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食货志第三

译田赋【一】唐虞时代的扬州，土质是涂泥，田地等级为下下，赋税等级为下上上错。《禹贡》汉高祖约束法令、减少禁令，减轻田租，十五份土地税取一份。《文献通考》汉景帝二年，下令百姓缴纳田租，三十份取一份。《汉书》后汉建武六年，下令各郡国按现有田地收取田租，三十份取一份，依照旧制度。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制定户调制度。成年男子一户，每年缴纳绢三匹、绵三斤。女子以及次丁作为一户的，缴纳男子的一半。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外，成年男子课田五十亩，成年女子二十亩；次丁男子减半，女子不课田。考察两汉制度，三十份取一份是田赋；二十岁开始承担徭役，每人出一算，是户口赋。如今晋朝法律这样规定，似乎是把两种赋合并为一种。然而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成年男子课田五十亩，那么就没有无田的户了。《文献通考》成帝咸和五年，开始丈量百姓田地，按十分之一的田地征收，每亩税三升。到哀帝隆和年间，又重新确定天下赋税，每亩收二升。《文献通考》南北朝齐武帝时，每亩田税二升；按当时的量器折算为三升，相当于现在的一升。《郑樵通志》唐代制度规定，天下成年男子授田一顷，缴纳粟二石，称为租。丁男按照乡里的物产，每年缴纳绢、绫、絁各二丈；布增加五分之一，绵二两。缴纳布的，另交麻三斤，称为调。征用民力每年二十天，闰年增加二天。不服役的，每天折纳绢三尺，称为庸。有事而增加服役二十五天的，免调；三十天的，租和调都免。连同正常徭役，总计不超过五十天。凡因水灾、旱灾、虫灾、蝗灾造成灾害，损失超过十分之四的，免租；损失超过十分之六的，租调都免；损失超过十分之七的，租税和徭役全部免除。扬州的租调缴纳钱。开元年间，下诏江南可以用布代替租。《文献通考》唐代宗广德元年，下诏一户有三个成年男子的，免除一个人的庸；地税照旧，每亩二升。《唐书》租庸调法开始败坏，是从代宗时期开始的。后来按亩确定税额，在夏秋两季征收。到德宗时期，杨炎任宰相，于是制定两税法。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缴纳，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缴纳。《唐书》五代杨吴时期，徐知诰任淮南帅，确定租税：上田一顷，税钱二贯；一百丈；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税钱一千五百。都缴纳足陌现钱；如果现钱不足，允许用金银折纳。宋齐丘认为钱不是耕种养蚕所得，请求按当时市价虚抬折算，以绢绵实物抵充；又请求免除丁口的课调，朝廷听从了。自吴朝改变唐制，唐制又归于宋制，百姓直到今天仍承受其恩惠。《文献通考》宋初完全削除钱氏强行摊派的名目，派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自乘驿马，均衡确定税额，只分为中、下两等。中田每亩夏税钱四文，秋税米八升；下田每亩钱三文，米七升四合。从百姓那里征收的不过这些。《姑苏志》宋太宗淳化年间，下诏说江南承受偏重制度、赋税沉重而流亡的百姓，应令各州登记田地顷亩数，均平赋税，减免十分之三，作为固定制度。招回流民，劝导他们耕种，给予五年免除赋役。《宋史》每年的赋税大致分为五类：一是公田赋，包括官庄、屯田、营田的赋税，即由百姓耕种而官府收取租税；二是民田赋，即百姓各自专有的田地所缴纳的赋税；三是城郭赋，即宅税、地税之类；四是杂变赋，即牛革、蚕盐、食盐之类，随当地出产而折变缴纳；五是丁口赋，即按成年男子人数征收米粮。赋税缴纳有迟有速，夏税有拖到十月的，秋税有拖到第二年二月的，这是为了宽缓百姓的负担。《文献通考》宋神宗熙宁年间，淮南路田地九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四顷二十亩，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顷一十三亩；现今催征的定额为四百二十二万三千七百八十四贯、石、匹、两、斤、秤、角、量、领、束。江南东路田地四十二万一千六百零四顷四十七亩，官田七千八百四十四顷三十一亩；现今催征的定额为三百九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贯、石、匹、两、斤、束、领。《文献通考》熙宁六年，御史翟思说：“当初赵尚宽任唐州知州时，劝百姓开垦，后来提高赋税，流民自行占有土地的很多；一百亩土地只征收四亩的税罢了，境内才没有荒地。近来听说转运司开辟土地一百亩，增加到征收二十亩的税，恐怕这样会再次导致百姓迁徙，希望告诫约束使者，酌量加以宽免。”朝廷听从了。《宋史》宋高宗建炎四年，下诏江南、两浙土地多种粳稻，必须等霜降后成熟，从十月一日起才开始收租。《宋史》绍兴年间，因江东帅李光的建议，下令广德县秋苗税过去缴纳于水阳镇，乡民害怕路远的，都按每石加交三斗七升作为脚剩费，改在本军缴纳，定为每年定额，并且免除其中一半。《宋史》绍兴二年，工部侍郎李擢说：“平江府东南有逃亡户留下的荒田，与湖水相连，田埂堤岸长期荒废，每年损失四万三千多斛，请求招诱流民，疏导水道，开垦耕种。”朝廷听从了。《宋史》绍兴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说：“田地界限不正，至少有十项危害。平江府每年收入，过去有七十万斛有余，如今按户籍册虽然只有三十万斛，实际收入却才二十万斛罢了。询问当地人，都说是欺骗隐瞒所致。希望考察核实，从平江府开始。”于是任命李椿年为两浙运副，专门负责办理经界。李椿年请求先到平江府各县，等那里办妥后，再前往各州。关键在于均平赋税，为百姓除害，不再增加税额。绘制田地和村墟图，选派官员复核，命令各户、各乡编造砧基簿。下诏说：“人户的田产大多有契书，但今后不登记在砧基簿上的，一律没收入官。”《宋史》宋孝宗初年，下诏州县收纳秋苗时，官吏大多额外收取加耗，肆意进行奸诈欺骗。当时国家正处于艰难忧患之中，费用尚且不足，想要减轻通常赋税却做不到，怎么忍心让贪赃官吏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从今以后，违法的官吏都处以重刑，并且没收其家产。《宋史》在此以前，常州宜兴县没有纳税田产的百姓，每名成年男子缴纳盐钱二百文；下户中有墓地的，称为墓户。办理经界时，将这些税负均摊并折合到上等税额中，又命令他们连带缴纳丁盐绢，折算为折帛钱。到隆兴元年，才采用知县姜诏的建议，命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样，按照田产均摊缴纳。《宋史》乾道八年，下诏温州、台州、处州、徽州不通水路的地方，其两税所缴布帛，允许按照折纳规定用白银折价缴纳。《宋史》

译宋理宗宝祐五年，在各路推行经界推排，从此江南土地即使只有一尺一寸，也都有税了。《续文献通考》元朝向百姓征收赋税，大体以唐朝制度为准。从江南征收的有秋税和夏税，仿照唐朝的两税法。《元史》元太宗确定天下赋税。地税方面：中田每亩二升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朝廷议论认为太轻，耶律楚材说：“在宽松的地方制定法令，它的弊端尚且会变得贪婪；以后如果有人凭借增利而进用，那么现在的税已经算重了。”《元史》元世祖至元年间，采纳姚元之的请求，命江南税粮按照宋朝旧例缴纳绵、绢及杂物。同年，又采纳耿左丞的建议，全部税粮中米缴纳三分之一，其余都折入钞中缴纳。以七百万锭为标准，其中缴纳米的部分只使用宋朝的斗斛，大概因为宋朝一石相当于如今的七斗。《元史》至元二十四年，减少扬州省每年的税额十五万石，用盐引五十万道交换。《元史》至元二十五年，招募能够耕种江南荒地以及荒废公田的百姓，免除差役三年，所缴租税免除三分之一。《元史》至元二十八年，下令江淮地区寺观的田地，宋朝旧有的免除租税，后来添置的缴纳赋税。《元史》招募百姓耕种江南荒地，每户不得超过五顷；官府授予地券，使其成为永久产业，三年后开始征税。《元史》元成宗元贞年间，开始确定征收江南夏税的制度。于是秋税只命令缴纳租粮，夏税则缴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品。所缴数额按照税粮多少分等。每粮一石，有的缴钞三贯、二贯、一贯，至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元史》大德年间，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以上的，除所缴税粮外，每顷酌量划出助役田，每年收取其收入，用来充作助役费用，称为助役粮。当时江南每年收入的粮约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石，钞五万七千七百三十锭、四十贯。又下诏清查江南隐瞒的田地，命令缴纳租税；又下诏说江南佃户所交私租太重，按十分计算，减免二分，永远作为定例。《续文献通考》明太祖吴元年丁未年春二月，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我曾经多次考察田野，看到百姓凋敝、土地荒芜，失去产业的人很多。这大概是因为长期困于战争。太平、应天等郡，是我渡江开创基业的地方，供应军需、劳苦在先的百姓，他们所负的租赋，应当酌量免除。”中书省臣傅瓛回答说：“抚恤百姓，是君王的善政。皇上想到这里，真是施行政令、推行仁德的根本。”《续文献通考》丁卯年冬十二月，鱼鳞册编成。当初，太祖平定天下后，便核实天下土地，制作册籍。后来两浙以及苏州等府的富民害怕逃避差役，往往把田产分割零散，假附在亲戚、邻人、佃户和仆人的户下，名为贴脚诡寄。久而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骗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层出不穷，名为通天诡寄；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太祖廉察得知后，便召国子生武淳等人前往各地，按照各户税粮多少分成若干区，每区确定粮长四人。于是召集粮长和乡里老人，亲自到田亩丈量，绘出田地形状的方圆大小，接着写明田主姓名以及田地四至，汇编成册，称为鱼鳞册。到这时册籍编成进呈，各种弊端才开始断绝。《续文献通考》洪武初年，下令官田按科则征税，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续文献通考》洪武三年六月，太祖谕告中书省大臣说：“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郡，土地狭窄而人口众多，贫民没有田地，往往追逐末业利益，粮食供给不足。临濠是我的故乡，田地多未开垦，土地中还有未利用的利益。应当命令五郡没有田产的百姓前往临濠开垦种植，把所种田地永远作为自己的产业；官府供应耕牛、种子、船只、粮食，资助遣送他们，三年不征税。”于是迁徙了四千多户。《续文献通考》洪武七年，减少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的税额。在此以前，张士诚窃据这些地方，而苏州尤其以富庶著称。徐达、常遇春等率领精兵二十万人攻打那里，经过几年才攻下。太祖恼怒当地人依附盗寇、据守城池不投降，于是取来豪族的租税簿册，命有关官府加征税赋，所以苏州赋税特别沉重，松江、嘉兴、湖州次之。这大概是为了惩罚一时的事情。到这时，命户部裁减税额：凡每亩征收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的，都只征收三斗五升；低于此数的仍照旧。《续文献通考》洪武十六年三月，恢复凤阳、淮安的徭役赋税，待遇比照丰沛。《郑晓〈吾学编〉》洪武十八年，下令京畿以及两浙官田，凡折收税粮的，钞五贯折合米一石，绢一匹折合米一石二斗，金一两折合米十石，银一两折合米二石，棉布一匹折合米一石，苎布一匹折合米七斗。《明〈会典〉》洪武二十四年，下令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广德五处的官田税粮，从此以后减半征收。《明会典》洪武三十年重新确定折算标准：钞三贯五百文折合米一石，金每两折合米二十石，银每两折合米四石，棉花每斤折合米二斗。《明会典》明成祖永乐十一年，下令各府折收粮食时，金每两折合米三十石，阔白棉布每匹折合米一石五斗。《明会典》明宣宗宣德四年，下诏各府官田，每亩按旧例缴纳粮食一斗至四斗的，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的，各减去十分之三。《明会典》下令应天、苏松以及浙江所属各县等府，远年拖欠的税粮，绢每匹折合米一石二斗；棉布一匹、丝一斤、钞五十贯，各折合米一石；苎布一匹折合米七斗，棉花一斤折合米二斗。明英宗正统元年，下令浙江直隶、苏松等府的官田，按照民田的科则征税。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的，减为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减为一斗。《续文献通考》下诏直隶、苏松等府的官田按照民田科则征税，苏州、松江于是减少秋粮八十多万石，其他府也各有不同。《明通纪》

译正统四年奏准：江西、浙江、福建以及直隶、苏松等府，凡官田、民田因水冲坍或淤涨而改变的，命当地有关官府逐一丈量；淤涨出露的多余土地，给附近贫民承种，按照民田条例征税；冲坍淹没而无田的，一律开除其税粮。正统十年，下令应天、苏松等府应征的草束，其中折色的米豆量留作本府备用；其中以实物起运、交纳户部的，每束折银三分。考察此项，就是一条鞭法中的马草项目。附：各府州马草数：应天府马草三十七万六千四百五十八包二斤九两四钱有余；苏州府马草五十三万八千四百一十四包六斤八两七钱有余；松江府马草三十一万六千二百五十一包五斤二两五钱有余；常州府马草七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九包五斤一十两七钱有余；镇江府马草一十二万七百八十四包四斤一十两二钱有余；庐州府马草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包一十二斤一十三两有余；凤阳府马草二十三万四千二百九十三包四斤二两八钱有余；淮安府马草四十五万四千七百二十包三斤三两四钱有余；扬州府马草三十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六包六斤七两三钱有余；宁国府马草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包七两有余；池州府马草九万八千三百六包七斤一两有余；太平府马草三十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九包五斤一十五两五钱有余；安庆府马草一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三包五斤八两六钱有余；广德州马草三十万三千四十五包九斤五两七钱有余；徐州马草一十万包；滁州马草五万六千四百四十一包九斤一十四两有余；和州马草二万六千二百三十八包五斤十三两一钱。金花银，就是明朝开国初年折合粮食征收的银两，全部解送南京。正统五年，才由南京改为解送内库。夏秋两季的麦、米，共四百五万九百一十九石一斗一升二合；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折成金花银一百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九两七钱七分八厘一毫。《明会典》明孝宗弘治二年，下令应天府上元等七县，官田粮每石减去耗米二斗五升，民田每亩劝令缴出米二升；镇江府丹徒县，官田粮每石减去耗米二斗二升，民田每亩劝令缴出米二升；丹阳县，官田粮每石减去耗米二斗，民田每亩劝令缴出米二升；金坛县，官田粮每石减去耗米二斗，民田每亩劝令缴出米一升二合；太平府当涂等三县，官田粮每石减去耗米二斗五升，民田每亩劝令缴出米一升；宁国府宣城等六县，官田粮每石减去耗米三斗，民田每亩劝令缴出米一升；广德州以及建平县，官田粮每石减去耗米二斗，民田每亩劝令缴出米一升五合。《续文献通考》弘治十七年，下令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阔白棉布，按十分计算，六分征收实物，四分每匹折银三钱五分，解送户部。《明会典》弘治十八年，当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地不分官田、民田，赋税不分等级，一律按三斗起征。”应天巡抚欧阳铎于是和苏州知府王仪全面清查官田、民田，增减调剂，逐亩清丈，确定税则等级。所编造的经赋册，按照八项确定税粮：一是稽核原额的起始情况，二是因事故免除虚额，三是分项区别差异，四是归并总额核实，五是确定摊派和起运，六是运送余粮拨作存留，七是对存留余粮考核积储，八是统一征收。确定税额按三项确定均徭：一是银差，二是力差，三是马差。所谓统一征收，就是把应征米、银总数合计起来，再按亩平均摊缴。税则最重的不能全部减轻，就逐步减免耗米、摊派轻赍；税则较轻的不能再增加正额，就征收实物并逐步增加耗米。当时豪强多阻挠这个建议，只有学士顾鼎臣认为很好，说：‘这个办法实行后，我家要多缴一千石，但贫民就能少缴一千石，不能更改。’从此官田不再过分沉重，民田赋税反而增加了。《王鸿绪〈明史稿〉》弘治年间，应天府官田一万九千九百六十四顷三十九亩四分四厘，民田五万九顷六十八亩七分四厘五毫一丝；夏税小麦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四石四斗四升五勺五抄五撮，绵丝折绢一千二百一十四匹一丈六寸九分二厘八毫，农桑丝折绢一百四十三匹二尺七寸三分四厘四毫，秋粮米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升七勺四抄。苏州府官田九万七千七百八十六顷三十五亩三分六厘三毫，民田五万七千四百六十三顷六十二亩四分六厘三毫；夏税小麦五万三千六百六十三石九斗一升一合二勺八抄五撮，丝绵折绢六百九十七匹三丈三尺五寸七分，税钞三千二百六十七锭七百一十五文九分，农桑丝折绢一百六十七匹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厘，秋粮米二百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常州府官田九千四十一顷五十五亩六分八厘四毫，民田五万二千七百三十六顷一十九亩八分八厘；夏税小麦一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石一斗四升九合六勺，丝绵折绢一千五百七十三匹一丈一尺一分七厘一毫，麻布二千七十七匹二丈六尺六寸五分一厘二毫，农桑丝折绢三百二十四匹二丈四尺六寸，秋粮米六十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升三合三勺，租钞二十四锭四百六十五文。

译松江府：官田三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三十三畆五分二厘九毫，民田七千三百顷二十八畆三分五厘七毫；夏税大、小麦九万二千二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九勺，丝绵折绢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一尺五寸七分，税钞三千二百六十七锭七百一十五文九分，农桑丝折绢一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厘，秋粮米九十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镇江府：官田一万三百五十六顷八十六畆二分五厘五毫，民田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顷四十八畆九分；夏税小麦五万四千九百五十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八勺，丝绵折绢二百五疋二丈八尺六寸一一分七厘九毫，农桑丝折绢一十三疋二丈七尺六寸三分，秋粮米一十三万四千八百七十六石五斗七升三合。淮安府：官田五千三十九顷八十六畆三分二厘六毫九丝，民田九万六千三十三顷八十七畆九厘五毫六丝；夏税小麦二十二万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二斗九升八合七勺，农桑丝折绢一千四百六十一疋一丈九尺七寸七分九厘，秋粮米一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合四勺。徽州府：官田八百二十一顷五十七畆四分六厘八毫，民田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顷九十四畆六分三厘；夏税小麦五万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人丁丝折绢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厘二毫，农桑丝折绢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秋粮米一十二万一百三十三石八斗六升三合三勺。宁国府：官田九千七百七十一顷八十八畆六厘二毫，民田五万九百一十一顷九畆一毫；夏税小麦二万九千五十二石三斗六升六合，农桑丝折绢三十疋二尺零丝三十三两三钱，税丝三百四十斤一十两七钱四分二厘六毫，秋粮米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二石六斗七升一合九勺。凤阳府：官田一千五百八十五顷五十六畆，民田五万九千六百七十七顷一十畆七分六厘七毫；夏税小麦九万九千三百五十八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六抄五撮五圭，税丝折绢一千三百八十疋一丈八尺七寸五分六厘一毫三丝二忽五微，农桑丝折绢一千三十五疋四尺一寸五分，秋粮米一十一万三千五百八石六斗五升九合一勺七抄四撮五圭。安庆府：官田四百九十一顷六十二畆二分三厘，民田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三顷三畆八分四厘。安庆府夏税小麦一万八千九百九石三斗七合二勺，农桑丝折绢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秋粮米一十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二石九斗八升四合。太平府：官田四千四百五十五顷六十三畆四分二厘三毫，民田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八顷一十九畆七分九厘；夏税小麦一万六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丝绵折绢一百二疋九尺六寸四分二厘，秋粮米三万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扬州府：官田七千九百三十四顷五十七畆二 分二厘，民田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顷四十九畆九分三厘；夏税小麦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二石二升七合二抄，农桑丝折绢八百四十一疋二丈四尺，农桑零丝六十四两五钱，秋粮米二十万六千六百三石八斗六升五合五抄，租钞五千二百四贯七十一文，牛租米二石五斗。庐州府：官田五百六十八顷七十六畆一分七厘七毫一丝，民田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一顷六十九畆八分；夏税小麦九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五抄三撮，农桑丝折绢六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二分六厘二毫五丝，秋粮米六万六千八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二合六勺九抄六撮八圭五粟九微。池州府：官田一千八百二十三顷五十七畆四分九厘三毫，民田七千九十六顷五畆六分五厘八毫；夏税小麦六千八百二十四石七斗五升七合八勺五抄二撮，税丝折绢一十五疋，农桑丝折绢一百九十八疋零丝一两一钱九分七厘，农桑丝三斤一两八钱五分，秋粮米六万一千三百七十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八勺，山租钞二百四十四贯三百七十九文。徐州：官田二百三顷三十五畆二分二厘一毫，民田二万九千八百八顷八十七畆六分四厘；夏税小麦六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石九合八勺八抄二撮一圭九粟，税丝折绢三千三十五疋二丈二寸四分二厘五毫八丝五忽五微，农桑丝折绢二千五百三十八疋二尺六寸九分五厘，秋粮米七万九千八百五十八石一斗四升二合二勺一抄九撮二圭九粟。广德州：官田一千三十九顷三十六畆六毫，民田一万四千三百六十四顷九十三畆八分；夏税小麦三千六百三十二石三斗八升八合四勺一撮，丝一百一十六斤二钱九分六厘二毫，农桑丝折绢一十九疋一丈六尺七寸，秋粮米一万四千六十六石二斗九升二勺五抄。滁州：官田二百四十顷六十五畆九分七毫，民田二千六百七十二顷二十七畆九分二毫；夏税小麦二千五百七十八石五升八合七勺一抄四撮七圭七粟，秋粮米五千八百九十二石九斗一升一合一勺六抄八圭五粟。

译和州：官田六千四十八顷一十三畆二分七厘九毫，民田五千八百四十三顷五十六畆二分六厘七毫；夏税小麦一千四百二十四石六斗六升八合九勺，农桑丝折绢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二寸六分，秋粮米九千九百五十石五斗四升五合八勺。【《续文献通考》】嘉靖十四年，下诏改折南京漕粮。【《明政统宗》】解送京库的折色税粮中，应天府、庐州府、凤阳府、淮安府、宁国府、安庆府、池州府、太平府、广德州、徐州的小麦，每石折银一两；米每石折银六钱。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徽州府的麦、米，每石折银二钱五分。【《明防典》】嘉靖四十二年议准：将嘉靖四十年、四十一年分派给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省的钱粮及开纳事例，还有历年防议条陈等项银两，嘉靖四十二年的份额以及带征的三十六年钱粮，已经完纳的，起解；没有完纳的，严格催缴。等一年期满，合计计算，以十分为标准：未完四分的，布政司掌印官和管粮官都降俸二级，并移文咨送吏部，不许推升；追缴完毕之日，才准照旧支俸。未完六分的，都按‘不及’事例降一级，送吏部调用；未完八分以上的，都革职为民。其余府、州、县掌印官和管粮官也照此例办理。监兑主事催督钱粮，统一以一年为期限；查出应当参劾的未完钱粮官员，照前例分别参奏，凭户部议覆后施行。【《明防典》】隆庆年间，江南巡抚海瑞议定：一切应当征收的均徭、均费等项，不分银差、力差，都实行一条鞭法征收银两，存放官府，听候支用解送。【《明防典》】按：这就是一条鞭法的开端。隆庆九年，户部复议应天巡抚林润提出的恢复粮额、议定改折两件事，认为各省粮额都以夏税、秋粮、马草为正赋，以差徭、编增为杂派。唯独苏州、松江等郡不分正赋、杂派，混在一起征收，名叫平米。其中马役、料价、义役，本来不是户部增派的；轻赍、脚米、户口、盐钞，也不是粮额中的正数。杂派逐渐增多，通常赋税反而受到拖累，确实如林润所说。应命令逐项清查旧额中增加的数额，统一造册送交户部，凭此裁减。至于两京各衙门俸银改折的建议，则应斟酌轻重，难以全部照准。南京水路四通、米谷充足，适宜改折；如果一概施行于北方，万一运道受阻、京内储积不足，遇到缓急时将如何筹办？请将南京各衙门官吏人等的月粮，以及嘉靖四十年以前拖欠的京储米粮，全部改折，每石七钱；北方则酌量折纳十分之二，每石一两。米价昂贵时，仍恢复缴纳本色。皇上准许施行。【《明防典》】万历中期，三次大规模征伐接连发生。万历四十六年，突然增加辽饷三百万；内帑积蓄充足，但皇帝吝惜，不肯发放。户部尚书李汝华于是援引倭患、播州事例，每畆加征三厘五毫；第二年又加三厘五毫，次年又加二厘。前后合计加九厘，增加五百二十万，遂成为每年的定额。【《明史稿》】按：这就是额内地畆银这一项。明初下令天下农民栽种桑、麻、木棉：不种桑的，令其交绢一疋；不种麻的，令其交麻布一疋；不种木棉的，令其交棉布一疋。后来奏准桑、麻科征的定额：麻每畆八两，木棉每畆四两。栽桑四年有成效后，才开始征收其租。洪武十八年议定农桑起科过重，此后听任百姓自行种植，不必起科。洪武二十五年，命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民间所有桑树，都按原定条例起科；丝绵等物每年照例征收，丝绵十八两折绢一疋。正统八年，命南直隶农桑绢疋开始缴纳折色，每疋折银五钱。【《明防典》】按：这就是今天一条鞭法中桑丝这一项。永乐三年，命各府、州、县官民各户食用盐，按照各地情况征收米、钞。永乐四年，命食盐的官民一律按现有丁口纳钞支盐。大口十五岁以上，每月支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十岁以上，每月支盐半斤，纳钞五百文。【《明防典》】按：这就是今天一条鞭法中盐钞这一项。嘉定县土地不适宜种稻，大多种植木棉，百姓以买米完纳粮赋为负担。嘉定父老到宫阙叩头呼吁，朝廷才开始下令改折。【附】明代徐学谟《改折漕粮书册序》：扬州的土地属于下下等，我乡处在扬州边隅，赋税定额特别沉重，每年供给的漕粮占天下的一半。然而百姓还能勉强努力输纳，差不多幸而没有陷入困境，是因为下下等土地适宜种稻。嘉定临海，土地贫瘠，虽属下下等却是高亢之土，不宜种稻；何况潮汐四面通达，沟渠容易淤塞；暴风时常发生，又有田地荡析的忧患。我活到七十岁，所见丰收之年尚且屡屡难得。百姓在农闲时疏浚沟渠，农忙时耕作，计算日子、观测风向，战战兢兢地盼望收成；所产木棉从早到晚艰苦经营，先以布换银，再以银换米，然后用来缴纳赋税。一年收入还不到其他县的三分之一，劳苦却加倍。每逢兑粮期限将到，米价便飞涨，强悍的军士和奸猾的吏役横加勒索，以赠耗等名目加收二石的费用，才能完纳一石的正课，尚且担心办不到，百姓不堪承受就可想而知了。庚辰年以后，旱涝频繁，百姓苦到倾尽家产，贫瘠土地更加严重，形势终于无法支撑，拖欠赋税的人很多，漕运事务无法办理。将要逮捕一人，一人便逃亡；于是责罚里胥，里胥也逃亡；再责罚亲戚，亲戚又逃亡；甚至数个地区的百姓，没有一户能够保全。

译当时有关官员的政务作风仍然拘谨苟且，只能袖手旁观、闭口不言，毫无办法。于是借用其他税收所得的银两达数万，来完成漕运事务；漕运的弊病虽然因此消除，百姓却不愿留在故乡。离开后也不立即回去，只走出城郭向东西两边眺望，放眼所见尽是荒草，于是来年的漕运又成了祸患。两台官员恰好到来，亲眼看到当时的艰难，询问百姓疾苦，百姓把实情告诉他们，说只有把漕粮改折银两才方便，但此事非请示上级不可。父老瞿仁、吴应麟、封坊等人匍匐在宫阙之下，大司农海丰人杨公读到他们的状纸，悲悯地同情他们，便把此事交给两台办理。两台熟知民情，都认为应当如此，于是朝廷开始下令改折，同时仍命令三年请求一次，担心百姓失去依靠、倚仗恩典而拖欠赋税。如今施行已有九年，共获准三次，嘉定百姓中逃亡的人又回来了，荒草地也逐渐开垦出来。不过，长期衰弱的百姓倒下后很难重新振作，改折实行已久而弊病还没有消除，漕粮改折时仍偶有拖欠。熊侯任嘉定县令六年，因催征科税而停发俸禄的日子竟占十分之三；锅里已经空了，连稀粥都无从寻找，即使是能干的妇女又到哪里下手呢？熊侯担心积欠不能清理，改折就难以再次申请；而漕粮兑运一旦恢复，疲敝的县邑又靠什么生存？他想把隐情传播给当道，于是汇集部院、道、府先后发布的文书以及奏疏、书启，刊刻成书，并请我作序。我难道是为了桑梓乡里的私利才这样做吗？只是考虑到嘉定土地贫瘠，却不幸要承担与其他县相同的赋税；当政者如果真为下等县邑打算，从长远看，改折似乎应当永久确定。否则只是使官吏困苦，官吏又和百姓一起困苦，这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这就是熊侯汇编并刊刻此书的用意。】《江南通志》卷六十七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南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卷六十八 食货志 田赋【二】国朝 顺治二年，钦奉 世祖章皇帝圣谕 本朝平定江南后，江南土地的赋税制度全部沿用前明旧制，以万历年间的赋税定额作为起征依据；仍免除本年税额的十分之七、兵饷的十分之四，明朝末年那些没有限度的征收项目全部永久革除。顺治三年，奉 旨：长洲等县的额定粮赋太重，应不应该酌情减免？江南官户免除徭役过于泛滥，使小民困苦拖累，应当怎样加以限制？着令确实议定后具奏。命招抚内院洪承畴订正江南赋税制度。顺治四年，确定一切折色征银由县吏收取、由官府解送的办法。按：明朝末年收银时，抽签选取富裕人户充任银头，令他们值守柜台收银，饭食、纸张等费用任意摊派赔累；开封时如果有短少，就责令赔补。到这时彻底革除以前的弊病：县里指定柜书一人，选择老成者充任；在柜台收银后出票，并把票号登记在流水号簿中。里甲到柜台完纳银两，按照规定自行封好投入柜中，随即发给印票，令其回去务农。一切收取、拆封、贮存、解送，都由官吏负责，与百姓无关，百姓的困苦于是逐渐缓解。顺治六年，因为兵饷不足，将白粮改折正耗等米，每石一两二钱。顺治九年，奉 旨：江南赋税各项本色，责成布政司每年在一月以前确实查明当时价格，据实估定，申报督抚，并咨报户部查核；同时直接通知所属州县，按照估定的时价征收银两，解交藩司，再选派职官领取银两采购物料，装运解送户部。顺治十年，改折三梭三线布银；其本色布匹都按照当时价格估价办理，改定料价的折色银；应当办理本色并起运的，也随时估价申报，由大吏核实后编定征收。顺治十二年，白粮每石改折二两征收解送。康熙元年，户科给事中柯耸请求实行均田均役法。康熙三年，准许科臣吴国龙的奏疏：凡县里分派给各部的各项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