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八十九余姚黄宗羲编

译论六 帝王官家天下论【邵宝】古人曾有这样的说法：“二帝是把天下当作公器，三王是把天下当作家产。”为什么说他们是“官天下”呢？因为把天下传给贤人而不传给儿子。为什么说他们是“家天下”呢？因为把天下传给儿子而不传给贤人。为什么不说“子天下”呢？有儿子就世代相传，没有儿子就传给旁支，总之不出一家罢了，并不是一定要归于亲生儿子。因此，官天下，是对一代人公有而不一定属于一家；家天下，是对一家公有而不一定属于一个人。这就是二帝三王的道术所以盛大，后世无法相比的原因。父亲去世、儿子继承，亲自接受父亲的命令，这是常理，不必讨论。至于兄长死而弟弟继承，是以兄长的身份发布命令吗？是以君主的身份发布命令。君主之道也就是父亲之道。以君主之道发布命令，弟弟便以臣子的身份承受；以父亲之道发布命令，弟弟便以儿子的身份承受，而弟弟应有的身份本来也包含在其中。这样，一个人同时具备三种身份。为什么做了继承人，却不随即成为他的儿子呢？这是因为昭穆次序、尊卑名分都有确定规定。何况成为继承人而称为儿子，是因为正统嗣续断绝了。如今有万世相传的宗庙，也有万世相传的祭祀；其先祖虽在正庙，按时享祭，其迁入祧庙的先祖也每年举行合祭。这样看来，拥有后嗣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又何必一定要把他当作儿子呢？而且君主的继承，必定是嫡系宗支的继承；如果由旁支继承，那不叫继承；如果由嫡系继承，那也不叫旁支相及。因此，宗法从诸侯的别子开始才有。既然如此，礼书所说“诸侯上溯到他的始祖，天子上溯到他的始祖所出之祖”，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为了彰明统绪的尊贵。因此，宗法虽不能追及天子、诸侯，但统绪不能不系于始祖。这就是所谓正统。既然已经成为正统的后嗣，那么对于生身之亲为什么不能顾念呢？既然已经成为正统的后嗣，正统就在我身上，难道又可以凭正统身份承继小宗吗？既然如此，名分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说话不顺，事情就不能成功；事情不能成功，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百姓就无所措手足。”所以名分虽然不能改变，但正统的尊贵本来就不可侵犯。因此，正统所举行的祭祀、正统所属的宗庙，不敢参与；正统所荐献、所祭祀的场所，也不敢进入。如果不得已为他另设旁室，也不敢与正统并列。孟子说：“诸侯的礼，我尚且没有学过，何况天子的礼呢？”所以名分应当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道义应当尊崇就尊崇，名分界限应当严格就严格，这就是礼。既然如此，名分应当怎样称呼，本来已经知道了。所谓道义应当尊崇就尊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伯父当作祖先来奉行祖先之道。所谓名分界限应当严格就严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伯父当作君主来奉行君主之道。那么应当怎样尊崇？怎样严格区别？也只是说，在宗庙庭院举行享祀时辨别容易混淆之处、彰明细微差别；在宫闱中省视拜谒时敦厚孝道、激发敬意；凡是这些，都要用尽真诚罢了。治河论上【邵宝】后世凡是谈治水的，一定说到禹；治水却不以禹为法，可以吗？孟子说：“禹治水，是按照水的规律来治理。水之所以成为水，禹之所以能够治理，没有超出这一点的。”黄河，是天下河流中最大的一条。禹治水的详细情形见于《禹贡》，其中说：“疏导黄河源出积石山，流到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砥柱山，又向东到孟津，向东流经洛水汇入处，到达大伾山；向北流经洚水，到达大陆泽；又向北分流成为九河，汇合成为逆河，流入大海。”这些全都是顺应水势加以疏导的方法，起初没有违逆水性、强行堵障的说法，所以能够完成治理水土的功业，天下称其神明，最终达到地平天成。今天看来，禹所留空让水流行的地方很宽广，所处的形势很容易，所求的成效却很小，所以他的成功能够如此。如今治水的人，距离禹已经很远了；可是所留空的地方却比禹狭窄，所处的形势却比禹艰难，所求的成效却比禹更大，想要成功，不是很难吗？什么叫所留空的地方比禹狭窄？禹疏导黄河，从大伾山以下分流、合流，随着水流所向加以疏通，不与水争夺土地，所以水能够顺应本性，没有冲决的祸患。并不是没有冲决，而是它自行冲决，并非我能够干预的。如今一杯水，举起来倒在地上，必须有一丈见方的地方才能容纳，这是水势决定的。黄河从大伾山以上，好比杯中的水；大伾山以下，好比流在地上的水。对于已经流到地上的水，却想像它还在杯中时那样约束它、使它回旋，即使大禹也做不到，何况其他人呢？如今河南、山东的郡县像棋子一样密布、像星星一样罗列，官府驿亭和百姓房舍相邻而居；凡是禹留空给水流行的地方，现在全都成了我们占有的土地。大概是我们没有容纳水的地方，而不是水占据了我们的土地，所以本来就应当有冲决的祸患。因此说，所留空的地方比禹狭窄。什么叫所处的形势比禹艰难？我曾考察禹治水的情形，他随处施行功力，起初没有阻碍，也没有拘限。如今北面有临清，中间有济宁，南面有徐州，都是转运漕粮的要道；汴省又在西南，是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前看后望，一行动就受到牵制。即使水有知觉，尚且不能使它一定按照我们的意愿流行，何况水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它难道能够曲折迂回来成全我们的事情吗？因此说，所处的形势比禹艰难。什么叫所求的成效比禹大？禹之所以治水，只是去除水患淹溺的危害罢了，此外没有别的要求。”}], 如今却要依靠黄河运输漕粮，水势不能到汴京，就担心毁坏临清；不能到临清，就担心毁坏济宁；不能到济宁，就担心毁坏徐州；即使这些地方都不毁坏，又担心漕渠不足以运输。把这几件事都处理好了，才称得上治理。因此说，所求的成效比禹大。凭借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形势，却要求这样的成效，即使让禹复生，恐怕也很困难。可是还有人喋喋不休地说：“某处应当筑上游堤坝，某处应当筑下游堤坝，某处应当筑中游堤坝。”这实在是糊涂极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孟子说：“我所厌恶的智巧，是因为它任意穿凿。如果所谓智巧像禹那样疏导水流，我就不厌恶智巧了。禹疏导水流，是顺着水势使它行于自然，不妄加干预。治理黄河也要以无事的原则来治理，这样就可以了。” 治河论下【邵宝】

译所谓以无事来治理，并不是不想治理，而是因为治理它很困难。既然难于治理，便干脆不治理，那么灾患就有说不尽的了。君子难道忍心坐视无辜百姓遭受这样的酷烈灾害吗？譬如一个人患病，病势严重而且将要死亡，是要寻求医生来治疗，还是要把他交给不医治的命运呢？把他交给不医治的命运，只是白白等死罢了。所以说黄河不必治理，就是等死而不请医生的人。如果知道要请医生，却又认为只要依靠医生就一定不会死，而且可以活到千百年，这就是所谓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今治河的人，和这有什么不同？所以也只是以无事的原则来治理罢了。黄河从周定王时向北迁徙，汉代以来在东郡决口，在瓠子决口，在魏地馆陶决口，又分出屯氏河，在清河灵鸣犊口决口，变化不止一种。议论治河的人，有的想疏通禹时的旧河道，有的想堵塞决口，有的想分流以减弱冲决的势头，有的想筑堤以防止泛滥，有的观察望气、推算数术，认为只凭人力强行堵塞未必能够顺应天意。详细考察前代史书，这些都历历可见，也是今天治河者所熟悉并听得很多的。虽然成败得失不能不加以辨析，但譬如医生，难道都只用同一个方子吗？如果不问病情的缓急先后，拿一个方子来求病愈，病不愈就归罪于方子，难道是方子的罪过吗？是使用方子的人的罪过。取用古代的方剂，随着病情的缓急先后而使用，这就叫作治理。因而漕渠紧急时，应当先筑张秋等坝并加以疏通，旧河道堵塞、新的决口、各支流分流等事依次处理。然而旧河道如果地势高，就不必一定疏通；新河流如果地势低，就不必一定堵塞。其间有泛滥外出、旁流溢出的地方，有时用疏导的方法，有时用堵塞的方法，以水治理水，我不存预设成见。所以说，取用古代的方剂，随着缓急先后而使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黄河造成的祸患，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同时患有百病：早晨病势稍轻，晚上就加重；表面的病情减轻，内部的病情却增加。即使有卢扁这样的名医，也不能使它完全痊愈。因此必须有良医坐守在旁，切脉察色，听声音，观察寒热，探究疾病的起因，竭尽心力救治，如前面所说取用古方、随着缓急先后而施治。幸而痊愈，就照常调养；不幸在这里再次发作，就改变办法治疗。所以要有求医之心，不使医药和药饵长期备而不用，攻治的方法经常施行，却不一定要求彻底成功，关键只在于不使它死亡罢了。所以说：用“不治理”的原则来治理。如今治理黄河的大臣，就是良医；工匠和材料，就是药物。凡是疏通、堵塞、分流、筑堤之类，都是攻治的方法。就目前的计划而言，应当常设总理大臣，再设置他的属官，频繁巡视，谨慎调度防护工程。任期满了就由别人接替，或者加官晋秩、下令让他仍然担任原职，而不必以工程是否成功作为标准。准备好工匠和材料，只等根据情况使用，这就可以了。然而大臣负责这件事，在朝廷；疏、塞、分、筑之类的具体事务，在大臣；所谓工匠和材料，则依靠百姓。难道可以使百姓困苦吗？所以治理黄河并不难，难的是准备工匠和材料。宋都汴论【李濂】我常常看见世上的君子，喜欢诵读吴起“在德不在险”这句话，认为它是千古名言。我私下认为吴起的话确实美好，固然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它，但他失去了内政外交都要修治的意思。为什么呢？德与险可以同时具备，却不能偏废一方。因此，建立国家，德是根本，险要地势次之。轻视德而依仗险要，不可以；只有德而没有险要，也不可以。难道没有看《易》和《周礼》吗？《易》中的坎卦卦象说：“天的险阻不能登上，地的险阻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护国家，险阻在适当时机的作用多么重大啊！”《周礼》中的司险掌管九州地图，以便周遍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因此自古帝王一定依靠险要地势建立国家，固然常常严谨修治内部政治，也丝毫不放松对外患的忧虑。像文王建都丰邑，武王迁都镐京，成王定居洛邑，汉、唐建都关中，都是为长久安定而谋划的。宋朝沿袭五代旧制，把都城建在汴京，可以说是失策到了极点。汴京地处平原旷野，没有险阻可以防守。张仪说它四面平坦，没有名山大川作为界限，本来就是战场。郦食其劝说汉高帝时，也说：“陈留是天下的要冲险要，是四通八达的都会。” 历来考察往代典籍，自古没有在这里建都的。魏国原本建都安邑，因为苦于秦国侵伐，不得已向东迁到大梁。后来秦将王贲引黄河水灌城，魏王假被擒，满城都成了鱼鳖之地。朱全忠篡夺唐朝后，居住在汴京不过五六年。唐庄宗起兵讨伐他，灾祸比魏王假时更加惨烈。石敬瑭依靠汴京，契丹军长驱直入，少帝被俘。与朱全忠的灾祸相比，尤其惨烈。宋朝太祖艺祖英武盖世，是开创基业的贤明君主。前车之覆如此，却不加鉴戒，反而沿袭周朝建都汴京的做法，终于给子孙留下北方逃难的耻辱，最终使中原沦为荒草丛生之地，终身世代都无法恢复。推究这场灾祸的根源，实在是因为忽略长远谋划、昧于国家大计，还能责怪谁呢？宋太祖晚年西幸洛阳，回顾山河形胜，颇有意把洛阳作为陪都，可群臣不肯听从。太宗当时还是晋王，随从出行时极力说迁都不便。艺祖说：“迁往洛阳还不是现在，最终应当居于长安。”晋王于是背诵吴起“在德不在险”的话来讽谏他。艺祖没有回答。从这里可以知道，艺祖并非不知道汴京不适合建都，只是受到众人议论的阻碍，雄才大断没有施行，宏大的建国大业姑且等待后世来完成罢了。

译既然已经安于以汴京为都，就应当考虑谨慎巩固根本之地，以此谋划讨伐外敌。何况燕蓟一带的烽火台相距不远，一旦边地骑兵南下侵扰，拿什么抵御呢？可是他们竟然不曾考虑这些，君臣上下反而把它当作安逸之所。后来果然发生祸患：景德年间契丹入侵，朝廷商议要采取太王避狄的办法，幸亏莱公极力主张亲征，拒绝和议，但仍增加岁币数十万。庆历年间，契丹又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富郑公用强有力的言辞折服了对方，但也增加岁币数十万。靖康年间，金人再次入侵，朝廷援引旧例请求和议，金人不答应，于是搜括京城内外的金银财物送给他们，仍不能满足其欲望；金人又在青城邀约，仓促之间没有防备来应对，国势于是无法支撑。唉！假如当时早些听从艺祖的志向，把都城迁到洛阳，难道会有二帝蒙尘、中原陆沉的灾祸吗？我记得仁宗在位时，范文正公当时任陕西安抚使，上疏说：“上天有九重关隘，君主有九重宫禁，请修缮京城来壮大帝王居所，营建洛阳以备巡幸。太平时就居住在汴京，那是水陆汇聚之地，便于应对天下的急难；有事时就守在洛阳，那是山河内外相互屏障的居所，可以保卫中原。而且关中自古就是兴王之地，具有百二山河的天险，也应当留意。” 仁宗深以为然，却被余靖的言论阻止，这个建议于是搁置了。范公卓越的见识和远大的谋略，与艺祖相合，确实不是在朝群臣所能赶上的。后来即使想采用他的话，事情的时机也已经错过，只能后悔而来不及补救了。有人说：“国家的兴废，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因此天运如果在这里，什么地方不能建都？天运如果转移，什么险要值得依靠？遇到阳九之厄，命数闭塞，人想凭微小的智慧力量从中挽回，实在困难。我要说：“天道遥远，人事切近。什么叫天道？就是运数。什么叫人事？就是修养德行、体恤百姓、任用贤能、去除奸邪，凡是能够壮大我国势力、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的事情，都属于人事。如果不在人事上尽力，而一切听凭天数，就会坐等危亡，却不能自我振作。”《诗经》说：“这样哪里能够使国家安善，只会彼此一同陷入淹溺。”拥有天下国家的人，还是应当努力谋求治理，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千万不要被那些渺茫而无法考核的天数迷惑。族葬论上【李濂】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薪裹覆尸体，葬在野外，不起坟、不植树，未听说使用棺椁。中古圣人开始用棺椁改变这种做法。《檀弓》说：“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用堲周，殷人使用棺椁，周人设置墙翣，越来越文饰完备。”未听说合葬。季武子说：“合葬不是古制，自周公以来没有改变过。”孔子说：“鲁人附葬时，把遗体合在一起，很好，这就是合葬。”未听说筑坟并作标记。孔子说：“古代有墓而不起坟，只是堆成土丘。四方来的人不能不作标志使人识别，于是筑坟，高四尺，这就有了封土标志。”未听说族葬。《周礼》记载，冢人掌管公墓的地界，辨明墓域并绘制地图。先王的坟墓居中，按昭穆分列左右。大概古代王公以下都实行族葬，不只是士人百姓如此。所谓“绘制地图”，是说趁人还没有去世，预先规划土地的形势和坟丘的位置，谨慎收藏图籍；后来有人去世，就按照图来安葬。所谓“先王的墓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是说把迁徙后营造墓地的那位作为始祖。比如文王居住在丰，葬于毕，那么文王就是营造墓地的始祖，应当居于中央墓穴。其次以武王为昭，居于左；成王为穆，居于右；康王为昭，居于左；昭王为穆，居于右。到了平王东迁，又成为洛阳墓地的始祖，继位的君王也是如此。不过，这里说的是古代国君的葬制，还没有涉及士人百姓。墓大夫掌管全国墓地的地域并绘制图籍，命令国人实行族葬，掌管禁令，确定位置次序，掌握规模数量，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墓地。所谓“掌管禁令”，是防止彼此侵占；所谓“确定位置次序”，是使昭穆次序有条理；所谓“掌握规模数量”，是规定坟丘封土的大小和植树的数量。这是士人百姓的族葬，由君主替他们划定土地安葬，并不是百姓自行占地。所以说：“圣人为万民的父母，百姓活着，就使他们富足、教导他们；死了，就替他们安葬。”这就是王者恩泽深入人心、渗入骨髓的表现。族葬制度在《周官》中记载得如此详细，是谁废弃了它呢？秦朝废弃了它。秦采用商鞅的办法废除井田、开通阡陌，先王的族葬制度由此大为破坏。又加上形法家的术数兴起，乡野术士和盲巫倡导吉凶祸福之说，世人又夹杂私心，所以喜欢听闻并乐于遵从。于是世人各自营造墓地，希望获得利益福泽；有的迁葬一次，有的迁葬两次、三次、四次，甚至远离父母的墓地，再也不去省视。唉！流俗实在可恶，都是邪说造成的危害。君子有维持世道的责任，应当把破除邪说、端正人心作为自己的使命，为什么不寻求古人族葬的制度并实行它，把它作为这个时代、这些百姓的表率呢？族葬论下【李濂】有人说：“宗法废弃，天下就没有亲情；自从封建制度不实行、大宗小宗的法则不建立，于是人与宗族离散，没有统属和纲纪，彼此不相联结。因此亲近的变得疏远，疏远的成了路人，确实有相隔数年也不相见的。负有维持世道责任的君子，想挽回末世风俗、使人心恢复淳厚，将从哪里用力呢？有一件事，本来人人都可以做到。”我听说族葬的方法，载于《周官》。如果能够依据古制、适合今情，斟酌实行，那么每年祭扫时，亲疏族人全都到齐，一同在墓地拜谒，依次叙说久别，相互慰劳，思念水源木本、追念祖先的心情油然而生，或许可以成为合族的办法吧？近来改选苏村的墓地，我不揣量自己浅薄，便讲求古人合葬之法，希望使子孙世世代代守护而不废。曾经遍考前代正人各家的制度，唯独取用赵季明氏的图式。他的制度说：“族葬的方法，以营造墓地的人为始祖；儿子不分别嫡庶，孙子不敢紧接父亲下葬，都按年龄排列昭穆，这是尊敬尊长。曾孙、玄孙以下，按班次左右附葬。妻和继室没有生育，合葬附祔于丈夫，尊崇嫡妻正体。妾随母亲因儿子而获得尊贵，降低女君的位置以彰明贵贱【按韩魏公安葬生母胡氏时，胡氏棺柩退居嫡夫人墓穴一尺左右】。与丈夫同一封土，表示归属于同一人。

译妻子被休出或改嫁，即使是宗子的母亲，也不合葬，这是因为义分已断。男子年长的未成年夭亡者，以及未成年但已经娶妻的，都处在成年人的位置上，因为已经具有父亲的身份。中等、下等的未成年夭亡者，葬在祖先之后，以表示尚未成年。排列次序不按年龄，不预先考虑夭亡。男女分处不同位置，是遵循阴阳法则【男子葬在祖墓北面的东侧，女子葬在祖墓北面的西侧】。祖墓北面不筑坟，是避开正位。后葬的人都头朝南，是厌恶脚朝向尊长。嫁出的女儿死后归葬本家，按未成年夭亡者安葬，如同她仍在娘家未出嫁【本于伊川的葬法】。妾即使没有儿子也陪葬，以恩情使她终身有所归附【葬在女子未成年夭亡者之后】。季明这套论说平正、周密，足以补充《周官》未完备之处，实行族葬的人应当以此为准则。他又说：“安葬父母却不附祔于祖先，或虽附祔却不按伦次安排，归根到底都是把死者看成没有知觉的东西。”唉！做人家的子孙，却把祖先看成没有知觉的东西，距离禽兽也就不远了。李濂写成这篇文章，把它藏在祠堂里，又抄副本附在族谱中，希望后世有人实行，使子孙不至于极其愚昧，必定遵从我的志愿。花木记论【林大春】我自从归隐山林以后，常常在荒山寂寞的地方看见奇花异草，却没有名称的很多。后来修订县志，旁搜花木，发现有名称的也不下几十种，其中多是中原罕见的。于是想起琼山丘公曾经写过《野花亭记》，哀叹当地花卉的不幸。我所在的潮州与琼州同处极南之地，花木大多相似。然而琼州的花木虽产于幽远偏僻之处，还能得到丘公为它们作记，这本来是不幸中的幸运。我这里所产的奇异瑰丽、幽香四溢的花木，长期寄托在树林荒草之间，混杂于荆棘丛中，已经难以一一计数。即使知道它们的名称，也不能一个个向世人表明。如果不详细考察并记录下来，不只是会因不能进入上苑而遗憾，也将对琼州拥有更多花木感到惭愧。因此特意为此悲叹并记录下来。五德之运如何【华钥】帝王顺应时势来修治政务，有人却把它附会为天运的符应，于是天下开始出现各种异说。上天有五行，分配四时、递相运行，以成就万物的变化；帝王的政令则随着时势修饰更新，用来使万民焕然一新。因此制定历法、律吕，改变正朔，变更服色，必定取法五行，用来完备一代的文采、仪制和法度，但相生相胜的说法并不在其中。后人妄自用谶纬配合，甚至想借助五行生克的运数，来验证王朝兴亡更替的征兆。唉！有德就兴盛，无德就灭亡，这是世道升降的关键。五行中的一德，哪里能同天命和人心的向背相比？这种说法实在太不合经典了。五德之说，古代经典中从未见过。自从邹衍倡导五德终始、相胜的说法，张苍、贾谊、公孙宏、倪宽、司马迁等人便以他的学说为根本，加以附会增益。自从刘向父子反对这种说法，提出五德相生的理论，荀悦、班固、崔昌、徐铉、胡宿等人又以他们的理论为根本，加以推演阐明。所谓相胜，是说帝王改换运数，都是后一个胜过前一个：商朝属金，以金克夏朝之木；周朝属火，以火克商朝之金；秦朝属水，以水克周朝之火；汉朝属土，以土克秦朝之水。也有人说汉朝属水，以水克秦朝之火，各自都想使自己的说法符合所胜之德。所谓相生，是说五行之运按照子承母的次序：伏羲首先出于震位，以木德称王；炎帝以火承木，黄帝以土承火，少皞以金承土，颛顼以水承金，帝喾以木承水，唐尧以火承土，虞舜以土承火，都是每一代更换一种德性，代代相生相承。到了夏后氏以金德为尚，殷人以水德为尚，周人以木德为尚，虽然每代更换一种德性，也同样是相生相承。汉朝从火德以承接周朝，唐朝从土德以承接汉朝，庄宗中兴唐朝国运，说明土运还没有断绝。一传到晋朝为金德，再传到汉为木德，又传到周为水德，又传到宋为火德。中间所说的秦，本来是西戎的余绪，只能算处于正统之间的闰位；从魏到隋都不是正统，这是为了勉强符合相生的次序。唉！说相胜之说出于秦人的用意，可以；说它出于帝王的用意，却不可以。那些帝王把天下看作公有，无论禅让还是征伐，都是无私地顺应事理，使治理通达而不至穷困，哪里会有计较私利的心思呢？况且秦朝急于施行严法，天下受尽其害；汉朝善于反其道而行，难道还会计较胜负吗？然而相生之说一出现，相胜之说就衰微了。只是相生之说正在迷惑世人，还没有停止。帝王承受天理而治理万物，排斥篡夺窃取者，以尊奉正统；轻视偏安政权，以接续历代气数，这些都是人的作为，难道是天运的自然安排吗？大概世道不可能永远安定，而气运也没有停止运行的时候。汉朝末年国运断绝、李唐尚未兴起之际，拥有天下的是从魏到隋的各朝；如今却把它们略去，不按时代排列，难道它们就没有气运吗？五行之运若有一刻停息而没有接续，天道就败坏了。有人又说：斩蛇而显现符命，是汉朝得到天统；水灾多有应验，并非人为；火德主宰商丘，也有明确的验证。唉！这正是晦翁所说的，有些大德的符命恰好与事实相合罢了。若追求这种说法而终究找不到根据，君子就不应再议论它。假如真按这种说法，那么夏代有青龙祥瑞，为什么还奉金德？殷代有银山的祥瑞，为什么还奉水德？周代有白鱼的征兆，为什么还奉木德？这种说法已经走不通了。假如说由人承接天命，所以气数不断，那么在五代三王以前可以验证，却不能验证于秦、隋之间。假如说上天应合人事，所以符瑞可以征验，那么也只能在汉、唐、宋初兴时见到，而无法考察历代帝王相继兴盛的情形。追求这种说法却得不到根据，可见这种说法确实已经穷尽了。大体说来，反对相生说的，是向；开启相生说的，是衍。衍的说法出于私意，向的说法流于荒诞。我曾考察各家言论：老聃说：「古代更换朝代而改变所尊尚的德性，是取法于五行。」 五行轮流主持，终始相生，也是取象于这种道理。孔子说：「五行开始掌管政事，首先起于木，所以君王效法它，首先以木德统治天下；其次便以所生之行依次相承。」《孔子家语》多是汉代儒生附会的，不足以相信；玩味其中的语意，也不过是五行自行决定所尊尚的对象罢了，起初并没有符合天命。总而言之，君王想确定所尊尚的德性，只是因为一代的典章文物不可缺少，又想整理历法、辨明时令，重新制定法度，使天下人的耳目焕然一新罢了。这与天运的相生相克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说：帝王只是顺应时势来修治政事。《明文海》卷八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九十　余姚黄宗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