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二　考工部六　纺织

译这种做法，即使让管仲、晏婴复活，也无法改变它。如今社会风气日益奢靡，轻薄之风愈发严重，以雕饰为质朴，这难道是可行的时机吗？

译陕西采用机器织布的公开倡议

所谓公开倡议，是因为我们陕西是文化昌盛的古国，自古以来人才最为出众。近来由于战乱频繁，人才状况不如从前了。难道是上天降下的人才本就不同，还是时运有所限制呢？或者是培养人才的人缺乏相应的条件呢？圣人谈论政事，主张先使百姓富裕，再进行教化，这是因为衣食充足之后，礼义才能兴起。关中自古被称为肥沃之地，自从井田制消亡、水利废弃后，地力便因此日渐削弱。近来土产中，除了粟麦之外，只有棉花是大宗，其余日常所需，一半要从南方省份获取，而广东布这一项，每年耗费达到四五百万两白银，超过了丁税和粮赋。如今以整个陕西而论，家家户户缺乏千仓的积蓄，土地没有五金矿藏，年复一年，支出越来越大，怎能不贫穷困窘呢？然而从过去来说，我们损失了资金，而湖北获得了利益，利源仍在中国境内，固守本分，也未尝不可。近来自从日本人与我们签订条约，章程中允许他们自行运送机器到内地制造土货。所谓内地，并非专指通商口岸；所谓制造，也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易。沿海长江各口岸，他们既然率领同类盘踞并繁衍后代，那么如今日夜觊觎的，除了煤炭铁矿，还有皮毛，以及我们陕西的花布，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学政赵惄对此深感忧虑，于是有创设织布局的提议，认为陕西风俗以贫穷为患，儒生缺乏真正的修养和激励，没有资金圣教将灭亡，危害在于士人；终年辛勤劳作，身体无法遮蔽肌肤，尺布寸金，难以谋求衣物，危害在于农民；器物粗劣，技巧日渐拙劣，货物流通不畅，生计更加困难，危害在于工匠；异族聚居，善于钻营，垄断经营，利权完全丧失，危害尤其在于商人。如果不及时谋划，集合官员、绅士和商人的全力来维持，其后的祸患将不可胜言。不认为我们这些人没有才能，而向我们咨询，希望挽回全局。我们陕西的人士，大多能审时度势并通达大体，如果愿意集合众人的力量来推行，那么不仅获利之丰厚如同掌握着胜券，将来办有成效，对上可以培养国家的元气，对下足以激发家乡的人才，这也是各位君子心中所赞许的。一旦事情有了基础，再由学政会同有关部门奏明朝廷，厘定章程，妥善办理，现先简要陈述要点，希望予以鉴察。此致。

附集股说明概要

一、此次办理机器织布，拟由官员、绅士、商人同心合力，一气呵成。商人管理银钱账目和买卖事务，绅士管理学习机器、教导学徒等事务，官员则主持保护，不侵犯利权。即使有事涉及衙门，由绅士承担，不至于连累商民，无可疑惧。

一、此事如果全部使用官方资金，就是官办，利益必然归于官方，势必多派委员，导致大量虚耗费用，所以必须由民间先集资作为根本，如果资金不足，再领取官方资金，那么就是民办，利益全部归于民间。

一、湖北有洋布局，是官办的，耗银三十多万两。官办则规模大，耗费多。我们陕西民办，费用应当减少。如果使用湖北铁政局的机器，节省更多。然而成本不嫌过于宽裕，资本越宽裕则利润越大。现在拟定以银一千两为一股，如果能集齐二百股，就有二十万的本金，就可以办理了。

一、此股集成后，不必立即缴出。等到事情有了头绪，建造房屋，购买机器，聘请教师，收购棉花，需要多少资金，然后按照股份陆续缴齐。目前只登记一册，作为日后收款的凭证。

一、此股集成后，每十股推举一名值年人，每年二十人，值年人主持一切事务。局中办事人员，即由这二十人公举产生，每年更换一次。五年以后，出资的人都知道局中的利弊，自然放心，知道官员和绅士没有挪用他们的银两。

一、此事由我们陕西办理，不可贸然举办。须派遣善于计算和精通买卖的二三人，先前往湖北居住于洋布局，详细考察数月，仔细观察湖北的规矩及机器织法，用房多少，机器多少，每日纺纱多少，织布多少，需银多少，使心中略有规模。然后访求教师，说定几年内必须使陕西人自己能使用机器，每年需银多少，陕西人学成后谢银多少，订立合同，即与共同购买机器，运往陕西。陕西的房屋建成后，即可安置机器，纺纱织布了。

一、此事办成，必有大利，为什么呢？湖北棉花常价须二百多文，比陕西贵一倍。那里将布用人织成，运往陕西，层层厘税，尚能获利。现在用百余文钱的棉花，用省工的机器，无运输，无沿路厘税，其获利岂不明显可信？不仅获利，而且必然丰厚。

一、此事不办，必有大害，为什么呢？洋纱这一物品，起初来自印度，人们因其质地细弱无力，滞销，久而久之逐渐图其简便，而购买以织布者，继而布行不胜其挑选，买主且乐其精细，于是盛行。日本人羡慕它，遂转购中国的花，至长崎各轧花纺纱机器厂中制造成品，然后转运中国销售。计二十年出口的花约五十万之多，惟因水厘税太重，获利未能甚丰，为憾事。今议约章既有准在各内地制造

译所有土产货物的条款，将来势必先从泾原地区作为突破口。既然没有运输关税，又节省了人力劳作，其价格自然必定极其低廉。谁肯购买昂贵且质量不好的土布，而不购买精细且极其便宜的洋布呢？立刻就会看到陕西地区流通的湖北布，无人购买使用，布行自然家家倒闭，而每年数百万的生意利润，全被外人夺去，这难道不是巨大的祸害吗？这种祸害显而易见，我们陕西人应当警惕恐惧，迅速加以防范，而在布行从业者尤其应当猛然醒悟。

译一、此事既然办成，就应当迅速设立机器书院。如果不能自己使用机器，而是雇人代为操作，仍然受制于人，无法完全收回利权。打算在开局的同时就设立一所书院，凡是有股份的人，都选拔聪颖的子弟送入书院，公请教师教导各种机器的知识。几年之后，能够自己制造机器，不仅洋布的利润可以全部收回，其他有利的事情也可以逐渐推行，而且人才经过历练，自然会有杰出的人才辈出。

一、这次募集股份，不限制籍贯。这件事是为了保全中国的利权，并非专门为陕西人谋利。陕西的商民中原本有很多外省人，现在一律入股，就应当送子弟入院学习。如果学习精通，就由本局出具保结，送交上级官员面试。其中有成就的，咨送总理衙门，以备任用。

一、这次募集股份，不区分官员和百姓。中国的弊端，全在于官民隔绝，所以各种事情受制于外洋，不仅仅是利权，而利权尤其严重。外国将一国的君主和百姓联合起来谋利，中国则听任百姓自行其是，借助外人的力量，中国的势力分散，中国因此比外洋贫弱。这次募集股份，想要联合官员、绅士、商人成为一股力量，就应当不分官员、绅士、商人，都允许入股，获利平均分配，那么官员、绅士、商人的气息就能常常相通，各种事情都可以办成了。那些官员任职省份不准开设店铺的旧例，打算奏请朝廷知晓。这次募集股份是为了为民保全利益，并非与民争利，不在例禁之内，况且是官员为百姓倡导。就像战乱后初行淮盐官商同办，刚开始倡导时，可以拟作先例。如果有像彭刚直公那样的人，办成获利后，愿意将全部股本归公的，听凭其便。

一、初次募集股份，不能没有归宿之处。打算就以味经刊书处作为总汇之所。凡有想要入股的人，都自己写明姓名、字号、住址、籍贯，就写在一册上。等到有二三十股，就可以派人前往湖北。有五六十股以及湖北回信，就可以开拓厂基，建造房屋，购买机器，回来就安置织布了。建造房屋，就派人监工，而以工所作为总汇。刊书处的总汇，就撤销。

一、这次创办募集股份以及股份募集完成后，推举值年，无论是绅士还是商人，都不给薪水。那些常住局中办事以及前往湖北的人，则需要薪水。

一、这件事是创办，凡有官员、绅士、商人能明辨机器的利弊、用法价值以及织布法程的利弊，都可以来味经当面商议，或者路远以书信相示。局开后，如果有弊端，入股的人都可以到局中告知，即使不是入股的人，也可以以书信告知。这件事是为了保全我们中国的利权，凡是我们中国的人，都应当竭尽才智为之。我等才智短浅，不敢自以为是，也不喜欢听人议论。

一、这个局既成，织布精良而价格低廉，必定能畅销获利。将来销路既广，再扩充厂房，增添机器。只是本地的人既然知道了机器的利益，或许另开一局以制造利源，这殊非同心合作的本意。这种风气不可开启。中国的势力本来分散，借此如果又纷纷私自设立机器，那么又分散而无法合力抵御外洋？应当将私自设立机器机房定为严厉禁令，才能收回利权。

一、既然能用机器织布，其染色法、印花也应当逐渐讲求。以及洋紬、洋绉、羽毛、羊绒、毕吉羽、绫呢等类，都应当推广制造。以上各物，以羊毛为大用，本省的土产所出，购买办理尤其容易，获利必定丰厚。总之，这个局是开风气的开端，凡是西方技艺的长处足以利国利民的，都须依次逐渐涉及，才不辜负今日立局的本心。

一、机器织布局创始于上海，近年来，沿海长江一带相继仿行，募集股份创设，计算已成及将成的共有十五处。以本年各局核算，大约共有纺纱车三十六万架，织布机器约三千台，轧花机器更难悉数，而且日增月盛，方兴未艾。如果不是大有利益，谁肯耗费数十百万金的费用当作儿戏呢？查海关二十年结账，洋布进口的不到一千四百万匹，相比十六年的一千七百四十万匹，十七年的一千八百六十万匹，减少甚巨，这也可以看出大概了。

一、湖北机局所织的布种类很多，有幅宽一尺五寸的，其用途与广布相同。现在打算开办时，多分几种，看哪种销售畅旺，就将全力注于其上，以免积滞的弊端。

一、这次募集股份，随发股份票一张。有愿意入股的人，自己在票内写明籍贯、银数，持到泾阳味经刊书处，登入底本账中。等到收银时，另发执照存于本人处。以后就以另发的票作为收取利息的凭证。那些愿意入数股、数十股的，或者写一票，或者写数票、数十票的，各从其便。那些力量不能入一股的，或者入半股，或者一二分，也允许集合入内。只写一票，缴银获利，都按照分数折算。

一、这次募集股份创设织厂，没有不获利的道理。即使日久利微，或者别出事端，都不允许连累股东，派认亏折。所用的官款，也都由厂归还，与民股无异。那么入股的人知道有利无害，踊跃

译参与办理此事。这次募集股份既然已经容易聚集，将来推广煤矿、铁业、纺织、皮毛等产业，人们都会信服，也就容易施行了。

译论纺织是致富的根本策略

使国家富裕、百姓富足的方法，不是单一途径所能穷尽的，但努力的方向却有根本和枝节的区别。既然掌握了致力于根本的策略，然后凭借余力逐渐推广扩大，那么枝节的事务也就不难依次办理。就像高明的医生治病，必须先培补患者的元气，元气充足了，外邪就没有机会侵袭，像癣疥这样的小病自然不足为患。又像大禹治水，顺应自然规律，看似无所作为，自然能收到疏通沟渠、汇入大河的效果，致富的方法也是如此。有一件事，是我们固有的利益，这就是所说的根本事务。如果听任人们轻慢懈怠、因循守旧，变通日益严重，那么我们固有的利益终究难免被他人夺走，这就不符合富国裕民的道理了。必须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以保全我们固有的利益，然后再从事扩充。凡是任何一事一物，如果不是我们固有的，也不妨取用他人的成熟方法加以仿效和变通。因此利益没有不兴起的，国家和百姓都共同受益，这就是由根本推及枝节的道理。中国从古至今，一向重视耕种和纺织。贾谊说过：“一个男人不耕种，就有人挨饿；一个女人不纺织，就有人受冻。”而历代的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也没有不以督促耕种、鼓励纺织为职责的，这确实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就拿棉花这一项来说，产于南方各省，用来纺纱织布，除了供给本地人穿着使用外，运往北方的货物堆积如山，几乎可以说覆盖了天下百姓，独占这种利益也有多年了。但是自从洋布洋纱贩运到东方来，华人喜欢它们价格便宜，争相购买使用，南方各省织布纺纱的利益不免逐渐被夺走，如果不及时整顿，必然会有江河日下的趋势。查访得知，外国纺纱织布都使用机器，所以能节省费用且工效迅速，独占这种利益的要首推英国。所用的棉花大多从美国、印度贩运而来，国内工厂林立，在1868年，棉花厂有两千四百七十处，织机有四十万座，纱锭有三千二百万根，以后逐年增设，数量更多。运往各国的纱布两项价值以亿计算，本国自用的还不包括在内。从印度、美国运到英国的水路，大半由英国船只承揽，纺纱织布的工钱也被英国人所得，开厂的利润被股东所得，运往别国的水路大半也被英国所得，国家另外征收棉花等各项税收，金钱多达千数百万两。据统计，英国运往各国的货物中，每百分中有四十份是棉花制品，二十份是杂货，可以想见其生意的巨大。有人说，英国贸易曾几次经历极大风浪，但最终能转危为安，大半依靠棉花的力量。印度、美国等地出产棉花，但其利益却被英国独占，这是因为英国讲究工艺，考究机器，所以能日新月异，享受无穷的利益。中国本来出产棉花，因为不使用机器纺织，所以获利不厚。近年洋纱洋布来华日益增多，那么我们固有的利益就要拱手让给他人了。如果想要挽回这倾覆的狂澜，给予百姓安乐和利益，就只有仿效他们的成熟方法，扩大我们的新规范，集合商股以雄厚资本，购买机器以利纺织。如果能够实心实意，持之以恒，尚不难保全我们的利益，夺回他们的权力。上海已经设立了织布局，所出的新布价格既便宜，购买的人也逐渐增多。可惜其他地方还没有仿效实行的。昨天读到闽浙总督卞宝第（颂臣）的奏折，不禁欣然喜悦。浙江濒临大海，土地贫瘠，对于种棉织布的方法一向未曾讲究，全靠江浙布商贩运到福建，每年耗费金钱百万，生机怎能不窘迫？最近由绅士在省城筹商，创立织布局，集合股份购买织具，招收织工，酌情供给伙食。福建一向没有棉花，就购买洋纱以供织造。试办两年，城乡多仿照办理，出产的布日益增多。鉴于近来官办织局所出的布销售不畅，请求暂时免除税厘；民办织局所出的布运往各处，请求按六折轻微征收。由此可以看出，卞总督因时制宜，推广完善，深深符合致力于根本的道理。棉花这一项，作为物品虽然粗贱，但穿衣保暖的利益是民生所不可缺少的。果真能大力兴办工艺，出产的纱日益增多，出产的布日益增多，不仅可以运往本国各省以供民用，而且可以越推越广，运往外国以扩大利源。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范蠡、猗顿这样的富商何难在今天再现？这不是设立公司购置机器不能成功的。福建所出的是土布，仅购买中国织机，未购买外国机器，规模尚未扩充。然而如果长久实行，也可以使贫弱转为富饶，况且谁知道将来不会更多设分公司，广购机器，以与外国争夺利益呢！日夜盼望罢了。

中国适宜增设织布局，以兴办大利，论述如下。

历来中国认为，大利归于农业；外国认为，大利归于工业。并非中外互相偏重，而是时势使然。通商互易的局面未开时，外国说工业之利，未必大于农业；通商互市的局面既开，中国说农业之利，也未必大于工业。为什么呢？商途的货物多依靠工业制成，市场上的巨额利润多依靠工业带来。利益出自工业，知道中国的大工业不能假借人力，什么才是最大的？知道中国不容

译自行放弃织造事业。既然这样，要想振兴中国的大利，织布局就不能不设立。天下消费广阔，五行器物工艺精良，都可以加倍节省工本，这固然不仅仅织布如此。但布匹是中国消费最大的品类。以这样大宗的消费，如果向洋人购买布匹，那么大利就被外洋夺去；如果在中国发展织造，这些工本仍然由中国收回。哪种亏损哪种优越，有见识的人都能辨析。自从开设互市通商的局面以来，华人购买棉布织造以糊口却难以维持生计，洋人运载布匹来华却随心所欲地获取利润。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因为中外重视工业的风气不一致。洋人的布匹在局中织造，华人的布匹在家中织造；在家中织造使用人工，在局中织造使用机器。依靠机器则工效快、价格低而工艺精良，使用人工则工艺拙劣、用工多而价格高。工艺精良所以洋人的布匹能让华人喜欢，价格高所以中国的布匹不能贩卖到外国。而且不仅仅不能贩卖到外国，甚至不能让本国的华人喜欢。工作想要做好，利器必须先行，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互市通商？仅就织造这一门来看，就已经觉得对洋人有利而对中国不利了。中国有三亿六千万人口，民众繁多，占五大洲人口的十分之三。每年服用所需，最少估计，每人购买一洋元的布，也要耗费二亿零六千万两。中国如果能够改弦易辙，不夸耀靠机杼成家，而是仿照集资设立局厂，购置机器来代替弹棉、纺纱、织布等多重任务，工效快、工艺精，用来遏制进口来源。洋布在中国织造，在中国销售，那么服用的费用虽然耗费在吾民身上，服用的资本仍然回归吾民。洋布进口途中所经历的税课盘费，不知有多少，倘若中外货物价格相等，未必远方的客人能夺取近处主人的利益。这样看来，中国多一个织局，就是中国多一个利源，这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中国的疆吏枢臣，都知道中国的利权可以凭借织造来掌握，所以织布局首先在上海设立，福州随后设立，湖北又随后设立。只是想到中国人口如此之多，而织局仅在湖北、上海出现。福州三局寥寥无几，出产的布匹恐怕不足以供应一省的服用，而想要中国不向外国购买布匹，不让利益流失到外国，能做到吗？考察西方报纸，同治七年，英国的纺织局已有二百七十处，此后增设的，更不用说了。日本效仿西方，后来织局也设立了三十多处，将来增设的更不知有多少。这两个国家，人口不繁于中国，而织布局却如此之多，难道他们本国能完全消化这些销路吗？也是凭借互市通商，利益在于越设越兴盛罢了。中国难道不能跟随福建、上海、湖北三局而增加吗？中国的织局增加，就是中国的漏损减少；中国的漏损减少，就是中国的大利。兴办大工程不可假手于人，这就是中国养活三亿六千万人口的先决资本。唉！东西洋织局虽然多，都是向美国购买棉花织造，尚能远销别国，凭借工效来寻求利路。而中国木棉盛产于江南、江北，中国广花阜盛于湖北、湖南，织布就地取材，利益更加广大。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固有的地利，凭借工效来图谋大利呢？由织布的利益推广到百工居肆，凡是能够工效快、价格低，能抵挡外国制造的，都应该设厂设局，让民众专一追求工利，以免成为游手好闲之人，那么中国重视工业以兴利，就与重视农业同等重要了。以上所说的，采自广报，其言辞虽有未达之处，但其所忧虑的深远，所见识的高明，确实不是留心时事的人不能分辨的。我私下认为各国风气的开启，有开启于天地的，有开启于人的。天不吝惜地，道不吝惜所开启于天地的，而不是有人制作工作薪火，兴利防弊，即使天地也无能为力。然而天地想要生产有用之物，必定同时生产使用这些物品的人，使有用之物不至于被抛弃在无用的地方，这权力自然由人掌握，而其运势仍然由天地开创。中国如甘肃等偏远省份，都已经有了织布、织呢等局，不久将逐渐推广，不难在二十二行省兴起大利，难道不美好吗？

译论机器织布事

有朋友问我道：“中国兴办机器织布，提出倡议已经好几年了。先前似乎已有即将成功的趋势，但最终未能成功，于是又改弦更张，重新整顿。如今股份已经筹集，布置已经到位，西方技师已经聘请，但房屋还没有动工，工程尚未开始。即便其股份的票面，原价每股一百两，现在也不过涨到一百一十五两，这难道不是仍然有所疑虑和阻碍吗？”我说：“不是这样。大凡做大事的人，不可以草率从事。中国人虽然多有因循苟且的习气，而且近来风气日益开放，与往日大不相同。筹集股份、纠集资金，被视为平常之事。凡是西方人的股份，大家都争着愿意投附，难道会有中国自己创办公司反而不愿意附股的人吗？或许是因为西方人信用素来显著，创设公司必定没有欺骗蒙蔽的弊端，所以华人乐于附股。如果是华人自己创办，人们反而有所疑虑阻碍，恐怕留下日后的悔恨，所以止步不前的人就有了。因此难以成事。然而机器织布这一项，倡议已久，人们也相信它。现在股份早已满额。所说的股份票价涨到一百一十五两，大概这项股份虽然原价一百两，只收取五十两，以五十两的原价涨到一百一十五两，那么合算一百两的总数，已经增加到二百三十两。比起招商局原价一百两，按数收足，现在增加到二百四五十两；开平煤矿原价一百两，按数收足，现在增加到二百二三十两，几乎不相上下。怎么能说它涨得不多呢？西方技师已经聘请，机器的大样也已经运到。房屋之所以还没有建造，这正是办事者慎重的意思，恐怕房屋的大小尺寸有不尽合宜的地方，所以必须等待机器图纸寄到，按照其高低长短阔狭，然后招集工匠准备材料，照式建造，这样机器一到就可以装入局中，就可以开工。古话说：‘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倘若不按照机器的大小来建造房屋，一旦有不合用的地方，就白白浪费而无益。因此才迟迟不动工。”有人说中国机器织布对女工行业大有危害，靠织布为生的人恐怕会有怨言。机器的使用越广泛，不但女工无处谋生，而且简直等于教人游手好闲，这也是考虑过多了。使用机器或许会导致女工失业，这确实存在，然而所生产的不过是洋布，而穿大布衣服的人，仍然不得不依靠女工。况且机器的使用，起初也不分男女。如果中国妇女能懂得机器的用途，仿效使用，那么纺织的工效必定更加快捷，出产的布必定更多，又能利用剩余的劳力去做妇女职责内应做的事。我知道百姓家庭将会更加殷实富足，又有什么危害呢？况且中国效法泰西的，本来就不只是织布这一端而已。只是织布尤其属于掌握在手中的利源罢了。制造枪炮轮船，节省的是公家的钱财，与民间无关。海外洋布贩入内地，华人没有不争相购买的，西方人获利而去，财源就流入外洋。现在如果在中国织成，那么中国的钱财仍留在中国。各处开矿，其利益固然无穷，其股份也日益增长。然而地中自然的利益，虽然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但千百年后必定有开采尽的时候。如果棉花种在地里，每年都有产出，每年都有收获，断没有枯竭的时候。而煤铁等物，或许有民间不需要这些的时候，但衣被的物资却没有地方和人可以缺少的。其用途尤为广阔，那么其利益必定更加丰厚。这其中的缘故，不待明察细算而后知。所以先前股份不能迅速筹集，尚且有人倡议兴办，只是苦于力量未能达到，所以中途停止罢了。现在股份既然已经筹集完成，股份票又再次增长，简直与招商、开平股份最高者无异。那么织布局的兴旺，也没有难以预测的了。你竟然还对此有所疑虑吗？还有更进一步说的，中国办事每每担心拖延，那些血气用事的人，又败坏于鲁莽。现在该局既然能奋然有为，不因循苟且而自毁志气，而又小心慎重，必定期望有利无弊而后已。那么办事者的见识智力，已经可以大致看出。以此作为华人创办的事业，我知道跟随其后的人必定见识更加壮大，事情容易举荐而功业容易成功，对中国有厚望焉。你反而还对他们不满吗？朋友于是惊觉地站起来，颓然地返回，说：“你的见解卓越而深远，我不聪明，不敢再谈论天下事了。”

书机器缫丝妨利论后

近来中国学习西方方法，譬如轮船、火车的利益，如果使内地全都仿效使用，行旅固然便捷，而操船赶车的人必定大半失业。其他如电线传递信息，果能四通八达，那么千里之遥，瞬息可以见面交谈，原本足以成为商旅的利益。然而各处设立的信局与传递公文的驿站，从此大为失色。虽然电线只能传递言语简略而不详细，且不能携带文书信函，信局驿站仍难完全废弃。然而有紧要信息用电线传递，那么局站的设立已成为次要，官商未必深深依赖。即使其收入应当减少十分之三四，终究不能无所

译妨害民生。至于织布、磨粉、造纸、裁缝，没有一样不需要人力。一家店铺的开业，一户人家的生计，所依赖的千辛万苦，正不知有多少。如果改用机器，那么所需人力不止减少一半，而产出的物品可以增加数倍。产出既容易，使用又有余，积累久了，那几倍的利润，不难全部被机器夺去。因此，从根本打算的人，尚且不希望西方方法通行。现在谈论西方方法的人，说他们是中国罪人，也未尝不可。然而目前的时势，乃是古今一大变局，不可以成见来论断。试想通商以来，凡是原本中国没有的事物，不知突然增加了多少项。就像轮船在江海各口岸行驶，二十年前本来没有。船上所用的人，水手、火工，也不计其数。洋商在这里制造器械修理船只，以及各省制造局所用的工匠，何止千万人。天津口岸通商，南北往来取道不过五七天，清江以北轮蹄几乎看不见，失业的人一定很多。然而前些年陕西、直隶、河南的百姓，仍然因为旱灾而受困，并不是因为失业。可知世运相关，兴衰相乘，这边失去利益，那边增加收益，何尝不在中国？如果仅仅为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打算，认为过去是对的现在就是错的，那就是拘泥于狭隘见解的言论了。

我私下认为中国与外洋通商，掌握事权的人应当仔细计算审慎处理，不要让内地的利源因此枯竭，那么其余应该仿行的就仿行，应该改革的就改革，不妨变通以尽其利。散人的见解，也只是为嘉兴、湖州产丝的地方而言，而没有立即从全局观察其大体。嘉兴、湖州既然产蚕丝，嘉兴、湖州的百姓谋生也依靠蚕丝，这固然是正理。然而缫丝的行业，也不过是几个月间的事，两府的人春夏忙于养蚕织丝，夏秋仍然习惯于农耕。苏州的风俗，所谓的国税，再熟的稻子，乡贡入蚕的棉花，其利润最厚。只是风俗崇尚繁华，勤劳而不节俭，一年收入，很少有盈余。比起西北沙漠的地方，海滨盐碱的地区，或者夏天割麦，或者秋天除草，有一顷田地，年收入不值一两钱的，其苦乐何止相差数倍？如果享受奉养俭约，常留有余以补不足，那么区区缫丝的工钱流出，终究有限。而蚕事完毕之时，正当农忙之日，两府所属的地方，自从粤匪扰乱以来，还有荒芜不治的田地，外省客民结伴而来。倘若本地的人用这多余的力量，开垦那些无主的田地，不是不足以抵补缫丝行业的损失。而且缫丝的人，仅以工资为利，现在卖茧而在上海缫丝，丝的价值仍在嘉兴、湖州。即以所雇用的妇女来说，也可以知道，虽然有机器，仍然依赖习惯养蚕的人来管理。那么这佣雇的费用，与内地缫丝的工价相当，也不见其大大减少。

如今中国商人在上海设置机器，我说这正是把中国的利益还给了中国人。假使洋商权衡利益的轻重，全部买茧运出洋，那么缫丝的工钱都被洋人赚取，其利益被夺去的程度，比起今天又当如何？所见不远吗？至于论中说，前年洋商想在申地用机器织布，道台听说后，恐怕妨害百姓利益，禁止不许，这话尤其没有根据。织布的局到现在才刚刚建成，不是因为中国官府禁止如此。以前因为洋商出面，而且附股的人观望不前，久而未成。现在由中国绅商举办，不让洋商入股，就是此意。确实因为洋布妨害利益，在于通行洋布而土布滞销的缘故。如果不设局自己制造，民间所需仍然是外洋运来的布，何尝因为不制造而改用土布呢？那么自己制造的提议，是想把民间购买洋布的钱留在国内，有什么妨害利益的呢？

丝这种东西，质地轻价值重，养蚕的人家，只种几株桑树，或者有钱买饲料，不像买田自种必须投入巨额资本。如果家家养蚕，不必为人缫丝，何须依赖工资呢？近年缫丝逐渐疲敝，推究其故，因为外洋产丝一年多过一年，成色且比中国高，水关税成本又轻，洋商贩卖中国丝的，常有亏损，所以存有囤积居奇压低价格的意思。我私下认为嘉兴、湖州的人，如果肯加倍养蚕，所出的丝又都精洁光亮，差不多多而且美，其利益不被外洋夺去。喋喋不休地说买丝自缫是妨害百姓利益，太微小了。至于说贩卖蚕茧不纳厘金，成丝本在上海，投机取巧偷漏，大碍捐税章程，这是平心而论。一经道破，或许主管捐税的人急于设法遏制这种风气，那么未尝不是刍荛之言的献计罢了。

译论中国应当广泛设立织布厂以收回利权。

从前元朝宰相耶律楚材曾说：“兴办一件有利的事，不如消除一件有害的事；增加一件事，不如减少一件事。”有见识的人反复品味这句话，都称赞他精通世务，通达详明，因此能抓住要领，切中要害。〇本来应当如此，但依我浅见来看，这两句话虽然抓住了简要的要旨，终究不免拘泥于旧习、固步自封，自甘暴弃，而在富民裕国的道理上，似乎还没有深入思考过。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性情，大抵喜欢安逸享乐而厌恶勤劳辛苦，喜欢省事而害怕多事。殊不知古代帝王创立制度、彰显功业，事情无论大小，凡是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利的，无不竭尽心力，反复谋划，以享受其成果。确实是因为天下有利可图的事情，既不是绝无仅有，也不是那边少而这边多。如果沾沾自喜地谨守小步，认为两三种就足够了，而不思考如何推广，恐怕苦乐既已不均，生计反而因此日益窘迫，还指望广泛获取利益吗？就拿我们中国今天来说，商务这一项，孜孜不倦地讲求，每天致力于振兴。如上海华盛、华新等布厂，以及湖北官局所织的布，都已经有了成效，但接踵而起的人却缺乏。主要是因为这类厂局，如果不是广泛发行股份，汇集巨额资金，就无法从容应对。而中国百姓，又不能各自以信义相互信任，即使想集资兴办，也会谣言四起，互相倾轧，导致事情大多中途停止，事业在即将成功时失败。虽然想推广到各处，但也无能为力了。然而自从西方人通商以来，其商务中获利最多的，除了鸦片之外，就是洋布。查近年各省销售的洋布，每年不下数千万两，而中国的标布销路却日益滞涩，小民的生计也因此日益困穷。假使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说可以杜绝洋布进口，以恢复标布往日的地位，我恐怕时至今日，形势必然做不到。那么想要堵塞这个漏洞以收回利权，计策只有各省广泛开设厂局，自己织布自己销售，既足以转移外洋的利益，又可以暗中维持小民的生计。所担心的是，管理者不得其人，即使有良法美意，反而因此增加弊端而留下口实。闲暇时曾阅读织布局的章程，其中说中国机器织布有足以胜过外洋的地方，概括计算，其利益有三：因为中国棉花成本很轻，不及外洋的十分之六，这是第一个利益；中国贫民较多，就近雇用，每人每天仅给工价二三百文已算很多，接踵而来，这是第二个利益。用中国所织的布，就在中国销售，百姓用水更可节省，这是第三个利益。如果能推广实行，十年之后，应当有更进一步的成效。况且各省流民无业，实在众多，常常因为无所事事，成为匪类，做贼做盗，也不过是因为衣食不足，无处谋生，不得不以身试法，以图彰显自身并糊口，难道是真的乐此不疲吗？如果各省创立厂局一二处，这些人都有天良，或许会幡然改变计划，投充工役，为我所用。只要驾驭得法，他们自然不敢生心妄为，化莠为良，对民间不无裨益，其利益不更加昭然若揭吗？只是设厂这件事，必须先由官方倡导，然后选拔殷实的大商人经办，官方的习气一概清除，凡事务求实在，毫无虚假，利权的获得，还不能按日等待的，是没有的。希望开创此事的人，联合官商为一股力量，始终如一，不要粉饰掩盖，不要存有私心，那么开发数千年未有的利益，挽回数千万外流的财富，上可以充裕国用，下可以满足民生，利权之大，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而近日纱厂接连开设，有日增月盛的趋势，将来各厂开工后，所出的纱自必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用各纱厂所出的纱，供应各布厂织布之用，更可利益同收。我们中国不想富强则罢了，如果想富强，就必须从推广布厂开始。推广到用机器织绸，其利益同样均等，因为织绸更可通行于外洋，而获得外洋的厚利。窗下的书生不禁拭目等待。

采炼钢铁纺纱织布议

自古以来治国的人，想要寻求自强，必须先寻求自富。目前中国的天下，西北应当注重农务，东南应当留心商务，而在商务之中，没有比铁和棉花更利的了。因为这两者，是民生日用的需求，而销路最广。曾经考察铁受太阳之气而生，一百五十年形成磁石，二百年孕育而成铁，现在取磁石碎开里面，有片铁就是证据。《管子》说：“上有赭石，下有铁。”这是中国检验铁矿的古法。明代李珍时说：“铁都是从矿土炒炼而成。”秦淮、楚、湖、南、闽、广等山中，都产铁。所以汉阳这个地方，古时就已经有很多铁矿了。汉桓宽曾作《盐铁论》六十篇，说中国的货财，煮盐之外，就是开铁矿最有利。那么铁矿的利益，也不自今日才开始。西方的铁，古代也有。如《藏论》说：“宾铁出自波斯。”就是近日海禁既开，知道泰西各国都以铁为自然之利，

译因此逐渐达到富强。考察西方最美的铁是洋铁，西方人称为北埃仁译，即铁每块方正，重量一百斤。西方国家山矿出产的铁丰富且精良，价格特别低廉，熔铸铁器极为方便，所以西方的枪炮铁器居天下之首。中国最初制造洋炮、轮船等物，都购买使用洋铁，几十年来其利益才不至于被外国夺走。中国的铁矿，向来以广东东部为最佳，其中有荒山铁、新旧黑铁，其中惠州的出产尤其好。长江以北如徐州的铁矿也很美，可惜未能广泛开采，所以看不到其利益。近年湖广总督因地制宜，极为振奋，想要为国家推广铁利，所以特别在汉阳设立铁政局，兼设铁厂，精心制造炉模器具，用于铸铁。又检验发现大冶矿苗颇为丰厚旺盛，可知铁是中国本有的利益，本来不必拘泥于以广东东部为美。但在开采时，都是矿产初将矿石提炼干净的是生铁，多次熔炼的是熟铁，坚硬且多钢的是钢，而火候尤其重要。如果说销路，则必须看铁价的低高与铁质的薄厚，而转运尤其重要，讲求官商督办，更应处置得当，才能长久而没有弊端。现在特别冒昧提出几条策略来献言：一是在矿师匠工，必须寻求其精熟。西方矿师，大多精通矿学，但所检验的矿苗，也有起初说丰厚旺盛，到开采时其说法不验的，都是因为所聘请的人没有得当。近来华人也有善于检验矿苗的，但必须多次试验验证，可以聘请为局中矿师。现今当权者不想多用西方人，这也是好方法。但从检验到开采，开采到运输，运输到冶炼，这些事必须专门责成矿师，才能实事求是。矿中工匠虽然不能都寻求熟手，但必须选拔精细的人来管束他们，有的做什长，有的做百长。熔铸的工匠也可以暂时使用西方人，但必须以华人为副手，并且应当时常考核测试，以确定其优劣。至于开采的机器，则以矿坑的深浅平斜为标准，以及用火药炸起石片等各种熟练工匠自然能知道，这是用人得当的一个方面。二是在筹措资金，必须通盘计算。商务以资本为要，资本不足则事情必然半途而废。现在国家国库支出短缺，如果开矿一切都由官府办理，则特别棘手。如果从别处挪借，则又必须先提利息，而所获不多。我私下提议效仿西方人设立公司的方法，集合千百人的资金来开拓大利，使富商大贾其势力都合而为一，也像目前设立洋行的方法，或一年或几年通盘筹划，每股应当分利多少，以显示公平。否则在开采之初有大商愿意出资助采的，发给文凭准许其转运，或在开采之后出银买票办理运输，官铁也像盐务有官引一样，方法也很好。至于局中所用的费用，务必节省，每天在薪水之外，勤勉的人必须加赏。局中使用的人尤其不可滥充，以致虚耗国家粮食，这是充裕资本的一个方面。

译第一条，枪炮机器必须改用中国铁。在中国制造轮船、洋炮的初期，大抵都使用洋铁。近来工艺既已精进，各地船政局、机器局都掺杂使用洋铁，只有上海机器局认真办理，现在已专用中国铁，制造的器械也相当坚固。如今要想扩大中国铁的销路，应当由各督抚命令各局制造铁甲船以及枪炮、刀矛等各类军器和机器等物，凡是华人经手制造的，必须全部改用中国铁，或由官厂采购，或持护照到产矿处运输贩卖，都不准掺杂洋铁。即使是民间的器具用品以及开设商号的商户，也不准私自运输洋铁，以期统一标准，那么销路畅通，自然不期而然了。又怎会致使利益被外人夺去呢？这是清除弊端的一个方面。

第二条，通商口岸必须设立铁厂。中国自从洋铁畅销以来，本国铁的销路就受阻，这是因为洋铁价格便宜。那些泰西的铁运入中国，路途也不算近，却比中国铁更畅销，为什么呢？是因为矿藏丰富的缘故。如今中国既然广泛开矿，如果精于铸造冶炼，怎么会价格比洋铁高呢？所担心的是，仅在产矿处设立铁厂，而各地需要铁的人必须到那里购买，那么铁的价格虽然低廉，但购买者感觉不到便宜，就不免仍然使用洋铁了。方法应当在各省城及通商大邑都设立官办铁厂，由大商人领凭开张，与各地商人才能联络起来，使中国铁的价格不高于洋铁，贸易往来务必公平合理，那么中国铁的销路没有不畅通的。这是推广业务的一个方面。

第三条，委派办理的人员不可掌管出纳。官办铁厂既然由大商人承办，又不能没有委员来彰显约束。方法应当每厂设立委员一名，酌情确定廉俸，由官厂管账的人支付，凡是银钱出入，委员一概不过问，而大官对厂中的盈亏也不责成于所委派的官员，只让他督理运行以商讨公务，那么商人自然不用担心受到牵制。但如果所承办的商人有不公正的地方，允许委员详细禀报大官，而商人对于委员也是如此，那么攀附私情的弊端就可以杜绝。至于官办铁厂的商人也必须由大官简拔任用，兼取其他厂的商人连环保结，才开始没有失误。如果有银钱遗漏，都必须勒令照价赔偿，如果盈亏之处虽有专门责成，假如是因为运费多耗以及销路稀少所致，那么只令其缴呈清单，也不用追赔，而官商之间的情谊就可以联络了。这是消除弊端的一个方面。

当权者，如果采纳下层人士的浅见，而在临机应变时加以损益，那么利益既已兴起，自然不至于被外人夺去，而官商的合作，也不难长久维持了。

至于织纺之事，应当以讲求棉花为要务。西方国家自从通商以来，除了鸦片是进口大宗外，就是以洋布最为广泛。考察泰西织布的方法，多用机器，那么一人管理一台机器，比人工更快，而且布也更宽。后来机器越求越精，甚至一人管理几台机器，且用力轻而成功快，确实是极便利的方法。而洋布的获利，每年就盈余到数千万两。近来中国鉴于日本维新的政策，事事都模仿西法，现在已经开设机器纺织各局，希望与西方人争夺洋布的利益。但华人所织的洋布、洋纱，多从西方人那里运来，这是纺纱的利益，已先被西方人夺去，而洋布的获利就属于不多。如果也用机器纺洋纱，又以中国棉花不能使用为憾。假使向西方人购买洋棉，那么与购买洋纱又不相上下，这仍然不免假手于西方人。洋纱的利益不能谋取，那么洋布的利益终究不能兴旺。这不是在中国广泛种植洋棉不可的。

考察中国古代仅有木棉，名叫古贝。宋末时，南番入贡中国，才开始有草棉，名叫古终，就是现在的中国棉。李延寿《南史》说：“高昌国用草实做茧，中间的丝做细纑，名叫白迭，取来做帛，非常柔软。”白沈怀远《南越志》说：“桂州出产古终藤，结的果实像鹅毛。”考察高昌就是现在的高丽，南越就是越南，有人说就是现在的江南。这是中国棉的产地，实在出于东南靠近中华的地方，而洋棉又是另一种，实在是泰西所产的。

考察洋棉的纱，比中国棉更细软而白，但不如中国棉黏，所以通商之初，西方人讲求中国棉，颇为有用。曾开设洋庄收购中国棉，将少许混入洋棉，那么所纺的纱尤其觉得细软而不易断。无奈中国商人在棉花内搀和棉种，以图谋暴利，而西方人远道取得中国棉的种子，广泛种植。近日运入中国的洋纱，实在也有中国棉在内，但不能专用中国棉罢了。就像美国，向来不收购中国棉，而所出的花旗布，脆而易裂，单用洋棉的缘故。但中国仅用中国棉来纺洋纱，那么终究不如洋纱细，所以眼下要想扩大纱利，又应当以收种洋棉为要，不是说中国棉完全无用。

我也私下拟定四点，希望千虑之中或许有一点收获：第一，应当在纺局学习制造洋纱。中国纺纱的利益，古时本专责于女红，降至晚近，除农妇纺织之外，士大夫家很少谈及，所以民间的衣食都依赖有纺工来辅助。近来自从洋布畅销，而中国纺纱的利益又被西方人夺去，因为中国

译中国纱不及洋纱。曾考查中国所纺的纱，也有梗心、木梗心两种：梗心的纱，其纱细而紧，织成布，则称为细布，又称绸机布；木梗心的纱，其纱粗而松，织成布，则称为土布，又称粗布。纱虽然不同，但棉花是一样的，只是纺纱工艺的精细与粗糙不同罢了。西方人用机器纺纱，其纱比中国的梗心纱更为细软，女工使用它可以代替线，虽然这是由于洋棉与华棉的区别，但其纺纱方法终究远远超过中国。想要推广纱的利益，就必须购买制造西方机器、学习制造洋纺。但在初创时期，不妨暂且购买洋棉，以先研究其纺纱方法，待中国种植了洋棉，那么其利益就可以越推广越广泛了。

一、应当在各省广泛设立织局。洋布的销路现在已经遍及中国，凡是城市里穿洋布的占十分之八，穿华布的占十分之二。如果不广泛开设织局学习织造洋布，那么中国的财富流失将没有尽头。近日洋布价格突然上涨，西方商人的工作稍减，机器不至于停止运转，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中国未能广泛织造洋布，而洋布的销路却日益畅通。虽然现在通商口岸学习织造洋布稍微分去了一些利润，但机器仅有几百架，怎么足以成事呢？方法应当在各府州县都设立织造洋布的局，聘请旧局织工一两人，招收本地幼童入局学习，不出几年自然能够推广，以夺取洋布的利润。这件事需要的资本不多，由小到大，自然可以获利。况且洋布的织局多了，那么洋纱的出售也容易，相互关联的事物不又正好互相补充吗？

一、应当让华商学习种植洋棉。西方人既然将华棉种植到海外，中国也可以将洋棉种植到本土。现在打算让在西洋经商的华人学习种植洋棉，或者帮助西方人播种以观察收获采摘的方法，然后推广到中国，那么事情由渐进而成，西方人也就无法非议其后。或者由出使大臣选择在西域的华人，命令他们学习种植洋棉，大量收集其种子载入中国，否则在通商之处直接向洋人购买，稍微多出些资金，切不可吝惜。西方人虽然顾全大局，但没有不爱财的。西方人出售洋棉种子，也不涉及他们国家的禁令，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想要熟悉其种植收获的方法，非在海外经商的华商不可，这是关键所在。

一、应当在棉花上讲究弹法。华棉与洋棉的种子虽然不同，但也由于弹法不同。就华棉而言，弹法有两种，有立弹的，有坐弹的。立弹的棉花比坐弹的细而坚，虽然差别不大，但用来纺纱则大有分别。洋棉的弹法，西方人都用机器，所以弹出的棉花比华棉软而白，用来纺纱最容易细紧。听说西方人最初购买华棉时，也用机器弹，比中国所弹的棉花好多了。弹法不可不讲究。现在既然想要推广纱的利益，务必应当先讲究弹棉机器，将华棉、洋棉两种弹出后对比检验，然后再将两种棉花混合，由少到多，一一纺成细纱，以观察其是否光滑细软，自然知道织成的布匹与何种洋布相似，其中的奥妙只在于熟练的工艺，通晓并明察罢了。

以上四条都是纺织的要务，由此进而追求，没有不能有利于民生、充实国家财政的。总之，天地生成的资源本来无穷无尽，中华地大物博，远远超过西方各国，如果顺应民众的利益而使之获利，难道仅仅是铁和棉花而已吗？倘若由利益的兴起推广到金矿、银矿、铜锡、煤炭等各种矿产，都由官府监督商人办理以昭示长远，那么哪一样不是生财之道呢？至于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羽绸、洋棉绸，也都以洋棉为主要原料。有的加上羽毛，有的加上野蚕丝及茧，而花样的翻新，几乎多得无法列举。中国如果仿效实行，哪一样不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的策略呢？

译如果销路扩展到长江南北，那么金沙、通州以及各地的土布，又将遭受其害。倘若再改弦易辙，去织造各地的窄布，那么百姓的生计就彻底断绝了。有志之士，尤其不能不为此大声疾呼。那么，织布局与纺纱局，同样是祸害百姓，而且并不能夺取外国的利益。然而，上海局的纱布，虽然利润丰厚且运输便利，但遇到关卡时却极为不便。关卡向来规定，洋布每匹捐钱二百四十文，洋纱每件捐钱三千六百，数额过于巨大。而外国纱进入内地，只需换领子口洋单，逢到关卡打戳查验放行即可。

译上海机器织布局生产的纱和布都必须缴纳捐税。除了上海局生产的布在内地销售的数量还比较少之外，以杨树浦首创的纱厂为例，每天出产纱二十件，共计六千四百斤。其中六成销往长江各口岸，四成销往内地。按每天八件计算，每年共计二千八百八十件。如果征收五成捐税，每个关卡应征收的纱捐为五千一百八十四千文。然而多年来，从未有人向关卡缴纳捐税。起初，是用洋单冒充外国纱；后来，专门从事偷漏，有的藏在煤铁船底，有的藏在土货底下，有的贿赂关卡办事人员。虽然捐税免了，但贩运者都提心吊胆。如果上海局的布进入内地，弊端也必然如此。如今上海的纱厂又增加了几家，出货增多，销路必定滞涩，不如贩运外国纱那样直接干脆。那么，纺纱织布局就不应该设立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怎样才能可以？仍然遵循大宪设立织布局的初衷，用十六号纱织布，以夺取外国的利益罢了。十六号纱的利润虽然比十四号薄，但销路不用担心滞涩。杨树浦首创的纱厂，每年出产的纱不过二万一千多件。虽然现在又增设了几家纱厂，但出产的纱总共也不过十几万件，而中国的销路却有五十多万件。即使再增加十家纺纱厂，也不会有妨碍。用十六号纱织洋布，利润也相等。中国人口不下四亿，那么妇女应有两亿。全国合计，依靠纺纱织布为生的占十分之一，即两亿人。如今这两亿妇女面临冻饿的危险，怎么能不猛然醒悟呢？然而上海局的经理人一定不愿意，这在于大宪们共同仔细商议并严厉禁止，或许能做到上海局每出产一包纱，进口的就减少一包；上海局每出产一匹布，进口的就减少一匹呢？或许金钱不至于外流呢？或许妇女还能勉强糊口呢？何止是两亿妇女得到衣食呢？然而进口纱布减少，海关的税收必定短缺。贩运上海局纱布的不便，关卡恐怕人们仍然觉得贩运外国纱更方便，这在于大宪有办法来维持。查各局每天出产多少纱布，按照进口的例子征税并发给洋单，每件一张，听任其运往内地。通令内地各关口一律盖章验放。如果这样实行，关税可以增加无数，而外洋来的货物逐渐稀少。各大宪如果能采纳这些浅陋的意见，又希望湖北的织布局也援引这个例子。

论纱厂宜就地招工

机器纺织的利益，到今天已经非常明显了。起初在外洋创立，随后在中国推行。最初在上海一角模仿，近来推广到各通商口岸，织布局厂林立，日益增多，而其中以纱厂为最多。推究其原因，是因为织布的利益滞涩，而纺纱的利益快捷。早年虹口织布局被焚毁以后，当权者更换人员办理，又有某观察等人从而设立织布局，专门从事纺纱，无非是为了挽回利权。没过几年，湖北一省沿袭并增加推行，苏州、杭州两埠通商，效仿上海，规模更加宏大，日新月异。就像淮阴侯带兵，越多越好，富庶的景象，本来可以拭目以期待。不知道的人并且认为凡事应该持盈保泰，中国有了这些工厂已经足以振兴商务。如果贪多务得，不仅盛衰无常，而且恐怕乡民的利益都被他们掠夺。这种说法，确实是那些不懂商务的人的一大依据。本报以前曾论述过，印度地方每年出产的纱不知有多少，所设立的织布局厂也不知有多少，其纱还远销到欧洲、美洲等地，因此获利无数，竟然与该地产的鸦片、烟草、茶叶同为出口的大宗。日本一国，地方所设的纺纱厂也在百数以上，然而其所出产的纱竟只够本国使用，仍不足供给其他国家的索取。虽然如此，还比不上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物价低廉、人工节省。以中国土地的肥沃，人口的众多，出产的丰富，工价的微薄，即使有百千万个工厂从事其间，既不难，也不过份。不仅通商口岸可以设厂，水陆要冲也可以设厂；不仅大都市可以设厂，穷乡僻壤也可以设厂。以至于一个乡有多少厂，一个县有多少厂，一个府有多少厂，一个省有多少厂，合计二十多个省，应该有多少厂。天下的工厂养活天下的人，还担心有什么浪费时间、失业的人民吗？顺应人民的利益而使其获利，又有什么掠夺呢？只是设立织布局容易，用人难，由用人进而到招工，则更难。用人不当，大坏厂规，不是克扣工资，就是庇护工人，甚至虐待童工，秽乱女工，各种事情时常有所听闻。众望不孚，怨恨聚集，一旦有事故发生，有制造困难的，有相继罢工的，必定连累厂主，使出百般安抚手段才罢休，见于各日报纸，不胜枚举，可指可名。纱厂各工视管事人的诚实虚伪为去留的标准。如果管事人出纳无私，驱赶他未必就离开；如果管事人行止有亏，招引他未必就前来。试就近日报纸所载的一件事来看，也应当知道改弦更张是得当的了。报纸说本埠裕源纱厂有个人叫洪华浦，在厂办事多年，平时对待男女工人也很体恤厚道。日前因事去苏州，在苏纶纺织纱厂工作的人中认识洪某的实在很多，有愿意跟随洪某仍回上海裕源纱

译该厂约有几十人，都请求洪某带他们回去。后来该局的办事人员察觉此事，不肯放行，因而发生口角，于是告知经理人祝某。祝某知道不能强行挽留，听任他们自行离去，这些工人才都高兴地整理行装来到上海，仍然前往裕源纱厂工作。就这件事而言，洪某固然深得人心，祝某也没有稍违众意，说他们通情达理，确实是通情达理了。然而为这家工厂考虑，如果这些熟练工人在一朝之间被带走，就无法收到通力合作的效果；而为辞职的工人考虑，想必并非有意离开这里去那里，也不是因为苏州工厂的规章比上海苛刻，上海工厂的工资比苏州优厚。推究这种心态，大抵是因为习惯在上海安家落户，出门在外一时不如在家千日，所以离去时不等到一天结束吧？那么招工的方法究竟怎样才好呢？计策只有就地取材，不论男女，一律招募本地人，先挑选十多个精明勤谨的人，资助派遣他们到外埠的老厂学习，技艺学成之日招他们回乡，在扩建土地建立工厂的附近让他们分别传授给同乡人。开工之日，一呼百应，起初不必远道招揽，来去无常，导致多临事掣肘的顾虑。一个工厂如此，每个工厂都如此，纺织业务就会日益兴盛，人工就会日益增多，又何必要舍近求远呢？应当从苏纶厂工人的事例中更加确信这一点。

译拟办四川机器纺织事宜略论

当今中国通商，顺应时局的人，必定以讲求洋务、收回利权为第一要义。然而我观察当世办理洋务的人：有人说某矿应当开采，这样可以充实国库；有人说某省铁路应当修筑，这样可以便利商旅、军饷运输和军队行动。他们信口开河，纵横捭阖地游说，一时听者深信并跟随，来不及揣测其最终结果，而集事成功的明显效验，尚须等待日后验证。目前所花费的已经是不计其数，这是智者所不取的。用数万亿的公私资金，虚掷于渺茫不可究诘的端倪，哪里比得上筹划日常用度的常规，而在确有后续效益的利益上实事求是呢？自古以来利用资源的道理，不外乎开辟衣食的大源头而节制其流失。如今洋布盛行，每年英国、法国、美国、印度等国销售到中国各海口的，不知有几千万亿。仅就上海一隅，英国一国进口的布匹计算，十年前每年大约来六百六十万数千匹，到前壬辰年已递增至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匹了。一年比一年多，哪有尽头？而且它们出产的花布，更有日新月异的现象。中国人喜欢其五彩缤纷，光华炫目，每每乐于使用。又有所谓罗绒的，有所谓羽纱、羽毛、羽绉、羽蚕的，名称不一，花样不一样，但都是棉纱所成，可以总称为棉布。看布匹这一项销售如此广泛，那么其它洋布的畅销也可以知道。看吴淞一口交易如此之多，那么其余各口岸白银外流的情况更可以知道。难道说中国此时可以不思考挽回的办法吗？考察木棉这一物，本名古贝草，又名吉贝。古代所没有，那时的布只用葛。自从那时流入中国，逐渐推广，木棉的使用于是三倍于葛麻。因为葛麻只适宜于夏天，而棉布则春秋冬三季都适宜。因此帛和布并为民生的衣被。帛贵而布贱，那么用布的人多。土布与洋布均为市场所交易。土布贵而洋布贱，那么用洋布的人尤其多。洋布的成由于机器，土布的成由于人力。人力所成的，纱线粗细不匀，质地重颜色差，成本反而重；机器所成的，条理绵密，质地柔腻光润熨帖，货物好而成本很轻。华人使用的日益增多，洋人贩卖的日益到来。销路广则来路更旺盛，势有相因，不可遏止，而银钱流入外洋的，遂不可闻问了。有心人深切忧虑，于是购买机器，仿照西法，设局织布，希望取之无尽而用之不竭，借以供给民用而堵塞漏卮。上海首先开始，湖北随后兴起，如今四川将要鼎足而立。这固然是人心所乐于看到成功的，而尤为才识之士所闻风兴起的。我不聪敏，不能有所献陈，只是听到善事就欢喜。我内心拳拳不忘，就不能不津津乐道，难道是以浅见试探高深吗？还是妄自比附愚者的所得，想要以撮土附泰山呢？曾听说成就远大事业的人，起初不夸耀远大，而只期望切合人心。等到习见习闻日久，深入人心之后，然后顺应民众的利益，就初始基础而扩充它。跟随的人如流水就下，这时众人合力容易举事，即使十倍于从前的数量，不难顷刻办成。如果在机运初开之际，势未大顺，情未大明，就想要大启宏模，一朝成就不世之业，我恐怕上与下相互观望，一人独任其艰，将有不胜其烦劳的。纵然说先难后获，但凭空肇造大业的艰难，哪里比得上日后继长增高的容易成功呢？大凡恩泽广布于天下后世，必定逐渐接受，则深入而不疑；必定持之以恒，则历久而无弊。如上海织布局，资本一百万，规模宏大，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就。其由来已远，可惜毁于火灾，世人皆遗憾。盛观察奉委查办，极力筹划恢复，已蒙李傅相照议批行，可见此事获益，实为洋务中确有把握的端绪。试揣度事理之所宜，斟酌人情所称便，觉得机器纺织一事，自为当务之急，权利可以两全。如果有力者毅然申达各大部，请行奏办，或者指定请求何项库款，或者借商力助支，以兴此项工程。目前只需小试其技，但筹银二十万两即可实行。以川省财力之雄厚，此数当可充裕筹措，似乎无需为登高之呼，以免事多周折。为什么呢？招商集股等事，海滨诸省擅长，川楚洋务初兴，风气原未大开，所以不如就地设法，小小结构更为妥当。虽然，所谓小，不是想要其简略，实防其奢侈浪费罢了。那上海局设立时，事属初创，诸多茫昧，不无受亏虚耗之处，若湖北则鉴于前事，已得参酌损益之宜。到现在则阅历久而更事者多，凡其中一切奥秘关键，昔所未闻的，今已洞悉无遗。他处跟随行事的，可收驾轻就熟之效，且有事半功倍之征。只要得到上海局五分之一的费用，即可得到上海局三分之一的效果。一切

译规划道理、建立厂房、采集材料、估算人工，都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来执行，二十万的预算自然可以游刃有余。只是政事的兴起，取决于人；工程管理的完善，依赖于利器。利器没有比机器更好的，机器从外国购买，如果不熟悉西方事务、精通算术和力学的人，就无法办理。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人选，才能胜任。或者与上海局通力合作，共同委派几位能干事的人去采购这种机器，这也是既方便又适宜的办法。至于“人存政举”的说法，无非是任用贤能，左辅右弼，都取决于人选罢了。不仅仅是经营之初，凡是核算费用多少、制定规章几条、招募工匠多少，事事都依赖人才。即使规模已经大体确定，工程已经开始进行，货物的精细与粗糙、收支的盈余与短缺、工匠的勤勉与懒惰、稽查的严密与否，虽然都不能凭空推测，但总的来说，都在于用人得当与否。用人得当则治理有序，用人不当则混乱不堪，事关事机成败，这是确定的。不看看齐国孟尝君已经做过的事吗？门客三千人，能与他谋划大事、成就义举的只有冯谖一人。由此可知人才难得易失，而使用人才的人尤其贵在具有精准的识见。天下只有有识见的人才能用人，也只有有识见的人才能成为有用之人，从而被能用人的人所任用。只是任用有大有小，才能大则任用后效果大，才能小则任用后效果也小。我资质浅薄，读书心得少，涉世见闻少，即使有所知晓，也只是一知半解，怎敢议论时事？然而天下的识见是相通的，纵观古今有用的人才，并非都是天生奇特。那些成就一技之名的，一半是因为能自立建树，一半是因为磨砺而成。未必不是千里马就不能胜任驰骋，也并非不能得到伯乐的一次青睐。因此我不揣浅陋，敢于将我所见所闻，陈述一二以当作野人之献。

译论印度棉纱

近来印度木棉日益兴盛，轧纺成纱销往中国的数量也日渐增多。考察木棉传入中国至今大约六百多年，当初刚得到棉籽，种植木棉，开花结棉，折叠成絮，绩成纱线，用织绸的织机织造，辗转制成布匹，也不容易。后来有了优良的纺织方法，而且不能种桑、种麻的地方都能改种木棉，加上中国的气候土壤与木棉没有相抵触之处，南方北方一律可以种植，因此布价非常便宜，比绫、罗、绸、缎等便宜数倍或十数倍，百姓中无力穿丝绸的都可以穿布衣，这是木棉的大利。然而各国运销到中国的棉布价格更加低廉，人们也喜欢购买穿着。至于印度，则又将棉纱运入中国销售求利，已有近二十年了。英国人在印度孟买设立公司，用机器抽纺棉纱，印度贫民在公司做工的人很多，工钱不至于昂贵，而且与中国相隔不远，贩运灵便。中国人口日益众多，贫困尤其严重，居民都想购买廉价物品来穿着。印度棉纱质地颇粗，若织成布，坚厚耐久，而且纱价较贱，所以购买的人也很多。广东、潮州进口运到江西边境的不少，近日长江中九江口运到南安府边境的也很多。只有上海因为纱质过粗，不适合织布，从来没有人过问；而山东、台湾、直隶各口岸却认为适用。由此看来，生产优质布匹的地方如上海等地不销售这种纱，而向来使用粗布的地方，这种纱自然可以广泛销售。加上中国冬天民居阴暗阴雨，难以做其他工作，就转而织布，有现成的纱可以图省力，所以购买印度棉纱的人更多，这是印度棉纱获利的缘由。至于中国织布出于女工，用男工的极少，女子十四五岁就学习织布，织布时，一个女子足以完成，不像织绸必须提花，非两个人不可，用两个女子可能不能齐心，非两个男子不可。现在销售印度棉纱日益增多，可以证明人们勤于纺纱且喜欢织布。如果看进口数量，前年广东等进口四海口共三十四万三千磅，价银五百万两，广东进口的纱多运到云南，云南有苗人喜欢织布，听说有运到江西北部的，那么长城等地如山东、直隶、奉天各行省都有销售。进口纱十五万一千五百磅，约银三百万两。长江左右销售较少，合计中国购买此纱共一千二百万两（此处原文数字可能有误，依文意推测为总价或总量）。西方国家运入中国，任由中国人自己织布匹，这就是中西通商互助的一个证明。合计其他货物，广东廉州口岸印度棉纱占六成，其他货物占四成。广州口岸鸦片占一成，印度棉纱占两成，潮州口岸也是鸦片一成，印度棉纱两成，其他货物占剩余部分。南方其他口岸则是大米一成，鸦片两成，印度棉纱四成。西方国家购买中国丝绸织绸，中国购买印度棉纱织布，事情正相类似。印度现在筹划禁止鸦片，正希望有物品来弥补空缺，以免遭受巨大损失。现在棉纱获利，这也可以弥补空缺吧？俗话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我有多余的利润可以分给他们，他们有多余的利润可以分给我。我有土产适合他们使用，可以卖给他们；他们的土产适合我使用，可以卖给我。这样几乎不失兄弟的情谊，而符合自己立足也帮助别人立足，自己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的志向啊。”

论印度自设机器织造厂

印度织造厂起初由英国人在印度创建，现在则多由当地人自行经营。其所用资本在这项事业上大概不下千万两银子，而他们织造的各种粗布，加上所费成本，比英国运来的便宜十分之三。查英国每年运卖到印度的货物，虽然不详知其数，但与运来中国的相比已有倍余，估计在五千万银两之数。所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城的各商人，如今见印度人自己夺取此业，不免大为议论。向来印度每年多运棉花到英国，英国就用这些棉花织成的布运回印度，而且在布进入印度时缴纳关税，每百两至七两半，由此可知使用机器比人工优越得多。又英国所用机器的工银更比印度高出一倍吗？只是印度尚有两点不利，煤价较贵，机器仍需从英国购买，价格也不低廉。然而除了这两件事之外，印度人既然可以免去棉花运往英国和布匹运来印度的各项费用，那么他们自行织造也必定有利。我先前揣测此事，再过十余年后，印度人必定较少依赖英国的布匹。如今此事对中国也尚非没有关联，中国上海一口每年运进英国各布，每年也不下一千五百万银两之数。如果能效仿印度人的方法自己织布，未尝不是为中国开辟新的利益源泉。查中国近日所有运往英国的棉花不少，可知中国棉花价格比英国更低廉，一可以竟与英国争夺此利。其利有四：一可免去棉花运往英国的费用，一可免去布匹运来中国的费用，一中国工价比英国便宜一倍，一可免去进出各项税收。有此四利，那么中国何不能抗衡英国？较之印度，似乎只有煤与机器

译这两样物品的耗费。然而将这件事总体计算其损益，大概利多弊少。煤这一种东西，现在中国近来打算开采，以后将会看到中国的煤与英国的同样便宜。英国在贸易方面之所以能夺取世界前列的地位，是因为广泛使用机器来制造物品，而机器的运作实际上与煤、铁两样物品相互依赖。如今看到中国的高官留心于开矿，就更知道此举关系重大了。眼下印度虽然难以获得煤炭，但当地人仍能将机器织造的布匹运到中国南方各省销售。中国地下蕴藏着无数的煤和铁，难道不能自给自足吗？有人说：大量购买机器，需要花费很多银子，中国哪里能承受如此巨大的费用？回答说：以前英国人认为印度人缺乏资本，无法自行购置，于是印度人一旦看到利益所在，四方聚集的银子，实在出乎意料之外。又根据西方报纸所述，近日有英国人想要设立一家公司，其所需资本的三分之二，打算从西方人那里筹集，其余的三分之一则从当地人那里筹集。最终因为英国人不愿意多拨出银两，商议不成，所以当地人自行另外设立成功了。又有人说：中国人不熟悉机器的方法。回答说：印度人最近从事此事，西方人无不称赞他们操作机器的精妙。既然印度能够筹集银两来运用机器，难道中国反而不能吗？我不相信这一点。中国遇事往往害怕开始，所以虽然明知有利的事情，常常将其搁置不论不议，不愿意施行。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