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通志卷八十七

译学校志 学校的设置，起始于唐尧、虞舜，到成周时期才完备。《礼记》说：“每家有塾，每党有庠，每州有序，每国有学。”学校还有比年、中年、三年、九年的考核期限；学生晋升又有造士、俊士、选士、进士等等级。这大概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始终必须经过的途径；而选拔贤能之士，以供天下各方任用，也由此而来。两汉以后，郡县学校逐渐得到修建和兴办。江南自古相传，游氏在东吴兴起，在圣门文学中首屈一指。所谓南方之学，得到其中精华的人才，经过千百年积累而日益兴盛；【“挟防缀文”及“常倍于他省我”文意不明】国家太平治理一百多年，德政教化的浸润，声教的逐渐传播，遍及海内外，几乎到了家家弦歌诵读、户户研习诗书的地步。历代圣明君主相承，尤其重视作育人才的教化，对江南更为优厚。因此，扩充整顿学校、教育学生使其成才的措施，委曲周详，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士人既登记在庠序学校中，应该怎样磨炼自己、约束修养，以彰明皇帝的声望和德意；记载这些事的人，也应当…… 把这些内容分为若干类别，编成五卷，作《学校志》第四。学宫【一】汉武帝时期，开始下令天下各郡国都设立学校。汉平帝元始三年，设置学官；郡国称为“学”，邑、侯国称为“校”，各置经师一人。东汉光武帝时期，李忠任丹阳太守，因当地风俗不喜好学习，于是兴建学校。晋太元九年，尚书谢石请求向各州郡颁行诏令，普遍修建学校，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北魏天安初年，设立郡县学校。隋仁寿元年，下诏废除州县学校。唐武德七年，下诏各州县一律设置学校。宋庆历四年，因为范仲淹的请求，下诏各州县兴办学校。庆历五年，下诏州县学校不得擅自收容不是本地的人。熙宁四年，州里拨给学校田地十顷，作为学粮。元丰元年，下诏规定各路州府的学官：扬州、亳州各设一员，苏州设一员，江宁府设一员。崇宁年间，下诏县学生三年不参加升试的，革除学籍。各路举行宾兴防试，辟雝中唯独常州中选的人最多，知州和教授特别升迁一官。元至元二十三年，设置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下诏江南学校原有的学田，恢复拨给，用来供养士人。至元二十五年，尚书省大臣上奏，命令江南郡县学校学田收入中的余剩部分，储存在集贤院，用来供给才艺出众的人，朝廷采纳了。至元二十八年，命令江南各路学校和各县学校内设置小学，选拔年长而成熟的士人教授学生。至元二十九年，下诏江南州县学校的学田，年度收入听凭学校自行掌管；除春秋释奠外，用来供给师生以及无所依靠的士人。明洪武二年，下诏府、州、县都设立学校。府学学生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天供给廪膳，并免除其家中两名丁役的差徭。洪武十五年，颁行释奠礼仪。向先师孔子致祭的仪注，颁行于天下府、州、县学校；各地祭祀都由正官行礼。有布政司的地方，就由布政司主持；分献官则由本学儒职和年长有德的儒士充任。每年春秋两季的仲月上丁日举行祭祀；每月朔日、望日，郡县长官以下都到学校行香。洪武二十六年，向天下颁发大成乐器。永乐四年三月，皇帝亲自到孔庙拜谒。【附】《成祖视学记》：我听说帝王兴起，首先一定要举办学校、推行教育，以崇尚道德、弘扬教化、端正人心、造就天下人才，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唐虞三代的盛世，大都由此而来。我的皇考圣神文武钦明启运峻德成功，渡江后首先建立学校，亲自视察孔子庙，每天引领儒臣讲论经义，探求古代圣人的道理，亲身实践、努力实行。等到统有天下，立即下诏府、州、县都建立学校，天下士子云集京师。又在鸡鸣山南面新建庙学，亲自制定教条，颁布于朝廷内外；又命令天下增加生员名额，免除生员家庭的赋役；府、州、县都按春秋两季祭祀孔子，并赐给乐舞。道德教化广泛传播，海外各国也都派人来入学，教化的隆盛，比古代更为盛大。我继承大统，仰遵成法，于是永乐四年三月初一日，亲自到庙庭拜谒先师孔子。祭祀前三天下雨，举行祭祀的前夕，卿云散去，天空澄明，星辰明亮。到早晨，天空肃穆清澄，明亮的旭日鲜明秀丽。我在庙中行释菜礼，退下后就到彝伦堂，文武群臣都侍立左右，师儒坐在席上，诸生按次序排列在堂下。命祭酒胡俨等依次讲解经书，礼成后回宫。学校是用来阐明道理的。道的本体广大光明，可以与天地日月相配，但它的实际内容并不离开日常生活。孔子向上承继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治道，向下为后世树立纲常，使太平之道流传无穷。世人举行极其尊崇的礼仪，并不是对孔子有所增益，只是要彰明他的道理极其广大，天下一日也不能没有它。于是借皇帝视察学校之机，谨慎地叙述尊崇孔子的根本缘由，刻在庙中的碑上。】正统元年，开始设置提督学校官，南直隶由御史担任。嘉靖三年，命令增加应天府学廪膳生和增广生员名额，各二十名。嘉靖二十一年，题请批准直隶金山卫学设置廪膳生二十名。万历六年，命令南直隶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和滁州、徐州、和州三州的提学，由江北巡按兼任。万历十二年，命令南直隶提学御史仍兼管江北。本朝顺治九年。命令礼部向天下学校颁发卧碑。碑文说：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除他们的丁役和钱粮，优厚地供给廪膳，设置学院学官来教育他们；各衙门官员都以礼相待。总的目的，是培养成贤才，供 朝廷任用。各位生员都应当上报 国家的恩德，并在下面树立良好的人品。所有教条列在后面。一、生员的家庭中，如果父母贤明有智慧，子女就应当接受教导；如果父母愚昧鲁钝，或者有不正当的行为，子女既然读书明理，就应当再三恳切劝告，使父母不至于陷入危亡。一、生员立志，应当学习做忠臣、清官。书史记载的忠贞清廉事迹，必须互相讲习研究。凡是有利于国家、危害百姓的事情，更应当留心。生员存心忠厚正直，读书才会有实际用途；出仕后一定能做良吏。如果心术邪曲刻薄，读书一定不会有成就；做官一定会招来祸患。做损害他人的事情，往往也会自取灭亡，应当经常反省。一、生员不可以求托官长、结交权贵，以图谋出身进用。如果果真心地善良、德行完备，上天知道这些，一定会给他福报。一、生员应当爱惜自身、忍耐性情。凡是有司官署，不得轻易进入；即使有切身之事，也只许家人代为申诉，不许干预他人的诉讼，他人也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译一、求学应当尊敬先生。先生讲说时，都必须诚心听受；有不明白的地方，应当从容地再问，不得妄自争辩诘难。做师长的，也应当尽心教导训诫，不得懈怠。一、军民一切利弊事务，不许生员上书陈述。如果有一言上书建议，就按违 反制度论罪，予以黜退、革除并治罪。一、生员不许纠集党徒、多人结盟结社，把持官府，强行干预乡里的事务。所作文字也不许擅自刊刻；违者听凭提调官治罪。康熙二十三年。御题“万世师表”匾额，颁发下来悬挂在大成殿；又颁 御制《学校论》，说：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端正人心、敦厚风俗更急迫的。其方法在于把崇尚教化放在首位。学校是教化产生的地方，是要把百姓纳入规范法度的。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人到八岁，从天子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都进入小学；到了十五岁，从太子、诸王之子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俊秀，都进入大学。大概从家庭直到国家，没有不设学校的；从天子直到庶人，没有不学习的；从幼年直到成年，没有不学习的。学校都以《诗》《书》《礼》《乐》为根本，以干戈、羽籥作为礼乐的文饰；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由此体现，六德、六行的教育也由此取得。这样可以规范耳目手足的举止，调养内心，使人恢复本性，从而实现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大事业，可以说完备到了极点。因此当时的君子履行诚信、思考顺理，以侍奉上位者；小人也都乐于遵循礼法，以违法为可耻。不必施加鞭挞刑罚，而天下大治便兴起了。后世学校逐渐扩大，成为博士的途径也逐渐繁多，因此立教的方法失去了先王的本意。在其中求学的士人，只把学校当作谋求利禄的阶梯，想要实现道德修养，岂不是很难吗？况且如今所谓的教育，只不过是诵读罢了，又不能切实用力，来防止他们放纵、偏邪、奢侈的心，使气质充实、见识明达，逐渐求得恢复本性；这样怎么能成为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呢？所以说：上面教化隆盛，下面风俗才能形成；上面教化不明，却想使下面风俗形成，就像倒退着走却想向前进一样。教化是治理的根本，学校是教化的源头。想要敦厚兴盛教化、振兴学校，方法在哪里？就在于务求根本，不追求枝末；崇尚实际，不致力于浮华；把内在的品行放在首位，不急切追求声誉；把经学作为要务，不在文辞上琐屑用功。这样做，对于圣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路，大概就相称了。万历四十一年，颁发 御制《训饬士子文》，说：国家建立学校，本来是为了兴行教化、培育人才，这是极其优厚的制度。我 登临帝位以来，尊重师儒，重视学校；近来又慎重选任学使，整治剔除弊端，务必使风俗教化修明、贤才大量涌现，差不多实现《棫朴》所说造就人才的用意。可是近年来士人的习气不端正，儒者的成效很少显现，虽然有内外臣工执行不够完善的原因，也由于你们诸生积弊已久，突然难以改变。现在特意亲自制定训言，再次加以警告训诫，你们诸生应当恭敬听取。历来求学的人，首先要树立品行，其次才涉及文学；学术、事业的先后本末是有次序的。你们诸生幼年听受家庭训诫，长大进入学校，早晚诵读，难道没有讲习研究吗？一定要亲身修养、实践，磨炼品行、严守界限；以孝顺为本侍奉父母，以忠贞立志；穷究经书、考核学业，不要混杂荒诞之谈；选择朋友、亲近老师，全部化去自满之气；文章要归于醇正典雅，不要追求浮华；行为举止要合乎规矩，尤其要防止放荡逸乐。读书人的衣襟如果轻佻放纵，自古就受到讥刺；假如行为有亏，即使读书又有什么用？至于存心不善、行为多有过错，或者散布流言、胁迫官长；或者隐瞒粮赋、包揽诉讼，出入公门；或者唆使奸猾之人，欺负孤儿、凌辱弱者；或者招集同党，结社邀盟。像这样的人，名教不能容忍，乡党也不把他当作人看待。即使侥幸逃脱鞭笞等滥刑，私下扯破衣襟又把它收回内心，难道不会惭愧吗？何况乡试、会试和科举功名，是选拔人才的大典，关系尤其重大。士子果真有真才实学，何必担忧困顿而不能遇到好时机？却只顾标榜虚名，暗中沟通声气，凭借诡诈手段求得机会，完全不顾自身和家庭；又有的篡改乡贯，希图进取，喧嚣争竞，谋取私利。种种弊端，实在令人痛恨。况且士子刚开始取得出身，尤其贵在端正；如果一开始拜见献谒就已经作奸犯科，那么将来败坏操守、逾越法度，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又怎能指望他们秉公持正，为国家筹划建功，担任后先疏附之选呢？我之所以施恩于你们，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恳切告诫。现在训言颁到，你们务必共同体察我的心意，谨慎遵守明训，对一切问题痛下决心改过反省，争相自我磨炼，积累德行、勤奋学习，以求上进。国家每三年选拔造就人才，以束帛、弓旌征召贤者，不仅你本人有荣耀，就是你的祖父、父亲也会增添光彩和恩宠。遇到时机而得志，难道还要等待别的求取途径吗？如果仍把它看作具文，苟且拖延而不警醒，毁弃原则、迎合邪曲，自暴自弃，那么就是你们顽固无知，始终不能接受教导。既辜负栽培，又触犯罪过，王法明明存在，我也不能替你们宽免了。从今以后，内则国学，外则直省乡校，凡是学臣、师长以及负有教育责任的官员，都应当召集诸生，多方督促劝勉，以符合我的心意；否则不能修好职务，罪责也难以逃脱。不要说我没有预先告诫。你们众多士子，都应当恭敬听取。康熙四十三年。御制《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恭敬地建碑亭，位于学校内。】康熙五十一年，奉 旨将先儒朱熹升入殿内，附祀于十哲之后，改题其牌位为“先贤”。康熙五十三年，以宋儒范仲淹陪祀，称为先儒。雍正元年。谕令内阁、礼部加封 先师孔子的五代祖先为王爵：肇圣王木金父、裕圣王祈父、贻圣王防叔、昌圣王伯夏、启圣王叔梁纥；改启圣祠为崇圣祠；东西两庑增加宋儒张迪陪祀。雍正三年。御书“生民未有”匾额，颁发并立于文庙。下诏郡县两次祭祀增加使用太牢；又 下诏增加先贤蘧瑗、林放、秦冉、颜何、牧皮、县亶、公都子、乐克、公孙丑、万章，以及先儒郑康成、诸葛亮、范宁、尹焞、黄干、陈淳、何基、魏了翁、赵复、许谦、金履祥、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陪祀。提升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为先贤。两庑中，东庑以蘧瑗为首，西庑以林放为首。依次排列先贤、先儒共一百二十三人的位次。钦命颁发保存于学校的书目。

译《上谕十六条》【康熙二十四年颁发】；《周易折中》；《朱子全书》【康熙四十九年颁发】。【康熙四十九年颁发。】《御制万言广训》【雍正三年颁发】；《朋党论》【雍正二年颁发】；《瑞谷图》【雍正五年颁发】；《上谕》【雍正八年颁发】。圣祖御纂《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性理精义》，共四部。雍正九年，布政使司刊刻大板，储存在各省、直隶府学，听凭人们刷印。《御制平定青海碑》【雍正三年颁发，恭敬地建碑亭于学校内。】各府、州、县入学名额的定例。本朝顺治五年，规定府学名额六十名，其中大学四十名、中学二十五名、小学十二名。顺治十五年，规定府学名额二十名，其中大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八名。康熙二十八年，规定府学名额二十五名，其中大学二十名、中学十六名、小学十二名。雍正元年，规定在人文最盛的地方，大 学按照府学的规定，中学按照大学的规定，小学按照中学的规定。武童参加岁试、科试以及合并考试的名额，府学取二十名，大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八名。雍正四年，苏州、松江、常州、淮安、扬州、太平六府州分县的文武生员入学名额，与原县各分一半。雍正十一年，升徐州为府，以州治设置铜山县，府、县入学名额与各府相同。雍正十二年，寿州分置凤台县，入学名额由县、州分配。雍正十三年，升颍州为府，以州治设置阜阳县，府、县入学名额与各府相同。江宁府。江宁府儒学在府治内。北宋在钟山山麓设置学校，天圣年间迁建到府治西北，景祐年间迁到府治东南，元代沿袭这一设置。明洪武初年改为国学，洪武十四年另在鸡鸣山下建国子监，于是恢复为应天府学；正德年间重修。【附】王守仁记：应天是京兆，它的学校大概是东南地区教化的根本。明朝初年把这里作为太学，到洪武辛酉年才开始改建；宣德己酉年再次修建，从此以后逐渐破败。正德年间，士人申诉，府尹张公宗厚开始商议重修，不久便调任中丞离去；现任中丞白公辅之接着担任府尹，才得以更换朽坏、振兴衰颓，把未完备的地方大加修整，又从自己的俸禄余钱中增置若干楹石栏，设置在棂星门外。当时府丞赵公时宪也同心协力、参与筹划，所以荒废数十年的学校一旦修整兴办，面貌焕然一新，师长的风范和士人的气势也都受到鼓舞而振作，连同庙学一起更新。教授张云龙，训导戴章、陈义、黄森、何奎、邢越以及全学二百多名士人，撰写文章叙述两位官员的功绩，请我作文作记。我既不能推辞，便对他们说：“众位老师、众位士人，你们知道两位官员修建学校的功劳了，也知道亲自修养自己的学业来成就两位官员功业的人吗？” 设置师儒，划分斋舍和庙宇，彰明仪式器物，备办廪膳厨房，这些是国家建立学校的工作；修补破败，更新腐朽墙垣，补给匮乏，警戒懈怠，这是主管官员修整学校的工作，却不是士人修学的工作。士人求学，是为了学习成为圣贤；圣贤之学，是心性之学。以道德作为土地，以忠信作为根基，以仁作为住所，以义作为道路，以礼作为门，以廉耻作为围墙，以六经作为门窗，以四书作为阶梯；这些都从内心求取，不借助财物费用。这样的事情不也容易吗？在自身上修养，不借助雕刻装饰，功效不也简便吗？落实到行为上，没有什么不能包括，用处不也很大吗？三代的学校都是这样。我国虽然以科举取士，但建立学校的本意难道与三代不同吗？学校不能建立，是国家的过错；不能修整，是主管官员的责任。学校既已建立、修整，而士人居于其中却不立志修学，这是老师的过错，也是士人的耻辱。两位官员修整学校，已经尽到了主管官员的职责；众位老师、众位士人，难道不也应当共同修养自己的学业，以远离过错和耻辱吗？难道不应扩充你们的道德根基、厚实你们的根基、安顿你们的仁德居所、打开你们的门户、巩固你们的墙垣，学业有成后把它充分施用于世间，从而上可以庇护天下，其次可以庇护一省一郡，再其次也可以庇护乡里家族，以期不辜负国家建立学校的本意和主管官员修学的苦心吗？” 如果反而荒废仁德的居所，舍弃正道，根基毁坏、墙垣倾颓，却依仗圣贤的门户来做奸邪之事，那么学校就成了坏人聚集的场所。这样就是朝廷建立学校，士人却倾覆它；主管官员修整学校，士人却毁坏它，究竟是存着什么心呢？应天是首善之地，豪杰俊伟之士前后相继；这里文采灿烂、才艺卓越、科举兴盛，本来就是它的特点，其中有些事我不屑于说。因此我借学校更新之举，赞美众位老师和士人欣然具有革新的志向，并将以圣贤之学进一步引导他们。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又于嘉靖十年增建启圣祠、敬一亭，贮藏六箴碑，各县也如此。万历年间重修。【附】焦竑记：应天府学在府治东南的侧面，山环抱、淮水依凭，占据都会的胜景。宋景祐年间设置。我国朝高皇帝在金陵定都，曾在这里设置国学；等国学建成后，下诏仍改为府学。此后名卿材大夫接连入朝，文质彬彬，号称极盛。近来万历丁亥年，济南周公继任巡抚来到这里，担心学校逐渐懈怠、士人轻佻放纵，于是把庙学全部翻新。那里有楼、有亭、有桥，另有周公所创设的建筑；距今不过十多年，却已有一半毁坏。

译己亥年，诸生朱万选、童廷观向大京兆熊公、张公、徐公进言；他们以事务繁多、无暇顾及学校事务为疑。不久，京兆公到学校拜谒圣人，说这里如果不整饬，就无法体现明天子劝学兴礼、从京师建立首善之地的用意。于是巡视考察，召集工匠、备办材料，命典史喻棨、王汝宠监督工程；年长百姓徐文模又捐出财力，与两位生员共同帮助完成。费用由官府供给，工程不扰害百姓，经过九个月便完工。木构、砖石、黑漆和白垩，庄严而不浮华；重重门扉、曲折围墙，以及殿堂、厨房、廪舍，收藏经书祭器的地方和师生住所，都高敞壮丽、庄重雅正，为当时各处之冠。士绅学士奔走踊跃，按礼进献，弦歌诵读大为兴盛。京兆公感叹士人可以与学校共同进步，认为我是本郡人，便让我作记。我认为，圣人的道理人人本性中自有，但必须经过驯养、磨炼、熏陶，宽缓从容、历时日久，直到礼让兴起、风俗醇美，才算学业有成。明朝兴起以来，和乐地造就人才，已经有二百多年；尊敬尊长、亲爱亲人，天下都受其感化。即使农夫野老，也知道在田亩之间自我奋发，何况在儒学馆中求学、受到菁义教化的人呢？何况身处日月首先照耀的光明之地，像留都这样地方的人呢？古代的事姑且不论，就是近来出自这所学校的人，如杨刑侍、傀太宰，以器量见识著称；梁端肃、周襄敏，以政务才能显名；丁中丞、景宫允，以驯谨品行倡导；顾司寇、陈翰讲、刘清惠，以文学著称。这些人本来就是瑰奇博大的才材，建立了光明俊伟的功业，品行高峻、声望尊崇，显赫得不可磨灭。即使权贵幸臣当朝，皇帝车驾远行，时局发生变化，张文僖、何尚宝等人也不难以九死来殉道，仍能使奸人额头出汗、转脸回避，惊惧地不敢妄动。人们只说是山川凝聚灵气，使忠孝世代美盛，哪里知道君上的功德涵养熏陶，成就他们竟然如此深厚？众位士人有幸生在这里，圣贤的典范就在眼前，而京兆公又专心致力于教育，比前人更加用心。众位士人还应更加努力学习，将来登上朝廷高位、成为九卿宰相，希望成为当世伟人。即使不能通过科举，也应当磨炼名节，鼓舞振作，使自己能够在后世列名，希望不愧对乡里的先哲和京兆公的心意；这样对于所谓都城人士，才算没有辜负。本来，君上的德行和贤能师帅的教导，都是史官的职责，所以不敢不写下来给后人看，并使他们知道这件事开始的缘由。熊公名某，江西南昌人；张公名某，淮安海州人；徐公名某，苏州吴县人。当时张公因升迁调任离开，而徐公实际完成了工程，按规矩应当一并记载。本朝顺治九年，总督马国柱上奏，将明代国子监改为江宁府学；重修圣殿，旁边设置两庑，前面建立棂星门；棂星门后面改彝伦堂为明伦堂，堂旁设置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将官署改为启圣祠，将国子监坊改为江宁府学坊。此后祠庑逐渐破败。康熙五年，总督郎廷佐、布政司金鋐、督粮道口口口、知府陈开虞重修。康熙十九年，知府陈龙岩重修两庑，共七十二楹。康熙二十一年，总督于成龙倡议修建，同知朱雯代理府衙事务，捐出俸禄修整四座碑亭以及两庑的门栏。康熙二十二年，知府于成龙、教授谢允抡、训导邹延屺开凿疏浚泮池，修筑屏墙。康熙四十五年，织造使曹寅修缮。康熙五十五年，布政使张圣佐相继修葺。雍正十三年，总督赵弘恩重修。【附】赵弘恩记：江宁府学原是明代国子监。我朝定都后的顺治九年，因为督臣马国柱的请求，就在原址改建府学。后来顺治十三年、康熙二年、康熙三十四年重修，规模宏大华美，高大明亮而庄严肃穆；背靠湖泊、带连溪流，钟山、鸡鸣山在左右拱卫对峙。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江宁尤其是重要地方，因此学校宫舍的形势气象，也同它相称。士人到这里瞻仰、弦歌诵读，确实更足以激发他们向往教化、奋发实践的志向。我奉命总督两江，驻节江宁，恭敬拜谒夫子庙庭，看到楹柱、桁梁、椽木、庭院、房屋、门楯因年代久远而无人修治，已经倾斜剥蚀；而主管官员沿袭旧习，只做表面文章，祭祀用的豆、笾、簋、簠和尊、罍不合古法，舞蹈、乐声、仪容也不合节度，这些都不是尊崇圣人、表达诚敬的做法。于是发文命盐驿道孔副使防前往东山，聘请学者修整祭器、乐器，遵照古制制作，尺寸、器具都务求合度齐备；又请工匠到曲阜，选士人学习音乐。过了五十天，仪仗器物已经齐备，便修治庙宇：低矮的加高，倾斜的扶正，修补裂缝、整治简陋，施加丹漆、铺布设彩。又过三个月，光彩明亮焕发，比过去更加壮丽。计算费用二千五百多两，全部由我出资，不敢向别人募捐。仲秋的上丁日将举行释奠礼，于是作文刻在丽牲碑上。国家设置学校教育士人，是为了培育人才、实现治理。我曾考察自古人才，以邹、鲁、齐、晋、河洛一带最为兴盛；到晋室南渡，衣冠望族全部迁到江左，人文兴盛才开始聚集于金陵，并扩散到三吴，从此风气一天天开化。家家讲习礼乐，户户诵读《诗》《书》；他们在文章、道义、功名、节操品行方面的美盛，以及官员服饰车马、显贵冠冕的富盛，常常居于天下之首。难道只是山川所凝聚孕育的人才秀美而长久，也是教化浸染所达到的结果，一月不同、一年更胜一年。可是风俗鄙陋的地方，希望有所开化；原先风气盛大的地方，也希望有所振兴。后来我朝文治广泛施行，即使荒远边地、偏僻水滨，也都建立学校、设置教师，以至边远偏僻之地都有邹鲁之风。鄙陋之地既然日益开化，盛美之地就更应日益振兴，这样以后才能使盛况日益上升，而不必担心衰败。今天士人生在这里，要寻求振兴本地风气的方法，也只有深刻体会国家建立学校的本意，并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它。学校是以圣人为老师；圣人的道理，无论精微还是粗显、本末始终，没有不包括的。读圣人的书来探求圣人的道理，其实又十分简易，事情不超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功夫不超出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和适时实践；也不离开饮食起居。其要旨不过是忠信笃敬，其学说则具备于《诗》《书》《易》《礼》《春秋》。它如此简易，但依此实行，上可以成为圣贤，次之也不会失为少犯过错的君子；违背它，就会被视为禽兽，而它的要求又如此严格。因此建立学校来施行教育，本来足以使天下士人受到善化，成为治理教化的根本。所以从宋、元、明直到我

译【朝，都因袭这一制度而更加谨慎。设置科举选拔士人，把一代官爵名器的重大授予，专门给在学校中求学的人。实在是因为能够读圣人的书，必定能够实行圣人的道理。那么，士人在学校中求学，本来就应亲身实行、诚笃实践，把它作为修身之学；深入探求内心所得，默默体会、默默保存，把它作为心性之学；这样以后才不辜负建立学校的本意。如果只是从事考订诵读，铺陈文章、缀饰华辞，把它作为邀取时誉、猎取名声的工具，那么】【国家又能依靠什么呢？《班史》记载吴地，说汉朝兴起时，汉王兄长的儿子被封在吴地，招致天下游乐的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这类人，在文帝、景帝时期兴起。淮南王招纳宾客著书，吴地又有严助、朱买臣显贵。汉朝的文辞同时兴盛，但它的弊病也显现出来：巧丽而少有诚信。虽然这种说法尚可，但大概也是吴地的大致情形。金陵自孙吴建都以后，六代相继更替，崇尚清谈，王谢家族风流，士人仍有所仰慕。到明太祖在这里开国，遂成为留都。南方官僚政务简省、事务清闲，大多以诗文、饮酒赋诗、歌舞为娱乐；贵族官员车马相从，争相崇尚高雅。那些知名士人，建立文坛、争立门户，奔逐声名文华，却少有实际行动。明朝国运转移，明白事理的人还归咎于此。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这种遗留下来的习气难道还有保存的吗？今天本郡的士风，实在急需振作起来，关键只在于致力于修身之学、心性之学。读孔夫子的书，就切实探求孔夫子的道理；以颜回、曾参为榜样来学习孔子，修习其简易之道而敬畏其严格要求，使自己的学问明白本体、通达实用，确实足以承担名器的重任，辅助治理教化的兴盛，这样才不辜负】【圣天子勤恳训导士人的深切用意，使人才的盛况超过往昔，难道仅仅比较枚乘、邹阳、严助一类人就算胜过了吗？我对这座庙宇焕然一新，寄予深厚希望。因此写下来告诫众位士人。这次工程，负责筹划、测量，防肃办理事务的，是安徽布政使司李兰、督粮道王恕；】【盐驿道孔传焕；负责监督工程的，是江宁府知府张年、理事同知巴都善。】社学：各府、州、县都相同。文庙崇敬祭祀孔子，以四配、十哲以及朱子配享；以先贤蘧瑗以下七十八人、先儒公羊高以下四十五人从祀。【各县学校相同。】崇圣祠崇敬祭祀孔子，五代配祀先贤颜无繇以及孟孙氏四人，从祀先儒周辅成以及朱松等五人。名宦祠、乡贤祠。【各县学校相同。】上元县儒学旧在县治东面。宋景定二年，知县龚蜚英创建。元至元年间，县尹田贤重修。明洪武初年，省去生儒，并入府学。弘治三年，府尹秦崇在河岸增加设置石堤，阻挡秦淮水。嘉靖二年，都御史陈凤梧削平学校后面的高地，建造尊经阁。本朝顺治六年，以旧国子监改为府学，于是以府学作为上江两县的学校，规模都遵从府学制度。康熙五十四年，布政司张圣佐重修尊经阁。康熙五十八年，江苏按察使李馥重修。文庙中建有青云楼。雍正十二年，教谕章玉树主持重修。江宁县儒学旧址在县治内，北宋景定四年由知县王镗建成，元代沿袭未改。明朝初年，裁并生员和儒士，归入府学。本朝顺治六年，与上元县相同，以府学作为县学。句容县儒学在县治南面。唐开元十一年开始创建，在县署东面。宋皇祐年间，知县方俊重建。元丰二年，叶表把县南驿站改造为学校，就是现在的位置。绍兴二十三年，龚涛修缮。元至大二年，县尹赵靖重建。明洪武十二年，知县韩思孝修整殿宇和两庑，设置斋室。洪武十五年，知县韩宗器修建明德堂。永乐十五年，知县周庸节重建棂星门。景泰年间，东庑遭灾，知县浦洪予以重建。成化十四年，知县徐广重建。大成殿：嘉靖四十五年，署理县推官张梦斗把庙宇和两庑向前移了几十步，在后面建造明伦堂、尊经阁。本朝顺治十三年，知县葛翊宸修缮。雍正四年，知县施廷 瓒重修，并修整两庑和各祠。溧水县儒学在大西门内，唐武德年间建造。宣圣庙在县治东面。宋熙宁二年，知县关起迁到崇儒坊。元代升为州学，明代又恢复为县学。知县邓鉴、高谦甫相继修葺。嘉靖十七年，学校被水冲毁。知县陈光华迁到京兆馆东面，由谢廷▯完成修建。嘉靖三十九年，知县曾震又在朝元观旧址建成现在的学校，由周之屏完成。万历二十八年，知县徐必道加以修葺。本朝顺治十三年，知县闵派鲁重修。高淳县儒学在县治东面的通贤门外，明弘治六年创建，到十二年规制才完备。正德七年遭灾，御史徐翼、周鹓重建。万历年间，知县董良遂、丁日近先后重修，知县韩维聪增建。本朝顺治十三年，知县纪圣训重修；康熙三十八年，知县游禄宜重修；五十八年，教谕鲍涟修葺；雍正九年，署理知县朱鹭修建屏墙。江浦县儒学在城东。明洪武十年，知县刘进在浦子口城内创建。二十五年，县城迁移，于是也迁到现在的地方。宣德初年修缮，景泰年间，知县劳钺重建。嘉靖年间，张峯、侯国治改建。此后，王守正、李维樾相继修葺。本朝康熙元年，教谕汪湛斯重修；二十三年，教谕秦松华、训导张士猷重修；雍正四年，知县项维正、教谕朱廷策、训导王防重修。六合县儒学在县治西面，自唐至宋多次迁移。明洪武五年，知县陆梅创建。正统年间有史思古、黄渊修理；成化以后，唐诏、万廷、程董邦政相继修理。原来朝向西面。本朝康熙六年，知县顾高嘉增修改建，改为朝向南面。三十四年，知县吴仲光迁建到小东门外，面对滁河，由监生汪宇等捐助完成。五十二年，知县魏世泰修整正殿、文昌阁、奎璧楼。雍正四年，知县万世良加高扩建大殿，在櫺星门外修建两座牌坊。苏州府

译苏州府儒学在府治内。南宋景祐元年，范仲淹上奏请求创建，并让胡瑗主持教务。建炎年间被兵火焚毁，绍兴以后逐渐修复。元大德初年，治中官王都中拆除旧建筑重新建造。明洪武初年，知府魏观就在旧址修建明伦堂，又扩展地基重新修建。宣德年间，知府况钟重建。又修建大成殿，并在后面修建至善堂、毓贤堂，附设四斋、两廊和学舍。前面有范公亲手栽植的古桧树，后面有尊经阁。天顺年间，知府姚堂修建道山亭。成化四年，知府贾奭创建游息所。十年，知府邱霁改建。先师庙的门、廊庑、桥、池都已齐备。正德元年修建东西两座门，分别称为跃龙门、翔凤门。嘉靖十年，按制度增设启圣祠，修建敬一亭，用来贮藏六箴碑。各州县也都如此。隆庆、万历年间先后修葺。崇祯六年，狂风刮起，庙署、祠宇、桥木、墙垣同时倾毁。巡按祁彪佳、巡抚张国维、推官▯长玗多年增修。本朝顺治十二年，巡抚张中元率属员修葺。康熙二年，巡抚韩世琦、布政司佟彭年修治；七年，巡抚马祜修治；十六年，巡抚慕天颜修治。二十一年，巡抚余国柱、布政司丁思孔，以及苏松常道祖泽深捐资大修。圣殿宏伟华丽，改观。康熙二十四年，巡抚汤斌重修。汤斌记：国家兴盛、教化昌明，在于端正人心；端正人心，在于崇尚经术。汉代儒者各以专门学问成为名家，师说相承。在《诗》《书》被焚毁之后，还能保存千百篇中的十分之一。那时选拔人才不以辞章为标准，通晓经学、研究古学的人都能被上报朝廷。朝廷确定重大议论、裁断重大疑难时，博士依据经书回答。因此士大夫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之心；孝、悌、恭敬、谦让的行为，即使历经盛衰也不改变，这就是重视经术的功效。宋代濂、洛、关、闽诸位大儒出现，阐明了天人、性、道的源流。因此天下人知道，性不外乎仁义礼智，道不外乎人伦日用。这就是所谓获得六经的精微，继承孔孟失传已久的学问。宋史把道学、儒林分为两传，大概是因为周、程、张、朱承前启后，他们师友传承的渊源不能和一般儒者相提并论。但道学和经学也从此分开了。所谓道学，是把六经四书的旨意在内心加以体会，亲身实行而有所收获；并不是说经书之外另有一种不传授的道学。因此，离开经书谈道，是异端所谓的道；离开心性谈经，是俗儒所谓的经。尊奉洙泗之学，师法洛闽之学，正是端正人心的原因。求学的人必须先明白义与利的区别，谨慎把守诚实与虚伪的关口，那么对于不合道的富贵贫贱，就会明确地不接受、不趋求；在仓促、困顿以及生死祸福之间不能改变，也一定会坚定不移。不要做委曲求全、以小失大之事，不要谋划走旁门小路而苟且求得；宁可笨拙，不要机巧；宁可质朴，不要浮华；宁可方正，不要圆滑。戒惧、慎独的工夫，一刻也不能间断。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弟、为人友的职责，不敢不努力履行。这样，在朝廷上不感到惭愧，在独居之处也不感到惭愧。如此发表议论，自然能够止息邪说、排斥偏见，使乡愿以及杨朱、墨子的学说不能施展；出仕处理政事，自然能够尊奉王道、贬斥霸道，使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政术不能施行。这才是真正的经学，这才是真正的道学。否则只是剽窃浮华，苟且把学问当作哗众取宠的工具，把讲论和践履分成两回事，即使背诵、宣讲先儒的话，又有什么用呢？雍正九年，巡抚尹继善又重修正殿和明伦堂。文庙崇奉祭祀孔子（各县附学也相同）。鄂尔泰丁祭木榜：恭逢丁祭大典，严令各属官司应当准备祭品来告祭孔庙，必须提前斋戒住宿。谨按，至圣先师是万世的师表。官员穿戴冠带，聚集在圜桥。天子有临雍的典礼，春秋两季到了仲月的上丁日，举行释菜礼。宫内命令公卿子弟参加，宫外则交给有关官司办理，各地长官主持典礼，制度极为严肃，谁敢懈怠？本司受任为屏藩，负责典礼和守护。以前遇到春祭，我亲自斋戒沐浴，住宿在学宫；先命儒官核校文书、整顿祭器。由此才知道，有的牲畜已经宰杀，已经失去了告祭时保持完整洁净的心意；祭物也未必都肥美，更违背了牲畜硕大繁盛的意义。有时连帝王供品的定额也不能充足，竟按先后挪用额数，珍品无法备齐于豆笾之中，以致盐腌菜蔬层层堆叠。又听说各学也有同样风气，不知道共同竭尽精诚，只知道照办旧例。甚至尊彝酒罍没有备齐，谁能详察犠象的形制？琴瑟虽然陈列，却没有人辨认敔、箎的形状。观看的人挤得像墙一样，任由他们喧闹；祭祀的人如醉如痴，颓然像聋子瞎子。一尊酒刚刚献上，满庭的庭燎却已经没有光；三献礼还没有结束，两庑的灯光已经熄灭。于是笾、铏、簠、簋全凭颠倒错置，祭席上鹿兔祭品同杂草混在一起，好像遇到冲天而起的鹯雀，彼此争夺肥美之物。此事一半是承祭官的家人拍地喧天，哪里还顾得上纠正仪礼的斋长？廪生、增生、附学生员个个怒发冲冠，同隶属的膳夫一起怀着强横之心染指祭品。凡是这些情形，罪过哪里数得清？都因约束不严，也因为亲身实行得不好。没有想到主持祭祀者身受一命之职，幸而得以窥见圣人门墙；分献者所任职务也关系到泮宫祭祀，本来是掌管泮宫祭器和祭品的，平时不知道教化引导，已经受到尸位素餐的讥讽；临事又不能谨慎恭敬，难免有旷废职守的过错。因此告诫郡守、州牧、县令等职官，也用来警戒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人员。今后都要专心尽力，辅助完成大典。祭前三日，牲畜都要按规定供应；祭前一日早晨，各种祭品都要陈列在泮璧之前。斋戒沐浴后，到明伦堂前观看、演习乐舞和歌唱；检点计量，务求洁净，退下后穿寝衣，在尊经阁旁收敛精神。这样或许能够做到真诚恭敬，日夜勤谨，无所怠慢、无所过失，使神灵和人都能来临。现将这些条约再次申明，颁发给各学宫如下：一、既然奉祀肇圣等五王的神位，不仅簠簋笾豆应按数增设，牲畜也应各增加四头。有人议论合用一头牲畜，这种说法不能听从。考察典礼，只有配享者才可以共用牲畜；专门主祭者没有共用牲畜的礼制。《尚书》说：“文王骈牛一，武王骍牛一”，这是明确的证据。从三代到汉唐，都没有听说共用牲畜的说法。

译唐代祭祀五方帝，还分别使用五种颜色的小牛，可见所用牲畜不同。只有后汉祭祀青帝、赤帝时共用一头牛，祭祀白帝、黑帝时共用一头牛；共用牲畜并非古礼。唐开元年间，五品以上官员各用不同牲畜，六品以下才共用牲畜，哪里有王爵神位却可以共用牲畜的道理？各项都按规定增加一头，成为五头即可。一、祭祀所用牲畜和祭品都有定额，每一种笾都不能缺少，何况牲畜还要亲自割取以告祭神灵？取其血和毛，是为了告知牲畜完整。既然已经宰杀，难道还能进入学门吗？猪称为刚鬛，注说猪肥，鬣毛就刚；羊称为柔毛，注说羊肥，毛就细而柔弱。这就是称为博硕肥腯的由来。难道可以用瘦弱不堪的羊猪来祭祀，灌以酒水充作牲牷吗？已经宰杀尚且不可，瘦弱也不可，何况可以缺少定额、拿来肥满吏胥的钱袋吗？《月令》说：“祭祀牲畜不用母的。”又说：“命令宰夫、祝官巡视牲畜，察看是否完整，检查饲料，观察肥瘦，辨察毛色，必须比较类别、衡量大小，察看长短，都合乎尺度。五项都完备适当，上帝才会享用。”注说：“上帝尚且会欣然享用，何况众神呢？”今后各官都必须提前三天亲自到学宫，依法察看牲牷，然后核对数目，交人放牧饲养以待祭祀。祭前一夕亲自宰割，吏员即使奸猾，又能施展什么手段？一、各学祭器、乐器都要按照《阙里志》修理整齐，不得因条件简陋便敷衍从简。已经完备的暂且不论，尚未完备的，由该学教官考察图式，移交有关官司设法捐资置备。如有关官司推诿不肯捐备，准许该教官据实详细申报，以凭裁定。如有关官司新置器物并且完整，也准许该教官详细说明，以凭嘉奖，使人知道他留心正务。一、丁祭前数日，集合乐生、舞生演习熟练；前一日，参加祭祀的官员亲自一同前往观看，不得草率从事。一、丁祭前一夕，凡参加祭祀、在学宫斋宿的官员，不得有一人在本衙署私自住宿。一、丁祭当天，庭燎、灯烛务必明亮如白昼；祭祀结束后，除神位前的灯烛外，官员不得各自张灯。一、丁祭当天，櫺星门内不得容纳任何闲杂人。所有事务只许学书、干办以及谨慎小心的门斗二人办理，最多四人照应灯烛。官员的仆从等一律在门外等候，绝不许仆从拿着灯、夹垫跟随上殿或进入两庑行礼。君师本是一体，请不要自行招致罪责，增添失礼的过错。一、丁祭当天，既然不许容纳闲杂人，自然不会有抢夺祭烛和祭品的人。倘若仍有人藏在门内，乘机抢夺，应按盗贼论处，立即擒获，押送有关官司依法严加追究。一、学宫北面是圣贤神灵所依托之处，不仅丁祭时应当修治清肃，平时也应洒扫洁净。近来见学宫以内栽瓜种菜，学圃成了浇灌之地；又晾被晒衣，堵塞诸生往来的道路。甚至朱红的楹柱、雕刻的椽子只供蝙蝠栖息，飞檐高翘的屋宇尽成鼪鼯的巢穴；蛛网尘埃堆积，庙宇面貌埋在尘垢中；鼺兽粪便成筐，腥臭污秽传到宫墙之外。这些事情都已习以为常，久而久之竟视为当然，甚至先儒先贤两庑的神牌倒置，乡贤、名宦两祠的神位倾倒破败，若不是其子孙，还有谁来过问？再加上朽坏蛀蚀也无人理会。你们这些学官所掌管的职责，诸位门役又做了什么？今后教官要随时巡察，务必令门斗分班轮流值守，每天清扫学宫内部，绝不容有一丝尘垢，才不至于有负职守。务必谨慎，不要忽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斛〕 崇圣祠、名宦祠（各县附学也相同）。明代陆粲《名宦祠议》：谨按，苏州府学名宦祠所祭祀的古今监司、守、倅等官共有若干人，其中有六人实际上与苏州无关：王魏公旦、富韩公弼、欧阳兖公修、苏端明轼、陆丈安九渊、李文靖侗。这些人都是贤者，离开任所后却在苏州得到祭祀，是不懂礼制、没有辨明疑惑的结果。祭祀是国家大事，将用来彰明功勋德行，劝勉忠孝，表示爱敬，作为百姓的准则，不可不谨慎。古书说：“鬼神不享用非其同类的祭祀。”又说：“不是自己的鬼神却去祭祀，是谄媚。”这些君子从未在这里任官，虽然声名和实际功业显著，但恩惠流传到苏州并不专属于苏州，在这里祭祀他们就违背礼制了。有人说：这些君子的言行功业符合祭祀的义理，正是所谓以功劳安定国家、以法施于百姓的人，他们应当得到天下祭祀，何必拘泥于苏州？陆粲认为不对。按照礼制，只有天子拥有天下，祭祀才能无所不通。凡是拥有封国的人，祭祀山川百神，都不能超出本国境界。术成公想祭祀相甯俞，说：“相甯氏不能在这里享受祭祀已经很久了，不能夹在成王、周公的命令之间。” 祭祀楚昭王时，楚王患病，占卜说：“是黄河作祟。”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黄河，楚王说：“三代规定祭祀，祭祀不能越过望祭的范围。长江、汉水、睢水、漳水，是楚国所望祭的对象；黄河不是楚国获罪的水神。”最终没有祭祀黄河。如今主持祭祀的是郡守、郡丞。郡守、郡丞的品秩不过相当于古代诸侯，诸侯祭祀不敢超越本国，而郡守、郡丞却可以祭祀别处的贤人，认为这合乎礼制，难道也有依据吗？现行制度中，只有孔子作为儒学之师、众儒之宗，可以接受天下共同祭祀。其余如皋陶、伊尹、伯夷、太公之类，尚且不能和孔子相比；他们的祭祀都不能超出其乡里和受封土地，这是礼制的节限。这些君子即使略有孔子的圣德，虽然贤能，也不能比肩皋陶、伊尹、伯夷、太公，却在不属于他们的地方接受祭祀，实在违背礼制。追究他们最初为何得到祭祀，已经无法知道，大概是当地人喜爱贤者，借此寄托爱敬之情；或者他们的门人子弟曾在苏州做官，因私情将他们附祀于此，后人于是沿袭下来。与懂礼的人一起改正，也就可以了。有人说：这些君子的祭祀列在学宫中，当地人习惯听闻，已经三百年了；如果有一天撤去，必然惊扰民众听闻，也会伤害忠厚之道。

译与其明知错误却将它撤去，难道宁可明知错误仍保存它吗？陆粲又认为不对。非礼的礼仪，君子并不看重。孔子说：“难道曾说泰山不如林放吗？”如果认为死者没有知觉，又何必祭祀？如果认为死者有知觉，这种做法也会使人内心不安。然而人们都不加过问。君子以德爱人，小人以姑息爱人。如今施行非礼的礼仪，既亵渎贤者，又违背先王经义，还超越当代制度，这不是小过错。不赶快纠正，却沿袭小人的姑息，并把它当作忠厚，也太鄙陋了。况且苏州自汉代以来，监司、守、倅中贤能而未获祭祀的还有很多，应该选择其中合适的人加以祭祀，停止那些不应祭祀的人，这在道理上才恰当。并且要使百姓知道礼制的严格：即使贤者也不能僭越冒受祭祀。这样或许可以禁止淫祠，黜退不合资格的人，以此显示风教的根本。就从这座祠开始。乡贤祠（各县学相同）。吴县儒学原在县治东南，宋景祐年间开始建立，绍定初年改建到府城西面的宾兴坊。元至正十九年，平江路总管周仁、县尹张经主持，雕琢石头建成大门。郑元祐《儒学门铭》：天下郡县的学校没有比宋代更兴盛的，但它的开端也出自中吴，大概范文正公以自己的住宅建立学校，聘请胡安定为教师，文教从此兴起。至于吴县学，考察李宗谔《图经》说，文宣王庙在县衙东南，就是今天三皇庙所在的旧县治。绍定初年，知县赵善瀚才在郡城西南的宾兴坊建立学校，距离姑苏驿不到一百步，它的兴废、迁移、变更大体都可以考见。宋代以杭州为行都，中吴是三辅之地，县学应当比邻县宏大；然而它背靠城西一隅，地势十分狭窄，从宋代直到现在不断加以修缮。至正十九年，平江路总管周仁、县尹张经都把兴办学校视为自己的责任，看到学宫外门日渐毁坏，便开始雕琢石头制作门的横梁和立柱，上面刻画日月，石质坚固挺拔，两侧用墙围护，华美宏敞，足以称为子男爵位县的学宫大门。代理学事卢熊和学校人士都说，县里有学校已经很久了，却从未有过石门；若不是二位侯长竭力兴学，也不会达到这种程度。于是为它作铭说：吴县有学校，由宋代开始完备；宋朝社稷已经倾覆，学宫却保存下来。学校有大门，用来郑重地管理开闭；因陋就简，这种状态大概已经历经数代。郡守周侯承接古人遗爱，张县令、佐侯，百姓共同拥戴。雕琢石制横梁和立柱，建成学校的大门；石质像玉一样，温润光泽；木材容易蛀朽，石材坚固才能长久。为什么不由此打开蔽塞，使教化流通？把铭文刻在这里，难道只是记录言语吗？愿后来者来此游览、歌咏，永远发誓不忘。明洪武五年，知府魏观重修。宣德九年，巡抚周忱、知府况钟迁建到县治东南，建成房屋二百三十多楹。成化八年，知县雍泰重建櫺星门。弘治十年，知县邝璠扩展地基。嘉靖二年，知县杨叔器修建讲堂，西斋、号舍、跨街的经阁，并修建防解两坊，工程尚未完毕。五年，知县苏祐完成了这些工程。崇祯年间，知县陈文瑞、牛若麟先后重修。本朝顺治十一年，诏令天下修缮学校。督学石申、教谕夏鼎倡议修缮。十七年，诸生施学先等捐资修建敬一亭，修葺兴贤、仰圣两座牌坊。康熙六年，布政佟彭年捐资修葺。二十四年，巡抚汤斌建尊经阁。四十年，巡抚宋荦命代理县事李宏重修。雍正九年，巡抚尹继善捐出俸禄修理，命县令吴栋、按察司经历陆廷枢主持此事。殿宇、廊庑、墙垣焕然一新。长洲县儒学，宋景定年间开始建立，在府城东北。后来毁坏。元至正年间，县长元童与郡人陆德源创建。明洪武七年，知县宋敏文、张翔修葺。成化九年，知府邱霁扩展东南面的土地，改建学宫。正德年间，提学张鳌将广化寺的土地全部划归学校。嘉靖十八年，巡按舒汀根据教谕萧文佐的建议，认为学校地势低洼狭窄，谋划迁移，于是改用城东福宁寺作为学宫，创建设施全部按制度设置。万历十七年，巡按李尧民重修，规模全部完备。二十五年，知县江盈科修建文星阁。本朝顺治十一年，督学石申修葺但未完工。康熙年间，训导王玢、教谕姚文焱先后完成工程。丁思孔记：古代先王施行教化以治理天下，从党、庠、术、序开始，无一不是学校；而教导他们的人，就是一乡的贤能士大夫。他们熟悉本地风俗和人的性情，因而可以分别那些能服从教化与不能服从教化的人，对前者兴励，对后者屏退；这样人的善恶都显露出来，不再有欺伪矫饰的余地，所以政事得到劝勉，学业得以成就。凡是有才智、勇力、功绩，能够为国家建立宏大谋略、承担重大责任的人，也无不从学校中产生。因此自禅让以来，哪一代不是靠武功平定天下？等到统绪刚刚聚合，没有哪一代不急切地施行、整饬文教，把它作为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基础。这确实是因为教化见效虽然缓慢，但功业可以长久。后来施行日久，儒学与吏治已经分成两条道路，一切治理百姓、经营国家的事务，都认为不必出自乡学所教的六德、六行、六艺之中，而只追求才智、勇力和功绩。凡是古代用来磨砺世人、弥补愚钝的办法，大多被看作迂腐空疏、没有实际用处的虚文，大家相互甩手离去。假如有主管其职的人，小心忧虑，只担心德教不能施行，反而会引起众人讥笑诋毁。这样的人如果不是笃信德教而且意志强固，也会纷纷把它搁置，不敢再谈，凭什么求得人心敦厚、道德凝聚传承呢？

译这不是很难吗？如今有这样一个人，不顾时俗的浮泛言论，毅然把建立教化作为自己的责任，振兴废弛、挽救衰败并付诸实行，这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善于教化的人，就像医生一样。病势危急昏乱时治病，重点在治标；病情平缓时调养，便探求病根。像这样的人，才是良医。不问缓急，只随着病势到哪里就追逐到哪里，也不过是庸医罢了。如今谋求治理而一定从教化上考察根本，这大概就是能够探求根本的人。我所说的见效虽慢而功业可以长久，正是这个意思。况且古今治理的方法，本来有沿袭而没有改变的。古代乡里治理乡里，国家治理国家，并不嫌疑这是私人亲近。后世防范检察更加严格，本地人不得在本乡任官，甚至制定三互法；只有选补学官时允许不回避本籍，这仍然保留了在本乡施教、任用熟悉本地风俗性情者的遗意。然而根据当地风俗来引导人的性情，又有不能一概而论的地方。如今大江以南，例如姑苏，本来就是吴越的一大都会，承接要离、伍胥的遗风，又以延陵季子的辞让节操加以文饰；对于慷慨激烈之事，有时甚至到了危及性命、遍体受伤也无暇顾惜的地步，难道不是明白忧患、独立不惧的人吗？然而教化衰敝、风气奢丽的忧患，大概已经存在很久了。主持教化的人，应当利用当地所长来端正它，针对弊端加以革除。要观察风俗、相互观摩，必定应当从学校开始。我曾考察地方志书，郡中的儒学有三所，长洲学宫的建置最晚，创建于宋景定年间，元至正年间再次建立，明嘉靖年间改设，历年已久，倾圮毁坏成为忧患。训导王君接受主管学校的职务后，感叹学校的衰败，捐出钱财谋求修缮，筹度材料、安排工匠。不久栋宇焕然一新，墙垣全部修整。这就是所谓毅然以此为己任的人吧？有人还说，建立教化的根本在于人心，修建学宫只是外在装饰。难道不知道社稷、宗庙之中，如果不向百姓施加敬意，百姓又怎会因瞻仰、游息而产生观感？假如仪容、器物都任其沦落在猿狖鼯鼠和丛莽之中，又从哪里端正、树立教化的根本呢？我丁思孔才疏，主管这个地方，战战兢兢，只害怕没有教养百姓的方法。王君修学完成后，乡里的先生和学校众弟子员都来到我这里，请我为它作记，并且说：‘磨治石碑已经等候很久了。’我赞赏王君的志向，也认为他的见解与我本来就相合；如今幸而遇到 圣明天子光明勤勉而谦逊敏达，留意考察文教；凡内外表彰人才的典礼，一定考察其是否真正有实绩，兴办推行教化，作为考核功绩优劣的依据。这样东吴人士将因这所学校的振兴，知道引导百姓、形成风俗，其根本必定在这里；用它来与古代比闾、党、族的教化相比较，也将能够相合了。王君名玢，是安庆桐城人。康熙四十三年，郡绅顾汧等修理万代宗师坊，彭定求捐资建造三乐堂于明伦堂后。雍正四年，长洲县分置元和县，由教谕专门管理长洲的学务。五年，知县江之炜修缮。正殿于雍正九年由巡抚尹继善捐资重修。元和县儒学与长洲县合用一所学校，由长洲训导管理元和的学务。昆山县儒学最初在县治东面。宋元祐年间，知县杜采迁移。迁到西南面，就是现在的地方。明洪武初年改修。宣德元年，知县罗永年、教谕曹升加以修葺。景泰年间，知县吴昭改建。大成殿在弘治五年由知县杨子器重新修建。本朝顺治十五年，提学张能麟捐出俸禄倡导修缮。康熙九年，知县董正位、教谕吴谧又加以修葺，到十一年工程完成。雍正四年，昆山县分置新阳县，由教谕专门管理昆山学务。雍正十年，县中绅士募资修建正殿、坊门。十三年，新县绅士顾登捐资修建尊经阁。新阳县儒学与昆山县合用一所学校，由昆山训导管理新阳的学务。常熟县儒学在县治东南，前面临着运河。宋淳熙十年，曾棨开始创建；端平年间，县令王爚改建。附：魏了翁重建。《大成殿记》：常熟县学的起始情况，图志散失，只能依据《梁书》中的至和纪年，其他没有可考的资料。庆元三年，县令孙应时因为言偃是本地人，开始在学校祭祀他。新安朱子已经为这件事作了考证。宝庆元年，祠堂迁到学校左侧，但孔堂空缺破坏，荒草丛生，没有加以治理。如今会稽人王爚任县令，刚到任便非常担心没有办法崇尚教化、改善风俗，于是约束、削减浮华弊端，过了一年重新整顿。属邑士人胡洽、胡淳负责办理工程。把孔庙设在左边，庙的南面作为大门，北面作为言偃的祠堂。又在东北面设置本朝周子、张子、二程子、朱文公、张宣公的祠堂。把明伦堂设在右边，东西两侧建四所斋舍，用来安置学生；建两所塾舍，东面用来储藏书籍，祭器、祭服也都收藏在这里；西面用来居住言氏后裔。总共建房一百二十楹有余，并修筑围墙环绕；又增加田地四百亩有余，每年用来补助公家的供养费用。凡是言氏后裔，由官府供给衣食，并聘请老师教导他们。另置田五百亩，用来供应这项费用。将此事报告郡守，又报告给部使者，请求设置廪仓储存。工程始于端平二年冬，次年秋天竣工。于是八月丁亥日在新宫举行释奠礼。郡人叶辅之叙述这项工程，请魏了翁作记。我私下认为，朱子曾经记述子游的祠堂，《鲁论》所记载的二三件事，已经发挥得没有遗漏。我浅陋孤闻，哪里敢再说一句话？但我曾读《礼书》，私下有所见解，因此记述庙学建成之事，并附带说明。至于《檀弓》，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但一篇之中唯独极力赞美子游。虽然对孔门诸子大多有所讥评，又把子游和曾参并列，称许子游而非难曾参之处不止一处，几乎像是有意抑扬。然而考察这部书，大抵是在典礼失误残缺、无从考订的时候，人们有疑问不能解决，就拿来询问子游。因此前后礼典中缺漏的十四件事，都是以言偃的一句话作为可否的依据，这也足以看出他是当时人的耳目。即使有“叔氏太苛”的一句话，表面像是讥刺他，实际却是尊崇他。这样看来，子游因学习礼制而列于文学科，大概三代典章制度的遗存，赖子游才得以保存。唉，他确实是豪杰之士！从前柳宗元说，《论语》记载弟子一定用字，只有曾子、有子不用字，于是认为这部书出自曾门。因为字和子都可以兼称，如门人对孔子，进见时称‘子’，不敢直呼其字；

译退下后谈到仲尼则不称‘子’。其次，也有既称‘子’又称‘字’的，如闵子骞等不止一两人；有的称‘子’，有的称‘字’，又有几人。然而颜回、冉耕直到子游、子夏，最被称为高足弟子的人，只有字而不能称子。‘有子’‘曾子’可以称子，却没有字。就这两方面来说，字比子尊贵。因此《孝经》称仲尼的字、称曾子的子，《礼运》称仲尼的字，却直呼言偃的名。至于子思称他祖父的字，孟子称他老师的祖先的字，流传到今天，称仲尼之字的人，也没有谁敢对此表示疑问。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称字而不称名的只有十二人。而子游、子夏等人的门人，也各自称其老师的字；这种传承到汉初仍不敢轻易以字相称。由此看来，子游作为勾吴偏远之地的人，竟能只称字而不称子，列入高足弟子之中，这又岂是容易的事？如今吴门靠近行都，常熟又是强盛的大县；像子游那样北上到洙泗求学，终于因学习礼制而成就名位。颜回、闵子骞式的人才，千年之间难道终究没有吗？或许只是习俗因循，没有能够振作自己。我们的朱子已经曾经表彰这件事，以此激励后人，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山川风气，古今大概都和人一样。诵读先圣的书，遵循先贤的教诲。唉，他们一定会有听闻这些事而奋发兴起的人，不辜负建立学校、尊崇贤人的用意，读书人应当努力。元皇庆年间，邑人杨伯麟修缮明伦堂，因而扩展地基。宣德九年，知县郭南修建两庑和学门。正统二年，知府况钟修建两斋。六年，县丞陈澄建尊经阁。成化二年，知县甘泽修缮庙学。弘治八年，巡按刘廷瓒重修。万历三十七年，知县杨涟重修。本朝顺治十二年，提学张能鳞修葺。文庙。康熙六年，同知鲁超重建尊经阁。附：鲁超碑铭：圣人用六经教导人，而求学者往往各自获得与本性相近的内容，归根结底只是希望彼此相通。自汉代以来，诸儒各自守护老师的学说，结党同类、攻击异己，彼此抵触，分歧无数。后来才确定以大经兼通诸经的方法来选取士人。自明代直到现在，却专门采用一经。可是我私下认为，选士不一定要求其学问无所不备，教人却希望他兼通诸经。末世求功名的人，勉强钻研章句以希求侥幸获得功名；他们把二经以外的经书看得像侏儒之间语言不通、方形和圆形器物的榫卯不能相合，这就是不从事讲诵、抛弃《诗》《书》的由来。常熟县学的尊经阁，始建于明正统年间，由教谕赵永言倡议，代理县事陈澄完成。后来万历年间再次修建，到现在已有近六十多年了。栋梁倾斜折损，屋瓦破漏，仅存的书册又遭鼠咬虫蛀，登阁游览的人无不感慨。我因采集风俗、考校士子，每次经过这里，就想着捐出俸禄修葺。按察右藩佟公，名彭年；大参卢公，名綋；安公，名世鼎；以及郡守吴公，名道煌；督粮吴公，名江伟；司李龚公，名在升；县令李君，名璞，都乐意捐助。于是召集材料、聚集工匠，工程始于丙午年春天，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学博士沈汝兰，经过一个月便告成，这是顺应众人的意愿。工程完成后，我徘徊瞻望叹息说：常熟是个小县，却能成为南方人文风气的首位，难道不是因为子游氏首先在这里兴起吗？子游属于文学科，而他说学习道术就是爱人，改变政令就能使百姓成为善人；圣人的教化果真在道之外另有一种学问吗？《诗》《书》《礼》《乐》的文章，果真不足以穷尽道吗？如今郡县学校同时修建明伦堂和尊经阁，这是合乎礼制的。孟子说，经典端正，百姓就会兴起；又把杨朱、墨子的危害推说到无父无君。那么所谓道，难道有超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相互交往之外的内容吗？所谓经，不就是亲亲、合义、尊卑有序、男女有别、诚实守信这些灿然明白的道理吗？我世祖皇帝看到了这一点，特意命令儒臣编纂经训。诏令天下贡院都可以用《孝经》来考试士人。皇上继承这一做法，考察古代、崇尚文教，尊重实际学问，天下都受到感化。而我所见各地的佛寺，无论是以珠玉装饰的宫殿，还是青绀色的佛宇，都用来收藏所谓佛经和梵呗文字。至于我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书，即使士大夫之家，尚且不知道应当如何尊崇礼敬。这是为什么重视佛教而轻视儒学呢？大概是玩味经文而不考察其意义，熟习言辞而不落实到自身。这样即使每天取圣人的书来尊崇礼敬，也没有益处。唉！道不能推行，是从经学不明白开始的。我承乏任职于此地，只以备边事务为职责，并不负有教化的责任。幸而承蒙天子仁圣，恩德威势远播，海波平静，我得以和几位同道在这里讲论道理、询问学业。《诗经》不是说过：‘到达海边诸国，没有不顺从的。’又说：‘勇武的虎臣，在泮宫献上敌人的左耳。’我这次修建尊经阁，也算是在实行古代的正道。于是作碑铭说：伟大的圣明时代，美好的德行极其昭著。六经如同彩绣，五典如同美玉。啊，周代的道路，陶冶了我的声誉才俊。何况这里地处海隅，是先哲的故里。三吴风采焕发，千年历史绵延。光明而文盛，弘扬并开启教化。青缥色的书囊、浅黄色的书帙，其中寄寓着圣人的法则；安息的乐舞和舞籥，其中传承着道。没有地方庇护它们，怎能长久保存并宣扬？看看那两家佛寺，雕梁画栋，佛寺的智慧宝藏高耸入云，珍贵经函如玉般收藏。难道这些经典和坟典可以与佛门经典相提并论吗？尊经阁的设置是有制度的。先民所营建的学校，就在原有旧址上加以修善延续；鼓乐齐奏，东壁之学由此彰明。《易》占说栋梁高隆，《诗》歌咏如人踮足而立。虞山吹来清风，琴水呈现虎变之势；龙骧之气由此奋发，近来记载成为麒麟、凤凰、圭、璋般的祥瑞。以孔孟为根本，驰骋追慕羲皇，辅助我朝宏大的福祚，使有名望有德行者流传无疆。康熙十八年，知县林象祖重修。雍正四年，常熟县分置昭文县，由教谕专门管理常熟的学务。昭文县儒学与常熟县合用一所学校，由常熟训导管理昭文的学务。

译吴江县儒学在县治东南，旧学在城西角。宋绍兴年间毁于战乱，知县石辙改建于垂虹桥南。元至正十二年，达噜噶齐哈玛尔氏拉尔锦命乐师选取生员学习庙乐。【附】许从宣《大成乐记》【按：依照周代制度，大胥在春季入学舍采，合舞；秋季颁乐，合声，所以凡是释奠祭祀必有合奏。登歌清庙，下管象舞大武，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月令》说仲春上旬丁日命乐正学习舞蹈、舍采，大概学校的礼乐就是由此产生的。小规模的舍采以进食为主，大规模的释奠以饮酒为主；至于在学校学习舞蹈和乐声并合奏，都是六代之乐。我们的夫子以圣人身份享受南面王爵，历代尊崇他的礼仪颂赞极为繁盛，情意文饰也极为完备，直到今天没有谁能超过。唐贞观年间，太宗以文治国，但他的庙享圣人仪式沿用齐国典礼，只设置轩架之乐和六佾之舞而已。后来开元年间，释奠才开始使用宫悬之乐。至于宋代，崇尚儒学、尊重文教，可以说达到了极点。然而春秋上旬丁日释奠，东序上旬戊日释奠，西序虽有登歌的乐队，至于使用乐器却不用轩悬而用判架，并且不设置舞位。先儒说，有歌唱却没有乐器，不符合古人学习音乐、合舞的本意。于是请求厘正，以表示对圣人的尊崇。考察唐代太子的释奠礼，钟磬悬挂在簨簴上，丝弦乐器齐备，匏笙一同陈列，柷敔配合起止，贲鼓间歇演奏，壎箎相互和鸣，各项都有完整的制度。礼仪将要陈设时，协律郎俯伏后举麾，便奏起《永和》之乐；登歌时则奏《肃和》之乐，气氛雍容肃穆、舒缓和谐，能使人心喜悦、神明愉快，这样的音乐可以说盛大完备了。如今天下各路、府、州、县，没有不设学校的；它们尊崇圣人的方式，无论冠服章饰、殿堂寝室、台阶廊庑，都完全采用王者礼制。至于庙乐的八音，大概还取法于虞廷的《韶箾》；难道不是说后世即使有制作礼乐的人，也比不上虞舜氏吗？吴江作为州，虽然是吴地南北往来的要津，但州治建在江湖之上，风涛翻腾，鱼龙出没；州学又逼近里巷市场，处在垂虹桥南的狭窄地带。庙中奉祀圣人，既有明确制度；如今学校和孔庙虽然都已具备，至于庙乐却尤其缺少。至正十二年，州达鲁花赤哈迷里氏礼牙进任公，以奉议大夫身份来监管本州，建成防门以符合大庙制度后，立即命乐师选取学生学习庙乐，刚到一年，乐舞便大体完备。从《凝安》典礼到变成章法，并与八音一同演奏，丝毫不敢省略，庙乐至此告成。地方贤士中的优秀者前来游观、歌咏，观看庙乐以表达他们的乐声。何况正值乡试等大比之年，他们必定会成为世所任用的人才。至于琴瑟在堂上演奏、笙歌交替奏响，将来甚至会看见蛟龙、鼋鼍、海怪、水兽，以及仰头吃草的马、出水聆听的鱼，都被盛大的庙乐感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扩展并整修其地基，明景防六年，知县贾亮重建。本朝顺治九年至十三年，知县唐增、吴就恒、雷珽和教谕洪天开相继修葺。康熙五年，同知鲁超、推官龚在升、知县刘定国捐资修缮。雍正四年，吴江县分置震泽县，由教谕专门管理吴江县学事务；知县徐永祐重修殿堂廊庑。震泽县儒学与吴江县共用一所学校，由吴江县训导管理震泽县学事务。《江南通志》卷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卷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