微积分的道理来看，曲线的变化，本来就有快慢；从力学的道理来明白，物体运动有原因，都依靠外力。现在外力逼迫，为我们凭借变率极快。正当此时，智者谨慎地守着力权，不让旁落，那么天下的事正在于此而大有可为。即使那些西洋能够有今天，他们变化的速度，远的也不过二百年，近的也不过五十年罢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奋发呢？

那么鼓动民力怎么做呢？现在谈论一国富强的效果，而以百姓的手足体力作为基础。这从功名之士看来，似乎非常迂腐而不恰当。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言。西洋谈论治理的人，没有不认为这是最紧急的。历考中西史传所记载的，直到今天世界五大洲五六十个国家之间，贫富

译强弱之间的差异，没有不从这里开始划分的。周代的希腊、汉代的罗马、唐代的突厥，以及近代的〇特一种族，没有不凭借体格健壮高大、能吃苦且善于战斗防守，而在一时称雄的。而中原地区往昔纷争的时代，也都以得到三河六郡作为夺取天下的首要资本。然而现在有人说，自从火器盛行以来，懦夫拿着枪靶，其效果如同壮士一样，这完全是毫无见识的言论！不知道古今器具虽然不同，但都需要骁勇猛毅的风气则是相同的。况且自从脑科学大显之后，没有人不知道形体与精神相互依存，意志与气概相互触动，有了最优越的精神，然后才有最卓越的智谋。因此君子与小人的劳心劳力之事，都不是身体强健的人不能成功的。这个道理，我们古人知道，所以学校中不忘武事，投壶酌酒的礼仪，射箭驾驭的教学，都是为了锻炼百姓的筋骨，鼓舞百姓的血气。而孔子和孟子两位，都有魁梧杰出的姿容。那些古代的希腊罗马人，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的阿克德美、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塾中，没有不设有津蒙那知安（即健身房）的。而柏拉图则以肋骨相连著称。至于近代，欧洲化国家，尤其担忧人种日渐退化，操练身体，不遗余力，饮食养生的事情，医学详细论述，日益精密审慎。这件事，不仅施行于男子，甚至女子和孕妇，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母亲健康然后孩子肥壮，培养其先天条件而种族才得以进步。去年日本实行此事，《申报》评论说练及女子和孕妇，不知所谓。唉，这真是那些以裹足为美的智者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中国的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着让种族日渐衰弱的，从法制学问的大处，以至于饮食居处的细微之处，几乎指不胜数。而习染至深，危害效果最显著的，莫过于吸食鸦片、女子缠足这两件事。这是中国朝野各位公卿所说的最难改变的。然而考察其实情，则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现在就拿鸦片一端来说，官兵士子，禁令原本就没有适用。假如天子亲自考察二品以上的近臣大吏，一定是不沾染鸦片的人然后才任用他们，近臣大吏各自考察他们的近属。像这样转相考察，藩臬考察郡守，郡守考察州县，州县考察佐贰，学臣考察士子，将帅考察士兵，也采用这种方法。务必使所考察的人数极少，以期必定周全。像这样制定连坐的法律，而切实执行，那么官兵士子沾染鸦片的情况就会消除。官兵士子沾染鸦片的情况消除，那么天下百姓沾染其毒的，就一定不能成为官兵士子了。那么自爱而求上进的人，就一定不会吸食。像这样，那么吸食的人就日渐减少。等到吸食的人既少，然后颁布法令禁止。旧有的沾染逐渐去除，新的沾染不再增加，三十年之间，可以使鸦片的危害完全绝迹于天下。至于缠足，本来不是天下女子所乐意做的，只是拘泥于习俗而不敢背离其范围罢了。假如有一天，天子下达明诏向百姓说明缠足的危害，并且说：“从今以后，凡是每年所生的女子而缠足的，我不再封赏。”那么天下去除这种习俗的人，就像热去燎原之火，寒去覆尸之席一样容易。有什么难改变的呢？有像这样改变习俗的两件事，并不是难以实行的。不难行而不行的，是因为认为这与国家大事民生利害无关罢了。而谁知道种族因此衰弱，国家因此贫困，军队因此废弛，都由此成为祸害的根源呢？所以鸦片、缠足这两件事，不早点加以处置，那么谈论变法的人都是空话罢了。

译如何开启民众的智慧呢？如今崇尚学问的人，往往轻视事功；而急于追求功名的人，又往往轻视学问。这两者互相缺失，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依赖、不可偏废的。只是追求功名的人多，而真正做学问的人难求，所以学问显得珍贵。东方的人看到西方国家今日的财富利益，其充盈流溢到了这种地步，常常怀疑而不相信，等到亲眼见到才相信了。又无法推测其中的原因，直到观察他们治理生计、管理财务的各种方法，然后才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亚当·斯密的一本书。这是西方有识之士的公认言论。因此，制造器械的完备，可以追溯到牛顿；舟车的神奇，可以推源于瓦特。使用电力的便利，是法拉第的功劳；民众寿命的延长，是哈尔斐的业绩。而两百年来学术运动的昌盛，又不得不以培根的摧陷廓清之功为首推。做学问的人倡导新的理论，做事功的人窃取这些理论作为方法，从而取得了巨大的功效。所以说：民众的智慧，是国家富强的根源，这是像日月一样不可更改的真理。然而西方以探究事物原理、获取知识作为学问的根本和开端，中国并非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民众智慧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呢？有人说：中国的智虑运用在空谈上，西方的聪明寄托在实地上，这种说法不对。从我看来，中国虚，西方实；而中国尤其虚，西方尤其实。差异不在于虚实之间。西方对于学问，在明朝以前，中国也与它相当。到了近代，谈论学问则先物理而后文辞，重视实用而轻视修饰，而且他们教育子弟，尤其一定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耳目感官，自己运用心思，崇尚自得而轻视因循他人，喜欢善于质疑而谨慎相信古人。他们的数学等学科，是用来教授思考探究道理的方法；他们的力学、化学等学科，是用来引导观察事物、考察变化的途径；而这些学科本身不过是捕鱼的竹笼和捕兔的网罢了。所以赫胥黎说：读书获得智慧，是第二手的事情，只有能把宇宙当作我的简编，把万物当作我的文字的人，才是真正做学问。这是西方教育民众的要诀。而回头看中国又是怎样呢？朱熹用接触事物来穷究道理来解释格物致知，这是对的。至于用读书来穷究道理来说，风气就低下了。而且中国的学问，必定寻求古代的训诫，古人的错误既然不能明白，即使古人的正确之处也不知道为什么正确。记诵辞章已经错误，训诂注疏又非常拘泥。江河日下，以至于今天的经义八股，正好足以破坏人才，还谈什么开启民众的智慧呢？况且六七岁的儿童入学，脑力尚未坚固，就教他们探究玄妙细微的文字，事情依赖强记，对灵性有什么益处？其中所依靠来开导神明的，不外乎区区对偶罢了，用来审核物理、辨析是非的，全都没有。以这种方式做学问，又怎么怪科举中的人十有八九对人情物理糊里糊涂，反而不如农工商贾有时恰当呢？现在忧国忧民的人，常常感叹中国读书人少，在我看来，这样教育而没有学问的人少罢了。现在事物穷尽就会变化，谈论时务的人，人人都说变通，学校设立学堂，讲授西学了。虽然如此，如果说十年以后，中国必定收到好处，那又未必是必然的事。为什么呢？旧的制度还存在，而荣耀的途径没有打开。像这样，士人中能对此深入探究而不厌倦的，一定是那些不依赖外物而兴起、就事而乐的人。否则，刻棘般的学业虽然辛苦，求马的奖赏终究落空，同辈知道了就互相猜忌，门外人不知道就互相遗忘，怎么能不灰心而返回呢？因此想要开启民众的智慧，不讲授西学不行；想要讲授实学，不另外设立选举的方法，另开用人的途径，而废除八股、试帖、策论等科举制度不行。

至于革新民众道德的事情，更是这三者中最难的。现在暂且不论西方宗教如何，然而七日循环往复，必定有人聚集真人而耳提面命地教导。而他们用来教育的方法，则是用帝天的威严严肃来面对，用永生的福报来吸引。人无论王侯君公，下至穷苦无告的百姓，从宗教的角度看，都是天的赤子，而平等的意义由此彰显。平等的意义彰显，所以他们的民众知道自重，而有所劝勉去行善。现在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即使你在室内，尚且不无愧于屋漏之处，这是大人物的事而君子也难以做到的。而西方小民，只要信教真诚深厚，就早晚警惕勤勉，与我们的达官贵人君子没有不同。内心反省没有愧疚，意志上没有恶念；不被威势吓倒，不为利益所累。这确实是宗教中的常理，而不是非常瑰奇绝特的行为。民众的心有所主宰，而他们的教育有常规，所以他们的效能如此。至于我们的民众，暂且不说学校教育废弃很久了，即使还像当初一样存在，也不过是挑选普通民众中的俊秀者来教育。至于穷檐下的孩子，编户中的百姓，从襁褓到成人，未曾听说有谁教育他们。孟子说：“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育，就接近于禽兽。”吃饱穿暖的民众，没有教育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饥寒交迫、救死尚且不足的人，会怎样呢？后义先利，欺诈虚伪奸邪欺骗，本来就是他们那样的。从前甲午年办理海防时，水底碰雷和开花弹子，有用铁滓沙泥代替火药的。洋报议论说我们民众为了几两银子的利益，即使让国家破败、军队被杀、将领被斩，土地被辱、军队被丧，也不顾惜，那么中国今天的失败，日后的危亡，不能说是不幸了。这件事

译这三条，是自强之本。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伊尹、吕尚为他们出谋划策，吴起、李牧为他们指挥作战，也将会逐渐衰弱直至灭亡，必定没有一天能真正强盛起来。虽然如此，也有治标的方法。那么治标该怎么办呢？练兵吗？筹饷吗？开矿吗？修筑铁路吗？振兴商务吗？回答说：这些都可以做。有了根本，这些措施都能建立；没有根本，最终都会废弃。自甲午战争以来，国内纷纷兴起的事物，也已经很多了。它们的成效如何？对强盛是否有好处？那些识时务、审时度势的人士，能够说清楚。不必由我深入论述。虽然如此，有一件事，依我看来，是治标中最紧迫而不能稍有疏远的。这件事是什么？回答说：必须是朝廷除旧布新，有一两项非同寻常的举措，对内足以慰藉天下臣民的深切期望，对外足以打破敌国侮辱掠夺的阴谋，那么或许还有希望。不然的话，即使有上百项举措，也没有益处。好啊，我的朋友说：各国蒸蒸日上，大势所迫，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主动求变，变革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被动求变，变革的权力就拱手让人了。《左传》说：不要滋长其他族群，他们实在逼近居住在这里。希望天下有心之人，反复思考这句话，并尽早为此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关于自强大计的附片两件

盛宣怀

奏为自强大计应当抓住要点，谨就个人浅见列举大概，恭敬地呈折请求圣上鉴察的事。私下认为自从海防事务兴起，中外上下竞相谈论自强，正直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每天都有进献。去年经过与日本朝廷的冲突，忠臣志士更加感慨于强弱利钝的原因，想要全部采纳欧洲的新法，改变华夏的旧习。朝廷深思远虑，举出重大而长远的计策，于是有创办南北铁路的工程。然而臣认为，铁路是用来加速征调、疏通利源的，是自强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主干铁路建成就可以坐等强盛。西方各国运用全国的才智，来振兴农商工艺的利源，就凭借全国的商力，来供养水陆军队，保护农工产业。国家没有军队不强盛，必须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对征调，所以应当练兵。军队没有军饷怎么训练，必须振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大利源，所以应当理财。军队和财政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即使每天谈论练兵、每天谈论理财，最终也没有可用的军队、可依赖的人才，所以应当育才。臣最近蒙受召见应对，陈述愚虑，随后军机大臣又奉旨传询，让我倾尽管窥蠡测的微小见解，仰见圣人兼听并观，考察近臣之言，我不揣愚昧，谨以三件事为我皇上条分缕析地陈述。

一是练兵的要领，中国夏商周三代实行兵农合一，唐宋以后专门采用招募制，兵民长久分离，各国都是如此。近年来东西方各国的兵制，都是由募兵制又恢复为征兵制，世道变迁的趋势，中国难道能独自不这样吗？然而今天已经耗费千万两军饷，来供养无用的绿营兵，又耗费千余万两军饷，来供养有用的练勇。太平天国和捻军平定二三十年，所谓有用的勇兵，一旦临敌，其败事与绿营兵等同。正值事务棘手，各路添募仓促成军，臣亲眼所见大多不能持枪射击。招募士兵一事，无赖亡命之徒兼收并蓄，来路无从考察，这是弊端一；少壮从军，衰老淘汰，去路无处归宿，这是弊端二；听到警报增募，如同驱赶市井之人，不教而战等于抛弃，这是弊端三；事定遣散，多成为盗贼，于是遗患百姓，这是弊端四。近来议论裁减绿营但减兵不能汰官，议论建立洋操但军饷沉重不能多练勇。军饷与兵饷不同，新勇与旧勇的军饷又不同，军饷厚者不免相互矜夸，军饷薄者自甘废弛，军制愈发纷乱，军饷愈发不足，兵力愈发虚弱。现在除京营外，各省实际存在的绿营兵和练勇八十多万人，更新而不除去旧的，没有这样的财力；制定兵制而不统一，不是善于治军。应当将天下划分为十镇，海疆边疆为重，内地偏僻之地为轻，坚强朴实之地多征，肥沃柔脆之区少选。参酌西方方法，简练新兵三十万人，根据各镇形势轻重差别，兵数多少征选。户籍可查，未经犯罪，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体质身干合格者，录为常备兵，入伍教练，为期三年，退为预备兵，也为期三年，退为后备兵，也为期三年，退为民兵，为期五年，除去其兵籍。自预备兵以下，平时在家务农，有事依次征集。预备兵每年一次召集，屯营与常备兵合练；后备兵每年一次召集，由地方官使之演习，都根据路途远近给予路费。民兵不集合操练，在籍者都免除本户徭役。每年十月，由各镇拣派选兵官，分赴各地，会同州县合选合格者登记在册，随时征充。常备兵中壮者入伍而老者退籍，老者退而壮者又再次入伍。历经三年而一份军饷得到两名士兵之用，历经六年而一份军饷得到三名士兵之用，九年以后每年定额三十万军饷常得到一百二十万人之用，士兵都是本地人，游手好闲者不录，这是利益一；更替进退，家庭可归，这是利益二；事至征召，人人都经过练习，这是利益三；事毕归农，不流落为匪，这是利益四。各镇营制饷章统归一律，

译军营的枪炮器械统一规格，将绿营和勇营的旧制全部废除。用每年三千多万两的军饷，训练三十万常备兵，重新制定军饷标准只求核实，不必过于优厚，每年大约不超过两千万两，其余部分用来支付外国教习的薪水、预备后备兵调操的路费以及酌情保留绿营的军饷，计算下来没有不足。此事是强弱的关键，即使增加筹款，也是应该做的。根据军饷来练兵，尤其难以拖延迟缓，但坚持贵在坚定，实行宜于渐进。或许每镇先训练三分之一，训练完成后再增加训练，直到达到定额为止。裁撤绿营兵和勇营兵也如此。至于绿营向来有城防、防汛的责任，以及护送军饷、押解犯人等差事，可以酌情保留若干人员，隶属于州县，如同各国警察捕盗的意思，而责成整顿治理，自然没有偏废的担忧。应请求特别简选通晓军事的重臣，会同兵部、户部查明兵员数量、军饷数额，并采纳英、德、俄、法、美、日等国的练兵方法，抉择参酌，厘定章程奏请批准施行，永远作为定制。

译第一，理财的要务。理财包含两层含义，概括起来就是开源和节流。如今扩大制造、兴办矿业，是为了开源。但纱布各厂成本沉重，无法与洋货竞争；五金矿见效缓慢，不足以解救燃眉之急。如今合并局卡、裁减冗费，是为了节流。但合并的只是百分之一，对国家的重大财政并无裨益；裁减的只是细微之数，怎能抵补中饱私囊的巨大漏洞。论日常开支，则岁出与岁入不相抵；论通商贸易，则输出与输入不相抵；论洋债，则耗尽内外之力仍无法抵偿。想要使国家富足，首先要不损害百姓；想要获取商业利益，关键在于挽回外流的财富。加税的提议尚未就绪，听说西方人以厘金为借口，窥探我国用度的短缺，必定不能停止征收厘金。顺应时势做出决策，不如直接免除天下中途的厘金，将关税改为值百抽十，让西方人没有借口。厘金既已免除，就仿照西方国家的印花税办法办理。如果计算得当，增收的关税和新收的印花税，合计应当是厘金的两倍。免除厘金，出口土货就容易流通；增加关税，进口洋货或许会稍减。获取利益防止损失，好处在于潜移默化。所谓使国家富足而不损害百姓，并且暗中挽回外流利益的方法，就是这个。西方人聚集全国财力，作为通商惠工的根本，综合其枢纽都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不要让洋人银行独占大利。中国银行既已建立，使大信用取信于商民，国库因此流通而不枯竭。仿行借国债可代替洋债，不受高息的挟制，不吃镑价的亏折。所谓挽回外流以充实国家的方法，这是其一。墨西哥国以九成银铸造钱币流通，中国使用十成银，每年损耗以万亿计。近来中外臣工多议论自行铸造银元，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开铸，重量轻重，全都准照墨银。臣愚以为，国家制定法度，自古至今，都是建立自己的制度，随人趋步。各国所没有的，既然不能废除两制改用银元，各库出入仍需元宝，必然导致无银可铸。查光绪十二年十月海军衙门上奏请求将应发放的南北洋经费及东三省饷项均按二两平核发，这是饷需改用京平已有成例。现在宜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平九色银一两。再酌情铸造金钱及小银钱，使大小钱币相互权衡流通。凡是支出都使用官铸银币，各省关征收地丁钱、盐课、关税、厘金都只收官铸银币，元宝小锭一概不准使用，但征收时仍照库平十成银计算。库平比京平定以每百两加平六两，十色银比九色银每百两应加色十两。除去各库上兑津贴银一两，定以每百两九两加色。如应交库平足银一百两的，实收银币一百十五元，没有轻重高下的区别，没有减平扣色的弊端，简易合理，妇孺难以欺骗。每年度分八千余万两，户部约可盈余平色差银一千二百万两，较向来各省拨解的平余多收当不下千万。所谓挽回外流以充实国家的方法，这又是其一。此外商务巨细万端，设施有序，应请求特简通达中外商务的大臣专司商政，会同户部取法邻邦，切实施行。兴起商学，鼓舞工艺，利源不外流，藏富于商，百姓君主谁还会不足，国家何患不强。

第二，育才的要务。西方国家人才兴盛，都出自学堂。然而考察其学堂的等级、入学的年龄、课程的顺序，以及农工商兵无不有学，往往与《曲台礼》、《周官》之书、《左氏》《公羊》之传、管墨诸子之说相符。无人不学，无事不敕，本于三代学校之制。只是中国离古既远，逐渐变成虚文，而泰西学堂暗合道妙，立致富强，更加可见古圣人之道，大用大效，小用小效，虽然轨辙不同，但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广学校的奏折，洞见本原，应当蒙受采择。我认为各府州县骤然难以设立学堂，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授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重点。先设武备学堂一所，教授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发送、队伍分合、马骑控御诸学，以兵律、戎机、有勇知方为重点。在下者的趋向，全看在上者的任用。同文广方言，出洋学生耗费不少，而得人不多。文科的八股试帖，武科的弓刀石，不待督责，而无不致力，这是明证。现在不能尽改科举之制，似乎宜专设一科，裁减天下广额，为新学的进阶，明定功令，使文武学堂毕业生都有出身的正途，与科第齐进仕途，则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然不可胜用。应请求特简通知时务、学行俱懋的大臣，专司学政，会同礼兵二部提挈纲领，一新海内之观听。有心之士不自奋于有用之学者，未曾有过。

以上三端，参酌欧美致富致强之术，实在不外乎圣经足食

译充实兵力的谋略，推行实施，关键在于知人善任罢了。所担忧的是拘泥于旧有制度，难以变通；又或许感慨于事物穷尽则变，意在振兴，却更担心天下督抚心志不一，难以统筹全局。恐怕年复一年，外人虎视眈眈，我们一无可恃，任由他们肆意要求，得寸进尺。没有军队就不能保守利权，没有军饷就不能充养兵力，二者互相牵制，甚至洋债不能再借，边疆土地不能自保。等到那时才后悔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大概已经晚了。自古国家政事的张弛，强弱的枢纽，都系于君臣的谋虑，一旦转变，其效果立即显现。臣认为国耻不可忘，邦交不可依赖，伏愿皇上鉴于前车之鉴，审察天下大势，发愤自强，毅然决断，不要敷衍畏难，不要被疑议所迷惑。王公大臣等都公忠体国，卧薪尝胆，共同赞襄圣明的谋略，国家富强兵强，远方之人自然归服。这是天下臣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的。臣限于管见所及，谨冒昧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再则银行兴起于西方，其根本宗旨在于流通一国的货财，以应上下之需求供给。其立法既优于中国的票号、钱庄，而国家又承担保护其权利，无旁侧干扰，所以能够维持而不败坏。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致力于此，英、法、德、俄、日本的银行于是推行来华，掠夺我国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明察本末，也多提出开设银行的建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兴办铁路，开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达华商之气脉，杜绝洋商的挟持。议论者说国家银行应当全部由国库出资，简派大官通行钞票，由户部制造发行，如英、法等国，财赋都出入于银行，这是户部的外库。然而中外风气不同，户部钞票的殷鉴不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怕窒碍滋多，流弊聚集，或致委重任于西人，取资洋数千万金，顷刻立办，其言辞甚为甘美，其权力在彼，利害之数难以计度。臣认为银行是商家之事，商人不信任则力量不合力，力量不合力则事情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的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资本金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依次添设分行，照西方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臣先前在上海与开设粤、闽、浙、沪、江、海关官银号的绅商候选道严信厚谈及银行之事，严信厚顾全大局，情愿将其独开的银号归并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广，并照汇丰银行规制，以精纸用机器印制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存银之数确定印票之数，以备随时兑现。各省官府向银行借贷，应照西例，由总行明确报户部批准，以何抵还方能议订合同。欧债数千百万皆由银行筹办，印发借券，应收年息归银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易。此后京外拨解之可交汇，以节省解费；公中备用之可暂存，以获取利息。官造银元尚不通行，尽利者可由银行转输，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益。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集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只要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回收一分之权，并照西例，待有余利，酌量提捐归公，预定章程遵行。商民既久得其便利，国家即暗中收取其利益。待将来官商交孚，内外政法变通尽利再行筹设国家银行，与商行并行不悖。庶几早见措施，以免空言无补。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

再则使命不辱，专对胜任，自非学人莫任此选。近来环球通商，使者载道，泰西各国来华使臣，大多能尊主庇民，胜任其职，虽凭借国势，但其才行多有本源。日本维新不久，观其来者，也往往追随西士。中国遣使交邻，时间超过二十年，同文之培植不为不殷勤，随使之员阅历不为不广，然而犹不免有乏才之叹，为什么呢？莫非孔孟义理之学未知其本源，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体，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能致远。臣上年在津海关道任内，筹设学堂，招选生徒，延请华洋教习，分教天算、舆地、物理、制造、汽机、化矿诸学，禀报直隶督臣王文韶，奏明开办。今年春间，又在上海捐购基地，禀报两江督臣刘坤一，筹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增减之，待筹办就绪，再当陈奏。综其成课，收效皆在十年之后，且诸生于童幼时选取，未有一命之秩，既不能变更科举，即使学业有成，也难骤膺显擢，予以要任，相需方殷，缓不济急。日本明治初期，麑岛、马关战屡失利，各藩皆择遣藩士翘楚，厚其资粮，就学外国，今当路诸人大多出于此。拟请取其意，在京师及上海各处各设一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语法语，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诸学，期以三年，均有门径，已通大要。请命出使大臣奏调随行人员，悉取于两馆，待至外洋，使其就学于名师，就试于大学，历练三年后，归国之后，内而总署章京，外各口关道使署参赞，皆非此不得与。资望既著，即为出使大臣、总署大臣之选。其入馆之法，两馆各以三四十人为额，京官取翰林、编检、六部官员，外官取候补、候选州县以上，道府以下。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行以上各举所知，出具切实考语保送，特别简派专使学政大臣考取分发京师、上海两馆，其常年经费，延请洋教习及

译馆舍的膏火奖赏、书籍、日常食用等各项开支，每年两馆大约需要白银十万两，恳请臣在所管辖的招商轮船局、电报局内捐资筹集以资接济，以此来报答朝廷设立馆舍的恩典。京师方面由专司学政的大臣酌情制定，上海方面则附属于南洋公学的详细章程之中，等到奉到谕旨后，由专司学政的大臣核定并奏报咨文遵照办理。此外臣还有话要陈述：孔子门下曾将德行列为首要科目，西方学问以修身作为根本，必须先做到坚贞稳固，才能成为担当事务的人才。没有才能出众的士人可以承担重大长远的寄托，保送的人选必须以志向操守坚贞卓越、器量见识深沉稳重为准则，不要被虚名浮华所震动，不要被私人情面所牵累，这样或许能做到行为有耻，可以出使四方。这是内外各位大臣所共同知晓的，却是臣所深切担忧的。谨附片具奏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训示。谨奏

译议覆盛京卿条陈折

总理衙门

奏为遵旨妥议具奏，恭敬呈折仰求圣鉴之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抄送候补四品京堂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以及设立达成馆并开设银行的各项折片。奉旨：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户部妥善商议后具奏。钦此。臣等查考原奏中关于练兵的一条，所称近年中国既耗费千万两饷银来供养绿营兵，又耗费千万两饷银来供养练勇，计算各省实际存留的绿营兵和练勇有八十多万人，更新而不剔除旧兵，没有这样的财力；制定兵制而不统一，不是治理军队的好方法。应当将天下划分为十个镇，海疆和边疆为重镇，腹地僻远之地为轻镇，坚强朴实之地多征募，膏腴柔脆之区少征选。参酌西方方法，简练新兵三十万人，根据各镇形势轻重差别，兵员数量多寡，征选户籍可查考，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体质身干合格者，录为常备兵，入营教练，约定三年后退为预备兵，也约定三年后退为后备兵，也约定三年后退为民兵，约定五年后，除其兵籍。自预备兵以下，平时在家务农，有事时依次征集。预备兵每年一次召集屯营，与常备兵合并操练；后备兵每年一次召集，由地方官使之演习，都根据道路远近给予路费。民兵不集合操练，在籍者都免除本户徭役。每年十月，由各镇选派兵官，分赴各属地，会同州县验选合格者登记入籍，随时征召充任。常备兵中壮者入营，而老者退籍；老者退出而壮者又复入营。历经三年，一个兵的饷银得到两个兵的使用；历经六年，一个兵的饷银得到三个兵的使用。九年以后，每年定额三十万人的饷银，常能得到一百二十万人的使用。各镇营制饷章统归统一，各营枪炮器械统归一式，将绿营勇营全部裁撤。其每年饷银三千多万，而训练常备兵三十万人，重订饷章，每年大约不超过二千万两，其余用于预备洋教习薪水、预备后备兵调操路费等用，计算没有不足等语。臣等查考添练新军，必须宽筹确切的饷银。上年臣户部筹奏内奉旨，命令各直省将绿营兵额裁去七成保留三成，随后经先后奏到，除山东请求减五成自本年始陆续裁汰，将每年积攒存留的饷项银数开单奏咨办理，奉旨允许外，其余各省所裁兵数多寡不一，现在已过一年多，办理情形究竟如何，都没有据继续奏到，拟请旨饬催各直省将削减兵数及切实办法一并奏明，不得仍用含混拖延之词一奏塞责。近来内外军务都已平定，如江南榆关撤回的各营，陕西的善后防军，固然应当一律全部裁撤，即使是直隶的练军，旅顺的毅军，长江的内河水师，也拟请旨饬令分别核实裁减，以节省虚耗。以上两项腾出的饷银，专门存储以备添练新军之用，以目前情形而言，也只有就北洋袁世凯、聂士成两军以及江南自强军、湖北洋队操练西法，切实讲求，认真训练，全部成为劲旅，等到裁减兵勇节省银两核明确数后，再行逐渐推广。盛宣怀所奏划分十镇，简练三十万人，将绿营、勇营全部裁撤，大约计算海疆、边疆已属不够分布，而腹地僻地过于空虚，也不适宜，且三年退换，一弛不张，诸多阻碍，应请不必置议。至于各营枪炮应当统一，内外臣工条奏多持此说，本年七月督办军务处奏请饬下刘坤一、张将新制枪式彼此校准统一办理，迄今尚未覆奏，相应请旨饬催,并令将上海、湖北两局厂每日可出产快枪多少枝，每枝折合银价多少，迅速具奏。

其理财一条，所称想要使国家富足，先不要损害百姓，想要收取商业利益，在于挽回外溢加税的提议。听说洋人以厘金为借口，窥探我国用度不足，必定不能停止征收厘金。应对的策略，不如直接免除天下中途厘金，增加关税为值百抽十，令他们无所借口。厘金既然免除，就仿行西方国家印税的方法办理。得当计算，加收的关税，新收的印税，合计应当是厘金的两倍。西方人通商惠工的根本，其枢纽都在银行。中国也应当仿行。以及另片所奏，遴选各省公正殷实的绅商，举为总董，招集股本银五百万元，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口岸依次添设，由商董自行经理。折内又说墨西哥国以九成之银铸钱运行，中国用十成之银，每年损耗以亿万计。近来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在铸造银圆，分两轻重，都符合墨银。既然不能废两为圆，各库出入仍需银元，必定导致无银可铸。拟请在京师特设银圆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圆重京平九

译铸成银一两，再酌情铸造金钱及小银钱，使大钱与小钱相互权衡而流通。凡是支出都使用官铸银币，各省关征收地丁钱粮、盐课、关税、厘金，都只收官铸银元，小锭一概不准使用，但征收时仍照库平十成银计算。库平比京平重，规定每百两加平六两，十成银比九成银每百两应加色十两。除去各库上缴兑津贴银一两，规定每百两加色九两。如果应交库平足银一百两，实际收银币一百十五圆，没有高下轻重的区别，没有减平扣色的弊端。以每年度支八千余万两计算，户部大约使用盈余平色银一千二百万两，比起向来各省拨解平余多收，应当不下千万等语。臣等查访各省设卡抽厘，是近来收入的一大项。如果洋税可以增加到值百抽十，将厘卡一律裁撤，不仅收入足以相抵，而且能体恤商人的艰难。无奈值百抽十的提议，各国多方抵触，尚未定局。而且厘金是我们自主的权力，洋货可以免除，土货未能一律全免。印花税虽然打算仿行，将来办理能否得当，也没有把握。这种直接免除厘金的说法，此时不便立即实行。至于开设银行一事，已经奉旨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实商人，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了。他所称开铸银圆，酌情增加分两一事，是维持利权的一策。臣等共同商议，也打算责成盛宣怀，等银行办成后，准许他附铸一两重的银圆，以十万圆为率先，在南省试办。如果可以流通，毫无阻碍，再由户部妥善商议章程，奏明办理。其育才一条，所称西方国家人才兴盛，都出自学堂。中国各州县一时未能设立，应当命令各省先设立省学堂一所，教授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丸发射、队伍分合、马骑控御等学问，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重要内容。先设立武备学堂一所，而以兵律、军事机密、有勇知方为重要内容。文武两科不能全部改变旧制，似乎应当专门设立一科，裁减天下的广额为新学的进阶，期望确定功令，使文武学堂毕业者都有出身的正途，与科举仕进齐平，那么闻风兴起，有志之士没有不自发致力于有用之学的。并另片所奏，京师及上海两地各设一达成馆，选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专修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两館各以三四十名为定额，京官选取编检、六部司员，外官选取候补、候选州县以上、道府以下。命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出具切实考语保送，另外简派大臣考取分发两馆。每年一切经费大约需要银十万两，由盛宣怀所管的招商轮船、电报两局捐集解济等语。臣等查访学堂的设立，已由臣总理衙门于上年十一月议复御史陈其璋所奏，请旨命令沿海将军督抚，对已设学堂者酌情扩展，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以及本年七月议复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命令内地各府州县或就原有书院增加课程，或另建书院研习专门学问。已经先后奉旨允准通行，各省遵办。至于武备学堂现在已设立的，仅有南北洋数处，自然应当酌情推广。拟请旨命令各省将军督抚体察情形，能否在各直省会中一律添设，妥善筹划办理？至于所称在京师、上海两地各设达成馆一事，自然是出于急求人才的考虑，应当请旨照准。此事是国家重大之举，所有常年经费，拟由户部筹措确定按年拨结，不便如盛宣怀所奏，由招商、电报兩局集股解济，以尊崇体制。至于馆中一切章程及应送何项人入馆学习之处，等建造房屋落成，请旨简放大臣后，再行详细商议具奏。所有臣等遵议各缘由，是否妥当，伏候圣裁。再，此折系军机處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译论中国必将强盛

西方人侮辱我国太严重了。西方人将要灭亡别人的国家时，必定在议院上呈报，在报刊上宣扬，天天说该国政治败坏，纲纪紊乱，官吏苛刻贪婪。他们将要灭绝别人的种族时，必定在议院上呈报，在报刊上宣扬天天说该种族粗野强悍，教化废弃，风俗败坏，使他们本国的民众以及邻国的民众听到这些话后，仁爱的人忧愁地思考改革政治以拯救其危难，凶狠的人狡猾地思考趁其衰败以实现自己的野心。然后借着众人的意愿，一举再举地使其国家变成废墟，使其种族沦为奴隶，却还安然地以仁义之师自居。这种手段，过去用在印度身上，又用在土耳其身上。如今那些愤恨土耳其、指责土耳其、唾骂土耳其的言论，而且每天都有且没有停止的迹象。接连在近年来的《万国公报》《时务报》中看到，我阅读西方报纸，其中诋毁中国政治纲纪、官吏的言论，大概几十年来都有，去年八九月以后，更是明目张胆，公然宣扬华夏种族的野蛮粗犷，华夏民众的愚昧狡诈，华夏教化的虚伪。《时务报》中也多次翻译这些内容，然而那些不敢翻译的还不知有多少。就像去年西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某家西方报纸有一篇评论，说华夏民众不仅已经死亡，而且已经臭烂，那些话真是不堪入耳。此外类似这样的话还很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不趁早消灭中国，就是违背天意，就是侮辱国家，就是违背常理，一呼百应，全国像疯狂一样。日本人效仿这种老套路，在他们的报刊上天天说台湾民众顽固恶劣刁钻狡诈，不如生番那样驯良。西方罗马旧律规定，凡是与有教化的国家作战都有公法约束，即使攻城略地也不得肆意骚扰，只有与野蛮人作战不在此列。日本人只是极力诋毁华夏民众连土著番人都不如，所以得以屠杀淫掠，惨无人道，而其他各国很少认为这是不对的，并非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他们是因为有利可图、乘虚而入，狡猾地想要开启这种局面，想要把这种手段施行于我十八行省，整个欧洲各国都有同样的心思。罗马旧律规定，凡是进入野蛮国家的人，不从城门进入，而是架桥越城而入。庚申年（1860年）的战事，英法对待我国，就是因此。去年五六月间，英国人、德国人先后调派他们原先驻在非洲的公使来驻中国，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按照治理非洲的方法来治理中国，就不治理。无缘无故地驱逐工匠，无缘无故地拒绝使节，无缘无故地索取岛屿海岸，无缘无故地承揽铁路，无缘无故地垂涎矿产，无缘无故地干预诉讼，人们轻视我们、贱视我们，把我们当作奴隶，当作禽兽，当作行尸走肉，我们的惨酷竟然到了如此极点的程度。

有人会说：“西方人不会这样吧？中国不是印度、土耳其那样的国家。印度被占领已经一百多年了，近来英国人设立学校来教育他们，其中成才的人能与在印度的英国人并驾齐驱的，几乎没有。愚笨与智慧的差距太远了。土耳其受辱三十年，而其君民上下软弱无能，没有人想着自我振奋以保卫国家根本，只知道区别种族，仇视自己的民众。如今中国确实衰败了，然而还没有到像一百年前的印度那样，也没有到像三十年前的土耳其那样。如今自从和议以来，虽然朝廷权贵和大官们安逸如旧，但在民间风气大开，那些明显认识到危亡原因、振兴道路，挥臂苦口思雪国耻的人到处都是。虽然喉舌之地（指舆论中心）尚多阻塞，但各省封疆大吏奋然兴办事业的，也不乏其人。虽然乡村学究枯守枯井，空谈尊王攘夷，旧习未改，但后起之秀，年龄在二十岁以下的，大多资质特异，志气宏远，才识深沉雄健。唉！如果说上天不灭亡中国，那么瓜分的约期以五年为期，内乱的形势不可终日，即使讳言灭亡，也是侥幸。如果说上天要灭亡中国，那么何必生出这么多人才，让他们成为刀下之鬼、马下之尸，使他们沦为异族的奴隶、仆役、犬马，然后才痛快呢？”我请求向天下的豪杰大声疾呼说：“中国没有灭亡的道理，而有必然强盛的方法。大略举出其原因，有三件事，而土地的肥沃，矿脉的丰富，物产的繁多，还不包括在内。如今西方人之所以强盛，难道不是因为人才吗？以今日蒙昧固陋、闭塞的中国，想要与西方的人才较量长短，这不是不自量力吗？虽然如此，现在暂且不论其他事，据我所闻，先前派往美国留学的学生，都还没有毕业，中途被撤召回国，但至今卓然成就专门学业，在西方有声望的，还不少。当他们刚到达美国时，对那里的语言文字一无所知，两三年后则都可以进入中学，每次考试都位居同辈之首，学校里的教师无不鼓掌赞叹。无论哪个国家的学堂，只要有中国人在学生名册中，没有不杰出地超出同辈的。如今先前那些留学生，都不一定是我们这里的上等人才。先前风气未开，父兄用来告诫勉励子弟的，常在科举功名上，大抵估计他们的才力不足以获得科举功名，才派遣他们从事这条道路，不像日本那样遴选俊才来填补空缺，然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像这样。那么用那里的上等人才与我们中等人才相比，其长短高下本来还在不可预知的范围内。率领我们四万万人中所谓聪明才智之士，而一一用实学来培养他们，训练

译用实际事务来磨练，用真诚的心意去践行，十年之内，什么人才不能造就？至于印度之所以不昌盛，是受限于种族。凡是黑色、红色种族的人，他们血管中的微生物以及大脑的角度，都与白人相差悬殊。只有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差距不大，所以白人所能做的事，黄种人没有不能做的。日本人效法西方制度，就是明显的成效。日本的种族本源于我国，如果说他们的长处一定是我们的短处，这是没有道理的。土耳其之所以不振作，是受限于宗教。回教封闭闭塞，残忍酷虐，认为杀人者可以升天，战死者可以成圣，这是他们的教义，也是野蛮的行为。至于我们的教义，则精微与粗浅并举，本体与功用兼备，虽然长久被埋没，一旦阐发出来，尚且可以施及蛮夷之地，使他们都尊敬亲近，何况对于小小的神州大地呢？从种族来看像那样，从宗教来看像这样。唉，这难道适宜做别人的奴隶、仆役、犬马吗？听说，有一千个有才能的人，国家就可以立足；有一万个有才能的人，国家就可以强大。现在凭借中国幅员辽阔，种族优秀，教义风俗良好，想要从四万万人口中找到一个人，大概不能说很难。这就是使国家强大的方法之一。

译如今天下的总体情况，西方国家是君子多而野人少，中国则是君子少而野人多，这是强弱产生的根本原因啊！虽然如此，福固然倚靠着祸，祸也潜伏在福中。十年之后，我担心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交往，必定会因此产生非同寻常的变故。西方国家的机器日益兴盛，工厂容纳的人日益增多，而工人争抢工作、争抢工资，胁迫工厂主缩短工作时间，相继罢工的事情，每年都要发生几十次。为什么呢？懂得学问的人日益增多，谋生的途径日益宽广，如果他们的才能力量勉强足以养活自己，就总是乐于从事脑力劳动而不乐于从事体力劳动，这是人之常情。因此，从事操作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工人既然日益减少，而所兴办的事务所需的工人日益增加，为了获取高价，于是从事职业越卑微艰苦的人，所获得的工资就越大。工资既然上涨，那么制成的物价也上涨，一切物价既然上涨，那么一切人所从事职业的报酬也上涨，互相增益，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欧洲人谈论时务的，把工资这一项作为几十年来极大的关键之事。以今天白种人从事劳动的人，应对今天欧美工厂的需求，尚且感叹人手不足，十年以后，需求更加增加而供给更加减少吗？工资日益增加，而工作时间日益减少，那么工厂主受害，工厂主亏损，工人也没有依靠，那么工人也受害，百物价格飞涨，人心惶恐迷惑，那么全国都受害，穷困到了极点就会思变。必定要寻求工人多，然后工资才可以低廉，然后物价才可以平稳，这是必然的情形。现在中华民众有四万万，依靠做工来谋食的超过一半，而且没有停止。中国妇女依靠粗工养活自己的，也超过一半，而且她们从业最勤奋，费用最节俭。因为勤奋，所以工作时间可以加倍；因为节俭，所以工资可以减半。在那个时候，用我们的短处，来抗衡西方人的长处，那么华工的威力可以横绝天下，天下的器物，都仰赖华人的手制成，想要华种不强盛，是不可能的。现在日本的民数，相比中国仅仅十分之一，他们操作的勤奋，索取报酬的少，相比欧洲虽然有空闲，但相比中国还差得远。而近年来，仍然以工艺雄踞万国，每年手工制作的物品销往美国的，价值达千百万，西方各国无不侧目畏惧。何况那质朴诚实的中国呢？美国人苛刻驱逐华人，本来是那些豪门大户所非常不想要的，无奈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平民，那些平民嫉妒我。〇也有忌恨我、畏惧我却没有办法制服我，所以冒着天下人的非议而悍然走上这条路。那么我们必定有让人忌恨、畏惧的道理，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今天只知道嫉妒我来自保，却不知道在细微之处共同受害的，已经不是一天了。十年以后，祸害显著，上下都能看到，而我们华人的公利终究无法裁制禁止。这是使国家强盛的第二个道理。

欧洲为什么强盛？欧洲土地最狭小，人口最繁盛，从四五百年前就开始担忧人满为患。于是哥伦布开辟新土地，开拓美洲大陆，而印度、非洲、南洋、澳洲相继垦殖，迁移欧洲人去充实那里。茫茫五洲几乎布满车辙，因此白种人的权利遍布天下。假如欧洲人用丸泥封闭关口不再外出，现在即使因贫瘠而灭亡也是可能的。虽然如此，殖民的政策，日本人称为殖民地，〇人口满了就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开垦。实行了几百年了，真正能充分利用土地利益的，现在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其余像印度、加拿大、澳洲、南洋诸岛，近几十年锐意开拓，但仍然没有达到一半。像非洲、亚洲西北一带，虽然颇有经营，却没有功效。这还说是沙漠不毛之地如此。至于南美洲，像巴西、墨西哥，它们的纬度在温带和热带之间，与中国、美国相等，地质肥沃，物产丰富，也与两国不相上下。〇地球上的天府之土，没有超过这里的。而欧洲人的力量不能到达那里，听任其荒芜而不治理罢了。他们不是不垂涎那里，强弩之末不能穿透鲁地的薄绢。白人只有这么多，本来不足以独占天下的利益。而且他们君子多而野人少，用来攫取他人已有的成业则有余，用来开辟千古未开垦的土地利益则不足。所以千手亿目都注视东方，而肥沃的土地却没有人注意。天下人类只有五种，白种人既然已经这样，红种人即将灭绝，黑种人和黄种人中的部分人愚钝而懒惰，不能谋生，不乐于吃苦，虽然芸芸众生还是像以前一样，如同行尸走肉，没有什么才能可取。那么开垦治理荒蛮之地，澄清天下的人，除了我们黄种人没有别人了。现在美国、澳洲、南洋一带，如果没有华人，一定不会有今天。现在虽然像猎到兔子就杀掉猎狗，捕到鱼就忘记鱼篓，排斥驱逐他们，束缚囚禁他们，像鱼一样宰割他们，像肉一样分割他们，奴役他们。但是筚路蓝缕的功劳，在公正的舆论中终究不会在天下被埋没。只是替别人做打算，曾经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虽然是因为国势不振，也是因为我们的民众在那里情况真假没有完全了解，常常把可以得到的权利安然让给别人。过去因为愚昧所以放弃，现在因为明察所以得到。变化很微妙，影响很大，大概是上天没有断绝黄种人，所以留下这一条路等待剥极必复之后，才

译起身来唤醒他。这就是使军队强大的第三种方法。

译我听说老师的言论，这是关于大地气运的道理。大地的气运，发源于昆仑山，最先兴盛的是印度，接着向西延伸到波斯、巴比伦、埃及，渡过地中海后兴盛了希腊，沿着海岸线兴盛了罗马和意大利，顺着大西洋海岸向北兴盛了西班牙、葡萄牙，再向北兴盛了法兰西，穿过海峡后兴盛了英吉利。这一千年以内，大地的气运极盛于欧洲大陆，遍布全洲。其中原地区，如荷兰、瑞士、德意志，都随着气运的经过而一一蓬勃兴起。近百年以内，气运开始分流到达各地，一支进入波罗的海向东兴盛了俄国，一支渡过大西洋向西兴盛了美国。近三十年来，向西行进的气运，环绕地球一圈，渡过太平洋兴盛了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气运传播的速度很快，应当渡过黄海、渤海，兴盛中国，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作为过渡。如今气运即将到达。向东行进的气运，经过西伯利亚到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股气运交汇，于是中国的强盛将冠绝天下。从前关于五德终始的学说，周、秦时期的儒者无不谈论，其机理非常微妙，其道理令人信服。这本来不是那些见识狭隘的儒生可以用固执的见解来非议或诋毁的。从人事方面来说，情况像那样；从地势方面来说，情况像这样。唉！那些西方人虽然想把我当作犬马，把我当作奴隶，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提问者说：“瓜分中国的条约，期限是五年，内部动乱的形势，难以维持一天，急于顾影自怜，太阳快要落山，死亡丧乱的日子不远，哪里还谈得上强盛。五尺高的孩童，都知道无法挽救，太过分了！您真是愚蠢到极点而且疯癫了吗？不然就是故意说大话来欺骗天下人。”我解释说：“不经历极度的剥落，就不会迅速恢复；不经历小的付出，就不会有大的收获。华盛顿八岁时，在南北美洲血战，多年与美国强权交恶，对美国强大是有害的。拿破仑用兵，杀人如割草；君民变革政治，废置君主如同下棋，对法国强大是有害的。俄、德、美三国劫持盟约，萨摩、长州、土佐等藩在内地与海疆构陷事端，对日本强大是有害的。”况且您没听说过吗？“深切的忧患所以能开启圣明，多难所以能振兴国家。”又说：“置于死地而后能生存，置于亡地而后能保全。”让天下人都安逸，这就获得了危险；让天下人都处于危险，这就获得了安全。我只担心我们国人对于今日危亡的缘故，知道的人还很少。假使知道了，却认为大局的祸患与我无关；即使知道了，也忧虑了，却知道深泉之下就是天庭，怀着投石填海之心，东海已无踪影。他们有什么德行而得天幸？我们有什么罪过而遭天亡？恭敬地告诉我们的君主和大夫以及各位君子，我们这些小民，忍受大辱，安于大苦，发下大愿，合力进行大变革，兴大利除大弊，雪大恨报大仇，平定大难，成就大业，成为大同仁人志士，他们能不动心吗？难道就听任他们在暗中一同沦亡吗？至于那些像夜郎自大的人，不肯念及祸乱，只是拾取残余言论，更加嚣张，那么我有罪了。

中国自强策上

汪康年

事情发展到今天，危险紧迫到了极点。被日本挫败，被俄国逼迫，受英国侮辱，教案纷纷兴起，回民叛乱蠢蠢欲动，兵变、民变的事情不胜枚举。而瓜分中国的说法，西方报纸屡次刊登，西方人屡次谈论，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知道了。然而朝廷没有确定的策略，中外没有确定的意见，旧弊端没有一项清除，新举措没有一项颁布，那么不是安于不作为，就是认为没有办法。安于不作为，那就不必说了；认为没有办法，还未必如此。中国在今天，就像一只羊处在老虎之间，还不足以让老虎动其牙爪，然而老虎不立即动手，是因为雄角对峙还没有归属，所以难以发动攻击。又无故杀害人命，破坏商务，也是西方人所不愿意做的，所以还在徘徊等待。我们如果能自我振奋，那么西方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就如同他们对日本一样。只有我们永远不自我振奋，那么他们只担心被别人得到，必定会争先来夺取。既然如此，我们国家振兴的政治，不在今天进行，就来不及了。中国利益中应当兴办的，弊端中应当清除的，谁不知道呢？而最终没有定论的原因，是因为吃老本靠弊端获利的人太多，必定会多找借口来扰乱，多出途径来阻挠。不是不明白不强盛的祸患，而是由于权力没有归属，就没有人作为发挥光和热的地方。本朝继承明朝之后，鉴于擅权、朋党的祸害，所以执政的大臣名叫军机大臣，人数多而权力不统一，只能在前面对皇帝唯唯诺诺，而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能恭敬地起草谕旨，而不能自己发布号令。既然如此，如果要想集中权力来办理各种事务，设立宰相却没有途径。然而今天如果突然设立宰相，恐怕只有牵制阻碍的痛苦，而没有行使权力、做出决策的效果，那么不先设立议院是不行的。有人说：设立宰相就不免有擅权的顾虑，开设议院则权力在下，而且分散不集中，徒增议论，对事情不方便。不知道有议院与宰相相互制衡，那么宰相就不能擅权。议院的人多了，而且有议事、举荐人的权力，而没有执行事务的权力，虽然权力在下有什么妨害？又议院的议论虽然不统一，西方惯例必定选择多数人的意见遵从，有什么喧嚣杂乱的祸患？况且凡事刚开始实行必定有很多疏漏，关键在于随时审查纠正罢了。至于成熟的规则，西方的议院章程可以选择实行。至于开办维新

译推行新政，主要有三大要点：第一是统一天下的舆论。如今天下的议论极其不统一，政府若不加以甄别而随意采用，或者早晚更替，或者南北差异，必须确定一种统一的规范，以便于施行。第二是安抚天下及各国人的期望，对于维新政策，如果中国方面不应允，就会人心离散；如果西方国家不应允，就会遭受欺侮。应当明确昭告天下，说明舍弃旧法、采纳新法的原因，并与各国订立共同维护太平的条约，同时方便地给予他们权利，并且聘请他们的贤才豪杰，与他们共同参定法律制度，这样中外才开始有更新变革的希望。第三是安定天下官吏士兵的心。维新政策实行，宗室、旗人、冗员、士人、胥吏、军人都会有失去生计的忧虑。起初用言语煽动迷惑，继则用全力阻挠。应当预先筹划安置的方法。宗室、旗人，除了做官当兵之外，或者给予他们利益，或者放宽对他们的禁令防范。新设立改组的官职，除了总理等关键职位必须提拔任用能人外，其余仍由旧官按资历递补。新设立的学校，必须十年后才能选拔任用，那么以前的士人在十年之内，仍然可以补授官职。胥吏、军士中被淘汰多余的人，可以补充到各种差役中。这样，各人就没有失业的担忧，新政也就没有阻挠的祸患了。然而这只是谈论开办的主要原则，而没有涉及具体实行的事务。

译中国自强策中

中国自古以来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外部各国都视其为蛮夷。向来以君主权力为根本要务，以保全世系、繁衍壮大为宗旨。所以其治理多采用禁止、防范、遏制、压抑的制度，而少有开拓、扩充的意图。君主害怕臣下侵犯自己的权力，所以不让他们拥有丝毫的权力；害怕臣下结党营私，所以务必分散他们的党羽，牵制掣肘使他们不能实现志向，禁锢蒙蔽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天命来恐吓他们，用鬼神来威慑他们。臣下秉承这种风气，把掩饰粉饰当作能干，把敷衍塞责当作精通，把推诿卸责当作巧妙。对于百姓，只以压制、欺骗、恐吓为事，不再有诚意来相互信任。所以官吏习惯于舞弊混淆，百姓安于刁顽玩忽，士人养成鄙陋低劣，士兵惯于哗变溃散。那些平民都把闭门不出、不干预外事作为秘策，把积累财富留给子孙作为得计。所以上下最大的弊病，不出四件事：一是徇私舞弊，二是厌恶正直，三是崇尚虚浮，四是沉溺安逸。沿袭习惯太久，全国百姓都丧失了自主的权力，没有相互协作的心意。上下隔绝，彼此疏离。百姓视君主如陌生人，视同国人如路人。百姓的软弱与离散，本是君主所希望的。积累至今数千年，反而遭受了巨大的祸患。那么到如今想要极力扭转数千年的积弊，以求与西方人抗衡，也只有恢复民权、崇尚公理罢了。对于官吏，淘汰冗员，删减仪仗护卫，使官吏各有职事。对于教育，务必让人学习有用的学问，不要误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对于选拔人才，务必让人以其所学担任官职，不要任用非所学之人。对于升迁补任，务必依据其本职，不要让人早晨在此职、傍晚在那职。对于用人，厚待俸禄，有过失则责备，有故旧则斥退，勤奋则升迁并逐步增加俸禄，终身没有失业的担忧。对于制定法律，依据罪行来判决，务必追求可行，没有虚设的法律，没有难以执行的条例。对于治罪，侦查严密而处理宽缓。对于审理案件，核查罪行审慎而详尽听取言辞。对于向百姓征税，各自按其资产比例纳税，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苛求勒索。对于理财，使财物归于实用，不要浪费在虚文上，不要漏入中饱私囊。过去重视文治而轻视武备，现在务必使文武并重；过去优待文士而轻视吏治，现在务必以吏治为急。淘汰繁重以求迅速快捷，去除虚文以责求实际效果。删减矫饰虚伪不实之谈，斥责虚伪无理之事。崇尚创作而轻视安闲，崇尚变革而轻视守常。以能开辟利源为能干，以能创新学问为优秀。百姓的性情务必追求其宣达，士人的志气务必追求其振奋。过去不让百姓参与国事，现在务必让他们共同治理；过去让百姓安于愚弱，现在务必使他们极其明强，务必使内部的权力，处处足以与外人相抗衡。像这样，或许可以侥幸与各国相持。然而这只是谈论治理大道的宗旨所在，而没有谈论具体办法的实质。

中国自强策下

请切实陈述办理的方法。现在让君主赫然震怒，向下明发诏书告知天下力图自我振兴的原因，并让士民中明达秀异的人互相推举为议员，让他们到京城进入议院。而让中外大员自三品以上全部进入上议院。议院建立后，就设立宰相以总领内外事务，设立户部以掌管财政收支，设立刑部以掌管天下的狱讼及巡捕事务，设立商部以振兴商业，并掌管税则及考察工作物产的事务，设立农部以教导种植，设立外部以处理外交事务，设立兵部以掌管军事，设立工部以掌管营造事务，设立邮政部以管理道路、河渠、火车、轮船、邮递事务，设立民部以掌管各地地方事务，设立海部以掌管海军事务，设立教部以掌管学校事务。等到议员推举确定，宰相则由宰相自行选择任用各部大臣及各省的长官，又各自推举其下属而全部由议院决断。十年之后，议员及各官都从学校中选取，如同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京城设立吏治局，征召天下贤能的官吏，让他们学习治理方法而分派到各省，以教导地方官。十年以后也都从学校中选取。各省提督、镇将由兵部选拔，而提督、镇将又逐级选拔其下属，十年之后才开始从水陆武备学堂中选取。外部及出使大臣必须选取精通西文、通晓西事的人，十年之后才开始从使才学堂中选取。京城设立各种学校，精选西方的能人，教导他们以逐步推广到各省府州县，十年之后才开始从师范学堂中选取。宰相与各大臣既然推举确定，就派遣使者与各国订立力保亚洲太平的条约，而大力改革上下内外的体制，务必从简从易，全部去除趋跄拜跪的礼节，重新设立宪报馆。凡新政改革之意及中外交涉之事，全部记载于各种振兴之政，乘时并举，且停止捐纳，裁减冗员，裁撤调济安插的途径，废除资格班次的说法，停止既无无事之官，又无无官之事。局中的人可以凭借官职施展其才能，局外的人可以凭借事务责求其成效，那么职务就没有不举行的了。一事一官既然没有旁贷的方法，一官一事又没有丛脞的顾虑，那么人就勤于职守了。在事的人有治事的权力，事外的人有监察的权力，而又有议员来钳制，有日报来揭发，那么官邪就平息了。厚待俸禄而革除陋规。入官之日，给予装钱；辞官之日，给予恩俸。或者给予终身，或者惠及子孙。辨别公有费用，登程

译有资财，则人们就会崇尚廉洁了。改革衙门的制度，迅速建立请示汇报的法规；削减应酬的繁琐，删减迎送的礼节，那么官员就会处理事务敏捷，勤于考察了。在省、府、州、县各级设立议员，用来与官员相互制衡，官员就不能独断专行，百姓的困苦就能缓解了。根据事务来设置机构，官员根据职务来学习，根据所学来确定录用标准。入仕之后，没有罪过就不罢免，内心不委屈，人才不被虚耗，人们没有失所，官员不改变操守，那么人们就知道专心学习所学的了。选拔人才途径多样，学堂从都会一直设立到州县，从州县延伸到乡里，没有废弃的人才，人才没有滞后的任用，那么人们就会勉励向学了。厘定文字，使其归于浅显易懂，多撰写教化之书，使人容易理解，并设立义塾和教堂来教育平民，那么普通人也都可以读书明理了。凡是刊刻书籍，由官府批准或驳斥，那些便于使用的允许其专利，那么实用的书籍不久就能得到了。严格户籍册籍，确定乡里的制度，产业、生死、婚姻必须登记，零散户口必须禁止，城镇没有混杂居住的隐患，乡里没有分散居住的忧虑，并且设立巡捕，并设置密探，那么逃犯就能清除，邪僻之人无处藏匿了。法律公平，没有偏颇，重罪绞杀，轻罪禁罚，那么罪行容易办理，案情容易查明了。刑官审理案件，不兼任其他事务，又有会审来察验虚假诬陷，有律师来伸张辩解说理，没有刑讯逼供的痛苦，没有牵连拖累的祸患，那么冤滥就能止息了。官吏都有俸禄，差役都受薪饷，既然没有借口的资本，就没有贪婪贿赂的弊端，这样诉讼就容易了。有不听从教化的人，就终身禁锢，触动他们的羞耻心，严格禁止防范，那么人们就会以做坏事为耻了。平整道路，疏浚江河，铺设铁路和电报，招募商人来完成，借债来补足，并且路灯、自来水到处设立，使往来便捷，消息灵通，那么用兵、赈灾、经商、旅行就方便了。开采矿务，设立银行，然后铸造金银铜三等货币，统一其轻重，又制造钞票而禁止兑换银钱的店铺，以便流通，税饷出入一律使用。三年之后，估计新币已经充足，就全部禁止旧钱，那么钱法就能推行而人们使用方便了。制造钞票，设立银行，端正税则，严查中饱私囊，那么国家用度就能充足了。设立商部，制定商制，严格赔偿的法令，确定诈骗的条款，免除厘税的苛扰，快捷水陆交通，考察研究各国的物产，勘察各地的工情，内江外海允许通行。轮船能联合公司的，奖励它；商人成本重的，允许其专利，那么商业就能勉励了。能效法西方制造各种物品的，赏赐他，并允许专利；能用新法制造器具的，给予功牌，那么工业就能勉励了。税收以资本计算，富人重而穷人轻；税收以利息计算，商人多而农民少。蓄泄有资本，种植有方法，那么人们就会勉励耕种田地了。停止无用的武试，开办水陆学堂。现在凡是能武事的人，不与平民并列，那么人们就会竞争武事了。精选士兵而厚给军饷，严格训练而重视防御；年老退休则终身供给，战死则抚恤子孙，那么士兵都能作战而平时不敢滋事。防兵遍布水陆，兵将都由考试确定。平时调遣的方法，确定；临事招募的办法，炮械必须精良，雷舰必须完备，医药必须充足，兵法既熟练，军律尤其严厉，那么武备就严密了。厘定祭祀典礼，公私无名的祭祀全部停止，一切虚妄术数的学说都不允许施行，那么邪说就能止息而正务就能举行了。设立报馆以传达民间疾苦，凡是中外交涉、选举、狱讼、报销，全部由官府刊登在报纸上。新理新法以及一切民间之事，及其冤屈压抑，无不可登报，那么上下之情就沟通了。确定平民的等级，以有才能的为上层，有职业的次之，游手好闲的为下层，那么人们就会勤勉于所从事的事。并且设立舆图局以测量全国形势，设立翻译馆以收集各国书籍，设立制造军火局以供给军用。这样实行十年，国家因此富裕，军队因此强大，才可以收回已丧失的权利。废除租界的法令，改进口税，确定管辖外国人的制度，而与西方国家相抗衡。至于施政的适宜，其次的方法，新旧交替的法则，应当等到办理时再商议，不是一时所能决定的。

译中国论

法国人薄柳氏说：“当今中国政治家中最负盛名者，竟然游历欧美各国，这确实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奇事。抛弃苟且偷安的习气，忘却唯我独尊的观念，经历万里洋海的行程，这难道是寻常的观赏风云景象吗？自从有人类以来，治理国家大事的政治家，到外国去考察的并不少，但没有人像这个人这样游历得奇特。难道这次游历足以使天下形势发生变异吗？还是能使中国改革其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中的弊端呢？对于前程究竟有何种规划，自然应当详细论述。”

“中国建位于亚洲东部，人民聚集自古以来，其思想与行为未曾稍有改变，只是拘泥于古代的教义礼法以为能事，而蔑视外国人，不知道世界之外广阔，平日经历着成千上万次兴衰变化。如果与国家生计无关痛痒，就认为国情时尚茫然不知，又怎么能窥视他人呢？如果极端地来说，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即使假称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也不能说是有国民的固定形态。为什么呢？因为内阁没有统御全国的力量，人民虽然有灾害却漠不关心，虽然有敌国外患，人民却视若无睹。如果这样，想要唤醒他们的睡梦以恢复其本然状态，大概是很困难的。”

“游历的大官，在谈话时总是依赖翻译，带着不精通欧洲语言的随从在西方各国徜徉，虽然身在欧洲，除了赴王侯大臣的招宴和观看军队操练外，未见其与中国有何不同。查看所带的行李有车马、食品、厨师等，又有亲近的侍从拥簇左右，究竟能看什么呢？见到欧美新奇的事物，究竟以什么眼光看待呢？恐怕不能理解国家人民的智慧能力存在于其中吧。除了军队枪支之外，恐怕没有什么其他的观感了。”

“从前俄国沙皇彼得怀抱宏图，想要挽回国运，游历欧洲，与中国游历的人员完全不同。彼得在法国和荷兰的时候，遣散随从，单身漂泊，穿着平民服装，凡是自己国家的习俗，全部摒弃，想要改变风俗。他所交往结交的人，不是王侯官吏，而是工艺技术之人。他认为王侯官吏智虑浅薄，本来不足以交谈，于是专心于工艺，自己充当工匠，又亲自从事铸造业，改名为彼得罗夫，进入圣彼得堡造船厂学习技艺。俄国沙皇自学这些技艺，是想在日后让西欧人学习俄国所做的。中国大员如果想要知道欧洲文明的精髓所在，何不减少随从和所带的各种器具，除了观看制造炮枪的地方外，也看看各种机械工场，接触数百位技术专家，从而扩大见识。又何不招聘他们并思考增进文明的方法，然后西方人将会说华人不仅留意凶器制造，而且注意工艺技术，西方自然因此都增加警戒。看来中国大员似乎未曾注意于此，像俄国沙皇那样的志向和行为，更是他们梦想不到的。不仅不能梦想俄国沙皇的志向和行为，而且有更加严重的情况呢？为什么呢？说：中国大员未曾想到前二十五年日本人的志向和行为。日本人曾经急切地采纳文明的利器，确实使欧美惊叹，而变革的速度之快，也使欧美产生畏惧，产生了警惕的念头。于是如今，从船舰枪支到法律制度，精通其精神原理的，也不止是二十年来所施行的措施，或者派遣优秀人才一同前往欧洲进入其学堂，或者学习其语言翻译其书籍，或者聘请外国人作为老师，或者编纂法典，惟恐文明难以赶上，所以才有今日的兴盛。中国大员巡游其左右，随从者大多不通欧洲语言，行李如山而至，带着车马器具、食品、牲畜等，那么我们几乎无法尽数言说。唉！中国大员这次出行，大家都认为是中国更始的开端，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竟然不效法俄国沙皇和日本人的准则，所得到的究竟在哪里呢？”

“欧洲各国则欢迎中国大员了。然而各国能使大员开发其智慧能力吗？使他知道热爱欧洲的文明吗？还是使他增长偷安姑息的想法而增加蔑视外国人的情感呢？我们不得而知。中国大员抵达德国时，恰逢日本山县大将也到达柏林，而德国人欢迎日本大将，不如欢迎中国大员那样优厚。其原因是什么呢？说：想要从中国获得大利。然而其效果在哪里呢？中国大员游历欧美，犹如在云中巡行，极其匆忙罢了。看来他们所观看的，也没有详细深思。既然如此，日后更改国政，也未必迅速。像前年的战败，大概唤醒了中国的懒梦，这不用说了。然而说能唤醒四万万人民，则未必。四万万人民，不可不称为一大国民，却不如文明国家的人民优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谋求的生计，都是自私而非公同的。因此像中日之战，知道被日本打败的，四万万人中恐怕不过一半，而且居住远离战地的人民，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战胜了日本，即使能知道此事，实在恐怕没有爱国敌忾之心。如果这样，即使有人奋起想要改革政治财政，难道能成功吗？中国本”

译丰富各类资源的利源，如煤及含金矿等物，是最为显著的。然而中国不懂得利用机械来进行挖掘开采。俄国人对此怀有雄心壮志，并非一日之故。如今将在中国开启保护政策的端倪，这是各国所共同看到的。今日俄国之所以缄口不言、故意不理睬欧洲的纷争，是想专心致力于东方。其雄心壮志和宏伟蓝图，是俄国人一向的愿望，并且将要在现实中得以实现。西伯利亚铁路一事，确实是俄国性命攸关所在，而其支线进入中国的重要地点，是在大连湾呢？还是在旅顺呢？俄国认为中国北部的指导权只在于自己。或许中国也担心失去欧美各国的欢心，从而允许各国在中国境内铺设铁路。然而中国对此也必定存有戒心。中国的大员既然已经巡视过欧美，如果将这一行为视为开启文明的先声，那就错了。为什么呢？他们所见到并感到惊异的，仍然不出枪炮舰船的范围，至于各种机械工业，几乎似乎没有留意。中国原本不足畏惧，而其可畏之处，大概在于能够整备机械以兴办各种事业罢了。世人往往认为华人喜爱动乱，这是只知成吉思汗、铁木真等人的事迹，从而一概而论现在的中国人。中国人难道是喜好动乱的人吗？如果中国人喜好动乱，想要向西征讨欧洲，而俄国人实际占据其北边作为后顾之忧，那么中国人岂能向西欧迈出一步呢？有人说：华人移居欧洲、美洲逐渐增多，而欧洲的军规不能制约他们，也未可知。这大概是杞人忧天罢了。中国人能做到这样，如果不经过岁月的磨砺，怎么能达到这一步呢？然而欧洲人为什么拱手让出此地，任凭他们作为呢？如果不是俄国将中国人当作臣妾，以助长其暴虐，欧洲必定没有忧患了。即使中国人向西侵扰，也不值得挂念。唯独中国人最可畏之处，大概在于商业情况吧？中国人本来勤俭，粗茶淡饭、破衣烂衫，有百折不挠的气概，那么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利用他们的积蓄，来制造各种货物，压低货物价格，向欧洲输入，这样的货物，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或许亚洲人将来会成为我们商务的一大劲敌，必定像美洲之于欧洲那样。那么作为欧洲的产业家，应当勤勉从事于制造产品，而资本家与劳工能够和睦相处，没有相互抵触，这是至关重要且显而易见的。将来必定会有这样的事。日本近来文化虽然进步迅速，而其商务仍然……（原文此处有缺字）。中国近来有想要采纳欧洲工艺技术的意思，已不再是往昔可比。虽然如此，中国人本性谨慎多疑，其进入文明领域颇为缓慢。况且欧洲日后的情形，将看到竞争更加激烈。趁此天未下雨，应当在这物产丰富、利益丰厚的国家获取利益了。

译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

刘桢麟

真是壮烈啊！日本的守旧党。孝明天皇时期，美国、英国、俄国要求开放十个口岸通商，幕府主张讲和，而德川齐昭等人倡导排斥夷狄，因违背幕府意志，于是发生了戊午年大狱，死了一百多人。万延年间以后，各藩的处士更加倡导尊王以排斥夷狄的学说，于是发生了刺杀大老、攻打使馆、杀害朝廷大臣的事件，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接着起来，唉，可以说坚定啊，奇特啊！日本的守旧党。明治初年，大将军归还政权，长州、萨摩等三藩，起初削去幕府名籍，接着废除封建制度，接着争着派遣藩士出国留学，接着大力开展外交，完全改变采用西方制度。都是同样的藩侯，都是同样的处士，都是同样的守旧党。前后十几年间，却相差如此悬殊，唉，大概人的本性有差异吧！刘桢麟说：“能顺应时势的人叫做俊杰，固执一己之见的人叫做下愚。”日本三十年前，他们厌恶异族而诋毁攻击西学，与中国一样，不过是强大的藩镇、豪门巨室、游荡的处士，痛心于王权的衰微，想趁着外交的间隙来推翻幕府。至于幕府已经灭亡，知道夷狄终究不可排斥，于是毅然改变计策，意外地转向外交，与幕府当年主张讲和没有不同，而他们追随西方制度，改变服饰颜色，改正历法，比幕府主张讲和的事情更加重视。然而国家成就中兴，于是有了今天，维新的治理，好啊！黄公度先生说：“当时排斥夷狄的议论，究其归宿，不在于排斥夷狄，而在于尊王。尊王是为了灭亡幕府罢了。”唉，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守旧党的原因，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真正的守旧党的原因。中国的守旧党很多，他们见到西方人，害怕而厌恶；听到西学，唾弃而辱骂；和他们谈论朝政，就认为不可救药；讨论新法，就认为世风日下。看他们字字孤愤，听他们言言痛哭，不是不忠诚且强悍，与日本的守旧党没有不同。然而追问他们能够尊王、能够保国、能够抵御外侮、能够拯救天下于危如累卵的境地，却与日本的守旧党多么相反啊！虽然如此，仅仅以此责备他们，他们一定不服。我暂且详细列举中国守旧的派别，推究他们守旧的原因，穷尽他们守旧的弊端，来告诉天下人，即使质问这些人，他们应当也没有借口。

第一类是宋学的末流，古人明哲保身的言语，最足以作为士大夫藏身之计。现在谈论洋务的人，愤慨于既成事实，看待中国的政治教化学术事业，几乎好像没有一样得当的，而言论过于激烈，于是成为这类人的借口。其中下等的自顾经世之学一无所知，于是托辞于用夷变夏的说法，诋毁诽谤西学。甚至得到一件洋物，见到一个洋人，暗中羡慕而表面嫉妒，故意战战兢兢地以防备被污染。于是清谈孔孟，袭用尊王攘夷的迂腐言论，发誓与西学为仇，否则洁身自好，急切地寻求免于过错，几乎好像一句话不敢说，一步路不敢走。他们对富贵利达无所争夺，而天下事于是再也没有感慨以之为己任。他们依托的根基本来很尊贵，自以为主持道义风俗的关键，而世人且称他们为君子，于是使得因循苟且，养成今天不痛不痒、自私自利的世界。这固然不是宋儒所能料到的，却是依附于宋儒的流弊。但这不是我深文周纳，中日战争时，主张讲和的有人，主张战争的有人。等到马关条约签订，诉讼纷纷。我试问宋学诸公，能有捋袖疾呼，痛哭力争，像朱子三次谏言和议不当就罢职离去的吗？有起来争辩的，反而被骂为处士横议。我因此知道诸公一定不能。宋学者说：“现在中国的弊端，由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由于见异思迁。”我试问今天的中国，不教育不培养，而只推衍诚意正心的虚论，每天拿着人责备，于是能使国势安定，风俗治理吗？我又知道诸公一定不能。但这还说已发生的事，请说迫近的事。今天外交大开，通商的口岸遍布内地，拒绝既不能，放置之后也不可以。假使诸公身为边疆官吏，处在通商要地，或者奉命办理交涉，对上迫于公义，对下顾念名位，他们能推卸责任吗？不能推卸，他们能我行我素，倚仗强大固执己见以驾驭西方人吗？偶然一次挫折，对外招致侵侮，对内误害国家，将能不承担罪责吗？我又知道诸公一定不能。孟子说：“既不能发号施令，又不接受命令，这是断绝事物啊。”天下势力不能匹敌的，道理反而为之屈服。我既然不能与他们角逐，而他们所倚仗来凌辱我的，我正当学习他们的长处作为伸雪耻辱的地方，却每天愤愤不平地羞耻地说：夷狄啊夷狄啊，而不知道拘泥迂腐自守，俯首受侮，从而给天下国家带来祸害的，他们的羞耻更不可言说啊！这真是可叹息的。

第二类是自保权利之计。中国今天政治不好，教化不振，即使是愚钝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同光年间，开始谈论变法了，却竟然发生了法越战争。法越战争之后，更加谈论变法了，却发生了中日战争。中日战争以来，到现在几年了。那些倡导

译法律条文，如同鱼鳞和鲫鱼般密集，前后相接。然而询问真正推行变法的具体措施，却一概没有见到。况且中国积弱的原因，难道不在于人才的匮乏吗？然而想要得到人才，就必须改变学术；想要改变学术，就必须将那些旧学中危害天下、削弱中国的弊端彻底清除，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那么，八股取士的僵化学问和辞藻华丽的文学，显然不能再被尊崇了。既然不能再被尊崇，然而当今号称士大夫、将要承担中国变法重任的人，不受八股取士和辞章之学束缚的，又有几个呢？八股和辞章，不必说了。再说考据之学，那些咬文嚼字、琐碎注释，耗尽终身精力从事于声音训诂之中，还自命为通达之人，如果突然让他们摒弃这些，他们不忍心割舍，难道能停止吗？况且利禄之路，凭借这些来谋求，如果按照前面的说法，必须抛弃旧有的技能，转而学习重要的道理，恐怕后来者居上，他们将会长期被废弃而不再被任用。唉，他们的用心确实辛苦，他们的顾虑确实周全。虽然如此，倾覆的鸟巢之下，哪有完好的鸟蛋？倒塌的房屋之余，必定没有完整的栋梁。那些固守旧学的人，今天还不知道它的无用，却喋喋不休地自认为尊贵伟大，这是极大的愚昧。知道它无用，却还想坚持保全它，坐视国家无法挽救，自己也一同遭受祸害，这不仅是愚昧，而且是大不忠。变法，是天下的公理，各国所共同遵循的。我们如果不改变，别人将会改变。一定要等到别人来改变，才决然改变计划，这就像远行同走一条路，不急着问路，只是盲目地直行，必然迷失方向而无归处。

译第一点，对利害的见识太过分明。如今谈论变法的人，习惯于看到西方人已经取得的成效，认为前人的经验可以效法，只想一举成功以达到大治。而通达的人才和士人，又天天张扬议论，阐发世界的公理，有时不免有义理太高而迂阔的弊病。见识浅陋的人，偶尔听到这些言论，几乎没有不惊恐得咋舌的。所以每当推行一项新法，那些想保持禄位的人就有厌恶不便自己的嫌疑，那些畏缩偷安的人就有言语多而成效少的顾虑。甚至明明知道有益，却推托以前失败的事情作为借鉴，像铸币、开矿的事情就是这样。畏惧困难而不肯承担，就借口小民不便作为说辞，像铁路、小火轮的提议就是这样。然而这还可以说是先怀疑，后实行。至于变革科举，这是自强的根本；却认为违背成法；开设学会、奠定学术的基础；却认为大大触犯禁令；设立议院、使上下相通；却认为侵犯君权。凡是这些政务，数不胜数。古人有话说：“害处不到十分，就不变法。”又说：“利多而害少，就去做。”现在明明知道有利，却必定犹豫观望，把防止弊端作为防备。弊端确实可以防止，然而天下的事情本来有防止弊端而弊端不产生，越防止弊端而弊端越产生的情况。为什么不看看西方人文网宽松，与百姓同权，而蒸蒸日上富强，日益不可阻挡呢？中国防止弊端确实严密，然而国家纲纪颓废松弛，官吏治理贪污腐败，民俗顽固愚昧广泛，这防止弊端与不防止弊端明显不同，而得利与得害的相差为什么颠倒错乱到如此厉害！如今天下正病危，三年积蓄艾草，唯恐来不及；千里求医，没有人推辞辛劳。医生已经找到，药方已经具备，而主持者还斤斤计较地驳斥诘难来刁难他，这本来是不可理解的。灭亡的危机太严重了。第一点，习惯于世俗的见解，妄自尊大。中国现在的人，四亿，其中没有读过书明白道理的不足数，而那些号称士绅、居于四民之首的人，实际上有一亿多。然而其中迂腐谬误昏庸的人，几乎不可胜数。为什么呢？人的见识高低，看他的志趣广狭。现在所谓的士人，他们的目光心力虽然极大，不能超出身家之外，所以他们持论发表意见，常有让人不敢接近的气势。我曾见过有世家清高的后裔，俨然绅士宦官名人，谈论西学不信，激烈争论非常厉害，以至于斗殴，这种愚昧强悍的本质，确实可笑又可悯。然而这还可以说是不懂事的人，本来应该这样。至于讲席大师，本来当然是学问的表率，朝廷的储备人才。却仍然嚣然自大，动不动说：“八股之学必不可废，夷狄之俗不能乱华。”愚昧的人更说：“寡不敌众，邪不敌正。西方人的炮械虽然精良，我们中国最终一定有出来消灭他们的人。”至于儒教的大宗，已经岌岌可危快要坠落，他们还认为外国尊崇，有建庙延请老师的举动，我们的教将因此光大。天下之大，谈论时务的人，这种人占十分之五，似乎守旧而其实并非守旧。他们慷慨谈论时事，盛气凌人，初次见到的人几乎或许认为忠愤可嘉。然而西方的国名尚且不能辨别，中国的掌故也没有听说，只是听风臆测，信口乱说，于是使谬种相传，成为风气。唉！天下的事情正紧急，而这些非明非昧、矜持愚昧掩饰智慧的人，触目皆是，难道不痛心吗？然而如果使他们愤激于国耻，被迫说出慷慨不平的话，这还可以。然而廉耻不立，徒然大言，推究其弊端：小的倡导盲说，足以扰乱新法的实行；大的闹教抗官，足以贻害国家。更严重的，见到利益就离去，见到使唤就奋起，国家有败绩就趁机挺进；君上有患难就站立观看；有便利自身的事情就欺卖获利。唉！祸害哪里说得完呢？

虽然是这几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守旧党。天下的形势，是积累而成的。诸天的积累，由诸星地球构成；诸星地球的积累，由流质起点构成。它们的积累，没有不是逐渐的，而浸淫推衍，于是铸就千万亿兆年的世界，而不知道从哪里来。不仅不知道从哪里来，简直认为是有生自然的道理。中国的人心风气，从今天向上追溯数百年及数千年，难道不是说其变迁相差之远，不能用里程计算吗？不知道从陈旧的观念看是这样，而推究其究竟，则本来有不尽然的地方。为什么呢？中国现在的士风，固然不是有人起来率领他们，而他们不振作到这种地步，这难道是人的本性使然吗？我曾经反复思考其原因。孔子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的，没有求生以害仁的。”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儒者立教之初，其宗旨没有不以救天下为主的，而其责任一定归于士。士气，是风俗的引导；而气节，又是士气的起点。起点的偏差，引导没有不失误的。自从老子杨子二氏的学说出现，首先倡导为己之说。老子一书，都是自私自利的学问。一则说：“知其雄，守其雌”；再则说：“不敢为天下先”。而杨氏至于“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

译这种风气一旦倡导，便深入人心，其流毒于是延续到了后世。老杨的学说，儒家学者也已经加以辞让和驳斥了。我为什么说它对后世有流毒呢？〇人活着不能没有欲望，有了欲望就不能不为自身考虑。为了自身，那么即使是像饮食这样细微的小事，也绝不会舍弃便利而趋向不便。这本来是禀受天质而生就的，也是人情所共有的。人既然有这种本质，而老杨自私的学说又顺应人情而产生，所以不需要教导就能做到。而那些世故圆滑、善于藏身的人找到了效法的榜样，进一步推广它，深入钻研以完善他们揣摩人心的手段。〇人的本性，是顺从私欲的。儒家教导人们要为人（利他），这是逆着本性；老杨教导人们要为己（利己），这是顺着本性。逆着本性必然难以实行，顺着本性必然乐于接受。就像水向下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随着时势变迁，即使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学昌明，罢黜百家，最终也不能斩断老杨学说的根孽，而且他的学说反而因为不公开传授而更加扩大。直到今天，世道变化日益紧迫，种族难以保全，而人心颓废萎靡，畏惧困难苟且偷安，其中稍微上层的人阅历既久，血气消磨殆尽，决不肯牺牲自身来殉道救世。下层的人则借口说事情不可为，而乘便利用，只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天下的破败分裂，坐视其形成，〇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而儒家学者于是以无用闻名于天下，却不知道实际上是老杨的学说播下了种子，并灌注了毒害。

译不仅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权术都是为帝王一家所设计，其施政经营并无特别之处，而且其钳制压抑的手段实在积重难返、隐微深重，所以后代沿袭前代的权术，后代又沿袭后代的权术，辗转相师，变本加厉，而帝王有时知道，有时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至于那些身穿儒服、佩戴冠带的读书人，只能在文网的束缚中低声附和、随声应和，束手束口而不敢有所行动。〇权势的积累形成了风气，风气的长久延续成为了义理，从小耳濡目染，成年后便遵循遵守，即使是天下最微小琐碎的事情，也无不设定名分度量来限制它。直到今天，虽然时局变化已经紧迫，国家形势已经危险，仍然日复一日地遵循着这些限制，以至于误国，以至于误天下，以至于自误，却不愿稍作改变，反而高声自我辩解道：“义理本来就应该这样。”唉！如果让制定这两千年政治权术的帝王复活并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哑然失笑，并且恨不能取而改变它。不仅如此，中国今天不守旧的人并非不多，国内有同文方言之士，国外有出洋学习的人，本来是国家依靠他们来维新图强的。然而前年的战事如此惨败，其效果已经显现了。然而只说无效还可以。如今所谓学习西学的人，大多对中国义理之学完全没有研究，一旦进入洋场就大大改变面目，一方面畏惧西方人富强的威势，而完全抛弃自己的立场，甚至想把中国两千年的儒教，也用他们所崇尚的东西来替代；另一方面出洋学习稍有收获，而所获得的也不过是语言文字的末节，于是轻视中国，肆意辱骂，而对中国真正的政教术业实际上茫然无知；还有一类人通晓西学借以讨好西方人，作为谋生之计，既然有所凭借，就欺压同类，连父母之邦都不顾惜。至于中外发生变故，就卖国讨好敌人，闻风而先逃跑。唉！中国天天谈论变法，天天谈论西学，而所谓变法与西学的人，大多出自这几种人，嗜利无耻，祸乱种姓，损害国家，这不仅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简直足以使中国灭亡还有余。这有什么奇怪守旧者抓住他们的漏洞而堵住他们的嘴，并且发愤积怨，痛骂西学无用呢。

所有这些因缘，其积累渐变可能在数千年以前，也可能在数十年之间。因此被旧习禁锢，被故辙惩戒，坐视危亡，没有人肯奋发。士风日益颓废，风气日益堕落。即使有出来兴作的人，也不过是刚愎昏塞之人，或是权术狡诈之辈。事情既然不能成功，而天下人也更加把新法当作祸患。唉！这难道是中国不可为吗？中国人真不如日本人吗？然而想要拯救中国而不愧对日本，该怎么办呢？那么请用三句话来断言：说以国家为种核，以士气为萌芽，以团结为培植。日本当时的攘夷，不过是其处士忧国之心愤激而发；而一人提倡，到处风靡。至于膏萧斧，触密网，一去不顾，视死如归。所以山县昌贞、蒲生君平之类，无不悲愤著书，歌泣国难。而高山正乃有泣癖之名。谈到王室衰微就哭泣，听到边防有警报就哭泣，探访南朝诸将的遗迹就哭泣，谈论忠臣孝子、节妇义仆的事迹就哭泣。其慷慨激烈，出于本性。其国家的殷实，士气的壮盛，人心的坚固，如此所以其国勃然兴盛，并非没有原因。中国今天的不振，士人实在应当承担其罪责。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虽贱，也有责任”。种族的华贵，能没有非类的〇〇吗？君父的患难，难道不是臣子的耻辱吗？如果以保存中国为心，那么即使主张守旧，我也不责备他。如果不以保存中国为心，那么即使天天谈论变法，天天从事西学，正好成为外人的先导，何谈守旧？日本退还辽东，还设立纪念会，作为千古未有之辱。而堂堂中国，两千年的文明教化，数十万儒生，却羞惭地相互对视，恬不知耻。列举数十年赔偿割地、失权、辱国之事，漠然不考虑如何振涤，这能说什么呢？孔子说：“人而无耻，不知其可。”“立国若无耻，怎么能成为国家呢？”必须使人人有破釜沉舟之志，有卧薪尝〇之谋。风气一旦倡导，人心自然聚合。天下之势，散则必败，合则必成《书》说：“我有臣三千，只有一颗心。”这是武王所以诛纣的原因。现在与天下士人谈论变法，即使唇焦舌敝，听者不是说人微言轻，就是说无权无勇。《诗》说：“邦人诸友，不肯念乱，谁无父母？”唉！伊川之发。已经充斥于门堂学校之林，无处容于弦诵。大势岌岌可危，朝不及夕。仍然委心任运，人相委卸。我恐怕四亿衣冠之种，其不沦陷者寥寥无几了！

论自强以开民智为先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的意思。古昔圣皇神灵首出，劳心焦思惟以利泽及民为念。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顾而去，并非轻视天下而不为，而是不能忍受其忧勤

译大舜接受禅让，垂衣拱手无为而治，选拔贤能担任官职，以简驭繁。一人智慧而四海皆愚，百姓耕田凿井，共同生活在太平盛世之中，多么美好啊，何其兴盛！因此，尧舜的时代，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贤人。神禹产生了将天下据为己有的念头，于是德衰的征兆由此产生，揖让变成了征伐，篡位弑君的祸乱，史书上记载不绝。圣人对此感到忧虑，特意撰写《春秋》一书，作为后世的警戒。然而空泛的文字虽然恳切，终究不能遏制觊觎皇位的萌芽，窃取政权的人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开国的君主，无不尊称为太祖，向上配享皇天。以成败论人，青史所载，实在令人感慨。封建时代的朝廷，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养育自己的百姓，似乎有公天下的气概，却不知道这恰恰是让共主自私地庇护其后代。霸主征伐，七雄兼并。秦始皇奋发其雄才，消灭六国而统一四海。焚烧诗书以愚弄百姓，销毁兵器，毁坏名城，以削弱天下。私下议论的人被处死示众，诽谤的人被灭族。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其规划天下的各项重大举措，与三代哲王制礼作乐、颁布法律的政策相比，似乎有仁暴之分，而国家的兴亡也因此不同。探究其子孙希望帝位传承无穷的心意，则是一样的。此后，宋太祖削弱藩镇的权力，收回财政的大权，命令文臣管理州务，导致州郡力量削弱，致使女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徽宗、钦宗被俘北去，朝廷南渡返回。元军大举进攻，宋军望风溃败，宋朝因此灭亡。明太祖猜忌残忍更加严重，功臣大多被诛杀，富户常常被抄没，又施展其私智，用八股文愚弄天下的士人，使他们走入无用的道路。做官以后，所学非所用，受幕僚和差役的颠倒蒙蔽而不知。等到“纸糊棺材”的讥讽兴起，“八股朋友”便公然送掉了大明江山。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可以作为明鉴。然而还可以说：“大一统的天下，不这样不足以长治久安。”草泽中的英雄停止耕作叹息，揭竿斩木，变乱起于潢池。大概豪侠雄杰之才，必定有见机而动的想法，哪里比得上愚昧的百姓任由国家愚弄呢？百姓驯服谨慎柔懦，在上位的人固然有随心所欲的便利，但当今是通商的时代，五大洲的强国环伺而起，既然不能闭关严守，建立中外夷夏的防线，却仍然拘泥于防范控制百姓，不思变革古法，如果有外敌侵犯，如何应对？说到这里，令人寒心。我与西方官员谈论到去年的战败，认为是文武官员不得其人，文臣贫弱，武员怯惰的过错。西方官员笑着说：“不对，这都是中国百姓无用的过错。用极小的例子来证明：凡是西方人都能从事职业、写字，中国人则一百人中不过三五人，其中明白通畅及熟悉时务的人，一千人中仅有一二人而已。这都是不学习的过错，怎么能不愚昧？愚昧就弱了，怎么能说强大？而且抑制武员太过，蠢笨粗鲁，原本就令人厌恶，但这也是不重视武备所致，怎么能指望他们临阵制胜呢？如果西方人则没有不识字的武臣，从事工作的人。中国人常有鄙夷的念头，往往只够糊口，怎么能指望他们机巧日益增加，以便利民用呢？如果西方人则没有不读书的工匠，学与不学之间，智慧与愚昧便判若天渊。即使国家势力的强弱，也无不是始基于此。所以自强的根本，应当先开启百姓的智慧，否则不免被外人轻视，而视若鱼肉，刀俎随之而来，能不害怕吗！”

译富强策

唉！我们中国如今可以说是弱到了极点！想要谋求富强的策略，也可以说是难到了极点！虽然上面有英明的君主，下面有忠勇的大臣，但身处当今这样的世道，也有许多万不能做到的情况！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和平的日子太久，武备荒废松弛，积习沿袭下来，牢固得不可打破！即使有一两个忠心保国的臣子，也无济于事！自从与日本挑起战端至今，名城险要之地相继沦陷！器械并非不多，军饷并非不足，筹措军饷的策略可以说细致入微、毫无遗漏了！首先借洋债，其次借商款，接着征收房捐、引捐，最后让绅士富豪捐款！如此筹划精详，分别办理，凭借我们中国二十三行省的富饶，四百多兆百姓，与区区一个三岛之国兵戎相见，谁料想中国战败而日本战胜？有人说日本事事效法西方，陆军仿效德国的方法，水师效法英国的制度，所以能胜多败少！唉！我们中国何尝不讲究西法？试以海军来说，京师设有海军衙门，天津、南京、福州、广州等地，有的设立船政局，有的设立学堂，广泛招收聪慧子弟，聘请洋人教习、操练，三年进行一次大检阅，可以说是郑重其事啊！陆军中的湘军、淮军一向被称为勇敢善战，沿海炮台都聘请洋匠监督修筑！凡是西方出现新式枪炮、子弹、火药，又不惜重金购买！这不是西法吗？奈何只追求虚名，毫无实际益处！所存的枪炮一半都是破旧腐朽，不适于使用！开花弹不爆炸的占了一半！水雷、鱼雷也相差无几！我们中国南北洋兵船共有三十多艘，日本船只也不过三十三艘而已！考察炮位数量，我们中国多而日本少，我们占优！如果能上下一心，与日本在洪涛巨浪中相持，正不知鹿死谁手！可惜一误在大东沟，再误在旅顺，三误在威海！有了这三个失误，北洋海军已完全归于虚无！现在所存的只有南洋海军了！考察南洋船只少于北洋，况且管带的人选不得其人，如同处女，不敢迈出闺门一步！海军不足依靠就是这样！再以陆军来说，淮军老将如今已相继去世，湘军其次败事，陆军又不足依靠了！现在所依靠的只有一个“和”字罢了！不知道“和”字可以暂时维持，不可长久！如果批准傅相的和约并执行，那么中国已不成其为中国了！第一，割地不可；第二，内地城乡市镇任其设局通商，不可；第三，威海作为抵押，每年赔偿他们军费五十万，不可；第四，广东肇庆通商，不可。割地关系到国家体面，台湾是南洋门户，辽东靠近京城，倘若交给日本，后患不堪设想！内地通商，我们中国的利权已完全被日本占有，小民谋生，不是更难吗？威海作为抵押，他们常驻兵八千，待赔偿清结后才交还，每年给他们军费五十万。我们中国如果按照他们所要求的答应下来，非二十年不能偿清。唉！日本得到这二亿两巨款，造船制械，蓄锐养精，一旦赔偿清结，争端又起。威海的军队训练二十年之久，已经精之又精了。内地通商，奸细密布，请问中国在这二十年之中，有何余力重整武备？想到这些，不能不恨那些执掌国家大权的人，过于威怯无能。广东肇庆府是广东广西两省适中的地方，如果准许通商，他们必以民团为借口，他日事发，东西两省陆路文书往来，调兵运械，岂能任我们往来自如？这种狡诈的阴谋，不可不预先预料。有这四个不可，那么“和”字就不能依靠了。“和”字不能依靠，就只有出战罢了。激励将士，申明赏罚，力除积习，慎重选拔将才，与他们相持一二年之久，相信他们必定不战而退。为什么呢？我们中国宜缓不宜速，日本宜速不宜缓。中国所招募的勇丁，大多来自田间，对于战守这一行，本来如同风马牛不相及，必须训练纯熟，才能效命于疆场。况且文书往还，动辄需要时日，兵船稀少，不足以护卫，调兵解饷，陆路居多，这是宜缓不宜速的明证。日本则不然，与中国开战以来，国内已空，加之各处时疫流行，死亡相继，兵少则分兵更少，屡次交锋已半数遭天谴，现在所存的只是残兵罢了，这是宜速不宜缓的明证。如今各路大军云集，勤加操练，严明赏罚，威武雄壮的将士，定能激发天良，以洗雪这君父之仇。如果计不出此，仍以“和”字为可依靠，行见不到二十年间，合天下二十三行省的精华，四百多兆百姓，尽为他族所有，俄国旁视东三省，法国久窥粤西台湾。台湾为英国所不忘，我们如今与小小的日本相持不到一年，已两次遣使求和，赔款二亿两，割地数千里，藩属不保，这是弱极的证据。倘若英、俄、法诸国相约而来，请问谋国诸公以何法阻止？也只有用一个“和”字阻止罢了。这是如今中日战事而战不和的确凿依据。

译这正是关乎中国社稷安危的关键时刻啊。唉！大局如此，不得不步贾谊的后尘而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富国强兵的方略，如同老生常谈，纸上谈兵，书生习惯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艰难。我现在仅以个人浅见，简要地书写出来。

译第一条，文武应当并重。如今的文官与武职，真有上下床铺般的巨大差别。国家遇到战事时，四处搜罗武夫，动辄数以千万计。一旦军务平定，有的授予职衔，有的赏赐顶戴花翎。那些勤王有功的人，随后便陆续遣散。他们初入军营时，大都是无业游手好闲之徒。平日里已仗着体力过人，欺诈乡民，欺压百姓，无所不为。如今又有了护身符般的庇护，如同猛虎生翼，鱼儿得水。一旦进入军营，无论是将官还是士兵，军官还是勇丁，都已沾染了官场的习气。想返回家乡做小本生意，心中不甘；想投标效力，补缺却遥遥无期，能不重操旧业吗？督抚与提镇的品级虽然相同，但督抚拥有统领文武的荣耀，单独署名即可上奏直达天听。提镇则不然，必须与文官联名上奏。这导致遇事互相牵制。即使有精明强悍的武官，也无从施展才能。况且武备一事，理应由提镇负责。为什么呢？担任提镇的人，必定是由什长、百长升为千总、把总，由都司、守备升为参将、游击，所向有功，身经百战，才能升为提镇。既然已升为提镇，那么对于战守事宜，早已娴熟。何必用文官来牵制他们呢？有人会说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等人，难道不是提镇吗？为何他们统领数十万雄师，却一筹莫展，最终相约溃退罢了。我则回答说：十户人家的小城，必有忠信之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为什么呢？宋庆、冯子材、聂士成、刘铭传等人，难道不是武官吗？为何这几位重臣能独当一面？虽然冯子材、刘铭传尚未与日军交战，胜负难以预料，但昔日在安南一战，已立奇功，威震中外，长久以来让法国人佩服。可惜这几位重臣，仍有节制他们的人，因此不能充分施展才能罢了。如果说文官胜过武官，那么中日战事初起时，统领十师的人，本是文官。如今统领十师的，也是文官。为何也不能拿出一万全之策，以解除君父的忧虑？龚照玙，难道不是文官吗？为何也不能运用胸中万卷书，用笔杆子退敌？由此看来，文武应当并重。

第二条，广泛设立学校以考核人才。设立学校以德国为最多，美国、英国、法国次之。所学习的都是天文、地理、算学、化学、矿学、电学机器学、医学、格致学、方言学、文字学、舆图学、律例等，分门别类，从小学习，成年后施行，所以能人才辈出，国家因此富强，军队因此强大，商业因此兴旺，这不是广泛设立学校的功劳吗？我们中国急切地效仿实行，选择好的方面跟随，选择不好的方面改正，认真管理，明确功过，预计不到一二十年，中国的富强就可以坐待实现了。

第三条，重视商务。如今中国对商务毫不关心，不知道民富即国富，没有百姓贫穷而国家独自富裕，也没有百姓富裕而国家独自贫穷的道理。西方各国与我们通商，派遣钦差保护他们，驻扎领事协助他们，遇到交涉案件，就多方与中国官员争论，务必使他们的商民如愿以偿。唉！他们占便宜，就是我国吃亏。我国与西方各国通商，虽然派遣了钦差，仍设立了领事，美士坚、机利新等条约已经实行，我国钦差领事仅凭几份文书往来诘问，不能依据公法与他们争辩。华人到各国谋生，说有进口身税的苛刻条例，进入英国的香港，也想效仿征收人税，中国官员仍然附和他们，难道看不见听不见吗？遇到交涉案件，名义上是会讯，权力仍由他们掌控，既然权力被他们掌握，那么我国还有什么便宜可占？既然没有便宜，不免吃亏了。纵观与西方通商五十多年，重的关乎国家大事，轻的涉及性命钱财，试问我国在这五十多年中，可曾有一次占便宜的事吗？如今的计策，急切地设立一位商务大臣，总揽其事。丝、茶是出口的大宗，如今茶利已被印度、日本夺去，丝利则法国又取得了成效。其他如牛皮、棓角、大黄、茶叶等项，区区微物，也不能与他们抗衡。进口方面，土棉纱、洋布、机器、颜料、羽毛、油烛、洋灯，以及各种玩物、食物、吕宋、巴西的产品，一年的进出口，终究是他们盈余我国亏空。商务如此，难怪招募商办者虽千方百计，晓以大义，示以忠勇，但响应者仍寥若晨星。这是商务急切应当变法的原因。

第四条，设立议院，西方各国都设有上下议院。上议院主持事务的，是亲王之尊，以及六部九卿、军机大臣、内务府、宗亲各项人员；下议院，是督抚司道府州县公正的绅士耆老等。无论国计民生、商务农务，都由下议院商议妥当，然后上报上议院。上议院商议妥当，再上报朝廷。这样办理，商与官连为一气，中下而上都说可行，才准许实行。倘若有一二议员意见不合，也必定从长计议，斟酌尽善，并没有糊涂了事、偷安于一时、遗患于后世的弊端。由此看来，设立议院，实在有

译对国家的经济民生有益，我们中国应当急切地效仿。第五点是仿效西方的方法。如今谈论西法的人，可以说多如恒河沙数，说得头头是道，做起来却并不完善。同样的西法，西方人实行则国家富裕、人民强壮，中国人实行则国家贫穷、人民衰弱，这其中的真正原因，让人难以求得解答。我现在略将西法的利弊，详细陈述如下，关心时事的人，想必不会把我的话当作荒诞不经之谈。

泰西各国的惯例，首要重视商务。如今中国想要效法西方人，就应当急切地讲求商务。商务中最关键的关系，莫过于银行。我们中国的百姓，并非不想通过利息来增殖资本，可惜没有人倡导。现在应当首先设立银行总局，设在京城，由京城辐射到二十三个行省以及通商各口岸。一旦取得成效，还可以扩展到海外。筹集股本二亿两，每股出资十两，以国库秤为准。主管此事的人，挑选一两位公正廉明的一二品大员，收取这些股本，将其中十分之三暂时借给国家，以应对购买船只、购置器械的费用。国家允许其仅按三成股本的数量发行钞票，以一两至十两、百两为面值标准，且不得超过三成之数，以防银行倒闭导致钞票变成废纸。既然有三成股本存在国库中，那么如果经营出现亏损，这些钞票的资金也可以向官府追偿，使百姓相信而不怀疑。

或许担心其刚开业生意不能兴旺，那么可以允许其自行制造机器，鼓铸银元、小洋、铜钱。因为铜价异常昂贵，如果铸造铜钱不免亏损，那么就应当仿效西法铸造当十钱。考察香港所使用的紫铜，一仙重仅一钱八分，在粤东通商各口岸流通，商民非常喜悦，取其便利，又可以避免掺杂私钱的弊端。我们中国权衡一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铜钱重量也仅一钱多，现在用两文的价值铸造一文。可以当作十文使用，这种便利和利益，哪里能计算得尽？以此利益，一半作为国家用度，一半作为商业利润入股，这必定很多，一定会有争先恐后的势头。这是西法中极好的方法，我们中国应当急切地实行。

其他如制造局、织布局、棉纱局、船政局等，都应当迅速集资，由公司分别承办，以多多益善为好。中国矿产资源丰富，冠绝天下，为何都借口风水而不开发？如今著有成效的，只有开平煤矿而已。应当明确晓谕愚昧的百姓，使人人都知道开矿的利益，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词夺理。铁路应当接连建造，铁路建成后，如果遇到战事，调兵遣将，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到达，便民利国，这是上上等的策略。

驿站应当设立，如今中国往来的公文信件，名义上虽由驿站传递，实际上仍然形式上受到阻滞，不如步泰西的后尘，多设书信馆，两方面的便利都能得到。至于轮船，上海招商局的船只不过二十余艘，然而能与西方人争夺利益权柄吗？这轮船又应当扩充，以弥补招商局的不足。至于中国人，本来不乏聪明智慧之士，都是因为教育方法不得当，倘若教育方法得当，那么上至船长，下至水手，都可以不用西方人，利权就不会再次丧失了。

译第六，改革科举制度。如今中国科举考试，首要重视八股时文；武科考试，首要重视弓箭、刀石、地球技勇，大家都认为不通过这些手段就无法获取功名富贵。我试着陈述其弊端如下：文科从翰林到秀才，除了被选拔任用外，其余无所事事，专门靠代笔谋生，以包揽诉讼为能事。武科从侍卫到武秀才，除了被选拔任用外，毫无约束，横行乡里，抢劫打劫，结党营私，仗着有护身符，视国法为儿戏。唉！朝廷开科取士，是想选拔天下的真才实学，而不是想收纳天下的无赖之徒。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应当尽快改革。以文科考试来说：县试考八股时文，府试考文字学策问，院试考格致学算学科，科试考天文地理学古今学化学，会试考刑名钱谷学商务学农务学律例。只有殿试应当遵循列祖列宗的旧制。以武科考试来说：县试考弓刀石技勇，府试考枪法，院试考炮法，科试考战守策问，观察其文理是否通达以及各种枪炮的使用，会试考各式阵图，考察在何种山川形势下作战、防守、用兵，步兵施放枪炮以何种方法为妙。殿试则仍参照旧制。只要能够按照这样施行，不久就会人才辈出，必定不会让西方人独占美名于我们之前。全中国二十三省，每年文武两途录取的人不超过七千人，这七千人之中得到差事的不过百分之二三而已。现在应当筹划一个良法，使文武两途的人有所依靠。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文秀才派往府州县都守衙门，举人派往里外司道参游副衙门，翰林进士派往总督巡抚提督镇守衙门，或做幕僚，或处理文案。武秀才派往军营充当十长，举人充当百长，侍卫进士以千总任用。如此安排，想必没有不合适的。京城内外文武实职大小衙门共计六千一百四十八处，以此计算，每个衙门每年只派一人，还担心安置不下吗？

第七，应当招徕商人开垦荒地，准许免除五年钱粮后升科，每亩征收银二两，设立农务大臣管理此事。一旦取得成效，就仿照古代寓兵于农的旧制，由国家派遣武职人员教习、操练，务求精益求精，以期独树一帜，弥补绿营兵力的不足，免除临时招募的苦难。凡是商民，都食君之禄、践君之土，想必无不乐于从事。如果教导得当，必定给予破格奖赏；如果视为具文，就应当从重惩罚，以免效仿。此法若能切实推行，定可超越欧洲之上，又何必担忧小小的日本呢？招徕开垦有两点好处：一是每亩得到升科银二两，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如今二十三省未曾开垦的土地计算起来，何止百亿亩？以百亿亩计算，已得到升科银二十京两，以此制造兵船、购置军械、修筑炮台、修建道路，确实绰绰有余而无不足，这对国家有利；二是这百亿亩土地，非得五十亿人不能完成，如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水旱灾害频发，百姓正苦于无处谋生，得到这一大宗生意，能不欢欣鼓舞颂扬圣天子之德吗？国家不费半文军饷，已得到五十亿精兵，试问五大洲之内，有拥有五十亿防兵的国家吗？这味药可作香附使用，香附能通十二经、八〇经，既通气分，必能转输，弱者服用可变为强者，如今中国虚弱到了极点，得到这五十亿精兵，难道不足以反弱为强吗？时机啊时机，不可错失。

第八，应当免除厘金。设立厘金，原本是为了弥补税饷的不足。初设时，许诺军务平定后即行裁撤。不料军务已平定三十多年了，厘金捐局仍有增加而无减少。询问为何不撤，回答说军务虽平，但海防善后军饷浩繁，不得不暂缓。一旦海防善后经费充足，自然应当裁撤。这话欺骗谁呢？我认为不是因海防善后经费而不撤，实在是因为佐贰杂职人员多如鲫鱼，不得不以此调剂。衡量所收的厘金，落入私囊的占十分之六七，归于公家的占十分之三四。假使涓滴归公，一个局中，委员司事、巡丁探手，开销已不堪重负。一个县中，多则十余处，少亦七八处，商贾受受害无穷。因抽厘而生变乱的，数不胜数。船只往来，百般刁难，巡丁探手，狐假虎威，向委员禀报，不仅不为伸理，反而加以包庇。夹带私货者，行贿后扬帆而去；无私货者未行贿，不仅下帆听候，而且多方为难。甚至零星杂物，也指为私货，罚款则视其人身家而定，而非视货价之多寡而罚。这厘金的设立，损害百姓多，利益国家少，应当尽快全部裁撤，以缓解民困而广施皇恩。有人说如今倭患未平，军书旁午，调兵谴将，需饷浩繁，一旦全部裁撤，不是很难吗？如果担心军饷缺乏，就可以在关内加收，一旦倭患平定，即行裁撤，以示诚信。

译第九条是应当严厉禁止鸦片进口。追溯自通商以来，将近五十二年。查考海关进口账册，仅印度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两千万两之多。以五十二年计算，中国流失到印度的财富，已达一百零四亿两了。如今中国吸食鸦片的人，男女老幼，十人中就有三个。上至官员士绅，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将此作为消遣。暂且不论其他港口，仅以上海一港而言，城内城外，英、法、美三个租界，大大小小的烟馆何止三千家。白天门庭若市，人流如织；夜晚通宵达旦，让嗜好它的人昼夜颠倒，刚强变为柔弱。所售鸦片有“潮膏”、“广膏”的称呼，不知有“年清”、“陈膏”的名号，又有“冷笼”、“热笼”、“新公”、“旧公”的区别，更美化其名为“黑米”。灯取其高，斗取其爽，枪取其旧，杆以钢质为佳。斗有雌雄之分，枪有新旧之别，让嗜好此物的人乐此不疲。即使受到良友劝谏，长辈规劝，也难以戒绝。推究其难以戒绝的原因，实际上可以列举。市场上所售的戒烟丸药，难道不是用土皮土肉制成的吗？灰泡混合，只能替代瘾头，断难彻底戒除。究其吸食的原因，便可知戒除的方法。上瘾者是从无瘾到有瘾，从小瘾到大瘾。吸食经年，积弊必然深厚。所服的戒药，都是配合而成的，怎能去除根本而清理源头？戒除的方法应当是从大瘾到小瘾，从有瘾到无瘾，这才妥当。我现在有一个绝妙简捷的良方，试着为嗜好者陈述。倘若不认为我的话迂腐，请尝试一下，便会相信我的话不错。假如瘾量为三钱，分三次吸食的人，在未吸食之前先喝一茶盅汤，约含二钱，不宜太多。每三天减少二分，以三钱的瘾量计算，四十五天便可戒绝。其余瘾量大小，仿照此法施行，便可以用汤戒除。这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良法，也能固精暖肾，去积润颜。以此法戒除，完全符合戒除之法，由大至小，由有至无。在四十五天内，积弊已清，方可无后患。若服用其他药物，积弊未清，见到诱惑心生欢喜，难保不再重蹈覆辙。我亲眼见到友人用此方戒绝，毫不痛苦。倘若能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傳万，遍传于天下，使已陷入泥潭的人得以重见光明世界，未陷入泥潭的人也知道其中滋味，不再受其害，岂非中国的福气吗？文臣嗜好鸦片，文书堆积如山，不能亲自裁决，假手于书吏幕友，难保他们不贪婪受贿，颠倒是非，误判案情。即使有苏东坡的才华，也无法施展其长处。武将嗜好鸦片，置三军于不顾，敌人已到营前，只得与芙蓉城主石曼卿作别。这怎能执戈作战，即使有霸王的勇猛，也难以指望他定国安邦。百姓嗜好鸦片，荒废时间，丧失职业，破产倾家。一盏银灯，烧残智慧之心；两支烟签，诛戮英雄之体。任你良田百亩，都熔入竹管之中；画阁数间，尽化作云霞而去。练到面色如桃李，口吐〇桃，姿容绝世，色艺兼精。倘若与紫霞有缘，有不变成罗刹夜叉姿态的吗？嘻！鸦片这种东西，确实是尤物啊。我们中国应当紧急禁止它。禁止的方法，先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然后照会英国，据理力争。他们也就无巧辩可施。于是严格制定章程，限定时日。鸦片既然不能进口，即使嗜好者想要，也无处购买。富国富民，都寄托在此举之上。凡是有大力、慧刀等各位，起来实行，天下幸甚，鄙人幸甚。

译论富强应当先务根本

在当今时代，如果拘泥于旧有的成法，不急于谋求富强的计策，势必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然而，天下没有不能自立而依靠他人之力，消耗自身之力却能自立的情况。所立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富强。自中国开放海禁以来，各国掠夺我的利权，损伤我的元气，其罪行简直数不胜数。近来国家穷困到极点而寻求变通，打算制定能够自立自强的计策，凡是受朝廷庇护的臣民，应当无不拍手称庆，哪里可以随意妄加非议，被当世的潮流所嘲笑呢？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说权柄应当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受外人愚弄，否则就是舍本逐末，挖肉补疮，最终挖无可挖，补无可补，后悔莫及，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从前购买轮船、枪炮，所花费的国库资金不过让财政紧张；如今修建铁路、兴办纺织、开采各类矿产，不得不借助民间财力，由官府辅助完成。不知道国家用度虽然匮乏，民间尚有积蓄，倘若遇到灾荒歉收之年，以往赈济贫民所依赖的民间资助，到了这时也将无计可施了。况且一旦实行集资入股的办法，谁不愿意拿出积蓄来谋取利润？将会倾家荡产般地投入，势必导致十室九空。如果遭遇水旱灾害，人们将相继坐以待毙。这样，过去伤害的是官府，如今却危害到全天下了。《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这是富强的益处尚未显现，而富强的危害却先已显露。万一百姓饥寒交迫，铤而走险，危害更是不堪设想啊！

聘请教习，购买机器，处处需要巨额资金，民间财力不足，完全依赖洋债来弥补。借助他人的力量，反而增加了他人的财富；消耗自己的力量，恰好助长了他人的强大。他们只是假借富强之说，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我们却举国若狂，甘受欺骗而不醒悟，这是为什么呢？皇上虽然天生圣明，但日理万机，怎能不寄托于辅佐的大臣？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并非不明白其中的错误，只是借此变法自新的时机，作为谋求荣利的阶梯，至于公家的利弊则置之度外了。这正是有心人为之中心忧伤、心如刀绞的原因啊！

生财自有常规，取财难道没有良法？何必抛弃旧有的谋略，对新事物亦步亦趋地模仿呢？如今金矿到处开采，蚕桑各省通行，虽然出产很多，但各项物价反而比乾隆、嘉庆年间更贵，这是什么原因呢？风俗奢华，远不如从前俭朴。那些穿丝绸戴玉的富家眷属，招摇过市的，无不珠翠环绕，绸缎满身，至于妓家更不用说了。下至市上的店铺，招牌是金碧辉煌的，装潢是穷工竭巧的。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招揽顾客。这家如此，那家也如此。这都是利益未见而先有危害的一个方面。

如果能够制定限制，回归开国初期的俭约之风，衣饰各随品级而定。如果是平民，即使是巨富，也不容许任意僭越。至于法令所轻视的男女，尤其应当严加禁止。一切粉饰奢侈的行为，一概不准肆意妄为。违者明确规定罚款。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风吹草必倒伏，这在于上位者，只是一举手之劳罢了。

至于重视粮食、重视农业，更是古今的成法。西北本来多有荒地，东南自从经历战乱，荒芜之地也随处可见。无业游民，时时担心他们不安定，不能全部用法律来约束。为什么不驱使他们耕作，以消除祸患于无形之中？那么贫瘠的土地都能变成肥沃的良田，游手好闲的人都能成为良民，流氓地痞逐渐可以化恶为善。这些都是开源节流的大要。只是这些说法拘泥保守，不是当今谈论时务的人所乐意听见的。

况且我朝以忠厚开国，百官臣工，日久天长逐渐形成松懈怠惰的风气。京官依赖外省的馈赠，大吏倚仗地方官的贿赂。治理百姓的官员无不庇护差役，鱼肉百姓，借此充实自己的宦囊。自从捐纳制度开启，仕途更加混杂。地方大员虽然有考试的文章，却没有甄别人才的实效。即使目不识丁的人，只要有靠山，从未错置一人。这是人才选拔之所以越来越低下的原因。至于军营的积习，更难数尽。遇事则张皇失措，无事则在河边逍遥。既不曾训练以壮大其声势，又不使用恩威以联络其士气。驱使市井之人去作战，却希望他们斩将夺旗，能做到吗？如果侥幸平定了小股叛乱，爵位俸禄可以要求，保举往往多有徇私。道员、知府、提督、总兵的头衔晋升者，又有什么不同于烂羊头那样无足轻重呢？至于臣下作奸犯科的，往往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套语来蒙蔽掩饰。这是积弱之所以难以振兴的原因。

值此忧目时艰，不得不卧薪尝胆。又自督抚以下，如果都能通达治国之道，勤求民间疾苦。武职自提督、总兵以下，如果都能足额充实，军饷没有克扣，那么在上位者就可以破格提拔他们以资观感。那些贪污怯懦的人，则从重治罪以示惩戒。推荐文书只允许陈述功绩，不准索取官职。这样或许能知道恩惠，不至于开启党援的端倪，而也能有所振作。不要因畏难而迁就，不要因情面而徇私，然后求购工艺，以弥补民生的困顿，营运有无，以流通天下的财富，用诗书润泽他们，用礼义训导他们，自然一道同风，敦立教化，不求富而自然无不富，不求强而自然无不强。不然纷纷更改祖制，大权旁落，恐怕后人看今天，更无法评价了。

译就像现在看待过去一样。古语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会产生，这大概就是读书人之所以徘徊留恋、不肯舍弃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