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通志卷三十七

译舆地志。坛庙，附祠墓【江宁一府】。江宁府。社稷坛在府治北面的金川门外。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府治东南的双桥门内。敕令修建的先农坛，在府治聚宝门东侧，设置有耤田四亩九分，每年 在仲春月的亥日举行耕耤礼。郡厉坛在神策门外【县级称为邑厉坛】。里社坛、乡厉坛两坛设在各乡。关帝庙在府治西面，雍正五年奉 敕追封关帝三代为公爵，同日在后殿祭祀。城隍庙有两处：一处在石城门内，一处在府治前。奉敕修建的八蜡神庙。刘猛将军庙，两处都在府城聚宝门外的梅冈【以上坛庙所属各县都如此】。【都依照制度】。旗纛庙【各营都依照制度设置】。福吴富农龙神庙在府城钱厂桥，雍正五年依照规定修建。帝王庙在府治北面的钦天山，明洪武年间奉敕修建，用来祭祀历代帝王，如今已经倒塌。三圣庙在府治西北，祭祀史皇、仓颉；又有仓圣庙在雨花台。化龙王庙在府治南面雨花山后。禹王庙在府城保宁坊。武成王庙在御街西面，祭祀太公望。吴大帝庙在清凉寺西面，就是当时的旧宫。晋元帝庙在冶城西面，唐天祐年间修建。忠烈庙在鸡鸣山，祭祀汉代秣陵县尉蒋子文，明洪武年间修建。军师庙在镇淮桥，祭祀诸葛亮。周江乘庙在摄山，相传周江乘是吴代的贤能县令。卞忠烈庙在冶城西面，祭祀晋代卞壶和他的两个儿子卞眕、卞盱。梅将军庙在雨花台，晋代梅赜曾在此驻兵，因此修建此庙。谢将军庙在凤凰台，祭祀晋代谢玄。宋乾道年间修建侯将军庙，祭祀陈侯瑱。瑱曾在烈山下与王琳交战，大获全胜，当地人极力称颂瑱的功劳，于是把山命名为“烈山”，并修建此庙。武烈帝庙在冶城西面，祭祀隋代陈仁杲。南唐时，越人侵犯常州，柴克宏率军前往救援，梦见陈仁杲派兵助战，果然取得大胜，于是上奏请求封号并祭祀。刘忠肃庙在鸡鸣山，祭祀南唐清淮军节度使刘仁赡。后周军队逼近边境时，仁赡镇守寿州，奋力作战，坚守城池。援军断绝后，他的儿子想要投降，仁赡立即将他斩杀。仁赡因病去世。周世宗嘉奖他，追赠彭城郡王；南唐也追赠他太师，谥号忠肃。明洪武年间修建。双忠庙在府治江东门外，祭祀唐代张巡、许远。李王庙在府城东南，祭祀南唐李知诰。曹武惠庙在鸡鸣山，祭祀宋代曹彬，明洪武年间修建。旌忠庙在铁索寺东南，祭祀宋代死于节义的统制姚兴。东平忠靖王庙在江宁镇，祭祀张有严，元至正年间修建。徐将军庙在狮子山，明洪武初年修建。徐将军是乌程人，晋代在江淮一带经商，途中在庐之巢湖溺死，后来成为神灵。巢湖百姓非常恭敬地奉祀他。明太祖渡江时，诸将多次祭祀这位神灵，所乘船只驶向哪里都能取胜；有人把这件事上报，明太祖便命南安侯俞某修庙祭祀。忠烈庙在府城竹街，祭祀宋代节度使牛富。牛富任统制时，守卫樊城六年而未被攻陷。元军攻陷城池后，他投火而死。朝廷赐谥忠烈，并在建康修建此庙。卫国忠肃公庙在鸡鸣山，祭祀元代福寿。至正丙申年，明军攻下集庆路，福寿为此而死，朝廷下诏在城南土冈修庙。明洪武年间又在这里修建。曹南王庙在柴市街，祭祀元代阿喇哈，至元元年修建。明功臣庙在鸡鸣山，祭祀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并以冯国用、耿再成、丁德兴、张德胜、吴贞、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赵德胜、俞通海、华高、吴良、曹良臣、吴复、孙兴祖等配享。国朝袁于令《庙考》记载：《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在鸡笼山修建功臣庙。六月丙寅，功臣庙落成，评定诸位大臣的功劳次序，以徐达为第一，常遇春其次，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冯国用、胡大海、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贞、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共二十一人。下令为已经去世的人塑像祭祀，仍为在世者空置神位。当初胡大海等人去世后，皇上命令把他们的像塑在卞壶、蒋子文的庙中，到这时又在新庙中重新塑像。这项祭祀由太常掌管，载入礼典，二百多年以来从未改变。太仓王世贞独自考证出其中错误，认为明初封为六王的是韩、魏、郑、曹、宋、卫六王。修庙时，韩王、宋王还没有受封，怎么能预先知道他们最终不能全封而把他们排除？黔宁王当时官职不过指挥，怎么能知道他一定会建立大功而突然把他列入其中？这是记事者的错误。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解释？他说：为死者塑像、为生者空置神位的事情确实存在；但后来像韩王、宋王这样的人，不能参加配享。现在的神位次序，是根据永乐初年仍在世的人来书写的。王世贞的考证很详尽，但还没有完全说明。难道只有黔宁王如此吗？最初封的二十八侯，为什么只举出五人？后来封的十二侯，为什么只举出一人？除了蕲国公以外，其余都是有功而等待封爵的人。至于黔国公，他与黔宁王地位相当。若按国史所说，那么所谓评定次序，依据的是什么呢？国史在洪武二年既然说已经评定诸臣功劳，确定祭祀二十一人，那么七年以后就不应再增加；如果以七年以后的增祀为正确，那么洪武二年的祭祀就从未确定。同一项祭祀典礼，同一部国史，前后竟然这样矛盾，这正是所谓用你的矛刺穿你的盾。王世贞认为为生者空置神位、为死者塑像确有其事，我认为不是这样。洪武二年正月，皇上下敕中书省大臣说：“诸位将领跟随我出生入死、竭力效命，开拓疆土；有的共同做事却没有看到成功，有的建立功劳却没有享受到报偿。追念他们的功劳，我心中十分悲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三十八人、八年、一百八人、九年、十三年、二百八十人〕

译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在鸡笼山修建功臣庙，按照他们的封爵排列次序，塑像祭祀。洪武九年七月，皇上又告诉礼官说：“诸将当初跟随我征战，尽力立功，我对于爵位赏赐不敢吝惜。功劳大的封公，功劳小的封侯；死后让他们享受庙食，以报答他们的功劳。”从洪武二年的敕令看，是说为死者塑像；从洪武九年的谕令看，是说以祭祀死者来报答功劳。语意非常明白。如果真有为在世者空置神位的事情，那么建庙之日，难道不应该把这一点明白告诉中书省大臣，却只反复嘱咐祭祀死者吗？罗鹤的记载说：“鸡鸣山庙确定祭祀制度是在洪武十一年。”这又与洪武二年有什么不同呢？《一统志》说：“南京功臣庙建于洪武二十年。”嘉靖年间，科臣、礼官驳斥郭威襄配享的建议，都引用这些作为证据，并且说：“黔宁、东瓯两位公爵当时还活着，这可以证明为在世者空置神位的说法。”然而，宋国公、颍国公、凉国公三位公爵以及长兴侯、武定侯二位侯爵都还健在。像宋、颍、凉三公，难道是先空置神位，后来又把他们排除吗？长兴侯、武定侯，难道是先空置神位，后来来不及补上吗？王景撰写《黔宁神道碑》说：“王去世的第二年，才在功臣庙中塑像，并敕令太常用太牢祭祀。” 现在洪武二十年神位次序已经确定，那么黔宁王的塑像为什么要等到他去世的第二年才塑呢？《传》说：“预先办理凶丧之事，是不合礼的。”《礼记》说：“人在世时就按死后的礼仪对待他，这是不仁，也不可以这样做。”以皇祖的神圣明察，通晓古今礼制而施行典礼，难道会错乱悖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关于为在世者空置神位的说法，我断定它是不存在的。】忠节庙在府城以东三里，祭祀宋代王珙。王珙跟随张浚的军队作战，死于阵中。褒忠庙在南门外报恩寺，祭祀宋代死于节义的通判杨邦义。宋代修建伍相庙于上元县长宁乡，就是伍子胥解剑渡江的地方。董将军庙在上元县治，祭祀宋代董成。董成跟随曹彬攻下江南，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禹王庙在句容县秋干村，另有一座在赤山湖。刘明府庙在句容县东门内，祭祀晋代县令刘超。梁文孝庙在句容东门内，萧统曾在茅山读书，县人因此祭祀他。李卫公庙在句容县治东南，祭祀唐代李靖。武德四年，李靖在丹阳讨伐平定辅公祏。陈武烈庙在句容县东门，祭祀南唐陈仁杲。颜鲁公庙在句容县颜家村，祭祀唐代颜真卿。卢大王庙在句容县西面，祭祀南唐卢绛。沈使君庙在句容县仁信乡，祭祀宋代沈庆之。广济庙在句容县茅山，相传陶弘景曾在这里豢养龙，祈雨总能应验。左伯桃、羊角哀庙在溧水县南七十五里。至圣孔子庙在高淳县东三十里的漆桥，祭祀孔子及五代王。孔子的儿子伯鱼、曾孙子思相继配祀。《文献通考》载，孔子第五十四世孙文升修建此庙，他在自序中概述孔氏世系说：“文升的十二世祖孔桧，唐同光年间为避战乱，从阙里来到浙江温州的平阳居住。又传到第十一世孙孔潼，宋德祐末年任职于建康教职。后来又娶妻于溧阳，携带几个孤儿投奔岳父家居住。《阙里志》载，孔潼生有四子：文升、文昪、文得、文昱。文昱又从溧阳迁居高淳。康熙六年，山东衍圣公派员来到高淳漆桥修建庙宇，设置奉祀人员，春秋两季举行祭祀。” 项王庙在乌江，距江浦县治以西六十里。龙王庙在六合县山上。庙里有一口井，相传井中云气冒出，就会下雨。名宦祠在学宫内。乡贤祠在学宫内。忠义祠在县学宫内。节孝祠在府治三山门【以上四祠所属各县都依照制度设置】。先贤祠原在青溪东面，由宋代制使马光祖修建，祭祀吴防、伯范蠡、严光、诸葛亮、张昭、周瑜、是仪、王祥、周处、王导、陶侃、卞壶、谢安、谢玄、王羲之、吴隐之、雷次宗、刘瓛、陶弘景、萧统、颜真卿、李白、孟郊、李建勋、潘祐、曹彬、张咏、李及、包拯、范纯仁、程颢、郑侠、杨时、李光、张浚、杨邦乂、虞允文、朱熹、张拭、吴柔胜、真德秀，共四十一人，都是在金陵出生长大或出仕游历于此的人。后来祠堂毁坏，明代焦竑向大学士叶向高、李廷机进言，于是嘱托祠祭郎葛寅亮在普德寺后山修建祠堂，增加苏轼一人，春秋两季祭祀。广惠祠在鸡鸣山。宋讷的记文大略说：“考察有关记载，龙阳人张渤在吴兴发迹，在广德显灵，自西汉以来大概就已经有了。有人说他就是张汤的儿子张安世，但颜真卿所记的年代却在新室建武年间。按时代考察，二者不免相互抵牾。至于赐封、加尊号，则始于唐代天宝年间，宋代咸淳年间又有沿袭。遇到旱灾、水灾、疾病和疫病，向他祈祷必定应验。” 汪越国公祠在府治，祭祀隋代汪华。唐代封他为越国公，修建庙宇并赐予匾额。范忠宣祠在旧转运司西面，祭祀宋代范纯仁。嘉定八年由真德秀修建。一拂清忠祠在清凉山山麓，祭祀宋代郑侠【附】明代叶向高《重修郑一拂祠记》：“一拂先生，就是宋熙宁年间上《流民图》的郑侠。罢官回乡后，身边只剩一把拂尘，所以称为一拂先生。先生是本地人，他的祠堂建在这里，是因为他曾跟随父亲在江宁监督征税，并在清凉寺读书，后人便在这个地方祭祀他。嘉定年间改先生名为郑介，如今祠名仍称一拂，是因为本地人已经习惯了，不愿改动。祠堂久已倒塌废弃，金陵太史焦公重新修建后说，先生的声名存在于天地之间，忠义写在史册中，魂魄寄托于名山，祭祀享用于郡国，已经千秋万代不会泯灭了。然而读先生的传记和谥议，不能不感叹世人对先生的了解太浅。他们把《流民图》看作先生最重要的事，却不知道先生竭力拒绝权相王安石的招揽，即使以显要官职诱惑他也不为所动；他屡次触怒群奸，甚至遭受危祸也不退缩。他急切不安地为百姓请命，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以敢于进言、慷慨激昂来表现自己吗？他向银台进上的奏疏一呈上，就能使皇帝感叹咨嗟、徘徊不寐。平日君臣之间讲求振兴古代事业，竟然一旦之间几乎全部实行。”

译即使当时富弼、韩琦等元老大臣竭力争取却没有成功，而先生只是一个看守宫门的小官，却能做到这一点，他的精诚和力量是多么强啊！先生第一次向王安石抗争而获胜，第二次向吕惠卿等人抗争却没有获胜。新法实行后被罢除，罢除后又重新实行；先生被贬窜后回来，回来后又再次被贬窜，最终造成元丰、绍圣年间的祸乱。这是天意，不是先生能够造成的。我读先生前后所上的奏疏，篇篇都忠愤激烈；对于用兵的利害、群小的奸邪，反复详尽地陈述，毫无顾忌。千年以后读来仍然令人寒心。难怪它能感动皇帝的内心、震动皇帝的听闻；假如世上的臣子都像先生这样，天下哪有不能办成的事呢？先生的志向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精忠劲节已经足以昭示天下万世，再没有什么遗憾了。只是可惜元祐年间汇集人才时，仅仅授予先生一个广文馆官职，安置到远郡，没能推举他与贤者一同升迁，以充分发挥他的才用；这样看来，司马光等贤臣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后来议定先生谥号的人说：“在众多小人中间保持耿介独立，还可以做到；在众多君子中间保持耿介独立，则无人能及。”这才算真正了解先生。金陵自六代以来，寄居于此的人不知有多少，都湮没无闻了；而先生读书的这一片地方，经过五六百年，草木仍然带有香气，庙祀从未断绝。回头看半山的亭子，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样看来，这位看守宫门的小官，他所得到的已经很多了。】张南轩祠在天禧寺，祭祀宋代张栻。淳熙年间由杜杲修建【附】杜杲《重修张南轩祠记》：“人只要生来有这种心，就有这种知觉。尧舜的圣明，就是这种心、这种知觉。普通男女的愚钝，与尧舜并没有不同；依循天性而不依循人为，便能明达，依循人为而不依循天性，便会昏昧。尊敬贤者、轻视不肖，喜爱善行、憎恶恶行，这是人的本心，与生俱来，是天地的自然本性。至于小人轻慢君子、趋向恶行而背离善行，是受习俗影响却不自知，是人欲驱使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平民守信行义于乡里，甚至有盗贼因此收起武器、绕道经过他的家门；刚烈的妇女意志坚定而不可夺。这些人世间本来就有人立祠建庙奉祀他们，这是谁使然？实在是上天所为，是人心本有的良知。周代衰微直到孔子，到了孟子以后，道统没有传承下来，天理几乎泯灭，人心日益昏暗。自汉代以来，上下之间没有人承担起这个责任。到了我宋，尊崇道、重视德，在开国平定天下之初就已经显现出来。后来濂溪先生、二程先生相继出现，阐发圣贤深奥的道理，孟子以来的传承才得以续接，道统于是建立。自宋高宗以来，文公朱先生以自身承担道统，启发、澄明人心。” 南轩先生张氏，是文公朱熹所敬重的人；两位先生相互阐发明晰学理，以接续周敦颐、二程的学说。于是道学兴盛，如同太阳升起，如同江汉水势盛大。妇女儿童听到先生的名声，都知道他是贤者。譬如景星、麒麟、凤凰，如果有人不把它们看作祥瑞，那就是妄人。凡是讲学修习的地方，都有祠堂，尊崇而且严肃洁净，足以启发人们的敬仰。百年之间，儒学风气文雅盛美，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唯独金陵天禧寺旁有房屋六七楹，名叫“南轩”，实际是先生讲学修习的地方。想来先生早晚思考，仿佛圣贤常在眼前、倚着衡器相伴，探究天地运行变化和圣贤传授的道理，讲求尊君救世的原则，阐明传之后世、建立教化的次序，取法百圣而不违背，贯通万世而无愧。这个轩舍怎么能任其荒芜而不修治呢？可惜年代久远，重视道统的人日渐减少，房屋也越来越倾圮，春天竟成了游宴之所。我杜杲作为江淮幕府的属官时，还见它紧闭空寂；如今竟如此狼藉，我私下为之忧虑，告诉地方长官，却没有人听从。近来我冒昧承办军门事务，想要依旧址增修，等到来到这里，已经破败得几乎无法入目。于是命令工匠修缮，使内外整齐，在中间绘制先生的画像，让后来的求学者都能瞻仰祠宇。” 人虽然已经去世，道统仍然存在，就仿佛还能见到他；这使人的良知奋发起来，心中有一种跃然而起、不能自已的感动。唉，乡里有应当效法的人，墓地有应当拜谒的人，那么修葺这座轩舍，难道不也是守护一方的人应尽的责任吗？还希望后来的人不要忘记这件事。于是作辞说：“孟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的道越来越昏暗。道的明暗，取决于儒学的纯正或瑕疵。能够学习而不流于瑕疵的，有韩愈、董仲舒、杨时、荀子；从此以后，瑕疵也听不到了。我宋树立纲常，以义与仁为准则；教化如风，德行如雨，太和之气蒸腾薰染。上天笃生大儒，有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统在中兴时期得以彰明。从前宣公曾在这座轩中讲学，南轩之名与道统一同受到尊崇。不到百年，栋宇便毁坏倾塌。如今我来到这里，既瞻仰又皱眉叹息。急忙命令工匠彻底翻新。堂宇高大，门庭铿锵。画像十分相似，祭位安妥神灵。于是使先师不再困于寒暑，也不缺少牢礼和醴酒，按时献上酒食，依次陈列。难道只是轩舍更新了吗？轩舍存在，敬意也存在。我磨治石碑、雕刻文辞，把这些告诉后人。”】二贤祠在凤凰台旁。本朝雍正初年，知县黄光夏开始修建专门祭祀唐代李白的祠堂。后来在台址挖出断碑，上面有“晋贤阮步兵墓”六字，于是把阮籍合并祭祀于此。程明道先生祠在上元县治东面，明景泰初年重建【附】宋代朱熹《记》：“资政殿大学士、建安人刘珙任建康守的第二年，夏季四月才开始在学校建立明道先生祠，并派人带着书信前往新安婺源，对我朱熹说：我年轻时读程氏著作，就已经知道先生的道学和德行，确实继承了孔孟失传的道统。我愿意学习先生，虽然不能达到他的境界，但心中一直向往。等到我来到这个地方，所属县中有上元县，正是先生年轻时做官游历过的地方。考察书籍记载，先生在均田、修筑堤坝以及施行民政方面的事迹很多，教育百姓折断猎鸟竹竿、停止捕鸟的用意也记载得很完整。然而向当地老人询问、核实实际情况，才知道经过战乱变故，先生的风声和德政大概已经没有流传下来了。我刚到这里时感慨万分，就想奉祀先生以表达敬意，使本地读书人能够因此振作学习，使做官的人能够以先生为治理的准则，使百姓能够不忘先生的德行。不幸的是正逢大灾荒，当前救济赈济之事十分紧急，直到现在才得以实现这个志愿。因为您曾诵读先生的诗、阅读先生的书，所以希望请您撰文记述此事。后来府学教授孙鼎、沈宗说也写信来，进一步说明刘公的意思，并详细说明刘公开始筹办时为什么焦劳而未能完成，以及如今为什么有闲暇得以办成，所说很详尽。”

译朱熹读完来信，长叹一声，仰头说道：尊重贤者、崇尚德行，刘公的志向是美好的；使百姓富裕后再施行教化，刘公的政绩是得当的；把文章托付给我，刘公的心意是勤恳的。虽然如此，从大的方面说，先生的学说所谓考察先圣而不错误、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疑惑，本来是不必说就明白的。从小的方面说，上元的政绩与先生那宏远伟大的事业相比，又恐怕不足以称扬先生。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我低头思考，先生的学说固然高深远大，但他教人的方法循序渐进而有条理，并且曾经忧虑世上的学者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身处低下却窥探高深，因此轻易自以为大，最终一无所得；由此可见，世上那些只喜欢宏大道理的人，有些事情并没有察觉。上元的政绩确实仿佛狭小而切近，但先生曾说：一个刚开始任职的官员，如果存心爱护万物、爱护百姓，就一定能有所救济，那么他内心所存的仁爱，又怎么能用大小来评议呢？我才疏学浅，私下愿意以这些话接受刘公的嘱托，希望对刘公的志向和先生的学说都能有所补益。又想到刘公忠诚的进言和深远的谋虑，已经在朝廷发挥作用；如今虽然身在外地，但他救灾消除祸患又这样急切，那么对于先生内心所存的道理，他内心一定有深切的感受，并且默默地与先生相契合。他修建这座祠堂，难道只是为了表达尊贤尚德的心意、使百姓不忘先生而已吗？如果能推行刘公的志向，按照先生教人的方法来教化百姓，使他们致力于实行修身爱人的实际行动，而没有空谈和越级求高的弊病，这就是孙、沈二位先生的责任。愿与二位共同努力！我朱熹对此是有所期望的。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记。”真德秀《记》：“先生的出生，承受了天地元气的精粹；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纯粹合乎天理。所以他的神采，像春日的温暖一样充盈；他的言辞，像醴酒的醇厚一样流畅。与人一同在家中施教，愿意跟随他的读书人很多；与人一同在朝廷反对新法，皇帝明白了他的忠心。掌权者感受到他的真诚，一时触犯他们心意的人都被贬斥，唯独先生被授予宪节，竭力推辞而不接受；离任后人们仍然思念他。等到他去世，士大夫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都为他流泪，认为如果当时让他得到任用，一定会有使百姓安定、使社会和谐的功效。若不是先生的心学纯粹合乎天理，谁能做到这样呢？先生做官时，曾任江宁上元县主簿。考察他的施政措施，如均平田赋、兴办本计息民、纠正邪说以端正人心等事情，都是天理流行、显著表现出来的结果。” 乾道年间，资政殿大学士刘珙任知府，开始在学宫祭祀先生，侍讲文公朱先生亲自为此撰记。嘉定甲戌年，危和继任此职，于是请求扩建祠堂。真德秀当时将要负责漕运，捐出三十万钱、二千斛粮食来资助。不久，豫章李珏公继任，也一起协助这项工程。建成三间正堂，中间庄严设置神像，匾额题为“春风”。堂上建楼，高敞明亮而洁净；里面有两间斋室，东边叫“主敬”，西边叫“行恕”。后面建一间小室，叫“读易”。外面建一间斋室，叫“近思”。斋室旁建亭，叫“静观”。又建两道东西廊庑如鸟翼般相护，并把《河南雅言》刻在墙上。危君对于这项工程，可以说十分勤勉；他又请求我为之作记，多次往返催请而不停止。我真德秀以固陋为由竭力推辞，却无法推脱。回想自己年轻时稍稍知道诵读学习先生的著作，粗略有所领会，私下认为自从有典籍以来，“天理”二字只见于《乐记》，先生首先阐发它，使其学说更加明白，学者因此能够用力于学问。先生揭开千古的奥秘，唤醒万世的迷惑，对于这一道统功劳极大。” 而他进修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又有两句话：在心念尚未发动之前，以“无所不敬”来持守；在心念将要发动之时，以“思无邪”来警戒谨慎。涵养和省察并行，动与静都相互警策；认识天理和侍奉人事两方面都做到极致。达到最高境界时，内心与外在融为一体，显著与幽微之间没有隔阂，那么虽然还是人，实际上却已经浩然合于天了。这样的境界，与先生的道学相合吗？我冒昧地不自量力，把这些道理依次编排出来交给祠堂。危君幸而认为可以，便把它刻在堂上，用来给到这里游览的人看，使他们知道先生的道虽然高深，但用力实践是有关键的；或许也能成为有关官员激励后学的一点帮助。】明代吴节《记》：“宋代明道程先生，嘉祐年间任江宁上元县主簿，郡志记载他的惠政显著，有几件事尤其突出。宋初上元田税不均，靠近府城的肥沃土地多被豪强和富僧以厚税薄税的手段买去，小民只图一时利益，长久以后便承受不住弊端。先生为县令筹划办法，使百姓不受扰乱，而全县的田税得到大幅均平。县令被免职后，先生代理管理事务繁剧的县邑，每天诉讼文书不下二百件，他处理得很有方法，不到一个月，百姓的诉讼便减少了。江宁圩田的稻田依靠陂塘灌溉，盛夏时塘堤突然决口，不动员千人无法堵塞。按制度应当向府中报告，由府转告漕司，然后核定工程、调派劳役，至少一个多月才能召集人员。” 先生说：像这样办理，禾苗早就枯死了，百姓将靠什么吃饭？于是立即发动百姓堵塞决口，当年便获得大丰收。江宁处在水运要道，船夫士卒生病后往往被留下，安置在营中，每年不少于数百人；他们一到那里就死去。先生查明原因，原来按规定必须先将人留下，再向府中申请发给凭证，才能得到粮食；等到有关部门把文书办成，他们已经饿了好几天。先生于是向漕司说明情况，请求把粮食储存在营中，来人立即给粮食吃，从此得以活下来的人大半。仁宗去世，遗诏规定官吏服丧三天便除服。到了除服上朝那天，先生向府尹进言说：三天除服，是遵守遗诏；如果在上朝当天就除服，实际上只有两天。府尹发怒，先生说：您可以自行除服，我程颢不到夜里不敢除服。于是全府相互观望，没有人敢除服。茅山有龙池，出产形状像蜥蜴的龙。祥符年间，宫中使者取了两条龙带走，途中上奏说一条龙飞到空中离去了。乡人严肃恭敬地把它奉为神物，先生命人捕捉那条龙，把它制成肉干，使百姓不受惊扰。刚到县里时，先生看见有人拿着竹竿蘸黏胶捕捉飞鸟，便取过竹竿折断，教导他们不要这样做。后来先生罢官，在郊外登船，有几个人一起谈论说：自从程主簿折断竹竿以后，乡民子弟都不敢再畜养鸟兽。这大概就是他存心施行善政的概况，百姓传颂不忘。

译等到查考《宋史》，其中只记载了茅山制龙肉的事情，这才知道当时国史采录的材料或许不够完备，不如地方百姓思念深切，所以记载得更加详细。然而先生的贤德，难道要等到史书传记记载以后才流传吗？他刚健中正，内心纯洁明亮，光辉显现在外；侍奉君主以至诚仁爱为根本，持守自身以主敬行恕为要旨；教导别人则从洒扫应对开始，达到穷究事理、尽性知命；著述方面则表彰《大学》《中庸》，为《周易》作传注，以开辟性理学说的源流。他的道学传承，在孟子以后可说只有一人。难道要等到史书传记以后才流传吗？上元旧有先生书院，废弛已经很久。景泰初年，三衢人姜德政在这里任县令，他治理百姓、处理事务，全都以先生为准则。时间久了，百姓非常和睦，县署也得到修治，没有不焕然一新的。姜德政想到先生留下的恩德不可泯灭，于是在旧址修建祠堂祭祀先生。他向府尹马谅、府丞陈宜请示，县中同僚也都认为可行。于是从癸酉年冬季开始动工，到甲戌年秋季完成祠堂。姜德政认为吴节有幸参与这项文事，应当有所记述，于是撰写先生的政绩以及祠堂创建的缘由，刻在石碑上，让本县百姓每年按时瞻仰。” 工程完毕落成后，恭敬地献祭并作诗说：“观察古代圣贤，施政都以仁为本。仁德施行，职事修治，不论官位高低。只有程先生，以大贤的学问，不以主簿职位低微为意，来到上元任职。仁德渐渐浸润，义理广泛融洽，恩惠甚至及于飞鸟。哪里只是百姓？从宋元直到今天，已经三百多年，声誉和声望始终清新。有贤能的县令怀着敬慕之心，启发民众建祠，绘制画像用来明白地展示给人人。使人走近礼门，恭敬瞻望，如同面对玉石雕像。就像祥云一样，思念先生的道德，却终究无法企及。谨慎书写贤者的事迹，刻在美玉般的碑石上，使它与天地一同长存。”真文忠祠在寿思堂西面，祭祀宋代真德秀，宝祐年间由马光祖修建。马庄敏祠在城隍庙东面，祭祀宋代制使马光祖。三忠祠在聚宝门外，祭祀宋代杨邦乂、文天祥和明代李邦华，他们都是吉水人。表忠祠在全节坊。明万历三年奉诏修建，祭祀建文帝时死难的诸臣：方孝孺、陈迪、齐泰、铁铉、暴昭、侯泰、景清、毛泰、卓敬、郭仕、卢回、黄观、黄魁、陈植、胡子昭、练子宁、陈性善、茅大方、黄子澄、周濬、司中、胡润、卢原质、廖升、彭与民、刘瑞、王高、邹瑾、王叔瑛、王良、娄涟、周是修、龚太、陈继之、韩永、黄钺、戴德彝、高翔、郑智、曾凤诏、王彬、王度、甘霖、谢升、叶希贤、董庸、王玭、魏冕、巨敬、樊士信、李文敏、王良、郑居贞、陈本立、林嘉猷、汤宗、姚喜、叶惠仲、陈彦回、黄希范、宋征、黄彦清、刘璟、程通、葛诚、陈忠贤、徐辉祖、梅殷、耿濬、胡观、廖镛、陈质、耿瓛、俞通渊、张伦、王资、崇刚、倪谅、瞿能、宋忠、庄德、孙泰、楚智、朱鉴、马宣、彭聚、彭二、谢贵、余琪、刘政、宋瑄、余本、周拱元、蔡运、郑恕、颜伯玮、唐子清、黄谦、王省、何申、余逢辰、高巍、郑华、梁良用、卢振、曹濬、曾廷瑞、伍性原、陈应宗、吕贤、林珏、邹君默、牛景先、储福，以及一名临海樵夫、一名松江府同知，二人都失去姓名。考察《正气纪·文忠传》：周继瑜是江西抚州人，建文年间任松江同知。北方军队南侵，勤王诏令下达，周继瑜招募士兵前往救援。后来京师被攻破，他被押送到燕都，始终不屈，在市中被肢解处死。这样看来，所谓失去姓名的松江同知，无疑就是周继瑜。方正学祠在聚宝山，祭祀明代方孝孺，万历年间修建【附】明代薛应旂《记》：“我曾读《易经》读到《革卦·彖传》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没有一次不感叹圣人能够辅佐上帝、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甚至以自身冒死也毫不顾惜。等到读《鲁论》称赞伯夷、叔齐，说‘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呢’，又叹息说：唉，仲尼的用意深远啊！称赞汤武，是为了确立天下百姓生存的命运；称许夷齐，是为了端正君臣之间的义理。教化、裁制、通达、应变，各自都有相应之处，不能执守一端来议论。唉，夷齐的时代已经遥远了，哪里能说千百年以后还有像先生这样遭遇的人呢？先生姓方，名孝孺，字希直，别号逊志，居住在缑城里，人们又称他为缑城先生。他的父亲名克勤，专心研习圣贤之学；先生是他的次子，受到这种学术源流的熏陶，学问日益扩展弘大。他一生出仕、退处的始末，当地年长儒者和父老往往都能讲述。不过也有人传述他的遗事，有《尊乡录》，有补入国史的议论，有请求在春秋祭祀他的奏议。既然已经有人记述这些，我独自悲伤的是：先生所遭遇的时代，像夷齐一样；他所坚持的，也像夷齐一样；但唯独没有太公那样的人为他提供援助，所以他的死比夷齐更加惨烈。” 从前周武王在孟津检阅军队，诸侯不约而同前来会合的有八百人。君子用竹筐盛着黑黄色丝帛，小人带着壶装的浆水和竹篮盛的饭食，凡是接续文王、看到休美功业的人，大概已经包括天下所有人了。唯独孤竹国的伯夷、叔齐拦住武王的马进谏，甚至说武王是不仁不孝。当时太师尚父正像雄鹰一样奋扬，战场血流得足以漂起杵棒，前面的敌军纷纷倒戈，哪里还顾得上伯夷、叔齐二人呢？可是太公却扶着他们离开，使他们不遭受身边战乱的伤害。这是因为武王是义兵，二人是义士，太公扶助他们，也各自遵循自己的义。周朝预定传国三十代，历时八百年，即使到了叔世、季世衰微的时候，仍然成为天下的共主；各地的强大诸侯、僭越礼制的诸侯，环顾四周也不敢对它怎样。这难道不是因为名分和大义所在，像天地一样尊严、像日月一样明亮、像雷霆一样威严、像鬼神一样令人敬畏吗？它浩浩荡荡地鼓舞万物，整顿天下，控制四方，威服各种奸邪，使涣散者重新聚集、离散者重新结合、强暴者受到挫折、狂妄欺诈者停止作恶；周朝如同丝线般的统绪，仍能维持数十年而不崩溃，难道不是因为夷齐的进谏和太公的扶助起了作用吗？然而伯夷、叔齐卧于首阳山、歌咏采薇的事情，使慷慨之士直到今天仍然扼腕；司马迁也说他们积累仁德、品行高洁，深深悲伤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处所，并感慨天地报施之理。他叹息痛惜的意思，大概远远超出了言语本身。

译如果他们看到先生的死，我又不知道他们应当怎样立论了。然而夷齐因为孔子的称述而名声更加彰显，先生依附夷齐而使大义更加刚烈。千百代以后，仍然令人凛然感到有生气；这样说来，先生与夷齐都属于精神不死的人。宁海旧时在缑城里修建祠堂，祭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年，怀远人杨时任本县县令，认为缑城旧祠的规模制度不合适，不能彰明前代贤人的事业、振兴后学，于是召集诸生杨天伦等商议拆毁卧龙山三官祠，改建新祠，并请巡按御史张景允准这个建议。共建正堂若干楹，最外面建一座牌门，碑亭两座又在牌门之外。不到一个月，工程便告完成。杨时与我同榜考中进士，到这时又一同任职于留都；并且因为我曾经治理慈溪、参与了解这件事，所以请我撰文刻在石碑上。我恭敬地写下几句话，又附上迎神、送神的歌词。歌词说：‘咚咚地击鼓，在卧龙山的南面。祭牲洗涤洁净，萧声合着馨香。神灵将要降临，英风高扬。恍惚之间神人相交，神灵升降于堂上。光辉如烈日腾起，威严如严霜肃杀。唱歌迎接神灵，献上祭品和酒觞。’又歌唱道：‘纷纷再拜，礼器已经撤去；步趋进退合乎礼仪，礼仪完成，焚烧埋葬祭品，内心充满感激。’ 神灵离去啊，回旋着驾临洪荒苍茫之境。无论在那里还是这里，都没有固定形体，也没有固定方位。河山长流耸立，列宿闪着寒光。唱歌送神，愿与大地同久、与上天共长。】景御史大夫祠在聚宝山，祭祀明代的景清，建于万历年间。周忠节祠在学宫内，祭祀明代的周是修，字名德，以字行世，是江西太和人。他由明经出身，任衡府纪善；衡王是建文帝的同母弟。周是修留在翰林院纂修国史，燕兵攻入金川门时，他穿戴官服，在尊经阁下自缢。黄忠节祠在桃叶渡，祭祀明代侍中黄观的妻子翁氏及她的两个女儿。另有一祠在赛工桥东。【附】明代焦竑记：侍中黄公死于靖难之役期间，他的夫人翁氏、两个女儿以及家属十人同日在金陵死难。如今距那时已有二百年左右，才有黄公的同乡施益臣寻访遗迹，为他们封土立碑，集资建了数楹祠堂，并在祠中塑画黄公像。适逢宛陵徐大任公以大光禄的身份代理京兆事务。徐公清廉正直而好义，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他与我交好，听说此事后欣然前往拜祭。献上苹藻，规定春秋两季祭祀为常规礼仪。这样，表彰忠臣贤者的典制才算完备。考察黄公名观，字澜伯，又字尚宾，是池州贵池人。他幼年从元代翰林黄哻哻学习；黄哻哻在元代以死守节，黄观深受感动，发奋以忠义自许。洪武二十四年参加廷试，考中进士第一名，授官修撰，历任尚宝卿。建文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适逢制定官制，增设左右侍中，职位次于尚书，便改授黄观为侍中，他与方孝孺一同受到亲近任用。文皇帝索求方孝孺、黄观时，黄观起草诏制，极力陈说大义，言辞多有指斥。不久，黄公奉诏征兵入援，到了安庆，听说金川门发生变故，痛哭着对人说：“我的妻子翁氏一向有志气节操，一定不会受辱。” 于是为他们招魂，并把尸骨葬在江边。当时有关官府果然逮捕翁氏和两个女儿，把她们赏给象奴。翁氏假装把钗钏交给象奴，让他去买酒菜，趁机带着两个女儿投水而死；家属十人也跟随她们赴死。黄公后来到了李阳河，也穿着朝服面向东方拜了两拜，投罗刹矶而死。黄公起初以侍中身份掌管尚宝司事务；尹直去世距黄公被害不远，此后记载已经漫漶不清，无法确考。又据《实录》记载，翁氏死于通济门河；翁氏既被赏给象奴，而今翁氏的墓地就在通济门外，这一说应当可信无疑。传说夫人和两个女儿的尸体顺流而下，到今天在赛工桥处还相互牵连站立，面貌如生，乌鸦和鸢鸟一类都不敢靠近。有人准备棺材收殓她们，等待朝廷诏命，却久久没有得到答复。天顺年间，池州人到京师柳林，打开棺材，尸身还有保存的；当地人指给他们看说：“这是黄状元的妻女。”于是大家一起用簣笼等物将她们掩埋。一次我曾和施益臣等人划船前往询问，三四次到达那里，仿佛在低头徘徊，为此悲凄了很久。野史把翁氏误写成雍氏，又写成龚氏，还说淮青桥是她死难的地方。后人不加考察，便把青溪姑庙当作她的祠堂，错误相差太远了。赛工桥才是夫人和两个女儿埋葬玉体的地方，因此在那里建祠，并把黄公一同祭祀，确实是应当的。人生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只有归向正义才是恒常。那些凭借权势处在显赫高位的人，显耀一时，转眼间身死名灭，如冰消火尽；既已成为丘墟灰烬，长满荆榛，如今路旁累累的白杨悲风之下的坟墓，都是这样。像夫人翁氏这样的人，直到今天仍为樵夫牧童所称道和知晓，为仁人义士所叹息悲伤，历经长久岁月仍不能忘记。这难道不是因为忠孝的本性得自上天，人人没有差异，而由感动激发的情感又不可遏止吗？我生长在这里，又有幸得知这件事，如果不替他们发掘隐情、彰扬美德，又凭什么昭示后人？黄公全家的节义，是臣子为君主而死，妻子为丈夫而死，女儿为父母而死，奴仆等人为主人而死；这种光照日月、震动宇宙的事，不需要我的言辞来夸饰。我于是查验《实录》，又考察父老的口述，事实清清楚楚，可以互相证明。至于后来被荒诞庸俗之人混淆扰乱，这是我这个生长在当地的人的责任，实在不能不加以辨正。并且值得欣慰的是，施益臣在下尽力办成此事，徐公在上振兴废坠，足以看出喜好仁德、扶持正义的人仍然存在；借此陶铸世风、辅助圣明教化，意义实在不小。因此写下这篇记。王阳明祠在西华门大街，祭祀明代的王守仁。【附】明代焦竑记：孔子、孟子的学说，到近世更加光明，如同太阳运行到中天；只要不是盲人，没有谁不知道并仰望它，而这种成就正是阳明先生的力量。先生自称他的学说总共经历了几次变化，大概是从万死一生的磨炼中得到的，哪里可以轻易谈论呢！如今先生的学说盛行于世，祭祀他的地方几乎遍及天下。唯独金陵作为京师和天下首善之地，先生曾在这里任太仆卿、鸿胪卿将近六年，城中人士受到他的恩泽者也不少，可是却没有专祠祭祀他，难道不是一件缺憾吗？前些年，绍兴周海门公以符卿身份代理京兆事务，士大夫们穿着儒服前来求学，没有一天间断。他所推阐发挥的，大体都是先生的思想。于是想到大家居住游息却没有瞻仰追随先生的地方，便选择高敞幽静的地方大加修葺；经制、体势、面貌和格局没有大的变动，而祠堂恰好建成。当时京兆黄公接任而来，更加赞许周公的心意，并帮助他经营此事，于是雕刻、削饰和丹漆彩绘焕然一新，显得富丽堂皇；士人能够在其中求学，也以此为乐，便相约来请我写记。《易经》说：“形而上的称为道，形而下的称为器。”我观察先生学说初创时，他思虑深远，曾先以器来启示世人，而对道说得较少，使人守住规矩法度，不被深奥微妙的道理迷惑；然而如果最终仅止于此，求学者将苦于无从入手，而大道也会隐没。

译于是先生才挑选一两个才智杰出、时常能够达到更高境界的人来启发他们，例如所谓“无善无恶”就是如此。直到今天，昧于此理的人仍不能把它体会于心中，反而大力把它当作先生的弊病。孔子不是说过吗：“我的做法与此不同，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所谓可与不可，就是善与恶的意思。进一步说，如果把意、必、固、我这些私心彻底斩断，那么空寂之中纤微的成见都不复存在，又有什么善恶可以谈论呢？没有美，才是天下真正的美；没有善，才是天下最高的善。是非全都舍弃、泯灭，不再有所寄托，变化的端倪便由此出现；这就是道的关键所在，称为“大本”。不去寻求这个根本，却喋喋不休地争论枝叶，正如拿着酒糟而丢弃醇酒，哪里配得上谈道呢？求学而达到大道，就像挖井直到泉水；如果还没有挖到泉水，即使挖到九仞深又有什么用？先生生于学术断绝、大道衰废之后，身处困厄而安于日常，立志一定要有所获得，经过磨砺锻炼，如同树木生在山岩嶙峋险僻的角落，想要向上穿透又不断收缩，直到冲上云霄才肯停止。明道已经昏暗而又能使失传的道统续接下来，他所成就的伟大如此，实在是理所当然。求学者有志于学习先生的为人，就不可不从学问入手；有志于学习先生的学说，就不可不探求大道。如果把谈论形而上的道理视为忌讳，安于做一个对日常事理也懵懂无知的普通人，那就严重违背先生的本意，也不是符卿对诸位君子的期望。何廉直祠在富民坊，祭祀明代的何遵。正德年间，何遵任工部主事，因为劝谏皇帝不要南巡，被杖刑打死。耿天台祠在清凉山，祭祀明代督学耿定向。倪公祠祭祀明代兵部郎中倪涷。倪涷是上虞人，主管船政。他上奏制定船政制度，记载在《船政新书》中。卫所官兵感念他的恩德，在朝天宫卞将军庙左边建立祠堂。本朝顺治乙未年，卫所武官想要改变船政制度，总督马国柱上奏请求遵循旧制，百姓…… 也将德政一并列入祠中祭祀。丁清惠祠在淮青桥东，祭祀明代尚书丁宾。群公惠泽祠在善世桥，祭祀明代巡抚方廉等十人，建于隆庆初年。黄侯祠原在秦淮河上，祭祀明代府尹黄承元，如今迁到了三山门外。青溪小姑祠在金陵闸，祭祀汉代蒋子文的妹妹。张庄节祠在雨花台，祭祀明末死难的左都督张可大。汪文毅祠在冶城西，祭祀明代死节的检讨汪伟。汪伟与妻子耿氏在甲申之难中同日殉难。本朝顺治八年 赐予谥号，并建立祠堂。李文定祠在句容县崇福寺内，祭祀明代大学士李春芳。句容过去没有城郭，嘉靖年间多次遭倭寇侵扰，李春芳倡议修筑城墙，县中百姓永远依赖其功德。刘公祠在溧水县北三十五里，祭祀唐代刘太真。表忠祠在溧水县县治，祭祀明代尚书齐泰，建于嘉靖年间。慕贤祠在江浦县东北白马寺左边，祭祀宋代陆九渊、明代陈献章和王守仁。定山祠在江浦县南面，祭祀明代庄□，建于嘉靖年间。忠贤祠在六合县县治北面，祭祀唐代康大尹、宋代名将韩世忠和岳飞、明代县令欧阳得基、都督杨能、参议黄宏；后来又增加祭祀元代处士郭渊明、按察使王▯、知县唐诏和本邑人张约。于清端祠在南门外长千里，祭祀…… 本朝总督于成龙。三国吴大帝的蒋陵在上元县钟山南麓孙陵冈上。步皇后与吴大帝合葬于此，宣太子孙登也附葬在这里。晋元帝的建平陵、明帝的武平陵、成帝的兴平陵，都在上元县鸡笼山。康帝的崇平陵在上元县钟山。穆帝的永平陵在上元县幕府山。哀帝的安平陵在上元县鸡笼山。简文帝的高平陵。孝武帝的隆平陵。安帝的休平陵。恭帝的冲平陵，都在上元县钟山西南。南北朝宋武帝的初宁陵在上元县钟山东南。文帝的长宁陵在上元县钟山东南，距离初宁陵很近；袁皇后附葬在初宁陵。明帝的高宁陵在上元县幕府山南麓。少帝的陵墓在江宁县南郊坛。孝武帝的景宁陵在江宁县岩山，文穆皇后附葬于此。孝武路太后的修宁陵在江宁县岩山，位于孝武帝陵东南。前废帝的陵墓在江宁县南郊坛西面。齐明帝的宣沈太后陵在上元县幕府山，俗称国婆岭。文惠太子陵在上元县查硎山夹石。齐明帝的钦刘皇后陵在上元县淳化镇北面。梁昭明太子的安宁陵在上元县夹石，与齐文惠太子陵相邻。文宣阮太后的陵墓在江宁县通望山。孝元帝的陵墓在江宁。考察陈天嘉元年诏书说：“梁孝元帝遭逢许多灾难，灵柩辗转迁徙。我曾经向他执弟子之礼，他的身份非同寻常，因此派使者迎接，现已行至附近道路。江宁既是旧日墓地，就应当立即选择吉地安葬。车驾、旗帜、礼仪和文饰，全部采用梁朝典制，依照北魏安葬汉献帝的旧例办理。” 陈高祖的万安陵在上元县城东三十五里崇里乡，石兽还保存两尊，俗称石马冲。文帝的永庆陵在上元县雁门山北面。明太祖的孝陵在上元县钟山南麓，与高皇后合葬，懿文太子附葬于此。本朝定都之后，设置守陵太监二名、士兵四十名。圣祖仁皇帝南巡时，前往陵墓亲自祭祀，并亲笔题写“治隆唐宋”四字，刻在碑上。圣祖御制《过明太祖陵有感诗》【恭纪首卷】。周越王的墓在句容县大横山下。越王名翳，周安王时去世。左伯桃、羊角哀的墓在溧水县南四十五里仪凤乡孔镇南面的大驿路西边。两人都是战国时燕国人，一同前往楚国；因粮食很少，左伯桃把粮食全部给羊角哀，自己进入空树中饿死。羊角哀到楚国后任上大夫，向楚王说明此事，楚王按照礼仪安葬左伯桃。后来左伯桃托梦给羊角哀，羊角哀打开坟墓，跟随左伯桃死去，于是两人合葬。考察战国时楚国先从郢迁都陈，又从陈迁都寿春；两人从燕国前往楚国，不应当渡江南行，因此这里有墓是错误的，只是沿袭了旧志记载。姑且保存这一说，同时加以辨析。【附】明代徐良彦《古义士左伯桃羊角哀墓赞》：羊角哀、左伯桃是为朋友而死的人。听说楚王贤明，便前去拜见；途中遇到雨雪，估计两人不能都保全，于是左伯桃把衣服和粮食全给了羊角哀，自己进入树中而死。赞曰：活着时两人都在，死后则一人求生；含笑进入树中，什么朋友不能做到？树木已经摧残，坟墓也已湮没，先生的精神却独自照耀古今。仰慕这样的高尚风范，惭愧自己在临终之际才来追慕。我立下贞石，不是为了防止樵夫牧童侵扰。】楚霸王项羽的墓在江浦县乌江。考察汉高祖按照鲁公的礼仪把项羽葬在谷城，此事见于《史记》，这里不应当有墓；只是因为旧志代代相传，所以姑且保存这一说。

译汉代司徒甄邯的墓在玄武湖旁。刘宋张永开挖湖泊时，遇到一座古墓，得到一件有柄的铜斗。宋文帝拿这件事询问何承天，何承天说：“这是新莽的威斗，三公去世后都赐给他们。一件放在墓内，一件放在墓外。”后来打开墓穴，又得到一件铜斗，上面有石刻铭文说：“大司徒甄邯之墓。” 三国吴折冲将军甘宁的墓在上元县直渎山下，丞相张悌的墓在江宁县板桥西面。仙翁葛玄的墓在句容县西南一里。晋代荆州都督山简的墓在上元县覆舟山北麓、乐游苑内。骠骑将军温峤起初葬在豫章，朝廷追念他，替他修造大墓，又迁葬到上元县幕府山南麓。尚书令卞壸的墓在上元县朝天宫西面，两个儿子卞眕、卞盱附葬。义熙年间，盗墓者砍伐墓上的树木，发现卞壸鬓发胡须苍白，面貌如同活人，手握成拳，指甲长到了手背。安帝赐钱修缮墓葬。丞相王导的墓在上元县幕府山，向西正对石灰山。祭酒颜含的墓在上元县靖安里。曾孙颜延之撰写墓志铭，十四代孙颜真卿重新书写，立碑于此。宁朔将军竺瑶的墓在张阵湖，有两通碑。司空陆玩的墓在上元县鸡笼山，拨给士兵一千人，设置守墓的七十户人家。他的儿子尚书令陆纳也葬在这座山上。另一说认为葬在吴县鸡笼山。丹阳尹刘惔的墓在江宁县，他的七世孙刘显仕于梁朝，任平西府谘议参军，也附葬在这里。丞相谢安的墓在江宁县南面的梅冈。长史王蒙的墓在江宁县高亭湖旁。洗马卫玠的墓在江宁县新亭东面。句漏令葛洪的墓在句容县。骠骑将军纪瞻的墓在句容县东南二十五里。南北朝宋临川郡守谢灵运的墓在上元县本业寺南面。唐代保大年间，孙憙曾经为他立碑。冥漠君的墓，是彭城王刘义康修建东府城时发现一座古墓，后来迁葬到东冈，并命谢惠连撰文祭奠。由于不知道墓主姓名，于是给他立了这个称号。法曹参军谢惠连的墓在上元县宣义乡，距离本业寺很近。雍州刺史宗悫的墓在石泉里。尚书仆射刘穆之的墓在江宁县。元嘉二十五年，皇帝车驾经过刘穆之墓，下诏前往致祭。徐州刺史吉翰的墓在江宁县吉山。齐海陵王萧昭文的墓，《梦溪笔谈》说：庆历年间，金陵人得到一块方石，察看后才知道是齐海陵王的墓。谢朓撰写墓志铭，并且书写了铭文。居士明僧绍的墓在府城东北的摄山。尚书令柳世隆的墓在上元县倪塘。柳世隆通晓术数，曾在倪塘营造墓地，每次前往总是坐在一个地方。等到他去世，工匠绘制墓地图样，正好取用了他平时坐的地方。彭城郡丞刘瓛的墓在上元县青龙山。豫章王萧嶷、竞陵王萧子良的墓，都在江宁县金牛山。梁代吴平侯萧景的墓在上元县花林寺。始兴王萧憺的墓在县内黄城村。临川王萧宏的墓在县北城。乡安成王萧秀的墓在上元县甘家巷。建安侯萧正立的墓在上元县淳化镇西面。司徒王僧辩的墓在上元县方山东南。王僧辩被陈高祖杀害，父子七人同葬在一个墓穴中。宣帝天嘉年间，他的旧属卫卿许亨请求用家财修造墓地安葬他们。豫州刺史裴邃的墓在上元县光宅寺西面。梁大同初年发生旱灾和蝗灾，松柏全都凋残，唯独裴邃墓上的树木如旧，当时人对此感到奇异。南康王萧绩的墓在句容县西北二十五里。诸王侍读陶弘景的墓在句容县东南雷平山。陈贵妃张丽华的墓在府城西南赏心亭旁。尚书仆射周弘正的墓在句容县东三十五里。唐代颜尚书的墓在句容县后颜村，过去说是真卿墓，其实不是。考察颜鲁公的祖上大多葬在金陵，颜延之的儿子颜竣等人都历任尚书、侍郎。刘太真的墓在溧水县北三十五里。双女坟在溧水县南面旧招贤馆旁。唐代溧水尉崔致远在招贤馆中休息，为这座坟写诗凭吊，因而感梦，得知两个女子原是宣城张氏，于天宝六年一同葬在这里。贞晦先生陈融的墓在六合县堂邑乡。南唐平章事张居咏的墓在江宁县金陵乡。中书侍郎韩熙载的墓在江宁县梅冈。散骑常侍徐铉的墓在句容县政仁乡。庆王弘茂的墓在高淳县南十里。弘茂是元宗的第二个儿子。宋代员外郎王益的墓在上元县钟山。王益是王安石的父亲，曾巩写有墓志铭。司空王安石的墓在上元县钟山半山寺后面；他的弟弟秘阁校理王安国、右丞王安礼的墓都在江宁。太子宾客谢涛的墓在上元县土山。侍郎叶祖洽的墓在上元县雁门山。都统制王德的墓在观音门外，傅雱撰写碑文。待制张孝祥的墓在上元县城东北清果寺旁。张孝祥客居建康，死后葬在这里。节度使王玮的墓在上元县棠梨山。团练使盛新的墓在上元县武冈山。节度使王鉴的墓在上元县竺山。追赠节度使李邈的墓在上元县青龙山。李邈是临江人，任真定府知府时，金兵攻破城池，他不屈服而死。通判杨邦乂的墓在江宁县聚宝门外。绍兴年间，游九言撰写碑文。防御使张保的墓在江宁县松林庄。待制李琮的墓在江宁县板桥西面的龙口山。通判秦钜的墓在江宁县移忠寺旁。他的儿子浚瀈也附葬在这里。先儒尹起莘的墓在江宁县印塘村。参政魏良臣的墓在溧水县西南九十里。尚书俞防的墓在溧水县西面琛山十五里。明代中山王徐达的墓在上元县钟山北麓。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东瓯王汤和的墓都在上元县钟山。蕲国公康茂才的墓在上元县幕府山。东丘郡侯花云的墓在上元县以南五十里处的水桥。洪武七年，将他的衣冠同夫人郜氏合葬于此。宋濂撰写了墓碑文。江国公吴良的墓、海国公吴贞的墓，都在上元县的钟山。滕国公顾时、安陆侯吴复的墓都在上元县钟山。许国公王志、芮国公杨璟的墓都在上元县钟山。汝南侯梅思祖的墓在上元县钟山。静诚先生陈遇的墓在上元县钟山。太常寺卿吕本的墓在上元县钟山。都御史丁璿的墓在上元县崇礼乡。尚书王敞的墓在上元县土山。都御史金泽的墓在上元县钟山冈。尚书梁材的墓在上元县白山。尚书顾璘的墓在上元县彭城山。侍郎李乔的墓在上元县黄练冈。

译都督张可大的墓在上元县侯家塘。太仆卿方大美的墓在上元县邵村。监丞黄居中的墓在上元县官山。张贤妃的墓在江宁县牛首山东面。她是髙帝的妃子、荆宪王的母亲，谥号恭靖顺妃。李顺妃的墓在江宁县吉山东北面，她也是髙帝的妃子。韩宪王朱松的墓在江宁县安德乡。朱松是髙帝的第二十子，民间称此山为韩府山。驸马梅殷的墓在江宁县牛首山。梅殷是汝南侯梅思祖的侄子，娶宁国公主为妻。他恭谨而有谋略，善于骑射，担任总兵官，镇守淮南。靖难之役起兵后，梅殷尽心防守；有人奉命招降他，他割下那人的耳朵和鼻子，让他回去复命。成祖即位后，召他到京城。永乐三年，他被都督谭深、指挥赵曦诬陷杀害，梅殷投水而死。他的部下中有一名关外人，名叫瓦剌辉，揭发了这件事，成祖特地下令斩杀谭深、赵曦二人。瓦剌辉随即自缢而死，葬在梅殷墓旁。驸马李祺的墓在江宁县祝厘寺西南面。他娶临安公主为妻。永乐初年，他不入朝，被赐死于江浦，后来与临安公主合葬在这里。驸马胡观的墓在江宁县牛首山下。他娶南康公主为妻。靖难之役起兵后，他[原文“距”字疑有误]战死。驸马张麟的墓在江宁县七里铺东面，他娶福清公主为妻；驸马尹清的墓在江宁县雨花台南面，他娶含山公主为妻；驸马谢达的墓在江宁县安德乡，他娶汝阳公主为妻；驸马沐昕的墓在江宁县泰北乡，他娶常宁公主为妻。宁河王邓愈的墓在江宁县西山的原野上。黔宁王沐英的墓在江宁县长泰北乡。虢国公俞通海的墓在江宁县聚宝山。越国公胡大海的墓在江宁县城南十五里。梁国公赵德胜的墓在江宁县乌石冈。郢国公冯国用的墓在江宁县凤西乡。陜国公郭子兴的墓在江宁县聚宝山。营国公郭英的墓在江宁县聚宝山。沂国公金朝兴的墓在江宁县太平门外。当涂县男王恺的墓在江宁县雨花台旁。夏国公顾成的墓在江宁县安德门外普化寺北面，蔡国公徐忠的墓在江宁县城南十五里。郓国公宋晟的墓在江宁县聚宝门外。平江侯陈瑄的墓在江宁县大山的原野上。安远侯柳升的墓在江宁县安德乡。隆平侯张信的墓在江宁县朱门山。忻城伯赵彞的墓在江宁县凤台门东面。瑞安侯王源的墓在江宁县聚宝门外凤台街，丰城侯李彬的墓在江宁县吉山东南面。尚书》唐铎的墓在江宁县南十五里。唐铎是凤阳人，获赐葬于此。总制孙炎的墓在江宁县聚宝山。太常卿杜安道的墓在江宁县安德街东面。赠高阳郡侯韩成的墓在江宁县吉山。文学博士方孝孺的墓在江宁县聚宝山旁。方孝孺被肢解处死后，都督廖镛收拾遗骸，将他安葬。见《郑晓吾学编》。有人说是他的门人王稌等人收殓安葬，也有人说是当地人偷偷安葬的。万历十九年，礼部主事汪应蛟、汤显祖撰文立碑，标明他的墓地。尚书王▯诲、赵用贤[原文“防坊”疑有误]建坊并祭祀他。万历三十三年，处士徐鲸又捐资修缮墓地。浡泥国王的墓在江宁县石子冈。永乐年间，他来朝见，去世后获赐葬于此。太常卿康爵的墓在江宁县新亭南面。学士张益的墓在江宁县凤西乡西库村。尚书周瑄的墓在江宁县安德乡。太医院使蒋用文的墓在江宁县凤西乡塘下山，尚书童轩的墓在江宁县凤台冈。尚书倪谦的墓在江宁县新亭乡。尚书》倪岳的墓在江宁县新亭乡堽墓村。尚书唐瑄的墓在江宁县唐家山。都御史张琮的墓在江宁县凤西乡。尚书王以旂的墓在江宁县白山。侍郎俞纲的墓在江宁县聚宝门外禾山南面。尚书翟瑄的墓在江宁县新亭乡。尚书》吴文度的墓在江宁县石子冈。都御史陈镐的墓在江宁县凤西乡。太仆卿陈沂的墓在江宁县安德门外岔山口；副使顾▯的墓、郎中王銮的墓都在江宁县石子冈；太仆少卿王韦的墓在江宁县吉山。给事中鲁昂的墓在江宁县耿涧村。佥事徐完的墓在江宁县小留山。布政吴彦华的墓在江宁县新亭乡。孝子龙景华的墓在江宁县凤西乡。御史沈越的墓在江宁县石子冈。侍郎吴自新的墓在江宁县铜山乡。副使顾国辅的墓在江宁县女山。太常卿许谷的墓在江宁县安德门外。修撰焦竑的墓在江宁县皮家库。侍郎顾起元的墓在江宁县云台山。侍郎朱之蕃的墓在江宁县牛首山前。大学士程国祥的墓在江宁县安德门外北山，检讨汪伟的墓在江宁县射乌山，他的妻子耿氏附葬于此。督学佥事王芝瑞的墓在江宁县仙鹤观旁。侍郎殷迈的墓在江宁县湖堰村。诸生杨希淳的墓在江宁县牛首山。尚书曹莪的墓在句容县箭塘山。知府李茂功的墓在句容县西门外大墅村。尚书李思诚的墓在句容县张王庙东面。太仆寺卿张谏的墓在句容县福胙乡。尚书齐泰的墓在溧水县青丝洞。郎中庄防的墓在江浦县定山。昌平伯杨洪的墓在六合县竹镇。太常少卿黄宏的墓在六合县灵岩山。大学士熊赐履的墓在江宁县聚宝门外。熊赐履是孝感人。尚书王▯祚的墓在句容县茅山。王▯祚是云南人。侍郎李敬的墓在六合县龙山。副使徐必远的墓在江宁县建业乡。《江南通志》第三十七卷。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第三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