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五

译享年三十七岁。近夫名霄，号石川，娶岳氏。儿子一人，名冔；女儿三人。刚斋去世时，近夫按礼主持丧事。丧服期满后，他才加冠，将要成婚时，和妻子的父母约定一定要完全按照婚礼举行，才举办后续仪式。因此鲁地多有奉行礼法的人。近夫喜欢诵读程氏、朱氏的书。他写文章，不是秦汉人的语言便不学习。又认为诗是抒发感情、表达志向的，古代诗人所擅长的就是此道；从汉魏到唐代，作家都辨析音节并仿作诗篇。他收集古乐府四百篇，又辑录《集志》《谷录》《金仆姑》等数十卷。还阅读《庄子》，欣赏其中通达本性的说法和善于譬喻的特点。临终前自认为学问太博杂，决意一定要先探究六经的旨意，然后再专心研究。近夫性情刚峭、严厉而自我约束；国子司业穆伯潜笃行苦学，没有人能和他相比，却仍然畏惧近夫，说：“近夫所感到的羞耻，是不善良，简直如同背负污秽。”近夫平时不谈论别人的过错，到了评论文章时却指摘瑕疵，从不因私情而宽贷一人。他葬在石川以南，前来会葬的有千人，都哭得失声。铭文说：“可叹我的朋友，品行如玉璧，文章孔明耀。有儒者将名垂后世，成为楷模。” 杭州知府吕君表【崔铣】弘治辛酉年，我在太学游学，广东人梁宗烈同我友善。宗烈屡次称赞永丰吕祖邦说：“他明达爽利而有气节，能够效法唐人的诗歌。”后来我认识吕君，又得到机会了解他的经学。他研究经书，密切会通经义和注释；在经义之外，文章简明发扬，没有多余的长篇空话。当时正值孝皇有道的朝代，卿大夫倚仗恩宠，年老了还不知退隐，清议很鄙视他们。吕君作《落叶诗》，寄托讽刺说：“千山落处偏于晓，一片飞来即是秋。”又说：“天南天北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沟。”京城士人争相传诵。壬戌年春试，正卷中公抡的文章列为魁首，吴文定吴升列为第二卷，鲁文恪鲁铎也是其中人物。吕君名列第九，参加殿试对策，赐第二甲进士。八月授任南京虞衡司主事，分司真州，整治纷乱、削减冗费，并借此救济灾荒。贫民都得到分司雇役的钱，又按照所负担的佣役和劳力来评定他们的粮食，不必登记追查。建造义冢安葬饿死者，吕君亲自前往祭奠，哭泣得感动身边的人。他又利用空闲时间钻研诗歌，风格近似唐代王维，自题说：“近来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真州士人说：“这话和诗都当之无愧。”后来升任员外郎，又升任南京文选郎中。我也来到南京任封部主事，和吕君同为僚属，一起讲习、抄集过去的史事。南京文选司是清闲的部门，吕君却考核详尽严格，申明、整饬典章制度。刘铁柯在司寇任上时，倚仗后台势力，欺压各曹，常常为自己调拨官历。吕君写文章责难他，大家都为吕君的正直高兴，也为刘铁柯受挫而痛快。吕君的妻子娄氏，是一斋先生的女儿、县学教谕之女，号水溪。一斋先生庄重敬慎、切实笃厚，精通性理之学，以德化影响家人，教导他们践行常典。娄安人通晓经书，完整贞美。吕君得到内助，士人中有借名公来欺骗他人的人，后来都声名败露。我的赠言，吕君躺在床上诵读。安人说：“这篇文章中有重大意义：人若炫耀名声，最终没有不败露的，就像文字刻在墙壁上，日久也会逐渐湮没剥落。我听说，我的祖父这样说过。”第二天吕君把这番话告诉我，佩服她的见识。正德庚午年，吕君升任杭州知府。杭州自前宋以来就是繁华美丽之地，风俗崇尚奢侈放逸，游乐宴饮、招待过客，厨传和供应上官的费用，哪里有尽头？吕君一概裁减，志在教化百姓。御史张承仁倚仗才气，对各司颐指气使，唯独对吕君格外尊敬。御史后来告诉我：“吕君不但气节不屈，而且让人找不到一点可以侦察他的空隙。” 刚过八个月，他便因忧丧归乡。丁丑年奔赴铨选，本来将让吕君镇守宁国，但因有仇家的诉讼，吕君坚持请求等案件结束后归家。仇家强悍险诈，而所控告的事情纠缠反复，经过一年多才查明真相。吕君于是筑室于山水之间，不再求取仕进。己卯年某月十八日去世，前文缺字。吕君的祖父吕晟，景泰辛未年进士，最终任苏州知府，深受百姓爱戴，因此给吕君取字“防父”。父亲吕祥是举人，封为主事。母亲俞氏，继母姜氏。娄安人仍按照吕君在世时的方式治理家务。两个儿子振武、振芳，孙子一人大衍；安人有教诲，子孙都学习儒业。唉！古代掌管刑狱的人，双方当事人都到齐，三次审讯便施行处理，有时惩罚恶人，有时为冤屈者昭雪，不过时便能定案，用中正吉祥之道示范百姓。后世掌管刑狱的人，拿着双方都可能有理的说法，拖延岁月，壮士含冤而死，富人打官司最终也变穷，而捏造诬陷的凶人反而得志。像吕君这样的人，是国家的良臣、百姓的主宰，正如水火一样不可缺少，却让诉讼长期得不到昭雪。我当时暂任太史，未尝不向当权者含愤直言，但也无可奈何。唉！真是可恨啊！吴泉亭墓铭【许相卿】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卯日，朝列大夫、广西布政司左参议泉亭先生吴君去世。讣告传来，我扶杖哭泣。各位门生中，吴君的儿子、乡试中式的士人遵晦，以及郡博士诸生遵道写信来。吴君临终回顾着说：“了解我的人是许子，把记述我的文章托付给他，收藏在我墓中。”唉，悲哉！吴君突然去世，我确实忍心以疾病为借口推辞吗？墓志说：吴君名鼎，字维新，是钱塘城北角的人。父亲宗裕，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亲陆氏，继母戚氏。妻子顾氏，因吴君之故，追赠并封为安人。吴君年少聪慧，喜爱学习；父母怜惜他是独子，反复劝阻，严厉禁止，却不能使他停止。选为钱塘文学弟子员后，他明朗俊秀，奋发超迈，气概压倒一时的读书少年。各司劝学、较艺，他总是被取为同类之冠。吴君在正德年间中进士，脱去布衣后，试任临淮县令。临淮是帝乡，壮丁和县民多享有优免，习惯游荡懒惰，公私事务都因玩忽而败坏；轻慢政务、偷安废弛不办的情形，比小县多十倍。老吏侧目而视，轻视吴君。吴君却聪敏有才识，懂得权宜地张弛政令，后来又以善于治理著称。监察官和使者都联名上报，说吴君政绩优异，足以入选风纪之官，但没有得到答复。毅皇帝南征时，侍卫以及朝廷内外诸臣的骑兵车乘多达数十万、上百万，所经过的县邑都要连续供应粮食，因而有人掌握了从中取利的权柄。

译宦官中贵人经过临淮，额外征求、索取供具，永不满足，横暴至极。吴君带着百姓和吏役前去送上通常的供给，中贵人却不肯离开，大为失望，愤怒辱骂并呼喊着拿棍棒来。吴君挺身挡在百姓和吏役前面，百姓、吏役争相上前保护吴君，打伤了中贵人。中贵人上奏逮捕吴君；吴君被关进诏狱一年，后来经过朝廷议论，才洗清罪名，回去继续任职。因举荐而征召为南京刑部主事，后转任南京兵部主事；又因承德公丧事，离职归乡。服丧期满后，他请求休假而不出仕，共十五年。后来因举荐补任南京兵部员外郎，转任南京礼部郎中，升任广西布政司参议。请求回家奉养母亲，不久便病逝，享年五十三岁。吴君病势正重时，两个童仆扶抱着他坐着；他的气息渐渐微弱，神志却没有乱，忽然环视左右说：“你们扶持的是谁？我大概要死在我儿子手里了。”两个儿子举手扶他，替代童仆，他像将要入睡一样断了气。吴君出身寒微，性情耿直诚实，努力学习而自立，行为严正，毫不疑惧；以逢迎苟同为耻，孤立而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因此世俗都责怪他不合群，用刻薄的话憎恶他。然而他居处俭约，奉养继母尽心尽意，嫁出四个妹妹，安排得十分周全。他与人谋划事情，必定为对方尽力；任官时遇到关系利害的事务，总是直奔前去，敢于承担，不顾及前后得失，因此所到之处，都能尽职守、断大事。士人也因此多称赞他。当时声望显赫的杰出人物，往往屈尊降低辈分与他交往。然而他的仕途没有实现志向，寿命也没有活到应有的年岁，胸中还怀着未能穷究的学问，忽然就去世了。长久的死亡已经成为事实，认识吴君的人没有不伤心流泪的。吴君生来喜爱文章，尤其突出。他任临淮县令时，即使事务繁剧，手中仍常拿着一部书，在空堂中诵读。临淮位于南北远途之间，过往旅客中常有中原的文献世家，以及博学好古的名士大夫；吴君总是放下身段与他们交欢，和他们相互切磋高下。他因病辞官、退居之后，更加专心用力，汇聚精力来补偿过去的志愿。六经以下，九流诸子、方士，春秋、先秦、盛汉的著作，古代金石竹简流传的文字，以及旁及其他各家杂说、诡诞怪异迂曲的言语，凡是奇异古奥的文字，没有不细细品味、深深陶醉的。江左、北朝以来，唐宋及近代各名家，他也都能剖开藩篱而深入奥义，领会作者的精神旨趣。因此他的文章深沉含蓄而气势奔放，丰赡繁茂而宏大纵肆，能够充分表达心中想说的意思，深远苍劲，有西京文章的气骨。吴君每年去世前都曾来紫云山中拜访我一次，坐着交谈，常常过了很久；谈到文章时激动不已，滔滔不绝，不能停止。我说：“高雅啊，雄辩啊！可是这只是技艺末流罢了。我已经弃置不再从事它很久了。你一向多病，何苦耗费精力来追逐末技？哪里比得上收敛精华、滋养根本，使精神疏朗而以珍重生命为贵呢？” 吴君神色怅然，离开座席说：“你真爱护我啊，所说的道理非常高明，我将要跟随您达到忘言的境界了。”然而吴君的文章声名很大，请托他作文的人越来越多，使他无法自行解脱推辞。每写出一篇，学生们便争相传诵。郡中各位年高德劭、博辩能言的先生，也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当时若有记述之文，没有人敢自任，必定推举泉亭。吴君有两个儿子，都好学，继承了家业；有一个女儿；孙子有从周、从时，孙女一人。墓在积庆山南麓，安葬于这一年十二月戊申日。铭文说：有高大的封土，这是墓穴宫室；有文采的君子，归藏于其中。有气势隆盛如雷，湖天之间长虹横贯。后来有王朔氏，扬起衣袖遮挡阳光，望着墓说：“啧啧，多么美好啊！墓下大概是古代以文章称雄的人吧？” 《杨佥事墓铭》【许应元】杨君名祐，字汝承，另一个字是晋卿，世代是兰溪杨塘的著姓。曾祖永政，迁居严州建德。祖父是莆田县丞大升，又迁居钱塘，于是成为钱塘人。父亲象明，因《易》学成为钱塘学生，后来放弃仕进，在乡里之间教授学生；但乡人看见他，必定称为善人。母亲郎氏，生下了杨君。杨君六岁便能作诗歌，十岁接受父亲传授的《易》学，十七岁补为县学生。十九岁，即嘉靖元年，考取浙江乡试，贡入京师。他取道邹鲁旧地，经过稷下，在渤海、碣石之间漫游，登上郭隗台，慷慨悲怀，产生了统摄并揖让千古人物的志意。不久落第归来，建一间书室，河岸边散列着群书，他纵览其中，同时专心深思经学，于是杨君的学问更加深厚博大。嘉靖八年考中进士，复试作《月初生赋》，改任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授兴国州知州，考核荐举总是名列第一；入朝任刑部员外郎，因遭诽谤出任濮州知州，稍后升任济南府同知。嘉靖十八年升为江西按察司佥事，又因诽谤待次家居；一年多后调补湖广佥事。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十日，突然患病死于任所，享年仅四十岁。此前，江西巡抚、今任司徒的王公曾推荐杨君，说他的文章和品行卓异伟大，应当让他主持学校事务，这样一定能够激励士人。后来湖广部使者又推荐杨君，说他的才器足以担任兵备之职，朝廷都下诏知悉。等到他去世，士大夫相互吊唁说：“唉！杨先生在世时，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成？如今已经完了！”起初，弘治年间，天下风气淳厚清明，士绅先生们一同兴起求学之风，厌恶当时衰颓疲弱的习俗，奋发振作，努力模仿先秦、西京的文章，而贬抑唐宋文章。当时，北地李献吉还重视形式法度，信阳何仲默则推崇幽深精微之作，号称复古，天下人都随从这种风气。大江以南，是文章深奥的地区。在杭州，有前翰林修撰江君景孚、参议吴君维新，以及杨君后来崛起，雄视中原。杨君当初与计吏一同上京时，吴君曾写文章为他送行，认为像贾谊那样明晓国家体制、像匡衡那样推重经学的人，继承这些贤哲的轨迹，或许就在杨生身上。杨君也独自欣喜而自负，作文奔放凌厉，仿佛车驰九折之坡，又如黄河冲决金堤，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的议论雄健辩博，勇猛果决，如暴风骤起、泉水喷涌；突然听到的人，都会惊骇出汗，瞪眼相视。其他才能和作用也都出于天性，别人畏缩自守，只有他奋勇向前；锋刃一出，颖锥脱囊，功劳不与同列相等。然而他最终因此被嫉妒，众人合力排挤，偶然跌倒后反而更加奋发抗争；难道不是奇伟卓绝、不与众同的士人吗？

译杨君曾自称，做官任职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假如能让他统率一支校尉部队，他一定率先冲在士大夫前面，能够使人奔赴死地而不顾性命，乘守边塞；虽然不敢期望一朝建立功劳，但敌人也不足畏惧。他常常把这些话告诉我。唉，如今他却死了。假使他没有早死，他自己所建立的事业，难道不会与古人所谓的豪杰并驾齐驱吗？即使遭受责难、蒙受诽谤，退居山林，也必当寄托志向于儒雅之学，成就一家之言，附在作者名家之后；而如今的著作，只是他最高成就中极其浅小的一部分。可惜杨君在两个州任职时都深受百姓爱戴，百姓思念他，为他立碑。在荆楚任职时尤其得到士民的拥护。杨君死后，那里立即建祠祭祀他。他的著作有《端居》《兴国》《西曹》《鄄城》《济南》《西江》《荆南》等集。我想为他会集刊刻成书，却没有实现。杨君所到之处，学士们总跟随他讲习学业；晚年大概都称他为丹泉先生。宜人许氏，是我的从姊。她是先伯祖刑部府君的孙女，伯父沂州府君的次女。她端庄安静、温婉柔顺，能够通晓古代贤妇的事迹，平素行为高雅，很有仰慕追求。十八岁嫁给杨君，侍奉公婆、辅佐丈夫，都合乎礼法。嫁入杨家二十年如一日，内外都称赞她的美德，没有一句非议。她三十九岁时，先君在一天之内去世，留下两个男孩，名叫春先、春元；三个女儿：长女嫁给余姚学生徐铣，次女许配给吏部主事张君的儿子，幼女许配给刑部主事王君的儿子。杨君原先娶的也是许氏，没有生育。起初杨君夫妇相继去世，儿女都还年幼，孤零零地扶持着两具丧柩回到父母家中，长期未能安葬。如今到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母亲又去世了，上天给杨氏的灾祸，可以说到了极点。杨君的父亲就在这一年这一月这一日，把杨君夫妇合葬在某山南面，因为知道我同杨君交情最深，命我为他们写墓铭。铭文说：人出生本来没有缘故，为什么要把美好的生命赐给他？如果说有所谓生存之理，那么又是谁以尊贵之力倾覆高远苍苍的天穹？拿什么来质问这疑惑？瑰丽的辞章琅琅作响，光彩为何离开崇高的宫殿？击打鲜明之物而入昏暗，又怎知将来会皓然白首？年幼的牙齿和短促的年岁，为什么不予以鉴察？这超然离去，留下什么在下方，为什么两座宫室却在重泉之上并峙崔巍？幽暗的墓门开启，什么时候、为什么不来相会？虬龙踏着虹霓，浮游于紫色宫廷，返回故居。杨君为什么听不见？我的心中悲痛。《高廉使墓铭》【霍韬】嘉靖丁酉年夏天，湖广按察司使高叔嗣之子高业去世。叔嗣的祖先原是淆川人，洪武初年，高氏有一位祖先名义，迁居祥符，于是成为祥符人。义生清，清生勤，勤生珣，珣生三个儿子，分别是伯嗣、仲嗣、叔嗣。叔嗣生来聪慧，每天诵读数千字，不到二十岁，便写成将近一万字的《申情赋》。大梁旧地的文士聚集惊叹说：“高家出了才子！”武皇帝正德十四年己卯，高业考中乡试。嘉靖纪元二年癸未考中进士，任工部营缮主事，调任吏部稽勋主事，转任考功主事，升稽勋员外郎、郎中。当时崇祀礼完成，议礼的臣子都升了官阶并有所著述。高业说：“高稽勋说，应当把那些议礼者的尸体聚在一起砍碎在几案上。”又说：“高稽勋同人下棋，伸出手臂，汗毛竟像施宜生那样生长出来。”渭厓子于是替他解释说：“高稽勋说要砍碎议礼者的尸体，是因为礼制还没有明白。礼制明白之后，高稽勋一定不会这样说。”又说：“高的手臂，施宜生的汗毛，舜的重瞳，都是同类的异相，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然而这一年，高业最终因病归乡。又过三年重新起用，第二年出任泰山等处官职，后来藩司政务两次上报，请他致仕。渭厓子对汪太宰说，高业的才华实在可惜，应该留用他。丁酉年夏天，高业来信说：“依靠您的教诲，我升任湖广按察司，不能胜任此职，心中惶恐；还望您始终教导我。”渭厓子回信说：“只管谨慎行事。”过了十多天，高业的讣告便到了。渭厓子说：“高业同世人交往，人们说他傲慢，也有道理。”有一次为中丞巡抚在江边饯行，藩司、按察司的同僚说：“何不远道去高业那里问候？”差吏说：“去年去过那里，马上就回来了。”高业于是调转船头返回，没有同他们远道前往。刚进入襄阳时，有一位抚民副宪听说高业到了，出来慢慢迎接，差吏说：“何不暂且停下来等他？”高业说：“我是他的同僚长官。”于是解缆离去。后来抚民副宪赶来，高业却从容自若地接待了他。山西有一名同僚因议事与高业意见相悖，怀疑高业在中伤自己。一天集会讨论事情，那同僚厉声说：“某人与某人有仇。”高业笑而不答。那人又厉声说：“某人与某人有仇。”高业仍笑而不答。有同僚在旁边替他们解说：“我听说高君常常称赞您的长处。”那同僚才释然。至于远道为中丞送行，同僚说：“这是厚道。”高业说：“我只是遵守礼仪而已。” 同僚的长官没有前来问候，是因为副宪认为自己在副宪这个职位上有主导地位；他出来迟了而没有等候，是礼节上的分寸。同僚嫉妒并且怨恨，高业不争辩也不答复，是有气量；并不了解这些，却说高业傲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渭厓子又说：“通常文学优长的人，处理政务往往笨拙懒怠，就说自己不屑于做这些事。”高业任山西官时，代州生员江橰同邻人争夺宅基地，双方将要争斗伤人。两族人孜等藏匿了两具尸体，企图诬陷邻人。邻人知道争斗没有发生，便把宅基地全部让给了江橰。江橰把尸体埋在房屋中，过了数年。江橰的兄长、千户江楫狂暴地杀死妻子，江橰唆使妻家控告江楫，又诬陷江楫杀害孜等人。江楫被拷打而死，没有留下后代。江橰与弟弟槃争夺承袭江楫的职位，诉状上达到巡抚衙门，巡抚交给高业审讯。高业问江橰：“孜等人的尸体在哪里？”江橰回答：“江楫杀了孜等人，把尸体埋在他的房里，我不知道在哪里。”高业问：“江楫为什么杀孜等人？”江橰惊愕地回答：“因为替我争宅基地。”高业问：“你同他住在一处宅院吗？”回答：“分开居住。”高业问：“为了替你争宅基地，就杀人并把尸体埋在自己的房里？有这样的道理吗？”又问吏员：“搜查过江橰的房屋，找过尸体吗？”回答：“没有。”于是命令搜查江橰的房屋，在江橰所站的地方掘地，果然挖出两具尸体，前后两项证据完全相符。

译江橰认罪。州中人说：“这是十年的冤狱啊。”石州豪强吴世杰诬陷族人吴世江、吴世泽奸淫盗窃，拷打并虐待致死二十人。吴世江又熬过了几个冬天而没有死。高业复核案卷，问道：“盗赃只有一条布裙、几斛粮食。吴世江有田有房，家境富裕，怎么会去抢劫呢？”吴世杰说：“盗贼借奸淫妇女为诱饵。”高业问妇人柳氏：“盗贼奸污你了吗？”回答：“奸污了。”问：“什么时候？”回答：“夜里。”高业问：“夜里奸污你，你怎么认得盗贼？”回答：“是吴世杰教我说出盗贼的名字。”吴世杰于是承认了诬陷杀人的罪行。祁县千户赵远靠捕盗起家，常常用万金把村民捆在荒野寺庙中，诬陷他们是盗贼，借此取得财物。他的逃奴又奸污百姓的妻子，害怕事情败露，便把百姓送进县狱。妻子写状子上告官府。赵远说：“百姓不死，灾祸将要殃及我。”于是设下诡计欺骗县官。县官害怕，听任赵远把百姓押入狱中，肢解百姓致死，又把尸体扔在狱外。上官只追究赵远的逃奴及其同党之罪，对赵远从轻处罚。高业说：“哪有属下杀人而长官或主人可以不承担责任的道理？”最终依法追究赵远的罪。渭厓子说：“世人常说儒者不能审理狱讼，是说他们腐朽。高业是通达经学的儒者而能审狱，这还不值得特别称赞。只是豪强百姓杀人取贿，像赵远这样诬陷并捆缚普通百姓，家产累积到万金；吴世杰编造一篇诬告之词，杀死二十条人命，有司不能察觉，反而袒护他。这样下去，要想使冤魂不聚结、疫病不兴起、灾异不流行，怎么可能呢？”因此我编次记述高业审理案件的三件事，作为例证，使有司知道职责的重大。又说：“我读高业为薛蕙《老子集解》所作的序，才知道异端的祸害还没有止息。可惜啊，高业也被老子之学迷惑了。又说：可惜啊，高业不能长寿。假如高业长寿，一定会回归中道，承担重任而达到极高境界，其成就将不可估量。”高业的祖父为某人，封某官。母亲甄氏，妻子袁氏，都封为淑人。儿子两个：不危、不过。女儿三人：长女嫁给某人，次女许配某人，幼女尚未许配。高业生于弘治辛酉十二月十四日，死于嘉靖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某年月日葬在某地某原。兄长仲嗣请求为他的墓写铭，渭厓子为他作铭说：“哎呀，高业！生在世上三十七年，才华为什么太过卓异，寿命为什么反而不够，谁能不深深悲恻？哎呀，高业！生在世上三十七年，既任冢司，又任藩臬，而且政绩常列第一。哎呀，高业！生在世上三十七年，既同远方的贤哲交游，又同近处的杰士交游；高业的德行足为法式。” 哎呀，高业！河洛汇聚灵秀之气，高业真是远超常人！你所交往的全都是朋友，你所交往的全都是朋友，何况还有你的父亲和兄长。《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张治道】嘉靖庚子年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去世。二十四日，他的弟弟南川君略为抄录他的生平事迹，写信送给我，请我为先生写行状。因为我了解先生，所以说：“唉，我忍心为我的先生写行状吗？为别人写行状，是在称述他的德行；为先生写行状，却是在洗白对他的诬陷。诬陷如果没有洗清，德行又凭什么称述？”把这些写成墓志，让君子采择。我先生名海，字德涵，别号对山，又号浒西山人。他的祖先是河南固始人，世系有的显赫、有的隐晦，见于康长公的行事序述。康长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阜负有才华而早夭，次子就是先生。先生的道德学问仅次于圣贤，生来就有才干和经世济民的能力；读书不专门停留在记诵，而是通晓大义，并且能融会贯通，下笔几千言也不会枯竭。当时提学杨邃庵先生认为他的才华奇异，立即把他视为天下士人。先生作文摆脱近世习气，向上追溯汉魏，诗歌也符合《诗经》的古雅风格。弘治戊午年考中乡试，壬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当时孝宗皇帝防拔奇才、选拔人才，崇尚文治、兴举治理，厌恶当时文章的鄙陋，想得到真正有才华而高雅的士人。见到先生的文章，便说给辅臣听：“我朝一百五十年来没有这样的文体，这可以改变今日文风，追踪古代了。” 于是把他列为第一名，天下传诵他的文章，文风也因此大为改变。朝廷内外景仰爱慕他，把他看作麒麟、凤凰、龟、龙那样，隔世才得一见的人物。他任修撰一年后，回到关中。三年后北上，又任修撰。他在翰林院，能够当面指出别人的过失；谈论古今文章和技艺，从不稍加宽容，当时在翰林院的人没有不收敛锋芒、佩服他的。他又常说：“南北人才的任用与舍弃，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当时武宗皇帝刚即位，宦官掌权，八党擅行权力，其中兴平人刘瑾掌权尤其专横。百官受到他的放逐，唯独我们乡里的官员受祸最重。刘瑾听说先生的名声，常想召他前来，但先生偏偏不去。刘瑾因此怀恨他。有时先生见到正直的言论，便加以讽谏劝说；别人不能忍受的事情，先生却独自毫无顾忌地说出来。大概刘瑾一向看重他的名声，所以还能压制自己的怒心。当时刘瑾恼怒我们乡里的户部郎中李梦阳，因为李梦阳任主事时，尚书洪洞韩文去世，各位大臣弹劾刘瑾等人专横擅权，弹劾文书出自李梦阳之手。朝廷震怒，罢免了那些大臣。李梦阳后来任官，刘瑾身居司礼监，忌恨先前的弹劾文书，便借其他事情构陷李梦阳，上奏把他送入锦衣卫狱，想置他于死地。人心惶惶，没有人敢出面救他。李梦阳从狱中紧急传出帖子说：“对山救我。”【这张帖子现在还保存着。】编修何柏斋对众人说：“康对山如果前去，刘瑾就会救他，献吉便可以活了。”有人把这些话告诉先生。先生说：“我难道会吝惜去一趟而不救李梦阳吗？”先生起初虽然答应前往，但人们又认为此事很难办。先生同某御史前往左顺门，正好遇到柏斋从内阁出来，柏斋说：“这是为献吉来的吗？”先生说：“是柏斋依附先生您。”柏斋说：“这件事只能先生独自前往，不能同别人一起。”先生于是没有前往，并且对柏斋说：“刘瑾是横暴凶恶、肆意用权的人，性情喜好名声；可以用欺骗的话夺取他的心，不能用正直的话同他争论。”柏斋说：“这只有先生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第二天，先生前往刘瑾处。刘瑾听说先生到了，倒穿鞋出来迎接，留他饮酒交谈了很久。刘瑾对先生说：“我自以为历来的状元都不如先生，真是为关中增光。”先生欺骗他说：“我康海算不上什么，如今关中有三位人才，是古今少有的。”刘瑾惊问：“哪三位人才是古今少有的？”先生说：“李郎中的文章，张尚书的政事，老先生您的功业。”

译刘瑾说：“李郎中是谁，竟然能同我并列？”先生说：“就是现在狱中的李郎中。”刘瑾说：“难道是李梦阳吗？”先生说：“正是。”刘瑾说：“他罪应当处死，不能赦免。”先生说：“确实应当如此；不过杀了他，关中就少了一位人才。”当天晚上饮酒结束后，先生离去。第二天，刘瑾上奏赦免了李梦阳。先生颠倒小人的心思、愚弄奸臣，正是孟子告诉齐王“好货、好色”一类话的用意，而不明白的人却评论说他是在谄媚刘瑾，真可笑啊！有一天，刘瑾让亲信对先生说：“皇上想任命你为吏部侍郎。”先生说：“我任官才超过五年，翰林院从来没有任职超过五年便升为部郎的人，请替我推辞。”事情于是搁置，刘瑾却嫌他不依附内廷，更加怀恨。有一天，刘瑾起用文选郎中张彩尚质，使他赴京；先生对尚质说：“我们想离开却不得离开，你又为什么来呢？”尚质说：“我听见高世德被逮捕，恐怕惨祸会牵连到我。”高世德就是我们乡里的御史高胤先，他任御史时很有名望，刘瑾恨他，便把他逮捕了。不久，尚质升任吏部侍郎，先生说：“当初不来是怕祸，既然来了又接受官职，为什么不称病辞官呢？” 等到刘瑾获罪谋反，尚质被关进狱中，对同狱的人说：“后悔没有听康德涵的话。”尚质任郎中时，正处于将要被提拔的势头。有一天，他同先生和各位公卿聚饮，尚质大力称赞许冢宰的才德，先生说：“只要经常这样迎合他的心意就行了。”意思是说，尚质不久必将被排挤而不能任尚书，这是形势所必然。不久，刘瑾果然赶走了许冢宰。孝宗时，谢阁老因为得到皇帝的知遇而升迁，他的儿子丕任翰林编修，文章也很有名。焦阁老仿慕他的儿子黄中，黄中也任翰林检讨，于是同谢氏争胜，各自培植党羽，互相标榜。焦阁老想拉拢先生作为自己的附庸，一天设酒丰厚地邀请先生。先生前去一看，座上的客人都是邪曲谄媚之徒，便说：“这是想用来排斥谢氏、招揽我吗？”于是直言责备他们，座上客人都惭愧佩服。恨先生的人更多了。当时李西涯任中台，自以为掌握文章评判，一时作文的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每有一篇诗文写出，没有不模仿抄袭的，都以为他前无古人。先生偏偏不模仿他，便同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吴下徐昌谷结成文社，讨论文章技艺，诵说先王之道。李西涯听说后，更加痛恨先生。戊辰年，先生担任会试同考官，考场中拟定高陵吕仲木为第一名，主考官却把他排在第六名。发榜后，先生在朝廷上愤怒地说：“吕仲木是天下士人，考场文章没有可以同他相比的，如今竟因南北私情，忘了天下公道；蒙蔽贤才的罪责，谁来承担？会试即使能够压低吕仲木的名次，难道还能在廷试中压低他吗？”当时内阁王济之任主考官，非常恼怒先生。到了廷试，吕仲木果然成为第一名，王济之又十分佩服他。不久，先生因母亲去世服丧，回到关中。从前京官遇到父母去世，常常带着厚礼请求内阁撰写墓志铭，以此为荣耀；先生却独不请求内阁作文，自己写行状，请鄠杜王敬夫写墓志铭，北郡李献吉写墓表，臯兰段德光写传记。一时间文章传出，看见的人无不惊叹，认为汉代文章又复兴了，可以洗刷近世文章的鄙陋。李西涯见到后，更加痛恨他，便称他为“子”字殷，原来是因为那几位先生作文都称“子”。像这样难道还不算痛恨吗？先生回关中服丧，依礼悲哀憔悴，怨恨思慕。没多久，刘瑾败亡，和先生关系疏远、仇视先生的人便煽动言官，以乡里关系指称先生是刘瑾一党，弹劾他而罢免其官。唉！先生只是以修撰之职罢官归乡，官职没有得到升迁，怎么能说他阿附刘瑾呢？大概先生因为才华和名声而招来诽谤，因言语而招致谗毁，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又有人说先生回家时遭到抢劫，有司便追捕抢劫者所逃失的财物；大概有司之所以追捕，是因为一向敬重先生的名声，又因为他是翰林，便替他追查。先生对此并没有阿附之意，听到的人无不惊叹说：“借别人之手打击才士，嫉妒贤能而附和党人，难道上天看得见吗？”可是先生听到后全无恼怒之色，反而说：“自己审察自身没有愧疚，灾祸就让它由别人承担。刘瑾是天下的大恶人，我一向忧虑他祸害国家，如今他果然败亡，被论罪而判死刑，我深深为国家庆幸。我的官职有什么可惜的？我的官职有什么可惜的？”罢官以后，凡是国家事务一概不再议论，戴葛巾，穿古衣，把感情寄托在山水之间，作文读书；文章造诣日益精进，学问日益充实。他又常说：“做官是教化百姓，做官者本身也要教化风俗。想教化百姓和风俗，先要敦厚宗族乡党。”族中年长者，他尊敬；年幼者，他抚育；贫穷者，他周济；困厄者，他扶助。无论亲疏远近，都得到他的欢心。他的几个弟弟显达成名，也都是先生教导训诲的力量。他对待乡党，以仁义相处，以礼相接。人们发生争执，不去官府而来找先生，请他裁判；先生分别是非，评断曲直。即使争了几年，也没有不停止争讼的。有人因贫困无法举行婚礼、丧礼，先生便拿钱资助，使他们没有不能办成的。我请假在家后，恰逢父亲去世，贫困得不能安葬。先生听说此事，正好有一位相识的人送给先生一百金，先生原封不动地转送给我。我坚决推辞不接受。先生说：“我的大事已经办完了，得到这些钱不过是日常使用的费用罢了，哪里比得上帮助我的弟弟办理丧事？”我仍再三推辞。先生说：“丧葬的赙赠本来就是遗赠，赠受都有名义，并不是借贷或索取偿还，为什么要推辞呢？”我不得已接受了，于是能够办理安葬。先生敦厚友爱的情义、周济朋友急难的事情，全都类似这样。他又每天同故交旧友、少年和长者漫游咏歌。虽然身居小县，名声却震动四方。求他作文的人每天接踵来到门前，碑刻、传刻遍布天下。居家三十多年，探究圣贤之学，辨别王道和霸道；直到事物的道理、人的性命、篆书隶书、巫术占卜，没有不能讲论、没有不能洞察的。他常同我谈论说：“道以不拘于一端为真，学以能够适用为是，文章以表达本质为优良。三代以及尧舜之时，没有不是这样的。到了宋代以来，执守一端便当作道，把训诂当作学问，把庸俗冗杂当作文章。谈论他们的学问，似乎有适用之处；考察他们的实际作用，却没有可讲的。一个人的行为看似正确，但要救国家的急难，却做不到。”

译从这些话来看，他难道不是振兴古道、天生独出的豪杰吗？先生年轻时夜里在家园中行走，遇到园墙倾倒，有个邻家女子向他奔来；先生神色严正地斥责她，邻女便逃走，再也不敢靠近。这同柳下惠有什么不同呢？他治学时披着道门的玄衣，能够认识各宗旨的要领，议论像孟轲一样。作文像司马迁，作诗以兴致为先，格调高雅，词句俊逸，凌驾古人。乐府诗有几百篇，可以辅翼《楚辞》和《诗经》。假使他生逢时机而掌权用事，即使管仲、晏婴也不足与他相比，伊尹、傅说也不足以追赶他。为什么他却困顿不遇，终老而死呢？这是上天还不想振兴、提拔这种文章，才使先生困顿不遇，终老而死。先生生于成化乙未年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六岁。先娶尚氏，具有丈夫般的品行，持家训众，极有规矩法度，即使先生也敬畏她。生有一个儿子粟，为县学生【缺】而死；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华州举人张之榘，贞烈刚明像母亲一样。尚氏。尚氏的女婿张之榘去世，生有儿子光孝，为廪膳生。次女嫁给生员李世贞，幼女嫁给监生马袭古。继室张氏，侧室杨氏、李氏，都没有生育。韩氏生子梣，赵氏生子梴。张氏去世后，立李氏为正室，主持家中事务，杨氏作为副室。将于某年【缺】月【缺】日安葬。唉！先生值得诵读谈说的言行，还有很多，我不能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详细写出。我听说鄠杜王汉陂将为先生撰写墓碑，三原马谿田将为先生作墓志，高陵吕泾野将为先生作墓表，咸宁许少华将为先生作传。而先生先把行状、诔文托付给我。前面这四位君子，都是先生厚待的人；其中王、马、吕三人又同先生从事同一事业、同在朝廷任职，他们所了解的先生事迹，比我的了解更加真实、丰富。他们所作的碑、志、表、记载和传述，一定会有超出我这篇行状编次之处，从而使先生美好的德行不至于散失、无人传承。 我和先生交往二十多年了，曾受他的启发开导，得到的教诲很多。我有时提出一些议论，也一定经过采择而听取接受。别人有一项善行，即使只是乡党中的普通人，他也称赞欣赏，并取来作为效法；别人有不善，即使是公卿权贵，他也当面斥责，毫不宽贷，也不回避。他喜欢以违背常情为能事，不结党同类，也不专门攻击异己。即使在尧舜、三代之时，恐怕也不能被任用，何况在末世薄俗之中，正直之道难以施行，却想取得高位、建立大功，以求达到古人那样的作为，岂不是困难吗？岂不是困难吗？我常听说先生对孝宗皇帝说：“假使古今豪杰之士不得志，即便是子思、孟轲一流人物，也不过是徒然罢了。”如今观察先生出仕和退居的情形，那么前面所说的子思、孟轲，难道也是先生在说自己吗？难道真的是在说自己吗？《太学生丘君行状》【蒋冕】丘君姓丘，名敦，字一成，号必学斋，是大宗伯深庵先生的长子。祖先世代是福建人，宋代时在琼州任官，开始入籍琼山。曾祖名普临，任高等医学训科，乡里称他为思贻先生。祖父名传，不曾出仕；二人都因深庵先生显贵而追赠礼部尚书。曾祖母柯氏、祖母李氏，守寡后都没有改嫁，朝廷表彰她们为节妇，均追赠夫人。母亲吴氏，屡次受封为夫人。先生生育的儿子多夭折，四十岁时才在京师生下丘君。丘君天生资质奇异，自幼庄重，少言少笑，不喜欢玩耍。对于各种儿童游戏的器具，一件也不伸手接触。同同龄孩子聚居时，他整天端坐；即使有人公然嬉笑侮弄他，他也视若无睹。他从来不主动对人说话，别人问他，多数也不回答。他到家塾求学，老师教他读书，即使书很少、只有一百多字，他读上几十遍，也不能背诵。其实他的心里已经完全明白，只是嘴上还不熟悉那些文辞罢了。众人见他这样，便怀疑他不聪明，即使先生也没有察觉这一点。先生常说：“人家的仕宦前途并不长久，但谋生的本领不能废弃。”当时先生正在服太夫人丧，准备回琼山；将要起复北上时，两个侄子还很年幼。先生的庶妻生下两个幼子，刚能说话，都聪明颖悟，远超常人，日后将把承继书香门第的责任托付给他们。丘君在各个子侄中年纪最长，于是先生把世代家业交给他，留下他侍奉吴夫人，住在家中辅佐伯父训科公奉行宗族祭祀。先生于是出发北上。先生离开时，训科公原本身体还很健康。丘君侍奉伯父，就像侍奉父亲一样；但训科公因丘君简默少言，仍怀疑他果真不聪明。后来有一天，看见丘君总理家政，每件事都合乎法度，才知道他非同寻常。从此无论事情大小，都一定先询问丘君再实行；凡有所谋划，往往出人意料。训科公又大为惊异，遗憾自己太晚才了解丘君，临终时把他叫到面前，把身后一切事情都交代给他。训科公去世后，所有丧葬事务，都依据先生订立的家礼仪节办理。前来吊丧祭奠的客人，见丘君举止合乎礼节，没有一件事做得过分，也没有一件事废弛，人人都啧啧称叹。直到这时，众人才知道他有深藏不露的德行。服完训科公的丧服后，家中没有能够管理事务的仆人，丘君便多主持家政。乡人中有许多无赖，轻视他年幼柔弱，公然侵犯，他都处置自如。当时他正急切地奋力求学，但一向苦于多病。先生又北上了，乡郡之间一时的求学者大多只把举子业作为专务。除了四书和一经之外，其他书一概漫不经心，不加省察。丘君左顾右盼，不知如何适从，没有一次不茫然失意。于是他困顿地躺在书楼中，每天取出先生留下的书来阅读，仿佛不识字一样，只凭心意领会。时间久了，他根据已经通晓的部分来贯通尚未通晓的部分，常对人说：“人对于文字，都是先认识读音，之后才知道意义；我却是根据意义来寻求读音。”于是先读群经，再读诸史，又读诸子和文集，下至稗官小说，昼夜不放下书本。有时三五天脚都不踏下楼去，意气昂扬地以苏洵自期。夜里梦见一个儒者同自己谈话，所谈全是经史深奥的义理，询问后才知道那人是东莱吕成公。醒来后，他深受感发，从此一心研读圣贤之书，达到醒着睡着都不忘的程度。他自认为文章修辞的笔路还生疏，苦于找不到门径，于是又摘取各部史书广泛浏览，遇到兴衰成败的关节点，便反复探究玩味。对于一个朝代的始末、一个君主的一生，他都撮取其事迹，再用圣贤的义理加以判断，像史家写赞辞一样，纵横贯串上下数千年。由此他博览穷究群书，文采和思绪也日益超逸奔放。他自视不足，正庆幸没有人了解自己。

译乡里宾客朋友相聚时，正当众人喧闹议论之际，唯独他像土木偶人一样独自呆坐，禁不住一句话也不说。退下来后，他叹息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当同天下豪杰一较高下，怎么能同乡里的小孩子们在言辞之间争论些锱铢毫末呢？”当时世人虽然不了解他，但他独自明白自己，所以自负如此。女婿文昌韩氏，是魏国忠献公的后裔，是本地的大族。女婿即将成为他家女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岳父仍不了解他，以为他一定是没有学问。每次见他到来，便常让幼童用对句和科举文章的破题来试他，他总是不答。有一天宾客聚集在他家，命题作诗，唯独没有叫他参加。岳父几次看他，脸色十分惭愧。不久以椰子为题，有人戏弄他说：“何不作一首？”他提笔写成一首唐律诗，好像完全没有费心。岳父赞赏他写得快，又命他作几十个题目的诗，他都立即写成；每写成一首便饮酒，最多饮了三十多杯仍不乱。由此，他的名声渐渐传遍郡县之间。部使者某公向琼州举子询问先生三个儿子的优劣，随口回答说：“两个小的非常聪慧，长子却很糊涂。”部使者也认为确实如此。适逢部使者与君谈话，发现并非如此，当时正要发兵征讨黎人，便询问征黎的利弊，君筹划周详恰当，议论又英发不凡。部使者惊愕，对座中人说：“某人说丘公的儿子糊涂，公的儿子难道糊涂吗？那个说话的人才真正糊涂呢。”他一向不求谒见请托，家住城郭附近，没有特别缘故，脚从不踏进城市；没有事情，也从不到官府去。藩司、臬司中有到琼州巡按的官员，他不肯总是先赶去拜谒。有人替先生来看望他，他当天便投递名帖答谢。时政之事从不挂在心上。别人当面询问，他也不回答；有时对方有所询问，追问到三四次，他察觉对方确实真诚，才转而为他委婉详尽地解释，听的人无不心悦诚服。亲戚旧友有事要到州府办理，希望得到他一句话相助，却不可能。当权者因为先生的缘故看重他，但他不去请托求情；有人用话诱导他，他最终也什么都不说。方伯某公巡按琼州时，对君说：“有事情不妨来找我。”君口头答应，却没有再去。过了一个月，某公召见君询问原因，君回答说：“敦素我向来不习惯这些，所以没有故人来托我办事。”后来某公向各郡县询问，果然如此，叹息道：“丘先生真可以说是有一个好儿子了。”有个某某人任琼州守，见先生一向不参与官府事务，便想用利益引诱君，于是暗中结交先生，间或派他的儿子对君说：“乡里人如果有诉讼的事，能够送给你五百金，你何不替他调解纠纷呢？” 君回答说：“这话为什么要说到我这里来？尊公只要奉行廉洁，全郡的人都能受到五百金的恩赐，何必一定要靠敦素呢？”那人回去把话告诉父亲，十分惭愧，对人说：“丘家父子很相像。”这大概是因为君过于严峻。起初君居住乡里时，州府官员见他不肯赶来谒见，厌恶他礼数简慢；亲戚旧交请他调解纠纷，他不肯，便恼怒他没有人情。君内心坚定，相信自己的做法，坚持到底始终不变。后来州府官员乐于他不来侵扰，亲戚旧交也安心于他不偏私不矫饰，于是全都转而称许他的贤能。海外风俗崇尚奢侈，大户人家的子弟出游大多骑马张伞，唯独君徒步缓缓行走不停。在街道之中，路上遇见过往行人，远远望见便知道是君。起初先生北来时，只带着两个幼子随行，不久两个孩子相继夭亡。先生先写信召君来侍奉，过了很久君仍未到，先生常以书香后继为忧，每当说起两个幼子幼年聪慧的事情，总是悲痛得不能自持。虽然时时几次听说君在进德修业，却因为长久没有见面，还不能测知他的深浅。君当时写了一封信送给先生，信将近万言，大体谈论家事，偶然谈到高州、雷州治理河道的事情。信中说：“这条河一旦修成，就有无穷的利益；但如果处理安排不合适，恐怕利益尚未得到，祸害却先来了。元人治理河道因此招致祸乱，往事大概可以作为鉴戒了。”在这以前，高州、雷州有旧河道的遗迹，先生想把它疏通，以便利舟船往来；但负责此事的人有可能借机扰害百姓，所以君在信中提到了这件事。因此大司空谢先生看见君的这封信，惊讶地对先生说：“这个孩子有当世公卿家传的学问，怎么能让他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呢？”先生从此多次写信催促君来。成化甲辰年夏天，君才从琼山来到。起初君回到琼山时，刚满十岁；又过了五年，先生带着文章北来，前后十二个春秋，父子才得以相见。到这时君也已经二十四岁了。早晚侍奉在先生左右，每天听到过去没有听过的学问，于是见识更加宏大开阔。不久，朝廷因先生官居三品，录用君为太学生。当时先生正主持教务，门下有几千名学生。君远避形迹，不随便同任何人交往；遇到要外出时，独自拄着拐杖，带一个童仆同行。在众多尘埃喧扰之中，即使是诸生也不知道他是先生的儿子。当时掌权者中，很多人因儿子而败亡，君于是作诗以记下警戒。有一首诗说，近世大臣多因儿子而败亡，后来还跟着肥马轻裘，实际上就像桎梏、明窗和棐几一样；即使是山林隐士的话，听到的人也称许它贤明。起初君在群经中特别喜爱《春秋传》。当时给事中安成刘君孟、进士新安唐君弼在太学，诸生都以研习《春秋》而知名。先生偶尔派君跟从这两人学习科举文章，以求资助进取之路，但这并不是他的爱好。适逢京城乡试秋试，君勉强走进考场；落第回来后，笑着自言自语说：“区区科举文章，哪里值得拿来玷污我呢？何不把它抛开。”从此，对于经史百家的言论、历代帝王治理天下的法度，以及礼乐、兵农、天文、地理、律吕、星历，直到医卜算数等学说，他更加没有不研究的。至于典故沿革、世家爵位和里籍，从近代一直考察到我国开国之初，尤其详尽。他担心遗忘，凡有所得便立即抄录在册子上。从此大概完全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君自幼没有一天离开母夫人身边，后来远行分别，早晚思念不止。想回去，先生却不允许；他常常郁闷而不能自遣，时常在诗歌中发愤叹息。来到京师不久，便得了病。病刚痊愈又复发，在京师住了六年，生病的时间占了大多数。疾病发作时总是不愿见人，有人来问候，即使是亲戚旧交或父亲的朋友长辈，也很少能见到他一面。

译他只是困居在一间屋子里，每天关门焚香，把诵读和著述作为事情；即使盛暑热得像能熔化金属一样，仍不停地口头讲论、亲手校订。君只担心学业不能进步、姓名没入后世而无人知晓，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病重，快要死亡了。病再次发作时，喝药总没有效果。京师的医生大多拘泥于东垣、丹溪的学说，却不能领会其中精妙，用药往往不能收到近期效果。君自称深通医道，只是不能诊脉罢了。他大致认为那些医生庸俗，医生每次送药来，他多半怀疑而不肯服；即使服用，也不过几剂便停下。后来换了一个医生，仍然如此，病势几乎已经无法医治，而归乡的心情更加迫切。过了一会儿，先生漫不经心地让他回去，君十分高兴，早晚亲自整理行装，而且一天也不曾放下书本不看。身体日益瘦弱，但从事著述并不停止。疾病于是加重，恶化后去世，时间是弘治庚戌五月十三日。距离他出生的天顺庚辰六月六日，享年仅三十一岁。君治学，以积累思考、独自悟解为主；遇到疑问，必定思考。他专心思考时，有时整天凝然不动，像痴了一样，接着整夜不能入睡；即使在疾病呻吟之中，仍然苦心思索如常。他的身躯好像连衣服也难以承受，但勇猛精进，意志坚定不可动摇，沉潜钻研，直到死亡才停止。因此他的学问没有什么不曾涉猎，甚至佛教的书籍，也能完全了解其中的精微，间或拿出来给人看。有人触及他的机锋，他便放开言辞辩论诘问，像河水倾泻、海水奔涌一样，看不出有穷尽的时候。我常亲眼见到这种情形，即使是学问深于他的人，有时也难以应对。他的才思奔放迅疾而奇异强健，写文章多半不打草稿；在喧闹混乱、仓促匆忙之间，像没有经过思考一样，斜视一眼便起身，落笔如飞驰一般，片刻便写出几百字。诗歌雄健爽朗，善于运用典故；每当酒意酣畅、耳朵发热，逸兴突然发作，便拿起笔向人索取题目，一挥笔几乎能写成好几篇，里面常有前人没有说过的话。起初经过南安、华亭时，张汝弼任太守，一见便惊奇，称他为“小坡”，大概是把他比作东坡之后身。见识高明的人并不认为这是过分赞美。然而君一向谨慎自重，有所著作不肯轻易给人看，即使先生父子之间，也从未全部读过他的作品。大概内心用功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君去世后，侍史从两个大箱子里拿出他的遗稿，才得到杂文若干卷、古今诗若干首、《发蒙论》一卷，总共有几十篇。他所著的书名为《医史》，尚未誊写成稿的有四十六册，其他辑录的材料还很多，都来不及编成书。君唯独酷爱医家的书。《素问》一书宏大深广、内容浩博，但读者常感到难以理解；他间或阅读丹溪所作《读素问批驳凡例》，又加以补充订正，作为新的读法。他按照这种方法寻求理解《素问》，时间久了仿佛有所收获，于是探究它的源流始末，审察它的脉络，分章解释句子，只写成十几页。如《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等篇，多有阐发旧注中没有阐发的内容。先生曾经忧虑琼州偏僻在一隅，文献无从考察，常想从古今典籍中搜集与琼州有关、可以增广见闻的史实，汇集起来编成一部郡志，却没有实现。君恭敬谨慎地遵奉家训，每次翻阅书册，遇到可以抄录的内容，全部亲手抄下，日积月累成了几册，编上甲乙作为区别，准备带回南方，想用几年的工夫详细搜集、精密考订，以完成先生平日的志愿。琼州人士说，这部书如果完成，是本郡自有志以来从未有过的书。直到今天，大家都因为没有看到它完成而感到遗憾。他所谓《医史》一书，虽然没有来得及完成，但其规模和次序大致可以考见。看他的意旨，大概是忧虑世上的医生背弃古代医方和古法，只拿“医生应当凭自己的意念”这句话作借口，任意妄为，希望偶然碰对。因此他说：公输般不超出规矩却能工巧，师旷不超出六律却能聪敏，医术之道也是这样。必须先明白医法，然后才能谈论医者的心意；心意产生于医法，却也不能超出医法。舍弃医法而只谈心意，就会放荡无所拘束；舍弃心意而只谈医法，就会拘泥不化。即使不能完全正确，也不会相差太远。放荡就会无所不至，所以与其失之放荡，宁可失之拘泥。《素问》《难经》《本草》以及各位名医的著述，和他们行医的事迹，难道不是医家的规矩和六律吗？于是他上溯神农、黄帝，下至金代、元代以来，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并加以辨析。论说疾病而联系到国家的根本，以病证来说明政治；疾病一定要先医治人心，彰明医术一定要先明白义理。汇合众家的学说形成一家之言，其中也有史学的方法。因此把这部书命名为《医史》。书中有本纪、表、考、列传，大体如史家的著作。他认为《易》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由八而成六十四卦，易道于是完备。《易》主要用于卜筮，卜和医都是百姓生活所依赖、一天也不能没有的东西，它们的道理相同。《易》中有君子之道，制作器物时便崇尚卦象，所以空出一篇象征太极；设置两篇本纪象征两仪；四篇表象征四象；八篇考象征八卦；列传则象征六十四卦之数。本纪记神农、黄帝；表记五运六气、五药之类；考记医书、职官、医器、服食、摄养之类；列传则从岐伯、扁鹊以下，直到我国开国之初的各位名医。他已经为自己的著述意图作了序，又在篇末说：“我编写这部书总共四十八篇，七和八都是少数。老数会变化而少数不变，所以采用少数而不采用老数。这样说来，这部书最终不变，因而就没有用了吗？我们的道理走到尽头了，它的征兆大概已经预先显现。唉，真可悲啊！”他的《运气表》说：医家把六气错综配置在五运之中，是为了参验天地的机理，补救造化的缺失。运有五种，就是金、木、水、火、土；气有六种，就是燥、暑、风、湿、寒、火。天以六为节，所以六气经过六期成为一个完备的周期；地以五为制度，所以五运以五年为一周。五气调和，万物就能生长；五气乖乱，万物就会受苦。陆地上的生物由气产生，就像水族由水产生一样。生于水的东西会因水而生病，所以水清澈，鱼反而劳困；水败坏，鱼就生病；水有毒，鱼就死亡。生于气的东西会因气而生病，所以木气过盛，风气就流行；脾土受到邪气侵袭，百姓便患餐泄；火气过盛，炎热暑气流行，肺金受到邪气侵袭，百姓便患痰疟，水火也因此发生变化，甚至动植物也随之荣枯。所以说：天地的规律是，寒暑失时就会使人得病，风雨失节就会使人饥荒。又说：土地衰败，草木就不能生长；水势烦乱，鱼鳖就不能长大；气势衰弱，生物就不能顺利生长。

译圣人为此忧虑，于是观察天地的法则，把握阴阳，从远处取法万物，从近处取法自身，顺应八风的规律，处置五行的作用，推演运行于机式之中，考察变化于度数之内，从而制定运气之法。因此顺着事物的类别和次序，分别其主管部分，辨明其根本所司，调节气数的偏差，使它恢复和平的变化，使刚强之气不至于暴怒，柔弱之气不至于恐惧；天道既然顺畅，民气也就可以调和。五运适合于平衡，便不会危害人，各自成就自己的功效，互不夺取次序。这不就是所谓参验天地的机理、弥补造化的缺失吗？《左氏》记载医和的话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这就是五运六气的数理，大概同《大易》《洪范》《月令》完全一致。不是天下最有才智的人，谁能参与理解这些呢？邵子曾说：“《素问》对于医术的道理，可以说达到极致了。”他大概指的就是这类道理以及气运，它们如同历法一样。时间久了不能没有偏差；历法发生偏差，就随时加以修改，使它同天相合，然后寒暑才不会失误，日食月食也可以推知。自从有运气历法以来，已经有几千百年，历法的偏差不知修改了多少次，而运气之法却仍然照旧。就在一天之中，凉暖的气候也会不同；相距不过百里，雨天和晴天的情形也会不同。想拿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法来应对无穷无尽的变化，怎么能希望它彼此完全相合呢？所以敦阜之纪，未必一定会有大风雨，鳞虫也未必会出现在陆地上；委和之纪，未必一定天地凄惨，太阳也未必显得昏暗。姑且拿宋代来说，元丰四年，岁在辛酉，按照那一套方法推算，说是阳明司天，属于上商；少阴在泉，属于下徵，因此应当是天气干燥、地气炎热，运为少羽之岁，水运不及，名为涸流之纪。但这一年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同它所称的“涸流”之纪相反。有人以此诘难胡源源，他虽然竭力辩解，最终却也有不能强行掩饰的地方。《素问》中黄帝问岐伯说：“先生所说的年份气候，有不及和太过，并且在上天应合于五星。如今德化、政令、灾祸、变异，常常有不合通常规律而突然发生的，它们是否也会因此发生变化呢？”岐伯回答说：“承受天意而运行，所以没有无缘无故的变动，也没有不发生变化的事。突然发生的变动，是气相交而产生的变化，它不一定同通常的征应相合。所以说：只应合于常态，不应合于变异。”这本来是正确的。阴阳有胜有复，常态和变化总是相互因循，难道会完全只有变化吗？为什么后世常态越来越少，而变化越来越多呢？莫非也是年年积累一分差错，积累得越多便越严重；天每天都在更新，而运气之法仍然陈旧，天道向左偏移，所以它的征应难以考察吗？这并不是圣人的方法不足以验证，大概只是继承、编纂、著述这种学问没有合适的人。到了今天，这种弊病更加严重，忽略根本而在末节上详尽铺陈，舍弃大的原则而徒然牵强附会，弄得支离破碎，只庆幸偶然有一次应验，便把整套说法都视为神妙，难道不是大大的迷惑吗？拘泥的人甚至说：“某人在某日出生，某经患病，就用某种药治疗。”这就像按图索骥、胶柱鼓瑟一样，错误极其严重。所以程子说：“运气的学说，在尧舜时代十天下一场雨、五天刮一次风的时候，才用得上。”褚澄也说：“阴阳的变化有许多方面，很难穷尽；道术已经破碎，很难了解；书简编册不完整，很难作为依据。不如先讨论疾病，能够守住经脉的路径，根本依据人的实际情况，这才比较接近正确。”《素问》说：“知道要领的人，一句话就可以说完；不知道要领的人，流散开去便没有穷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代的名医之所以也往往把这一点放在一边而不加论述，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即便如此，体察天地、取法四时、辨别阴阳、顺应人的本性，其中的道理大概也有不能改变的。行医却忽略这一点，哪里够得上称为医生？于是我把它的大意论述编次出来，以备阅读考察。他的书中还有《三因说》，又有论述李明之不依准古方来治病的文字，都对世上的医术有所补益。《三因说》写道：“疾病有三种原因，这种说法由来已久。然而还有因于天、因于地、因于人的，难道只是内因和外因而已吗？”《周官》说：“四时都有疫病，春天患头病，夏天患疥，秋天患疟，寒冬患气逆上冲。”这不就是因于天吗？仲长统《昌言》说：“北方寒冷，那里的人长寿；南方暑热，那里的人夭折。”这不就是因于地吗？《韩诗外传》说：“国家政治无道，就会有厉风暴雨，夏天寒冷、冬天温暖，所以百姓多疾病，万物也不长寿。”《月令》说：“孟春实行秋季的政令，百姓就会大疫。”这些情况，难道不就是因于人吗？因于天的，医经有五运的方法可以治疗；因于地的，医经有五方的治疗方法可以疗治；唯独因于人的，医经有所缺失。我曾查求后世的方书，只有张子和、李明之略微谈到这种说法。子和说：“疟疾常常同暴虐的政治一同发生：有时暴政先施行，后来疟气受到感应而流行；有时疟气先流行，后来残酷的政令相应而来。政治清平的时候，百姓安定平静，所以疟疾常常少；社会扰乱的时候，百姓劳苦，所以疟疾常常多。”元好问为李明之所著书作序，说汴京被围五六十天，间或因饮食不良和劳倦而受伤死亡的将近百万人，当时都说是由伤寒导致；后来看到李明之辨析内伤、外伤以及饮食劳倦所伤的论说，才知道世上医学学术不明，误害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两种说法都对医术有帮助；但是医生只能在疾病已经发生后治疗它，恩惠较小；君主和宰相能够在疾病尚未发生前加以治理，仁德就大了。唉！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不应使百姓不患疟疾、不患疫病、不因饮食劳倦而死，难道不应使旁门小道和奇技淫巧不能借机施展自己的私惠吗？他论述李明之说：李明之曾说，古方同新出现的病势未必相合，所以他替人治病时，等候诊察脉象完毕，便断定说：“这是某种证候。”然后执笔开方下药，一切都根据临诊时的情况酌定，而不沿用旧方；他认为病证无穷，我也应当随之无穷变化，想用这种方法彻底洗去世间医生按图索骥、胶柱鼓瑟的固陋。汉武帝想教霍去病兵法，霍去病推辞说：“只看方略如何罢了，何必学习古代兵法呢？”古今形势不同，敌情变化无穷，如果不能通达变化，只拘守古法，那么想不至于全军覆没也很难了。

译霍去病可以说是懂得用兵的人，李明之懂得医术，怎么会同霍去病懂得用兵有所不同呢？然而从事医学的人不可能都成为李明之；脉象未必能像李明之那样精细，证候未必能像李明之那样审察清楚，却又仿效李明之的做法，任意放纵、杜撰妄作，不能治好人的病，反而使病情加重，怎么能保证一定没有这种人呢？所以如果没有李广那样的才干，倒不如遵守程不识的法度更好。像这样的论述有十几万字，言辞太多，不能全部记录。其中有一篇题为《发冢论》，大概取自庄子“诗礼发冢”的意思，而把名字托在“兀该拙卜古温”这六个字上，这是蕃语，译成华言就是“没有这个人”，是仿照汉赋中“亡是公”的例子。它的大意认为，古代政治简明、百姓淳朴，官职没有文武、内外的分别；后世政务繁多，文官和武官才开始分成两类；等到世道日益污浊，于是又分成三类。他说，分为两类，好比车有两个轮子，去掉一个就会脱离车辐；分为三类，好比鼎有三条腿，折断一条就会倾覆鼎中的食物。如今既然不能把已经分成两类的文武官合并起来，却反而想去掉三类中的宦官，难道不是很困难吗？中间又有辨析宦官读书和不读书的文字，大体像《汉书·韩安国》《王恢击匈奴议》等十几段；篇末又假设甲、乙二人互相辩驳，大略说：“甲同乙交情莫逆，却在内外、辞说和曲直上意见不同。乙说：‘男人阉割了就变坏，雄壮的马阉割了反而变好。’”人被阉割后胡须脱落，鸡被阉割后尾巴变长，为什么结果相反呢？甲说：人属土，身体属阳，而阴气在下体；去掉下体的势力，阳气就过于亢盛，所以变坏。马属金，身体属阴，而阳气在下体；去掉下体的势力，阴气就纯一，所以变好。人的外表属阳，内里属阴，阴气受伤而胡须脱落，是因为损伤了根本；鸡外表属阴，内里属阳，阳气受损而尾巴变长，是因为力量专注于一处。乙说：宦官没有胡须，医经认为这是因为去掉了宗筋，伤害了冲脉，血气不能再充盈，皮肤内部凝结，唇口不能得到滋养，所以胡须不能生长。然而甲的说法不对。胡须有无，是上天用来区别阴阳、区分内外的。首楞严经列有十官的名目，紫微帝垣中又有宦官之星，难道都一定是因为去掉宗筋、损伤冲脉吗？乙说：宦官可以除去吗？甲说：宦官是祥瑞，祥瑞怎么可以除去？乙说：他们污损君主的德行，扰乱朝廷纲纪，残害忠良，涣散百姓之心，丧失天下，这样的东西还称为祥瑞，什么才算妖孽？甲说：自古开创基业、传下统绪的君主，为此作防范维持的考虑，已经极为周全了。继承这些事业的君主，只要不是极端无道，国势就不容易动摇。虽然气数已有归属，但如果没有人借此造作，荧惑星降下精气，化为宦官，凭借城池和社稷作为依托，人们也不能战胜他们，于是天下便乱了。然后才会有“瞻乌爰止”，天命重新更替。譬如猛兽，万物没有谁能触犯它，却反而被毛间的小虫困住，最后死于这些小东西。因此汉朝兴起时，是赵高蛀空了秦；魏代建立时，是宦官蛀坏了汉；梁朝篡夺时，是北司蛀坏了唐。秦的赵高、汉的常侍、唐的北司，正是汉、魏、梁的祥瑞。上天降下祥瑞，是兴国的吉兆，又怎么可以除去呢？乙说：国家将要兴盛，固然有祥瑞；但齐宫中的刺杀、投河的羞辱，以及千百人全被诛杀的惨祸，难道人生也不幸成为祥瑞吗？甲说：宦官从粪壤之中起身，却能使自身登上云霄，可以做将军，可以做宰相，可以成为圣人，可以成为贤人，可以成仙，可以成佛，大概没有什么位置不能到达。祸患是它的变相，祥瑞才是它的常态。君子只谈常态，不谈变相。乙说：请让我听听其中的道理。甲说：宦官在内掌握禁军，在外监视方镇；成功了奖赏总在前面，失败了惩罚却不及自身。不能让他们做将军、参与帷幄谋划、把国家命运托付给他们，因为他们扰乱天下却不承担责任；也不能让他们做宰相。谄媚的子贡，逢迎讨好，竟把自己比作伊尹、霍光；登座讲《易》，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圣贤之中，这种人不能因为贤能而亲附。白日飞升，违逆他的人活着便进入地狱，这种人不能称为仙，也不能称为佛。有时他们又能够废黜、安置别人。人主呵斥他们，天子于是便可以成为上帝了。即使他们衰败凶恶、顽固不化，最终也会走向灭亡。但他们又足以快慰天下人的心，宣泄上天和人的愤怒，成为兴王的资助，留下后世的戒鉴，也并非只有祸害。那又有什么妨害呢？这样的议论也有几千字。君曾对我说：“我写这篇议论，不过是痴人在说梦中之事。”做梦的人固然痴，哪里知道听别人说梦的人也未必不是把说梦者当成痴人呢？天下的事情，人心一旦有所蒙蔽，便常常把丑恶当作美好，把错误当作正确，把祸害当作利益。古人不是说过吗：“箕糠迷住眼睛，天地四方就会颠倒位置。”自以为自己的看法正确的人，被自己的见解蒙蔽，只看见自己认为正确的地方，而不知道其中的错误；别人一切说法，统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如果不是替他作论辩的人反过来探究他所预料的事情，指明他所相信的内容，把他所期待的结果推到极端，把正反两方面都彻底说尽，凡是他用来为这种事情辩护的理由，预先一一替他说出来，那么，如果还只是让他自己说，又哪里足以使他醒悟呢？我写这篇议论，意思大概就是出于此。即使如此，天下可以议论的事情很多，为什么偏偏议论这一件呢？因为殷代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所以才这样。君又曾写文章辨析公山不狃不是叛乱者，文中说：“公山不狃凭费邑叛乱，召请孔子，孔子想前往。程子说：‘圣人认为天下没有不能做的事情，也没有不能改过的人，所以想前往。’然而，弗扰的叛乱，是叛季氏，不是叛鲁国。在封疆之内，谁不是君臣？大夫跋扈，家臣起来驱逐他，以此振兴公室，季氏怎么能把这称为叛乱呢？等到仲尼在季孙氏那里任职，将要毁掉费邑时，不狃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大概没有明白圣人的志向，妄自行动而招致罪祸。他出奔到吴国，吴国将要讨伐鲁国，向叔孙辄询问。叔孙辄说：‘鲁国有名义却没有实情，讨伐它一定能达到目的。’退下后把这话告诉不狃。不狃说：‘这不合礼。君子逃亡，不到仇敌的国家去。还没有成为臣子，却要讨伐它；如果奉命逃奔，死在那里是可以的。既然有所依托，就应当隐忍。况且一个人的行为，不能因为厌恶一个地方就废弃乡土之情。如今你因为一点小小的厌恶，就想覆灭自己的宗国，不也太难了吗？如果让我率军，我一定推辞。吴王将要派我去，吴王问不狃。

译不狃回答说：‘鲁国虽然没有可以与之共立的人，却一定有可以与之共亡的人。诸侯将会救它，现在还不能达到目的。晋国会同齐国、楚国一道辅助鲁国。鲁国是齐、晋的嘴唇，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这是君所知道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救它？’吴国讨伐鲁国时，不狃率领军队沿着旧日道路，从险要处进入鲁国，因此没有造成危害。不狃作为一个因叛乱而逃亡的人，内心尚且能这样想，远比一般人贤明。公山不狃如果不是叛乱者，孔子想前往本来就是应该的；对于佛肸，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最终没有前往呢？回答说：不狃想振兴公室，也就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扶助王室。至于其他情况，议论大多与此相类。不狃占据费邑发动叛乱，并没有召集叛臣逆党，反而来召孔子。如今有人有一件不合道理的事，乡里有自爱的人，他尚且不愿让对方知道，何况还以叛乱之名，怎么敢来召请我们的夫子呢？一定是他的志向另有所在，他的话中一定有可以执持的意义。圣人看待天下，本来认为没有不能做的事，也没有不能改过的人。他的操守至坚至白，不受一点玷污，怎么会去帮助叛乱之事、结党支持大恶之人呢？因此其中一定有值得谅解的地方。孔子说：‘那个召请我的人，难道只是没有别的意图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周道在东方复兴吧？唉，叛乱的人能够改过自新、归顺效忠的，已经很多了；如果想借此在东方兴起周道，那么对他的期待也太高了。有人说：子路担任季氏的家臣，于是毁掉三座都城，本心无非在于公室；即使不狃有这样的心，也本来就是子路所希望的，他却仍然不高兴。为什么呢？回答说：风俗改变人的力量太厉害了。王室衰微，诸侯横行，做大夫的不敢忠于王室；诸侯衰弱，大夫放纵，做家臣的不敢忠于公室。因此苌弘兴起，周朝史官却记载贬斥他；家臣为主人死党，天下人反而都认为贤能。当时的列国中，鲁国号称秉持礼义。鲁昭公十二年，南蒯同公子憗谋划驱逐季氏，昭公也参与其中。南蒯乡里有知道这件事的人，叹息说：“身为家臣，却要由国君来谋划驱逐他，难道还有这种事吗？”等到昭公讨伐季氏，叔孙氏的司马说：“我是家臣，不敢过问国家之事；救季氏，而昭公出奔，则……”这说明全国的臣民只知道忠于自己所侍奉的人。当时的诸侯中，齐景公算是贤明的；南蒯逃到齐国，齐景公问：“你是叛乱者吗？”南蒯回答：“臣是想振兴公室。”子韩晳说：“家臣却想振兴公室，这是罪过中最大的。”这就说明天下诸侯已经不把背叛公室当作罪过了。风气彼此煽动，上下互相仿效，背弃公室、为私党而死的心思日益强盛，爱护君主、忠于国家的念头逐渐消失，以致君主孤立在上，大夫在下强横；公室想振兴却不能，篡夺、弑杀、削弱的祸患在世上接连发生，即使是圣门的高等弟子，有时也来不及察知其中的错误。所以颛臾靠近费邑，冉有却发动战争，孔子想前往，子路不高兴。这不过是一时风俗对人的影响罢了。那么，叛乱难道不算错误吗？回答说：“臣子背叛君主，当然不可以。但如果目的是振兴公室，就还不能过分责难。”后世王莽、曹操、刘裕、萧衍之类的人，他们的党羽中有人起兵想诛杀他们，君子本来是赞同的。过去安禄山多次责问颜杲卿：“我奏请任命你为判官，不到几年又破格升到太守，我哪里辜负了你，你反而要反叛？”颜杲卿说：“天子哪里辜负了你，你反而要反叛？我家世代都是唐朝臣子，官爵都是唐朝给予的；虽然是你奏请的，难道就会跟着你反叛吗？我为国家讨伐贼人，只恨不能把你砍成万段，这哪里叫反叛？”安禄山不能反叛，颜杲卿说得对，那么季氏难道能叛乱吗？公山不狃啊！不狃不是叛乱者，孔子想前往本来就是合宜的；对于佛肸，也同样如此。那么为什么最终没有前往呢？回答说：不狃振兴公室，也就是齐桓公、晋文公扶助王室的事情。其他议论大多与此相类。君去世时，同父异母的弟弟京才三岁，所生的两个儿子，长子□仅五岁，幼子甸也三岁。当时先生年事已高，大概不能承受宗族后继无人之痛。得到君的著作后，他不忍读完一页。天下的士大夫，无论认识君还是不认识君，没有听说此事而不悲痛的。君一向喜爱俭朴清素，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日常奉养大多如同寒门士人。年轻时不肯穿新衣，客人到来，吴夫人强迫他，他才穿上；客人刚出门，便急忙挥手让人脱下。有的人问他原因，他说：“没有别的，只是我特别厌恶华丽罢了。”他淡泊的性情，大概从幼年就是如此。面对利益而顾念道义，无论辞谢还是接受，不论事情大小，都一定谨慎。方伯陈公士贤，是先生主持会试时本房的门生。因君北行，送给他白金二锭，派人传话说：“我一生从不馈赠别人，只因为是老门生的缘故，所以破例这样做。郎君千万不要推辞。”君因他的话而惭愧，不肯接受。陈公自觉失言，急忙反复道歉，多次往返劝说，君最终还是不接受。陈公叹息而停止。君治家严明而有法度，家中奴婢数百人，见到他都凛然敬畏，没有一个敢随地涕唾。与人交往真诚率直，没有钩心斗角；是非分明，毫不回护。但他刚正而缺少宽容，遇到不平之事，常常激动地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有时遇到别人一句话不合自己的意思，便两眼向左右看，好像寂然无闻；严重时径直离开，不再理会。他不善于模仿当时风俗中俯仰逢迎、委曲求全、巧言媚人的姿态，厌恶它如同仇敌，绝不再同这种人说一句话。他常常自我责备，认为自己过于激烈，却最终也不能改变。然而他外表虽然严厉刚毅，内心却有恻隐之心，常想修续先曾祖思贻公掩埋暴露尸骨的旧事，往往施恩于不会报答自己的人。北来时，曾有一夜住在会通河的船中，梦见来到一处江岸旁，有一座古墓，墓土被水冲蚀，棺椁和墓石全都暴露出来，而且缺少一边。第二天经过一个地方，竟然完全像梦中所见。他急忙命徒役用土掩埋，仍想寻找纸钱和酒浆前去祭奠，但船已经不能停留，仍因来不及祭奠而感到遗憾。他所娶的韩氏没有儿子，抵达京城后，先生深思延续后嗣的事，想替他纳妾。君因为结婚不久，感情上有所不忍，于是坚决拒绝。阁老徐先生听到君的话，把他叫到面前，以义理责备他，再三申论，君才勉强听从，纳徐氏为妾，生二子三女：其中某子由韩氏所生，君来京后二年夭亡；某女由媵妾某氏所生。这个孩子现在九岁，某女由徐氏所生，现在五岁。唉！凭先生的仁德，却不能使君长寿；凭君的贤能，却不能使自己长寿。苍茫的上天啊，我又能到哪里去责问它呢？假使上天稍微多给君一些寿命，他所成就的事业应当远远超过常人，如今却只到这里，难道不只是君本人和一家人的不幸吗？我跟随先生学习的时间最长，同君相处也十分融洽快乐。

译先生间或曾向我讲述君年轻时的事情，每一件都清清楚楚，令人敬重。君病中又亲手写下自己一生立身行事的大要，临近去世时准备拿来交给我，却来不及同君诀别。他的意思大概是有所托付。君去世已经超过一年，灵柩也运回抵达琼山，但他的美好德行还没有在幽冥之中得到彰明，我亏负这位良友太多了。感情上虽然不忍书写，义理上却不能不写。因此根据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事情，以及从君的乡人那里得到并认为可信的材料，编次成这一篇行状。凡是君的世系、言行，以及他的著述中有关世道人教的内容，都记载在这里。谨慎地抄录下来，希望向当代善于立言的人求取墓志铭，以舒解先生晚年的悲痛，也用来安慰君在地下的英灵。文字繁多而不敢省略，大概是专门等待后人加以删削润色。弘治四年六月十二日，友生蒋冕撰写行状。《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墓文》六。文苑。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张公墓志铭【莫如忠】。我们郡里有一位张玄超先生，在文坛上声名远播，士绅儒生传诵他的义理已经很久了。他去世时，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没有不赶来凭吊的；大家都抽泣悲伤，哀悼这位哲人早逝，并产生了追思典范的感情。先生的孙子孝廉君笃守孝道，继承祖业，害怕祖上的德行渐渐湮没，又痛惜父亲九韶君早逝，来不及为祖父宣扬美德，于是擦干眼泪来拜访我，带着太史唐元征所写的行状，请我作铭。因为我和先生一向交好，能够了解先生，我怎么能推辞呢？于是叙述说：先生名之象，字月鹿，另一个字是玄超，别号王屋。先世有铁一，自严陵迁居上海龙华里。铁一以下，七世祖杰任余姚县令，八世祖地任莱州府同知，后来先生的祖父萱任湖广布政司参议；九世祖、先生的父亲鸣谦任顺天府通判，以及伯父鸣岐任博野县令。家学渊源深厚，名门显宦世代相继，显得格外兴盛。先生年轻时就显露出颖异才华，父亲文洲公和母亲李宜人都非常疼爱他，认为使张氏兴盛发达的一定就是先生。先生本来就博览群书、卓尔不群，对一切像蜉蝣蝼蚁般短暂的世俗荣华都很轻视；成为诸生并从国子监毕业后，多次应试却没有中第，于是感慨叹息说：“难道命运真是上天不肯成全吗？张子难道会一辈子困顿吗？难道不依靠权势而显扬的事业，就不能不朽吗？”从此闭门苦读，专心研究古学，致力于广泛总括群书，包罗百家，撰成一家之言，与天下士人另立旗帜、并驾驰骋，这确实是伟大的事业。等到他潜心积虑，长久之后达到神妙的境界，时常把心得发为诗文。他的诗典雅冲淡，寄托深远，具有魏晋风骨；他的文章宏博深厚、奥妙富赡，出入于西京、东京的文章传统之间，不写晚近文人的语言。至于他舒展口才、纵目观察，考据前人见闻，剖析疑难，即使当代宿学也都自认为不如他；哪怕只有片言只字流传给好事者，也没有不被看作价值连城的宝物、争相购买以为奇珍的。这些是先生一生建立功业中最显著的部分，确实足以不朽。然而他性情放纵不羁，因游宦而困顿，接受俸禄出仕，任浙江藩司幕僚，并非他的志趣。当时各位监司和高级官员大多敬重先生，降低身份礼遇他，不愿用簿书事务烦扰他；先生也因此能够趁时休暇，戴幅巾、持竹杖，驾一叶小舟，在武林山水各处名胜中啸歌，以“吏隐”自称。不久，适逢某御史施行苛政，强迫先生任职，先生不能接受，于丁卯年毅然弃官归去。归来后闭门谢客，家中常常一贫如洗，他却很安然，并决心一定耗尽一生精力完成所撰著作；有时把群书铺满案头，天天研读探讨，直到连坐席都无法铺开，面对客人只是默然席地盘腿而坐。晚年在秀林山麓选择地方筑屋。那里有许多奇石、险泉、烟霭笼罩的门、月光照临的台榭、丛生的竹子和茂密的树林，因先生而更加成为胜境。先生从此更加远离城市，有司以宾客宴饮强邀他，他只去一次便谢绝，再也不去。他所著的书有《剪防》《翔鸿》《听莺》《避暑》《题桥》《猗兰》《击辕》《佩剑》《林栖》《隐仙》《秀林》《新草》等集。他所编纂的有《诗学指南》《韵苑》《连珠》《韵学统宗》《楚语》《楚范》《楚林》《楚翼》《赋林》《七萃》《太史史例》《史记发微》《新旧注盐铁论》《唐雅》《回文类聚》《诗纪类林》等，编纂的著作多得难以一一记载。他所交往的都是天下贤士豪杰，如前辈金陵顾中、翰林蔡九逵、翰林文征仲、太学王履吉，都是先生恭敬师事的人。至于金陵许太常仲贻、家乡徐奉化伯臣、翰林何元朗、祠部何叔毗、太学董子元、太学朱邦宪、吴兴宪副茅顺甫、济南宪副冯汝言、东粤工部欧桢伯、秘书黎惟敬等人，凭借雄健文章和高雅声调，像埙篪合奏一样名盛一时，没有不推重先生、与他交往并称誉他的。四明的翰林丰存礼天才豪放，意气高傲，很少称许别人；但他吟诵先生的诗，击节赞叹其好，持续了很久。武林的宪副方思邂逅先生时，天还未亮，在太学廊舍听见先生说话，感到非同寻常；等到后来从容相见，便欣然结为朋友。古歙人许维桢听说先生的名声，当时正要进京，便前来拜访。先生还没有起身，他就直接叩拜在榻前；一见面谈得投机，便握手如同平生故交。先生受到各位名流如此敬仰。先生平素相貌丑陋而且伛偻，好像衣服也承受不起，但修养自身、居家处世，举动都遵循古训。他曾痛恨世俗之人谄媚依附权势，反用傅咸的意思，写了《叩头防赋》来表明志向。又痛恨后来的俊秀文士谈诗时多以今人错误的说法歪曲古人，于是写《谈艺篇》规劝他们。他平时评论人物是非，刚正不阿，从不向横暴豪强之徒稍作屈从。遇到志趣相投的士人，便虚怀接纳，不断为其延誉。乡里有不平之事，他慷慨仗义，亲自出面主持公道；若不能解决，有时整夜愤懑叹息而不能入睡。族人因贫困要把女儿卖给豪门，他倾尽钱财到官府诉讼，一定要把女子要回来才罢休。翰林何元朗的遗孤被狡猾的奴仆反咬，他挺身而出尽力援助，最终依法惩处了奴仆。他所认识的董子元因有才华却未能做官，先生匍匐前去吊唁，哭得失声，听到的人都为之感动悲悼。这又是先生深厚交谊中一个重要方面。此前，巡抚陈我渡、廉行谊为他申明并非妄人，并下檄令有司以先生学问品行都很优秀，给他的门楣题匾。巡按邢知我巡行部内到松高时，几次想起他在乡里的义举，便为他置办了若干买山的钱。到先生去世前一年，上洋县令颜君商议修纂县志，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便以礼聘请先生。先生当时已经卧病，颜县令的诚意更加深厚，先生于是抱病前往，经过两个月书稿完成。志书记载广博雅正，体例精密详尽，当时人都把它看作实录；先生从此也没有再起床，大概是想以此完成自己的志愿吧。先生去世那年是万历丁丑年正月初一，距离他生于正德丁卯年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一岁。妻子唐氏，墓在望湖泾原野，择定于这一年四月二日下葬，将打开唐孺人的墓穴与他合葬。先生有七个儿子、五个女儿、十四个孙子、九个孙女、三个曾孙、三个曾孙女，都聪慧出众、温婉和顺；长子云门、孙子齐颜都考中乡荐，其余人在学校中奋发求进，振兴家声的人才济济不绝。各人的姓名、婚嫁情况，都详见太史的行状，这里不再记载。唉，先生凭借宏大的才华和博雅的学问，声望在当时十分隆重；如果他稍稍压抑自己、降低身价来迎合世俗，难道一定要等到后人，竟不能在当世求得再次任用、建立伟大的功业吗？

译他从二十岁开始执笔作文，一直到白头，却又不能将一篇文章进献公车，也不能满足人们求取掌故的愿望，实在令人悲痛。然而当整个世间正致力于夸耀权势才能的荣耀时，先生却独以鸿篇巨制、放笔写成如美玉般的文章，成为文坛所仰望的人；同那些羞惭地怀抱官印、戴着高高尘冠奔走的人相比，一旦相互衡量，先生正是父母所说的能够振兴宗族、把福泽赐给后代的人。究竟谁取得的更多？应当会有能够辨别的人。我于是论述编次我所能知道的，以作墓志，并系铭文说：器物没有固定的容量，玉器毁坏而瓦器保存；树木有所依托就能茂盛，苍蝇有所附着便成群飞奔。那卓然明达美善的人，尊贵并不在于官位高低；学问穷究幽玄，思想深入妙境。既咀嚼花朵般的精华，也探寻它的根本；纵横驰骋于《楚辞》与雅正文章之间，搜罗经典古籍。掩映前代士人的文采，给后世子孙留下典范。安居在简朴屋舍，涵养和气、保全淳厚；他的文章如雾中隐现，他的变化如泥中潜伏的蛟龙。勒石铭刻于幽宅，使泉下之地永远增光。故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大壑何先生碑铭【莫如忠】先生名良傅，字叔毗。他的先祖居住在陶地，宅第和仕宦都很显赫。高皇帝时，从先生的高祖志清开始，先生家族入赘到柘林李氏家中。子孙繁衍众多，于是成为当地著名的姓族。传到先生的父亲静轩。静轩生了三个儿子：长子良佐，任光禄寺署丞；次子良俊，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最小的就是先生。先生汇聚英秀才华，后代声名远扬。幼年聪颖明睿，很早就学有所成；广泛综合学问，选择贤者交友，立志著书立说。童年时便补为博士弟子员，县令永丰双江聂公认为他奇异，召到门下，借以激励诸生。少年时参加京畿考试，二十岁时以贡生身份赴京。建康东桥顾公、关中西玄马公与他忘年交往，争相为他延誉。庚子年考中乡荐，辛丑年考中进士。分宜介溪严公当时在礼部主持考试，阅卷时看到先生的文章，高兴地说：“这是吴下兄弟中有名的人，干将、镆铘两剑中的一把终于来了。”当时，先生确实和在内翰任职的兄长才名相当。后来兄长考察选拔孝廉，先生和他像骏马并驾齐驱、英姿互相映照，受到各位公卿赏识，其中必然有兄长。因此兄弟所到之处声名极盛，人称“二何”。先生初次做官任行人，两次出使宗藩，礼仪周全而没有辱使命。升任刑部主事，以儒者学养修饰吏治，审理案件多有平反。改任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升任祠祭司郎中。他谨慎遵守章程，清除浮靡，振兴积弊。过去祠祭司所管的事务，往往牵涉权势之家。先生想加以裁正，但大官阻挠，使他最终不能实现志愿，于是叹息不已，鉴于周任“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的警戒，也仰慕高邴生轻视仕途游宦的操守，便上疏请求离职，交还官印说要归乡。当时四十七岁。京城通都的士大夫，下至乡里百姓和车夫仆役，都认为这件事难得一见，说古来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这就是先生出仕和退处的大概。有人认为，行人多是接近皇帝的官职，而先生却只做郎官；别人仕途最终显贵于京城，先生却自投闲散。那些一心求进的人终身困在郎署，先生却一天也没有久留，于是怀疑他仕途穷通的遭遇是因为违逆时俗。然而追究他恬淡少欲的本性，实在是天性如此，所以能够视荣名如脱鞋，甘心退处。饮食宴乐，只少量取用世间资财，借酒曲寄托沉郁，托身于佛道两家以逃避名迹。先生的高雅情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五十四岁时，因病在正寝去世。相知好友传来讣告，都感动流泪。山阳文学写哀辞，悲伤这位哲人早逝。大家相互商议说：“先生品行高雅仁厚，气度宽广，远离机心、顺其本性，不嫉妒、不贪求，答应的事一定守信，见到正义能够果断实行。总括他一生的操守，德行从未越过规范；可是仕途未能究竟，施展才华的年寿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长久。” 他的长子来叙述父亲的事迹，遗留下许多美好的品行。真正能够不朽的，确实只有美好的名声；如果不借助碑铭，怎能彰显潜藏的光辉？于是刻碑作铭说：啊，美好的何君，义声和声望绵延显盛。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懂得幽玄，也懂得沉默。他的行为合乎规范，他自身誓守正直；坦荡荡的君子，践行正道终将吉祥。可是没过多久，上天竟吝惜不肯留下这位光明之人。他既遭受困厄，又被夺去了生命。谁说残缺之事在道理上也能圆满？那么为什么让后人来请我把铭文刻在这块玄石上呢？陈山人墓表【徐渭】海樵陈山人鹤去世六年，正值嘉靖乙丑年。他的儿子广西都指挥佥事某，准备在这一年春二月初十，把山人安葬在某地，与山人的妻子胡安人合葬；并打算向湖州的茅副使坤请求墓志，先把行状托付给柳君文。到了这时，因为安葬的事情耽误了去湖州的行程，又因为我和柳君先后都得到过山人的友谊，平日相互珍重文章、铺纸执笔直到早晚，或许可以称为山人的知己，所以他又让我为山人作墓表；可是柳君所写的行状也收束起来没有拿给我看，并且说：“一定要按照行状来为我的父亲和母亲作墓表，怎能从中得到了解我父亲的依据呢？”唉！都君的志愿确实很好。至于上天为什么放任山人自由发展，岂只是我不能了解，即使山人本人也无法测知其中缘由。然而如果说我完全不了解山人，当然也不对。山人生来聪颖过人，十多岁就知道爱好古书，购买珍奇书籍和名人法帖，昼夜不息地诵读浏览。十七岁时，才按旧例承袭祖父某人因军功所得的官职；这个官职原本是百户。山人本来不喜欢手执马鞭、弓箭，不愿以此显露自己，因而背负平生志向；后来突然郁结成疾，患上奇病，多种治疗都没有效果。山人便自己学习医术，时间久了洞察病理，于是亲自为自己诊脉，病了七天就痊愈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不久，他放弃原来授予的官职，穿上山人的服装；有时出门访友，神情气度奇异秀逸。我从路上远远望见他，还以为是仙人。过了几年，我才在外甥萧家与山人相会；酒喝到兴浓时，山人起身跳舞，随后又坐下歌唱、长啸、说笑，满座宾客都为之倾倒。从此我多次拜访山人，看见他面对客人谈论时，言辞贯通万类，儒家、道家、佛家学说都能凌驾纵横、恢宏阔大，足以震动当世学士；而他所创作的古诗文、骚赋词曲、草书图画，都能充分仿效各家名手，并且间或发挥自己的意趣，精妙卓绝。他用来自娱自戏的内容，即使琐碎到吴地歌谣、越地曲调，道教青词、佛教梵唱，巫师史官的祝祷咒语，船歌菱歌，伐木号子、搬石号子，挽歌、驱傩之歌，侏儒和乐工的表演，万舞和偶戏，投壶、博戏，酒宴中的酒令筹码，稗官小说，以及四方各种语言，凡是乐师、盲乐工口中诵唱、手上演奏的东西，一旦兴致来临，他都亲自表演，没有不把姿态和腔调发挥到极致的。因此四方人士每天都到他的门庭，所有当时的豪杰、贤士、贵族、官员以及各家异派之人，无不仰慕他，希望得到山人的片纸只字，或者能够望见他的容貌、与他交谈一次、共饮一杯，便认为是幸运。即使远在滇地、蜀地，也有人时时前来；不能亲自到的，也庆幸能寄信托付交往，每隔十天半月积下的信纸就装满箱子。

译山人又喜欢提拔贫困的士人。士人有时前往四方，也一定借山人的片纸只字去打动豪贵之人。每逢山人饮酒，远行的人、过路的人都举杯拿着酒食，带着笔和白绢前来。山人便捋着胡须，握笔片刻挥洒，一次写下许多幅，累积起来长达数十丈；满足各人所求之后才停笔。他往来的书信应酬，客人的去留，眼里留意、心中记住，口头应答、亲手书写，又夹杂着前面所说的议论和游戏之作，一时纷然陈列，灿然完备。于是车马仪仗更加汇集，诸司大官、郡县长吏和奉命出使的人，有的还没有去拜访乡里的士绅，便先来拜见山人；即使山人当时卧床未起，也有人前往榻前见他。各位官员既惊异于山人高逸的姿态，又见他举止自如、雄谈阔论，夹杂着嘲笑讥评，无不气势折服、心中陶醉，愿意与他建立深交后才离去。像这样居家交游，总共持续了三十年，后来山人一到金陵，寄居四年便没有再回来。唉！山人年轻时游历金陵，将要拜访尚书顾公，顾公前一夜梦见李白，等到见到山人，原来就是山人，于是两人结为深交。如今为山人入殓并极尽哀痛哭吊的，是孙公；他的官职又都是尚书，难道山人始终与金陵有缘，本来就自有定数吗？唉！山人的妻子是胡安人，比山人早几年去世，原是胡公这个千户的女儿。胡公性情方正严肃，没有儿子，便把女儿当儿子教育。因此胡安人贤慧而有才，往往能够帮助山人。山人虽然外表豪放不拘，但侍奉父母极其谦抑敬畏，与弟弟们相处如同兄长姐妹般和睦亲爱，周济贫困者，从不问自己有没有余力。至于安闲饮宴，从没有空过一个夜晚；调制饮食、缝制内衣，时时都能做出新巧的样式，安人没有不从旁协助、随时办成的。于是山人在家中成就了孝友的品德，在外面也更加能够尽情施展胸中抱负、驰骋于一世。因此我曾说，山人的气概雄伟豪迈，超过那些贵游子弟，像东方朔；才思敏捷，像刘穆之。他从事琐细的技艺和游戏时，忽然整顿衣冠，谈论义理、辨析世务，又很像曹植得到许淳称许的情形。不过史书说刘穆之的妻子曾剪发换取饮食，这一点虽不像山人，但由此可以想见她的贤能。东方朔多次购买长安女子，没有听说他的妻子嫉妒；他还割肉送给妻子细君，心情非常欢悦，这也和山人夫妇颇为相似。若要把山人百般才能全都列举出来，真像大海酿成高山、山岳负载大海，那么东方朔、刘穆之、曹植三人各有所短，而山人独自兼有他们的长处。这就是所谓上天任其纵横，即使山人本人也不能测知其中缘故。难道凭我的浅陋，就能说自己完全了解山人吗？所以我略述我所能知道的，来答复都君的请求。都君在朝廷举行祭奠时，应当把我的墓表和柳君的行状一并告知山人；如果其中稍有异同，山人自己应当能够知道。中顺大夫陕西按察司提举副使何君墓志铭【孟洋】孟洋说：我读《伯夷传》，其中说“天道不与善人”，我认为这话不对。如今看何子修学问、努力践行，却早早死去，这又是什么过错呢？我哭悼仲黙的第二天，他的遗孤拿着门人樊鹏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墓志。悲痛啊，悲痛啊！先生了解我，难道只有我不了解先生吗？仲黙，现在我就为你写这篇墓志。何君名景明，字仲黙，号大复山人。高祖太山从罗田迁居信阳。太山生海，海生鉴。鉴凭阴阳术数被县里征召，任典术。鉴有五个儿子，其中信者被封为征仕郎、中书舍人，读书善于吟诗，号梅溪公。信者有四个儿子：长子景韶，任东昌通判后去世；次子景旸，任安庆通判；次子景辉，最为年幼。何君秀美清瘦，深沉敏捷而有分寸。八岁就能写文章，十二岁随梅溪公在陕西渭源、临洮任所游历，守臣听说他的奇才，召入馆舍，非常喜爱，命老师教授他《春秋》。几个月后，他就能讲说《春秋》，老师于是辞谢而避开，不再教他。梅溪公回家后，他又跟随兄长学习《尚书》。学习《尚书》才九个月，弘治戊午年，便凭《尚书》考中河南乡试第一名。己未年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于是游学太学。祭酒林公也非常喜爱他，何君赠诗赞美林公。壬戌年考中进士，按进士惯例改任庶吉士；何君独因不喜欢私下拜访请托，没有和其他进士一起请求留京。他娶张氏，张氏两年后去世。当时，关中的李献言、济南的边廷实以文章雄视京城。何君前去拜访，和二人谈得投机，于是他们都改变文风而崇尚古文。从此以后，执笔作文的士人往往追随秦汉文章的风气。甲子年考选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奉命出使南方，回来经过家门，又娶唐县王氏。这一年是正德元年。刘瑾察觉何君的气节，知道只有大臣能够与自己抗争，于是上书各位尊贵大臣，说他们应当振作自立、削弱刘瑾的权力。那些尊贵大臣都厌恶、忌恨何君。丁卯年，何君害怕祸患牵连到自己，借病辞职，回到郊外居住，著述了一年。刘瑾把所有在家养病的官员都罢免了。戊辰年，何君被免职。己巳年，梅溪公和李太孺人相继去世，何君哀伤过度，身体几乎不能支撑。辛未年冬天，何君因阁老李公推荐，再次授任中书舍人，入值内阁，兼任经筵官。当时四方学士都希望结识何公，车马堵满门巷，即使元老巨卿也没有不想出于他门下的。钱宁想与他结交，曾拿着古画去拜访何君，请他题字；何君拒绝并题道：“这是一幅名画，不能损坏，不准题写。” 乾清宫发生火灾，何君应诏陈述时事，言辞义理恳切，但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丁丑年升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仍入值内阁。戊寅年升任陕西按察司提举副使，主持学校政务，崇尚严正，致力于振兴根本、革除士风积弊。起初稍有不适应，时间久了便安定下来，风气也受到振兴。起初何君只是以文学著名，等到主持学政以后，人们又都佩服他的才能竟达到如此程度。辛未年二月，何君因身体劳累、思虑过深，突然呕血，病势持续到六月，便弃官归乡。恰逢道路暑热更加剧烈，回到家六天，正是八月初五，何君去世。呜呼，令人悲痛啊！王孺人原来就有内疾，哀号痛哭，身体无法承受，过了十九天也突然跌倒去世。孺人幼年丧父，有相面者说她是贵人，来求婚的人很多，母亲总是不答应；二十二岁时，才嫁给何君，以贤德著称。适逢毅皇帝给两宫上尊号，她和李太孺人张氏一同受到封赠。何君侍奉兄长恭敬，能够顺从父母的心意；父母和各位兄长也唯独特别疼爱何君。何君一向不喜欢华丽奢靡，又不经营产业；任官所得俸禄，常常分给亲友故旧。归家后，他剩下的白银不到五十两，所在之处也没有携带土产，病势又已经危急。王孺人哭着说：“官职清贫，几个儿女还年幼，您如果有个不测，怎么办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译先生说：“你不要过分忧虑，只要不昧于天理就够了。”何君的朋友曾与人争讼，因此平时朋友很少；当他与朋友发生诉讼时，众人都不替他主持公道，何君却独自上书竭力争辩，为朋友申明冤屈。御史施某客死京城寓所，没有人能够替他收殓；锦衣官廖鹏是钱宁的党羽，送来丧钱和棺材，借此结交士大夫。何君说：“为什么要玷污我朋友在地下的名声？”于是拿出钱财为他办理丧葬，所有相识者也都出钱，按礼仪收殓完毕，随即退还廖鹏送来的棺材。他见到正义便勇敢实行，就是这样。何君天资聪颖奇异，爱好学习总觉得来不及，读书常常超过半夜；即使盛夏蚊虫叮咬、汗水浸透脊背，也不停止。近些年他略微放弃词章，曾说天下自有经世致用的学问，耗尽精力尚且不能穷尽，哪里有闲暇去做无益的文章呢？大概他经世的志向极其长远，如今中途受挫，实在令人惋惜！等到王孺人因哀伤过度去世，他其他方面的顾虑也更加坚定了。何君生于成化癸卯年八月丙寅日，去世时三十九岁。王孺人比他小两岁，生于成化乙巳年三月甲寅日。何君有三个儿子：长子夫聘娶郏县王氏参政君的女儿；次子登；还有三个女儿，长女许配袁氏之子，次女许配冯氏之子，三女许配张氏之子，都是王孺人所生。这一年十月初七，与典术公合葬在其墓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何君有文集、诗集、词赋合集若干卷，正在刊刻流传于世。铭文说：唉，何君归去了，谁夺走了你的寿命？即使夺走了你的寿命，你的名声也不会朽灭。女儿温柔美好，嫁给君子为妻，如琴瑟和谐，乐于与你同死。你的女儿婚嫁还没有全部完成，难道就没有深厚的亲族可以托付吗？不会使叔夜孤独。云旗雾驾凄凄而来，凤凰迟迟鸣叫，和声相随。看那高大的山冈，时阴时阳，灵魂就藏在那里，长久享受祭祀，永无穷尽。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游居敬】我到云南任职前一个月，太史升庵先生杨公寄来书信，并惠赠他所写的《海口碑》和《晏公庙碑刻》。我读他的文章，古雅深奥而华美，灿烂如珠玉，刺目动心，起身说道：“这就是秦汉文章的法度啊。”我幼年时就听说先生的名声，后来游宦四方，听士绅学士谈论先生博雅奇异，几乎说个不停。如今亲自验证，果然如此。然而我询问先生的起居和容貌，发现与往日不同，心里忧虑。又过了一个月，先生再次寄信，并惠赠《便民纂叙》一篇，文章的奇特博大仍同前篇一样，但光彩似乎稍有减弱。我心里说：“先生莫非生病了吗？”不久，先生派仆人来告诉我病情。我几次派医生诊视，医生又说：“这病无法医治了。”于是到了七月初六乙亥日丑时，先生在昆明高峣的寓所去世，是嘉靖己未年。距他生于弘治戊申年十一月初六乙丑日，享年七十二岁。我听说后说：“贤善之人陨落了。”为此悲伤哀悼了数日，吃饭也没有滋味。九月，先生的门人、安宁州学校生员丘文举等概述先生平生操守，向池南唐锜请正，来拜访我并请求说：“希望您为先生作墓志，这是先生临终将要下葬时所托付的事。” 我想先生是天下贤能博硕之士，我哪里足以辱没他的嘱托？然而我听说，先生是有道之士，为贤者树立表彰、为贤者建立声名是我的责任，又怎么可以推辞呢？于是按照行状，拟写其中的大要：先生名慎，字用修，“升庵”是他的号。四川新都人，是前太师大学士石翁某的儿子、督学留耕翁某的孙子。母亲夫人姓黄，家世渊源深厚，积蓄的祥瑞和显露的聪慧，并非一日形成。先生生来聪明异常，幼年所读的书，过目就能背诵。未到总角之年，便以诗歌成名，与李献吉、何仲黙等名公并称。祖父留耕翁常常认为他非同寻常。他对诸经古书无所不通，诸子史书、百家著作以及乐律方面的言论，读一遍就不会忘记。至于奇特的文辞、隐微的义理，那些别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他尤其用心钻研，达到精深境界。他写文章动辄数千上百字，提笔立即完成，内容都从经书进入史书，不沿袭他人的语言。正德丁卯年，四川乡试第三名；辛未年会试第二名；廷试赐进士及第一人，三次考试都居首选，名声与实际相称。任翰林院修撰，官阶为承德郎，更加专心于文章。三年考核功绩，同僚都称许他。担任经筵讲官，写了《大学正心》《论语君使臣臣事君》等讲章。丁丑年，武宗圣驾北巡，他上疏请求皇帝回宫。任两朝国史副总裁，文章典雅，被同辈推重。辛巳年校订礼典文献，在秘阁主持选取试卷，所取者多为知名士人，后来做到馆阁、台省官职的有好几人。修撰杨维聪、中丞陈讲，都是他取中的。今上嘉靖改元壬午年，他代皇帝祭祀南渎，写有《江祀编诗记》。学士玉溪张潮、秩官棠陵方豪都评论称许它。甲申年因议礼违背皇帝心意，被贬戍云南永昌卫，于是安然接受义命。因为天王圣明，他悔过自新。平日常吟诵古人的书，每天探究三代以来曾经见过的经史子集和百家言论，广博而能归约，精纯而不拘泥。有时发掘幽隐深微之处，有时采集精华；长歌短篇，铿锵如合于金石，写成记、颂、序、论、铭、书、赋、赞和杂著，不下千万言。他用这些来修养自身；有人来请教，不论贵贱，没有不及时回应，发出精要言论来教诲扶助群才。云南东西相距数千里，登门受业的常有成百上千人，其中脱颖而出、考中科甲、位居魁选的，都是盛多的吉士。先生又不因学问而骄人，藏才若愚，收敛辩才好像口拙；言语质朴而可信，容貌古朴而不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他与人交往，慷慨率真；评论古今，从不厌倦。因此士大夫乘车前来拜访，没有一天空缺。爱好贤者带着酒菜来向他请教，门下常常满是鞋子。云南人士和乡里的士大夫谈到先生，无不肃然起敬，称重他的品行和博物学识。前巡抚黄铁桥公、巡按郭公，为先生选择安宁州云峰书院作为居所。黔国沐敏静公把别墅给他居住。巡抚白泉汪公为他题写碑亭。巡抚、擢司防的箸溪顾公在高峣为他创建广心楼，并作歌记述；这些都是爱好德行之心的表现。先生居住云南时，泛舟昆池，登临泰华，游览苍山洱海，探寻奇景、吸取胜境，所到之处都有著述，人们争相视为珍宝。他又精通书法，一纸一字都被天下人争相摹拓，几乎流传遍宇内。名士、硕儒、谕德任少海，方伯孔文谷等，大多相隔千里而神交，寄信互通消息。他述古好文，直到临终也没有其他杂念。他大概接近古人所谓的豪杰了吧？去世那天，巡抚侍御吴右泉、黔国沐云楼以及藩臬各位大夫，都来祭奠并赠送丧资。我曾广泛考察众人的传闻，为他评论说：官位有高有低，只有德行能够不朽；名声有盛有衰，只有实际功业才能与之相称。自从洙水、泗水之间孔子振铎讲学，作为素王受到世代祭祀，德行、文学、政事、言语四科中的人才都得到依归，长久流传美名。到了仲尼作《春秋》，记事的人说：“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句话；这是说子游、子夏以文学见长。我听说升庵先生考察幽深，探究玄妙，推进到上古；搜集隐秘，发掘幽微，网罗旧闻；铺陈文辞，表达情感，文采灿烂丰盛；叙述事实，辨析疑难，贯通经典古籍，又蔚然形成一家之言；凝神于冲淡之境。他在晋入圣门的道路上，难道不会成为子游、子夏的同类吗？子游任官为宰，弦歌教化得以施行；子夏笃信圣道，编次《诗经》以善化世人，他们都不超出以文辞传承圣人、辅翼经典。先生有解释禹碑的著作，有训释《檀弓》的著作，有记录经书疑义的书，有评论古史的文章；叙述往古，启发今人，拿来与古代贤哲相比，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有人对我说：“先生是蜀人。蜀地早先的文士文采彬彬，已经见于《诗经》传记；如王褒作《得贤颂》，扬雄述《太玄经》，左太冲作《三都赋》，司马相如作《子虚赋》，都创作繁富茂盛，和天地造化相交织，与楚地的屈原、宋玉争鸣。” 宋代以后，道学方面有张南轩，文章方面有三苏，都是世人极力称道、乐于诵读其著作的人。先生诵习上古，远观古代，近取当世，汇聚成文章；文辞绮丽而明辨，宏大而深奥，难道不是这一流派中奔放而深沉、流动而涵养深厚的人吗？不正像河流汇入大海、群山归宗于高岳吗？不然，为什么先生的文章如此纵肆宏大，笃实而光辉，包容宇宙，曲尽世事变化，像钟镛被敲响，声音直彻苍穹；又像《大韶》之舞与《云门》之乐，使人玩味而精神愉悦、观看而眼花缭乱，无法测知它的端绪，竟达到这种程度呢？”所以我曾评论先生的古诗歌行，像魏晋和初唐；文章像两汉；词赋则可与长卿、子云相比。我说：“确实如此。先生大概是采撷花朵而吞食果实，沿着水流上溯而寻得源头吧？所以他的华美辞藻虽广泛取自百家，但道德义理却以六经为宗；奇特博大虽上取班固、扬雄，理趣却深深沉潜于伊洛之学。长久幽居时，偶尔用诙谐戏谑寄托兴致、宣泄思绪，也都像古人思念美人、思念公子一样，但最终没有违背正道；若不是涵养深厚，能这样吗？若不是得到了圣人教诲，能这样吗？”所以我曾读先生的作品，看到《禹碑歌》，很赞叹它的叙述，认为它与唐代韩愈的作品同样工巧，而先生又隐约把自己寄托其中。唐代三百年间，见道最深的没有超过韩愈；先生内心私下以韩愈自比，他的自负岂是寻常人所能窥测的呢？过去我曾听说本朝以状元著称的人，博学如曾棨，气节如罗伦，好古如吕泾野，文辞华丽如康对山，都是世人所称道、卓然立名于前后的人物。以今天的先生来看，他著作丰富、修养自身勤勉，与这几位君子同样茂盛、同样流传后世，是毫无疑问的。唉，真可以说是难得啊！先生所著有《经说》《丹铅余录》《滇候记》《韵林原训》《风雅逸编》《巵言》《文集》《诗集》《诗话》《南中集》《行戍稿》等书若干卷，大多已经刊刻流传于世。妻子黄氏，封为安人。有四个儿子：同仁，安人所生，娶欧氏，为新都学校生员，早逝；宁仁，娶滕氏，是泸州学校生员；右仁、资仁还年幼。有一个女儿，许配给韩参将的孙子某人，是侧室某氏所生。现在将把灵柩送回蜀地，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安葬于某县某山的原野。安人的弟弟、松江郡守黄梓谷，和我是同年进士，寄信来催请我写几句话，于是为他作铭说：“先生的出生，是岷山蜀地的精华；先生的出仕，是朝廷宗庙的英才。文章可比班固、扬雄，学问可与子游、子夏相当。在大廷考试中荣居首选，声誉和身价无人可比。提拔您进入禁中，您实在是才华雄厚的人。皇上说：‘啊，你来辅佐我的身体。’不料后来失意，出京戍守滇僰。圣德如天，臣子的罪过无法测知。于是安于义命，以著述自娱。挥笔面对宾客，落笔便如琼珠。人们说这是天才，实在是上天把才华赋予了您。应当让您位列史官，成为贤相的同伴。最终老死在碧鸡山，光辉直射斗宿、奎宿。金莲鞋再也没有回来，昆池草木凄凉。唉，已经结束了！屋中藏书满满，石室中还有副本收藏。永远比照天禄阁的藏书，只有忠与义。远近之人都诵读您的著作；不朽的事业仍然存在，还等待着高大的墓碑。”

译清凉居士自序 居士姓文，是汉代成都太守文翁的后代。五代时有一位名时的人，从成都迁到庐陵，侍奉唐庄宗，任帐前指挥使、轻车都尉。到宋淳熙年间，有宣教郎宝盖时的后代，也任衡州教授；他的子孙登记入籍，成为衡山人。我的十一世祖文元，任金紫光禄大夫某官。金紫光禄大夫的孙子文俊卿，在元代末年任镇远大将军、湖广管事都元帅，佩金虎符，镇守武昌。进入本朝后，被授予某州卫千户。镇远有六个儿子，长子定开跟随高皇帝平定伪汉，因功授飞骑卫荆州左副卫千户，赐金织蟒衣，并改名添龙。建文年间在战事中去世，他的儿子文宪任锦衣卫千户，调任徐州卫，如今徐州这一族就是他的后代。第三子定聪以武臣之子入宫侍奉，代理散骑舍人，升为都指挥。蔡本入赘蔡家，随蔡氏迁居杭州，生了四个儿子；他的次子文惠入赘苏州张声远家，因此留居苏州，成为长洲人，是居士的五世祖。他开始读书作文，隐居不仕，教授乡里，人们称为存心先生。存心先生生涞川府君，名洪；他在成化乙酉年考中乡试，授任易州涞水教谕，因儿子显贵，起初追赠南京太仆寺丞，后来又追赠少卿。少卿生三个儿子：长子温州府君，名林，成化壬戌年考中进士，仕途最终做到温州知府，是居士的曾祖；次子中丞府君森，成化丁未年考中进士，仕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又有贡士府君彬，凭年资贡入礼部，未做官便去世。文氏世代都是武官，自少卿奋发通过科举起家后，三个儿子在仕途和学业上都通达显赫，在当时的德行、义声和声望方面相互匹敌。温州府君生下我的祖父翰林府君，名征明，世人称为衡山先生。祖父生三个儿子：长子就是我的父亲博士府君，名彭，仕途最终任国子监博士；弟弟是和州府君，另有嘉祝峰府君台。母亲孺人姓钱，生两个儿子：长子任上林录事肇祉，次子就是居士。居士名元发，字子悱，曾任浙江金华府浦江县知县五年，升任河南卫辉府同知，尚未赴任便因病请求退休归乡，自号清凉居士。居士天性至孝。起初博士府君志趣高远明朗，不屑于经营产业，家里贫困到极点，甚至缺少柴薪和供人劳作的仆役。钱孺人当时生病，居士年仅六岁，便亲自到祖母吴安人那里，悲哭着请求请人熬粥来供养钱孺人。吴安人也因此哭泣。钱孺人去世时，居士才九岁。他伏在遗体上跺脚跳跃、悲痛哭号，从去世起到入殓，三天三夜不离遗体旁，也没有停止哭声。等到遗体沐浴完毕，民间说如果亲生儿子饮用给亲人沐浴的水，死后就不会受地狱之苦。居士便跟着把盆中的水喝了，旁观者都觉得奇异。当时祖母吴安人年事已高，不能再操劳；居士既丧母而且年幼，又身体羸弱、多病，内外亲族没有人照看他，只有嫂子王硕人亲自为他哺育抚养，体贴照料，无论寒暖、饥饱，没有不周到的。这并不是等到上林公下诏才这样做的。因此王硕人去世时，居士为她服丧一年，以报答养育之恩。继母杨孺人当时还很年幼，但她委曲周全地尽心照料，悲号仰慕，像成年人一样。杨孺人虽然性情严厉，也因此稍稍收敛了威严。只是居士自幼因为钱孺人多病，每天都不离她身边；钱孺人去世后，他孤苦悲哀，终于耽误了学业。十五岁时，才得以到外傅那里求学，跟随大儒鲁子大先生学习《春秋》章句，稍稍通晓大义，却又不肯把学业完成。不久，博士和州二府君都在外地做官，而待诏府君因盛德和声名显著，年老居家，宾客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而来。凡是应酬、接待宾客的事，全都交给居士办理。即使是饮食起居，以及逼近沐浴、鞋袜等细小事务，如果居士不在身边，也觉得不合适。居士为了预先体察心意、承顺志向，代替博士府君分担劳苦，也竭尽全力。二十岁时，他被选为郡学弟子员，在科场和贡院中滞留将近三十年。四十岁时，适逢穆宗登基，下诏天下贡士不限制资历次第，称为恩贡。当时郡守永年蔡公国熙认为居士应当推荐给督学麻城周公弘祖，于是让居士应诏。同被选中的苏州人共有十人，其中已有大半考中甲科、做了显贵官职，而居士两次应试，两次被黜退。丁丑年，他于是请求铨选，选授浙江浦江县。浦江是浙东险要的县邑，土地贫瘠，百姓刁悍好斗，喜欢告发别人，监狱常常满员，拖欠赋税也比其他县最严重。居士到任后，听说当地风俗概况，想改变这种风气。当时琼州王公思德任金华知府，声称善于识人，而且谨慎地认可人才。他一见居士，便对属官说：“文子不是只能治理百里之地的人才。”居士也看出王公可以依靠来成就事业，于是请求私下会见，趁机逐条陈述县中的弊政数十项。王公答复说可以，居士便依次施行，执法一点也不徇私。县中有许多豪强大族，每当县官处理县事，他们先用利益试探；不行，就用势力威胁；还不行，就向上级诬告，并捏造事由陷害县官。稍微软弱的县官便吃了他们的诱饵，真正明断的官员也不得善罢甘休。居士把他们一概依法惩办，没有谁得到纵容或释放，那些繁琐多事的人便逃到金陵去散布毁谤。当时晋江陈公我渡任南司空，大概是先前巡抚南畿时就知道居士，特意写了一封亲笔信劝告居士说：“浦江原来风俗刁悍，善于诬告官吏。韩凤桥、许益斋凭甲科出身而声望很高，却被浦江百姓诬告，以至于诏令两府会审。您气度严正凛然，恐怕有人会铤而走险，不可不考虑被牵累的忧虑。”居士答复说：“申枨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刚正，孙宝因为接受请托而脸色沮丧，我幸好避免了这两种情况。那些折断柱子、剥击鼓面来恫吓官府的豪强听说后，在我任期终了之前，终究不敢发出一声。其他各项政务，我都逐条办理，决心一定实行；事情办成而百姓没有受到扰乱，赋税与其他县相比反而更早缴清，诉讼大为减少，盗贼也屏息收敛，百姓非常安定。并且我持身严谨、操守刻苦，始终如一；那些起初喧哗、扰乱法令的人，也没有不屈服的。三年考核政绩，按例可以获得恩典，于是先父母和继母两位夫人都得以受赠官衔，光耀的恩宠文书装饰着这片黄土，真是幸运，真是幸运！”居士做官虽有贤能的声誉，但世局和时情衡量官员资历，丝毫不差，而居士一向狷介正直，不能随时势俯仰进退。

译当初居士还是秀才时，与如今的相国申公有同窗笔砚之交。申公后来显贵，而居士当时还在家闲居，申公很为他推重荐举。等到有了浦江知县的选任，他便向相国道谢说：“文生年过四十，依靠您的恩德，得到一项任命，做了百姓的父母官。从今以后，我实在不敢再用无能之身连累您，以辜负您昔日的知遇之情。”然而相国对故旧情意很深，每当各部使臣和监察官到浙江，多半把居士托付给他们。世上没有识别其中微妙之处的人，便以此认为县令受到相国看重。但那些人温和地私下求见、表示恩惠，故作情态，种种姿态令人十分厌恶；甚至有人想借此买卖私情，先派人搜罗他的长短，扬言要查办弹劾，后来却又把他推荐给朝廷，以此作为施恩。居士于是慨然说道：“唉！文生从束发读书以来，家世有名德，平生也自我期许，希望乘时稍有作为，不辜负最初的志愿；可是时运不济，竟以一个年老贡生的身份承受天子的任命，得到一个斗大之地的县邑，却不能昂首走在康庄大道上，反而局促地困在车辕之下，谁能认出盐车中的千里马呢？如今还想用绨袍之类的薄礼慢待故人，即使我的脸面和才能确实低劣，又怎么对得起先世的羞耻呢！”恰逢有卫辉任职的命令，他因此得以解职回乡，便借病上疏请求退休，朝廷准许他以新的官衔致仕。居士当时已经五十四岁了。居士起初想回乡，有几位与他交厚的同僚——新建喻公均、高安范公俊、同安黄公文炳——替他谋划说：“您的家境一向贫寒，如今回去，拿什么来供养十口人呢？况且一个年老的郡丞在家，还要同部使臣、监察官交往，难道不会有世态人情方面的忧虑吗？”居士笑着说：“劳烦诸位，爱护我实在深厚。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志，我终究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在市井小人面前卑躬屈膝。柴桑翁已经笑掉人的牙齿了。何况我家自上世以来，田地不满二顷，房屋也只够遮蔽风雨。我的曾祖守温死在任上，同僚查看他的箱子，里面只有一件青布袍、一条镀金带和几十卷书，他的清贫就是这样。我如今有幸凭借先人的遗泽，得以免于负担劳作，有田三百亩，足够供给日常生活；有一所草堂，岁时伏腊，煮鸡备酒，足够用来祭祀。这就不能说我家贫穷，何况我有山野之性，向来没有追求轩冕的想法，闭门自得其乐。虽然子平的家累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公理的志向可以实现。难道诸位要我向东奔波，疲惫地跟在士大夫后面，在台阶和门槛下蹒跚，然后才算替文生增光吗？算了吧！” 罢了！于是居士归乡，不久修葺旧居，把堂命名为“愿贤”，把寝室命名为“语安”，又筑一座一间的小楼，命名为“心远”。他每天坐在其中，读书、督促孩子学习，间或吟咏小诗。诗写得并不十分工巧，他也不追求工巧，只是自我娱乐罢了。他平时除了郡县长官之外，即使是豪贵之人和长者，如果不是平素相知，也不肯束带出门相见，甚至不回礼。虽然看起来有些简慢傲慢，但他不愿强作笑脸去应付并非真情的交往，也不愿和俗人相对谈笑，这大概是他的本性。人们也有能够谅解他的。居士与上林公是同胞兄弟，比上林公小十岁，又曾经由王硕人抚养，像儿子一样；按照旧例，王硕人如同母亲，他侍奉上林公则如同父亲。居士致仕归乡四年后，上林公也致仕归吴中，与居士住处相距只有一百步，早晚相聚，十分欢乐。当初，博士和州二府君兄弟友爱，到老年也没有一点嫌隙。后来到了晚年，二人南北做官，彼此阻隔，临终时都以年老兄弟不能握手相见为遗憾。如今居士与上林公却能够在晚年、头发将白之时，和乐相处，漫步于故乡的山林溪谷，成为吴地人所艳羡的事情，难道不是幸运吗！居士虽然出生贫寒，却天性不喜欢摆出寒酸困窘的样子，也不肯向别人求乞。他从小到老，口中从不谈贫穷，衣服整洁，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知道他其实贫穷。他所居的院墙、房屋和住所，房间方圆还不到一丈，却一定擦拭清扫干净；他性情方正严整，即使屏风、床榻、褥席、几案稍有倾斜不正，也不肯安然使用。他气度简朴庄重，沉静安定而闲雅，清峻自守；志向却高亢刚强，与人很少相合，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也不喜欢同富人来往。平日见到那些圆滑逢迎、夸张谄媚、荒诞无稽、轻易许诺而缺乏信用的人，以及长者家的子弟，总是冷眼看待他们，仿佛将要被他们玷污。因此自从居家以来，宾客越来越少，门上没有敲门声。他每天手捧一卷书，疲倦时便缓步走在庭院台阶之间，高声吟诵三四首古诗。他也很会睡觉，每次饭后都高枕熟睡，神情融然，精神远游。喜悦和忧愁不萦系于心，毁谤和赞誉也听而不闻，如此而已。世间可欲之物，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打动他的内心。然而他一旦任性自得、称心如意，便旁若无人。他一生坎坷，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偶尔得到一两个知己，便结成山间诗社，每隔几天聚会一次，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心意满足，足以终老。只是我不知道诸位到了晚年又将如何。居士原配彭孺人，生三女，没有儿子。继室周孺人，生一子，名从鼎，如今改名震孟。周孺人的陪嫁婢女陈氏生一子，名从升。周孺人去世后，又聘史氏之女为侧室，生一子，名从泰，如今改名震亨。后来己丑年，陈氏又生一子，和我同年出生，给他取名从同，如今改名震缨。鼎娶陆氏，升聘徐氏，泰聘王氏，同聘潘氏。三个女儿，长女嫁给陆士仁，次女嫁给冯时康，三女嫁给姚汝辄，都是名门子弟。戊子年，居士年将六十，想到几个儿子出生都晚，还不了解父亲的经历，便在闲暇时稍微记录其生平大略，以及把所作诗文杂稿收藏在家中的情况，给他们看。清凉居士说：只有圣人不会为外物所拘滞，能够随着世事推移。不是圣人，就一定要有所凭借，然后才能施展。古人说，卑贱产生于无用；船行中流失去一只壶，即使普通的壶也价值千金。鸡毛猪毛零散之物，遇到时势也可以成为帝王所用，确实如此啊。世上那些怀抱美玉、才华奇异卓绝，却没有机会一试身手，默默无闻地终老当世的人，又哪里说得尽呢？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孔子于是称说，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声名，到了死时名声还不能被人称道，是令人忧惧的。读书人难道只可以轻视世俗的资历吗？居士从束发起便立下志向，自认为不比常人差。只是正当文明盛世、国运昌隆之时，他却受困于时机和际遇，进不能施展力量、建立功勋，发挥铅刀一割的作用；退不能赞扬皇帝的治道，撰写一家之言。于是这样寂寂无闻，几乎要被胡卢生讥笑了。国家有道，却贫穷而且卑贱，是可耻的。难道不是因为圣明之主在上，而自己不能建立功业、声名又不能远播，才使有志之士认为这是极大的羞耻吗？即使如此，将来如果能够安然死去，得以在祢庙中跟随先君，或许还可以借此自我辩解，那也就算幸运了。油脂因为发光而自我消耗，香料因为散发香气而自我焚烧。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后悔，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后悔。”},{

译《明宗室泉亭先生墓志铭》【韩世能】太史氏说：“从前先王兼并治理天下，分封亲属，作为屏藩，为什么时间越久反而越加牢固呢！”所以《诗经》说：“文王的子孙，本支可以延续百世。”到了汉高王时，他的子弟被称作像犬牙一样相互制约、像磐石一样稳固的宗室。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德行足以延续后世。孔子所走的道路，几乎遍历了周文王、周昭王、周武王、周穆王后裔的封国，却唯独对一位微小的公子寄托了深意，并为他的墓题写道：“呜呼！这是吴国延陵季子的墓。”他的声名功业流传千年，哪里一定要陈设在大道旁，少用帛而厚葬才算尊重呢？我自从到南都参加科举，就听说宗室泉亭公贤能，声名很盛。近来我在礼部任职，他的嗣子完玘穿着粗陋的衣服，哭泣着拿着我司业所写的行状，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我早已听闻泉亭公的事迹很久，因而不能推辞。泉亭公是高皇帝的第六世孙，赐名可浧，泉亭是他的别号。他的始祖槫，是高皇帝第七子，被封为齐王。永乐己丑年，槫被谪居庐江。嗣子贤爀当时还在襁褓中，被送回京师，在西内抚养。景泰甲戌年，迁居南都，赐居第三山里，仍命有关官署每年供给廪禄、布帛以及婚丧等各种费用。贤爀生能防，能防生长鉜，这就是守静翁。守静翁因为兄弟和子孙日益繁多，旧宅狭窄，不能容纳。嘉靖癸巳年，他向朝廷请求，朝廷仍赐给他聚宝门饮马巷的宅第，并题写堂名为“思服昭宠”，命令世世代代由嫡长子居住。守静翁娶羽林刘将军的女儿为妻，有两个儿子，嫡出且年长的就是泉亭公。泉亭公生来聪颖奇异，垂髫之年每天读书数百字，总能立即明白大意。刚到二十岁时守静翁去世，他悲哀过度，身体几乎无法承受。举行大礼之后，他侍奉母亲更加周到，连稀粥等饮食也总是尽力顺从母亲的心意；对已经出嫁的两个姐姐厚加存恤，并把妹妹送回娘家；准备的嫁妆很多，各方面都务求使母亲欢心。母亲病重时，他向上天祈祷，愿意代母亲受病；母亲去世后，含殓、停柩、安葬都按照守静翁去世时的礼仪办理。此后很长时间，每逢忌日、伏日和腊日，他都悲哀不已，祭祀所用的物品尚未供上，自己不敢先尝。遇到异母弟可潜，他极其恩爱和亲厚，他的至性就是如此。起初，守静翁简朴淡泊，很少经营产业，泉亭公以勤劳节俭继承了他的家风；他精明敏捷，办事切中要害，几十年后家产和用度都十分充裕。他慨然仰慕梁孝王、陈思王的风范，开辟一处园地，堆叠山石，引水激流，奇花异卉和珍贵树木充满其中，给园子取名“同春”。一时之间，各位名士乘车结伴来游，纷纷称说王孙竟然如此爱人敬客。然而除了接受名刺以外，他从不随意以私事去求托别人。他治家严整，督责儿子尤其用力。平日常常勉励他们忠孝，因此不喜欢谄谀喧嚣、狡猾机巧、游荡赌博之人，对这些人简直嗤之以鼻。但他的性情确实宽厚简朴，曾经把“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大字书写出来，悬挂在座位右边，作为自我警戒。因此他的操守品行非常高尚，称赞他贤能的人把他比作河间东……平说：唉！奢侈华丽、随波逐流已经很久了。泉亭公是皇族贵胄，却凭自己的力量起家，家中供养的人数以千计，家业最为巨大兴盛，却能保持清瘦而儒雅朴素的风范；又不能上表请求出仕自我施展，却能不怀有“戚戚具尔”那样忧愁亲近之人的心情，反而郑重地整饬忠孝之道来勉励后人。既然不能完全探究他的内在修养，却足以使人无穷无尽地歌颂他的义行。像泉亭公这样的人，难道不必庄严地临莅官府、治理民社吗？这难道不是有益于皇帝宗室吗！泉亭公六十岁时去世，讣告传来，朝廷命有关官署赠送金帛，可以说是高明爽朗而善终了。铭文说：他的鼻梁高隆，和常人不同；是高皇帝的子孙，追溯其由来，始于受赐封地；在海岱之间建立王国，大风歌的气象由此长存。穆陵、无棣一带，王者的气运迁移；庐江之地吞吐气象，最终又汇聚于旧都。庄严肃穆，显赫堂皇；子孙众多，振作兴盛。历代圣主接连兴盛，光明的德行遍及四方；世代受到仁德的涵养，兄弟之间分享祭肉，伯叔之间以宝玉相赠，时时用以展现亲亲之恩。五代之后而昌盛，正如周代的伋、汉代的闳，素封之富实在相等。志节如钟山般坚定，衣带环绕秦淮；虽没有爵位却尊贵无比，巍然如遗老。通晓经书而有德行，宗室的典范一一具备；真正的出色人物就在这里，他的防守之道在于宽恕。把这八句话写在衣带上，以方东平为善，最喜欢说大话。如今新的纲纪已经树立，标举的目标和谋略兼备；追随前人的轨迹而毫不迟疑。邺中的清夜，▯园的白雪，都可以与“同春”相媲美。蓬莱的两座宫阙，辅以王家的宅第，更增添了高峻参差之势。谁是龙的后代，谁有麒麟的足迹？早年修养的德行已经声名远播，不必借助白茅之荐，也能使朱邸安康。国家有显赫的恩典，在凤凰城西，五彩斑斓，楸树墓地郁郁葱葱。我为他的幽宅铭刻此文，深深的墓道遮蔽了阳光，千秋之后仍将有祥云从中升起。《明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致仕都公墓志铭》【胡缵宗】吴地有一位品德高尚、博学多闻的君子，磨砺节操，修养品行，心地深澄如渊、清白如玉，蔚然成为醇厚的儒者，这个人就是都公。都公名穆，字▯敬，出仕任礼部主客司郎中，五十四岁时便上书请求告老还乡，朝廷准许了他，并加授太仆寺少卿之职致仕。当时京师的大夫士人见都公归乡，发现他囊中没有留下资财，在乡里也没有田地、房屋、园圃、别墅；他萧然整装启程，把舍弃官爵看得如同吐唾沫一样，丝毫没有顾惜依恋之心。众人争相挽留却不能使他改变，无不交口赞叹，认为都公确实远远胜过常人，是一位真正的贤者。归乡以后，他刻苦读书，饮食简淡，睡卧在图书典籍之间；同知交游乐时，便与他们闲适嬉游。他不用车，遣退车夫，扫除与公府的往来，以著书为业。有时纵情山水，幽深探寻遥远的寄托，像这样过了十多年。嘉靖壬午年，因为巡抚的推荐，晋升为中宪大夫。又过了三年，六十七岁时去世，实际卒于嘉靖乙酉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的儿子元翁等人择定在去世那年的十二月六日，将都公安葬在花园山。胡缵宗恰好任职守吴，得以参与办理各种丧葬事务；他们又嘱托我撰写墓志铭，加上工部主事伍君畴中所写的行状，我于是无法推辞，便为他作墓志说：都氏的先祖是丹阳人，有一位远祖称为丹阳先生，宋代出仕任尚书吏部郎中，后来由丹阳迁往苏州，居住在吴县南濠里。

译曾大父文信，祖父彦和，父亲印，被追赠为工部都水司主事。母亲朱氏，被赠为安人。都公七岁就能作诗，长大后不拘守章句，广泛涉猎群书，闭门专心学习将近二十年。即使屡次贫困到空无所有，也安然处之，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声名却在吴地下大为传播。巡抚都御史何公某、提学御史林公某听到他的名声，欣赏并勉强他应试，都公于是出仕。当年秋天乙卯科，他考取应天乡试；己未年考中进士；甲子年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官阶为承德郎。不久父亲去世，他服丧；服丧期满后恢复工部官职。都公管理器皿厂，厂中事务繁多，过去浪费很大，都公便召集工匠核算账目，大小开支和盈亏都逐项处理；凡是旧有而不便的制度，便立即废除。他骑一匹马进入官署，自己携带米和蔬菜。厂人挖地得到黄金，便将它存入库中；有吏员私下请求取用，都公斥责说：“你们怎么敢玷污我！”不久他巡视京城，疏浚沟渠、修缮城垒，各项事务都办成了。丙寅年改任南京兵部武库司，像在工部时一样清廉能干。辛未年再次任工部官职，升任虞衡司署员外郎。壬申年进入礼部任职，掌管主客司；各国来朝贡的使者，都由他负责接待。他以柔远之道办理事务，使国体因此得到尊重。庆阳王妃应当接受册封，都公与崇信伯费公某一同出使前往，别人以丰厚礼物相赠，他拒绝接受。他顺路登上终南山顶，随后经过首阳山，登临华山、嵩山两座山，到了少林寺去洗温泉，又转入王屋山，直到三山、砥柱、龙门、伊阙，把沿途胜景全都收入眼中。他把这些感受发泄在诗歌中，徜徉游览后返回。都公天性友爱，抚养守寡的妹妹，照顾孤单的外甥，体恤年幼的弟弟，忙碌惶急，唯恐来不及。文章学习韩愈、欧阳修，诗歌宗法陶渊明、孟浩然，尤其长于编纂著述，所以郡人称他为南濠先生。他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南濠文跋》《南濠诗话》《玉壶冰听而纪谈》；收藏在家中的有《南濠诗略》《文略》《宾话》《史外类钞》《周易考异》《金薤琳琅》。据记载：他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妻子徐氏，封为安人，先于他去世。儿子二人：元翁、次翁，都为府学生。女儿二人，分别嫁给太仓州学生陆之箕和太学生陆采。孙子一人，名祖龄。都公从束发起就喜好修养品德，奋力师法古人，德行完备、学问深厚，名声像星辰一样遍布海内，受到两朝知遇，获得赠官和封荫，十分显赫。他的风度仪表和法度足以使后世贤者兴起感慨。他以清贫终老，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因此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群鸟争相飞击，鹓雏于是高飞，显现出五彩斑斓的羽毛；仪态如鸟飞翔，看到有德之人便降落，最终栖息在山丘林野。矫健卓异的太仆寺少卿，光彩如美玉。像蝉蜕离开污浊，像霞光升腾、云气翻涌。搜猎精华，吐纳灵气，综合古今而建立自己的言论。饮清水、吃蔬菜，清风般洒脱自然。历代都有著述之才，使文园由此振兴。嵩渚李先生墓碑【陈柏】毅皇帝初年，北地的李献吉、汝南的何仲默以文章著名，学士大夫都称他们为“何李”。不久，大梁李川父和谯国薛君采相继崛起，又称为“李薛”。从此四位先生的名声显赫，遍布海内。川父就是李先生。先生名濂，字川父，他的祖先是大梁人，世代以小儿科医生为业。宋代末年有一位凭医术显达的人，曾获赐金钟，于是称作“金钟李氏”。曾祖得祥、祖父信，都继承了这个职业。父亲敬，年轻时学习儒业，长大后精通医术，他救活的人有数百。俗话说“救活千人的人，后代一定昌盛”，如今子孙果然文采斐然，于是李氏家族终于成为大梁的豪族。敬生了三个儿子，先生是幼子。他小时候生气哭泣，给他枣和栗子吃便会停止；拿书给他看，他也会停止哭泣。七岁入塾师门，每天能背诵千言。九岁能作诗，语言多有惊人之处。稍长学习举子业，便攻习古文辞，非秦汉之书不读，喜好称说先王，崇尚古昔。他曾与郡中豪杰才俊带着酒登上吹台，出夷门，驰骋在古人策马经过的地方，感慨激愤，写成怀古篇章，击筑唱和，听到的人都赞叹其气概。他曾作《理情赋》，李献吉从左舜齐处看到后，便感叹说：“这大概是可以和班固、司马迁相提并论的人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李献吉与他结为忘年之交。当时遂庵杨公从沛地进入关中，一见他便称为国士，而郡守陈澍惭愧自己此前没有认识他。杨公召他到郡阁考试，他挥笔一气呵成，文辞非常华丽。督学使者秦公十分惊异，于是汴中人士全都自认不如李先生，而李先生也自认为他们不如自己。二十五岁时，也就是癸酉年，他考取河南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高等，因为与王府有姻亲关系，不能侍宿宫禁，于是便与仲默、君采结成都亭社，天下有才华的人都仰慕他的风采。乙亥年出任沔阳知府，恰逢丙子、丁丑两年发生大灾荒，他独自特别用心抚恤教养百姓，百姓依赖他而没有流离死亡。有空时便打开官阁，与诸生谈论文章，于是使当地文风完全大为改变。他培养造就的人才很多，太史童士畴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我不才，当时也以童生身份独自受到他的知遇。辛巳年升任宁波知府，他的治理也像在沔阳时一样，尤其留心兴办学校。癸未年升任山西按察司佥事，专门督理屯田，把积累的弊病几乎全部清除。后来代理学政，三晋士人渐渐都向他学习，一时之间巡抚和巡按御史等考察风俗者交相上疏推荐他，称说他的德行、器识和学问，于是士人们都有了可以效法的榜样。不久他归隐在河山之南，仰慕延叔坚的为人，于是修建景延堂。早晨便竭力研读六经，亲手作注，晚上则吟咏诗歌。

译他作有《南轩》诗，百家众姓争相找空隙前来请求文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他的著作有《嵩渚集》《祥符文献志》《乡贤传》《汴京遗迹志》《勼异记》《医史诸传》以及李氏族谱、《居室记》等，共若干卷。《河南通志》也多出自他的手笔。先生才华高、学问博，治理政事的业绩显著奇异；如果让他充分施展才用，建立将相功业，难道会比古人差很多吗？只是他独自坚持风骨操守，不能随时俗高低进退，而忌恨先生的人日益增多，所以三十多岁便已经停止仕进，闭门涵养声望。他的诗歌逼近唐人，文章则自成一家，流传百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有些人享有富贵却使声名磨灭，与先生相比又如何呢？先生先娶孙氏，后娶岳氏，生三个儿子：长子莘叟，任鸿胪寺署丞，娶田氏；次子岩叟，早逝；三子磻叟，任光禄寺监事，娶傅氏，都是孙氏所生。孙子十六人：长孙孺立，其次为某某。曾孙八人：某某。先生生于弘治戊申年，卒于嘉靖丙寅年，享年七十九岁，隆庆戊辰年葬于苏村。督学李君采纳众人意见，在学校为他建立祠堂，葬后两年完成。其子磻叟因授任光禄寺官职来到京师，正好将我的次子文烛和某弟襄阳同知洛所写的行状寄到汉上，于是我作了《李先生墓碑》。陈生说：从前我经过大梁的废墟，登上景延堂，与李先生纵情交谈。他向东指着说：“这里就是古代的夷门吧，不正是从前魏公子驾车经过、侯嬴抱关的地方吗？多么壮观啊！”我们一起拍掌欣赏。假如先生生在那个时代，一定能够像魏公子那样喜爱贤士；即使贤士隐藏在赌徒、卖浆者之中，他也一定会跟随他们交游。然而如今海内士人听到李先生的名声，都愿意替他执鞭驾车，这种情谊难道还在魏无忌之下吗？” 《明文海》第四百三十四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四百三十五卷，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七。文苑。翰林院修撰舒先生墓志铭【陈沂】正德丁丑年春天策试天下士人，先生被列为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我陈沂与名次相近的人一起改任庶吉士，和先生在中秘读书。戊寅年春天，几个受宠幸的权贵想让武皇南巡，江彬实际逼迫他这样做，朝廷大臣多次劝谏都没有被采纳。我和同馆八人也拟好奏疏却没有呈上，诏书下来，说阻挠逆意导致皇帝生病未愈，不能临朝。我说：“不可以这样。”先生没有听从，于是入宫进谏，又获罪，并被刺伤阁中。于是编修崔桐、庶吉士王应轸、曹嘉、王廷陈、马汝骥、江晖，都被命令在午门外跪着，从太阳初出到酉时才退下，连续五天；每个人又在朝廷受杖三十。先生每每呼喊高庙的神灵，神色却独自不曾沮丧。出狱后被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病危后又苏醒，远近有人传说这是野外祭祀所致。先生的遭遇与罗公伦很相似，因此人们更加敬重他。辛巳年，今上即位，大赦天下，所有流窜贬谪之人都得到越级起用。先生恰好回乡奔父丧，嘉靖癸未年秋服丧期满，恢复翰林院修撰。甲申年夏天，朝廷讨论大礼，我和先生上疏共三次，因为伏阙进谏而都获罪。先生又在朝廷受杖，几乎死去。第二年乙酉年，太安人在官邸去世，他便扶柩归葬。丁亥年春三月十四日，先生因病去世。唉，悲痛啊！这一年冬十一月，我待罪任江西左参议。第二年戊子年秋九月二十五日，他的儿子泰把先生的灵柩从进贤的梓溪迁到章江。这天，巡抚都御史周公广、巡按御史储公良材、左布政使顾公珀、右布政使黄公芳、右参议李公绯、按察使胡公琏、佥事王公玮以及郡县官员，都到江边祭奠。陈沂得以亲临，哭悼先生。过了一个冬天，十月五日，将先生安葬在新建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