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　外交部一　交涉

译卷四十六 外交部一 交涉

公法十一篇

西洋有一部《万国公法》，是当地学者所撰写，各国君主将其奉为经典，在和平、战争及外交交往中，依据它来判定是非曲直，没有人敢违背。现在摘录其中内容，共十一篇。

原始

万国之间互不统属，谁能用一种固定的法则使它们必然遵守？将各国交往的事务，以情理来衡量，以道理来揣度，制定出一套固定的法则，万国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公法的学说，由荷兰学者虎哥首创，最初名为《平战条规》，各国的学者互相辩论，其主旨主要有两点：一是性法，基于人心共同认同的道理，用来判定是非，也就是所谓的“率性之道”；二是义法，基于人心所认定的对错，用来确定各国交往、和战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修道之教”。而追溯其本源，仍然基于上天，人心共同认可的，就是上天所赞许的，也就是万国应当共同遵守的；人心共同反对的，就是上天所摒弃的，万国应当共同警戒的，也就是所谓的“天命之性”。这本书考察探究各国的史册、诗篇以及民情风俗，参酌制定而成，用以平息各国之间的争端。又有莱布尼茨与根布兰、霍布斯、布丰多、斯图德等人，引申其义理，辨析是非，更加详尽严密。又在是非之中推究利害，又有霍布斯、布丰多两人著论，义理也相同。因此各国的君主无不遵守，该战则战，该和则和，不敢有不同意见。有不遵守公法，强行坚持己见，妄动兵戈的，万国就会起兵攻打他。大概西洋有公法，就像中国有四书六经一样。事情虽然合乎情理，但公法中没有记载、以前未曾实行的，各国都不敢妄自行动，就像中国的典章制度一样。各国的禁令都以生杀予夺作为赏罚，唯独公法以荣辱作为赏罚，以天性作为权衡，贤明的君主和良善的士人自然顺从，这就是所谓的“不奖赏而能劝勉，不发怒而能威严”。

明用

公法的施行，将彼此交往的道理，推广到一个国家，再由一个国家推广到万国，其利益有三点：有共同约定而遵守的，有未经约定而遵行的，有尚未实行但内心信服的。因为性法斟酌事理、符合人情，不偏不倚，人的好恶本于天性，天性无不善良，至善的法度，遵行的人固然信服，即使不遵行的人，内心也未尝不服。建立国家有两种：一种是君主制国家，权力归于君主一人，立法来治理百姓；另一种是民主制国家，权力寄托于众人，而借由一人之手来执行法律。各国法律各不相同，唯独性法本于上天赋予，发自人心，没有不相同的，可以将万民合为一人，将万国合为一国。虽然因事制宜，稍有增减，但大体终究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先儒海付达说：“公法出自士人之手，其权威遵奉于国君，国家无论大小，都依靠它来自卫。我持此道对待他国，他国也持此道对待我，各自实行恕道，久而久之相互安宁，大国不至于衰弱，小国不至于灭亡。如果违背这一点，那么上触天怒，下逆人心，为万国所不容，即使强大也必然危险。”公法既已确立，凡是文字相通、声教相闻的国家，无不遵行。只有昏乱的国家，违背而不肯实行；荒僻的小岛，与禽兽相似，愚昧而不能实行。至于欧罗巴、亚美利加、亚细亚各洲所属国家，以及土耳其、波斯、埃及、巴巴里等国，则无不遵行，所以这些国家强大、风俗美好，不受侵犯欺凌。

立国

一、建立国家，必须是一国之人共同集会推戴，拥有城郭土地归其自主，才能称为国家。君主与百姓、商人的自发集会，以及盗贼聚集、蛮夷流徙无定所，都不能称为国家。那些依附大国得以生存的小部落，也不能称为国家。普鲁士、土耳其以前都依附英国，现在都成为大国了。

一国君主行事，关系到本国的，都用本国律令处置；涉及他国的，必须用公法处置。民间事务，也是如此。

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如果是被他国所建立的，一切不得自行专断，必须各国共同愿意，引为友邦，才能自主。美国以前臣服英国，后来才自立为国。既然称为国家，即使衰弱，也不得轻易废除灭亡，必须等到内乱极其严重，主权完全丧失，或者被强敌覆灭，才能视为亡国。

各国遇到内乱，其君主或死或逃，或立其后嗣，或另立君主，同盟国家，照常通好。

各国若有被外国攻破，重新订立和约，或割让一半领土，或臣服于该国。割让一半则分治该国，臣服则一切听命，不得列为友邦。一千七百九十七年间，荷兰七省发生变故，法国攻破它，因而改变其国法为民主制国家。比利时各省，长久与奥地利平行，后来被法国征服，其地遂归法国。十六年后，荷兰王室复位，与法国订立条约，将旧失的七省与比利时各省合为一国，归荷兰统辖。到一千八百三十年，比利

译当时比利时再次反抗荷兰统治而宣布独立，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这五大国都援引与奥地利共同制定的和约，比利时于是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译各国因战乱而改换君主，友邦与旧君签订的和约属于旧君个人的私事，即可停止执行。但若涉及国家大局的事项，仍应按照从前遵守。其国债无论应收应偿，都归新君管理，不得稍有含糊。改换君主之后，国土归君主所有，民间财产仍听任百姓自行管理，不得因战乱稍有侵占。只有奸民叛乱，才将其财产收归公有。或者在大乱之后，旧君复辟，则变乱期间民间被没收入官的财产，仍归还给原主。新君割让给邻国的土地，仍归旧君所有。其国土因国事而割让或出售，民间财产因买卖而转移的，都遵守原议，不得稍有更改。其他国遭受侵害应予以保护，他国国民受委屈应予以伸张正义之事，也照旧接手办理，不得稍有推诿。一千八百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十五年期间，各盟邦与法国新君交战，战胜后索取赔偿军费，当时法国旧君已经复辟，仍按原数输送。又美国因商人所受之害，向法兰西、荷兰、那不勒索赔索，当时三国都有变乱改换君主，仍按原数代为追出，这都是遵守公法。

自主的国家，一切政令都由自己发出，盟会礼节与各国平等。即使偶尔因有事，听命于他国，或向他国请教，都不算弱势。若在和约中写明听命某国，以及在盟会立约，请求他国保护其事、主持其议、护卫其疆土的，即为半自主国家，一切不得自作主张。就像波兰的戈拉告一城，连同其辖下土地，公议设立为一国，告知各邦，允许其永远为自主国家，由俄、奥、土、普三国保护，所以戈拉告常听命于三国。

国家必须君臣同心合德，政治教化清明，才能自主。若依赖他人保护，则其权力逐渐丧失，长久必然危亡。就像波兰的戈拉告，依靠俄、奥、土、普三国保护，凡事不能自主，然而还能与各盟国会盟，列于友邦之中。若在一千八百十五年，英、奥、土、普、俄公议，夺取法国的巴勒城，另立为国，名为以阿尼合邦，允许其自主。而和约中有言：“此国全赖大英君主永远保护。”又说：“以阿尼合邦国内之事，都应当听命英国，英国也应当派人鉴察主持。”又说：“此国既然蒙受英国保护，应当听任英国屯兵驻守，本国将士都归英国节制，英兵粮饷都须本国支付。”又说：“阿尼商船旗帜，也应当改从英国款式等语。”又有依靠他人保护成为半自主国家的，摩尔达维亚、几塞尔维三国，凭借俄国保护，而就近听命于土耳其。又有摩纳作为自主小国，先前凭借法国保护，后来依据巴勒盟约，改凭萨尔的尼保护。波利萨为民主的小国，凭借奥、土两国保护。又如埃及一国，本是土耳其的藩属，后来逐渐强大，于是不再听命于土耳其，想要成为自主国家，并想攻取土耳其的省部。经过英、奥、土、普、俄四国公议，才令其自治，该国仍向土耳其缴纳租税。诸如此类，强弱没有定数，邻国相待的礼节，也随时势变更。

贡赋必须等其自愿，土地必须等其出售或割让，邻国不能强行夺取。国内政事，除非是承受保护的国家，都听任其自治，邻国不得干预。即使是苗蛮小部，只要其居住有定所，刑赏法度都与各国相同，列于盟会，不得轻视。又有几个国家而奉同一君主的，法制禁令各自遵循其国的旧制，只有与邻国交际之事，才由盟主酌定，就像中国有蓄发的苗人及回部自行使用正朔。又有一国之民而分属各国的，政教法令都听任民间自行选择而从，但定议之后，即不得擅自更改。

各国交涉之事，必须推举强大有德者作为盟主，凡事听其处断。那些因有事会盟立约的，则专门以主持此事的国家为盟主，一切听其处断。各国境内之事，仍由国君裁夺，一概不向外透露。有最好的法律，共同明确议定通行，便成为公法，则各国法院都应当遵守。

各国士民设立会堂，举办善事，如征收赋税、偿还债务、借贷债务、通好、通商以及外人入籍，弥补公用亏空，铸造钱币、确定权量、建立信局、开辟驿路、著书、制造器械、惩治海盗及海上罪人，以及各国交涉的案件，如此国杀害彼国之人，彼国欠此国之债等项，评定交战之事，赐予强赏的牌匾，以及出境缉捕和制造兵船机器，养育水师、修筑炮台，一切事件，以及各告军民争讼，共同议定，告知国君，便立即举行，国君不得牵制。

海船往来，必须有凭票。其凭票必须由自主国家才准许发给，附属小国及未列入友邦的，不得私自发给。各国也不将其作为凭据。

各国在境外开垦及攻取省部，既然已经各国公许，或者历年久远，即为此国疆土，邻近的国家不得擅自争夺。

各国滨海之地，近岸数十里的洲港，都为此国疆土，以弹所

译及，就是国家威权所达到的范围。以往曾有英国士兵在美国长江口外抓捕敌方船只，从而引发诉讼，经由法国法官审理查明，于是确立了这一先例。

译一条狭窄的水道连接着两个海洋，便成为两国的公共土地，其他国家不得管辖，军舰也不得擅自进入港口。

环绕黑海的狭窄海域，过去归土耳其管辖，近来大多归俄国管辖。英国、法国、奥地利、土耳其、普鲁士、俄国等国也订立公约，将其作为五国的公共土地，但军舰仍然不得擅自进入土耳其的内港。丹麦所管辖的狭窄海域，曾在那里部署军舰捕捉海盗，又建立灯塔引导海船避开危险，确实对各国的商船有益。虽然近来将北岸割让给了瑞典，但往来的商税仍然由丹麦征收。

两国相连的江河，以水流中央为界。如果有过去归某国专门管辖的情况，则以对岸为界，不得越界争夺。

江河流经多个国家，便成为公共土地。往来的商船也可以停泊装卸货物，遇到危急情况，也可以登岸行走。但必须对本国没有妨碍，才能准许实行禁令。

在国内，公共产业归国君管理，民间私人财产任由百姓自行管理，遇到争讼，仍然听从国君裁决。其他国家的国民和商人在本国购置产业、寄存货物的，有事一概依照本国的法律处理，这些人如果犯法，仍然依照其原籍国的法律处理。各种制度都可以随时更改，但已经与各国商议明确并订立条约的，不得私自更改。

各国的法律，这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强行施加于那个国家。然而也有利国利民的事情，可以推行。如果那个国家自愿实行，国际公法也不禁止。

民间的田产货物，主人死后，无论是交给子孙，还是交给朋友，必须由当地官员明确遗嘱，才允许继承；如果没有遗嘱，任由本国官员处置。

欧洲各国的旧法，各国人民只允许在外国购买货物，不准自行购买田产。这是担心百姓随着产业迁移，容易生出叛乱之心。外国人在本国死亡，一切财产收归官府，这是因为以土地作为界限。现在大义逐渐明晰，这些旧例全部废除了。倡导改革始于法国，只有英美两国至今不允许外国人在其国内购置产业。外国人遗留的货物，仍然归其本国和本家所有。

凡是外国国民犯罪，都依照所在国家的律例进行裁决。如果有其他公约以及涉及国际公法的事情，则依照公约和国际公法裁决。

本国人民的案件，即使迁移居住到其他国家，仍然有用本国法律裁决的情况。例如子孙继承，西方人的子孙分为两种：结婚后出生的称为婚生子，未婚出生的称为非婚生子。老幼的名分以及亏欠、娶妻、休妻、离异等事情，虽然归居住国的法院审理，也可以参考使用本国的律例。

外国国民寄居在国内，已经入籍加入社团的，就归本国管辖，所有的赏赐和徭役，与本国人民没有区别。那些暂时来通商的，仍然归原籍管辖。

凡是百姓，先将财物交给别人，后来家贫负债无法偿还的，无论在本国还是外国，从前接受财物的人，就应当酌情代为偿还。

凡是婚嫁年龄是否足够、父母是否允许，一概遵循其本国的法律。婚礼则遵循结婚地方的习俗。

凡是财产在本国，而当事人在其他国家提起诉讼的，仍然使用本国的法律裁决。

凡是货物有那个国家所禁止，但并非公约禁止的，商人贩卖，遇到赊欠，那个国家不能代为追讨。在本国交易的，本国就应当代为追讨。

凡是民间买卖，在这里订立契约，而在别处交易的，都依照交易地方的法律。

各国君主巡游各国，其钦差公使虽然在他国，都使用本国的法律，或者随身携带货物，也不得禁止，其余的百姓和商人，都依照所在地方的法律。

各国的陆军，无论是经过还是驻扎在他国，必须先有公约，或者提前照会，领取凭证，才能准许通行。

军舰与陆军不同，凡是经过的地方出入海口，各国都不得阻拦，当地的官府还必须妥善保护，以保全友谊。如果因为有事需要封锁海口，或者指名某个国家的军舰不准进入，必须先行公告，或者明确订立公约，才能禁止。

船只遇到风暴进入港口修理，各国都依照国际公法执行。即使有事故，也不得趁危禁止。

国君在他国购置私人产业，遇到争讼，仍然归他国的律例审理裁决。如果政事、军事关乎一国，仍然由本国裁决，不依照他国的法律。例如西班牙承担荷兰的国债，地方官捕捉其军舰就是如此。美国的海船也有公私两种，私船的事情听任所在官府处置，公船才归本国处置。

凡是海船经过他国地方，船内的人遇到事故，都归本船的官员审理办理，当地官员不得干预；如果与他国人民争讼，则归所在官府审理裁决。曾有美国军舰停泊在法国港口，水手发生争执，英国领事想要越权管理，当时经法院商议驳回了。

海船，如果中途遇到海盗，就报告所在地方官员捕捉办理。这是触犯国际公法的事情，无论哪个国家，不得推诿。

往来的船只，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准许盘查的，所在官府一概不得拦阻稽查。过去英国不允许英国百姓逃入他国船只充当水手，遇到经过的船只，必定进行查捕。美国不听从

译战争持续了五十多年，多次讨论，仍然不能做出决定。然而各国法院以及有德行的士人，都认为这样做不对，于是也不再实行了。

译一、各国互通友好，若有领事官府驻扎在对方国家，本国商贩及旅居人民遇到争讼，都归领事官审理判决；若有与对方国家人民交涉的案件，会同当地官府审讯，各自依照本国律例断案。

一、本国人民寄居他国而犯法的，仍归本国法院审理办理。因为尚未入籍，就不是他国的国民，他国君主不得擅自处置。近来英、美、德、法各国，多有允许寄居国就近审理办理的，这是两国酌情变通之法，并非邻国侵犯权利。

一、各国人民有在本国犯罪而逃往他国的，经本国发函关提，就应当交付，不得袒护包庇。那些缔结盟约的国家先前立有公约的，尤其不得违约隐藏。至关提时，所在地的官府必须查明所犯罪行的确凿证据，再行逮捕，所花费的费用一概由该国补偿。又英、美两国立法，凡平民干犯凶杀、谋杀、强奸、私造假币、侵吞国库等重罪的，允许本国行文关提。那些寻常案件，不得琐碎讨要索取。外国人民在国内谋反及干犯国内重大政事的，就由犯事之国惩办，不得讨要索取，这是为了防止他国私爱其民，有这种宽纵的情况。

一、海盗抢劫及海船，未领取本国凭照，与交战时兼领两国凭照，暗中图谋两利，乘机抢劫掠夺的，这是大违公法，都是万国所共同憎恶的，无论何国，都可以逮捕惩办。那些兵船国牌注明专攻某国，却乘机抢劫掠夺他国的，仍归本国权主审理办理。

一、兵船，无论自战、助战，一概不准兼领两国牌照。

一、各国律令，有其他事情比照海盗办理的，只可治理自己的国民，及其境内的案件，不得施行于海上。

一、船只航海，行至空旷之处，四下没有管辖，遇到凶杀抢劫等事，无论何国官民，都可以逮捕惩办，与海盗同等。因为海面辽阔，并没有专管的官府，如果不允许众人逮捕，恐怕奸民因此更加肆无忌惮。

一、非洲旁挨及诸国贩卖黑人，运至他国做奴隶，从前视为常事，近来经英、奥、〇、土、普、俄以及欧洲各大国公约，犯者与海盗同等论处，船只所经过各国，都可以搜查。

一、平民死亡，所留产业并没有遗嘱交给何人的，应归所在地的官府管理。如果有欠债未偿还，就将遗产还债，不得充入官用。有寄产的国家，有债务而本国及他国又有债务欠款的，就允许酌情分配偿还，不得专归寄产之国。

一、凡是民间债务，只允许在本国控告追索，或因事出境，在他国遇到，不得追讨，他国官府，也不得逮捕，只有通商公所，在都允许追讨逮捕。

一、民间债务案件，凡是利息多少，物价贵贱，即使在他国兴讼，必须以立契买物之国的法律为凭据。

一、民间诉讼，无论在何国法院审理判决，有既定之后，再在他国及归本国控告的，都应当查照原案，不得翻改。只有西、葡、俄、法、瑞、威登等国，间有不全遵守的，然而必须确审前断，实在是不公正的平民，实在有受委屈，确证方可解除断案。那些本国所禁止，他国所不禁止的事情，本国民人有意避禁，迁徙到他国妄为以及取巧控告的，所在之国查明，仍依照其本国法令处断。

一、国主所有的官产都听国主动用，那些民间私产及公会的财产，必须有公事关系民生国计的，才准许动用。

交接

一、自主的国家，虽然小弱，都能与各国并列，或者大国无礼侵凌各国，应当共同救助。如土耳其，向来被大国欺侮，近来欧洲诸国公议，列为与国。西洋各国，向来不与中国通使，近来也结盟友好，同为与国。

一、各国所立盟约及通商章程，若有不便，必须等到再次会合共同酌定，平时不得擅自更改。那些仅与一两国不便的，不得以私废公，更轻易议改。

一、公法各国颁行并宣示，司海法院（一名战利法院）及洋水师，都令诵习。凡有争论，都以公法处断，即使与本国有异。

一、必须屈从，或其君主与邻国有争，必须听法院以公法处断。

一、国内政令兴革，君主之国，都由国君自主；民主之国，则由公举的执政议定。他国不得干预，或者其事于我有益，被彼所嫉妒，一定要让我更改，我又势力不能抗拒，就等到公议载于盟约，才能遵行。日后势力强盛，如恢复旧制，也允许改立盟约。如英、法主乌达拉立约定，法国许毁顿及耳客台；法国与五国联盟立约定，许毁虎凝台，就是这样的例子。

一、开拓疆土，开设码头，屯驻兵勇等事情，都听各国自行作为，邻国不得阻挠。只有对彼国有妨碍的，才聚集盟国公议，酌情劝止。

一、国君增修德政，国势日强，开辟财源，

译训练军队、收复附属国等事务，都是应当做的。邻国忌惮其强盛，胡乱加以阻挠遏制，这便是不自强大，嫉妒他人的强大，违背了天性，是国际公法所绝对不允许的。如果某国没有德行，凭借武力侵犯暴虐，确实对小国有妨碍，那么应当通过公共舆论加以阻挠遏制，扶持弱小、抑制强大。就像一千六百年间，西班牙与日耳曼联合，查理五世同时拥有两国，更想侵吞邻国，于是各国感到恐惧，合力抵御它，经过长期战争才在韦斯特伐利亚订立和约，这似乎不是近年的事。又如近代英法等国的力量抗拒俄国，以保护土耳其，都是这样的例子。如果某国国内臣民作乱，或者君主与民众相互争斗，邻国也可以前往平定其危难；与邻国没有妨碍的，不得参与。也有权宜之计去平定其危难的，临时斟酌处理，不在国际公法的规定之内。过去奥地利、土耳其、俄国、普鲁士三国平定那不勒斯的内乱，英国曾有书信驳斥，因为国际公法中没有记载这种情况。

译同一个盟约国家被其他国家侵犯，就应当前往救援，不前往就是失信；如果是自己丧失政权被人民背叛的，只允许局外旁观，不得干预。比如希腊被土耳其欺凌，欧洲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合力援助它，才得以自立，就是这样的例子。英、法、俄三国在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于英国的都城集会，订立条约以平定希腊事务。条约中援引此例作为依据。条约说：“希腊、土耳其两国相互攻伐，血流漂杵，导致希腊各部落以及邻近海岛动荡不安，损害了与欧洲的贸易，盗贼四起，我们三国深受其害。而为了自卫抵御，军费也极其巨大。希腊苦苦请求英、法两国从中调停，三国同心想要制止战争的凶残，避免生灵涂炭，所以协力共同商议订立条约，以使交战者恢复和平。这是施行仁政理所应当的，也是欧洲的大利益。”第一条说：“三国驻土耳其的公使联名准备公文呈给土耳其君主，允许代为调解商定，并命令双方立即停战，听候公议。”第二条叙述英、俄先前关于希腊内政外交的协议。第三条说：“此事的细节以及土地疆界等情况，必须由三大国与之另外商议确定。”三国又附加秘密条约说：“三国应当立即与希腊通商，希腊国君能够尽到外交礼节，就应当派遣使者互通问候。先请求希腊、土耳其停战，有不愿意的，三大国协力遏制。一切公事允许驻在伦敦的公使酌情处理，与独立自主的国家同等对待。”条约达成后，向两国展示，希腊接受了，土耳其拒绝了。三国随即共同出兵，在那瓦利诺击败土耳其。土耳其于是听从希腊自立。

一、保护小国，无论内乱还是外患，必须该国君主前来请求，才可以前往，不得无故干预。也有对自己有害，以及关乎大局，又有平时立约议定，遇事予以保护的情况，则不等待其请求，就应当前往。

一、邻国交接保护之事，必须严格遵循国际公法，不可徇私。因为如果我们徇私妄为，各国就会效仿，眼前的利益很小，后患却无穷无尽。

一、独立自主的国家，本来地位平等，但礼节名号多有高低不齐的。有的明确订立公约，有的彼此习惯，遂成风俗，这都是由国势强弱造成的，不是固定的法律，也没有固定的格局。

一、欧洲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可以行国王之礼。行国王之礼的，可以派遣全权大臣驻扎他国。民主大国，也有各国推让，允许行国王之礼的，但其礼节仍然应当稍次一等。其他小国，都不得行国王之礼。

一、行国王之礼，各国信奉天主教的，就推举首座为罗马教皇；信奉耶稣教的，仍然属于平等。俄罗斯、意大利都信奉耶稣教。

一、各国盟会的首座，过去多有纷争，甚至动武的。近来经过各国贤士阐明，或者彼此轮流，或者临时抽签，或者按照字母所载国号确定座次，永远平息争端。

一、各国照会书信，一概使用本国文字。有其他国家不能通晓的，附上通行的译本。过去欧洲内部通行西班牙文字，近日通行法国文字，就是这样的例子。

一、独立自主的国家，都可以自立尊号，在境内颁行。其他国家是否推崇，仍听其方便。只有皇帝称号，如果不是教皇以及明确订立公约推戴的，不得擅自称用。教皇如罗马国就是例子，订立公约如俄罗斯就是例子。

一、各国海船往来，本国船只看见客船进口，就应当降下旗帜收起帆篷，以示尊敬。又有会议立约，规定此国船只到达彼国境内如何接待的，就按照条约执行，不拘一格。

使命

一、各国公使往来，本来没有君臣之分，应当以宾客之礼相待，不得轻慢。即使有罪过，也不得擅自加以杀戮侮辱。这不仅于心不安，也恐怕结怨生衅，转相报复，导致战争爆发。

一、各国民商有争执，公使会同审理判决，都依据国际公法，不依据本国律例。

一、独立自主的国家，都可以派遣使者到友好国家驻扎；其附属国及半自主的国家，则只能派遣使者到所依赖的大国驻扎，不得擅自派遣公使到其他友好国家。联合的国家，所联合的国家本来属于自主的，都可以派遣使者；也有只允许总会派遣使者的，那是先订立特别条约，不是常例。如美国的合邦就是例子。

一、一个国家，有内乱，或者新君已立而旧君尚在，或者大邦的附属国因强大而自立，邻国都可以派遣使者聘问，但不加钦差名号，以避免争端。

一、邻国派遣来的使者，接见或不接见，都由本国酌情决定。愿意接见的，必须以国际公法之礼款待；或者其人过去是本国臣民，或者庸俗卑鄙奸邪，无足轻重，就明确说明不接见，这对友谊没有伤害。因为轻视其人，并非轻视其国。其国因此必定反思其过错，另选贤能，以免辱没使命了。

一、各国派遣使者约有四等：第一等，名叫全权大臣，是代君主行事的人，与其国君亲自到来没有区别，有事得以与邻国君主面议，邻国款待之礼也与国君没有区别；第二、三等，也奉国君之命，持有国书的，但非

译奉皇帝之命代替君主行使权力，只可以因具体事务朝见邻国君主，各种事务大多与邻国大臣当面商议；第四等，是国内大臣因公务致信给邻国大臣的情况，只与大臣商议事务，不得朝见邻国君主，接待的礼仪依次递减。那些民主国家，国内的首领派遣使者到邻国，也仅与邻国大臣往来，因为首领是代替民众行使权力，不能与钦差相比。至于领事以及办理通商事务的官员，不得称为公使。

译一、各国派遣使臣聚集商议事务时，不使用国书，只抄写钦赐的全权文凭，交给公使。会议时，或者彼此互换，或者统一交给盟主收管。

一、使臣奉命出使，本国发给牌票，沿途查验放行。如果经过敌国，必须另外请求牌票，才能避免意外。那敌国也不得因为战争未息，稍有阻留为难。

一、第一等公使将要进入邻国京城，就命令属员行文照会邻国部臣，邻国依照礼节接待，选定日期朝见，进呈国书。第二、三等公使自行照会部臣，请求他们禀报国君，进呈国书。那些没有国书的，只照会部臣，请求他们选定日期当面递交文书。

一、国使朝见，当面呈递国书，用好话称颂邻国君主，邻国君主也好话慰劳回答。第一、二、三等公使都一样，只有第一等公使是代替君主行使权力，不行君臣之礼。民主国家派遣使臣谒见，宰相、部院如同公使见君主一样的礼节。

一、各国驻京公使，都适用其本国法律，货物、子女都属于本国，只有田产以及贸易债务等事，仍然依照所驻之国的法律。遇到所驻之国与邻国交战等事，就发给护身牌票，敌国见到牌票，就不得随意拘捕杀害。

一、公使所驻使馆内的一切人员都由其自行管束，如果有诉讼与该国人民交涉的，也依照该国法律办理。如果使臣品行不端谋害所驻之国，就照会其国君调回追究办理。如果事情重大紧迫不能等待，就收缴其卷宗文凭并将使臣送出境外，同时行文照会。如果重大案件已经照会，而其国君主徇私不管，就自行拘捕惩办。因为两国和好，互相敬重，不允许轻易侮辱邻国使臣。尊敬使臣就是尊敬君主。如果该国徇私庇护，就可以自行追究办理，不允许邻国使臣有恃无恐作恶。如果本国的人在他国做官而充当使者，按照公法本来不接待；如果先前没有明确说明已经接待的，一切礼法都与公使无异，不得前后不一。

一、公使本人不缴纳丁税，随带应用物品进口也不纳税，只是不得藏匿罪犯，自犯公法。所住的公馆虽然是自行购置，仍然缴纳官租。

一、公使派人携带公文，经过各国，无论水路陆路，有牌票就不得稍有阻难。即使遇到战争，而所驻的是局外国家，也应当一律放行。如果两国交战，而邻国想要派遣使臣聘问，就应当共同约定发给白旗牌票，以便往来。

一、公使经过他国，事先行文照会。如果该国不准过境，行文阻止，就立刻改道。如果任意私自通行，遇到事故，就与该国平民同等论处。如果允许其过境，就应当按照公使的例规保护款待。如果有不知礼义的国家，随意轻慢杀害的，与杀害其国君无异。受害国家就可以兴师问罪。从前法国公使经过日耳曼地方被杀，法国兴兵问罪，各国大多答应帮助。各国公使评议，都认为日耳曼不对。因为既然有国家，就不能没有使臣，公使往来自然应当互相保护。即使怀疑其勾结他国，不利于我国，完全可以明白阻止，怎么可以随意杀害？人命至重，邻国平民过境尚且需要特意保护，何况尊贵的公使呢？凡是破坏礼制杀害使臣的，为万国所共同憎恶，公法所不容忍。那国家必定不能长久存在，警惕啊警惕啊。

一、公使驻扎他国，遇到礼拜日期，仍然依照本国的礼节照常礼拜，所驻之国不得阻挠；只有和约载明不许行教的，只可以在教堂内行礼，不得鸣钟、集会以及举行堂外一切事件。

一、领事官不在使臣之列，驻扎领事他国，必须和约允许，才能前往。如果不遵守理法，就可以收回文凭，或者依照法律惩办，或者送交其国，都由东道国斟酌决定。那些寻常诉讼与本地民人交涉的，一概依照所驻之国的律例审断，与民人无异。

一、公使驻扎他国，如果遇到其国有丧事，另立新君，本国就应当另外发给文凭。如果本国更换君主，就在通告友邦的文内声明，该国使臣交卸尚未回国，一切权礼与现任使臣无异。

一、公使或者任期届满，或者因为事情召回，就照会部臣，请求他们代为奏报面辞，并将本国诏旨呈验，用好话告谢所驻之国，依照礼节赠送饯行礼物，接受或不接受，各自依照本国律令所定。各国大多允许使臣接受礼物，只有威尼斯及美国不允许使臣接受礼物。那些因为两国不和睦而归国的，或者当面告辞，或者不辞而别，都由使臣斟酌决定。至于各等使臣在任期间，如果有升降，也应当通知该国部院，呈验国书。

一、公使在任期间病故，宾客丁役一概不得擅自干预公事，一切案册文凭都封存送回本国，如果没有宾客，就由所在官司封存送交。寡妇、家人都可以暂时使用使臣礼节，遗留的公馆财物都归寡妇承受，或者依照遗嘱办理，地方官民不得擅自挪动。

盟会

一、各国盟会，自主国家都可以与友邦聚会订立条约；属国及半自主国家，则必须依靠

译以所在国为主，不得擅自订立条约。合众国之中，有的归盟主订立条约，有的听任各国自行订立条约，情况各不相同，只以当时的公约为定。美国不允许其所在国私自与他国订立条约；日耳曼则允许其联合各国与他国订立条约，但其条约不得与盟主的合约相违背。盟约方面，君主制国家由君主收藏，民主制国家由首领大臣或理事部院收掌。

译一、各国盟会议定的事项，都记载在盟约之中。因为加盖印信之后，必须永远共同遵守，不得违背。也有不记载在文书上，而仅凭口头约定的，既然已经答应，就应当彼此遵守，不得失信，从而触犯公法。

一、各国的盟约，必须由国君斟酌决定，并加盖国玺，但也有权宜行事的余地。如带兵、发放凭证、准许通商以及议定交换俘虏、相互约定、停战、投降城池、退兵等事，都可以由本国官员自行约定，不必禀告国君，再加盖玺书。

一、各国大臣没有订立盟约的权力，擅自与他人订立盟约的，称为私约，一概不予承认。但如果他国误信其言，与之订立盟约，如果发觉事情难以实行，就应当尽早通知对方，补出盟会费用，废除前约；否则仍须遵照执行，不得失信。

一、盟会如果是派遣全权大臣前往的，就与国君亲自前往没有区别。一切事项，既然已经商定，订立盟约并画押，国君必须遵照执行。即使稍有不便，也不得轻易议论更改。因为国君既然将权力授予臣下，就不可以再收回其权力。如果盟约中注明必须等待国君约定的，则必须等待国君允准，方可施行。如果已经议定，但尚未订立盟约画押，或者事情关系重大，对本国及他国都有不便，或者国君明确有诏令，而使者违背诏令擅自许诺的，都可以临时更改。

一、盟约涉及通商事项的，必须得到公会主事人的允准，方可施行。否则，即使已经由使臣议定，仍须酌情修改。

一、各国的盟约，有的是因形势所迫，勉强应允的，如兵败、饥荒、强敌入境，凡是被要挟的，不得不顺从这类胁迫下的盟约。这本来不是内心所愿，但既然已经订立盟约，也应当遵守，以平息战争。否则翻云覆雨，天天寻找借口发动战争，各国生灵涂炭，天性所不忍，也就是公法所不容许的。

一、盟约有两种：一种叫恒约，一种叫特约。恒约是指各国利害相同，经过共同商议，永远遵行的，如割让土地、交换土地、更改疆界、臣服他国以及交战预定日期、准许敌国人民携带财物出境等事。即使两国失和以至于用兵，此约仍须遵守，必须国家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另行集会订立盟约，才能更改。特约是指因某一件事或某一位君主而订立的，事情有了变迁，君主有了死亡，其约即废。只有划分疆界、确定权力这一项，本属于恒约，但近代非利乌得喇、法兰西、维也纳等国并吞邻国，多有变更，这并非公法的本意。

一、盟会有另外订立保护之约的，或是大国保护所依附的国家，或是邻国互相保护。订立盟约之后，遇到患难、亏空等事，都应当帮助。其方法有两种：资助财物叫保，如年饥荒时输送粮食、贸易时借给本钱就是；资助力量叫护，如借兵、借船、代为守卫疆土就是。然而战争之事，如果有应当帮助的国家理屈，而敌国理直的，也可以不必保护，这不是违背盟约，而是遵守公法的道理。

一、订立盟约联合出兵，名叫会盟。或是帮助防守，或是帮助进攻。无论从前是否结为同盟，只要觉得这个国家理直，都可以前往帮助。也有在盟约中载明，只帮助兵马粮草船械，而不与敌国结仇的，那么在交战之时，仍属于局外中立。瑞士联邦，多有实行这种方式的。

一、订立保护之约，遇事互相救助的，原本是指理直应当帮助而言。如果那个国家倚仗势力贪图利益，先挑起争端，那么就不应当帮助其横行霸道。其是非曲直务必平心静气地比较讨论，不得借口理直，畏难推诿。即使事情涉及疑似，未能决定的，仍应当尽力前往帮助，不可失信于友邦。因为如果它横行霸道而我们去帮助，是违背我们的天性的。违背天性就是违背天道，也不敢违背天道，这正是公法所允许的，并非失信。如果事情涉及疑似，并非显然违背道理的，既然有前盟，自然应当前往帮助。如果能够居中调停保护，不使用武力，更是上策。

一、两国订立盟约，多有交换人质以坚定信用的。如一千七百四十八年，英国许诺归还法国属地，先派遣数位诸侯作为人质，就是如此。

一、盟约遇到词义不详以致产生争论的，须延请名人考证古书，详细解说。

一、两国失和，有其他国家居中调处的，如果不是邀请以及从前订立有调处之约的，接受或拒绝，都听凭两国方便。那些有道之士，熟悉典故，明辨是非的，虽然没有调处的责任，也没有将相的权力，都可以主持公道，所允诺应当各国听从的，都应当听从。这是因为尊重他的道义，而不是尊重他这个人。

兵事第一

一、两国交争，如果这个国家与我国通好，而那个国家向来没有盟约的，就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攻击那个国家。如果两国都是同盟，就应当作为局外旁观，不得偏袒帮助任何一方。因为同盟的情谊，不分厚薄，那么道义上就不应当偏助。

一、两国交战，邻国必须先声明是帮助还是作为局外。帮助的一方，封锁港口、捕捉船只、掠夺货物、接济军粮器械，都可以从事。局外的一方一概不得参与。

一、各国在海上交战，只准许登上敌国的船只查捕奸细，货物不得随意登上他

译国家的船只。

一、各国之间若有争端，必定依据国际公法进行分辨裁决。弱小但占理的一方，凭借公法来保护自己；强大且有力的一方，也不得不因理亏而屈服。只要公正地执行法律、共同商议，就可以避免动用武力。那些因小事而愤怒争执的情况，比如逼迫讨要债务、抓捕平民、强行占据田产等，要么通过调解赔偿归还，要么已经进行了报复，就不应擅自发动战争。

译一、本国人民遭受邻国人民侵扰暴虐，屡次发文照会，而对方国家不予伸张正义的，本国君主便颁发强偿之牌，准许受委屈的人随时自行报复。通过强偿所获取的人口和货物，仍宽限时日，等到对方必定不赔还，或者直至交战，方可没收归入本国。

一、两国即将交战之时，拦截劫夺敌国货物，须暂时封存。如果不再交战而议和，仍须交还；只有再次交战，方可没收归官。战争分为三等：遇到全国民众，随时随地都允许公开交战，称为全战；指派某省、某部民众公开交战，称为限战；民间互相交战，称为杂战。这些都是国际公法，只以是非曲直来区分。

一、交战之前，必须提前向各国宣告，并且告知敌国。如今则不告知敌国，只晓谕境内人民，不要与敌国往来，并宣告交战的原因，以便事后评论是非曲直。

一、交战时，敌国货物、人民在本国境内的，一概不掠夺。这不是因为受到敌人威胁，而是为了保存友谊。虽然现在互为敌国，但昔日的友谊依然存在。只有带兵接仗的人，其债务账目、货物都可以没收归公。敌国君主自己欠敌人的债，仍应偿还，以彰显信义。与其他国家交涉的，无论是国债还是私债，遇到战争暂停追讨，等到议和后再行讨取。

一、交战时，敌人在本国境内所置的房屋、田产都不没收归公，只将租税封存，听候处置。

一、即将交战时，敌国人民货物在本国境内的，都提前宣告，限定日期搬回，超过期限不搬的，才开始没收归公。因为他们进入疆域，本是凭借公信力而来，既然准许他们居住，那么在战争开始时，也必须准许他们出境，这才算守信。

一、两国交战，对方国家先将我国民众、货物在其境内违法掠夺，或将所欠我国民众的债务没收归公的，那么对方先失信，我国也效仿他们，这是国际公法所允许的。近日英国与敌国货船在其海口的，即掠夺归公，有道的士人多认为不对。

一、两国交战，本国民众一概不得与敌国往来，违者货物没收归官。如果有国君特别诏令，战时仍允许通商；以及商人运货在途中，未得到交战消息的，不在此例。

一、多国联合出兵攻打敌人，邻国民商有与敌人往来的，当事人都可以查捕。邻国即使行不义之事，本国断不可以效仿。

一、敌国人民在敌国境内的，无论流寓、土著，都可以掠夺。过境商船及往来使臣，不得稍有侵犯。只有派遣往敌国的使臣，可以随时截阻。

一、西方人寓居中国，以及中国人在西方的，遇到战争，也应当遵照国际公法办理，不得专用西方法律，也不得专用中国律例。

一、本国及其他国家商货，在交战以前，先在敌国的，不得掠夺；失和以后，才运寄过去的，与敌货无异。又有身为敌人，持械交战，才算敌人；而货物在他国的，也可以掠夺。敌国所辖属国，一切事件，与敌国同等对待。

一、区分是否为敌货，船只各有不同。船只如果是国船，以各国牌票为凭证；货物则多有商货，应当以商人籍贯为凭证。

兵事第二

一、两国既然失和，交战凡火器、刀矛斩杀、擒拿掠夺，没有不可以做的。但也须存有仁义之心，阴谋设毒害人而使人不觉之事，仍然不可以做。诱降杀降，更是国际公法所忌讳的。

一、两国交战，本来不是好事。必定是对方万不可用道理说服，或者先来加害，才可以动用武力。两军对阵，势无两全，才可以斩杀。或者将要交战而对方悔悟，或者临战丢弃兵器，或者带着兵器投降，或者战败被擒，即不可以妄加杀害，以伤害天地之和。因为战争是为了诛伐无道，保全自身，不是以多杀为功。如果可以保全其生命，就必定保全，这是仁义之道。

一、两国俘虏，战毕互相交换，或者用金钱赎回，或者问明以后永不带兵临阵，施恩释放。凡是交换、释放的，以后仍可临阵施恩释放的，以后断不再临阵。国君断不许他们再来，是恐怕失信于敌人，各国效仿。或者被俘时自称受恩深重，或者心不甘服，必定要来雪耻，就将此人囚禁，无论年岁久暂，必定等到战罢议和方能释放。因为对方害我之心未已，就不得不禁锢，以防后患。

一、交战时，只有将领官员及持械兵勇，才可以尽力攻杀。其他如国君及其家属、文官、士人、妇女婴孩、农工商贾等不关兵事的人，都不可妄加杀害。因为杀人不是天地之心，也不是我心所忍。临战而杀，是因为对方将要害我，不得已而杀之。这些人都不急切害我，岂可轻加杀戮？

一、军队进入敌境，只要是敌国财货田产，都可以没收归公。只有神庙、文职公廨、会堂、学馆以及奇异珍宝，都不得肆意焚掠。如果是水战，则岸上之物都不可取。

一、攻灭之

译国家，其田产都应当归公；降格为属国的，无论公私田产，都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译一旦军队进入敌国境内，民间的房屋、村庄、田禾、树木，绝对不可随意烧毁。如果确实有阻挡要道、妨碍攻取的情况，万不得已才这样做，也应当宣告其原因，以免日后遭到报复或效仿，使各国受害。从前英美两国交战时，英国曾有过此类行为。其海军提督发文宣告，说美国攻打我国属部加拿大时，曾行不义之举，所以我以此报复。美国回信说：“我攻打加拿大时，偶尔有烧毁行为，实出于万不得已，并非敢违背仁义而得罪万国。然而如果不是英国先教唆红苗攻打我、烧毁我海口市镇、攻破我京都，我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烧毁城邑，是欧洲各国所不敢做的。美国一向坚守仁义，即使敌国以不义对待我，也终究不允许我的百姓以不义进行报复。就像前次烧毁英国小村的事，本来并非国君的本意。据总兵官禀报，该村遮蔽炮台，不烧毁则炮台绝不能攻破，国君仍然不赏赐他的功劳，将该总兵抓起来交给刑官审究。同时又有士兵擅自烧毁一村，也将带兵官斥责革职。不义之事，是我所深深耻于做的。

在水路交战时，敌船在水面上的货物都可以掠取，这并非行不义，大概是为了断绝其军饷来源，使其困窘而求和。在陆地交战时，敌国的货物在交战期间可以掠取，如果已经攻取下来，那么土地和人民都归我所有，绝对不可随意骚扰掠夺。如果军费支用不足，向民间按能力派征助饷，还可以权宜行事。

两国交战时，不是充当士兵勇者的，一概不得随意杀害及掠取货物。如果乱民趁机杀掠，就按照海盗的条例治罪。只有敌兵不遵守公法，加害我百姓时，才可以尽力抵御。

海船持有本国颁发的牌照凭证，攻打讨伐某国，遇到敌船，货物都准许掠取，所得之物全部归入公库，不得藏匿。

民船持有赐予的牌照凭证，在洋面上截获敌人货物的，已成为常例。然而将捕掳的权力分散寄托给百姓，会开启愚民借机盗劫的心思。各国的师长儒者都认为这不是好事，有道的君主宰相务必尽早禁止革除。一千八百十五年，美国与普鲁士订立条约，曾有禁止百姓捕掳的条款，深可钦佩。然而刚过四年，又再次删去，实在可惜。

商船被敌国捕掳，以及被海盗抢劫，而其他国兵船代为夺回的，以三分之一充作赏赐，二分归还原主。盗案夺回的货物，限在一年零一个月内报官审断，过期不再追究。也有将夺回之物全部充作赏赐的，又有夺回后经过一昼夜就全部充作赏赐的，终究不如取三分之一的办法最为恰当。

兵船及持有牌照的民船夺回同盟友邦货物的，自然应当立即送还。如果所失之物属于禁物以及贩往敌国的，不必送还。局外国家被杀虏经我兵夺回的，也立即送还，不得领取赏赐。

本国船货被敌虏去，无论何人夺回，都归还原主，不得分赏。只有渔船及游戏之船不在此例。

审理夺货还货等案件，都由用兵之国的君主掌管，只允许带回本国，或停船在联合用兵的国家办理，不得在局外各国境内审办。在局外地方抢得及夺回的，就归所在地的法院审断。

战利法，审理断决战时夺货、还货的案件，如果有偏袒不公，致使本国兵民受委屈的，查问属实，就发给牌照凭证，准许其自行报复；或者事关重大，就兴兵问罪。因为君主与百姓为一体，不能因为民间稍有轻视就置之不理。

两国交战时，士兵勇夫占据民间房屋，都准许原主讨还，不得归入公库。只有国君自己置办的产业，必须等到和议达成后，才能让还。又有交战日久，将占据的田产私自买卖的，日后议和交还其产业，仍归原主，买者领回原价。

临战时，要约如定期、遣使、交换俘虏等事，尤其应当坚守信义。因为战争本是不得已的事，所以即使决死行间，也必定彼此相约，不过分苛刻，正是为了日后议和留下余地。《公法》一书，总以平息战争为主。

交战时，有两国议定暂时停兵的，既然已经许诺，即使有大利，也不得失信。行诈停兵的约定，只涉及一路的，由统帅作主；各路全部停兵的，向君主请示。停兵之后，有擅自掳掠敌货的，就将那人治罪，原物立即送还。

交战，已经解说，暂时停兵。凡属攻守的地方，一概不得招兵、调兵、收粮、制造军械、修理城池炮台。接受友国援兵，会亏损信义。那些非攻守之所，仍听照常办理。

两国约定停兵若干日，限期未满，绝对不准违约用兵；或者所约日期太远，将战时也必须预先宣告。因为不想亏损自己的信义，趁人之怠。从前罗马国与费国交战，约定日期停兵，费国不等期满，兴兵偷袭。罗马国仍然以礼相待，派遣使者讨取被虏人物，不许而后才再次交战。于是各国都遵从罗马国，而鄙薄费国。各公师评论，也以费国为非。

交战，力量屈尽，情愿投降，不敢接战，就称之为降，

译并非最终将自身归顺于敌人。有时割让城池关隘，是将帅及地方守土官员可以自行决断的。如果将土地和人民全部交给敌人，则必须向国君请示命令，不得擅自许诺。从前罗马国的一位将军与敌人订立条约，将土地割让给敌人，罗马国会对此感到羞耻，随即请求将两人交付给敌人，废除原来的条约，重新开战，夺回了原有的土地。

译一旦交战，两国民众不得往来。若两国先前已有约定，非作战地区仍允许民商互相往来，必须特别颁发凭证，酌情执行。该凭证必须由国君及全权大臣颁发，才具有凭信效力。

敌方货物被俘获，仍允许用银两赎回。若有已订立赎回契约，但尚未支付价款的，船货在中途遭遇海难，赎金仍须缴纳。

兵事第三

两国交战，附近国家不偏助任何一方，称为局外。有独立自主的国家，自行宣布为局外；也有半独立臣服的国家，经两国约定允许其为局外。但既身为局外，则无论借兵、借粮，都绝对不可进行。即使是判断是非曲直，也可以置之不论。其通商、航海等与军事无关的事务，也必须先有成约，方可酌情执行，仍须格外谨慎，以免连累自身。

局外国家，若与交战国先前订立盟约，约定在征战时协助提供一定数量的兵粮，届时仍须按数协助。因为盟约在前，不可失信，况且不知道今日的战争对局外国家无害。但不得在约定数额之外，额外资助。又有先前订立盟约，允许战时兵船停泊其港口的，届时也可允许。但不得招兵买船，以致产生嫌疑。

交战国，不得在局外地区招兵、买粮、修船、制造器械，以及办理一切军事事务；也不允许兵船停泊港口。擅自行动、擅自允许的，都视为侵犯国际公法。

交战国，经过局外地区，必须事先请求借道，允许与否，由局外国家斟酌。交战方不得怀恨，但不得只偏许一国，以致引发仇恨。或者因时间地点不同，此国可以借道，而彼国不可以的，如果是实际情况，交战方不得借此作为借口。

战时，追捕敌军敌货，不得擅自进入局外境内，违者即为侵犯国际公法，所得物品全部交还。总之，军事时期，无论事情巨细，都不得在局外进行，因为恐怕仓促之间误有损伤，既违背信约，又挑起战端。

交战方，经过局外境内，应当尽力保护。若敌人违法捕掠人财，即由局外国家讨取交还，不得推诿。

兵船遭遇风浪搁浅，在局外港口停泊修船，购买粮食以及出售所获敌货，都可以允许，但不得偏袒一国。若此国先前有盟约，而彼国无约，也可以专门允许一国。

交战国，若在局外招兵、买船、买粮、制造器械，允许当地官府查抄充公。本国国民擅自听从招募，从严治罪。因为交战双方都有不平之事，局外与两敌都保持友好，无故允许招人杀敌，就是妄杀平民。所以国际公法对此禁止，特别严格。

局外国家，若在海上装运局内货物，允许敌国俘获其货物，但船只仍归原主。若局外货物，先前附载于敌船，不得妄取。国际公法如此，也有以船只区分的：在敌船即为敌货，在局外船只即属局外，以平时所立盟约为准则。

交战时，局外国家与交战方，仍可通商。但所运货物，有军中必需者，交战方即可查抄，仍将价值、利息、路费按数偿还。如装载士兵及代寄信函，则为侵犯国际公法，船货一并充公。又有先前订立盟约，不准运货至敌国的，则无论何物，都不得违法擅自运输。

局外国家，原本与交战方和睦，在其国都驻有使臣，派遣使者通信，仍可照常。因为两国失和，局外的友谊自在，所以得以凭借国际公法通好，两国不能提出异议。

局外国家，对于交战方的属国，仍可通商；其平时盟约不许的，仍不得进行。

交战国，已经围城、封锁港口。西洋交战，必定先用兵把守敌国海口，断绝其出入，称为封锁港口。局外国家，绝对不准运货至彼贸易，违者将货物充公。其海船运货在先，或未曾听闻封锁港口的消息，或遭遇风浪入港停避的，不在此例。

交战时，局外商船往来海面，交战方都可以登船稽查，查验凭证。有不服稽查、恃强抗拒者，将船货一并充公。

局外货物，寄载于交战方船内，被敌国俘获，船主不认，赔偿也无从获得，借口局外身份，向敌国讨取。

局外商船，有借交战方兵船保护的，敌国都可以俘获充公。此例始于丹麦，一千八百零四年，丹麦与英国交战。丹麦立法：局外船只，不得借敌船保护。美国商船恰好借英船保护，丹麦将其俘获充公。美国不服，各国公法学家评议，认为此例先前未通行，不为国际公法。判决丹麦赔偿前货，此后局外不得借敌船保护，定为准国际公法。

和约

独立自主的国家，凡是商议战争或和平，其权力都掌握在国君手中，而筹备粮饷，则完全在于国会及议政大臣，必须上下会议，

译才可以施行。

一国的君主与邻国订立条约，无论是君主制、民主制还是联邦制的国家，遇到割让土地、城池等事情，必须经过国会和民众的公开同意，才能执行。如果国会不同意，即使已经订立了条约，仍然视为废纸。从前法国君主被俘，与日耳曼订立条约分割国土，因为国会不同意，这件事最终就搁置了。

译一、两国和好立约，则以前的仇怨一概消除。所有战时受害、受屈以及一切交战之事，都不得再追究理论。只有民间涉及两国的钱债、诉讼交涉，仍照常清理。

一、两国议和，既然没有割让土地的约定，所有占据的民间房产，都应当退还，各归原主。那些被掠夺的货物，超过一昼夜即不得讨还。而在海上的货物，除非法院判定为入公之物，无论时间长短，都可以讨还。看守货物的人，酌情给予酬谢。

一、和约以画押之日为定，以后即不得再有任何争论。境内的百姓也必须宣告，一体遵守。在未经宣告以前，兵民若有战争行为不算犯法，或者掠夺了财物，经查实后予以交还。

一、和约规定明确交还原物，自当遵照执行。如果物品已经毁坏，一时不能恢复原状，如城池、炮台、房屋等项，允许随后修理赔偿，不算失信。如果原本没有毁坏，而本国私自拆毁，要求敌国赔偿，以及敌国在未经交还以前，乘机拆毁炮台、焚掠地方，都算失信，触犯公法。

一、和约所载内容，如有违犯，即为背约；受害的国家，责令其遵守，或者将本条废弃；仍不遵行，或者干脆废弃全约，断绝和好关系，都不算过分。

一、和约所载之事，稍有差异，以及误有违犯，应当派遣使者自行解说，或者请求友邦评议，不可轻易抛弃以前的友好关系。

论交涉

李东沅

中国自从与外国立约通商以来，沿海地区全部开放口岸。上自官员、商人、教士，下自士兵、工匠，纷至沓来。传教则允许进入内地，游览则给予护符。无论低级官员、商贾，与地方官相见，都礼遇如贵宾，没有简慢怠慢的。我以为中国对待洋人，已经如此忠诚且恭敬了。虽然有时发生意外，无端挑起事端，多半是由于教堂倚仗势力欺压百姓，平民积怨已深，想要报复。然而一经禀报查办，处理严厉，那么中国对于洋人，确实没有什么亏欠。如果洋人能反省自己，谦虚地约束自身，宽恕地对待他人，中外一体，开诚布公，不存有欺骗轻视之心，完全消除彼此隔阂，我们华人能不与他们休戚相关、忧患与共吗？然而近日目见耳闻，凡是洋人来到中华，常因言语不通，律法不同，抬高自己压制别人，任性蔑视情理，借端滋事，恐吓要求，以致交涉案件层出不穷。而中国顾全大局，避免开启边衅，遇事则官员过于迁就，士民不敢抗衡，洋人习以为此，更加肆无忌惮。如轮船在河道港口行驶无忌，常与华船相撞，小的则船具毁坏，大的则人货俱损，被控到官府，仍然强词狡辩，或者怪华人不知躲避，或者诬陷华船桅灯不明，改重罪为轻罪，苟且结案，而华人的身家性命尽付东流，负屈含冤，无处控诉。又如往来要道，马车奔驰，行人偶尔来不及防备，无论践踏死伤，竟策马扬鞭不顾而去。倘若旁人阻止与之理论，反而说车来应当避让，大肆咆哮，即使扭送公堂，也仅以轻微处罚完结。又如洋行所雇华人，每月工资多少虽有定约发放，也有定期，却往往借故生端，多方扣减，稍不称意，就殴打驱逐，甚至持枪恐吓，偶尔失检，酿成命案。等到事情经过官府，又委屈调停，仅援引伤害条款，予以轻微处罚。而尤为惨酷的，莫过于广东奸匪与洋人串通，散布四方，拐骗乡愚，贩卖到外国，永为奴仆。听说古巴、秘鲁、亚湾拿等地，每年所陷华人以千万计。其残忍刻薄，大大伤害了天地之和；其暗骗明欺，又明显违背中西之约。可惜路途隔着重洋，无人查办，不能揭发其阴谋而斥责其奸恶。至于贸易这一方面，华人欠洋人的账，则必须控告官府追案，家产查封抵偿，甚至骚扰乡邻，压制同族；而洋人若有亏损，虽然富有私蓄，也不过按例报穷，将家具拍卖，分摊而已。况且外国对中国进口货物征收重税，而洋货进口税则要求从轻；又华人到其国贸易，须按例纳款，按名报缴，每年有常规；而洋人在中国经商并无此费用。试将中外接待情形两相比较，简直有天壤之别，岂止是厚薄之分？这是洋人先自薄待华人，又何怪华人歧视洋人呢？在河港中禁止轮船飞驰，在街道中禁止马车奔驰，无事时禁止携带军器，用人时禁止扣减工资，而贩卖人口出洋尤其触犯禁令。泰西各国各有律法，按籍可查。倘若华人理直气壮，援引万国公法，反复辩论，坚持不屈，他们虽然狡诈，也应当无词可辩。只是查考中西立约之时，因为中国法律重，西国法律轻，判然各异，所以议定交涉案件：如华人犯罪，归华官以华法治理；洋人犯罪，归洋官以洋法治理。然而有时华洋共同犯下命案，华人则必须议定抵偿，并施加抚恤，无能免除者

译至于洋人，则无论是否抵赖，仅议定罚款。如果坚持公正舆论，争辩条约条款，而洋官反而暗中庇护，即使将其遣送回国，追究查问也无从下手。不仅轻法未加，而且无法惩治此人，这尤其是不公平的事情。

译所以，中国那些喜欢谈论“势”的人，专门从事羁縻怀柔的政策，而对于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无暇兼顾，虽然不至于引发争端，但习惯于疲敝衰颓，不知道振作精神，就像患了肺痨病，胡乱使用补药，导致身体逐渐虚弱。喜欢谈论“理”的人，激于忠义之心，专主排斥夷狄，而对于彼此的情况未能统筹谋划，处置失当往往导致决裂，就像患了疮毒，常常施用攻伐之法，导致元气日渐衰弱。

如今办理洋务，虽然不超出“理”和“势”这两个方面，但应当权衡轻重，估量缓急。如果“势”足以支撑，也不能违背“理”；即使“势”有所不及，尤其应当用“理”来折服对方。对方有所请求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他，不要因循拖延；不可以答应的，就拒绝他，更应当直截了当。倘若犹豫不决，争论纷纭，致使洋人以此为借口，多方恐吓，反复要求，最终结案时或者议定罚款赔偿，或者开放商埠，使得后来办理此事的人更加无所适从。

考察西方国家的诉讼，双方都聘请律师出庭质审，如果有不公正之处，律师可以辩明是非，驳斥冤屈，必须做到真相大白，毫无疑点，法官才能定罪。我认为中国此时也须参照办理，如果有通晓西方法律、熟悉清朝律例，且人品学问向来为中西双方所佩服的人，大吏可以保奏朝廷，给予崇高的头衔，优厚的俸禄，派往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那里差遣，其法律参用中西之法，与洋官互相商议，务求妥善。如果还认为不合适，就专门用洋法来治理，用洋法治洋人，使他们无法规避；用洋法治华人，罪责也同样从轻，大致可以持平公正，不分彼此。遇到交涉事务，秉公审判，按律施行，每年年终将各案如何起衅、如何讯问定罪，删繁就简，编撰成书，以供各国公开阅览，同时供华人考证，那么是非曲直，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诡诈欺凌，奸谋无法得逞，既不失讲求信义、修好和睦的情谊，也可以体现酌情酌理的措施，海内百姓都能蒙受其福。

然而，不只是这样。自古以来良臣谋国，必定深切了解天下的整体形势，各国的人才，敌情的险恶欺诈，知己知彼，才能安内攘外，远交近攻。如今中国时事日益艰难，强邻日益逼迫，顺从则损害国家，激怒则引发战争，而敌势洋情尚多不了解，大小臣工的意见又往往不同，以致办理交涉事宜，动辄多有阻碍，犹豫彷徨，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至于军机大臣及南北洋大臣，尤其贵在洞悉各国情况，思深虑远，这不仅是先充任出使大臣的人的职责，也必须是长期办理总理衙门事务的人才能胜任。从容不迫，事无拘泥，否则高谈气节，以洋务为不经之事，临事惊慌失措，想平息兵端却无办法。我实在怀着深深的忧虑啊。

论国君典礼

俄国称帝，并非自古如此。因为国势日益强大，于是称皇帝。此外，沙皇在唐宪宗时称帝王，拿破仑在嘉庆年间称帝。千余年来，欧洲只有日耳曼称帝，大概是因为能统辖诸侯而继承罗马古皇的基业吧。西方视皇帝的尊贵高于国王，因为罗马历代称帝，威震天下，各国钦佩信服罢了。中古时期的君主，有时不敢称帝，但仍称其国为帝国，以避免挟制欺藐等弊病。就像法国，在拿破仑以前，虽然没有称帝的，但在与俄国订立条约时，也自称皇帝。英国向来称皇帝之国，近来君主又兼称印度皇帝。

现在的国君不论称号，都使用平行之礼，那些称帝的也没有额外的典礼。国君的典礼，不只是王者才有，凡是诸侯之国与民政之邦，也应一体享受。如海斯诸侯国、公爵及瑞士民政国，就是如此。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登基之初，俄国皇帝不称他为兄，而称他为友。

享有君礼的国家有四项利益：

一是比其他国家特别尊贵；

二是可以派遣头等公使；

三是在国君登基、大婚典礼及朝贺之时，可以佩戴冕旒。只有帝王能戴冕旒，诸侯及民政国主不能佩戴；

四是国君致信彼国之君，可以使用兄弟的称呼。

论国君尊卑次序

国君地位如果较尊贵，其所派公使在遇各国使臣会议时，使臣应居首位，议立条约时，则该使首先画押。如果国君相会，其坐位次序也应如此。昔日奥地利京城的大会议定，彼此画押都以字母顺序为准，如果国名的首字在前，画押也惯例在前，如此办理，不至于再起争端。

查考古时还没有各国会议之事，也就无所谓定坐位次序。而教会中的大会，因为各使的次序每每引起争端，大概是因为各使品级虽然相同，但其本国权势互有差异吧。他们争辩各执一词，有的以开国先后及朝代多寡，有的以奉教先后，有的以君主、民主之国及属国多寡、战功大小，有的以有何功德于教会等各种理由，作为争先的依据。而且各国次序往往请教皇列定，但教皇偶尔有不公，各国就起怨言。假如现在各国有争论先后，绝不会请人裁决。

译关于教皇，仅以开国的先后次序来判定尊卑，这是理所当然的。公元1504年，教皇儒略二世排定了欧洲各国的尊卑次序，日耳曼皇帝位居第一，因为他继承了古罗马皇帝的地位；法国、日本、葡萄牙、英国、那丹等国则排在其次。至于威尼司这样的民政国家，以及巴拉丁、撒克司、奥地利、勃兰登堡等诸侯国家，又排在更后面。上述所列的国家名称中并没有提到俄国，这是因为当时俄国尚未被列入欧洲各国之中；即便是奥地利、勃兰登堡两国，也不过是诸侯国家罢了。

译独立自主的国家，无论大小，权利均等，才符合国际公法。然而因为国力悬殊，在交往之间，便分出了尊卑。那么它们应当排列的次序，想要秉公判定，也是困难的。直到今天欧洲各国，还没有确定的章程来处理这件事，说是公事有固定的次序，而国家没有固定的次序。

各国在奥地利维也纳会议时，也没有将这一节商议妥当。后来在一千八百十五年，各国在法国巴黎再次举行会议，特派大臣议定各国尊卑次序以及一切往来礼节。这些大臣将国家拟定为三等，并各自向本国奏报。后来因为各国未能批准，于是停止商议。

又在这一年三月十九日，各国议定了公使品级章程，通行于西方各国。一千八百十八年，在艾克司地方举行会议，增添了一款，附在公使章程之内，以便各使的次序按照章程办理。

按照这个章程，教皇的使节地位仍照旧例，那么欧洲各国，无论信奉什么宗教，其使臣都让教皇的使节居首位，这是通行的礼节。国君的尊卑次序，虽然向来有几国议立条约，但不能成为通行的惯例，所以国君往来，还是平行对待。其间如果有存有倨傲之心的人，仍然不能独自尊崇。从前葡萄牙、萨丁尼亚两国，让英国、法国居于首位，而丹麦只让法国居首位。○法国布尔奔宗室有著作说，那两国的国王，两国公使时常推举法国使节为先。○一千七百二十一年，俄国君主称帝，经各国批准后，俄国君主声名虽称帝号，没有改变常规礼节，大概那时俄国只让日耳曼皇帝居先，后来奥地利君主承袭日耳曼帝位，那么俄国便不再让位，而全部按照平行的礼节行事。○后来在一千八百七年，法国、俄国公使议定，两国都使用平行的礼节，其公使也是平行。

但是平行的礼节，只有享有君礼的国家才有；而诸侯的国家，虽然享有君礼，仍然让帝王国家居先。

从前民政的国家，如威尼斯、荷兰、瑞士、日内瓦等国，也都享有君礼，而让位于帝王。但现在民政大国，总不让位于帝王国家，而没有不承认其平行的。

国君的次序，原本因为国家的尊卑而定。所以民政的国家，改为君主国家；或者君主国家，改为民政国家，其尊卑次序仍然没有变更。○以独立自主的国家办理交涉事件，原本以平行为根本。这个论点起源于瑞士君主古司大福阿多罗福。

偶尔有几国，立约签字，应该互相列于首位，位于所存的文本中，以符合平行。然而只有享有君礼的国家，能仿照这个例子。一千八百五年，法国、奥地利两国议定，遇到立约签字，互相居先。从前土耳其自称与日耳曼皇帝平行，到一千七百十八年，才蒙日耳曼皇帝批准。一千七百年，土耳其将法国使节列在各使的先后，俄国女君主加大力纳第二位，战胜土耳其后，土耳其将俄国公使列在各使之前，只在日耳曼公使之后。现在欧洲各国公使驻扎在土耳其，彼此应当执行的礼节，应当按照各国在奥地利维也纳所定的条约办理。

又有以法国字母次序为准则的，按照字母如果某国国名的首字在前，其签字就在先，英国法国字母都相同。

论国君及其亲属交往事宜

欧洲各国的君主，彼此结亲，数百年来，几乎成为一家。而且交涉事务日益增多，派遣公使，经常驻扎。遇到国家大典，常有派遣使节前往执行庆吊等礼节的，于是成为常例。

如果遇到新君即位，大婚典礼，皇子与公主诞生受洗，请人作代父代母。国君的子女受洗，不指定请某人，而以某邦国作代父代母的，往往有之。以及驾崩成服，国宗亲游历邻邦，如何接待，都有成案可循。国君互相拜谒，礼节过多而且费用较大，所以微服而行，以免浩繁，实在对双方都有利。而且国君请人作代父的，必定派遣大臣代行其礼。

遇到上述事故，或者致书通问，或者由驻扎在那国的使臣代达，或者特遣使臣前往呈递国书，都听其方便。然而遇到国君即位典礼，惯例派遣大员前往朝贺，以尽礼仪。

国君彼此馈赠礼物、赠佩星以敦厚友谊，或者由驻扎在那国的使臣传达，或者特遣使臣都可以。欧洲各国每次派遣公使驻扎在土耳其，必定带有礼物以馈赠土耳其君主及总理大臣。然而瑞士、奥地利、俄国三国不遵守这个惯例。从前航海各国按年送礼给巴巴里回国的，不是进贡，而是酬谢其保护商民的意思。一千八百三十年法国攻取阿尔及尔以后，这个礼节于是废除。

论水师礼节

丁韪良译

论水师接待国君亲王以及各等公使的礼节。

遇到国君亲王以及头等公使乘船游行，所经过的口岸卫所，都应当放炮为礼。届时船主派遣人员会同镇守台将帅或地方大官，预先面议如何行礼。

施

译各种仪仗的数目都以奇数为标准，只有迎接国君一事，原本就是罕见的盛典，声响向来没有固定的数额，况且国君也没有回礼的惯例。

译亲王以及各级公使所乘坐的船只，应当立即鸣炮回礼，以示尊敬对方旗号之意；炮声的多少，按照管理船只的武官等级来确定；等到登岸时，再次鸣炮，炮声的多少，按照各国的规定执行。

各级公使航海赴任，他们所乘坐的船只，等到抵达该国登岸时，才鸣炮致礼。如果途中经过某港口，暂时停泊登岸，则没有这种礼节。各国海军的礼节，本书难以详细叙述，谨就法国于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制定的条例来论述。

公使登船，无论是赴任还是回国，如果是头等公使，其船只鸣炮十五响，船长在舷梯上迎接，士兵持械击鼓。

二、三等公使鸣炮十一响，船长在舷梯上迎接，士兵持械击股。

办事大臣、署理公使鸣炮九响，副船长在舷梯上迎接，士兵持械击鼓，其余随使人员不得享受这种礼节。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法国排定了公使、领事等官员的座次，大使例应在前，其全权大臣、驻京大臣、办事处大臣与署理大臣次之，而一、二等参赞与总领事官以及一、二等领事和随使的头等翻译官与兼任翻译司员等又次之，以上各员应当与船长同席。其余随带司员、副领事与库房官员及领事署中的一、二等翻译官等应当与副船长同席，至于学习翻译的人员应当与学习海军的人员另设一席，以示区别。

至于国君，则在此礼节之外，船舱上张设帷幔，水手登上帆梁，三呼万岁。

公使在驻在国的海口，前往本国海军将帅的船中拜谒，其接待礼节与上述所载无异。告别时鸣炮送行，如果没有风浪，使臣脱帽站在舢板上，等候鸣炮完毕船只开行。如果不是初次拜谒，则没有这种礼节。如果使臣抵达本国口岸，船主等人的礼节与上述相同，但不鸣炮。除了国君亲自主持以及各级公使乘船游行的礼节外，向来有几项使臣应当知晓的事项：如果遇到本国兵船进口停泊，应当按照章程行礼；如果有指责其失礼的地方，该使臣可以借此代为辩解。因此下文急于对此进行推论。

论述船只在洋面相遇与进入外国口岸的礼节。

现在各国对于航海礼节，不如过去那样郑重，因为商船和战舰日益增多，洋面和口岸不时相遇，所以航海礼节不得不从简。

战舰相遇，向来有卷旗、降旗以示尊敬之意，现在都已废弃，只有鸣炮互答的礼节而已。

一千七百二十一年，俄国与瑞典议定条约。凡两国船只在洋面相遇，都采用平行的礼节。如果经过彼此的口岸卫所，其船只先行鸣炮。按照此事在各国原本可以作为法则，而各国起初并未照办。因为强者不愿意先向弱者施礼，君主制国家不愿意先向民主制国家施礼。此后两不相让的意思，日久逐渐转变。各国议定，彼此各有自主之权，都采用平行的礼节。

只有英国仍令荷兰遵守百余年前旧约，所以英荷船只在洋面相遇，荷兰船只先行鸣炮。

后来又有几国议定，凡船只在洋面口岸，都没有先行鸣炮之事，以免彼此争执。

一千七百八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法国与俄国议立条约第二十款内写道：以往两国船只相遇，因为旗号尊卑、武官等级不同，往往有争礼之事。现在议定，我们两国无论何等船只、何人驾驭，无论洋面还是口岸相遇，都没有礼节，以免彼此争执。

一千七百九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法国谕令各级海军将帅，凡外国战舰见到法国船只，无论施放几炮，都应当对方放一炮，本国随即回礼一炮。一千七百九十九年，拿破仑摄政时制定章程，凡法国战船路经友国台卫及驶入某口岸，或鸣炮以示尊敬之意，如果某国遵照互行的礼节，则本国兵船必定应当照例回敬。

一千八百一年与一千八百九年，俄国与瑞典议立条约第十九、第二十二款内写道：“现在议定，两国战舰在洋面相遇，都采用平行的礼节。如果彼此海军将帅等级不一，则卑者应当先行鸣炮，对方也随即鸣炮回礼，如果是同等，彼此两免。如果经过卫所以及出入口岸的船只，先行鸣炮，对方也立即回礼。”

近来船只相遇，施礼的国家，不分尊卑，也没有挟制之意。这在各国现在都通行，虽然并非甚关紧要，也不可稍有失误。因为各国借此以尊重彼此的自主之权，而敦睦友好；以区别武官尊卑之分，而表示谦逊。

凡战舰，或驶入，或经过某国口岸，鸣炮致礼给该处卫所，应当随即回礼。因为两国同系自主，务必互相表示钦敬。过去英国想要专辖附近洋面一带，令过往船只降旗示敬，以致别国心怀不平，甚至因此争执而战者有之。丹麦占据海港要隘，想要令战舰降旗示敬，随即在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与俄国议定战舰施礼章程，以免纷争。

除

译除了上述所载的情节之外，客人应当首先尊敬主人。各国现在都是这样，如果偶尔有失礼之处，都应当视为疏忽，不可视为侮慢，但也还要看具体的缘由如何。

译船只在洋面相遇，或在他国口岸相遇，并没有必须行礼的规矩。如果想要行礼，应当按照水师将帅的等级，由地位低者先行礼；也有按照统带船只数量的多少，由船少者先行礼。凡是水师武官，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行礼，而地位高者回礼时，有减少礼炮数量的惯例。一千八百三十年，法国水师提督某人乘坐战舰，在都隆海口遇到英国战舰，该英舰当即放炮致敬，而提督回礼时减少了三响。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俄国和丹麦两国议定，遇到同等级的战舰在某港口停泊，或在洋面相遇，不必放炮行礼；但遇到提督乘坐的船只，则必须致敬。回礼时减少两响，如果是水师元帅乘坐的船只，则回礼时减少四响。

但是这些区别对待，必须谨慎处理，恐怕导致冒犯，使昔日的争执重新发生。一千七百八十七年，法国和俄国订立条约，限定战舰在港口内抛锚的数量，其中规定凡是该国战舰驶入他国口岸，都不得超过五艘的数量，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必须得到该国特别批准，才可以。俄国和丹麦两国订立条约，则以四艘为限额，但条约中还规定有几个港口只允许三艘驶入。俄国和瑞典两国订立条约，也以四艘为限额。各国又共同议定，凡是战舰上的水手等人，如果有逃亡等事情，一经地方当局抓获，就应当解交给船主；至于商船上的水手等人逃亡，一经抓获，就应当解交给领事官。

论船只悬挂旗帜的礼节

战舰停泊在某国口岸，遇到某国有庆祝或吊唁的事情，礼节上应当悬挂旗帜，以表示共同哀悼或祝贺。其他一同停泊在邻邦的战舰，如果因为本国发生这类事情而悬挂旗帜，那么各船也应当跟随悬挂。

遇到这类事务，应当酌情遵守风俗，或者按照惯例行事，以免被该国视为缺乏情谊，这也符合往来友谊的道义。

曾有因为悬挂旗帜的次序，两国武官互相争执的情况，因此法国曾经命令战舰，遇到他国有庆祝或吊唁的大典，只悬挂信号旗或本国国旗即可。这道命令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信号旗的样式很多，有的与他国的国旗相似，务必注意悬挂得适宜。如果能够变通改制，以避免错误，那就更好了。

悬挂外国旗帜很多时，尊卑位次应当按照定例。比如中桅的右侧为上，左侧次之；后桅与前桅也是如此。以桅杆而论，只有中桅最尊贵，后桅次之，前桅再次之。必须悬挂在三大桅之上，千万不要悬挂在鼻桅之上。

法国战舰在某国口岸停泊，即将该国的旗帜悬挂在首位；其次是在同港口停泊的其他国家船只的旗帜，其顺序按照各船将帅的等级，遇到同等级的，按照进港的先后顺序确定。

有人问：“凡是战舰停驻在某国，如果该国以及同在港口停泊的船只，遇到庆祝或吊唁，该战舰有不庆祝或吊唁的时候吗？”回答说：“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对本国的定制、教规，或者对友邦的情谊有妨碍，该战舰的将帅就不宜庆祝或吊唁；或者旁观，或者远离避开，都可以。”

如果这个国家战胜那个国家，作为庆典，无奈两国都是我国的友邦，如果祝贺这一方，必定会伤害另一方的感情。至于他国战胜本国，而本国反而去祝贺的，绝对没有这种道理。

总之，以互不妨碍为要。再说庆祝或吊唁，不过是往来友谊的表现，并非势必要做的事情，不可借此挑起争端。虽然没有固定的制度，只需斟酌谨慎罢了。

论商船应行的礼节

凡是卷起旗帜以下旗，以示相互尊敬的礼节，在战舰上现在已经废弃，上文已经叙述清楚。至于卷旗这一项，即使没有国服，也有实行这种礼节的。只有商船遇到本国的战舰，礼节上应当下旗三次，以示敬意，该战舰也应当还礼。

这种礼节只对本国的战舰实行，因为国旗最为重要，本国自然应当极其尊重。如果遇到他国的船只，绝对没有下旗以示谦抑的道理。

至于卷帆的礼节，更为适宜，甚至有靠近战舰时为之松帆的。如果商船载有火炮，也可以放炮行礼，否则用枪代替。齐放三次，也没有不可以的。

百余年来，因为这类礼节而议定条款的很少。自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比利时与居尼司回回国议定之后，各国不再订立此类条款。一切礼节，现在也习以为常，遇到有不协调的，都援引旧约作为准则。

论邦国交际公法学

阙名附

昔日匈牙利的豪杰割沙士，曾经怀有雄心壮志，想要挽回已经衰败的国家命运。等到事情败露，逃往土耳其。俄国沙皇尼古拉认为他破坏了欧洲的和平局面，将要拘捕他，并加以刑罚。美国政治家乃尔也儿委不士把儿（韦伯斯特），毅然宣称：“君主专制虽然有压力，终究不如公法的力量大。在邦国交际中，公法就是准则。况且俄国沙皇既然订立盟约，声称与文明列邦共同遵守万国交际公法的道义。现在如果逮捕匈牙利国民并杀害他，俄国沙皇也知道这是违背公法道义的吗？天下耳目所共睹”

译况且，各国应当有指责俄国沙皇所作所为的人。」这些正义的言论，足以震动各国之间。俄国沙皇感到畏惧退缩，于是再不敢对匈牙利人施加刑罚了。从前中日战争爆发之初，日本的浪速号战舰在朝鲜海域击沉了英国的商船高升号。英国舆论沸腾，认为应当要求日本赔偿，而英国政府曾告知日本驻英公使，事态严重，将引发纷争。在这个时候，公法学家和兰得先生曾写文章寄给《泰晤士报》说：「高升号轮船搭载中国士兵即将抵达朝鲜，此时虽然还没有发布宣战的布告，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已经开启了交战的端绪。所以日本战舰有责问的权利，高升号轮船不遵守国际公法，将其击沉，本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从国际公法的角度来看，日本的一举一动确实不可非议。」于是纷纷的舆论一时顿时平息。这些都是国际公法的议论，之所以能够抑制暴君的残虐，而制约无知民众的原因，也可以看出它的力量非常巨大。

译那么，所谓国家间的交往公法，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创立的呢？回答说：应当在七世纪初，文明逐渐兴起，基督教士首先倡导人类同胞的宗旨，并且秉持正直与公平，来探讨罗马法的意义。因此，沙景自里、我罗士亚斯等人，斟酌正义与法理，于是确立了万国公法的基本原则。从此以后，时移世易，有时进行改革修补，直到今天，成为各国的准则。虽然它不像国内法律那样可以直接执行刑罚，但天下都将其视为重大的法律。如果有一个国家违背公法行事，那么各国就会鸣鼓而攻之。现在那些称公法为空洞文书的人，大概是疯子的言论罢了。然而，当时的人动不动就说万国公法原本只施行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就不能随意施行。唉！这是多么错误的说法啊！国家间的交往公法，其章程条例本来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基于理法。理法千年不变，那么公法的道理哪里不能施行呢？只是国家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公法既然是文明的理法，想要施行于蛮荒之地，就困难了。不是不能施行，而是无法施行。好比北极的尽头、南岛的边缘，已经属于我国的领土，然而民智未开，就不能对这类土著居民一律施行法律。这是因为国家并非不想一律施行法律，而是实际上做不到。所以，如果认为公法是具文不值得学习，那就是自己贬低自己，而陷入野蛮的境界了。虽然如此，所谓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也常常有不允许公法施行于异教国家，而安然不顾的情况。其意图虽然是趁那些野蛮人为奇货可居，以逞其私欲，但他们借以为借口的，则是说那些野蛮人不可施行公法的义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才能施行公法，未必符合事实，也不过是借用来区分文明与野蛮的言辞罢了。那么，异教国家之所以常常被欧洲压抑而受屈辱，实在是由于不通晓国家交往公法的大义。世人看待国家交往公法不太重视，常常忽略，难道不可叹息吗？因此我们应当急切地研究这门学问，而不能停止。

交涉学

佚名

几十年来主持清议，互相勉励以忠义奋发的人，不是主张“用华夏之道对待蛮夷”，就是主张“闭关拒绝使节”，并且动不动就用“本朝开放海禁”来互相指责。唉！这是什么话呢？国家立于地球上，如果想要孤立而独立，不仅现在做不到，古代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公法学家也说：从古以来就没有完全独立的国家。那些守旧派，事事用古代制度来约束，哪里知道《周礼》中掌管邦交事务的官职，如怀方氏、合方氏、形方氏以及大行人所负责的职责，以及《春秋》中会盟宴享的礼仪规范，森然有序，究竟是怎样的呢？孔子说制定命令的关键，从草创到润色，慎重周详，超过常规；而左氏说各国交往的适宜做法，暗中推崇郑国的子产为最。所以国家虽然小，却能在强国之间长久维持。至于《公羊传》中关于内外夷夏的说法，随着时代变迁，目的在于拨乱反正，所以《公羊传》是公法家的言论，而《左传》则是其条例约章。《公羊传》是改制的书，属于今文学派；《左传》罗列旧事，属于古文学派。明白其派别矛盾的看法，自然融合。一定要说《左传》是刘歆伪撰的书，似乎不必。现在各国环峙，战争与和平交错，五大洲明明是一个《春秋》的局面。儒者拘泥于旧常，耳目所触动，导致惊疑甚至细微之处，酿成大变，给朝廷带来日夜忧虑，官吏也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策略无所适从。我奇怪平时著述《周礼》《春秋》学说，累牍连篇，等到要求他们通经致用的效果，却茫然不知所措。学术的弊端，影响到人才，实在令人叹息！曾经阅览《三洲游记》等书，凡是红种人、黑种人等，一见黄种白种人，言语涩滞，狐疑狼顾。他们原本教化所不到之处，难怪如此。现在试问澳洲、斐洲、美洲的土著，还剩下十分之二三吗？那些剩下的，还能不改变旧轨吗？为什么堂堂中国在一切交涉事务上，充耳不闻？有一两个讲求弭兵结好适宜做法的人，反而被这些人当作靶子。唉！不令人痛心吗！现在不谙公法律例的学问，主要有两大弊病：一是像以前那样歧视远方的人；二是动不动被西方人恐吓。凡是章程条约，事事给予他们便利。比如西方国家的税则，轻出口而重进口，有值百抽二十的，有值百抽四十五十的，有值百抽百的。轻重之间，颇含权衡。中国不谙西方方法，在议定进口税之初，凡是洋人日用等物大多豁免，见《英通商章程》第二款，其余仅值百抽五，或二两五钱不等，遗误至今，几乎成为铁案。现在李中堂议定加税，未获各国允准。至于商民居住在哪国何地，就受治于该地的官府。这是地球万国的公法，公法规定疆域内的屋业、植物、动物、居民，无论是生于此地者、还是从外来者，按理都应当归地方律法管辖。中国不谙律例，允许洋人治以洋法，华人治以华法，有时候华人洋人同犯一罪，而华人

译问：万国公法，虽然是西方人阐述人性天理的书，但弱肉强食，古今都是一样的。比如英国使印度沦为废墟，俄国灭亡波兰，日本夺取琉球、扰乱朝鲜，都是凭借权势，而不是依据人性天理。那么公法真的可以依赖吗？回答说：公法家的言论，大多出自西方平民或下层士人，凭空谈论以确立基于人性的法律，后来执政者逐渐采纳使用，于是法律便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荷兰的格劳秀斯、斯宾诺莎；德国的普芬道夫、沃尔夫、费希特；美国的托利、惠顿；英国的菲力摩、巴德，都是其中最著名的学者。虽然万事万物变化纷繁复杂，不能强迫人人必须遵从，但他们阐明了天然的道理，制定了法律精神的源头，国家与君主为何相互隶属，宗教与政治为何相互关联，管理人物为何区分内外，管辖海域为何判定公私，以及通商得地的章程，派遣使节、和战的关键，贩卖黑奴被五洲严厉禁止，诛治海盗是万国的共同权利，考虑周全详尽，大有成就《春秋》大义而让乱臣贼子畏惧的意味。近百年来依靠它来调解争端、平息战争祸患、保存弱小、稳定倾危的，不下数十百件事，这正是《春秋》学派应当阐明公法的原因吧？

问您用公法来贯通《春秋》，恐怕是僭越了吧？回答说：《春秋》是孔子作为素王进行制度改革的著作，上本于天道，中运用王法，下调理人情，治理贯通三统，礼仪保存四代。如今环球各国分散而没有纲纪，从前罗马教皇雄视欧洲，凡是各国确立君主、施行行政，都必须禀报命令然后才能施行。后来各国日益精通格致之学而致富强，而教皇依然沿袭旧法，其权力逐渐衰落，很像中国周朝衰微时的局面。现在罗马故都已被意大利所灭，英、俄、法、德轮流主持盟约，起初并没有一个统一摄政欧洲的国家，像从前罗马的情形那样。公法家用空泛的道理相互维系，颇有称天而治的意味。古人说《春秋》是圣人的刑书，又说《春秋》是正名的书。温城的董君则认为它是礼义的大宗，我认为能够本着《春秋》的精神来治理公法之学，必定有比惠顿等人更精深的人。孔教的真派大概就能在世上显明了，为什么呢？素王改制，垂示世间的公心，经权互用，不因古今中外而有隔阂。

问西方国家设立公法律例的专门学科，在古代有证据吗？回答说：《汉书·艺文志》说：“法家流出于理官，信赏必罚，用来辅助礼制。”“名家流出于礼官，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啊。’”如今公法家的言论，凡是国家的建立，必须由各国公认，才称为国家，否则称为盗贼。比如美国自主独立，巴西由君主制改为民主制，都过了很久，才被各国公认，这是名家的学说。其法律的权力，不在君主宰相，而在律师。有孟子所说的：“皋陶担任狱官，即使是舜也不能稍微通融。”查《曲台记》有“大士”一职，注解说：“是殷代的制度。”而《左传》中坐狱的法律，也有“大士”，与现在西方人的审判堂相合。可见古代虽然没有聘请律师的文字记载，但“王制行人与众弃”的意思相同，这是法家的精义。汉代制度明确法律，通过考试可以做吏，为什么对西方人却怀疑呢？如今如算学、光学、重学、地学等学科相互印证，如果法律是交涉的要义，却说与我们圣人的道理没有契合之处，我不相信。

问条约章程用洋法治洋人，用华法治华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策略在哪里？回答说：在于设立中西条例馆，斟酌法律精神，逐渐调和使其公平。税务司赫德说华洋案件应当制定统一的审讯方法，统一的罪名，这样才能长久没有弊端。薛福成也说应当参用中西律例，详细斟酌界限。如果还不能实行，即使专用洋法也可以。为什么呢？华洋交涉的事情本来与中国自治的法律不同，用洋法治华人，是为了让华人避重就轻；用洋法治洋人，是为了让洋人难以逃脱法网。我认为无论中西律例，急务在于开设条例馆，设立法律学科。日本维新以来，在大学中设立文科，让诸生研究律例，一经考核录用，充任律师，在门上挂牌写着“代言事务人”。因此遇到与西方人交涉的案件，常常能援引东西律例，严词与他们争辩。所以近来美国与日本订约，允许恢复其自主权。中国仅这一件事，长期丧失自主权而不能恢复，何况其他呢？如今中国人去泰西学习法律，考取律师资格的，如英国、美国、法国，都有，但一回到中国就无用武之地，这真是可叹。即使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也是著名的法学家，他所翻译的书，多是法家言论，如《法国律例》等书就是。所以条例馆的开设，法律科的设立，不是没有教习，不是没有可供玩味的书籍，在于当权者主持罢了。查泰西律例，多沿袭拿破仑改革政制的痕迹，拿破仑雄武冠世，为欧洲构成极大的乱象，也为欧洲开辟极大的治机，结局虽然与吴王夫差相同，但人心思恋，不因其威猛而掩盖其政绩，也是他的律例便民的缘故。又查美国总统出身于法律界的，十之五六，西方人重视法律就是这样。

译美增添公法记

译阙名附

美国南洋之外，与英国东印度殖民地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小民主国家，名叫委奈瑞辣，以前属于西班牙。去年英美两国在这里争夺划分地界，至今尚未确定。如今美国朝廷向天下宣告说：“美国已经获得了委奈瑞辣国君臣公正的商议意见，认为委奈瑞辣朝廷与英国朝廷划分地界的条约，必须不违背英美所立的条约：第一，派遣全权大臣立即前往裁定英国佳亚拿与委奈瑞辣民主国之间的地界；第二，美国派遣的两名全权大臣，由美国按察衙门公选产生；英国派遣的两名全权大臣，由英国按察衙门公选产生；而委奈瑞辣国的一名全权大臣，则由英美四位大臣共同推选。经过三个月的会商，仍未达成彼此公允的结果，于是请求瑞典、挪威两国国王再推选一名委奈瑞辣国的全权大臣作为总统，这两国的人员可由其按察班中选出。”第三，所派的五位全权大臣会同勘查地界，仔细辨别昔日英国佳亚拿与西班牙划分边界的旧迹，区分哪些属英、哪些属西，然后判断这些土地是属于委奈瑞辣国还是属于佳亚拿。第四，为了进行判断，各位全权大臣考察完备证据，应当符合万国公法；如果公法中没有规定的事项，也可以共同商议决定。另外订立三条公例，供这些大臣遵守：第一，有财产被人占据五十年而无法追忆原主，即视为占据者的财产；第二，所派全权大臣可以认真灵活处理各项事务，只要符合万国公法且不违背第一条条例，即可施行；第三，如果查明某地属于这个国家的产业，却被那个国家的人居住，应当考虑公义来裁决。

又砵地磨报加按语说：“这件事颇与数周前英国侯爵沙士勃雷所说的不同。先前听说英国与美国订立条约，如今却是美国与委奈瑞辣订立条约，委奈瑞辣朝廷似乎落入柯利弭君的牢笼，才导致这样的交割局面。几十年前委奈瑞辣国与英国有遗留的言论，曾请求美国调处，当时委奈瑞辣国的要求贪得无厌，竟想把衣士高报河和阿连那高河交界的土地全部划归委奈瑞辣国；而英国也要求划界，所求有限，所争辩的不过是西边地方已经被英民侨居的区域。此次美国宣布的条约，将争议之地全部划分清楚，只限于三条条例，无非是想把英民居住的土地划归英国，因为英民建立埠头不止五十年了。第二条条例说：只要符合万国公法且不违背第一条条例，即可施行。第三条条例说：这个国家的土地被那个国家的人居住，只须设法公正夺取，可知英人居住的土地已超过五十年之久，又不是委奈瑞辣国界内的土地，那么必定为英人所有无疑。而委奈瑞辣、美国两国，难道不后悔受到英国的欺骗吗？所以美国报纸说：‘虽然遭受亏损，但也务必希望各国之间没有万不能相下的事情。’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施行，那么英国遭受亏损而天下享受其福，这也是美国受益之处。英国人的心计真巧妙啊！美国人的处境真艰难啊！”

日本邻交记后序

黄遵宪

外史氏说：泰西各国互相往来，凡是这个国家的商民寄居在那个国家的，都归那个国家的地方官管辖，他们的领事官不过是约束、照料他们罢了。唯独在亚洲处理事务，得以用本国法律审判本国百姓，西方人称之为治外法权，意思是说在所治理的土地之外而拥有执行法律的权力。治外法权始于土耳其，当回教部族全盛时，西方灭掉了罗马，划定边境与欧洲人通商，只是为了厌弃外政的纷纭，于是让各国理事自行管理本国百姓，本来不是由于威逼胁迫而与之订立条约的。所以它的弊端虽然小，但如今治外法权的毒害却波及到了亚洲。我考察南京旧约，也不过说设立领事官管理商贾事宜，与地方官公文往来罢了，未曾说犯事者归他们惩办。欧洲西方的人都知道治外法权是天下不均不平的政治，所以订立条约之初还不敢立即施加于我国。等到戊午年与日本订立条约，于是因而波及我国，记载在盟府之中，直到今天横暴恣肆的状况令人不忍言说。当日本订立条约时，幕府官吏不了解外事，任由他们鼓动摆布，而美国公使为拟定条约草稿，还谆谆告诫说：“这治外法权，两国都有不便之处，但今日不能不这样，希望贵国几年后赶快改正。”后来岩仓、大久保出使，深知其弊端，急切商议改正，但其他国家都说日本法律不能治理外人，拖延至今。天下万国，无论强弱，无论大小，只要是自主国家，那么踏上我的国土，就应当遵守我的法令。现在竟然让十多个国家的法律，并行于开港市场的一隅之地，明明是我管辖的土地，却有化外之民，干犯禁令，袖手旁观随意游荡，这难道仅仅是卧榻之侧容人鼾睡吗？条约的话说：“领事与地方官会同公平讯断。”无论他们徇私偏袒放纵，即使说执法如山。假如外国人殴杀我国百姓，各自交付给其国领事，那么英国法律监禁三年，法国法律禁锢百日，罚款佛狼百，美国法律徒刑八十日，俄国法律徒刑一年，荷兰法律徒刑三十日，而我国杀害外国人则论抵命，并且责罚赔偿金。同罪异罚，何谓公平？假如又华商、英商同设一银场，负债巨大，

译关闭店铺停止营业，那些英国商人用一封信告知他们的领事说：“家产已经全部耗尽”，他们便置身事外。而中国商人却被监狱追讨债务，甚至逮捕他们的妻儿和兄弟。同样的事情却受到不同的对待，这又怎么能说是公平呢？既然已经允许他们不受地方官的管辖，刑罚本来就有轻有重之分，禁令又有此有彼无之异，利益又有此得彼失之别。那些外国人便利到了极点，而我们那些不肖的奸民，为了违反禁令贪图利益，企图逃脱刑网，往往依附并借道于外国人，假借外人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欲望。那些寄居在南洋各岛的华人，不说是英国籍，就说是荷兰籍，这与把鹿群驱赶到丛林中供人猎取有什么不同呢？这确实是我们极大的不便。不平不公的事情，积累的日子越多，那么百姓的怨恨愤怒就越深。自通商以来三十多年，双方相互依存，猜忌嫌隙却从未消除，而士大夫和百姓谈论外事，往往瞪大眼睛、裂开嘴唇，好像非要刺刀于外国人的腹部才痛快。这种心态，虽然是由于传教士的蛮横、鸦片毒害的深重，也未尝不是治外法权招致的。这也似乎不是外国人的利益所在。虽然如此，明知这样不便，现在想要改变它，那些外国人习惯于便利，拘泥于旧习，一定有所不愿意，况且因为各国人情、风俗、宗教、政治的不同，一旦强行让他们顺从我们，形势又非常困难。而现行的条约隐忍不改，流毒之深，哪有尽头？我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不能强迫他们顺从我们，应当先让我们去适应他们，选取各国通行的法律，翻译并采纳他们的书籍，另外设立一条关于诉讼交涉的条款。凡是他们这样施行，我们就这样回报，我们采纳他们的法律来治理我们的百姓，他们即使蛮横恣意，又有什么可插嘴的呢？实行一两年后，他们一定会喧哗着认为不便，然后与他们共同商议，仿照理藩院处理蒙古各盟案件的做法，用圈禁、罚款赎罪代替徒刑、流放、笞刑、杖刑，制定一个共同的条例，彼此照办，或许差不多能有所成就吧？如果等到我国国势强大，那么仿照西方通行的例子，援引南京条约初立时的约定，让所有商民都归地方官管辖，这就不必再说了。至于近日租界中的案件，有华人与华人打官司，那些领事也厚着脸皮，并坐在大堂上参与评议审判；有馆舍赌博，我们正严厉禁止，而租界却成为逃犯聚集的渊薮，肆无忌惮，这又是法外用法，权外纵权，是条约中所没有听说过的，章程中所没有涉及到的。我们总理衙门与英法公使商议有在洋泾滨设官的十条章程，这都是由于地方官吏软弱畏缩、瞻徇私情，好像把租界的地方人民，也与别国领事共同治理一样。我恐怕各国政府都没想到领事会如此放纵恣意，最紧急的事务尤其迫切，应当告知公使，传达给各国政府，扫除旧弊并加以改革。

译论交涉

作者不详

春秋时代，由据乱世升进至升平世，再进而达到太平世。世道越混乱，礼乐制度就越需要治理。纬书家附会经义，为汉代制定制度，这是错误的。孔子所教导的法治，是治理万世的。治理西方人所说的二十周以后的地球，现在才开始萌芽。孟子、孔子，才是正统派别。重视和睦邻邦，推崇法家，斥责好战的贼臣，权衡君主与民众的轻重。李斯，是孔子学派的人。夜郎自以为国土广大，番邦自以为民众众多，然而因闭塞视听、愚昧无知而招致的祸患，至今仍在。如今全球的土地、种族、宗教，包括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黄色、白色、红色、黑色人种；孔教、佛教、基督教、希伯来教、伊斯兰教。打通万年的锁钥，开启大一统的机枢。意图就在于此吗？意图就在于此啊！然而强权环立，伺机而动，肆意应对，大国役使小国，强国捕杀弱国，智者吞并愚者。公使、领事遍布五洲，听他们的话，彼此相助，共同实现我们的太平。窥探他们的国家，争夺权力、开拓利益，磨剑砺矛，不分昼夜。过去中国正兴盛时，英国人惴惴不安，担心中国创立海军。日本哗然议论控制中国的策略，只有一位佝偻的大臣说：“中国容易对付。”没过多久，就情势显露、力量不足，到了这种地步。虽然如此，有凭借强大而灭亡的，如土耳其；有凭借弱小而生存的，如拿破仑；有凭借弱小而变强的，如希腊；法国、德国、日本，是中国的弱项，但并不弱于法国、德国。日本受创时，各国都显得弱小，中国却称雄。猜忌不同于往昔，内心怀着卧薪尝胆的决心，外表却示以玉帛和好，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有人说：“事情紧急了，用柔顺的态度来应对。”这只是远东、近东两个病夫的说法罢了。如果这样做会激怒对方，用刚强的态度来应对，又狡猾地想要逞强，像英国人葛洪那样的人就有门徒。刚柔两难，一切交涉中吃亏的地方，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无法挽回。好比忧愁的人喝醉后躺下，迷迷糊糊地忘了自己。等到一惊醒，忧愁反而更剧烈了。曾袭侯“先睡后醒”的理论，只会增加更多的忧虑。我说：“不是这样，现在天下危机严峻。想要窥探其深处，不仅仅是一国的交涉，必须了解各国的猜疑。英国、俄国极力征伐经营，却忘了自己如同蚌和鹬。英国人说：‘俄国在土耳其、阿富汗及波斯湾不得志，于是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不使海口结冰。’又因为辽东战役，得以允许修筑东三省铁路的条约，而中国人落入其圈套，从而高傲地执掌东亚的牛耳，并且渐渐拥有太平洋的全权，以符合大彼得临终的愿望。俄国人说：‘英国人用商业灭亡印度，现在又用它来引诱中国。’其语言通行五洲，暗中执掌五洲的大权。英俄的雄猜如此。所以合肥相国祝贺俄国加冕，各国报馆认为是因为有密约才去的。德国尊敬他，英国嫉妒他。各报馆说：‘不是尊敬中国，是尊敬俄国；不是嫉妒中国，是嫉妒俄国。’至于日本，亲近英国以自强的国家，它怎忍心与中国结怨？正值俄国铁路未建成时，试探兵威以自立。然而它在高丽却是俄国的帮凶。我听说，剥其枝叶者伤其心。中国如此，不是日本的福气。法国与德国是世仇，又不喜欢英国。埃及战役，抵触几乎开启端，于是折转而投入俄国。德国害怕俄国与法国形成犄角之势夹击德国，也亲近俄国以自固。然而，俾斯麦还在，深沉地观察变化，全局了然。虽然有振作，不露端倪。若有战事时，必定会与英国联盟。意大利因为得到罗马而与法国不合，必定会亲近德国。奥地利与德国争夺欧洲中原的主导权，有旧怨，然而奥地利弱于德国，对德国无可奈何。但担心俄国图谋德国，于是必定像虢国那样依附德国而让奥地利像虞国那样受害。然而德国与俄国没有怨恨，奥地利不会立刻糊涂到这种地步。

比利时、西班牙则亲近法国，荷兰则亲近英国，希腊则亲近俄国，其余如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塞浦路斯、格陵兰，有的中立，有的偏助，大概是随着各国的盛衰来决定向背的。土耳其孱弱却残忍好战，其阿拉伯教尤其仇视西方宗教，争战的祸患无岁无之。自从希腊脱离束缚后，塞尔维亚等国效仿它，近来甚至因为格拉脱岛与希腊构兵，形势且不能支撑。有人说希腊实际上是俄国主导的，将来俄国想要对土耳其甘心，黑海之战就是其覆辙，而英国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肩负重任，无时释怀。美国遵守局外中立的惯例，养兵不超过数万，然而中日之祸，曾经帮助日本以颠覆中国，这是什么心思呢？必须明白各国猜忌之深，知道他们无暇急于图谋我，不能协同谋害我，而我处于可以有所作为的日子，郁积自强的机会很久了。如果我的交涉中最棘手的，没有比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更甚的。界务、商务、税务、教务，无不稍纵即逝。有人说中俄三百年来开启兵端，深为可倚，近来且联袂牵裾，交谊日密，独自坐在空山，放虎自卫，识者危之。英国想由缅甸修铁路至云南，法国想由安南修铁路至广西，蓄谋已久。现在垂涎俄国直轨东三省，其谋奈何而不急呢？以铁路辟地的阴谋四方而至，而懵于应付之宜者，不思展开局势，研练人才，广铁路轮船之利以相抵制，却说我们羞于与西人为伍，这是周墙已圮，犹坏其

译在门户之内安寝休息。然而有些人倚仗关中的雄壮、巴蜀的险要，边境警报虽然紧急，却像兔子搬家般迁移营垒，这等于挖空自己的居室来堵塞盗贼，并且反而用泥土掩埋自己，让自己变成骷髅。德国与中方向来号称亲善和睦，然而在中日战争期间，英国打算劝和而德国拒绝，这是非常不仁道的。然而中国联合英国，便忌恨俄国而联合俄国；忌恨英国便联合法德；英国与俄国联合，而我方慢慢从中获利，即使有张仪、苏秦那样的辩才，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没有用武之地，而提出寻找日本复仇的议论，像刘备那样不忍心，像孙吴那样，更是失策。为什么呢？两个盲人相遇而争路不停，两个哑巴相持而脸色愤怒，我只看到排解纠纷的人借此邀功，而所丧失的反而更多了。所以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都应当开诚布公地与之交往，而我方所争的仅仅在于智慧，使民众强大，使学问兴盛，使根本富裕，不在于挟带愤恨去寻仇的行为。况且只有至人才能忧虑兴盛中的危险，明白事理，忍受屈辱承担重任。从前日本变法以前，也曾建议锁国的。等到荷兰学者极力沟通，才有今天。然而如今法律更改而条约修改，利权遍布五大洲，外国船只绝迹于港口，这就是通与塞、塞与通的转化。中国通也是通，不通也是通。与其通过他人而失去自主权，何如通过自己而扩大百姓的利益？况且我民众的耳目心思，不通过交流无法更新。我民众的农商工艺，不通过交流无法学习。而上天构成英俄互相猜忌、谁也不敢先发动的局势，正是宽慰我方疲惫不堪、未雨绸缪的桑根。上天构成法德日本政治学术维新的局势，正是指引我方驰骋康庄大道的先路。我方如果真的疲惫不堪、未雨绸缪，驰骋康庄大道，怎么知道我们神明的后裔、衣冠的族群，看不到孔子太平的契约，不走上《礼记·礼运》中大同世界的轨道呢？我方如果仍然昏昧不明，惊恐畏缩，拘泥固执，那么大地就会融化而成江河，星球就会迸裂而为铁石。千万年皇王的旧国，四亿轩辕的贵种，难道可以倚仗吗？难道可惜吗！现在从事外交学问的人，不深入洞察各国的猜疑，不曲折明了要害所在，以顺应形势应对不及时，而自我振奋却只斤斤计较于成例，琐碎于约章，就像被桎梏在牢狱之中，局促地哭泣，不清除诉讼的根源而图谋平反，却希望狱吏稍微说几句好话。

译各国交涉源流考

唉！造物主特意在当今开辟一个全球互通的大局面，难道是徒然的吗？夸父不能追随太阳车驾而环绕一周，亥不能环绕大地而步行三圈。如今则是环球九万里，经过多次翻译也能直达家门，使节四处出访，机巧诡诈层出不穷。我凭借这渺小的身躯，穷尽古人未曾穷尽的变化，这是时势啊！这是时势啊！请让我谈谈各国交涉的渊源，以显示长久蛰伏渴望开启，长久郁结渴望宣泄，大概是造化雕琢万年之久的锁钥，才使得中外成为一家的地球吧？

考察中国帝喾四十一年，即公元前2180年，高加索族种类进入印度西部，居住在河边，这是欧洲人通往印度的开始。夏帝芬三十四年，即公元前1800年，巴勒斯坦即犹太与阿非利加、西班牙、埃兰等国通商，这是斐亚交通的开始。夏帝九年，即公元前1614年，印度土著居民常与西来的高加索人争战，这是交通导致争端的开始。商盘庚十七年，即公元前1299年，印度土著居民与高加索人讲和议婚，这是交涉议和的开始。商武丁十二年，即公元前1263年，希腊国制造海船，习练商务，这是航海贸易的开始。周武王十六年，即公元前1046年，犹太王大辟与推罗王海仑订立通商条约，这是两国立约的开始。周康王五年，即公元前1003年，印度与犹太通商，巴勒斯坦与亚剌伯、印度通商，这是亚西各邦通商印度的开始。周穆王四十九年，即公元前914年，意大利与各国立约通商，这是通商各国因而立约的开始。周懿王元年，即公元前895年，巴勒斯坦约少法与埃兰立约相助，这是彼此相助的开始。后来此类条约很多，来不及一一叙述。通商也记载在约章汇纂中，也记载在彼此相助门类中，其由来已久了。周景王十六年，即公元前519年，波斯设立撒马司为通商口岸，与各国贸易，这是贸易设立口岸的开始。周景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23年，埃及海中渔税缴纳给波斯，这是纳税海关的开始。周敬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482年，罗马设立海关征收商务税，这是设关征收进出口税的开始。又敬王十二年，即公元前506年，印度西拉士乘船从印度港出发，经红海至波斯，这是由东至西海道逐渐通畅的开始。周威烈王十五年，即公元前411年，希腊史伯大王与波斯三次立约。周安

译枪归顺日本，这是高丽与日本交往的开始。查考后来高丽与日本交涉的事情很多，而日本觊觎高丽的心思也日益加深，这里只记载他们交通往来的开端。《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的到来是逐渐形成的。”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即公元325年，基督教传教士用拉丁文字翻译了圣经，在西方各国通行，这是西方人传播宗教的开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公元545年，土耳其人到达亚洲，这是土耳其人与亚洲交往的开始。隋炀帝大业二年，日本派遣大礼小野妹子出使隋朝，这是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开始。唐太宗贞观六年，即公元632年，唐朝使者护送三田耜等人到达对马岛，这是中国与日本交往的开始。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希腊联合中国和土耳其攻打罗马，夺取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又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波斯王请求中国和土耳其援助以抵御阿拉伯人，未能成功，阿拉伯人于是灭亡了波斯，这是中国军威逐渐传播到西方国家的开始。查考这件事不见于中国史籍，有人说这是西方史书传闻的错误，其实不对。因为土耳其本是突厥一词的音转，突厥在隋朝末年最强盛，到唐高祖武德年间，向东降服契丹、室韦，向西臣服吐谷浑、高昌，后来被铁勒打败，于是衰落，又被李靖在阴山漠南击败，于是势力空虚。然而武则天圣历年间，又扩展疆土万里。西方史书说波斯请求突厥出兵，正当唐朝时期，大概是因为突厥离唐朝最近，虽然屡次战败，但军威仍使阿拉伯人感到畏惧，所以波斯想借助突厥和中国来抵御阿拉伯人。又查考贞观十五年，西突厥攻打吐火罗，将其灭亡，那么突厥的疆域已经直接越过西域的大月氏，所以波斯因此请求援助。史书记载突厥被回纥所灭，大错特错，大概是因为当时突厥受到回纥逼迫，更加向西迁移，跨越欧亚两洲之间建立国家。他们原来居住的岭以西、里海以东各地，西方地图仍称为西土耳其斯坦。所以在隋唐之间，突厥在北方强盛，中国史书能够详细记载；唐宋以后，突厥在极西之地强盛，中国史书不能详细记载。又查考唐贞观末年，大食出兵攻打波斯，波斯派使者来报告危难，唐高宗以路途遥远为由推辞，大食于是杀死了波斯王。大食就是西方史书所说的阿拉伯，西方史书也说波斯向中国求援未果，第二年阿拉伯兼并了波斯。中西方所记载的情况如同符节相合，不能说西方史书的传闻失实。

译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西域交通畅达，以波斯国都城疾陵城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上元元年，卑路斯的儿子泥洹师来朝见。调露元年，派遣裴行俭护送泥洹师回国，这是中国派遣专使前往波斯的开始。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派遣刘德高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中国派遣专使前往日本的开始。唐肃宗至德二年，英国与法国国王查理曼通信，订立通商条约，又与法国结盟，这是英法同盟订立条约的开始。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丹麦昔里岛人根比恩发现了兀林兰新地，这是西方人广泛寻找新地的开始。宋孝宗时，英国增设巡查各属地的官员，派遣他们到四方，广泛探求学问，这是派遣使者游历的开始。此后西方人寻找新地很多，不再详细叙述。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39年），金主阿骨打讨伐印度，这是中国用兵印度的开始。宁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224年），元太祖讨伐俄罗斯，第二年又攻打波斯，讨伐印度，灭掉了印度，任命当地人为官，因此全欧洲震惊慑服，意大利、法兰西都派遣使者前来聘问，这是中国威服欧亚而西方人派遣使者来聘问的开始。宋理宗和三年（公元1243年），英法订立条约停战五年，当时法国想与英国议和，英国不允许，只允许停战，这是展限停战的开始。查此后有停战两年的条约，或停战十年的条约，停战二十年的条约，在西史中记载最多，不再详细叙述。宋度宗咸九年（公元1275年），英国与法国里米国立约通商，这是英国与远方国家通商的开始。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英国开始使用银钱汇票与西班牙、葡萄牙通商，这是英国通商西葡的开始。元仁宗延佑四年（公元1317年），荷兰贸易非常兴盛，贩运四方，当时土耳其旅居欧洲，英国与意大利立约通商，这是荷英土意交通的开始。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日耳曼（即今天的德意志）、荷兰等国派遣使者到俄国，俄国也派遣使者聘问土耳其，这是俄国与各国交涉的开始。孝宗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欧洲人到印度十七年，葡萄牙人在南印度的哥陈设立商埠，任命一名总督治理，逐渐蔓延到西边沿海地区，这是欧洲人经营印度的开始。这时，哥伦布三次出海，发现了美洲大陆，这是欧美交涉的开始；又派遣使者到中国，征服安南的东京，这是觊觎安南的开始。弘治十四年，英国来孟加拉国通商；二十八年，英国在孟加拉国设立东印度公司；三十年，荷兰效仿之；三十七年，英国人进入中印度，这是欧洲人联合窥视印度的开始。此后印度与各国交涉很多，不再详细叙述。武宗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葡萄牙人通使暹罗；两年后，与之通商，这是欧洲通使暹罗的开始。正德十六年，葡萄牙人在广东的澳门设立商埠，这是中西通商的开始。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英国在美洲的白来齐设立商埠，这是英美交涉的开始。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葡萄牙人到日本丰后国传教，第二年就订立通商条约，这是欧洲通使日本的开始。嘉靖二十八年，瑞典与荷兰、英国两国立约，这是瑞典通商的开始。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英国人航海到俄国，俄国国王召见他们，赞赏他们的才艺，因而通商，俄国又派遣使臣及十六位列侯到英国，这是英俄交涉的开始。嘉靖四十一年，英国派遣使臣铿金生到波斯立约，这是英国通使波斯的开始。这时，西班牙也请求与波斯互市。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600年），英国商船到达日本，这是英倭交涉的开始。

万历四十二年，荷兰通商中国，这是中荷交涉的开始。这一年，俄国派遣使臣依次聘问瑞典、波兰、日耳曼等国。万历四十三年，英国、法国航海通商中国，这是中国、英、法交涉的开始。四十七年，日本派遣使者到罗马教皇处，这是日本派使欧洲的开始。国朝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法国与丹麦、瑞典割地给法国，又允许通商口岸，这是劝和而获得利益的开始。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在印度经商的荷兰人，在广东省城设立洋行，第二年又派遣使者到中国，这是本朝与荷兰交涉的开始。顺治十一年，俄国西皮里亚戍兵与中国发生冲突，随即依附商人上书中国，这是本朝与俄国交涉的开始。康熙十六年，中国赐书给俄国。康熙七年，英国与荷兰、瑞典合约攻打法国，这是各国合纵的开始。十二年，英国、法国订立彼此不援助的条约，这是订立不援助条约的开始。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英国由东方贸易公司通商澳门，这是本朝

译清朝与英国开始交涉。康熙二十四年，波兰与俄国结盟，将停战协议改为友好协议，这是商议修改条约的开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国与俄国在尼布楚城议定《黑龙江和约》六条，这是中俄订立条约的开端。雍正五年，又在恰克图议定《恰克图界约》十一条。乾隆五十七年，议定《恰克图市约》五条。道光二十二年，又在江宁议定和约十三条。咸丰元年，又议定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十七条，又在爱珲城议定和约三条，在天津议定和约十二条。十年，又在京城议定《续增条约》十五条。十一年，又在黑龙江议定《勘分东界约记》。同治元年，又在京城议定《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条，又议定《续增税则》。三年，又在塔城议定《勘分西北界约记》十条。八年，又在京城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又议定《科布多界约》三条。九年，又议定《乌里雅苏台界约》二条及《塔尔巴哈台界约》三条。光绪七年，又商议改订条约二十条，《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八年又议定伊犁、塔城边界三千及《喀什噶尔西北界约》四条。九年又议定《科布多界约》五条，互换新界条约记。又议定《塔城西南界约》七条。十年又议定《喀什噶尔界约》六条。十二年又重新勘定珲春东界，议定《约记》八则。又两国交界道路记六条。又更正“倭”字、“那”字两块界牌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遣使臣马戛尔尼，于冬季抵达中国，这是英国使节来华的开端。中英交涉引发冲突的事，已在总说中提及，此处不再赘述。道光二十年（1840年）禁烟事件发生。二十一年，英国人义律骚扰广州，经美国商人代为讲和，答应赔偿军费六百万，并割让香港一岛。次年，英国将领璞鼎查又骚扰闽广、江苏等地，战争持续两年。于是白门（南京）议和达成，首先订立五口通商之约，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美国、法国随后跟进，这是中英订立条约的开端。咸丰八年又在天津议定新约五十六条。在上海议定税则及通商章程十条。十年又在京城续增条约九条。光绪二年又在台湾会议条款三项。十一年又在英国京城议定台湾条约续增专款十条。十二年又议定《缅甸约文》五条。十六年又在京城议定台湾条约续增八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与瑞典、挪威在广东议定和约三十三条，这是中国与瑞典订立条约的开端，此后没有增改。中国允许美国通商是在白门议和之时，而咸丰八年才在天津议定和约三十条。在上海议定税则及通商章程十条。同治七年又在美国京城议定续增条约八条。光绪十年又在京城议定续增条约四条，另附四条。法国也在咸丰八年在天津议定和约四十二条，章程补遗六条。在上海议定税则及通商章程十条。十一年又在京城续增条约十条。同治四年又更定商船缴纳船钞章程一条。光绪十一年又在天津会订《越南新约》十条。十二年又议定《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十九条。十三年又续议越南界务五条，又续议滇粤商务十条。德意志则在咸丰十一年开始，在天津议定和约四十二条，税则及通商章程十条。光绪六年又在京城议定续修条约十条，善后章程九条，议立换续展限凭单一件。丹麦则在同治二年开始，议定和约五十五条，税则及通商章程九条，此后没有增改。荷兰也在这年开始，议定和约十六条，此后没有增改。西班牙官书作日斯巴尼亚，则在同治三年开始，议定和约五十二条，六年议立换文凭一件。光绪三年又议定《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条。比利时则在同治四年开始，议定和约四十七条，税则及通商章程九条，此后没有增订。意大利则在同治五年开始，议定和约五十五条，税则及通工章程九条，此后没有增改。奥地利则在同治八年开始，议定和约四十五条，税则及通商章程九条，此后没有改。日本则在同治十年开始，议定《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条，中国海关税则，日本国海关税则，去年换约时全部经过更定。秘鲁则在同治十三年开始，议定和约十九条，此后没有增改。巴西则在光绪七年开始，议定和约十七条，此后没有增改。最后是葡萄牙在光绪十三年开始，议定和约五十四条，专约三条。自中俄订立条约至此，均依据《通商约章汇纂》。至于各国交涉案件，自本朝以来也日益增多，凡是盟会战争誓约之辞，汗牛充栋，难以悉数。然而最重要的六十四次，都记载在西方的史书中。

译然而各国交涉公法论中所列举的成例，不到百分之一。这里选取其中特别重要的加以叙述。

第一，修好弭争的条约。例如顺治三年（1648年），日耳曼、西班牙、英、法、荷兰、葡萄牙战争不止，于是在威斯达非利加地方共同订立修好条约。又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乌得勒支地方立约平定西班牙。又同治五年（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在泼雷格地方立约，彼此永远消除争端。这是修好弭争条约中最重要的例子。

公约，例如嘉庆十九年、二十年（1814、1815年），各国因为拿破仑穷兵黩武，将他流放到爱力巴岛，于是在法国首都巴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及爱克斯排耳地方订立公法，以保持太平的局面。这是公约中最重要的例子：

局外之约。例如乾隆三十年（1770年），俄国看到各国偶尔发生战事，必定有局外国家，有的公开进攻，有的暗中援助，彼此失利受累不堪，于是在法国京城订立局外条约，至今遂成为公法的成例。这是局外之约中最重要的例子：

承认自主国家的条约。例如顺治五年（1648年），日耳曼答应瑞士为自主国家；又西班牙答应荷兰为自主国家；又康熙七年（1668年），西班牙答应葡萄牙为自主国家；又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英美立约，允许美国为自主国家；又嘉庆六年（1801年），各国在阿米恒司共同订立和约，英国开始承认法国为民主国家；又道光十一年（1831年），南北荷兰互相攻伐，南荷兰改为比利时，建立自主国家；又光绪四年（1878年），各国在柏林召开大会，确立瓦喇加马喇达两个邦为罗马尼亚国；又确立勃而忌里亚省及闷吞蔼竭铃省濒临意大利海面的土地，罗美连省、赛尔维阿省都成为自主小国。按：赛尔维阿一作赛尔裴亚，罗马尼亚和赛尔维阿开始自主时，均曾照会中国，见于《约章类纂》及《四国日记》中。又光绪十六年（1890年），各国承认巴西为民主国家；又去年西班牙承认古巴为自主国家。这是承认自主国家条约中最重要的例子：

界约。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英、法、西、荷四国在佛赛勒地立约，以划定美洲、非洲属地的分界界限，互不侵犯逾越；又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美在华盛顿京城划定属地的界限，以杜绝争端；又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土耳其战胜俄国，与俄国划定土耳其黑海的界限；又咸丰七年（1859年），各国在苏士利划定意大利的交界事宜；又前年英俄开始划定巴马界限。这是界约中最重要的例子：

购地之约，例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美国用一千五百万洋银购买墨西哥的德撒勒与新墨西哥及上嘉厘丰尼亚等地；这是购地之约中最重要的例子。

允许别国行驶兵船的条约，例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波斯答应俄国在司边海行驶兵船；又咸丰四年1856年），英法诸国议定黑海，除了兵船外，为各国商船所共同往来，这是兵船不得任意行驶中最重要的例子。

以上所依据的成例，不到千分之一，然而交涉公法的原理，可以窥见梗概。西方公法学家说：“人与人必须有交往，才能互相观摩而向善，获益无穷；国与国必须有交涉，才能逐渐达到理想的治理，规模宏大深远。”这是天命所应当如此的。由此说来，如果不明白交涉公法的原理，而仓促应付，不仅会败坏事情，而且会违背天命。败坏事情者，是断绝了上天赋予的权利；违背天命者，是断绝了国家与民众的联系。为什么呢？交涉之法与学问，西方国家的君主和百姓共同掌握，而中国仅仅有一两个办理交涉的人掌握，百姓且茫然无知，以至于连国家、百姓都不能拥有交涉的权利，几乎让人怀疑上天不仁待中国。唉，可惜啊！

从前罗马公法学家西细罗说：“上天生人，具有天良和知识，有了这两者，就有公法；有了公法，就有分内应当得到的权利，能联合各国之人，使天下合为一个大的总会，而天作为主宰，那么天制定的律法与人制定的律法就合而为一。天下从此就没有战争了。”这话多么精辟啊，这大概就是太平世代的交涉吧？

译巴黎复友人书

马建忠

接到九月二十六日您的教诲，嘱咐我将对交涉事务有益的学业详细叙述并送交审核，以便函告总理衙门。谨查交涉之道繁杂广博且交错混杂，大多随着列国的风俗崇尚而变化，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完的；而其因时变迁的源流，以及随时通达变化的才识，则是政治学院所考论的内容；而政治学院孜孜不倦所讲求的，尤其在于顺应时势、制定变革的实学。我不揣愚陋，就将平日所见所闻，综合其大概，恭敬地一一陈述。

西方政治教化发端于希腊，而罗马随后继承。在希腊尚未开化之前，其濒临地中海东南部的地区，如范尼、埃及等地，人民富庶，流民北渡，迁徙到希腊，各自占据一方，专门从事兼并。等到外敌屡次入侵，各部落合力死守抵抗，斐理勃王才趁机推行联合的主张，他的继任者亚立山最终实现了他的志向，于是全部起用中原的军队，向东略取土地，到达犹太、波斯、印度等地，绵延数万里，而被征服的国家都有不甘屈居下位的心态，没有割地求和的说法，交涉之道此时尚未兴起。

罗马起初，地广人稀，招揽流亡之人，逐渐变得繁盛，然后闭关谢绝使者，禁止外人进入，即使有到来的，也不得与本国人民同享权利。等到国势昌盛，夺取希腊并收归己有，于是囊括了地中海周围各国。追溯其战争期间，虽然没有派遣使者订立条约的明文规定，仍有不杀害使臣的遗意，这大概是交涉之道的开端吧？罗马统一西方，将近三百多年，鞭打呵斥远方来进贡的人有之，没听说过讲求信用、修好和睦的盟国。君士坦丁营造东都，于是用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儿子分裂罗马，而东西对峙的局势形成，力量衰弱历经数代，从北方来侵犯西罗马的，始于高特人，而亚第辣人随后，西罗马于是灭亡，东罗马到儒斯定王时大修律例，只是一时的兴盛，等到玛奥买的学说流行，屡次被回教侵犯，而东罗马最终归于土耳其了。

这些都是以势力互相倾轧、兼并而得志，而交涉之道大概缺失了。自从西方安然无事，不担忧外敌入侵，而各国都听命于教皇，教皇在各国有事务时就派人去协助处理，各国遇到教皇继位就专门派遣使者去朝贺，凡是有争执，只向教皇申诉衷曲，而不以兵戈相向。意大利地区分割成数十个国家，如佛劳朗斯、维尼斯等城市，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君主，大事听命于教皇，小事自行通使问候。大概在战乱平息之后，崇尚文辞，使臣聘问会盟，常有专门应对、随机应变的人才。凭借佛劳朗斯这样一个小郡，能折服维尼斯的富豪，能夺取法国的气焰，说不是玛基亚范肋的辞令导致的吗？所以玛公的著述，至今被使臣奉为秘本。与他先后相继的，有当特、贝大尔克、包加斯、基亚第尼等公，都是意大利文学的始祖，有的以诗歌闻名，有的以文章闻名，都要充任皇华（外交使节）之选。他们措辞执礼，往往假借仁义，袭用忠信，这大概是春秋时晏婴、叔向、公孙侨那一类人吧？然而他们所争的交涉之事，只关系到一国的安危，并不牵涉欧洲的均势。

欧洲各国，土地相连。虽然一国的文治武功，由我独自决断，然而保不准有狡猾之人想开启争端，乘虚而入，作为盟国的忧患。于是各国申明盟约，以强弱互相体恤，大小互相维系，形成一个均势的局面，即战国合纵连横的说法，名称不同而事情相同。而欧洲自明朝末年以来，直到如今，交涉之道专门以此为主。追溯东罗马灭亡后，回教猖獗，东面侵犯翁加利，西面进入西班牙，中间攻打意大利。教皇震惊恐惧，纠集力量抵抗。回教之难平定后，国君的权力更加微弱，教皇的权力更加巩固。日耳曼各部长官一半归于教皇之手。于是罗代禄首创异端学说，自立旗帜，而教派因此分裂。日耳曼北部，跟随他的人如影随形。西班牙国王加禄第五世，表面上奉行教皇的命令，暗中施行掠夺的阴谋，凭借与各国联姻，于是借继承的名义，袭取意大利。日耳曼的属国尊奉加皇号，而亚勃斯普朝的权力逐渐炽盛。法国介于西班牙、日耳曼之间，害怕他们日益逼近，联合日耳曼北部各属国，历经三位君主两位宰相，与噢大利王转战三十年，而有范斯法尼之会。这次会议，确立瑞士，建立荷兰，贬低噢大利皇位继承的区分，订立日耳曼列邦环绕归属的制度。至此均势的局面大体确定，接着辨别使臣的等级威仪，申明聘问的礼仪制度。遇到有嫌隙，可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不再兴兵结怨了。交涉之道焕然一新，而欧洲信使的往来驻留，实权在于此。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既已在范斯法尼之会上逞志，好大喜功，北伐荷兰，南取蒲尔公共地。恰逢西班牙国王加禄第二世去世而无子嗣，遗命传位给盎稣公，名叫裴理勃的，裴理勃是路易王的孙子。诸侯王正担忧法国的威权日益增大，现在又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是给老虎插上翅膀啊。当时英国正强盛，普鲁士逐渐

译盛，联合日耳曼、荷兰、萨伏依的军队，与法国辗转交战十三年，到康熙五十一年，才有乌特勒支和会。这次和会，虽然不足以阻止腓力五世拥有西班牙，但议定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不得合并为一，确实足以消除权力偏重一方的祸患。它允许英国人占据直布罗陀，扼守地中海的要隘，并约定法国国王退还侵占的土地，也足以遏制法国的野心，而欧洲的均势又重新确立了。不久普鲁士国势方兴，俄国疆域大扩。到乾隆十三年，法国国内发生动乱，乾隆十五年废黜其君主，建立民主国家。拿破仑以一个副将的身份进攻意大利，渡海向东，在埃及展示武力。他既已篡夺帝位，便穷兵黩武，所到之处如风扫落叶，削夺封地，废除爵位，囊括欧洲，而均一平衡的局势再次被破坏。等到他失败时，各国结盟征讨，于是有了维也纳和会。这次和会，归还侵占的土地，划定疆界，建立日耳曼同盟，增加荷兰国的领土，而法国人不再向东扩张了。三次瓜分波兰，以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势力分为四等，派遣使者以明确各国交往的礼仪。它用来维系欧洲均势的措施，周全而且严密。均势的说法，创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然而与会的不过法国、奥地利、瑞典、西班牙以及日耳曼的属国，而普鲁士因信奉新教而屏蔽英国，因信仰不同而被排斥，所以这种相互牵制的势力足以联络几个国家，不足以统辖整个欧洲。到了乌特勒支和会，英国、普鲁士参与了，而俄国没有参与，这是均势同盟没有完全普及。况且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各国虽然共同订立条款，但西班牙和荷兰另有明斯特条约，日耳曼国王率领属邦先与瑞典有奥斯纳布吕克条约，接着与法国又有明斯特条约，法国与西班牙又有比利牛斯山条约，前后纷乱，而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又乌特勒支和会，英国人先与法国国王结盟，接着与西班牙国王结盟，又与其他国王分别结盟。那么这两次和会，只是几个国家的私盟，而不是列国的公约。和会，是用来结合同盟信用的，结盟的人多，那么信用更加彰显而遵守更加坚定。现在这两次和会散漫没有条理，不能共同相互维持，难怪不久各国就把它当作无用之物抛弃了。

译维也纳会议则不然，俄国参与条约，虽然势均力敌，公同友邦结盟，情谊固然深厚，但风俗崇尚不同，民情喜好各异，划分疆界建立国家，其所共同建立的，不仅依靠山河的险阻，也依靠风俗崇尚的一致，民情喜好的相同，以此来维系伦理，使君主统治百姓。维也纳会议划定各国的疆界，只求土地的平均，不询问民俗的向背，所以自从会议以来，比利时从荷兰分离，奥地利丧失其东部领土，意大利及德意志统一附属邦国，希腊国及罗马尼亚，不再有藩属封地，土耳其向来是局外之国，近来与欧洲西部土地均势虽然平衡，而东方的争端又起。然而外交之道，起初以吞并相尚而不明理，接着以诡辩相欺而失信，最终以均势相维系而信任相孚，仅仅依靠记载在盟府中一二无足轻重的虚文，怎么足以使和平永不变替？国家与国家既然犬牙交错，自然有唇齿相依的关系，所以一国的权利所在，就与邻国的强弱息息相关。英国人利益在于商埠遍布天下，俄国人利益在于南部领土，因此日益扩展，普鲁士与法国势不两立，而兵力愈发精锐，意大利似乎想恢复故土而谋求不止。所以西方讲究公法的人，议论充满朝廷，不是道理不明，实在是利益各异，以致同源异派，分门别户，上下数十家，不能统一意见。于是办理外交的人，不过是借口公法，来曲意顺从私利。须知外交的源流，既然因时而异，那么外交的才识，尤其贵在通达变化以顺应时势，这就是外交之道在于人的原因。当法兰西强盛时，出使各国的人不过是一个使者，权力不重地位不高，却能凭借口舌的微小权力，而系结朝廷的得失。等到从凡尔赛到维也纳，所派遣的使臣，俨然代替君主了。他们的技艺以暗中窥探为能事，以奢靡相尚，只求出身的贵贱，不问人的贤愚，虽然有专任的权力，却没有责成的职责，所以有让妇女办理外交的人了。治理国家的人，得到一两个能臣，坐镇在国内，派遣使者出使他国，以窥探其真假并详细报告，就足以暗中决定机宜，而为之因应，偶尔派遣一个使者而随从数十人，务必与彼国士大夫交接，善于设套以获取实情，遇到有大征伐会盟。然后才派遣一两个能臣，相互反复论辩可否。现在开放新法禁令，而清议愈多重；议院有权，而民情可达。轮船铁路星罗棋布，往来便利而风俗崇尚则计日而变。蒸汽机力雷动风行，工商富裕而财源则与时递增。所以办理外交的人，不像过去只窥探一两个人的心思，就可以坐操胜算；又必须洞悉他国民情的好恶，风俗崇尚的从违，以及地利的肥沃贫瘠，才足以订立和议，设立商约税则而不被人愚弄。所以比过去加倍困难。我曾读《鬼谷子》书，他游说诸侯之国，必看其人的材性贤愚、刚柔缓急，而根据其好恶喜惧哀乐而开合，阳开阴塞，变化无穷。然而天下诸侯无不落入其圈套中，难道有异术吗？兵法说：“知彼知己，外交之道尽在于此。”他国不必知道，所以阅读他国新报以揣测其要旨，进入他国议院以察其变迁，上结交绅士，暗中观察动静；下联络商贾，暗中相宜。因此近百年西方擅长外交的人，首推意大利的加富尔，普鲁士的俾斯麦，法国的大臣，俄国的加特钦科夫，英国的巴麦斯顿，东奥地利的梅特涅这几位公卿，先前都久游列国，或充任公使之选，或为游览之娱，一旦身入中枢，他国的民情风俗了如指掌，又能得到出使大臣时常传递消息，虽千里如一室。自己也难以知道，知道我的长处，尤其应该知道我的短处。知道我的长处，所以掩盖它以等待时机而发；知道我的短处，所以彰显它可以因振奋而改。既然已知我知彼，尤其应该先确定方向。方向既定，而后心无旁骛，力无旁贷，所谋则成，所举则成。如加富尔以一统为心，俾斯麦以雄长为志，加特钦科夫以廓辟为怀，最终都实现了愿望，是因为方向先定。

如果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起初想向民众逞强，就依附英国而攻打俄国；接着想向俄国示好，就停战而英国攻打奥地利，以沽恩于意大利人，攻打墨西哥，以修睦于奥地利。当普鲁士人攻打丹麦时，暗中图谋其利；等到普鲁士人进入奥地利时，转而畏惧其威。一旦普鲁士人向法国国王修怨，孤立无援，没有他国一师之助，是因为方向不定。方向既定，然后才可以谈论外交之道。大概天下事，众人支撑则易举，孤掌则难鸣，这是常理。同处寰中，此疆彼界，而建立国家，则必小事大，大事小，忧患危亡与共，战守相援，而势力才不孤立。所以英国得到法国帮助，在黑海之滨奏绩；意大利与法国联合，在莱茵河之上逞志。西方人讲究公事，以莱茵河为礼，凡尔赛的莱茵河还在，我曾亲眼见过。

译比利时与英法两国交好，从而成为局外中立之邦；美国向法国国王求助，得以实行自主政治，这些都是邦交的实际效用，有所凭借援助。也有因为担心邻国偏袒我的仇敌，因而与之交好的情况。比如普鲁士进攻奥地利时，结交法国人并用利益引诱他们，于是奥地利孤立而危险；等到普鲁士进攻法国时，善待俄国并申述盟约，于是法国孤立而失败。所以自从均势格局确定以来，各国安危所依赖的，没有比邦交更重要的了。只是邦交不可没有，但选择也应当谨慎。英国人的交好，唯利是图，有利可图就是朋友，无利可图就是仇敌。各国与英国结好，大抵没有什么实际的恩德可图，只是寻求他们不帮助我的敌人罢了。我曾经感慨当今不善于外交的人，没有比土耳其人更甚的了。看到俄国日益强大，所以依附它，而俄国已经三次削减它的土地；看到法国人喜欢建功立业，所以亲近它，而法国已经两次夺取它的权力；又看到英国人曾经保护过它，所以私下交好它，而英国几乎分割了它的一半国土。唉！当回教徒灭亡东罗马帝国时，开疆拓土，西欧各国为之惊恐不安，所派来的使臣动不动就遭到鞭打，而没有人敢怎么样。现在却是时运穷尽、形势紧迫，国内的政治、宗教、财政赋税，反而被外人牵制，百姓贫困、国家困窘，偏安一隅，几乎到了国家不像国家的境地，这是为什么呢？处在时代变迁的时候，不顺应时势与之共同变化，内部没有确定的方向，而懂得变通的人才匮乏；外部没有友好的邦国，而应对变化的方法稀少，只是守着千百年前马基雅维利所著的那本《君主论》，想要用它来应对千百年后社会道义的变化，难怪日益走向削灭灭亡，只是给天下后世多了一个拘泥古法、不通今事的反面教材，这难道不可惜吗！现在，顺应时势、通达变化的才能见识，关乎实际应用，难以要求别人一定具备；而观察时势、制定变化的实际学问，关乎道理，也是通过努力学习可以求得的。然而专门讲求道理的人，遇事常常惊慌失措；广泛寻求实用的人，临事反而阻碍不通。这必须道理与实用兼备，大概才能广泛应对且恰当处理。当事务来临时，或者援引条文确立规则，或者考察古代以证明当今，或者借助国际法以求周全。事情相同而情况不同，就考察各国的制度法律，以辨别其中的细微差别；事情不同而环境相同，就观察地理地势，以穷究其最终结果。每当有交涉立约的事情，所定的条款不过几十条，却往往涉及数年，才能完成事情。不是这几十条难以迅速订立，也是因为在没有订立之前，援引国际法验证往事，结合两国的体制律例，以及险阻物产，无不悉心参究，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这就是各国选拔外交人才，之所以从外交实学方面严格考核的原因，希望使馆中没有滥竽充数之辈，出使人员没有辜负使命的担忧。按照欧洲各国处理外交事务用人制度的例子，并不统一。有内外隔绝的，外部是使臣、参赞等官员，内部是外交部总办及各司官员，互相调动往往直到白头都专于一事，因此因为熟练而产生技巧，这是它的好处。然而内外产生嫌隙，难免事务多有迟滞，这是它的弊端。有内外轮换调动的，如英国新制，其外交部大小司事与出使的随员及二、三等参赞，可以由统领外交部的大臣斟酌互相调动。至于各国的制度，大抵参赞与随员不得调入内部，如果出使大臣有无内外兼任职务的情况。他们选拔人才的方法也不统一，有自幼进入官办学院专门学习出使学问的，每年有考试期限，以年限作为标准，派往各使馆试用，按班次迁转，这是奥地利的制度。有无官办学院专门教授这种学业，只是按时报名投考，限定三个月之久，比较所试的各项内容，能考中者就归入试用班内，内部使用六个月，外部使用十八个月，扣足两年，由使臣出具考语，升为散秩三等参赞，再递升为散秩一等参赞，之后升为使馆参赞等官员，这是英国制度的大致情况。所有的考试章程与法国新定的大同小异，只是略微简略罢了。新章程详见后文。

译有的人考取了律科而自行出使，也有的人没有考取律科却被征用，这是各国制度不同的缘故。只是各国录用出使的人才，大都是选择那些能够应酬交际的人，而家境贫寒以及出身微贱的人，就被排斥不能参与。法国出使的人才，从乾隆、嘉庆以后，只有大意郎和基沙尤最为著名罢了，其余的都平庸无能，默默无闻。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议院中多结党营私，常常与执政者不合，所以执政者既然频繁更替，那么执政者的心腹如头等公使，势必屡次更换。新的执政者处理事务不久，遇到各国公会，往往贸然亲自前往，难怪他们被那些多次参加公会、熟悉公事的高且加弗壁斯玛盎得喇西等人玩弄了，这是第一个弊端。二是因为录用新进人才，只选取富豪子弟，而富豪子弟性情大多浮躁，派往与本国不通语言、不熟悉风土的国家，内心厌恶公事而不加考究，身上拥有丰厚的资财可供应酬，因此按班次升迁，怎么能胜任呢？偶尔有精明的领事，长期居住在异国，结交士绅商人，能够洞察真情假象的，却又受限于班次，不过调任到其他地方，这是第二个弊端。到了光绪三年春天，公爵对加斯担任外部事务，任职时间长久，深知利弊，于是根据同治八年所定的出使章程，斟酌并增减修改。现在姑且选取其主要内容：一、凡是读律的后生愿意出使及担任领事的，准许在案卷房学习。一、凡是已经考取律例、格致、词章各一科，并且能通晓两国文字的，准许归入试用班差遣委用。一、凡是试用以两年为期，其中一年的外差扣足，才准许参加部考。一、凡是水陆兵弁以及监工师等官员，愿意改任出使及领事的，如果能通晓两国文字，就准许参加部考，无须试用两年，以示优待。一、凡是部考已录取的人员，转升班次如下：初次授予本部司事，学习领事与三等参赞同一职位，晋升各房总司；摘由司员正领事与二等参数同一职位，转升本部办总领事与头等参赞同一职位。凡是同一职位的，一概准许调补。至于部考的条章，经领国事麦玛韩行文咨询大臣议定如下：一、部考有考出使的，有考领事的，每年冬季举行一次，如果在年内举行，必须由外部提前两个月张贴告示。一、凡是考生两次不被录取，就立即革除考试资格，不准再投考。一、考出使应由外务总办监试，另外派考官四人。考领事应由商务总办监试，另外派考官四人。其考官则由领外部事的大臣在二等公使及本部办总办暨总领事中派出。一、考试章程，每次先面试如式，再进行考问。一、考试条目分六种：一曰国制论，论述欧美两洲的政治体制，以及其制定法律、执行法律、遵守法律的权力，并特别论述法国各部条例与内外衙门的详细札文事件；二曰公法源流论，论述公法家门户的区别之理；三曰公法新论，论述讲和、立约、准约、守约、废约、续约的权力。条约有和好、连好的区别，有遣助、作保以及居局外的不同。有让地、划界、河利以及赔款、提钱币、铎铃、邮电、铁道、关税、商舶往来与印刷书籍传播等事，各自因所约而不同。论述外国人民的法律，有户籍、婚嫁的条款；有外国人民与法国官长、法国人民与外国官长彼此控告的方式。论述列国战局，有务必遵守局外与排解两敌的条款；有期会、公会以及商办等会的方式。论述海疆事宜，有捕鱼界限，有商船旗帜、军舰权利，以及查舱贩禁的条例。有海封口岸、追还海舶、捕逐海盗以及禁止贩卖黑奴的论述。出使与领事，有奉命出使的权利，有使员的例章，有使署与领事交涉的仪注。有使署与领事署内所造的卷册、报销账目、领取俸禄的格式。又论述驻扎东方的领事兼有审案权力的问题。四曰交涉纪，上自范斯法尼时期，下至普法交战比事，归属辞藻详细论述其得失。五曰商务论，论述法国商政的因袭变革与关税税制，而税制有通行与订约的区别。稽查进出口货物，其税则有估价与按物抽征的区别。其估价有官价与时价的差异。凡是进口货物以原货外运的，有趸船总栈的制度；以之制成器物外运的，有存税暂交的区别。论述商民船只，有为保护商民起见的，就准许其往来本国及属地埠头；而对于外国商船则加征旗税栈税以使其困苦。有为招徕行商起见的，就大开口岸，任人出入争夺货利。而舵工有短雇、长雇的佣值，关制有横征、豁免的利弊。凡此都隶属于其中。六曰舆图物产，论述各国的疆界，川河的源流，山谷的形势，稽查户口，查核兵额，辨别镇守通商的埠头，考察兵舶商船的数量，论述运载的利益。有铁道，有轮舟，有船坞总栈以便海航；有电线邮船以通消息。再论述各国邮船公司、铁道公司，有官设私设的区别。论述各国土物，地产于机器厂，石矿某厂尤其应当加意关注。

译论述钱币，有各国货币制度各不相同，以及历来追求统一的公认观点，并进一步探讨各国财政收入的来源，借款的长期与短期，以及国债债券流通的畅通与阻塞。所有这些方面，必须深入透彻、融会贯通，才能应对考核。

译所谓面试分为三场。第一场测试英语和德语，共有三道题目：一是翻译近代英德两国的官方公文，以考察其是否通晓；二是翻译英德议会的辩论内容，并概括其主旨，以观察其能否融会贯通；三是用英德文字叙述事件的要旨，以测试其言辞是否达意。第二场测试外交之学，共有三道题目：一是《公法新论》，二是《交涉纪略》，三是或地图，或商务各一条。这仅仅是考察其所已知的知识，而未征询其在国家实务中的应用，因此第三场给予外交案卷，令其分条陈述应如何办理，以了解其是否理论与实践兼备。

考问分为两场。第一场考问英语和德语，共有三件事：一是令其朗诵英德公文，以审查其发音是否准确；接着令其翻译，以考察其是否融会贯通；一是考官朗诵英德公文，随即令考生摘取要点，看其是否真能听得懂且心里明白；一是用英德方言与其交谈，随即令其应对，测试其是否真能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第二场考问外交之学的若干条目，要求其应对无误，以考察其是否真能理论与实践贯通。这就是法国部考的新章程。按照这种方法来选拔人才，大概就不会有遗憾了。

然而议论的人仍然说，这是治末而舍本的方法。他们说，参加考核的人必须试用两年，考取后才授予职位并供给俸禄。在试用期间，没有微薄的俸禄可以沾润，而外派差事一年，更需要多准备路费，这只能杜绝贫寒之士，而打开侥幸晋升的大门。因为俸禄非常微薄，三等参赞的年薪尚且不到所花费用的四分之一。如果身为使员，而费用务必节省，那么传达使命不丰盛，交游不广泛，这就好像是危弱国家的陋习，尤其不是治理国家的盛况。凋敝寒酸，被外人观看嘲笑，这又是执政者所不愿意的。如果想要稍微丰厚一些，那么俸禄就不够用，势必从家中取给。于是有志之士因财力困窘，而求取晋升的人少，那么所选取的人才不足以供使用，势必滥取使员在外多年的津贴，而升迁平庸者不过二等公使。外部执政者，公会大员与头等公使大多使用议院新进的大臣，对于出使事务向来不熟练，而长期担任使员的人反而受其节制。于是出使人员不过是借此名目来资助游览，看时机而退，很少有老于其职的人。所以说这是治其末而舍其本。

那么一定要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加重俸禄以培养其志向，严格考校以求取人才，然后就用所选取的人专门办理外交事务，不问内外，全部依靠熟手，这样大概遇到大事就有知变应变的人才。足以折服众人的意气，而捍卫我国的权利。处在当今世界，轮船铁路，穿梭于寰宇之中，而想要自我局限于一隅，禁绝外人往来，势必不能。不如因其利而利用之，以扩大我国的利源。推行尽善，国富民安，立约修和，而内平外睦，四方边境没有鸡犬不宁的警报，万国消除兵戈之忧患。谁说外交之学只是小补呢？

论中外官员交涉仪式

马建忠

查所奉抄发译署来函，内有五月二十二日德国公使来到衙门，先测试中外往来仪式一节，说英约中记载有督抚行文领事使用札文，我们不愿意，所以要商量等语。接着说洋货进入内地征税一事，意在仍照现在条约办理，而重点在于免除内地厘金各节。查中外交涉以来，西方人两次构陷，势力凭借凌乘，我在仓促之时被迫订立条约，篇帙数十页，条议数十条，无非借此获取利益。所以领事待遇优厚如同公使，税则轻于各国。我方遵循章法遵守条约，没有理由开口。现在何幸难端先由他们发起，正可以趁他们相要挟的时候，我依据公法来争辩。使他们果然如愿以偿，确实不至于自我封闭故步自封；即使所议不洽，也不过仍守旧章。谨拟条说详细陈述如下。

一论中外官员交接仪式，德国公使总以德国条约并未记载督抚行文领事使用札文的字样，且以该国钦差给法国领事都不用札文，因为他是客官，而领事官在中国算定是客，应当用文移为说。这是德国公使强词夺理说德国条约未载札文字样者，因为换约在英法之后，大事则在约内申明，关于往来交接仪式的小节，则以本约内第四款内载明，中国官员对该领事等官均应从优待，如同相待各国最优者无异。当时中国所待最优之国曰英，曰法，英法国领事督抚行文以札文，德国自在从同之列，所以德国条约没有明文，盖不言而喻者也。至于该国钦差给法国领事都不用札行，这应当反诘德国公使“札行申陈”二句如何译作西方文字？英约内所译申陈曰“斯戴特孟特”，译札文曰“戴格喇兰兴；法约内译申陈曰“嗳克斯包塞”，译札文曰“戴格拉那凶。难道英法二国习用此种字样作为上司下属往来公文的称呼吗？此种字面不过翻译“申札”如何解释，并未翻译“申札”有何区别？使所翻译的确实是相当的名词，为什么英法二国论交涉公文字样从未提及呢？英法二国既然于“札行申陈”没有一定相当的名词，那么德国公使所谓“该国钦差给法国领事不用札行”

译这“札行”二字，是指洋文呢？还是指华文呢？如果指华文，那么两国往来的公牍专门使用洋语，自然不能用华文来命名；如果指洋文，那么洋文中并没有“札行”这样的字样，又从哪里得名呢？洋文中各种公牍的名称，是因为事情轻重不同而区分体裁，并不是因为官职大小而区别名目。即使有分别，也不过是在公文首尾上司与属员的称呼上有差异，而公文本身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字样。

法国《领事指南》一书第三卷第一节中，有一条关于领事官与本地官员往来公文的规定，说：“往来公牍共有三种，叫做‘诺特’，意思是通信；叫做‘墨磨亚尔’，意思是陈述；叫做‘来特尔’，意思是函牍。领事没有公使的职责，专门使用函牍。”接着又解释这三种体裁说：“‘诺特’的文辞必须庄重合乎格式，用来传达上司的命令并通知外人；‘墨磨亚尔’是陈述一件事的梗概，不需要签署押印；‘来特尔’则是正式的公文，由领事署名并签署押印。”又说：“所有称为‘戴贝司’的，是领事与其上司往来公牍的名称，只有领事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公牍，才用这个名称来称呼。”法国对于领事公牍的论述如此，英国的情形也可以推知。

既然西文中并没有“札行”这样的字样，为什么威妥玛公使说：“我们钦差给法国领事都不用札行”呢？况且仿照法国的规定，凡是领事与地方大员之间，用领事与上司往来公牍的名称来称呼，稍作区别，这也就是华文中“札行”、“申陈”的意思。至于说彼国钦差给法国领事不用札行，因为他是客官，以此申明督抚不能对领事用札行的说法，这又是类比不当了。彼国钦差与法国领事互不统辖，确实是客官。但如果领事对于督抚来说，虽然并非属下，毕竟是在督抚管辖的地域内办事，已经是客中之主了。拿领事与公使的关系来比拟领事与督抚的关系，看似相似，实则不同。

现在既然彼国对旧约不满，想要修改，我们又何必拘守成约，不肯增删呢？自然可以借此机会与他们商量。比如领事到任，应当先奉到批准，然后由总理衙门咨文本省督抚，通知该领事，该领事在奉到批准之日，才可以视事办公。批准权由我收回也由我，我可以借此来遏制他们跋扈的气势。

如果他们说：“这是欧洲各国，凡是领事没有审案问事的权力，以及不享受优待公使恩惠的，才有这种制度。”那么可以回答说：在土耳其，领事所有的利权与中国无异，而领事也必须奉到批文才允许任职，只不过土耳其文称之为“巴拉特”，欧洲各国称之为“嗳克散卦都尔”，声音或许不同，但字义是一样的。况且，今年春天西班牙与越南订立条约，也有领事必须奉到驻在国国君批准方可任事的条款，而越南优待领事与中国无异。

如果他们说：“条约内并没有记载这一条，不必增加执行。”那么中国领事须奉批准，也是条约内所没有的，为什么胡璇泽担任新加坡总领事官，必须有批准的凭据才能办事，有案可查呢？这似乎也可以堵住他们的嘴。

如果经过这一番辩驳，他们或许同意我加入领事须奉批准的事项，然后请求一种以客礼相待的方式，那也无妨。可以答应他们，督抚对待领事，专门行客礼；而领事对于督抚，仍然执行下属客官的礼节。公文往来，督抚使用照会，领事仍然使用申陈。至于会晤的仪式，在奉到批准、晋见以及去职辞行的时候，使用客省藩臬谒见督抚的礼节。其余的接见，不论大小，各自尽到礼节，两不相妨。

对我们来说，虽然表面上失去了“札行”的虚文，但暗中收获了制约条约的实效，得失似乎相当吧？以平行客官的礼节对待公使，以客省两司的礼节对待领事，那么对于他们的公使、领事不至于没有区别，似乎还算斟酌得当。

如果让他们以公使行文关道，领事行文府县，应该用什么格式？互相诘问，那么可以回答说：公使对于关道，以及领事对于府县，互不统辖，并非督抚对于领事可比。如果使用公文，可以由公使照会督抚转札关道，由领事照会关道转札府县。至于平常彼此通信，都是平常的信件。这样办理，可以两无阻碍，那么公文仪式似乎不愁没有言辞来回答他们。

然而我私下推测威妥玛公使心中，总以洋货免除厘金为要务，虽然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他所看重的本来在那边而不在这边。

译俄罗斯事补辑

张穆

黟县俞正燮著述《俄罗斯事》，辑录其始末，详尽细致。我读后十分赞赏。后来得到文清公松筠的《绥服纪略图诗注》，其中记载西北边疆的情形颇为详尽。书中关于俄罗斯的记述，足以弥补俞君著作中的缺漏，于是我将这些内容分条列出，并加以文字缀连，附在篇末。因为文清公驻守库伦，掌管通商事务，历时八年，所见所闻真实，记录完备。题为《补辑》，凡是俞君已经详述的内容，就不再征引了。

俄罗斯地处北海之滨，自古以来没有记载。这是因为有内外蒙古各旗阻隔，无法与中国相通。内旗，是指科尔沁等四十九旗的札萨克王公；外旗，是指喀尔喀七旗的札萨克王公。外旗位于内旗之外，俄罗斯又位于外旗之外。其国土东、西、北三面濒临大海，东西宽广，南北狭窄。自东向西，黑龙江、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多布四地所属的八十二个卡伦（哨所）。此外，科多布所属最西边的卡伦叫和尼迈拉呼，由此渡过尔额齐斯河至辉迈拉呼一带的卡伦，都与俄罗斯接壤。其国法规定，丈夫死后妻子传给丈夫的兄弟，母亲死后儿子传给母亲的兄弟，国君和部长都是如此。女子称为哈屯汗，男子称为察罕汗。哈屯，汉语意为夫人；察罕，汉语意为白色。乾隆五十八年，西洋英咭唎（英国）国王派遣使臣朝贡完毕，尚书松筠奉命将其送至海边。英咭唎的正使叫玛噶尔呢，在俄罗斯驻牧已久。松筠询问他说：“现在的哈屯汗本是西洋女子，是前任哈屯汗的外孙女。她的表兄继承王位，娶她为妻，生下一个儿子。汗王死后，儿子年幼，于是立所生的儿子继承。如今已三十多年，将要传给儿子。如果儿子再死，就传给儿媳。旧俗就是这样。”俞君说：“嘉庆十年，现任汗王派遣使臣来到边境商议礼仪。现任汗王，开始由男性汗王治理了。”其国都叫莫斯克瓦（莫斯科），有处理政务的官署叫萨那忒（参赞）。如果直哈屯汗在位，遇到事情就由萨那忒发文给理藩院转奏。其办事的大头目叫包费窝特，守边的大头目叫固毕纳托尔，管兵的头目叫咭那唎尔。萨那忒官署办事的大头目叫萨那托尔、雅固毕咭那喇尔、玛约尔、哩咭斯塔唎托尔。头目多为西洋人，其服饰饮食房舍也与西洋没有差异。其风俗不太从事种植，靠近国都的地方气候颇为温和，但田地少，只以鱼为食。鱼有毒，大黄能解毒。当时派头目专门负责收购并散发，下属官员售卖以救济众人。过去与西洋及青海等地通商。其与中国通商的地点叫恰克图，距离莫斯克瓦西北数千里，是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三音诺颜四部卡伦的适中区域。向东二十八卡伦，由土谢图、车臣两部接应；向西十九卡伦，由札萨克、三音两部接应。商民在此建立木城。俄罗斯也在对面建设市场，囤积万种货物，俨然一座都会了。

钦差大臣驻守库伦，以控制局势。治理土谢图汗部库伦，库伦是蒙古语，意为城圈。此地有喇嘛木栅如同城墙，所以得名。距离恰克图八百里，有库伦。向南十余里有山，叫汗山，绵延高耸，草木如画。山北有河，叫图拉河，发源于库伦东北的肯特衣山，曲折流淌两千余里，向北流入色楞格河，由恰克图西侧进入俄罗斯的拜噶勒淖尔，再向东南流至黑龙江注入东海。恰克图向东车臣汗部所属十四卡伦，沙地平坦。向西多山林，草木茂盛，往来以色楞格河为渡口要道。沿着山冈向东，直到南面的衮图达坝罕，其间峡谷丛生树木，险隘天成，足以作为防御凭借。其附属的回部有四个：叫布哩雅特、哈哩雅特、哈木尼罕、素玛尔，都信奉黄教。俄罗斯担心他们内附清朝，每个卡伦都设置本国数人牵制他们。其北邻叫空喀尔，俞君说那是其西南属国，也是回部种族。相传空喀尔国最大，用铜做城墙，东西门相距多少路程？不对。空喀尔居住在岛屿中，依仗水险，自以为有铜城的坚固，就像汉语说的金城一样。其礼节以脱帽去裘为最敬，头目人拜见汗王时使用此礼，表示诚心极服则以手指扣眉，如同中国的投拜。其性情朴实柔弱，懂得信义和睦，初见中国人，恐怕被嘲笑，所以表现出傲慢自大，应答模棱两可。等到我方驻守大臣开诚布公，夷人便欢喜顺从了。

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全部内附。二十八年，黑龙江忽然称有罗叉（俄罗斯）侵犯边界。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为罗叉，不是美名。详见俞集。圣祖仁皇帝命令副都统萨布素率兵进剿，夺取其雅克萨城。罗叉逃遁，此后屡次肆意侵扰。守边大臣移文诘问，都不回复。恰逢附近俄罗斯的西洋荷兰国朝贡入京。兵部奉谕旨，认为俄罗斯哈屯汗是妇人，巢穴距离边境遥远，如何挑起争端，必定不知情。多次发文晓谕，必定是其守边头目畏罪阻隔。撰写敕书交给荷兰使臣带回转达俄罗斯。得到书信后回奏罗叉犯界之事，哈屯汗完全不知道。奉到敕书后，严加查访边界，

译不再滋事。又申请派人进京学习国书，等通晓文理后，换回遇事用清文兼俄罗斯及西洋文字驰奏，可以避免错误。圣祖允许他的请求，特设俄罗斯教习馆。此后在京学习的人多次更换，在京在途照料官员，理藩院都派家道殷实者，随时酌情赏赐，周济其困乏。这就是俄罗斯感恩知义，永远归顺的原因。世宗宪皇帝即位，因其地毗连喀尔喀，应与划定边界，以杜绝争端，而对在边贸易的人也便于约束。雍正五年钦派大臣尚书察毕雅、特古特、图丽琛三人前往勘定。所设卡伦共五十九座，极东十二座卡伦就近归属黑龙江将军统辖，轮流派索伦兵戍守。向西四十七座卡伦，由喀尔喀四部属下各蒙古，按其游牧远近，每个卡伦设章京一员，率兵携眷戍守俄罗斯在对面同样安设，两界中间的隙地，蒙古语叫萨布萨布处所，都立鄂博。鄂博，就是汉话说的石堆。偶尔遇到丛林，鄂博难以设立，就削大树刻字标识。当时库伦尚未派驻防大臣，凡这些卡伦总令喀尔喀王丹津多尔吉统辖，并议定条规：互相偷盗的，事主呈报追捕审明，罚赔治罪，抓不到就令不能严缉的卡伦追赔。彼此贸易两无关税，从此沿边人众都知道约束了。先前民夷交易没有固定场所，边界既正，相度得恰克图地，设立市场，派理藩院司员三年一换驻扎。这是总理开关通市的开始。喀尔喀丹王去世，其孙宰桑多尔吉继承先职，整顿卡伦，更加完善。继因夷务繁杂，乾隆二十七年钦派大臣同桑王协办，这是库伦驻扎的开始。二十九年因附近卡伦互有遗失，马匹数量超过千匹，而俄罗斯又辄报奉旨关闭恰克图，俄罗斯害怕。三十三年恳请开关，钦差库伦大臣庆桂同喀喇沁贝子胡图灵阿会议章程，合词以恭顺缘由上奏，恩准通市如旧。四十四年恰克图有需要会审的夷犯，拖延逾期，库伦大臣索林下令闭关，上奏请求罢市，得到严旨申斥，改派尚书博济清阿驰传，同土謝图汗徹登多尔吉悉心察办。俄罗斯悔罪，重惩夷犯。四十一年奉旨准其仍前市易。四十九年库伦商民赴乌梁海游牧贸易，路过布里亚特，被驻扎大臣勒保侦得，盗首檄令额尔古纳城固毕纳托尔拉木巴捕盗审问。拉木巴既缉获首犯，派其吉那拉尔送赴恰克图，并按例罚货物加倍呈缴。勒保等正拟明法示众，吉那拉尔妄意案件已完结，擅自取犯鞭责钳耳鼻发遣。勒保檄问拉木巴，仍以结案为辞。上奏旨行文萨那忒查究，并治固毕纳托尔等罪。萨那特想事情速了，蒙饰如前，高宗纯皇帝震怒切责之，随即撤恰克图市，俄罗斯更加害怕。将败事的拉木巴调回，另派头目驻防，募缉遣犯始终未获，申文吁请遵旨斥驳。五十四年卫勒干兵齐巴克等出卡缉贼，遇到哈哩雅特打牲数人，我兵盘问，哈哩雅特恐被捕，遽发枪，齐巴克伤毙。驻扎大臣松筠飞檄索贼。至五十五年春天，其新派固毕纳托尔色勒裴德搜获正犯二，从犯一，先后绑送，声称前犯已无踪迹，恳收现获之犯示眾办理，并结旧案。于时又有萨麻林和尚许书事，详见俞集。萨那特具实禀复，萨麻林伏法。五十二年上奏旨订期会议，仍前通市。当时闭关久，夷民惊恐，闻檄令会议，色勒裴德由额尔古纳以马驾飞车驰来听命，松筠等宣扬威德，推诚晓诫。色勒裴德频以指叩眉曰：“大皇帝是天，大皇帝是天。议定开关通如初，俄罗斯永遵条教，边境绥和。这都是我列圣深仁厚泽渐被无疆，大臣仰望庙谟，宽严并用。所以虽洪荒未宾之蛮夷，莫不输诚愛戴也。”

译关于中国与俄国、法国、英国关系的论述

日本无名氏附

近来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人人皆知。而俄国在亚洲怀抱向南扩张的雄心，也日益显著。中俄密约之事，刊登于《北清日报》，中、东、西三洋传诵不已。而中国政府与中俄银行订立合同，计划修建中国东部铁路，大概密约的意图，在此也可窥见一斑了。现在且说该铁路条约的由来及铁路的情况：说是1886年，俄国先皇下诏说：“必须选择捷径以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大概从俄国京城到海参崴，从斯土连地士奚经过满洲是最便捷的道路。于是俄人认为必须采用强压的策略，以在中国开拓土地。恰逢中日战争爆发，俄人翘首盼望，认为机会可以乘取，便先在中国开启强求的端绪。中国也暗中畏惧俄人侵犯，想要修建铁路从山海关经过奉天、吉林、齐齐哈尔等地，直到俄国边境，从而在北方暗中防备。哪料中国想要利用俄国，反而被俄国所利用呢？俄国既然约定铺设铁路，意谓这就是并吞满洲的前奏。于是选派官员勘察此地，并且考察其情况。这些官员查勘完毕回国复命。到了偶的都沙撰文刊登在俄国新报上，其中有话说：“现在满洲人因中国东部铁路聚集在一起谈论，作为谈资。中国人说这条铁路竣工之日，必对中国商务及农业大有利益，心中非常喜悦。假如将满洲全土划归俄国版图，那么他们必定喜悦服从命令，可知甚至剪断辫发来归化于我俄国，也是意料中的事。”唉，他们的言论肆无忌惮到了极点！俄国各新报都传抄此论。等到后来订立铁路条约，中国果然被俄国牢笼控制而不自顾，岂不极可怜吗？去年八月，《泰晤士报》记者说：“某大员扬言说：‘即使任凭俄人铺设铁路，本来不足以担忧。俄人虽然对中国怀有异心，有并吞疆土的说法，也不足以恐惧。’”唉，中国不自危，却让人产生哀思而代为担忧，这样的条约，难道最终永远对中国有利吗？必定会有噬脐之悔。中国东部铁路公司将铺设的铁路，足以替代西伯利亚自斯土连地士奚至洽恰鲁夫卡的铁路，其间约一千六百六十俄里，一俄里需俄银九万卢布。俄人起初想筑西伯利亚铁路，即计划自斯土连地士奚至洽恰鲁夫卡。后来因为工程费用浩大，很难完工，于是才开始属意于满洲。大概经由满洲而筑铁路，则工程稍易，所需费用约五万卢布就足够了。这样不仅节省经费，而且工程又能迅速完工。大概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领土内有1425俄里，沿途天气既不很寒冷，地质也稍肥沃，如松花江附近一带之地最为肥沃，出产谷物极盛，足以供养沿海的百姓。查中国东部铁路公司章程有云：“该公司已经禀报中国政府，准其开凿煤矿，或经营商业工业及矿业，也没有不可。”唉！这是俄国假借一公司之名，铁路筑于中国地方，又打算在中国开设矿业及商工业，所以订立此约。其深远的谋略和宏伟的图谋，不可思议。大概设立该公司的任务，虽然全部托付给中俄银行，其实权全在俄国掌握之中。又章程有云：“该公司开通铁路之后八十年，中国才开始可以专门管理该铁路。”唉！八十年后的中国究竟会怎样呢？试着仔细思考中国国运，思考过半了。况且该公司的设立，何尝不是起于俄国的利益呢？建成此路后，俄国在商务及军事上获得的利益，决非少数。试看该铁路章程，则非常分明。哪里见得中国的利益果然有多少呢？只不过说八十年之后专门管理该铁路罢了。试看中国现在的情形，大概是衰败至极的运行。看到埃及、土耳其的覆辙，就在眼前。谁说八十年后的中国还像今天一样呢？该章程又云：“中国政府在三十六年后有可以购回该铁路的权利。”如果相信这话，那么必须趁现在清理其资本及各项所费的资金。现在中国财政极度困难，力量难道能达到这个程度吗？订立此条不过是掩耳盗铃，如同空中楼阁，用来装饰观瞻罢了。某大员本来以慧眼著称，却不能察觉俄人阴谋至此，岂不极奇怪吗？

我们打算观察东方现状，以预测其将来如何？必须考察俄国版图及其地势，为什么呢？该国接壤于中国，向北蚕食邻邦，在亚洲开拓土地三百多年了。中国难道不知道设法抵御？就像1860年，中国割让黑龙江及浦里莫斯克洲等地给俄国；又如1870年，俄人夺取中国属土克儿沙亚洲。大概明显在人耳目，即使质问中国大员，他们的言辞也不能逃避。西伯利亚一带之地，平原广阔，气候寒冷，未开垦之地极广。其面积有五百

译五十八万九千二百八十九平方里，而已经开垦的土地不过占十二分之一。人口多达六百五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一，然而俄罗斯族人占其中的十分之六。在黑龙江沿岸一带地方，每年夏季三个月多阴雨连绵，不适宜耕作，粮食收成不佳。在东方与满洲接壤的地方，一年之中多浓雾笼罩，湿气太重，所以当植物茂盛之时，农民不得不远离田地而去。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如果没有毛皮、矿产等天然资源，又如果俄罗斯人没有将囚徒流放至此地的举措，那么即使占有这块土地，也看不到能获得什么利益。唯独到了满洲，就不像西伯利亚那样贫瘠。北边有连绵的山脉，可以阻挡北方的烈风。在十年前，其人口大约二千二三百万，其中齐齐哈尔人口约二百万，吉林约八万，而辽东方则约一千二三百万人。出产不仅限于谷物，还能生产棉花、蓝靛及草等，大概是以农产品为主。《莫斯科报》记者说：“俄国沿黑龙江岸七百五十多里，所有物资都依赖满洲供给。比如兽肉和谷物等，大多产自满洲，而以爱珲为商货集散的重要地点，不得不对此加以重视。”由此看来，俄国人垂涎满洲，难道是偶然的吗？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啊。

译去年八月四日出版的《泰晤士报》评论中国某位大员时说道：“这位大员平生从我国英国获得的利益极多，甚至超出了意料和期望。然而，我国英国在北京的威信，现在已经丧失了一半。中国政府不知为何对英国充满疑虑，却唯独对俄国深信不疑。至于其他各国，虽然也有真诚的感谢，但交情稍显疏远。尽管如此，倘若我国英国帮助中国，并提供具体的援助，即统称资金银币等，扶植其独立，使其他国家不敢侵犯其国家主权，那么中国必定感激英国，英国的威信也必定能够树立，然后或许可以驱逐列强。此举确实掌握在英国人民手中。”有人说：“中国何尝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中国某位大员到英国首都时，曾向英国首相表达过这个意思，但英国上下从未有人考虑过提出这个策略，由此可知英国缺乏远大的志向。”中国将这种提议与俄国商议，俄国必定会答应。看来，中俄密约的端倪就起源于此吧？中俄既已签订密约，旅顺、大连等港口就不再属于中国了。中国的本意是寻求外援，所以订立条约合同，却不知不觉将管辖这两个港口的权力暗中转移到了俄国手中，这难道不是愚蠢到了极点吗？我曾读圣书说：“埃索因饥饿得不到食物，看见弟弟有一片面包，想乞求得它，就把家里的财产让给了弟弟。”中国的事情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旅顺、大连两个港口，并非在中国本部之外，实际上属于满洲。俄国先前心中打算，等到中国瓦解之日，瓜分这个大国而得到其中一部分，但必须尽早夺取这两个港口作为基本据点，有所依托，其用心不过如此。如今忽然订立这个密约，那么俄国吞并满洲也在其意图之中了。他们所谓的中国东部铁路，虽然名称是中国铁路，但实际上却是俄国铁路，并非中国所有。俄人在铁路附近驻扎军队，纵横穿过满洲的原野，直到山海关，即接续中国北部铁路一直到达北京，这是让中国任凭俄国驱使。况且他们借用胶州湾，是想让中国在黄河以北的领土全部服从自己。至于朝鲜，更不必说，它作为俄国砧板上的肉，本来就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只有中俄银行有一种特殊的专权，为俄国谋划得非常周密，将来席卷满洲归俄国所有，必定在于此。如果俄人在满洲及朝鲜新获得民众，这是俄国新增人口约四千万，率领这些民众来面对极其贫弱的中国，要求清偿债务，质问种种借口，那么其势头必定像野火燎原一样猖獗。欧洲各国难道能坐视俄人的所作所为吗？唉！俄人在东方扩张势力，比之于土耳其及波斯更为严重。将来中国被俄人蹂躏，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

俄人急切地谋划中国，中国哪里不知道。法国早就看到俄人的所作所为，必定与法国的利害有不少关系。费瓜楼的《新报》评论说：近来传闻中俄密约，如果这不是子虚乌有，那么俄国势力之大，真可令人大吃一惊。我国法国向来称雄于四方，虽然卓然成为列国环视的对象，大不同于从前。然而中俄订立密约之事，如果并非谬传，那么所关系到我国形势的利害绝非轻微。我国法国垂涎中国南方，已经很久了。曾经屡次逼迫中国政府拟议在中国向法国募集公债，就像俄、英、德等国所做的那样。《北清日报》在北京采访说：法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五条建议，其第一、第二、第三条即说法国为中国募集公债，必须以法国作为担保；第四条说，法国须监视中国关税，中国应当委任法国处理此事；第五条说，中国须允许法国在中国南部内地修建铁路等等。英国人赫德早已总揽中国的利权，倘若法国也监视中国关税，那么现在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人将辞职吗？英国在中国现有的势力，将任由其日渐削弱吗？如果中国政府听从法国所请求的条款，那么法国在中国足以掌握财政大权，也必定与俄国无异。看来法国人也必定借鉴前例，沿用俄国修建中国东部铁路的先例，而攫取中国南部铁路的利权！必定如此。这样中国已经被俄、法两国扼住咽喉，好比背着深渊而前面是豺狼虎豹。中国的情形，东西南北，犹如四面张开罗网，任凭其密布，没有一面可以逃脱，危险到了极点。中国既然不能毅然拒绝法国所请求的条款，只允许法国东京铁路，从法国边境兰苏附近直到中国广西省龙州地方。龙州是西河通航的区域，其商务颇为兴盛。于是法国非武斯里儿商会议论修建铁路的事，这是因为法国根据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所订立的中法条约，以获取其利益。法国人认为夏天未到而燕子先至，法国得以在中国获取利权的开端，就开启于此。自从中日和议达成后，中国稍稍想要开发矿务，云南、广西及广东等地矿产极多，想要揽取这些利权，只有法国最为便利，即须托付法国。从事此业。所以法国外务大臣在下院演说时说：“中国向来向外国借取利权，一依循旧

译这一状况至今未曾改变。就像矿业一样，沿袭旧制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我们法国应当率先获得其中的利益和权利。如果中国能够允许我们法国的各类公司及工业家从事开矿事业，那么我们法国人将会多么喜悦庆幸，共同举杯畅饮以表庆祝。

译清廷既然准许俄国在满洲修筑铁路，又准许其开采矿产。法国也想仿效这一先例，于是打算修筑铁路，从安南东京出发，延伸至中国南方，连接直达汉口，并开采煤矿和铁矿。某公司颇在其中奔走周旋，大概清政府一定会批准他们的请求吧。法国想要吞并中国南部领土，对此早已垂涎已久。近来听说法国军人频繁提出吞并中国的策略，中国虽然也稍微侦知他们的奸计而加以警戒，然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德国也野心勃勃。《德意志新闻报》在柏林的记者报道说：近来俄国的威势应当延伸到中国南方的黄河岸边，英国的威势则笼罩在扬子江沿岸及其南部。我们德国如果也能在黄河与扬子江之间扩展商业权益，那就幸运了。因为中国的黄河是俄国和德国互相争夺权力的界限。法国虽然看到俄国在黄河一带扩展权力，但必定没有想要阻止的心思；如果看到英德两国在扬子江南部确立商业权益，则必定想要阻碍这两国的作为。那么法国之所以制定夺取云南的策略，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因为云南一带的土地，实际上与缅甸相连，所以在此处发难，难道也是偶然的吗？中国将如何应对呢？唉！

外敌入侵内部，没有停止的时候。他们起初必定以保护为名。恐怕中国各省也将借保护之名求助于外人。外人把中国本部各省视为中原的猎物，打算围猎追逐已经很久了。英国在缅甸有属地，现在想要获得扬子江南方的土地，然而有法属领地夹杂在中间，所以英国未能将两地连成一片版图。至于俄、德、法三国，则长久以来把中国当作外库，包藏阴险计谋，心想日后各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必定在英国之上了。德国政治家常说，瓜分中国，没有比让英、法先在中国互相争斗，而德、俄趁其弊端以获取渔翁之利更好的了。俄国和法国对于中国，是虚伪的朋友。德国也包藏祸心。假如有一国倡议说：“应该瓜分这个老朽废弛的国家，指中国而言，其遗留的财产”，那么天下各国固然没有不想得到其中一份的，只有英国必定会阻止这一举动。然而不只是英国如此。美国与朝鲜颇有贸易关系，又日本、意大利、奥地利与中国商务相通，都关乎利害。那么瓜分中国，又是各国所不愿意的。中国在地球上，人口最多，占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中国占其一。国中的市场，天下都视为乐土。英国财政大臣，即户部，曾在伯利士得儿演说时说：“我们向来想在文明各国中获得好市场，而未能如愿，然而如今已在别处得到了。”指中国而言。然而之所以能得到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先在地球各地的势力进一步，以扩展我们商业贸易的利权，所以今日也应当实行这一政策。那么海军经费的增加，也是实在不得已的。由此看来，可见英国把中国视为贸易好市场之一斑了。况且中国疆域之大，物产之丰富，实在冠绝地球之上。而且国中人民，务农的勤于田间，捕鱼的勤于水泽，商人守信，颇有文明之风。又海岸多有优良港口，河川江湖都有航行的便利。所不足的，只是铁路以及文明各国都有的利器罢了。之所以不能一下子振兴的原因，是因为政府纲纪不整，实在应归咎于此。更极端地说，国家之所以不能富强，是因为政府没有尽善尽美。凭借疆域的广大，物产的肥沃贫瘠，而国库常常匮乏，一年的收入仅仅够支付一年的支出而没有盈余，为什么财政不讲究到这种地步呢？有纲纪不整，有国家而不能自己谋划，完全任由强邻掣肘，为什么内政不振落到这种地步呢？今日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日本没有不同。日本自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维新以来，改变旧习，推行新政，国势为之一振，迅速进入文明的领域。中国也在中日讲和之时，发布谕示于中国，以整理财政和训练军队为要务，希望洗刷从前的积弊，其用意是很美好的。然而谕示虽然勤勉，而中国仍然崇尚虚文，讲究修饰，上下隔绝，怎么能整顿国政呢？《泰晤士报》在东洋的记者说：“上自北京衙门的大员，下至地方各官，以及偏远地区的低级官员，萎靡成风，偷安苟且，只知道加重赋税以虐待人民罢了。夺取公租充实私门，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政府所收入的，不过人民所缴纳的十分之一。”试以实际来验证，中国征税之重，实在大大妨碍其贸易，经常在内地重征进口货物的税，实在违背条约。中国人口之众，十倍于日本，而与外国贸易的多寡，却仅仅两倍于日本而已。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中国与外国贸易额为五千二百四十九万八千镑，而日本则是二千七百十五万七百三十五镑。假如中国实行新政，仿效英属印度的行政及征税法则，中国贸易的茂盛，应当比现在五倍无疑了。拿印度的面积与中国比较，则犹如一与一半

译这样的比例，然而中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二百万两，相当于1333万3333英镑，与印度每年六千万英镑的财政收入相比，难道不是少得可怜吗？既然中国和印度的财政收入差距如此之大，这才知道中国行政官员和征税官员所搜刮的财富，应当是印度人民所缴纳赋税的两倍。中国征税如此沉重，而政府获得的收入却如此微薄，那么那些官吏如果不是自私自利，又是什么呢？现在像某位高官行为贪婪卑劣，人人都知道，他在任期间积蓄财富数以万计，以巨额财富闻名天下，那么他想向世人表白自己清廉，怎么可能做到呢？既然如此，那么说中国的高官是吸食百姓的血汗来维持生活，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译中国轻视侮辱外国，本来就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所以今天的中国，不是靠言语就能开启其蒙昧的，只应当用武力来唤醒它罢了。过去，我们想要获取中国的利益和权利，如果不是通过战争相见，绝对没有成功的道理。只是近来俄国人表面上声称替中国谋划，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中国做百年长远的打算。中国人不揣测俄国人的意图，就感激他们的恩惠。现在像某位大员在畅谈之间流露出的心意，已经是世人所共知的了。往往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沿海各省没有被日本战舰骚扰，是因为日本对我们英国守信，听从了英国的劝告。按理说中国也一定感谢我们英国。然而在马关议和的时候，我们英国却没有和俄、法、德三国一起干预中日之事。去年中国某位大员抵达我们英国京城，对我们颇有怨言，这究竟是何居心呢？中国将某地江洪割让给法国，破坏了往年所订立的中缅条约。又俄国、法国打算帮助修筑东三省的铁路，这两件事也使得我们英国长期积累的威望逐渐消亡了。幸好中国既然破坏了中缅条约，英国首相便责问中国，于是开放广东西江为通商口岸。又把上部缅甸的土地归还给英国。去年六月三十日，英国商业公所大会商议说：“自从缅甸的港口到中国西南部地方，铁路尚未贯通，必须修筑这条路，以便我们将湄公河沿岸属地作为一个大的贸易要区。”这个策略如果成功，那么我们英国的制造商等就可以在北暹罗及中国西南部地方与法国商人争夺商业权利，从而获取铁路的利益。英国首相以此责问中国，竟然能得到中国的允诺，这是使中国成为万国贸易之地，天下各国也能共同沾受利益。按理说中国南部将来商务的兴盛，将会比今天增加数倍。如今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法国修筑东京铁路，都是为自己谋求利益罢了，不如我们英国所做的公正，为万国所共同获利。现在中国虽然在内地各处设立税关，但是一旦铁路修成，河流也通向外国的商船，怎么能一一征收它们的税呢？必定不用等几年就会废除这种弊政。如果玩忽因循，拘泥于旧制度，断绝商务的利益，阻碍富强的基础，必然导致贫民日益增多，盗贼日益兴起，又有什么好处呢？现在中国的行政不得其法，好比人的身体脑筋不健全，左支右绌怎么能独立呢？由此看来，变法以整顿国家政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那么方法应当怎样呢？回答说：关键在于仿效日本及印度等国的制度，改变其行政及收税的方法。我们亲眼目睹中国积衰积弱的状况，已经很久了。往年对日本的失败，也不足为怪。现在屡次被法国嘲笑、被俄国玩弄，都是因为其政治法律不完善，以及官吏庸劣无能，不能整治海陆军政的缘故。

论中俄情形

英国人阙名附

俄国在远东的举动与从前大不相同，各国非常留意窥探它。自从中日在马关签订和约之后，中俄交情非常亲密，我们英国朝廷必须常在旁边伺察，注意俄国人的动静。现在法国总统阜利已经定期前往俄国游览，俄国必定以优厚的礼节迎接他。因为马关之战，俄国如果没有法国的臂助，俄国不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现在此地已归俄人掌握，俄人已得到最大的欲望，只是向来未见法国在远东谋求重大利益，以酬谢当日干预的功劳。法国只在中国告贷的款项上，图取小利罢了。中国已经厚待法国，所以竟敢违背英国所立的条约，想要帮助法国在云南振兴商务。但法国一旦机缘合适，仍须向俄国索取利益，以偿还先前臂助的功劳。想必此事必定由法国总统阜利在俄国与俄国沙皇以及中国驻俄杨钦使从中妥善斟酌决定。德国也期望有赏酬。现在德国在中国东北方靠近天津的地方得到一块地，作为驻扎水师的用途。又听说德国人成立一个公司，承包修筑北京到汉口的铁路，这也只是传闻，未见实据。但各国都存有自私自利的见解，德国人难道没有私情吗？现在俄国已经筹划，将满洲一省及辽东全部归其管辖。在北方计划修筑的几条铁路，如果能够一律完工，北方的商务就全部归俄人掌握了。俄国又得到胶州作为驻扎水师的区域，胶州港口半年没有结冰的忧患，俄国的水师由此可以称雄于东方了。如果俄国也想劝说中国，使其不准德国接办汉口北京的铁路，那就更加妙极了。因为德国一旦涉足天津北京汉口要地，俄国的章程必定会被其扰乱。至于法国在北方或东北方想要夺取何地，仍未得知，所以更须小心访察俄国如何行事。如果俄国在北方不能帮助法国，或者俄国存有私见不想帮助它，就必定告诫中国人不准英国在云南占夺法国的利益，以使中国不辜负法国的意思。又比利时曾经想要为中国承办建筑铁路，想要由中俄银行筹办，这个银行为朝廷担保。俄国自中日和议之后，与中国最初承办铁路公司联合设立。现在比利时承办铁路公司，其款项也由法国合股而成。此事各处所传，都相符合。又听说法国朝廷将预

译清政府担保比利时的一切欠款，这件事也没有人能够辩驳其不当。目前俄国在中国的势力如此坚固，将来中国若想与各大国结交，如果不先与俄国商议，大概已经很难了。近数年来，俄国的权势有进无退，英国因错误而将这一权势失给了俄国。俄国既已在中国安排妥帖，自中东和议之后，俄国联络德国和法国以对抗日本，俄国与日本的关系早已断绝。如今俄国与日本订立和约章程，尚未公布，我们无法得知详情。但为日本考虑，此前已费尽心力，才使朝鲜成为自主之国，如今一旦被俄国派兵保护，日本大概难以容忍而不与之争论。俄国占据朝鲜，曾向中国出具保约，英国对此非常信服。只是英国与朝鲜未订立和约，就难以知道其保约如何可行。因为从前中国应允英国担保朝鲜不被外国侵占，那时朝鲜尚为中国的藩属，而今日朝鲜已成为自主之国，又被俄国占据。朝鲜国王的权力如今已被完全剥夺，英国须派遣人员商议担保之事。看目前的情形，俄国固守朝鲜，简直如同固守中国。俄国虽未能立刻侵占朝鲜的疆界，但俄国和日本将与朝鲜国王订立盟约。英国得到此保约也无用。俄国经与日本商议合作，俄国将来不仅保全北方的商务，还能保全尚未发现之地的利益。再等数年，西伯利亚铁路开通，中日俄三国如果联结盟约，那么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干预北方商务的利益。这个国家也必须依从此盟约的惯例。俄国随时可对中国及日本挑起事端，并将其权势扩张到极致。如果英国想要扶持东方的商务及保全在中日两国的权力，必须时常注意北方，及早察觉其动向，或许才行。

译论日俄将来大局

无名氏附

当日本尚未与中国发生冲突之时，其国家每年的预算仅有一万万圆，约合英国金币一千万镑。到了今年议会的预算金额，实际高达三万万圆，其中有一万万五千圆是用于扩充军备的费用。此前众议院审议预算时，必定仔细考察、详细核查，如果有可以削减的开支，就务必予以削减。而今年召开的议会，不再进行争论，一心以核定预算金额为主。贵族院虽然稍有不同意见，但也赞同这一决议，那么政府所计划的，议院必定乐意赞成。日本扩充军备的意图，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日本所视为敌国的，究竟在哪里呢？请详细论述。回答说：日本岂能一天忘记辽东之事呢？所以日本早晚所谋划经营的，必定是等待时机行动，恢复已经丧失的利益和权利。日本人本来就知道俄国想要做的事情，远远超出英国人以上。因为俄国最大的欲望有三点：一是俄国人的志向，想要在北太平洋树立霸业，也就是指黄海、渤海、朝鲜海一带；二是现在伸展其手脚，将到达西伯利亚地方以及中国满洲和朝鲜等地；三是俄国人原本预料中国必定瓦解，时机一到，就将趁机而起，以扩张其领土，窥伺四邻。这些事情，日本人已经洞察清楚了。这种机会的到来，虽然不知道在何时，但将来必定会有一场践踏。俄国人打算先趁机掌握朝鲜，使日本人没有西顾之忧，这是俄国的一贯志向。

现在如果以版图的大小来论日俄两国的形势，那么日本哪里足以与俄国相比呢？然而仔细思考日俄的关系，那么两国固然不能说不算是劲敌。一旦如果有交战，那么先决定优劣的，必定是由海军的强弱如何来决定。俄国目前的情况，如果不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就不能把陆军运送到东方；等到铁路修成之日，也必须经过千万里运送军兵和各种军需物资，其形势也有很多不便。况且日本人本来具有爱国之心，如果看见敌军从沿海登陆，那么儿童和老人也必定拿着武器出来抵御外侮，这是可以预知的。果真如此，那么把陆军运送到日本，必须数量众多。所以如果有日俄交战的事情，那么不是以舰队的优劣决定胜负，又将依靠什么呢？俄国海军的势力固然强大，然而竭尽全力在东洋与日本作战，这是俄国人做不到的。俄国人如果把舰队全部集结在太平洋，那么后方的忧虑就在西方，西方的欧洲人难道会任凭俄国人恣意妄为吗？现在俄国人除了海参崴之外，在东洋还没有一个根本之地。虽然海参崴为俄国所有，但没有一个造船局，也没有一个船坞，该岛一年之中实际上有四个月被冰封锁，其不便可想而知。日本则优良港湾不一而足，又多配备船坞，所以日本战舰如果与敌舰在海上作战，战后回到船坞修补舰船，也非常适宜。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日本海军得到地利，完全占据强势了。俄国舰船既然没有这种便利，所以势必急于在一战中决出胜负；而日本则不必急于交战，只是慢慢等待时机，然后出来挑战，这才是它的意图所在。所以在冬季冰封海参崴的时候，慢慢出海在海上困扰其海军，运用自如，或放或收，以探知其虚实，使敌舰疲于应付，然后乘其弊端，这大概也是得当的策略了。日本人既与俄国舰船激战，就一方面把军队运送到朝鲜，以扼住俄国人南下的要路，我知道俄国人必定势穷力竭了。由此看来，俄国人口虽然有一亿三千万，而日本只有四千二百万，两国本来相当。日本曾经与四万万国民交战而也获胜，那么俄国人哪里放在他眼里呢？中国政治法律多弊端，所以被日本人打败；俄国政治法律弊端也非常严重，不亚于中国，上自高等官府，下至地方小厅，其弊端已经到了极点。现在如西伯利亚铁路久筑仍未完成，都是由委任贪官污吏，纷纷横征暴敛，其余到处多如此类。所以日本一旦与俄国交战，必定如摧枯拉朽，可以预知其实情。日本在未与中国开战时，已经事先探知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也如今天日本人急切想要探知俄国的情况一样。俄国人也窥伺日本的情况，接连派人前往日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人说迟三四年后，日俄之间必定有战祸，这也是因为日本扩充军备，期望在三四年内完成，所以这样说。虽然如此，日俄专约共同商议朝鲜之事，就是日本人沿用与中国订约的旧计谋。这个条约必定会在日后留下争讼的端由。只是日本现在的情形并非真正富裕，其弱点实在在于不富裕。虽然从中国获得赔偿，但扩充军备，不免财库匮乏。日本人打算救济自己国家的穷乏，所以变更弊端的制度。想到这个策略的人，知道变法的利益，可以借助外国资本与国内各种产业。然而虽然有利，也恐怕导致其外国贸易者减色。只是日本人本来具有爱国之志，必定以俄国人作为将来的劲敌，他的意思是宁愿使在外国贸易者减色，也不忍心做俄国人的臣妾。日本人之所以自我谋划，大概就在这里。

论黑龙江

译考察未来的整体局势

译俄国官报论述黑龙江省的前途说：“我国东部边境未能开拓，各种事业尚未全面兴起，如工业和贸易也还没有头绪，这就是我时常忧虑、念念不忘的原因。其原因在哪里？回答说：因为工业和贸易所需的资本不够充裕；回答说：货物的运费过于高昂；回答说：通货很不便利；回答说：从事专门行业的人很少；回答说：居民中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很少；回答说：劳动力不足。由于这些原因，阻碍了工业和贸易的兴盛。如果将来能够百废俱兴，那么它的兴盛也就必然容易了。既然如此，那么研究弥补不足以求发展的方法，实在是当今的紧急任务。请详细论述。大概黑龙江地区资本不充裕，也确实是不由自主的。为什么呢？那里的道路险恶，生产货物的地方远在几十里之外，运到市场需要耗费很多时日。商人买卖缺乏信用，所以借贷不能自由。因为交通不便，导致货物的运费高涨；因为商人买卖缺乏信用，导致资本不能流通。那些缺乏学识的人，即使在未开发的地方，也习以为常，这也是我们所忧虑的。况且西伯利亚铁路最有利于黑龙江地区，并为欧亚两洲的利益，足以促进此地工业和贸易的繁荣，这固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依靠铁路开通之后却拱手无所作为，那么怎么能期望此地的兴盛呢？应当趁现在讲求铁路的便利，从而使工业和贸易兴盛。方法是什么？回答说：排除各种阻碍。不仅如此，还应当讲求交通发达的方法，并促进各种经营，以符合政府花费巨资开创这条大铁路的意图。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筹划经营的事业，虽然不胜枚举，屈指列举如下：一、考察该地方的风土物产，向世人宣传，以供实业家参考；二、修理水路交通的便利，以便运输货物；三、敦厚商人的信用，易于广泛流通财货；四、明确制定裁判和警察制度，以保护士民的权利；五、给予实业家合适的特权，以寓奖励之意，使实业家奋起；六、使国内居住在工业地区的人迁移到此地，以增加劳动力；七、设立专门技艺学校。实行这七项，是为了谋求此地的开发。想要考察风土物产的适宜性，国家所设立的探险远征队及学会也很有力量。试详细列举。如1888年组成探险队，以考察南部乌苏里江的情况。近来为了考察铁路沿线的地质，以及黑龙江的航路，所以组成远征队，又由大藏省派遣博士洒保仁到黑龙江地区考察设置税关的地方，以及财务的一切事宜。又在1895年农商务省组成一个团队，以现任该省次官陆军中将匹多洛夫为其长官，考察修建铁路的地方，远探此地的情形。这些人在考察该地方风土物产方面，确实很有贡献。然而现在还有地方官所派的各种考察队，又有学会，对世人颇有裨益。况且谋求工业和贸易的兴盛，等待道路开通后才能收到效果，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商务就会滞涩不振，可以兴利除弊的器械不能搬运，生产的东西不能散布到四方，于是资本也不能流通到各处，商工之业必然衰落。所以与商工业的进步相伴随的，必然是道路。然而还有一项，扶持诱导商工业的根本，在于信用制度。现今商工业的实情完全系于此地信用的厚薄，则关系到商工事务的盛衰。所以从前故哥洛夫男爵也曾提倡这种制度，亟宜设立。1893年在哈巴洛夫（俄地名，亦作伯力），为东部西伯利亚所属滨海省的会议区，在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流处。按滨海省即东海滨省会议，曾讨论过这个意思。当时虽然有这样的制度，但论其实行也不甚广泛。虽然有帝国银行在哈巴洛夫设立支行，以及聂尔琴斯克（即尼布楚，今属赤塔省）有金银厂。按赤塔省译言跨拜噶尔湖省，银行维尔赫乌金斯克也属赤塔省有会场，即上乌金斯克，在乌达河流入泄格河处银行等，而帝国支行的位置与此地商业枢纽相距颇远，信用所及也不广。其余两家银行本是商立的，资本不充裕，彼此每多不便，以致财货流通受阻。所以故哥洛夫男爵有此提议。现在黑龙江军务知事陆军中将得呵呼士基因职之后，直接向大藏省建议说：“应当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隶属滨海省，设立帝国银行支行。”前报作乌港，大概是译者的省文，维尔赫乌金斯克及赤塔，今为赤塔省的省会，在阴噶达河上等地方，并且论述储蓄制度的好处：一在于奖励中产以下人民知道储蓄是美事；一在于积少成多，以转用于紧要

译事情。而大藏大臣如德也专门赞同此议。到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底，才在维尔霍扬斯克开设帝国银行支行，至九十四年，又开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及赤塔等地开设。又在此处的邮政局施行储蓄制度，其数量多达四十余局。近来又在上海兴起中俄银行，在日本、中国各地设立支行，使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帝国支行互相通办财务。这些银行的设立，即作为财务机关，所以当地百姓见到后喜形于色，朝廷与民间都致力于其间，帮助总办开创事业。一旦开设伊始，店前便形成市场，业务必定更加繁盛。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帝国银行在各地支行所办理的业务数额，实际已达六千万卢布。虽然如此，我们得陇望蜀，所以仍希望该银行日益扩充其业务。为什么呢？因为该银行支行办理事务的权限颇少，遇到非常之时，必定不得不请示总行，所以动辄迟缓而错失良机，使兴业者有隔靴搔痒之叹。这是将来应当厘正的要务。然而近来银行业务也有很大变革，如最近发布新令，增扩支行办事的权限，特别准许维尔霍扬斯克及赤塔两支行向大商家借贷，以所采掘的金块作为担保。这些法度比起旧时常行的做法，虽实为一大进步。但时属草创，各地互相远隔，货币流通未免迟缓。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效仿文明之地所行的成法，借贷银两而加速其归还期限，大概不是恰当的策略。至于更严重的，每当以农家产物质押向农民借贷银两时，每次都要寄送邮信给总行，必定等待其允许后才敢将银借出。因此空费时日，有时甚至缓不济急。如果这样，那就大大辜负了地方百姓的期望了。那么，更应使支行增扩其受委托的权限，自行决定借贷银两的归还期限与延期等事，任由其行事。如果事宜紧急，则迅速发电报，顷刻间即可办理，使兴业者没有遗憾了。裁判听讼之事，也与商工业最有关系。如今司法的纲纪不严肃，保护人权、物权的法律被视作平常，那么百姓怎能保全其财产而安居乐业呢？如果这样而希望商工业及各种事业兴盛，怎么可能实现呢？不仅各种事业不能兴盛，必定有乘机射利之徒趁机而起，想要期望殖产兴业者出现，也不可能再得到了。所以裁判与警察，都应当明确其制度，端正其秩序，以实行其事务，那么二者对商工及其他各种事业的裨益，不必多言了。况且此地尚未完全开发，好比尚在幼年之时，如今想要在此地振兴商工业，而逐渐引导至文明之境，没有异常的保护就不能奏效。凡是人开始创办事业，必定多有失算，所以危惧的念头容易产生，犹豫徘徊不能发奋从事，这是人类的常态。所以应当厚加保护，除去这些弊端，以鼓舞其勇气而力行事业。如果创兴事业一旦得到诱导奖励以助成其志向，这是值得称道的。如果想要成就这一开端，就应当赋予对开始有益的事业以特权，或者免除贡租，或者给予资本而保护之，或者放宽法律命令，任由兴业者自行作为而不受牵制，那么其成效必定有显著之处。使一方的工艺兴盛，那么准许外人兴业，大概也是一策。为什么呢？与其输入外国制造的物品，不如让外人在此地制造。因为制造必须劳工，那么我已得到其工银了。制造所需的各种物品必定在本地购买，那么我也得到其购物的资金了。那么利益不是很大吗？如果这样，那么那些制造各厂应当作为该地方的工业学校，制造家即为教师，而振兴地方工业，造福人民，实在不少。如轮船业及在萨哈林采煤业，政府既给予保护银，又赋予特权了。

译又在本地制造火柴的雅士·窝罗福，以及贩卖俄国石油的林多我廉商会，还有制造罗纱供给囚徒衣物的幼肯是基等人，都免除了他们应缴纳的公司税。又在布拉郭悦式斯克，给予法国照相业家得路儿路土地，而不收取地价。这些都是开创保护实业家的先例。我极希望将来能进一步扩展这项事业。此地劳工极少，且连年铁路工程正紧，因此劳工多从事于此，随即移居此地的人也被该工程所吸纳，已不剩一人。劳工与工业，必然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如今如此缺人，所以近来招引中、日、韩各国工人来从事各种劳役的势头日益兴盛。然而仍觉不足，认为应当鼓励本国居住在工业发达地区的人移居于此，以发挥他们的力量，这是最为紧要的。如今西伯利亚铁路贯通这片荒野之日，就是欧亚距离缩短之时。那么东方亚洲外国来此贸易的局面应当改变，而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是中国贸易。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量销售工业制造品。而且近来彼此交通大为便利，船只航行松花江也已没有禁令。然而东方贸易不仅限于中国，因此应当兴办航海公司，轮船定期航行于中、日、韩三国之间，以便往来交通。又在各国港口创办商务代办公司，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商情，使买主没有遗憾，这是切要之事。往年曾严禁中国、日本两国货币以及洋银输入俄国境内，从今以后就应当废除这种陋规，允许出入自由，以便彼此贸易商务。只是现在黑龙州设有海关，提议废除今日不征税的制度，则不得不请政府慎重考虑其利害。这项提议始于1892年，当时在本州岛军务知事任上的男爵哥维付将军，痛陈时势不可为之，认为征收关税极为不利，内阁商议后便停止了这项提议。然而一旦铁路贯通之日，该地的形势也必然发生变化无疑。所以大藏省于1894年5月上奏，任命该省顾问博士也保荣为总办，派遣前往东方稽查应当设置海关的地方以及东方财务的枢纽，待其复命后，政府又选定委员重新审查讨论此事。我认为想要使这一带与本国一样设置税关，实行统一的制度，固然是经世济民的根本事务，谁对此有疑义呢？还有谁反对呢？然而应当在何时设置海关？应当依据何种方法来废除不征税的制度？这是应当深刻反省的。以我看来此处现在的情形，想要将本国税关的制度仓促急切地施行于此地，恐怕不可行。为什么呢？黑龙州今日各种事物才刚刚开端，所以社会万事万物没有暂时静止的，日益进步的趋势顿时改变了旧貌，前程茫茫不可骤测。如黑龙江畔的移民也年年增多，户口且该江畔属于中国疆土，采金近来大有进展，所以该地已成为一个大都会。往日寂寥无人的地方，如今成为良好的市场，他年铁路贯通，足以作为外国贸易市场的地方必定到处兴起。监察国境的守卫也更容易了。现政府虽然下令催促哥萨克民族移居于此，将来必有在黑龙江编制哥萨克舰队之时，若到那时，日后制度应当变更的也很多了。现在的趋势已如此，所以设置税关而期望其完善，决非眼前的急务。然而延缓设置的时间以待大铁路完成，不也可以吗？现在从尼柯拉耶夫斯克（黑龙江北口旧名庙尔）及乌苏里江口的乌苏里倭斯托克输入的酒类、火柴、烟、石油及糖等，都征收关税，棉、茶也是如此，何曾仿效欧洲而设立完善的关卡呢？若一旦铁路完成，也未见宜速设税关的必要，纵然延缓其设置，也不算迟。

我前面已说，沿海北部人烟稀薄，道路险恶，输入外国货物的实在很少，唯有茶叶。其数量一年约一万四千箱，而搬运者全靠商队。这点少量的茶不征税而过关，也未必有害，因为无税入关，却有兴盛交通的利益，又足以使该地方劳工得到工钱。所以如果迅速建立征税之法而增加国库收入，则在另一方面又有损失。如萨哈林岛，即库页岛，也不宜以设置税关为要务。为什么呢？此地本是迁徙囚徒作为殖民之计，那么其地情形及土著性质并行政财务等，几乎别有天地了。其他如边境险峻之处，也都类似。现在如中俄边境上，两国人民往来，或采柴，或放牧，以交换有无。若一旦设立关卡加以禁止，那么他们的迁徙怎么办？甚至导致边境无人，也未可知。所以铁路未完成，则不可更改税关的制度，只在已经兴盛的一两个港口，完备制度，以警戒监察其边境，这是掌握要点。况且此论关系极为广大，更有三件事关系于中国：一是向满洲输出货物无税，二是通往恰克图的道路，三是中俄条约所定的边境贸易无税等项，都是如此。越过我国境输出货

译货物在满洲内地流通而不征收关税，这本是值得欣喜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贸易兴盛会使该地人口日益增多，原本就不少，尤其是航运和铁路更为显著。如果在此地设立税关，就会妨碍贸易，必然不利于该地的发展。不仅不应该设置税关，还应该建立保护性的措施，比如在输出货物的要冲之地设立仓库，以便于储存货物，这就足够了。蒙古的通路本来就是茶商贸易的重要道路，往来必定经过这里，这条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年累月才形成的，因此它也是向蒙古施加威信的一条重要道路。如果设立税关导致茶业衰微，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取的。中俄边境的贸易已不再像往年那样，如今中俄签订条约，但人民违背条约的情况也很多。近年来，满人侵入边境，恶疫流行，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祸害，所以在边境上应当严守防备。比如南部乌苏里地区，中国人往来耕牧，如果这样下去，就不能不加以阻止。中国商人在我国境内很多，行为放肆，蔑视我国法令而不遵从，这正像是享有特权一样。中国政府也不重视此地的通商条约，居住在边境的人民不把实行该条约当作利害攸关的大事。到了极端的情况，简直就像从来没有制定过该条约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越过边境深入内地五十里以外，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应当迅速修改中俄条约，以明确彼此财务上的往来，并制定国际章程，这才是关键。由此看来，大铁路的贯通与税关的设置，使得黑龙江地区的财务错综复杂而繁荣。恐怕各种事物也将发生巨大变化。所以政府必须经常关注财务方面，以敏锐的眼光看待实际情况，斟酌事态的变化，并加以处理，这是极其重要的。至于中、日、韩等国的形势，更应日夜关注，不要错过时机，勇敢果断，以期不违背政策。如果想要奉行这些要点并取得实效，就必须设立一个大的公署来办理，然后专心致志、苦心经营，才能成就我们在东方的经略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