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五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八 请求诛杀奸险巧佞贼臣的奏疏【杨继盛】现在外部的贼患，以边疆为最紧急；内部的贼患，以严嵩最为严重。边疆的敌患，是疆域上的忧患，如同皮肤上的疮疥；严嵩这个贼臣，是门庭中的寇盗，如同心腹中的祸害。贼患有内外之分，进攻和铲除就应有先后。没有先除掉内部贼臣，却能够除掉外部贼患的。因此臣请求诛杀严嵩，应当放在剿灭外寇之前。臣冒昧把严嵩专擅政权、背叛君上的十大罪状陈述给皇上：我太祖高皇帝亲眼见过宰相专权的祸患，于是下诏天下罢除中书丞相，设置五府、九卿分别治理各项政务。殿阁大臣只负责备咨询，参与起草诏令，不得参与议决国家大事。因此《祖训》中记载说：“如果子孙做皇帝时，臣下有人建议设置丞相，本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死。”这正是为圣明的子孙后代考虑得深远。等到严嵩成为辅臣，却俨然把自己当作丞相，挟持皇上的权力，侵夺各部门的事务。凡府、部每件事情的题覆，起初都要先呈送他的稿本，然后才敢实行；到现在甚至要当面向他禀报后，才敢起草。严嵩的直房前，百官奔走如同集市；府部堂司，严嵩派出的人络绎不绝。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由严嵩作主，稍有违背，显而易见的祸患立即就会出现。等到事情失败，又把罪过向别人谢罪推卸。即使有从前丞相专横放肆的，也没有像严嵩这样严重的。严嵩虽然没有丞相的名义，却拥有丞相的权力；拥有丞相的权力，却不承担丞相应负的责任。因此，各官员升迁时，还没来得及向皇上谢恩，就先向严嵩谢恩了。他们只知道政事权力出自严嵩，只知道畏惧严嵩、向严嵩奉承罢了。这是破坏祖宗成法的第一大罪。权力，是君主用来统御天下的工具，不能有一天向下转移；臣下也不能有丝毫僭越。皇上命严嵩票拟奏本，本来是任用臣下、谋划政务的一片诚心，哪里料到严嵩一有票拟奏本的职任，便窃取了施恩加威的权力？比如皇上任用一个人，严嵩就立即派人先去报告说：“这是我票拟奏本推荐他，皇上才任用的。”等皇上罢黜一个人，严嵩又向众人扬言说：“这个人不亲近依附我，所以我票拟奏本让皇上罢黜了他。”皇上宽宥一个人，严嵩就立即派人先去报告说：“这是我票拟奏本救了他。”等皇上惩罚一个人，严嵩又向众人扬言说：“这个人得罪了我，所以我票拟奏本让皇上惩罚了他。”凡是稍微得罪严嵩的人，即使小心躲避，严嵩也会另找借口，把他牵连出来，暗中报复陷害。这就是严嵩窃取皇上的恩德，用来为自己谋取好处；借助皇上的惩罚，来彰显自己的威势。所以群臣感激严嵩的好处，超过感激皇上的恩德；畏惧严嵩的威势，超过畏惧皇上的惩罚。任用、罢黜以及赏罚的权力既然都归于严嵩，大小臣工又全都依附于严嵩，严嵩的胆量和势力难道不会很快变得更大、更肆无忌惮吗？我没想到皇上英明果断，竟然会把权力如此交给贼臣之手。此为窃取皇上大权的第二大罪。行善就归功于君主，有过就归于自己，这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忠诚。《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好的主张，就进宫向你的君王报告；你在外面要谨慎行事，说：‘这些谋略和主张，都是我君王的德行所致。’”这是说，臣子应当把自己的功劳归给君主，使天下人都称颂君主的德行，不敢彰显自己的才能，来同君主争功。严嵩对于皇上施政中的善举，每件事都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传话给别人说：“皇上起初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这件事是我谋划并促成的。”他只是怕天下人不知道政事权力出自自己罢了。如今他又把皇上的圣谕以及严嵩进呈的揭帖刻板刊行，编成十册书，名为《嘉靖疏议》，使天下后世都知道皇上以前施行的善政，全是由他从中安排、主张的，仿佛皇上竟然一无所能。臣子行善就归功于君主的忠诚，果真是这样的吗？这是掩盖皇上治国功绩的第三大罪。皇上命严嵩票拟奏本，本来是君主安逸、臣下劳作的意思；严嵩却命他的儿子严世蕃代为票拟，放纵父亲安逸、儿子劳作。严世蕃又约集赵文华等干儿子共同秘密票拟，结成奸党，使政事混乱，弊害日益滋长。一份奏本屡次经过几个人之手，机密岂不是会泄露吗？所以圣意还没有下达，满朝官员已经纷纷预先知道了；等圣旨下达，便同先前所议完全吻合。我当初拜见严嵩时，恰好原任职方司郎中江冕向严嵩禀报事务说：“昨天御史蔡朴弹劾守备许实等人失职误事，兵部的复奏本已经写好，并将揭帖送给东楼，听说东楼已经票拟送入宫中，不知结果如何？”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严嵩说：“小儿已经票拟为罚俸，宫中分为两等，十分清楚。”皇上一定会依照拟定的意见办理。我当时很疑惑，后来圣旨下来，果然如严嵩所说。仅是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其余的也就可以知道了。又从前经历沈炼弹劾严嵩，皇上将奏本交给大学士李本票拟。李本本来就昏庸懦弱、平庸鄙陋，奔走于严嵩门下，是严嵩的心腹；他感激严嵩的恩德，畏惧严嵩的威势，仓皇失魂，不知如何是好，便派人去问严世蕃应当怎样票拟。严世蕃于是同赵文华把票拟意见拟定妥当，赵文华把它藏在衣袖中，递交给李本，李本抄录票拟意见后封好进呈，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连弹劾严嵩的奏本，严世蕃尚且能够取得票拟权，那么其他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严嵩既以臣子的身份窃取君主的权力，又让儿子来分享自己的权力，百官谁敢不服从？天下谁敢不畏惧？所以如今京城里有“大丞相、小丞相”的歌谣。又有人说：“现在是父子两个阁老，将来一家人全都成为狱中囚徒。”这是因为人们深深痛恨严嵩父子共同专擅权柄。这是纵容奸佞之子僭越窃权的第四大罪。边疆事务之所以废弛败坏，都源于功罪赏罚不明。严嵩身为辅臣，本应辨明功罪、激励人心才是；却制定垄断功劳的计策，先自己贪冒军功，又想让孙子在两广冒领功劳，所以先安排他的表侄欧阳必进担任两广总督、亲家平江伯陈圭担任两广总兵、乡亲御史黄如桂担任广东巡按，结交奸邪、结党营私，把各种关系糊里糊涂地凑在一起。先让长孙严效忠冒领两广报捷的功劳，升任所镇抚；又冒领琼州一名士兵独自斩获七颗首级的功劳，造册送交兵部。严效忠称病，于是又让次孙严鹄承袭替代。严鹄又声称连同严效忠原有的七颗首级功劳一起计算，加升为锦衣卫千户；如今任职管事，有武选司昃字十九号堂稿可以查考。

译严效忠、严鹄都是严世蕃的儿子，跟随父亲赴任、受到豢养，从没听说他们有一天离开家门到军营去；乳臭未干的孩童，难道能够独自斩获七颗首级，却冒报军功，冒滥获得锦衣卫官爵吗？因此，欧阳必进得以升任工部尚书，陈圭称病回京后得以掌管后府印信，黄如桂得以骤然升任太仆寺少卿。这样，严嵩既窃取皇上授予爵位、赏赐的权力，用来给自己的子孙授官，又因为子孙的缘故升迁他的私人党羽。这个先例一开，仿效便成为风气；蒋应奎等人让儿子冒领功劳、打死犯人后发遣，也都是严嵩首先倡导的。冒领功劳本是同一回事：蒋应奎等人在科道官任上贪冒功劳，科道官便弹劾他们；严嵩贪冒功劳，人人都知道，科道官却不敢弹劾，这就可知严嵩积累的威势足以钳制天下人的言论了。这是冒领朝廷军功的第五大罪。逆贼仇鸾任甘肃总兵时，因事被革职。嘉靖二十九年，张达等人阵亡，正是西戎暗中窥伺之时；假使严嵩稍微有一点为国家着想的心，选用一名良将，西戎听说后，哪里敢轻易侵犯京师？严世蕃却收受仇鸾白银三千两，凭借权势逼迫兵部推荐仇鸾为大将。等仇鸾冒领哈扎尔的军功，严世蕃也因此得以升官，并荫庇子弟。当时严嵩父子还曾经自我夸耀，认为自己有推荐仇鸾的功劳。可是仇鸾的权势日益强盛，超过了严嵩，反过来欺侮严嵩；严嵩曾经感叹说，这是养虎留下了祸患。后来严嵩又知道皇上已经对仇鸾心存怀疑，害怕事情败露而受到牵连，才不再与仇鸾相合，彼此互相诽谤，以抹去当初结党的痕迹，来蒙蔽皇上的明察。然而他们不知道，仇鸾起初之所以敢于肆意妄为，是因为最终有严嵩作为依恃；严嵩后来之所以同仇鸾反目，也只是因为知道皇上已经怀疑仇鸾罢了。导致敌人背叛作乱的是仇鸾，而收受贿赂、引荐任用仇鸾的，则是严嵩和严世蕃。假如没有严嵩和严世蕃，仇鸾怎么能够重新被起用？即使有叛逆的阴谋，又怎么能够施行呢？推荐贤能的人得到上等赏赐，推荐不肖的人应受显著诛戮。严嵩的罪恶，又超过仇鸾了。这是引荐背叛作乱的奸臣的第六大罪。嘉靖二十九年，西戎侵犯京师，深入腹地，迷失道路，归路已经断绝。我军奋勇作战，正好可以同他们进行血战，这是一个极好的战机。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询问对策，严嵩本应竭力主张出兵剿战，以伸张中国的威势，解除皇上的忧虑；却说：“京师同边疆不同，边疆战败还可以掩饰，这里一旦战败，皇上一定会知道。不如按兵不动，任由贼寇抢掠满足，然后自行退回。”因此丁汝夔传令不许出战。等皇上拿问丁汝夔时，丁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又说：“虽然这是拿问，我已经写好揭帖为你周全维持，可以保证平安无事。”这是因为害怕丁汝夔供出真实情况，所以用这些话哄骗他，使他安心。丁汝夔也倚仗严嵩平日有扭转乾坤的手段，因而安心不作申辩。等到丁汝夔临刑时，才知道自己被严嵩误导，于是大声呼喊：“严嵩误了我！”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丁汝夔不出战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是严嵩主张的，只是皇上不知道罢了。这是贻误国家军事机宜的第七大罪。官员的黜免和升迁，是君主的大权，不是臣下可以擅自掌握并用来徇私的。刑部郎中徐学诗因为上疏弹劾严嵩和严世蕃，被革职为民。严嵩于是趁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时，恐吓吏部，要罢黜徐学诗的哥哥中书舍人徐应丰。幸亏皇上圣明，洞察了他的奸谋，把徐应丰留任。徐应丰是皇上在内廷供事所用的人，严嵩尚且敢肆意进行私下报复，那么在内廷遭受他毒手的人，又怎么能数得清呢？户科都给事中厉汝进因为上疏弹劾严嵩和严世蕃，被降为典史。严嵩在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时，逼迫恐吓吏部，要罢黜厉汝进。厉汝进是言官，即使他的言论不恰当，皇上既然已经降了他的官，他担任典史也就没有什么过错可指责了。严嵩却因为私怨将他罢黜，那么在外任官员中遭到他诬陷、陷害的人，又怎么能数得清呢？严嵩是个小人，所以善人君子大多同他相反。严嵩不但罢免他们的官职，还要委曲地给他们加上罪名；不但惩罚本人，还要牵连子弟。因此，善类几乎被清除一空。当时能够数得上的正直之士，还能有几个人呢？黜陟官员的权力，本应由皇上掌握，用来激励天下人的心志；贼臣严嵩却窃取了它，用来中伤天下的善类。这是专擅黜陟这一重大权柄的第八大罪。严嵩既然专擅权力，那么各府、各部的权力都被他扰乱，而吏部、兵部中利益最大的事务，尤其是他专门把持的，就是文武官员的升迁，不论一个人是否贤能，只看他送银子的多少。各官任职，也全都不再把报效皇上放在心上，只把每天向贼臣严嵩纳贿作为要务。武将向严嵩纳贿，就不得不剥削士兵，因此士兵大多失去生计，边疆尤其严重。有司向严嵩纳贿，就不得不向百姓滥征财物，因此百姓大多流离失所，北方百姓尤其严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一个人专擅权力，天下就受到祸害，道路上充满怨恨，含冤无处伸张，人人都想作乱，都想吃严嵩的肉。皇上虽然屡次施加抚恤的恩惠，哪里足以抵偿严嵩残暴虐害所造成的祸患？如果不是皇上的德泽深厚、祖宗立法良善，天下发生激变已经很久了。军民的心既然已经像这样怨恨并想要作乱，臣担心天下的祸患不在边疆，而在国境之内。这是丧失天下人心的第九大罪。风俗的兴盛或衰败，关系天下的治乱。我朝风俗淳厚，近古以来很少有能比得上的。逆瑾刘瑾掌权后，风俗才开始稍有改变。皇上即位以来，亲自奉行古道，所以风俗恢复到古代。等到严嵩成为辅臣，用谄媚来欺骗上位者，用贪污来带坏下属。那些善于往来行贿、殷勤奔走的人，即使贪婪如盗跖，也会被推荐任用；那些不善奔竞、质朴笨拙的人，即使高洁如伯夷、叔齐，也会被罢黜。一个人贪婪暴戾，天下就形成这种风气。守法度的人被认为固执迂滞，善于巧妙弥缝的人被认为有才，勉励廉洁的人被认为矫情激烈，善于奔走钻营的人被认为熟悉事务。卑鄙污浊成为固定的套子，牢不可破；即使英雄豪杰，也会被套进去。自古以来风俗的败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追究它的根源，是严嵩先好利，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贪婪；

译严嵩先喜欢谄媚，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谄媚。源头不洁净，水流怎么会清澈？风俗不端正，却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能做到吗？这是败坏天下风俗的第十大罪。严嵩的十大罪，明明白白地摆在人们眼前。凭皇上的聪明，为什么竟像不知道呢？这是因为皇上对待臣下的心出于至诚，而贼臣严嵩侍奉皇上的奸诈却达到了极其神妙的地步。用极其神妙的奸诈欺骗至诚之心，皇上陷入他的术数而没有察觉，也就不足为怪了。臣再把严嵩的五种奸计说给皇上：最了解皇上心意和意向的，没有超过左右侍从之臣。严嵩想托付他们窥伺、探察圣意，所以先用财宝贿赂他们，在皇上的宫中结交并建立熟悉的关系。皇上一言一动、一举一止，甚至嬉笑、叹息的声音，游观宴乐的活动，没有不报告给严嵩的。每次报告，严嵩必定用重赏酬答。凡是皇上所喜爱、所憎恶的事情和举动，严嵩都预先知道，所以能够施展迎合逢承的巧术，来取悦皇上的心。皇上看见严嵩所说所做的都符合圣意，原来是早有人把圣意传给他了。这样，皇上左右的人全都是贼臣严嵩的间谍，这是他的第一种奸计。通政司掌管进言的官员，严嵩想阻塞天下的言路，所以让干儿子赵文华担任通政司使。凡是奏章送到赵文华那里，他一定先把副本送给严嵩和严世蕃，预先拖延三四天，然后才进呈。奏章中的情节，严嵩都已预先知道。事情只要稍微牵涉严嵩，他就先设法弥补遮掩。听说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的奏本，赵文华扣留了五天才上报，所以严嵩得以辗转搜集、捏造缘由。这使皇上收纳言论的官员，竟成了贼臣严嵩的拦路狗，这是他的第二种奸计。严嵩既然把内外遮掩得周密，所害怕的就是厂卫衙门的缉查访察。于是严嵩命儿子严世蕃把厂卫官员笼络、强迫，和他们结成儿女亲家。既然已经结为亲家，即使有忠直之士，谁没有亲戚之情？对于贼臣严嵩的奸恶，又哪里忍心缉查访察、揭露出来？否则，严嵩籍贯江西，距离京城四千多里，却在这里结亲，形势上实在不方便，他想做什么呢？不过是假借婚姻的交好，来实现他的掩饰计划罢了。皇上试着问问严嵩各个孙子所娶的是谁家的女儿，便可以看出来了。这样，皇上的爪牙竟成了贼臣严嵩的瓜葛亲党，这是他的第三种奸计。厂卫既然成了他的亲家，所害怕的就是科道官员的弹劾。严嵩害怕他们上疏弹劾，所以在科道官员最初选任时，不是出自严嵩门下的，就不得参加中书、行人的选任。知县、推官，不是向严嵩门下通贿的人，不得列入行取之列。考选时，又只选那些熟软圆融、出自严嵩门下的人补任科道官。假如有人具有忠贞刚直、守节重义的气概，就一定把他安置到部属或南京，使他知道严嵩的罪过却不能进言，即使进言也不能说得真实。选任之后，有人入朝拜见，就留下他饮酒；有人出外差遣，就为他饯行赠送路费；有时心中有所爱憎，就唆使他举劾别人，作为严嵩的使令。到了五六年没有提出任何建白，就升任京堂或方面官。既然受过严嵩的恩惠，又依附严嵩并且已经得到实际好处，谁肯说严嵩的过错呢？即使有一两个人感念皇上的恩德想要进言，又害怕同类泄露、自己孤立，因此不敢说。严嵩门下的人又经常夸大严嵩的声势，暗中阻止敢于进谏的气势。因此科道诸臣宁可忍心辜负皇上，也不敢违逆权臣吗？这样，皇上的耳目全成了贼臣严嵩的奴仆，这是他的第四种奸计。科道官员虽然已经被笼络妥当，但部官中还有像徐学诗这样的人，也值得畏惧。严嵩又命儿子严世蕃，把部官中有才能、有声望的人全部网罗到门下，或者在乡里结交，或者托亲友关系，或者结为兄弟，或者招为门客。凡是部中有事情想要实行的，都先报告严世蕃知道，所以严嵩得以预先安排布置。各官稍有怨恨不满，也先报告严世蕃知道，所以严嵩得以早早把他们斥逐。彼此联络，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结成一个党派，互相依附。各部堂司大半都是严嵩的心腹。皇上自己想一想，左右心腹之人究竟是谁呢？这实在是令人流泪的事情。这样，皇上的臣工大多成了贼臣严嵩的心腹，这是他的第五种奸计。严嵩的十项罪行，依靠这五种奸计来遮掩。识破严嵩的五种奸计，他的十项罪行就立即显现。唉！严嵩掌握重权，众臣顺从，本来不足为怪；可是大学士徐阶负有天下的重望，又蒙受皇上的知遇，应该深切抵抗、竭力排斥严嵩，为天下除去贼臣才是。徐阶却害怕严嵩的诽谤手段足以肆意攻击自己，害怕严嵩的毒害足以伤害自身，宁愿整日郁闷，只要事情都听命于严嵩，不敢坚持正道稍加抗拒。虽然这是被严嵩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但对于皇上也不能说没有辜负。徐阶是次辅，畏惧严嵩的威势，也还不足为怪。以皇上的聪明刚断，即使仇鸾隐藏的罪恶，也没有不知道的；可是对于严嵩明显的罪恶，却一直容忍，好像不能知道，也好像不能除去。这不过是想保全大臣的体面，姑且宽容优待他，等待他自行败坏罢了。然而不知道国家有严嵩，就如同禾苗中有莠草、城中有猛虎；他一天在位，就造成一天的祸害。皇上为什么不能忍心割舍一个贼臣，却反而忍心让百万苍生陷入涂炭呢？何况近来严嵩已经怀疑皇上猜忌自己，产生了离心的意图；如果皇上再次赐予优容姑息的恩典，恐怕会导致前代宰相那样的祸患。天下臣民都知道这是万万不可的。臣先前进谏阻止马市，被贬到边方，幸而恢复了现在的职务。皇上既然把再生之恩赐给臣，臣怎么忍心不舍弃这再生之身来报答皇上？臣如果不说，又有谁敢再说呢？伏望皇上听取臣的意见，察明严嵩的奸邪。群臣对于严嵩畏惧他的威势、怀念他的恩惠，本来不必再问。皇上可以询问二王，让他们当面陈述严嵩的罪恶；也可以询问各位阁臣，告诉他们不要畏惧严嵩的威势。如果查明确实，重则以专擅权力的重罪处置，以正国法；轻则命他退休归家，以保全国家体面。这样内部贼臣既然除去，外部贼患又何愁不能消灭？然而除掉外部贼患，是臣等的责任；除掉内部贼臣，则是皇上的事情。臣感激之情无处安放，所以不避万死。请求斥责增加祭祀的奏疏【唐胄】

译臣认为，自古以来每一代帝王兴起，必定会产生一代辅佐君命的功臣，作为自己的辅佐。因此君主成就大统之后，必定隆重褒奖功臣。这不只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功劳，也是为了尊崇自己的德业，昭示万世。我太祖高皇帝建立南京功臣庙，是开国的大典；至今一百六十九年，天下至今没有不仰望的。近来武定侯郭勋无故把他的始祖郭英上奏，请求增加祭祀，以致有关部门请求多名官员会议讨论，不敢立即压制这件事，是因为郭勋声称郭英的功劳同在祀的徐达等人处于同一时期，只是徐达等人在功臣庙建立时已经去世，各自得到祭祀，而郭英独因后来去世没有参加，于是可以用这种说法来迷惑人。等到都给事中邢如默的奏疏已经把道理说明白，而皇上慎重其事，仍想让礼部会议后奏报，难道是因为邢如默的论理虽然非常恰当，但叙述事实还不够详细吗？臣认为，皇祖在开创基业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下令在鸡鸣山建立功臣庙；六月丙寅刚刚建成，就评定功劳，排列祭祀，共二十一人，命令塑造死者的像，给生者空置神位。当时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茅成已经去世，先在卞壸、蒋子文等庙中安放神位，如今又在这里祭祀；所谓塑像，就是指这些人。而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当时都还活着，所谓空置神位，就是指这些人。可见在确定祭祀对象时，已经综合生者和死者的功劳作出了决定。郭勋凭什么敢提出这样的说法呢？等到细读郭勋的奏疏，看到他声称郭英在洪武十七年因评定开国功劳而受封，直到永乐改元才开始享受祭祀；这不是功劳有高低之分，而是死亡有先后之别，这才知道郭勋是没有学问、见识浅陋而造成的错误。洪武十六年云南已经平定，第二年评定功劳，以大将颖川侯傅友德晋封颖国公；对于副将中已经封侯的蓝玉、仇成、王弼、许胜，保留他们原有的爵位；又评议到偏将副将，说陈桓、胡海、郭英、张翼等人自战争兴起以来屡次效劳，如今功勋尤其显著，于是各自授予都督佥事：陈桓封普安侯，胡海封东川侯，郭英封武定侯，张翼封鹤庆侯，子孙世袭俸禄，各食二千五百户。功臣庙确定祭祀对象到这时已经十六年，而郭英此时才封侯；这里所评定的是云南之功，郭勋却误以为是开国之功。况且《大明一统志》凡是记载天下郡县，都按惯例记载人物，所以《凤阳志》记郭英，是各自从地方人物的角度而言；彭韶、尹直、杨防所撰《皇明名臣录》都没有记载郭英。只有《黄金开国功臣录》记载五百九十三人，凡是在开国初年为国家建立功勋的人，无论大小都予以记录，郭英也在其中。这是各自从人物本身的角度而言。《皇明祖训》第一章“议亲”条下，列出三公、二侯、五家；郭英因为皇妃、王妃、驸马的尊贵，他的家族也在其中。这是专门从亲属关系而言，同功臣庙祭祀没有关系。郭勋却把这些泛泛引用来作为证据，又是一个错误。再说太庙配享，在廖永安尚未被撤除之前，共有十三人。其中已经去世的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在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庙祭祀时就已经升入配享之列；到洪武九年才加封名号、赠予谥号。至于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六王，则分别随着他们去世的年份进祔配享。这些都是皇祖亲自确定的，正是古代“你的祖先跟随享祭于大蒸”的意义。与功臣庙祭祀相比，这一典礼更加隆重。郭英在功臣庙尚且没有参加祭祀，却又想求得太庙配享，难道不是更加糊涂吗？郭英的功劳累积至侯爵，并非不大；又以武臣而有诗书修养，具有大体上的孝友、恭敬、节俭、谦虚之德，为世人所仰慕。而郭勋今天恭敬承受皇上的眷顾，又能够上奏请求赦免大礼、大狱等罪犯，也算是能够顺承圣德之美，值得看重。因此，他尊崇祖先却不明白礼制，情节虽然轻微，但关系到我朝开国的一项重大礼典，影响却很重大。前代帝王举行这类事情，例如汉高祖、唐太宗对待自己的功臣，汉明帝对待他的父亲光武帝，他们都亲身处在龙虎风云际会之中，亲眼见到天地重新创造的真实情势，也亲眼看到攀附君主、辅翼君主的功劳；至于排山倒海般的战机，又在亲临战场时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辅佐拥戴君主的力量，都没有辜负山河带砺之盟；但其意气奋发，又自有超出仅凭外表评判人物之处。像西汉开国功臣十八位，东汉云台功臣三十二位，以及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显赫于天地之间，历经各个时代，从未有异议；想要对他们加以参差更改的人，至今仍照耀在青史之中。然而那些都借助褒奖功臣的官位、仪貌来表达褒扬，而我圣祖的祭祀，则用享受血食来寄托褒扬，报答尤其隆重，所以品评排列也尤其精细。如六王及元勋配享宗庙祭祀，两列都登上俎台。六王以下配享的功臣，如今还剩六人：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都是因战死而被选取的。当时茅成也死于战事，却只能在功臣庙中受祭，不能配享太庙。六王以下在功臣庙受祭的有十五人，是在五百九十三人中选取的；其中只选取冯国用、丁德兴、华高、吴良、吴桢、康茂才、吴复、曹良臣、孙兴祖九人，以酬报他们的功劳。即使如今配享的六人中，只有胡大海、赵德胜、耿再成、俞通海、张德胜能够同茅成以下六人一样；桑世杰虽然配享太庙，却不能兼在功臣庙受祭。这其中神妙精微的安排，不是口舌能够说明、笔墨能够穷尽的。因此如今功臣位置的差次排列，尚且不可轻易移动更改，何况有无的名额，岂能任意增减？假使郭勋知道这些道理，即使郭英的功劳早于开国，也应当低头收敛退避；何况郭英后来只是因南征之功，怎么还敢开口请求呢？伏望依赖皇上对于郭英配享宗庙之议暂且搁置，使在天之灵能够慰藉圣祖当日的心意，使名额次序和席位能够取悦诸位大臣历来聚集的英魂；也使郭英平生谦让的精魂，能够安然在家庙中享受百世祭祀，不至于在不合拟议的位置旁边感到不安。这样，郭勋知晓孝道却不懂学问的错误，也可以得到洗雪，以保全臣子的最终节操；而我国朝一代礼乐在圣明时代达到崇高隆盛，也将成为史籍万万年无穷无尽的光辉。臣因为此事关系到祖宗既定的法典，所以才敢把心中的话全部倾吐出来，冒犯天威，战栗惶恐地等待治罪。伏望圣恩俯察采纳，那么舆论人心就会一致，礼乐就会彰明，神灵和人们都会喜悦归服。讲求财用的奏疏【选兵、铸钱、积谷。靳学颜】

译臣认为，今天消耗天下财力的，是天下的军队。边疆军队却不能简单说是浪费；只以山西来说，八百里的边疆，用不到五万名士卒驻守，没有一时不说修筑，没有一处不说防守，没有一年不遭受兵患。假如一心只主张作战，或许可以说兵员冗余；但山西的方略在于防守，不在于作战。即使是守城操练的老弱军队，也没有不从事修筑工程的；如果因为他们不能作战就裁汰，那么能作战的人不多，修筑工程也就无人承担。比如灰沟一营，如今招募军队已经十年，仍然不到额数的一半。因此其他镇的军队或许有冗余之患，山西军队却忧患于人数太少。至于山西的军粮，本来就没有达到应有的数额，再加上军士有逃亡，马匹有倒毙、遗失，所以只能用不足数的粮食，供应额数不足的军队。如果一年没有灾害损伤，按年例按时及早发给，也仅仅能够充足；如果军队满额，粮食就不够计算了。况且民力有限，就像血脉一样，一旦有针尖般的漏损，整个身体就会枯竭。如今养兵的费用既然不能停止，那么除了军队以外，只能尽力节省。至于徭役、夫马、供给、交际、文书往来、迎送一类的费用，都不必再说了。至于诉讼这一项，如今世人正把它看作谋取钱财的一种手段，却不知道这正是耗损百姓财力的一个缺口。臣在巡抚衙门，自几年前限定解送赃罚银两以来，于是承揽、受理了许多诉讼。臣愚见认为，一个省的狱讼情况，上面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下面有郡县和各有关官府分别审决，百姓受到冤屈压抑的已经很少了。如果巡抚再多管事务，那么官司中纸笔、赎金等收入只有一两银子，民间却要花费十几两、几百两，甚至不止。赃罚所得能有多少呢？臣如今所受理的诉讼，只涉及军情、边事和地方利弊；其余民间争斗口角，一概不受理。凡是涉及两院的事情，臣就在批示详文中委婉写上几句话，以减少意见不同所造成的烦扰，因此臣巡抚任内的赃罚银从此免于解送也是可以的。臣在理财问题中单独提出诉讼来说，是因为民间诉讼正如国家用兵：一旦开启争端，这边停止了，那边却不肯罢休；心里想要爱惜财力，形势却由不得自己，这两件事最为相似。如今山西没有矿可以开采，没有钱可以铸造；盐法已经全部实行，屯田已经全部开辟，耕作也已经竭尽力量，而财用的困乏却日益严重。臣认为，除了节省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然而，该部责备我们这些人，是因为这件事不只是替山西考虑，也是替天下考虑。请允许我陈述一些迂阔荒诞的看法。我想到《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原文“之」世”疑有脱误】殷所借鉴的是夏，周所借鉴的是殷，那么今天应当借鉴的，就是宋。宋太祖建国后，鉴于唐代藩镇之祸，便想把天下的兵权全部收归中央，所以在京师设置禁军十万人，而天下各路合计也不过十万人。意思是说，以京师十万兵力控制一路，力量已经有余。当时曹彬、潘美等人所率领的军队，下江南、平定汉地、讨伐蜀地、消灭越国，都是禁军。可是传了不过一两代，便要西边防备宁夏，北边防备契丹。庆历以来，招募渐渐增多，达到八九十万人。治平以后，又增加了十五六万人。熙宁以后，又有防备女直的需要，军队便多得无法计数了。那时财政还不能说困乏，所以奸佞之人得以煽动所谓“丰亨豫大”的说法。宋朝的祸患，不在于理财使百姓困苦，而在于没有驾驭戎敌的策略。不只是没有驾驭戎敌的策略，还在于上下都苟且求安。不只是上下苟安，还在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确定。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下苟安更大的了，而宋朝偏偏依赖这种苟安。当元昊请求和议时，满朝都称贺；契丹重新请求结盟时，边防便解除戒严。敌人的谋划一天天缜密，我方的谋划一天天疏漏，却还没有醒悟。没有什么比国家大政方针不定更严重的了，宋人却忽略了这一点。那时天下正太平无事，言官请求修缮洛阳，却被认为是迂阔之谈；等到戎敌逼近京郊，朝廷大臣有的主张议和，有的主张作战，却整日不能决断。大事尚且如此，小事就可想而知了，他们还是没有醒悟。议论者把罪责归于王安石理财。敌人强大就要增加军队，军队增加，粮食消耗就更多，想不谈财利，可能吗？宋朝的谋划又是如此，即使没有王安石，也没有能够振兴它的日期。我朝自成祖北征以来，直到南望北斗之地，敌势已经极其衰弱，并不像宋朝建国之初就有契丹这样的邻敌。东至极东，西至极西，所有险要之地都据为己有，又不像宋人仅仅保守中原、放弃险要资助敌人。我朝起初沿边一带驻兵，不过四十万人；此后烽火日益告警，叛乱百姓日益增多，直到如今增加军队、增设戍守，也不过比以前稍多一倍，起初并不像宋人那样增加十倍。疆域图籍广阔辽远，二百年来没有损失一块弹丸黑子之地，也不像宋人那样疆土日益局促。客兵虽增加了，主兵却多有缺额；也不像宋人那样，除了军饷以外，还要每年输送岁币、拿缗钱贿赂邻敌。然而，嘉靖年间便开始说财政困乏，年年讲求对策，最终却没有一项见效，这是为什么呢？我反复思考，也不能得到解释。于是凭主观推测说：宋人虽然增加了新兵，但天下原本没有供养这些军队的费用。我朝天下都实行军籍，百姓中有七成承担旧军的军饷，而新军的一切供给都依靠太仓。旧军的军饷不减少，新军的军饷却日益增加，这是第一项费用。前代只有周朝有丰、镐，汉朝设置南都，大多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我朝设置留都，建立官署、设置卫所，称为两京，让国家钱粮白白供养，这是第二项费用。宋人的宗室也有王公的名号，但亲疏等级分明，有的登记在仕版中，有的散居民间。我朝分封宗室、排列爵位，以加强宗室、巩固根本；他们不务农、不任官，却消耗百姓的膏脂，这是第三项费用。这三项费用，是天下最大的开支，都是前代所没有而我朝特别兴盛的，而且还在逐日增加。赋税怎么能不日益急迫，储蓄怎么能不日益匮乏呢？如今筹划宗室问题的人，在奏章中也屡屡显露出宗室负担繁重的问题。若要施行改革，又担心它阻塞难行；这方面，枢轴大臣中一定有能够通达权宜、疏通变通之道的人，不是我愚昧所能把话说完的。

译至于留都官署齐备设置、军卫遍地林立，是否符合圣祖开创基业、列圣留下谋划的初衷，这要靠馆阁大臣加以讨论、综合考核，必定有人能够详尽说明其中原委，不是我愚昧之人所能预先揣度的。我只看见耗费天下财力的，在于军队，所以冒昧陈述关于军队的意见，等待负责财政的人选择采用。天下的军队有四类：边兵、京兵、留都之兵、腹内卫所之兵。这四类军队，平时坐食钱粮是相同的，但在紧急情况下的用途不同。军队名目又有五种：现伍、召募、征调、清勾、充发。这五种名目，军籍相同，但名义与实际的归属不同。然而四类军队中，边兵最为紧急，为什么呢？强敌每天逼近，边兵是对外抵御的力量，内地所依恃的，不是边兵又是谁呢？京兵处在重要位置而控制轻重，镇压四方，所以次于边兵。至于留都和腹内的军队，除了驾运、差拨、京班服役、做工以外，几乎没有用处。五种名目中，召募和现伍是实际有用的，为什么呢？应付紧急事务、解决战事，承担强敌、面对箭石的，不是召募兵又是谁呢？扎根本土、世代相传、充任营伍的，不是现伍又是谁呢？征调兵是把虚名放在彼处、把实际兵力放在此处，只能用来摆设守备，所以次于召募和现伍。至于清勾、充发，按册籍看似可观，实际追究却难以保证，不增加真正的兵力，反而专门扰害百姓。正因为边防最紧急，所以边兵中又只有现伍、召募才真正有用。所谓新增而依靠太仓供给的，正是这一类人。如今筹划财政的人说：想谈理财，先裁减冗余供养。边镇从大小头目直到督抚大臣，那些现任在职者，有的为自身谋划，有的为利益打算。姑且不敢让他们提出这种意见，试着让那些曾经任职、如今已经罢免的人，仔细筹划后献策说：“某处某镇的兵确实太多，可以削减；粮饷确实冗余，可以裁撤。这样减少兵数、裁减粮饷，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我知道他们不敢这样说。敢于这样说的，必定是从未在那个地方任职的人。假如筹划者知道缓急用途的不同，能够在增减之间酌量，用缓处的削减来补益紧急处，例如免除班军的服役而征收价银，用来解送边饷，难道不是一个办法吗？知道名义与实际归属不同，能够在沿袭与改革之间通融，先求实际而后顾名义，例如减少充发兵的解送，按等级折算赎银，难道不是一个办法吗？军队之所以可贵，并不只是因为它熟悉号令、娴习武技、每天在演武场操练，而是因为它能够冲锋对敌、在旗鼓相当时作战，这才是军队的实际作用。就像医生，不只是因为他通晓《素问》《难经》、精通岐黄之术、谈论起来滔滔不绝，而是因为他能够临床对症、起死回生，这才是医生的实际作用。如今敌人认为边兵容易对付，然而边兵仍有在战时以杀敌为乐、盗取战马、斩获首级等事接连发生。不只是边兵，即使边地百姓也有奋不顾身、一跃而起作战的，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就熟悉战事，也多次经历过，即使濒临死亡仍希望获得一线生机。其他军队就不能这样，所以边兵容易使用；腹内兵比京兵容易使用，京兵比南兵容易使用，因为南兵终身都没有经历过敌寇，实在都不足以依靠。我对此曾经有过验证，请让我试着说一说。我常见天下只要有山贼突然作乱的地方，大多不调动官军，而是让杂职官员、丞贰判簿等担任将领，让乡夫里保、义勇快壮等充当士兵。北方借用盐矿徒、毛葫芦、角脑等人，南方借用狼兵、土官的军队。看正德辛未、壬申年间，刘贼在霸州起兵，不过是几个小贼罢了，调动中原所有卫所兵也不能抵挡，最后不得不调边军前来，因此才有郎山之捷。嘉靖中期，倭寇在海上作乱，不过五十多人，却辗转劫掠十多个府，直到应天门外，而四十八卫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迎击其锋芒，最终被淮扬民兵消灭，因此才设置振武营。己巳之役，腹内卫所还算充实，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前往，这确实是年代久远以来最重大的验证。郧阳有行都司，汉中有卫所，近来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能谋划平定的，却要到数千里外调边镇军队前来进剿，这又是眼前小事上的验证。我所说的，并不是要把腹内军队全部撤掉，而是说既然名义上称为军队，就应当要求它具有实际作用，应当用战事来检验。要用战事检验，就应当限定轮番戍守的制度。他们有的路途遥远而不能调遣，有的体弱而不愿戍守，那么就优待其本人，使其自行谋生，同时把他的粮饷转用于边防。有事时按名册征召，粮饷全部由官府发给；无事时任其自行谋生，耕作经商都与百姓一样。总之，无事的时候多，有事的时候少；而民籍、屯牧、住居、部署等原有安排仍然保留。人们常说，军强民弱。正屯之外又兼占余地，余地之外又购买民田，差役不能干预，有司也不能控制。与百姓交纳筋力、耗尽箱笼，一年到头才能办成官府捐输相比；亲戚离开祖坟，随处占籍的人数，多到相差十倍、百倍。我又看到自庚戌年以来，山东、河南、江北等地都有檄文，都是创立招募义勇的办法。山东的情况我略知一二。山东义勇大约六千人，开始时每个百姓要交银八十两，百姓不堪承受；如今逐渐减到三十多两，百姓仍然认为是祸害，而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这本是盗贼夺取关隘的办法，如今却都不敢说撤除。我认为既然不敢说撤除，不如把六千人分成两班，卖掉一半战马，把所得归入官府，用来供给三千人。三千人每年上一班；下班的三千人，每人从贴户那里征收应纳银额的三分之二，储存在库中，同时优免其本人，使其自行谋生。遇到征发时，按日期给他们银两。上班的人明年也轮为下班，并把马交给接替上班的人。三年没有战事，就计算所储银两：一年的留作补充意外支出，两年的解送边防。这对河南、江北等地也同样办理，对边饷又是一个办法。我还看到天下腹里民壮，本来不是祖宗旧制，也是自己巳以后才开始的。

译如今他们不过充任巡游、捕捉、传呼之类的差役，以及官府洒扫清除的劳役。无事的时候多，有事的时候少，最终一年到头也没有战斗之事。我请求也按照义勇分班的办法办理，对边饷又是一个办法。所以我说，并不是要把腹内的军队全部撤掉，而是这些军队二百年来从未见过敌人，偶尔像边兵一样一年遇敌一次并接受检验，差别实在太明显了。如今却把它们同一日不可缓的边兵一样坐食钱粮。孔子曾说，不得已时可以撤去军队；如今应当撤去哪一种军队？不得已时可以减少粮食；如今应当减少哪一种军队的粮食？现在本来就是不得已的时候，掌握权衡的人难道可以容忍忽视吗，难道一点也不比较吗？有人说：不能因为噎住就废弃吃饭。可是这种粮食，即使每天遇到一次噎住，也不能依靠它来充饥。至于京兵，我说它次于边兵，并不是说京兵徒有设置、全属冗余、毫无用处，而是说京兵依托京城，在太平环境中受到涵养，与边兵天天面对刀锋箭镝、濒临危亡相比，差别很大。若论其粮饷，京兵相比边兵，就像心脏看待手臂、君主临御仆从一样，关系十分重大。可是如今京兵贪生顾养，日渐消磨、软弱积弱，所以反而被边兵轻视。怎么能指望他们控制四方、震慑羌戎和威服蛮獠呢？【“慑▯戎”中“▯”字疑为“羌”字讹写】我认为，想使京兵强大，也应当用战事检验；想用战事检验，也应当要求实行轮番戍守的制度。京师距离宣府、蓟镇不过数百里，以京营九万士卒每年抽出一万人戍守两镇，这样九年轮到一次，京兵并不算辛苦。过不了几年就能编成制度，京兵的胆怯也会同边兵一样变得强劲。再用畿辅士卒填补京兵戍守留下的空缺，他们的部伍号令、月粮犒赏，也都与京兵相同。过不了几年，畿辅士卒就都成为亲军了。派京兵戍守蓟镇，就可以省去延绥、固原的费用；派京兵戍守宣府，就能使宣府的形势更加雄强。宣府势力增强，大同的气势自然加倍。敌骑即使众多，若敢叩击险岩、动摇根本，也会畏惧宣府、大同全力牵制其后方，京兵在前面迎战，敌军仰攻深入的事情就少了。我所说耗费天下财力的，在于军队；京兵和边兵尚且应当增加数量、要求实际作用，哪里还敢说这是耗费呢？至于腹内、留都的征调、清勾、充发之兵，缓急与名实都清楚掌握，正是可以通融斟酌的时候。如今不抓住机会办理，我看内外都会一同耗损，三项费用交相增加，却只是在今天停止一项差役、明天裁掉一个官员，像从尾闾泄水，却又从沟渠增加水量，对财政谋划有什么益处呢？我又看到近世谈论理财的人说：“财富无法凭空产生，只有节省费用罢了。”我拿前代生财的方法与今日相比，认为还缺少一项大政。我提出这项大政，怎么能说财富没有产生的途径呢？钱法就是这个途径。我听说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以衣食最为重要；君王要使百姓富足、生活得到改善，也必定先从衣食做起。这是依靠天时、地利、人力相互配合，共同成就“三才”作用的结果。有了这三才，就有布帛五谷；产量有增有减，彼此交换有无，只要没有水旱灾害、战争掠夺、瘟疫妨害，就能以一年的生产供给一年日用。自周以来，如今天下百姓忧愁居处、惶恐生活，承受不了这种困窘的惨状，负责财政的人日夜忧虑、惶惶不安地担心匮乏，难道是说布帛五谷不够吗？说的是银两不够罢了。银子寒冷时不能当衣服，饥饿时不能当食物，也不是衣食的来源，不过是通过交换来流通衣食之用罢了。铜钱也能通过交换来流通使用，虽然与银质地不同而功用相通，就像云南不用钱而使用海巴一样，三者质地不同，但发挥作用是一回事。如今为什么偏偏使用银而废弃钱呢？只是因为当今天下使用钱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而钱法这一政令已经废弛很久，不能实行了。钱越废弃，银就越单独流通；银单独流通，豪强富户的藏银就越深，银也越贵；银越贵，货物就越便宜，而折色赋税就越难办。豪强富户又趁货物便宜时收购，等银价上涨时卖出，银积聚在豪强手里的越来越多，流通天下的银却越来越少。再过几年，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都是钱法不能实行的缘故。筹划者又想开采矿山，但矿山不能开，开采了也没有益处；一旦禁绝便不能放宽，放宽就会造成混乱。我试着把钱法的道理追究到底，供负责财政的人选择。我听说钱就是泉，像水在地下流动一样，不可一日废弃；废弃一天，就有枯竭干涸的忧患。从成周、两汉、唐、宋以来，史籍中一一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地使用银而废弃钱。说到使用钱多、铸钱兴盛，尤其没有超过宋朝。所以宋太祖想积聚钱五百万，用来向辽赎回山后诸郡。靖康年间，赵良嗣奉使，向金每年增加税银一百万。宋朝平时贿赂契丹、宁夏，岁币大多有固定数额，从这些也可以知道外国同样使用钱。宋朝的饶州、处州、江宁等地，也都是铸钱的地方。如今江南人家有时掘地得到窖藏的钱币，可见南北各地都使用钱。其余书史中所说的，动辄几百万、数以巨万、累积数以巨万，大多是以钱计算的，我也没有时间逐一列举。如今距离宋朝不远，所以现在使用的钱，大多是宋代的钱。使用钱，百姓生活就更加富裕；铸钱，国家用度就更加充足。这是调节、辅助天地万物的事业，只有君主能够做到。所以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凭借君位制定权力，凭借权力制定财用。所以又说：“钱就是权。”君主掌握富贵的权力，用来驱使天下人奔走效力。因此，一个朝代兴起，就要铸钱；一个君主即位，就要铸钱；改换年号，就要铸钱；军国费用不足，就要铸钱。这是治理国家、满足用度的一项大政。为什么反而废弃而不实行呢？我私下听说，江南富户有积银达到数十万两的；如今皇上的国库积银也不过一百多万两。假如让银独自流通、钱于是废弃，那么皇上的积银不过足以同数十里内富户的积藏相匹敌罢了。皇上如果试着运用这种权力振兴钱法，那么那些富户以及有才智勇力的豪杰俊士，将奔走于这种权力之下还来不及，哪里还敢冒着万死去盗铸皇上的一文钱呢？所以说这是权力；权力能够在无形中建立秩序，并通达无穷之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两〕

译实行钱法，天下人都会有所求于我，国家财用反而有余；不实行钱法，就会天天忙乱地向天下求取财物，仍然不足，验证得十分明显。而且，掌握富贵的权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皇上如今拿出几寸长的符信、发布一纸檄文，就能让一个平民拜为将相，也能使同姓封王、异姓封侯，对国库还没有损失。这种驾驭贵人的权力，竟然如此容易。至于今天给人千金，明天给人万金，不到一年太仓就告匮了。为什么驾驭财富的权力却如此不相称呢？实在是有这种权力却不使用，就等同于没有权力。从前汉文帝宠信邓通，说：“我能使他富裕。”于是赐给他蜀山的铜，邓氏铸的钱便布满天下。邓氏的钱布满天下，天下的货物集中到邓氏手中，就很明显了。吴王刘濞擅自利用山中铜矿铸钱，便起兵对抗汉廷，他所凭借的也不过是窃取了汉廷的权力。凭借窃取一天的权力尚且足以得到民众、抗拒汉朝，何况以万乘之尊亲自振作这种权力，能够发挥的作用岂可胜数！如今筹划财政的人说，钱法难行有两个原因：第一，所得利益抵偿不了成本，花费很多而所得很少。我认为这是只想在早晚之间见效，计算铸钱时的成本和收益。因为民间的算法不同于国家府库的算法。国家府库的算法，是把山海出产的物资作为材料，把亿万民众的力量作为劳工，把清廉、整洁、英明、通达的人才作为管理者，究竟有什么成本、什么利润可计呢？这就是所谓成本，仍然不能摆脱必须用银的说法。我所说的成本，是指无形的权力。为什么呢？铸钱所需要的，一是铜料，二是木炭，三是运输，四是人工。这四项在民间计算，用一分银只能得到四分铜钱，确实是投入十成而不能收回五成。从我的筹划看，都可以不使用银而办成。凡天下出产铜料的地方，可以用赎军徒以下罪犯的办法，确定标准，收取铜料，运到西山；产煤的窑场，可以让法司判罪的人按罪折纳木炭；运输铜料，凡有水路的，附载于官民船只上，如临清带运砖石的例子；有陆路的，就借助驿递力量运输，并给以费用。官库的钱，运输木炭时可以请从府库中拨出现在储存的钱，或在京城，或在附近县，或在营军中支取。如果是官府人员，就按数额发给工食；如果是民户，就照实平给脚价。这样一来，如果还担心没有材料和运输困难，我是不相信的。至于人工，使用现有役夫就足够，同样不必烦劳银两便可办成。我不知道工部和宝源局原额匠役有多少，现今是否坐食钱粮。即使按营军九万人计算，抽调一两千人也足够了，难道会妨碍训练吗？如今京城之内，锻金、刺绣、表演技艺、从事各种劳作的人，以及依靠衙门谋衣食的人，哪一个不是营军？哪里只是这一两千人，却从来没有担心妨碍训练。所有这些，都不使用银而可以办成，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本和收益值得比较。第二个原因是，百姓不愿意强行推行，恐怕民情沸腾。我认为历代没有不使用钱的，甚至把钱称为钱神。我朝先代也曾使用，只见它有利，没有听说它有害。正德、嘉靖以前仍然盛行，大约五六百文钱值一两银。如今七八十岁的人还很多，召来询问便可知道。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屡次推行又屡次废止，刚推行便立即停止呢？我私下仔细考察，钱与钞不同，对小民没有不利之处，唯独不方便的是奸豪。一是盗贼不方便，二是官府中靠作弊牟利的人不方便，三是商贾囤积操纵不方便，四是豪门藏匿财富不方便。这几种不方便与小民无关。我听说过去只要一推行钱法，便张贴告示，告诫厂卫，不要先在卖菜的佣工身上执行，也不要把挑担劳作的人当作责罚对象。愚昧的人彼此煽动，既免不了闭藏观望，奸豪大族依托城社势力，又从旁煽惑鼓动，以满足他们自身不便的私利。第一天下令，第二天便有人闭藏钱币，不到三四天政策就从中途受阻。负责大计的人，难道应当这样容易动摇吗？我听说施行恩泽，要从无告之民开始；推行法令，要从贵近之人开始。岂止贵近之人，也可以从朝廷开始。请从今以后，追缴纸钞赎金的，除折收谷物之外，责令缴纳钱；上报事例的，除二成缴纳银外，另有一成缴纳钱。存留户口，就兼收钱和谷；商税、课程，全部收钱。这叫从朝廷开始。又把赏赐的费用、宗室的俸禄、百官的俸禄，都用银钱兼支；驿递供应、雇人雇马，则只使用钱；军队粮饷，则分主兵和客兵，按路途远近，有的代替花布，有的充作折色。这叫从贵近之人开始。这样，各项收支都有来源和去处，民间就没有钱财滞塞的忧患，实在是因为上下相互防护，财物流通。赋税收得少，发放也少，而官府有余积储藏，实在是因为正赋的银两并没有减少常额，而一切费用又凭一种权力来办理。【原文“矣”字位置疑有脱误】这种权力不能在天下直接施行，以免开启盗用权力的祸端。请在宝源局或西仓专门设置侍郎，或者就任用左右侍郎一人，在上面负责督察；再由十三司的员外郎或主事分别在下面办理十三省事务，并由科道各派一人监督。铜料、工材各有专人掌管，各省钱粮的收取与发放，都按照分司制度先行办理，经过划分区域、条列议定、计算确定后施行，同时使轻重适当均衡，不惊扰民俗；仍兼用唐宋以来的旧钱，或者由上面施给下面，或者由下面缴纳给上面，明文规定为必须实行的法令，放宽期限等待数年见效。时间久了，成本与收益便能兼得，公私循环流通，可以停止铸钱的劳作，也可以不再派遣工役。我不揣浅陋，私下认为这或许是千虑之一得。从前我朝祖宗初次制定钞法时，下令十分严厉，用金银货物交易的，便没收财物并赏给告发者；但并不只是责罚下面的人。后来又命令各处税粮、课程、赃罚都准许折收钞币，那么圣意中深远的防范也可以看出来了。这本来就是使财脉流通的意思，即所谓“泉”；而用法令辅助它，即所谓“权”。我又听说，边境强固，远方就会畏服；中原安定，边境就会归向。所以中原是边境的根本，百姓是中原的根本，衣食是百姓的根本。

译民间的普通百姓，有一生没有银子，却不能一年没有衣服；宁可一年没有衣服，也不能一天没有食物。如今各部门早晚操劳，宰相大臣忙得无暇顾及的，竟在于银子而不在于粮食。我私下对此感到忧虑。国家把都城建在燕地，东到齐地尽头，西到秦地，南面有江淮阻隔，神鼎般稳重，金瓯般坚固，这是万世不必防备的基业。然而我私下仍有忧虑，为什么呢？实在因为京师北面据有幽都，却再没有郡县作为屏障，守备全在四边；即使有东齐、西秦，其形势也都足以对中原形成外部屏障、各自固守。京师以南，完全没有名山大泽这样的险阻；强藩和国家赖以为资，皇上面南而治、作为腹心股肱所依靠的，只有河南、山东、江北八府百姓的人心。这几个地方的人大多勇悍轻生，容易激动而难以平息，游荡谋食而积蓄很少；一旦不合心意便轻易离开家乡，一旦受到刺激便视死如归。这些情况我确实看得很熟。八府遭灾荒就逃往山东，山东遭灾荒就逃往江北，还不止如此。一个平民起事，便有千人响应，往事屡屡验证过这一点。然而平息他们的办法没有别的，不过是抚恤农民使他们依恋家庭，保证粮食使他们依恋自身，聚集骨肉亲属使他们依恋乡土之心罢了。如今如果向这几个地方发文，核查各郡官舍所储存的粮食，每郡能得到十万石，负责财政的人就可以安稳睡觉而不再忧虑；即使得到三万石，也还可以满足流转迁徙之人的愿望；假如连一万石都不到，那真令人寒心。我私下料想，不到一万石的地方一定很多。即使发生水旱灾害，又能依靠什么？即使兴起战争，又拿什么供给军队？我看自古以来中原空虚，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汉代以前有敖仓，隋代以前有洛口仓，唐代有义仓，宋代有常平仓，都是随处储藏，不专门集中在京师。如今徐州、临清、德州都有官仓，本来是为寄存粮食设置的，究竟储存了多少呢？我近日上疏，建议为山西积谷防灾，皇上命令各省一体施行。我不是不知道以此进言可以获得荣誉，只是担心各地人心意向不同，有的执行不力，有的施行没有次序，往往反而认为没有好处、只有损害，那我也承受不起承担责任的后果。我前一份奏疏说：第一是官仓，发放官银买粮，这必须非常丰足才能实行；第二是社仓，收取民间粮食充实仓储，这件事即使全年都可以实行。我知道中原空虚，不只是粮食少，银子也极少。官仓这一项，今年已经不能实行；又听说发生灾变，那么社仓这一项，今年也不能实行。只要能够从今年开始，讲求具体条件，特别重视积储，那么明年开始办理、后年见效，也还不算晚。这两种仓，社仓办理起来很容易，见效也很快；但如果没有官府在上面主持，这件事最终不能成功。社仓就是义仓，大概始于汉代耿寿昌，兴盛于隋代长孙平、唐代戴胄等人；唐代尤其兴盛，计算天下积储达到数千万以上。推究其中原因，唐代义仓每年从王公以下都要缴纳粮食，所以储积特别多。我所说法令的推行要从贵近开始，正是这个意思。宋代按照各户正税数额，每二十分取一分作为社仓粮；富贵人家必然田地多，田地多则税多，税多则社仓收入多，这也是唐代的意思。总之，发放粮食时，小灾荒赈济极贫之户，大灾荒则连中等人户也赈济；如果灾荒更大，才会惠及富室，这就是恩泽施加要从无告之民开始。如今谈官仓的人，今年说库中没有银，明年仍说库中没有银，这样一来，除了八成纸钞赎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了。谈社仓的人，这边说我是官户，应当优免我；那边说这是占用劳役，为什么要科派扰害我？田地多的人又说：“我既不愿将来接受赈济，也不愿现在出粮。” 这样一来，不过是贫民下户缴纳一些，数量极少。这两种办法最终都不能实行，中原空虚也依旧如此。百姓一旦饥饿，必然迁徙；迁徙不停，必然变成盗贼。盗贼一定先攻击官户以及有劳役、有势力的人家，而这些人多数还没有醒悟；如果没有官府主持并鼓励，最终只会成为空话。我请求把这一办法下达各省，以唐宋收取粮食的办法为准，同时结合当地风俗、合乎人情，根据年成变化灵活办理。限定明年春天以前，由各里报到各府，核查以前已经储存的数额，以判定仓储的虚实盈亏；到明年冬末，统筹计算一年中两仓新收的粮食，以检验成效，明文定为法令，年年修订。在官仓的粮食，要根据丰歉及时收取和发放，利益归于官府；如果百姓发生大饥荒，就用来赈济。在民仓的粮食，也要根据丰歉及时收取和发放，利益归于百姓；即使官府有重大劳役，也不许借此把财富藏在民间，更不许把财富藏在官府。皇上面南而治、赖以无所恐惧的根本，就在这里。如今谈财政的人，不担心粮食不足，却担心银子不足。银子实际上会产生祸乱，粮食实际上能平息祸乱；银子不足还可以用钱币代替，五谷不足，又有什么可以代替呢？所以说：“明智的君主不把金玉当作珍宝，而把五谷当作珍宝。”恭敬地希望圣明的皇上对此留意。《明文海》卷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