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十余姚黄宗羲编

译玄黓摄提格年，夏天异常炎热。我住在山阁中，眼睛越来越昏花，不能把平日熟悉的书全部读完，于是取五言四句的古诗，从古代一直到晚唐，共三百多首，按类别编排后教授群童。分类共有三十八类：第一类是直致诗，这是我所忌讳的，也是最难写的。它直接铺写情感、描绘景物，不着意于排比、纽结、盘折、组织文采的技巧，正所谓洗净脚面来争美丑。第二类是情义伦纪诗，这是百姓共同遵守的常道。第三类是工致诗，只有老成者能够承继，声名很少为人听闻。第四类是清新诗，也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从这以后，依次有高远、富丽、艳冶、凄凉、衰暮，这些取决于所接触的事物不同；旷远、豪放、俊逸、清润、沉着，则又取决于诗人自身。边塞、宫闺、客旅等题材，因为抒发的情感不同寻常，所以产生了离别、悲愁、思乡、感旧等作品。至于怀想寄赠，写尽对他人的情意；慨叹消遣，写尽自己的心情；讽谏而不揭短，赞美而不谄媚，嘲戏而不轻薄，这些都是所谓百姓的本性和先王教化的恩泽。此外还有怀古咏史的吟咏，描写景物风土的作品，记录时事的诗，以及乐府的旧篇、诗人的古体；有的设置问答，有的凭一两句佳句流传，甚至妇女和神异之人的作品，也附带收录在这里。先儒说，人的声音中最精粹的叫作言语，言语中最精粹的叫作文辞；又说，文辞中最精粹的叫作诗。自《诗经》三百篇以后，诗体变化为词赋，又变化为歌行、长律，流传演变到了极点，那么五言绝句就是诗中最精粹的形式吧？才华多的人受到这种形式的收束，正如汗血马日行千里却被迫在蚁封般狭小的地方转折。初学者从事这种诗体，难道不是江河源头的细流吗？乡里的先生曹公教人刚开始下笔时，要求以字少、语直为要；他说，直说就容易看见意思，字少就不容易产生毛病。我编选小诗，把直致体放在前面，实在就是以此为依据。泉水刚刚流出时，只是直直地流淌；流得越来越远，众多水流汇合，冲击礁石而激荡，受风吹而起波澜，水势盛大流行，便出现千姿百态，并不是泉水本来一定想要这样。初学者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枫林病叟朱升题于齐明阁。《读货殖传》【赵汸】《货殖传》应当和《平准书》对照阅读。《平准书》是在讥刺臣下横征暴敛，以满足君主的欲望；《货殖传》是在讥刺君主喜好财货，使四方都改变旧有风俗而趋向逐利。文章开头说汉朝建立时承接秦朝的弊病，高祖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所以文帝、景帝时期国家没有大事，百姓生活富足，府库充实，人人珍惜生命而重视不犯法。后面叙述武帝的事情，处处与前面相反。到赞论部分，才推溯唐虞三代以来的情况，并列举战国和秦始皇追求功利造成的祸害作为证明；这样看来，武帝不能效法祖宗仁厚的政策，却走上秦始皇的覆辙，不用再加讥评也清楚可见。学习的人先读这篇赞论，再读正文，使前后相承接，那么司马迁的用意就明白了。至于《货殖传》，其实是《平准书》的注脚，只是没有人察觉其中的意思。传中所说的当世贤人，就是《平准书》中所斥责的那些不守法、追逐利益的人。传中所叙述的陶朱公、白圭一类善于经营生计的人，就是《平准书》中所说三个人分析利害细致入微的例子。传中说乡野之人、牧长、穷乡的寡妇，礼遇可以与万乘之君相抗，声名显扬天下；宣曲的任氏因为经营田地、畜牧而富有，受到君主尊重；这与《平准书》中所说卜式拿家财帮助官府，天子尊崇显扬他来教化百姓，意思尤其明显。大概是因为看见秦始皇、汉武帝都喜好夸大事业、贪求功劳，导致国家财用不足，后来才对这类人如此重视。《货殖传》中详细列举四方各种货物的产地和商贾活动之处，这正对应《平准书》中设置大农等官职，把天下财利全部收归官府，贵时卖出、贱时买进，所以天子无数的用度都从这里产生。传中说即使拥有千乘封地的诸侯还担心贫穷，这正对应《平准书》中屡次说赋税使县官财用枯竭、国库极其空虚。传中又说朝廷、公卿、隐士、军士、任侠、攻剽者、女姬、游说者、吏士等，都以财利为务，这是深深讥刺当时崇尚财货的风俗，不分贵贱。篇末说富人一定凭借奇异的手段取胜，又列举奸诈之事、恶劣的行业、卑贱的行为、屈辱的处境都能够使人致富；这也就是《平准书》所谓“不增加赋税而天下财用充足”的一类情况。按照这篇传的意思，深深鄙薄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不应当降低身份去做商贾之事。大概是因为司马迁亲眼见到那些谈论财利的人误国害民，就像《封禅书》中所说要深入考察方士、祠官的用意一样，所以说得如此深切。后人却只说司马迁因为触犯刑法、没有钱赎罪，便发愤写作《货殖传》，哪里算真正了解太史公呢？虽然司马迁的言论也有激烈之处，但我单独认为，他的书写得如此明白、反复劝诫，千百年来读者仍不能深切了解其中的意思，更何况六经古老而深奥，后世传授时更是如此。注家自称已经完全领会经书的精微旨意，这可能吗？《题罗鄂州小集目录后》【赵汸】右乡先达宋朝奉郎、权发遣鄂州军州事罗公的文集共五卷，是权通判鄂州军州事、临江人刘公清之编次的。罗公与刘公一同在鄂州任职，罗公死于任上以后，刘公于是将这部编集刻印，置于郡斋。罗公一生所著还不到十分之一，所以题名为《小集》。他家收藏的还有五十多卷，不幸传了一两代便中断，终于全都亡佚了。只有《新安志》《尔雅翼》二书，本郡曾经刻印过。《小集》本郡人也曾重刻，所以世家中还保存有这部书。兵火以后，刻本已经不存，三部书都很难得到。我避乱归来，藏书大多散失，向朋友求《小集》，又得到乡先生陈公栎所传的本子，便校正其中可疑和错误之处。只是两家本子都缺少前面的篇目，于是按上文所列加以抄录。宋室南渡以后，士大夫的经学和政治学问并不愧于东都，只有文章似乎随世道一起下降了。即使是能文之士，也只是争相标新立异，各自成为一家。高文大册，前后辉映，可是庆历、元祐年间的风尚和法度，已经遥不可及了。罗公治学，从三代的制度、名物，帝王治理天下的事迹，古今治乱兴衰的变化，一直到草木虫鱼的细微之处，都广泛考察、精心思索，没有不深通贯晓的。

译他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诸家起步，上接秦汉文章，寻求其中的佳作，加以斟酌调和，所以他的文章质朴厚重而中正，节制法度谨严，以人伦为根本，包举事物之理，关涉世道人教，没有一篇是无所作为而作的。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使他的学问宏大光明，体现在施政和议论中，从本朝推广到天下，那么韩愈、欧阳修诸人用以匡辅、彰明盛世的事业，就会在当时重新显现，哪里会只像今天这样散落而仅存于所传的篇章呢？既然如此，刘公深深为他悲伤，朱子每次读到他的文章总是推许谦让，听说他去世便叹息惋惜，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罗公年轻时曾凭荫任授京官，任期届满回乡便请求奉祠；考中进士、得到县令职位后，又请求奉祠；过了五年才起任贑州通判，任满回乡后又过了七年才得到知州之职。他在出仕、退处、取舍之间就是这样，可见其志向所在，哪里能够估量呢？可是上天本来就吝惜他的寿命，那么当时君子之所以更加替罗公惋惜，难道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吗？不过，罗公对于文章确实有自己的道理。他曾论说，儒者的学问在于去除自己的私心，尽力完成自己所承受的职责，并施行于上下亲疏之间；前代圣人有所作为，根本大经和重要法则都已具备，后世学者也不过是寻求与它们相合罢了。其中有不能相合的地方，就积累思考来贯通它；淘汰浮泛、游移、散乱、越轨的念头，使心思日益趋于亲切，忽然之间自己也不知道已经与它相合了。唉！可叹啊！过去那些凭文章成名成家的人，大概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罗公学习古人而又反过来从自身求取，往往能够像这样抓住要领。至于他的文章，难道会有不相合的地方吗？读罗公文章的人，试着用这番话去思考吧。罗公名愿，字端良，号存斋。刘公字子澄，后来死于鄂州。至正十四年甲午十一月某日，南至赵汸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十一年〕 《跋谢翶〈冬青树引〉后》【赵汸】我小时候曾经见过一篇文章，记载嘉木扬喇勒智发掘宋陵、准备建塔时，钱塘旧大内一带有义士在夜里召集一些年轻人，另外寻找宋陵遗骸，把所有暴露在外的遗骨都收拾起来。后来这些遗骨虽被取走，却又和牛马骨混杂着埋在塔中，想来其中并没有真正的龙骨遗蜕。那位义士和替他作传的人，都没有写出姓名；从马相以下在文章后面题跋的十多位先生，也都隐去了姓名，但叙述却十分详细，还说那天晚上几乎有人翻墙时摔断了腿。然而后来我游历钱塘，向父老询问，却没有人能说出这件事；有人说这座塔一共遭过三次雷击，最后才把包裹着金子的佛塔中央、像瓠壶一样的东西烧掉。假如塔中都是无名氏的遗骸，又怎么能够感动上天到这种程度呢？我无法回答。张孟兼为谢翶羽作注，认为谢翶为唐珏、字玉潜所作的《冬青树引》，大概是在暗中记载这件事；从前所听说的那位义士，难道就是唐珏吗？但注中有时又说是玉、修竹，那么他们又是什么人呢？这是一件大奇事，除了季布、剧孟一类的人，恐怕没有人能办成；几十年之间，难道没有族人子孙能够讲述这件事吗？孟兼还应当广泛访求好事的君子，倘若能够得到事情的真相，就应该详细注释谢诗，使它流传下去。倘若有机会到越中一趟，访问南山边，找到过去种植冬青树的旧址，划定疆界并立碑标明，同时把这件事记入郡志，那又是一件大奇事了。不要只是说有疑问，就把疑问传下去罢了。《跋东坡尺牍后》【赵汸】宋礼部尚书、赠太师东坡苏公，忠义贯通日月，声名充塞宇宙，大概是千年才有一人的人物。他年轻时登上高科，想凭文学和经世济民的才干，成为贾太傅、陆宣公那样的人。中年时仕途困顿、不得志，便留心佛教，结交禅僧，如同白乐天、柳子厚。晚年流徙岭海，于是又想暗中学习长生之术，超然远游，如同安期生、梅子真。苏公一生的学术有三次变化，这些都在他的手稿、书疏中具备始末。至于文章天下无双，那只是他的余事；传《周易》《尚书》，解说《论语》，也不过是博学广识所达到的范围，总之不是他志气所在。可是苏公曾经说过：“胶西有许多古代君子，假使盖公正好往来其间，我苏轼又哪里有资格见到他们呢？”他在答陆子厚书中所论述的黄高人的意思，正与此相同。唉！内圣外王之道没有彰明，豪杰之士不能忘情于方外，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世人向苏公所求取的东西，大概只是他的糟粕土渣罢了。至正己丑年秋天，我经过倪氏在黟川的寓居，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他所收藏的东坡尺牍之后。

译《书所编〈李文公集〉篇目后》【赵汸】《李文公集》共十八卷，总计四百篇，是江浙行省参政赵郡苏公所收藏的本子。我已经跟从苏公传抄，又把它的篇目总列在上面。起初我读欧阳公论文章，每每称许韩愈、李翱；读到《幽怀赋》，遗憾不能与他同时并世而相互酬答。苏轼老泉也评论说，李翱的文章意味黯然深沉，光彩油然幽远。从此我常想求得他的文集来读，却始终不能得到，所得的只有《文苑英华》中几篇罢了。后来又看到豫章黄公说《皇祖实录》的文章，像女子具有端正的容色；又见朱子论《复性书》，虽然认为其中消灭情感的主张出自释氏，却也称许它有这样的长处。我越发因为没有见到全集而感到遗憾。到这时才向苏公请求而得到它，十分欣慰。苏公名翱，字习之，中进士第。元和年间任史馆修撰，上疏说既然已经用武功平定天下，就应当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的旧制，用文德振兴太平；否则恐怕大功之后容易产生放纵欲望，于是分条上奏六件正本清源的事。宪宗不能采用。后来升任礼部郎中，当面斥责宰相李逢吉的过失，以称病为由离职。他一向喜爱推举贤士。韩文公曾写信给他说：“对于贤者急切求取，只有您和不成材的人做得到。” 李翱在回信中认为，韩公虽然喜爱士人，但只有对于兼有文章、又依附自己的人才毫不吝惜；有些人若做不到这一点，他便不肯推荐提拔，因为那人与自己不同。他又曾写信责备裴晋公身居宰相之位而道术不能实行，却忍受耻辱、内心惭愧而不能引退。他对于老师、朋友以及厚待自己的知己，正直鲠介到这种程度，毫不隐讳忌惮。那么他面对李逢吉一类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是《唐史》却说他因为不能显达仕进，怨愤郁结无从发泄，便当面斥责李逢吉；斥责之后又自己害怕而离去。这些说法彼此抵牾，不合事实，是很明显的。古人说，韩公在学问方面没有比文章更突出的，在德行方面没有比喜爱正直更突出的；而李习之的文章和品行差不多都像韩公。既然以韩公的谥号来命名，又把韩、李并称，他难道会感到惭愧吗？参政公将要刻印此集，使它广泛流传给学者，所以我私下记述他为人的大概，也并非为了排斥史家的妄说，而是要说明欧阳公确实是善于识别文章的人。《八咏楼诗纪序》【宋濂】八咏楼在婺州城西南角的城墙上。它的建立，实际始于武康人沈休文。齐隆昌初年，休文以吏部郎出任婺州太守，刑罚清明，诉讼简少，号称无事。楼建成后，命名为“玄畅”，又作八首诗咏写山川景物的情态。宋至道年间，冯伉来任知州，认为永明体实在源自沈休文，并以徐庾为祖，心中特别喜爱，便把这些诗刻在石上，置于楼下，同时把“玄畅”改为“八咏”，希望流传给无穷后世。于是士绅之家相继创作，长篇从容充沛，短韵铿锵有声，白粉涂版、黑字书写，光彩充满四壁。好事者曾把它们辑成一编，刻在木版上。兵火之后，零散失落，再也不存在了。南峰杨尊师私下对此感到痛惜，于是和他的弟子胡君玄范广泛搜求、远方采集，执笔编成此书。上自休文，下至近代，凡是有所创作、大略涉及八咏楼的作品，没有遗漏。宋濂颇读了这些诗，却产生疑问。休文本来是知名之士，在齐梁之间，立朝大节不可能没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既然不可能没有遗憾，人们就会抛弃他，为什么他的诗却唯独流传到今天呢？难道他解下佩绶、穿着粗布衣服，果真有仰慕君主、眷恋朝廷的心意吗？还是因为他才华高、学问广，名望仅次于董仲舒，或许足以惊动世人、震骇俗众呢？以我的愚见，这些都不足以理解。或许是因为婺州是礼义之邦，士君子世代敦厚地研习诗书，内心存有忠信，往往勇于自我修养而无暇责备别人；稍有一点善行，便唯恐宣扬得不够及时，更何况休文曾经是百姓的长官呢？古人所谓“居住在这个国家，不非难它的大夫”，难道唯独我们婺州是这样吗？然而从休文到今天将近九百年，来婺州任太守的不知有多少，默默无闻的人本来就很多。三尺高的孩子从这座楼下经过，也能指着说：“这是休文留下的遗迹。”这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喜爱华美文辞的人很多，所以传承它的人也久远。浮华的文章、艳丽的句子，连有见识的人都不屑谈论，尚且能够如此显著辉耀，那么道理彰明、德行确立，言论足以维系世道人教轻重的人，又将会怎样呢？学习道术的人，更应当思考怎样自我勉励，这就可以了。本书所记有赋若干首、古诗若干首、绝句若干首，分为三卷；每卷之后各有其书写在竹简素帛上的原本，后来续得的作品，就随即补入其中。南峰名道可，字某。南峰是他的号，他恭谨温厚而有贤德，远望便知道是爱好古学的人，如今主持宝婺观事务。宝婺观大概与八咏楼并列矗立。《水经序》【王祎】《水经》是汉代桑钦所作。《汉书·艺文志》缺载，没有收录。可是《隋书·经籍志》有两种《水经》：一种三卷，有郭璞注；一种四十卷，有郦善长注。善长是道元的字。但两种书都没有写明撰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说是郭璞所作，《宋崇文总目》也没有说作者是谁，只说郦道元的注本四十卷，亡佚了其中五卷。到《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说是桑钦所作，又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郭璞所作，大概是对此有疑问。考察《前汉书·儒林传》，古文《尚书》由涂恽传给河南桑钦、字君长。晁氏《读书志》说桑钦是成帝时人。现在考察《水经》本书，济水流经寿张，即前汉的寿良县，是光武帝改的名称；又向东北流经临济，即狄县，是安帝改的名称。菏水流经湖陆，即湖陵县，是章帝改的名称。汾水流经永安，即彘县，是顺帝改的名称。这样看来，这部书不可能出自成帝时，似乎是顺帝以后的人所作。书中又说到武侯垒，又说魏兴安阳县，注文说是武侯居住的地方；魏国分汉中设置魏兴郡。又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那就是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武侯的地方。书中又说，北方县名多是曹氏时所设，南方县名多是孙氏时所设，这又似乎是三国以后的人所作。

译书中又说把信都改为长乐，这应是晋太康五年的事。又说河水向北靠近薄骨律镇城，注文说是赫连果所筑的城，这又是后魏设置的地方。这样看来，这部书又似乎出自晋代或后魏人之手。我认为，桑钦本是成帝时人，确实写过这部书，后来郭璞、郦道元二人作传注，都有所增益。而郭璞是晋代人，道元是后魏人。因此，《山海经》虽说是禹、益所记，却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名称；《本草》虽说是神农所述，却有豫章、朱厓、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称谓；《尔雅》说是周公所作，却说张仲孝友；《苍颉篇》说是李斯所造，却说汉朝兼并天下，这些全都是后人增益的内容，不再是原文了。既然如此，《水经》是桑钦所作无疑。大概流传日久，经文和传注相互混杂，而桑钦的原文已经亡佚。原文虽然亡佚，难道就能说不是桑钦所作吗？《通典》说郭璞的注大多疏略迂怪，所以已经不流传。现在郦道元的四十卷注本固然完整，但旧本往往在传抄移动中失误，已经出现错简。金代蔡正甫曾作《补正》三卷，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只有郦注旧本仍在流行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天地之间，水是最多的，所以水就是大地的脉络。大河彼此间隔，小河彼此相连，而各郡、县、州、道像瓜果棋子一样排列分布，也都依靠水流来划分。地理书始于《禹贡》，而《禹贡》划分九州，必定以山川为依据来确定疆界。实在是因为山川的形势绵延不变，州县的设置却经常更改，所以兖州可以迁移，而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不能迁移；梁州可以迁移，而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不能迁移。这就是《禹贡》成为万世不变之书的原因。后世史家以州县为依据撰写地理书，州县一有更改，书也随之废弃而不再流传。既然那些书容易失传，《水经》这部书难道真的可以废弃吗？大体上，这部书所引天下的水有一百三十七条，长江、黄河都在其中；郦氏注文又引用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水源和归宿的流转，沿途所经过的地方，支脉交错繁多，条理贯通，几乎都是搜寻沟渠、访查水道，没有遗漏。总括其大要而掌握全貌，天下地理就可以运筹于掌中了。所以自《禹贡》以后，这部书最接近古代而不可废弃，难道也可以称作所谓万世不变之书吗？只是世上研究地理的人，无不只就近处而忽略远方，喜欢简略而害怕繁杂，最终仍然纷乱而没有凭据。桑氏的学问废弃而不再讲习，已经很久了，难道不是很令人疑惑吗？所以我写下这篇序来加以论说，以表达我的意见。只是凭我的力量，哪里能够使这部书重新受到重视呢？读者考察它的事迹，探求其中的缘故，再观察各种内容的会通，必定有人能够认识它的要旨。《风水问答序》【胡翰】乌伤人朱君彦修，是已故文懿先生最优秀的弟子。年轻时读书，跟随先生游学的时间最长，曾经有志于当世之事；参加有司的赋试而不合格，退下来学习医术，还庆幸自己的医术能够惠及他人。他著书数万言，名为《格致论》，人们多有传习，于是朱君的医术便闻名于海右。他又认为阴阳家多有忌讳，却不知道考察古代，于是再著数千言，名为《风水问答》。书写成后，在双溪之上拿给我看；推究他的用心，可以说达到极致。《易经》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天高明地处于上方，天文已经明显；地低下处于下方，地理也有条理。能够彰明它的人观察天文，能够明察它的人考察地理；懂得这一点，就是懂得幽明变化的道理，除了圣人还有谁能做到呢？可是汉魏以来，谈论地理的人往往沉溺于形势、法术的末流，这已经错了。至于他们所写的书，如《宅经》《葬经》之类，又多秘藏而亡佚、不再流传，错得就更加远了。朱君竭力辨析这些问题，认为人出生以后，合并宗族而居住，营造房屋来安处，审察地形曲直、面向和形势，选择得当就吉利，选择不当就有祸患，其中的道理是很明白的。等到人死以后，祖宗的神魂升达于天，所抬去埋葬的不过是枯骨罢了。多年过去，骨头已经腐朽了，怎么能知道它会给活人带来祸福、贵贱、寿夭呢？所以安葬不必选择地势，而居住却必须量度房屋；依据往事来说明今天的道理，出入于《诗》《书》之间，这本来就是儒者的说法。从前先王辨别方位、端正位置，规划国家、治理四野；考察土质适宜的方法，是用来察看百姓住宅的；使用土圭的方法，是用来寻找天下中央的。这些都是为都邑宫室设置的。至于冢人、墓大夫的职掌，公墓依昭穆排列，邦墓按宗族合葬；即使想选择墓地，墓域的界限和禁令，谁能够违犯呢？由此可知朱君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他的书没有在二百年以前出现。绍兴年间讨论改选山陵的时候，晦庵朱子因为忠言而招致祸患；以他一代豪杰的才智、千古圣贤的学问，都集中在一人身上，对天下义理的观察已经很多了，却唯独深信蔡元定的说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这里自从何文定公从勉斋那里得到朱子的学问，传了四代而成为文懿先生；朱君在先生门下受业，推算他平日所讨论的内容，难道也曾涉及这件事吗？如果不是，那么这部书是在先生临终之前写成的，他一定能够订正朱君的学说，使它成为可信的说法传给世人；而竟然让我胡翰读到了它，难道不是遇到了善于识言的人吗？况且我先人的葬事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开始办理丧葬时，我匍匐奔走奉命办事，根本无暇选择墓地；我曾经对先儒“土厚水深”的说法感到惊惧。如今得到朱君的书，高兴得像得到拱璧一样。从前乡里有个余祯，凭这种术数在江湖间游走，邵庵虞公非常敬重信任他。他著书叫《地理十准》。虞公称说他得到了管辂、王吉的传授，大力诋毁曾、杨之说，却不知道所谓“指龙”并不是管辂所作，这和我胡翰一样都是一种迷误。关于书中的内容，朱君幸望最终能够有所教正。《古乐府诗类编序》【王祎】

译太原人郭茂倩汇集编次乐府诗一百卷，我选取其中可以流传的作品，重新编定为若干卷，又论述说：周朝衰微，礼乐崩坏，而音乐受到的破坏尤其严重。自从制氏担任当时的乐官，能够记录音乐的铿锵声和歌舞，却不能说明它们的意义，于是天下能够理解的人就很少了。何况先王音乐的声调、音律和节拍，并不只是所谓铿锵鼓舞，那些人本来就不可能全部记录下来。这样说来，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至于声诗，是古代的乐章。雅乐和郑声的得失，存在于诗辞之中。辨析它的文辞，意义就可以看见，不像声调、音律、节拍那样难以了解。可是国家的制作、民俗的歌谣、诗人的讽咏，到了后世，终于不再有雅颂的声音。即使把它们用于郊庙朝廷，传播给乡里邦国，也仍然只是世俗的音乐。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诗的作用，和史书相同。史书记载一代的事情，直截了当而不隐讳；诗歌寄托一代的政治，委婉而成篇章。文辞意义不同，是因为时代不同。中古盛世，政治清明，百姓安乐，教化形成，风俗美善，人情舒展而不急迫，风气淳厚而不涣散。诗辞庄重而简约，和谐而平正，施用不穷尽，广大却不张扬，直截之中有曲折，体制顺畅而声情和谐，这就叫作德音。到了衰败时期，各国的文辞各不相同：俭朴的多显得吝啬，强悍的多显得粗暴，淫乱的忘记回头，忧患深重的思虑局促。有的喜好声乐而没有主宰，有的因为弊病而思求治理，也都随着各地风俗所崇尚的东西、政治所依据的原则以及人情风气所受到的感发而变化。所以古诗的体制，有赞美，有讽刺；有正声，有变声，圣人把它们一并保存而不废弃。只是用于郊庙朝廷时，不是《清庙》《我将》一类颂诗，不能用于升歌、宗祀；不是《鹿鸣》《四牡》《大明》《文王》一类雅诗，不能用于朝会、宴享。内用于闺门，外用于乡党，若不是《关雎》《麟趾》一类正风，就是《鹊巢》《驺虞》一类风诗；它们感情深厚而文采明晰，气势充盛而教化神妙，所以能够感动鬼神，调和上下，美化教化，改变风俗。如今郭茂倩编次的作品中有这些特点吗？考察他所谓郊祀、安世、黄门、鼓吹、铙歌、横吹、相和、琴操、杂曲等类别，汉代诗辞质朴而接近古风。再往下到魏，魏诗温厚而更加趋向文饰。再往下到晋，晋室东渡以后，文辞华丽，遂变成南北不同的风格。南方乐调多艳曲，北方习俗夹杂边地声调，隋唐接受了这些影响。因此唐初的诗辞婉丽、详整，其中有宏伟精奇之作，末流则纤巧而缺乏振作。即使人人竭尽才力，各家崇尚自己的学问，反复雕琢、层层堆积，也仍然不能达到列国诗风的境界，更何况想返回雅颂的正声，就更加不容易了。因此郊庙祭祀中，除了祖宗的美德和功业之外，没有足以歌颂的真实内容；朝会宴享中，君臣之间也没有斋庄和悦的情意，可以用来发扬先王之德、尽显群臣之情。刺耳的声音、鄙俗的曲调，如秦楚的歌唱、巴渝的舞蹈、凉州伊州的乐曲，无不杂然出现，被用于中原朝廷。它们使人心志放纵、耳朵充满声色，人们再也不知道这是侵蚀教化风俗的蛀虫。百姓不幸没有见过先王的礼乐，考察他们的声诗，其实也有值得说的地方；但是即使与唐虞盛世相比，也不能没有遗憾。我从这里看出，当时风气的淳厚、人情的安泰、政治和风俗崇尚的美好，都已经不及古代了。至于治乱得失、是非邪正，虽然相隔一千几百年，不必等到诗辞明白写出，如今都可以看见，诗的作用难道不正像史书的作用吗？所以我把这些合在一起论述，用来寄托我的取舍标准，并寄希望于后世的作者。《郁离子序》【徐一夔】《郁离子》是诚意伯刘公在元朝末年所著的书。刘公的学问足以探究天地人的奥秘，见识足以通达万物的情理，气概足以压倒三军统帅；凭这些自许，卓然立于天地之间，不知他自认为和古代豪杰相比如何。他二十岁就考中进士，有志于尊奉君主、保护百姓。当时元朝君主不把天下放在心上，任官又不选择人才，只按通常的格套安置他，使他闭口不能有所作为。不久南北纷乱，刘公慨然产生澄清天下的志向。当时藩镇正致力于整治军队，征召刘公担任参赞；刘公锐意想凭功业显露才能，多次提出重要建议，全是匡救时弊的长远计策，但当权者乐于因循、满足苟且，把它们压下不实行。刘公于是弃官离去，隐居在青田山中，发愤著书，这就是《郁离子》创作的原因。“郁离”是什么意思？“离”是火，是文明的象征；用它命名，是因为书中文采郁郁然，有盛世文明之治的意味，所以称作“郁离子”。全书总共十卷，分为十八章，散为一百九十五条；多的有千字，少的只有百字。书中详细论述端正自己、谨慎祸患，修明纲纪、远离私利，崇尚诚信、衡量敌情，审察形势、任用贤能，治理百姓等问题；根本在仁义道德的美善，明察吉凶祸福的征兆，审视古今成败得失的迹象，大体上是针对元朝的弊病而发，带有激愤之意。它包罗万物，洞彻解释群疑，辨析广博而奇特瑰丽，善于运用比喻却不失正道。骤然读它，锋芒凛然，好像太阿剑出匣，使人不敢轻视；慢慢思考，觉得其中的话确实凿凿可靠，像药石必定能够治病，又确实像五谷必定能够疗饥，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哪里像管仲、商鞅的功利之术，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孙武、吴起的阴谋诡计？那些学说违背圣人，专门以智谋权术相互较量，却不认为自己有错。见到这部书的人，都为刘公没有得到充分任用而遗憾，哪里知道天意另有安排，把他带给了革故鼎新的朝廷呢？皇上兴起以后，刘公最终凭宏大的谋略、伟大的方略辅佐新朝兴盛；到平定功业、施行封赏时，分封土地，使他承受五等爵位，与元勋大臣一同得到丹书铁券，永远共享荣休与美名，难道不是盛事吗？传记中有句话说：“楚国有才，晋国任用。”说的就是刘公。起初，刘公著书，本来是寄希望于天下和后世，哪里料到自己亲身被任用呢？不过，刘公的事业已经具备在书中，这正是元朝灭亡的原因；刘公的书又在他的事业中得到体现，这正是皇明兴起的原因。唉！一个人的任用或舍弃，竟关系到天下国家的缘故，那么这部书难道只是区区一家之言吗？我徐一夔早年曾经接受过刘公的教诲。后来到金陵他的官署拜访，他拿出这部书来教导我。我惊异于其中前所未见的内容，惭愧自己不能完全领会它的要旨。如今刘公已经去世，他的儿子仲璟担心此书散失，因我和刘公有相从交往的情谊，便让我为它作序。只是我哪里敢为刘公的书作序呢？如果能够把姓名附在书册末尾，也已经是荣幸了，因此不推辞而作此序。刘公名基，字伯温，是括苍人。至于他的言行详情、官职功勋次序，都具载于国史，这里不再记录。《六书本义序》【徐一夔】

译古代六书的方法都由官府掌管，成周时保氏的职掌就是用六书教育国子；文字的设置以统一文字为盛事，所以又有外史掌管通达文字名称，行人掌管辨论文字名称。汉代沿用这种制度，太史考察学生，能够背诵九千字的便可以任史官；官吏百姓上书时文字有不正确的，就加以纠正督察，由此可知文字确实掌握在官府手中。文字并不是偏僻的小技艺：大的方面有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的道术，其次有古今成败得失的事迹、九流百家杂家的学说，再其次有官府文书、家族谱牒、钱粮诉讼以及米盐琐事的记载说明，没有一样不依赖文字，实在不能有一天废弃。文字的造字方法有六种：象形、指事、谐声、会意、假借、转注。它们的规则中有子母相生的类别，有形声清浊的区别，还有五方言语的差异；使用者很容易流于讹误错乱。自从官府失去职守，大夫士人只求简便，有把指事当作象形的，有把会意当作指事的，甚至有把转注当作假借、把会意当作转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于是六书的意义不明，义理精微深奥之处也有失去本来面目的了。越地人赵君谦深以为忧，取许慎以及后世诸家论述六书的书籍，考察它们的得失，推究子母相生的关系，使各字归入相应类别；校正五方言语，以四声加以规范，再用子母相生的规则统摄全书，制定凡例来总括纲领，绘制图说来概括要旨，分为十类，写成十二篇，整理为三百六十部。这样一来，六书的意义明白了，六书的运用也没有讹误错乱的忧患了。唉！大夫士人对于六书，好比麻、缕、丝、絮，人人都拿来做衣服，却有人不知道它们出自种植和培育；稻、粱、鱼、肉，人人都拿来做食物，却有人不知道它们出自耕作和畜牧。习以为常却不加考察，这本来就是人情的大概。赵谦并没有像古代外史、行人那样掌管六书的官职，却能在众人忽略的地方用心尽力，他的用心是多么专一啊！赵谦是宋代宗室的后裔，志向诚笃而操守恬淡；他的经学深厚，诸子百家没有不记诵阅览的；写成文章，抑扬反复，能够畅快地说尽想说的话而不背离正道。看他所著的《六书论》，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至于《六书本义》，更是他用心最深的作品。当时国家校订韵谱，征召他到京师，稍稍考察他的学问，擢升为京国子监典簿；不久因病退职，于是得以尽力完成这部书。书成以后，请我为它作序。不过，我本来也是习惯了却不加考察的人，哪里能够揭发其中的深意呢？只是因为赵谦请求，才说明他用心专一罢了。《古诗选唐序》【苏伯衡】诗有风、雅、颂、赋、比、兴，就像音乐有八音、六律、六吕一样。八音、六律、六吕，是音乐的构成；风、雅、颂、赋、比、兴，是诗的构成。因此乐工制作音乐，用六律六吕来确定八音；诗人作诗，用赋比兴来统摄风雅颂。但是诗人作诗起初，是因事情而发为言辞；不像乐工制作音乐起初，先根据事情制定乐制罢了。唉！《韶》《箫》《大夏》《大武》，一直到秦、魏、齐等国的音乐，创作时用八音陈列，用律吕调和，从来没有不同；可是它们的声调却从来不相同。商、周、鲁，一直到邶、鄘、卫等国的诗，创作时用风雅颂来经纬，用赋比兴来组织，从来没有不同；可是它们的声调也从来不相同。音乐有治世之音和乱世之音，难道不取决于八音、六律、六吕，而取决于时代变化吗？诗歌声调有正有变，难道取决于风雅颂赋比兴，而不取决于时代变化吗？正因为诗的声调取决于时代变化，所以《大雅》《小雅》和十三国风中，出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的，称为正雅、正风；出于夷王以后时代的，称为变雅、变风。风雅变成骚、些，骚些又变成乐府、选诗、律诗，越变越低下。只谈体裁而不谈时代，难道可以吗？李唐拥有天下三百多年，其时代大概多次变化了。有盛唐，有中唐，有晚唐。晚唐诗的体裁未必不像中唐诗，中唐诗的体裁也未必不像盛唐诗；但是盛唐诗的声调，难道能和中唐诗相提并论吗？中唐诗的声调，难道能和晚唐诗相提并论吗？从前襄城杨伯谦选唐诗为《唐音录》，蜀郡虞文靖公为它作序，感慨诗歌声文的成就取决于世道的升降，并进一步说了一句话：“我读伯谦的《唐音录》，怎能不叹息！”可见理解正确言论很困难，其中大概不能没有遗憾。没有别的原因，文章日益下降，就像水日益向下流，有不可抵挡的趋势。所以唐代比不上汉代，汉代比不上秦代，秦代比不上战国，战国比不上春秋，春秋比不上三代，三代比不上唐虞。只看李唐一代的诗，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盛唐。杨伯谦以盛唐、中唐、晚唐分别编排，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然而盛世的诗不称为正音，却称为始音；衰世的诗不称为变音，却称为正音；又把盛唐、中唐、晚唐一概称为遗响，这是从体裁立论，而不是从时代变化立论。这样的论法，难道不与《大雅》《小雅》《十三国风》之所以称正、称变有所不同吗？诗与乐遵循同一道理。不考察声调，就不足以认识音乐；不考察声调，又凭什么认识诗呢？杨伯谦对于声调就是如此，那么他对于诗的看法也可以由此看出。这大概就是文靖公不能没有遗憾的原因吧？平阳人林敬伯早年说，文靖公的序确实深深感慨于内心；等到他游学国学，向博士贝廷琚、刘子宪询问，才知道《唐音录》的取舍出于杨伯谦个人的爱好。他任主簿、阴县县簿时，闲暇之日便重新选诗；凡是没有《风》《雅》《骚》遗韵的作品都不选。共得到七百零六首，按照时代次序整理为六卷；因为所选都是五言、七言古诗，所以题名为《古诗选》。林敬伯说：“我私下听说，诗是因缘于性情而创作的；它的类别有风、雅、颂，它的义法有赋、比、兴；它的句子有三言、四言，也有五言、六言、七言；它的篇章有长有短，起初哪里曾拘拘限定在这些形式之间呢？又哪里曾说‘我要作风诗、雅诗、颂诗’呢？

译因事情而作、出自国人的，就叫作风；出自朝廷的，就叫作雅；用于宗庙、郊社的，就叫作颂。又哪里曾说‘我要用赋、比、兴’呢？成篇之后，直截陈述事情的叫作赋；取彼物来比此事的叫作比；借托外物来引起意旨的叫作兴，不过如此罢了。为什么律诗出现以后，声律、对偶、章句拘束得如此厉害呢？诗之所以成为诗的东西，到这时全都废弃了。因此后世的诗，不失古意的只有古诗；如今面对唐诗，也只能选古诗，律诗以下就放置不取，更何况唐诗中接近古风而浑厚自然的作品，以李太白、杜子美为最好；至于韩退之，虽然才高而想自成一家，但他吐露文辞、暗中与古诗相合的地方，哪里说得尽呢？可是《唐音》竟然全都不收，现在我不敢不收。”我认为他的论说确实，见识高远，选诗精审，所以特意完整记载下来。唉！这部《古诗选》胜过《唐音》太多了，假如文靖公再生而看到它，难道不会称心快意吗？他一定会有所发挥，说明林敬伯的用心。可惜九原之下无法复生，却让我为它作序，写在篇首。《六经师律序》【吴沉】呜呼！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圣人很少谈论、也不敢轻易使用的手段。古代，文武是一条道路，士人没有不知道军事的。后世把文与武分成两途，于是研究军事的人就少了。有能谈论军事的，下层人不把他当作狂妄之徒，上层人也必定把这件事视为忌讳。幸而四方没有忧患，似乎不必谈论这些。假如一旦有警报，将要寻找这样的人来任用，岂不是太迟了吗？古代关于用兵、谋战和防御的著作很多，历代以来散失殆尽。如今保存下来而著名的，只有七部书罢了。这七部书是：《司马法》《六韬》《孙子》《吴子》《尉缭子》《三略》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前代曾把它们颁行于武学，命令天下诵读学习，称作《武经》。世上谈论军事的人尊崇仰望它们，真如同儒者对待六经一样。用兵如果不以圣人为法，就是暴虐。难道说这七部书就可以作为万世不可磨灭的经典吗？当时的人为什么沿袭陋习而不醒悟呢？考察这七部书，《三略》《尉缭子》已经有可疑之处。《汉书·艺文志》记载，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九篇；兵形势家又有三十一篇。如今的书只有二十三篇，就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原本真书了。《三略》三卷，《经籍志》说是下邳神人所撰，难道这说法也确实可信吗？至于《太公六韬》和《李卫公问对》，则显然是依托他人之名而作的。真正属于古书而可信的，大概只有《司马法》和《孙子》《吴子》吧？太史公说《司马法》内容宏大深远，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征伐，也不能完全探究它的义理。汉代尚存一百五十五篇，班固把它列入《礼》。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五篇罢了。大概古时齐威王曾让大夫追述古代司马的兵法，又附上齐国先代大夫田穰苴的学说，名为《司马穰苴兵法》。流传下来的这五篇，是田穰苴遗留下来的吗？然而它也不是齐国的完整著作了。唉！先王的军事制度全都在古代的《司马法》中，如今已经无法看到了。难怪《孙子》《吴子》能够巍然独高。班固编纂《艺文志》时，兵家一流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把《孙子》列在最前面。看《孙子》十三篇，奇正并用，运用机变权术，估量敌我，先谋划后作战，变化开合无穷，所发挥的作用没有穷尽，确实深奥精妙啊！不过，如果说这些军事著作是秦汉兵学的祖宗，可以这样说；若说三代的兵学也是如此，就不能这样说了。圣人的军事，是彰明文德、威慑不守正道的人，是为了使人得以生存，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平定祸乱，不是为了制造祸乱；崇尚正义，不是崇尚欺诈。孙子说：“用兵，是诡诈之道。”我担心这并不是圣人的本意。世道日益衰败，民众的议论也日益卑下。谈论将帅，就把勇猛强壮、善于冲击刺杀看作贤能；谈到行军布阵，就把出奇制胜、设伏诡诈看作巧妙。若有人说：“我将用仁义来感动他们，用礼让来行事。”即使是三尺高的儿童，也会指责这话迂腐空泛而不切实际了。过去荀卿批评孙武、吴起，说过：“孙武、吴起这类人，崇尚权势利益，专门谋划变诈。”又说：“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节制；桓公、文公的节制，又不能敌过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伊尹、吕尚这样的将领，子孙拥有国家，与商、周并立；孙武、吴起这类人，自己都被杀戮在前，国家又在后世灭亡，报应的势态各自依照同类而来。他的说法可以说恰当了！到了扬子云，也同样不喜欢孙武、吴起，说：“难道没有《司马法》吗？”子云不喜欢孙武、吴起，他的用意是美好的；然而不知道子云当时所见的《司马法》，究竟是古代的原书呢，还是田穰苴所述的遗书呢？圣人对于军队和战争的事情，虽然没有逐一全部说明，但其中宏大的纲领和根本作用，难道不可以窥见吗？战争的开始，并不是圣人个人的意愿，而是天地所创设，圣人不过观察它、效法它罢了。掌管军队有专门的官职，制定军队有相应的制度，训练军队有规定的时令，军备有平时的储备；用诗歌慰劳士卒，用誓约和戒令使队伍整齐；对上顺应天意，对下响应人心，怀有广大、公正无私的心，彰明神武而不滥杀的德行，这哪里是孙武、吴起所能测知的呢？我偶尔也曾不自量力，把《易》《诗》《书》《礼》以及《论语》《孟子》等经书中涉及出师征伐的言论和义理，辑录并分类汇集起来，定为五篇：第一篇叫“兵象”，第二篇叫“兵用”，第三篇叫“兵礼”，第四篇叫“兵诗”，第五篇叫“兵训”。总题为《六经师律》，私下取用了朱子《仪礼集传·师田篇》的意思，却不知道这样做实在不合适。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强大僭越、骄奢放纵，兵法和军制都不是先王旧制：有的说侵，有的说伐，有的说围，有的说入，有的说追，有的说击，有的说袭，有的说取，有的说败，有的说灭。圣人不嫌烦琐地把这些事写在简册上，实在是要谴责穷兵黩武的罪行，以此向万世显示警戒。

译学者应当从完整的经书中加以讲求，这里不能全部抄录。至于夹谷之会，则可以由此看出孔子的文德和武备，所以特意取来附在“兵用”篇中。呜呼！拥有国家的人，如果在平时安闲无事的日子里，能够谨慎修养、整顿、治理、平定天下的道理，战争就没有产生的原因了。即使万一发生了战争，也仍应依据圣人的遗经，效法圣人筹划处理事务的方法，难道还不足以处置天下的大事、平定天下的大难吗？又何必借助孙武、吴起呢？这就是本篇完全以经书为根本、不能附会其他书籍学说的原因。天下的事情，本来有因新奇而受到世人喜爱的，也有因陈旧平常而被世人厌弃的。有人说：“我善于运用孙武、吴起的学说。”人们就一定肃然起敬地听他说；如果说“六经之中未尝没有兵法”，人们却一定哗然反驳。习俗对人的影响，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正当四方统一、文治大兴的时候，我这个草野之士能够凭余力做这件事，十分知道自己牵连附会圣人经典，触犯了不应妄言的戒条，罪责实在无从逃避。然而有备就可以没有忧患，考察古代正是为了治理今天，世上的君子应当从中有所采择。读《战国策》文武之道到了春秋时代，已经衰落到被弃置在地上了。孔子编作《春秋》，是为周道衰微而悲伤。哪里知道《春秋》的法则到了战国时代，又被弃置在地上了呢？唉！朝觐、会同的礼仪，不能在天子的朝廷中修明；礼乐、征伐的大权，有时被诸侯中的强雄轻易夺取。君臣上下的纲纪毁坏，于是篡弑、争夺的事情兴起，这正是孔子极为痛心的地方。然而当时天下的诸侯，还知道把尊奉周王作为义理，像狼一样窥伺、像狐狸一样回顾，却不敢放纵自己无休止的欲望。大概道义在人心中还没有完全泯灭。到了战国，就不是这样了。诸侯有的只派一个使者去责备周王，有的发兵逼近周王，索取九鼎，有的责令周王入朝，甚至一旦之间就把周王室的宗庙灭掉。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来由已经很久了。功利之心炽盛而仁义消亡，游说之风盛行而知耻之心衰微，诡诈之术盛行而忠厚的风气消失。看《战国策》所记载的十二国，繁复的言辞和华美的辩说，灿然满目；但追究它们的主旨，不是谋划夺取别人的国家，就是谋求动摇别人的地位；不是离间别人的骨肉亲情，就是全都在做迷惑人的事情。有的故意说大话、傲慢无礼来刺激对方，有的假装疑惑、委婉发问来诱使对方上钩，有的压低声音、屈身低头来希望博取对方怜悯，有的表面端正而内心欺诈来钓取名声，有的揣摩对方的志向而施展自己的计谋。这些说辞并不是不博大丰富，只是想找出一篇完全合乎道义的，却无法得到。哪里只是不能合乎道义呢？即使想找出一篇像左氏所传公卿大夫言论那样的，也不可能得到。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和余化，已经荡然将尽，国家又接着灭亡，难道不可悲吗？然而当时他们对待士人的礼数还保存着，所以能够广泛听取意见、兼收见识，匡正扶助自己的国家，最后才一同被秦国兼并。到了秦始皇，却自以为自己的智慧足够，抛弃天下士人而不用，焚烧三代的典籍而不加以效法，巍然独自抬高自己的尊贵，以为这样就可以有所凭恃。然而他的危乱很快便显现出来，于是战国遗留下来的法则又被弃置在地上了。可悲啊！读《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是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时让他的宾客撰写的。太史公认为吕不韦被迁往蜀地以后，才写成《吕览》。吕不韦因为受到猜疑而离开国都，一年多后就饮毒酒而死，哪里还会有宾客，又哪里有空著书呢？史书又说吕不韦的书写成后，悬挂在咸阳市，书上置有千金，有能改动其中一个字的人，就把千金给他。吕不韦已经迁往蜀地，怎么还能把书悬挂在咸阳？由此看来，此书一定是在他任相时写成的。太史公的话错了。吕不韦凭借大商人的身份乘势而起，购买奇货而取得富贵，行为却不谨慎，他的功业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只是靠宾客的著作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更何况国君任用贤能来达到治理的目的呢？不过，这部书确实有值得取法之处。其中《节丧》《安死》篇讥刺厚葬的弊端；《勿躬》篇说国君的要务在于任用人才；《用民》篇说刑罚不如德礼；《达郁》《公职》篇，都穷尽了为君之道，切中秦始皇的弊病。后来秦国最终正因为这些事情而败亡，不是能预见先机的人，哪里足以做到这些呢？只是那时离圣人已经稍远，谈论道德都以黄老之学为根本，书中的内容又出自众人的传闻，所以事情多有错谬。例如把桑谷共生说成成汤的事，把鲁庄公与颜阖的谈论说成颜阖参与齐桓公伐鲁、鲁国请求比照关内侯的事，这些都不是事实。可是当时竟没有人敢改动一个字，难道是害怕吕不韦的权势才这样吗？然而我独自对此很有感触。世人说到严酷的法律，一定会说秦法；而秦国的丞相却广泛招致宾客来著书，书中都诋毁当时的君主是庸俗之主，甚至数说秦国先王的过错，毫无畏惧。像这样的事情，都是后世极其忌讳的，而秦国却没有因此治罪。呜呼！这样看来，秦法还算宽松了。《明文海》卷二百十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