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通志卷二百

译国始封的丹阳，是错误的。朐县不是临朐。《魏书·地形志》说：“琅邪郡的朐县，西汉、东汉两代隶属东海郡，晋代称临朐，隶属琅邪郡。”考按：汉代的临朐县有两个，一个隶属齐郡，一个隶属东莱郡。东汉时隶属齐国，晋代隶属东莞郡，与朐县是两个地方。晋代东海郡仍然有朐县，从未改称临朐。《通鉴》注说：“朐县，晋代称临朐，隶属东莞郡；魏代又称朐县，隶属琅邪郡。”这也是承袭《魏志》的错误。厚丘误写作廪丘。汉代的厚邱县，后魏改名为沭阳，就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中城邑。杜预注说：“在东海郡廪邱县西南。”考察可知，廪邱是齐国的城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齐国的乌余带着廪邱投奔晋国。”杜预注说：“就是今天东郡廪邱县的故城。”这样看来，一个是齐国城邑，一个是鲁国城邑，并不是同一个厚邱。晋代东海郡没有廪邱县，杜预的注应当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可是《旧唐书·地理志》却说：“沭阳，就是汉代的廪邱县。”这又是沿袭杜注而造成的错误。通州静海县。《五代史·职方考》说：周世宗设置通州，从其辖地中分置静海、海门二县作为属县，州治设在静海。因此，静海县是周世宗设置的。宋政和七年，以通州设置静海郡，仍统辖静海、海门二县。但《续文献通考》说：“静海县是宋代设置的；静海郡设置时同时设置了该县。”这是因为没有考察《五代史》的记载。庐州。应劭说：“庐州是古代庐子国的地方。”《通典》沿用了这种说法，又说《左传》所谓“从庐往前”，就是这里。考察《左传》杜预注：“庐就是今天襄阳的中庐县，汉代属南郡，与庐江郡的庐县同名而不是同地。”另外，庐州有一处古迹叫同食馆，是唐元和年间刺史路应求所建，取《左传》“从庐往前，发放粮食共同进食”的意思命名。这种错误与《通典》相同。庐州是古代英国的地方。《史记·夏本纪》说：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英、六两地。注释中，索隐说：《地理志》记载，六安国有六县，是咎繇后代偃姓受封的地方；至于英地，文献缺载。正义说：英就是蓼。又说：英国后来改为蓼国，几种说法不一致，大概英地早已无从考证了。今天的英山县，最早见于《元史·志》。《续文献通考》说：英山县原是罗州罗田县东乡的地方，宋淳祐年间建立鹰山寨，咸淳初年改名为英山，因而设置为县，隶属六安军。可见英、鹰只是因为读音相同而改名，并不是古代英国。又《英山志》说，县中有英布的住宅，又因英布姓英而附会其说，不过是这种说法而已。丹徒称为京。《通典》说，汉建安十三年，吴国镇守丹徒，修筑城池，南面、西面各开一座城门。于是因京岘而称为京镇，又因城门而称为京口。《文献通考》又引用《尔雅》“极高的山叫京”来作证，那么“京”应当是因丹徒的山岘而得名的。不过，三国以前丹徒还没有“京”这个名称，大概是孙权最初镇守丹徒时，把它称作京城，是有意夸大其词。东晋至梁、陈时期，都把这里称为京城，而把建康称为京邑。十字碑。丹阳县延陵镇西北九里，延陵季子庙中有孔子题写的“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字，旧时称为十字碑。开元年间，诏令殷仲容摹写镌刻；大历十四年，萧定又重刻于石上。江阴县申浦的延陵季子墓中也有这块碑，只是把碑文中的“君子”译作“季子”，字形笔画略有不同；一块刻在庙里，一块刻在墓旁，都被认为是至圣孔子遗留下来的墨迹。可是广川的书法题跋说：“孔仲尼书写的延陵墓碑，现在收入《淳

译化阁帖》，不像丰碑石柱上所刻的文字，书体也不同于籀文。”况且孔子从未到过吴国，这些字是否真是孔子所书，无法考证。唐人在季子墓上刻下这十个字，张从申又书写在后面，且籀字体势极大；同一篇书迹流传到世上，大小却不同，究竟哪一种才是原本呢？题跋的说法，大概已经怀疑它不是真的了。不过考察李阳冰的书法，他起初学习峄山碑，后来见到仲尼书写的季札墓字，便改变笔法而取法于这块碑。李阳冰所取法的来源，比峄山碑还早；若从书法品评来看，也不能轻易否定它。溧阳旧县。

译溧阳的旧县城有两个：一是秦代设置的县，县治在古固城，即今高淳县境内固城湖旁。隋开皇九年改为溧水县，旧城于是废弃。另一处是唐武德三年从溧水分出土地重新设置的县，在今县城西北四十五里。李贺的记文又说：“孟东野在贞元年间担任溧阳县尉。”溧阳过去是平陵县，县城南五里有投金濑，濑水南八里有旧平陵城。县志也说：“平陵废县在县西北四十里的平陵山，向西与李贺的说法相合。”唐天复元年才迁到现在的治所，当地人仍把那里叫作旧县村。旧志把这些合并为一条，于是又同黟县混淆了。关于黟县名称，旧时有两种说法。刘煦说：黟的读音与“黔”相同，县南的石墨岭出产石墨，所以因此得名。图经说：新安进贡柿子和心黑木，因此以此命名为县。这两种说法都是穿凿附会地解释字义，似乎过于纤巧。考察《新安志》可知，黄山旧名黟山，秦代设置黟县，县名取义于此。《南畿志》也采用这种说法，这才是正确的解释。松滋废县。《通典》说：霍邱是汉代松滋县所在地。《续通典》说：宿松县在汉元始年间是松滋县，隶属庐江郡。晋武帝因为荆州已有松滋县，于是改称宿松。两种说法彼此不同。考察《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松滋县，东汉时撤省。三国魏设置安丰郡，又恢复设置松滋县，作为属县。晋以后沿袭。到隋代才改名为宿松，所以《隋书·地理志》中没有松滋县。唐武德初年另行设置松滋县，隶属蓼州；武德七年省并入霍邱县。《通典》把唐代蓼州的松滋县当成汉代松滋县，是错误的。至于《续通典》所谓晋代改称宿松的说法，考察《宋书·南齐志》可知，安丰郡仍有松滋县，因此应当以隋代改名的说法为正确。《霍邱志》说：松滋废县在县城东十五里。汉初设置松兹侯国，在今宿松县境内；后汉撤省，唐初又在这里改置县；武德七年废除。这样的考证最为清楚。又《寰宇记》说：松兹又名祝兹，就是古代的鸠兹。《春秋》中的鸠兹邑在芜湖县，既不是宿松，也不是霍邱。《寰宇记》的记载又错了。六、蓼。六、蓼是两个国家，虞、夏时期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这里；六国的后代后来成为六安州，蓼国的后代后来成为霍邱县，这本来没有可疑之处。有一种说法认为，六、蓼两国的故城都在寿州，于是把六安州说成汉代的▯县，把霍邱县说成汉代的松滋县，这些说法都不对。砀山。秦代设置砀郡，郡治在砀县，县名本来是因砀山而来。后来有时称砀县，有时称砀山，名称多次变更，县治也经常迁移改动。今天的县隶属徐州，但山却在归德府夏邑县境内。旧志说山在县城东南，是错误的。昆山。吴郡娄县在梁大同初年分置昆山县，县名本来是取县境内的山而来。唐天宝年间，划出县境南部设置华亭县，于是昆山便在华亭县境内。后来苏州人把马鞍山当作昆山，松江人又反过来把昆山当作小昆山，这些都不对。皖城在▯山考辨。《皇舆全览》及《明一统志》都说：元至治三年，从原怀宁县分出清、朝、玉、照二乡，在旧怀宁县设置潜山县。《南畿志》也说：潜山古代有城，就是府治的旧址。怀宁县是在东晋安帝时期设置的，县地位于三国吴的皖城。所以《新唐书·地理志》说，怀宁县有皖山；《图经》又说，县内最著名的山有潜山、皖山、天柱山三座。从地理形势来说，称为潜山，是说远近群山的山势都像潜伏一样；从国家名称来说，称为皖山，是说这里是皖伯受封的国家；从山峰来说，称为天柱，是以其中最高的山峰命名。三国吴的皖城，在今怀宁县北面；今天的潜山县又在怀宁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因此，《南畿志》所谓的古城，就是吴国的皖城。到了元代从怀宁县分置潜山县，潜山、皖山、天柱山三山都在潜山县境内。这样，今天的潜山就是古代皖伯受封的国家，在吴代称为皖城，东晋以后称为怀宁，元代以后称为潜山。这正是马端临所说的：“郡县有时会变更，山川自古以来却不会改变。” 又考察《一统志》，今天的怀宁县在宋端平三年随府治向南迁移，因此皖城在潜山县境内是毫无疑问的；把今天的怀宁县当作皖城，是错误的。安丰城有两处考辨。一处在霍邱。汉代设置安风县，后汉改为安风侯国；三国魏设置安丰郡；晋安帝时撤省，宋末又恢复设置，东魏时郡县一并废除。《水经注》说：“淮水向东流，形成安丰津；水南有一座城，是原安丰都尉的治所，后来设置霍邱戍，这就是它。”此地在霍邱西南边界。另一处在寿州。《沈约宋志》说：“南豫州的安丰，是东晋在江东侨置的。”晋安帝时省郡为县，宋、齐、梁之间多次恢复设置。隋开皇初年废郡，以县隶属淮南郡；唐代隶属寿州；明初省并。《寰宇记》说：“县在寿州南八十里，今为安丰乡。”《水经注》说：“渒水向西北流，经安丰县故城西面。”

译古舒县、古龙舒考辨。旧说以及府志、县志都把舒城县当作古代的舒县，把庐江县当作古代的龙舒。考察《萧齐志》：庐江郡有舒县，注说：“建元二年成为郡治。”《隋书》关于庐江县的注说：“齐代设置庐江郡，梁代设置湘州。”根据《隋志》的记载，把设置郡治的地方与《齐志》合起来看，可知舒县和庐江都曾是郡治；今天的庐江县就是古代的舒县，这是明确的。只是舒县何时改为庐江，梁、陈两代没有志书可考，《隋志》也没有详细说明，后人因此产生疑问；其实两者是同一个地方。又考察《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所辖有舒、龙舒二县。杜预注说：“庐江南面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龙舒。”这清楚说明舒县在东面，龙舒在西面。今天的舒城县在庐江县西面，因此舒城县就是龙舒，更是明确的证据。而且舒城县是唐代设置的，取古舒城之名；后人拘泥于这个名称，认为它就是古舒县，反而把庐江县当作龙舒，这是错误的。取虑、临潼两城。旧志说取虑是汉代的县，后魏设置临潼郡，称为临潼城，在虹县北一百二十里。考察可知，虹县以北六十里就是睢宁县边界；取虑既然在虹县北一百二十里，怎么还能说是虹县的地方呢？又考察秦二世二年，取虑人郑布一同起兵围攻东海，可见取虑在秦代已经存在。再考察临潼故城，在今灵璧县东北七十里；《金志》说元光初年曾议定在灵璧县潼城镇设置仓都监，就是这里。取虑又在临潼东北，属于睢宁县境。魏收《魏书·地形志》说：临潼郡郡治在临潼城，孝昌年间陷落，武定六年恢复设置，同时设置晋陵县作为郡治。又说：梁武帝设置潼州，武定六年改置睢州，州治在取虑城。可见取虑、临潼原本是两座城，后人把它们混为一城，又错误地把潼州说成潼郡。故虹城。考察可知，旧虹县在今五河县西面。《元和志》说：“武德四年，在今虹县南一百里的故虹城重新设置虹县；武德十三年迁到现在的治所，就是今天的虹县。”计算可知，虹县以南四十里就进入五河县境，因此故虹城在五河县境内是明确的。旧志把它列入虹县，是错误的。颍州不是平舆考辨。后汉《地理志》记载，汝南郡有平舆县，也有沈亭这个古国。《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蔡州有平舆县，注说：贞观元年省并入新蔡，天授二年恢复设置。宋史《淮西路》记有寿春、安丰、霍邱，却没有平舆；推测当时平舆已经归入金朝。《舆图备考》在河南沈邱下注说：“古代沈子国。”这与《汉书·地理志》中平舆县有沈亭的说法相合，说明平舆确实在沈邱。颍州志把平舆人陈蕃、许劭等人都列入颍州人物，是错误的。侨置州郡。考察地理沿革可知，南朝侨置州郡，是为了安置渡江南来的人员。在今天镇江境内的，有南徐州、南东海郡，又有南彭城。南朝还曾设置郯、朐、利城、祝其、厚邱、西隰、襄贲七县，寄治于曲阿。南朝在北方原有的疆域中，只占有徐州、彭城的一半；而东海郡的郯、朐、利城等地距离南朝较近，那里的人很多迁徙而来，所以没有抹去他们原来的地名，以便安置。因此，彭城、东海以及何、刘等姓族，不得不被列为镇江人物；但如果把他们完全同本地土著等同起来，就没有区别了。如今大致把迁来居住时间不长的人列入流寓。兰陵。旧《通志》把兰陵的萧氏诸人都列为镇江人物，是因为西晋的毗陵郡兼辖今天常州、镇江一带，后来分丹徒、曲阿设置武进，梁代又把曲阿、武进改为兰陵。因此，今天的丹徒、丹阳也曾称作武进、兰陵，人物籍贯便因此混淆。如今也无法全部辨明，而且这与镇江没有关系。不过“南兰陵”这个名称，人人都知道指的是常州，因此把萧氏诸人列入常州府人物较为合适。防城不是庄周故里考辨。考察防邑，前汉《地理志》记载它隶属梁国，在今天归德府境内。江南的防城，在汉代是山桑县，隶属沛郡。直到五代时期，才设置防城县。《史记》把庄周说成防地人，应当指梁国的防邑，而不是五代设置的防城县。【商邱县有小防城，据说是庄周故里。】宿迁。旧说是因为宿国曾迁到这里，所以得名宿迁。考察欧阳忞的说法：“晋元帝在这里督运军储，设置邸阁，因此有宿预这个名称。”晋安帝于是设置宿预县。唐代因避代宗的讳，才开始改名为宿迁。这与宿国没有关系。毗陵、晋陵考辨。晋永嘉年间，东海王司马越的食邑在毗陵，因为世子的名字中有“毗”字，便把毗陵改为晋陵，详情见《宋书·州郡志》。但《晋书·地理志》只说到毗陵的设置，没有提及改为晋陵。《明一统志》则说东晋改为晋陵。考察可知，这其实是西晋的制度，不是东晋。两部志书都没有详细说明。白公胜的封邑。庐江郡慎县，《文献通考》说是“白公胜的封邑”。考察《左传》，子西召见白胜，让他住在吴国境内，任命为白公。杜预注说：“白，是楚国的城邑。”汝阴郡褒信县西南有白亭，这才是白胜的封邑，在褒信。白公在慎地打败吴军，并不是把慎作为封邑。至于庐江郡的慎县，是东晋南渡后侨置的县，本来是汉代九江郡逡遒县的地方；《文献通考》把它同汝阴郡的慎县混为一谈，是在错误之上又产生了错误。宋国疆域考辨。春秋时期宋国的土地，今天属于江南的，只有徐州的彭城、萧两个城邑，以及宿州的相、铚两个县。宋国国都则在河南归德府的商邱，就是所谓阏伯的旧墟、微子受封之地。旧志把宋国大夫华元、乐喜、向戍等人都列入凤阳府人物，这是错误的。汝阴郡新郪县在东汉章帝时因封给殷商后裔而改名为宋；它本来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土地。旧志大概把东汉的宋县误认为春秋时期的宋国。焦山。镇江的焦山，相传是焦先居住过的地方。考察《高士传》说：焦先的家世出身无人知道，有人说他生于汉末，从陕西迁居大阳；魏代受禅后，他在黄河岸边结草为庐，住在那里。后来野火烧掉他的草庐，焦先便露宿，遇到冬雪时袒露身体躺卧不动。由此可知，焦先是魏地人，显然不是吴地人。再考察《魏略》说：中平末年，焦先二十多岁，为躲避战乱客居扬州；建安初年，向西返回陕西境内。这样看来，他向东南来到扬州时年纪还很小，不久就回去了。他是否居住过这座山，无法知道。或许只是因为山名恰好与他的姓相同，后人便把他附会到这里吧？建德县的尧城、舜城。

译《寰宇记》说，舜井城在县城南四里，城中有舜井，因此得名。考察《元和志》：尧城在县南，舜城在县北，原本是两座城。《寰宇记》遗漏了尧城，却把县南的城说成舜城，都是错误的。亳州的汤陵、桐宫、桑林。《皇览》说：“汤的坟墓在济阴亳县东北郭外，距县城三里的金仁山。”它说桐宫在州城东三里。新志竟然说亳州就是汤的都城，而且还列举桑林、汤陵等遗迹，这实际上是把亳州当成古代的亳地了。考察可知，今天的亳州是汉代的谯县，是魏武帝曹操的故里。至于《尚书》所说的“三亳”，西亳是今天的偃师，离亳州非常远；北亳是防城，南亳是谷熟，都在今天归德府商邱县境内【商邱有大蒙城、小蒙城，并不是今天属于亳州的蒙城县】；彼此相距也有一百多里。汉、晋时期的儒者从来没有把谯县说成亳地，直到后周才改称亳，这也只是遥取商邱的亳作为名称罢了。又考察《括地志》说：“洛阳偃师县东面有汤墓，靠近桐宫。”由此更清楚可知，它不是今天的亳州。因此，桐宫、桑林等遗迹都不予记载。下邳白门。《后汉书》说：曹操亲自率军攻打吕布，到了下邳城下，吕布和部下登上白门。《宋武北征记》说：下邳城有三重城，魏武帝在白门大城的城门处擒获吕布。由此可见白门在下邳是毫无疑问的。《三国志·魏志》说：太祖的军队到达彭城时，陈宫认为吕布应当出击，吕布说：“不如等他们来攻，把他们逼进泗水中。”等到太祖进攻紧急时，吕布在白门楼上对士兵说：“你们不要再逼迫我，我自己完全可以抵挡明公。”可是《舆地志》说白门是徐州的南门。现在考察《魏志》所说“等他们来攻”，可知曹操到达彭城时，军队还没有逼近城下；“等到太祖进攻紧急”，则已经到了下邳。况且建安初年，刘备任徐州牧，驻军下邳，吕布攻取了下邳。建安三年，曹操在下邳攻打吕布，决开泗水、沂水灌城，擒获并杀死吕布。曹操是在下邳擒获吕布的，那么吕布登上的白门楼在下邳，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舆地志》的记载没有经过审慎考证。滁阳城。《寰宇记》说，滁阳城在庐慎县东北六十四里。吴赤乌三年，派兵截断滁水修筑堰坝，以水淹没北面的道路，于是修筑了这座城。考察《吴志》：赤乌十三年，派十万军队修筑堂邑、涂塘，它们位于全椒、六合两县交界处，距离合肥还很远。又《晋书·地理志》说，江西庐江、九江一带，从合肥以北直到寿春，全都属于魏国。当时庐江郡的居巢、襄安等县，是江津要害之地，虽然被吴国占据，吴国怎么能够越过边界在这里筑城呢？应当是魏人所筑，用来防备吴国。焦城。《通典》说，亳州州治在谯县，周武王把神农氏的后代封在焦国，就是这里。这里有古焦城。考察《史记·周本纪》的注释以及《地理志》“弘农郡陕县有焦城”的记载，可知这里才是古焦国。因此它并不是亳州的谯县。谯县本来是春秋时期陈国的焦邑，鲁僖公二十三年，楚国攻打陈国并夺取了它。古焦城大概是陈、楚时期的旧城。金山城、周公墩。金山县有金山城，捍海塘外有周公墩，都是过去为戍守士兵防御海患而修筑的地方。但旧经说：周康王南巡时修筑这座城，用来镇守大海；周公墩和孔宅是周公、孔子的遗迹。周康王从未南巡，周公也从未到过吴地，这些荒谬说法不必再加以辨析。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吴越钱氏修筑用来戍守，这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周瑜城。旧志说，吴国周瑜跟随孙权起兵以后，把家迁到舒地，因此修筑了这座城。考察周瑜本传，周瑜是庐江舒县人；孙坚起兵讨伐董卓时，迁家到舒县。孙坚的儿子孙策与周瑜同年，关系友善，周瑜把道南的大宅让给孙策居住，孙策登堂拜见周瑜的母亲，两家有无相通、共同使用。可见周瑜本来就住在舒县，迁家的是孙氏。说周瑜迁家到舒县，是错误的传闻。旧志说孙权起兵，也错了，应该是孙坚起兵。

译丹阳人物。两汉、三国时期，丹阳郡的郡治在宛陵；丹阳另有一个县，在今天江宁、溧水之间。直到隋代才省并入溧水县。隋代以前各史书所记载的丹阳人，都是属于江宁一带的人；宁国府志却也间或把他们列入，这是把丹阳郡误当成丹阳县了。唐武德初年又分置丹阳县，贞观元年省并入当涂，所以太平府也有丹阳的地方；而府志因此把隋代以前的丹阳人物载入其中，也都是错误的。天柱山。天柱山旧名南岳，高七千多仞，绵延数百里，横跨安庆、六安两地边界。它的南面叫潜山，北面叫霍山，都是这座山。汉武帝登临祭祀灊县的天柱山，称它为南岳。应劭说：“灊县隶属庐江郡，南岳就是霍山。”《水经注》说：“灊是山水的名称。”《开山图》说：“灊山环绕大山，称为霍山。”《尔雅》说：“大山的外围叫宫，小山叫霍。”郭璞注说：“宫就是环绕的意思。”唐代以前，都把灊、霍看作同一座山。到《通典》把霍山说成汉代灊县的地方，天柱山似乎就专属于六安；而怀宁县的注释又说：“有灊山，又名天柱山。”两种说法出现分歧。明代杨循吉无法求得合理解释，于是说灊山县另有一座天柱山，不是汉武帝登临封禅的南岳。灊山距离六安只有数百里，山川相连交错，怎么可能有两座天柱山呢？睢水。旧《通志》说：“灵璧县城北六十里的小河，就是睢水。项羽在灵璧县东面的睢水边大败汉军，就是这里。”这段记载与《史记》相合；可是徐州的睢水又说：“楚国项羽在睢水边打败汉军，河水因此一度不流。”也说是这里。两地并不相同，却把同一件事重复记载，是错误的。蟂矶。芜湖县西南七里的长江中有蟂矶，相传刘备的夫人孙夫人在这里投水自尽，并在此建有庙。顾炎武说：“考察《蜀志》，刘备平定益州以后，孙夫人返回吴国。裴松之注引《赵云列传》说：‘刘备进入益州时，赵云任留营司马。当时孙夫人仗着自己是孙权的妹妹而骄横豪强，带领许多吴国官吏和士兵，肆意妄为、不守法度。刘备认为赵云严肃稳重，一定能够整顿秩序，特意任命他掌管内务。’孙权听说刘备向西征战，派出大量船只迎接妹妹；孙夫人想带着后主返回吴国，赵云和张飞便带兵拦截江面，才把后主夺回。孙夫人于是从荆州重新回到孙权那里，后来不知所终。关于蟂矶的说法，大概是荒诞的。”现在考察，芜湖是吴国的土地；孙夫人既然把蜀国看得很重要，就一定不会在刘备出兵时带着儿子回吴；既然已经回到吴国，又何必以身殉蜀？既然想以死殉蜀，又为什么不死在蜀地而死在吴地？这些都无法解释，看来应当以顾炎武的说法为正确。花靥镇。宋孝武帝修建含章殿时，他的女儿寿阳公主在人日躺在殿檐下，梅花落在额头上，于是称为梅花妆。这个地方在建康城宫内；寿州的花靥镇也因为寿阳公主的梅花妆而得名，实在是牵强附会。马头戍。梁天监五年，梁军攻取魏国的合肥。魏人在寿阳的马头设置戍所。普通五年，梁军攻取寿阳，也在这里设置戍所。此地在寿州西北二十里。有人把它认为就是马头郡，是错误的。晋安帝在旧当涂县设置马头郡，位于怀远县西南二十里，并不在寿州。泗州挂剑台。《寰宇记》说，挂剑台在大徐城，临近朱沛水，相传是季子挂剑的地方。《括地志》说，徐君庙在泗州徐城县西南一里，就是延陵季子所拜访并挂剑的徐君之庙。考察可知，泗州是古代徐子国，大徐城就是古徐子国的城。汉代的徐县、隋代的徐城县，都在泗州境内；可是旧志有时把它列入邳州，有时列入徐州，都是错误的。新亭、劳劳亭。新亭在江宁县城西南，《丹阳记》说是吴国修筑的；东晋以后，许多名士常在这里聚会，见《王导传》。梁简文帝也有《侍游新亭应令诗》，就是这件事。劳劳亭在江宁县城南劳劳山上，是古代送别的地方，见李白《上有望远楼》诗。宋代改为临沧观，新亭、劳劳亭是两个地方，记载得很清楚。然而《建康志》说，新亭垒在城西南十二里，乾道五年留守史正志在旧址重修其亭。临沧观在今天城南顾家寨路东。《舆地纪胜》说，新亭在江宁县十里处，俯临江边水洲，今天称为劳劳亭。《舆地志》说，新亭垒上有望远楼，宋代改称临沧观，就是劳劳亭的旧址；把两座亭合为一处，是错误的。扬州东阁。旧志说：旧传扬州有东阁，是梁代何逊吟咏梅花的地方。考察今天的扬州，梁代属于南兖州广陵郡；当时所说的扬州，州治在丹阳郡，就是今天的江宁府。何逊本传说：“天监年间，起家任奉朝请，升任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任记室。”建安王就是南平元襄王萧伟，他在天监六年初次受封，后来任持节都督扬州、南徐州二州诸军事、右军将军、扬州刺史。因此，何逊在东阁咏梅，应当是在丹阳郡，不在广陵郡。杨慎《丹铅录》也说：“何逊本人没有到过扬州，扬州也没有东阁。” 扬州文选楼。《明一统志》说：曹宪任隋代秘书监，用《文选》教授学生，李善、魏模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所居住的地方叫文选巷，所以文选楼因曹宪而得名。考察《大业拾遗记》说：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楼，隋炀帝曾登楼远眺。因此，这座楼是因昭明太子而得名，并不是因曹宪。陆机祖祠。华亭普照寺有陆将军祠，称为广卫将军祠，相传是陆机祖先的祠堂。考察《吴志》，陆机的祖父陆逊先被授予抚军将军，后来又任镇西将军、上大将军。吴国沿用汉代制度，虽然设置了各种杂号将军，但考察陆逊传记，他从未有过“广卫将军”的称号。至于陆机的曾祖陆纡，任守城门校尉；高祖陆骏，任九江都尉，也从未做到将军。段秀实宅。

译旧志说，英山县有段秀实的住宅。考察段秀实本传，他是姑臧人，从安西府别将起步，先后任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颍节度使。他一生的仕宦功绩，所到之处都在西部边疆。大历十三年，他入朝京师，获赐住宅一处，应当在长安。旧志因为段秀实曾兼领郑颍，又曾获赐住宅，便把英山的响山说成他的住宅所在地。不知道段秀实真正开府的地方在泾原，而郑颍只是遥领，用来资助军需罢了。看《马璘传》说：“泾军缺乏财物，皇帝暗示李抱玉让出郑颍。”由此可见，段秀实任节度使时实际上是接替马璘；郑颍并不是他亲自到任经历的地方，因此所谓段秀实住宅的说法是错误的。定远县死虎亭。《宋书》说，死虎亭距离寿阳二百里，应当在今天定远县西南。《通典》说它在寿州东四十里，是错误的。又考察《殷琰传》《刘勔传》都写作宛唐，而黄回、王敬则、刘怀珍、刘悛、王肃等人的传记都写作死虎。《水经注》又写作死虖，三种写法不同，都是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误。建陵考辨。梁武帝的父亲被追尊为文皇帝，庙号太祖，陵墓称建陵。陵前有碑，碑文是“太祖文皇帝之神道”。欧阳修《集古录》把它认为是宋文帝的神道碑。考察可知，宋文帝的陵号是长宁陵，位于蒋山；只是这块碑上的八个字与宋文帝的庙号相同，所以误以为是宋文帝的碑。两座陵墓见于《宋书》《南齐书》和《建康实录》，记载十分清楚。郭璞墓。顾炎武说：“《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因母亲去世离职，在暨阳选择墓地安葬母亲，距水大约一百步。有人认为离水太近，郭璞说：‘这里马上就会变成陆地。’后来泥沙淤积，距墓数十里都变成了桑田。可是王恽文集说：‘金山西北长江中流的乱石之间，有丛生的灌木，乌鸦喜鹊栖息聚集在那里，这就是郭璞墓。’考察史书原文，郭璞说的是距水一百步左右，并不在长江之中。而且当时水边已经因泥沙淤积变成田地；暨阳在今天江阴县境内，不在京口。再说，安葬的是郭璞的母亲，不是郭璞本人。《世说新语》记载郭璞的诗说：‘北山高峻，巨海奔涌，累累三座坟墓，只有母亲和兄长。’可见郭璞还有两个兄长与母亲合葬。因此，王恽所说的地点，是根据史书附会出来的；又把郭璞母亲的墓误说成郭璞墓，都是世俗沿袭风水家的荒诞说法。明代沈周的诗说：‘气散风冲，哪里可以安葬？’日本使臣的诗说：‘墓前没有地方让子孙行礼。’早已看出这种说法是荒诞的。” 二疏墓。沈括《梦溪笔谈》说：“海州东海县西面有两座古墓。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因巡视县境看见它们，说：‘汉代二疏是东海人，这一定是他们的墓。’于是称为二疏墓，并在旁边刻碑。后来人们把它收入图经。”我考察认为：疏广是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天属于沂州；承县今天的东海县，汉代是赣榆县，隶属琅邪郡，本来就不是古代的东海郡。今天承县东面另有疏广墓，墓东二里有疏受墓。石延年不通晓地理志，只因看到今天称为东海县，便把两座墓命名为二疏墓，实在非常错误。考察《梦溪笔谈》的说法虽然很严密，但宋代苏轼、金代党怀英都写过相关诗篇，这说明承县和石延年的说法确实造成了错误。华亭陆氏。唐代以前，松江还没有设置郡县，华亭也只是一座亭，隶属于吴郡娄县。旧志说陆氏世代居住在华亭，例如汉代的陆康、陆绩，吴代的陆逊、陆瑁、陆凯、陆玑，晋代的陆机、陆云、陆士光，把他们列入松江人物，这是正确的。至于陆续，是陆康的祖父；陆玩，是陆士光的弟弟；陆纳，又是陆玩的儿子，却又把他们分别列入苏州人物中，显然也没有考察他们的家世。李耳。考察《史记》，李耳是楚国苦县人。汉代陈国的苦县，晋代改为谷阳；隋代把谷阳改为仙源；唐代又把仙源改为真源，隶属亳州谯郡；宋代省并真源县入鹿邑县，设置卫真县；元初又省并卫真县入鹿邑县。因此，李耳是归德府鹿邑人，不是今天江南地区的人。唐、宋时期的亳州辖有六县，其中只有谯、城父两县在今天的江南境内，其余都属于河南。旧志把李耳列入凤阳府人物，是错误的。又《宋史·隐逸传》说陈抟是亳州真源人。陈抟生于唐末，当时真源县还没有省并入鹿邑，因此他也不是今天江南亳州的人。郑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作郑国，《孔子家语》写作薛邦，都没有说明他是哪一国的人。张守节《正义》说：为了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把“邦”改为“国”；而且相关地点也互相不同，应当存疑，不作确定判断。旧志因为宋代封他为朐山侯，就把他编入海州人物。考察郑国，唐代追赠荥阳伯，宋代封朐山侯；既然两处籍贯地名不同，况且孔子的弟子中还有鲁国人被追赠南陵伯、封为华亭侯，难道能把他们都说成江南人吗？儿宽。旧《通志》把儿宽列入亳州人物。考察《史记》，儿宽是千乘人；前汉《地理志》记载千乘隶属青州，因此把他列入亳州是错误的。虞诩。旧《通志》记载亳州人虞诩。虞诩是陈国武平县人。考察《后汉书·地理志》：武平县下注说：“《左传》记载诸侯攻打陈国，曾到鸣鹿。”杜预说：“县西南有鹿邑。”《皇舆表》在鹿邑下注说：“东汉开始设置武平县，隶属陈国。”因此，虞诩是河南鹿邑人；孔全也是鹿邑人，都被错误地列入亳州人物。陈咸。《汉书·陈万年传》说，陈万年的儿子陈咸任南阳太守，以诛杀立威；他讨好陈汤以求推荐，被征召任少府，后来被翟方进上奏免官，最终因忧愁而死。但后来的《汉书·陈宠传》说，陈宠的曾祖父陈咸，在汉成帝、哀帝年间凭借精通律令任尚书；王莽辅政时，陈咸心中非议他，请求退休离职。王莽篡位后，召陈咸任掌寇大夫，他以生病为由没有应召；后来王莽再次征召，他便称病重而不去。由此可知，汉代有两个陈咸：一个被免官后忧愁而死，一个两次被征召都没有出仕，两人的性情和经历完全不同。旧志却说陈咸是陈万年的儿子，曾升任御史中丞，王莽两次征召都没有应召，这是把两个人合并成了一个。况且陈万年的儿子陈咸是沛郡相县人，陈宠的曾祖父陈咸是沛国洨县人，两部史书所记籍贯也不同。是仪。

译《三国志·吴书》记载，是仪是北海营陵人，原本姓氏，郡相孔融嘲笑他，于是改姓为“是”。后来他依附刘繇，避乱来到江东；刘繇军队失败后，是仪迁往会稽。孙权掌权后，征召他授任骑都尉。由此可见，是仪出生于北海，只是暂时来到江东，随后便迁居会稽，显然不是江南人。徐众评论也说：“是仪以寄居异乡之身，作为客卿在吴朝做官，这是可以相信的。”只有《吴书》说：“是仪为人节俭简约，不修治住宅，房屋十分低矮简陋。邻居家建起高大的房屋，吴大帝望见后，问身边人那是谁的家，回答说是仪家。吴大帝说：‘是仪节俭，房屋一定不会这样。’询问后果然是别人的住宅。”旧志因为有这条住宅的说法，便把他列入江宁人物，这是错误的。三江 孔安国认为，彭蠡江分成三条水道流入震泽，随后成为北江流入大海。班固认为，北江从毗陵县北面向东流入海，南江在吴县南面流入海，中江从芜湖县西南向东流到阳羡后入海，《水经注》说法相同。王安石采用这一说法。苏轼认为，豫章江流入彭蠡后向东到海，叫南江；岷江汇入彭蠡后流入海，叫中江；汉水从北面流入江中汇合成彭蠡，再流入海，叫北江。从彭蠡以下，三江便合为一条，经过秣陵、京口流入海中。曾巩也同意这种说法。又有人认为三江是岷江、浙江、松江，这是郭璞的说法。采用郭璞的说法，并把今天所称的扬子江、吴淞江、钱塘江作为三江的，是边韶、陈师凯、归有光、顾炎武。有人认为三江是南松江、钱塘江、浦阳江，这是韦昭的说法。认为三江是松江、东江、娄江，则始于庾阐《吴都赋注》，后来张守节《史记正义》、蔡沈《尚书传》以及黄震、金履祥等人都主张这种说法。考察孔安国的说法，他认为江水从彭蠡分成三条流入震泽，却不知道江水从夏口汇合汉水进入彭蠡后便已合为一条，从来没有分成三条，而且也从未流入震泽。班固的说法，近世朱鹤龄也采用了。他认为大江向东流经江阴许浦入海，这就是所谓北江；永阳江在溧阳西北，向下游流到宜兴，注入太湖后入海，这就是所谓中江；吴淞江分为东江、娄江两条流入海中，这就是所谓南江。北江、中江是太湖的上游，南江是太湖的下游，上下游都流入海中，所以称为“底定”。不过这些水道都是从会稽入海的，班固加上南、北、中三个名称后，便与江水、汉水汇合的文字混杂了；又把大江与永阳江、吴淞江并称三江，恐怕大小也不相称。苏轼的说法认为，扬州的三江就是荆州的中江、北江，但还缺少一条，于是把彭蠡的余波冒充南江来补足。彭蠡发源于章水、赣水，向西流去；章水有“江南”之称，或许可以称为南江。但如果这三江就是江水、汉水、彭蠡，那么江水、汉水已经见于荆州，彭蠡也已见于上文，不应在下文又重复出现三江。而且《禹贡》说彭蠡以下是中江、北江，苏轼却在彭蠡以上寻找三江，也不相符合；它们又与震泽相隔遥远，彼此并不相连。郭璞把岷江、浙江、松江作为三江，也恐怕大小不相称。至于浙江，从杭州方面说叫钱塘江，从越地方面说叫浦阳江，本来是一条江而有两个名称。韦昭把一条江分成两条，再加上松江作为三江，尤其错误。只有庾阐《吴都赋注》说，太湖向东流注成为松江，下行七十里后分流，向东北入海的叫娄江，向东南入海的叫东江。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三江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为王江口：一条江向西南上溯七十里到太湖，叫松江，也就是古代的笠泽江；一条江向东南上溯七十里到白蚬湖，叫上江，也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二百多里入海，叫下江，也叫娄江。三条江的分流处称为三江口。现在考察《禹贡》原文，荆州既然已经记载“江水、汉水朝宗于海”，扬州就不必再提江水、汉水。而且荆州的九江既然不指岷江，扬州的三江也不应指岷江。扬州篇说“彭蠡蓄水之后阳鸟才得以栖息”，“三江流入之后震泽才得以安定”，那么三江必定是震泽的下游。震泽汇纳百川之水，再把水注入江中；三江排泄震泽的水，流入大海，东南地区的水利都在这里。因此，庾阐、张守节的说法似乎比较妥当，现在采用这种说法。防沟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元年开凿邘沟，从山阳到扬子江，长三百多里；大业六年开凿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长八百多里。旧志把两条河合并为一条，错误地把大业元年记成了大业六年。孟渎 唐元和年间，常州刺史孟简开凿泰伯渎，又疏浚了一条水道，后人称为孟渎。从此有两条河：泰伯渎在无锡县东五里，向西连接运河，通达蠡湖；孟渎河在常州府西三十里，向东南连接运河，向北流六十里注入江中。旧志没有记载唐代孟简开凿水道的事，而先立一条称为泰伯渎，开凿水道后又称为泰伯渎，并在下方注文说“又名孟渎”，把两条河合并为一条，错了。漕渠 《宋史·河渠志》记载，真宗天禧二年，江淮发运使贾宗说，各路每年的漕粮从真州、扬州进入淮河、汴河，要经过五道堰，粮船装卸十分繁琐，民力因牵引拖运而疲惫，官府和民间的船只也因此损坏。现在议论开凿扬州古河道，绕过城南连接漕运渠，拆除龙舟堰、新兴堰、茱萸堰三道堰，另凿近堰的漕运道路，以使水势均匀，每年可节省官府费用十几万。诏令屯田郎中梁楚、阁门祗候李居中前往察看，他们认为确实应当这样做。第二年工程完成，水流进入新河，与三道堰水面相平，漕船通行无阻，公私双方都便利。这项建议提出于天禧二年，完成于天禧三年。旧志没有记载事情的原委，却说天禧末年发运使鲁宗道疏通浚治真州、扬州漕河。考察《鲁宗道传》，天禧元年他与刘沆任右正言，不久授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过了一年升任左谕德；仁宗即位后，升为户部郎中，其中没有担任江淮发运使的记载。龙山 无锡县的慧山，又名九龙山。陆羽说：“山的南面有九条山陇，像龙俯卧在那里，所以得名。”实际上就是一座山。旧志在慧山条下的注文中说“一名九龙山”，又另立龙山一条，说它在慧山北十里，实际上并没有这座山。黄河

译旧志记载，永乐九年，侍郎金纯筑堤疏导黄河，经过两道洪水口向南流入淮河。考察可知，这一年江南境内并没有筑堤导河入淮的事情。据《太宗实录》，九年三月壬午日，疏浚河南黄河故道。大概黄河水多年造成灾害，到这时河堤决坏，百姓的田地房屋受害更加严重。事情上报后，朝廷派侍郎张信前往察看。张信查访得知，从祥符县鱼王口到中滦以下二十多里，有旧黄河河岸与现在的河面相平，疏浚后使水流贯通，让河水沿故道行进，就可以减弱水势。于是绘制地图进呈，诏令征发河南民兵十万人，命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瓒率领运输木料的民夫，与侍郎金纯共同勘察开凿疏浚；又派定国公徐景昌用太牢祭祀河神，户部侍郎古朴用太牢祭祀河南境内的山川。这是河南的事情，与江南完全无关。当涂辨 《后汉书·下邳王传》记载，建初四年，把九江郡的当涂等县增益给下邳国。李贤注文说：“当涂在今天濠州钟离县，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荀淑传》说荀淑调任当涂长，滕抚传说在阴陵，徐凤等人在当涂山中修筑营垒；注文都说当涂在今天的宣州，彼此说法不同。考察宣州的当涂县，是东晋侨置的县，不是汉代的当涂县。大概李贤作注时，召集儒臣张大安、刘讷言、许叔牙等几个人共同编写，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有相互矛盾的地方。选择正确的说法采用即可。不过现在的当涂，正是东晋侨置的县邑，而古代的当涂县早已废弃。堂邑辨 《后汉书·质帝纪》记载，广陵郡的贼人张婴攻打并杀死堂邑县长。注文说，堂邑县隶属广陵郡，就是今天扬州的六合县。这条注文与《后汉郡国志》相合。又《钟离意传》说钟离意调任堂邑令，注文却说堂邑故城在今天博州堂邑县西北。考察博州的堂邑县是隋开皇年间设置的，也就是今天东昌府的堂邑县，并非汉代广陵郡所属的堂邑。汉代当时还没有这个县，钟离意怎么能在那里任县令？两条注文也是一条对、一条错。又《通典》说，春秋时为棠邑，汉代为堂邑。大概“棠”“堂”二字本来不同，但各书中有人把汉代的堂邑写作棠邑，也错了。石城辨 《后汉书·高获传》记载，高获远逃江南，死在石城。注文说石城在今天苏州东南，后人因此又注称高获隐居在苏州常熟的石城乡，这些说法都不对。汉代丹阳郡有石城县，又据《水经》记载，石城县在牛渚东面。宋白《续通典》说，池州的贵池、石埭两县，都是汉代石城县的地域，高获逃亡隐居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历阳山辨 《明一统志》说，历阳山在和州西北四十里。《江表传》说，历阳县有一座石山，称为石印；又说石印上的文字显现时，天下就会太平。吴孙皓曾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它。大概今天和州是古代历阳县的地域，所以才有这样的记载。考察《吴志·孙皓传》：天玺元年，鄱阳郡报告说历阳山的石头纹理形成了文字，这与《江表传》的说法相合。但“历阳”前冠以“鄱阳”，而吴国的鄱阳郡是孙权分割豫章郡土地设置的，就是今天江西饶州一带，并非和州。又胡三省说：《晋书·地理志》的鄱阳郡没有历阳县，只有历陵县，“阳”应当是“陵”字，并引用《饶州图经》所载鄱阳历陵县有石印山作为证据。这样看来，《吴志》和《江表传》中的历阳，已经是历陵的讹误；后代编纂志书的人又没有考察鄱阳的文字，直接把它指为和州的山，这就更加错误了。旧志也沿袭这一说法而没有删去。当利浦辨 《明一统志》说，当利浦在和州城东。东汉末年刘繇派将领张英屯兵当利口，以抵御袁术，就是这里；《明一统志》的说法是对的。旧志没有采用这一说法，却引用其他志书的话，说晋代王濬经过三山，王浑派人邀他，王濬说：“风势正顺，不能停泊。”说的就是这里。考察刘繇在当利屯兵的事情，见于《吴志·孙策传》；《周瑜传》又说：“周瑜跟随孙策攻打当利。”可见当利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并非始于晋代。又王濬伐吴时，从武昌顺流向东而下，已经到达三山；三山距离建康有四十多里，而当利在三山以西八十多里，并非王濬军队经过的地方。何况王濬原话是“风势顺利，不能停泊”，本来没有“当”字，其他志书所说都是凭空附会，旧志采用它，错了。霍邱辨 《明一统志》说，霍邱县是周霍叔处的封邑，并说霍叔的坟墓在县城淮水岸边。考察《史记》，周武王把叔处封在霍地；注文引用《汉书·地理志》说，河东郡彘县是霍叔的封地。郑玄《周礼》注文说，霍山在彘县，是春秋时期霍国的土地；杜预《左传》注文大致相同。考察汉代彘县就是今天山西的霍州，那么说霍叔封在霍邱、霍叔坟墓在淮水岸边的说法，都不足为凭。旧志全部沿用这些说法，是没有深入考察。并且又因为《左传》记载晋献公灭霍的文字，附会说晋献公的墓也在霍邱，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徐州辨 《史记》记载，齐威王对魏王说：“我的臣子有个叫黔夫的，如果派他守卫徐州，那么燕国人会在北门祭祀，赵国人会在西门祭祀。”这里的徐州是齐国西北边境、与燕国和赵国接壤的地方，与淮北的徐州完全无关。大概燕国、赵国都在大河以北，距离今天的徐州非常遥远。《明一统志》把黔夫列入徐州名宦，旧志又沿袭这一说法，都是没有考察清楚。山阳辨 今天的淮安府，晋代是山阳郡。今天的山阳县，也是沿用晋代的旧县名。从晋代以前，淮安没有山阳这个名称。旧志在淮安人物中列入汉代山阳人曹竟。考察汉代有两个山阳：一个是山阳郡，就是今天山东兖州府一带；一个是河内郡的山阳县，就是今天河南怀庆府一带，都不是今天淮安的山阳。又曹竟的事迹附载于《汉书·鲍宣传》，旧志却说“见《历代忠义录》”，也说明考察得不详细。张纯 旧志在《广德名宦》中列入汉代张纯，说张纯是京兆人，任广德令，有特殊政绩。考察京兆的张纯，字伯仁，是东汉人，在光武帝朝廷做官，官至大司空；他的前后任官经历都详细记载在《范史》本传中，从未担任过广德令。那位任广德令并有特殊政绩的，是吴郡张纯，字元基，在三国吴大帝时期做官，最终官至太子辅义都尉；他的事迹都见于《吴志·孙和传》注文。旧志把两个人错误地合成了一个人。刘荣、刘江。

译明代卫所武官承袭职务时，可以沿用祖先的名字，所以郑晓《名臣传》说：刘荣沿用父亲刘江的名字，任总旗，跟随靖难立功，历任官职至左都督，充任总兵镇守辽东，因攻破倭寇有功封为广宁伯，后来又恢复使用刘荣这个名字。由此可知，刘荣就是刘江，不是两个人。《明一统志》在淮安人物中把荣、江分作两个人，还把他们的籍贯说成不同。旧志则说刘江镇守辽东、击破倭寇，刘荣是刘江的儿子，这些都错了。蒋山 《舆地志》说，钟山又名蒋山。东汉末年，秣陵县尉蒋子文讨伐贼人，在这里战死。吴大帝为他建立庙宇。由于蒋子文的祖父名讳为“钟”，于是改称蒋山。《明一统志》和旧志都采用了这种说法。考察胡三省《通鉴注》说，孙权的祖父名为“钟”，蒋山的名称应当是因此改的。这两种说法互相不同，但详细考察后，胡三省的说法更为合理。虎头辨 《吴郡志》引用唐代陆广微《吴地记》的话，说顾悌在吴国做过虎头将军。考察顾悌的历任官职，详细见于《吴志·顾雍传》注文，他曾任偏将军，没有“虎头”这一官号；况且孙吴时期也没有听说设置过这种官职，《陆记》的记载错了。又《明一统志》说晋代顾恺之曾任虎头将军，人们称他为顾虎头，旧志又沿用了这一说法。考察《晋书·百官志》，没有虎头将军这一官职；据唐代张彦远《名画记》，虎头是顾恺之的字，而不是官职。这一错误始于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后来人们一直沿袭，没有停止。徐光诸人时代辨 徐光是三国孙吴时期的人，见于《吴志》注文，旧志却误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吴国人。徐秋夫是刘宋时期的人，见于《南史》，旧志却误认为是赵宋时期的人。昌义之是萧梁时期的人，见于《梁书》，旧志却误认为是朱梁时期的人。杜僧明是陈朝人，见于《陈书》，旧志却误认为是唐代人。这些都明显与史书相违。古代又有杜康，据李善《文选》注文，有人说他是黄帝时期的人，大概李善也有所怀疑，未能确定他的时代。然而魏武帝《短歌行》和曹植《七启》中都已经引用杜康，因而可以知道他是汉代以前的人。旧志把杜康列为晋代人，大概没有考察魏武帝父子的诗文。曹休为吴郡太守辨 姑苏志《守令表》中有汉代吴郡太守曹休。考察《魏志·曹休传》，其中详细记载了曹休前后的历任官职，没有担任吴郡太守的事情。大概汉代担任吴郡太守的，是曹休的祖父，不是曹休。曹休遭逢汉末战乱，避居来到吴地，在太守官舍看见祖父的画像，流泪下拜。王沈《魏书》记载了这件事，也见于《曹休传》注文，只是失去了他祖父的姓名。《姑苏志》错误地把曹休列入表中，旧志删去这一条，是正确的。梁适知淮安军辨 宋理宗绍定元年，将楚州山阳县升为淮安军，“淮安”这个名称从此开始。考察《梁适传》，梁适在宋仁宗朝廷做官，官至宰辅，曾任淮阳军知军，并不是淮安军。大概淮安设置军这一建置，是在梁适去世一百多年以后。据《地理志》，宋太宗把淮阳军设置在邳州，地处长淮以北，所以称为“淮阳”，取古人所谓水北为阳的含义。淮安则地处淮水以南，因此淮阳军隶属京东东路，淮安军隶属淮南东路，两军的疆界本来就截然不同。旧志写梁适任淮安军知军，是沿袭《明一统志》的错误。米芾知山阳辨 《宋史·米芾传》记载，米芾升任礼部员外郎，出任淮阳军知军，从未担任山阳知县。在米芾的时代，山阳还只是县，没有升为军。考察米芾此前的历任官职，他曾任雍丘县知县，没有任山阳知县的事情。大概“山阳”也是“淮阳”的讹误。这些都是旧志沿袭《明一统志》的记载，却没有加以厘清订正造成的。淮安镇辨。《宋史·忠义传》记载，张吉是庆州士卒，负责在淮安镇守望烽火。西夏军队侵犯东谷，把他掳去，胁迫他投降，他不肯，于是被杀。考察宋代庆州隶属陕西路管辖，那里有东谷寨、怀安镇，却没有淮安；《地理志》记载得很详细。大概那个地方距离淮水很远，不应以“淮安”为名。张吉传中的“怀”字讹写成“淮”，是传抄记录的错误。不过该地在陕西，史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与淮南没有关系。旧志把他列入淮安人物，错了。阳州作扬州辨 五代史记载，《河南郡宜阳县》条说，东魏设置阳州。《北史·卢勇传》却说卢勇调任扬州刺史，镇守宜阳。考察宜阳在战国时属于韩国，就是今天河南府的宜阳县。“扬州”应当写作“阳州”，旧志错误地把他列入扬州名宦。又说卢勇在太和年间授任扬州刺史，魏高祖赐书嘉奖。考察卢勇镇守宜阳是孝静帝时期的事情，不是太和年间；赐书的是北齐高祖神武帝，不是魏高祖献文帝。志书的说法与史书没有一处相合。吴置新安辨 《晋书·地理志》说，新安郡是吴国设置的。考察《吴志·孙权传》：建安十三年，吴国分割丹阳郡黟县、歙县的土地，设置新都郡。又吴臣贺齐任新都太守，朱据被贬为新都郡丞，这些分别见于他们的本传。由此可知，吴国设置的是新都郡，不是新安郡。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才改名为新安，详细见于《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的说法，比《宋书》的记载粗疏。只有《吴志·陈表传》中有“新安都尉”的文字，但这是传写错误。据《诸葛瑾传》注文所引用的《吴书》，陈表本来任新都都尉，这是更明确的证据。后代编纂志书的人仍有沿用《晋书·地理志》说法的，是没有详细考察《吴志》《宋书》二史，弄清事情的始末。九峰辨 《宋史》说，蔡沈是建宁人，亲自耕作而不出仕，隐居在九峰。有人于是认为，建宁府的九峰在崇安县南面，就是武夷山，因为山中有九曲，所以叫九峰。后来的学者称蔡沈为九峰先生，又因为这个名称相同，把他列入松江九峰的人物。蔡沈一生的足迹从未到过那里，旧志只因山名偶然相同便把他收入流寓人物，错了。平江辨 宋代有两个平江：一个是县，一个是府。平江府就是今天的苏州，属于浙西路；平江县是岳州所辖的县，属于湖北路。《宋史·李衡传》说：“李衡是岳州平江人。”并且他自称“吴下”人，因此显然不是吴地人。旧志错误地把他列入苏州人物，现在根据史书“吴下”这一说法，改列入流寓人物。魏据濡须拒蜀辨。

译旧志《和州》记载，濡须山的西面被魏军占据，用来抵御吴军；“蜀”字是承袭《明一统志》的文字。考察濡须是吴国的重要地区，吴、魏两军多次在这里相持，见于《吴志》《魏志》的记载很详细。当地有东西两座关隘，说魏军占据西面来抵御吴军，是对的。蜀地距离濡须极其遥远，蜀军怎么能够到达这里，而魏军又特意占据险要来抵御它呢？“吴”字下面大概衍生出了一个“蜀”字。王范辨。旧志记载，无为州东兴堤是梁朝合州刺史王范屯兵的地方。考察可知，屯兵的人是梁武帝的侄子鄱阳王范，“王”是爵号，不是姓氏。据《梁史·范传》，太清元年，范被授为合州刺史，镇守合肥。侯景叛乱时，他放弃镇所，从东关出走，向魏国请求援兵。东关就是东兴堤。章华台辨 旧志《章华台》说，故址在亳州；据《左传》，楚灵王修成章华台，杜预注文说：“在今天南郡华容县。”《通典》说：“古代的华容在竟陵郡监利县，就是今天湖广荆州府所属的县。”可见它距离亳州很远。牛口辨 旧志《颍州霍邱县》记载，县城东面的牛口埠集，是唐太宗追击窦建德的地方。考察《唐史》，唐太宗在虎牢击败窦建德，追击败军三十里，窦建德逃窜藏匿在牛口，唐军在那里将他擒获。由此可知，牛口就在虎牢附近，不在霍邱，只是地名偶然相同。相人入下相辨 汉代沛郡的相县，今天属于宿州一带；临淮郡的下相，今天属于宿迁。汉代的薛广德、隋代的刘臻都是相县人，分别见于汉、隋两史，记载十分清楚。旧志都写成下相人，把他们列入淮安人物，不对。又兰陵有南北之分，南兰陵就是今天的常州，北兰陵则是今天的山东一带。南齐周盘龙，据《南史》本传，是北兰陵人；《明一统志》错误地把他列入常州人物，旧志删去这一条，是正确的。丹阳郡治辨 从两汉到三国，丹阳郡都治于宛陵，就是今天的宁国府治。到晋武帝太康二年，设置宣城郡，治所仍在宛陵；丹阳郡则迁治建康，就是今天江宁府一带。汉代丹阳太守李忠，《明一统志》把他列入宁国府名宦，本来没有错；旧志却改列入江宁，错了。蔡洲擒卢循辨 《明一统志》说，应天府西面的蔡洲在江中，宋高祖在那里擒获卢循，旧志沿用了这一说法。考察晋义熙年间，卢循入侵建康，停泊在蔡洲，宋高祖率领各军抵御他。卢循退兵后，屡次战败，逃往交州的龙编；晋军拦截攻击，卢循投水而死，晋军斩下他的首级传送到建康。这件事详细见于晋史。交州就是古代的交趾，龙编是交州所属的县，并不是在蔡洲擒获卢循，两个志书都错了。蒋济张令铎 汉末以及后来的五代，疆域分裂，所授官职常有遥授而不是实际任职的情况。比如汉建安年间，授蒋济为丹阳太守；当时丹阳已经被孙氏占据，他不可能前往郡治任职。又后周世宗让张令铎兼领常州防御使。考察世宗攻打南唐时，只取得淮南地区；长江以南的升州、常州等州，其官吏都由南唐国主任命，世宗无法在那里任命官员。因此，张令铎担任常州防御使，也只是遥领这一职务。这两个人都不是实际任职，旧志把蒋济列入职官，把张令铎列入名宦，考证疏略。陆傪 唐贞元年间，陆傪由祠部员外郎出任歙州刺史，还没有到任，便在路上去世。详情见权德舆所作的墓志。陆傪虽然被授为歙州刺史，却没有来得及到任。旧志把他收入徽州名宦，大概是受到韩愈《送陆歙州序》的影响而误判了。凌准 《明一统志》在和州名宦中列入唐代凌准，说凌准任和州刺史时有政绩。柳宗元为他写《权厝志》。考察柳宗元的志文，只说：“因受牵连而出任和州，降为连州。”起初并没有说他在和州有政绩。《唐史》也只说凌准由翰林学士贬为连州司马，没有提到和州的事情。大概凌准先因王叔文党案获罪，出任和州刺史，还没有到任，便又被贬到连州，所以略去了和州之事。这样看来，所谓有政绩的说法是错误的，旧志沿用它，也是没有考察清楚。王庭筠寓安庆辨 旧志在安庆流寓人物中列入金代王庭筠，说他晚年喜爱郡中的司空山，居住在山下。考察《金史·王庭筠传》，太和元年他任翰林学士，第二年便死在任上，没有晚年居住山中的事情。况且当时南北分属不同政权，王庭筠以文学在金国显贵，不可能越过边界到宋地寄居。这条记载错误很大。李戡 旧志说李戡是宜兴人，隐居在阳羡里。考察《唐史》，李戡是宗室渤海王奉慈的七世孙，曾隐居阳羡，但不是宜兴本地人。后来他又接受平卢节度使王彦威的征召，任幕府巡官，并非终身隐居不仕的人。现在改列入常州流寓人物。彭脩、彭循 彭脩字子阳，是毗陵人，任吴县令，见于《后汉书·独行传》；而《张勃吴录》所记彭循的事迹，姓、字、官爵、籍里都相同，只是“脩”“循”二字不同。考察汉史说，郡中上报州府，请彭脩代理吴县令；《吴录》又说，太守听说彭循勇敢有谋略，便让他代理县令。【“谋”就是“请”字的讹误，“守令”大概是代理县令。】两处文字都相互符合，应当是同一个人。虽然传说彭脩讨伐贼人时被流箭射死，但《吴录》却说彭循遇到盗贼，陈说利害，盗贼便各自散去；这或许是传闻用词不同，记事的人难免有参差。又三国时期魏国有郭脩，见于《三少帝纪》，而蜀后主传写作郭循。宋代胡三省说，“循”应当作“脩”，并引用洪适隶书考释的文字为证，说汉代隶书中“脩”“循”二字只差一笔，正与这里的情况相同。《姑苏志·名宦》中列入彭脩，完全采用汉史文字，并在下方附注《吴录》中的彭循，大概也认为是同一个人，只是没有明说。现在姑且依从毗陵《人品纪》和旧省志，把二人作为两个人，并附带在这里辨析，等待博学之人的考定。听筝堂辨 旧志在江宁古迹中列有听筝堂，引用宋代张养正《六朝事迹》说：“晋元帝到谢安家，命谢安陪坐，让桓伊吹笛，又弹筝演奏《金縢曲》。”考察这件事见于《晋书·桓伊传》，当事皇帝是晋孝武帝，不是元帝。又孝武帝召桓伊饮酒，谢安陪坐；桓伊先奉皇帝旨意吹笛，吹完后又主动请求弹筝歌唱，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皇帝所在之处，并不是皇帝到谢安家。张养正所记与史书全不相同，实在不足为凭。听筝堂的古迹，也是因为张养正的说法而附会出来的。诸墓辨

译《吴志》说孙坚葬在曲阿，但晋元康年间，吴县令谢询上表请求为孙坚父子设置守墓人，这与史书不合。明代卢熊《孙王墓辨》说，他们一定是最初葬在曲阿，后来迁葬到吴地，只是史书没有记载，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又旧志中附会的墓葬很多，例如楚国项羽葬在谷城，见于《史记》，却又说江浦有项羽墓；汉代张劭【旧志写作元伯，大概是举他的字】葬在汝南，见于《范史》，却又说盱眙有张劭墓；唐代李勣、程知节、尉迟恭都陪葬昭陵，郭子仪陪葬建陵，这些都见于史传，却又说睢宁、淮安、定远、六合有他们的墓，这些都不可信。现在只略微辨析其中最明显的，其他的不再逐一列举。至于宋代王象《舆地纪胜》说扬州有淳于棼墓，考察唐人所作《淳于棼传》，记载他梦中进入蚂蚁洞的故事，文章见于《太平广记》，只不过是文人的寓言游戏之作，根本没有这个人，哪里会有墓？但宋代以后各志书都沿用这一说法而不删去，尤其荒诞。同荣、周景、周瑜 《三国志·吴书》记载，周瑜是庐江舒县人。他的从祖父周景，周景的儿子周忠，都曾任汉代太尉。张璠《汉纪》说，周景的父亲周荣在章和年间任尚书令。因此，周瑜与周荣、周景属于同族，都是舒县人。旧志把周荣、周景分列为安庆人，把周瑜列为庐州人，是没有详细考察他们的家世。萧方 《唐宋艺文志》都记载萧方著有《三十国春秋》。考察可知，应当是“萧方等”，他是梁元帝的长子、梁敬帝方智的兄长。《梁书》中有他的传记，大概“方等”本来是两字姓名。唐、宋两部艺文志都脱漏了“等”字。现在《省志》艺文部分列入方等所著的书，姓名依据《梁史》，与唐、宋艺文志不同，所以特意加以辨析。陈果仁。旧《通志》记载：陈杲仁，字世威，是晋陵人。陈朝时任监察御史，不久辞官回家奉养母亲。母亲去世后，他刺血书写《孝经》。继母生病，想吃烤牛肉，正好当时禁止宰杀牲畜，他便割下大腿肉进献给继母。继母病愈后，郡府把这件事上报，朝廷予以旌表。到大业年间，他奉诏平定长白山以及江宁的叛乱。义宁年间，他与沈法兴等人消灭东阳贼军二十万人，被提升为左司徒。炀帝被杀后，沈法兴进入毗陵，表面上说是起义，暗中却想占据此地；他害怕陈杲仁不依附自己，于是设法杀害了他。考察《唐书·沈法兴传》：大业末年，沈法兴任吴兴郡守，东阳贼军侵扰吴兴，炀帝诏令太仆丞元祐讨伐他们。义宁二年，江都发生动乱，沈法兴与元祐的部将孙士汉、陈果仁擒住元祐，名义上声称要诛杀宇文化及，收集军队向江都进发；到达毗陵时，通守路道德抵抗，沈法兴袭击并杀死路道德，占据城池，随后平定江表十多个州，自署为江南道总管。听说越王侗即位后，才上书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奉行皇帝制度设置百官，并任命陈果仁为司徒。由此可知，司徒之职是沈法兴自行任命的，并不是因为陈果仁消灭东阳贼军而升任的。沈法兴平定江表十多个州以后，才上书越王任命陈果仁为司徒，所以陈果仁也不是刚到毗陵就被杀害。《唐书》又说，沈法兴听说越王侗被废，自称梁王，以为南方各城很容易平定，专门施行威刑杀戮，下属稍有小过就杀掉。陈果仁被杀，或许就在这个时候，但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只是陈果仁死后，多次出现灵异之事。南唐保大三年，封他为武烈帝，夫人轸氏封为武烈后。明洪武初年，诏令去掉封号，木主上题写“司徒之神”，直到今天仍在常州、无锡之间享受祭祀，士民都恭敬奉事。史书写他的名字作“果仁”，旧志写作“杲仁”，这是字形相近造成的讹误。张籍 《新唐书》说张籍是和州乌江人。韩愈给孟郊的信也说，张籍居住在和州，家境十分贫困。但韩愈《张巡传》后面又说“吴郡张籍”。至于张洎编次张籍诗集，说他是苏州吴县人。考察张籍寄给苏州白居易的诗说：“早年登第时同在座中题诗，如今我是这个州的百姓。”赠给陆畅的诗说：“共同踏过长安街上的尘土，只有我这个吴地人独自没有归来；胥门旧宅如今由谁居住？你经过西塘时替我问问那人。”由此可知，张籍是苏州人无疑，应当是出生于苏州，后来曾居住和州，所以《唐书》误把他写成和州人。权德舆 《唐书》称权皋从略阳迁居丹徒，权德舆是权皋的儿子，所以旧志把权德舆列入丹徒人物。但考察韩愈《权公墓碑》说，权皋被授予山南节度使，因病请求回京，途中死在洋州的白草亭，葬在河南北山，距离贞孝五里。贞孝就是权皋的谥号。由此可知，他们父子两代虽然居住在丹徒，却都葬在河南。李公麟 《明一统志》《南畿志》《旧省志》都把李公麟列入安庆府，而舒城县志根据所得旧碑《龙眠记》，断定他是舒城人。考察《宋史·文苑传》说他是舒州人，舒州就是今天的安庆。桐城县志详细记载了李公麟龙眠山庄的遗迹，因此李公麟应当归入安庆人物。可是王偁《东都事略》写他是舒城人，这部书成书早于《宋史》，其考据也可信。《庐州志》的说法也并非没有依据，但最终仍应以正史为定论。宗泽 《明一统志》说镇江有宗泽墓，注文说：“宗泽因上书言事被贬居润州，夫人去世后，葬在丹徒；后来宗泽去世，于是合葬在那里。”旧说因此认为宗泽家居润州。然而考察《宋史》，宗泽是义乌人，他的官职经历记载得很清楚，从未因上书言事被贬。他被罢免登州职务时，只记载说退居东阳，在山谷间修建草庐。东阳是义乌的邻县，他也从未居住在润州。卢雍、伊乘、张益。明洪武初年，朝廷迁徙富裕人家充实京师，几代以后，他们便与当地土著没有区别。像卢雍、伊乘、伊敏、张益等人，都是在应天府登记户籍的，现在把他们列入江宁人物是可以的；旧志却又把他们收入苏州府人物，这是错误的。二乔宅　乔玄墓

译考察《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孙策攻克皖地，得到乔公的两个女儿，她们都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孙策亲自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史书没有记载乔公的姓名，只称他为“公”。柳子厚所说的“年长的人通常都称为公”，毛公、申公、涪公就是这种情况。曹操祭祀太尉桥公的祭文，考察《后汉书》记载：桥玄，字公祖，灵帝时升任司空，后转任司徒。柳子厚所说的“天下的三公称为公”，就是这个意思。桥、乔二姓的字形和读音都不同，姓名也各不相同。况且乔公是皖地人，今属安庆府潜山县；桥太尉是梁国睢阳人，今属归德府睢州，两地相距一千多里。考察桥太尉的传记，其中完全没有他避居皖地的事情；而《三国志·魏志》说：建安七年，曹公驻军谯地，随后到达浚仪，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桥玄，祭文说：“奉命东征，驻扎在乡里，向北遥望您的故土，心中思念您的陵墓。”浚仪今属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宋真宗时将浚仪改名为祥符。由此可见，太尉是睢州人，却安葬在祥符，这与安庆府潜山县完全没有关系。府志在古迹一门中记载“二乔宅”说：“汉代乔玄避居于此，有两个女儿姿色绝世，住宅前的井水至今仍带有脂粉的颜色。” 既然把乔玄的墓列入坟墓之中，又把他的姓改成乔，想让太尉有两个好女婿，还先让二乔认这个假父亲，难道不是荒谬吗？再考察，太尉于灵帝光和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到献帝建安三年孙策攻破皖地时，共相隔十六年。推算二乔初嫁必定已到了及笄之年，那么在她们刚出生的时候，太尉早已成为地下的死人了；这样计算年龄也对不上。唐柴绍墓 《安庆府志》说：“唐代驸马柴绍的墓在潜山县太平山。”这也不对。考察《新唐书》本传：柴绍是晋州临汾人，娶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为妻。高祖起兵树立义旗时，柴绍立有功劳，屡次受封，先封霍国公，后改封谯国公，贞观二年去世。柴绍作为功臣和佐命之臣，按惯例应当赐给墓地，陪葬在京师。何况公主已于此前武德六年去世；高祖认为公主有武功，特意提高葬礼规格，命令安葬时使用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贲甲卒、班剑等仪仗。公主葬地在京师长安是毫无疑问的，哪里会有羽葆鼓吹的仪仗跋涉三四千里，来到舒州营建墓葬呢？公主既然葬在长安，五年后柴绍去世，太宗还亲自前往慰问，难道会不让他与公主合葬，而让他孤零零地葬在远离长安的舒州境内吗？这显然是传闻讹误，后人只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顾右丞祠 顾右丞祠在无锡县南林，祭祀晋代无锡令顾恺之。考察《晋书》本传，顾恺之是晋陵郡无锡人，他的父亲顾悦之历任尚书左丞，史书也没有说他做过无锡令。既然如此，“右丞”就是“左丞”的讹误，而这里祭祀的应当是顾恺之的父亲顾悦之。现在依据史书原文加以改正。《江南通志》卷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