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九，余姚黄宗羲编，书三 经学 与苏平仲先生【方孝孺】去年收到叔度的信，已经知道您念及太史潜溪公的德行，想为他编次遗事、流传后世，我私下里既欢喜又欣慰，继而感动落泪。不久听说您跟随使者到关中校阅文章，不知道什么时候归来？而我卧病山中，无法遇到括苍的使者，想寄一封信，说明我想说的话，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成。自古以来，圣贤君子中，道德、言论和行为确实得到天下信任的，如孔子、孟子；身死而言论流传的人，似乎不必依靠别人为他们作传，但仍然因为门人没有谋划好传述之事，后世史官便没有凭据可以取信，往往搜集奇异传闻来充实他们的事迹；有时连他们的姓字、寿年是否真实都不知道，读到他们著作的人至今还以此为遗憾。其次如扬雄、王通，都号称一代大儒，各自有所论著来发明自己的蕴蓄，似乎也不必等待别人称述就能取信于后世。然而扬雄因为作《美新》来讨好王莽，受到世人的非议，有人说那不是扬雄所作，大概是后人仿效而作的。王通的书中称隋、唐大臣都是他的弟子，有见识的人认为其中多有错误妄说，怀疑不是出自王通之手。像这样，假使他们的门人能有所记述，记载是非真相，难道还会有纷纷不一的异论吗？只是他们当时认为自己老师的德行文章本来足以流传，因而有轻视天下人的意思，所以天下人便得以抓住这些遗失之处来议论他们。唉！天地那么广大，日月那么光明，本来不需要借助人力；可是它们运行的轨度、迟速、盈亏之数，仍然必须等待人来记载，然后才能确定。那些认为圣贤君子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言论来流传的人，不也是大错特错了吗？我们太史公远远承继孔子、孟子的道统，认为自己的学问高于扬雄、王通，著书立说、修养品行、侍奉君主、推行道义等方面，本来已经显著于四方，得到当时人的信任，甚至传到边远国家，并为当世士大夫所诵读；即使没有人进一步为他发明阐述，也不妨碍他不朽，这一点已经确定了。只是他晚年遭遇流言，一子一孙死于祸难，家属被迁徙，本人被放逐，最后死在异乡。假如没有有道德而又能言说的人，为他辨明本心，告诉万世后人，那么这些昧暗不明的诽谤将使人遗憾；这不仅使忠臣贤者永远受到压抑，而且还会使圣朝蒙受知人不明的损失，难道是小事吗？您有意为他编写传记，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千年以来，士人遭受诬陷欺骗的有多少呢？远的有司马子长因言语获刑，蔡邕因感慨叹息而被杀；近的有程叔子遭到贪污的诽谤，洓水公被加上奸党的名声。其他被险恶奸邪之人排挤、被朋党之论污蔑，活着不能向朝廷申诉冤屈，死后也不能归葬故里的人，更是数不胜数。然而，他们的心志和行迹最终能在后世显明，依靠的是有识之士和正直之人按照天下公认的是非作出判断，不被一时流俗的私意迷惑。大事则在史书中辨明他们所受的诬陷，小事则为他们表扬墓道、铭刻墓碑，以此昭示后世。因此，士人即使赴死也不遗憾，即使受到挫折压抑，光彩反而更加显著，因为后世有人为他们发扬光大。如今您和公是同乡，学问又同出一途，对公有师友之义；而公从朝廷退居家中时，对您的期望十分深厚。况且您曾任太史，又把论述撰写作为自己的责任，若对于公的事迹竟不加以记述，凭什么消除后人的疑惑、纠正流俗的错误，使公的神灵在地下得到安慰呢？不过，公的内心并不期待别人为自己洗白；他忠义自信，而且曾经对人说：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亲，也如同侍奉上天。父亲不可欺骗，上天不可怨恨，只能顺受其命而已。他每当谈论古人遭到贬谪放逐而怨恨诽谤，或作文章过于愤激时，都深深鄙薄他们，认为他们不明白君臣之间的义理。他一向的操守就是这样。到了面临大变故、遭受大祸难时，看着子孙死亡，神色安然，丝毫没有改变脸色。被驱逐流放到远方时，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停留在江边，端坐而死。他的内心难道会把世间的荣辱放在心上吗？他相信自己所作所为，即使面对幽冥也可以质问而不惭愧，考察于圣贤面前也不会羞惭。对于别人对他的诽谤和赞誉，他把它们看作可以将自己抬高或压低的外在力量，安然处之罢了。自身受到祸患尚且没有怨恨责怪，对于事情的真相最终能否显明，又何必计较呢？然而我之所以向您有所请求，希望您为公编写传记，并不是替公考虑，而是为了诵读公的文章、尊崇公的德行，并想完全了解公一生的志向。这样看来，关于斯文的事业怎么可以停止呢？自从公去世以后，天下失去了老师，后辈小子自以为高明而议论公的很多。但慢慢看去，他们就像一群蚊虫，很快便消散，而公自始至终巍然不动。我私下也看见他们不自量力，只是徒然喧嚷罢了。人的贤能或不肖本来有确定的评价，文章的高下也是如此。近来文章作者渐渐稀少，东南一带只有您和徐教授而已。徐公的文章简洁质朴、典雅厚重，有浑然一体的气势；然而推求广博、敷陈畅达、纵情论说而不枯竭的，实在只有您。我过去曾同太史公谈论这件事，蒙他特别称许，前辈几位先生又接着推重奖掖我。但七八年来，我痛切地自我斥责，过去的【缺】已经尽数…… 人们拿着自己的学业来相比，已经同相见时大不相同；只是要把学问落实在自身，体现在事情上，对圣贤有所补益，并流传到万世，这就是我的鄙陋志向，也是太史公从前对我的期望。您的意思难道不是要教导我吗？士人的气节日益卑下，学术日益趋于污浊低劣。我因疾病而荒废，无所事事，已经没有能力承担这件事了。只愿您善于谋划自己，使正学得到大力宣扬，上报国家，下慰知交的期望。我心中想说的，超过这些也没有了。而当今能够把这些话告诉的人，只有您罢了。所以最后说这一番话。与王脩德书【方孝孺】

译同您分别以后，我接连遇到三次期服、功服亲属的丧事。入夏以来又患腹下疾病，近来还患痔疮，悲伤忧愁，呻吟叹息，早晚之间恍惚无聊。因此听说我的朋友许君去世，虽然已经过了很久，却没有能够赶去灵堂致祭，向亡友表达一点哀痛，以寄托共同交游、相互友爱的情谊。江窑来人送到您的信和诗，情意、言辞都深切动人。我哀悼这个人的不幸，也感叹这个时代不能拥有这样的人，又担心他湮没无闻、没有传述。您对亲爱朋友的情义实在深厚。然而许君淳厚明达、修身洁白，除了您还有谁不会为他悲伤呢？我初次见到许君时，认为这样的人还可以多有几个。等到走遍天下，见到四方士大夫，有的凭借意气、卖弄才智来显示通达，有的苟且冒进、毫无羞耻而自以为有能力，有的炫耀纤细末技以夸耀于世；从千百人中求得一两个这样的人尚且不可得到。然后才知道许君是多么难得。士人不明白道义，已经很久了。世人所推重仰慕的，只在文章。文章是道所不能没有的东西，却不是道本身。对此我深深厌恶，也深深忧虑。每次到许君那里，我没有一次不借机抒发自己的志趣，希望能够共同讨论这件事，一同进入圣贤的门庭。可是上天突然夺走了他，不知道天意究竟是什么？长寿、富贵，常常毫不吝惜地施给鄙陋庸俗之人，却总是同豪杰之士相竞争。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莫非众人从造物那里取得的东西少，所以容易使他们生成；那些所受禀赋很大的人，从造物那里取得得太多，所以天有所不能承受，反而要把他们拔除、断绝、摧毁、跌倒吗？然而天下出生的人多得数不清，古代能够流传后世的人，也未必都是长寿富贵之人。既然如此，怎么知道世人如今所尊贵的，不是后人所鄙贱的呢？如今长寿的人，难道不是后人所谓的早夭者吗？怎么知道今天被鄙贱的人，后世不会尊贵；当时早夭的人，不会在万世中长存呢？只从今天观察今天，还不足以知道；用今天回看古代，就能知道了。况且古代能够流传的人，您认为都是凭自己的力量达到的吗？其中有因他人而更加显著的。李观、欧阳詹的文章，韩愈极力称赞。欧阳詹的文章还没有脱去诙谐的习气，李观虽有振拔激昂之气，想要建立论说却不够雅正温醇，都不能同名重一世的人相比。然而如今凡是读书的人，没有不知道尊重这两个人的，难道不是因为韩愈的缘故吗？苏轼认为秦少游奇异可取，我近来借到他的文集，虽然有可喜之处，却很浅近迫促，没有深厚的意味；假使让他独立存在，没有知己赏识他，未必会像今天这样显赫著名。不仅文章辞藻如此，即使有道德的士人也有这种情况。士人不能没有朋友，就是这样。如今许君值得敬重而令人警惕的地方，世人未必认识。人们所认识的只是他的诗，而且也未必真正认识他的诗，何况本来还有不知道他能写诗的人呢？别人知道或不知道，对许君自身没有损益。如果有一个像许君这样的人却不能流传，是当世君子的耻辱。我私下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您却反过来用这件事勉励我，这对我的期待岂不是太过了吗？我十五六岁时，就狂妄地立志于此道，认为圣贤的事业和品行值得效法，到如今已经十多年了。我沉没在流俗之中，对上不能超出才智见识，建立太平的谋略，使百姓永久安康，接续已经断绝的周代统绪；其次不能抉发幽深、探究精微，阐明天、人、性、命的奥秘，以告示后世；再往下也不能使一乡一邑的人和谐一致，让乡里都称心满意。我秉持操守而抱守拙朴，动辄同世俗相违。内心自我反省，茫然不见自己有一丝一毫的长处。您不教导我，却谬加赞誉；不拿许君来激励我，反而让我宣扬许君的品行，这哪里是我敢当的呢？不过，有意想流传后世的人，往往反而不能流传；真正对世间有益的人，并不求自己流传，而人们自然会为他传述。您姑且修养自己的学问，勤奋不懈；我也愿意竭尽愚见，勤奋不懈，使您的道德光辉遍及众人，那么我还将依附于末后的光辉，显名于后世，又何必担心许君不能流传呢？《礼记》暂且搁置吧。我曾经惋惜它内容混杂而没有次序，又有许多混淆伪误之处，想为它厘定编次，但因多病没有完成。以前的文稿希望您能全部浏览一遍，有错误的地方，幸望告诉我。我有所知道的，也一定不敢隐瞒；这也是彼此互相增益的道理。承蒙您寄给我几篇古赋和杂诗。赋中寄托的意义深远，具有楚人的声调节奏；诗也有萧然超脱尘俗的韵味。我吟诵了多日，喜悦得不能自胜。我过去常常安居饱食，对事物毫无一丝一毫的补益，却妄自不量，想搜集编纂乡里的遗闻旧事，写成一部小书：上可以表彰贤士君子的潜在德行，下可以给后人作劝诫，使后生小子有所仰慕而行善。这大概只是古代乡里师、党正一类职官的职责罢了，并不敢妄自窃取褒贬的权柄，希望借此传名。古人能够流传后世，难道是偶然的吗？他的事迹足以流传了，如果他的文辞不能把它们发扬出来，便不能流传；文辞与事迹相称了，如果作者的道德、言论、行为又不足以使世人信服，那么即使流传下来，人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即使有卓越宏伟、值得喜爱的功绩，交给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写成不成文理的辞章，也恐怕最终归于泯灭。何况在老一辈人物凋零之后，听说其姓名的人不知道他的事迹，谈论其事迹的人又不能考察事实，想以此取得无穷后世的信任，难道可以希望吗？因此我曾经把这个道理告诉吾兄，而久久不能成书，原因就在这里。忠节、孝友、笃行的人，已经分别为他们作了传；其他文学、贵显之人，想把他们析分为二类，但他们的行迹虽然有显隐不同，志向、品行、学术却本来相差不远。如果把做官的人称为宦达，那并不是尊重他们；如果全都称为儒林人物，也会有以政事著称的人。如今我不敢冒昧加以区别，统称为《先达列传》，只按照时代分先后，而不以是否仕进来决定高下轻重。我私下认为这样做，或许可以不失次序，也没有抑扬取舍的嫌疑。至于治理县邑的大夫，其中有恩惠施及百姓的，如陈长官、胡汲仲，也不能让他们的遗事日益消亡，所以现在为他们设立《良吏篇》来安置。凡是姓名被吏民口头称颂的，也都可以附带记载。可是宋代数百年间贤能的县令、县丞很多，世间却绝少有传闻；过去记载地方风土的人也都抛弃不录，如今又无从查考，若为他们立传，就会使这些人都像洪忠宣一样。洪忠宣因此兴起并身居显位，在天下建立名声功绩，本来不必依靠这种传记才能流传；如果有人不幸官位只到这里，却耗尽心思才智，想在后世留下一点名声又不能实现，难道不可悲吗？前面问到的几位先生，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得到他们的事状？只是宋代末年作文的人，为了矫正陈腐的弊病，喜欢用新奇说法扰乱事实，像您家太常公就没有免于这种情况。近来我访得太常公和郑龙图的墓铭，连官位也用别的名称替换，读起来实在不知道他们担任的究竟是什么职务，做过什么事情。

译看着这些事情，我只能长叹而已。文章之所以成为文章，难道是把这类新奇当作美好吗？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对于求学者来说，文辞是最浅近的事情。就道而言，根本不必追求新奇。只有阐发别人从未说过的道理，才可以称为新；只有超出众人思虑范围的，才可以称为奇。如孔子的《大传》，是圣人以来从未有过的；子思的《中庸》、孟子的七篇，是诸子以来从未有过的；周子的《太极通书》、张子和程子的《西铭》《易传》，以及朱子所论著的作品，是经学论说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古代没有过，所以称为新奇，或许可以；但圣贤难道是专门追求新奇吗？只是他们的道理明白，德行盛大，言辞不得不高尚而美好罢了。所以，离开道德而追求文辞的，都是圣贤所鄙弃的。近来我为自己年轻时的狂妄谬误而悲叹，过去所喜好、所从事的不过是记诵和文辞；而记诵不能广博，文辞不能工巧，于是又只得到其中最鄙陋的部分，因此空洞的言语越来越多，完全没有自己有所获得的意味。我想把这些全都屏弃，而用颜子、曾子用来修治自身的方法来治理自己的内心。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才觉察到自己从前的过错和缺失更加多了。如果不早些觉悟其中的错误，几乎就会老死在坛坛罐罐之间，同蚊虫一起消灭，而不知道天地日月的广大，实在令人深深恐惧。吾兄前一封信有“学习没有头绪”的感叹，充分显出您求学的笃实。近世浅薄的人，正是因为容易满足而又自以为高明。还没有拿起笔，就已经斥责颜真卿、柳公权；不知道晋人的书法，还没有写成文章，就已经叫苏轼为“阿轼”；想要在孔孟的著作之外毁弃他的文章；对程朱解释经书的说法还没有详细读上十天，就已经指责其错误，纷纷争辩驳斥，自己却不知道惭愧羞耻。这种人，哪里还知道天地日月呢？我们应当深深以此为戒，努力趋向古人崇高宏大的境界，这才可以。我想说的话无穷无尽，如果不向吾兄倾吐，就没有地方可以倾吐了。不过不能详细说，只能略举一二。林嘉猷正在这里，安静专一，令人喜爱，我不希望他专心于文辞。曾经痛切地同他谈论此事，凡是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应当走向哪里，只是不知道最后究竟会怎样。近来鲍民瞻来了，他这个人有志于求学，让他暂且读《四书》，以端正根本；知道圣贤所说的要旨，自然就会知道本末。乡里天资质朴美好的人并不少，只是不喜欢学习，所以没有办法同他们谈论。假使能得到几十个人，分布在一个县邑之中，难道不是美事吗？有杂诗几首，写下来送给嘉猷，风味出自您寄来的茅栗一类东西，如蹲鸱、黄独；这些东西不够可口，但或许有一种无味之味。我很久没有执笔，已经写不成字了。姑且博您一笑。答郑仲辨【方孝孺】去年王仲缙到蜀地时，承蒙您寄来手帖，告诉我近来阅读佛书，急切地想借此排遣内心。我对此很疑惑，以为您只是说笑罢了。后来我到京师，在一初那里看见您往来的书信，其中援引佛氏的说法十分详细，对佛教的向慕也极其深切，这才知道您果然已经归入佛门。儒者的道，在内有父子、君臣之间亲亲、长长的美好伦理，在外有《诗》《书》、礼乐、制度、文章的美盛；大可以用它治理天下，小可以用它治理一家，秩序井然，自有法度，充沛完备而不必依赖外物。近一点说，可以恢复本性、端正内心；推广开来，可以考察万物、穷究事理，以至于推求道的根源而达到天命，顺着万物的规律而通达于天。它的事情简要而不烦琐，它的学说真实而不虚妄。君子依循它，可以达到圣贤境界；众人学习它，可以达到君子境界。没有舍弃此道而另求其他途径，却能够有所获得的。您学习这一道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一旦抛弃平素所学，沉溺于佛氏的说法呢？假使认为佛氏关于人伦的美好值得仰慕，那么佛教对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节制全都没有，未见有什么值得仰慕的。假使认为佛书所记载的内容值得喜爱，那么它的学说必定不会超过我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至理名言和宏大教诲，也未见有什么值得喜爱的。假使想用佛教来治理内心、修养本性，也一定不如我们圣人的道完备。假使想用它来治理家庭和国家，那么佛教本来就把自己置于人伦世事之外，未见它有什么可以施用的地方。所以世上喜好佛教的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内心究竟存着什么想法。假使抛弃儒学而跟从佛教，果真能够成佛，仍然免不了背弃教化、迷惑妄行的罪过；何况学习佛教的人本来就忙忙碌碌地活着，昏昏沉沉地死去，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他们所谓的道吗？凭您的明智笃厚，不在我们的道中有所获得，反而趋向佛教，难道不是奇怪吗？您研习佛教的学说，果真出于诚心吗？还是姑且因为世俗喜好佛教，自己也跟着喜好，以取得庸俗众人的欢心呢？如果是后者，便是不可以自欺；如果是前者，那么奉行佛教的学说就应当遵从它的教法，必须抛弃夫妇、父子、兄弟的人伦，必须剃发、穿僧衣，必须饮水、食草，然后才可以；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是嘴上说佛书而身体却违背它，外表喜好它的学说而内心并不诚实，同样是不可以的。不学习佛教的学说，对于道本来没有什么不足；学习它的学说却不真诚，反而自欺，不仅得罪于我们的道，也会得罪于佛教，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近世跟从佛教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得到福报；有一个人，我当初认识他时，他还颇为喜好佛教。儒者后来著书，辅佐佛氏，排斥儒学，最终死于祸患。推究这个人仰慕佛氏，是希望得到福报；福报没有得到，祸患反而降临自身，这实在难以理解。莫非是因为心意不诚，或者还在自欺，所以没有得到神明保佑，反而获罪于上天吗？福祸报应，是儒者不谈论的；我只是怜悯他想求福却反而招来祸患，也可以把这作为不守正道而妄求者的警戒罢了。以我看，您的见识高卓而对道理领会深刻，难道真会像世俗中求福的那类人一样吗？大概世上的儒者，在年富力强、意气锐利的时候，都驰骋追逐声名和利益，运用智巧，只怕不善于施展权术，只怕不能出奇制胜。等到五六十岁，经历忧患而困顿，回头看余日渐短，哀叹往事多有可悔，于是读到佛氏空寂的言论，觉得与内心相合，便投身其中。以为最明白通达、最值得快乐的，没有比佛氏的书更好的了。即使从前那些才气雄视天下、文章冠绝百代的贤豪，如苏子瞻诸公，也不能免于此。后人习惯了，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还说以前人的智识才气尚且认为佛氏值得仰慕并归依，何况远远不如他们的人，难道可以不归依吗？然而从道理来看，凡是仰慕佛氏的人，全都是没有得到儒道真义的。

译吃惯了精美肉食的人，不会羡慕糠粥；住惯了高大房屋的人，不会羡慕草屋。如果真正领会了圣人的深奥道理，那种快乐是享用不尽的；穷困或显达、得到或失去、死亡或生存等变化临到面前，也只把它看作昼夜交替那样平常，又有什么能使心动摇的呢？何必要从事佛学，才可以超脱形骸、看轻外物的牵累呢？舍弃可以达到的境界而不去求取，反而求取未必能够得到的东西，既是自欺，又违背我们的道，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与您谈论这种道理时，我才二十三岁，已经知道儒道本身有余，不需要依赖外物。当时不了解的人很多，暗中讥笑我。到现在过了十五年，越发觉得圣人的教诲没有欺骗我，而天下各种道术果然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每当看见流入异端的人，我就总要同他辩论，并不是喜欢争辩，而是怜悯人陷入沉溺，想把他救到安稳平坦的道路上，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考虑得太过了。因此信奉佛氏的人，大多不喜欢我。我正希望和您共同推进这件事，以捍卫圣人的教诲，哪里想到您却仰慕佛氏呢？如今有人说，路人掉进井里，即使怜悯他，也未必会徘徊奔走、想办法救他；听说至亲而且贤能的人掉进井里，就顾不上吃饭休息，狂呼大叫，想把他救出来。这是因为有亲爱之情的缘故。我们同您的交往已有旧谊，而您的德行器量宏大深厚，在朋友中难得遇到这样的人，我怎么能止于不说而不告诉您呢？我今年三十七岁，您应当已经六十岁了。我们相隔十多年，距离一万多里之远；假如您所仰慕的东西合乎正道，我将有所帮助和辅翼，又怎么敢违逆您的盛意而承担不谦让的责备呢？想来您一定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凭您的贤德，必能体察我的心意，不至于深深恼怒而骤然绝交。数百年来这是礼义流传的门庭，而您如今已是年老德成之人，应该慎重对待学术，以此表率和激励后辈；这不只是我的愿望，也是世人的愿望。我守着一个官职，对世间教化没有丝毫补益，近来头发已有白的，脸也起了皱纹，筋力渐渐衰减，饮酒不敢像从前那样，只是自己觉得过失还多，每次办完事情，常常后悔。凭着这一点，我还颇以为自己可以继续进步，却不知道上天将怎样安排我罢了。如果您有什么心得可以让我听到，幸望赶快来教诲我，这也算是对我的回报。致郑叔度【方孝孺】承蒙您来信，过分称赞我的文章有值得观赏之处，我惭愧了整日，无法自我排解。并不是我荒谬悖逆您的盛意，辱没知己，而是我的内心实情与此不同，郁积在心中而不能发露；没有什么可以博您一笑，所以冒昧略说其中一二。我听说古人从来不把写文章当作学问。唐、虞、夏、商时代久远，难以考证，但看《诗》《书》中的数十篇，记载四代的功德，确实像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一样。到了周代，典章制作最为完备，孔子称赞它的文章，只是说它礼乐宪章的盛大罢了。所以《雅》《颂》中陈述的内容，诰命中记载的内容，《易》《礼》中论述的内容，突兀而崇高，深邃而渊博，鲜明而光彩昭著，纵放而平易正直、端庄宏大，这才叫作文章。难道是有意这样写出来的吗？譬如登上泰山山顶，极目所及，水是江、海、淮、泗，山是鳬峄、龟防，周、秦、齐、鲁、滕、薛、梁、郑、卫、赵、韩、魏等国，人口的繁多与稀少，土地的广阔与狭小，全都了然于心，所以说出来不会失实，问什么也没有不知道的。乡野中的人登上几丈高的小丘眺望，所看见的不过是东边的小路、北边的田间道路，以及鸡犬牛羊，足迹所到之处便自以为聪明，夸夸其谈地讲给别人听，最终却不能通畅明达、自然顺适。为什么呢？是因为所见事物的高下不同。所以人有没有得道，文章怎么会不与此相同呢？自汉代以来，天下没有不学习写文章的，即使司马相如、扬雄，也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但他们的见识不足，已经到了极点。屈原的《离骚》，忧虑世事、愤懑悲戚，呼天唤鬼、陈述自身的言辞，句子长短舒展，声调抑扬开合，辩说奇异错杂而形成文章，全都出自最真挚、忠厚、耿介、纯洁的性情，深得《诗经》作者的意义；然而他致力于用内心真情表达志向，并不是拘拘然握笔凝神、刻意写成的。到了他的后继者，渐渐失去了老师的本意，流于淫靡，而司马相如和扬雄又仰慕并模仿这种风格，穷究幽深、探索遥远，搜集艰深的字，堆积起来形成句子；意思不过几十句话，却铺衍成浮泛漫长、瑰丽怪异的辞句，多到几千字，用来显示自己的博学。可是要寻找其中合乎道理的内容，即使一句话也找不到。他们同乡野中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从此以后，学者辗转相互承袭仿效，不只是辞赋如此，其他文章也如此。到了晋、宋以后，文章衰弱浅陋，再也不值得诵读了。人们都认为这是六朝的过错，却哪里知道其实是司马相如一类人首先造成了这种祸患呢？假如不是唐代韩愈洗涤磨砺文章，竭力除去这种弊病，文章几乎就难以谈论了。我年轻时读韩氏的文章，推重他的文辞，但颇为遗憾他不能完全归于圣人的道。虽然他排斥佛、老比当时的人更为有力，但用心处事、树立行为准则，有时却多有悖离。他的规矩法度不能达到颜回、孟子的境界，因此被贤者指责讥笑，被视为文人；我内心私下轻视他。从童年起我就暗自发誓，要以此自我惩戒，认为即使不容易达到孔子的堂奥，颜回、孟子所做的事都是我愿意学习的。假如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远望他们的居处，哪里会有到不了的呢？又因为想知道古人的道，必须认识古人的文字，所以我时常学习章句，凡是有所感触，也偶尔把它写出来。我的用意在于阐明这种道，并不是为了写文章。可是您却过分称赞我的文章值得观赏，这正是我深深害怕、不敢承当的事。即便如此，您看到了它的可取之处而称赞它，正是爱我到了极点，并且希望我有所成就、获得声名，这有什么过错呢？只是失误在我罢了。我承受先人的遗体活了二十二年，学问虽然还没有达到，但领会其中滋味也已经有几年了。然而身体不能依道而行，口中不能把它告诉别人，竟只凭借纸笔写文章来做事，难道合宜吗？您却以文章来称许我。我从今以后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吗？人如果不出生也就罢了，既然出生，却不能使君主达到唐、虞的境界，不能使自身达到伊尹、周公的境界，不能宣扬天地的精义、端正百姓的纲纪；退一步说，不能改善一代的风俗，不能把这种道彰显到无穷，却窃取文字上的名声，受到讥议、蒙受污辱，还被加上文士的称号，岂不是羞辱圣贤、辜负七尺之躯吗？我年纪还不算老，又承受君子的教诲，自认为不到达这个境界就不会停止；只是同辈朋友中没有谁可以谈论这些。您明达聪慧，竟肯屈尊做我的朋友，这正是我所希望却尚未得到的事。道理有可以说的却不说，又怎么能显出我愚陋的内心呢？希望把心中所想全部说出，不知不觉就近于夸大，只希望您谅解，不要责怪。答王仲缙【方孝孺】

译十一月十一日，某恭敬地写信。仲缙兄亲自撰写，尊契家兄长侍从，史兪兄的儿子子严到来。我收到来信和您所写的文章，拆开信封展开纸张，立即捧读细看。情意深厚而真诚，道义纯正而通达，竟不知不觉手不释卷，心中畅快喜悦。世上的人对于文章，谁不写呢？至于求得值得诵读的文章，却多么少啊！大概是因为没有走对道路。读书人的弊病，多是厌弃平常而喜欢怪异，背离正道而嗜好奇特。用心既然偏了，最终学习奇怪的文辞，终究不能成就，只会归于险峻、艰涩、困苦、浅陋。况且学习奇怪文辞的人，是因为认为它美；但奇怪也不是古人所崇尚的。古代文章没有超过唐、虞、三代的，而《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禹贡》《胤征》以及商、周训诫誓命的各篇，都是当时记事和陈说的文章，从来不奇怪。《诗经》三百篇也从来不奇怪。《春秋》记载当时的事情，虽把褒贬的原则寄托在一言一简之中，也从未显得奇怪。《礼经》多是周、汉贤人君子编次论述的，其语言平易明白、切实贴切，也没有所谓奇怪。至于《盘庚》《大诰》，其中有难以理解的地方，是因为使用了当时当地的方言，也不是故意写成艰险难懂的文章。既然如此，喜欢奇异、爱好怪诞的人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假如说根据在司马迁、班固，那么司马迁、班固的书中，也有质朴直白而不加文饰、像家人女子说话一样的内容。唐代文章奇特的，没有比韩愈更突出，但他的文章句子妥当、用字恰切，一开始就不难理解。宋代以文章著名的，有欧阳氏、苏氏、曾氏、王氏，这四个人的文章，尤其是三百年中杰出的作品，却从来不把奇怪当作高明。可见文章不在奇怪，已经很久如此了；只要道理明白、文辞通达就够了。可是世人偏偏舍弃这条道路，就像迷路的人、醉酒的客人，不在大道上问路，任意沿小径奔走，所以最终免不了进入荆棘丛生的地方、鼯鼠猿猴居住的所在，始终不能走上大道。如今您的文章，不只是找到了道路，而且有始有终，有理趣。如果更加在不懈怠上下功夫，疏浚源头、疏导支流，将会看见文思汩汩而来、永不停息，继承待制君的声名功业是可以期待的。从前在朝廷中写文章的人并不少，但人们唯独推重太史公和待制君。因为文章的方法，有体裁，有章法，根本在于道理，运行在于意旨，而由气势引导。气势用来贯通全文，意旨用来统摄全篇，道理用来主持文章，章法用来核验，体裁用来端正。体裁要完整；不完整，就会头部宏大而末尾松散，开头如龙、结尾如蚯蚓，便不足以称为文章。章法要严密；不严密，就会前面像甲、后面像乙，左边凿孔、右边榫头不合，便不足以称为文章。气势要昌盛；不昌盛，文章就会破碎断裂，不能形成篇章。意旨要贯通；不贯通，就会彼此背离、杂乱混合，繁多而混乱。道理要没有瑕疵；有瑕疵，气势就会受挫，文辞就会惭涩，即使技巧工整，对世间也没有什么补益。这五点，太史公和待制君能够遵循其法而不陷入弊病；凡是致力于奇怪文辞的人，却都反其道而行。这就是世间公认的言论，所以推重他们而不推重那些人。这种文章中寄寓着天地造化的至理，人只怕不能达到它的极致罢了。假如达到极致，就决不会被磨灭。有志之人只在于自己努力。我所立志崇尚的还有比这更大的事业。因为很少有闲暇，不愿同人谈论；即使应时写文章，也怕别人把我称作文人，所以很久以来也不喜欢谈论文章。感念您爱我深厚、惦念我恳切，姑且用这些话回复您。子严也很令人喜爱，近来曾同他一起谈论，很有益处。又答王仲缙【方孝孺】我的资质不聪明，闻知道理的时间又短，实行自身修养不如古人，因此年纪越大，智慧反而越昏暗；名声越有些传闻，内心越感到惭愧，每天忙忙碌碌地混同于世俗，言语、沉默、俯仰举止，能够使自己不同于流俗的地方很少。每当想到从前圣贤道德言行的美好，没有不内心自责、深深惭愧的。您在朋友中最了解我，而且相交最久，难道不想纠正我的缺失，使我进入少犯过错的境地，反而写信称赞我尚未达到的地方，勉强我尚不能做到的事吗？这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古代著书的人，并不是喜欢修饰辞藻才这样做，也不是贪慕声名才这样做。因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没有途径使别人得到善益，担心上天赋予自己的东西到了自己这里便断绝，所以才把它写入书中，公之于天下。像子思、孟子、周元公这一类人，他们的智慧确实足以认识道，他们的才能确实足以周济实际应用，他们发之于言，确实足以启发昏昧幽暗的人、垂示法度准则，而且不违背自身的行为。因此学者传诵并相信他们，把它们像依靠龟甲防御、依赖屏障一样看待，像尊重仰望稻粱一样，像仰望日月一样。假如只是为了求名，只是夸耀辞藻，那就如同扬子云、王仲淹所写的东西罢了：对于道没有阐明，对于事情没有补益。从他们自身来衡量，又不能没有遗憾，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上不能学到子思、孟子万分之一，对于扬雄、王通所做的事，内心又不敢认为可以。平日里默默思考，谨慎实践，勤勉努力，希望不背离道，并期待有所成就。假如我的学问果真能够成就自身，那么即使不著书，所能传留下来的东西自然存在。假如学习却不能使自己在天下立足，那么即使雕琢文辞，又有谁会相信呢？我不轻易写文章，是因为鄙陋的志向大概另有所在，您不应拿韩退之的事情来责备我。退之重视著书，其中有不自满、不虚夸的美处，不可以过分责怪。他的过错在于没有闻知道，却发表言论，而行为又不能做到没有可议之处。若对道有所领会，至和充满于内，至顺通达于外，声音合乎音律，举止合乎礼仪，取舍、好恶、是非、进退合乎义；接近他的人邪念和偏差会消除，远望他的人鄙吝会除去，听到他的风范的人会相继被感化而归于善，经历千年仍像他尚在。像这样的人，哪里要等著书以后才对人有益呢？所以颜子默默居住在陋巷，圣人却把他列为群贤之首；后来如汉代的黄宪，流传下来的言论没有一篇一简，当时的人却无不自认为比不上他，至于读到他的传记的人，仍然恍惚感叹。

译然而想象他的为人，与黄宪同时前后相继的士人，有发表宏大言论的，有撰写政论的，有写《论衡》的。像您来信中所称的那几位著书者，他们对后世或许有益，但他们本人的贤德与否，比起黄宪来怎么样呢？我年轻时不自量力，也喜欢有所著述；年长以后，窥见圣贤的墙垣门径，回头看自己，越发觉得不足。不只是没有兴趣写，也有顾不上写的事了。每当看见好名的人，不衡量自己的才智是否胜任、德行是否相称，急忙发表各种言论，往往违背道，我就总为他们汗颜。假如圣人的道在世上没有人知道，必须等待我的言论才明白，我尚且应当审察其中纯正或疵病，然后才发表；何况这种道近世大儒已经剖析磨砺，全部阐明白了，所担心的只是相信并实行它的人太少。如今世上有贤者兴起，应当把亲身实践放在首位，一反浇薄鄙陋的习气，以此表率和端正天下，希望有所补益，哪里应该再增添浮泛的辞藻，使虚薄之风更加增长呢？您说我所接触的人少，不能满足边远僻壤的期望，于是想让我著书来教化他们。把教化当代作为职责，是贤士仁人的事情，我哪里敢当？况且贤者能够感化愿意跟随自己的人，却不能感化违背自己的人。仁人能够使善良的人受到劝勉，却不能使邪恶的人改变。因此孔子是最仁厚的人，教化却不能施行于阳虎、武叔；孟子是大贤人，臧仓却鄙贱他，王驩怨恨他，淳于髡轻视他。那一位圣人、一位贤人尚且有所不能，又何况才智微弱、昏昧的人，反而想把全天下的人都教化吗？自己的口舌尚且说不尽，却想借助书籍来流传。我虽然愚笨，谋划也不应这样疏漏。况且万世共同尊敬并以其言为师的，只有孔子、孟子如此。如今乡里平庸的人读孔孟的书，还不知道其中可以实行，有的甚至把它当作戏笑的材料。我即使著书，能够超过孔孟吗？孔孟不可超过，我难道能够接近孔孟吗？孔孟那样的道德，都不能保证世俗一定相信，我却想著述荒诞的言论来教化世俗，这个困难不用等智者也能看出。您不应这样来勉励我。然而您的心意哪里还有别的呢？只是深深爱护我、厚待我，却不知道这不是我的职责罢了。即便如此，我并不是没有志于道，只是学习道却尚未达到罢了。学问没有达到，就不能没有悔恨和羞惭，也不能免除过错和灾患，必定要依靠朋友相互成就。我从今以后想要借以成就自己的，除了您还能有谁呢？希望您寻求我的缺失，时时告诉我，那么您所说的教化当今、流传后世，或许就有着落了。请稍微缓一缓，不要用著书来勉励我。再答郑好义书二首【方孝孺】您来信以先府君的学问品行没有流传为由责备我，以我兄长辞去学业而不修习为由归罪于我。我起初感到害怕，后来又疑惑，最后思考这两件事，确实有人应当承担它们的过失，但不是像我这样浅薄无能的人所敢承担的。古代的君子，在父母还在世时，已经竭尽心志和力量来奉养他们；等到父母去世，想到父母的姓名和德行功业没有显扬于天下，于是修养自身、整饬品行，努力建立事业来显耀他们，使自己的善名得到当时称誉，功劳施及他人，让人推究他的根本而把德归于他的父母，说：‘这个人的成就，是他父亲教导的结果。’这样，他父母的名声便得以流传。像孔子、孟子，对于古代圣贤中被遗忘而有人赞述的人，他们称说得很多，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自己的父母。难道孔孟不爱自己的父母吗？是因为知道自己所建立的事业伟大，父母的德行不需要言说便能显明。既然可以用来说明自己，尚且不肯说，何况肯把别人的言说当作重要依据吗？至于依靠别人言辞而流传的事，是从汉、魏以来撰写墓志铭才开始的。起初由门生故吏撰写，所以其中的事迹还可信。后来门生故吏不敢自己撰写，便请当世有声望的人作文章；文章如果能够流传，事迹也就因此不被遗忘。我对于先公，不幸没有在他生前同时执持几杖、列于门生之中；我的学业本来浅陋，又不能同世间有声望的人并列。而古代君子用来使父母名声流传的事情，正是我兄长所知道的。如今您不责备自己，反而责备我，恐怕不是我所应承担的责任吧？况且我对兄长所要求的，是古人的学问。古人的条理教诲都存在：开始于通晓万物的道理，最终达到尽人的本性、知晓天命；开始于端正自身、推及家庭，最终达到仁爱百姓、养育万物；从年轻到老年，不把它看作遥远；从普通人到圣贤，也不把它看作荒诞。没有达到的地方，就在心中自我责问；没有讲明的地方，就借助朋友来增益自己；从来不敢违背本末次序而把怨恨施加于人。如今兄长谋求显扬亲人，不依靠道而说依靠文辞；您以我尚未达到的地方为由归罪于我，也不说以道为准，而说以文辞为准。如果只是为了使文辞优美，那从学习中又能取得什么呢？我哪里敢承担这样的罪责呢？即便如此，我同兄长交往了多少年，而兄长对我的期望在于文辞，从我这里取得的益处也在于文辞，那么我的罪过就可以知道了。唉，我年轻时妄自许诺，认为圣贤之道可以很快学成；学习不得其法，踮起脚仰望它，茫然无所归依，走在众人的道路上，忧伤悲苦地为自己哀叹。先人去世后，天下还没有人听闻他的名声，我每想到这件事，就好像不愿活在世上一样。这种心情，同兄长是不同的。内在不足以光显先人，却认为自己的言辞可以取得后世的重视，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兄长为什么还辱承使命来责备我呢？即便如此，从今以后我不敢不努力。兄长也请更加勤勉。古人的学问，是彼此讲论是非，只以道为归趋；那么我得罪兄长的地方，日后尚且可以补赎，而我们二人先人的德行流传，也一定会有着落。幸望安心，不要急迫。再答郑好义第二【方孝孺】

译前些日子相聚，虽然非常欢快，但在谈论道理、讲习古事之余，时常夹杂着戏谑，我内心颇不喜欢。我认为戏谑虽是古人不完全废弃的事，却不如不从口中说出更好，所以曾冒昧替兄长规劝。临别时又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因为朋友的道义，在我这一方面本应如此；至于您听从还是不听从，不是我敢干预的。今承蒙您惠赐书信，陈述过去的事情，抒发自己的志意，恻然引咎，言辞意义恳切深厚，并且说从今以后一定完全不再这样做。我读后惊喜得不能自已。以兄长信奉道理、喜好学习的程度来说，改过的勇气只是小事，本来不值得惊异；但我仍不免惊异，是因为风俗日益下降，朋友把阿谀奉承当作忠诚爱护，偶尔有人说到自身、切磋指正过失，他们就立即脸红变色，认为这是揭发自己的短处，有的表面接受而暗中疏远。如今兄长不但不发怒，反而承认过错；不但不忍心疏远抛弃我，反而把它归功于我，这就远远超出众人了。况且一句话的过失，还算不上深重的错误；假如让好辩的人处置此事，他一定会援引古人来为自己解释，不是嘲笑它不值得听，就是忽略它、认为不值得改，不肯自我反省，却说同浴者讥笑别人裸露；即使名士大儒也不能免于此。如今兄长独自痛切地惩罚自己，好像背负着不洁之物，只怕洗刷得不够迅速。假如事情比一句话更严重，难道还能听到别人劝告却不改吗？我之所以惊异而又喜悦，正是因为这一点。然而兄长的心意虽然很好，信中又说自从回到乡里，所接触的都是俗人庸人，所以德行没有增进，这在道义上却不够妥当。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人。’又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那么他从哪里取得这些优点呢？’圣人厚待乡党，不敢诬蔑众人。像近来那些士大夫，喜欢自高自大，瞪眼拍掌，带着把天下人当作孩童抚弄的姿态，这些都是孔子所摒弃的。我对此很怜悯，也很厌恶；常常自我反省，担心自己也犯这种过错，归于狂妄愚蠢，所以同人相处时从来不敢萌生轻慢的念头，即使被称为无知的人，也以礼相待，务求尽到自己的诚意。这大概是人的资质、才能和器量不相同，形势本来如此。君子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兼容并蓄，使有才智的人能够表现自己，也使愚笨不肖的人能够保全自身，因此天下没有被遗弃者的怨恨。如果一定要等到与自己同类的人才和他交朋友，那么我也将被别人排斥。胜过我的人，难道肯容纳我吗？宁海虽然是小县，登记在册的百姓却达到三十多万，其中有才华而贤能的人一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一提！如今因为我的缘故而轻视乡里的人，这实在不是我所希望于兄长的。因为别人信任自己，便寻求言辞中的过错而不停地谈论，迹象像是喜欢争胜。能够像兄长这样接受劝告，假如把自己隐约怀疑的地方藏在心里而不告诉我，那就是不懂得言语的意义而失去朋友。因此我最终还是把它说了出来，只希望兄长体察。《正蒙》一书，是张子穷究本源、推尽变化的论述，其中偶尔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先儒已经谈过。学者相信其中容易理解的部分，而对难以通晓的地方暂且存疑，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判定其中的是非得失，在里面决定取舍，那怎么敢呢？至于编集成书的人，把《参同契》《阴符经》列在《太极图》《通书》的末尾，这实在很不合朱子的本意。天气很热，正值喜雨，亲自写信，字迹不够恭谨，其余留待见面详谈。致赵伯钦【方孝孺】我向四方寻求朋友十多年，可以交友的人很多。在同郡中得到一人，名叫林右，字公辅。尤其是我所敬重的公辅，气度高迈而才思敏捷，对人很少谦让，看待别人总显出不满的神色。从前他写信给我，唯独称赞您的文章陈元采；我本来已经知道您不是流俗之人所能比。近来我进入临海见到公辅，公辅更加详细地谈到您。公辅的朋友张廷璧，已有七八年没有相见，此人奇伟不凡，不肯苟且屈服；有人谈到您，他一定称赞。因这两个人而探求您的成就，我心中早已倾倒仰慕您很久了。如今才承蒙您惠赐书信，论说十分宏大，文辞十分通达，卓然有凌驾远视前代的志向。我反复阅读推究，赞美公辅、廷璧二人识人确当，欣喜我们这一类人果然有值得期望的士人；这种喜悦发自内心而显露在外，好像获得了大吕、九鼎，满载而归。我曾奇怪近代道术不明，士人居官便以法律作为治理手段，求学便以文辞作为事业，圣贤宏大的经典和重要典籍都被排斥而无人讲习。百余年间，风俗污坏，上下毁败，直到危亡而不能挽救，难道没有原因吗？我私下实在为此痛恨。不自量力，也想有所发明、有所损益，以此在世上显扬。然而习俗卑下，学者被旧日传闻束缚，不再知道有真正的学术，只是私下夸耀，自我宽恕、得过且过。有的人有志向却才力不足，不能有所作为；有的人才高，却沉溺其中不能回头。能够谈论这件事的，只有公辅罢了。公辅每次同我谈话，没有不感叹值得期望的朋友太少，并且有意于您。您信中所说，认为近世的文章不能同唐、宋比高下，却还对我有所取法；我无能的文辞，难道能够超过近世吗？即使真有超过别人的地方，也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而您从这里能取得什么呢？况且近世之所以不如古代，您知道原因吗？不是文辞不工整，也不是议论不详尽，而是把文辞当作事业，却不知道道术；即使想接近古人也做不到。知道道理如同走路，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言语自然不同。如今想要到达深远的山谷，所说的见闻不过是泉石、树木、禽鸟、虫鱼的形状；与游览雄伟都城、大城邑的人相比，后者见到宫室的壮丽、车马的繁多、人民物产的奇异变化，他们的言语难道会没有差别吗？所以圣贤的文辞并非远远超过今人；他们不可企及的原因，是他们体道深，靠自己获得的东西远为深广。

译即使是平常的言语、卑近的论述，也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并不是那些剽窃沿袭、拿来作说法的人那样浅薄。唐代诸儒中，只有韩子接近道，其余都比不上宋人。宋代士人论说文章，本来未必全都超过唐人；然而宋文所承载的东西，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汉代又哪里足以同它相比？如今人们多说宋不如唐、唐不如汉，这只是从文辞来说，并不是考察道德的通达与闭塞、衡量实际情形。我曾说，三代以后求取学术，宋代为上，汉代次之，唐代为下，近代又有惭愧。道的盛衰，其端绪界限十分细微，不是明智睿达的人不能知道。您怎么这么早就知道了呢？即便如此，您对于近代的论说确实正确。不过我还要说几句。世俗的弊病，是轻忽亲眼看见的东西而尊重传闻；自己的见识既不能判断是非、纯杂，却相互承袭传播，以白为黑的事情到处都是。您能这样说，而我能听到，我就认为您是懂得正确言论的人。与您交往的人中，或许有人同我的见解不同，那么他们岂不认为您是好与人争辩、喜欢自高，发表惊世骇俗的议论吗？只是君子所守持的，不因毁誉而改变。假如谨慎自己的言论，努力实行，以古代圣贤为准则，不同近代人比较高下得失，那么古人尚且将敬畏您，近代人哪里值得同您并列呢？况且我还要替我们郡里感到高兴，难道只是像今天这样而已吗？我们很久没有交谈了，感念您情意勤厚，姑且用这些话奉上答复。恰好我有病，不能亲自写信。《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余姚黄宗羲编，书四 经学 答张廷璧【方孝孺】承蒙您寄来五篇诗，还引导我替您判断它们可取还是不可取，您的情意实在深厚。然而我昏昧浅陋、没有见识，哪里足以知道可取与否究竟在哪里呢？情意深厚却不回答，别人将认为我有所隐瞒；回答却不能符合您托付的心意，别人又将认为我妄言。妄言是过错，而隐瞒的过错尤其严重。您是我的朋友，本来会纠正我的过错；那么姑且冒昧说说，请您替我指正，可以吗？您的诗刻削峻拔、秀美挺立，是世俗所没有的风味，文辞确实奇特。如果这种成就出自世俗之士，我正来不及推重赞誉，哪里敢说什么？如今您卓然有志于古道，凛然不是世俗之人。假如我不以古人所达到的境界作为准则，就是轻视您了；既然如此，我哪里敢不说呢？古人的道，虽然不专门以作诗为主，但他们发之于言，没有不合乎道的。因此《雅》《颂》的文辞，光明显赫如日月，雄健猛烈如雷霆，变化莫测如鬼神，深厚含蓄如天地覆盖承载万物。诵读它的诗，不只看见它的文辞，而只看见其中的道理；不知道它的语言令人喜爱，只觉得其中意味无穷。这种奇特难道还不够大吗？而创作者起初并不是追求这样的奇特。它根本出于礼义的充实，涵养于正直的性情；风采足以昌盛其言语，言语足以表达其志向，如此而已。后世作者在细微处比较辞藻的奇异华丽，自以为超越了形器之外，实际上却浅陋浮薄，并不是真能写出奇特的文章。幼童刻雪作为供人赏玩的东西，陈列在面前时并非不可喜爱；但慢慢观察，融化得一无所有，尚且凭什么称它奇特呢？您的奇特本来不是这一类。然而文章旨趣近浅、意味淡薄，缺少和平温厚的韵味，难道不是因为内在根本尚未十分充实，却专门在奇丽的末端下功夫吗？不致力于根本，却只求在末节上用力，就像抛弃树根，盘绕树枝来装饰美观；想要花朵茂盛、光泽丰美，是不可能的。因此圣贤君子的文章，发自自然，成于无为，不追求工巧奇特而自然达到完美；通达却不放纵，严整却不拘束，质朴却不浅薄，深奥却不晦涩，端正却不阻滞，变化却不诡异，善于辨析而道理平淡、文采显明，整齐有条理而富有仪态，光彩充盈而不枯槁，这样文章的奇特才达到极致。然而圣贤君子何曾把私意容纳其中呢？是内在充盈便自然流出，受到激发便自然发露，不求取却自然获得的。您对于这一点本来已经知道了，但您发言立意，仍不免有艰苦涩滞的情态，是因为只在言辞上用力，而没有追求言辞所由产生的根本；这样一来，它难以通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如今天下的学者，软弱随俗，只学习众人相同的东西。暗中窃取、表面剽窃，毫无顾忌，自以为会作诗，这样的人数不胜数。若想使他们知道应当趋向何方，沿着大道前进而不失驾车奔驰的节度，除了您没有谁能排在前面。然而我仍然冒昧有所言说，越发显出我的妄谬。即使如此，不知道却妄加言论，我确实有过错；假如妄言偶然对人有所益处，难道不是好古者所乐意听到的吗？从前有贵人的儿子患蛊病，向医生求药，医生偶然把给妻子毒老鼠的药拿给他服用。贵人的儿子服药后腹泻，后来病竟然痊愈了。从医生方面说，这药确实是胡乱开的；从病愈者方面说，谁知道它究竟是不是胡乱开的呢？我曾经奇怪风俗衰败而虚巧，人们互相以谄媚为能，甚至朋友之间也把阿谀讨好当作忠诚。近来收到陈元采的信，极有箴诫教益，切中我的毛病，使我高兴得忘了吃饭。就像您所戏称的，粉饰 绘画来把古人画得仿佛复生，使人惭【阙】归于庸众人的境地；如今得到元采，才知道所期望的【阙】之兄的爱护，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恰好有近作诗十章，以及励志诗十章，现在寄给元采足下，希望您读一读。凭我对元采的怀念【阙】【阙】把它当作教诲而不要责怪它是妄自发言，五首诗中有《哭许士》。修诗最【阙】的其他诗使用的韵，多有与古人不同的地方；行文措辞有尚未妥帖的地方，考察汉、魏诸家的作品，一定可以自行得到答案，这只不过是末节的失误罢了。假如掌握了根本，就应当知道我的话并非鄙陋妄言，果然不是妄言。与友人论井田【方孝孺】我从前冒昧而不自量，私下痛惜三代圣人把天下公有的大典遗落至今已经很久。看到如今国家法令确立、政令施行，实在足以乘势而有所作为；把它推行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因此写了关于井田制度可以恢复的议论，并非偶然夸夸其谈。我虽然没有才能，也曾反复思考、深入研究过这件事，并不是偶然写来夸张谈论的。然而每每忧虑有志之士太少，没有人同我讨论、讲明这件事。起初见您品行淳厚、相貌古朴，内心独自仰慕，认为可以同您谈论这件事，所以拿出来让您知道我的意思。您不同于流俗之人，如今却不察考其中的道理，横加提出异议来非难它，说井田不能施行于当今；这是流俗人的通常说法，我听得几乎耳聋了。您为什么还要取来陈述呢？况且有人说：‘古代的制度有不能施行于今天的，例如井田就是这样。’这话非常令人迷惑。古代的时候，人们席地而食，用手捧水饮，阻挡着血就生食，穿毛皮而睡，以皮革做巢穴来共同居住，拍手鼓腹作为娱乐；这是不得已的情形，本来就不如后世宫室、钟鼓、衣服、食物、器用的美好舒适。像这些制度，不仅不能施行，也不必施行，因为它们不是合乎中正的制度。至于井田制度，是经过三四位圣人而后才大体完备的，它斟酌古今的适中之道，完全体现裁成万物的道理，是养育百姓的大法，也是礼义由此建立的根本。

译古代的时代，财富和人口比今天丰盛，风俗比今天美好，上下之间的亲密融洽超过今天，国家的强盛而长久也超过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实行井田制呢？有人又说：“禹时的洪水、桀纣时的暴虐，使人民稀少，所以田地可以均分。”古代人口之多，后世没有能赶上的；井田制虽然没有实行，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实行井田制的端倪已经显现了。桀纣的暴虐，并不像秦、隋那样使百姓遭到糜烂，而只是商汤、周武王诛杀了他们的君主，也不像战国到秦汉之际那样杀人遍满城野。百姓为什么会少呢？今天正值天下丧乱之后，人口不到太平时代的十分之一，所以实行均田制没有比此时更合适的了；而您却拿王莽曾经实行过它来作证，认为井田制不可行，这就更加荒谬了。况且王莽造成的祸乱，并不是因为井田制。他欺骗汉家的老母，夺取传国玺，在天下称制；天下人愤怒得想剖开他的心来吃，于是趁着变乱奋起反抗。假使王莽不实行井田制，天下也一样会乱，王莽也一样会被诛杀；这与井田制有什么关系呢？您又说汉、唐不实行井田制，如今想实行就困难了，这尤其不是懂得根本的论说。汉、唐不实行，并不是不能实行，而是从未实行过。汉高祖的时代本来可以实行，只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人来引导他。唐太宗有志于恢复三代的盛况，而魏征一类人不懂得事情的先后次序，不能辅佐他成就大业，谁能说井田制不可实行呢？世俗人认为不可实行，是拿吴越来说的：那里山溪险峻绝远，人口又稠密。山溪之地，即使在成周时代，也采用贡法，难道一定要强行削平低地、填高山地，把所有地方都改成井田吗？只要使人人都有田，田地各有公田，大家合力办事，彼此救助、彼此体恤，不违背先王的本意，也就可以了。至于江汉以北，平坦的土地千里相连，划分成井田，做起来非常容易。东海有一种鱼叫鲲，身体像山丘，行动时雷声震动，游动时波涛涌起。井边浅沟里的青蛙从来没有见过它，却伸出大腿，自以为是地夸耀说：“东海难道比井大吗？鲲鱼再大，能比得上我的大腿吗？”如今不了解天下的实际情况，却说井田制不可实行，正是井底之蛙一类的人。况且我固执鄙陋的看法认为，不实行井田制，就不足以实行仁义，这并不是空话。仁义的实行，贵在使人各得其所。如今贫富贵贱差别悬殊，富人的威势，对上足以操持公府的权柄，对下足以钳制小民的财产。公家有财物散给小民，小民未必能得到；公家有财物从富家征取，小民却已经替富家缴纳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两者都是祸乱的根源。有人诘难我说：“陈涉、韩信并没有陶朱那样的财富，难道会因为富人而造成祸乱吗？”用这种说法来议论井田制，实在疏漏。这大概是不对的。井田制实行后，天下四方就没有闲散的百姓；再用政令来申明它，用德礼来教化他们，乡里的胥吏、里正不断施教。苛刻取财、暴虐征税的办法不能施加到自身，百姓还有什么苦衷要去作乱呢？假使陈涉、韩信各有一宅之地、一区之田，不必仰赖别人生活，那么他们将终身做耕作田亩的百姓，哪里有空闲反叛呢？所以我说：井田制的废弃，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想实行仁义，必定要从井田制开始。您想舍弃井田制而实行仁义，就像没有锅却要煮饭，决不会得到食物。做饭不用锅，即使愚笨的妇人也知道不行；不用井田制来治理国家，士大夫却能安然处之，难道他们的智慧反而不如愚妇吗？还是习俗改变了人的缘故呢？风俗日益下降衰败，一天天趋于低下；能够特立独行而不随之改变的，只有豪杰之士才能做到。您庄重地列身于士大夫之中，却不致力于阐明圣人的道来使后人善良，反而诋毁先王的制度，这实在是我不取于您的地方。我口舌迟钝，不善于辩论，性情又很质朴，也不喜欢逢迎讨好，所以只是直截了当地把这些缘故告诉您。孟子不是说过：“不直说，道就不能显现。”既然如此，我这样做也不算过分，只是想阐明大道罢了。您如果心中还有疑问，应当拿来教正我，我还可以把这番议论说完。答阌乡叶教谕【方孝孺】郡守王公来到这里，屈尊把刘翰林、黄伯生所作的诗集序给我看，并且让我写些文字。美好的事物，本来不需要凭借外在条件；需要凭借外在条件的，都是怀有不足之心的东西。照乘之珠、盈尺之璧，即使不幸被放在泥土、瓦砾之中，它们光彩晶莹、明亮洁净的本质仍然存在。等到有鉴识的人得到它们，即使把它们放在旧箱子里，用破旧的棉絮包裹，价值连城，仍然不变。至于借助上好的锦缎来包装，用有文饰的匣子来收藏，把外表装饰得完美无缺，显扬它的美来给人看，那么其中所保存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执事的诗，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却恭敬地读到了相关文字。然而因两位君子的言论而去寻求它，大概可以说它本来不需要依赖外在条件。假如它不需要外在条件，那么即使两位君子的赞语已经过分，又何况还需要依赖无能之人的文字呢？况且古人所谓“序”，大概是用来阐明作者的意旨的。像《诗经》《尚书》篇首都有小序，篇首又有大序，就是这种情况。小序有的出于史官，有的出于后世贤士大夫；作序的人，都是古代闻名之士。然而其中有的只得到言辞而遗漏了意义，有的执着于意义却失去了事实，往往成为经典正文的累赘，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这样看来，序文没有益处，也已经很明显了。贤士名人为经典作序，尚且不能对经典有所增益，何况如今作序的人，难道能对您的诗有所增益吗？从《诗经》《尚书》以后，作者没有不作序的：有的是同道之人指出其德业所达到的境界，有的是门人故交发掘其胸中所蕴含的才德，并为他们的遭际而感叹惋惜；这起初都不是向别人有所求取。司马迁、班固、扬雄这一类人，又只是自己叙述自己的思想，以抒发奇伟的才华，本来从未需要借助外在条件。唐代善于写诗的人，没有谁能超过李白、杜甫。杜甫的诗当时没有序，李阳冰则在李白死后曾为他的诗作序。然而有没有序，并不足以影响二人的高下；反而是作序的人借助他们的诗文而流传。只有韩退之偶然说了一句话，推尊李白、杜甫二人，直到今天人们还诵读韩退之的文章，也由此知道李白、杜甫不可企及。您的诗如果确实美好而可以流传，那么不求人作序也可以；自己作序说明心意也可以，以等待后世的是非评判，足以取信于万世；像韩退之那样说上一句话，也可以。何必在世俗的求取上如此纷扰呢？况且我年轻时不专心求学，成年后又奔走于虚名，没有空闲学习。直到如今才粗略听闻先圣人的道理，想要从事于此。

译我所学习的本来就不在文章方面，对于文章又厌弃而不去理会，所以论到文章的浅陋，天下没有谁像我这样。再加上我昏昧庸劣，没有适合时俗的才能。我挂名于学校，领取微薄的俸禄，靠它养活妻子儿女，说出的话不足以取信于天下。执事您误听了传闻而来求取我的文章，您的考虑也太疏略了吧？不过，如今穿着儒服、戴着儒冠的人，并不缺少。以文章自负的人，遍布周秦旧地。您不去求取他们，却对我这个笨拙迟钝而又没有势力的人寄予希望，执事的心意大概不是偶然的。我虽然不能说，难道敢最终吝惜不说吗？只是您的诗足以自信，而我又还没有见到它；况且刘翰林、黄伯生已经为它作序，所以不能奉承您的命令。如果您还没有立即同我断绝关系，或许可以把草稿拿给我看，使我得以窥见诗赋的大概内容，或许能够抒发我想说的话。譬如旧箱子和破棉絮，借重宝来增加它们的光彩，这就是我小小的愿望。太守的志行十分美好，可以替湖学的荐绅们向他祝贺。我近来患眼病，百无聊赖，不能一一详述。答许廷慎【方孝孺】从前在京师，士人中有从濠上来的人，大多能背诵您的歌诗，我本来已经从中窥见了您胸中思想的一二。去年在临海，遇到林左民、张廷璧二人，向他们询问您的言行，了解得更加详细。二人自负是奇才，一谈到您，便顿然松弛下来而自惭不如，认为自己没有可与您相比之处。这样以后，我更加相信自己所窥见的并非虚妄。近来从王脩德那里得到他所抄录的几篇文章以及您的手书，很想阅读；恰逢家中接连发生灾难，未能阅览，便立即离开了。重新进入京师，所走道路一千多里，始终在心中来回想着这件事。到了这里，遇到岁寒之事，寄居在友人家中，读了几行便大为惊喜。文章的立意和议论卓越明白，不苟且浅薄，不是世俗之人敢于企望的。您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才华，为什么如此丰厚呢？世人把文章看作小事，然而最像是上天吝惜把这种才华赋予人，分毫计较，不肯多给。稍微得到多一些的人，就好像被上天记住了，时时受到逼迫催责，不让他有片刻的安逸欢乐。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个道理，难道可贵的东西果真就在这里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偏偏忘掉这个而喜欢那个呢？像我自己衡量，百无一能，只是粗略认识几个字，却大受其困扰。在危忧恐惧的时候，我常发誓要把自己的才能归还给造物主，甘愿做一个庸人却又做不到。您幸而平安舒适，没有什么苦楚，却急急地想要揭示奇异深奥的秘密，来同造化争胜。然而这样招致忌妒也太过分了，难道您得到一点才华也触犯了它所忌讳的地方吗？我虽然为您的文章感到高兴，私下却认为这不是一个得当的打算。不过，君子只看合乎大道与否，哪里还顾得上利害呢？自古以来的奇人伟士，如果没有经历忧患而有所折损，就不足以成就他们的学业。典籍中所收录的，大半都是不得志者的言辞。可是后世终于使他们光明而崇大，又怎么知道当时所遭的忌妒，不是造成无穷幸福的原因；而片刻之间所得到的喜悦，不是被彻底抛弃的前兆呢？这些话可以对您说说，姑且用来引发笑意，也用来自我排解罢了。林左民常称说王微仲的贤能，可惜没有机会见到他。恰好见到他的弟弟晃仲，也是高雅之士，应当是我们同辈中的俊秀人物，非常不凡。我因为侍奉祖母，所以来到这里，其中详情有些难以说明。答胡怀秀才【方孝孺】往年在浙东，我有幸结交才俊，其中最要好的，是眉山苏太史平仲、临海叶刑部夷仲、浦阳郑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赵象伯钦、陈叔英元采、王琦脩德等人。我们朝夕相处，议论唱和，反复深入探究天人之间的奥秘，广泛观察兴衰成败的道理，互相砥砺品行事业，又以文章彼此浸润；意气相投，彼此没有贪求和羡慕，身体不靠美味肉食也能强健，心情不靠音乐歌舞也能舒畅。十多年间，已经有几个人亡故，其余人多分散在别处，但还时常能够通过书信相互讲论切磋；忧愁时遇到欢笑，正在思虑时得到暂时的解脱，也没有过分陷于穷困孤独之中。等我住在山南，与我作伴的是草木山石，与我为伍的是猿猴；心里想说话，口中却没有人可以交谈，脚想行走，外物却没有什么可以使我娱悦。诸生讲授完经义，我总是闭目端坐，有时拿古书慢慢阅读、缓缓吟咏，偶尔有所领会，却无从告诉别人，只能仰望天空，默默地使自己的心神得到排遣。郡府奉朝廷命令设宴聚会，不能推辞，只好坐在末座；官僚们强让我饮酒，喧闹的言辞充满耳边，优伶的戏就在面前，我从未因此张口一笑，心中颇以为再也无法追寻从前的欢乐了。去年冬天到长安，见到唐愚士，因而感到欣喜；又在愚士家中见到您的文章，更觉得胸中慰藉，但还不知道您思想的深度。如今承蒙您赐来一千多字的书信，陈述反复周详，笔势流动，上面追思古人，下面感慨当世，卓然有奇伟丈夫的气概。自从进入秦地将近三年，从没有一个人用文章赠给我，哪里料到竟然从您这里得到了呢？我抚着书卷反复熟读，带在怀中袖里，几天都舍不得放下，俨然像重新见到过去的诸位朋友，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容貌。文章对于读书人来说是最末的事情，然而不是对古代圣贤的思想有所领会的人，不能写出真正的文章。世上求学的人很多，但他们用心不专，探索不精，见闻不广，攻习不久，因而能够得到圣贤思想的，一个也没有。所以我年轻时喜欢看人的文章，不只是因为文章本身，而是想通过文章察看作者胸中所存的东西，同他一起在这条大道上前进。读您的文章，确实看出您有志于道；然而您屡屡称道古代文人，这说明您所向往的仍有偏向。贾生、韩退之三十多岁时，已经卓然有所树立，确实如您所说。假使这两位先生能够听闻圣人之道，进而跻身曾子、冉子一类，那么他们的贤能将会怎样呢？我鄙陋不堪，自知不能同古人并列；但近年来长期闭口，不再谈论天下事务，对于政教措施的得失，茫然不再理解，只是笃信六经有所作为，把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译遇到疑惑，就把六经作为占卜用的蓍草和龟甲。只是我愚钝，不能通达世事的变化，甘愿以迟钝笨拙自守。人们见我如此，也多暗自讥笑。我向来又刚直，不耐烦同富贵之人周旋逢迎。有权势地位的人，有时想招致我，听说我不善于谄媚屈从，也往往不能相合。我想像贾生那样急切地谈论世事，本来做不到；也不像韩子那样急切地求取职位，更没有这个闲暇。可是您竟把我同贾生、韩子相比，哪里担当得起呢？不过，贾生劝汉文帝施行宽大之政，韩子严厉排斥异教、尊崇孔孟，这些志向我私下也有。假使上天将要使这些人康宁，使这条道明白，将来万一有所成就，也未可知，只是不敢指望罢了。大凡人在年轻力壮时，志向、意气、才气是年老时的百倍；等年纪增长、力量衰退，就会沮丧衰谢、失意困顿，产生悔恨过去、叹息今天的心情，像贾生到了长沙、韩子到了潮阳一样，他们英锐的姿态也稍有减损。圣人和大贤的志气却随着日子增强，德业随着时日增长，所以只有进步而没有衰退，年老以后反而更加明达。我的天赋究竟如何还不可知，但自己可以努力的地方仍然有可进步之处，怎么知道果真不能达到您所期望的境界呢？我如今三十六岁，本来还没有衰老；您比我小三岁。假使您在三年之中每天都有所得，那么要追上我并超过我，就如同驾着駃騠、蒲梢去追赶伏在马槽旁的劣马一样，实在容易得很。我所希望的是把道放在前面，把文章放在后面，修养整饬自己的身心，不预先追求声誉；这样一来，我将会看到您比今天有大得多的成就。那种喜悦和慰藉，难道还可以估量吗？近来我懒于写信，尤其不敢在您面前评论古人；但世俗中难以说的话，我已经沉默太久了，不能再默默无言。您千万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恐怕众人会暗自讥笑。答王秀才【方孝孺】先前承蒙您前来拜访，并且征求我的文章观看。我曾经忧虑世人不致力于学习大道，却喜欢谈论文章，所以有所论述，耻于拿出来给别人看。您不怕重山巨海的阻隔前来造访我的居所，意气诚恳，远非世俗之辈可比。我特意拿出旧作来回应您的高雅心意，也希望您指出、列举其中的缺点，彼此阐发明白。如今您又赐信，过分称赞我，并以学习文章的说法来询问。我难道是能写文章的人吗？您为什么这样问，实在奇怪！如今天下虽然缺少奇才异能之士，但拿笔执简、自负为文人的人多得数不清。您有疑问，他们难道会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吗？您不去求问他们，反而来求问我，正是所谓向工匠学习种庄稼、向猎人求取捕鱼之法。假使采用我所得到的，又哪里足以符合您来询问的本意呢？不过，世俗的文章我虽没有学习；古人的文章，我曾经学习过。姑且把我所知道的告诉您：凡是文章的作用，只有阐明大道、建立政教两端。用大道使百姓善良，用政教养育百姓。百姓不受到养育，就不能群居而生存；不受教化，就不能同万物区分开来。因此圣人出现以后，制定礼乐、教化、刑罚来治理天下，修明五伦六纪，以天理、人伦的最高准则加以端正，并把这些都寄托在文章之中。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思想，见于《诗》《书》《易》《礼》《春秋》文章中的，都是为了这一点而写文章罢了。舍弃这一点来写文章，圣贤对于后世的事务没有什么可做的。它的弊端开始于晋、宋、齐、梁之间，在唐代盛行，在宋代更为严重，流传到今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唐代士人把文章看得最重要，对后世最有规范意义的只有韩退之。韩退之文章中谈圣人之道的，除了《原道》之外，没有值得称道的；谈先王政事而能得到要领的，找遍他的片断记载，也没有。由此可以知道，唐代其他人都不如韩退之；由此也可以知道，后世的人又都不如唐代人。汉代儒生的文章，对世道有益、得到圣人思想的，只有董仲舒和贾谊。至于攻治浮靡绮丽、却不依据道理的言辞，没有比司马相如更浅陋的了。韩退之屡屡称道古代圣贤文章的盛美，司马相如一定在其中，而董仲舒、贾谊却一次也没有被提及，他的取舍荒谬到这种地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假如认为董、贾的文章还不够纯粹，那么艰险奇崛的元结、诙谐的李观尚且在取用之列，为什么反而排斥董、贾二人呢？假如认为他们所叙述的是王道霸道，不敢把他们列在文人之后，那么孔子、孟子不也本来就同荀卿、屈原、李斯并称了吗？韩退之究竟在哪里称尊了董仲舒、贾谊二人呢？韩退之自居为懂得大道的人，却唯独压抑董、贾而抬高司马相如。那么他所知道的究竟是什么道呢？不过，司马相如虽然辞赋浅陋，他的文章却都是有所作为而写，并不是空话。近世却不是这样：一间房屋的围墙，给它取一个美好的名目，就动辄顺着这个名目写成文章；所用名目纷然杂出，都是古人从未听闻的。考察那些辞句，轻薄诙谐、巧饰浅薄，都是古人从未有过的。求取文章的人拿这种东西来要求别人，写文章的人拿这种东西向当时夸耀，仿佛有所作为；即使让司马相如的奴仆看见，也将要弃之而去。然而今天的士人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这又是韩退之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情形。我私下悲悯这种浅陋，所以从汉代以下直到宋代，选取与道德政教有关的文章编成一书，称为《文统》，让求学者学习。违背这一点的文章，即使工巧也不收录；接近这一点的文章，即使质朴也不排斥。希望人人都能看到古人文章的正道，不被诡异反常而令人喜爱的言论迷惑，除去千年来积累的弊病，成为六经的羽翼，培育仁义之气，排斥浮华的习气，使自己进于圣人的境界，让世俗改变心意、改换眼光，勉励自己追求长远而伟大的事业。我居处困穷，空闲很少，还没有完成这件事。您如果确实有志于古人的文章，希望不要沉溺于世俗，不要被一时的毁誉所改变，不要把道德当作空虚的器物，不要把政教当作空话；这样，文章才可以学习。否则，世上那些能写文章的人，谁不能去请教呢？我这样昏昧无知，哪里足以满足您的求问呢？答钱、罗二秀才【方孝孺】

译二位先生，某年少时被错误地招致，士大夫们口头上纷纷称誉，我心中很不喜欢。得到二位兄长的书信，大力称赞并把我同人相比，我更加不愿意接受。如果姑且默默承受，恐怕我鄙陋的意思不足以使二位明白，所以不得不再说几句。古代谈礼的人说：“把人相比，必须同他的同类相比。”像南宫适把禹、稷比作孔子，孟子把子思比作曾子，都是衡量功劳、估量德行，名声同实情相称而毫无疑问的。有的人肆意妄加称比，就像子禽把子贡比作孔子，扬雄把韦玄成比作颜渊，司马君实把扬雄比作孟子，陆希声把【阙】比作韩愈；当时不被相信，后世又受到讥笑，这些情况的不可比较，实在显然。可是这几个人虽然不足以比拟圣贤，但他们的声名光彩显著于天下，仍如钧与石、寻与常的差别，不像山丘和蚁冢、河流和沟渠那样悬殊。把人比得不恰当尚且如此，何况某是什么样的人，竟把我比作李翱、苏轼、曾巩以下七八位君子，这怎么可以呢？指着一钧说：“这就是一石。”指着一寻说：“这就是一常。”突然听到这种话，怀疑的人还少一些；若指着蚁冢说：“这就是山丘。” 指着沟渠说：“这就是黄河、渭水。”人们如果不惊骇而认为这是说过头了，就会笑说这是没有眼睛的人。那七八位君子，都博学特出而气度宏达，才华很高而文章光彩，即使他们自身没有依托名人，地位没有显赫于当世，仍然有足以闻名于世、流传后世的东西。况且又得到名人相依托，他们最终能够有所树立，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像某这样的人，才华连他们百分之一也比不上，任意放言，不善于锤炼文辞，随着道理写到哪里就到哪里，想说尽了便停止，从未专门攻治文章，却想凭这些树立名声，哪里能够追上作者的体要而接近古人呢？二位兄长却这样说，我私下恐怕有见识的人会认为这是过分的话。然而世俗之人可以同他谈论古代，却不能同他谈论当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孟子是大贤，淳于髡尚且诋毁他；扬雄、韩愈都是卓然的儒者，当时也被人谈笑讥议；这是士人不能避免的。如今某没有古人的实际，却过分获得当时的声誉，难道今天的风俗同古代不同吗？为什么本来不应当如此却偏偏如此呢？所谓美好的风俗，贵在毁誉公正，是非恰当。本来应当如此却不如此，是错误；本来不应当如此却如此，也是错误。二位兄长凭借英敏的才资，坚定地以直道自许，却如此过分地称誉我，难道确实另有理由吗？还是希望我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如果希望我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尤其不敢承当。世人称赞那七八位君子，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我对于文章虽然曾经学习过，但志趣并不在此。我年轻时学习写文章，自己估量不能偷取别人的成就，唯独仰慕圣贤之道。认为这条道如果没有文章就无法流传，所以又在文章方面下功夫。后来又认为，道德修养没有达到的人不足以谈文章，因此曾经用心于三代、秦汉的书籍，考察它们气势格调的高下、防范言语的醇厚与疵病，以观察各时代的盛衰得失，总结它们归于道与否，并用圣贤的规矩准绳加以衡量。大概是想学习它们，希望达到纯熟；践行它们，希望达到相应境界。用自身来考察，看见它的成效；施用于世间，检验它的功绩；自身奉行它，并传给后世；在上不愧对上天，在中不愧对内心，在下对人有所益处，做到这些以后才停止。这就是我的志向。至于二位兄长所称誉、所比拟的境界，并不是我敢于企望的。二位兄长认为我说的确实如此吗？我急于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说得狂妄僭越，二位兄长请谅解。所需的两篇文章，在沈君那里已经很久了，想来您已经得到。答俞敬德【方孝孺】我鄙陋质朴，愚直迟钝，言语行为比不上古人，器量见识也不足以通达时务；然而我守着自己的愚拙，孤单无伴，只是仰望远视，不能同当时合流，这本来就是流俗之人所嘲笑讥讽、士君子所不敢自以为是的。如今您却屈尊以礼相待，屈驾来信垂询。我考察信中的话，您的意思似乎是希望我以圣贤的道理自期。贤能的道路，诚恳殷切到了极点。我虽然年少，却拿笔铺纸，擅长写作辞章【阙】相貌美好，脸颊丰满，长着长胡须，说话像弹丸转动一样流利，行步【阙】作为当 世人所喜欢的，不可【阙】学习他们；他们都自以为是出众的人才、治理世事的器具，假使能够达到圣贤境界，这些人也就自认为满足了，而您反而把这种期望归到我身上，我哪里承当得起呢？即使谈到别人，我尚且不敢占据这样的地位，何况您具有深刻通达的见识、正直无私的议论，能够在朝廷殿陛之间论定可否；您的志向确实像古代忠正之士，恳切地以爱君报国为心，本来应当轻视一世之人，不屑一顾，却偏偏取法于我，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您如果取法于我的文章，那么华美的言辞而缺少实际的，古代也很多，不足以使您相信我的为人；如果取法于我的相貌，那么孔子尚且不能没有失误，何况我呢？不过，您大概是取法于我的志向。取法于我的志向，那么我曾经妄发过不谦逊的言论。某六七岁时，刚入学读书，看见书册中记载圣贤的名字，或者圣贤、良将、贤相的形貌，就产生了愿意学习他们的心思；常常偷偷拿小纸写下他们的名字，同同辈的学生【阙】而指挥他们，父兄虽然加以呵止禁止，也没有停止。后来十多岁，渐渐懂得世事，看见【阙】做官的人不足以称道，认为圣贤之学可以使自己立身，外在所获得的东西不足以影响我的轻重，于是产生了仰慕道德的心。又过了四五年，我侍奉父亲向北游历济上，经过邹、鲁的旧址，游览周公、孔子的庙宇和故宅，寻访七十弟子的遗迹，询问陋巷、舞雩所在之处；我潜心静虑，验证自己的所得，慨然认为：那七十位弟子，即使颜回、闵子骞也未必能够赶得上，至于其余樊迟、冉求一类的人，假使同他们同时学习，难道都要让给他们吗？只是如今没有圣人出现，不能得到依归，所以不如他们。到现在又过了五六年，读书明理更加多，约束内心的时间更久，才知道古人并不容易一下子达到；大概是因为他们信道的心坚定，自治的方法严格，所以他们所成就的，近处寻求没有遗漏的德行，实际施用又有成效，不是近代空虚寂寥之学所能相比的。我确实相信这一点，所以不放纵自己随俗而流。每当产生感伤今日、尊崇古人的思绪，积累多了，便发为言语；谈论道德政事，必定说伊尹、周公；谈论道德修养，必定说孔子、孟子、颜回、闵子骞。睡着时思考的是这些君子，坐着时诵读的也是这些君子，用心完全投入其中，却还怕流于像古代狂人那样过分崇高而不切实用，所以深深地自我克制。假如内心没有丝毫学问，见到平庸众人尚且害怕而退避，何况曾子、子思、孟子这样的大贤巨儒，横越千年而卓然独立的人，哪里敢企望得到他们万分之一呢？

译您竟认为我可以差不多达到这种境界，话一出口，只怕会被流俗之人拿来嘲笑；这样一来，他们将要嘲笑的其实是您了。不过，您不要因为他们嘲笑而感到奇怪。孟子说：“君子的作为，众人本来就不能理解。”屈原说：“不是俊杰，却怀疑杰出者，显露出庸俗的姿态。”近来有人听到我狂妄的话，便跺脚拍掌，好像听见怪声，还想来窥看我的相貌，看看究竟像不像古人。亲近的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笑着回答说：“相貌同今人没有不同，只是心像古人罢了。”亲近的人也大笑。总之，这件事不必同流俗争辩，只须急切努力，以千年以前的人为老师，等待百世以后的人来评判；别人知不知道，没有空闲去过问。听说有无知的人，看见您奉召应对、争论是非，就讥笑您愚蠢，这大概同小孩子的见识没有两样。圣明的天子下诏传达到郡县，有志之士上疏议论天下的利弊，唐、宋以来常有这种事；只是今天的人没有见过，便认为奇怪，这真可叹息。有志之士做事，应当像日月一样洞达明白；自己所坚持的既已确定，就以此开始，以此终结，以此处富贵，以此处贫贱，把忧喜祸福交给上天，何必计较呢？我对此颇有体会，所以在众人面前不敢开口，像痴人一样；又怕虚名不能长久树立，不敢同人往复辩论。感谢您的爱护，也知道您收到书信后深思，内心有所触动，不能自我抑制，姑且抒发一点意思。关于五经的说法，确实领受了您的高明教诲。雪下得很大，不能出门。等余侯相见时，再把一切谈尽。答俞景文【方孝孺】您来信说先大人的遗德没有流传于世，委托我写墓志铭，文辞语气恳切深厚，这本来是孝子仁人不忍让亲人死后默默无闻的美好心意。然而我的文章哪里足以使后世相信并流传呢？古代流传于后世的人，虽然数不胜数，但大致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内在的道德充盈，事功在当时显现，为天下人所仰望敬服，所以他们其余的言论，即使原本没有流传的意图，后世也自然为他们流传；后人因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取舍而获得辨别贤愚轻重的依据，把他们的姓名写入文章典籍，便互相夸赞庆贺，以为荣耀。至于子孙后代，还要倚仗这些作为谈论的凭据。这都是因为那些人确实有值得流传的地方，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有文章。例如范希文、韩忠献公、程伯淳诸人，他们的文辞本来同别人相等，后世却传诵他们；凡是被他们称许的人，也因而在天下显赫彰明，难道不是因为这些人的贤能吗？假使只有文章，而德业大的方面反而不足，像柳子厚、刘禹锡以及王介甫一类人，他们自身尚且不免被世人诋毁议论，那么他们所称引、赞誉的人，想让世人完全相信，不也很困难吗？所以善于为亲人谋求流传的，不在于得到一篇可以流传的文章，而在于亲人本身成为可以流传的人。那个人能够流传，文章即使没有达到极高境界，也不妨碍他的流传。文章很美，而那个人没有被文章遮掩，即使文章美却不能流传，或者虽流传却不能取信，也只会成为亲人的忧患，究竟有什么补益呢？如今您忧虑先人的名声没有显著而想使它流传，假如依靠文章，那么我并不是善于写文章的人；假如依靠先人的为人，那么我不能辨别先人与众人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既然如此，却希望当今人相信，流传到后世，您的谋划不是太过分、求取声名也太疏略了吗？况且世俗风气浅薄，人们看别人的文章，还没有评论文章工巧或拙劣，先把纸张翻到末尾，查看作者的官位爵禄；所以求文章的人一定要向高位厚禄之人求取，侥幸借到他们的名声，便拜谢接受而离去，不再询问文章中写了什么，这都是习俗造成的。您不向那些人求取，反而认为我的文章确实美好、可以流传，也将被世人轻视讥讽；希望得到世俗的信任尚且不能实现，又怎么能指望后世流传呢？假使后世人的爱好取舍同世人不同，我将来在道上或许有所成就，文章或许有所流传，这还不可知。假使后世也同今天的人一样，看见我是一个向来卑微的士人，连我自身都不能流传，又怎么能流传别人呢？不过，凭地位而流传，就像器物用丹漆装饰才显得美。杞木、梓木制成的器物，本来有待于丹漆的装饰；装饰一旦消失，它的美也就消失了。至于金玉制成的器物，就不是这样了；它的美是天然的美，它的贵重也是天然的贵重。人们想用丹漆去涂饰它，尚且无从下手，何况还要依赖外在装饰呢？您修行义理、研习文学，做士人的老师，对别人不会随意取法，却唯独取法于我，难道是因为您在丹漆装饰之外另有所求吗？这就叫作按照古人的道理来定位自己，而不是急切追求流俗的信任。既然这样，我又怎么敢因为被流俗抛弃就不努力呢？为墓地撰写铭文，我谨慎地依照您的命令去做；它能不能流传，能不能成为值得流传的文字，能不能取信于当今，能不能流传到后世并得到后世相信，您既然有所取法，一定自有您的认识。我哪里敢预知呢？与楼希仁【方孝孺】收到您向西边寄来的书信，胜过面对面交谈，实在相距很远啊！现在相信您确实善于辞说。文章虽然是小事，但人们说一个人能言善辩，我起初并不知道其中的差别。等我出游以后，经过吴、楚，到了齐、鲁，同梁、赵、秦、晋的人交往，听人谈论，善于言说的人声音和谐、音调雅正，言辞切实而意义明白，道理简约而不混乱，条理端正而不重复；听起来使人洒脱清爽而不疲倦。不善于言说的人，整天口吃结巴而不能表达意思，杂乱滞涩，像醉梦中的话；有时故意使用蛮音俚语，发出嘲哦噢噫的声音，使人心情烦闷不快。这样以后我才明白文章的美丑，正如这种情况。读司马迁的《史记》，一整天读几卷也不厌倦；等看到褚少孙《日者》《龟策》等传记，还没有读完一页就想丢开。文章难道是容易写的吗？辞句的美丑，关系到人的喜好和厌恶；人的喜好和厌恶，又关系到文章能否流传。可是人们把写文章看得容易，实在可笑。近来看到别人的几篇文章，读起来漫无章法，得到句子的意思却不能连贯，明白了意思却又不能把辞句安排得通顺。这正如同楚、粤一带住在偏僻山谷、没有进入中原的人同他们说话，究竟是什么人呢？您的文章，好比赵人与梁人交谈，声音已经没有很大差别，虽然有时会说错话，还带着赵地口音，但终究是善于言说的人，不是结结巴巴、不流畅的人所能相比。不过我还有一种说法：能不能言说，本来关系到人的好恶，又在于考察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事情。韩非、商鞅的书确实无可比拟，然而他们所说的都是刑罚、督责的权术，君子以听闻这些为羞耻。扬雄、文中子的书虽然仿效古人而不很流畅，但所说的多接近大道，世人仍有所取法。难道不是善于言说已经很难，而所说又合乎大道就更加困难吗？我本来就像说楚、粤方言的人，不过曾经同中原人交谈过；因为高兴能得到您的知己之感，姑且说上几句。与郭士渊论文【方孝孺】

译我们郡的文章已经衰落很久了。我行走四方，每当看见本郡有人辞令可观，就感到高兴，何况是能够写文章的人呢？因此自从见到兄长您，心情舒畅，好像有所获得；睡觉更加安稳，饮食也更加香甜，并不是勉强如此，而是喜爱善人的诚心本来就是天性。接着又承蒙您寄来林君公辅的文章，并教我说：“试着评论它的好坏。”我过去听兄长谈起，早就知道林君的贤能。等展开文章阅读，默默品味它，觉得构思深沉而绵长，辞句明辩而通达，不知不觉叩击几案，连连叹息，反复玩味推究，直到深夜。离别羁旅中的思绪因此顿时消散，沉伏压抑的精神也勃然奋发起来。确实，文章能够使人喜悦，而本郡的俊秀之才真是不可企及。我没有才能，却自称出自金华太史公门下；当世士大夫大多让我见过，凡是有文名的人，我也都看过他们的文章。至于诵读其文能够使我满心喜悦、毫无遗憾的，不过几个人。难道是因为我的见识鄙陋浅薄才如此吗？也是因为作者很少能达到文章的极致。太史公曾经同我谈到这件事，也认为可叹可惜。大概文章存在于人，就像造化作用于万物：年年不同，日日更新，形态多样而善于变化，使人观看而不厌，用起来而无穷，不违背荣枯消长的常理，这样才足以称为文章。可是世上的人大多不赞同这种看法。喜欢艰涩文风的人，把艰深的言辞、简短的语句当作奇特；喜欢平易文风的人，又把陈腐熟滥、冗长繁琐当作美文。有的搜集奇书怪说，以为这样就是见闻广博；有的沿袭庸俗的谈论和俚俗的议论，以为这样容易使人明白，却不知道文章的美，本来不在这些地方。古代那些名闻当世的人，作品都可以看得到。依我看来，秦、汉以来，大多只是记载和讲论之文罢了；要寻找像古人那样能够立言的作者，实在没有多少。圣人的言论是无法企及的：上可以发明天地的本心，次可以说明性命的本源，陈述治乱的道理，使天下后世都可以取法，流传得越久越没有弊病，所以称为“经”。能够立言的人，必定要达到经书这样的程度才可以；可是秦、汉以来没有这样的人。然而仍然足以名闻于世的作者，是因为他们的道虽然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他们的文章为文人所喜爱，所以他们的言论即使文辞不够完美，其中却明白地阐发了道。人们因为它明白道，所以也把它流传下来。道和文两方面都达到的人，流传下来是毫无疑问的；两方面都没有达到的人，不流传下来也毫无疑问。依我观察今天的人，想找一篇成文而值得诵读的文章，尚且不容易，何况还希望它能够明白道呢？我之所以读到吾兄和林君的文章便感到喜悦，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自古以来国家兴起，功业崇高、政绩伟大，政事得以施行，教化得以推行，上天担心这些事业或许会失坠，必定会产生博学特立、英明通达的人，执笔记录下来。对于将来所寄望的，除了兄长和公辅一类的人，还能是谁呢？这并不是我因为与林君同郡而私下偏爱他才这样说，即使太史公也对他寄予厚望。请替我更加用心地劝林君钻研学问，把取法六经作为要务；如果有所心得，就请来教导我。我将要多次登门叩问，不会只来一次而已。写给舒君【方孝孺】舒君足下：我在乡里时，曾经接触奉川的朋友，每每听到您的名声。那时您刚从京师归来，我感慨湖海之间的人物屈指可数，发出了不能见到您的叹息。虽然还没有亲自认识您，但您的形象已经长久存留在我心中、显现在我眼前了。从前有一位【缺字】人，在京师把您的文章拿给我看，并且说您的才质非常 美好。我抚读吟诵了一整天，恍惚间好像同您并席交谈，精神相通、心意相领，竟不知道彼此相隔千里，还被两条江水阻隔。我十五六岁时便跟随先君学习经书，阅读古人的文章，很想探究其中的源流头绪；但私下认为今人与古人很不相同。自宋代中期以后，文章我从来不敢读，偶尔有所心得，也只是私下写下来，暗中收藏，羞于拿给别人看。等到游历京师，才开始出门拜访太史公。太史公一见我就说：“你是我们这一类的人。”于是把我送入弟子名册。从此我每天都能听到过去未曾听闻的道理，才知道文章之道原来如此，也知道今人所得到的果然不是正道。文章和道相为表里，不能勉强做成；道是气的主宰，气是文章的统帅。道明白，气就旺盛；气旺盛，言辞就通达；所谓文章，不过是言辞通达罢了。然而言辞哪里容易通达呢？六经和孔孟的文章，就是道明而言辞通达的文章。自汉代以来两千年中，作者虽然不乏其人，但要寻求言辞通达的，已经很少见了，何况是懂得道呢？所谓通达，就像江河决口流入大海，不费多余力气，顺着水势直奔而去，最终行进万里；水势所触，能裂开山岭、推动巨石，冲上高陵、荡涤深谷，奔腾如雷霆，蒸腾如烟云，高举如太空，聚集如锦绣绉纱，回旋曲折，抑扬起伏，喷涌潜伏，却看不出艰难辛苦的样子，一定要达到极致才停止；这才是所谓通达，哪里容易做到呢？汉代的司马迁、贾谊，他们的文辞似乎可以称为通达；像扬雄，就还没有达到。唐代的韩愈、柳子厚，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曾巩，他们的文辞似乎可以称为通达；像李观、樊宗师、黄廷坚一类人，就还没有达到。至于他们是否真正懂得道，更难说了。唉，这种话哪里可以同昧于道理的人说呢？如今的世道不幸，文章之事废弛残缺，幸而太史公起而振兴它，一代文章才开始灿然完备。人们以为太史公不过是一名儒者，对世事有什么关系，却不知道太史公对于这个时代的功劳极大。譬如星辰对于天空、胡须眉毛对于人一样，本来似乎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有了它们，天象才完整，人的形貌才美好；没有它们，昼夜就会错乱，容貌仪态也会丑陋了。太史公的文章本来根植于道德，又有充足的气来使它畅达；当它发端时，难以辨析折断，曲折余裕、反复周详，雄健刚毅、宏大博厚，典雅却不深奥，质朴却不浅陋，仿佛刀剑交相刺来，弓弩一齐发射，使观看的人惊骇眩目、失去脸色；慢慢观察，却本来从容闲暇，好像平常无事，同时又不失揖让进退的礼节。这就是太史公使四方士人心悦诚服，并且能够诱导百姓、端正风俗的原因。我能够得到太史公的知遇，又是多么幸运啊！足下不过是太学中的一名生员，却能从千人之中脱颖而出而得到太史公的

译称誉，可以说有超越常人的才华了。太史公从来不轻易称许别人。他待人虽然极其恭敬和蔼，但如果对方没有才华，连一句话也不会多说。他认为我虽不肖，却屈尊加以奖掖引荐，把我当作可以教导的人；我虽然知道自己不足以担当这样的称许，心中却也暗自庆幸。但我并不是庆幸得到太史公的称誉，便以此为满足，而是庆幸没有被大贤君子遗弃，希望还可以勉力进入道的境界。每每忧虑战乱之后，英俊之才寥寥无几，想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相交共进，却不能遇到，所以我把心意寄托在足下身上，也想同您相互讲论，共同进于道。我性情愚直，私下认为古人的话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应当肯定其中正确的，否定其中错误的，这才是有所收获。如果把古人说的一切都当作正确，那就不可以了。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很少，因此免不了被俗人讥笑。如今足下认为陆士衡《文赋》浅薄狭窄，并因此有所著作；我私下看了您的叙述，大意十分美好。陆士衡对于道还没有认识，他所作的赋只是当时所崇尚的文章，本来就是有志者所不肯屈从的。足下批评它，确实很恰当。不过其中也有不可轻易否定的论断，例如说“辞谢已经开放的早花，开启尚未振发的晚花”，又说“害怕被别人抢在我前面，而别人也未必没有见识”。只是树立志向一事，有些地方并不是前人的意思，不能一概如此罢了。不过，其中说得好的地方，也不能不加以采纳。世人有的不了解陆士衡关于立辞的论说，只是取用他所谓的办法，沿袭平常、重复旧套，拼缀编集成篇，使人读诵得声嘶气竭也找不到佳句，那就不知道陆士衡论说的本意了。所以我接着把这些话告诉足下，希望足下也能教导我。我也不敢白白辜负您的厚意。虽说如此，我们这些人作文章，应当取法六经；区区一个陆士衡，又哪里值得挂在嘴边议论呢？《明文海》卷一百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一，余姚黄宗羲编，书五 论文 答程伯大论文【朱夏】古今能够作文立言的人，谁不想在百代之上雄踞一方，使声名流传百世之后呢？然而最终怀抱奇异志向，却默默无闻直到老死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难道不是才华和见识有所不及，所以不能形成一家之言，以至于此吗？夏、商、周三代以后，卓然形成一家之言的，只有十几个人而已；其余的人都磨灭殆尽。这确实说明，人的天赋如果不是超然出众、不同于常人，就很难凭文章自立名声。近来承蒙您赐信，大体上还不能达到雄深雅健的境界，却专门写浮薄绮丽的文章罢了，这实在很不应该。我听说古人作文，必定以经书为根本，以道为根基；至于纪、志、表、传、记、序、铭、赞，各有各的体制，不能混淆，而世人却没有辨别。至于发言遣辞，又何必把剽窃抄袭当作工巧呢？如今不以经书为根本，不以道为根基，反而杂取诸子百家和传记中的说法，那么立论不从大处着眼，而从细小处着眼，本来就已经自我降低了，怎么还能同古人并驾齐驱呢？老苏的文章顿挫曲折，苍劲浓郁，峭拔严厉，几乎没有人能够同他争锋；然而有见识的人仍然讥评他，实在是因为他的立论驳杂，不能完全符合圣人的道。如今既没有苏公那样的才华，立论又远在苏公之下，那么还希望自己的言论能够树立而不倒，岂不是太遥远了吗？古人用兵，军队的聚合离散、进退移动、出奇制胜，本来神速变化、不可测度；但至于队伍编制和行军布阵的法则，却严整有序，绝不能混乱。作文却不遵循体制，就如同用兵却不依军法。古人评论文章，必定先讲体制，然后才讲工巧精致。譬如木匠建造房屋，栋梁、椽子、方木等所承担的作用，虽然不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王公大人的住宅、佛寺道观、官署和百姓的房屋，制度本来就有悬殊，不能相提并论。假如记文同序文没有区别，那么百姓的房屋将要同佛寺道观一样，这可以吗？铸剑却铸得像刀，尚且不可以；砍削车子却把它做得像船，不是更会被认为迂腐拘泥吗？韩愈

译作文，只以务必除去陈旧的说法为要；今天即使完全不能达到韩愈的程度，也应当稍微删削一些陈词。您却把古书中的奇僻字全部搜罗来，驯顺地排列成行，岂不是近似把天吴、紫凤等怪异形象颠倒排列，把粗布短衣当作华服了吗？苏轼说，锦绣绮縠是服装中美好的材料；然而把它们剪成碎片，错杂缝合来做衣服，反而还不如普通的绨缯。如今先生竟想把群英汇集起来作为华饰，喜好这种做法，也实在不同于真正作家的见识。世上有个贫穷的人，看见邻居富有，便日夜挖空心思去偷窃，侥幸得到他的财宝货物，以为自己得计了。一天被巡逻捕盗的人抓住，才不过是个疲惫不堪的盗贼，却直到死也没有醒悟。况且这样忙忙碌碌地割裂文字、拼缀编集，文章的气势本来就已经衰弱了，又怎么能像江河那样浑厚浩大而具有排荡之力呢？所以只有兰花、苕草和翡翠鸟，又哪里能看见捕捉鲸鱼的气势呢？而且古人作文，并不是存心追求文章形式；就像风吹到水面，恰好相遇，文章便自然产生。因此风鼓动水面便成为波涛，含蓄舒缓便成为涟漪，水面收缩便成为细纹，澄澈平展便成为白练，受到激荡便成为珍珠。实际产生这些文态的不是单独的水，也不是单独的风，而是二者恰好相遇，文章才由此产生。上天对待万物，难道不也是这样吗？纤细的、浓厚的、红色的、白色的，没有一样不把美丽发挥到极致；造物者难道会对每一件东西逐一雕刻吗？只是让万物各自成为万物，天下的巧妙就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花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文章也就像音乐一样，应当自然生成。远古的音乐和平雅淡，因此风俗淳厚，人心端正；桑间、濮上的淫靡歌曲声调烦杂，使人心和风俗动荡，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假使先生参与制作音乐之事，将取法什么呢？那么为什么唯独对文章有所疑惑呢？先生教导我说：“如果没有毛嫱、西施那样美好的资质，就不能不借助脂粉的虚饰来遮掩丑陋。这样一来，朽木也可以雕刻，粪土筑的墙也可以粉饰。无盐天下皆知她丑陋，即使披戴珠玉、拖着罗绮，也不足以欺骗天下人的眼睛。假使天下人都瞎了，又能怎么办呢？天下人并不都是瞎子，先生大概还没有见到真正的颜色。”先生又说我的《五常论》难道像《太玄》一样吗？《太玄》模拟《易经》而作；然而《易经》出于造化的自然，《太玄》却出于个人的智虑罢了，所以免不了牵强拼合、艰难造作的情态。先儒本来已经讥笑它费力而拙劣了。因此如今距离扬雄一千多年，终于没有喜爱它的人。现在先生竟想著书来模拟《太玄》，我恐怕它连拿去覆盖瓮口都不够用了。先生又说我曾经作诗，把诗集命名为《胡卢》；而《鲁论》的《诗序》所说诗的功用，是那样广博，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供人取笑的材料，这也稍微贬低了古诗的风教作用。这同样是喜好奇怪的过错。先生最后教导我说：‘您看我的文章时，请归结成一句话，或许可以由此知道君子如何辨别是非。’ 宋代末年，文章的败坏达到极点，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习惯深入人心，就像染黑的东西不可能再变白一样。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把文章扭转回来，就不足以追踪古人。先生自己认为已经超过了他们，哪里知道其实也同他们有所不同呢？先生的文章起初想要奇特，最终却以拙劣开始；想要华丽，最终却以丑陋开始；想要雄健，最终却以柔弱开始。他的风格和议论，没有不背离古人的，因此也很难摘取出来加以称说。况且先生既然同我不同，那么我即使说了这些话，也不合先生的心意。我想把先生从迷途上挽救回来，愿意把心中的蕴含全部吐露出来，取韩愈、孟郊的文章，日夜诵读，觉得自己的见解已经同从前不同。然后把自己的话一并说出，或许能够同我在学问废弃之日的看法相合。我一向常常因为懒惰不用力，不能充分从事学问；但对于作家的风致，私下确实有所见解，所以才敢略微陈述

译这些意见。答孟左司书【刘迪简】

译我二十多岁时，仰慕作古文，随即悟到：一个人如果有古人的道，本来就能写古文。所谓古文，就是描写这个人一生所喜好的古道罢了。年岁渐长，又更加明白文章是乘着气而产生的。因此反复思索心意，乘着气来缀辑文章，把它写在简册上，就像人骑着善于奔跑的马，手里牵着缰绳，在羊肠小道和蚂蚁封土之间盘旋往返。年轻时，志向不足以驾驭气，反被气所驱使，免不了要用力助长它的气势，使文章突兀。后来取出从前所作的文章来看，实在羞愧。于是又明白气充满全身，假如任凭它奔向哪里，就会像龙飞虎跃一样，能够排挤压倒万物。必须把志向持守在内心加以约束，施加缰绳和嚼口加以控制，然后经过京城、越过宫阙，步伐合乎节度，发出铿锵和谐的鸾铃声，舒缓地行走在曲水旁边。到了这个时候，把内在的气发出来表现在语言中，就成为有节制的文章，成为仁义的学问。然而人生所禀受的气，清明而进入上等品格的，最不容易得到；文人驾驭气而没有急促频繁的弊病，回旋转折都合乎规矩的，也很难得到。因此三代以后，汉、唐、宋的文人中，禀气秀出于文学一科、驾驭气在天下士人中无人可比的，像司马子长那样，神情散逸，最喜欢揭明奸邪和利害，又善于为人描写神态；诸王子、王妃、将军、文吏的情态都能窥见，探求猥亵隐私，只求不失其精神，大多说出常人不愿说的话。班孟坚似乎惩戒司马氏文章略有放荡疏宕，于是以《左传》为本，谨慎含忍而不放纵，希望具有佩冠束带的长者气象；但他创制的体制宏阔铺陈，广远深厚，像深山大泽，龙蛇由此而生。韩退之描写事物肖似其形，处处谨慎节制，不轻易称许别人，像霍大将军出入宫禁，进退都有尺寸；远远望去，衣冠庄严，举止非凡，确实是古代能够立言的君子。欧阳永叔的文章蔓延宛转，像兰草的筋脉、柳树的骨格，又像缝纫高手把针线痕迹全部消除，只觉得已经织成浑然一片。苏子瞻运用天生自然的才华，仿佛把自己置身九仞高处，俯视城中的烟火鸡犬之声，认为一切都平凡浅近、不值得谈论。这几位君子禀气间世而出，驾驭气合乎法度，本来已经足以在百世之后长鸣。又不知道未来天下千百亿年所产生的文士，他们的情状和施展方式，会同前代文人有何不同。气是最善于变化的东西，所以万物没有一样相同，也难以驾驭。凡文人驾驭气来作文、使文章合乎法则，是可贵的；乘着气来凌驾他人，就不值得珍视。古今称说文人品行不好，正是说他们乘着气凌驾他人，呼喊跳跃，呈现狂放不羁的样子。至于调伏之后的气，起初由一缕气息驯养，逐渐变得绵密柔顺，曲折缠绕，有时向东向西，有时向南向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万年〕 这样的人，一定尊崇道德，乐于从事政事，谦虚自守而礼贤下士，内心受到熏陶，忧虑世事；志向常常统率气，诸般行为都合乎旋转进退的法度，于是可以修饰文辞来树立诚信，垂示文章来作为准则，承载道并传给后人。这就是仰慕古道的人所写的文章。我所见到的太原孟左司，他的气蓄积而方正刚健，品行亲身实践美善之德，文章朴实古雅。他间或写信赠给我，说我确实喜爱文章，也真正懂得文章。我喜爱古文将近三十年，其间一两个朋友相继去世，从来不敢把这些话对别人说。来到金陵后，一见左司公，便极其欣喜，因为他曾经用力阅读古文，考察其中的是非，也曾经长于写古文。他的文章一定取法古人；至于命意遣辞，气势充沛却不被气所驱使；何况他历任官职、办事四五十年，所到之处都称赞他廉洁公平，文章有根本，本来就应当如此。这些人都是古文家中的第一流人物，我怎么能不跟随他们交游呢？然而一个人的独到造诣越深，跟随他的人就越少，往往只会被时俗憎恶而陷于困穷。偶尔有好事者，便认为从事这一行业、专门精工于此，可以借此求得不朽。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但朽与不朽取决于上天，假如存心谋求不朽，就近于滋生奢侈妄大的心念，这一点又不能不加以辨明。写给徐景琛的信【柯暹】六月二十八日，您穿着便服来访，用来慰问我久别之后的情怀。换作别人，没有不认为这是简慢的；但我却认为这是亲爱。我们之间的相知，难道还不深吗？不久您告别离去，在路上教导我不要从事文章，而要把字写好。我起初听了，以为您是爱护我；退下来思考，又怀疑您是轻视我。我想沉默不说，却忍耐不住，斗胆把疑问提出来。您的意思，难道是认为文章难以言说，不是我这种浅陋之人所能学习的吗？还是认为把字写好，便足以深入道理，不需要文章吗？还是认为文章和书法如同公私、善恶，是两条不能并进的道路，想让我专心于其中一项而有所成就吗？还是认为文章并非君子所崇尚的吗？还是认为我轻浮俊逸，不应当作文来毁坏自己吗？如果是这样，轻视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呢？况且先正曾经制定法则，认为沉溺文章可能荒废学业，专习书法又可能丧失志向，所以对此忧虑。您不禁止我写字，却唯独禁止我作文，这就不是先正制定法则的本意了。文章是承载道的器具。圣贤中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必定对这种文章有深入研究。作为圣贤的门徒，舍弃文章便可以说文章不是君子所崇尚的吗？文章可以称作“文字”，也可以称作“字”，本来不能混用一个名称。然而学习文章的人并不妨碍把字写好，学习书法的人也不妨碍把文章写好，完全可以交互用力、同时进步。这不像公私、善恶那样分明是两条道路，不能同时进步。即使不能判定为两条道路，也不能把二者看成完全相同。譬如“仁义”两个字，三尺童子也能认识、书写；但仁义的道理，非圣人不能穷尽。如果说把字写好就足以深入道理，不需要文章，难道合乎道理吗？文章本来难以说明，也本来难以学习。但只要不违背道理，就可以称作文章。并不一定要作者是圣贤、思想渊深有源、道理高古、文辞高妙，之后才称为文章。从孔子、孟子直到程颐、朱熹，六经和传记之文有许多类别，都任凭它们流传于世。那些不能流传的文章，必定同孔孟、程朱以及六经、传记之文大相违背。如果有人专心以孔孟、程朱和六经、传记之文为法，竭尽耳目心思的力量去追求，即使只是浅陋平庸、资质愚钝的人，也有可能学会。学习有所未成，不能流传于世，也仍然可以在人前称作文章。怎么能因为不能学成就不去学习呢？有人说：文章一定要工巧之后才可以作，否则就不要作。然而如今评论文章的人，大多尊崇韩愈，说文章要见识广博、议论正确、立足高远，章法、句法、字法都不能马虎；但韩愈的文章也未必能完全达到六经的程度。韩愈学习圣人尚且没有达到六经的程度，他的言论仍然可以称为文章；那么今天学习韩愈的人，难道一定要等达到韩愈的程度之后才敢作文吗？

译如果一定要等到达到韩愈的程度之后才敢作文，那么韩愈以后就很少有文章了；如今这个时代的文章也会更加少。您常常作文，自己认为同韩愈相比怎么样？为什么对自己反而轻视而约束，对别人却要求周全而严格呢？又有人说：与其文章不工巧而不能流传，不如把字写好而能够流传。我却说：宁可学习而文章不工巧，也不能因为害怕文章不工巧便不学习。学习希望有所成就，这是志向的问题；不能成就，是才华的问题。我宁愿做前一种人，而不愿做后一种人。况且文章即使没有孔孟文章那样的美善，经过千万世、千万人传诵，也都还能看见它的真实面貌；书法即使美善如钟繇、王羲之，刻在金石上，临摹一次，就已经不能再看见原作的真实面貌了。因此如今诵读《兰亭》文章的人，都是能够辨认《兰亭》墨迹的人；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何况古代善于书法的逸少、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赵子昂这几位君子，从来都不是不能作文，他们并不只是临摹成帖、替别人抄录而已。如今有名的公卿大儒，看见我从来没有因为认为我不行，便不勉励我学习文章；唯独您不愿我学习文章，却多次索取我的书法，因此是把我当作工匠看待。您究竟是爱护我，还是轻视我？希望您明确教导我，不要让我在歧路上迷惑，也许这样才能在人前称说：您和我是真正知己。这些商讨辨析的话，涉及不敬之处，幸望您宽恕。答丁凤仪【童轩】某顿首再拜，致书凤仪贤友兄足下。我性情迂拙鄙陋，对世事没有通晓之处，只爱读书，把认识道理作为要务。因此众人非常喜爱的，我反而看作次要；众人忽视轻视的，我却把它放在首位，唯恐有所失误。因为这样，通常总是难以同人相合。何况如今我闲居独处，本来足下应当弃我而不与我交友，您却反而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赐给我雄健的文章华美的辞句，又想把我推到卢扁、大匠的行列中去。足下的用心为什么同一般人如此不同，却又同我相同呢？庄周说：“逃避空虚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也会像听到跫然之音一样高兴。”何况像足下这样的人，哪里只是足以慰藉我的孤寂呢？然而足下既然想把我列入卢扁、大匠的行列，又想把自己放在病夫、弃材的位置上，志向高峻而言辞谦卑，学问优长而内心自下。古代有道德而又有言论的人，难道会这样吗？但我听说，时势不任用叫作“弃”，道不能施行叫作“病”。凭我迂拙鄙陋的资质，承乏任职于东台，侍从左右，本来不能说是时势不任用我。然而我碌碌庸庸，没有建立功业、发表见解来向世人显露自己，这就是道不能施行。道不能施行，所谓“病”的地方正在我身上。没有听说自己已经患病的人，却能医治别人的病；我哪里还敢自居于卢扁、大匠之列呢？即使如此，您厚重的德意也不能虚负，请允许我用卢扁、大匠的事情来作比喻。人的疾病，有肺痨病，有失明，有痿痹麻木，有结滞阻塞，种类很多。假如让不善于医治的人来治疗，肺痨就用艾灸，失明就用针刺，痿痹就用按摩，结滞就用疏通利导；病虽然除去了，人却没有完整保全。卢扁却不是这样，他治疗人的疾病，必定以调理元气为根本，滋养、调和、补益、扶养，日积月累，忧勤不懈，仿佛盼望婴儿成长。因此肺痨者变得肥健，失明者恢复视力，痿痹者能够起身，结滞者得到通畅，这难道不是善于医治吗？至于人的才质生成，有枝桠歧出的，有弯曲盘结的，有粗大到几人合抱的，有小到一拱一把的，也不止一种。假如让不善于做木工的匠人使用它们，枝桠就必定被熨平，弯曲的就必定被削直，大木就必定被砍削，小木就必定被刨削，木材便没有一块能保全。大匠却不是这样，而是依照木材本身的资质：枝桠歧出的做斗栱，弯曲的做梓材，合抱的大木做栋梁，小到一拱一把的做椽子，这难道不是善于做木工吗？唉，作文也不过如此。因此文章必定以培养气为主，气盛则道理充足。假如不是不说罢了，一旦开口，就要文采茂盛而成篇，清楚明白而合乎法度，纲目相互承接，首尾彼此照应，这不正如善医必以元气为主、善匠必依木材本性来使它各适其用吗？那些自称文章家的人，专门从事剽窃，把它当作奇特；精工削改，把它当作巧妙，结果元气日益受伤，材性日益丧失，却说：“我的文章，是孟轲、扬雄的文章；我的道，是孟轲、扬雄的道。”唉，这不就像优孟假扮孙叔敖吗？这大概是心已经有病却不知道，根已经腐朽却不能醒悟。即使有卢扁和大匠，又能把他怎么样呢？足下对此有所见，所以发言一定以道理为依据，吐辞一定以经书为根据。就像不用针灸而营卫自然周流，不加砍削而绳墨自然具备；这样或许可以没有那种弊病而具备真正的材质。即使如此，我不知道足下是想求胜过今人，还是想求达到古人境界？如果只想胜过今人，那么今天以后那些后生新进，才读了几十卷书，就都能摆弄笔墨，拿着木简、牵着墨绳，在聋瞽的世俗中炫耀欺骗。所谓能做到这样，也就够了。如果想达到古人的境界，我认为必须培养自己的气，必须积蓄自己的才质【缺字】天下的【缺字】穷尽地格量天下万物，完全认识天下的【缺字】，然后才开始【缺字】；这样气就不会衰馁，才质也不会匮乏，即使不求达到古人，也已经达到古人的境界了。孔子说：“后生可畏。” 如今在孟轲、扬雄之后奋然崛起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在足下之中呢？《述怀》《原学》《答宗谊》三篇，比过去更加出色；鼓足气势向前进，这就是您的武器。足下要勉力而行。答丁凤仪书【童轩】童轩拜告凤仪秀才足下：承蒙您屈尊赐下书信教诲，我因此知道足下立志于古学，轻视仕进，以科举文章为近似倡优伶人所作而不值得从事；这些都应当是贤人君子所持守的，不只是足下自己有这样的志向，也是童轩对足下的期望。足下说：“从六经以下，越过两汉、唐、宋诸子、百史以及天文、地志、历数、兵略等书，我都想一一窥见它们的门户，沿流溯源，希望能够使我这样浅陋的人说出它们归入大海的地方。难道是因为认为童轩粗略知道道理，也曾经从事于文艺末流的缘故吗？”一个学习文章的人，却想引导他到达大海汇入之处，就像走上九曲险坂，却驱赶盲人先登，本来就会摸索着土地寻找道路，整天也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因此，足下的志向很高，学习也很勤奋，可惜用来驱使他走向道的人并不是合适的人。不过，凭足下向道的心，急切求知，假如遇到真正有知识的人，也将满载而归、不断前进。何况童轩承蒙足下知爱，哪里敢不把所听闻的略微诵说出来，稍稍答复来信呢？童轩听说，古今作文的人并不相同，言论也各各不同：有如沧海的文章，有如江汉的文章，有如川泽的文章，有如溪壑的文章，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整齐看待。

译因此六经这部书，承载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光明如日月星辰，所以能够扶持纲常、阐明伦理，继承天道、树立准则，垂示法则于万世而没有弊病，这就是文章中的沧海。下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说苑》、贾谊的《新书》，用来叙述时事、铺陈王道，阐明治理教化的根本，实在是文章中的江汉。唐代韩愈的《原道》《原人》等篇，柳宗元的《守官四维》等论，旨在端正人心、挽救时弊，以推行治道的踪迹，实在是文章中的川泽。宋代有欧阳修的《本论》、曾子固的《洪范传》、三苏父子的杂著章疏，用来陈述鉴戒、说明得失，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这不又是文章中的溪壑吗？至于庄周、列御寇、韩非、邓析等人的著作，虽然时时有合于道的地方，但同六经的文章相比，简直如沧海之于蹄涔，哪里足以谈论道呢？然而求学的人一定要把六经蕴藏在心中，树立根本；贯通诸子百家，以资助实际运用；搜集百家学说，以充实才华；旁及天文、地志、律历、兵制等书，又是为了扩大见闻情趣。假使抛弃根本而不去求取，那么也不过是无根的积水，早晨满盈、傍晚干涸；即使器用方面的才能优良、才识丰富，难道能够避免以蠡测海的弊病吗？所以童轩认为，向道的人必定要以六经作为根本。六经都是古代圣贤的言论，正是文章中的沧海。舍弃六经而只求诸子著作，大概就是韩愈所说的驾着船穿行于断港绝潢，却希望进入大海，这是不可能的。足下所说从六经以下的诸子百家都想一一窥见其门户，这样就差不多知道先后次序了。唉，学习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足下确实是有志而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志向不停息，难道只会窥见各书的门户而已？必定还要登上正堂，并且进入内室。既然进入内室，便把它蕴藏为德行，发用为文章，建立为事业，这当然不是今天所谓科举之学可以概括评论的。然而科举之学同样以六经为根本，同样出自诸子、史书和百家；它之所以不同，并不只是文章有古今差异，而是因为从事这种文章的人大多是鄙陋的儒生、小人，只想记诵口耳之间的学问，窃取科举名次以作为显达荣华的阶梯，追逐利禄来养活妻子儿女罢了。假如他们确实能把道德事业看得高尚，那么今天的学问就是古代的学问，又有什么可耻于科举的呢？▯山杨氏所说“科举并不是用来得到人才的途径，但豪杰之士却可以由此进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足下当然不能对此毫无疑惑，但您的志向不想把凭利禄显达当作急务，也已经清楚明白了。童轩与足下是同门，在所学方面也忝居同道；因此因足下的请求，不知不觉说了这样许多。言辞鄙陋，义理浅拙，只有请足下明察选择，便是万幸。童轩再拜。写给文宗儒的信【李东阳】承蒙您寄来亲笔信，得知《沧洲集》已经抄录出来，将要付梓，足见您对故旧情谊的恳切。亨父在地下有知，也应当感到欣慰。不过，您给我看的样本，每卷前面一页列有“撰述、删定、校正、刊行”等名号，似乎不合典例。这部集子是沧洲所作，何必要说“撰述”？旧稿的取舍，是几位同年共同商议、互相订正的，为什么偏偏把校正的职任归给一个人？这尤其是后生晚辈施加于前辈的做法，很不恰当。至于刊行者的姓名，应该由您写一篇跋语，置于各卷之后，也没有把它标在卷首的先例。这四项之中，没有一项合适。况且如今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诸位大家的文集，本来都存在这样的事例；有没有这种做法，不必辨说也可以知道。至于“栝苍”，是处州的郡名，用在亨父身上，又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从前托付给您的事情，只说抄录稿本、重新订正后，便可以收入刊刻；我正担心会有差错，却没想到差错竟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希望您赶快把抄录的稿本寄给我；如果已经入梓，也必须删去这四行，各在卷后补上一首五言律诗，这样或许可以免得被好事者讥笑，也免得连累这件盛德美事。希望您深切体谅我的心意，不吝惜改作，那就万幸了；不然，还不如不刻为好。承蒙您给我看近作，我还没有来得及唱和，正是因为这件事感到惶惑，所以无暇顾及。请不要怪罪，请不要怪罪。上杨先生镜川公【章镒】近来承蒙先生不嫌弃我的节操，把您所著的文稿交给我，命我订正其中的“亥豕”“鲁鱼”之误，并且让我区别它们的优劣。只是以我朴拙愚钝的资质，哪里足以担当这样光明显著的使命？然而我身处寂寞困顿之地，每天没有纷扰急迫的事务，怎么敢虚负尊命而不用心呢？连日庄重诵读，才得以探究其中万分之一。先生的文章，气势如韩愈，骈俪如柳宗元，总的说来都雄健深厚而文理丰衍，没有艰涩枯槁的弊病。它像驾着轻车行驶在熟路上，又像长江大河滚滚向东流去而不枯竭，又像蒲捎、駃騠，不用施加缰绳控制，便在宽广的大道上奔驰。反复玩味、涵泳其中，眼睛愉悦，内心陶醉，恍惚间深入珍宝库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贝、能照车的明珠、价值连城的璧玉充满眼前，于是已经知道它们确实是稀世珍宝，都想拿来玩赏而舍不得放手。只是惭愧自己并非石崇、王恺那样素来拥有并大量收藏珍宝的人，哪里敢妄自议论它们的价值呢？即使勉强插嘴，也必定会把美的说成恶的，把合意的说成怪异的，难道不是再次招致有识者的讥笑吗？虽说如此，我还是愿意私下向您进一言。自西汉以来，文章家如司马相如、董子、扬雄、刘向一类人，卓然高出，难以企及；他们能够流传后世的作品，也都不多，仅仅只有几篇。

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驾齐驱；他们的文集除诗赋外，各种体裁的文章，韩愈有三百多篇，柳宗元有四百多篇而已，其他人不能一一列举。如今先生的文集，我所见到的，统计从天顺戊寅到成化癸已十多年间，篇数已经相当于韩、柳两家。戊寅以前、癸已以后尚未见到的作品还很多，合起来计算，大概有一千多篇，可以说非常丰富了。我不敢再拿前贤来烦扰您的听闻。像我朝杨文贞作文，也享有很大的声名；正统年间《东里集》刊行于世，世人都愿意见到并以得到它为乐。近来他的儿子刊刻全集，人们却嫌它繁多，还没有打开书卷就已经先打呵欠了。文章果真以多为贵吗？先生的著述不只是文章，此外还有各种体裁；诗歌有《私抄》等书，几乎多到堆满屋子。如果一一刊行，费用非常巨大，不如把博杂的内容收束为简约的选本，才精当合宜。事情在于先生亲自裁定取舍。流传于世的作品，诗歌分门编类，文章汇集各种体裁，每类不过三四十篇，也已经很多了。其余的我另行抄录，收藏在家中即可。我又认为各家文集如果按写作年代编排，不如按体裁分类，更便于阅读观览。将来定稿时，按体裁分类怎么样？我自不量力，实在狂妄僭越，希望您予以体谅；如果您宽恕我并采纳这番意见，那就是万幸。与李空同论诗书【何景明】恭敬地奉上这封华美的书信，已经反复阅读多日了。起初怅然若有所失，后来却豁然开朗，仿佛有所释怀。它使我拨开迷雾、彻底明白，也爱护并帮助我激发成就。空同子对我的功德实在深厚。我自从离散以来，独居而少有同道，拒绝贤人、疏远德行，学业荒废，违背正道。因此著述没有规范，进退也失去了准绳。空同子说：“你一定会有直言不讳的评论。”空同子对我哪里需要什么直言不讳呢？然而我自己所记下的这些话，又怎么能不请他评正一番呢？追想从前作诗时，空同子刻意取法古人，铸造诗歌的形制，严格守住尺寸。我却想在才料上求丰富，积累领会以防止神情流失，面对景物便构思结撰，不模仿古人的形迹。《诗经》说：“正因为自己有它，所以才能相似。”凭借已有的东西去求相似，是我的愚见。近来的诗以盛唐为最高标准；宋人看似苍老，实际却疏浅粗陋；元人看似秀拔峻峭，实际却浅薄庸俗。如今我的诗免不了有元人的习气，而空同近来的作品间或又流入宋人的路数。我本来就迟钝拙劣、才薄品低，哪里敢把自己列在古人之中？空同正以雄视数代的气概，创作足以振古的作品，却也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凡事有达不到的，有达到后反而退步的，也有超过限度的，都可以说是没有达到正当境界。用作诗来比，我可以说是尚未达到的人；若按空同的要求来衡量，那就过头了。意与象相应，就叫作相合；意与象相违，就叫作相离。因此《乾》《坤》两卦，体察并表现天地的造化，意象已经完备了。空同丙寅年间的诗是相合的，江西以后所作的诗则是相离的。拿音乐来说，各种声音共同汇聚，条理才能贯通；单独演奏一个音而要形成篇章，就很困难。所以丝竹之声精微美妙，木器革鼓之声急促直截。假如只取急促直截的声音而完全抛弃精微美妙的声音，怎么能够穷尽最高的妙处，使感情得到触动、听觉得到修饰呢？试取空同丙寅年间的作品来读，敲击起来还像金石之声那样和谐；而江西以后之作，言辞艰涩，意思反而浅近；意思苦涩，言辞反而平常，外表暗淡而内里还有些条理，披读漫读起来，仿佛耳边只有摇动鞞鼓、铎铃的声音。空同贬低清俊响亮而明朗的风格，却把柔和淡远、沉着稳重、含蓄深厚、典雅厚重看作诗家要旨，这大体是对的。然而究察作者安排意旨、铺陈文辞，实在兼有各种情形，并不是刻意设置才自然具备。若把闲缓寂寞当作柔淡，把沉重浑浊、刻厉迫切当作沉着，把艰涩阻塞当作含蓄，把粗野俚俗堆积在一起当作典厚，岂止是误解了这些意义，也连清俊的语言、明亮的节奏都一并丧失了。洪荒时代已经遥远，自有文字以来，人文逐渐明朗。孔子是能够折中取正的圣人，其余诸子都各自形成一家之言，体察万物、杂采事理，言辞各不相同。有德君子不应把他们强行归为一类，而只需取其优长罢了。所以曹植、刘桢、阮籍、陆机，下至李白、杜甫，虽然曲调不同而功效相同，各自在当时独擅胜场，都被称为善于言辞的人。这是为什么呢？辞藻有高下，但都能拟议万物，从而形成各自的变化。所谓变化，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归入同一曲调，然后才取法，那么既然已经以曹、刘、阮、陆为主，李白、杜甫就不能再登上诗坛了，又怎么能说他们千百年来独步一时呢？我曾说诗文有不可改变的法则：言辞要有断落而意义相承，联结同类而比拟事物。上考古代圣贤立言，中考秦汉以来的论说，下取魏晋的声诗，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一点。文章在隋代衰靡，韩愈奋力振兴它；然而古文的法则也在韩愈那里消失了。诗歌衰弱于陶渊明、谢灵运之后，后人奋力振兴它；然而古诗的法则也在谢灵运之后消失了。先前空同曾称许陆机、谢灵运，我仔细考察他们的作品：陆诗的语言有徘徊之态，但体制并不徘徊；谢诗则体制和语言都显得徘徊。不能因为语言相似，就把他们作为同一范例。所以法则相同，语言却不必相同。我看尧、舜、周公、孔子、子思、孟子的著作，彼此并不沿袭，却互相发明；因此德行日新，道理更加广大，这正是圣圣相传的心法。后世庸俗的儒生专守训诂，执着于一说，终身不能通解，反而违背了传授的本意。如今作诗若不推类而穷尽变化，发明前人尚未发明的地方，泯除模拟的痕迹，以成就神圣的功业，只是叙述已有的陈说，修饰成文，稍微离开旧本，便会像小孩扶着东西才能走路，一旦独自快走便跌倒一样。即使照这样做，成为曹、刘，成为阮、陆，成为李、杜，又对道和教化有什么帮助呢？佛家有“筏”的譬喻，说舍弃筏才能到达彼岸，到达彼岸之后就应当舍弃筏。如今空同的才华足以名闻当世，他的志向坚如金石，又有超越时代、脱离流俗的见识。我同他交游往来，看到他的著述，至今已经十多年了。他作品中高明的，不能超出前人；低下的，却已经踏入近代的窠臼。能够自己创建一座堂室，开出一扇门户，形成一家之言，并流传不朽的，不是空同来写，又是谁呢？《易大传》说：“神妙而明白它，在于德行；成就本性而永远保存它，这是道义的门户。”因此可以贯通古今，可以统摄众多妙理，可以超出万有。所以道路虽有不同，思虑虽有百端，最终却同归于一处。声音由孔窍产生，色彩因形质而显美；如果使孔窍空虚，就不会有声音；如果使形质充实，也不必借助外在色彩。假如把孔窍填实，把形质弄空，却只在声音和色彩的末流上求取，最终便什么也得不到了。北风便于冀州反复陈说这些浅见，幸甚。驳何氏论文书【李梦阳】

译某再拜，敬呈大复先生足下：前些时候我多次读到您的作品，很怀疑其中有违背古代法则之处，于是写信，恭敬地奉上，希望先生改变自己的趋向。可是先生并没有改变，反而摘出我文章中违背法则的地方来答复我。您的言辞雄辩而放纵，气势傲岸而豪迈，旨趣高举张扬而又【字样疑误：“▯嵺”含义不明】。我开始读时，以为您是在同我开玩笑；后来想来，知道您是在规劝我，而且还是我在规劝您。规劝别人，并不是说那个人卑下。人们的见解有相同也有不同，我的才华不高于您，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可是我一时不自量力，担心您违背古法，这种心情实在没有别的原因。您摘引我的文章说：“您的高明处只是古人的影子罢了。”低下的地方已经落入近代人的口吻。又说：“还没有看到您自己筑成一座堂室、另开一扇门户，却为何急着谈不朽？”这不是仲默用来贬低我、而是奉承仲默的人说的话。贬低我的人一定会说：“李某哪里是善于作文，只不过能够守着古法，一尺一寸地摹仿罢了。一定要像仲默那样出入自如，才算舍筏登岸。”这种话，是在害您。古代的巧匠如倕、班、堂，所造门户当然各不相同，并不是完全一样；但他们制作方形、圆形时，不能舍弃规矩。为什么呢？因为规矩就是法则。我一尺一尺、一寸一寸地遵守，固然就是法则。假如我偷取古人的意旨，盗用古人的形制，剪裁古人的辞句来作文，说是古人的影子，确实可以。若我用自己的情感叙述今天的事情，只遵守古法的尺度，却不袭用古人的辞句，就像班造圆形、倕造方形，而倕所用的木材并不是班所用的木材一样，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谓筏，是可以舍弃的东西，就像兔子的蹄迹、捕鱼的筌一样；规矩却是方圆的最高准则。即使想舍弃它，又能舍弃到哪里去呢？您试着筑一座堂室、开一扇门户，放下规矩而能做到吗？如果放下规矩竟能做到，那就连方圆也可以一并遗弃了。既然如此，还谈什么法？还谈什么规矩？所以说这种话，正是在害您；害您，也就是害文章之道。不知道自己的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文章之道，反而拿法则来责问我，这就是攻击您，也可以说是手持武器闯入自己家门。您又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言语不同却同样出于至诚；如果只知道依尺寸取法古人，那么诗歌有曹、刘、阮、陆就够了，李白、杜甫便不能再登上诗坛。”《诗经》说：“人们只知道其中的一点，却不知道另外的方面。”我所说的是同一法则。尧舜之道，也正是不用仁政就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您是从我所谓一尺一寸地取法古人的话来谈的。读您的作品，其中对于法则几乎全不顾及，难怪您对此疑惑而不能解开。阿房宫的宏大，灵光殿的巍峨，临春阁、结绮阁的奢丽，杨亭、葛庐的幽静寂寥，未必都是倕和班亲手建造的；但它们既然建成，大和小很少不合宜，方和圆也都合乎规矩。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必然相同的原则。掌握了这种必然相同的原则，寂静可以，幽深可以，奢丽可以，巍峨可以，宏大也可以。守住它而不改变，时间久了自然推移变化，顺着材质、适应形势，融会贯通而自己也不觉得，于是可以成为曹、刘、阮、陆，可以成为李、杜，如今成为何大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变化的关键。所以不是拘泥于固定形式，却仍然合乎法则；常常是不刻意求异，言辞却自然各不相同。《易经》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说的就是这个。并不是一定要自己筑一座堂室、另开一扇门户，然后才算得道。所以我曾说：“作文如同写字，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字形不同而有共同之处；每一笔都不同，便不能称为字了。不同在哪里？在于肥、瘦、长、短、疏、密。因此这六项是形势，是字的体态，不是运笔的精妙。精妙是什么呢？” 精妙就是合乎内心而以法则为根本。不窥见这种精妙，就不足以写成字，更何况文章要成为文章呢？连文章都不能写成，又怎么能说明文章之道呢？”我对仲默说：“作文有不可改变的法则：言辞要有断落而意义相承，联结事物而比类，这是法则，所以您才难以解开疑惑，而奉承您的人又容易动摇。假如我现在写一篇文章，能够使言辞相承、意义不断，事物相联、类别相譬，但其中思想艰涩急促，语言险怪生硬，音调生疏、节奏拗口，质朴直露而粗浅，显得痴呆枯槁，那么您会取它吗？所以言辞有断而意义相承，是文章的体制，是文章的气势；联结事物、比类取譬，是文章所写的事情。柔和淡远，是思想的状态；含蓄，是意旨；典雅厚重，是义理；高古，是格调；委婉明亮，是声调；沉着、雄丽、清峻、闲雅，是才华的类别。而这些都发露在辞句中，辞句流畅，是它的气；中和，是气的最高境界。这样以后，再用色泽使它华美，用意味使它悠长，用香气使它充溢，因此古代善文的人一挥笔便能具备各种优点。然而它的开合、顿挫，仍然一尺一寸地合乎法度。这就是所谓圆规方矩。况且士人的文章，就像医生诊脉；脉象有濡弱、紧数、迟缓等相似之处，实际却各不相同。先前我把柔淡、沉着、含蓄、典厚等意义拿来规劝您，是为了补救您偏重俊秀明亮的弊病；您却说：“一定要把闲寂当作柔淡，把浑浊刻厉当作沉着，把艰涩阻塞当作含蓄，把俚俗堆积当作典厚。”这岂止是误解了诗的意义，也把俊美的语言、明亮的节奏全都丧失了。您在这里说错了。您认为濡可以等同于弱，紧可以等同于数，迟可以等同于缓吗？濡弱、紧数、迟缓不能相互替代，那么闲寂难道就可以单独等同于柔淡，浑浊刻厉可以等同于沉着，艰涩阻塞可以等同于含蓄，俚俗堆积可以等同于典厚吗？唉！您在这里又说错了。拿这些来评论文章，您对于文章已经生病了。大概您只是因为我规劝您的话说得过分，没有节制，于是任意发出【字样疑误：“▯嵺”含义不明】的言论，摘取我文章中的违误来攻击我，却不知道我的心意没有别的。我的文章千疮百孔，哪里敢把它拿来压过您呢？假如我竟妄自把闲寂、浑浊、艰涩、俚俗说成柔淡、沉着、含蓄、典厚，写出那种昏暗惨淡、仿佛摇鞞击铎的文章，您为什么不寻求柔淡、沉着、含蓄、典厚的真正含义去实践，却急忙以俊美的语言、明亮的节奏自我满足呢？这尤其是最深的迷惑。我年老而聪明衰退，却常想到您负有振兴天下的才华，而我又忝列通家之好，所以规劝您使您达到极致，再进一步详细论说，希望您自己反省，实在不是自以为高明来压过您。《传》说：“改变佩玉，也要改变行止。”您如果确实坚持自己的说法、不肯相让，愿意再写信来答复我。再与何氏书【李梦阳】

译前一封信谈论文章已经很详尽了，但我仍认为如果不从具体事情上加以验证，空话就不能切合实际；不切合实际，就不能令人信服。您的近作为什么违背古代法则呢？大概是因为读起来像在搏弄沙土、玩弄泥巴，松散而不莹润，粗率而不雅正。比如《月蚀诗》，不过是妖物遮蔽赤道运行罢了；但篇幅宽大，少有收束，也没有针线般的贯串。古人的作品，法则虽然多种多样，大体上前面疏朗，后面必定细密；前半宽阔，后半必定精细；一处写实，必有一处写虚；景物层叠，意思必有两层。这就是我所说的圆规方矩的法则。沈约也说：“如果前面有浮声，后面就必须有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全都不同；两句之中，轻重也完全相异。”正如人的身体以魄承载魂魄，有了这种形体，就自然有这种法则。《诗经》说：“有事物就有法则。”所以曹、刘、阮、陆、李、杜能够运用它，却不能另造一套；能够变化它，却不能不合乎共同原则。如今人们只看见他们的不同，却看不见他们的相同，难怪把守法的人说成古人的影子，把支离失真的人以舍筏登岸来自我宽解。文章和书法本来是一回事。如今人们临摹古代法帖，即使非常相似也不嫌弃，反而说这是善于书写；为什么一到文章，就一定要另立门户呢？所谓自立门户，难道一定要像陶渊明那样不受陶冶，像工匠那样不受规范，像孔子不属于墨家、墨子不属于杨朱一派吗？这也足以类推了。况且仲默《神女赋》《帝妃篇》中“南游日，北上年”四句连续使用，这种写法古人有过吗？“水亭菡萏，风殿薜萝”，意思难道不相同吗？大概您的诗只知道神情所在，落笔便成篇章，认为这就是高明，却不知道高明而不合乎法则，势头就像搏击巨蛇、驾驭风螭，动作步法虽然奇特，却不足以作为规范。您的诗结尾太拙劣，七言律诗和绝句又常常彼此相混，更不能成篇，音节也少。“百年万里”为什么反复出现、层层叠叠呢？七言诗如果剪去开头两个字，就成了“为什么一定要七言”了。我并不是懂诗的人，只是畅谈偏见，幸望您自己裁量。您一定要苦心阅读陈子昂和必简的诗，也许能够得到“不远复”的反省，并且知道我的话并非谄媚；否则终身不过是野狐外道罢了。狂妄悖谬而自己没有察觉，絮絮说到这里，实在惶恐，实在惶恐。《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余姚黄宗羲编，书六

译论文 复李生书【赵贞吉】您寄来的两封信和两篇文章，问我：“可以凭此名闻天下吗？”唉！这只不过是科举文章的体式稍有变化罢了，不过笔锋也还没有十分振起。凭这个去谋取青紫官服是容易的，想凭此进入文章名家的门径却还不行。世上谋取青紫的人何止千万，得到它又哪里值得沾沾自喜呢？按照您的话，充实其中的志意，难道只是轻视青紫而不取吗？您将不满足于成为范仲淹以上的人物，而是径直想追随古代圣哲，求得他们所谓的道，志向很大。然而慢慢考察您的器量，却似乎把虚浮当作真实，得到一点便以为满足罢了，安于卑下浅近的境地。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要走大象所走的路，不能走兔子的小径；要成就宏大的事业，必定要有宏远的谋划。从前古公亶父想扩大周的基业，就一定迁居到岐山之下；陶朱公想使财货积累丰厚，就一定居住在定陶这样天下舟车财货汇聚的地方。那么士人想追随古代圣哲、求得他们所谓的道，在取材和蓄德方面应当怎样呢？假如足迹不出百里，眼睛不曾接触一位胜友，只抱着兔园般寒陋的十几册旧书，拿着科举文章的陈套笔法，对着目不识丁、腹中毫无墨水的人喋喋不休，却傲然自大地说：“我要以这种文章自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见识的人在旁边，这岂止像嘲笑被秋水困住而自满的河伯，又像叹息沟渠积水竟漫到屋檐一样，实在让人感到惭愧。您认为是这样吗？还是不这样呢？我素来听说您年纪很轻，近来曾在静山寺修习清静，侍奉母亲、修养志趣，以文史自娱，俯仰古今，大概是我们邻郡丹山初飞的雏鸟。难道不值得爱护和惦念吗？唉！人们还说：“年近三十，忧虑衰老将要到来；世事容易纠缠混乱，光阴容易消磨流逝；不知不觉地滞留，壮年和老年逼近，将人打入凡俗的行列，也并不困难。”能不省察吗？能不畏惧吗？大概士人学习道理却没有师承，只把文字当作互相欺骗诱惑的工具，最终都会落到这种地步。我已经老了，曾经想得到一位佳士寄托自己的心意，所以珍视您到了极点。您不要在我这里索求过高的评价啊！韩退之还要对您三沐三熏，您只须谨慎避开就是了。姑且写这些博您一笑。与王翰林槐野论文书【刘绘】弟刘绘不才，承蒙兄长厚爱接纳，把我当作知己，而且不以卑俗之见看待我，认为我懂得文章；正因为这样相见，我们整日都不忍分别，谈论、商量文章从不停止。每当一个话题兴起，即使列上琼浆美酒在旁也无心饮用，即使展开玄妙的图籍也无暇侧目。兄长凭天才和绝妙的才调，又如此嗜爱文章，怎么能不广泛研求深奥义理，使名声振动一代呢？前夕所讨论的内容还没有说完，今天出省休沐，冒昧写信通告，幸望鉴察我的浅陋。弟弟看羲皇、轩辕以来的文字，都在揭示天地阴阳的奥秘、人事的要领以及家国天下的事务，其中的道理已经很明显了。文章如果不切合实际的用途，那么圣贤也会浑浑噩噩，文章又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呢？所以文章的主旨必须以义理充实，也必须以气势充实，这种说法是很高明的。我认为辞句是文章的质地；没有辞句，义理无法通达；没有辞句，气势无法畅达。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体制格调也包含在其中。因此文章的体制格调没有固定的面貌，只取决于对这三者的究察。古今的辞章，都尽在六经之中，而义理是一致的。韩愈说：“《易》奇妙而有法，《诗》端正而华美，《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这正说明正道、气势和辞句。天地的道理，只在中正；它的气势深厚和平，它的辞句大雅宏畅，这就是圣人的文章，六经正是如此。孔子删定并撰述经典，曾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不就在我这里吗？”善于学习孔子的，只有孟轲一人。此后的诸子，义理不足而偏重气势，所以辞句中精醇与疵病相杂。荀卿以下，庄子、屈原、司马迁、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等人，穷究义理、尽察本性，虽不能达到圣人的程度，但在组织辞句、摹写事物方面，都以六经为标准，因此旨趣各随所见，篇章声调却没有超出六经的范围。东汉文风灿烂，仍然能够与之相匹敌；延续到魏晋以后，雅正之道便逐渐衰落。到了唐代，只有韩愈独得其传。他聪敏颖悟，自己说曾见到当时文章的扭捏不安；如今读他的辞章，出入于孟子、荀子之间，风骨又类似司马迁、刘向，品格高远卓异。文艺苑中英才很少，也有人轻视诋毁他，大概是没有深入研究罢了。此后才华杰出的人，各自改变辞句以求胜过别人，想自行建立一家之言；追求高远的，往往玄虚高亢而没有根据；崇尚实际的，又质朴阻塞而没有文采，使六经的辞章遥不可及，贾谊、司马迁、匡衡、刘向那样的人也不可复得了。孔子说：“文采和质朴配合适宜，然后才是君子。”说的就是文章。我又想到汉代以下直到赵宋，能够作文的人虽然各自辞句不同，但都从六经变化而来。比如董仲舒、京房、焦延寿、扬雄，都是从《易》变化而来；贾谊、晁错、司马迁，是从《尚书》变化而来；匡衡、刘向以及下至班固、崔骃、马融、蔡邕，是从《诗经》变化而来。把他们的著作体制与六经相对照考察，自然就会看出来。六经就像文章的大海和高山，其中各种形态都具备了。后世士人即使号称瑰奇，达到骏伟雄强的极致，也不能越出它的轨道。所以只有狂放不羁的辞句、汪洋放纵淫靡的辞句、纤细尖峭刻薄的辞句、惨厉苛刻而计较长短的辞句，是因为义理被遮蔽、气势衰弱；除了圣人的书，其他都不值得读。弟弟又想到建安诸子，虽然号称绮丽，但典雅峻拔而不可缺少，应当称为小雅的变化。二应以后，六朝的二陆、三谢，直到任彦升、颜延年、沈休文、薛道衡等人，世人往往都把他们看作纤细绮丽；然而他们铸炼景物、凝聚华彩，隐隐然是《国风》十二篇的变化。宋代儒者详于理学，但辞章又降落了一个层次，于是古文与今文相去悬远。唉，这几乎难以再说了。周茂叔的《通书》、程伯子的《定性书》、张子厚的《西铭正蒙》，也是从《易》变化而来；欧阳永叔的《本论》、程叔子的《汉州策问》数篇、朱文公的《学庸二序》，疏通明白而纯正，也都是从《尚书》变化而来。因此古今的明文，都凭借辞章得以流传。

译至于雕饰文采、剪裁辞句而光彩鲜明的文章，这才值得称美。周子说：“美就会使人喜爱，喜爱就会使人传布。”《诗经》说：“雕琢它的文采，金玉般的质地。”说的就是错综文采、修饰辞句。兄长说见到使用对偶语句很多的文章就不喜欢，这确实如此。专门讲求对偶，使气势不能舒展，并不是好的文章。但弟弟又想到，天地的数理不过是奇偶二者。八卦、九章都彼此相对，所以乾坤、日月、星辰、霜露、江海的支流、山岳的峰峦，男女、形体、耳目、鼻子的两孔、口齿、上下四肢、全身百骸，种种都相互对待而不差错，这大概是自然的理数。难道声音的道理却可以独自散漫而没有对应吗？所以圣贤的文章虽然不是专门工于对偶，但连接辞句、比附义理时，有些地方自然不得不如此。朱熹说邹阳的文章是在刻意制作对偶字句；但邹阳当时正在向梁王陈述，想显露自己的才智，郁积思虑以打动梁王，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于是便说西汉文章衰败从邹阳开始，这是责备过头了。我曾玩味《尚书》的《典》《谟》篇：“夜半星空”，“白昼短而昴星出现”，“五典能够遵行”，“百官适时治理”，“顺从正道就吉祥，违逆正道就凶险”，“没有考据的话不听，没有询问过的谋议不用”。《诗经》中又有“参差的荇菜，窈窕的淑女”，“五月蚱蜢伸动大腿，六月莎鸡振动翅膀”，“太阳升起，月亮恒久”，“竹子茂盛，松树繁茂”，“红花、绿色丝带”，“贝甲头盔、朱红缀线”等句，于是声音铿锵，色彩艳丽，声情文采都具备了。后世文士挥笔含光，张扬文采、发抒辞藻，义理难道不会灿然可观吗？只是不要像宋、齐之间的文章那样，辞藻荒芜而繁缛，去迎合诏令，把杏花菖叶之类的词语写进诏制，成为一时的风尚，结果导致议论卑下、气势衰弱，大大损害政治运势，也使儒道遭受了文章的灾难。至于宋代儒者的语录，也很值得怀疑。奇怪的是，齐、梁才士和隐逸之人假托佛氏教化庸俗人的话，大多采用这种语调；所以佛教僧人有《东林语录》《盘山语录》之类，且为数很多，宋人或许因此受到影响。于是宋儒的学问多夹杂佛、道二氏，玩味其中辞句而自己没有察觉；苏轼、黄庭坚两家才华很高而学问驳杂，就更难说了。弟弟在十八九岁时立志学习古文，却缺少师友，所学大多不合有司的标准。如今幸而得以列身交游之中，时时参见宫廷中的贤士，承受他们早晚的雅正议论，才又得以整理旧日的学业。承蒙兄长不弃，又深深与我相善，因此吐露管窥之见，实在惭愧。前些时候您给我看的论、序，铺陈事情、敷设辞句，真像两汉遗留下来的史文。其他杂著、记说之文，间或有漫长铺陈、反复咏叹，似乎很喜欢邹衍、环渊一类的学说。弟弟刘绘固然浅陋，所说又缺少首尾，幸望您最终赐教，也请更加详细地评论，怎么样？答祠郎熊南沙论文书【刘绘】叔仁兄足下：在都城外我和傅观一同为您饯行，后来音信便断绝了。每当见到南来的士人，就询问您的起居。七月四日收到您的亲笔信，情意高雅，笔调委婉如同当面。弟弟拙劣的文章蒙您过誉，虚浮的推许超过了实际，知道这是您的好意和引导教诲，却使我惭愧不安，久久不能释怀。去年冬天，我前往渝州，听说兄长取道荆州，十分高兴，急忙赶往一处会面。到了那里却又和您错过，于是沿江寻找您；到了夷陵才知道您已经先到武昌去了。湘水边的蒹葭渺茫，已经无法追及，我惆怅地进入峡中，心中怀念您，如同思念水中的蘋草。我镇守渝州刚满一年，开始学习做官理政的事务，同百姓亲近和悦；只是平素缺少才干，没有什么可以施展的。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里的风土离洛阳不远，我性情宽舒，许多事情都还没有使我感到不快。这里州县之间阻隔遥远，事务文书堆积如山，经史虽然不敢放下，却不能专心深入研究。近来想起兄长博览群书、学问更加纵横；您在常州任职清闲散适，所写文章一定有让人十分畅快的地方。当今士大夫正努力兴复古文，兄长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人物。来信说文章尚且不能写成，刘敞说欧阳永叔没有读书，我担心元城的话未免很夸张。如今元城的文章都在，和欧阳永叔相比怎么样呢？孔子说：“辞句只要能够表达意思罢了。”文章因循义理，疏通性情；其中有叙述、陈说、引用、比喻，或散或偶，杂采而体制不同。总之，要抽绎思绪、按照次序写成几千几百字，目的在于阐明自己的意思，使众人相信。辞藻华丽、义理精深、内容丰盛、文采茂美，自然不能没有；但只要自己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就不必堆砌繁辞、抄袭套说，专门追求驰骋铺张。假如义理和性情本身不明白，却搜求奇异典籍来装饰，反而会成为文章的瘴气。比如序文【此处缺字】最为困难【此处缺字】；赠送类的序、记，晋魏以前都没有。韩愈、苏轼叙述眼前的事情，采用秦汉文章的风骨，笔力随着人物而变化，但每篇都只表达一个意思。如今的作者往往一篇文章说三四个头绪，有时文势正向前推进，却从中突然提出一两个意思，使读者不知道立论最终归向哪里；到了篇末，作者自己也迷失了究竟，文章漫无边际、彼此龃龉，难以收拾，恐怕正是所谓不能表达清楚。如今有人把这叫作通达，只说直截陈述、去掉雕饰，这非常不合本旨。文章的雕饰本来不可缺少，深厚典雅才是要领。《诗经》说：“雕琢它的文采，金玉般的质地。”说的就是文采和质朴相配。至于艰深诘屈、涩滞到无法句读，也属于文章的偏僻。殷代《盘庚》、周代《诰命》一类书，多有篇简脱落，间或有后人掺入；刘子骏说它们已经朽坏折断、散失残缺，是博士们搜集整理并附加解释的，这话是对的。弟弟又怀疑世间聪慧灵异之士，辞句虽然不偏僻，却因为过分学习韩愈、苏轼，曲折舒缓太多，沉潜辞意、钩取思绪，心神游移，使人阅读时稍不仔细体察，景象就消失，声息就隐藏，不能得到它的意思。这种趣味即使出于天机而接近深意，它绵延幽远、寂寞深隐，终究不是把我引入大道、使我看见周行之路的意义。司马迁含蓄委婉的地方，最为玄远淡泊而又省略文辞、超越捷径，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如今士大夫同人谈论文章，有人说一定要购买、搜集多少奇异书籍，甚至列出书目给人看，说：“这些书和那些书我都没有见过，哪里能作文呢？”弟弟浅陋，认为这是用虚声吓唬人也可以，说是内心受到暗中蒙蔽也可以。我实在不是自甘平庸懒惰，只是仰思先哲，知道有可以依据的道理。古今文章大家，如庄周、司马迁、韩退之、柳子厚，他们自己叙述所学都止于六经，最多下及诸子。苏轼在海上时，以抄得《汉书》为乐；当时士大夫见过《汉书》的尚且很少，他所说搜求异书、收藏以充实学问，可以看作格物的一件事。假如一定说必须看尽世间收藏的书，然后才能落笔作文，必须取奇异典籍中的内容来资助文辞、装饰奢丽，那么世间那些才华英妙而年纪轻的人，就没有谁能够错综文采、凝聚玄理，先在文艺之林中扬名了。佛、道二氏的书，弟弟愚昧而且越来越不喜欢读，大概因为那不是圣人的书；既然我不遵从他们的道理，却又想借他们的话作为自己文章的材料，那么不知道我所作的文章究竟要做什么呢？秦汉以前，佛书还没有传入中国，文士的辞采灿烂，后来没有能够相比的。

译石渠阁、白虎观的诸位儒者，各自专治一部经书，都能够流传光辉于百世，因此可以知道，作文夹杂佛、道二氏言语，是唐宋之间杂学造成的弊病。韩昌黎不采用二氏的言语，即使同二氏之人谈论，也只举六经的话告诫他们。柳子厚说某秀才作文多引用《庄子》《列子》，很是削弱正气，这一论断严正可畏。至于他同二氏谈论时，便大力称赞他们的教法，把戒律、毗尼之说夹杂进去，这一点他自己却没有察觉。苏氏写《大悲胜相》等作品，把它们全都收入文集，又写成偈语，依据《楞严经》《法华经》大肆铺陈、广作譬喻；这些文章像苏轼那样漫无边际，实在不应流传。曾子固也因此向荆公辞谢。弟弟愚见认为，如今的英明贤哲、宏才之士，只要抱守残存的经典而探究其中宏大的纲要，作文叙事能够取法荀子、孟子以下的人，如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那么文章就可以逼近古人。至于我这样区区不肖之人，又哪里值得说呢？庚子年我与唐应德分别时，他反复叮嘱我，早晚一定要同叔仁兄相互讨论，说兄长思想深邃而学问广博。如今兄长调任，恰好到了应德任所附近；你们彼此又都有闲暇，这是上天想成全你们二人的美事。有一封信寄给应德，请兄长替我转交。江州幽静寂寞，秋日兴怀满胸，杂诗二十首，深知粗俗，只是寄托万里之外的心意；方便时赐信答复，幸甚。与从侄桂芳秀才论记书【刘绘】书信示给桂芳侄儿：昨天讨论记文结尾的几个字没有定下来，现在同你详细说明，正是因为你还没有熟习古文。名为古文，不只是同科举文章不同，还要同今文不同。单从科举文章说，科举文贵在浅显平淡、平稳顺畅，不能放入一个刺眼累赘的字句。古文正是要同科举文不同，就像科举文正要同古文不同一样。比如佛家的梵语、道家的清词、法家的论辩、曲家的腔韵，它们在立意和用字上各不相同。如果现在把法家语掺入科举文，或把科举文掺入辞赋语，便会令人发笑。近世古文法则没有流传，世人胡乱写作，任意把汉代语言掺入唐代，把唐代语言掺入宋代，就像把佛教掺入道教、把道教掺入法家、把法家掺入曲家、把曲家掺入时文一样；这样作文，谁能辨别呢？即使能够辨别，又有谁会相信呢？昨天的《均田记》平平顺顺地叙写，没有敢完全采用古人的法则，只是担心艰涩难读，不便于观看。到了结尾两行，略微作了盘曲、顿挫，使人看见文字的性情和气势；否则就像吃肥肉，一口便能吃完，不知道高贵的宾客还要取鸡肉来佐食，这样才足以让人反复咀嚼、低回品味。记文结尾说太守上报时有知己者，所以把前面的事务全部托付给他，不拘泥于文章法式，太守才能发抒胸中的奇思，成功完成这项大事业。为了表达咏叹和褒奖的意思，必须懂得橄榄的滋味，才可以谈这种并不奇异的文章。《张敞传》说胸中意气郁结，当然没有什么奇特。用“徽”字，是取《易经》坎卦上六爻“系用徽纆”的意思；“文墨”就是文章法则，可以这样回复公，不必再改，才是妙处。以后遇到知己的人，只要说这篇文章的好处就在这几句话里，也就够了。东曹紫峰【侯一元】恭敬地读了您的回信，文章文采绚丽，上下驰骋，纵贯数千百年，仿佛运转于掌指之间；即使只是这封尺牍，也足以使人爱玩欣赏，真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自孟轲七篇以来，并非都是门人所写；汉唐以来，在世上崛起而雄健鸣响的文章家，比比皆是。宋玉遭受诋毁，才作《阳春》；扬雄仰慕古人，后来悔恨年轻时的作品；英雄玩世之语，大多并非真心。如今看来，《悲秋》的调子没有脱离楚声，《太玄》的创作不过改变了音节，仍保存着雕虫篆刻的旧步调，哪里值得后悔呢？韩昌黎说：“自己认为极其惭愧，别人却认为极好。”难道说的是《与孟尚书书》等三篇吗？李太白嫌弃自己的《大鹏赋》，甚至想烧掉，为什么不重新创作，却只把它留在世上，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浅陋呢？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英雄玩世的说法。虽然如此，我的文章有尽头，我的心意却没有尽头；诸位贤者不能自我满足，难道不也有真实的原因吗？至于兄长专门爱惜、固守自己的文章，任凭别人索取却请求毁掉它，这种过分谦抑的美德，本来就足以超过百代。可是即使至宝不容埋藏掩饰，也恐怕后来石鼓残缺、竹简散乱，将给后贤留下叹息。凭什么知道会这样呢？起初我在鹿城看见兄长赠给我的《雪窗道士》诗，便十分惊异，私下赞叹兄长以李贺的才华，发抒盛唐的声调，内容丰富却不淫靡，奇特却不怪诞，可以说是杰作。客人又说某人有《壁蜃江行》，我急忙前往索取，主人却说那篇文字早已遗失。如今不知道这份稿子还在不在，兄长还能保存它吗？人的寿命能有多久，却还要等待黄河水变清；岁月已经流逝，仍然寄希望于将来，这不也是过分错失时机、采用下策了吗？弟弟对于兄长，不能为您效劳，只是因为情趣相投，不敢把自己排除在外，私下附托于建安诸子的微小行列，保存自己的破旧扫帚罢了。到了秋天，寒蝉疲惫拖长声音哀鸣，这也是感情最为悲痛的时候。俗话说：“谁来替我做这件事，谁来使它被听见？”只有兄长了解我，恐怕有一天我解下官印之后，便不再有音信，唯望明察。柬晁春陵【侯一元】我，是东海偏僻一隅的鄙人。潦倒无用，却有嗜好古文的癖好。从五六岁懂得读书，到如今已经四十多年了。中年时曾妄想求道，屏弃各种嗜好，自以为一切都可以排除；但对于古文、歌诗，却像饥饿时吃东西、寒冷时穿褐衣一样，实在难以舍弃。我曾私下认为，万物都有天性，古文难道不是我的天性吗？为什么偏偏爱好得这样深厚？于是妄自认为，文章之道和人生之道是一致的。言语没有文采，道理就会腐朽；有道理却违背它，言语也就失去了根本。因此即使牙齿腐坏、头发脱落，这种嗜好仍未衰减。然而我从来没有拿出来给别人看。即使像渔石唐公、古冲李公这样的前辈，屈尊相知相赏，反复诱导劝说，我也从未献上自己的作品。这样做，大概有三个原因。把破扫帚看得珍贵，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别人研究文章越有长进，就越能增加我的自惭；自己研究文章越有长进，反而越觉得作品受损。每当自以为得意时，没有不欣然高兴的；但隔一夜再看，就已经厌弃它了。因此箱子里的稿子，每每想要烧掉，又因为那是精力所成，迟疑而不忍，希望将来全部加以删削润色，也许可以拿给子孙看。至于别人，我本来不敢拿出来，恐怕会被认为我自以为多才；就像河东的名产，只因珍贵而看重那头白猪一样。

译这又是一件事。我私下看到古今的士人，大多彼此因袭，步步趋同，以为只要相似就行。回头考察他们的作品，不过像毛物一样徒有形貌，至于精神神骏，则相差得远了。那些不是这样的人，又放纵笔墨、信口而谈，随同末世的风气。我在《蔡白石文序》中，已经详细说过这些。我平生最喜爱的古文，是《庄子》《老子》和司马迁、班固的文章。虽然才力拙劣，不能仿效其中一句，但至于末世的文章，我看了只怕会睡着。实在希望能遇到知己，彼此在不拘泥于表面优劣之外来议论，并且寻访天下这样的人，几十年也没有找到。即使我有所成就，又怎么敢拿豳人的土鼓，去敲响桑间濮上的歌舞之堂呢？这又是一件事。文章是什么？是人的语言。语言是什么？是人的志意。所以有不得不说的话；说得好的，如凤凰的鸣声，说得不好的，如枭鸟的叫声，但都是出于不得不说。听的人自然能辨出其中的美恶，说话的人大概并不知道。因此，有些话不能不让人听见，却不可以存心求闻于世。说话而刻意求闻于世的，难道只有俳优吗？他们显露才能、兜售技艺，希望迎合人心，却不知道自己的言语究竟从何处产生，实在可悲。我幸而没有饥寒的拖累，又很早就知道身与名的轻重，不忍拿隋侯之珠去求取鸟雀，所以常常默默退居无事之地，也没有怨恨的神色。这又是一件事。我怀抱这三方面的志愿，准备终身如此。实在希望余生还能有中下等的寿命，辞去官职、解下印绶，割断家中事务，只带着床头的《老子》《周易》，遍游名山，以舒展自己的志向。然后陶冶性情、铸炼意趣，使平生的腐朽化为神奇；不敢希望能够高举手臂向千古人物致敬，却也希望不要同草木一起腐朽。假如能像伯牙偶然遇到钟子期，郢人遇到匠石那样，使自己再没有遗憾，那就好了。否则，就像扬雄期待后世知音、子云认为庄生能够与万世齐名一样，这就是我朝夕不忘的心愿。可是近来我像蒲柳一样的身体日益衰弱，牙齿全都脱落，须发渐渐变白；回想平生亲爱的人，多半已经成为异物。身体不是金石，终究将会消亡。而我进身做官，正被簿书事务所缠绕；退居在家，又还没有办完婚嫁之事。我恐怕有一天杨生之疾发于肘腋，精神乘马而去，那么平素的志愿就会永远落空，终究不能抒发胸中的愤懑来酬答天地，私人的遗恨便无穷无尽了。于是趁有空闲的日子，命子弟把旧稿全部搜集起来，编成十四帙，其中诗六帙、文八帙。其间偶尔有触及时事而轻率发论的文字，也保存下来，不要遗漏，等待后人评定。像春蚯蚓、秋虫的声音，我不是不知道它们杂乱粗鄙，但它们各自也有自己的声韵。把这些稿子装入匣中收藏，留给子孙看。虽然如此，我听说：风云龙虎因气性感应，水火燥湿因同类而相应。对于当世那些极有声望、酷似司马迁和杜甫的人，我并不能真正喜爱；却独独为大贤之作心醉，时时从中窥见一斑，赞叹其文采盛美卓异，认为精妙绝伦。近来读到《聚乐堂编》，它并不拘泥于司马迁、班固的成法，表里神形已经相互配合，远远超越尘俗了。这正是我所说的那种人。越地有句话说：“心里喜爱您啊，您却不知道。”冒昧献上所编的拙劣十四帙，像涤器之人求见一样呈到堂下，只希望您稍稍垂览。答熊元直检讨【薛应旂】昨天在京城相聚，承蒙您过分地念及旧交，依依不舍；然而各人都有事务往来，始终不能像在豫章时那样畅谈细论。南归时又承蒙您远道设宴饯行，您委婉周到的高雅情谊，我怎么承受得起？留都事务简少，容易养成懒散习惯；京师的一切书信往来，也将因此时作时止。虽然知道您仍如元直一般，我也终于与您疏远了，内心的歉意哪里说得尽？承蒙您赐信，又把诸篇文章给我看；打开信读起来，就像面对元直本人，极大地慰藉了我远隔的怀念。我这个无能之人，一事无成，只是从事文章，时间颇久、用力颇专。现在虽然已经放下了，但对其中道理还略知一二，冒昧献上自己的愚见。古代先王从来没有存心去写文章，《六经》的创作，是用来阐明天地所藏的道理，发扬心性中蕴含的意义，整顿人事的纲纪，维系世道人心，确实如同活人的饮食和御寒衣物一样，一天也不能缺少；都是不得已才发言，并非没有用处的空话。孔子、孟子继承而作，也不过如此。战国、秦、汉的文人，这才各自夸逞辞说，在天下驰骋；其中虽然不乏可观之处，但总的说来，至理大多悖谬，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真正的所得，却有意写文章，只是用华丽辞藻取悦世人、博取声誉，对百姓日常生活没有益处，这难道是先圣先贤所谓的文章吗？唐宋几位作家，虽然文章的风貌色泽略逊于秦汉，但其中保存的意义，有的却接近于道。无奈今天写文章的人，动不动就声称要学习秦汉；修饰辞藻、安排语句，却只是依傍旧有影响，像小孩子学人说话、优孟扮演孙叔敖一样，反倒把自己禀赋中本有的心肠肺腑遮蔽起来，仿佛被剖空、被禁闭，不能自己说出一句话，实在可笑。那些稍微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又自我标榜得过高，专门务求杜撰，对于古人的成法一概抹杀，自称创立一家之言、摆脱习气，结果反而写成支离的辞句和蔓衍的说法，使明白简切的道理更加晦暗，这又近于因噎废食了。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才好？孔子说：“文辞只要能够通达意思罢了。”这是千古写文章的准则。所以写文章的人，如果胸中确实有一段意思，见解透彻，实在不得不发出来，就只按照自己的所见直接写下，意思说尽便停，不计较工巧或拙劣，这自然是有用的文字。如果本来没有什么可说，或者说话时一味想要隐伏、回避和忌讳，那就应当涵养、沉潜、停蓄，实在不必拼缀敷衍，白白耗费精力去做这种无益之事。元直以文章为职，当然免不了有应酬之作；但其中也自有随机阐发道理的地方，不是有益于别人，就是有益于自己，这样或许不会成为无用的空话。《易》说：“修饰文辞，树立诚信。”韩愈说：“仁义之言，和美可亲。”元直只要树立诚信，学习仁义，就不必担心文章不如古人。我仗着您知道并喜爱我，不知不觉说得狂妄直露了，只请您选择采纳。驳乔三石论文书【王维桢】

译我所撰述的文章，私下知道自己浅陋；拿来同别人相比，大多只能当面欺谩，所以把它投给您，实在是希望您能指明我的迷误、启发我的昏暗，使它不违背正确的方向。可是现在您所称许而归给我的，第一不是我所有的，也不符合我当初请求您指正的意思，和其他当面欺谩我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您自己认为已经这样评价了我，也不能让我相信。为什么呢？如今海内的翰林、卿士和文人，文质彬彬地兴起了。他们模拟的对象是司马迁的作品，多得数不胜数，往往借用格调、因袭词句，就像画画临摹粉本、写字摹仿法帖，只求有一根毫毛相似、半个形体相同，便以为奇绝；却从来没有蜕去旧的躯壳，自己显出独特形神的。您的书札中称我说：“只取它的旨意，不沿袭它的形迹，这是神化的道路。”我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您却把这样的评价强加给我呢？文章的体制有两种，叙述事迹和发表议论，各不相混，这大概是人人都能说的。然而这是宋人创立的说法，宋代真德秀读古人的文章，把自己的见解列出，分成两条道路。文章体制的区别，古代确实有；但本来就有不能截然分开的，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孙弘、郑庄等人的传记，以及《儒林》等序，都是既叙述事情，又阐发其中的道理。看重辞藻辨析的人，可以认为它是议论；看重事实完备的人，也可以认为它是叙事。文章的变化离合，无法用固定的名目来限制；如龙腾虎跃，不能用缰绳锁住。文章达到这种境界，即使司马迁的史书也不全都如此，您却能够取法于此，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怎么能轻易评价您呢？晋代刘勰论文章已经很完备了，其中条目里有“镕裁”，正是说这个。金和锡不调和，就不能铸成器物；事实和辞藻不相协调，就不能成为文章，道理是一样的。文章难以说清到这种程度，我哪里能够达到呢？近来诵读浏览您的大作数篇，总的说来整饬雅正、委婉缜密，可见当初经营构思、布局安排，费了很多心力。拿它同司马迁的史书比较，司马迁的文章显得疏放粗健，门径虽然不同，但精妙之处相同。我用心揣摩司马迁的史书已经多年，有时由根本写到枝末，有时拿枝末来承接前面的颠末；有时铺陈繁多的条目而用简约的语言，有时一篇传记叙写数件事情；有时从中间生发，有时从旁边切入，意念到了笔就跟随，思绪有余而语言停止。凡是这类变化，都无法逐一列举，我始终不能完全掌握其中的要领。现在看您的文章如此，那么作者自有作者的成就，何必一定要和古人相同呢？况且您年轻时就喜好研习古文辞，到如今还说自己没有学成；而我学习得又最晚，再加上性情、资质和学识，都远不及上等人才，哪里能够有所成就呢？唉，算了吧！当初计划出城时，想找机会说上一句话，后来游山又被观赏景物耽误了；但内心反复思量这件事，幸而承蒙您的书札指教，姑且写这些话答复。自从游山回来，就这样了；俗务太多，不能再改变。先前写信告别，如果您愿意赐教，请不要吝惜，盼望继续来信。与聂双江【张岳】钱县令经过敝邑，承蒙您赐下今年的乡书，信中议论洋洋洒洒。打开书卷赶快读完，只觉得心胸豁然、眼界大开。不过其中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不能默默不说。大体说来，如今议论文章的人一定要说秦汉，是因为厌恶近来柔弱熟滥、堆砌琐碎的文章。讲学读书的人一定要说“自得”，也是因为拘泥支离的传注，未必能使人真正有所收获。真正能用秦汉文章来抒发胸臆、表达独到见解，洋洋洒洒写满篇章，却未必在根本渊源之处真正有所得的人，君子不敢把他归入作者之列。何况所谓秦汉文章，不过没有超出晚宋的尖新，只是稍微不同于今天柔弱熟滥的文章罢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它幽暗郁结而不能彰明，烦琐重复而没有体制，把求学者驱赶到诡诈怪诞、险僻浅薄的境地，反而不如浅近平易、还能保全其未尽巧思的文章。秦汉文章见于班固、司马迁所记载的多得很；它们深厚醇雅的气韵、明白正大的体格，哪里曾有一句一字诡诞呢？如今自夸为秦汉文章的人，恐怕未必真正从班马的书中得到什么。心中有所得，发为文章时就一定无法掩盖；如今却想厚颜自许，又怀疑求学者，这也很可悲。“自得”这个说法出自孟子，他的意思也只是说逐渐浸润、积累，最后自然有所获得罢了，难道一定要排斥旧说，只凭胸臆裁断，才叫自得吗？三代以后几位圣人的经典，秦火之后人人自行立说，到程朱时才重新明白。虽然他们的言论有的浅、有的深，有的详、有的略，但圣人的遗意往往仍然存在。学者不读它们也就罢了，既然读了，难道可以不深入探究、求得详尽理解吗？详细阅读古人的书，确实知道其中浅深详略各自的所在；如果有不安之处，暂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来作解释，只希望阐明这个道理以涵养自己的心罢了，并不在于创立新奇的见解、学说来惊动人们的耳目。怀有这样的心意却又说得不恰当，那就是自我蒙蔽得太厉害了。唉，讲求学问已经很久没有人做了；文章议论，古人讲学时并不把它们放在首位。如今耗尽一天的精力来从事这些事情，尚且不能得到要领，更何况那些遥远而重大的道理呢？这类得失本来不值得争辩，但科举场屋的取舍关系到学者的趋向。新学的小生，心胸和眼界浅薄，一旦突然看到这类议论，一定会以为京师的风尚都如此；其弊端将发展到诋毁经典、背叛圣人，严重危害心术，这是不能不深为忧虑并预先防范的。我伏在枕上无聊，所以姑且伸出这番诚恳的言论，敬请您裁量指教。《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三，余姚黄宗羲编，书七

译论文 与项瓯东【王慎中】我派去的人回来，从三山带回您的答书，十分欣慰。当初派人时，正和洪君谈话，料想您的回信来不及送到，没想到竟然赶上了。您在办理政务、即将匆忙出行之际，又给我如此详细的教诲，不仅让我仰慕感激您深厚的情谊，也让我私下知道，有道之人的修养从容闲暇，终身没有仓促之时；这正是所谓事先有定见，因而不受困扰。来信所说孔子、老子的异同，以及写文章的人不应杂取老子，而应专一遵循孔氏之言，您所涉及孔氏的得失，虽然还没有说到精微要害，但希望学者专一于此、不出入于彼，道理是正确的。老氏的得失，近来没有空暇答复。您的书信本来不是为老氏而发，所以也不必回答。只是您所论写文章的道理虽正确，在见识上却还没有完全通达。文章所遵循的道，本来就要广泛取材、委曲陈述；但所取的东西虽然广博，却无不归结于我的根本原则，所以称为约。陈述虽然曲折，但意义以正为主，所以曲折而不杂乱。南方人周任的话，孔子常常引用。以孔子的圣明，难道不足以信口立言吗？但他仍时时引用前人的话。所引用的虽是前人的话，意思却正是我想要说的。龙子、公明仪的话，常常交替出现在《孟子》中。阳虎暴虐，他的话也有可以启发人的地方。老氏的贤能，本来超过周任、公明仪和龙子；至于南方人的鄙陋、阳虎的暴虐，更不用说了。正因为从老氏那里有所取法，而这些都出自孔子，所以这才是学习孔子的人写文章的方式。如今称述一定要以经典为依据，援引一定要取法古代先王，像书生写科举文章那样，难道不算正确吗？但难道就可以称为文章，又难道可以说是懂得道吗？有些事情表面极其相似，实际上却不是；有些事情表面大相反，实际上却完全相合。不只是文章如此，凡人的事业和功行也都是这样。若不是您明察，我怎么能同您说这些？这篇文章的意思，已经交给黄生付梓了。先呈给您阅览，我在这里也自认为没有说苟且敷衍的话。您该不会又因为其中杂取庄周而责怪它吧？如有教诲，请不要吝惜；盼望借顺风传来您的许多指教。答茅鹿门书【唐顺之】仔细读鹿门的文章，以及鹿门写给别人议论文的书信，文章的门庭和路径同我的见解很相契合；其中即使有些小小的异同，日后自然会融会解释，不必多说。至于鹿门所怀疑我的地方，认为我是想把文章写好的人，却不告诉别人如何求文章写好，这其中是有原因的。鹿门所看到的我，大概还是从前的我，却从来没有见过形骸枯槁、心如死灰的我吗？我难道会欺骗鹿门吗？我不告诉别人求文章写好，并不是说要把一切都抹杀，认为文字完全不值得做，而是说求学者有先后主次、源流本末的区别。至于文章不能胜过别人、自身实践又没有所得这一层公案，暂且不敢谈，只从文章家来说。文章的规矩法度、布局安排、奇正转折，固然有专门的师法；但至于其中一段精神、命脉和骨髓，如果不能洗涤心源、独立于万物之上，具备贯通古今的独到眼光，就不足以参与其中。如今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心地超然，就是所谓具有千古独眼的人；即使他从未拿过纸笔，只是哼哼呀呀地学写文章，却只凭胸中所想，信手写出，如同写家信，虽然有时疏略粗率，但绝没有烟火气、酸馅气的习惯，这就是宇宙间一种极好的文字。另一个人仍然是尘世中的普通人，虽然专心专意学习写文章，对于所谓的规矩法度、布局安排已经全都掌握，但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娘的舌头话；寻求他所谓的真正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解，却一无所有，那么文章虽写得工整，也不免属于下等，这就是文章的本色。比如拿诗来作比喻，陶彭泽从未刻意讲究声律、雕琢字句文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的好诗，为什么？因为他的本色高。自从有诗以来，讲究声律、雕琢字句文采，用心最苦、立说最严的，没有谁比得上沈约；他耗尽一生精力，却使人读他的诗时只看见束缚局促，满卷累牍，竟然没有说出一两句好话，为什么？因为他的本色低。本色低，文章就不能真正写好，何况不是他的本色呢？再说两汉以后文章不如古人，难道是因为所谓规矩、转折的精妙还没有完全达到吗？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的本色；老庄家有老庄家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的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也各有本色。虽然它们的学术有驳杂之处，却无不各自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解。因此老家一定不肯抄袭儒家的学说，纵横家也一定不肯借用墨家的言论；各自凭自己的本色发声，说自己应当说的话，这就是它们的本色。因此它们的精光凝聚其中，所说的话便终于不会在世上泯灭。唐宋以后，文人无不谈论性命、议论治道，满纸炫耀，一概把自己托名于儒家。然而如果没有平素的涵养积聚，没有真正的一段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解，只是拾取影响、抄袭学说，偷头换尾，就像穷人借富人的衣服、庄稼汉装扮成大商人的样子，竭力装饰而丑态毕露。因此精光空虚，所说的话也终于很快湮没废弃。由此看来，秦汉以前，即使是老、墨、名、法、杂家的学说，也仍然流传至今，诸子之书就是这样。唐宋以后，虽然一概谈性命、说治道，却也不能流传。欧阳永叔所见到的唐代四库书目，保存下来的百不存一，就是这个道理。后来的文人如果想把立言当作不朽的办法，就可以知道应当怎样用心了。既然如此，我不告诉别人求文章写好，正是我在告诉别人如何求文章写好。鹿门这下可以相信我了。虽然如此，我的形体枯槁、内心灰冷已经很久了，又哪里敢同人谈论文章呢？如今又放纵言语说到这里，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以后鹿门再看到我的文章，会认为我是求文章写好呢，还是不求文章写好呢？鹿门自然会了解我了。一笑。鹿门东归以后，我正想等使节西行时，能和您见上一面，倾诉十年来的内心曲折；您却连夜经过这里，未免太急了吧？我三年积下了二十多篇文章的债，先前已经答应别人，不能违约；想等到秋冬之间，病体稍稍恢复，把一切涂改删削的事都放下，不再计较工拙，只把债还清。此后便可以烧掉毛颖笔，砸碎端溪砚，安然做一个不识字的人了。可是鹿门的文章正日益进步，将同古人为伍，还没有止境。以后我如果还能读到它，老迈昏聩之时还能够辨认出其中的用意吗？也附带一笑。又与洪芳洲【唐顺之】

译近来觉得诗文这件事，只是直接写出胸中的意思，就像俗语所说“张口就能看见喉咙”，使后人读它时仿佛真的看见作者的面目，优点和缺点都不容掩饰；所谓本色，这就是上等的文字。扬子云闪躲收缩、诡谲曲折，想说又不说，不说又像说了，这是最下等的；从中也大略可以看见他的心术。眉山子很有见识，不知道韩子、荆国公为什么取法他？近来的作家像吹画壶一样，模模糊糊、糊里糊涂，不知道是什么腔调；又像乡村屠夫割肉，只剩一片皮毛，这就更低下了。请您试着评议一下，不知其中有没有差别？答华补庵【唐顺之】我不敢刻印文章，心中的想法在给王南江的信以及同令【缺字】安子介所说的话中，已经详细说明了。您早已体谅我的这番心意，而益泉大尹忽然做出这种迂阔的举动。昨天我写信给益泉说明心事，却像石头沉入水中，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我是在获罪贬谪之后的人，传记说：“自身已经隐退了，还要文章做什么？”获罪被贬的人，本来就应当闭门缄口，哪里适宜以文章自我标榜？又哪里适宜用大字刻在木板上，向世人炫示？况且所谓获罪被贬的人，对于当世尤其是得罪了那些有权势、有力量的人；益泉却替我刊刻文章，这是公开表示他同罪人站在一起，在好恶上同权势人物不同。这样做难道只是对我不利吗？给益泉带来的牵累也太大了。我平生本来就不能写文章，这一点自己知道；一两个相知偶然认为文章还可以，虚假的声誉聚集起来，众人的毁谤也就随之归到我身上。实在因为文章是豪杰之士所争逐的东西，而名声是造物主最忌讳的东西。譬如一个身形支离、身材矮小的人，本来没有拳力，也不能格斗，偶尔嬉戏，扭头转眼、挥腕曳脚；乡里不懂事的人看见他盘旋的影子，便喜欢他，喜欢了又称赞他，以为他有拳法，并把他介绍给别人，终于使当世的拳师、打手怀疑他已经同人交战，纷纷起来喧哗，却不知道他本来就是个支离矮小的人，而且他本来也知道自己是支离矮小的人，什么时候曾自称有拳法呢？他又有什么心思同人争斗胜负呢？称赞他的人只是追逐影子，怀疑他的人只是附和声势，世俗的情形可笑，大多就是这样。我得到名声和遭受毁谤，同这有什么不同？即使是从前深知厚交的人，也有时免不了斜着眼睛猜疑我；我愤恨的是，他们本来没有什么可以猜疑、恼怒我的地方，只因为我不肯迎合、玩弄笔舌，也不肯盗取虚名。近来我深深后悔年轻时篆刻文章的技艺，多年来把书束起来放在阁中，绝笔闭口，不敢再谈文章，以便把自己归入乡野不识字的人之列，这样才觉得痛快。就像矮子要纠正从前嬉戏惹祸的过失，手腕也不再伸出来，袖口自然收好，自以为或许可以免祸了。柳子厚说：“哪里能让那些喧噪不休的人再进入我的耳朵？”可是益泉如今却要替我刊刻流传于世，竖起拳法的红旗，增加拳师打手的疑惑和喧哗；这既违背我的私心，对益泉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私心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平生同朋友交游往来的书信，大多如同门外放着的两只鞋，属于私下互相规劝告诫的话；如今却要大字刻在木板上，借此夸示别人的过失、彰显自己的正直，难道只是我心中不安而已吗？我将凭什么厚着脸皮同朋友相见？朋友平素多是善良之人，不忌讳接受直言，但对我来说却不能这样。内在衡量自己，外在衡量别人。衡量别人的方面，这封信已经说尽了；衡量自己的方面，给南江的信以及先前给益泉的信都已经说得很完备了。衡量自己、衡量别人，没有一方面认为这样做可行，因此知道益泉一定会谅解我。答蔡可泉【唐顺之】分别已久，不能不深深怀念；每当在士大夫往来中听到您的政绩和美誉，就感到欣慰。我从正月因病卧床，至今还在床上。二月、三月之间，几次濒临死亡，三四次以为已经要同世人永远分别；如今渐渐有了生机，但精神却更加耗损了。这是因为外肾生痈疡，疼痛难忍。来信所说刊刻文章一事，正是我被锡尹卜君为难的事情，已经费尽口舌。近来忽然收到遵岩兄的信，又谈到纪山刊刻文章的说法，正辗转无计、无可奈何，想托洪方洲想尽办法阻止它；而您的使者恰好到来，这是造物主体察我的心意而赐给我的便利。最了解我的莫过于您，哪里还需要多说？本来就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停止了。我没有才能，哪里敢把文章拿到世上去换取声名呢？我生性迂僻，常在山林水泽间的闲静中得到一点适意；一旦超出形骸之外，便觉得这个身体也是多余的，而虚名果然像腥膻之气一样可厌。我不能早早隐藏自己，使乡野之人的姓名还在世间流传，成为这个身体的累赘；比不上古代那些织帘、箍筩之类的人，让世人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常常只笑自己前生的业障太重了。我又哪里敢把文章拿到世上去换取声名呢？即使想用文章在世上求取名声，也必须是自己最精工的文章才可以。自古以来的文人，虽然立足浅薄，但各自都有一段不可磨灭的精光，一开口就能说出几句千古以来无人说透的话，因此能够同世间长久存在。只是他们的精神也都耗尽在语言文字之间，没有余暇顾及其他，所以称为文人。我不能写文章却能懂得文章；每次读古人的文章，回头再看自己的拙作，没有一次不哑然失笑。我半生摆弄笔舌，不过是几句老婆舌头话，不知道前人已经说过多少遍，其中有什么新发现可以阐明道理、补益世教呢？这些都是发自肺腑的议论，不是故意谦让来欺骗兄长。像兄长和曹君这样爱护我的人，即使想使我的文章不朽，我的文章难道就能不朽吗？不能。兄长试着看看世间糊窗棂、塞瓶瓮、尘灰朽腐、布满墙壁之间的东西，哪里不是近来人的文集？有谁有闲暇的眼睛去翻阅它们？像这样可以称为不朽吗？本来没有精光，于是自然消亡，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假如那些人早知道自己的分量，把几块木板留下而拿去烧柴，难道不是省事吗？可笑，可笑。兄长信中有阐发性真、启示后学的话，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况且发明性真、启示后学，本来绝不在语言文字之间。

译其中已经有很多缺失，却勉强用语言文字来修饰；这正是使性真更加凿削，也是前辈误导后学、蒙蔽其眼目的原因。我三十岁时读程氏的书，看到其中说：“自古以来学习写文章，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道。”我的心从此被这句话局限住，又怎么能够同天地一样广大呢？当时已经惊讶而有所省悟，想要割舍文章却未能做到。将近四十岁时，觉察到身心的粗疏鲁莽，精力又日渐衰短，于是慨然悔悟，在静坐中丢下书、烧掉笔来求道；渐渐看见古人的道路有可以遵循的地方，希望在晚年补救过失，不至于白白度过这一生。平常我常常自笑，不能耗尽自己的精力去求文章精工；但又暗自庆幸文章没有写得精工，因而稍微积蓄了一些余力，还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所以一谈到文字，便茫然如同隔世之事；有时不得已应酬写一两篇，也只是任意涂抹，真可说是个老头巾了。年轻时想求文章写好，文章尚且没有写好，何况如今心意兴趣已经如此，那么文章应当更加浅陋，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知道曹君看中了我什么？如今曹君已经离去，这件事做不做全在兄长手中。像兄长这样的知己，如果还不能相信我的心意，一定要做成这件业障，给墙壁之间增加一粒尘埃才算完事，那么我同兄长二十年的交情就可以宣布断绝了。抄写记录中有很多讹误，确实如兄长所说。我曾想稍稍改正错字，留下一部正本藏在家中；后来又认为这些文章本来没有什么足以关系世道的地方，是否有讹误也无所谓。况且我丢书烧笔已经多年，既没有正本，也没有新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答应兄长的，怎么办呢？至于遵岩的文章，绝不能拿我同他相比。遵岩具有举世无双的才资，又用力专一而深厚，所以文章雄浑雅正而深奥，自北宋以后数百年间特别杰出，以此成就他的名家地位，这就是所谓能够不朽的文章。只刊刻这一部集子，就足以成为文章家的指南，并且洗除近世文章妖气的弊病，实在不必把我疏陋平庸的文章混杂进去。尊翁老先生的表文原本已经有了；今春的约定，我平生不敢对人失信，何况敢对兄长失信吗？只是从正月到现在，连图谋活命都来不及，所以不能动笔；假如病体能够恢复到完整无恙，今年一定寄奉给您。

译论文书【舒芬】文章家承蒙您不嫌弃舒芬无能，教导我写文章的方法，这是想引导我登上庄子、屈原、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的殿堂，您的用意实在盛大。不过我私下有一点见解。《典论》失去了文章的根本，没有适当的宗旨，不足以作为文章家的称说。唐人不知道韩愈以六经的文章为诸儒的倡导者，即使是韩愈，又哪里敢同六经的文章相比呢？宋儒沿袭这种说法，紫阳朱公也说：六经是治理天下的文章；但难道不知道《易》的兴起在商代末世，而《风》《雅》中有许多是夷王以下的诗吗？《春秋》则距离更远了。把它们视为文章尚且不可以，何况笼统地说成治理天下的文章呢？老兄的论说大体也没有脱离这个意思，我恐怕古文应当从《逍遥游》等篇开始，而昌黎达到大成。六经不能用作文章法式来摹仿。《书》《礼》的记述，是就事实显现道理；《风》《雅》的咏歌，是用声调协调音律，哪里有句法、章法都相同的呢？《易》开始于伏羲，不知道六画的奇偶，它的句法、章法究竟在哪里呢？《春秋》是孔子删定的，简略时只有一个字，繁复时也不过三十五字，它的句法、章法究竟在哪里呢？所以现在议论文章的人动不动就称说六经，也只是被前人误导了。我曾认为六经应当从道的角度评论，不应当从文章的角度评论，就是这个意思。只是记诵不勤奋，体察认识不明白，亲身实践不真诚，却想在文章家中成为擅长写作的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记诵，古今上下的礼乐、名物、器数就没有证据；没有体认，就不知道天命人心的微妙、王道霸术的关键应当归向哪里；没有躬行，就想把施设措置的方略、操纵开合的权力布置在笔札之间，并使它取信于天地四海之内，必然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写不出亲切有味的言辞。韩愈说：“根本茂盛，果实才丰美；油脂肥沃，光彩才明亮；有仁义的人，他的言语和美可亲。”我把这句话取来作为准则，对吗？不对吗？如果不对，那么大鹏向南图谋飞行，要凭借上升的风势奋飞，庄子的说法就确实荒诞了。我认为，写文章而以这三者为根本，那么司马迁、班固也不值得过分称道。如果不顺着自己的本性，却笼统地说这是六经的文章、六经的文章，那就不只是邯郸学步了。《法言》中所说的内容，反而成了子云、仲淹一生的累赘。我敬请您始终给予教诲。寄后渠【顾璘】邮使回来，带来了您的亲笔信，十分欣慰。久已断绝同心相契的言语，哪里只是像兰花那样芬芳呢？我拿在手中玩味，不忍释手。您果真悔恨嗜酒、攻习文章的癖好，那就是万年的庆幸了。然而旧习极难除去，恐怕一见到猎物又会心动吧？怎么办，怎么办？您在文序中评论古人的文章，死去的人也应当心服。我的精神已经衰耗，只觉得这个道理不是用力就能穷尽的。所谓从心中得到、在手上表现出来，虽然是旧话，却是至理，确实离不开这两点。譬如圣人的道，举止周旋都合乎礼，哪里还需要在其中设置防检？一定要达到耳顺、随心所欲，才是神化的境界。作者开始时的毛病，在于有意为文；到最后的毛病，在于留下痕迹。自从曹丕把有意立说作为宗旨，一句话开启了六代无穷雕琢的祸端。孟子说：“第一个制作俑的人，他大概会没有后代吧！”五经、四子暂且不论。历代文人中，我深深佩服的是屈原、庄生、荀况、贾谊、太史公这些人，他们都直接吐露胸中的意思，不在笔墨路径上钻研粉饰，所以文辞明白直截，意味深长久远，可以接续诸经诸传。即使同《左传》《国语》相比，也足以同夷、惠相提并论。此后只有韩愈独得文章的正宗，应当看他的《原道》等作品。至于《进学解》等文章，一定是他年轻时的作品，还不能据此定论。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父子几人的见解非常准确。老苏已经得其要领；王安石失于刻削，欧阳修、苏轼失于浅易，这是他们的天性所致，就像师商有过与不及，不能过分责怪。六朝文章的错误，不必再谈。至于扬雄、王通和柳宗元诸人，都只看见了枝末，没有看见根本。柳宗元晚年才觉悟，所以柳永的作品极可诵读，可惜不久便突然去世了。诗歌方面，在《风》《雅》以后，只有汉代《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得到了传承。两晋如阮籍、陆机、左思、郭璞、靖、节诸公的作品，尚有保存。可怪宋代谢氏一出现，倡导雕刻、凿死混沌的做法；后来西昆体中的义山也如此，学者纷纷跟从，末流终于发展到陈、隋那样的靡丽，古风完全消灭，实在令人痛哭。到了唐代陈、李崛起，苏州继承他们，真可以说是大雅。杜工部以及王维、岑参诸公，格律雄健，如同孟子所说泰山岩岩高峻，难道不是圣人之徒吗？高氏《品汇》把诗歌分门列题，把李白、杜甫称为大家，却又把他们区别于正宗，这并不完全正确。我已经衰老，无法再供职处理簿书了。等赠典办妥之后，就请求归去。料想同您相对交谈的日子没有多少了，借贵乡马司谏的便利，特意奉上这封信，希望您赐教订正，以代替当面谈论。我只希望您更加爱护自己。

译论文书【顾璘】我听说通达的人痛恨卑俗，狂放之士急于称道古人。他们虽然傲视一切、凌厉激越，废弃了中和的常道，但志向旷达、节操高峻，本来就是一世的雄杰。我估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比懦夫也强不了多少，哪里敢希望达到这种境界呢？然而我想念不松懈，言语不停止，把这些写在纸上，呈给朋友，反复再三而不厌倦，希望豪迈放达的人能进一步达到这个境界，使自己抒发怀念古人的幽深情怀，消解哀悼世道的积久愤恨罢了。何必一定要由我来做到呢？文章，是士人的事业。孔子修订六经，建立百世的准则，可是百世之人都不能完全继述，因为那是折衷理道的极致、织成天地的文章。颜渊不能得到它的止境，子游、子夏不能赞述它的辞采；孔子身死声息断绝，也就是这个道理。其次，左氏在东周传播声名，庄生在齐鲁之地留下超逸的余响，灵均在汉水之滨哀鸣，太史公在西京发表议论；贾谊、董仲舒、子卿、渊云、褒向、扬芳、撷藻等人前后相接，于是汉代文章在金马、石渠等官署中光彩灿然。虽然纯正与瑕疵互相显现，远近趣味各不相同，但总都属于作者中的特殊行列，哪里可以诋毁他们呢？我虽然竭尽力量和才智，也不敢希望达到他们较低的境界；然而上面探求六经，下面推及这些人，我没有一次不抚胸击节、怅然远想您的才华。您的才华百倍于我，对于古人，也完全可以超越他们的足迹，拍着他们的肩背了。近来有幸读到《拘虚集》，其中所载文章才华秀丽、学识宏富，确实是当今有声望的文人。可惜他选择义理沿袭近世习气，描写事物缺少深沉的文辞，与作者相比，仍然略居其后。难道是追随世俗的趣味，还没有完全吸取古人的遗意吗？只有长篇书信十多章，详尽地写出事情和感情，读来令人悲伤；填词数阕，几乎可以同宋人相抗。我爱惜并看重他的才华，却没有替您称道，是因为先说大的方面罢了。如今志同道合的人很少了，像您这样既才华茂盛而奇异，又偏偏与众不同，谁能默默不说呢？大概登临高处的人会因脚步危险而惊惧，进入寂静之境的人会疑心影子。如今看待古人，难道只是高危和幽静而已吗？我恐怕既疑惑又惊骇，便一定会转身逃走，向下奔去了。您不嫌弃我的浅陋，亲自谦下相问，我也不揣量自己的深浅，冒昧进献这些不惭愧的言论。朋友之道贵在正直诚信，君子爱人，并不是苟且姑息而已。从前刘季绪才力不如诸贤，却喜欢诋毁文章，曹子建论说他的不是，我却认为子建的论断错了。假如有南威、西施那样的美貌，妆容完毕对着镜子照看，镜子照不到的地方，身旁的人能够提醒她。难道身旁人的容貌本来就比南威、西施美吗？美丑、好坏的辨别，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容貌是否美，我就可以效法身旁人的勤谨来提醒他。您不要因此把我怪罪在心里。给少宰王荆门公的信【董份】前些时候我刚写好一封信，托小孙恭达交给您的书记，只是我们这些人正乘船北上，恐怕信会稍迟，所以又借徐女婿派人之便附上这封信。昨天儿子回来告诉我，说您想得到我的旧稿，汇编成册，以便备为阅览；他还极力说明您的心意十分恳切，嘱托也非常急切，我董份哪里敢推辞呢？然而过去交游的人不了解我不成材，却想探取我的箧笥，把文章拿出来的人很多，我终究不敢拿出。即使是儿子醇亲自以自己的意思来请求，也有几十上百次，我还是始终不敢拿出。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把它们秘密收藏起来呢？原因是我年轻时曾读古人的书，颇能窥见作者的用意，探究文章的旨趣，也曾略微得到其中的门径，便不自量力，妄想追踪古人，成就一家之言；这些正是我积蓄下来的文章。只是我的才力有所不足，身体又多病，大体上每年卧病在床的时间超过一半，心里惭愧不安，不能支撑自己，所以不能竭尽精力来满足自己的志愿，只是因世俗应酬而勉强周旋，姑且用来敷衍责任、避免过失。后来展开诵读，才发现从前所得的门径，不但不能真正践履，而且往往背道而驰，相差如同天壤。因此文章写成以后，每逢读一遍，总会再次惭愧，只把抄本交给别人，不再留下副本；即使已经写成的也不爱惜，其中散失的很多。我曾认为，从秦汉以来的文章一定有其门径；能够得到这个门径，已经能够登堂，又能进入内室的，便是古代那些宗师大家，卓然流传后世而不朽的人。得到门径却不能最终登堂入室的，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后世有的尊称，有的否定，这是次一等的。还有没有得到门径，但才力足以纵情驰骋，气势也足以凌厉超越，既有不得之处，也有偶然得到之处的人；他们虽不能必然达到古人的境界、流传后世，也足以在一时之间成名，这是又次一等。至于世间那些才力不足以称道、气势也无可取，不过是《巴人》《下里》一类的人，只因不知道文章的门径，便不知道自己写得对不对，也不能自行辨明是非，下笔不停，厚着脸自我夸许，凡是列入仕籍的人一定要刻印一部文集；有人对此愤怒，甚至想借秦火焚书的余威把它投入火中。这样的议论虽然似乎过分，但这类作品实在太多，所以令人厌恶也就应当了。如今我略微知道文章的门径，但才力和气势不能与之相称，不要说堂室，连篱笆都没有越过，所以深藏不敢拿出来，也算是古代知耻者的一类吧。可是您不了解我的心意，屡次加以鼓励，而徐女婿泰时奉命出使时，您对这件事的用意尤其殷切恳切，临别时再三嘱咐他，还说：‘你以后出使回来，要赴公车来见我。’ 这就应当立刻把这些文章作为见面礼了。于是徐女婿多次来请求，儿子又跪下帮助他请求。他认为，您在交游方面是旧日相知，在文章方面是识货的人。如今您从数千里之外多次来表达殷切之意，我却屡次推辞拒绝，恐怕不是古人对待知己的情谊，也会辜负有识之人的一片真心。况且泰时正要到您门下求学，想借您的帮助来拜见长者；假如得不到这些文章，他拿什么来完成送见面礼的使命呢？何况古代的子弟，家中长辈有一句话，必定谨慎记下；有一件善行，必定谨慎记录，甚至刻在钟鼎上，留给子孙看。可是醇不能表达自己的诚意，未能实现请求，使家大人所作的文章不能广泛流传，那么醇的不孝就深重了，死罪也无法赎回。况且家大人自己说不能竭尽精力和思虑，但几十年精力所劳、思虑所构成的文章，确实也都在这里。或许上天的意思还不肯让这些文章完全泯灭，借有识的旧日知交来挽回他深切执着而不肯放弃的诚意，也未可知。董份因他这些话，便也受到感动，于是忘掉羞惭，稍稍翻阅。却发现这些文章在几十年间弃置已久，南归时船行水润，箱子一直封着没有打开，腐坏了很多。大概一生散失的有十分之四，腐坏的有十分之三，被老鼠啃、虫子蛀而漫漶到无法考察的尤其多。

译保存下来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且大多都是亲笔稿，没有副本。女婿虽然派人抄写，大略也有十多册了。恰好我曾经校阅过，漫漶的、腐坏的部分必须沉吟追忆，逐渐补续；而派来的人又有很多自己的错误，还必须多次校对才能没有讹误。我的病虽然逐渐痊愈，元气却还没有恢复，不能立即承担这项劳作，恐怕要拖到初冬，才能再次派人快马送上。前些时候刚开始翻阅时，儿子见文章漫漶，惊骇得想哭，说：‘现在还已经这样，假如再过几年，将会变成什么样呢？’如今让醇能够稍微增补收集，使他免除万分之一的不孝，这全是上天的大恩赐。因此我和女婿又欢喜又深深感动，真想把这份恩情刻在骨头上。可是我不知道，自己下慰儿女私情，上却给知己和有识之人留下丑态，旁边又招来儒林艺苑的讥笑；这样一来，我虽然感激更加深厚，羞耻却也更加增加了。病久之后精力非常疲乏，不能删削裁定，于是导致文字芜杂蔓延。又因为您与我有通家之谊，关系深厚，所以用家人之间的话来进呈。惶恐，惶恐。再给王沂川的信【何良俊】恭敬地承蒙您的嘉问，已经很久了。只是我困守海上，没有缘分亲自瞻仰侍奉您，聆听清明的教诲；这种系念仰慕之情，哪里敢忘呢？恰逢您的外甥来信，带来您惠赐的教札，训诲谆谆，又过分地加以奖誉，这才知道您这样的大雅之士胸襟弘大，竟能屈尊如此对待末流之人，感激佩服，感激佩服。又有幸捧读您的佳集，体格严整精密，文思华美丰厚，确实是文艺界的宏大作品。事务繁杂，还没有读完，只急忙读了三四篇，就像用能容纳牛的大鼎尝一块肉，已经足够使我这样的小人感到满足了。您又教示要编选我朝的文章，这岂只是成就先生不朽的大业，实在也是昭代光耀国家的长远谋划，实在太好了。不过，您说篁墩的文衡是在排斥华丽、摘取实质，所以想专门以昭明太子所选的文章为范例。依我的浅见，语言如果不华美，确实不足以称为文章；如果只有华美而没有实质，又有什么用呢？一定要体制兼备质朴与文采，文辞同时具有华美与充实，才差不多称得上文质彬彬；这样，编选文章的人也不失为通达的见解。况且文章所称道的方面，叙述详尽雅正的，以《史记》《汉书》为宗；文思华美绵密的，齐梁文章最擅长；碑文颂文应当取法崔瑗、蔡邕，序记志文必须以韩愈、苏轼为高格。兼取这几家，融会贯通，并且用当代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以后才足以成为文艺界的宗师大家。我只是空有仰慕古人的心，最终却望尘莫及，不能不寄希望于先生。文选目录我已经仔细读过，诗歌一类似乎只重视乐府，即使古诗也只有寥寥几首，近体诗则全部没有选入。试看昭明太子的文集，乐府只占十分之二三，而游览、行旅以及杂体诗占十分之七八；如今为什么删略得这样厉害？也应当稍微扩大一些。诗的体格随着时代而变化，即使陆士衡、颜延之、谢灵运等人的作品，其中也大多已经使用排比对偶，正是近体诗的开端。如今怎么能唯独遗漏它们呢？希望您严格校订，不要吝惜选取，也编入数百首，这样体裁才算齐备，后代也可以没有遗憾。文评一编，校订精练，可以比拟《谈艺录》；评论采择充足，可以同《诗品》相匹敌。这样一来，近代作者也能获得一个评判，我自己也可以忝列其中。青蝇在厅堂台阶间整日嗡嗡飞，却不能超过寻常文字；等它停在良马的尾巴上，不到半天便能自至千里，原因在于所依附的是善物。我是何等幸运，竟能如此！长谷近来的作品，如《布赋》《六朝声偶集序》等篇，都可以选入，希望您把它们录下。我近来补刻《说苑》，写了一篇序，恭敬地呈上请您阅览，还望删改润色，以备采择。草草写成这封复信，千万请您明察，不再多说。《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四，余姚黄宗羲编，书八

译论文 答陈鲁南太史论唐人诗文【马一龙】古代的作者，文章有如六经、孔子和孟子的著作，诗歌有如《诗经》三百篇、《离骚》，还有谁能比得上呢？其次是汉魏以来，韩昌黎、柳柳州的文章，辨析广博而雄健恣肆；李谪仙、杜少陵的诗歌，豪迈俊逸。唐人的文章大体可以流传诵读，使天下后世不敢妄加褒贬的，只有这四个人罢了。然而柳柳州已经不如韩昌黎，杜少陵也不如李谪仙；其中细微的差距延续千年，却没有人能把这四位的精神招到书案之间，同他们辩论并探究其中的真谛。我每次看见古人的作品，都认为妙处在于意趣。意趣的妙处，又有高下之别：柳州的意在于文章，而昌黎有文章却没有意；文章用来表达意旨，而他的意旨并不留存。少陵的趣在于诗，而谪仙有诗却没有趣；诗用来生发情趣，而他的情趣自成一体。所以凡是意趣自然适宜的作品，就像河水冲破堤防，横向溃决，四处流散；它的纵横曲直、广狭浅深，无论流到哪里都洋溢回旋，或成为急流和水潭，或成为湖泽，凝聚澄澈而成为深潭浅洲，冲激而成为淙淙流水，各有不同；向东向西冲击，又使上下形势变化，千姿百态而各自完足。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根本丰裕，发出时无穷无尽，作用不会枯竭，机势从不停息，势不可遏制，正是如此。所以古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在于意趣。意趣达到一定境界，再充实自己的才力，使之张弛如同造化，出入古今；可贵的是这些都以自身的根本为基础。根本不丰裕，我们就会在章句声韵的末节上奔走受役，牵强引申、勉强附会，劳苦百倍，筋力也就疲惫了。我们的身体同万物一样，而心统摄万理，是天地万物共同出发的根源；它的本体极其虚灵，包容承受，没有什么不具备。宇宙之大，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显现于天地上下的，都是我自身所具有的。取用自身所有的事物来形成适意之趣，有所感便有所应；感受没有固定的形态，而回应却总能充裕。根本存在于自身，便成为意和趣，而外物与我自然相互参合。然而意从内心发出，它的机缘触发于有所感受；趣从外物中获得，它的妙处贯通于无意识之中。所以有所感的机缘发动于天，无意识的妙处进入于神。只有合乎神妙、合乎天机，才可以谈论作者。否则写文章、作诗，有的拘泥于意而不能化，有的追逐于趣而使自己困苦。更低劣的作者相互沿袭，以为自己有才能，家家偷取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再也没有从自己心中流出的东西。这就像借来西江之水，汲取来装满车辙，再引它流动；它前进不能超过井绳的长度；它所流出的水连牛脚印也遮不住；方寸大小的芦苇插在其中，经过的人便不能继续前进。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自己所有的东西，所得又能有多少呢？四位大家以下相互因袭，成为世间积重难返的痼疾，已经很久了。您若能脱去病根，进入柳宗元、杜甫的门径，或许就可以登上韩愈、李白的堂室；只是可惜年轻时被束缚去参加科举，虽然得到探究根本的学问，但在充实发扬之处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您这颗心的容量，即使拿来同唐人相比，也还是受限于命运。与达时明、余子南等人论文【马一龙】来信谈论时文和古文，我不知道诸位兄长是怎么想的。难道把科举考试中式的文章称为时文，把碑铭、序记、诗赋称为古文吗？这绝不是懂得文章之道的话。前辈论文章，以理为主，以气为辅；作文的人必须先确立意旨，然后确定格调，最后安排文辞。意旨第一，格调次之，文辞居后。时文和古文是一样的；符合科举要求的才叫时文，但时文有排比对偶的弊病。不过只要意旨在格调之中，何必担心不能中式？格调很高而意旨有病，即使中式也不能算文章。如果排比对偶中必定有意义，既不妨碍它成为时文，也不妨碍它成为古文。意旨浅近，即使有三坟五典的体制，传述《檀弓》的言语，对道理没有帮助，对世教没有关系，又怎么能说在时文和古文之间呢？我既不能写时文，也不能写古文，更加没有人知道它了。等改日当面评论。与季朗书【刘凤】我和兄长共事最久，感情没有什么不相互了解的。然而我多有疏忽遗忘，想请教您的事情多次重复，仍未能说尽。还记得去年游历淮北时，心里想到兄长从此远去，前途广大而难以预期，半夜思念起来，惊叹得不能入睡。我们共同勉励的，是文兄才华雄健、卓异而铺陈华丽，这不是我所能企及的。至于精微的义理和考核探究，我曾经得到机会向您质疑请教，片刻也不能离开。您这次远去，正是我私心惆怅、感慨悲伤、不能自适之处。有些想说的话，姑且摘录一二。经传以及周秦之间的书籍，是诠释言辞的轨范。意旨所趋向的是什么，古人的法则先在心中萌动，朦胧未显，并不是有意去思索保存。譬如水逐渐浸润流动，顺着疏导而流，所以只是借助文辞之手，略加综合编缀罢了。水坑尚未盈满，怎么能强行决堤？意旨尚未积蓄，手又怎么能写出文辞？因此任意挥洒而作，沿着手笔自然奋发的，才是好文章。若刻意规画，像揣度裁剪一样，迎合变化、趋赴防范，融会联系、构造冶炼，连缀同类、交错描绘，这就是文章牵泥带水而不光明的状态。所以要竭力去掉陈旧因袭，铲除雕琢凿刻，必须直截地写出，迅疾如风、飞举如云、惊骇如雷；同时含蓄深远，英气慨然，安静而坚定，未曾有意安排却自有法度。像庄子综合运用文辞，直至没有特定目的，却纵横写下数万言，没有不灿烂明洁的。苏秦、张仪在睢水、泗水之间，片刻立谈，奇异的辩才和华美的辞藻，劲健的气势与飘逸的文采，难道是事先思考组织编撰出来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些全都是自然得到的，所以敏捷迅速、仓促之间便能应机而发、蜂拥而出，这正是它们可贵的地方。若是迟缓地推敲吟咏，采集摘取，反复按察，即使辞藻铺陈华丽，典雅峭拔而又奇异，也还不足以成为难事，何况那些松弛懈怠、幼稚平淡、散乱拙劣而软弱的文章，如今所写的这类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兄长和我竭力开创新体，首先扫除蒙昧蔽塞，哪里有什么可以借用、寄托、假借和等待的地方，却被小人夸夸其谈地说成穿缀，又说充满故实。不能理解而胡乱诋毁，还可以说；说它容易却自己不去做，岂不是太蒙昧了吗？既然假如能够做到，为什么不去做呢？我们这些人奇异放纵、洒脱不羁，却偏偏守着那些不值得一笑的小技，还自称有才能，是想欺骗谁呢？所谓故实，是依据事情陈述义理，本来就一定会涉及它，并不是借助这些来使文章工巧。自己不学习却忧虑它深奥冷僻，难道一定要像那样才算好文章吗？我过去写诗，曾多次请教淳父，从未忘记那些小人。我和兄长已经多次教导他们，他们却每每拿起戈矛、弯弓相向，实在卑鄙得很。兄长今后希望同我一起把这些话藏起来，不要轻易告诉别人。如今天下有一半人在学习王氏之学，难道王氏的才华胜过兄长和我吗？不过是借助权势地位罢了。兄长近来已经直上青云，海内不久应当又会形成魏氏之学。魏氏之学流行以后，又与我有什么不同呢？

译我私下里愤懑不平，想把胸中的积郁一倾而出，使它寄托于无穷，所以不惜重复说这些话。一个人在世上求取地位，随着时势屈伸进退，兄长的谨慎周密似乎也太过了。即使您鉴于我疏放荒诞，知道我会遭受责难、招致嫉妒，那也是事实。事情本来就有其必然性，不值得过分忧虑。机变权略、辨识筹划，以及神鬼般隐微幽深的事情，世上难道有能超出我们这些人的估量吗？然而不可能兼得，这也不是忧虑所能达到的。侃侃而谈正直的议论，神色庄重严肃，敦厚稳重而有声望，丝毫不作假、不屈从。那样最终能做成什么呢？不过是被蝎子螫伤罢了！得失有命有分，并非人的力量可以强求。和气谨慎、处处温顺，只会让污秽邪恶之人更加放纵轻慢，最后留下悔恨。幸好您不要犯鉴察失误的过错；如果还没有发生，希望您有所改正，不要吝惜。与陆芝秀才书【黄省曾】省曾敬告：紫芝秀才足下，近来承蒙您屈尊来访。间或金生拿出您赠给王君仲回的颂歌给我看，推重您的文章，直说它天下奇异。朋友之间相互酬答，本来贵在互相吹扬，但也不应当过分到这种程度。文章想要奇异于天下，实在太难了。前代贤哲姑且不论，国初宋王诚意伯等诸公，学识广博、聪明颖悟，才伦绝一世；然而又忙于兵马，苦心筹划救济，最终都不能充分发挥到足以和古人并列。到了东里，只是凭借浑厚闲淡的体格来扶持后进，而委靡不振的风气，也由此开始了。至弘治年间，有个罗公玘，喜欢写奇古文章，但大多是怪诞险僻、堆砌琐碎的辞句。他住在金陵时，每有作品要写，必定盘踞在高树树梢，构思如霞飞天想，以形成文章的脉络和意旨。有时闭门坐在一室之中，客人从缝隙间窥看，只见他脸色灰败，带着死人的气息，大家都放轻脚步离开。我们苏州的都公少卿，请他写祖先的墓志铭，铭文写成后，他告诉少卿：‘我写这篇铭文，几乎闭眼死去四五次了。’如今流传的《圭峰稿》，大抵都是他在树梢上几次死去般苦思所得的。这样看来，他应当超越古今，但其中能切合韩愈、柳宗元境界的，也实在很少。甚至有些句子根本无法读通，却还要诵读，这就是喜好奇异到了病入膏肓。罗公喜好奇异，终其一生也没有凭奇异在天下独享声名。仲回年纪才三十岁，写的文章只有几篇，也不过是在谈笑饮酒之间，任意写成罢了。我曾看过他的文章，生涩偏枯，有时像佛教的话；然而能够远离俗套、趋向幽深，这是他的长处。奇异尚且没有真正得到，又怎么能最终以天下奇文闻名呢？这是您的不加思考造成的过错。我又曾见有人称颂的作品，把后稷、契加在污吏之上，把李白、杜甫献给小儿，真是心肺昏聩，已经不可救药。您不是这一类人，千万不要仿效他们！千万不要仿效他们！您如果想知道当世能写文章的士人，我虽然不能完全说清，但我所接触的也不下几十家，他们各有门户，各有长处和短处。等我有空时，一定拍掌纵论。省曾再拜。答戴岳书【黄省曾】我的姑父定远公去世，已经好几年了。您不因我黄省曾浅陋，而要我为他撰写墓志铭。拖延了数年，如今一旦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本来就不是合适的人，怎么敢不执笔来报答您的盛意呢？然而我私下观察当今世道，从王公以下，罪恶滔天的人，以及孱弱卑微的屠户商贩之流，并不少见。他们死后没有不立墓志铭的，墓志铭没有不称述其善行的。那些罪恶滔天、出身卑微或从事屠贩的人家，箱笥中往往装满钱财而不缺，不过稍微拿出一些金帛来捐送；而那些称为达官通儒的人，竟甘心低头降气，连篇累牍地赞美歌颂个不停。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天下人心都趋向利益，善恶不再分明罢了。您试看看如今的人家，哪一家没有墓志铭？哪一篇墓志铭没有善行？难道这是尧舜时代吗？那时尚且还有四凶之人；如今是什么时代，竟然家家都可以比作受封的善人？大人们习以为常而不认为错误，君子们安于其中而不以为鄙陋，朝廷放任它而不加禁止，所以龌龊的臣子、悖逆的儿子、无良的妇人，都不妨碍他们带着美名而死，能够辨明褒贬的《春秋》也再不能出现了。我曾对此深以为耻，发誓不写这种文章，以免陷入为死者誉墓的讥讽。如今您却要我为先人写铭，因为您的先人与我有姻亲关系，本来确实不能推辞；但您应当如实记录先人的事迹，优点缺点都保留下来，不要夸张虚饰、欺骗诞妄，明白地告诉我，然后我才为您撰写。这样才能大体不失先人的精神面貌，您的先人在地下也不会感到惭愧。您一定要认真筹划，您一定要认真筹划。开国功勋和事迹，请一并把详细略传送来，不要忽略。省曾敬告。答陈两湖【罗洪先】我年轻时就有写文章的癖好，稍长以后私下随意写作，但文章的门径和方向都错误，放笔写下的，尽是陈旧的话和熟套的说法，混杂在一起而没有取舍；我本来知道这完全不像文章，可是血气一天天衰弱，又不能淘洗锻炼，于是早已料定自己必然会被人抛弃。我兄本来以文章名家，却时时在我面前虚心请教，像唯恐赶不上似的，实在可笑。我下笔任意写作时，也私下认为文章有源流和委曲，不是人力可以勉强造成的。孔子不是说过吗？辞只要能够达意罢了；这说明文辞在后，原本是用来表达意旨的，而意旨确实在先。所以有意旨已经积蓄，却不能完全用文辞表现出来的情况；却没有文辞已经写到，而意旨反而不足的情况。意旨不足，文辞便无处达到。譬如水，有混混的源头流出来，然后或冲击成波涛，或停蓄成深渊，或迅疾成为急流，或回旋成为波澜，或漫延成为细波；水面光彩浮动，波纹收缩，水沫飞溅，回流喷射，随着所遇之物，各自呈现奇巧，充分显示变化，同时又晶莹澄澈，不染污秽。至于它经行流动时彼此连络，又曲折回旋，从源头直到末流没有断绝，使人迫近观看时，心神开朗旷达，徘徊而不能舍弃。文章不能勉强写成，为什么会不同于此呢？古代有人能够做到，必定是心中自有所得，确实看见了这种道理的流行：横斜曲直、大小清浊，无不在其中；触动机缘，发现微妙，有时由彼及此，有时借古显今，小处取大，大处取小，常态藏在变化之中，变化藏在常态之内，纷纭交错，不能穷尽；想不成为波涛急流和层层波澜一样的文章，也不可能。

译文辞穷尽各种变化，意旨才开始融贯；意旨融贯以后，文辞才更加充足。即使想让这样的文章不流传，也不可能。难道没有见过丹诀、禅偈吗？文辞似乎鄙俗浅近，然而最终一定会流传，因为其中确实有真实的东西。我怎么能写出像兄长那样的文章呢？兄长已经脱去往日的门径，正与我相同；至于造辞的工夫，则沉厚浓郁，铺陈丰腴，逐句锤炼、逐字刮磨，使读者茫然停思，然后才能领悟他的用意。比如《送范东明文》，立论正大，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只是缺少专一和断制，有时又像野战，虽然多有深厚波澜，但在经行流动之处不免削弱了气势。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不是可以对通达之人说的话，不知您认为是不是毛病和遮蔽？兄长过去评论遵岩的文章，也说它像肥皮厚肉；但那只是根据他的文辞来说。眼前的人中像遵岩这样的，对文章特别有见识；虽然辞藻十分丰厚，但意旨所起，都在出入变化，不太拘泥常规而降就卑浅，所以他的文辞都能探究到意旨的极致才停止，不只是为了应酬而已。可惜他颇费探索，不是完全从胸臆中流出。与荆川相比不免退让一步，但一定会流传，这是毫无疑问的。冬至以后，我因病默默独坐，不再接待客人。承蒙您派使者多次赠送东西，又有重托，我不敢徒然辜负，便破例写下这封信，只希望您教正。给王元美先生【屠长卿】头发尚未干时，我就知道有吴防的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年，犬马之年已经增长。每日亲手读您的大作，耳中听到您的声名，连梦中都感到荣耀。玄圃终究隔着尘世，想到这位哲人，临风便惆怅凝结。我住在隆海以东，不过是个鄙陋的儒生，行为才力都没有什么可比的地方，只是有好古之心。每次读古人的文章，便精神飞驰到前代哲人那里，遗憾不能和这些人同时生活。偶然经过他们的故里、坟墓，考察他们留下的遗迹，有时故物还保存着古人的遗留，有时片言只语泄露人世间的秘密，我便咧嘴大喜，一边披览一边惊叹，仿佛看见他们的精神容貌，恍惚间在寥廓之外回旋飞翔，又奔驰在至高者之前。这是为什么呢？又如前朝的李梦阳先生、近世的李攀龙先生，我已经遗憾自己生得太晚，不能献出微薄技艺，背着弓箭袋同两位先生一较高下，只能空怀仰高山、悲下泉的情怀。我的禀赋本来低下，但志向颇为高远，不能在文坛树立标帜，却常常希望向大雅之士拜师；这不仅因为志同道合，也确实是我的性情如此。从前然明倾心于国侨，甯越委身于晏子，荀爽为李君廷尉驾车，又替王生结袜，君山对扬雄叹息，中郎向王粲屈尊；精神所向，即使到九泉之下也愿执鞭随从，神思所潜，即使虎贲之士也会为之落泪，实在是因为喜爱贤者之情深厚、追求美好爵位之心受到牵系。唉，过去的人已经不能复生了。没想到我屠隆竟能与元美先生同时在世，而且吴地和越地相距很近。世间没有先生，便会羡慕异代；世间既有先生，又何必羡慕异代？然而我空怀佳人，最终违背良好会面，黄河清澈难以等待，而日月容易流逝。我支离困顿地应付世事，已经鬓生二毛；先生也将老而厌倦游历，打算游览五岳，恐怕一旦生命终结，最终辜负平生志愿，使过去的诸公在黄泉之下笑我与天地同朽。眼前看不见他们，仰慕古人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刚成年便成为诸生，厌弃浅薄的制义文章，内心爱好古雅之文；读《广成子》《素问》，便有飘然欲成仙之意；读《竹书》《元苞》，仿佛形骸都已远去。近来探访禹穴，抽取秘藏的金书；远望岱宗，深思玉简。又在邹鲁喜爱孔孟的仁义，在濠梁仰慕庄子、老子的玄虚；在之罘诵读李斯的古文，在湘汉怀想屈原的词赋，在龙门仰望司马迁的跌宕，在成都喜爱司马相如的华丽文辞，在大梁艳羡邹阳、枚乘的浮华，在淮南羡慕八公的宏大功业，在幽蓟喜爱邹衍谈论天道，在青齐惊叹淳于髡的炙毂之辩，在稷下佩服田巴的雄辩，在灵光仰见文考的俊才，在天台高兴于兴公的逸韵。各种图书秘记、古文奇字，我也曾广泛涉猎其洪波，收取其中的宏大华美，可以说直到老去也不厌倦，专心致志。我没有心思顾及其他，生来贫贱，偏居东海青山，破屋旁寒潮临门；水中的臣民暗中窥视，鼋鼍彼此相吊。宾客中没有大雅之士，座上少有高明言论；见识像夏虫一样短浅，眼界同河伯一样狭小，却傲然自夸，迈着高步、放眼四顾，认为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这就像夜郎王在南方边远地区倔强自大，又像扶余国在海中自称雄强，也实在可笑。后来我从幽闭中自行拔出，渐渐窥见玄妙明朗之境，奋然起身，想出来同海内豪俊谈论文章、评论艺术；但上天的刑罚尚未解除，人事又多有违逆：开始困在诸生身份中，接着又受官守束缚；在玄冬踏雪，仓皇渡过淮河，不是低头苦苦应付簿书，就是弯腰奔走于公府，屏息低头，不敢出声，在先生面前也不敢扬眉。大丈夫竟然学会修饰眉目，百炼之钢化成绕指之柔，黑发忽然变成清晨的白霜，雅正的志向全都丧失，世俗的情态反而日益加深，吏务天天缠身，旧日事业全部荒废，最终抛弃大雅之道，醒着梦着长声叹息。命运不善，活着还有什么用？每次望见吴防云亭亭耸起，如同车盖，心中耿耿，遗憾不能立即解下印绶，跟先生在长洲苑中散步。近世七子声势轰鸣，并驾齐驱，横行中原；如果有人遇到他们，人马都会退避，退却数十里。然而我私下认为先生最为高胜。譬如战国七雄，先生应当比作秦、楚。先生才华丰富、力量劲健，雷霆风驰，包罗千古，吞吐六合，已经为前代哲人树立赤帜，难道只是七子中的白眉而已吗？即使是李于鳞，文章雄深奇古，不能说不震动一世、标异于后世；诗歌姑且不论，他的文章确实奇异。先王推重济南，也推重到了极点，可是我认为他仍然比不上先生，为什么呢？天上既有扬沙走石，也有和风惠日；大地既有险峰峭壁，也有平原旷野；江海既有浊浪冲天，也有平波如镜；人物既有刀枪叱咤，也有俎豆宴饮和从容谈笑，这本来就是万物的常态。假如天上只有扬沙走石，大地只有险峰峭壁，江海只有浊浪崩云，人物只有刀枪叱咤，那么喜好奇异岂不是太过分了吗？人们就会厌倦常见的景象。文章的大观，奇与正、离与合、瑰丽与尔雅、险峻壮烈与温和安适，什么都应当有。试着拿古人的宏大作品来读：《尚书·盘庚》、礼书中的《檀弓》、《周礼》中的《考工记》，也可以说奇古近险，但不过偶尔这样写；其中平阔、明莹、澄澈，像举起日月照临大道的作品，本来更多。又如《穆天子传》《左传》《国语》《庄子》《离骚》、秦碑、《吕氏春秋》等篇，虽说大多魁伟奇异，但其中平易的也往往不少。只有扬子云喜好奇异的言语，句句艰涩迫窄；后世以来，评论者对此又说了些什么呢？

译我一生辛苦，以虫鱼自况，偶尔从奇异偏僻的路径出发，终究只是偏师，固然没有听说能够独自成为后人的典范、完全遮蔽前代贤哲。先生曾说：‘李王孙如果奇异过分，那么凡老就显得过于幼稚。’唉，难道只是王孙一个人吗？于鳞的奇异，纵横驰骋于周汉之间，本来不是扬子云敢于企望的。然而如果每一句都是这样的奇异，终究会落入喜好奇异的弊病。譬如终南山的悬崖，很奇异；但如果整天都出现在眼前，人就会厌倦，不如日月的光明。江上裂石的声音，很奇异；但如果整天在耳边响，人也会厌倦，不如云间乐声的演奏。假如真像于鳞那样标异千古，凌厉古今，吞没前后，那么六经的精粹、汉代诏诰的温厚、贾长沙的浩荡、司马子长的疏朗、长卿的词藻、王子渊的才俊、六朝的华丽言语，难道不都要被废弃吗？既然如此，上天又何必让和风惠日存在呢？所以我私下不自量力地说，于鳞虽然奇异，却不合乎文章之道。先生啊，先生，您有什么不能包容呢？您既有于鳞，又有献吉，还兼有前代哲人，同时又有自己的元美，广大变化，这正是玄妙的极致。读《艺苑卮言》，多么辨析广博，好像涉过太湖、云梦；读《弇州集》，多么魁伟瑰丽、宏大华美、和畅雄俊，好像泛舟大海。又像是在观看玄妙的造化。您的文章包罗《左传》《国语》，吐纳《庄子》《离骚》，出入于扬雄、司马相如之间，鞭策褒雄。您的诗歌锤炼汉魏的格调，借取六朝的材料，与沈佺期、宋之问同工，登上李白、杜甫的诗坛，确实是天府的高华、人文的宏大、作者的极盛。看到这里，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小子屠隆又私下有疑问：隽永之中，难免夹杂杂俎；宏大华丽到了极点，间或出现粗豪。又因为著述太多，篇章太丰富，宇宙万物和各种事类，没有不加以题咏的；古今万般形态，搜罗得几乎尽了，这难道不会流于杂乱吗？难道玄造之中本来就是无所不有的吗？我私下认为，无所不有，也一定有所不具备。纵目于群玉山巅，失足在阆风之上，精神昏眩，魂魄摇荡，迷失方向；我什么时候才能提起衣襟登堂，亲自接受您的教诲呢？我自知只是小技，不合通达之人的眼光；区区之心想要进入您的门下，也正如无盐想要见齐王一样。然而先生胸襟宽广、见识深远，延揽四方豪俊，唯恐有所遗漏，难道可以让门下不知道东海的屠生吗？我的同乡沈嘉则，先生声律雄伟宏大，可以同龙伯争高下。东海几千年来没有大雅之士，其他琐碎卑下的人又不足以称道，幸亏嘉则出来洗涤一番。先生认为怎么样？我的朋友沈懋学这个人，英雄豪杰，善于谈论文学、兵法和堪舆家的学说；体貌并不十分魁伟，却能手持铁矛，斩首百夫。过去曾散尽千金，奔走九边，观看戍守的营垒，结交豪杰将帅；文思超逸，落笔万言，虽然不是特别深古，却雄健爽快、令人喜爱；又慷慨而有忠义，重视诺言，笃厚对待朋友，多情重义，真称得上大丈夫！先生不可不认识他。冯梦祯，是一位本心质朴的人，喜好古学而博雅，尤其精通玄理。每逢遇到事情，便显露意气；否则就闭目盘腿坐上一整天，像枯槁之人。看他的为人，也确实不凡。如今京师有许多奇士，这两位尤其与我交好、相互敬爱，所以冒昧把他们告知先生。先生才高位尊，而我只是下邑小吏，本来不应随便写一尺一寸的书信，也不应动辄张口说狂妄的话，实在害怕获罪受辱。然而我私下揣想，我之所以伏在州郡长吏车下，到了先生面前却屏住呼吸、不敢出声而又扬起眉头，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先生难道会凭借高才尊官而傲视天下士人吗？谨以这些鄙陋言辞请教于先生门下。《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余姚黄宗羲编，书九

译论文 给长兄元美的遗书【王世懋】世懋在丙子年六月于郧地接到四部稿，奔波了一整年，终于在舟车之间完成了它，没有工夫窥探作者的深奥之处。从前士龙向平原献记，君子并不讥笑他。我不自量力，略述所见；倘若有人认为这是污辱我、逢迎讨好，那么这部集子就在这里。角力的人，力量有大小；较量技艺的人，技艺有精粗。为什么有些东西明白容易辨别呢？不过是胜负显然罢了。书画稍稍涉及考证印证，便比单纯较量技艺更难，然而仍有迹象可寻，有眼力的人自然看得出来。至于文章这一行，方寸之心可以通达千古；即使雕虫小技也能自见工巧，刻意模拟反而忘了真伪；工匠铸造本来就各有不同途径，而评论又少有恒定标准，所以评判古今雄雌，实在困难。若我这点见解仍被认为不对，正是因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才士，才士又缺少通达各方的见识。就拿我兄长来说，弇州一集足以收藏数位贤者的作品；即使是嫉妒人才的人，也只能说文章是小道，却不能说他的才力逊于古人。由此说来，难道没有确定的评价吗？这不过是荒谬悠远的空谈罢了。至于人才达到极高境界时，那些以古非今的议论者，往往早晨还称赞朝廷贤臣，晚上便做谄媚小人；幸运的，只把自己的拙劣藏在笔端，不幸的，则在唇舌之间毁掉成就。因此，我明明看到三百年来我朝堂堂的大业，却偏偏有人说圣庭断绝了从前的哲人传统，屋宇与尘世相隔遥远；于是董相的贤能不被刘歆相信，近世则文成的造诣尚且被认为低于罗、李，实在令人叹息。诗道在北地那里奠定基础，在济南那里达到极深境界，然而采撷积累的途径还不够宽广，纵横奇矫的精神也还不够充沛。兼有这两家长处而达到彼岸的，古代只有陈思、子美，今天则我兄长差不多可以当之。兄长的境界虽然神妙高远，但也由于多年学习而更加精进；《白云》一类的诗篇虽经过删改，却还没有脱离矜持庄重。到了在三辅审理案件、持节巡视青土之后，诗中一字一句都令人畅快，句句切中要害，性情灵气显露出来，变化也展现出来。击节赞赏其中的胜处，常恨古人没有这样的痛快句子；但说它在意趣上稍逊于《古诗十九首》，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美之处。居忧以后，任凭心灵触物兴感，取材更加广博，发挥教化更加神妙：有时探寻鬼篆蛇文，搜罗六合之外的事物；有时又取牛溲马勃，从咫尺之间随手采撷。分开看似遥远得毫无关联，凑合在一起却天然浑成一色。大抵字句奇险的，音韵必定妥帖；音韵奇特的，声调必定和谐；天地之间仿佛早有预设。这真是文学艺术中的绝技，格律家中的玄妙造诣。有时甚至直指旧有陈说，间杂纤细辞藻；虽如淮阴侯用兵，多多益善，又如瞿昙拈指，处处都合乎道理，但依我私下的意见，周行所显示的末流应当谨慎。为什么呢？恐怕和尚没有“饭中藏针”的本领，反而学罗什而娶妻。因此，郧襄诸篇特别少写游戏之作，删去善于戏谑以供娱乐的内容，弘扬大雅而垂示教训，意思正在这里吧？骚体和赋也是如此。它们各自擅长长篇或短篇，真正的作者并不多。能够成章通达，即使美处不及古人，也足以遮掩后世的衰落，何况文采与质朴相称、文质彬彬而各方面都完备的作品呢？乐府诗一出，必定使于鳞藏声，明卿隐迹。宏大的篇章、深奥的句子，本来就是苦心竭力之言。齐、梁的小调，应当同六言诗并看。前面没有敌手，世人的眼光却不能心悦诚服地承认它；将来若与青莲分道并驰，也未可知。文章的妙处，尤其不容易说清。从宋到明，可以说几乎没有真正的文章，而我兄长独自吸收二李文章的精华，长处上又接续了西京文章的宗统。记事、立论，各自达到奇妙境界，出没变化，绝非单一途径。所谓能把大的写成小的，把小的写成大的，把虚的写成实的，把实的写成虚的，把远的写成近的，把近的写成远的，把断的写成续的，把续的写成断的。正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都是庄生用来譬喻道的事。我用它来评论文章，只是其中若干小论比欧、苏稍显质实，比韩、柳稍显气势不足，尚未达到名家境界，所以不足以损伤文章整体的伟大。我和胡元瑞议论古今文人，彼此都有褒贬；至于我兄长，却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我妄自认为，他完美的作品中稍稍露出刻意经营的痕迹，似乎与古人浩浩荡荡、浑厚质直的意味略有不同。然而作文达到这种程度，正又何必一定要粗犷直露呢？胡郎只是笑笑，没有回答。元瑞又对我说：古代文章大家，无论是否博学广闻，即使专门研究肉谱，也还常有讹误遗漏。而你们家的中丞在博学广闻方面尤其精审核实，这在古人看来也是最难做到的。我很赞赏他的才能，元瑞这话也可以说是确切的评论。从前玄德因为伯符而气短，卫媪因逸少而流泪。我哪里敢说后世无人？只是始终相信真正的人才很难再出现罢了。兴致和神思一来，便不知道怎样裁定。倘蒙首肯，请不要拿给别人看；如果还不妥当，请等候您的来信。《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茅坤】我恭敬地想，我和兄长同在湖中起步，先后考中明天子甲乙科。当时我忘了自己的驽钝低劣，推重并依附于兄长；兄长也怜惜我们声气相投，喜欢在缙绅大夫之间为我扬名，使我如星依附于月、丘陵依附于高垄，于是得以和兄长并驾齐驱、同享声名。然而我曾诵读兄长的诗，阅读兄长的文章，私下疑惑：兄长的官职与才华不相称，职位与见识不相当。兄长也回头看我，时常相互嗟叹，屡屡叹息不止。我如今在江海之间掌管县印绶，已经十年了。渔石入朝任吏部尚书，大鹤任文选郎，恰好都是旧相识，我才得以解除县令的印绶，列名郎署。兄长或许会为我稍有进步而高兴，却未必不会怜惜我进身太晚。然而我终究不能在朝廷之上安稳地待一天，随即被指责有病而离去。其中的事机，固然是遭逢时势艰难，但暗中构陷、竭力排挤我的人，实在是因为同辈嫉妒，又在显贵权势之间结下怨恨。他们起初谋划，不过想扼住人的咽喉、夺去他的食物；他们彼此合谋散布流言，竟至于产生耳目、心思都无法预料的后果，可悲啊，可悲啊！我常读古代《蜀道难》一词，认为那是诗人忧患之情的防线，虽然呜咽流泪，终究没有达到真实的程度。如今又有什么意思，要驱车结辔，游走于其中呢？

译即使如此，我又有什么可怨尤的呢？自从获罪受谴以来，我认为进身不得依附当世的名公巨卿，以显扬功名；退下来也应当像园林丘壑中的吟咏者一样，独自建立一家之言，留传后世。甚至想要逃走，隐身于五湖烟雾之间，追随自己的爱好。然而有人说如今正处在获罪遣谪之中，不能立即强行离去，所以暂且在洺、博、中山之间随波浮沉、混迹浊世。但我在白天思考、夜里做梦，早已逃离人世很久了。我曾想到，春秋以来，那些贤人君子偶然遭受废黜排斥，没有不就着自己的穷愁写成文章，使才华显现于后世的。为什么呢？因为耻于自己的心有所知却同腐草一起湮没。然而人的技艺不能同时在两方面都精通，学问也不能同时在两方面都达到极致。为什么呢？《传》中不是说过吗？倕擅长制造弓箭，而说到天下善于射箭的人，必定称羿；奚仲擅长制造车辆，而说到天下善于驾车的人，必定称造父。大概万物的本性，各自都有极致之处；人凭借聪明智慧，在其中操持、学习，也各自有所接近，必须专一用力以达到它的极致，然后才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并成就名声。所以世人都跟随孔氏而非议达巷党人，我却独自认为孔氏这句话说的是圣学。如今有人没有能够学习圣人之道，却轻率议论达巷党人，都是迷惑了。屈原、宋玉擅长赋，李陵、苏武擅长五言诗，司马迁、刘向擅长文章和传记，他们都各自发挥所长，以绝技传之后代，却终究不能兼擅其他方面，不是不想，而是力量达不到。所以李白、杜甫被称为诗圣，韩愈、欧阳修被称为文章大家；其中不自量力、踉踉跄跄想兼擅而进的人，只有魏晋的曹、刘、二陆，以及唐代的元稹、白居易、柳宗元一类人，稍稍有些贪心，但也疲惫不堪。假使柳宗元只凭文章同韩昌黎争雄，恐怕还难以分辨谁胜谁负；假使曹、刘只纵情发挥诗歌声调于武陵之间，也未必会降为黄初时期的音调。因此说：人各有能，也各有不能。我才力不足、思路艰涩，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能的人。但我曾间或跟随兄长学习写诗，每次看见兄长谈笑之间吐出金石之声、喷吐而出珠玑般的文辞；这些年来，大的方面达到王维、孟浩然，小的方面达到刘长卿、韦应物，却唯独不能与兄长相比一二。居中的作品也不过是兄长唾弃后遗下的东西；那些背离兄长风格而另走一路的，则细碎猥陋。我私下探叩文章的门径，稍稍得到堂屋门户和锁钥，得以进入；但自从获罪被黜以来，恐怕有一天零落在茂草之中，谁会凭吊我的遗迹、怜悯我的见识呢？因此更加发愤写作，向上取法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班固，以及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苏氏兄弟，并连同当时相互依附而兴起的各家，揣摩他们文章的大致旨趣。琴、瑟、柷、敔，音调各不相同，但其中所遵循的律是一致的。所谓律，就是我从前所说的“万物的本性各自都有极致”。近代以来，士大夫拿笔作文，大概有成百上千家；其中以云吻雾噏、虎啮鸷攫般的辞采，在文坛扬名的人也接连出现。然而对于所谓“万物的本性各自都有极致”，他们有的还置之不理，没有达到。近来我只对荆川唐司谏上下考论，稍稍与我的意思相合。我年轻时喜欢写文章，常说文章应当跌宕激射，仿佛司马子长；字字比拟，句句推求，如果有一字一句不合于毫厘之度，便感到惨恻悲凄。唐以后似乎薄弱得不足称道，唯独奇怪荆川大声疾呼说：“唐代的韩愈，犹如汉代的司马迁；宋代的欧阳修、曾巩、二苏，犹如唐代的韩愈。不曾探究他们的极致，怎么可以轻率议论呢？”我听后产生疑惑，疑惑而不得其解，便藏在心中慢慢寻求，如今已经三年了。近来我取百家文章中深厚的作品反复考察，躺着也吟诵，吃饭时也哽咽，之后才逐渐懂得所谓万物的本性各自都有极致；因而醒悟到我从前所谓司马子长，不过是他的眉毛、头发，而唐司谏以及我自己所坚持的，才开始彼此印证，不再有同异之争。如今我没有工夫广泛举例，姑且只取司马迁来谈。现在的人读《游侠传》，便想轻生；读《屈原贾谊传》，便想流泪；读《庄周鲁仲连传》，便想遗弃尘世；读《李广传》，便想奋力战斗；读《石建传》，便想俯身谦恭；读《信陵君平原君传》，便想喜爱贤士。像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各自获得了事物的本性，并任其在心中充分发挥罢了；并不是靠区区字句的激射造成的。从前人常说，善于作诗的人像画家，善于作画的人像诗人。我认为文章也是如此。天地之间，山川所以显得空旷，日月所以升沉，神鬼所以幽微，草木所以繁茂，鼪鼯所以悲鸣，九州所以形成声名文物，四方夷狄所以有雕题凿齿之俗，以及圣帝明王、忠臣贤人、孝子、羁臣、寡妇、谄佞幸臣、幽居者、隐士、释门友人、仙人的行为各不相同；礼乐律历、兵革封禅、天官卜筮、农书稗史的技艺各不相同；宴饮歌唱、游览观赏、行旅搜猎、问答解释、讥讽嘲笑、咏物抒情、凭吊古人感伤今事、感慨成败得失的情感各不相同。这些全都各自有其极致，不是凭借耳听眼见，任意混淆、增删修饰所能处理的。学习的人各自取得事物的极致，把它们合于大道，在心中迎接并融会贯通，然后发挥出来，那么外物没有违逆其心，内心也没有不能理解的外物。这就像佛教所说的佛法，种种形态、各种色相，越发玄妙，越发化育万物。啊，这是多么盛大啊！这就是自庖羲氏画卦以来世代相传的秘密，也就是所谓“道理深远，文辞华美，言语曲折而切中事理”；如果不能专一地达到事物的极致，就没有资格谈论它。近来我给浔阳写信，也大略谈论文章，与写给兄长的信相互阐发其旨意；但我还不敢立即向兄长取得肯定的答复，只能拿着钱去求酒，不能不先到市场问价。现一并附上给浔阳的信和所作的几篇文章，幸望兄长怜悯并加以裁正教诲。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六，余姚黄宗羲编，书十

译论文 《答茅鹿门》【蔡汝楠】蔡楠自从束身修行以来，承蒙兄长录取我为知心之友，受到的教诲很多。然而每次相见，兄长的境界都显得更加高远。去年在前山山麓握手相逢，一夜交谈之间，胸襟遍及宇宙，结下了心灵相期的情谊。我更加赞叹兄长的修养日益进益，实在不可估量。当时我正困顿于新州，接着又处在悲惨痛苦、忧伤郁结的时期，只能倾心仰慕，来不及寻究体会。与兄长分别以后，在停止哭泣的清晨，我痛切地思量淮三年，恭敬沉默地面对古人：自己不可能只是像囚徒一样僵坐着忍受疮痛，必定还有未说出的思绪、未发动的觉悟。在忧愁压抑之中，获得了震动警醒的意思。偶然有一天忽然像发狂一样，悲哀和警醒一同到来；虽然不能修习兄长当时所会见的道理，却姑且能够会见兄长所修习的道理，于是想千里寄信告诉兄长，仿佛得到醍醐灌顶。兄弟之间相亲相爱的情怀，正无法自已。然而听说兄长将有降职外任的命令，南北行踪还没有定处，于是压下信件没有发出，忧思耿耿直到今天。像兄长这样奇伟耿介、卓然不群，享有十年美名，入朝任吏部官员，却因世人的拘谨琐碎、龌龊倾轧和构陷排挤而出任广平判官，这些都是世道中常有的事情。圣贤所说五福六极中那种茫然不齐的气数，无不归结于天。至于立言以及太史公的文章，先儒说那是借史才来抒发自己的积蕴，并不是天下万世共同的准则，因此不必只看他的自叙；太史公为人的情状，已经散见在各篇传记中了。韩愈的文章最为醇厚，他的友人张籍赠信给他说：“近来很奇怪，您竟写出驳杂而不真实的文章，使自己受累于道。”程夫子也说：“韩子的学问华而不实。”苏文忠被贬之后，友人毕仲游赠信给他说：“近来知道您因言论获罪，铭、箴、序、记之文，务求炫耀以向世人夸示，这也是言语上的过错。”这几位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不能免于有道之士的议论，是因为各自有所不平而发声，于是多有过分而不安和的言辞，不具备有德者从容宽厚的气象。他们自称不受烦琐拘束，却并不是通达论道的方法。假使这几位先生能够通晓孟子所说“知言”的旨意，那么立言这件事也很值得畏惧。从前孔子遇到大道不能实行，不得已而把自己比作老彭。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太史公想把自己区区的褒贬附会于《春秋》，这是多么不自知啊！《春秋》的旨意本来出于《诗》；《大雅》《清庙》之诗，悠扬婉转，发怒而不激烈，高兴而不放纵。假使雅颂常存，那么《春秋》自有鲁国史书，孔子何必再作呢？况且平王以前并不是没有史书，难道孔子的智慧还比不上紫阳编《纲目》吗？难道从伯禽以后所有史事都由孔子删削吗？继承《诗》而兴起《春秋》，正说明它是不得已而作的。正因为立言的意图出于不得已，所以它所肯定和否定的内容不改变诗人的旨趣，把直意寄寓在婉转之中，也不改变诗人的文辞，使听到的人内心警醒而懂得劝勉，感到畏惧却不至于愤怒。这就是孔夫子立言的方式，与那几位先生相比怎么样呢？即使从孔夫子不得已立言这一点来说，孔夫子穷困时可以忘言，通达时可以实行大道，那么孔夫子又应当怎样做呢？所以立言只是孔夫子的末节，而孔夫子急切追求的，是以修养德行作为根本、以忠信作为事业，作为我们安身立命的学问。至于所谓忠信之道，大体也在于修养省察言辞，表现为恂恂、便便、訚訚、侃侃的态度，这些都是修省的功用。至于删定六经，是修省的准则。建立中正之道而不过分，积累和顺之德而不诡异，树立最高的德行给天下后世作示范，却不以文辞自称；这条道在人间流传，直到今天仍如同高悬日月而运行，大概正如众多水流必有源头、万木必有根本一样。舜、傅说、胶鬲陷于困穷抑郁之中，反而激发了他们独知之心，使他们忍住欲望奔流的本性；心性就是我所说的才华之源。为了名声而被世人忌恨，却又增加偏激无本的文章，就像厌恶影子却追赶影子一样。所以，与其只沿着枝流而迷失根源，不如返回根源，自然不会穷尽。凭借这个道理，显达时可以实行，困穷时可以居处；凭借这个道理，收敛时达到极其精密，发散时达到极其文采。到哪里不是人的至性所在，到哪里不是欢愉安静、畅达自得的境地呢？兄长的文章，丰富而不艳丽，奇特而有典据。我不敢用兄长自己知道的优点来赞美兄长，而是把我自己所明白的道理用来规劝兄长。请兄长从今以后，不要陷入烦琐的思绪，不要产生奇特的构想；既不必像您所说的那样刻意构思立言，也不必像您所议论的那样梦想逃离人世，只需深密地探求根源，安身立命，岂不是坦易明白，又何须凭借外物？各种内心的声音，也都不会超出这个根源。否则，因激愤而写成文章，文章固然美，却无法由此考察德行，兄长就不能不反省了。兄长若肯裁正指示，我还会再作答复。此致不尽。《与王九难郎中》【丁自申】来信说，文章自秦汉以下，以韩愈、柳宗元两家最为接近古人；宋代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虽称为大家，但格局距离古人已经很远，这是评论文章的定论。然而我认为，文章的高下因人而异，不只是因时代而异。即使是秦汉文章，如战国纵横游说之辞，也自然同乐毅《报燕惠王书》、鲁仲连不肯让秦称帝时的答辞大不相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深厚醇雅，同主父偃、严安、徐乐的议论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韩愈与柳宗元之间，也是这样。读柳宗元的文章，除了《梓人传》《封建论》等几篇以外，其余各类文章终究还带有俳体意味，造语多是苦心经营，尚未脱离八代的文风习气，也没有韩愈起衰振古的才力。欧阳修生于宋代，虽然自成一代文章；如果论其达到极致的作品，自然应当同韩愈抗衡，恐怕柳宗元也不能仅凭唐代作家的名次压过他。苏轼、曾巩、王安石三人的文章各有高下，其中优秀的可以仅次于欧阳修。大抵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文章，各自都有自己的极致，关键在于人，不在于时代。当今仿古创作只推重关西前后二氏，兄长从前所说他们得到秦汉奇伟之气，这一点本来不用同韩愈、欧阳修比较也可以确定。既然如此，董仲舒深厚醇雅的文章也不值得效法吗？依我所见，谈论当代文章却仿效秦汉作品，就像越地出产的人学习燕地语言。燕语难道不是奇劲而余音悠长吗？但让越人去学习，即使苦心模仿一生，也有不像的地方。不如就在越地语言中寻求中原的正音；即使说得不像燕语，也没有妨碍。近来我见到吴地、闽地一两位名公的文集，依据道理铺陈文辞，舒缓从容而典雅，其中大概就有一个时代的正音。那些文集都在，试拿来同关西二氏比较，他们气格的高下，难道没有可以说的吗？谨以此请兄长加以评定；倘若我的浅见有所未通，还望高明再赐教诲。《答吕侍郎沃州》【莫如忠】

译昨日承蒙您赐下华美书信，我随即写了回信，想来您已经读过。现在又承蒙赐教，得知您在以乐道为乐之余，还多有著述，实在令人羡慕。所谓《文章正宗》的续编，我平生正苦于它繁杂芜乱，觉得很不符合西山先生的旨意。尤其让我私下遗憾的是，以西山先生见识的卓越，论古人文章的根本旨趣，却仍使人感觉隔着一条小溪，不敢立即把疑问质问于有识之士。文章用来承载道理，这种说法出自拘泥的学者。如果是孔子，就说“文辞是用来充实心志的”，又说“言辞能够表达清楚就够了”。所谓文章，就是言语有辨析而且有条理。《易》说观察天文来考察时令变化，这就是经纬交织的道理条理；观察人文来教化成就天下，这就是德业方面的道理条理。各种文章各有适合自己的内容，若一定要求文章发挥性命本源、润饰太平功业之后，才算合乎正道，不是太狭隘了吗？所以六经承载道理，也就是承载事情；各史记载事情，也就是承载道理；诸子百家和各种技艺，各自承载其学术的纯正或驳杂，虽然不属于同一门类，但概括来说，只要能够通达文辞、充实心志，就怎么可以废弃呢？西山先生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取文章一定要求其中有道理，分析文章一定归结到引经据典，必定分别标举仁义，辨明儒墨，然后才称为文章。那些文章没有比秦汉更接近古人了，可是先生却把先秦策士各自成篇的言辞大多摒弃而不收。至于选取《左传》《国语》的文章，又好像流于泛滥而不精纯，这些都是我尚未能解释的地方。文章随着时代有高下，首先要观察气质的醇厚或浅薄，确定格调的古今，然后片言只语只要合宜，也都可以列入品评，这样文章才算完备。如果只是拘泥于承载道理，那么自六经以来，文章便会缺失许多；至于宋儒训诂的言论，才特别详细地说明性情心体。若说“文章就在这里”，那么贾谊、董仲舒、韩愈的作品，只因有几句话符合道理，而幸运地没有被摒弃的，能有多少呢？这就是这种说法没有讲通的地方。西山先生的意思，或许认为文章败坏于六朝，所以他的选取以正为标准，要纠正昭明太子《文选》的弊病，把其中枝蔓而华丽的言辞全部删掉，似乎确实如此。但《文选》中遗漏而《文章正宗》没有完全收录的文章，以及《文选》中不应全部否定而《文章正宗》却删去的文章，又是什么缘故呢？至于叙事、议论分类疏别的问题，近世有人加以辨析；我认为不仅叙事与议论分得过于疏远，而且把辞命同叙事、议论分成三类，更加不合适。难道没有人说过辞命不应按文士的普通言辞来对待，所以特意把它列在篇首吗？却不知道辞命本来就是文章的一种体裁，同疏奏、封事、论赞、记序一样。把这些分别划分为不同体裁，当然可以；但要说它们与叙事、议论的凡例等量齐观，可以吗？即使在辞命之中，哪一种不是叙事与议论互相交见的呢？大凡史书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叙事；所记载的言语，都是议论。这两类已经足以概括文章的意义，却一定还要参入辞命，恐怕就显得多余了。我自从隐居在蒿莱之间，曾经专心研究这种文章之学，如今都忘记了。因为您的来信谈到这些，不觉心中发热，重新产生了兴趣。然而对于您来说，这些大概只是末节罢了。我想向您请教的，恐怕不止这些。希望您明察，并最终继续教诲我。《复周柳塘书》【莫如忠】居于山中又承蒙您来信，虽然谈的是一时与诸生问答的言语，但开示详细明白，旁征曲证，最终归结于简易。莫如忠已经衰惫无用，从未问学，能够听到这些，也顿时像拨开茅草遮蔽而豁然开朗，何况那些优秀的学生呢？只是信中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释然，我不敢藏在心中而不说，以致辜负您的高义。况且您锐意追求圣学，正相互切磋砥砺，希望共同阐明此道，以惠及后学；您存心公正，虚心宽厚，必定不会固执地只认为自己正确、把标立门户当作高明，即使是草野之言也可以自行进献。我冒昧地分别陈述这些说法，试着同您商量。一、来信转述丁学博说：“昨天王龙溪在这里，曾说士人暂且把举业放下一两年，先去研究修养身心的学问。”您认为这正是龙溪因病而开的药方。圣人教人只有一件事，原本没有举业和圣学的区别。假使学习举业的人能够把圣贤的言语一一返回自身加以验证，那么举业就是圣学。您的话似乎很忠厚，但我私下认为，龙溪的话是把举业看得太轻，而您的话又把举业看得太重，所以略有抵触。您不知道，举业这一科，实际上是本朝的制义；父兄师友用来训导子弟的东西，谁能废弃呢？假如乡举里选的制度，虽然依据德行和道艺来选取人才，但从闾胥、族师直到升入司徒，再由太宰下令任用或罢黜，其中环节繁多，也不可能没有取舍荣辱的关系。这和如今科举中分别考核得失的情形相差不多。又如秦人用律令教育士人，命令官吏充当老师；士人生在那个时代，如果不做长沮、桀溺那样避世的人，除了这条路便没有办法做官来施行自己的志向。何况国家设置科举取士，原本要求他们明晓经义、通达世务，以便施用于实际，难道是希望他们剽窃辞章、猎取青紫官服，反而自我败坏吗？所以晦翁曾说：“举业毁掉了多少人。”不是责怪人本身，而是责怪举业，已经很可叹了。如今的学者，如果确实能够在从事举业时，懂得去明白义理、修养身心，并在其中领悟圣学的源流，那么举业自然能做好，学问自然会明白，二者并不相悖。又何必舍弃那个而专门趋向这个呢？至于来信所说：“这样就是举业等于圣学，那样就是圣学等于俗学。”这话在道理上很接近，但措辞似乎还没有完全融通。为什么呢？举业和圣学，不可以作为两件同等的事并列来说。理学是千圣道统的真脉，举业只是一件事情。举业只能同做官、谋生、用兵、百工、技艺等事情相对而言；学问却是总的主宰，使一切所做的事情都合乎道。二者虽不分离，实际上却不混杂。因此，举业得到学问的主宰，身体虽然从事举业，志向却未尝不在圣学，便会懂得在诵读文章、挥笔作文之外另求其极致；其余事情也可以类推。

译所以说举业不妨碍做学问，这样说可以；若说举业就是学问，似乎稍微颠倒了主次。因此程子说：“求学的人，一个月中只拿十天做举业，其余日子就可以用来求学。”这是非常不得已的话，也可以由此看出举业和圣学实际上是两件事。象山讲解“君子喻于义”一章，全用举业来作证明，不过是因为这样容易让人明白，用来诱导进步，并不是故意把两件事合为一件。近来前辈竟有人提出“二业合一”的说法，那就多余了。学者除了斥责异端之外，在“尊德性”“道问学”这些地方纷纷还要费许多言辞，而又把举业混入其中的争论，什么时候才算完呢？我私下认为，如今负责教育的人，暂且应当把从事举业的学生吸引到求学之中；对于他们平常讲解的内容，先让他们通畅明白，等他们有余力提出疑问，再从聪明出众、具有善根的人入手，因文解释义理，引导他们进入道，以免他们骤然听到而惊惧，并暗中改变原有习惯，使他们懂得朝着一个方向探索。这样或许能够使圣学得到阐明，也能领会先儒借举业教人的深意。您认为怎么样？来信又说：“仁者的长寿未必是寿命长久，也可以说圣人直到今天仍未死去。” 这句话体现出把生死看作一体、把长寿和夭折看作齐同的境界，见解很高。阳明先生也说：“颜子三十二岁去世，到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他不是为这一章而发，但也足以互相印证。然而依我的意思，仍有些疑惑：这只是推广到言外的说法，是“仁者长寿”的第二层意思；而对于孔子所说“仁者长寿”的本来旨意，似乎稍有偏差。大凡君子只是讲常理罢了。“仁者长寿”，孔子大概是在讲常理；如《中庸》说“舜有大德，必然长寿”，《君奭》说“上天使平正之道长久”，《无逸》说“三位宗王长寿”，都是实际的事情，是在讲常理。至于颜回早夭、盗跖长寿，只是碰上了变化。常理属于理，变化则是气数偶然如此。然而虽然说是变化，也是在宇宙之间时常出现的，因此变化也可以说是常理。再如天道本应使善人得福、恶人受祸，但单豹终身行义，却死于虎口，这究竟是福还是祸？这也可以用来贯通长寿和夭折的说法。圣人所知道的，只是寿夭本来没有二致罢了，其他事情不必用心。应当长寿却没有长寿，圣贤并不讳言。孔子说到颜回：“不幸短命而死了。”所谓不幸，不正是气数偶然如此吗？却没有听说孔子强行把死亡说成不死。您最高明的教诲说，颜子多活一天，就抵得上别人几十年。这话说得非常痛快，可以让世上那些胶着纷扰、徒然度过一生的人深刻反省。至于您说：“今日一时聚会，精神意气似乎没有间隔，等等。”这一点我还不敢相信。您又引用袁府尊的话说：“松江的风俗太奢侈，似乎不可长久；应当责成我们崇尚朴素雅正，挽救浮华靡俗，作为百姓的倡导。”这话很好，也是当前政务中最急迫的事情。可是依我的浅见，风俗教化的根源，是从上面逐渐移易而来；百姓愚昧无知，不能靠空话来说服，而我们这些人的微薄愿望，又怎么能在乡里树立表率，敢于接受您的命令呢？古人所说的循良长吏，总是率先实行仁爱节俭来治理百姓，所以发布命令便容易遵从，下达禁令便容易停止。那些贤士大夫，只要乐于赞助并奉行罢了。《诗经》说：“观察百姓而不轻薄，君子应当以此为准则、为效法。”《诗经》所说的君子，难道不正是今天佩绅束带的士人吗？而使百姓不轻薄，实在就在诸位身上，难道没有想到吗？况且松江风俗的弊病，并不是从来如此；一切往来宴饮馈赠的奢侈靡费，到了今天才特别严重。您只看到了末流而忘记根本，拘泥于世俗流传的混杂迹象，却没有察觉其中的大错；如果不是这样理解本来情状，也就是迷惑了。我的见解就是这样，希望您转告并听取。袁公祖，倘若能深入探究教化的根源，果断地施行移风易俗的政令，以巩固松江百姓的元气，我们这些人就将倚杖观看您的作为了。《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七，余姚黄宗羲编，书十一

译论文 《与方思道论文书》【吾谨】您寄给我看的赠刘子文，实在深刻奇峭。我读了三遍，越读越有意味，确实相信兄长才华美好。而且因此有所感触，不免悲伤。近世喜爱作文的人，大多仿摹《春秋》内外传的辞句，把它们当作奇古，最终却牵强拼缀、琐碎堆砌，文字短促艰涩，不仅言辞不足以舒展自己的志意，连他们所谓的道理也一并失去了，难道不可悲吗？三代末期，善于作文的人没有谁超过左丘明。他对于虞、夏的书籍，并不是不能诵习、仿佛摹写；但最终仍写成自己的左氏语言。左丘明以后，没有谁超过司马迁。他也不是不能依照左氏的语言行文，却最终写成了自己的司马氏之书。司马迁以后，掌握文章权柄、雄视天下的人，多则不下十余家；但他们都各自写成自己的书，彼此不相模仿，因此沿袭旧法也能在当时显得庄重，并流传百代获得声誉。到了后世评论者，才说某人像内外传，某人像《史记》。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文章的机理圆融精妙，有些地方不必刻意雕琢便自然相合；他们哪里曾经拘拘然去规摹左氏、司马迁的词句呢？如今舍弃他们的本意而师法他们的文辞，舍弃他们的文辞而摹仿他们的句子，就像画肖像的人不能得到那个人的神采俊逸，只是描摹他的体貌；甚至连体貌的完整也得不到，只描摹他的四肢枝节，那么终究不可能真正相像。兄长才华丰富，气势锐利，又以渊博的学问辅佐它；对于文章，本来应当担心的是气势过于迅疾，甚至达到不加检束，而不是担心气势短促、不能拓展。可是您反而不能免除这种弊病，难道是自己预料到气势将过于汹涌盛大，所以先加以约束来控制它吗？还是只看见近来士人竞相写作酸涩苦辛的味道，足以使人口味清爽、获得声誉，于是姑且顺从这种爱好而追逐它呢？近世士人一定要写这类文章，都是迷惑得很深的人。他们对于古人已经取得的妙处，实在没有从心中真正领会并在手中应验，所以把饮食中的至味看作不足，反而从中旁取偶尔出现的奇异味道，咀嚼它作为常味，最终又怎能免于被讥笑为用艰辛的文辞装饰浅易的说法呢？况且文章本来应当考察它的根本，寻求古人创作的初衷，特别在于叙述事理、铺陈旨趣罢了；用辞藻加以修饰，是希望它润泽流畅。超过这个范围而有所谓奇特，都是后世文章的过度；何况再加上艰涩、难以断句的语句，不也太浅薄了吗？返还浅薄而归于淳厚，舍弃技巧而趋向质朴，正希望兄长同我一起努力做到。兄长才华兼具奇特高迈，再过几年，即使古代善于著书的人也不能超过您。然而难道可以不自我珍重吗？我曾说，文章的最高境界，应当像元气对于万物一样，随处赋予形体；各种作品都有自己的气色、声音和形貌，彼此不能相同。即使穷尽技巧，也不像雕刻镂饰那样可以用技艺完全做尽。这是我吾谨自认为独自领会到的妙处，心中积存多年，每每不轻易告诉别人，唯独向兄长说起。希望兄长珍惜这份心意，同我一起向前推进。承蒙兄长把文章交给童子带来，又嘱咐我发表意见，于是我随意说了这些繁多的话，烦扰您阅读，请不要因我仰望兄长而感到奇怪。《与李空同论文书》【吾谨】童子回来，能够讲述您的严正品行和清明德操；听了之后，我感到毛骨悚然，平添一阵寒意。又看到您的大作雄健峻拔、简洁刚劲、淳厚纯洁而淡泊，其中有许多可以教导启发人的地方。您论文章而纠正我的错误见解，屈尊挑剔指摘，我尤其暗自欣喜。古代的老师和朋友，彼此辨析质问，不明白就不停止；如今却只喜欢赞誉之言，忌讳正确的言论。想要成就像古人一样的事业，难了。但我唯独从您这里有所听闻，这是我的收获。只是我的志向郁结而尚未明白，现在冒昧再写信请教。我起初议论文章，特别是针对今天作文的人，确实是著书遗意。著书的人胸中积蓄而有所获得，然后才发泄为言语，所以一定要自我创立，形成一家的学说。假如只是师法、蹈袭、沿用别人的东西，那哪里还算立言呢？您用书法来作比喻，分类举例非常明白。但我所说的不同，正是指它的形象。肥瘦、长扁、流整疏密、刚劲温润等十种状态，是书法的外在形象。古代善于书写的人，精髓没有不同，但这十种形象却各不相同。正因为精髓没有不同，所以都称为善书；正因为外在形象无不不同，所以各自都被称为名家。假如精髓相同，外在形象也没有不同，那也只是臣仆般依附于别人罢了，哪里还谈得上善呢？文章又有什么不同呢？文章的理道和旨趣，就像书法的精髓。文章的辞采、情致、体制和格调，就像书法所呈现的形貌一样。古代善于作文的人，在义理、道统和旨趣上没有不同，而辞采、情致、体制和格调却各不相同。正因为义理、道统和旨趣没有不同，所以同样都称为善文；正因为辞采、情致、体制和格调无不不同，所以又各自称为名家。假如义理、道统和旨趣相同，连辞采、情致、体制和格调也没有不同，那也不过是做别人的臣仆罢了，哪里称得上善文？如今只概括讨论文章根本上的相同，而不考察末节上的差异，这就像只说天地万物的道理相同，而不谈它们形体和气质的差异一样，难道不是多少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了吗？拿人来作比方，精神在内运行，耳目在外显现，这些大体相同，但相貌各不相同。若说精神、耳目各不相同，固然不足以称为人；若相貌全都是同一个人，又怎么能说造物主的功夫深妙呢？司马迁不同于左氏，左氏不同于古经，难道也只是如同人的相貌各不相同吗？然而学得过头的人，只想使外貌相同，却不计较内在精神并不相同。内在精神和外在相貌都相同，尚且不能算善于变化，何况只得到外貌而丢掉内在精神，或者连外貌也一起失掉呢？所以篇中说：“舍弃文章的意旨而以词语为师，丢掉词语而摹仿句子，就像画像的人不能得到真人的神采俊秀，只徒然描摹他的肌肤形体；又不能得到肌肤形体的完整，只徒然描摹他的肢体关节。这样即使想画得相像，终究也达不到。” 谨按：说学习文章的意旨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只是一味模仿词句，也不过得到肢节上的细末，而丢掉整体的真实，并不是善于摹写人物的人。难道是您的文章晦涩，不足以表达您的意旨吗？还是您偶然看了一遍，并没有深入考察其中的意思？或者您另有高明的见解，不是我所能测知的？愿您再加以教诲。说得多而反复辩论，并不是我敢于抗拒前辈贤哲的意见、炫耀技艺争强好胜。只是认为您奉行古人的道术，而我又有幸在其中得到师友，所以也不敢把自己当作用虚浮谄媚、诡诈夸饰来取悦人的人，只是直截了当地用正当的言辞来请教。只愿您把前面的话说完，最终成全、帮助我，那就是万分幸运了。《与郑继之地官书》【吾谨】

译近来在吴中见到您，承蒙您不嫌弃我而同我交朋友，实在深深感激您的高厚情谊。此后我曾把拙劣的诗文托付思道献给您，不知道您是否看到了？先父南归时，领回来观看您所作的几十篇诗，总是沉吟不已，不忍放下。如今作诗的人，我曾推重李献吉、何仲默、孙太初，认为他们善于追踪古人而又有所超越；此外还可以再举出几个人。现在暂时不能全部列举出来，他们虽然赶不上孙、李，大体也算超脱而不腐朽。不过我仍然遗憾他们刻意追求奇特、宏阔、俊逸，就像高士伟人，平素自然矜持修饰，虽然远异于庸俗众人，但同那种淡泊无为、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至人的境界相比，仍有差距。只有您的诗，清新却不浮薄，宏阔却不放纵，淡泊却不枯槁，奇特却不炫耀，仿佛出于天性，而不是笔墨工夫和心力所能模拟的。这正是我深深爱好的原因。我平素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称誉别人，如今唯独把您的盛美称说到这种地步，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不合真情；但我的志趣和见识本来恰好如此，也没有闲暇顾虑别人的是非。天下最难的事，了解知己最为困难。当今世上并不是没有称誉我的人，但我始终不认为他们是知己，因为他们还没有深入了解我的志趣所崇尚的东西，以及我的才华所达到的境界。所以我曾说，假如有真正了解我的人，即使为此死去也可以。像您的志趣和才华，我本来能够深入了解，只是不知道您是否也知道我。现将拙作数篇远道奉上，幸望您仔细阅览。虽然其中剖析搜求、深刻简峭之处，有些比不上别人；至于浑厚浩大、流转自如、摇荡纵横，写出自己所得的情趣，并且削除篇章幅面的界限，我自认为还有一点长处。古代诸家著书，是把自己所获得的道理形诸言说，并不一定要把词语装饰得华美，以供后世观赏；后人从他们的学说中探求旨趣，也仍然完整而有可取之处。如今作文的人，难道不是继承了古人著书的本意吗？可是他们只是一味猜想、搜集、规划、拼缀，并不是从自己内心有所获得，而是师法、沿袭他人；即使达到最高处，也不过是言句工巧，而意象已经不能完整表达旨趣了。所以我曾说，这样的文章不写也罢。不过只有您能把这些话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狂醉昏乱的话，深深斥责并责罚您。黄应期公是您的同乡，从前曾经认可我的文章；何仲默公年轻时在京师与我有过交往，也说我的文章不是世俗套数一类的东西。这两位如果早晚相聚谈论，幸望您拿出来给他们看看，他们一定会有所评品。除此之外不要多给别人看，以免加重我的过错。这就是我特别希望您把近来的诗作全部寄来，您一定会因为珍惜知己而慷慨惠赐，这也足以成全您的志趣了。不再多说。《与方寒溪书》【吾谨】我罪孽深重而没有早死，先父突然抛下孤儿们离世，我们悲哀呼号，只剩下一口气苟存。如今冒昧写信问候您，是因为寒溪有世交的情义，使我无法不写。我要寻访天下士人，时间越久越勤勉，但性情又极其孤僻，往往没有遇到志趣相合的人。世上有才而贤的人并不少，但我在千百人中寻找，最终也不过一两人罢了。于是我常对人说：‘我尚且推重当世士人，谁会信我呢？’然而替知己说话时，却又未尝不相信并赞同他们。寒溪是我浙江的俊贤，与我相距很近，家世又彼此熟悉，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握手畅谈、领受高论，因此我内心常感歉然，每每不快。听说外弟伟夫从闽中归来，得以看见寒溪与我父子的手迹以及其他文章，都气格高峻雄壮，令人肃然生畏；细察他的文章，可以说是坚毅而不被流俗污染的人。他的为人，怎么肯用脂粉般的谄媚和卑怯，去追逐声律文章，与一班小儿争胜呢？难道会有一天在乡里妇女儿童之间炫耀小技吗？我自认为这样深知寒溪，却不知道寒溪是否也认为我是知己。文章，是天地间的声气，有生命的人只是借它来记述事情和类别罢了。中古以后，文章才被用来资助说明义理和道统，连圣人都感叹这是衰世的风气，其中防范和警戒的深意是可以看出的。到了末世那些炫耀聪明的人，便拿文章来摹拟万物，吟咏歌唱，议论说理，铿锵耀目，绮丽繁多；他们的同党又进一步制定格式法度，罗列名目品类，认为一定要符合这些规范才称为诗、称为文。说到底，这和角力摔跤的人没有两样。然而世代习染已久，人人争着呕心裂肝来求取荣誉，后生无知，动不动就把读书作文当作求道，认为百姓的道理不过如此。如今想改变流俗，使后生进于道，正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可是我们仍不能免除这种弊病，实在令人痛惜叹息。我年轻时喜爱作文，像胸中长了症瘕，不能立即消除；自从懂得道以来，才不太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但有时一写出来，仍然放纵而不能控制，正是因为旧习还没有完全扫除。庄周说：‘从天地之道来看惠施的才能，就像一只蚊子一只虻所做的劳作。’我每次诵读这句话，没有一次不黯然自伤。我天天盼望朋友用这个道理规劝我，寒溪却偏偏用这个来称许我，难道寒溪也是症瘕积病很深的人吗？如今要我舍弃这些，与世人断绝交往，也确实是难事，只应当每天减少它，以平息精神受到役使的劳苦。我的年纪增长了，却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自慰。回想十年前，我还志趣高朗而富有奇趣；近六七年来娶妻生子，便同世俗之人为伍，胸中的抱负远不如少年时，将来继续堕落，更是令人恐惧。我所希望的，是您们几位能够建立盛大的德业来支撑宇宙。可是岁月容易流逝，精神容易耗损，恐怕悠然拖延过去，即使后来悔恨而加倍用功，也来不及了，难道不可危惧吗？我如今也没有别的企求，只希望能够抛开妻子儿女的牵累，深入名山，结庐端坐几年，完全保养精神，收摄安定性情，使精神保全、凝聚，以显明上天赋予的使命。将来舒卷进退的权柄还掌握在自己手中，冲和纯粹的本真或许不会随着外物变化，这就是我的志愿。只是形势使我难以立即脱离家庭牵累，我常常想到这些，便废寝忘食。像寒溪这样，既有可作为的资质，又有可以作为的机会；如果抛弃它们，实在不足以称为有志之士，确实辜负造物主生生不息的本意，也使我对您的仰望最终无法得到安慰。言语不能尽意，只愿您从内心体察。《与同年诸翰林论文书》【徐祯卿】

译在碧云兰若中坐着，听泉水淙淙流响；在西山秋色之间，同诸位谈论千秋大业，实在畅快。我和诸位有幸处在盛世，任职词曹，千万不要被朝廷应制、应酬之类的诗文牵累泥滞，只去迎合耳目、苟且成篇；其中的苦心，难以在这封短札中说尽，姑且把话说完。有人曾对我说：‘诗一定要取法《诗经》三百一十九篇和建安、黄初时期，文章一定要取法先秦、两汉。所以北郡读书，防自汉魏以上的作品，反复研习并流传、奉为法式，实在太难了。你千万不要写近代人的语言。’这几乎成了我的固定看法。我说：‘不是这样。凡是忽然从田夫、织女、渔夫、樵夫、牧人、挑夫口中说出的，都可以是诗。商人多年离家、远行万里，留在家中的人详细叙述家事，并慰问他在外经历的风浪险阻、劳苦和安否；出行的人计算赢余和利息有几倍，揣度归期远近，嘱咐家人谨慎看守门户，并各自题写平安来相互寄赠，这些全都是天下最好的文章。为什么呢？诗不一定要押韵，文章不一定要成篇，只要说出人的性情和肺腑的关键处就够了。’我本来就是近代人，怎么会不写近代人的语言，却偏要写三代两汉的语言呢？客人又突然进来说：‘近代某某是诗人，某某善于作文，某某诗文兼擅。’ 我又说：‘不是这样。我说不要写近代人的语言，并不是说别人称自己是近代人。’试着论说如下：自杜甫以后就没有诗了，自韩愈以后就没有文章了。到了大明弘治年间，李献吉才开始振兴这种局面。当时信阳何子心里与李献吉争胜，但力量敌不过李献吉，所以名声虽与李献吉并列，实际并不相等。昌谷是偏师，薛、郑是年高的老师而耗费财力，边地那些人则软弱琐屑。词曹中有王稚卿、王允宁，他们大概算最杰出的吗？所以也不过擅长五律和尺牍文辞罢了，而且作品寥寥，没有几篇。杨用修学问和著述极其丰富，但才情尚显幼稚；除此之外，无论穷困显达、隐晦显耀，凡是还活着的人，我都不敢评论其高下。大体说来，从古到今，每一代不过几个人，而且常常令人发出阮籍登广武观楚汉战场时那样的感叹；那么您却称某某善诗、某某善文，为什么呢？’客人这时大为惊骇，说：‘您的话多么矛盾啊！您前面说太叔的放纵，后面又说商君的严酷；如果您执政，百姓将怎样安放手脚呢？况且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以后，那些著述堆满几案、充满栋宇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近代能作诗文的人，难道全都出自耕牧渔樵、织女之中吗？您的话怎么这样矛盾？’ 我说：‘不是这样。您难道不知道人的技巧不能敌过造化的工巧吗？拿草木来比方，土地所栽植、雨露所滋润的，有坚劲的松、柏、楩、楠、豫章，有艳丽的桃李，有芬芳浓郁的兰蕙。’从《典谟》《风雅》直到本朝李献吉，都是这种草木。至于山野的茅草、野花和蔓草，则是耕夫、牧人、渔夫、樵夫、挑贩、僻巷中的人，以及妇女儿童突然说出口的话；商贩家中的书信和寒暄，句句都切合实际。若把彩帛剪裁拼缀，做成牡丹、芍药的花样，固然不如蔓草那样出于造化。这就是如今的诗文。所以说：描画西施的面容，虽然美，却不能说是真美；规画孟贲的眼睛，虽然大，却不能使人畏惧；还不如丑女能够怀孕，怯夫能够使出力气。因此我对于三代两汉的作品尚且不想摹仿，何况近世流行的诗文呢？古人自为古人，今人自为今人；别人自为别人，我自为我。世人不明白事理，随意说吟诗作文，唉，真是浅陋！只是诗而不吟诵，吟诵的就不一定是诗；只是文而不缀辑，缀辑的也不一定是文。您难道也知道造化的工巧吗？’客人于是无法再驳难。我不才，又来请诸位公认可。又一篇【徐祯卿】醉中起草这篇论文，写字时又潦草模糊，已经难以辨认，诸位认为这样可以吗？昌谷谈论技艺，和性情没有关系，谈何容易？弇州的《巵言》也有用白笔涂改之处。然而把它捧到青云之上，或压到污浊朽木之下，大都只是任意挥笔，不免太过。我唯独喜爱沧浪，句句都是上乘。唐应德给洪芳州的一封信，见解更加卓越。不过严羽的诗本来就是元人的境界，难道他的见识和造诣竟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吗？吴起的兵书不如孙武，但孙武用兵又不如吴起。诸兄请努力具备严氏的见识、弇州的宏大力量，这样或许不会堕入小家、仲默一类的议论。要超过献吉，必须有献吉十倍的力量；仲默则要智慧和力量兼备，这实在不是容易做到的。《再答仲达论二李》【顾冶】王君从松陵来，正同叶君经过秦氏家饮酒；陆使者从湖州向西而来，亲自把您的书信和诗作送到我手中，于是我为此咀嚼了一番仲雅之作，像仙人病中游历般若有若无的状态顿时涣然消解。至于您说：‘我和献吉争论’，我并不敢这样说。能够学习献吉而又不成为献吉的，没有谁比得上于鳞。如今他的文集俱在，像献吉所作《上书族谱》以及初唐散篇那样的文章，有吗？没有。我只是认为献吉的文章宏大却还没有化境；所谓驱除旧习，不过是还不能写出汉唐那样的高文罢了。于鳞则完全不同：他的文章，有古意的地方确实近于古人，没有古意的地方却显得局促；他的诗境受限于物象，事类受限于情感。至于把汉魏诗中的一个字换掉，就自以为是汉魏乐府，而且想成为献吉却做不到，这样的地方也很多。先前为什么把话说得那么容易呢？孔子号称至圣，但他解释《易经》、编定《鲁论》，一点也没有艰涩难懂之处。扬子云年轻时写《解嘲》《校猎》等篇，都是精妙的言语；年老而不明事理，才后悔雕虫小技，说壮夫不应做这些事。他用《太玄》仿《周易》，用《法言》仿《论语》，处处斤斤计较。孔子的言语仿佛咳唾一般，却能编成书册，流传至今，真如书简多次断绝而坛杏再次开花。至于《太玄》，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书，连当时人都把它看作可以覆瓿的东西。《法言》的议论难道不是最好的吗？恐怕只是学东施效颦的乡妇，反而更加丑陋；西施本来无须这样做。他们不能成为献吉，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我不自量力地大致提出这些议论，您认为对吗，还是不对？我的种种自以为不朽的见解几乎都已经剥落殆尽，差不多可以使自己成为仙人而把凡人视为凡人了，只是每当事情和道理触动心中，便形成障碍，还没有能够自行蜕变。幸而您揭开我的覆藏，我仍愿意拜见您，何况我竟絮絮说了这么多。秋日的盟约又怎么敢冷淡呢？我将在壶中贮藏数十夜的好月色，等待您的到来。《答华仲达论文》【顾冶】

译鹅湖以西，华氏有两位名叫‘达’的人，这是我从王生那里听说的。叶生又把孟达的诗给我看，虽然没有全部看完，却知道王生的话并不虚假。王生偶然谈及仲达访仙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很奇怪。一天，陆生来访，把仲达的为人详细告诉我，稍稍展示名片，索要我的诗。我所谓诗，不过是幼鸟的叫声，从未在人前鸣叫；仲达从哪里取法于我？难道只是姑且借此充作几部鼓吹吗？大概是我不认识仲达，而仲达因为陆生的缘故错误地信任我，于是想看华氏二达的文章。陆生再次来访，在灯下亲笔写了一封信，又附寄两首绝句，并郑重送来一把好扇子。他对我的称誉过分丰厚，使我觉得清风满载，飘飘欲举。于是我答应陆生第二天去拜访二达。等到见面，他们的神色又如他所说那样温和，肃穆和善。先前我只是得到他们的心志，如今又看到了他们的相貌。拿他们同那些奔忙一生、老死于瓮中的俗人相比，真足以羞愧而死。幸亏有陆生，才没有几乎失掉二达。后来读了仲达同郁人的往复文章，才知道二达之外还有文才出众的人。他开头谈论文，上说左氏，下及献吉，议论十分详尽。够了！孔夫子作《春秋》，便被称为圣人；然而如果没有左氏为之辅翼并传述，恐怕就只成了隐晦难懂的话。《记》中说：‘创制作始的人称为圣，承述前人而明其义的人称为明。’又说：‘孔子是素王，左氏是素臣；没有明者就不能成圣，没有臣佐就不能成王。’后世君子才力不如左氏，却想仿效左氏，也就很困难了。所以司马迁继承左氏，却没有完全成为左氏；班孟坚继承《史记》，也没有完全成为《史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想成就一家之言。正如诗歌从汉到魏、从魏到六代、从六代到唐代，人人自成一体，确实厌恶彼此沿袭。到了献吉却说：‘文章一定要取法左氏、史迁，诗一定要取法汉、魏、唐。’难道这话不正确吗？拿商周的彝器鼎器作比方，考察它们土锈斑驳、青碧古色浑然一体，确实是经历百千年才形成的吴地古物；若强行折断一只脚、截去一只耳，仅仅用十几天或几个月的人力做成，然后欺骗市场上的人说：‘这是我的彝器，这是我的鼎。’它不被鉴赏者嘲笑，几乎是不可能的。献吉的这句话，难道不是也有些类似这种情形吗？近世只有王元美，文章并非一味摹仿左氏、史迁，但也兼有左氏和史迁的成分，大约可得十之七；诗并非一味摹仿汉、魏、唐，但也兼有汉魏唐诗的成分，大约可得十之三。他自有成就为王元美的地方，总之不必专门追求相像。所以我冒昧认为：文章即使以左氏、史迁为主，也应以班固和魏晋文章辅佐；乐府、五言诗即使以汉魏为主，也应以六代诗歌辅佐；歌行就以李白、杜甫为主，以岑参、高适、卢照邻、骆宾王辅佐；律诗、绝句就以盛唐为主，以初唐、中唐辅佐；同时还要参用我自己的方法，有时取法，有时离开，既不要拘泥，也不要放纵。这样之后，文采相杂而大备，雄视千古，而不是完全像献吉所说的那样。仲达认为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也就完了：科举学习不能成功，便改习仙学；仙学不能成功，便改习文章；文章不能成功，便改习狂妄。狂妄又成了病。千里长风，就在您的脚下；只等诸位朋友为我策励罢了。初五日恰好饮昌阳酒，醉中占得一首诗，寄给您。于是任笔纵写，淋漓尽致；至于这湖西秋月，若能载上您家酿的十石酒，我还希望同您作五禽戏。仙境在尘世之外。《与沈朗倩书》【杨兆京】我短暂游历白下，一身仿佛海鸥一般，每天驾船在秦淮河上，只是玩赏秋水罢了。听说您还在沅湘之间翱翔，见到归雁从芦荻丛中飞起，难道不会回头望向东方的道路吗？然而从此以后，三闾大夫没有《离骚》，贾生也没有赋了。我本来鄙陋浅薄，起初并没有真正得到《风》《雅》的精神，但我的议论总是同世俗爱好相反，心中所敬仰佩服的，只有您。如今又相隔千里，连一个可以低声交谈的人都没有。我今天不敢炫耀狂言，只想陈述一二件不能永远埋没在胸中的事情，请您评议。我私下认为，天下最好的文章，大抵只是产生于意趣。意趣所到之处，法度自然随之产生；对于古人来说，它自然合乎法度。世上的评论者，有的拘泥古法而显得笨拙，有的只师法内心而流于鄙陋，所以不能两全，反而两失。就《诗经》三百篇来说，赋就是随着意趣铺陈文辞，这一点不必说了。兴，是触及时令、感受外物，意趣无端发动而自己也不知道；比，是意趣借此物显现而寄托于彼物，有时甚至有不忍说、不敢说的事情，便借取物象，使后人寻思体会，任凭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而不必追问。这些哪一样不是意趣所造成的呢？作诗的方法也没有超出这些。屈灵均本来就是至性之人，忧患、恐惧、畏惧讥刺，忠君爱国，又有一腔特殊的悲愤，所以《离骚》《九歌》遂成为千古绝调。《古诗十九首》情调高雅、神态超逸，确实远绝而风流，由诗便可以看见诗人的为人。乐府诗有时兼含数代的体制，也有万般不同：有歌咏皇天而陈述郊祀之礼的，有因感慨从军而奏横吹曲的，有的用欢娱来记载喜悦，有的用怨恨思念来自我伤感，感情的变化没有一定。山林中的人物，只有陶靖节是领袖，所以他的一句话胜过读《逸民高士传》一百篇。黄初、建安之间，人人自成风格，家家自有声调，因为他们胸中各自有千叠云山、百态烟霞，所以直到今天，仍然逸气如生，鲜明华美而未曾凋落。到了唐人，诗的旨趣更加难以言说。他们运用意趣处在虚无缥缈之间，所以取法成格处在有神而无形的境地。他们的体制本来就不止一种；体制不同，格调便随体制而产生；格调一变，意趣便随着格调运行而生出奇趣。这些都是创造了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师法内心、独出心裁而形成一代风气。至于杜少陵，凭借隔世罕见的才华，亲身遭逢离乱，触目伤心，忧思不在屈原之下，所以发而为诗。世人称说他的才华压倒苏武、李陵，气势吞并曹植、刘桢，掩盖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兼有徐陵、庾信的流丽；在他的眼中哪里还会有古人？然而古人的妙处，他全都具备了。

译大历以后，还有什么值得我详细评论的呢？我之所以上观往昔哲人直到今日，是认为沉溺于古道的人，必定有深厚的感情。由感情发出的言语，自然可以成为古意；古意和法度，就像鸟的两只翅膀、车的两个轮子，虽是两个方面，却始终不是两件事。如今诗坛上的人，根本不谈追溯源流；同他们谈七子的诗，便讥笑为肤浅；同他们谈献吉，便讥笑为腐朽。他们还知道什么汉魏和三唐呢？不过是井底之蛙，自以为所见已经到头，免不了受到庄子笔下海若的嘲笑罢了。有些人涉猎群书，略知声律，却又只学到衣冠外表，完全丢掉精神道理，也不过像叔孙通、优孟那样罢了。唉，唉！大雅之作已经不再出现，我衰老了，又有谁来陈述它呢？怎能不令人叹息！如今海内的豪杰，如果痛惜绝调衰微，替后学开辟荆棘，使人不迷失方向，又不敢以自己的一得之见自以为是，那么除了您，还有谁能同我一道呢？我从此将遨游齐鲁，浪迹燕赵，在江边凭吊被放逐的客人，到海上寻访神仙。遇不到钟子期，我终究不弹琴；遇不到伯乐，我甘愿伏在马槽旁。我的悲歌慷慨之怀，只有您能够了解。晨风没有翅膀，握手相见很难预期。有位楚客从京都归来，姑且托他捎去这封信，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八，余姚黄宗羲编，书十二 论文 《与郭青螺参政论文书》【许孚远】承蒙您不以我为鄙陋，把大作的序言委托给我，我恭敬地按照另纸所写呈上。深深惭愧于自己的浅陋拙劣，还希望借您的斧正。幸望不要保留原有的痕迹，徒然把皮弁加上衮服，使文章外表装饰而不能使人感到痛快。您文集中的两编文章，我拜读了一遍，仰观其中含蓄深厚、学问广博，学识醇正，经过琢磨熔铸，浑然具有大雅之气，已经成一家之言，列在唐宋作者之林，实在难分高下。我个人尤其羡慕您学有渊源，出仕游历粤、蜀，既有政治教化，又有实际政绩和文章，这是我许孚远万万不能赶上的。像您送耿子健督学入闽的文章，错误地引用我的话来相互劝勉，正是贤者宽厚地亲善他人、同心相交的情谊如此。文集中可以流传久远的作品，大约十篇中有八九篇；我认为不惬意的，略在三篇议论文。第一篇是《妇寺论》：朝廷宫殿和禁宫深处，廉正高远、堂堂正正的体统固然如此，难道就认为世上有些人品行不正，概不可接近吗？况且说大臣、亲戚、父子、兄弟、宾客、佞幸没有一个可以接近，而唯独妇人和宦官稍微可以接近，这是考虑过头了。这种说法一旦出现，就会助长君主疏远仁人贤士、亲近内宫的心思，实在不能作为训诫。另一篇是《管蔡论》：武王、周公的德行不及文王，古今仁人君子常常私下认为他们稍有不足，这样说似乎也不算过分。只是管叔、蔡叔当时恐怕未必有像文王服事殷商那样忠于武庚的心。为什么呢？如果管叔、蔡叔具有文王的心志和夷、齐的节操，那么在武王、周公夺取天下时，家庭兄弟之间一定会有规劝进谏的话；否则，他们的意气也必定会有显露之处，周公怎么会茫然不知，反而让他们去监视殷商呢？天下已经平定，武王去世，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周公摄政而统领百官，管叔、蔡叔却兴起流言，挟持武庚反叛，那么其中疑虑和贪欲必然使他们这样做。大概他们羡慕武王、周公的作为，却不知道当时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您惋惜管叔、蔡叔不能妥善处在殷、周交替之际，认为他们应当像泰伯、箕子那样。泰伯让出王位，逃到荆蛮之地，超然远去而不留下踪迹；箕子传授《洪范》以后，便去了朝鲜，这都是万古卓越的事情，难道可以要求那些贪昧之人做到吗？孔子称泰伯、文王为至德，称箕子为仁人，却从未说过管叔、蔡叔一句话。千年以后，本来就不能轻易把他们同那些人相提并论。第三篇是《宽严论》：古代君子以严格要求自身，以宽厚治理众人；用于家庭就说齐家，用于国家就说治国，用于天下就说太平。法令施行必先从身边开始，对远方柔和而能亲近身边之人，这是亲疏有别、详略相宜的作用，都是天道的法则。然而如果说严只能用来治理国家，宽只能用来治理天下；又说严绝不能用于天下，宽绝不能用于自身和家庭，再从旁边牵引曲折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立论就过分了。阳气舒展、阴气肃杀，是天道的常态；仁义并行，才是圣王的治理。所以铲除强暴、遏制邪恶、禁止暴行、平息祸乱，正是治理天下，本来就有适宜采用严厉手段的时候。至于治理国家和家庭的人，都必须以忠厚慈仁为根本，培养元气；那么宽厚也未尝不可施用于家庭和国家。为什么要把它们截然分成两类呢？您这些文章，有的或许是一时有所感触而这样说，但议论稍有偏颇，恐怕不足以垂训后学。我想稍作删削润色，不让白璧留下斑瑕，可以吗？从前我的老师庐山先生在《衡斋篇》中辨驳宋儒关于物理的学说，言辞涉及过严，我尚且对此有所怀疑，只是没有机会当面求证，至今引为遗憾。古今文章家动辄发表高论，而不纯合义理的很多。只是对于有道的儒者来说，言语一经发表便可能成为天下的法式准则，因此不能不慎重。希望您自行裁定；如果有不妥之处，不妨往复讨论，以启发我的浅陋，我就感到荣幸了。《答邹尔瞻》【邹观光】我冒昧在您的大集上加以批点，却没有能力再赞美一句。自从理学先生把文辞看作土芥，修辞的人也反过来讥讽理学，于是理学和文坛便分成两派。文章中有议论，有叙事，它们的体制又似乎彼此分歧，不能兼容。尔瞻的文章根本在义理，源自性命之学，大概是承载道理的文章，而不是文人的文章。然而它开合抑扬、纵横变化，不受成法拘束，却没有一句不合于法。即使专门雕琢词语的人，也不能超过它。您一定要把微小的尘埃用来增益高大的泰山，我只希望您对周、秦以前那种浑厚浩大的气象再多用一点心。我曾说，本朝自弘治、正德以后，有三种伟大的文章：以理学作为文章，就是王文成突破洪荒而超越广大境界，河津为他开创先路；以气节作为文章，就是李献吉凛如秋霜、劲如烈日，而仲默为他辅翼；以文章作为文章，就是王司寇织成经纬、奔涌如江河，而毗陵为他辅翼。王司寇和毗陵各自分道而行，仿佛敌国相对；然而毗陵却推重并辅佐他。王司寇自得于自己的文章，心中没有不能表达的意思。能够把意思表达清楚，同时又不废弃法则，毗陵做到了。至于挖空心思、刻画肺腑，只在字句上雕镂，把奇特当作文章，成为世人所奉祀的对象，我却不敢这样做。看看太阳和月亮，就知道群星的微小；何况剪裁彩纸做成的花，难道不是只会耀眼增色，实际上很微小吗？以尔瞻的学识，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希望您更加努力，以汇集三位君子的成就而达到大成。《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九，余姚黄宗羲编，书十三 论文 《答王澹生》【汤显祖】我年轻时没有见识，曾同朋友谈论文，认为汉文、宋文各自达到极致的文章趣味，不是可以轻易学习的。学习宋文而没有成功，还不至于变成鸭子；学习汉文而没有成功，则不只是不能成为老虎。困居敝乡时，我在帅膳郎舍评论李献吉，在赵仪郎舍评论李于鳞，在邓孺孝馆评论王元美，各自标举他们的文赋中所用的典故出处，以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之处。等到看见这种文章的神情、声色在古人那里已经全都具备，今人再没有能够超妙的地方，也只能称为有才能罢了。然而这只是大概，还没有深入论及文心的一二分。有一次有人把这些话传到司空公的座上，司空公微笑说：‘汤生随意涂抹我的文章。’后来有人批点汤生的文章，我听见后惘然说道：‘王公是通达之人，我惭愧于他。’而在当时，您门下对我却有一种心意相通、目光相契的情形。人谁没有感情，怎么忍心不报答施予呢？客人说：‘吴地士人重文，而我们乡里质朴有余、文饰常常不足；以不足交往于有余，辩说才智本来不能相称，精微奥妙也不能相互达到，既没有什么益处，反而可能彼此损害。因此我自行退避，不敢再拜访尚书府。’这是参加公子宴席时，他一向的本性便是如此。后来我也时常知道公子的心意，他平素重视的是气节，而不是文章。文章的事已经如此；但我私下观察当时被称为有气节的诸位君子，也不敢深相依附。《易经》不是说过吗：‘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再有所求；先平定心意，然后再说话；先安顿自身，然后再行动。’否则，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可能受到攻击。等到受到攻击时，才后悔结交，哪里还来得及？况且您门下所处的人际和地位、才华和美质，本来同我这个江外枯槁之士的进退取舍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执政者并不是异类，本来就是您门下父辈一行的人。执政者尚且会选择疏远鄙陋而有才华的士人来亲近，何况像通家之子的您呢？有才华却故意疏远他，难道合乎人情吗？以您的才华和亲近关系，尚且因为意气而不肯主动接近那些疏远鄙陋却有才华的士人。既然意气用事，就更加疏远他们了。这样看来，那些肯主动接近执政者、执政者也因此亲近的人，又多半不是既有才华又不肯低头的人。当时的政事和公论，怎么能不被分成两边，而使执政者听不到远方的消息呢？这大概不是疏远鄙陋的寒士之过，而是通家亲戚和里巷子弟造成的：地位高的为了避嫌而不说，地位低的则亲昵依附，没有人把过失告诉他。按我的打算，您如果有幸赶上这个时候，不如勉强出来，任一个闲散的署郎职位，获得从容间接觐见、进言论事的机会。执政者有做得恰当的地方，就欣然承认；有错误，就忧惧地提出疑问。入朝时尽力规谏，出门后不把这些话告诉别人。这既是侍奉父辈执政者的礼节，也可以借此暗中促成天下的大计，不能说不是一种名节之事。况且执政者之所以不接受进言，是因为他认为这是诋毁别人来为自己求取名声，没有人爱惜自己。如果您以亲戚门生中晚辈的身份参与规谏，又自行隐藏而不夺取他的名声，执政者必定会认为您爱护自己；如果还不听您的话，就不合人情了。只是只有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您有美好的才华，又有意气，是执政者所看重的；正因为看重，所以不愿亲近。这一定是因为您自负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才华，没有想到要加以利用，或者认为他另有用意，先产生了疑虑，于是这样进言也不会被听取，交往也就不能成功。这就像学习汉文的人讥笑学习宋文的人一样，都是没有达到各自的极致趣味，不足以互相较量长短。我偶然感到您推重引荐过度，又听说您想以生病为由闭门不出，似乎有些怨怼；但我不惜烦琐，反复向您说明世故。只希望您念及从前对我的心意相通、目光相契，能够认为这些话确实有所针对。《答伍梦符》【失名】一别六年，快得就像弹指一瞬。这弹指之间，悲伤忧患、劳苦憔悴也一同过去了。朝生暮死的菌和长寿的大椿，无论寿命长短，都没有分别；谈论逍遥的人说得确实没有错。所遗憾的是，年轻时埋头科场，心心念念追求官位，到了最后不过付之一场蕉鹿之梦。回想当年在困窘屈辱的考场中度过四十昼夜，人又不是金石，经过这种消磨，如今还蠢动视息，顽健如初，也足以惭愧了。况且我天性狂放浮夸，生来没有师法，乡里的前辈如崇相能诸公，每每想引我作为后学，言意颇有戏谑。我自以为当世没有韩昌黎，于是难道我就不如李习之、孙可之吗？因此笔墨放纵，动辄废弃规矩法度，大概是客居时才气浮躁所造成的；终于导致应举和读书两方面都不得力，可悲啊！晚年想拜石斋先生为师，探讨《三易》的消息变化，却还没有来得及听到一句话，九鼎便随之沉沦。同时旧日的朋友几乎凋零殆尽，环顾山海之间，孤零零只剩我一人。树叶凋落、水势下降，根和石头才显露出来。每次亲手拿起一部书，不论古今人的言语，都会汗流满面，惭愧自己不能达到。腐朽闭塞到这种地步，哪里还会有文章呢？您的兄长还想以著作来期待我，担心它会同山陵谷地一起迁变改易，也太迂阔了。回想从前寄居宋司理署中时，我曾妄自给诸家文章排列高下。司理说：‘考察著作，就像考察小孩，先要问他寿命长短：有的早晚便会消尽，有的可以存在几十年、上百年；推而广之，还有能够存在数百年、千年，直到同劫数一起终结的。我们这些人不能同劫数一起灭尽，难道就不能流传数百、数千年吗？’仔细推究这番话，作者实在难以做到。六经之外，我想只有老子、庄子的两部著作足以承当此说。即使唐宋大家，敢说有数百年、千年的生命吗？如果只能存在朝夕之间的文章，还不如不写。我想要舍弃并焚烧笔砚，静坐内观，或许可以扩充这一线光明，归还给造物主，同庄子、瞿昙诸位老者往来于太虚之中，不让顽浊的残滓挂在世人的耳目上，这样才算满足。不知兄长认为如何？承蒙您寄示诗卷，使我欣喜地打破了幽谷中的沉寂声音。至于它感人而不流于伤感，讥刺而不损害道义，仿佛同兄长坐卧在一起，细细品味其中的温雅。只是微微遗憾其中追琢之文，还不及金玉般自然的风韵。大体说来，写作之道以多读、多作为根本，时间久了，瑕疵疏漏自然会显现；还要自己考察不足之处，不让手笔顺着便捷熟悉的道路滑入旧有的路径，这样才会有新鲜生动的情致。这是我的鄙见，高明的兄长自当有独到裁断。至于后嗣延续一事，实在不应当萦绕在心。邵尧夫四十多岁才成婚，他得到伯温，大概也在兄长这样的年纪；孙明复过了四十岁才接受弟子，李迪跟随女子成婚，他的儿子甚至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译陈修七十三岁还没有娶妻，宋高宗于是下诏让宫人施氏嫁给他。王逸少每每问严君平、司马相如有没有后代？他们最著名的，叔向的后代饿死，伯喈只留下一个女儿，李太白、萧颖士虽有儿子却只有孙女流落在外，都成了商人的妻子；阳域三兄弟不娶妻，王维四个弟弟没有儿子，崔曙只有一个女儿，白居易只有一个侄子。古代著名贤人有缺憾的，屈指难数，难道能够同造物主争辩吗？就像某某，并不是没有儿子，而是性情暴戾、没有亲情，竟然同蛮獠一样，这正是所谓的怨亲啊。还不如邓伯道孤独一人而没有污点，仍不失为千古高士。陶潜说：‘如果天命果真如此，姑且把杯中的酒喝尽吧。’每当诵读这句话，便悠然超脱于人世之外了。随手草率写下这些话，忘了其中不伦不类，只是仗着兄长了解我。《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余姚黄宗羲编，书十四 论诗 答章秀才【宋濂】宋濂敬告秀才足下：承蒙来信，得知您学习作诗从不懈怠，而且怀疑历代诗人都不是互相师法的；您旁征曲证，滔滔数百言，自认为这是确凿不可动摇的论断。我私下认为，世上善于谈论诗的人，难道还能超过足下吗？然而我不敢完全赞同。濂并不是善于作诗的人，从汉魏直到今天，各家诗篇不能说没有认真研习；在缙绅先生面前，也不能说没有反复切磋。按照足下的论说，或许还有未尽之处，请让我把所听闻的拿来同您质证，可以吗？《三百篇》姑且不论，先说汉代。苏子卿、李少卿，难道不是作者中的杰出人物吗？看二人的作品，曲折凄惋，实在是以《国风》和楚人的辞赋为宗。二人去世以后，继承者极少。下至建安、黄初年间，曹子建父子兴起而振兴诗道，刘公干、王仲宣又竭力辅佐。正始年间，嵇康、阮籍接连出现，诗道于是大盛。然而这些人都是师法李少卿而驰骋于《风》《雅》之间的。此后，正声衰落。到了太康，又重新中兴。陆士衡兄弟仿效曹子建，潘安仁、张茂先、张景阳学习王仲宣，左太冲、张季鹰取法刘公干。只有陶元亮天分极高，他早年虽然出自左太冲、张景阳一脉，究察他自己的所得，却直接超越建安诗人而在其上。他的情致高远、韵味深长，几乎就像太羹盛在铏器中，不借助盐醋而自然具有最美的味道。元嘉以后，三谢、颜延之、鲍照是其中的首要人物。三谢也以曹子建为本，同时参杂郭景纯的风格。延之以陆士衡为祖法，明远效法张景阳，但气骨深厚，渐渐有了西汉的风貌。其余一些人有的伤于雕刻，而缺少雄浑气势，同太康诗相比，就差得远了。永明以后，这种情况又更加严重。沈休文拘泥于声韵，王元长局限于狭窄迫促，江文通过分摹拟，阴子坚流于浅近平易，何仲言流于琐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都把婉约华丽作为宗旨，诗的变化达到极点。然而这些人虽然有的远远取法子建、太冲，近来宗法灵运、元晖，同元嘉诗相比，又有赶不上的地方。唐初承袭陈、隋的弊病，多数宗法徐、庾，于是日益颓靡不振。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相继兴起，各自以《风》《雅》为师。而卢升之、王子安一心想超越三谢，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也想超过江、薛，当然不是不可以。无奈长期沉溺于旧习，始终不能改变旧有风格，甚至把遵守律法当作高明，更增添了四声八病的弊病。只有陈伯玉痛切纠正这种弊端，专门师法汉魏，以郭景纯、陶渊明为友。可以说他是卓然不群的人，复兴古道的功劳由此最大。开元、天宝年间，杜子美又继之而出，向上逼近《风》《雅》，向下兼收沈佺期、宋之问，才华压倒苏武、李陵，气势吞没曹植、刘桢，掩盖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杂糅徐陵、庾信的流丽，真可称为集大成者，于是其他人的作品都黯然失色了。同时出现的还有李太白，他宗法《风》《骚》和建安七子，格调极高，变化如神龙般不可羁束；王摩诘依仿陶渊明，虽用词清雅，却萎弱而少有风骨；韦应物祖述灵运，能够把浓艳鲜明寄寓在简淡之中，自陶渊明以来，大概只有他一人。他如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等，都以兴寄相互推重，取法建安。到了大历年间，钱起、郎士元远远师法沈、宋，而苗发、崔峒、卢纶、耿湋、吉中孚、李端等人，也都以陈伯玉为本、以黄初为宗，诗道在这时最为兴盛。韩愈、柳宗元兴起于元和年间，韩愈早年效法建安，晚年自成一家，气势如掀动雷霆、劈开闪电，撑裂在天地边际。柳宗元在陶渊明、谢灵运之间斟酌取舍，措辞幽深清丽；自韦应物以后，也只有他一人如此。元稹、白居易近于轻浮浅俗，王建、张籍过于浮艳华丽，但大体都共同师法古乐府。贾浪仙独自转入僻峭一路，以此矫正元稹、白居易的艳丽。刘梦得步趋杜少陵，但气韵不足。杜牧沉浸涵泳于灵运，然而句意仍崇尚奇峭。孟东野暗中祖述沈约、谢朓，却流于艰涩。卢仝又自出新意，却涉于怪诞诡异。至于李长吉、温飞卿、李商隐、段成式，专门夸饰绮靡柔曼，虽然人人各有所师，诗的变化又到了极点。同大历相比，尚且有所不及，更何况同开元相比呢？此后如朱庆余、项子迁、李文山、郑守愚、杜彦之、吴子华等人，则更加驳杂，已不值得议论。宋初承袭晚唐、五代的弊病，天圣以来，晏同叔、钱希圣、刘子仪、杨大年几个人也想有所革新，只是都师法李商隐，完全违背古雅的风气。王元之凭借超越时俗的豪气，反而俯身遵守格律，以白乐天为法。欧阳永叔痛切纠正西昆体，以韩退之为宗。苏子美、梅圣俞处在二者之间，梅圣俞深思精微，学习孟东野；苏子美笔力纵横卓绝，宗法杜子美，也很被称作诗道中兴。至于王禹玉承接元稹，盛公量祖述韦应物，石延年效法杜牧，王介甫取法三谢，虽然没有完全超出前人，似乎都曾得到过他们的神似。元祐年间，苏轼、黄庭坚挺然出世，虽说共同师法李白、杜甫，却竞相以自己的见解自负，于是其他人的作品又黯然失色了。此后诗人接连兴起，有的气势波澜丰富而句律疏略，有的锻炼精细而性情相距甚远。大抵不出这两种情况，看看苏门四学士和江西诗派的作品，就可以知道了。陈去非虽出道较晚，却能通过崔德符归宿于杜少陵，不被流俗轻易改变。到了隆兴、乾道年间，尤延之的清丽婉约，杨廷秀的深刻，范至能的宏阔华丽，陆务观的丰腴，也都有值得观赏之处。然而都没有脱离天圣、元祐以来的旧路，距离盛唐越来越远。下至萧氏、赵氏二家，气度格局荒疏衰颓，音节急促迫窄，诗的变化又达到极点。由此看来，诗的格调和力量高低，固然仿佛随时代而变迁，但说历代诗人都没有互相师法，难道可以吗？只是所谓师法，各有不同。上等的诗人师法前人的意旨和辞气，形式固然不像，气象却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