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余姚黄宗羲编解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余姚黄宗羲编，解 《七七义》【朱元弼】世人认为死者在死后七日是接受罪罚的时候，于是做佛事来解罪禳灾。这固然是荒诞妄说，但这种传承沿袭已经很久，远近各地又都相同，必定有它的缘故。问起其中的道理，人们却不知道。我曾思考，认为这或许与虞祭中“七”的意义有关，但也没有想明白。后来读《论衡·订鬼》篇，里面说：“鬼，是甲乙之神。甲乙，是上天的别气。人患病将死，甲乙之鬼就来了。然而能够杀死鬼的，为什么又是庚辛之神呢？用甲乙日来验证，病人的死期常在庚辛日；有时按照本命所属的五行，也会被相克之神杀死。时刻也是这样。”我由此思考，这就是五行相克的道理。若木日之神是鬼，金便能杀它；若金日之神是鬼，难道不是火能杀它吗？由此推论七七的说法，恐怕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把相克之理作为解释，于是又增添出荒诞妄说。但我仍不知道王充的说法从何而来，我这样推求是否正确。姑且记下这些，等待明白事理的君子裁定。即便如此，“七日来复”也是《周易》的意义。古代圣贤对此说得很详尽，我一并记下保存，那么七七的意义自然可以看出来。《周诰疑》【丁自申】苏轼说：我读《泰誓》《武成》时，常常奇怪周取代殷为什么这样容易；读到《大诰》以及《多方》等八篇，又奇怪周安抚殷民为什么这样困难。这是为什么呢？殷纣王暴虐时，百姓仿佛处在油锅烈火之中，归附周人如同水流奔赴下方，根本来不及思念殷先王的恩德；等天下刚刚安定，百姓从油锅烈火中出来，才开始思念殷代先王七代，觉得他们像父母一样。即使武王、周公这样的圣人相继安抚他们，也不能制止这种情形。这个说法好像认为周对殷民很厚道，但我恐怕事实未必如此。殷民之所以不服周，究竟是什么样的百姓呢？看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说：“崇信奸邪。”又说：“亲近勾结罪人，结党营私，互相为仇。”又说：“对于四方逃亡的罪人，他尊崇他们、提拔他们、信任他们、任用他们。”又说：“他做天下逃亡罪人的首领，把他们聚集成渊薮。”纣王之所以肆意行凶作恶、罪恶累累，是因为他的左右亲信实在有很多同党。我认为纣王虽然被诛杀了，但散布在四方的余党既然失去了城池社稷的威势，必定想要形成彼此呼应的犄角之势，他们互相谋划，准备制造动乱，只是等待时机发动罢了。所以借三监叛乱的机会，啸聚响应的，又会有如林般的军队，完全把武庚当作自己人。这并不只是徐、淮地区如此。孟子说，周公诛杀纣王，讨伐奄国，把飞廉驱赶到海边并在那里杀了他，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朱熹认为，这些国家是党附纣王、残害百姓的；虽然已经灭掉，不过是毁掉他们的宫室，杀掉他们的君长罢了。至于五十国中的那些被胁迫跟从的小人和助纣为虐的余党，想全部诛杀也杀不尽。他所说的殷代顽民，就是这类人。这就是所谓奸邪、罪人和聚集逃亡者的渊薮，难道会是从前倒戈的军众以及进献黑色、黄色丝帛的士女吗？然而周人发布诰令时，仍然说：“我对你们四国百姓的生命作了大大的宽赦。”而且反复说明，并不像《顾命》那样只是彼此告诫，仍然不忍把他们称作顽民。由此可见，周家的忠厚充分流露在八篇诰文中；至于那些结党互相为仇的人，不过是商邑奸邪作乱的旧习罢了。论者却说周所说的顽民是殷的忠臣。殷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这些人帮助纣王施暴；如果把他们称作忠臣，那么微子、箕子难道不是忠臣吗？然而微子并不推辞周人命他作宾客，箕子亲自接受周人改变礼容来访，也没有听说有人因为这二人归顺周而认为他们辜负殷。若真如苏氏所说，那么纣王毒害四海百姓的罪过还很轻，不足以掩盖殷代七王深厚的德泽。那些百姓不过是一时愤怒，仍然怀念过去；武王讨伐暴君、拯救百姓的举动，也没有得到殷民的理解。让后世的奸雄能够借此为口实，正是这种说法造成的。姑且写下我的疑问，等待高明的人来订正。《祭祀章》【罗虞臣】《礼记》说：祭祀过于频繁就会亵渎，过于疏少就会怠慢。因此，始祖是最尊贵的，祭祀以年为周期；高祖以下是亲近的，祭祀以时为周期。尊敬尊长、亲爱亲属，是仁义的道理。然而忌日祭祀不达到高祖，为什么呢？高祖是五服以内最尊贵的；与始祖相比，按义理说较亲近；与祖、考相比，按感情说又稍远。而且忌日祭祀，是君子在悲痛哭泣之后举行的祭祀，是齐衰三个月的丧服将要结束时举行的祭祀，所以忌日祭祀不施行于玄孙。墓祭上及于已迁入祧庙的祖先，为什么呢？因为墓祭若废止，盗掘坟墓的奸邪就会兴起；子孙不忍祖先遭受这种祸患，所以墓祭不可废弃。按照礼，已经迁入祧庙的神主在宗庙合祭；如今在墓中祭祀祧祖，也是合祭遗留下来的意义。之所以不在宗庙祭祀，是害怕僭越。有人问：古代在宗庙祭祀神主只限嫡系，如今嫡子、庶子都一同享祭，为什么？回答说：这是合乎礼的。活着时已经聚在一起宴饮，死后祭祀又怎么能不一同享用呢？祖考看待子孙，正如子孙看待祖考一样。如今人们在岁时祭祀时，只让长子、长孙在场，众子、众孙不能参加，他们的心情不能欢悦而饮食，所以祭祀只及于长子长孙，遗漏庶子庶孙，并不能使祖考的心情得到宴乐。况且众子孙回头看自己的祖考不能在宗庙中享祭，人情哪里能安然呢？这也不是体恤、周全各个族人的道理。有人问：是否每个人都有神主？回答说：神主分别设在各家的内室，祭祀那天，子孙把神主奉到宗庙，祭祀结束后再送回原位。又问：神主的位次如何安排？回答说：各按班次安排，以尊卑为区分；班次次序依照生年，以年长者为先。男神主在东，女神主在西，神主都面向南，象征活着时男女的位置区别。子孙分居而道路遥远，奉神主怎么办？回答说：古代有题写名号和位次的牌版，事情办完后收藏在夹室中，这种办法可以实行。献礼由谁进行？回答说：献礼一定由宗子主持，以免有夺嫡之嫌；办事人员各用自己的子孙，以表达孝心。岁祭在冬至前一日举行，时祭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日举行，不再占卜日期，因为众人的意志已经确定。预先选定士，祭享前七日告知他，使他准备。大夫、士以上使用少牢，其余用特牲。祭祀依照活人的情形，祭品都由祭田收入供给，余下的留给子孙，使他们能够守护祭田。牲畜不必养到肥大，供品不必追求丰盛，品类和数量都有固定标准。遇到歉收之年，祭品减去二成，只在春祭、秋祭中这样做，以表示改变常规。所以说，礼重在合宜而胜过财物，不崇尚苟且求丰；贫困而不能达到原定数目，又何必疑虑减少祭品呢？即使歉收之年也不刻意节俭，贵在与实际相称。把庙中有余的财物储存起来，五服以内亲属的婚嫁、丧葬可以取用；贫困者加倍供给，这是推及同族的仁爱。

译若把储存的财物作为赠送，宗族中人便共同享有，私人之间的礼物不再单独实行，这是为了优待贫困者。祭祀不让妇女参加内祭，是为了谨慎防止男女淫乱的开端。如今人的孝敬不如古人，如果让全宗族的妇女一起拜见、交接，并不是持守感情、消除危险、与神明交往的道理。那么亚献应由谁代行？回答说：宗子中有力气的人亲自举行；否则就让宗子兄弟中年长者代行。祝辞要对四位祖考分别使用不同称谓，这不是太繁琐吗？回答说：因为称谓各不相同，神主位置也必须不同，祝辞正是用来通达诚意的。如果笼统地只用一个称呼，就只称玄孙，仿佛专门祭祀高祖，而曾祖以下都只是附祭。所以丘氏说，初献完四龛后才读祝辞，是不合礼的。至于附祭的神主，哪些属于殇子和无后者？应在高祖神主旁边设位，东西相向，仿照四配的安排。祭祀只献一次，不读祝辞，也不用牲体；这是祭祀祖考、殇子和无后者时从简的礼制。他们的拜位，诸伯叔分居左右在前，诸兄弟也分居左右在后。宗子位于兄弟之中，以便面对神明时体现尊卑、嫡庶的次序。年高者到别处休息，这是礼敬老人。迎神、送神，旧制行四拜，现在只行再拜，是遵循国家制度。《周礼》中大祝辨别九拜说：“褒拜就是再拜。” 注说：“再拜的礼，是侍奉尸和神的礼。”所以《集礼》的仪注都把再拜作为礼节。有人问：如今人们见祖父母、父母都行四拜，到了侍奉死者却行再拜，为什么？回答说：侍奉活人的礼较简，所以增加为四拜；侍奉神灵的礼较繁，所以只行再拜。不接受祭肉，是因为祭祀与诸父、兄弟共同进行，不愿独自承受神灵的恩赐；撤除祭品后一同宴饮，使神恩普遍施及众人，这也是接受祭肉意义的一种体现。“礼告利成”，是告知祭祀将成、尸将起身的时节。古代有尸祭，如今没有尸而仍然告知，是孝子供养亲人的心意自行完成。因此可以省略。有人问：这样说来，礼不是太简略了吗？回答说：作揖、拜礼过多，筋力就会疲竭；筋力疲竭，诚敬之心就会衰退。因此礼以去掉繁琐形式、保全恭敬为贵。从前季氏祭祀，直到天黑才进行，白天不够便接着点蜡烛，君子说：“即使外表还有强健有力的样子，肃敬之心也都已经疲倦了。”主管礼仪的人跛着脚、倚靠着参加祭祀而不恭敬，哪一种过失更大呢？另一天，子路参加祭祀，室内之事在门口交接，堂上之事在台阶处交接，天刚亮就开始办事，早晨将尽便退下。孔子听说后，认为子路懂得礼。由此看来，减少作揖拜礼，是为了保全尚未衰退的恭敬之心，难道竟能认为这是礼制过于简略吗？有人说：《家礼》中追赠的旧仪式，多与道理相违，因此从祝辞以下的内容，我都不想看了。义不能用来奉事君上，就叫作怠慢；礼不能用来享祭亲人，就叫作简慢。这两者都是做人之道的大忌。如今神主正位在上，君王的命令在前宣读，因此臣子坐着接受它。君王恩宠的荣耀，臣子得到后无不欢欣喜悦。鬼神的情感与人相同，然而祝文却说：“更加增添对死者的哀痛，使生者得到宴乐。”哀痛如此深重，并不是用来面对君亲时应有的话。《礼记》说：“祭祀时尚且不说丧事，何况君王的命令亲临呢？”君命是极大的恩宠，不敢在墓地举行，怕有轻慢之嫌。即使是支子，也必须在宗庙接受，以表示重视。神主从台阶上降下，表明它是臣子；面向北方，象征接受君命的意义。神主返回宗庙后安置在东面，等待向祖先报告。古代接受君王赐命的文书回家后，要在宗庙举行舍奠；子孙获得赐命的荣耀，是祖考所想听到的。因此由宗子报告，报告时称祖先的讳名，因为在父亲面前儿子要称名，尊长不能有两个。古语说：“在宗庙中不避讳，这是古代的道理。”在中堂宴享，正如活着时接受子孙的祝贺。先报告然后祭祀，并不是先祭祀父亲再祭祀祖先。以上这些，都是孝子不忍把亲人当作已经死去之人的仁爱之情。《礼废章》【罗虞臣】有人问：宗子在服丧三年期间，可以举行祭祀吗？回答说：服丧三年不祭，是礼制。因此贺循说：“礼规定服丧期间不祭祀，因为祭祀是吉事。”这其中的意义，是对活人的情感深厚，也与祖先、父亲共同处于悲哀忧戚之中。如今有人服丧三年却祭祀，岂不是首先欺罔礼制吗？有人问：杜预说：“凡是丧事，在卒哭时把死者附祭于祖庙；附祭后制作神主。新神主既然单独在内室祭祀，宗庙四时的常祭便照旧进行。”他的话不对吗？回答说：《春秋》讥刺丧中祭祀，认为那是失礼。杜氏所说的，恐怕正是《春秋》时代已经失礼的礼制，不足以作为准则。有人问：那么高祖以及旁系亲属的父祖，岂不是因为宗子服丧而缺少三年的祭祀供养吗？回答说：丧主如果不是宗子，就应当主持丧事而不参加祭祀，除丧以后再进入宗庙，这是礼制。若是宗子，他是承继高祖嫡系的人，高祖之庙不能终年空缺祭祀，所以由宗族中人代为摄祭。怎样摄祭？回答说：大夫、士尚未下葬时，五服之内尚未除服的人都不能祭祀；下葬以后，缌麻服者可以代祭；练祭以后，大功、小功服者可以代祭；祥祭以后，期服者可以代祭。《礼记》说：宗子死后只称名而不说“孝”，说的也是由人代祭的意思。有人问：古代有穿丧服在灵几筵前祭祀、穿墨色丧服在宗庙祭祀的礼吗？回答说：穿墨色丧服不是礼制，不如由他人代祭。有人问：天子、诸侯服丧时为什么没有代祭？回答说：天子、诸侯服丧时，群臣都穿丧服三年，即使想代祭，又有谁来代替呢？有人问：那么有期服、大功服丧时可以祭祀吗？回答说：不敢因为卑亲的丧事而废止对尊亲的祭祀。祭不祭呢？祭祀必须在卒哭以后举行，卒哭以前就废止。所以说，宫中有人死亡，就为此三个月不举行祭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有人问：《礼记》说缌麻服期间不祭祀，如今卒哭后就祭，难道不是把丧事看得太轻了吗？回答说：我为伯叔、兄弟服丧虽是期服，但从高祖看来，他们都只是庶出的曾孙；礼制规定为曾孙服缌麻，到卒哭时缌麻服已经结束。所以孔子说：祭祀的对象如果已经不在服丧范围内，就可以祭祀。有人问：一年中宗族之人的丧事接连发生，那该怎么办？回答说：期服、大功服的意义较重，悲哀深，所以以卒哭为界限。若是五服中的缌麻服，即使已经入殡也可以祭祀。从前曾子问孔子说：大夫祭祀，鼎俎已经陈列，笾豆已经摆设，却不能完成礼仪，有哪些情况需要废止？孔子说：三年丧中的齐衰、大功丧都要废止祭祀；外丧从齐衰以下仍可举行。依此推论，士的内丧即使是缌麻服，也应与齐衰一样停止祭祀。若是外丧，先服缌麻后服齐衰，那么祭祀应等待齐衰服卒哭；

译若先服齐衰后服缌麻，那么祭祀在缌麻服入殡的末期就可以举行，何必一定等到服丧期满呢？有人问：那么庶子陪同祭祀时，遇到期服、大功以下的丧事可以参加吗？回答说：陪祭与主祭不同，除服以后就可以参加。有人问：服期服、大功丧时，既然可以祭祀高祖，那么死者的父亲，其神主也可以参加祭祀吗？回答说：古代国家有丧事时，祝官取出各宗庙的神主，收藏在祖庙中。卒哭礼完成以后，才把神主送回去。这象征活着时因丧事而聚集。神主既然已经返回宗庙，所以就可以祭祀了。”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原一 《文原》【宋濂】我忌讳别人因为我的文章而称我为文学家。大丈夫有七尺之躯，所学习的难道只是文章吗？不过，我所说的文章，是尧、舜、文王、孔子的文章，不是流俗的文章，学习它本来就是应当的。浦江的郑楷、义乌的刘刚，以及郑楷的弟弟郑柏，曾经跟随我学习，已经懂得以道为文，于是我写了《文原》上下二篇送给他们。上篇说：人文的显现，开始于什么时候？实在是起源于庖牺的时代。庖牺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考察地理，画出奇偶之爻来象征阴阳，使阴阳变化贯通，生生不息，于是形成天地自然的纹理。不仅至高的道理已经包罗无遗，而且制造器物取法于象，也不是没有文章就能完成的。例如垂衣裳而治理天下，是取法乾坤；建造上有栋梁、下有屋宇的房舍，是取法大壮；创造书契，是取法夬；舟船、船桨、车、马的便利，是取法涣；杵臼、棺椁的制度，是取法小过、大过；设置重门、击柝警夜，是取法豫；弓箭的使用，是取法睽。哪一样不是灿然可见的文章？从此推演并保存下来，天道、民伦的秩序，礼乐刑政的施行，军旅征伐的法则，井田、牧地、州里制度的区别，境域内外的分别，也都取法并象征天地之理。因此，凡是关系百姓日用以及一切治理天下、规范万物的器具制度，全都包容在文章之中，并没有文章之外另有其他东西。然而事情已经显现出来，如果没有文字记录，就不能流传久远。于是开始寄托于辞章笔墨，以彰明这些文章。略举一两件来说：大禹铺治土地，随着山势砍伐树木，安定高山大川，事情成功以后，才记录下来成为《禹贡》的文章。周代关于聘问、朝觐、燕享、馈食、婚礼、丧礼等礼仪，以及其中升降、作揖、谦让的节度，已经实行以后，才记录下来成为《仪礼》的文章。孔子居住在乡党之间，容貌、神色、言语、举止都从容而合乎中道，门人弟子已经经常看到了这些，后来才记录下来成为《乡党》的文章。其他格言和重大训诫，也无不如此，必定先有真实的实践，然后文章才随之产生。起初从未只是凭空说话而作文章。比如在洞庭的原野聆听众多乐器的演奏，然后才知道声音的抑扬、舞蹈节拍的舒缓和急促；在矍相之圃学习大射，然后才看见观礼者像墙一样围立，以及司射依次举觯的情形。如果超越规矩而凭空臆断，终究不会接近真实。从前夏禹以文学著名，说的是观察事物的通达情况，斟酌损益的适宜，并不是专指辞翰文章。唉！我所说的文章，是天所生成、地所承载、圣人所宣明的文章；根本建立了，枝末就能治理；本体显现了，作用就能彰明。这就是所谓承顺阴阳的大化，端正三纲而整齐六纪。它贯通宇宙的始终，分类万物而周遍八方。唉！不知道经天纬地之文的人，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下篇说：写文章一定在于培养气。气与天地相同，如果能够充实它，就可以与三灵相配，统摄万象；否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君子之所以致力于内在而不致力于外表，谋求大的方面而不谋求小的方面，正是这个道理。力气能够举鼎，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但乌获能够做到；君子不以此为贵，是因为它局限在小的方面。智慧能够搏虎，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但冯妇能够做到；君子不以此为贵，是因为它驰骛于外在。气得到培养，就没有不周遍、没有不达到极致的地方。把它聚集起来形成文章，就没有不涵盖、没有不包容的东西。九天的范围，高得无法窥见；八根天柱的排列，厚得无法测量。我的文章的容量，取法于规燬魄渊，运行不息，照耀大地上的万物，星辰运行的次序也不紊乱。我的文章的光焰，取法于昆仑、玄圃的高峻，以及清冷的层城九重的深邃。我的文章的高峻，取法于南方的桂海、北方的瀚海，东方的瀛海、西方的溟海，幽远渺茫而没有边际，涵容承载而不会枯竭，鱼龙在那里生长，波涛在那里兴起。我的文章的深厚，取法于雷霆的鼓舞、风云的聚散舒张、雨露的滋润，鬼神幽隐恍惚，谁也不能穷究它的端绪。我的文章的变化，取法于天地上下之间，万物各自显现颜色和形态，有羽毛的飞翔，有足的奔跑，潜伏的游泳，扎根的繁茂。有的洪大，有的纤细；有的高，有的低，不能用数字计算。我的文章能够随着万物而赋予不同形态，正是从这里得到的。唉！这种文章，圣人得到它，就把它流传万世而成为经典；贤人得到它，就把它推广到四海而成为准则。它辅佐天地而不过分，像日月一样明亮而不出差错，调和四时而没有过失。这难道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吗？天德逐渐隐微，文章的气势日益衰落，驰骛外在而不修养内在，局限于小处而不谋求大业。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四种瑕疵、八种弊病、九种蛀害牵累了它。什么叫四种瑕疵？雅乐与郑声不能分辨，叫作荒；本末不能相称，叫作断；筋骨不能收束，叫作缓；情致趣味不能超越，叫作凡。这四种，是损害文章外形的东西。什么叫八种弊病？喜欢攻讦，会损害文章的真诚；偏邪，会侵蚀文章的圆融；庸俗，会混淆文章的奇特；贫瘠，会压倒文章的丰腴；拘确，会扰乱文章的精纯；琐碎，会损害文章的完整；浅陋，会改变文章的广博；昏昧，会损伤文章的明察。这八种，是伤害文章精华的东西。什么叫九种蛀害？使其失去真实，使其精神散乱，使其气势混杂，追逐个人私欲，泯灭其智慧，因华丽而遮蔽它，违背它的自然本性，昏昧而失去先机，损伤它的正直。这九种，是从文章内心使它死亡的东西。以上任何一种出现，文章的心就会死去，文章也就丧失了。这就像春天的花、秋天的草争相斗艳，▯在树林中鸣叫、蟋蟀在台阶上吟唱，水只在蹄印小坑中涌动，火只在萤火虫尾上闪耀，像给泥偶穿上衣服却不能视听，像蠛蠓生在瓦盆中、死在瓦盆中，不知道四海的广大、六合的辽阔。这些全都是不懂得培养气的缘故。唉！人能够培养气，感情就会深厚，文章就会文明；气势充盛，精神就会变化神妙，应当能够与天地共同成就功业。既然能与天地共同成就功业，而他的智慧最终却只归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难道不是可悲的吗？

译我写完《文原》上下篇后，言论虽然宏大，却并不是夸张，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作出选择。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世上谈论文章的人有两类：一类说文章是用来载道的，一类说文章是用来记事的。记事的文章，应当以司马迁、班固为根本；而载道的文章，除了六经，我还应当依从谁呢？不过，六经是根和本，司马迁、班固是枝和叶。这本来是近代唐子西的说法，但我的看法又与此不同。六经之外，应当以孟子为宗主，韩子其次，欧阳子又其次。这是一条国家的通衢大道，没有荆棘堵塞，也没有蛇虎之祸，可以直奔圣贤的大道。离开这条路，便是曲折狭窄的偏僻小径，是崎岖不平的邪路，怎么可以行走呢？我私下奇怪，世上写文章的人并不少；那些追求新奇的人，钩取摘录幽隐深奥的内容，改变平庸常见的表达，甚至使文章无法断句，却说：“如果不诘屈聱牙，就不是古文。”那些喜爱陈腐的人，一味采用科举场屋中委靡的文章，纷杂混合，庞杂无序，看不出头绪，却说：“如果不浅显易懂、轻快顺畅，就不是古文。”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大体说来，写文章只希望文辞通达、道理明白罢了。我的道理既然明白，还管其他什么呢？不过，道理并不容易明白，必须能够懂得辨析言语、培养气，才算真正得到它。我又悲叹世上写文章的人不知道其中的根本道理，只是很能执笔遣词，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更加衰败而不能自我振作。如今因为你们二三人的学习每天都在向道前进，姑且说上几句话。《画原》【宋濂】史皇与苍颉都是古代圣人。苍颉创造文字，史皇制作绘画。文字和绘画并非不同的道路，它们的起初是一致的。天地刚刚开辟，万物化生，各自呈现形状和颜色，纷纷繁繁，谁也无法为它们命名，即使天地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叫这些名称。有正名的人出现，为万物确定正确名称：高的叫什么，低的叫什么，动的叫什么，静止生长的叫什么，这样以后才可以认识它们。于是上至日月、风雷、雨露、霜雪的形态，下至河海、山岳、草木、鸟兽的形迹，中至人事离合、物理盈虚的区别，经过神妙的变化、适宜的化育，本来已经可以通达百姓的日常使用，穷尽万物的情状。然而没有文字就无法记录，没有绘画就无法彰显。文字和绘画，难道是同归而殊途吗？所以我说：文字和绘画并非不同的道路，它们的起初是一致的。况且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功劳确实伟大。至于辨明章服制度，绘制衣冠来表示警戒，分别车辂的等级威仪，表明旟旐的先后次序，用来周密安排治理的器具、匡正辅助政治原则，又怎么可以废弃呢？绘画之事由冬官统管，而春官的外史专门掌管书写诏令，这其中的意义就可以看出来了。何况六书以象形为首，象形正是绘画的开端。形体不能完全表达形象，于是用声音来谐合它；声音不能完全谐合，于是用意会来补充它；意义不能完全表达，于是用指事来指示它；指事仍不能完全表达，于是转注、假借的方法兴起。文字，就是用来弥补绘画不足的。假如绘画能够全部表达，就没有文字的必要了。所以我说：文字和绘画并非不同的道路，它们的起初是一致的。古代善于绘画的人，有的画诗，有的绘制《孝经图》，有的描绘《尔雅》，有的描绘《论语》和《春秋》，有的表现《易》的卦象，都依附经典而流传，尚未失去绘画的本意。下至汉、魏、晋、梁之间，讲学有图，问礼有图，列女、仁人、智者也有图，使图画和史书一同流传，辅助名教，辅翼伦理，也有值得观赏的地方。世道日益衰落，人心渐渐不如古人，往往把心志沉溺于车马、士女的华丽，把精神怡悦于花鸟虫鱼的美丽，把情感寄托于山林水石的幽静，而古人的本意更加衰微。因此自顾恺之、陆探微以来，这是一次变化；阎立本、吴道子以后，又是一次变化；至于关仝、李成、范宽三家出现，又是一次变化。譬如学习书法的人，对古籀、篆、隶的深奥传统茫然无知，只沉溺玩赏俗书的姿态妩媚，难道是古人创制文字的本意使然吗？不过，如果没有卓然超出流俗的资质，也不容易谈论这些。南徐的徐君景旸，精通书法和史学，擅长吟咏古今诗歌，确实是有才华的大丈夫。他又旁通绘画，具有士人的韵致而没有俗气。一时的贤人公卿都与他交游，他的名声大为显著。有人向朝廷推荐他，景旸因为母亲年老而没有出仕。我尤其喜爱景旸，所以在他离别时，写《画原》赠给他。唉！《易经》说：“圣人能够看见天下幽深难测的事物，把它模拟成形状和容貌，象征万物适宜的形态，所以称为象。”然而绘画取象的事情，又包含着阴阳的精妙道理，确实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景旸大概也知道其中的可贵之处吧？《文说》【宋濂】所谓能够阐明道理的文章，所谓以教化为主的文章，所谓能够辅助风俗教化百姓的文章，这种文章究竟是谁的文章呢？是圣贤的文章，不是普通人的文章。圣贤的道充满在内心，显现在外表，表现于言语，不求刻意写成文章而文章自然产生；不求刻意写成文章而文章自然产生，这就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因此文章就像水和树木一样：疏导河流的人不担心水流不能延伸，只担心源头不深；栽种树木的人不担心枝叶不繁茂，只担心根本没有培植好。根本培植好，源头深厚，水流延伸、枝叶繁茂，谁能阻挡呢？圣贤从未专门学习写文章，只是浩浩荡荡地发于内心，突然写下来，天下学习写文章的人都不能超过他们，因为根本昌盛，源头广大。有人说：“我是在学习写文章，我一定知道自己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文章哪里是可以专门学习而成的呢？有些人把句读通顺作为工巧，把训诂艰深作为奇特，耗尽力量去做，直到死才停止；即使他们能够达到目标，也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何况还未必能够达到呢？圣贤并不是不学习，而是学习大的道理，不学习细枝末节。他们穷究天地的边际，察知阴阳的奥妙，向上远求千年以前，向外广泛探索四海之内，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穷尽的，而且不只是做到这些。

译他们反观自身，考察内心是否真实；在心中涵养道德，希望使它明澈；参验于气，使它达到平和；推求于道，等待德行成就。德行果真成就了，道果真达到了吗？观察他的自身，庄严而仿佛有威仪，坚定而确实有仪法；左边是礼，右边是乐，圆如规、方如矩，这些都是文章。听他的言语，温和恭敬却不卑屈，明白严正却不亢奋，大纲分明而细目周密，合乎法度而成就文采，也都是文章。考察他的政治，他的政治没有不是文章的；考察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没有不是文章的。像这样，再从外部给它加以文饰，即使不追求文章，文章难道能够遮掩吗？这就是圣贤的文章能够成为天下法则、教化能够推行于后世的原因。如今写文章的人却不是这样：用虚伪来放纵自身，用昏昧来扰乱内心，用纷乱来使气息乖戾；他们的道德微薄不堪，言语行为纷乱无序；在家里伦理错乱，在官府中政教泯灭，却想专攻空虚的辞藻，以便把自己附会于古人，充分说明他们不察根本、不加思考。文章究竟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内心。心在哪里？心主宰着自身。自身没有修养，却想修饰辞藻；内心不能平和，却想调和声音，这就像敲击瓦缶却希望合于宫商，吹折断的芦苇却希望与有虞氏的箫韶相同，绝不可能做到。难道不值得思考吗？圣贤和我没有不同，圣贤的文章那样，而我的文章这样，难道是我的心不如圣贤吗？气也不如吗？不是，只是心和气失去了涵养罢了。圣贤的心，浸润于道德，涵泳于仁义；道德仁义积累起来，气也因此充实。气充实了，想让文章不昌盛，也是无法遏止的。如今的人不能这样，却想使文章类似圣贤，也是不可能的。唉！如今人的迷惑太深了。圣贤求学，从心到身，从身到家，所做的事情也很多，却从来不敢把文章放在前面。如今的人还来不及顾及其他，从防身到壮年，只一味学习文章；按理说，如今的文章应当胜过古代圣贤的文章，然而最终却赶不上，难道没有缘故吗？不疏浚源头而只扬起水流，不培植根本而只抽发枝条，不枯槁干涸是不会停止的。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写好文章呢？大概是有方法的。圣贤已经不可亲见了，但圣贤为人的道德仁义之说还保存在书中，应当取来学习；不只是以他们的文章为师，还要以他们的行为为师；不只是在心中理解，还要在自身实践。小而言之，可以写成一家之文，教化一个乡里；大而言之，可以使文章遍及四方，渐渐浸润百姓，甚至惠及草木，使人人改变道德、改易行为，亲爱亲人、尊敬尊长，把这些宣示在简册上，彰显于无穷后世，这也差不多可以用来阐明道理、建立教化、辅助风俗、教化百姓了吧？唉！凭什么才能在这个时代见到这样的人呢？我为什么不思考圣贤的盛德呢？虎林王生王黼，年纪很轻，读《春秋》，喜爱写文章，向我询问作文的方法。我赞赏他有志向，便把重要的道理告诉了他。《文训》【王祎】华川王生向豫章黄太史公学习文章三年，却没有掌握要领。他茫然无措，吃饭不知道滋味；惶惶不安，睡觉也不能安居；远望着，像有所求却没有得到。太史公有一天召见王生教导他说：“你学习文章已经有些年头了，用心是勤奋的。我听说天地之间有最好的文章，你曾经知道吗？云汉光明回旋，日月星辰明亮，烟霞舒卷，风雷鼓荡，这是天文畅达的表现；山岳交错耸立，江河流行，鸟兽繁衍，草木茂盛，这是地文形成的表现。天地的文章不能私自保有，把它们普遍赋予人人，人们便接受了。因此圣贤出现，以及杰出的人才相继在各代创作，没有不在言辞上充分发挥的。自孔氏以来，这一道理大为阐明，家家修习，人人勉励，把力量用在这里。其间有的人穷尽日夜、疲劳岁月，耗尽精力、竭尽思虑，消耗简牍纸笔，纷纷奔走竞争。谁不想争着裁割锦绣，平步攀登日月，高视万物之上，雄立百代之后，卓然有所作为？然而徘徊不前、曲折不振、思虑穷尽、力量困竭、吞没志向而死去的人，往往都是这样。而能够登上文章名录的人，实际上没有几个。” 所以，所谓最好的文章，本来就是一般人很少懂得的。因此文章有大的体制，也有重要的道理。掌握它的道理，就可以折服群言；依据它的体制，就可以裁制各种文体。但一定要用才华来运用它，以气势来主持它：才华用来在前面开路，气势用来在内部守卫。推而广之，归于一源，以道为根本，没有杂乱，也没有遮蔽。只有能够这样，才可以统摄宗旨、探究本源，出神入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说的没有不如同心意的；这才是文章的极致吧？”“我所说的这些，你曾经知道吗？如果知道，就试着告诉我！”王生说：“文章这种东西，贵在适合时尚、迎合爱好，灿然相接，迎合欢喜、投合快乐，好像正始年间的文章尚未完备，文气于是偏失。风俗爱好变化迁移，于是排比对偶的习气兴起。四言、六言，对偶骈俪，抽取黄字、配对白字，调和朱色、施用铅粉，五彩互相映照，八音彼此协调。运笔铺陈浓淡，咿唔吟哦寒暄之语，内容丰腴醇厚，文辞绚丽娇妍，珠玉般的辞藻充满篇章。凡是庆贺的书信，全都累积成幅、层层叠叠。王公门下，直到民间日常礼仪和繁缛典礼往来的交际，大多奉行这些来周旋。又如大雅已经远去，诗歌日益变化，《玉台新咏》《西昆酬唱集》一类，其流传渐渐分化为词曲，争相追求柔嫩艳丽；字有轻重，句有长短，浮声切响，清浊间杂；羽调振作，宫调潜伏，商声流转，徵声泛滥；笙簧仿佛触手可得，锦绣般的文彩迷乱视线；流连风月，莺花纷乱，在沉寂之中振发奇妙韵律，把花辞寄托于清丽婉转之中。”

译人的性情因此得到畅快抒发，眼前的景象也因此得到呈现。喜爱和憎恶、离别和相聚、欢欣和悲叹，没有不借此寄托感情的，本来不分贵贱。像这样的文章，究竟怎么样呢？”太史公说：“古代的语言变成四六文，古代的声调变成词曲，文章的弊病太严重了！”“请暂且不要说这个，再谈谈其他方面。”王生说：“乡里选士的制度废止后，科举兴起，以文章取士，设立规范和程式。汉代有射策，唐代有明经，又有诗赋。到了宋代，更加发展，经学演变成义理之文，以三篇阐明；赋取法于声律，以八韵写成。各自专攻自己的科目，各自精通自己的才能。经义文章意旨融洽而精切，语言精粹而通达，旁枝之语铺陈引申，群集的议论英发，剖析圣人隐秘的道理而建立论辩，转动天机而产生学说。赋则句子锤炼、字音铿锵，音韵精密和谐；如在春日采撷秀色、在晴日摘取花艳，细微比较美丑，毫发衡量抑扬。至于宏辞、制举等，另设大科，文章法式没有不完备的，文章格调没有不列明的。又一定要学问称得上博大精深，才华号称宏阔杰出，才可以攻习这一科。凡学习这些的人，都在文场上鼓足勇气，在艺苑中争雄，不披甲而徒手作战，争夺弓矢而争先拔取。无论工拙，三年都用来努力；无论胜负优劣，一天之内便可决定。等到考中，经过文衡选拔、进入取士的范围，便会围绕棘院声名远播，金榜题名，在天府登记于贤书，入帝阙承受皇恩，于是登上显要官位，展开远大的仕途。卿相之类，很少有不是由此出身的。皇上凭借它来求取贤才，士人凭借它来取得功名，文章用于经世，确实不能否认吧？”太史公说：“科举文章，迎合时尚以取得世俗资历，不过是求取俸禄、经营宠荣的工具罢了。”学习古道的君子，以谈论这种文章为可耻。王生说：“古代的文章，登载在金石上，记、志、颂、铭，都有一定格式。有的刻在钟鼎上，有的刻在美玉上，有的镌刻在华美的祭牲、悬挂绳带的碑上，有的刻在封禅山岳、磨刻山崖的石壁上。无不炫耀崇高功勋，长久彰明盛大美德，记载宏大的嘉谋，记录显赫的功绩。然而都是一笔之力足以扛起九鼎，一个字的价值可抵千金。至于它们宏大的深奥思想、典雅刚健的姿态、瑰奇伟丽的辞句，采撷司马迁、班固的文采，凌厉胜过蔡邕、陈琳，纵横驰骋于韩愈、柳宗元之上；如玉的光彩、金石的声响，辉煌灿烂，铿锵有力；像衮服的章纹、绣衣的纹饰，光明炽盛，纷繁绚丽；奇诡时如蛟龙飞翔，灿烂时如虎凤昂首，和谐时如律吕张布，正声协调而应和，变化如云雷，强劲的气势排斥甲兵；沉郁的文思因它而开启，幽深隐秘的事物因它而彰显，遥远的声名因它而延续。” 然而，如果不是儒林中的宗师、文艺营垒中的老将、道德足以作为世人的模范，品格足以成为国家的仪表，声望堂堂正正、光明显著，专擅大手笔、掌握文章魁首之柄而被称为文章大家，谁又能在这种人面前当仁不让呢？这样的人应当与古人媲美，使后世相信并传述，光照四方而无可比拟，流传千年而不朽。这种文章，难道不是接近古代吗？”太史公说：“文章达到这样称为古文，是恰当的。”虽然如此，它的作用大概还不止这些。王生说：“朝廷之上有宏大的文章：典、谟、誓、诰，制、册、令、诏，或蔼然成为帝王之言，或广大宣扬成为重大号令，帝王的制作制度也保存在其中。它浩大严正、浑厚洋溢，凌厉如蓬勃之气，挥霍奋扬；有的温润精粹，有的宏伟秀雄，有的严肃简重，有的宽裕深长。它经纬天地，调节阴阳，文饰万物，交织日月星辰。封爵授职时，气势含有云雨的滋润；授官时，义理闪耀着重离卦般的光明；告诫时，吐露星汉般的光华；治理军务时，发出雷霆般的轰响；大赦时，降下春露般的恩泽；明定刑罚时，显示秋霜般的严烈。一字的褒奖，便使恩泽如泉水流注大地；一句话的感化，便使百姓如披棉衣般温暖。早晨从九重宫门发出，傍晚便传行四方；如风吹而草倒，如山鸣而山谷回应。它迅疾奋发于四境之外，广泛充塞于天下之中，鼓舞华夏，陶铸帝王。文章的作用，大概可以和天地造化相媲美了。”像这样，怎么样呢？”太史公说：“《礼记》说：‘王者的话像丝线，发出后就像纶带一样广大。’《诗经》说：‘言辞和谐，人民就协同；言辞喜悦，人民就安宁。’文章的作用，确实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暂且放下这个，难道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听闻的吗？”王生说：“文章最难的，没有比史书更难的。所以优秀史官的才能，古今有时都难以出现。皇道帝德、王者谋略、霸主图略、国运兴衰、治道隆盛衰败，将相卿士、武功文谋、贤能智慧忠诚孝顺之人、凶恶奸邪之徒，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礼乐兵刑、粮食财货赋税租税、选举职官、冠冕服饰车舆、远方异域、恍惚诡变、风俗怪异习惯不同，凡是一代的始末，都记载在史书中。因此说：‘史书，是一代完成的记载；用事实充实它，用文辞使它完备，用法则树立它，用体例约束它。写史的要领，必须具备这些。但如果没有足以通晓古今体制的才能，没有足以明察万事道理的明智，没有足以探究难知之意的知识，没有足以阐发难以显明之义的文才，哪里能够称为优秀史官呢？自从纪、表、志、传的体制开始，司马迁创立，班固继承撰作，纲领清楚，条理分明。三代以后，史才像这两个人一样的，可以说是特别崛起、超群出众、俊伟卓绝。后来的史家世代沿袭，大多没有超出他们的规范。评论者认为，司马迁、班固的书，赞善时含蓄而能彰显；惩恶时正直而又宽厚；贬抑【缺字】时简洁明白；防止僭越时含蓄而严厉。这些都符合圣人的深意，不是平庸史官敢于触犯的。到了范晔、陈寿一类人，便任意妄自编纂，曲笔泛滥注释，使根本意义暧昧，义理又偏颇；破坏整体体制，文辞又浅陋纤弱。何况比范晔、陈寿更不如的人，就更加卑劣浅陋，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所以史书是用来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的，写史的人也必须是天下的才俊，才能胜任。这就是它为什么难吗？”太史公说：“唉！史书作为文章，确实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以文章来写史，确实是天下最重大的职任。不过我听说，文章有两种：有记载事情的文章，有承载道理的文章。史书是记事的文章，在承载道理方面还没有达到极致。”王生说：“圣人去世以后，道术分裂于天下，诸子纷纷出现，各自建立门户，分门别类立言作文。”

译因此，管夷吾以称霸的谋略为文章；邓析以两可之说辨析为文章；老聃以把握纲要、执守根本、保持谦逊、处于卑下为文章；列御寇以黄老之学、清静无为为文章；墨翟以崇尚节俭、兼爱、尊贤、明鬼、反对命定论、主张尚同为文章；公孙龙以坚白之辩、辨析名实为文章；庄周以贯通天地的纲纪、叙述万物的本性、通达死生的变化为文章；慎到以刑名之学为文章；申不害、韩非又流于深刻严峻的文章；尹文又把黄老与刑名结合起来作为文章；鬼谷子以捭阖之术为文章；苏秦、张仪因势施展纵横之术为文章；孙武、吴起以军队形势、兵法形势、谋划国家、估量敌情为文章；荀卿、扬雄则以阐明先圣之学为文章；淮南王刘安以总括道德仁义、履行虚静之道、出入于仙道为文章。像这样的，几乎不能仓促数尽。虽然他们的文章各不相同，但其中的道理未曾没有得到阐明。好比水火彼此相灭，却也凭借彼此相生；和与敬相反，却也彼此成就。《易经》所说的‘道理一致而思虑百端，归宿相同而途径各异’，说的只是根本出于同一准则罢了。文章用来承载道理，说的就是这个吗？” 太史公说：“诸子的文章，固然都是为了阐明道理；然而各自牵引其中一个方面，各自据守一端，从未窥见道理的完整面貌。人人逞用自己的私智，各家崇尚自己的私说，支离偏僻，驰骋穿凿，道理的大义更加乖离，整体纲要更加残缺。这固然是学术的弊病，也是道理不能流传的原因。”王生说：“圣人的文章，有六经。《易》用来显明阴阳，《诗》用来说明性情，《书》用来记载政事的事实，《春秋》用来显示赏罚的明辨，礼用来谨慎上下之间的节文，乐用来显明气运的盈亏。凡是圣贤传心的要旨、帝王治理世间的工具，以及建立天道、安定民生根本、树立天下大本、成就天下大法的道理，都可以在其中得到验证。这大概是众圣的源流、九流的权衡、百王的法度、万世的准绳。好比天，它照耀云汉，悬举日月星辰，布散烟霞，鼓动风雷；好比地，它使山岳耸立、江河流行，鸟兽繁衍、草木荣茂。因此圣人效法天地来作文，而六经也配称天地。自有书契以来，直到所有典籍，没有什么能与它相比。这种文章，不也可以称为承载道理的文章吗？” 太史公欣然微笑而惊叹，长叹说：“说尽了，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了。这本来就是承载道理的器具，是圣人最好的文章。”唉！世上的学者，如果无意于文章也就罢了；如果有志于文章，舍弃六经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因此，要以《诗》为根本来求取恒常，以《易》为根本来求取变化，以《书》为根本来求取质朴，以《春秋》为根本来求取决断，以《乐》为根本来求取通达，以《礼》为根本来求取辨别。这样，六经的文章就成为我的文章，而我的文章也一根本于道。所以说：‘经，是承载道理的文章，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后来的圣人再出现，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如今你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文章方面，还有谁能阻挡你的进步呢？只是看你是否进一步用心罢了。”王生于是拜了两拜，感谢说：“谨慎地接受教诲，怎敢不牢牢记在心中，依此实行，以免辜负先生的训诫。” 《文道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茅坤】孔子、孟子去世后，《诗》《书》六艺之学没有得到传承。秦始皇又焚烧书籍，于是文章的道统散失残缺。汉朝兴起，才下诏搜求亡佚的经书，天下学士才得以沿袭六经的遗绪，辗转相互传授。西京的文章号称典雅，最著名的是贾谊、鼂错、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晋、魏、宋、齐、梁、陈、隋之间，这一道统几乎断绝。唐代韩愈出现，才开始向上接续孟轲，向下压服扬雄，并加以折中。五代之间，渐渐衰微消灭。欧阳修、曾巩以及苏氏父子兄弟出现，天下文章才又趋向古道。这几位君子，虽然他们所承受的才华有大小不同，但对于六艺之学，可以说都共同涉过它的渡口，逆流探寻它的源流。由此看来，文章或盛或衰，只取决于它所依循的道如何。秦以来，拿着笔写文章的人，大概有数十、上百家，其中像虎行、鹰攫般逞强争夺的，不可胜数；然而都好比草野中的豪强：项籍、陈胜的叛乱，秦王、王郎、隗嚣的奸乱，汉、唐的藩镇，宋代的金、辽，只不过凭借军队、割据土地，在其中争强罢了；而帝王的正统最终不属于这些，只属于区区弱小的后代，却能够使正统延续不断如同丝带，亲自经历数代而端正名号，安坐高处议论它，为什么呢？因为汉、唐、宋得到了正道，并且以六艺为准则来折中，所以即使衰弱，也不能废弃。没有得到正道而背离六艺，凭借兴兵割据山河的，项籍、王郎以下的人就是这样；即使强大凶悍，也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本朝刘宋曾经扩大门户，弘治、正德年间，北地李梦阳挽起衣袖大声呼喊：‘文章就在这里！’倡导者声势猛烈，听到的人纷纷退避，直到今天的学者还抄袭依附。唉！偶尔拿这些人的文章来考察六艺的遗意，以及西京以来作者的文章道统，究竟对吗？不对吗？难道不是前面所说的草野强盗吗？”

译《左传》不是说过吗：‘圣人去世，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 这就是我曾经私下为此屡屡叹息、不能停止的原因。我的朋友新安许君海岳、姑苏沈君虹台，都用心钻研六艺之道，并且深得其中精髓。他们怀抱古文，先后在长江以南崛起，如今将要一同佩印进入承明著作之庭。于是我写这篇《文道》赠给他们。唉！世人都认为我愚钝并加以讥笑，只有二位君子相信古代作者的文章，不为流俗所迷惑。如果听到我的话，难道不会有与我意见不同而又点头赞许的人吗？《原文》【孙慎行】我很仰慕古代已经逝去的名家之言，总是欣喜地诵读，仰望他们，觉得自己远远落在后面。每次诵读，其中奇正各种变化纷纷出现，都清楚地契合于心，就像酸、咸等不同滋味，都很适口。虽然如此，即使是那些清楚契合于心的文章，有时读它还没有读完，有时拿着书卷思考，却又觉得其中似乎还有未尽之处，深沉而有意味，津津有味，仿佛另有一种解释，这是什么原因呢？唉！这就是真正的文章。文章产生于变化，变化产生于有所未尽。因此，天地造化没有穷尽，人才加以发明；古人没有穷尽，后人加以发明；圣贤没有穷尽，后来的人加以发明；奇人伟士、文人没有穷尽，田夫野老也加以发明，这就是变化的极致。假如从前天地造化果真已经穷尽，那么天地造化所形成的文章，大概也差不多穷尽了。文章在人身上，有所谓修饰意旨，有所谓修饰辞采。专在修辞方面，必然会损害意旨；文章本来就不能完全由意旨穷尽。即使专在修饰意旨方面，也必然会损害辞采；否则文章也会被辞采穷尽。即使辞采和意旨已经相合，奇诡、端正、平易、曲折、清明、幽暗、漫衍等各种形态仍会交替相互排斥，永无止境。更严重的是，高的变低，低的变高，清的变浊，浊的变扬；即使有所损抑而不合适，也始终没有穷尽。正因为没有穷尽，才显现出文章。正因为没有穷尽，所以文章的鼓舞变化没有端绪，变化也越来越繁复。而且我只有一颗心，过去认为对的，现在有时认为不对；过去认为不对的，现在有时又认为对。难道要说过去已经穷尽了吗？现在已经穷尽了吗？依我看来，过去的文章读来觉得有未尽之处，难道真是过去做得不好，而现在已经得到真谛了吗？假如回头再看，过去的作者未尝不自认为已经穷尽了。只是我的观看，又增加了它的未尽罢了。鸡蛋长毛、鸡有三只脚，世上本来没有这种东西；海外九州，无法亲自观看；车进入洞穴，也不可以完全凭思考想明白。然而人的心都能够想到这些，因为变化本来就是没有穷尽的。难道只有文章不同吗？庄周说：‘天籁的鸣响，吹拂而不停息。’这一方面没有穷尽，那一方面也没有穷尽。大概陆机不能写尽文章的本源，昭明太子不能阐明它的藩篱，希元不能订正它的末流。我只是奇怪世上的人拘守一端的考察而迷失宏大的观察。即使只守一端，人人又都固守自己的才智，互不肯居于人下，勤苦不息地耗尽时日精力，逞强驰骋到极端，文章于是彼此摩擦、彼此衍生而没有穷尽。何况从宏观整体来看，它的变化不可穷尽，又该如何呢？我由此有所觉悟，于是写了《原文》。《法原》【王樵】上天惩罚有罪之人，使用五种刑罚，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周礼开始列出它们的名称，称为五刑之法：墨刑五百条，劓刑五百条，宫刑五百条，刖刑五百条，杀刑五百条，共二千五百条。到周穆王时，五刑所属条目增加到三千条。魏文侯时，李悝编次各国法律，制定《法经》六篇：一是《盗法》，二是《贼法》，三是《囚法》，四是《捕法》，五是《杂法》，六是《具法》。商君接受它，用来辅佐秦国，却大量改变古法，使法令繁多苛刻。汉高帝初入咸阳，与百姓约定三章法律：杀人者处死，伤人以及盗窃者按罪抵偿。废除秦朝的苛法，百姓大为喜悦。然而大辟之刑中还有诛灭三族，先施黥、劓，斩去左右脚趾，鞭打致死，砍下首级，剁碎骨肉陈尸于市；对于诽谤、辱骂、诅咒之人，又先割断舌头，所以称为具五刑。彭越、韩信都受过这种刑戮。后来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防御奸邪，于是命萧何制定律令，废除夷三族、连坐之罪，确立部主见知之法，又增加《事律》《兴律》《廐户》三篇，与李悝六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又补充律文所未涉及的旁章十八篇。汉文帝废除肉刑，以髡钳城旦舂代替黥刑，以笞三百代替劓刑，以笞五百代替斩趾。汉景帝元年，规定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二百。中元六年，又把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为一百。到汉武帝时，征发频繁，百姓因贫困而触犯法令，张汤、赵禹分条制定法令。张汤撰《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撰《朝律》六篇，与前面的合计六十篇。曹魏采纳汉律，制定《新律》十八篇，汇集罪例成为《刑名》，列在律首；有《劫略律》，从《盗律》中分出《诈律》；从《囚律》中分出《毁亡律》；从《贼律》《金布律》中分出《告劾律》；从《囚律》《廐律》中分出《系讯律》；有《断狱律》，并从《囚律》《兴律》中分出《请赇律》；从《盗律》《杂律》中分出《兴擅律》，把擅自兴事附入擅事；有《留律》，并从《兴律》中分出《警事律》；又有《偿赃律》《免坐律》。总共增加制定十三篇，加上原有五篇，合成十八篇；对正律九篇有所增加，对旁章科令则有所省并。晋朝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又增加十一篇，把旧律改称《刑名法例》；把《囚律》分为《告劾》《系讯》《断狱》，把《盗律》分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又根据事情类别设置《卫宫》《违制》《诸侯律》，合计二十篇、六百二十条。梁武帝天监初年制定律令二十篇：一是《刑名》，二是《法例》，三是《盗劫》，四是《贼叛》，五是《诈伪》，六是《受赇》，七是《告劾》，八是《讨捕》，九是《系讯》，十是《断狱》，十一是《杂》，十二是《户》，十三是《擅兴》，十四是《毁亡》，十五是《卫宫》，十六是《水火》，十七是《仓库》，十八是《廐》，十九是《关市》，二十是《违制》。后魏起于北方，刑法严峻急切，常常按照军令办事。犯大逆罪的，亲族无论男女老幼全部处斩；男女之间不合礼法交往的，也都处死。至于人相互杀害，可以允许向被杀者之家赔付牛马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来平息，这又实在太没有法度了，大概是【缺字】俗吧。孝文帝太和年间，修改旧文，随着条文增减，共八百三十二章。诛灭门族的刑罚十六条，大辟罪二百三十五条，其他刑罚三百七十七条。除去结伙抢劫中首谋者诛灭全门的规定，律法中较重的只处枭首。北齐初年沿用北魏旧制，后来制定《齐律》：一是《名例》，二是《禁卫》，三是《户婚》，四是《擅兴》，五是《违制》，六是《诈欺》，七是《斗讼》，八是《盗贼》，九是《捕断》，十是《毁损》，十一是《廐牧》，十二是《杂》。

译《齐律》所定罪条有九百四十九条，又颁行新令三十卷。大体采用魏、晋旧事，其刑罚制度有五类：第一是死刑，罪重的车裂，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其次斩刑，身首分离，其次绞刑，死而身首不分，共四等。第二是流刑，指论罪本可处死，但根据实际情状可以降等的，鞭笞各一百，剃发，发配边远地区充当兵卒，不区别路程远近。不适合远配的，男子服长期徒刑，女子配舂，共六年。第三是刑罪，也就是耏刑，有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的区别，共五等；各加鞭一百，又加笞刑。五年刑加笞八十四，一年刑加笞六十三，三年刑加笞四十二，二年刑加笞二十一，一年刑不加笞；都戴锁送到左校服劳役而不剃发，没有担保人的加钳刑。妇女配舂或送入掖庭织作。第四是鞭刑，有一百、八十、六十、十五、十四、十等差别，共五等。第五是杖刑，有三十二、十一、十等差别，共三等。后周制定律令，共二十五篇：一是《刑名》，二是《法例》，三是《祀享》，四是《朝会》，五是《婚姻》，六是《户禁》，七是《水火》，八是《兴缮》，九是《卫宫》，十是《市防》，十一是《斗竞》，十二是《劫盗》，十三是《贼叛》，十四是《毁亡》，十五是《违制》，十六是《关津》，十七是《诸侯》，十八是《廐牧》，十九是《杂犯》，二十是《诈伪》。二十一是《请赇》，二十二是《告言》，二十三是《逃亡》，二十四是《系讯》，二十五是《断狱》。总共定罪一千五百三十条。其刑罚制度：第一是杖刑，从十到五十，共五等；第二是鞭刑，从六十到一百，共五等；第三是徒刑，从一年到五年，也分五等。徒刑一年，鞭六十、笞十；二年以上，都按等差增加鞭笞。第四是流刑，从离开皇畿二千五百里到四千五百里，也分五等，都按等差增加鞭笞。第五是死刑：一是磬，二是绞，三是斩，四是枭，五是裂。五刑之中，每一类又各有五等。隋文帝制定新律，删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罪一千多条，最后只保留五百条：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廐库》，六是《擅兴》，七是《贼盗》，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隋炀帝的新律为：一是《名例》，二是《卫宫》，三是《违制》，四是《请赇》，五是《户》，六是《婚》，七是《擅兴》，八是《告劾》，九是《贼》，十是《盗》，十一是《斗》，十二是《捕亡》，十三是《仓库》，十四是《廐牧》，十五是《关市》，十六是《杂》，十七是《诈伪》，十八是《断狱》，也共五百条。唐代的刑法书有四种，叫作律、令、格、式。令，是规定尊卑贵贱等级和国家制度的；格，是百官各部门日常执行的事项；式，是他们平常遵守的法式。凡国家的政务，都必须依照这些办理。三者中有违反的，以及人作恶而触犯刑罪的，就依据律来判决。律这种书，是沿用隋朝初年的旧制【篇目相同】；其刑罚有五种：一是笞，二是杖，三是徒，四是流，五是死。隋代以前，死刑有五种，流刑和徒刑兼用鞭笞，数量都超过一百。到隋代才规定徒刑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共五等；流刑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共三等；死刑只保留绞、斩，废除鞭刑以及枭首、车裂等酷刑，又有议、请、减、赎、当、免等法。唐代都沿用这些制度。然而隋文帝性情刻薄严酷，甚至在殿前处决犯人，盗窃一钱也处死；隋炀帝昏乱，盗贼蜂起，又制定更严酷的刑制，百姓无法生活。唐高祖起兵入京，约法十二条，只有杀人、抢劫、盗窃、背叛军队、谋反者处死。武德二年，又颁布新格五十三条。唐太宗即位，制定律五百条，把隋代旧律中判大辟后改流刑的减去九十二条，改判徒刑的减去七十一条。唐玄宗删定律、令、格、式，总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初年的格十卷。直到现在，前代的律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就是唐律。五代时，周世宗命窦仪解释律文，名为《刑统》。正文是历代相传的，注释文字是周世宗修订的。宋初只使用编纂的诏敕，诏敕是宋太祖时修订的。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因执政大臣上奏所定的敕令，神宗告诉安焘说：‘预先设置规定来防备将要发生的事情，叫作格；预先设置规定让后来的人仿效，叫作式；在事情发生以前加以禁止，叫作令；治理已经发生的事情，叫作敕。’修订法书的人，应当懂得这些。朱子说：‘神宗天资超绝，看看这几句话，真是分别得好。’格好比五服制度，某种亲属应当服某种丧服，服某种丧服应当服多长时间，各有界限，就是所谓预先设置规定来防备将要发生的事。式好比磨勘转官、请求恩泽封赠之类，只依照既定样式书写，就是所谓预先设置规定让后来的人仿效。令就是条令禁制，某事不得做，违反某事便有惩罚之类，就是所谓在未然之前禁止。敕就是事情已经办结，依照条文判决处置，就是所谓治理已经发生的事情。” 格、令、式在前，敕在后；如今只想尊崇敕字，把敕放在前面，完全不是当时的本意。又说：‘律法轻而敕令重，如今审判案件只使用敕令；敕令中没有规定的，就使用律。’又说：‘《刑统》与古法相近，所以称为八分书。’又说：‘宋莒公说：“应当服从却违背，能够供养却缺失，这是六经中关于孝道的次一等文义。”意思是，儿子不服从父亲的不合理命令，以及力量所不能供养父母的，古人都不以不孝定罪；道义上应当服从却不服从，力量能够供养却不供养，然后才以不孝罪论处。’元代刑法的大纲有三类：一是诏制，二是条格，三是断例，大体只是汇编世祖以来的法制和案例罢了。它的五刑名称中，从七到五十七称为笞刑，从六十七到一百七称为杖刑。徒刑的年数与杖刑的数量相配，用以增减刑罚；流刑则南人迁往北方，北人迁往南方，不规定里数。死刑有斩刑而没有绞刑；罪恶叛逆达到极点的，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笞杖之数本为十，减为七，世祖曾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所以每次数到七就停止，缺少三下。’

译到了我朝明代开始建立基业，圣人于是出现，恢复万古以来的纲常，制定明确的三尺之法。它的增损虽然因袭前代，但品评裁定全都出于圣人的心意；凡是旧律轻重失当的，就加以纠正；文字意义艰深隐晦的，就加以明白解释；条文分散的，就合并起来。使它有条理、有要领，让人容易阅读、容易明白、容易避免触犯而难以违法。于是制定我明朝的一部经典，给百代留下法典。唉！真是极其高明！通过圣人的法律，可以看见圣人的心意。这个时代的百姓每天向善、远离罪过，却自己不知道；其中的由来实在深远。《原智》【赵统】传说圣人具有周遍全身的智慧，所以没有必死的处境；这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话罢了。千古以来最大的智慧，大概没有超过舜的。舜面对瞽瞍、箕子，周文王面对纣王，孔子面对匡人和桓魋，归根结底都可以说处在死地、遇到必死的法则，并不是说都能感化对方、找到出路。委曲求全地寻找善巧的处理办法，这叫作权变。《左传》不是说过吗？穿着便服经过宋国，一件事情使西伯获释，从这些事迹就可以看出来。这也只是偶然遇到合适的机会罢了，这还是三代以前的处世方式。三代以后，人们对言论已经有所忌讳了。既然有智慧却含藏不说，言语本来用来实行并显示智慧，连言语都忌讳了，智慧又从哪里表现出来呢？如今的士人，谁不是诵读、效法孔子？姑且从言论来考察。孔子说：‘圣人、善人，我都不能见到。’这不过是当时坐席间的谈话罢了。假如把这话传播到朝廷，在简策上流传，别人就会说：‘不是圣人的人，很少有不说错话的。’那么，后人想自称圣人的，难道会少吗？王莽、汉武帝、武帝、麀等，也都说是颂扬圣人、自称圣人，而每每恰恰暴露其并非圣人。汉、唐死于市刑的人，难道少吗？孔子评论人的极坏之处，又说：‘不如乡里人中善良的，大家都喜欢他。’善人本来已经不能见到了，天下的善人，难道没有一个可以从乡里选取吗？假如乡里没有一个善人，还有什么可以选择取舍的呢？天下难道会有全是恶人的乡里吗，难道只是阙党、互乡罢了？这样说来，孔子也无法为自己开脱了。孔子想选择居住的乡里，过去叔孙武叔曾经诋毁他，我不知道该怎样为孔子辩解；一句轻视父亲的话，已经使孟子受到阻碍。有人还说到孔子出妻、将要招致鲁国诉讼之事，这又是为什么呢？而且后世所谓的善人，都是富贵显达的人；乡里所称的善士，往往被视为走旁门左道的人。追求善名和赞誉的人，就像水向下流一样；他们未必是古代所谓的乡愿，却一定会成为后世所谓的恶少。一句赞誉，众人的嘴便交相称赞；一句诋毁，众犬便随声狂吠。所以古语说：‘一个人诋毁他，力量还绰绰有余。’又说：‘乡里缺少不改变操守的老人。’何况再用官府来扰乱它，又有徇私的官吏；朝廷中即使有说善言的大臣，也会有人暗中媒介、滋生祸根，捏造污点，把人禁锢为奸党，以至于使国家的正确原则陨落。君子退缩而自处，就像割除野草、围捕野兽一样，想做一株孤独的兰花、一只独立的麒麟都很难。何况还有嫉妒别人的名声和才华、彼此袭击的人，像麒麟的脚践踏兰花的香气一样呢？辩才如韩非，最终也因辩说而死；智慧如晁错，最后也因智慧而死。智慧和辩才多尚且如此，何况没有智慧、没有辩才的人呢？圣人又能把智慧怎么办呢？唉，诋毁和赞誉，都是人的常情。这是寄托褒贬来区别善恶，用以成为天下施刑、行赏、劝善、惩恶的准则。然而执着于此来求胜，不过是满足一己之私罢了；欺罔君上，推行私意，这就是朋党；并且还借此动摇天子，欺罔君上而防范臣下，以至于阻塞上下沟通，激起众人的愤怒，违逆天地和气，使上下都受到伤害。从前孔子周游列国，并不一定是因为要责罪《春秋》中的诸侯。假使历经汉、唐各朝，也不过徒然老去罢了。况且君子不结党，也奈何不了党人。退处而不求进身，这是上策；退处还要防备毁谤，遭受毁谤还要害怕诉讼。所以说：‘想要加给你罪名，哪里还怕没有借口。’又说：‘求得自我安身的方法，在于面对人的死亡而悲哀，面对世道的苦难而发出痛切之辞。’古今在市集上被处死的人，难道一定都犯了足以处死的罪吗？因此，君子不以机智为可贵。运用机智的办法，没有比忘掉机智更好的，也没有比隐藏机智更好的。忘掉机智，就是磨去锋棱、洗刷羞耻，形体如土木一般，不辨不知；像鹿和豺一样，在网罗中跌落、从猎捕中逃走，任凭死生往来，只求幸免一死。野外并不会把鹿赶尽杀绝。隐藏机智，没有比老子更高明的：保持玄默、守持幽暗，收敛光芒而混同尘俗，不做祸患的开端，也不做福分的先导，或许还能容身于世。然而青牛尚且要向西走出流沙；况且我这个愚人将要被人欺骗，弱者将要被人凌辱。即使心可以剖开、肝可以炙烤，究竟又怎样才能隐藏自己呢？所以君子把一切归之于命。命既不在上天，也不在人自身。形势顺利到来时，君子安守本分，等待死亡；既然最终总有一死，就正如龙蛇蛰伏一般，不能凭本性强行改变命运，那么还要用智谋做什么呢？庄子说：‘我将处在有才与无才之间，这是君子逃避尘世的办法。处在有智与无智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善地。’ 《原讼》【张弼】所谓讼，就是公开申说；用来攻击那些不公正的人，是人人都有的本性。不只是人，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无不如此；不只是有血气的生物，凡是彼此抵触的万物也无不如此。所以圣人观察《乾》《坎》两卦而把它命名为‘讼’。天与水相互背离：坎险在内，乾健在外，险与健相互乘凌，于是形成争讼。由此圣人看见人情的变化，知道言论并不全都公正。因此，争讼的起初，是义气激发，也是智巧所导致的，人与物都有这种情况；它的弊端，则是残害义理、蒙蔽智慧。君子深深厌恶这种事，平常人也不崇尚这种事，小人却乐于这样做，于是没有什么不被说成公道的话了。他们凭空凿造，煽动虚妄，丑诋巧刺，颠倒黑白，混淆邪正。顺从自己欲望的，即使是跖、蹻也被说成贤人；不合自己心意的，即使是伯夷、叔齐也被说成污秽不堪。这样的风气蔓延流布，不知何时才有尽头，大概一天比一天严重，即使明智的人也会被弄得眼花缭乱。那些学习经书、喜好文章的人，应该痛下决心断绝这种风气。然而从天下范围来看，南方比北方更文饰。北方少有诉讼，南方的诉讼却很多。以南方各地相比，江右又比其他各地更文饰。其他各地少有诉讼，而江右的诉讼实在很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学习经书、喜好文章的人，反而更善于制造口舌，更精于揭发、讥刺他人吗？古人称邹、鲁之士能切切守礼，却没有听说他们像这样败坏政治、毒害百姓。难道经书不该学习，文章不该喜爱吗？难道是小人和鄙夫借经书、文章来掩饰自己的欺诈吗？那些学习经书、喜好文章的人，最终却做出残害义理、蒙蔽智慧的事情，与其这样，哪里比得上推重鲁地朴实鄙陋之风、目不识书却自信其本性的人呢？南海陈公梦祥由大理寺副升任江西佥事，他操守高尚，学问宏博，熟悉天下事务；我在他赴任时写《原讼》请他指教，他一定会有所回答我的。《原新法》【周思兼】

译大臣相处之道，可以彼此补益，却不可以彼此猜忌。如果有相互猜忌之心，就厌恶别人胜过自己，而乐于看见别人不能成功；既然厌恶别人足以胜过自己，那么排斥、攻击、陷害他的手段就无所不用；既然乐于看见别人不能成功，就从中加以阻挠来损害他的功业，然后抓住他的短处，非要把他驱逐不可。因此，新进之士常常乐于变更旧法，图谋建立天下大功，而大臣跟着破坏它，于是天下的事务开始决裂溃散，无法再收拾，国家的形势日益倾危，天下的祸患，很少不是由这些人造成的。王安石在外受困达二十年，天子一旦首先提拔并任用他，他便奋身冲破阻碍，革新天下政事；国家之所以愤懑抑郁而不能振作的地方，他都想办法整顿，希望达到夏、商、周盛世的境界，使宋朝拥有元老重臣的声名。于是广泛储蓄财物，放宽徭役，积聚兵马，用来抵御辽、夏的侵扰；这些都是宋朝过去没有讲求过的事情，大臣们惊骇错愕，天下人共同震惊，却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应对。因此，王安石的新法虽然会使天下受困，天下人却不能没有疑虑；虽然它有助于国家的实际需要，那些安于旧制的人却不能立即抛弃旧法而接受新法。既然天下人不能没有疑虑，又不愿立即接受新法，一两个大臣却首先亲自出来承担反对它的责任，并且一定要找出它的弊病，那么王安石的新法未必不能振兴宋朝的政治、成就大功；可是富弼、韩琦等人却随即排挤他。唉！新法还没有施行，就先排挤其主持者，已经不足以镇服天下人的心；何况被排挤的又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于是豪杰之士共同起来攻击新法，以求在这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显示本领。臣下损害它的功业，豪杰之士又群起攻击它，新法因此一天也不能推行，于是王安石不得不任用有才而品行不端的小人来辅佐自己；小人既然越来越多，最终就把天下的事情弄乱了，终于没有取得成功。宋朝的祸患未必都是王氏的罪过，二三个大臣也同样负有责任。王安石任西京判官时，韩魏公正任留守；王安石冬天不生炉火，夏天不摇扇子，夜里也不就寝，以此苦心求学，魏公却讥笑他，认为他狂妄。唉，魏公果真了解王氏吗？王安石离去之后，元祐年间的大臣各自树立党派互相攻击，免役法一事争论不止；这正是王安石暗自讥笑而不肯做的事情。排挤王安石政事的，固然是元祐大臣；而后来违犯王安石政事的，也都是元祐党人，经过他们锻炼加工而成。既然如此，那么后人读王安石的传记，又凭什么向天下人说明对他的公正评价呢？《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二，余姚黄宗羲编述（一） 《陶述》【朱衡】我曾经到龙门郊野去游览，观察制陶。向晋地的陶工询问，陶工说：凡是制作陶器，不经过模范就不能匡正形状，不拼合就不能附着成形。坯体太厚就会增加烧裂，太薄就会开裂；不施釉就不整饰，不磨细就不润泽。所以用模范来察看它的规整，用拼合来使它沿着成形的轨迹，用调整来防止它破裂和出现龟纹，用施釉来防止细小瑕疵，用磨细来观察它的润泽。经过这些工序后放入火中烧制，出来的才是良品。然而模范、拼合、厚薄处理完成后，施釉、磨细以及着色会因施作而改变，模具也会因承受器物而变化；这样一来，火与土的运转，神妙的机理自然产生，并不是人力所能完全控制的。这种现象叫作‘变’。器物光彩明亮，敲击时声音像金玉一样清越。这样的器物在千万件中只能偶尔得到一两件，所以不能预先限定数量，也就不敢把它作为每年的贡品。偶尔得到，也会毁掉其中大而奇特的，取其碎小部分出售，只求囤积货物的商人不至于完全没有厚利罢了，负责督察的官府也看不到这些珍品。问起进贡的器物，大多没有异常品，只是没有大的裂隙、斑点、裂纹，质地精密、色彩绚丽、形制端正罢了。于是我猛然有所感触，说：这不是很好吗？陶艺的下等产品，尚且贵重到可以用于清庙礼仪；其次的可以用于宴享；至于大量供给华夏百姓使用的，全都是普通器物。唯独那些奇异珍品不参与其中，所以万物的情状都可以用陶器来比拟。傍晚我留宿在林中，观看弟子们所写的文章，读起来竟不能断句。朱子说：‘我想谈文章吗？何不去看看陶器！’于是所有弟子都去观看制陶的情形。《学初述》【曾朝节】我一向本来不相信所谓学问。看见讲学的人，便瞪眼对他说：‘道就像天空中的太阳，为什么还要等到讲说才明白呢？既然实行学问就够了，还讲它做什么？’嘉靖乙丑年春天，我和同乡王楚阳解元在南宫落第，辞别座主侍御徐岩泉公。徐公把一册《古太极测》交给我们，途中打开阅读，读到‘陷溺禽兽图’时，惊觉地说：‘人不学习，竟会到了这种地步吗？’于是我们一起对天发誓结盟，决心一定要成为圣贤。只是茫然不知从哪里入手学习。我对楚阳说：‘《中庸》论性、道、教，说道不能脱离功夫，只说要在无人看见时戒慎恐惧，在无人听见时戒惧谨慎。我们也不过努力保持敬意罢了。’于是每天互相告诫，眼睛不随意乱看，耳朵不邪听，嘴里不说戏谑的话，身体不作轻薄的举动。这样坚持了四十多天，以为精神已经归于专一，大概接近君子戒慎恐惧的功夫了。当时也觉得这种约束十分劳苦，便把它归咎于功夫还不成熟。等到回到家里，因为各自有事务，过了一个多月不能相聚，先前的功夫便全都不再记得了。过了一段时间，徽州程天津公来到衡凝斋先生那里，急忙对我说：‘天津是心斋先生最优秀的弟子。’于是我约楚阳到石鼓去拜访他。一见面，他问我‘植斋’的含义，我回答说：‘植，就是挺立。’ ‘不挺立就不能站立，我只是想使自己能够自立罢了。’天津公说：‘固然如此。但这不就像种树吗？是要在枝叶上栽植，还是要在根上栽植呢？’我说：‘当然是在根上栽植。’那么，先生所说的“植”究竟在哪里呢？我没有办法回答。天津公说：‘我们这一颗心，就是性命的灵根。培养它，只在灵根上培养；这样枝叶自然会繁茂，开花结果。如果不在根上用力，根既不牢固，却希望枝叶聚集繁茂，能办得到吗？’我这才恍然明白，原来做学问的功夫竟这样简易；君子的戒慎恐惧，起初并不是在外表上自我束缚、劳苦用力，而那些外在的束缚劳苦，当然一旦放弃失守，便很快不再记得了。后来天津公给我看了两首绝句：‘一种灵根从天上来，劝人知道向这里培栽。生机充沛绵延无穷的妙处，叶子自然浓荫，花朵自然开放。叶子自然浓荫，花朵自然开放，枝头忽然看见已经结成梅子。好好把鼎中的调羹滋味调和出来，不要辜负当年辛苦栽培的心意。’从此，我和楚阳既尊奉、敬仰这位先生，又把他迎请到先赠君的家塾中；我每天向天津公请教他从心斋先生那里所得的学问，和他不断辩论。后来我对天津公说：‘我对古人没有疑问的，只有孔子。如果按照您和先生的见解去读孔子的话而没有疑问，那也就够了。’ ‘如果按照您和先生的见解去读孔子的话反而产生疑问，我怎么能不询问、辨析并加以思考呢？’过了很久，天津公从心斋先生那里所得的学问，我已经没有不尽力探究的地方，自己也忽然像有所领悟。一时之间，同道的密斋、益斋、楚阳诸位，以及易佥宪防庵、刘冏卿仁山二公，相约共同求学；天津公对衡地人士也多有启发。先赠君的弟弟守斋、涵斋，依靠天津公的教诲而有所成就，尤其能感到他们在家庭之间日益振作。还不到六七年，天津公在岭南去世。先赠君、楚阳、涵斋也先后去世了。盛大的事业不可能长久留存，九泉之下的人也不可能再复生。想到这些，怎能不流泪呢？今年是癸未年，天津公的次子勉之来到京师询问我的近况，我重视与他的分别，又想起过去从天津公教诲中所得的学问，不能不记录下来。因此写下《学初述》，用来寄托我的感慨。《旱述》【雷礼】岁在玄黓执徐年，八闽从季春到仲夏都没有下雨，方圆千里遭受严重旱灾。当时兴化郡的司理对此十分忧虑，对太守说：‘大旱举行雩祭是礼制规定；遇到灾害便修身反省，怎么可以拖延呢？’太守说：‘对。’于是率领属官斋戒沐浴，住宿在山川、社稷坛旁，早晚祈祷。过了七天仍不下雨，有人告诉他们，壶公山的山脉与大海相通，可以观察潮水涨落；石穴中的水深几十丈，还有双蟹能够预占年成，祈雨时见到它们就会应验。于是太守以下的人徒步二十里，到山中向山神祈祷。这样又过了七天仍不下雨，有人推荐一位善于画符、泼水、运雷、驱雨的道人。太守命使者召他来询问，他回答说：‘可以约定日期。’于是筑起高台，举行祈祷祭祀；道人在烈日下暴晒，指手画符，运转雷电。这样又过了七天仍不下雨。太守怒道：‘这是不合正道的邪术，只是迷惑众人罢了。’立即责令把他赶走。当时士人和百姓人心骚动，憔悴地相对哭泣。太守忧愁叹息，长声叹气。我忽然恍惚入睡，梦见一个穿朱衣的人推门而入，对我说：‘你告诉太守：夫人，旱灾尚未消除，只是一味责怪天旱，这究竟是在欺骗谁呢？古人说蛰虫开始活动时不加杀害，草木正在生长时不折断它们，这是为了扩大生养之道。如今却以残酷为能，任意施加忍酷，祸害甚至牵连无辜；一旦有人告发，就牵连根本亲属，按照主观臆测把人罗织进去；稍微触犯他的怒意，就遭受杖打和痛骂，弄得体无完肤。’

译‘那些首恶、奸邪、老于世故而狡猾的人，乘机像牙齿一样咬噬百姓；白天禁止他们进食，夜晚又用刑使他们不能安睡，逼得他们因疾病和饥困而死，无法对质申辩，这叫作酷旱。财物是百姓的命根，一丝一毫也不能横加掠取。如今贪婪之心像烈火一样，欲壑难填，巧立名目，便利于侵吞谋利；对于罪条的出入、差役的轻重，都看贿赂多少来决定，甚至以重重积累利益为乐，借此进行奸邪交易，像割葵菜一样，非要连根割下不可。至于国家赋税的拖欠，他们相互勾结隐匿；每逢监司查核，就用谎话搪塞，使人无法得到真实数目，这叫作贪旱。官府接受天子的命令，是为了宣扬教化。如今骄傲自满，超过制度限制，浪费财物的办法层出不穷；准备肥甘食物，就罗列海味和陆产，把奇异珍贵之物当作尊贵；要奢侈地装饰服御，就夺取良商的绮罗绸缎，价钱却连一半也不肯支付；又修建新的公廨，整治器具，扩大交际，接受馈赠，只求炫耀于人的视听，却不知道公私财力已经耗尽，这叫作奢旱。国家依靠百姓，百姓依靠诚信。如今正道不行，习惯于狡诈，早晨戏弄百姓，晚上又毁坏自己的行为；时时窥伺上官心意，用虚文粉饰条目，没有一件善政。有谁稍微触犯他们的禁忌，便把黑的掩饰成白的，使诚实朴厚、不事虚饰的官吏反而被压低考评，这叫作欺旱。吃着百姓供养的俸禄，就应当分担百姓的忧患。’ ‘如今却习惯于贪图宠禄、苟且偷安，牵累消耗年岁；坐在公堂上没有多久，随即就回到私宅，只计算日子等待升迁，完全不顾百姓的疾苦。因此公文下达后，便束之高阁；胥吏暗中把持权力，有人一年之久还带着粮食听候审讯，谋生的事业全都废弃。等到奸诈喧嚣、违法作乱、抢劫街坊时，却说有司正在捕捉，百姓还能依靠谁呢？这叫作慢旱。上天居于高处却能听见下情，官员升降都在天意掌握之中。这五种旱灾，动辄违拂人心，招致百姓怨骂，其危害甚至超过旱魃。若不洗涤精神、澄清思虑，反而仍按原来的做法行事，却推测神灵、向不可必然得到的事情祈求，受妖言迷惑而退避，不依从善言，反而想靠邪私来转风灭火，难道不是悖逆吗！’说完便离去了。我醒来后起身叹息，说：‘原来真有这些事，上天已经降下谴责来警告了！’我把梦中之言告诉太守，请他审理在押囚犯，宽免积欠的赋税，停止繁重的劳役，并邀请年高有德者到公堂审议应当施行的事情，进行兴革。过了一夜，大雨降下；又过一旬，再次下雨，百姓欢喜得像重新获得生命。我因此更加懂得要磨炼自己、修养自身，便叙述这番道理，放在座位右边作为警戒。《农述》【雷礼】山岗田垄的南面，野地里都是寒冷贫瘠的石头地，难以开垦。有一位住在附近的老翁，看中那里空旷幽静、可以种田，便拿着锄和耒，除去蔓草，砍伐铲除丛生的杂木，像这样不遗余力，经过一年便成为田地。解冻后便耕作，晒着背锄草，估计秋收所得很少。有人说：‘收益抵不上劳力，本来就是这样，你难道竟如此糊涂吗？’老翁说：‘不是这样。贫瘠的赤土也可以变肥沃，我的劳力本来就能补足土地的不足。’当时不断灌溉，勤加培土施肥，这样过了三年，才选择优良种子，反复播种培土，并不担心一向的旱热会突然改变，也不担心持续的雨水会使作物腐烂，收成还不到原来的一半。有人说：‘你的劳作难道不是白费了吗？其中难道没有饥荒的原因吗？’老翁说：‘不是这样。饥荒之后一定会有丰年，我的劳力本来就能补足天时的不足。’于是疏通沟渠，平整田界；这样又过了三年。他还担心虫害，战战兢兢，对禾苗格外谨慎：怕禾苗倒伏，每天察看一次；对庄稼怕干涸，每天察看三次；到收获时怕它摇落，每天察看五次。等到菜园里的作物成熟，收获便增加了一倍。有人说：‘你的力气确实有了效果，只是这样疲劳劳作，难道不可悲吗？’老翁说：‘确实如此。喜欢安逸、厌恶劳苦，是人的常情；不是常说喜欢生存、厌恶死亡吗？我本来就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本性。’ 雷先生听到这番话，赞叹他说：‘好啊！老翁的志向可以称为坚定不移。面对石头遍地、寒冷贫瘠的荒野，老翁没有因为贪图安逸而放弃求生之心，也没有因为厌恶劳苦而放弃对死亡的畏惧，最终使土地变得肥沃，获得了大丰收。何况仁义是人心的田地，保存它，比求生更为荣耀；舍弃它，比厌恶死亡更为耻辱。竟然爱护自己的心灵还不如爱护田地，这不是自己把自己抛弃得如同老翁所说的人吗？’因此，资质美好的心性就像肥沃的土地，是容易治理的；资质较差的，就像石头遍地、寒冷贫瘠的荒野。假如确定以仁义立下根基，时时存养、省察，早晚都不懈怠，那么从立身开始，到最终济助万物，它的利益不是很大吗？我本来就赞叹老翁的志向，因为其中有君子自强的道理，所以叙述这件事来勉励诸位。《拙政述》【陆釴】治理政事也真难啊！专心安抚百姓，催征赋税就会松懈；急于催征赋税，安抚百姓就会被忘掉。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有人说：‘宁可在催征赋税上显得笨拙，也不要忘记安抚百姓，这还算得上是好的官吏。’唉！这话是不通晓政事的说法。让百姓供奉君主，是古今共同认可的道理。军政和国家事务浩繁，都需要赋税来供给。催征赋税的政务，怎么可以缓办呢？只是必须以正确的方法征收，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征收。灾害造成的赋税不能不减免，豪强不能不压制，侵吞掠夺不能不杜绝，隐蔽的疾苦不能不使之上达，虐待百姓的胥吏、舞文弄法作恶的奸吏不能不惩治。能实行这五件事，安抚百姓就在其中了。因此，安抚百姓正是为了实行催征赋税的政务，催征赋税也是为了落实安抚百姓的心意，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难道还有人不明白吗？有些人却把姑息当作惠及奸邪，把施舍恩惠当作取悦众人，只图博取个人虚名，废弃国家根本制度而不顾；追求一时的欢娱，给百姓留下严重祸害而不怜惜。像这样的人，是国家政事中积累的蛀虫，是王法必定要诛杀的人，好的官吏不会这样做。有人说：‘那么阳城就不值得效法了吗？’我说：‘唐朝到了贞元年间，天下因战争而疲惫不堪，间架税、酒税等没有名目的征收纷纷而来，各道又争相以羡余财物求取皇帝的宠幸。’ ‘像阳城这样意志坚定不改，为百姓休养生息，可以说是贤能了。只是现在所谓的赋税，究竟是没有名目的苛征吗？还是合乎中正之道、不能废除的制度呢？如今分布在各郡县的官吏，果真都能像阳城那样存心为民吗？假使阳城处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看待今天的赋税，究竟会采取笨拙的办法，还是勤于催征呢？这些都无法知道。’因此，做官像阳城一样，在贞元那种时代可以；不在贞元那种时代，却放纵不作为罢了。有阳城的心才可以，没有阳城的心却只学他的做法，那就是欺诈罢了。我希望各位官吏都成为阳城那样的人；如果只学习阳城表面的笨拙，却没有领会他的本意，流于放纵或欺诈，这不也就变成巧诈了吗？《易经》说：‘君子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再有所求。’ 《左传》说：‘从来没有上位者喜好仁德，而下位者却不喜好义的。’ 谋求政事的根本，实在就在这里。至于笨拙与巧诈，又哪里值得议论呢？我天性一向笨拙，不能用巧诈来迎合时俗，如今来到这里督理藩府税务，大概正是以笨拙的本性施行笨拙的政务，也算符合我的能力了。只是担心有些官吏追求所谓笨拙，反而流于巧诈，那就不再是古人所谓的笨拙了。我一旦见到这种情况，就一定同他们辨析；每次辨析，必定会借此考察他们的政务，并反过来用以自我反省。于是退下后把这些话写在拙政堂的屏风上。《明文海》一百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三，余姚黄宗羲编读（一） 《读遵岩先生集》【蒋德璟】欧阳公赏识苏子瞻，把他列在第二位；子瞻推重欧公，也不只是口头说说。我乡里的王道思先生赏识李于鳞先生，把他列在第一位；而李于鳞讥讽毁谤他，也不只是口头说说。评论者据此判定两人的优劣，是不对的。假使李于鳞的文章果真胜过道思，就像苏子瞻高出欧阳永叔一头，即使他因道思是老师而毁谤他，受到轻视却在文章中向公众表示，也还不算过分。如今天下人都厌恶于鳞的文章，即使王元美最恭敬地推奉他，到了晚年也已经有不同意见。大体上像《史记》《汉书》，只是语言中加上了曲折艰涩、聱牙难读的部分罢了。读起来虽然有斑驳的古意，却不是真正的《史记》《汉书》。王元美如今博览群书，搜猎五车，因而没有什么不综合研究的；辨析史事的才华很高，但六经方面的学问似乎也很茫然。所以学习王元美的人入门很容易，却离古人越来越远。道思先生曾说：学习司马子长，不如学习欧阳永叔；学习班孟坚，不如学习曾子固。我正是在学习司马迁、班固，难道是在学习欧阳修、曾巩吗？只是他所说的学习，并不是今天人们所谓的学习。今天的人哪里真能学习司马迁、班固？不过是在每篇文章中抄得《史记》《汉书》的四五句，其余全是举子应试的对策、往来赠答、书信寒暄的套话，却说自己学习班固、司马迁，也实在可笑。这句话确实把七子一派的神态描摹出来了。然而王元美学识深厚广博，所以不容易赶上，也自成一派王元美的风格。因此我曾私下评论明代文章，以金华、北地、晋江、太仓为四大家。要成为晋江一派的人，如果不沉浸经学，深究《史记》《汉书》，积蓄深厚力量、酝酿充足气势，独立建立文章格局，就不容易下笔；只怕会误入应试文章和书信寒暄的旧路。至于李于鳞，则不值得深入评论。《读黄帝素问》【赵玉】我阅读《黄帝内经·素问》，喜爱它文辞雅正、义理完备，却私下独自怀疑它并不是黄帝、岐伯的原始著作，大概有三点。一是名物方面的疑问：上古圣人创造事物以供使用，命名必然随事物而定；没有事物，凭什么命名？没有名称，凭什么称说？《素问》所引用的许多事情属于尧、舜时代，黄帝、岐伯虽然圣明，怎么能够曲折地预先知道后世的事呢？例如饮酒、焚炭、[缺]血、九州之类，便是如此。二是音韵方面的疑问：周公作《易》的卦辞，孔子删定《诗经》，其中的押韵语言多采用叶韵；《素问》远在这两部经典之前，却反而使用沈约、顾野王以及江左地区的音韵，如‘生荣’‘平明’‘藏光’‘张章’之类。三是字形方面的疑问：许叔重向上取法六经，旁及搜集百代文字，著成《说文解字》，不应唯独遗漏这部书；可是其中的字却有许叔重以后才出现的，如‘疿、疔、[缺]、皏、黅、[缺]、版、衃、髑、[缺]’之类。唉！年代已经久远了，难道没有错讹吗？我保存其中的义理，同时提出疑问，等待后来的贤哲判断。至于依据它来讲求摄养以保全身体，穷究疾病形态以惠及百姓，考察运气以洞察医理，辨别阴阳以推候时令，明智的君子也有可以取用的地方。至于探究三才的根源、探索万物的本原，如果不是圣贤，哪里能够创作出这样的著作呢？夏天的虫子不能理解冰，凡夫不能理解圣人；责怪我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读二谷先生诗文集》【夏鲸】我从童年开始便接受经史百家的教育，私下里取其片段，试图赶上古人，三四十年间想要达到古人的末流；即使达不到，也不至于违背乡里常人。匆匆过去了四十年，我望着前面的人追赶，却请他们引导我，他们却不回头顾念我。我勤勉不息地攀登到这里，仰望大海、瞻视高山，浩浩荡荡，巍巍峨峨；我是已经达到它的一半了吗？还是连一半也没有达到呢？假如没有很快死去，我将努力攀援险峻之处，历尽艰危，登上阆风山巅，俯视浩瀚大海，环顾天帝所在的都城，也许稍稍能够满足我的志向。我曾对那些妄自推许的人说：‘如果说我在群书中所认识的还不到十几个字，我没有什么可谦让的；但要称我为读书人，我哪里敢当！’近来有些所谓学者，才刚刚伏案断句，离开书本便随口作诗，就自称读书人；这就像登上几级台阶，脑袋刚探出屋檐，便说‘我是天上的人’，不是很可笑吗？如今读二谷先生的诗文集，我敬畏得屏住呼吸，起身发出壮烈的感叹。大荒之中有了这样一位先生，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读书人。先生的诗文全都取法《诗经》三百篇，而三百篇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姑且略去它的音律声调，拿其他经书来诵读，它的文辞也足以冠绝六经。我私下想拜他为师却未能做到，而先生早已领会其中真谛。他超然独坐阆风山巅，我仰望着他，他难道真是天人吗？先生曾经同我一起获得用网和箭猎取的收获，却忘了把六合当作樊笼污池，那么鱼鸟将往哪里去呢？即使是用网和箭猎取的收获，又能有多少呢？真正的商人却空无所有，肩靠着墙窥视屋室，说的就是先生和我了。小眼睛的人只看见眼前，不能看见嵩山、黄河、荥水、洛水；五尺高的孩子指着泰山、华山互相说道：‘它们的高度和我差不多。’先生的光辉照耀在诗文中，为当时的名流所共同瞻仰，他莫非就是洛水以西的华山吗？后学夏鲸谨附于篇末。《读汲冢周书》【郭棐】古书中除了六经以外流传下来的，大概极少。刘向、班固所著录的有《周书》七十篇，晋太康年间盗墓者发掘汲郡魏安厘王墓而得到它。书中所说的都是文王、武王、周公以及穆王、宣王、幽王、灵王的事，所以叫作《汲冢周书》。我翻阅它，发现其中时常有格言。〈度训〉篇说：‘上天生养人民，又为他们制定法度；以大小确定权衡，以轻重达到极致，明辨本末来建立中正。’〈武称〉篇说：‘美男子会败坏老人，美女会败坏人的言语，淫乱的图谋会败坏国家，过度的技巧会败坏时势，过度的享乐会败坏正道，过度的言论会败坏义理。’〈大开武〉篇说：‘这就是天命，君王要敬慎地奉行天命。’〈祭公〉篇说：‘你不要用小谋略败坏大事；不要因为宠爱的近臣而厌恶大夫卿士；不要因家臣而扰乱王室，也不要让外部无所防备；还要在适当时候治理万国。’〈芮良夫〉篇说：‘人民归附于德，有德便得到人民拥戴，否则人民就会成为仇敌。人民多到亿兆，君王只有一个；寡少不能胜过众多，君王危险了！’〈玉佩〉篇说：‘王者所佩戴的在于德，德在于有利于人民；不过分在于掌握尺度，惩罚、施予、舍弃都在于心地公平；不幸在于听不进过错，福分在于接受劝谏，根基在于爱护人民，稳固在于亲近贤能。’这几句话高明极了，即使是藏于孔壁中的经书又能增加什么呢？

译〈谥法解〉是周公制定的，〈时训〉、〈明堂〉是《礼记》所采录的。〈王会解〉对于鸟兽草木的名称讲得广博，〈史记解〉对于治乱兴亡的事迹讲得明白，颇有可观之处。其他篇大多夸张诡奇，例如说‘利使人活，痛使人活，悲使人活，礼使人活，义使人活’，说仁却不是文王的谋略；说射三箭、击轻吕、斩黄钺、悬太白，却不是武王的功烈；说六则、四守、五示、三极，却不是周公的训诫；说春天违背农时，秋天砍伐庄稼，夏天收取麦子，冬天使衣服寒冷，却不是司马的法令。〈世俘解〉说，凡是攻破的国家有九十九个，割取的首级有亿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个，俘获的人有三亿万二百三十个；这样说来，嬴秦的暴虐也没有这么残酷。〈官人解〉说，设下谋略来观察他的智慧，给他困难来观察他的勇气，以繁杂事务来观察他的治理能力，拿利益来面对他以观察他是否贪婪，放纵他享乐来观察他是否荒淫，灌醉他来观察他是否恭敬，顺从他的美色来观察他是否守常；这样说来，仪衍的欺诈也没有这么深。又怎么会错乱荒谬到这种地步呢？所以有人说，这是战国时由遗民隐士之流编纂出来的。然而其中说‘勇武就会伤害君上，不能登上明堂’，晋国的狼曋曾引用它；这种说法绵延不断、蔓延不止，又怎么办呢？‘细小的东西不及时拾取，最终将会成为斧柄’，这是苏秦引用的话；‘夷羊在牧场，飞鸿遍野’，这是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记述的话。此书大概像是出于春秋、战国以前，或者是周代的野史吧？现在还不能知道。若说它是周代的诰命、誓辞、号令，而且经过孔子删定之后留下来的，我却不敢相信。《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四，余姚黄宗羲编问答（一） 杂体 《葬书问对》【赵汸】有人问：‘关于选择葬地的说法，理上真的有这种事吗？’我回答：‘有。’又问：‘那么其中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我回答：‘《葬书》的说法最完整。’又问：‘《葬书》真是郭氏所说的吗？还是古代早已有这种传说？’我回答：‘无法考证。《周官》说冢人掌管公墓，墓大夫掌管各类国墓，都要辨明尊卑和等级，依照宗族来安葬。大司徒以六种本俗安定百姓，第二项就是族坟墓；由此可见，安葬并不选择地势，已经很明白了。哪里会有无缘无故创制这种方法的人呢？《汉书·艺文志》叙述形法家，大举九州的地势，用来规划城郭、房舍，以及人的形体和六畜骨法的度数、器物的形状，以此寻求声音、气息所显示的贵贱吉凶，把宫室住宅的地形和相人之书并列。选择葬地的方法，大概就是从这里分流出来的吧？我曾读张平子的《冢赋》，看见他自己叙述上下山冈土陇的形状，大略就像今天《葬书》所谓‘寻龙捉脉’的做法；难道东汉末年，这种说法已经在士大夫之间流行了吗？至于景纯最喜好方术，世人见他把母亲葬在暨阳，后来果然避开水患，符合他所预言的事情，于是就把《葬书》说成郭氏所传的吗？然而没有办法考证。又问：‘《葬书》世间本来就有，但从齐、梁直到隋、唐，君子都不谈论它。’ ‘到了宋代，司马温公竟想焚毁这部书，禁绝这种术数，为什么呢？’我回答：‘其中有些说法严重违背义理，这部书固然可以焚毁，这种术数也确实应当断绝。盛衰消长的变化，有些是确定不移、不能推算改变的，即使圣人和智者费尽功力也无能为力；这是上天所命定的，也是神妙作用不可测度的地方。后世诸子百家喜好异端奇论的人很多，却没有谁敢改变这一点而这样说，唯独《葬书》竟说“神妙的力量可以夺取，天命可以改变”。唉，它欺骗上天、蒙蔽神明、诽谤造化、欺罔百姓，实在太过分了。世俗沉溺于这种说法，以为天道已经确定了分限，却仍有术数可以改变它；那么一切人事的是非黑白、外物与自身的得失，本来都可以颠倒错乱，隐藏在内心中操纵控制，以实现自己的私欲而无所困难，世道人心于是就有无法挽回的地方了。这难道不是《葬书》误导人造成的吗？禁止并断绝它，

译本来就是好事。’问者说：‘既然它的错误悖谬已经如此严重，为什么又说其中存在选择葬地的道理呢？’我回答：‘术数类的书，所说的话并不纯粹，往往就是这样。创造万物的智慧难以用语言传达，所以不能因为说话的人有错误，就遮蔽其中合理的部分。’ 问：‘请问其中说得正确的地方，指的是什么？’我回答：‘就是所谓顺应生气。班孟坚说：“形与气相互首尾相接。”这是精微而独特的道理，也是数理自然之理，最能抓住形法的要领，大概与《葬书》的说法互为表里。山川的起止、聚合与分散，其中神妙相交、气息相感，具备万物的精华；所以讲地形的书和观察宫室住宅、人物形貌的书，都是从同一根源产生的。后来杨、廖一类人，进一步精研其中的技艺，穷尽其中的变化，于是大地生息的机理便可以凭借葬地而顺应，不再失误。若不是有特殊资质、异常见识，足以穷尽山川万物的情状，能够逆来顺往、从旁边和侧面看见事物，并且都能把握自然之数，就不足以谈论这种道理。这样看来，事情虽然鄙近，义理却很精微；所以书说得再多、方法再密，这三句话也足以概括它的意义。大概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话，还能在这部书中看到吧。’又问：‘星辰是天上的形象，术士用星辰来命名山川，这也是《葬书》的内容吗？’我回答：‘五行阴阳，是天地化育万物的规律；在天上表现为形象，在地上表现为形体；声音、色彩、容貌、形象，各自都依照同类相应，没有什么事物不是如此，没有什么细微之处不显现，何况山丘是有形物中最大的呢？’ ‘只要符合至理，不必要求它的说法全都出自古代。说形状直的，我知道它属于木；形状尖锐的，我知道它属于火；形状转动的，我知道它属于水；那么圆形属于金，方形属于土，又是为什么呢？’我回答：‘《易》的卦象中，乾代表天，也代表金和圆；因为金具有可改变形状的性质，从它在熔炉中的状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四方的形状属于土，土居于中央，大概是取坤卦而得到大地的象征。’问者说：‘那么有人说，人世间万事都顺行，只有炼金丹和地理术是逆行的，这是为什么？’我回答：‘人有五脏，外在与天体运行相应，流通精气来滋养形体；阳气施予、阴气承受，从而繁衍后代。若不是逆行，就不足以掌握神妙的机理而形成变化。上天有五种气，运行在大地之中，流布滋润而使草木繁茂；阴阳之气交融上升，发出光明景象。若不是逆行，也不足以配合神灵、贯通幽明。懂得金丹之术是逆行的，就懂得生气得以乘载运行的机理了；难道这是把两种事物相互对待的名称吗？’又问：‘如今闽地巫师关于方位的说法，也属于《葬书》的内容吗？’我回答：‘讨论五行的衰旺、生克，这是阴阳家的事，不是用来探求形法的。葬书把方位放在形势、形状之后来谈；近世临川吴公刊定此书，把这类说法列在杂篇开头，大概他常对人说方位、时日与地理没有关系，可以说把握住根本了。’ ‘譬如方术之家要起死回生，必须精通气色、脉象的度数；要长生久视，也不能超出内外形气的法则。形与气的治理、神妙机理的合变，不取决于方位，根本道理就是如此。’问：‘那么想知道葬地的道理，是从形法本身寻求完备呢，还是应当结合阴阳家的说法来讨论呢？’我回答：‘这当然应当辨别。譬如在人事方面，形法所说的是人的相貌，阴阳家所说的是推算命运，两者也有不能相互依赖的地方。讲相貌的人，根据万物形状的不同，分别穷尽它们的情状，以观察造化的精微，推知吉凶；但一定不会用相人的方法去相六畜。推命的人，根据出生的年、月、日、时来论断祸福吉凶，尚且有时会失误，这是因为这种术数的根本不足以包摄天地大化。把它移来推断六畜，往往大错特错，是因为六畜的生命与人不同。方位之说本来不是用来探求地理的，何况任意选择方位，得不到形法的真相，却一概把方位之说加进去，那与用虚中、子平一类术数来推算六畜、用论

译牛马的方法来论人，又有什么不同？’又问：‘那么这种说法究竟从哪里开始的？术士又为什么大多谈论它呢？’我回答：‘不知道它从哪里兴起。’

译赣地人相互传说，认为曾有福建士人到江西寻求葬法，却没有遇到传授此法的人，于是泛览各郡的名胜古迹，用罗盘测定方位，各自配合方位来互相印证，便附会成了这样的说法。大概就像盲人敲盘摸烛，想借此比拟太阳，后来写成的书反而越发精巧严密，所以这种说法终于在闽中流行起来。道理或许确实如此。地势、形势和地理上的道理虽然明显，但事情却难以做到管中窥豹，只见一斑；按照图样寻找千里马的人，多半又会拘泥于骊黄牝牡的外表。如果不是遇到心神安定、见识超群的人，未必能达到其中的精微之处。方位这种事，道理隐晦而实际操作容易，画师喜欢摹画鬼神，却害怕绘制狗马；何况那些羁旅在外、只求彼此附会的巫师，哪里肯改做自己难以完成的事，来艰难地维持衣食之路呢？这些话只能对有智慧的人说。提问的人又说：既然道理如此，那么葬书所说的“反气纳骨，以防所生”，本来就在葬术之中，为什么又对“夺神功，改天命”的说法这样斥责、断绝呢？回答说：祖先遗骸得到地气，遗体受到护佑，是气机自然作用的应验。然而吉地不容易寻求，想求全吉之地尤其困难；葬师本来就很少遇到，遇到真正懂得葬术的人更少。因此，葬术的明暗、取舍，土地的是非、得失，都悬系于天意，不能强求。如今却说：“君子凭借葬术夺取神明的功绩，改变上天的命运”，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难道这就是葬书所谓的君子吗？又有人说：可是如今那些显贵卿士和世家大族，他们祖先的葬地往往应验得如同拿着凭证取物一样；等到他们家族兴盛时，竭尽力量去寻求吉地，却总是一无所得，有时反而因此加倍地错谬而招来祸患，难道这也是命数已定、不能改变吗？回答说：不只是这样。一个家族将要兴盛，必定是祖先积有许多隐德和暗中的善行，厚施于人而不享受其报。像这样的人，即使没有选择吉地而葬在普通土地上，他所得到的际遇和子孙的昌盛，本来就已经暗中相合了，大概是上天赐给他的。后世只看见祖先的鼎盛，却不知道它的由来，于是巧妙贪求、投机取利，牢笼他人、刻削财物，以为这是不知哪一个人的谋划；那么他们急于选择葬地，也只是滋长私欲、窥伺利益的一端罢了。他们存心如此，因而获罪于天、自行缩短命数的人很多。选择吉地却没有所得，得到所谓吉地却反而加倍错谬，难道不是神明之理明显的表现吗？提问说：“那么，大儒朱子也曾有所取法，为什么呢？”回答说：“大贤大君子的作为，不能拿普通人的情形来类比。古代三个月才下葬，凡是附着在棺木上的事，都必须诚心而且守信。” 土地、风水和泉水，以及蝼蚁造成的祸患非常严重；容易腐败、迅速朽坏的墓藏，就像丢弃在山沟里一样。这些都是时势所规定、百姓无法避免的事情，古人都知道，却也无可奈何。伊川程子说，死者安葬得安稳，活人才能安心，这是从后世选择葬地的角度来说其自然的应验罢了。朱子下葬一定选择地点，也只是说要尽自己所能，以求不违背诚心守信的原则，符合程子的意思而已。然而君子的恩泽，并不曾超出正常报施的范围；那么他把这件事托付给季通氏，难道又是有所羡慕、期望一定得到什么吗？本来就不能拿普通人的情况来类比。提问的人又说：“人死后下葬，是活人必然要做的事；大儒君子的作为，又是后世的准则。所以世上谈论葬地的人，必定拿朱子作为依据。这样看来，仁人孝子安葬父母，不能不选择葬地，这是明白的了。如今事物的道理既然如此难以弄清，而得失又悬系于天意，那么所谓尽自己所能、遵守诚心守信的原则，究竟从哪里做起呢？”回答说：“人死后依礼下葬，依礼祭祀，使手脚和形体收敛完备；无论归葬本土还是葬于天下各处，道理都是一样的。因此丧葬器具只须根据家中的有无来置办。吉地难得，难道只是丧葬器具的费用问题吗？” 先王制定礼制，在宗庙方面极其严谨，是为了充分表达对人鬼的情感；又把魂魄安藏在幽暗之处，以顺应返回本原的变化。他们处理这些事情，本来就有一定的道理。积累善行，后代会有余庆；积累不善，后代会有余殃。秦朝没有达到预定的期限便灭亡，周朝超过了历数，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最终都归结于是否有德；而内在心术一旦败坏，气数也会随之衰败，这是必然的道理。圣贤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士大夫应当按照礼制为亲人办理丧事，以仁厚积累德行，以明理选择葬术，在得失之间观察时势和义理而不存私心，这样或许就不违背性命的常理，也不会对慎终的教诲感到遗憾。这难道不是先哲的志向和君子的道术吗？又问：“那么，《孝经》所说的‘占卜墓地而安葬’，究竟是为了什么？前辈说中原土层深厚、水流深沉，可以不必选择葬地；江南水土浅薄，不加选择的祸患说不胜说，那该怎么办？”回答说：圣人的心，是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而不是凭一己之智超越众人、独断一切，所以设立大龟和大筮来为百姓确立命运，墓葬之事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难道会因为偏远地区地气不相同，就强迫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吗？这难道是有智慧的人所为吗？况且江南山林草木纷纷繁衍、生生化化，没有穷尽的时候；而适合安葬的土地，却总有用尽的时候。又怎么能找到传授郭璞学说的人，使每一家都有杨筠松、廖金精那样的葬师呢？道理不足以公之于天下，方法不足以传给后世，却还想垂示训诫，古来从未听说过。即使如此，有一点仍须说明：葬书所谓“地势来临、形势止聚”，也就是土地聚全地气的地方，确实不容易说清。至于童山、断山、过山、孤山、空缺、旷野、折断之地，以及有水泉砂砾、容易招致祸亡的凶宅，本来就有可以避开的办法。在大山长谷、回旋的溪流和伏卧的山岭之间，难道没有高平深厚、可以规划为族葬之地的地方吗？即使鬼神福佑的应验未必能及于活人，家族盛衰的常理仍可尽其天赋。譬如有病却不医治，偶然得到一位中等的医生；这和把病交给庸巫，任凭他贪婪暴戾、胡乱施为，暗中在一块坏土上颠覆而自己还不知道相比，差别实在很大。古人说，误解《本草》是活人的祸害；如今葬术难道比《本草》轻吗？只是药物用得对错，眼前就能看见，而葬地的吉凶往往要到身后才显现，所以没有人能够考察到底、最终知道其中的弊病。事情关系到送终这一重大礼节，儒家前辈和君子有所不废弃；但流俗因循，不能穷尽其中表里、精粗的含义以及得失的缘由，所以写成这篇《葬书问对》。《卖柑者言》【刘基】

译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善于贮藏柑橘，经历寒暑也不腐坏。拿出来时，外表光彩照人，像玉一样洁白，像金子一样鲜黄。放在市场上，价格是普通柑橘的十倍，人们争相购买。我买到其中一个，剖开它，却像有烟雾扑向口鼻。看它里面，果肉干枯得像破败的棉絮。我觉得奇怪，便问他说：“你把这种东西卖给人，是要用它充实笾豆、供奉祭祀、供宾客享用吗？还是只想炫耀外表来欺骗愚昧无知的人？你欺骗得太过分了！”卖柑者笑着说：“我做这门生意已经很多年了，靠它来养活自己。我卖给别人，别人愿意买，从来没有人说过什么，为什么偏偏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呢？世上做欺骗事情的人并不少，难道只有我一个吗？您没有认真想过啊！如今那些佩带虎符、坐在皋比上的人，气势威武，像是守卫国家的栋梁，果真能够传授孙武、吴起的谋略吗？戴着高高的帽子、拖着长绅带的人，昂然自得，像是朝廷的栋梁，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那样的功业吗？盗贼兴起却不知道抵御，百姓困苦却不知道救济，官吏奸邪却不知道禁止，坐享国家俸禄却不知道羞耻。看他们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醉饮醇酒、饱食肥鲜，谁不是高大威严、令人畏惧，显赫得足以作为仪表呢？他们又哪里不是外表像金玉，内里却像破败的棉絮呢！”如今您不去察看这些，却只来察看我的柑橘。我默然无言以对，退下后思考他的话，觉得他像东方朔那类诙谐的人，难道是因为愤恨世事、憎恶邪恶，才借柑橘来讽刺世人吗？《愁鬼言》【刘基】岁在玄枵，律应林钟，北山风起，南方的水气到来，风土湿润，暑气蒸腾成浓云而化为彩虹。岑峰先生独处而不快乐，筋肉懒散，身体疲倦，心志昏沉，形神憔悴，精气消耗，身体颓然像岸边崩塌，又像冰块迸裂；口不能言，心神迷乱，衰败昏沉，好像有所求却始终得不到。龙门子让贾生为他诊治。贾生说：“先生的疾病真奇怪啊！像阳却不是阳，像阴却不是阴，昏昧弥漫，忽浮忽沉；来时无踪，去时无迹；吐不出来，下不出去，发汗也没有汗液，针不能刺，艾不能灸。难道它在丹元之宫、爽灵之室吗？”龙门子感到奇怪，便在他睡觉时暗中观察。这天晚上，黑云来往，月色昏暗，凄冷的风吹动衣服，阴气肃穆；风声飒飒，恍惚像有东西从墙缝进入，闪烁幽暗，发出细微而急促的声响，若隐若灭，仿佛有形有质。龙门子让保儿招呼并询问它：“你是什么东西？上天赋予形体，最有灵性的只有人；魂游则发生变化，魂归则成为鬼而显神。你是神吗？还是凭借德行而享有庙宇、血食，能够赐福善人、降祸淫邪，正直聪明，凭借人们的诚心享受祭祀？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受召唤却自行前来，踏着污秽之地而损害高洁的德行呢？” “你是鬼吗？形体和气息各有不同途径，幽暗与显明属于不同境界；你的身体归属在哪里？你的神魂寄托于何处？你幽暗茫然，既不是我们的同类，为什么要来这里？唉，真可怕啊！你为人所憎恶！”这东西于是滚滚向前，踉踉跄跄后退，睁眼吐舌，时而踉跄时而跳跃，发出含混杂乱的声音说道：“我是愁鬼，生在昏暗溃败的荒野，长在郁结困厄的地方；出行没有同伴，行动没有常规，离去没有方向；饿了没有东西吃，渴了没有浆水饮；风雨飘洒，没有房屋可以居住；霜雪严寒，没有衣裳可以穿。我总是阴郁疲惫，内心愁苦，好像受了伤。有时我叹气便形成城墙，吹出忧愁便成为阵势，遇到它的人就惊惧，中招的人就头晕。巫阳见到我而怜悯我，替我向上帝请求。上帝悲悯我，于是命令咎繇审查我的罪过，又命巫阳赐给我六穷之符，让我在人间游行。上帝命令说：‘鬼没有依托，只能依托人。王公大人以积德为根基，时运亨通、福气广大，你不可以窥伺；猗顿、陶朱家有高墙大屋，徐仪守门，你不能侵扰；通达之人见识宏大、知命而不忧，志趣与你不同，你不能投靠；勇武的军人无所畏惧，胆大如瓜，见到你必然发怒，你就要惊惧颤抖，变得柔弱纤细，姿态妖媚而黏附，也不会被他们嫌弃；低头下气，像油膏一样柔滑，发出呜咽、流泪流鼻涕的样子，也不会被他们忌惮。你自己去选择，不要有差错违逆；找到适合你的地方，就在那里和他们相处。’”愁鬼于是拜了两拜，叩头接受命令而回来。它寻求志趣相同的人作为依靠和归宿，已经很久却没有找到。偶尔它曾乘着您的空闲进入您的居所，历数各位公卿，下至仆役，没有一个不是谈笑嬉戏、步履舒缓，喜色显现在眉宇之间，精神充满全身。仔细观察他们的志趣和器量，知道没有人可以和自己相处。于是徘徊退立，拖着脚想离开。微风进入耳中，忽然听到咳嗽声，断断续续、气息粗重，缓慢地叹息着，疲惫而衣带紧迫。它一看，发现有一个人：鬓发花白而半秃，说话迟缓，举步局促，颓然像将要倒塌的墙，又瘦弱得像没有吃东西的天鹅；面容皱缩像熏黑的葫芦，皮肤枯槁如干木，忧愁的面容没有舒展，病气仿佛可以用手捧到。它暗中观察，知道那就是岑峰先生。于是借彭矫之力，在夜梦中去见先生。先生果然怜悯它并收留它，把它安置在心灵之府中，以丹田中的美食喂它，以华池中的芳香泉水饮它，正打算和它一同出仕或退隐，直到终其天年。龙门子大惊，立即呼唤左右，拔剑击打它，愁鬼便幽暗地消失了。于是命贾生打开药囊、倾倒药瓢，调制大剂量的药物投给先生。岑峰先生顿时汗流满身，惊醒而明白过来。第二天清晨，魂魄返回，精神安定，气息和筋骨恢复，挺立而不再知道重病已经离开身体。《土偶对》【贝琼】海岸边有一座古祠，供奉捍卫海沙的神。我有空时经过那里，沿着祠墙走，见恶树弯曲，乌鸦和老鹰在树梢喧叫。进入祠门，见毒草茂盛，蛇虫盘踞其中。有房屋已经倒塌，不能支撑；有神像已经剥落，残缺不全。老巫作揖迎进来说：“这座祠堂经历五百个春秋了，曾经能够用祸福使人恐惧。有人生病必来祈祷，水旱灾害必来祈祷，海上商人逆着风浪往来也必来祈祷。神都像回声一样回应他们，百谷年年丰收，没有飞蝗、霜雹和大疫的灾害。百姓既然安居乐业，到这里的人就像回到家一样。因此人们砍去荆棘，修建宫室；有时夜里还看见奇异的光怪，仿佛金枝翠旗从天而降，于是每天来这里办事的人成群结队。等到祠堂衰废，人们都把它当作玩物而加以轻侮。神也不能给人降祸赐福，难道盛衰不都是由造物者决定的吗？”我说：“唉！这不过是穿戴衣冠的土木罢了。从前本来不是神，是人把它当成神；如今也不是它不神，而是人不再把它当神，有什么奇怪的呢？”当天晚上，我睡在神像旁边，梦见一个戴帽子的介胄之士出现，说：“我已经受你侮辱了，你为什么还要过分毁谤我？你只看见我是穿戴衣冠的土木，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穿衣戴冠而实际上也是土木的人吗？小的方面，每个县都有县令；大的方面，每个郡都有郡守。他们制造祸福，比神还厉害。”

译软弱无能的人苟且求取俸禄，贪婪放纵的人败坏法令。那些不是郡守县令却同样只是土木的人，以及在朝廷中身居高位者，百姓在外表上虽柔顺，四方百姓的生杀却系于他们的喜怒，官员的贬黜升迁取决于他们的好恶；他们掌握天子的权柄，位居百官之首，简直就是神中最显赫尊贵的存在。出门时陈列兵卫驱赶行人，入内则住在深宅高墙中；眼睛昏聩，混淆黑白；耳朵闭塞，分不清淫邪与雅正。他们不是宰相，却也是衣冠土木。我借助丹青的装饰，把他们寄托在太阴之中，使玩赏的人有时也感到恐惧。那些人肖似天地之神，手握珠玉、身披锦绣，却茫然无为，尸居而鬼躁，从未给百姓带来德泽。你为什么不把讥刺我的话拿去讥刺他们呢？即使积聚万金，也救不了焚烧肚脐的灾祸；即使徒然营造三窟，也难以避免墙倒压身的灾难。我恐怕栋梁焚烧会殃及巢中的燕子，根基崩塌会祸及洞里的蚂蚁；像这样不毁坏我的祠堂，已经很少了。”我回答说：“你所斥责的情况似乎是这样，但未必就是事实。光明显达的人有时也愚昧，洁白清明的人有时也污浊；怎么知道他们才干足以有所作为，只是时势不允许呢？”那位介胄之士又说：“胡广经历六个皇帝却没有在当时留下什么名声，只是一个卢怀慎罢了；张华、裴頠灾祸临头却不能谋划应对，只是一个曹爽兄弟罢了。” 人物虽然不同，却同样成为土木而已。” 我无法再反驳，醒来后记下他的话，本想把它献给皇上，却害怕执政者不高兴，所以作罢。《补余氏潮汐对》【童轩】古人论说潮汐，不止一种。有的说是气的升降，有的说是大地的喘息，有的说是神灵出入，有的说是地势浮沉。各种臆测纷纷，始终没有定论。只有唐代卢肇曾写《海潮》一赋，认为潮水的往来全都系于太阳，世人颇认为这接近道理。到了宋代儒者余安道，却独自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他说：“潮水的涨落，并不是海水增减；月亮照临哪里，水就随着月亮而去。所以月亮运行到卯、酉，潮水就在东西方向上涨；月亮运行到子、午，潮水就在南北方向平缓。一边枯竭，一边充盈，往来不断，都是系于月亮，而不是系于太阳。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朔望前后，月亮运行得较快，所以晦日前三日潮势增长，朔日后三日潮势盛大，望日也是这样。这不是说月亮离太阳远的缘故。月弦前后，月亮运行较慢，所以潮水的来去也反复相接而不尽。这不是说月亮接近太阳的缘故。春夏白天的潮水通常较大，秋冬夜里的潮水通常较大。大概春季处于阳气中间，秋季处于阴气中间；一年有春秋，就像月亮有朔望一样。所以潮水涨到极盛，常在春秋之中；潮势最大，常在朔望之后。这又是天地的常数。”余安道的这个说法，也可以说确实可信而且有根据。然而近来史伯濬又讥讽它有错误，说：“所谓月亮照临哪里，水就跟随哪里，也不过是卢肇所说‘天旋转而进入海中，太阳所到之处，水不能附着’的见解。月亮升起的地方，距离海面不知道有几万里，难道说水有跟随月亮的道理吗？说潮水与月亮相应，可以说水随着月亮；说潮水系于月亮，就不行了。至于他说朔望和春秋潮水涨大，又把它归结为气数，这才知道水跟随月亮、潮水系于月亮的说法，都不能成为通论。为什么呢？说朔望潮大、两弦潮小，似乎有道理；春季阳气居中、秋季阴气居中，潮水在这时达到极盛，难道也系于月亮吗？如果不是不通的论说，又是什么呢？”虽然史伯濬的话辩说得很有力，但他都拘泥于表面现象而没有考察其中的道理，只知道余氏说得不对，却不相信其中有正确之处。我因此感慨余氏不能起而与他答辩。况且月亮属于阴象，水属于阴物，阴类既然相同，就应当有相互感应、相互跟随的道理。所以方诸可以从月亮取水，阳燧可以从太阳取火；月亮对于海水，和这两者相比，哪一个更远、哪一个更近呢？然而方诸取水而水会盈满，阳燧取火而火会燃烧，也是因为同类之气相互感应。《易经》不是说过吗：“同样的声音相互应和，同样的气息相互吸引；水流向潮湿处，火靠近干燥处；云跟随龙，风跟随虎。”说“应”、说“求”、说“从”、说“就”，用词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由此看来，说水随着月亮而行可以，说水与月亮相应也可以，又何必怀疑“从”和“应”的区别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史伯濬拘泥于表面现象而没有考察道理。至于春秋之中潮势极大的情况，大概二月属卯，卯的地支对应兔。世人说月亮中有兔，兔的生长必定仰望月亮，这个道理或许确实如此。五行家又说癸水生于卯，难道不是因为阳气居中的月份母气旺盛而子气产生吗？卯是白天的时辰，所以春分白天的潮水必然不同于其他时节。八月属酉，酉的地支本属金，月亮本来就是金的象征，所以月色白而月体有盈亏。又如可以说金具有变革之性，道理也是相通的。五行家还说金能生水，难道不是因为阴气居中的月份金气旺盛而产生水吗？酉是夜晚的时辰，所以秋分夜里的潮水必定比其他月份盛大。这就是我所说的史伯濬只知道它不对，却不相信其中正确的地方。总的说来，大地有海，就像人体有经脉；海有潮汐，就像经脉有呼吸次数。潮水的发生必定跟随月亮，就像脉搏的跳动必定属于肺。肺在五行中属金，潮水必定在五行相应的时序中盛大，脉象必定在春秋的时令中显露。论说到了这里，就可知道潮水随着月亮，以及潮水在卯月、酉月盛大的现象，天地与人的道理是相同的。《名实对》【童轩】有人对我说：“如今为亲人撰写墓志铭，大都要请当代显贵的人刻在石碑上。撰写文章的署名是某公，篆写碑额的署名是某卿，书写朱字的署名是某大夫。这样做，是想借此求得世人的看重，我实在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惭愧。”我说：“为什么感到惭愧？”他说：“我惭愧的是只有名声存在而实际才能已经没有了。某公不能撰文，就借请有才能的人来撰写；某卿不能篆书，就借请有才能的人来篆写；至于书写朱字，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为他们感到惭愧的原因。”我说：“不对。古今所谓有文才的人，有时因为其他缘故而没有空闲亲自写作，于是转托有才能的人代写。这样的事载在前代儒者的文集中，往往都有，难道不与代人撰写墓志铭相似吗？”那人说：“他们代写，是因为本人并非不能写，只是没有空闲。如今撰写墓志铭的人，是沽名钓誉来求得世人看重，并不是因为本人有这种才能。”我说：“您的话是对的，不过那些人的用心也有可取之处。他们之所以想求得世人的看重，难道不是为了使亲人荣耀吗？如今这种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的情况，又岂止墓志铭一事？姑且只谈最明显的。乡试中举，升入礼部春官，进而到天子朝廷，这就是所谓推荐贤才。” 古代的贤才由乡里推举选拔，必定称为宾兴；将名贤的姓名书写在贡册上，送入天府，还必须加以拜受。如今却不是这样，士人参加有司的考试，要用荆棘围起来看守，脱去衣服搜查，监门之人巡逻窥伺、严加禁止，严密牢固得像是在防范盗贼奸宄，这哪里还像推荐贤才的礼制呢？然而贤者也借此途径得以出仕，并不计较名存实亡，大概是因为救济时局、推行道义最为急迫。假如把救济时局、推行道义看作急务，本来就会取其大处而略其小节。不贤的人却想借此谋求利禄、养活妻子儿女，岂不是连名声和实际都一起丧失了吗？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的人，或许贤者并不愿意做；然而名声和实际都丧失的事情，却是贤者亲自去做的，我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了。”于是替他作了回答。《贵答》【谢员】

译洪武己巳年秋天，我编入兵籍，住在都城艮维方向的姚坊门。九月八日，我和同伴为官府服役。早晨从龙江渡口出发，抬着巨木送到城门；回来后就把担子和繂放在窗下，做粗菜饭。吃完饭，仍用一天剩下的力气熬炼猪油，然后旋即读书。到了夜漏下二十刻左右，疲惫至极，便睡了。梦见一个神人，面色赤红、形貌奇异，声音突然响起，瞪眼盛气，指着我说：“我难道是你的仇人吗？你今天为什么这样竭力伤害我？”我惊醒般地问：“您说的是谁受到伤害？”那神说：“你整天伤害我，难道自己不知道吗？我寄托形体在你的脸上，居住在中岳下的山林之间；我的嘴就是神丹朱。你反而推说不认识我，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我沉默了很久，慢慢对他说：“您是神却寄居在尸体上，我是嘴；难道我是因为怨恨您，才伤害您吗？如今您说我伤害您，反过来却说不清楚。请问我怎样伤害您呢？”口神说：“你想听我说你怎样伤害我吗？你过去经常伤害我，今天就请让我一一数说。天刚亮，启明星还在地平线上，鸡还没有啼叫，你清晨就起床吃饭；饭是粗米，菜也粗劣，几乎咽不下去，你强行让我承受这种毒害，这是第一件。” 你走出门，和同伴疲惫地上路；有人骄傲地唱歌，有人悲伤地叹息，腮颊颤动而不能闭合，呼吸阻塞而不能舒展，这是你伤害我的第二件事。众人一起抬运货物，你的肩膀承受不住，大家呼喊着让你用力应答；你气息奄奄，呼吸相续，叩击声和应答声连接不断，这是第三件事。放下担子开始做工，我以为稍稍有了间歇，你却在城中号哭悲叹；身体已经够劳累了，为什么还要使我烦恼，这是第四件事。来回走了三舍，从清晨一直到黄昏，弯腰投宿在简陋的屋舍，逐渐亲自烧火做饭，又再次饮食；我还是过去所说的状况。除了这四种毒害，难道到了夜里还要继续诉说吗？到了傍晚，你还让我劳作；油脂已经凝腻而不发光，眼睛被眼屎糊住而不能舒展，你拥着衣被、倚着几案，又伏案写书，辛苦不止，口中还咿咿唔唔，使我们这些同类列在虎贲、正轮之徒中，个个额头高耸而摇晃，热气蒸腾而焦灼。如果我不是你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如此过多地伤害我呢？我看见寄托形体在别人脸上的口神，饭前陈列一丈见方的美食，已经饮过腥膻芬芳的酒肉；左边丝竹齐奏，已经调和宫商；代人发言、陈述奏章，已经宣说辞章；平时就以乳汁漱口，朝见时口含香料，津液流动润泽，面颊生出光彩，这本来是富贵之人的情形。但那些寄托在贫贱人脸上的口神，处境还比我好。他们唱歌时不哭，劳累时不读书，讨饭所得的一杯酒、一块烤肉也能满足于油膏美味，只有我不幸，被你这样毒害。” 我回答他说：“你说得对吗？我恐怕确实伤害了你。如果事情只是这样，那么你寄托在我身上，反而是大幸，不是受毒害。我告诉你什么叫大幸：假如你不幸寄托在一个善于逢迎、巧言令色的人身上，他说话尖利、善于欺骗，忙乱而反复，嫉妒而乖戾，像簧片一样颠倒是非、倾覆国家，危险的机变制造祸患，那么人们就会厌恶你，把你看作逐利之徒。假如你不幸寄托在乱世之人的身上，他收敛智慧、闭塞言论，把辩说捆束封缄，上面降下祸端，下面受到谪责和监禁，那么人们就会戒备你，把你说成钳口不言的人。假如你又不幸寄托在内心深沉的人身上，他像鬼蜮一样幻诈，行为像猕猴和狼，诡秘的谋划用来暗中害人，事情却最终公开暴露，那么人们就会希望你受害，连同他的身体一起割下首级。有人因为辩说而伤害、折辱罗千，因为违背正理而辱骂、拔除正轮，因为执意不顺而砍杀虎贲；这些都是使你受辱而且不幸的情况，伤害就会像这样，你难道没有听说吗？如今我安置你在我这里，吃东西必定合乎正道，入口的食物必定有益长寿；拒绝不义之物，谢绝嗟来之食。由你进入我的身体的东西没有违背正道，你可以不必再抱怨粗米粗菜了。讲说道理和法言，诵读雅正的诗歌，禁止急躁妄为，摒弃支离琐碎；由你从我口中说出的，都合宜得体，你可以不必再讥刺我辛苦读书了。汤羹的味道虽然不足，至少还可以早晚以盐和腌菜佐食；说出的话虽然未必都能取信于人，却仍然合乎正理、通达明白。因此我能够像守护瓶子一样守护你，又善于掌握千里之外的机要。这些都是你的大幸，你为什么还说我伤害你呢？这不是把是非完全颠倒了吗？至于劳累时歌唱所做的事情，哭泣时宣泄悲伤，呼喊来帮助众人用力，叹息来排遣思虑，这些都是人的常情，我没有料到你会如此奔波劳顿。”于是口神羞惭地闭口无言，惭愧道谢后离去。我也随即醒来，正赶上五更，官府召唤我的人已经在门外了。连忙叫来墨卿，记录下梦中所想到的话，拿起担子和繂，又赶去服役。《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五，余姚黄宗羲编，《问答》二 杂体 《雀鹞对》【张治道】太微子在西园独自端坐，看见鹞鹰追逐麻雀，想要捕捉它来吃。麻雀害怕，缩成刺猬一样，逃进丛林。鹞鹰来回扑击，麻雀从林中飞下，鹞鹰也侧身向下攻击，抓住了麻雀，却没有立即吃掉它。太微子命左右的人捕捉鹞鹰，鹞鹰也被捉住，于是把麻雀扔在地上。麻雀惊恐喘息。太微子便斥责鹞鹰说：“你这凶恶的鸟，麻雀有什么罪，你为什么要攻击杀害它？来人，把鹞鹰扑杀了！”鹞鹰张开嘴、瞪着眼，口不能言，却用心意回答：“天地以养育万物为本心，造化以阴阳为权衡。气有阴阳，形质便有刚柔；形质有刚柔，天性便有善恶。善的一面不必说，恶的一面可以说明。鸟类中的鹰、鹘、鹞、隼，兽类中的虎、豹、狼、豺，都以搏击为天性，以吞食为本能。我虽然形体微小，却与它们同类、具有同样的天性。天性支配形体，形体成就天性；自己忘了这种凶毒，也不知道这就是恶。你却因为我杀生而责备我，是你迷惑了。上帝并不偏爱，却赋予我这种天性，给我这样的形体：嘴短而锐利，爪大而弯曲，眼光迅疾，翅羽矫健。有了这几样，除了捕食麻雀，我还能做什么？捕捉麻雀来吃，大概就是我的天性。假使我的嘴像鹅鸭，爪子像鹳鹤，眼睛像帝江，翅膀像翟鸟、雉鸡，那么连隐藏形体、收敛天性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够攻击麻雀呢？如今听从您的话，如果我收起爪子，闭上嘴，收拢翅膀，闭上眼睛，看见麻雀便躲开，那么我就会饿死。您只知道麻雀无罪却遭到吞食，却不知道我无罪却遭到杀死；这样看来，我和麻雀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我吃麻雀，是天性如此。每天吃三四只麻雀就饱了，饱了便选择树木栖息，等待饥饿的麻雀。吃虫，也是天性如此。每天不知道吃掉多少万只虫子，却还要沿着墙壁寻找；即使吃掉万虫也不能饱，一旦饥饿仍然贪食。您怜悯麻雀，那么虫子和麻雀又有什么区别呢？您只知道我吃麻雀是凶毒，却不知道麻雀吃虫也是祸害。我们鹞鹰一类还少，麻雀一类却很多。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万只麻雀，每天吃掉不知道多少万只虫子。您只知道一只麻雀可怜，却不知道众多虫子也值得怜惜；只知道一只鹞鹰该杀，却不知道众多麻雀更加该杀。您如果能够向上帝申诉，改变阴阳的权衡，夺去刚柔的天性，使世上有虫而没有麻雀，有麻雀而没有鹞鹰，推广到万物，使善的留存、恶的除去；使攻击者隐藏身形，被攻击者安居，令天下万物各自生长、各自安守本性而互不残害，这样的仁爱难道不是很大吗？” 您不能禁止上帝不生育万物，却反而责怪万物彼此供养，所以我说您的心迷惑了。”太微子低头思考，抬头叹息，欣然一笑，命人解开鹞鹰的束缚，放它离去。鹞鹰抬头致谢，昂然振翅，飘然而去。《马对》【李梦阳】秦子向北游历京师时，从马上跌下，伤了脚。当时郁郅子也患有霜露之疾。两人住在同一条巷子里。郁郅子一向与秦子友善。过了一段时间，他对门人说：“西边不是住着秦子吗？不过我已经听说过这个人了，他不就是所谓守道自信的人吗？”于是作了一首《黄鹄歌》，让门人上官氏作为使者，前去赠给秦子。秦子当天恰好会见使者，使者来时遇到他在路上；使者觉得事情奇怪，各自回去向主人禀报，之后两人才相互交往。很久以后，秦子的伤病痊愈，他先去拜访郁郅子，于是谈到跌马的事。郁邳子勉强起身询问缘故。秦子说：“我是南方人，不熟悉骑马。出门时临时借了别人的马，又不能辨别马的好坏，所以跌了下来。”郁郅子说：“这话奇怪！那么您能把天下的马都熟悉吗？”秦子说：“不能。”“您能先完全辨别马的好坏，然后再去借马吗？”“不能。”“这两件事您都不能做到，那么您能一生放弃骑马吗？”“也不能。”“您跌马丧失了什么？”“伤了脚。”“幸亏只是这样。假如当时伤了脏腑筋络、扭了脖子、撞破脑袋、挖伤眼睛、毁掉牙齿，您还能立刻起身吗？危险啊，危险啊！”秦子听了，惊恐得脸色全变，喃喃说道：“怎么办？” 先生幸好请您教导我。”郁郅子说：“从前伯乐向他的老师学习辨识马匹，三个月没有进展。他的老师问：‘可以再有所增益吗？’伯乐说：‘还没有看出马的骨相。’三个月后，他看出了骨相。老师问：‘还有什么吗？’他说：‘还没有看出马的神采。’又过了三个月，他看出了神采。他说：‘我还没有把马的外在形貌和内在精微全部弄清，也没有穷尽老师的技艺。’于是告辞回去。后来他凭借这些本领观察天下的马，听它的声音就能体会它的精气，斜眼看它的形体就能贯通它的神灵，于是天下的好马没有能逃过他的辨识。在这个时候，哪里还会有时间逐匹练习呢？如今您不从马的外在形貌之外去求取道理，却每天忙忙碌碌地比较马的好坏，跌马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秦子于是欣然笑道：“您的谈论真宽广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您把伯乐的标准来要求我，未免过分了吧？不过，即使伯乐有幸生在当今时代，我恐怕那些只辨骊黄牝牡的人也会以众口铄金、谗言刺天。假使众人的议论坚固不移，即便伯乐有幸再生，也一定无法推翻他们对好马的错误判断。”郁郅子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忧然说道：“万物不是得天就不能生，不是得地就不能长，不是得人就不能成。所以材料美好却不能充实发挥，这叫辜负上天；草料粮食充足，却懈怠它的力量，这叫伤害大地；材料已经充足，也没有懈怠力量，却世上没有王良、造父一类的人，这叫命运。” 所以马本来是同一种马，遇到王良、造父，就能越过城邑、踏过土块，奔跑得像飞光，追逐如闪电，踏着鲜血行走万里，声名显扬天下；遇不到他们，就把它放在低洼的沼泽中，和鹿、猪、乌鸦、老鹰一同游荡，难道不是命运吗？难道不是命运吗！”从前有人向楚王献马，楚王喜爱它，给它穿上华美的绣衣，安置在华丽的房屋中，给它铺设席子和露床，让它享受露天床榻的安适，用枣脯喂它，却终身不让它驾车。马感到惭愧、愤怒而悲鸣，踢踏、啃咬，想要施展本领为楚王效力一天。楚王不听，马最终老死在马厩下。因此可知，知道它却不爱惜它，不如根本不知道；爱惜它却不任用它，不如不爱惜它。所以我宁愿甘心待在沼泽中，和鹿、猪、乌鸦一同游荡，也不愿穿华美的绣衣、住华屋、享受露床的安适；即使有枣脯这样的食物，也不吃。这就叫尽力发挥天性而等待天命。您也将要等待天命所决定的机会吗？还是要等待人力所能造成的机会呢？”秦子出来后，郁郅子叫上官氏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不久，郁郅子的病也痊愈了。秦子客居很久，郁郁不得志，最终取得学职，前往楚地的下邑教书。郁郅子为他饯行时说：“您还记得从前跌马的谈论吗？您不被天下人知晓，也已经很久了。怎么办呢？不过，路上自会有能够赏识您的人，您只管前行吧。”

译《神难》【王廷陈】我的案件拖了很久，于是向神祷告说：“听说能够洞察奸邪曲直的是神灵，赞助正直坚贞的是上天。因此，明智者的首领不会折断，妖邪之体必定离散，混乱的魂魄会被剥夺，倾斜之物常常迷失。所以刺杀圣人的刀一定会折断，毒害贤人的鸩酒一定会翻倒，掩盖正义的罗网一定会撕裂，使善人坠落的陷阱一定会被夷平。这是神的职责。我的案件究竟有什么罪过？我只等待命运。”过了一会儿，我四肢疲倦、心志昏乱，恍惚之间听见神发出责难。一难说：“丑陋的人怨恨美丽的人，修长的人诋毁矮短的人。东家设宴，西邻便怨恨诅咒。所以有人手握明珠、怀藏珍宝，却称赞瓦砾；有人有跛脚的鳖，却称它是奔跑的骏马；邻家女子是盲人，却说：‘这就是你的明眸啊。’尘垢明明在她身上，却谦让说她并不污秽。那人头发没有束好，像是蓬头散发。正是这个盲眼的邻家女子，把明亮的跛鳖称赞一番，又把瓦砾扔掉。你为什么没有罪过？”我说：“上天赐给我鉴别是非的能力，清澈的东西在我眼中也会显出黑色，白素也会被染黑。若要我违背内心去迎合，我哪里敢做？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二难说：“占据高位的人反而卑下，依附执掌权柄者的人只会尾随。住在肥沃之地的人也可能贫瘠，依附言语和权势的人害怕失势。虎豹离开山林，也会在狗面前显露威严；凶悍的人不加防备，有时会被幼小者袭击；鸾鸟折断了翅膀，老鹰便啄食它的腹部。你却抛弃华美、背离要务，而过去的心志始终不改变。”}], 舍弃高陵而奔向深谷，是教人去挤压别人的做法；丢掉重任而追求轻快，是教人轻率投掷的做法；身穿冕服却不合礼法，是招致命令撕裂的做法。你已经失势了，本来就厌恶过去所凭借的东西，却又怨恨从前所便利的事，你为什么还说自己没有罪？我说：形势如龙蛇般变化，谁能掌握它呢？况且把羞耻当作疾病，捂住耳朵冒受辱骂，只贪图主人的利益，却害怕服用苦药，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第三难说：老虎扑击邻人的牛，拿着弓却不射它，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虞人张网捕鸟，见到像在山丘上被捕获的禽鸟，却不加禁止，因为它还在野外。仇敌的肚子可以填饱，忍心割取朋友的肉，痛苦却没有切肤那么深。所以夺取邻人的膏脂去扑灭盗火，只是为了庇护自己罢了。你却堵塞有势力者的贿赂，夺走肥肉来填大口，又供养那些人，使国人得到富足，而甘愿用自身去招致罪责。保存邻牛而射杀老虎，会触怒老虎；憎恶禽鸟而毁坏虞人的罗网，会遭到虞人的怨恨。这是[字疑]者所做的事。你为什么说自己没有罪？我说：猫头鹰搏击小鸡，它的母亲奋力张翅，明知不能保护它，却仍然爱护不止。听见啼哭还去助长杀戮，是善良的人所不忍的。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第四难说：众人正直地歌颂善行，也抵不过一个奸佞之人的巧言；十个尧那样的贤君所建立的治理，一个桀就能使它崩溃。狡黠之人伸舌进谗，惠善的言辞反而受到压制。所以，坚硬的树干不砍伐，决口的洪水不堵塞，炽烈的火焰不扑灭，族类的节操不解开，奔腾的狂风不阻挡，虞人反而会受伤。你却专门摧折刚强之人，庇护软弱之士。你为什么说自己没有罪？我说：我宁可让自己的脚步跌倒，也实在不能使刚强者的肉变得软弱。况且以覆灭恶行来求得立足，以道德和强力来避免压抑，这些话哪里还可以说清呢？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第五难说：不被拔除的方法，在于有所依托；众多树木互相扶持，用来防备攻击。王屋山上的鸟，射鸟的人不射；皇帝园囿中的兔，猎人不追逐。聚集在高台上的苍蝇，能够忍住而不拍打；若木的枝条，伸手也没有人牵折。蓂荚生在宫阶旁，不剪除，也不践踏。正因为有所依附，所以阳区没有冻死的虫，仁厚之地没有枯槁的草木，滋润的国家没有干燥的生物。依附的关系已经达到这种程度，我的皮肉有所依托，而你也有援助。你为什么说自己没有罪？你说：我听说过，健壮的人终日站立，不倚靠，也不僵倒，众人倚赖他而不恐惧。不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第六难说：世上有尊贵的官员，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他的手仿佛握着雷电，奔雷轰鸣、闪电耀目，旭日西斜，转瞬之间姿态变化、目光改换。他们弯腰低头快步而行，以接受最严厉的考核为报偿，只会连声答应、专心办事；功绩丰厚，却像弯腰折背一样奉承，以求保全自己的文绶官印。像用甜酒腌制的肉一样，只求保住俸禄。所以脖颈强硬的人受到羞辱，膝盖刚直的人被斥退，面色坚毅的人被罢黜，符合法度的人反而能够保全。已经泄露的孔隙，违逆心意的人便被扇打；不添柴的火焰，正是天下最威严的力量。你却只知道规规矩矩地守持，恭敬而不越界，遵守法令却不反省自己，傲慢地责怪别人僭越，这正是构成祸患的原因。还说什么没有罪？还说什么没有罪？我于是俯伏叹息，茫然大汗淋漓，惊骇得双腿发抖。自己的罪过已经明白，再也无话可答。神明不再责问。囚徒答问【周怡】周先生获罪下狱，手上戴着木枷，脚上戴着脚镣，坐卧都有防备，每天有几个人监视他。有位客人经过问道：“受辱了吗？”周先生说：“这是国法，怎么敢感到受辱并怨恨呢？”客人说：“是君主降罪于你，怎么敢怨恨？那么，你感到快乐吗？”周先生皱眉正色回答：“是君主发怒，怎么敢快乐呢？那么，你感到安心吗？”客人说：“安心。”周先生说：“为什么安心？”客人说：“我直到今天才知道约束自己。手上有木枷就会有所防范，脚上有脚镣就会行动沉重，坐卧都有防备就不敢胡乱行动，监视我的人多就不敢胡乱说话；行动戴着脚镣，快慢也有节制。我今天知道了约束自己，这就叫安心。”客人说：“不对。你所说的其实是礼乐，你所处的却是刑具。把刑具当作礼乐，不是荒谬，就是戏言。忠臣侍奉君主，不违背自己的忠诚，不反转自己的行为；知道国家的法令，却不敢不恭敬；知道君主给自己定罪，却不敢不申辩；知道君主发怒，却不敢不畏惧。由此做下去，大概才差不多吧？”周先生肃然起敬，说：“请允许我奉行这番话。” 客人问答【郝敬】郝先生患病，客人来问候他。主人倚靠床榻叹息说：“衰老多病，只剩一口气，像尸体一样苟延残喘；面对这样孤弱无依的孩子，为什么狐狸伏在肘边，蜮虫潜藏在深渊？先说这些吧，事情不说清实情，不能使人明白，又能怎么办呢？”客人劝解我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证据的事不要相信。您还是安心吧。”主人猛然起身，正色说：“豺狼已经嚎叫了，怎么能说没有根据？机关陷阱已经布置好了，怎么能说没有证据？请让我讲给您听。”已故副都御史胡防泉公，是我先父世代交好的朋友。副都御史的儿子士本去世，没有后嗣，他的弟弟士美收取兄长的财产，让自己的儿子承继兄长，这是合乎天理人情的。胡氏众人却一同起来争夺，写信告诉国人，还牵连我家作为比附，说：“郝仲舆的两个儿子死了，没有立嗣，是因为父亲还在，自然有所等待。”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替自己的儿子立后，已经很久了。我等待谁呢？我等待别人吗？还是别人等待我吗？你们家托名继嗣来争夺财产，和我家的事情风马牛不相及，却妄自互相牵连，这是谁出的主意？听道路上的传闻，说我家有个不肖之子在背后怂恿。俗话说“打鸭惊鸳鸯”，如今这种包藏祸心的做法十分巧妙，照着样子画葫芦，日后的阴谋已经露出征兆。

译我还没有相信这些话。不过，正因为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才会显得相似。如果果真如别人所说，我家的事情怎么能同胡家的事情相提并论呢？你们既然说“郝氏还有父亲在世”，那么有父亲在世，儿子的后嗣都属于父亲的后嗣。父亲的后嗣，由父亲自己决定。我家的家事，由我自己作主。我不替两个儿子立后，是因为我两个儿子可以不立后。所谓儿子，就是继嗣。儿子先于父亲去世，不能继承父亲为后，就不成其为儿子；既然不能成为人子，又怎么能成为人父？所以，不能继承父亲为后的儿子，父亲可以不必再过问。两个儿子虽然死了，我的幼子还在。幼子在，就是我的后嗣。我既然已有后嗣，那么不能成为我后嗣的人，也可以不必过问。将来幼子有了多个儿子，想替伯父承嗣，可以立；如果没有多个儿子，伯父的祭祀由弟弟主持也可以。只要我的祭祀不断绝，两个夭亡儿子没有后嗣，就可以不必过问。这是我的本意，我已经告诉先祖和祢庙，告知家族众人、乡党朋友，国人也都知道我的意思。如今已经八年了，突然引用别人的事情说“自有等待”，却不知道所谓“自”究竟指什么。是自作主吗？家中有父亲，就如同国家有君主。父亲不能作主，却还要等待谁来作主呢？他们所谓的等待，就是等待我死。他们准备在我死后援引胡家的事情作为成案，图谋篡夺继承之位；用心险恶，谋划深远，这种事尚且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客人说：“我听说了您不替两个儿子立后，是因为有防备。那些议论的人把这件事同胡家的事情相比，其中的情形和道理，难道没有相同之处吗？究竟相同还是不同，请您详细说明。”主人说：“关于‘立后’的说法，古人所说的，是针对拥有国家、天下、人民、社稷、宗庙的人，委婉地说明托付后嗣的安排罢了。至于士人和平民，尚且没有宗庙，衰世却把这套说法一概拿来作为争夺利益的口实，所以说这是礼的失误。那些不懂礼意而妄自援引它的人，只足以给豺狼、鸱鸮毁巢取雏充当先导。如今他们的说辞是：大宗没有断绝祭祀的礼例，独子没有出继的条文。可是副都御史的儿子士本是庶出的长子，不是大宗继承人；即使副都御史本人，在胡氏中也是次子，并非大宗。士本以庶长子的身份继承祢庙，怎么能同大宗相比？士本死后没有后嗣，那么士本同胞的弟弟收取他的神主香火以及士本的资产，这些都是副都御史遗留下来的产业，也只有副都御史的亲生儿子才有资格承受。即使要立后，也只能由同胞弟弟主持，也只能由同胞弟弟的儿子承继。如今说士美的儿子不应承继，却想让别人的儿子篡入成为后嗣，不但士美不会答应，士本的神灵也一定不会享用其祭祀。” 如果说副都御史的儿子不能独自拥有副都御史的产业，必须让众人分割，那么不但士美不甘心，副都御史的神灵也一定不快乐。让后嗣继承其人，却使他的鬼神不能享用祭祀、不能快乐，神灵怨恨而悲痛，灾害立即降临，怎么能保全它呢？凡是人家的父子兄弟，都是上天所合成的关系，除非犯下大逆之罪，子弟不会同父兄分离。如今士美没有杀父，也没有谋害兄长，为什么要使他们分离？为什么要使儿子不能承继父亲的产业、弟弟不能守住兄长的所有，反而夺来交给别人？别人对副都御史和士本有什么功德，竟一定要携取副都御史、士本的财产，滥行赐给他们？实在没有道理。如果说士美只有一个儿子，不能出继，那么一个儿子虽然不能同时承奉两家的香火，却不妨碍同时主持多个祭祀。如今让侄子为伯父承奉香火，正是所谓诸父、诸子的常礼，何必一定要出继以后才能承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只有一个儿子才让他承嗣？况且士美年纪正壮，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子孙繁衍？如今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就夺走他，日后儿子多了必然又要求恢复，这等于率领天下人走入歧途。这件胡家的事情，是非清楚可见。如果拿我家的事情来比较，虽然相似，却有很大不同。所谓相似，是副都御史父子不是大宗，我父子也不是大宗，这一点相同。副都御史的儿子继承祢庙，我的儿子也继承我的祢庙，都不是继承大宗，这一点相同。所谓大不相同，是副都御史已经去世，士美没有一个能够作主裁决的父亲，所以胡氏众人才得以从中离间。如今我还在世，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后嗣，他是否承继，只由我决定；是否不承继，也只由我决定，这就是最大的不同。副都御史去世后，士美兄弟分居十多年，士本才去世；未亡人守寡数年后也去世。而我的儿子分居才一个多月，长子千秋便突然去世，寡媳一天也不能安居。我把千秋的房产全部给千石，让洪范主持兄长的葬礼，奉祀他的神主，并且清扫他的坟墓，这就是千秋虽无儿子却有祭祀。不久，次子千石又去世，过了一年，寡媳也去世了；他们的财物、器具全都耗尽，没有剩下一丝一缕，只有房产还在。我命洪范收取这些房产，儿子承继父亲的产业，兄长死后由弟弟承继，这合乎天理人情，又还要等待谁呢？安葬、祭祀和香火，都由洪范奉行。洪范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要废止继承。这是我斟酌决定的安排，生前已有成命，死后也有家乘记载。我家的事情，如果我不作处分，还要等谁呢？这就是我的事情同胡家的事情尤其不同之处。” 假使我要替他们立后，也必须是我亲生儿子的儿子才可以；假使我没有亲生儿子，然后才可以另行商议。如今我自己还有儿子在世，其他不是我儿子的人，怎么能无缘无故暗中插手？如果说千秋的长子不能没有继嗣，那么儿子不分年长年幼，能够成为父亲的后嗣，就能够成为儿子。儿子先于父亲去世，即使年长，也不能成为后嗣；儿子不能继承父亲，父亲反而要请求成为他的后嗣，这难道也不可以停止吗？活着时不奉养我，死后不为我服丧，既不能扩大发展我的事业，又不能显扬我的生平，中途抛弃我，虽是儿子也不算儿子；即使我抚养了他，也如同没有抚养他一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又没有值得表彰的功德，也没有可以承袭的爵位荫庇，只要让神主有所依托，不至于成为饿鬼，也就可以了。如果说小宗不能突然断绝，那么我在世时，我就是承继别子的小宗，还不需要另立继嗣；我死后，洪范就是继承小宗的后嗣。如今舍弃眼前承继祖先的父亲不去尊奉，却谈论先死而不能承父为后的宗法；舍弃眼前承继父亲的儿子，不让他祭祀兄长，却另找别人的儿子作为后嗣，这是偏曲而不通达的说法。礼制中只有继承太祖的，百世不迁，才称为大宗；从高祖以下，五世便迁，虽称宗也不能算大宗。

译从曾祖以下直到祢庙，如果是同父所生，那么伯兄就是继承祢庙的小宗，而我仍是庶子；我的儿子尊奉我为宗，我又成为更小的宗。假使我先于父亲去世，可以继承，也可以不继承，因为这同宗法无关；有亲兄弟，也不会缺少继承人。何况我的儿子又不能继承我，无论断绝还是不断绝、继承还是不继承，我本来都不在意，别人却替我私下喋喋不休，究竟是为了什么？也实在可笑。这就是我的事情同胡家的事情，是非可以类推而相互说明的地方。”客人说：“既然如此，儿子不为父亲承后，就可以不再立嗣。但礼书说‘没有儿子就替他立后’，又是为什么呢？”主人说：“这是针对大夫世代任官、而死后没有丧主的人说的。礼制规定，儿子去世，父亲为他主持丧事；我还在世，就可以为他们主持。两个儿子都是诸生，还不是大夫；即使没有我而弟弟还在，也可以主持丧事。即使不立后，也并非没有主持祭祀的人。总之，父亲在世，儿子的兄弟都统属于父亲，兄弟都是父亲的儿子；兄长死后弟弟继承，都是父亲的产业。有国有天下的人尚且常用这种办法，何况士人和平民呢？弟弟奉祀祖庙和祢庙，那么没有后嗣的兄长就可以附祭于祖庙和祢庙，何必一定要另立后嗣才开始祭祀呢？” 礼，就是人情，并不是由人强迫而成。所以有想承继却不能承继的人，却没有本来不想承继而被人强迫去承继的人。也有有志之士不肯给别人作后嗣，却被人强迫成为后嗣的；但没有哪个人既不接受，又向国人哀求，要求自己篡入成为后嗣。这同人情不是相差不远吗？大概是因为贪图别人的财产，所以不得不冒认别人为父；贪图别人的产业，所以不得不甘愿作别人的后代。这是执鞭赶车的人都以为羞耻的事。因此如今争夺继嗣的人很多，没有后嗣的后代也很多。争夺继嗣的，一定是死者有财产；没有后嗣的，一定是死者财产全无。作了别人的后嗣，却得不到被继承者的财产，就一定不肯作后嗣；可见这些人所继承的是他的产业，而不是他这个人。先王制定礼制，本来是出于仁厚的用意；时俗引用礼制，却专门把它当作争夺利益的媒介。掌管世间教化的人，怎么能不竭力主持公道呢？”客人说：“想主持公道，应当怎么办？”主人说：“贪婪的人为了产业争夺继嗣，主持争议的人不应同他谈继嗣，只应同他谈产业。他心里本来想要产业，却借继嗣作口实；我不谈产业而谈继嗣，就正好让贪婪者的计谋得逞。” 现在暂且不必问死者的后嗣由他来承继是否合适，只先问死者的产业他是否应当取得。应当取得，就给他；不应当取得，就一定不给。他明知不应当取得，却借口继嗣来要求；我不谈继嗣，贪婪者的希望就断绝了。”客人说：“什么样的产业叫作应当取得？什么样的产业叫作不应当取得？”主人说：“比如死者的产业，是死者生前从族人那里劫夺来的，因不义而占有；如今死了，族人可以把它收回，这叫作应当取得。又比如死者的产业，是死者生前辛苦经营，早晚劳作而置办的；如今死了，只有死者的亲生父兄子弟可以收取，别人怎么能觊觎？这叫作不应当取得。如今我家的产业，不是我劫夺别人得来的，也不是我两个儿子自己置办的，更不是祖先世代传下来的，都是我勤勤恳恳修治礼业、经营耕种所得，用来分给三个儿子；如今两个长子去世，产业仍然属于我，我自己收取，命我幼子合并守护，谁说不应该？那些人是什么人，怎么能把这些产业看作道路旁无主的禾苗而任意采摘，看作无主的鹿而任意追逐？他们既挑拨别人的兄弟关系，又因此包藏家门内部的隐患，存心奸险，像鬼魅蜮虫一样，竟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自古以来国家的祸害，没有比争夺利益更大的；而争夺利益的祸害，又没有比图谋继嗣更惨的。援引礼制来掩饰奸诈，假借仁义来助长恶行，拿着武器闯入室内，驱逐主人夺取财物。凡是图谋给别人作后嗣的人，都是天下贪婪而残忍的人。得到利益，就抛弃自己的亲生父兄，甘愿成为别人的子弟；得不到利益，即使是同胞兄弟的儿子，也不肯祭祀没有后嗣的兄弟；即使是同父的儿子，也不肯祭祀没有后嗣的伯父叔父。俗话说：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奔走。所以凡是给别人作后嗣的人，都是君子所不屑一顾的。《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观看的人像堵墙一样围着。孔子让子路出来邀请射箭的人，说：“败军之将、亡国的大夫，以及给别人作后嗣的人，都不许进入。”大概因此离开了一半人。给别人作后嗣，却同败军之将、亡国之大夫相提并论，这就等同于逃亡者和俘虏；同逃亡者、俘虏相比，士君子难道会屑于做这种事吗？所以士人给别人作后嗣，必须是迫不得已，有父兄的命令、师保的劝告、国人的推戴，宗族乡党也没有异议，然后才可以。然而季札、子臧尚且不屑于接受，何况那些暗中谋划、设置陷阱、杀人求取继嗣的人呢？这种人正是孔子所厌恶的。于是客人起身，悚然惊惧，收敛容色，拜手并扬声说道：“圣人的训诫浩瀚广大，简册中的道理明白昭著；若不是有人不断在耳边提点，谁能警醒于这些话？所有君子，都应把这番话像韦弦一样佩带在身上。不要捕捉幼鸟而自夸自己是鹯鸟，不要欺凌衰老者而自称贤能。谁没有父母，怎能甘愿做螟蛉的养父？不要像饕餮那样见到利益就争先，不要像穷奇那样长久作恶而不悔改。死灰也可能被水浇灭，孤独的小牛也值得怜悯；不要对人感到惭愧，也不要对上天有所畏惧。”客人于是告退，主人把他的话依次编排，作为客人问答的记录。《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余姚黄宗羲编，《问答三》。杂体 《私谥答问》【李濂】有人说，门人弟子给老师私下加谥号，合乎礼制吗？嵩渚子说：不合礼。郊特牲说：古代活着时没有爵位，死后也没有谥号。这里的爵位是指大夫以上的爵位，所以卿大夫有谥号，士没有谥号。曾子问说：身份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身份低下者不为年长者作诔，这是礼。因此君主的谥号，要称述上天来为他作诔；臣子的谥号，要请君主赐给。诸侯之间互相作诔尚且被认为不合礼，何况弟子给老师作诔呢？有人问：士有诔，是为什么？回答说：乘丘之战中，县贲父战死，鲁庄公追述他赴敌的功劳，给他定作谥号，这是根据义理临时创制的。檀弓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显它失礼，所以说士有诔从此开始。又问：谥号是一个人品行的遗迹。先生、长者活着时有善行，死后却因为没有爵位而不能改变其名号，门人弟子心中实在不能安宁；私下加谥，也可以看作礼制的变通，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从前横渠先生去世，门人想给他谥为“明诚”。程颐的弟弟程颢还说，汉魏以来这种例子很多，于是拿这件事请教明道先生。明道先生感到疑惑，又去询问司马温公。司马公回信，极力认为不可，大意是说：汉魏以来的事情不值得效法。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却没有听说弟子又替他加谥号。子路想让门人成为孔子的臣属，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门人厚葬颜渊，孔子叹息说，自己不能像看待亲生儿子一样看待颜渊。君子按照礼来爱人，如今关中的诸位先生想给子厚加谥，却不合古礼，也不是子厚的志向。与其把他同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孟贞曜相比来尊崇，不如把他同孔子相比，岂不是更好吗？这是极其恰当的论断，百世都不能改变。有人问：唐代制度中没有爵位的人也可称“子”，凡是在山林中修养德行、声名和事实都显著的人，谥为“先生”，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这也是公谥，是说有关官署表彰他的品行，向朝廷请示；获得谥号后，再在灵柩前宣告，以说明这是君主的赐予，当然不是子弟私下加的谥。然而按法律不应当有谥号，即使由公家加谥，也仍然属于私谥。这正是所谓汉魏以来的事情不值得效法，又有什么可据凭的呢？有人问：刘敞撰写《续谥法》五十字，自认为是留给后世有天爵的君子的，为什么？回答说：这是原父个人的臆见。我曾经看过他所撰的五十字，都是把古人的姓名和事实硬套进去，实在很没有意义。从宋代直到现在，世上也没有人采用它。况且有天爵的君子，好的声誉和广泛的赞誉自然足以流传后世，为什么还要私下给他加谥号呢？所以，弟子对于老师去世，心中服丧可以，私下加谥却不可以。《忌日答问》【李濂】李先生在父母的忌日，一定闭门谢客，不亲自读写书史，整天吃蔬食。客人有来登门拜访的，守门人便替他推辞。后来有一天客人怨怒，见到李先生说：“先生为什么轻慢客人？”李先生说：“因为今天是忌日。”客人说：“忌日不接见客人，为什么？”李先生拜谢说：“我有罪，我有罪。”随后仰天叹息道：“古代礼制在天下不明白，已经很久了。”《檀弓》说：“忌日不欢乐。”《祭义》说：“君子有终身的丧服，说的就是忌日。”忌日有所禁戒，并不是因为不祥，而是说这一天心中的志意有所专注，不敢尽情处理私事。又说：“忌日一定悲哀。”在父母忌日，应当在内斋戒，不接待宾客，这是遵守先王的礼制，也是感情上不能自已。考察古代，譬如王修的母亲在社日去世，每年社日，王修都感念悲哀至深，乡里因此停止社祭。祝钦明因为隐瞒亲人的忌日而被贬到申州，元亘因为忌日推辞代理祭祀，甘愿接受处罚，这些事情都可以作为鉴戒。既然接见宾客，就必然要交谈欢笑，孝子的内心能忍受吗？不能忍受。《颜氏家训》说：“忌日不欢乐，正是因为感念父母恩德无穷，悲伤而无心做事，所以不接待外来的宾客，不处理各种事务。” 而侍郎艾仲儒曾经听说，他的祖母出嫁时，在衣箱中发现一件深黑色的衣服，妯娌们都惊骇不已，追问她原因。她说：“父母教育我，遇到夫家长辈的忌日就要穿这件衣服。”当时的官宦之家还知道这种礼节，可惜如今已经没有人听说了。晦庵先生是大儒，他每逢母亲的忌日，必定戴深黑色的头巾，穿深黑色的衣服。门人问他原因，先生说：“你难道没听说君子有终身之丧吗？”先生凡遇到先代亲人的忌日，一定早早起身，把神主请出安置在正堂，行三献礼，全家闭门吃素，这是士大夫应当效法的。因此说：“君子有终制之丧，有终身之丧，有片刻之丧。”终制之丧，就是三年之丧；终身之丧，就是忌日之丧；片刻之丧，就是吊丧之日的哀痛。上天的规律是阴阳不能同时反常；到了该寒冷的时候却温暖，就是违背天道。人的道理也是如此，悲哀和欢乐不应在同一天混杂；忌日却照常接见宾客、谈笑如故，就是违背人情。君子按照道德爱人，您可不要过分责怪我啊！客人拜了两拜，说：“先生教导我了。”于是作《忌日答问》。《招魂葬答问》【李濂】嘉靖丁酉年冬十一月十日，汴地的马生向北赴南省试，渡河时在冰上行船，船毁坏了，溺水而死。寻找他的尸体，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他的家人打算招魂安葬，于是向李先生请教说：“有招魂葬这种做法吗？”李先生说：“史书传记中有这种事，但礼家不采纳。我听说，安葬就是收藏遗体，是把形体藏在地下，使其安置稳妥。所以外椁包围棺材，棺材包围身体；没有尸身就没有棺材，没有棺材就没有外椁。如果没有尸身却招魂安葬，那么在道理上闭塞，在德义上悖逆，在礼制上不合适。为什么呢？亡者不能凭借假象而成为仍然存在的人，不存在的东西不能伪造为存在。因此礼经没有招魂葬的文字。汉魏以来，有人冒昧实行这种做法，而袁瓌、荀组、干宝、孔衍这些人，都著文加以非难，可以说是通晓神明的道理、知道鬼神情状的人。况且人死以后，神魂归于天，形体归于地。所以延陵季子说：‘骨肉重新归于土地，这是命运。’至于魂气，则没有不往去的地方。因此圣人制定停柩和安葬的礼，本来是为了掩藏遗体，不是把安顿魂魄作为主要事情。安葬那天，迎接神灵返回家中，大概是孝子的内心不忍让亲人一天离开自己。”

译《诗经》说：“祖先来临了”，可知神灵是从外面来到的。又说：“神灵保佑，终于归来”，是说神灵归于幽冥。因此坟墓用来埋葬骨骸，宗庙用来安栖神灵，这是古今共同的礼制。至于遗体丢失在某处，却在另一处挖墓，把墓志、明器都安置进去，却没有棺柩可以依托；修建堂屋、牌坊，只崇尚虚文，这违背人情，违背圣人典制，是君王应当禁止的。唉！把灵魂禁闭在沉冥之地，是不仁；在空棺之墓上种植松树楸树，是不智。仁和智都丧失了，人的正道也就熄灭了，难道这是孝子侍奉亲人的心意吗？由此可知，招魂而葬只是乡间的鄙陋习俗，不是先王留下的制度，怎么可以实行呢？”有人问：“《楚辞》中有《招魂》篇，这又是为什么？”回答说：“说的不是这种招魂葬。古代人死后，就让人拿着死者的上衣登上屋顶，呼喊说：‘某人回来吧！’然后用那件衣服招魂三次，再下来用衣服覆盖尸体，大概还希望死者能够复生。荆楚一带的习俗，有时把这种做法用于活人；宋玉怜悯他的老师屈原无罪却被放逐，担心他的魂魄散失而不能回来，于是借托天帝的命令，假借巫师的话来招魂，希望使他的精神复归、延长寿命，并尽情表达悲哀以致祷告，难道是说招魂以后把他安葬吗？” 有人问：“桥山的坟墓埋葬的是黄帝的衣冠，为什么？”回答说：“这是好事者所造作的说法。考察《大戴礼》，孔子论说黄帝：他活着时，人们得到他的利益；百年之后去世，人们敬畏他的神灵；又过百年去世后，人们仍然采用他的教化，百年如此。史书称黄帝在位百年，享年一百一十一岁，难道真有骑龙升天的事情吗？世间传说在桥山埋葬衣冠，是错误的。有人问：‘那么应当怎么办？’回答说：‘全家亲属应当到溺水的地方，准备迎神的礼仪，束发、徒步、赤脚，在道路上号哭，把神灵迎回家中；在祠庙中安顿他，以木主作为依托，用祝辞告知，用牲醴、俎豆来享祭，用哭泣、顿足跳跃来表达哀痛。三年后除去丧服，按岁时照常举行祭祀，这样大概才可以。’ 《毁舟对》【皇甫方】束教公子向通方先生问道：“圣王制作器物，崇尚取法万物的形象，于是兴起了舟楫。吴郡的船只巨大华丽，大船首尾相接。懂得治理的人厌恶奢侈的弊病，这是合乎礼的。现在有人议论要毁掉船只，颁示甲令来表明这一点。”先生说：“不对。先王有顺应民情的政令，百姓也认为适宜。舟船的用途很广：用它聚集宗族、迎娶女子，以成就婚礼；用它送葬吊丧，以彰显厚德；用它送远迎近，以舒展离别的情绪；用它登山临水，以抒发幽深的思绪。它怎么会妨害政务，竟想毁掉它呢？况且层层楼船像岛屿耸立，并不比玉楼华构的飞檐更僭越；锦绣船帆如霞升起，并不比雕饰墙壁上的彩绣更夸张；轩车冕服映照水面，并不比彩帷绵延道路更铺张；一场宴饮的费用，并不超过一次宴享所用的玉馔；美好时节点缀游赏，并不比终年无所事事更浪费；采莲的美丽女子，并不比倚市卖笑的女子更荒淫；江中的箫鼓声，并不比闾巷中的弦管声更喧闹。为什么舍弃那些事情不管，却急着处理舟船？大凡事情有缓急，物品有大小，治理有先后，政令有因循和革新。如今瑶台安然无恙，余皇却遭受灾害；狐鼠在道路上横行，鹢首船却屡遭杀戮；乡里的奸猾之人倚仗势力，船夫反而遭受祸害；顽劣好讼的风气不断兴起，船上的歌声也停止了。这恐怕不是用来招来和气、平息怨声的办法。吴地的奢侈靡费，权贵相连，经营牟利者接踵而来，已经很久了。成周的风化遍及四方，先王并不强迫人民，却能使他们同归于善；《蜉蝣》的讽刺，也不能用节俭使他们整齐；《沮洳》的讥刺，也不能用奢侈把他们挽回。假使兰舟桂楫不再在早晚的池塘中泛行，戴高冠穿华服的人不再出现在长洲苑中，杂货奇珍不再在吴趋的店铺里出售，陈年粮食不再储藏在海陵的仓库中，巨商良贾不再流通阊阖门的金银，而上等的赋税也不能上缴到富庶的天府之国，难道就可以把这一切全都废除吗？如今船在水上航行，就如同车马在陆地上行驶。给它装饰珠玉，镶嵌金贝，披覆彩绣毛毯，借用席子和帷幔，雕刻钩膺，装饰车轮车辕，系上皮革缰绳，配以鸣鸾之声，不是说它不美丽；但即使这样，仍然把骑马的人排斥在大道之外，把车驾卸在鲁道之上，我还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治理百姓的人，应当逐渐用深厚的恩惠浸润他们，用广大恩泽滋润他们，只担心大道上没有拍腹而歌的百姓、田野中缺少赞美我的妇人。反而禁止他们欢乐嬉游，使他们坐着忧郁；阻止他们欢笑歌唱，使他们起来呻吟，这是什么缘故？从前季子进入晋国，看见现在的房屋破败而旧房屋美好，新墙低矮而旧墙高大，叹息说：‘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 吴地的船虽然华丽，也不过如同旧房和旧墙。百姓实在承受不住，才逐渐使它变得低矮破败罢了。过去管仲洗浴时只用树枝，却使道路上没有无休止的劳役；晏婴放弃乘车，却使百姓不再疲于敲击车毂嬉戏。他们治理国家有根本，引导百姓有方法，所以说：“百姓是可以感化而奋发起来的。”说的就是这两个人。贤明的诸侯和良吏，应当谨慎修身、收敛私心，端正法度，务实而通达权变，抓住根本，宽容施政而去除过分之举。这样百姓将会有遵循礼法、服从教化、改正行为、安守节操而归向教化的。毁掉船只，究竟是为了什么？” 《答西北垦田水利问》【邹德溥】近来有人建议，西北有很多空置荒地，如果确实测量土地的宜耕程度，引导水流进行灌溉，那么计算其区域，可以开垦的田地不下数万万亩。众人的议论有的认为可行，有的认为不可行，却还没有作出明确决定。客人庄重地来见我，问道：“请您筹划一下，兴办这件事同不兴办相比，哪一种更方便？”我回答说：“这项工程不容易完成，固然如此。如果只要排斥最初的建议，说没有必要为此办事于百姓，那么谁不会这样做呢？但俗话说：‘不经过一次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长久安宁。’这项工程有五项巨大的利益，虽然耗费而且劳苦，也不能停止。请让我借助面前的筹策，为您具体筹划。西北过去本来称为肥沃的土地，如今放眼望去却尽是芦苇，好像石田一样毫无用处，难道土地的肥力竟同古代不同了吗？这是因为水利没有兴修，百姓无处蓄水和排水；水利兴修后，就能防备旱灾水灾，可以使芦苇丛生的地方全都变成粮仓。这是第一项利益。国家定都燕北，却独自依靠东南作为命脉，遇到缓急未必可以依靠；水利兴修后，西北都成为富庶之区，就像富裕人家所说的靠近城郭、年年丰收的良田。这是第二项利益。东南漕运通常运输数石粮食才能运到一石，这样西北每收入一石，就相当于东南的数石，因此可以逐渐减少漕运，减轻东南的负担。这是第三项利益。敌人本来善于骑战，不利于步战；如果把边地全都开沟挖渠，敌骑就不能长驱直入，那么村落田井的边界都如同金城汤池。这是第四项利益。”

译塞上的士卒，本地人很少；从远方招募，军饷费用极大；轮班戍守，则奔波劳顿；补充兵员，又多有逃亡，乡里徒然困顿，而军伍仍然空虚。开垦田地，再把士兵集中起来，并且从本地人中征取兵员以满足需要，就可以逐渐停止一切烦扰百姓的做法。这是第五项利益。从前史起在邺地引漳水，郑国在泾水灌溉盐碱地，白公的渠道借水灌溉谷口，马援在洮水边设置水利，古代兴办水利的人都在西北，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说不能办成呢？况且那里土地辽阔，水势平缓，疏通引水很容易遍及；这是东南没有的条件。夏季多雨，耕作时不用太费力；这是东南没有的时令。辽海、青州、徐州有海产的富饶，却没有潮汐为害；这是东南没有的地势。那里的土地可以耕种，却说这里的事情难以完成，我私下认为这是筹划错误。”客人说：“水利的益处，我已经听明白了。只是说工程一定能够完成，我仍然疑惑。开垦田地，所需劳力实在很多。按户征发劳役，百姓就会产生怨恨；拿出金钱招募，给得少就没有人响应，给得多则内库空虚；鼓励百姓自行开垦，百姓又可能有人响应、有人不响应，这不是一两年就能见效的事。使者凭什么拿结果回去复命？使者急于复命而督促百姓服役，我担心百姓会受到骚扰。” 如果要拿出内库几十万两银子，把它投入沟壑，过去胶莱工程的事情已经可以作为鉴戒了。我说：“是，是；不，不。自古兴办大利的人，不急于求得眼前的功效。如今如果一定要特意派遣使者，计算年限来督促工程，我不敢保证不会像您所担忧的那样。不过我认为，不必烦劳专门的官员，也可以把事情集合办成。过去晁错提出建议，在边地只命令百姓缴纳粮食，便可授予爵位、免除罪责；粮食很快聚集，边地也富足起来。为什么呢？爵位是百姓非常想得到的，罪责是百姓非常害怕的。把他们最想要的和最害怕的悬在那里驱使他们，所以百姓自然会前来。如今可以只派使者巡视各郡县，把可以疏浚的水道、可以开垦的田地统计汇报，并登记在各部门名册中，然后下令说：‘有能开垦田地一百亩的，授予什么爵位？能开垦田地一千亩的，授予什么爵位？’开垦者向郡邑长官报告，由中丞审核上奏并授爵，大致如同现在缴纳粮食授官一样分等办理。缴纳粮食授官的人，动辄要计算几十年，近来也要十多年；如今把田地建成后征收田税，官府获利更快，想做官的人一定会争相前来。然后再下令说：‘除了不可赎免的死刑以外，其他应当戍守的罪，开垦若干田地即可免除；应当服劳役的罪，开垦若干田地即可免除。’开垦者向郡邑长官报告，由中丞审核上奏并赦免其罪。百姓可以用自己的劳力和财力赎罪，也一定会争相前来。” 于是又下令说：“边将中，能率领自己的士卒开垦田地一千亩的，应当怎样奖赏？开垦一万亩的，应当怎样奖赏？”督抚核实上奏后发给奖赏，奖赏与战阵功劳相等；奔赴敌阵和开垦田地，安危虽有不同，但都应当考核。如今尚且不怕把自己的身躯置于刀箭之下去争取战功，却说不会争着开垦田地，我不相信。这样实行几年，水利大概可以兴办一半；再把这一半田地的收入拿出来，招募百姓，把那些不容易完成的工程全部修治起来，就可以免得再耗费积存的国库钱财、使百姓怨恨，功效将会大得多。”客人说：“从水利的计策来说，这样做是可以的；只是百姓如果能够靠开垦田地来获得爵位，那么开纳就会少，能够靠开垦田地来免除罪责，犯法就会减少；将领能够靠此取得战阵赏赐，就不会争着作战了，您将怎样解释呢？”我又回答说：“国家得到田地，作为长久的收益，积累十年，田地的收入本来就可以同金钱相当了，这岂止是多得到一倍金钱呢？死刑既然已经不赦免，那么应当戍边和服劳役的人，开垦田地的劳苦和费用也足以作为惩罚了。如果一定要说必须使他们受到重创才不会再犯罪，那么如今戍边的人还按月领取粮饷，又哪里有受到重创呢？使他们食物充足而把兵力寓于生产之中，这就是所说的不战而胜。让将领凭借不战取得胜利，本来就胜过用战争取胜，更何况临敌时的赏罚本来仍然存在呢。” 于是客人欣然笑道：“好啊，您的话有利于百世，却没有一时的弊害；谋划事情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他迟疑片刻，拜了两拜便离去。《股对》【沈堇】甲子年冬季，十月十六日，缘崖子患了腿病，抬脚艰难，行走很不便利，呻吟了二十天，不能走出房门。他忧愁地看着自己的腿，责备它说：“你从灵钧那里承受元气，从大地那里获得形体，乾健生发、坤厚成就，阴阳氤氲而化育精醇，承受父母巨大的创造之力，同一身体分为各个部分，形体肖似天地，成为宇宙间完整的人。可是你向上不能振足而登上青云之上，逍遥于广寒宫廷，履历崇高的阶梯，升入华贵显要之地，却在世间使我战栗。这是你辜负我的第一条罪过。退一步说，你又不能同其他肢体协调配合，弯曲身体如簷下燕、磬折行礼，健步如飞，奔走于荣贵之家，奔波于权势炽盛的道路；反而迟疑退缩，曲折周旋，自以为安然。这是你辜负我的第二条罪过。早年遭逢凶恶之事，骨肉受到伤残，使我在官府中受辱，在显贵身旁屈身，在庸俗卑微的防卫者身边跪伏，早晚奔走，进退两难，走路蹒跚。这是你辜负我的第三条罪过。如今沉重的疾病已经一个多月，肌肤腐败，血肉溃烂，精神和形体都憔悴不堪，双足蜷曲，身体伛偻，疼痛得无法伸展，只能在南窗下仰卧，高卧呻吟。我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你竟这样残酷地对待我呢？”腿忽然应声说：“唉，唉！您为什么看得这样暗淡呢？我听说通达的人明白屈伸的时机，聪明的人通晓进退的道理；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塞翁失马未必是灾祸，支离疏反而得以保全，这些都是万物常有的大道，也是玄妙造化的极致。” “我和您同属一个身体，却分为不同部分；或舒展伸直，或蜷缩抬举，双足彼此相亲；承受乾坤所赋予的形体，本来没有贵贱、贫富的区别，形体是一样的。您不能奋飞腾跃到云霄、进入华贵显要之处，不是我的缘故，是命运；不能奔走于公门、踮足攀附权贵，不是我的缘故，是您的志向；在公堂上受辱、向庸吏屈膝，不是我的缘故，是您的遭际。因此，乐天知命的是至人，培养高尚志趣的是达士，认识时势、守持正道的是通儒。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保全自身。古人理解身体残缺与世事纷乱，通达地观察时势变化：嵇康箕坐而含藏光辉，无趾蹲坐而暗中保持美德，孙膑遭受刖刑却使齐国强盛，颜回身体残毁却以圣人为追求，范雎折断肋骨却使秦国称霸，司马迁受膑刑而最终登上相位。这些人明白荣辱的区别，知道吉凶的关键，确立功业的根本，明白常态与变化的适宜，洞察顺逆的道理，所以能在当时建立伟大功绩，在后世留下盛大的声誉。士人的困穷和显达，并不在于形体。《诗经》说：‘采葑采菲，不要因为根部不好而舍弃它。’医生三次折断手臂，医术便高明于天下；君子应当承受身体而归于完整，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我的罪过在哪里呢？我的罪过在哪里呢？我正要和您一起高蹈远古贤人的轨迹，遨游在栖霞岭，登临紫云之巅远眺，在清泉中洗脚，持竿坐钓船，歌唱沧……

译“……海浪，然后坐在石上；在空旷之处随意游息，追随往代哲人的超逸车驾，行走在活人的坦途上，察看阴阳虚实，忘却得失，敦厚仁德、安于所处，与天性相和，难道会因为艮卦般的阻隔撕裂腰部、忧患熏灼内心吗？”缘崖子顿然起身，心情愉快而康复，说：“好，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刚过十天，病就痊愈了。《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七，余姚黄宗羲编，《问答四》杂体 《黠鼠对》【雷礼】雷子游览精舍西边，看见童子捕捉狡猾的老鼠，用铁刺穿木头来刺它，惨不忍睹。他忧伤地说：“唉，太毒辣了，不也太过分了吗？”童子说：“这只老鼠打穿粮仓，储存的粮食快吃光了。不过老鼠也发出唧唧的声音，像是要申诉。”雷子说：“老鼠会说话吗？”于是命令寻找懂得鼠语的人来审问它。老鼠低头伏地回答说：“公啊，您大概会让我活下去吧！天地施化生成万物，包容万种污秽。穴居的动物咀嚼，栖息的动物啄食，潜伏的动物吸取，草木则吸收吐纳，这些都是君子所应放在心上的。如今造物者暂且把我造成这样的形体，使我同粮食一类获得食物，难道就是要把我拘束在这里吗？主人没有把粮食分列给我，却怜悯地让我偷食；我即使想守持操守，也不能坐着等死。若把像我这样的种类全部消灭，造物者的安排就成了虚妄，那么还不如不让我们出生呢？况且我白天伏藏不动，害怕主人的法令，战战兢兢地等到夜里才偷取粮食，也不过是大仓中的一粒米，却要重重定罪，打碎头颅、击裂胸膛，难道这是天地要把我桎梏起来吗？大拇趾旁多生一趾，割掉它就会哭泣；手上多生一指，咬掉它就会啼哭。您以仁人著称，为什么竟不怜悯我呢？何况您知道老鼠的行为，却不知道世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人：他们任意伤害性命、公开进行掠夺，超过老鼠的行为太多了，而您却不谴责他们，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它撞在木头上死了。”雷子说：“可惜啊！老鼠遭受天罚，已经被世人责骂厌弃，难道还要被老鼠斥责吗？” 《名园对》【雷礼】京城自古以来有许多名园，只有含春园最为著名。它在都城外的西郊，地势开阔清爽，濠沟、泉水、亭台、楼榭密集排列，收藏着名贵花卉和奇异石头，都是民间通常没有的东西。显要贵客以及在朝廷做官的人，常常结伴到这里游赏，烹煮鲜鱼，宰杀肥肉，举杯互相劝酒，丝竹和钟鼓等音乐声同儿童歌唱声混杂，没有一天空闲。我自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曾经到过这里，直到今天已经三十八年了。我同锦衣卫万某巡视城池，顺便访察此地，那里已经变成空荡的田畦，只有几株苍松还存在。住在园旁的一位白发老人，于是我询问它的始末，他回答说：“这座园子荒废将近二十年了。当初主人掌握权势，力量足以支撑这座园子，贵客仰慕而来游赏，因此车毂交错、马蹄纷杂，从未断绝。等到主人失势，他的儿子又骄横奢侈，不经营家业，转眼之间园子已经被别人占据，如今又换了三位主人。”我听后叹息说：“浮云容易变化，冬日的树叶一遇晨霜便凋落；他们竟用一生的心力为别人置办这座园子，不是太愚蠢了吗？”老人说：“唉，您只知道其中一点，不知道第二点。我头发都已经斑白了，看见名园不下数百处，如今全都荒芜成了荆棘丛。然而前人失去它，后人又跟着仿效，不能摆脱尘世的束缚，难道不是全天下都愚蠢而没有一个人醒悟吗？” “难道不只是名园如此吗？那些显贵官员也都像名园一样。自从治理天下以来，他们倚仗恩宠而自夸荣华，笔墨无法完全记述。当他们身居高位、掌握重权，能够决定别人的祸福时，整个世上的人都奔走在他们身边，使趋附权势的人像赶集一样；有人望着车马扬起的尘土便扫净门庭，忍受羞耻和侮辱，脸色稍有不敬，就会惭愧恐惧得像老鼠。有的人沉溺安逸、谢绝宾客，让门人守在空闲处，别人却一定要用各种方法贿赂仆役以求见一面，见到后还自以为幸运。这些人当然不只是因为名园的美景才被人羡慕。一旦触犯国法，失去凭据，那些巧言令色、伪装亲近的人反而成为仇敌，连住宅都归了别人，这难道不也同名园一样吗？只有孤高耿介、挺立不屈的人，像这几株松树一样，不与春花争一时的艳丽，等到经历艰难险阻，磨炼坚贞品格，建立不朽事业，岂不像严冬大雪中百花尽皆凋萎，唯独它在其中挺拔秀美吗？”您既然知道名园可以用来警戒人的道理，也应当知道用什么来砥砺自己的操守。我听后惊愕不已，汗流浃背，回到官舍，把这番问答写下来，作为自我反省的记录。《听秋答》【陆之箕】西门陆子汝瞻自号听秋居士。有客来访并对这个名号感到疑惑，说：“我私下听说人的五官齐备，只有耳朵主管听觉。四时都有声音，为什么偏偏说可以听秋？既不是八音和谐的音乐，只是四面传来萧瑟之声，又为什么舍弃其他时节而独独取秋呢？难道是南磳悬挂的水流，或者窦缺庭前的水声？又或者是庐山的药石，每每在醉后摇扇时发出的声响？大概是人的性情各有所在，自己不能忘怀于心吧？我实在不能理解您。”听秋居士笑了笑，随后仰头回答：“客人只知道秋天本身未必值得听，却不知道我为什么独独听秋。秋声激越悲凉，节候肃杀，声调流转而变为商音，听到的人心中愉悦，反复品味的人疲倦全消，确实如您所说。然而律吕虽然说是自然产生，也必须借助乐器才能形成声音。世上没有伶伦制作的竹律，人间缺少伯牙的琴，本来就难以随时听到。哪里比得上从物象之外体悟极致的声音，在无心之中会合天然的声籁，从我自身取得，不由他人给予，这才是自得之乐，并且使快乐达到真正的极致呢？如今主管秋神的是蓐收，律音合于清商；秋气肃穆，秋风清凉，触动万物孔窍都可以听见，哪里需要金玉相击的琳琅声？所谓越地的《韶》、夏代的《韶》以及《咸池》，不只是用来区别于郑卫之音，也可以拿来比拟秋声了。” “我对于秋，有时徘徊在梧桐翠竹之间，有时倚立在轩窗廊柱旁，有时对着月亮饮酒，有时临池作画，有时在泉石之间吟咏孤诗，有时在山林中舒展长啸。我的心无时无刻不是秋天，而秋声也无处不与我的心相会。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快乐能够夺走我至真的情感呢？客人又没有听说满堂宴饮欢笑中也有面向墙角哭泣的人吗？听见音乐反而悲伤，正是因为国家将要灭亡。忧愁和喜悦本来都在人的内心，外物实在不能改变我所听到的东西。因此，草木摇落，山川寂寥，脚踏霜露而感到凄惨，听到鸿雁哀鸣；时令已经安适，我的内心却确实劳苦。并不只是欧阳修一人对此有所感慨。宋玉因身在远方而深深悲哀，潘岳因年岁催迫而感发兴叹，杜甫面对丛菊而落泪，曹操在江流之上洒酒祭奠，苏轼在赤壁梦见仙鹤，王粲登楼作赋，刘禹锡在楚地高台眷恋明月，李白在扁舟中悲伤叹息。我实在不能承受这些人的遭遇，只能独自这样悠闲地听我的清秋。长白山人听到后很高兴，于是把我的话写成以上文字，题名为《听秋答》。” 《山村问答》【黄卿】

译松居子向西游历太行山，绕道一路游览，到了华词峤，稍感疲倦，便在村门休息，题写匾额后，赞叹羡慕地说：“匾额的字形奇异，书写又刚劲有力，大概是有道德学问的人写的吧？”一个学究说：“这里有一位长者，能够用浅显的言辞阐明大道；我们这些人质朴愚钝，将要拜他为师。”松居子说：“称赞贤者却不先说明他的言论，难道他还有更大的优点吗？”学究欣喜地回答：“他是我们村里最贤能的长者。”有一天，灌木丛中有猫头鹰啄食小鸟，恰好鹘鸟从西边飞来，奋力伸爪、振动喙部，攻击猫头鹰。长者连忙拉着衣袖挥赶鹘鸟，厉声说：“鹘鸟怎么这样悖逆？怎么忍心呢？”两只鸟咯咯作声，朝着他呜咽，好像在申诉，他却呵斥说：“猫头鹰本来就要吃你，你难道想站着等死吗？”说完便奔走，不再理会。又一天，他到集市上，遇见邻人用粮食换猫，便讥笑说：“您早就厌恶这种肉食动物的暴虐行为了。”邻人说：“我家的旧燕巢中，燕子正在哺育幼鸟、练习飞翔；有一只凶猛的动物夜里沿着器物攀上椽子，毁坏巢穴、伤害幼鸟，燕子雌雄悲鸣，我急忙拿火去照看，凶物已经迅速逃走，燕子安静地回到巢中，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想饲养这只勇武的动物来除掉恶物。”长者勃然变色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于是咧嘴笑道：“我得到办法了，我要让有燕子的人家夜里谨慎防备，不要贪睡；这样也许能免除这种祸患。我们这些同乡都喜欢这样做，今后把村子改名为‘仁’，可以吗？” 松居子肃然质问道：“你这是给他施恩，还是结怨？是在赞誉他，还是在讥笑他？人的本性彼此相差不远，哪里有称赞违背人性的行为呢？”学究说：“不，我看见他的仁德没有人能赶得上。”松居子说：“你错误地把这种行为称为仁德，难道不是几乎要招来无法言说的祸患吗？依我看，他大概只是慈氏一类的人吧？”学究高兴地说：“慈氏一宗，是福田的所在，人人追求它胜过饮食，我正可以跟从他。”松居子说：“我听说福报的道理很深奥，您难道没有思考过吗？口头说起来容易，恩泽施加于人、庇护于人而不失其正道，又没有预谋和期望，这才可以。譬如宽恕鹞鸟，却说对麻雀有恩；宽恕水獭，却说对鱼有恩吗？感激的人和怨恨的人，哪一种会少呢？这样一来，鸟或许会仿效鹞鸟，兽或许会仿效水獭，这不是教坏它们吗？不是危险的道路吗？《诗经》说：‘实在不是因为富足，也只是因为与众不同。’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吧？”学究神色迟疑，沉思后又说：“我们村的长者并不是为了这些，他只是器量宽广、性情安静，厌恶喧闹、排除烦扰，而且将要借此颐养寿命。”松居子说：“这样就可以了。保全真性、止息思虑，不动摇、不扰乱，使一股元气专注于自身，对外界的各种感受都谨慎；俯视水面，深水便清澄；仰望山岳，高山便沉静。我仰慕修炼的学说却还没有实行，像这样的人，大概已经离它不远了吧？” “然而如果想把这种宁静充实起来，那么居于沧海长谷之间，同农夫渔人相聚也就可以了。做一村之长，尚且已经很劳累，为什么还要让人夜夜替燕子防备凶物呢？他只是不幸没有做官罢了。”学究奋然说道：“遵循我们村长的道路，同从政有什么关系？政治正是靠宁静才能成就的。看看那些从政的人，有的急急忙忙、奔波不止，喋喋不休、纷乱庞杂，上下喧哗，我常常轻视他们。”松居子说：“如果您是在称赞本村长者，那似乎可以；但不能用来谈论政治。做官有俸禄，有职任，有法令。按照您的说法，责任重大也可以不管吗？司法职守也可以姑且逃避吗？领取俸禄却可以辜负职责吗？”话还没有说完，那位村长穿着衣服经过，神色温润。松居子心里盘算：“这样伟岸的人，必定不会像您这样浅薄地称赞他。”于是请求学究作中介，想去拜见他。学究说：“村长本来喜欢同客人畅谈，如今已经接近黄昏了，等到天亮还要去拜见官府。”自从他改定日期以来，两人便分别了。《山水问》【顾治】主人游览惠泉之上，感到非常快乐。客人说：“山水难道也有古今之分吗？”主人说：“有。古代公正无私，所以山水总是客人，而我总是主人；如今人们自私而不公，所以我总是客人，而山水总是主人。”客人说：“怎么知道呢？”主人说：“我在泉边就知道了。古代有黄公歇、陆子羽两个人，他们并不是把山水据为己有，只不过在溪涧饮马、在泉水旁品评泉水罢了。直到今天人们还称它为‘黄公涧’、‘陆子泉’。山水确实要等待人来为它命名，难道不是山水常常作为客人，而我常常作为主人吗？”“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有一座山丘的优胜之处，便占据它；有一道山谷的幽静之处，便占据它；有一座亭子，便题写匾额说‘某某书写’；有一块石头，便刻上‘某某曾立于此’。他们本来以为这是我所有的，可是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不知要更换多少主人、更换多少匾额、更换多少刻字。而这些山丘、山谷、亭子、石头，虽然曾经因主人更换而多次更改名称，但它们原来的名称最终从未改变。经过陆子泉，人们说‘这是某某泉’，不会说‘这是另一个人的泉’；渡过黄公涧，人们说‘这是某某涧’，不会说‘这是另一个人的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不是不想命名，只是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把他的名字加上去。难道不是山水总是主人，而我总是客人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古人把山水公之于世，而今人把山水据为私有。”“公心对待山水，就以我来观赏山水；我有主人的道理，主人能够胜过客人，所以山水不能成为主人，而成为我的客人。怀着私心对待山水，就让山水来审视我；我有客人的处境，客人不能胜过主人，所以山水反过来成为我的主人。像黄公、陆子这两位主人，已经离世了。如今我和您在这里游览、在这里饮酒，都是客人；那些占有山水的人也只是客人。今天是某人所有，另一个时代又是某人所有，再过一个时代还会有另一个某人所有。这样看来，彼此都是客人，究竟谁是主人呢？”“山水在古代有主人，如今却没有主人，说它有古今之别也可以。那些所谓主人是有限的，而我作为客人却无穷无尽，说我是主人也可以。”客人连声答应，希望把这番话记载下来。主人于是拿起笔记下了它。

译《记客语》【赵玉】有客人拿着关于科举程式文章的作品给我看，我质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士人生活在太平盛世，显达时就应当辅佐皇帝的谋略，推行政治教化，代替上天完成治理，建立人的纲常；像商说、周望那样，困穷时就应当树立清白节操，笃守朴素的品行，宣扬高尚的风气，阐述圣人的经典。要成为仲武、子陵那样的人，哪里在于调弄黄白文辞、堆砌四六骈偶、割裂经书史籍、剪裁传注，耗尽英俊豪壮之士的精力，销蚀知仁圣义的本性？上面所要求的、下面所推举的，如果全天下的士子都从这条道路出身，那么就会导致没有真正的儒者来治理国家，没有名将来平定祸乱，没有巧匠来创造器物，没有名医来治疗疾病，没有良史来记载事情，正是这个缘故。况且糊名易书，哪里比得上用玄纁聘币来礼聘贤才？在棘闱锁院中闭门应试，哪里比得上安车蒲轮来迎接贤人？住在简陋的版屋席舍中，哪里比得上皇帝临轩而坐、让贤者在前席就座？因此儒道日益衰微，经学日益晦暗。何必迎合世俗风气，去做这种事情呢？”客人说：“您实在是不懂经典，也不通晓变通。三代以前的制度姑且不说，自从《周官》所说宾兴贤能的选举不再实行，汉代便有察举方正、孝廉；这种制度施行久了渐生弊端，魏晋便有九品中正。推举之法逐渐冗滥，于是隋代有秀才科，唐代有词赋科。到了宋代才完全用经义来取士，我朝沿袭这种制度，废黜词赋的浮华，采用策论的质实。” “糊名取自唐代武瞾，程式取自宋代王安石，只采纳它们的长处，不嫌其琐陋。不是通过这条道路出身的，叫作侥幸进身；不学习这一套的，叫作走异途。把它传给万世，就不会有弊病了。像薛敬轩、章枫山、罗整庵的理学，穆玄庵、崔后渠的经学，何栢斋、马谿田的清白节操，于肃愍、王阳明的武略，李空同、何大复的文章，这几位先生都从科举中出身，而事业文章凌驾百代，确实不能诬蔑。若一定要追随古人，为什么远古人茹毛饮血，您却喜爱八珍五味呢？”我自知说错了话，便向客人道歉，退下后摘录他的话来记载自己的过错，同时也把它送给如今学习举子业的人。《诘儒一》【方弘静】穿儒服的人说：“佛、道二教的教义，本来并没有不同于儒教之处，只是拘泥的人把它们看成不同，并不是道理有不同，道本来只有一个。”我质问他说：“我看您沉溺于佛、道二教，大概还听到了什么异说吧？如今却说它们本来同儒教相同吗？儒教不同于二教的地方，儒者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正是您所厌恶听闻的，这里暂且不谈。我听说，穿着哪一家的服装，就应诵读哪一家的言论；诵读哪一家的言论，就应实行哪一家的行为。您穿着儒服，却诵读佛、道二教的言论，为什么不干脆穿二教的服装呢？”“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这些关系，您认为可以废除吗？还是不能废除？如果可以废除，您为什么不跟从二教呢？”“老子说：‘上等士人听到道，勤奋地去实行。’您本来就是您所谓的上等士人，您把二教的道理服膺于心，可以说是勤奋了。《金刚经》说：‘五百年后，善男子相信并诵读这部经的人，如来全都看见。’像您这样的人，必定会被如来看见。”“况且二教所说勤奋实行，是要生出羽翼长生不死吗？是要往生净土吗？自从有二教以来，那些长出羽翼、长生不死的人在哪里？曾经有善男子从净土回来过吗？” “如来尚且看见您，您看见如来吗？如来所要前来迎接的人，除了您还能迎接谁呢？”“七宝莲花、三山琼宇，稍有知识的人也知道它们并不存在。假设它们存在，能够像脱掉鞋子一样轻易舍弃尘世、无所顾忌地违逆世俗，也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斋醮布施、妄求利益和幸福，亲眼看见奸猾之徒聚集，欺骗诱导愚人，简直不亚于盗窃，却从不认为这是错误，反而跟着替他们做先导，难道可以吗？”“假如您是愚昧的人，我就无话可说；您既然是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忍心任由异端攻击，欺骗这个世间，使天下人受惑呢？” 《诘儒二》【方弘静】儒者说：“庄子并不是不知道仁义礼乐的美好，只是认为仁义礼乐孔子、孟子既然已经反复郑重地讲过，再说就是多余了。真有这种事吗？这只是他的遁辞罢了。仁义礼乐对于人，就像豆类粮食不可缺少一样。人既然没有不饮食的，早晨吃饭，晚上吃饭，难道不是多余的吗？孔子说‘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从未不谈道德；那么道德也就多余了吗？儒者偏向二教时便说：‘形而上者叫作道，形而下者叫作器。’道器是《易经》的说法，老子不过把《易经》的道解释成有无，释氏不过把《易经》的道解释成色空罢了；这样难道就算本来没有不同吗？唉！佛、道二教果真同儒教没有差别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种别人的田地呢？既然说仁义礼乐的言论多余，那么道器这套说法也已经说过了，《易经》的有无、又《易经》的色空，为什么不嫌重复呢？况且二教的学说怎么可以相同？君子的道广大而精微，从夫妇日用开始，显明于天地之间，以至诚不息为根本，一句话便可概括，都是实在的道理。二教的学说却归于无、归于空罢了；这种学说足以迷惑那些喜欢搜求幽隐、喜好奇异的人，却不足以救济天下，而且会使人一同沉溺，怎么可以相同呢？” 《诘儒三》【方弘静】儒者说：“老子、庄子与孔子、孟子处在同一时代。孔子、孟子从未攻击他们，为什么后世学者却喋喋不休、沸沸扬扬地争论不止呢？他们愤世嫉俗的心太迫切了。君子辨别言论，只看言论本身的是非。言论正确，即使是浅近的话也要考察，何况是古代流传、世人所崇尚的著作呢？言论不正确，即使能使人很快贫困、很快朽坏，也要认为不是孔子的话；《武成》篇也只取其中二三处而已。难道因为孔子、孟子没有直接批评，就不知道它是错误的吗？”孔子说：“搜求幽隐、行为怪诞，后世或许有人传述，我不去攻击它。”至于异端，祸害也就到此为止了。当时圣王之道仍然同一伦常、同一文字，有足以验证和信服的根据，哪里可以不说呢？孟子认为：“没有君主，和禽兽没有区别。”杨朱本来就是老氏一派吧？至于庄子，使用寓言和离奇辞句，只是放纵自己；王公大人不能把他当作可用的人。司马迁评论他，大概是如实记录。他的著作还没有像杨朱、墨子那样遍布天下，难道就可以不加辨析吗？怎么能把孔子、孟子没有攻击的人说成不可以议论呢？” 《决疑》【樊鹏】

译樊子辞别家人出游求仕，到了西秦，竭尽忠诚、发挥才力，每天没有遗留的政务。然而内心同外在行迹相违背，平日常常不快乐，于是前往拜见长安有道之士季礼先生，说：“我有一个隐伏的疑惑，希望先生为我决断。”先生说：“您不是汝南樊大夫吗？”回答说：“是。”先生说：“我听说贤者顺应时代来树立名声，智者乘着时机来建立功绩。如今您自己登上青云，一同升入清明的朝廷，遇逢仁圣之君，手握金印，身佩玉珂，管辖千里土地，专门负责按察。您发怒便风雷生起，您施恩便如阳春降临。万民遵循命令，各郡接受政令，上下彼此信任，歌颂之声充满道路。舒心快意、迈步向前，建立事业、成就功名，正是这个时候。您还有什么困惑？什么疑问？什么思虑？什么忧患？还有什么不足呢？如今却面色郁郁而不肯表达，心意迟疑而不能舒展，难道不是悖谬吗？”樊子说：“虎豹麋鹿离开山林便跌倒骚动、转身逃走；骅骝、绿耳被拴在锅灶旁，便踏地悲鸣，它们的性情本来不同。因此苏秦、张仪凭口舌取得显贵，平原君凭刀笔居于相位，萧何、朱买臣结绶为官，王吉、贡禹准备入朝，不能拿山林的幽深去劝说他们。”长沮、桀溺偶然耕作，楚国狂人接舆唱着凤歌衰败；“梅福悬挂冠冕辞官，严陵守着钓竿，不能拿朝廷的富贵去劝说他们。这些人各自守持确定的执着，趋向确定的方向；凿孔不能把短的接长，不能把长的截短，不能把圆的改成方的，也不能把方的改成圆的。因此他们各自不懈地完成志向，成就名声。如今我却不是这样：居处没有独到明见，行动没有一种技艺达到成就；不敢离群索居，不能作出含糊柔弱的应答；出仕与退隐、显达与隐晦，没有人能了解我。迷失前路而远行，喜怒哀乐牵动我的感情，内心摇摆不定，像悬着的旌旗。我既喜欢直言尽忠，又喜欢显赫地保全自身；既喜欢琴瑟俎豆的美善，又喜欢锦绣衣服和簪缨冠饰。愿像白鸥一样自由漂泊，又像龙驹一样昂然；像凤凰飞翔于千仞高空，又像凤鸟在高冈鸣叫。愿以江边的杜蘅作衣，以秋兰作服；又愿像海棠争春，像园葵向阳。我的心既在江湖，又在朝廷；精神遨游八方，却舍不得故乡。凿孔使它变短，不凿又使它变长；用矩规它就成圆，用防碍它就成方。这几种情形，哪一种该舍弃，哪一种该遵从？哪一种该停止，哪一种该行动？哪一种是大道，哪一种是小径？什么能够确定我的志向？什么能够坚定我的性情？”季礼先生拜了两拜，辞谢他，并作歌说：“潜藏深渊成为龙啊，随着云气而升腾；“凤凰居于千仞高处啊，在高冈鸣叫本来就是这样。千条小路、万条道路啊，都期望一定到达目的地；随时代一同前行啊，随大道一同舒卷。任凭您的心意，实行您的事业，我本来不能替您决断疑惑。”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八，余姚黄宗羲编，《问答五》杂体 《客问》【来知德】我因为先父患有晚年的疾病，母亲又患眼疾，早晚定省，留在家中侍奉供养，不愿意出仕求进。朋友写信来，大多对此表示疑惑，因此作这篇文章代为回答。虽然文辞是修饰过的，但问题确实存在，并不像《客难》《宾戏》那样只是虚构说法。瞿唐来子隐居在釜山书堂。有客人来拜访并问他说：“我听说您的名声很久了。听说您以道德为冠，以仁义为履，穿着百家之学，佩带六艺，知道您已经栖身于君子之林。众人都仰慕您，但我私下认为您这样做不对。我听说鸟儿还能向着太阳鸣叫，葵花也知道倾向太阳，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所以明哲之士应当乘时而动，通达之人应当震动世俗。如今皇帝的谋略宏大光明，王道的表征辉煌昭著；群儒进献美玉般的才华，众贤在桥门聚集采撷蕙草；兼收并蓄，连萧艾也不遗漏；选取干将利器，也不遗弃铅刀。难道会因为倔强抱琴而不出仕，岂能渡河却没有船只？只要能够存心于有利万物，何必一定要手执玉璧、身垂貂尾呢？”于是您在城市中悬车退居，在蘅草水岸击壤自娱；剩下的才能高飞于鸾鸟所在的天汉，却甘愿把踪迹拘束在鷃雀栖息的小山。确实像拗折鳐鱼而收敛翅翼，必然滞塞贤才而积压恩泽；雕镂龙文而削除草木，抛弃珍贵的荼荠于荒野。我本来希望您参与伊尹、吕尚的行列，哪里料到如今您却要驾车仿效许由、巢父呢？”来子说：“您把我看作隐士了。隐士一定有所作为。如今生逢明君盛世，却以不被任用为耻，我并不这样做。”客人说：“人应酬接世，不是退处就是出仕。春天荣盛的是兰花，秋天荣盛的是菊花。我知道您的心意了。” “当您在云庄采集秀美之物、在雾筑焚烧枯木、雕刻羽调、牵引商调，吹奏金声玉振的音乐，声价高登虹霓之巅，清越的声音传遍蝉鸣的山谷，亲近花鸟，傲视坟典书籍，任意远游于青山，绝不把感情系在朱轮车上。哪里知道幽暗者将要显明，微小者终将显著？等到岩廊访求隐士，宰臣罗致奇才，旭日照亮高飞的鹊鸟，和风吹动枯萎的嫩芽；书信将要以鹤承载、以鸾鸟执持，束帛投向园林，车轴相接而填满茅屋。庆幸我道大行于世，感叹世人终于了解我。那时您便整顿筋骨、挥动羽翼，仰首舒眉，从幽深山洞走出险峻大道，顾盼通达的仕途而扬眉，进入宫阙参与谋议。我知道您有南山的道路，也担心您会有北山被召回的改变。”来子咧嘴笑道：“那不是道路，而是迂路。想做官却没有道路的人，才把山当作道路。我的科名本来就是侥幸所得，做官就做官罢了；我不求眼前可以期待的荣华，也不求将来未必得到的宠幸。岁月催迫，年齿衰老，还能说什么呢？愚蠢也已经到了极点，我不这样做。”客人说：“您知道古人吗？漆园吏庄周的放达，叔夜嵇康的简傲，王衍的清谈，阮籍的懒散，沉湎于竹林，在山阪长啸；脱下冠履，解开衣襟，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手持纸笔，提着酒杯。您还把舜帝比作猪，把周公比作猿，逢迎酒糟、背着锄头，遇到麯生便流口水。” “世俗之士称他们为六逸，诗人称他们为八仙。他们坐等九畴秩序败坏，根本不顾日月盈亏；恭敬从言谈中消失，名节在污秽中被削损。您不出仕，又不向世俗求取名声，想来原因就在这里吧？”来子说：“这只是放纵自己、忘掉世事的人。我想要挽救世道，不会这样做。”客人说：“假如有这样的人，抛弃情感、遗忘尘世，断绝尘缘、脱掉鞋履，名列仙籍，乘青云轻举而上；垂挂琳琅玉绶，佩带美玉，驾着滕六，驱使列缺，调遣世外玄妙之神，弹奏壶中的《白雪》。青鸟环绕传音，红鸾击节伴奏。不久明月初升，云璈刚刚停歇，眺望沧海桑田几度变迁，回首岁月次序不过一瞥之间。悲叹荒丘埋藏古人的鲜血；又看那芝宫高耸，桂馆如龙腾跃，吹气使冰化成醴酒，呵斥石头使它飞出浆液。真妃捧着供品，姹女擦拭泪水，招来王子乔从容而游，拉着萧史往来徜徉。沉醉之后开口告别，指着流水写成诗章。歌唱道：‘流水啊向东流，美人啊在何方？回首啊望三素，浮世啊不过朝夕。’又有慈云消灭，甘露消失，四方弘扬六度，秘密传授奈苑的法门，洞开葱岭的道路。您还不生万物作园囿，不以无形之物为家，把天地当作寄居的草庐，把形体看作虫虾。” “一见到道理便成为障碍，越是专心学习反而越加偏差。于是吼叫桐峰的虎，垂下长庆寺的蛇，种植云门的树，浇灌南泉的花，防守洛浦的金衣，洞山的麻，烹煮明昭的铫，饮用赵州的茶。早听到这些的人难以登上彼岸，沉醉其中的人还没有看见渡口。即使把海水倾入毛孔也不能撼动它，鱼鳖若施以藤条倚树，必然……[疑有脱文]。像您这样迟钝忙乱、不出庭户、不面见官长、勤勉到只恨每天时间不够的人，必定会处在这种境界。”来子说：“您越说越远了。这是方外的法术，是出于名教之外的东西。世人都像这样，三纲就会断绝，我不会做这种事。”客人说：“我真不了解您。”于是离开座位起身，拂衣而去。来子说：“请留步，我告诉您。大德之人不一定做官，持中立身的人戒除偏倚。因此君子没有整天背离仁德的时候，大人把万物看作自己的身体，不急迫地一定去做，也不拘泥地一定不做。洗涤修养在于自身，显达或隐晦安于所遇。树立德行的根基有常道，建立功业的途径却不止一条。假如入仕能够侍奉我的父母，就算饮水也能使他们欢喜；假如出仕能够侍奉我的君主，牺牲性命也不计较。看见车轮便随圆而转，遇到椽木便依直而施，遭遇坎陷就停下，乘着水流便前行。” “功业显赫又有什么可欣喜，穷困居处又有什么可忧戚？所以把忠心移用于家庭，便是敬爱相同；把孝心移用于国家，便是爱护相同。假如人人都认为不做官才是正确，那么关龙逢就不是孝臣；假如人人都认为做官才是正确，那么会稽、曾参就不是忠臣。那些被征召出仕的人，凭什么吟诵他们伟大的功业？那些嘉许退隐的人，凭什么推崇他们清高的风节？伟大功业在于扶助倾危、挽救危难，有匡正世道的功绩；清高风节在于启发顽固者、扶立懦弱者，有流传后世的功劳。这些都对国家的教化有所补益。由此可见，事情没有固定的形式，只要合乎义即可；行动没有固定的道路，只要尊崇道即可。因此可以做官，也可以退处。出仕和退处之间，关键在于修养自身。子夏不是说过吗：‘不要成为小人啊，要成为君子。若是小人，求取青紫官服有什么意义？若是君子，出仕可以，退处也可以。’后世末流兴起，功利之风炽烈，这句话已经很久没有进入人们的耳朵了。我将探寻孔子、颜回所享受的快乐，在这个道理上剖析蚕丝般的细理；惭愧自己像丛生的荆榛一样没有成就，却仍然空自勤勉而不停止。假如亲友之间的友爱可以用来治理政事，空泛的言论也足以改善风俗，那么即使如尘雾般微小，也或许可以成为山海的一点补益。这难道不是像鸟向太阳鸣叫、葵花向太阳倾斜的心意吗？您为什么竟然怀疑到这种程度？”客人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从今以后，我才知道江湖与廊庙原本是一体，彰明道理和实行道理，最终都将使人成为善人。”我错了，来子于是提笔写成《客问》。《隍灾对》【徐渭】

译万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两日，夜漏将尽，约在子时，府隍祠起火。火从东北角的低矮房舍向上喷射，烧到大殿檐角等处，随即连成一片烧入殿内。抬神像的人有一百多人，想搬走却搬不动。不久神像的头坠落下来，连宴殿的殿顶也坠毁了。有人说，是众人悲痛，才把掉下来的东西捧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应当把它丢弃而不取回。宴殿中有两位夫人夹侍神座，外面还有廊屋；十多个小神侍从左右，球、马、斧、旗幢等物有一百多件，却没有一件受损。一个厨子也参加搬运，正遇屋顶崩塌，被灰烬埋住，却忽然自己出来了。宴殿后面的人只破了脑袋，众人惊骇地问他，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出来的。”幸免于难的人大多如此，只有神像所居的大殿，两横一纵的构架获得了些许保全。观看的人将近一万人，都惊异而悲痛。第二天，人们接踵而来互相询问，却没有人能够回答。夜里躺下思考，想到了周公借故鞭打伯禽、以此警戒世子的故事，才又有了回答。询问的人说：“照你这样说，难道把神比作伯禽吗？那么必然有可以比作世子的人。比作世子的，当然应当是治理我们这片土地的人；而礼书所说的世子，本来并没有过错。只因伯禽有小过，周公借鞭打他来预先警告世子罢了。如今治理我们土地的人，没有一件可以举出的过错，也同世子一样。” 皇帝又何必借惩罚神灵来警戒治理地方的人，像周公借鞭打伯禽来警戒世子一样呢？即使神灵有小过，皇帝小小惩罚他，像周公鞭打伯禽那样也就够了，惩罚又何至于这样严酷呢？”我说：“有人把西施的头发同郑旦的头发相比，并不是逐根计算、按寸衡量，只是说两人的黑亮和丰美相差不远罢了。治理地方的人奉命而来，身上所承担的责任也很多。即使有一两件事不合心意，难道一定都是他亲自做的吗？别人替他做事，他心里知道不该做，但形势和权力无法改变，于是不得不把责任委托给形势和权力；可是最终仍不免认为自己有负于本心，始终感到不安。这样的事情有一百件，难道不会有一两件吗？皇帝如果说：‘他明知如此，却还要这样做，不是有罪，而是有所畏惧。’我就把神灵当作伯禽，把治理者当作世子，把火灾当作鞭打，以此决定性地显明他不肯自负罪责的本心，使他能够借神灵的名义感动那些坚持己见、掌握权力的人；如果掌权者万一听从，又可以借神灵的名义转告自己的同党，使他们悔悟当初相互倡和的错误。所以我说，皇帝这次举动，大体上像周公鞭打伯禽，并不是要逐根计算、逐寸衡量他的头发。” 问：“那么神灵有什么罪过，竟受到这样的酷罚呢？”答：“土木构成的神灵寄居之所，是卑贱的；神灵的灵明魂魄，才是真正尊贵的。房屋还可以重新建造，所以两者都可以舍弃。”古语说：凡是神像塑成的那一天，没有不把承载它形体的屋舍视作草土，舍弃它而离去的，何况只是土木构成的屋舍呢？更何况是供土木屋舍居住的神灵呢？如今上天显示惩罚，不过夺去它卑贱的部分，并没有夺去它尊贵的部分。况且如果皇帝果真是在惩罚神灵，而且惩罚如此严酷，果真连它尊贵的部分也夺去了，那么我和你又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又怎么能说这是借鞭打来启发治理者、帮助他下定决心呢？因此，惩罚严酷与否，不值得计较。唉！这就是上天隐微而灵活的权力。我曾经说过，上天隐微的权力不能拿人的常理来衡量。若可以用人的常理衡量，就会成为固定不变的常规；既然不变，人们便能反复试探而熟悉它，在趋避之间侥幸取巧。所以，东海妇人的死，过错在官吏，本应惩罚官吏，上天却不惩罚官吏而惩罚农民。若说这是为了使众人能够参与承担责任，所以归罪于官吏；一个官吏可以由一人决定，官署却不能胜过众多农民。又或者说，官吏远离妇人，可以容许她受冤；众人离她近，事情容易查明。既然容易查明，却没有多数人出来争辩，难道可以吗？起初也曾稍稍以旱灾惩罚众人，但众人仍然没有醒悟。” 因此惩罚延续到三年，必须使事实得到昭雪才停止，而农民受到的损失已经很多了。起初这也是对农民施行的鞭打，但众人愚昧，只推说责任在官吏。直到今天，过了几千年仍然没有醒悟。上天凡是降下能够波及大众的大灾，似乎是要让大众追查导致灾祸的首恶并责怪他；而首恶往往也不醒悟。等到他们胆敢作恶，便多半败在大众的责难之下，这同东海旱灾惩罚农民而农民不醒悟、反说是在惩罚官吏，是一样的。唉！不是灾及大众，大众便不能胜过首恶；不是灾及大众，大众也不会怨恨这场灾祸。因此上天的权力，不使人能够按固定常规来衡量，始终如此。询问的人说：“你有什么根据？”我说：“根据董子。”询问的人说：“陈亢说过：‘问一个问题而得到三方面的收获。’我今天差不多接近这种境界了。幸运的是如此，然而我却不能做到。不是我不能做到，而是他也不能做到。我也是农民，他也是一个农民；他也是一个妇人，你也是一个妇人。” 《通丧问答》【郭造卿】郭卿说：如今的人很少读《礼》，读的人又忌讳谈丧礼；即使读礼的人，也很少了。大概对于通行丧礼的制度，疑问很多。林生问：三年按月份计算共有三十六个月，却只服丧二十七个月便除去丧服。有人把缌麻、大功、小功、期服的期限相加，但仍然超过二十七个月的有两处。大功比期服减少三个月，小功比大功减少四个月，缌麻比小功减少两个月。三年丧也应当逐级减杀。二十七个月的制度，是因为缌麻、大功等服制逐级减杀而形成的吗？答：各种丧服各有自己的制度，这是经典规定，也是礼义所在，不可增减。既然因缌麻、大功的减杀而减杀，为什么又把期服置于三年丧之中？有人说：礼是为了能够传承、继行，所以分别等差节制，这才叫礼。又有人说：古代二十五个月举行禫祭，是以月份代替年；说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也是以季节代替年。怎么样？答：唉，竟是这样吗？我在礼书中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况且两周年是丧礼中的中正尺度。若有所作为而加以减损，不是太薄了吗？这还算礼道吗？然而谈论礼的人，大概还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檀弓》所说，举行大祥穿缟服，这个月举行禫祭，再过一个月才奏乐。意思是大祥所在的月份举行禫祭，再过一个月，又满一个月，才奏乐。”

译这样算来，禫祭就在三个月之中完成了。有人说：礼书所说“间月而禫”，是指在大祥月的中间举行禫祭。因此禫祭的意思是：难道是这个月举行禫祭，过一个月又举行禫祭吗？鲁人早晨举行大祥，晚上便歌唱，孔子说过一个月才算好，说的就是过一个月才奏乐。意思是超过这个月份，到了二十六个月，便不是禫祭了。所以要选择远日来举行大祥，如果赶上旬日，月份就超过了；孔子所说五日弹琴尚不能成声，十日才奏出笙歌，就是这个意思。经典说：三年之丧，到二十五个月便完毕。若再加一个月举行禫祭，就是尚未完毕。况且那是奏乐的月份，怎么能称作禫祭呢？问：有人说《杂记》规定，期服十一月练服，十二月大祥，十五个月禫祭；二十七个月的制度，是否是由此在期服上加出来的？答：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所以有练祭、祥祭和禫祭。是在通常期服上加一个月，在大祥后又加两个月；这是因为不能服满两周年，用这种办法表示哀情还没有尽。既然父亲在世时服期服又有所增加，禫祭就在第三个月举行，那么还有什么疑问呢？况且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丧礼也同样如此，又过三个月举行禫祭，还有什么疑问呢？这种说法只说十五个月举行禫祭而停止，那么二十五个月举行禫祭并完成丧礼，也就明白了。问：二十五个月为什么称为三年？” 答：礼书说，期服之丧是两年，再期之丧是三年。两年称为期服，两个期服难道不就是三年吗？问：十二个月成为一年，就像元旦死去、除夕除丧；到了第二个周年，也照此办理，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说两年、三年呢？答：期，是一周年，是循环到原来的时日。今年某日去世，第二年这一天就是今年的期日。第一次期日到来，就已经跨过两年；三年也是如此。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期日一定要在初次设奠防丧之日以后呢？答：孝子的感情无穷，却要用礼制加以限制。若在三年之内，到了亲人去世的那一天就举行大祥，第二天便安然无事，礼制上怎么忍心这样做呢？君子有终身的丧，指的就是忌日。既然第二个期日用年名来称说，就是三年。问：为什么不实际服满三年到终结呢？答：礼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不过是人情罢了。《易》说：古代的丧服没有数目限制。到《尚书》又说：父母去世三年，丧服仍没有固定制度。三代才开始制定制度，但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难道没有三年的爱吗？之所以用一年截断，是因为礼说：天地有更替，四时有变化，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不重新开始。丧礼就是取法这种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礼制的主旨在于增加隆重，所以加倍到两个周年；大概悲痛越深，痊愈越迟，三年正是为了表示极度的悲痛。若两个周年再加一个期日，按年数计算便有四年；况且母亲服期服，而父亲的期服已有三个期日。父亲去世后母亲也照此办理，那么父亲在世时母亲的丧期就太过屈减了。所以礼书说：“圣人为此建立适中的制度和节制，大祥之日弹奏素琴，告诉百姓丧礼有终。”到了这一天就转为吉礼，孝子难道忍心吗？所以连细微的装饰也没有不佩戴的。尚且还要过一个月才歌唱，再过一个月才奏乐。若任其发展，哀痛便没有终结，因此礼制一定要设置防范。问：为父母服两个周年，把它延长到三个月、五个月、九个月，不也可以吗？答：说起来为什么这样容易？在服期之内，悲哀表现在容貌形体、声音、言语、饮食、居处和衣服上，几乎与死亡相邻。因此礼书说：“服期而练，虽形体损毁，却不能伤害生命本性。”三年之丧，哀痛未尽，思慕未忘；之所以以此为限，难道不是因为上面不能缺少对祖先的祭祀，下面不能停止后嗣的延续吗？士人则礼乐会废弛，做官则国政会荒废。如今有人连两个周年都觉得不足，难道都是贤者超过礼制吗？” 即使命令服满三个期日，也大概没有像古代三个月那样的制度。问：如今的二十七个月是怎么来的？答：这是郑玄开始提出的说法，从汉代到宋代天圣年间才依从而确定。如今牵强地使各种说法合于二十七个月的数目，已经背离古制，很远了。古代两个期日称为三年，就像除夕出生、过了年到元旦才去世，谁能说这不是三年呢？守丧三年，是通常的期限；从礼义上说，两个期日已经足够了。难道你还要等到三年月份完全结束，才算免除父母的怀抱吗？问：既然如此，如今究竟应当怎么办？答：小子记住！我只是讲述先王的礼制罢了。” 《寤言》【顾宪成】七月一日午后，我正靠着几案躺着，东里私塾的一位老先生来访。我问：“听说娄江王相国有新的任命，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问：“您认为他应当出任吗？”我说：“出任而大展平生抱负，扭转乾坤，这是上策；出任而因循守旧，像进入宝山却空手回来，这是下策；坚决卧居不出，无过无誉，这是中策。众人猜测，相国的意思大半在中策。”老先生说：“相国如果只是庸人，那就罢了；相国如果是大豪杰，恐怕不会这样。”我问：“为什么？”老先生说：“我私下观察如今前后相继执政的人，总有一条共同的诀窍：顺从他们就安全，即使天下人异口同声地喧哗反对；违逆他们就危险，即使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拥护。因此赵兰溪直到遭受群起的污辱而死才罢休，还能得到厚重的抚恤；沈四明直到狼狈不堪才离去，仍得到特别的安慰诏谕；王山阴早晨请求罢职，晚上就得到批准；沈归德晚上讲学罢职，早晨就得到批准。难道果真是正直之道难以容纳，曲从之道容易相合吗？还是一时的气运如此？不然，或许有人暗中操纵着其中的线索？我希望相国出任，在其中加以转移。”

译我默然不语。老先生说：“还不止如此。吏部也是这样：长久拖延没有比海丰更甚的，是顺从；催促急迫没有比平湖、余姚更甚的，是违逆。论者说，宰相以知人用人为职责，所以吏部和阁臣应当斟酌天下人的贤与不肖，等待朝廷裁决。但近世阁臣害怕被说成掌握赏罚权，不再询问吏部；吏部害怕被说成依附权贵，也不再询问阁臣，于是彼此水火不容，满朝也不再信任内阁和吏部。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请让我质问：吏部不询问内阁，固然正直；内阁不询问吏部，固然公正，为什么反而造成彼此水火不容？究竟是内阁想进用贤者、罢退不肖，而吏部阻挠吗？还是吏部想进用贤者、罢退不肖，而内阁阻挠吗？朝廷不再信任部、阁，是吏部妨碍内阁，于是诋毁内阁造成的吗？还是内阁妨碍吏部，于是诋毁吏部造成的？如果这样，岂不是吏部不询问内阁是真的，内阁不询问吏部却是假的？这不能不详细察看。还请让我推究根本来说：吏部和内阁确实应当共同斟酌，很难各自坚持异同。总之，也必须是任吏部的人有不询问阁臣的心，然后他的斟酌才出于正道，而不是逢迎权贵；任阁臣的人有不询问吏部的心，然后他的斟酌才出于公心，而不是玩弄威福。这就是所谓同心同德，完全看不出异同的痕迹。否则，严嵩、张居正的前车之鉴还不远，倒不如彼此不询问更好。何况到了今天，平湖、余姚这一线的脉络似乎将要断绝，哪里还有担心水火不容，却反而担心内阁权轻、吏部权重的道理？如果果真像所担心的那样，为什么只看见内阁排斥吏部，而没有看见吏部排斥内阁？我希望相国出任，在其中作一番表率和匡正。我又默然不语。老先生说：“还不止如此。近来我又私下窥见执政者隐微的意旨。大概是说：吴、赵、邹、沈等君子太刚劲，用起来很困难；胡、王、陈、曾等小人太柔靡，用起来又不雅。不如选择一类谨慎厚道的人来任用。这类人既不喜欢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不会轻易卷入风波来阻碍我；也不任意说放荡的话、做放荡的事，不会冲破堤防来冲击我。人人都说君子应当亲近，这种人无法指责为不是君子；人人都说小人应当疏远，这种人也无法指责为小人。执持两端而取其中间，或许就可以了。” 这样似乎足以平息阿谀附和的源头，堵住喧嚣争论的孔道，平定偏袒党派的议论，堵住好事者的嘴，使天下安然驯服，不再施展纷纷扰扰的言论。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类人从表面行迹看似乎如此，慢慢考察其实际，正是孔子所说的“道德的贼”，孟子所说的“反对他却举不出罪状，讥刺他却找不到可讥刺之处”：同流俗、合污世，居处似乎忠信，行为似乎廉洁，众人都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正确，却不能同他一道进入尧舜之道。三代以后，高官厚禄大多被这一类人占据。即使要遏制他们，还担心不能彻底断绝，何况还树起旗帜引导他们趋向呢？将会看到，上面喜好的东西，下面一定更加厉害；上面一倡导，众人一定应和；人人把模棱两可当作本领，事事把调停折中当作便利；遇到贤与不肖，不愿明白分别，却混同纳入平等之中，说‘我能够打破藩篱’；遇到是非，不肯直截了当地担当，却含糊处理，说‘我能够摆脱成见’。久而久之，正气一天天消退，清议一天天衰微，士人的风气一天天变得巧诈，官场的机心一天天变得狡猾，最后只知道保全自身，不知道国家；只知道私交，不知道君父。本来想惩戒东汉末年的矫激，却反而造成西汉末年的顽钝；它酿成的祸患和流毒，几乎不可胜言。” 唯独这一类人，既不失去名声，也不失去利益，安享富贵尊荣，悠闲坐享其成，对天下治乱安危漠不关心，像张禹、胡广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难道不可痛恨吗？我希望相国出任，在其中挽回这种局面。于是我又靠着几案躺下，客人不高兴地说：“老人失言了！”便拂袖而去。《寐言》【顾宪成】老先生走后，我反复推敲他说的三层意思，觉得实在不能草草放过。我走到庭院中，来回徘徊，辗转数百次，不能停下。到了傍晚就寝，心中仍耿耿不安，过了很久才睡着。忽然梦见相国经过锡地，我在芙蓉湖上遇见他。相国一见我便说：“你一定有办法帮助我。”我说：“宪成懂得什么？只是如今有一件大冤屈，必须请先生为它昭雪罢了。”相国惊愕地问：“冤屈在哪里？”我说：“在皇上身上。”相国更加惊异。我说：“先生不要惊诧，请听我以亲身经历说明。当年我待罪考功司时，恰逢邹南皋上疏称病，请求归还左堂之职；当时麓蔡公掌管吏部印信，他问我：‘这份奏疏应当怎样批复？’我说：‘请由老先生主持。’蔡公说：‘昨天见到王相国，他说皇上派一名中贵人把邹氏的奏疏送到内阁，命令放他离去。’我说：‘这件事更应当斟酌。试想皇上这个念头从哪里来？如果是正确的，就应当引导并顺从它；如果不正确，就应当匡正并挽救它。’如果不追问缘由，皇上说‘如此’，相国也就说‘如此’，皇上还会认为只要听从自己的话、没有人违背就可以了，这并不能使君德光明。” 相国说“如此”，部中也就说“如此”，相国还会认为只要听从皇上的话、没有人违背就可以了，这并不能使相臣之道光明。请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说：“姑且缓一缓。”几天后我见到蔡公，又把先前的意见告诉他。又过几天，蔡公召见我这个不肖，说：“近来思考此事，南皋的确应当拟议留任，你所坚持的是对的。”于是我照他的意思起草批复。皇上最终批准了，并没有责怪。后来我待罪文选，向堂官心谷陈公请求拟升江念所为光禄寺少卿。念所过去蒙皇上知遇，后来因山陵之事罢官归乡已有几年。奏疏上呈后，皇上亲笔写下“江东之升光禄寺少卿”九个字。吏科许少微看见后觉得奇异，拿来给我看，说：“按照旧例，只有大九卿才由皇上亲笔书写，这实在是特别的笔墨。”此后江念所逐渐升任大理寺官员，出任云南镇守；不久被言官弹劾，又听任他归去。由前面看，皇上心中本来确实有江念所；由后面看，皇上心中又未尝真正有江念所。类推而言，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大概皇上就是这样没有预定成见。如今大僚不补任，说是皇上的责任；科道官不选任，说是皇上的责任；

译废置遗弃而不能起用，也说是皇上的责任。这难道不是一大冤屈吗？平民百姓的冤屈，有司会为他们昭雪；有司不能办，监司会为他们昭雪；监司不能办，两台会为他们昭雪；两台不能办，还有击登闻鼓，把事情转达给皇上的。这样，皇上便会下令公卿为他们昭雪。他们申诉的道路很宽，主持办理的人也各处都有，不必担心冤屈沉埋。可是皇上的冤屈，只有内阁能够替他昭雪。希望先生留意。相国说：“说得好。称誉君主归于君主，有过错则归于自己，这是古代的道理。您说得很对。”我说：“先生所说的，还是顾全面子的言语；宪成所说的，则是内心深处的话。我私下曾经思量，侍奉英明的君主，难道不是容易开导吗？然而君主有时恃才自用、喜怒难测，调停又会被认为是不够宽大。侍奉宽大的君主，难道不是容易调停吗？然而君主有时受情欲牵制、说话含混不明，开导又会被认为是不够英明。我国皇上既英明又宽大，二者合于一身，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君主吗？如今却让他蒙受这大冤屈。凡做臣子的，谁不为之动心？何况先生处在一人之下、百官之上。” 先生自从辞政以来，已经将近十四年，仍然被皇上铭记在心；如今皇上派遣光明显赫的使者，庄重地亲自到门前延请，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吗？却坐视皇上蒙受这样的冤屈。希望先生记住。”话说完，我暗中观察相国，也悲怆变色。我又上前说：“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反复诵说两三遍，不觉放声大哭。一室之人都大惊，纷纷起身呼喊。过了一会儿我才醒来，泪水仍满面流淌。众人围过来问缘故。我说：“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辈所能知道的。”慢慢讲述了大意，他们都说：“奇怪，奇怪！”于是起身点灯把梦记下。先生身在江湖而心系朝廷，应当已有先于我而得到这种共鸣的人。如今这次出行，他一定是要使我皇上达到三王、五帝那样的功业。希望这件重大的公案，不要成为白日说梦。”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九，余姚黄宗羲编，文一 杂体 《毁曹操庙文》【唐肃】曹操不向汉朝称臣，天下后世没有不知道的。可是夷陵偏偏有他的庙，难道夷陵的百姓都愚昧吗？夷陵自从有这座庙以来，国家换了不止一个姓，官员也换了不止一个人，却没有人毁掉它。难道凡是在夷陵任职的人都愚昧吗？不是。夷陵百姓并非全都愚昧，有的人知道应当毁庙却不能毁，是力量达不到；在夷陵任职的人也并非全都愚昧，有的人可以毁庙却不毁，是勇气不能胜过私心。即使如此，知道应毁而不能毁，不算愚昧；能够毁而不毁，实在是愚昧。申屠公只是一个小吏，却独自处理了这件事。把他看作百姓，他的力量足以做到；把他看作官员，他的勇气足以战胜私心。他不随流俗，不被祸患吓倒，使愚昧的人惊骇，使不愚昧的人喜悦，难道不是伟大吗？唉！曹操的鬼魂已经很遥远了，即使毁掉他的庙，也不足以惩罚他。然而申屠公这样做，也不是为了惩罚曹操，而是想使后世像曹操那样不向正统君主称臣的人有所畏惧。”},{ 《却巧文》【王达】岁次壬辰，七月初七，王子独居，心中烦乱而不快乐。正好冷风飒然，月光裂云而出，梧桐声声透出秋意，露水和花朵凝结在夜色中。有一位美人忽然来到我的席前，步摇轻颤，华饰灿烂。她斜视王子说：“我是天女的孙女，职责是掌管天界，以此为下民谋利。向我祈祷的人就安泰，背弃我的人就困厄；趋附我的人就富有，违背我的人就贫穷。我早就听说你多直愚而少文饰，实在怜悯你，所以来救助你。你若不害怕，我就把你的情况全部告诉你。”王子耸肩收足，惊疑不定，似梦非梦，似神非神，匍匐着说：“臣本来就笨拙，哪里敢不愿意听闻。”天孙整理衣襟端坐，惆怅地说：“唉！人活在天地之间，谁不希望通达？如今你不能靠巧妙手段求取进身，自己招来困穷和羞辱；你不学习投机取巧，只专心从事正业。朱红的涂饰、喧杂的议论越来越多，夸耀本领如鬼蜮，施展计谋如狙公。鸟翼飞扬，蛇身屈曲，蜂群聚集，蚂蚁相随；依托高大的树木，名叫宛童。你若畏惧不肯曲意迎合，便会使这条升迁之路堵塞；欺骗、奉承、排斥异己，压制内外，倾轧外人，憎恨卑陋，欣喜嫉妒，这都是人心共同的情状。世俗沉聋，以甜言惑世，行为诡诈而踪迹迂曲。季子因此显贵，曲逆因此封侯。” “你也听说过吧？何况还有夺尽工倕技巧的妙术，曲折行事、委曲施为；能够这样做的人，哪里会不合时宜？前面阻拦，后面遮蔽；左边用绳墨，右边用规矩；笑着沾污薇露，游戏般焚烧玉石。满腹锦绣，却轻侮书籍诗篇；一开口便制造诉讼，一转脚便寻找过失。任意给予、任意剥夺，任意说是、任意说非；颠倒纵横，随意兴灭。能够扛天拔地，斩断蛇、剖开犀；文采繁盛华美，纵横升降驰骋。气势压倒屈原，眼光胜过司马相如。诸侯争相构陷，豪族争相储备；台阁称誉便欢喜，台阁毁谤便悲哀。既然显达可以像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做？如今你面黄肌瘦，沉吟着支颐，困居穷乡僻地，年年只在奇异的道路上运行。我现在告诉你，你应当仔细思考；你不改变道路，怎么能够自救？骏马即使捕鼠也不迅速，狂狸却会做得很快。我将把这些机巧的陷阱告诉你，让巧人讥笑机变，接纳你的狡黠，驱除你的痴拙，这难道不是伟大的事吗？”王子说：“我听说劣马安步而行，麒麟徘徊不前，各自都有所得。何必忧虑，何必烦恼？美玉浑然天成，为什么要刻削雕琢？马安善于做官，倪宽朴实好学；我宁愿因拙朴受损，也不愿因机巧而欺诈。技艺不同，方法各异，彼此争竞；沾沾自喜地求取容纳，活灵活现地强作言语。手忙脚乱，精神受辱，志气沮丧。我可叹这些人，竟使自己的灵府受到污染。” “使自己栖身于危险的竹竿，亲自挂在游动的弩上；眼光高傲而心胸鄙陋，臣实在不取。”天孙大笑说：“井底之蛙看不见东海，寒蝉不知道春秋；不懂得事情的关键，也不察看前人的谋略。方榫插不进圆孔，事情总是不能相合；削平棱角去迎合瓦砾，昏昧而不知道谋略。耳目互相争胜，心与身体互相为敌。微末的技艺，却自以为少有同类。为什么不想想改变呢？我实在替你羞惭。你如今在绛宫不受惩罚，在玉堂不受忧患，所从事的文章又疏淡瘦弱如楚囚；不只是我替你感到羞耻，我实在为你悲伤；不只是悲伤，我实在为你哀悼。”王子又匍匐谢罪说：“天孙的心固然仁厚，启发我的智慧也确实完备。然而，勉强哭泣的人即使有病也不悲哀，勉强欢笑的人即使笑了也不美。活龟脱离筒笼，难道不是出于自然吗？危险的鹤折断腿胫，才是违背它的天性。把机心藏在心里，神明德性便不能完整。机巧者多言，拙朴者少言；机巧者劳苦，拙朴者安逸；机巧者伤害人，拙朴者有德；机巧者凶险，拙朴者吉祥。这是前代正人君子的格言，我怎敢不牢记而警惕！”于是天孙超然离去，茫然无所得。出门一看，只见繁星照耀天空，万里一片碧色。” 王达自述说：“从前柳仪曹曾经写过《乞巧文》，千年之后，铁瓦也曾仿作一篇。我读了两位先生的文章，感有所触，写成《却巧文》。我不过是从井中窥天、从管中看豹，哪里敢追随前贤呢？姑且只是抒解自己的胸怀罢了。我私下观察，末世受到机巧的伤害，也太严重了。为什么还要向人展示乞求机巧呢？我如今反过来写它而拒绝机巧，或许对世道略有补益吧？” 《瘗笔文》【陆树声】我从南雍因病辞职将要归去，整理行装，发现破笔装满了一箧。童子打开箧子，问我何不把它们交给水火处理。我说：“这是我不惜耗费国家廪粟，使它们早晚听我指使、从事写作的东西，怎么忍心这样做呢？”我取出蓍策占卜，得到坤卦六五，于是选择西南角挖坑把它们埋葬，并写文章告慰它们说：“想当初我第一次见到你们，正值我年幼，你们凭借锋颖启发我的智慧。我曾经闭门深思，靠几案穷究，吟诵经书，锤炼言辞；你们的职责是传写我的心意，使它得以通达。等到我在学校中驰骋，在泽宫试艺，是谁使我扬眉吐气、挥笔如风，使我磨去铅华而显露锋利、雕琢朴拙而抽出工巧？你们在这方面也有功劳。我后来沉沦于世路，滥厕于文士之间，处境奇特而困顿，卑陋而疏懒，从不因我的羞辱而拒绝始终相伴。你们虽然缄默隐退，我内心想使你们进不能承载直入图书之府、簪侍蓬莱之宫，铺陈圣人制度、装饰皇帝形象，或许可以驰名竹帛、勒名鼎钟；退不能纵横于六艺领域，搜罗百家群籍，写尽八法，学富三冬，上面效法庄子、屈原，旁边压倒张芝、钟繇，使你们驱散云雾、驾驭蛇龙。我只是使你们颠剥得形体秃损，锋颖挫折，笔杆交错于几格之间，踪迹不再经受磨砺，沉浮在旧纸中，颠倒在箧笥内，谁让你们劳苦很大却没有收到功效呢？”

译“至于雕琢文章而破坏义理，排斥异己而附和同党，猎取管窥之见，邀取声誉、买取容色，以油滑言辞鼓动人，以求进取而希图逢迎，使你们含着笔墨而承受羞惭，浸湿头颈而低头受役；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用来玷污你们，你们也能够体谅我的幽深心情。只是我讲习经书、推究史籍，溯流寻源，铺陈辞藻、摘取文句，编织描绘、雕琢小技；在兰堂桂馆中，对月长啸、迎风吟咏，徘徊于景物之间，陶冶抒写心胸，使你们疲于应命，无不顺从。这些事情你们曾经为我尽力，而我也自信没有辜负管城公。”占卜的结果非常吉祥，含藏文采而终于有成。选定吉日，前去封土埋葬你们；谨守无咎无誉的处境，我也将要在山中闭口藏身。” 《足责吴子文》【吴鼎】岁在强圉大渊献，嘉平月除夕前两日，吴子从船舷跌落，摔断了脚，昼夜仰面号叫，七十天后疼痛才止。疼痛停止后又过了五个月才离开床榻，再过五个月才拄着藜杖行走。从遭遇祸患到现在已经满一年，走路仍然不便。吴子拍着膝盖叹息说：“奇怪啊，我这只脚！古人赤脚涉水、捕鱼、脚上生茧，亲自耕作穿鞋，踏雪穿木屐，挑担持伞，这些事情我的脚从未经历过。如今的人住在高门大宅，天天奔走踉跄，拜访请托、迎来送往，健步如飞地奔走，我的脚又没有做到。”改年后空闲很多，祥祭之后琴声已经响起；我避开喧闹来到野外，姑且拖脚行走，想跌倒一次却不能站起来。不是因为饮酒三爵而沉醉，也不是遇到险阻而跌倒，而是安逸享乐反而招来灾祸。那些生机旺盛的人大多行为不合礼法，刻伤肌肤、椎裂骨髓，这是上天降下大罚来惩治淫乱邪恶，还是因为我折断手腕、剖裂兽足而保全头颈，像塞翁失马一样，因祸得福？为什么本来应该痊愈，却久久不能痊愈呢？脚忽然应声责备吴子说：“脚没有辜负你，你却有很多地方辜负了脚。从前做官时不选择俸禄，委屈身体在小邑任职，把我驱赶安置在风尘之下，跪伏在庸俗官署旁边，这是你第一次玷污我的脚。后来触犯天网，坠入危险的机关，遭受刑具和杖笞，这是你第二次玷污我的脚。” 早晨举行祥祭，晚上便歌唱，这是圣门所讥刺的；面对深渊如临深渊、行走如履薄冰，是百世师法。你全都不曾想到，以至于身体衰残，这是你第三次玷污我的脚。你有三件大事辜负了脚，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责备了，难道还要我让着你吗？你用奔走趋附来使我恐惧，用险难艰苦嘲笑前人的长久修饰，却忘记自己留下的许多过错。而且我做你的脚，已经经历多年。向前，不能使你升入显贵要职，乘坐坚车、骑肥马，在玉阶上从容行走，侍奉皇帝；退后，也不能使你退避尘世、远游高蹈，在空虚处息声，在闲旷处休息。只是匍匐着学走路，昏昧地看着筋力日渐衰败；走在平坦大道上还不能迈步，想追上逸马又有什么希望？即使这只脚没有污点，对于忠贞正直又有什么帮助？孽祸不是神灵造成的，祸患又不知从哪里开始，却推说天命、假托命运，巧饰情状、狂妄诡诈，怎么能没有过错？怎么能没有过错？至于有人步伐赶得上奔马，却仍免不了受辱，那并不关脚的事。珠玉虽然没有腿脚，却蕴含光彩；华美的匣子，是世人所瞩目的。所以夏后氏身体偏枯却被称为圣人，乐正因受伤而教导后代；申徒嘉把形体的残缺遗留给子产看，无趾仍然向孔子求学；跛足的卿大夫使晋国称霸，孙膑受刑后成为齐国军师；为中山国出谋划策的是被刖足的司马，取代穰侯的是断了骨头的范雎，他们都凭借卓异不凡而使残缺的下体增光。难道要因为脚不美，就借身体的完美来取得声誉吗？” “只是惭愧不能与这些人比美，又何必担心被跛脚之人讥笑呢？” 《拟嘲孟嘉落帽文》【吴鼎】九月九日，正是节日佳时。大司马军务稍有空闲，宴席在龙山张设。旗帜飘扬，宾客随从如云。才俊们纵情游赏，吟诗抒发志意，欢聚举杯，进退有节，互相献酒酬答。孟君已经醉了，不能以德性自持，帽子掉落也不知道，礼仪举止失常。众宾客大笑，请求举罚酒。先王创制礼法，以敬为纲领。宾主互相拜谢，终日不荒怠。帽子是头部的服饰，衣服是身体的文饰。夏代的收、殷代的冔，典章制度都很详备。因此孔夫子有端正衣冠的训诫，诗人有整理衣襟以显示威仪的办法。相如垂帽受到讥笑，宴席上也应当以礼自持。帽子歪斜而频频起舞，这就叫不善。郤犨傲慢享宴，甯惠因而征召亡国之臣；冀缺谨慎恭敬，臼季因此举荐他；蘧瑗恭敬尊上，经过宫阙便快步而行；穿着礼服而不陈说，右师称赞敬姜。钟仪戴着南冠，却没有忘记故国；管宁戴黑帽，终年保持常态。您如今越过礼法，甘愿醉酒狂放，请拿出童羖，用兕觥罚您饮酒。” 《放雀文》【赵时春】我曾用生丝织成网承接它，又在木制的器具上加了一只蝼蛄，安置在机具的一端，再把网反挂到木头上，弯曲覆盖下来，捕获了一只活雀。我怜悯它只察觉过去而迷失未来，贪图食物而丧失生命；这种情况恐怕不只发生在雀鸟身上。所以放了它，并用言辞安慰它说：充塞天地之间的，有荒疏的、纤细的、飞翔的、潜藏的、蠕动的、冲天而起又停息的、脚踝直立的生物，都是含有阴阳之气的类别，何止成百上千、数以万计，像你这样的小鸟呢？从大的角度看你，最大的东西能够吐纳宇宙，包罗万象而无穷；从小的角度看你，最微小的东西能够穿破秋毫，隐藏于飞尘而无人察觉。因此，大形体役使小形体，无形之物役使有形之物，大智慧役使小智慧，没有智慧的东西反过来役使大智慧。想来你处在其中，岂止像鸣沙吹起的尘埃呢？能够役使你的东西很多，而你也将役使某些东西。你所能役使的东西没有多少，却已经被劳役得疲惫不堪。你遭遇今天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你把本应役使你的东西拿来役使万物，而我又用本应役使我的东西来役使你。不只是大小相互形制，也有役使我的东西；我的心本来就已经被你役使了。我只知道悲叹你为了弹丸般的食物而忘记自身，却不知道我又因为欣赏你的羽毛而忘记了你作为万物之镜的意义。我的可悲，难道还不如你吗？从前桀、纣凭借威势力量役使天下，却不知道回头，所以汤、武又役使他们；秦始皇凭借富强役使天下，却不知道回头，所以楚、汉又役使他；齐湣王、楚怀王因为自己的国家而受人役使，智伯、范中行因为自己的家族而受人役使。这些都是受役使的大事，其余有势力的就被势力役使，有财产的就被财产役使，缺乏这些的就用自身去供人役使。天下没有谁能够避免，因此彼此在下层互相纷乱，不能安定于自己的位置。可悲啊，天下人互相役使已经很久了，可是谁能救济他们呢？如今释放你，并不是因为你的德行，只是姑且免除你的役使罢了。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要再彼此役使，以至于互相毁灭。祭虾蟇石文【于谦】

译文中说：“你以顽石的形态，被弃置在道路旁，本来和普通物件没有什么不同。老人们相互传说，认为从前有人想取你来使用，因为你太重，不能搬走，于是就把你当成神灵。又因为你的形状相似，便给你取了‘虾蟇’这个名字，本来也不雅。然而，物件本身不会灵验，是因人而灵验。从此你竟能兴云作雨，使一方得到利益；显现灵异，接受祭祀。物件有神灵凭附其上，能够带来祸福，按道理也许是这样。况且抬举你必定要等妇女来做，祈求感应必定要等血食供奉，未免喜好淫邪，索求祭祀。神灵的聪明正直，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何况如今长久不下雨，你享用人的血食，接受人的祈祷，有时只顾近处而顾不到远处，有时虽有防备却毫无感应，只是白白伤害生命，白白亲近妇女。这就是作为物怪，而不能称为神灵。现在派本地牧民官再给你举行一次祭祀，并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享祀以后，如果甘雨降下，远近都得到充分滋润，那么你可以安居在原来的地方，长久享用血食；如果一昼夜还不下雨，就堆积柴薪把你烧掉，使你的形体毁灭破碎，以断绝妖妄之事。我的话不是虚假的，你应当听从接受。” 瘗古志石文【邹观光】距离先祖坟茔几百步而且很近，工人挖地时得到一块古砖。纵横有一尺多，擦拭后读它，原来是唐人的墓志铭，字迹还没有剥落，能够辨读，古朴的色泽深暗。死者葬于大中元年十月癸亥日，他的先世都显贵兴盛，三代父子兄弟接连身居显职；但这位独自安葬、撰写墓志的人，姓名已经腐蚀得无法辨认。墓地在安凤乡，墓志称赞他聪明、仁慈、孝顺，但文字十分简约质朴，不写近代阿谀墓主的话。唉！安葬就是收藏尸骨，骨肉归于泥土，没有不腐坏的。用墓志记载它，用铭文称述它，希望即使山陵变成深谷，名字也能不朽。然而唐代大中年间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羡门、潜闼、玉匣、珠襦等一切都已不存在。这块墓志落到别人手中，只能成为堆积的石块。张籍诗说：‘千金立碑高百尺，终作他人柱下石。’如今它既不幸被挖出，又有幸遇到我，却又不幸终究不能举出墓主的姓名。世上的人劳碌一生，又拘谨地谋划百年以后，耗尽精力心神来求得不朽，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晏平仲说：‘烧掉它也可以，沉入水中也可以；把他的衮衣绣裳放进石椁中也可以，把他的衣服当柴烧掉、丢弃在沟壑里也可以。’这话说得通达啊。” 他的话已经说过了。虽然如此，我既然已经亲眼看见你，又怎么知道你的神气不会依附着一捧泥土而留存呢？于是命童子把你埋回原处，又用酒和肉写成祭文，告诉你说：“千百年以前，你是贵还是贱，是贤还是愚？我不知道你。千百年以后，你是存在还是灭亡，是显赫还是湮没？你自己也不知道。再过千百年以后，你的铭文还完好无损吗？我的话还存在吗？我和你都无法知道。从前替你做这件事，是怀着悲恻哀伤来记载你；如今替你做这件事，是抽泣叹息着埋葬你。这不过是造化小儿的愚弄，我和你以及我和你之间的事情，也同样无法知道。可悲啊！”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