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序三

译《明文海》卷二百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序三。《文山诗史》序【刘定之】。我年轻时得到宋丞相信国文公的《指南集》，读后感慨万分。听说文公被囚禁时曾有一组集杜诗句的诗，却没有见过。等到任翰林院官员，才得以见到并抄录下来。这些诗都是古体诗，每首五言四句，共二百首，分为四卷。第一部分叙述他的国家，第二部分叙述自身，第三部分叙述朋友，第四部分叙述家庭，最后以抒写本心、感叹世道的诗作结尾。难道不是人的力量胜过天命吗？即使正道受到伤害而只能等待上天，战胜邪恶、使正道得到推行的日子也一定会到来。卷目的次序都是文公亲自确定的，先公后私，已经完全把自己交付给天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世俗本子有时把它们混在一起，现在都替他恢复原来的次序。诗集开头有总序，又有分散在各章开头的小序。后来还有跋文；序跋中有文字缺漏的地方，涉及元朝的君臣和宋朝的叛逆者，故意缺略不写，让知道内情的人凭意思连贯阅读。现在都把它们补上，但写成白字，是为了不埋没文公原来的用意。不书写年号，是陶靖节删去永初年号的意思。姓某、字履善的人，是《指南集》中所谓范雎改名张禄、范蠡改名陶朱的意思。然而，他所处事情的艰难，有比作《指南集》时更甚的地方。小序末尾多写「哀哉」，这是文公为国家灭亡而悲伤，为忠臣义士一同殉难而怜悯，为家族以身殉国而痛哭；他自己也早已决定以死自处，难道要等到面向南方再拜、伸颈接受刀刃的时候，才下定决心吗？唉！孔子不轻易以仁许人，却唯独用仁来称许殷代的三位大臣和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两位公子。我认为像文公这样的人，已经具备文山隐居者的操守，像京口脱身而不受污辱那样高洁。巴延把他拘禁在江中的战船上，弘范把他捆缚在海船上，世祖把他囚禁在燕地监狱里，他虽被囚禁却没有屈服；他在庾岭服毒，在乡郡绝食，后来在燕市自杀，死而无悔。他兼有箕子、比干那样的心志，并把这种心志作为自己的心志，难道不就在文公身上吗？至于这些诗的创作，难道只是徒然的吗？《麦秀》《黍离》之歌，作于国家已经灭亡之后，但诗作者本人还可以不死；屈原怀沙抱石的辞章，作于自身将死之时，但他的国家还没有灭亡。如今自身将死，国家已经灭亡，于是便有了首阳山采薇之歌和燕狱中的集杜诗作，也就是所谓「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的境界。把伯夷、叔齐的话合起来作为自己的话，难道不正在这些诗中吗？用这样的心志来写这样的诗，文公可以说是仁者了。仁，是天地的元气，是古今人的最高境界。它在上表现为日月的光明、风雷的雄壮；在下表现为江河得以长久流淌、山岳得以永远镇立的力量；它浑然存在于天地之间，是君臣、百姓和万物赖以长久安定的根本。而到了宋朝末世，它成为文公的本心；文公临死时，则是把自己的心志完全实现了。有人读了这些诗却不能感到悲伤，我认为这不是仁人。文公同时代有一位叫「吴郡张子善」的人，也曾经集录杜诗句来叙述文公的始末，大略地把他的事迹列在下面，正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如今内相、安成人彭公纯道得到他的原本，拿来给我看，于是我把它抄录下来，附在文公诗集之后，合在一起题名为《文山诗史》，取自文公序中的话。文公的宗族孙辈廷佩想要刻板刊印，以扩大它的流传，于是我写了这篇序交还给他。廷佩又曾继承父亲的志愿，修建祠堂来祭祀文公，可以说是贤能的后裔了。《本草纲目》序【商辂】。旧本《本草》有三卷，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共三百六十五种，大概确实是炎帝、黄帝时代所撰写的，是一部不可刊刻改动的古书。梁代陶弘景增加药物为七百三十种，书增为七卷。唐代苏恭又增加药物为八百五十四种，书增为二十卷，世人称为《唐本草》。宋代开宝年间，诏令搜集医家曾经使用并取得疗效的药物，共一百三十三种，附益其中，命李昉、扈蒙等重新刊正，于是有了《详定本草》《重定本草》的名目。蜀地孟昶也曾命令他的臣子韩保升等，根据《唐本图经》考校编成一书，略有增广，世人称为《蜀本草》。此外还有徐之才的《药对》、陈藏器的《拾遗》，以及杨损、杜善方、陈士良《日华子》、掌禹锡、苏颂等人，彼此相继增补，互相作注，于是《删繁》《性事》《食性》《衍义》等书相继出现。蜀地唐慎微又在《本草图经》之外增加药物六百多种，再把各家方书以及经书、诸子书、传记、佛书、道藏中凡是能够说明药物形态并验证功效的内容，都附在相应药物的左边，编成三十多卷，名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内容极为完备。旧时有一位姓庞的解人得到过它的善本，后来又遭逢兵火，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后来平阳张存惠根据庞氏的本子，附加苏颂《衍义》的内容，增多药品，刻板刊行，可惜流传得还不广。如今山东按察佥事茂君彪，过去以御史身份出任平阳巡按，搜求得到此书，珍重收藏了多年。恰逢副都御史原君杰奉命巡抚山东，见到后很喜欢，便同僚属商议，布政使雷君复、叶君冕，按察使李君裕，副使刘君敬，于是命工匠重新刻印，以扩大它的流传。都宪借提学佥事周君濠来到京城的机会，把序文之事托付给我。疾病所依靠的是医治，医治所依靠的是药物；如果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的作用不能分辨，甘、苦、寒、温的药性不能辨明，那么即使想治疗人的疾病，怎么能够做到呢？上古圣人开发万物、成就事业，制定医药来救治意外疾病，他们的功德没有什么可以超越的。后世明智之士，潜心研究医术，往往首先注意本草，因为人既然明白了药物的性味，对疾病的治疗就不会错误，便能够取得成功，使当时和后世都留下声名；这就是本草书对世间有所补益的地方吧。如今这部书重新刻印，必定会广泛流传，但愿起死回生的医术能够有所凭借。唉！都宪的用心真是仁厚啊！我恭敬地把这篇序写在书的卷首。《题革象新书后》【岳正】。

译观测天象的学问，本来就是圣贤的大事业，记载在《尧典》中，大概是有来由的。自从慎到、灶君之说流行后，儒者才开始把它作为一种术数。那些天象所显示的灾祥，《周官》虽然记载完备，至于甘德、石申的星表，其中称作骑官、羽林、丞、尉之类的名称，沿袭秦汉的称呼，越发使后来的学者疑惑而不愿下功夫。却不知道经纬天地，首先的任务是弄清时令；时令如果不能明白，终究不能调和五辰来推行四时政令。《革象新书》《谈天异同》等书，十篇中有一两篇是专为历法而设的，都是学者应当用心研究的。只是邵雍的书不能用来制作历法，这一点很令人疑惑。《皇极经世》《天历》等书中所用的数，宋人虽然有过这样的说法，西山蔡氏却认为，书中不能完全用语言说出的部分，是把它藏在实际运用中。又说：把当时的日月五星向上推算，便可以得到尧即位的日期，这就是逆推法；而他不写出这种方法，难道不是把它藏在实际运用中吗？况且数学家把毫、厘、丝、忽逐渐累积成为十、百、千、万，就如同根据影子寻找实体，没有什么具体方法可以隐藏。何况康节的数学，直接继承孔子、程子的学说，他曾说历法以日月为主，其他都可以推算。洛下闳制作历法时说，数百年后历法会相差一天；何承天因此创立差法，把误差分摊到历法所经历的年数中，用来检验分数，最终也没有做到精确。只有尧夫在日月交会感应之时，根据阴阳的亏盈来推求，差法于是确定下来，可以说冠绝古今，这并不是虚妄之言。又考察邵氏学说，邵伯温没有传授，而传给了王豫。王豫死后，他的书被蜀地道士杜可大收藏；有人从盗掘坟墓的盗贼那里买到，交给廖应淮，于是邵氏学说重新流传出来。近世的祝秘、傅立、齐琦，都是传授邵氏学说的人。本朝宋学士先正，最以博学通达著称；他为这部书作序说，傅立极其敬畏地沿袭前人的论述，认为傅立能够阐发前人没有说过的内容，却不知道傅立当时是否见过这种学说。他又讨论耶律氏西征，说庚午历精妙绝伦；以及元代许衡、王恂、郭守敬、陈、邓诸公共同订定《授时历》，足以作为万代的法则，却一句也没有提到邵氏。近来舜江人余诚对我说：邵氏学说的内外篇已经见于流传的书中，而秘密传授的书又有内集、外集，完备地包含天地人三元之学；其中天元所论的历数极为简明，想来一定具备逆推法，或者就是伊川所谓冠绝古今的学说。可惜我不能得到它来时时阅读，因此连同这些话一并写下，来告诉那些有志于圣贤大事业的人。《六书音义》序【张诩】。《六书音义》一书，是致仕郡守、丰城芝轩涂先生编纂的，由他的嫡长孙、宪副卿仪刊刻流传。全书共十八卷，分为十三门，五百十四部，所收字总数有若干万。正楷以《洪武正韵》为依据，并附录古文、篆文、籀文；反切读音也以《洪武正韵》为主，同时兼取《玉篇》。解释字义虽以《说文》为本，但凡牵强附会的内容全部删去，同时兼采其他说法。文字端正而没有《玉篇》的杂乱，音义正确而没有《说文》的穿凿，可以辅助校正《洪武正韵》，并完备一代文字学的制度。它和从前的《玉篇》《广韵》《韵府》等书一起流传于世，是毫无疑问的。先生自从入仕以来四十多年，没有别的嗜好，唯独喜欢收藏书籍，想要赶上邺侯李泌的藏书丰富。政务闲暇时手不释卷，等到在剑江之上退休养老，每天只是从事著述，这部书便是其中之一。宪副公带着它进入广东，已经把刊刻之事交给我。我用一句话来为它引出全文。唉！结绳记事废止后，文字契券便产生了。文字契券最初创制时，依据事物类别描画形状，叫作文；形体和声音相互补充，叫作字；把它写在竹简和帛上，就叫作书。《周礼》记载，小学的保氏教导国子，首先教他们六书。六书就是象形、会意、指事、转注、谐声、假借。文字一定有声音，声音就是宫、商、角、徵、羽；声音一定有意义，意义就是训诂。如果声音失传，就会陷入江左一带的偏误；如果意义失传，就会走上荆国一带的妄说，于是六书便失去真实面貌。这就是编纂《六书音义》的缘由。大明统一天下，文字没有寄托和归宿，象胥、译官所造成的差异虽然存在，但只有章奏使用正韵，公文、契券、科举试卷、碑刻等，往往还沿袭旧俗旧习。难道不是因为不明白文字的体用、源流，也不明白音义失传的所在吗？所以这部书一出现，就能启发初学者，唤醒群蒙，它对于文字学的功劳实在不小。至于把性情含藏在顾盼之间，把血气蓄积在典籍之中，用虚圆而不可测的精神来滋润它，用浩然刚大的气概来沐浴它，除去睢盱侧媚的姿态，恢复熙熙穆穆的风气，使阅读它的人精神和悦、气息融和，这又是音义之外另有的传授。所谓精神上的领会和光大发明，存乎其人自己。又听说，穆叔有「立言可以不朽」的说法，《诗经》有「孝思维则」的训诫；先生所立的言论，本来足以作为追求不朽的谋划了。而宪副公思章亲近而美好，他的孝思一定足以成为推恩及人的劝勉。因此我特意在序文末尾表彰并写出这件事。《周礼重言重意互注》序【张诩】。前代儒者说，《周礼》这部书是从周公广大深厚的心中流出，宏大可以包容宇宙，细微可以剖析毫芒，形成一代治理国家的体制，成为万世的准则。所以当时治理的成效，达到监狱空虚、天下太平、海上没有风浪、四方外族宾服的程度，真是盛大啊！后世做君臣的人，心学已经失传，只是把精神耗费在礼仪文饰和法度名数这些末节上，好像幼稚的孩子玩弄影子，岂不是近于儿戏吗？所以考察他们治理的成效，最高的有时也只能达到小康，差的甚至比桓公、文公还不如，又哪里有后来所谓「郁郁乎文」的盛况呢？为什么呢？内心不广大，就不能与天地之心相合；不能与天地之心相合，就不能相称于天地的作用。何况贤明的君主和良臣相逢，更不是容易的事。唐太宗十分信任贤才，却没有得到合适的辅佐；王通非常爱好圣学，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刘歆有志于此，却不明白自己所事奉的对象；宋神宗刻意追求治理，却在任用人才上失误。宇文氏对于苏绰，似乎已经接近了这种情况，却又凭借智谋和力量篡夺了北魏。像这些人，虽然他们的人品高下相差极远，但所谓心学，有的人不能理解，有的人虽然理解却不能扩充，因而达不到周公的广大境界，难怪三代的治理寂寥数千年而没有人继承。

译并不是三代的治理终于无法恢复，而是没有三代那样的君臣；并不是不能成为三代那样的君臣，而是没有三代那样的心学。《中庸》说：「文王、武王的政教，布列在各方典籍中。」有这样的人在，政教就能兴起；这样的人死去，政教就会停息。程子说：「一定要有《关雎》《麟趾》所体现的心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年轻时查阅书目，见到有所谓《周礼句解》《周礼集传》《周礼注疏》，又有所谓《纂图释文》《或问》《讲义》《详解》《要义》《解义》《考工》《总义》《订义》《会元》《复古》等书；其中《句解》《集传》《注疏》我见过，所谓《纂图》以下的书只听说过书名，至于《重言重意互注》，连它的书名也从未听说过。侍御、上虞人尹德容，早年留心礼学，后来凭借这部经书考取高第，历任显要官职，持身庄重而待人宽厚，大概是从礼义中有所心得。此次他奉命清理两广军务，偶然从西藩士人家得到这部书，喜爱它考订精密、引证恰当，对阐明圣经有所补益，便带到东藩，拿给广郡守袁景辉看，让他刊刻流传，并嘱托我为它作序。如今圣明的治理已经一百二十多年，正符合鲁国两位老者所说积累德行的说法；传承心学而契合周公广大深厚的境界，世间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可以光大地辅佐圣人制定礼乐，以追继成周的盛况。到了那个时候，您应当施展平日所得的礼学心得，追随诸位贤者赞助圣人达到至善之治，这部书大概也可以重新显扬了。我如今卧病在山林之中，深深惭愧自己不能为世所用；假如上天赐给我一点像犬马一样的余年，即使我没有什么才能，也还能够击壤歌唱太平盛世。《白沙遗言纂要》序【张诩】。儒者有真有伪，所以言论有纯正有驳杂。六经四书，是凭借真正的圣贤来阐发最高的道理；所谓纯正的言论，没有比它们更高的了。继此而起的濂洛诸书，有的纯正，有的接近纯正，也都足以辅助经书，开启万世的智慧，世间确实一天也不能缺少它们。至于圣贤绝迹、正言湮没之后，著述家纷纷兴起，大多像春秋时代吴、楚的君主僭越称王，或像齐桓公、晋文公借用名义来成就私利；这不仅是言论驳杂、没有什么可取，更严重的是它们使大道杂乱，使人的本性和天性受到遮蔽侵蚀。若不以江海般的力量荡涤它，以长风般的力量驱除它，就无法进入正道。因此，我的白沙先生从东南兴起，倡导正道四十多年，常常以无言的教化示人，用来挽救僭妄虚伪的弊病，培养和滋长真实的风气。他经常说：「孔子是大圣人，却希望少说话；后世儒者远远赶不上圣人，却急切地著书立说，这又是为什么呢？」但是，「无言」两个字本身也是一种著述。若有人能够超然领悟、亲自得到心得，那么对于这个道理就已经领会过半了。既然如此，六经四书也只是多余的话，何况其他著述呢？然而世人往往劝先生把著述当作事业，又因为他缺少著述而认为他不足，这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如今诗集出版了，人们就总是从诗来寻求先生；文集出版了，人们就总是从文章来寻求先生。如果不是具有九方皋那样的眼力，能够在毛色和雌雄之外辨识神骏，恐怕这样的人就很少了。我实在担心求学修养的人又沉溺于把无言当作道，于是从先生的文集中摘取语句，仿照南轩先生《传道粹言》的体例，分为十类，分别编入其中。其中关于性命天道的根本，文章功业的表现，修身、持守、治理的方法，经纶天下、担当天命的机要，没有不灿然完备的，于是辑成一书，名为《白沙先生遗言纂要》，共十卷。希望阅读它的人知道，先生即使在平常应酬的文字中，也无不是最高道理的寄托；至于一动一静、一言一默，也无不是至高的教诲，大概都可以触类旁通而有所增长。从这里看来，先生虽然以无言示教，最终却从来没有真正无言；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话无不切中正理，只有纯正而没有驳杂，这是由于他的根本真实。因此，这部书可以辅助圣经，补充贤传。

译《论孟或问》序【张诩】。世上流传《论孟或问》，人们多半只听说过它的名称，却没有见到它的书；如今它在数百年之后重新出现，和《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并行于世，使学者有所考证依据，能够增加见识、启发聪明，成为这门学道的丰碑。这部书出版，我本来就暗自替天下后世感到高兴。然而，我又想不说话。孔子曾经用这个道理启发子贡，所以说：「上天还说什么呢？四时运行，百物生长。上天还说什么呢！」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孟子也曾有所感触，所以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二三片竹简罢了。」不厌倦地教诲别人，是圣人的本心；然而圣人又希望少说话。六经是万世所尊崇的经典，孟子尚且有所取舍。自古圣贤所指示的目标，选择都很精细，不拘泥于表面痕迹而任凭真实，不重视耳闻而轻视亲见。学者若能这样深入领悟、亲自有所得，那么《论语》《孟子》的道理本来就在胸中，即使没有《论语》《孟子》也可以，何况只是《或问》呢？否则，沉溺于言语工具和文字筌蹄，留心于糟粕，我恐怕会把浮云当成太虚而迷失，知识增多而大智慧反而昏暗，聪明外露而淳朴本性离散，最终成为这门道学的障碍。这部书出版，我又暗自替天下后世感到忧虑。前代儒者的著述之丰富，没有比文公先生更多的，大概是因为当时想要纠正陆氏学说的偏差。这对文公来说是如此，但对我们这些求学的人来说，却不能不对此有所觉察。御史某君近来得到善本，将要刊刻流传。流布贤人的著述，上可以辅助六经，下可以惠及后来的学者，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其间他嘱托我说一句话，并且告诉我：「这部书得到尹氏、杨氏诸位老先生的完整著作，把其中的言论摘录出来，分别注在辨析各条之下，就更加完备了。」现在姑且把它刊刻出来，以等待后来成全美事的人加以补充。唉！圣贤隐没，正道将要沉沦；凡是追逐声名利益、足以败坏道义和蒙蔽心灵的事情，它们造成的迷误很明显，人们还知道它。至于沉溺于文字旨意、追逐表面影响，它造成的迷误很隐蔽，能够觉察的人就少了。我实在没有什么才能，因为御史某君偶然嘱托，才冒昧写下这几句话，不敢不在前贤著述的末尾附上浅陋的言辞，并借此表达我一点愚昧的心得。大概听到足音而感到喜悦，终究抵不过杞人忧天般的忧虑。《厓山新志》序【张诩】。厓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八十里处，与奇石山相对而立，像一道门户，所以又名厓门。山四周环绕着大海，潮汐的涨落吞吐都由此经过。从前，砍柴、割草的人登山远望也几乎没有来过，这里任凭蛇虫、麋鹿居住，想来已经不知有几千几百年了。自从宋朝祥兴年间幼帝漂泊入海，才开始在山上修建行宫；杨太后和文天祥等诸臣浴血奋战、死守节义的始末，也都发生在这里。令人感慨的是，自从帝王乘六龙车驾赴海、大风掀翻船只之后，贞烈忠愤之气郁结而不能伸张，在这里又过了二百多年。直到我朝才开始表彰此事。成化丙申年，邑人白沙陈公甫先生和佥事郁林陶自强商议上奏请求，创建大忠祠来祭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公。又过了十六年，到弘治辛亥年，与当时的兵部尚书华容刘时雍商议；刘公当时任右布政使，二人乘船经过厓门，商议创建慈元庙来祭祀杨太后。又过了九年，到庚申年，和佥事晋陵徐朝文商议请求把杨太后列入国家祭祀典礼，诏令说可以，特赐庙额为「全节」；祭品按照古代先圣先帝王的规格，祭祀日期则在大忠祠祭祀的前一天。于是，在两座厓山和大海之间，英魂义魄、贞烈忠愤之气勃然兴起，与云彩和山崖争高，与巨浪争深，和海上月光、山间日色争相照耀于无穷无尽之中，香火四时不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有关官员每年仲春率领众人祭祀一次，牛羊等祭牲、酒醴以及俎豆玉帛杂然陈列在祠前。往来的部使以及诗人文士登临凭吊、洒酒祭奠，写入篇章的作品多得数不清。徐君有一天回头对我说：「厓山应该编一部志书，却一直没有人编，这是典章上的缺失；何不留心做这件事呢？」我谢绝说自己没有才干，但徐君的意愿更加坚定。我卧病在床之余，便同门徒广泛采集各类记载，依次编纂：首先记沿革，其次记形胜，再次记里域、景致、帝纪、诏敕、事迹、列传、祠宇、祀典、碑文、题咏、纪异、杂著、题名，把这些都写下来，用来寄托褒扬之意。对于元代张弘、范文虎、李恒之流的列传和刻石记功之作，则全部删去，用来寄托贬斥之意。编纂完成后，名为《厓山新志》，共十八卷。唉，世间的治乱、国家的兴亡，虽然可以说有一定的命数，但没有不由于人事的修治或废弛而有所预兆的。姑且只以宋朝一代来评论：假使当时君臣有古代帝王的学问，用来修养自身，那么治理国家就有根本，绝不会出现议论很多而功业很少的情况；假使有古代帝王的政教来更新天下，那么治理国家的制度就会全部建立，绝不会出现声势仪容盛大而武备衰弱的情况，又哪里会有播迁流亡呢？不幸到了南渡，如果能够振作奋发，把兴复故国作为要务，而劝说讲和的人一定诛杀；像李纲、岳飞这样的忠臣，一定任用他们而不怀疑；像秦桧、贾似道这样的奸佞，一定罢黜他们而不迟疑，那么中原一定可以收复，深仇一定可以雪洗，又哪里会有失败灭亡呢？《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剥取桑树根皮，把门窗缝隙缠紧修补。如今的百姓，谁还敢欺侮我？」这说明宋朝在南渡以前的失误，已经令人感慨了。孟子说：「患了七年的疾病，才去寻找三年份的艾草；如果平时不储备，终身也得不到。」这说明宋朝在南渡以后的失误，更令人痛惜。唉，这就是编写这部志书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为了劝勉那些作为臣子和妾妇的人守忠节吗？《玩画斋藏书目录》序【姚翼】。

译天下的事物，没有比聚集更难的；而既然聚集起来，又没有比不使它散失更可贵的。我曾观察世上的贵游公子，往往把心思放在金玉珠玑、珊瑚翡翠等珍玩的嗜好上，竭尽力量来取得它们。偶尔有人厌恶世俗，稍稍追求清静虚无，那就或者收藏奇花怪石，或者收藏古器图画，终身沉溺在其中宴饮游乐而不离开。即使像苏文安公这样贤达的长公，也还被称为酷爱图画；韩昌黎《画记》中也说自己得到赵侍御的一卷小画，即使百金也不愿意交换。我从小没有别的嗜好，对于世俗所沉溺的东西，如金玉珠玑之类，丝毫不让它们污染自己的心。即使是花石、图画这些清静之士所推崇的东西，也不在我的欲求之中；我内心偏爱而舍不得放弃的，唯独是古今的书册。然而爱好虽深，力量却又不能多多取得。从六经以下，到九流诸子，旁及外家杂说，我仅仅得到二千多卷。我曾经夸赞自己的爱好胜过别人，以为世人的各种爱好，只有图画稍微接近它。但把我这些美好的书籍、法帖陈列在案几上，已经足以和他们的丹青艳色彼此争胜了。而且其中记载着上下古今数千万年兴衰治乱的踪迹，以及精微的义理、歌咏叙述的妙处；即使是野史偏记，也可以用来增加见识、扩大见闻，这些都是图画中完全没有的。所以即使昌黎、文安都广泛读遍群书，却又把爱好旁及图画，我仍然嫌他们只是满足眼睛的玩赏而使心思驳杂，何况专门喜爱图画的人呢？更何况所爱好的东西还在图画之下的人呢？然而，我爱好书籍，不仅胜过世间各种爱好；书籍一旦聚集起来，也独独难以散失。为什么呢？金玉珠玑、珊瑚翡翠，是天下众人共同喜爱的；奇花怪石、古器图画，也是清静之士共同喜爱的。喜好相同，那么聚集在我这里的物品，流口水想得到它们的人一定很多。何况那些人的爱好既然终身都在这里，他们的子孙大多沉溺于绫罗绸缎、肥甘美食、斗鸡走狗之事，产业耗尽，财物日益匮乏。到了最后，他们必定不能满足衣食的需要，又没有义理来涵养心性；孝敬之心已经衰微，对祖先精神的结晶、亲手留下的遗物，便茫然无知，完全不加珍惜，拿出去丢给别人，只求免除一时的饥寒。他们把这些东西看得像破鞋一样；子孙把它们看作破鞋，再加上天下人垂涎欲得的贪心，我看靠几十年力量聚集起来的东西，不到一天早晨就会消散得一无所有。至于爱好书籍的人，千万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当我爱好并聚集书籍时，世上的人都把它们看得像泥偶和弃置的冠帽，连一同讥笑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一个志趣相同的人在旁边觊觎呢？何况作为他的子孙，即使不一定世世代代都是能够读父亲藏书的人，但耳濡目染之后，有的也会稍稍习染俭朴的风气；而且生长在诗书礼义之家，只要不是非常昏乱不肖的人，应该不忍心让父亲死去而丢弃他最喜爱的东西。即使想丢弃，也往往苦于不容易卖掉，因而中途作罢。这样看来，我爱好书籍，虽然受力量限制，不能多多取得，不能达到汗牛充栋、和世人聚集其他玩物相比的程度，却私下里独自高兴它们可以长久保有，认为它们属于我。因此对于这二千多卷书，我特意建斋收藏，又登记编目，使它们通过我的子孙流传于世。世上不但贤能而且能够读我书的人会知道珍惜它们，甚至还会加以增益；即使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只要不是非常昏乱不肖，也会因此知道我爱好它们是多么深。即使不幸偶然不能免除饥寒，他们也许还会姑且保存这些书，而不强行卖给并非志趣相同的人。《题〈如此江山亭诗卷〉》【姚绶】。吴山原来有一座如此江山亭，起初不知道建于哪一年，也不知道由谁命名。后来我得到庐陵张光弼《清集》的诗歌遗卷，紫芝老人俞和首先用籀文题写，碧岩周氏绘制图画，清雅绝妙，十分可爱，足以使这座亭子在湮没之后重新增光，也能开启后人相继唱和的兴致。如今这卷诗画由旌德史玄隐收藏，他曾经向许多大夫、士人求取题咏；许多人根据光弼诗中的感慨，把这里当作宋元兴亡之地，反复着意在「如此江山，不在江山如此」上立论，难道不是要求得过分了吗？况且古今山水的趣味，常常是山林隐逸之人得到的；他们对亭台馆榭，一旦兴致所至，往往就用这种趣味来命名。就这座亭子来说，用「如此江山」来命名亭子，是可以说得通的，相关议论也通达。难道他会因为一座亭子、一个名称的分别，就把它联系到古今兴亡这样的大事吗？只是登亭饮酒的人，回顾四周，徘徊流连，触景生情，因为人事变化而景物依旧，感慨今昔异同，把感情抒发出来，也是自然的道理。那么如今假使有像光弼这样的人和朋友再次带着酒来到这里，想寻找从前的亭子，却发现它早已在荒草苍竹之间毁坏埋没很久了，又将会产生怎样的感慨呢？我们这一辈人生逢这样盛大的时代，归田以后能够优游于山林之间，和各位幽居之士、坚贞之士吟咏歌唱太平，又能在前代贤人的作品之后继续传写下去，也算幸运了。即使在吃一顿饭的短暂时间里，我也不敢忘记江湖百姓的忧患，对于「如此江山」又哪里值得深加议论呢？至于王公贵人，志向在于推行正道、树立功业，使声名光辉昭著于天地之间，没有空闲顾及这些；即使偶尔有空，也不过登临远眺一次，赋诗题咏一次罢了。要寻求山林隐士的趣味，是不可能得到的。玄隐收藏这卷诗，还在等候有空闲的人在此登临观览、赋诗题咏；若有人出来，请把这些话告诉他，怎么样？我把和诗附在卷末。《唐诗分类精选》后序【桑悦】。

译以上《唐诗分类精选》二十卷，共五千多首，是四明吕侯任吉水知县时选编的，准备刺绣刊刻，以扩大它的流传。他的儿子尚清经过我在西昌的栖云轩，请我在书后写几句话。我曾经留心《诗经》三百篇，知道其中的含义。古人的诗，不过是运用心意罢了，文辞简略而意旨自然明白，往往还有言外之意。例如爱戴召公，就说「不要砍伐那棵甘棠」，那么就可以看出他的子孙、臣民和百姓都爱戴他。例如作乐来会合祖先，就说「我的宾客已经到来，永远观看这盛大的完成」。先代之后的人听到乐声而感动流泪，于是神人和洽，又何必等待言语说明呢？况且起兴常常由无情之物开始，难以直接承接；比喻虽然有形象，却很难斟酌归类。容易创作的，只是直陈其事罢了。而诗句的厚重或浅薄，又直接关系到时代气运的盛衰。正风、正雅，都是作于周朝盛世；那个时候诗人都饮受天地的和气来发声，所以辞气充盈于太虚，描摹事物却不露痕迹。《九罭》《伐柯》等诗，稍稍表达情志，诗风于是变化。何况风雅变化到了极点，怎么能不激发风云、使气势撼动山岳呢？即使拿周公所作的诗来说，在《大明》和《东山》之间，也自然不能没有高下升降，何况更往后的诗呢？接着《离骚》创作出来，比兴的手法大体齐备，确实保留了《诗经》三百篇的遗意。大概屈原的辞章本来是因为爱国、害怕谗言、内心郁抑不平而写成的，又怎么能不奔驰于变风变雅的末流呢？例如《九歌》中「内心不同，媒人徒劳；恩情不深，轻易断绝」这样的句子，最为善于言说。假使屈原生在文王、武王的时代，这些话又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即使文王、武王时代的诗人处在屈原的时代，「感叹啊驺虞，人们喜爱我，给我指出大道」一类的话，难道也能凭空妄造出来吗？风雅变化中的再次变化，也不能只归咎于个人。自秦到汉，距离古代还不远，五言诗的创作仍然保留着古意。如唐山夫人的乐章，歌咏汉代盛世，大致与《颂》相近；但「灵芝摇荡」等语句出现后，汉代的风雅也一天天变化了。降到魏晋，乱世多而治世少，那么即使像曹子建、阮嗣宗、张茂先、陶渊明这些善于作诗的人，又从哪里汲取和气来发出和平之音呢？大体说来，《诗经》三百篇以后，取那些诗作中接近风雅的部分，应当体味其意旨的深浅如何，不可以只论辞句是否平正。曾南丰说：「自文王、武王以后，又过了一千多年，才有唐太宗的治理；唐诗的和顺清适，是由唐太宗的治理酝酿出来的。」 诗歌兴盛的情况，在中唐、晚唐以外，唐朝国运也可以随着它考察出来。就其中杰出的来说，有四家：陈子昂、李太白、杜少陵。韩昌黎偶尔有几首诗，大略保存了汉魏诗歌的比兴手法，并且颇能理解古人的用意和格调。然而一篇几十句话中，它的含义还不如《风》《雅》中的几句话；这样看来，似乎唐代的制度文章足以凌驾于三代之上，而先王的真德实意只剩下极少一点罢了。诗难道可以这样轻易地看待吗？后来学习作诗的人，大多舍弃这四家而另寻老师，难道不是因为王摩诘、刘长卿、韦应物这一类人的诗，情意随着句子就断绝了，平直顺畅，容易看懂吗？诗就像大海，《三百篇》是其中的蓬莱仙岛，汉、魏、晋的诗歌是其中的弱水支流，而唐诗还只是海中的亶夷诸洲。学习驾船的人到了海门便感到震撼，如果只望见洲岛的边岸，心意就已经满足了，哪里还会有进一步的希望呢？吕侯选编这些诗，大概是要砍去荆棘，除去旁路，引导人们到达这几个洲岛；我又申述这些话，是希望人们越过这里，直溯弱水支流而到达蓬莱仙岛。何况我朝的治理隆盛比得上唐尧、虞舜，还有什么古代的成就不能恢复呢？吕侯名烱，字文昭，以名进士出任现职，政事通达，人心和睦，歌谣满道路；在拯救百姓之余，还留心文事，这实在是难得的。《韵学集成》序【桑悦】练川章先生名黼，字道常，别号守道。他一生隐居授徒，不求闻名显达。著有《韵学集成》十二卷，共收四万三千多个字。每逢一个声调而四声都具备的字，就单独编成一帙；只有二声、三声而缺少其他声调的，也依此办理。又另编《直音篇》，总考这些字的出处，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先生去世十多年后，他的儿子章冕准备把书刻印出来。当时闾阳吴公克明恰好以名进士出任本县县令。一时间士大夫们都请求他促成此事。吴公为难地说：“《洪武正韵》一书，革除了江左地区的偏僻语音，已经完美无缺，是万世都应遵守的规范，为什么还要增加别的书呢？”众人说：“这部韵书正好可以辅佐圣上的制作。古今以韵书著名的作品不止一种：《广韵》是栋梁，《韵会》是椽桷。我朝的《正韵》选取众多材料，加以修订，广大的居室已经建成了；现在又用《龙龛》诸韵来增益它，在外面用城郭护卫，在里面充实珍奇货物，它庇护后学的功德实在不小。”况且《正韵》的编修，是太祖高皇帝运用既成的规制，交给宋濂等人完成其事的。看大圣人的创制，实在超越千古，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帝王把有利于万世的人才当作自己的才能；后世若有臣子在几十年后以宋濂自比，能够遵循成规而稍加扩充，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吴公说：“对。”于是招募热心此事的人筹办费用。恰好钦差提督水利浙江按察司佥事吴公廷玉巡视来到本县，又竭力赞助。人们乐于帮助，不到几个月工程就完成了。众人一致请求我写篇文章放在书的卷首。先儒说过：“写文章应当略微懂得难字。”诵读《南山诗》《三都》《甘泉》等赋，其中有许多字使人舌头打结，无法屈伸。难道果真是字本身奇异吗？只是人们把它看作奇异罢了。这部韵书一问世，从前那些像商代敦、周代彝器一样难懂的文字，便化成了竹根、康瓠之类的寻常器物。听入耳中不觉得高深，映入眼中也不感到震慑，这是多么畅快啊！不过，字究竟从哪里产生呢？产生于声韵。最初天地尚未生成时，声韵已经具备于太极之中。天地分判以后，声韵寄寓在天地之间。一阳复生，是声韵开始萌发；四阳而成豫卦，是声音从地面发出。声韵产生以后，形象也随之显现。苍颉创制文字，不过是依据事物的形迹罢了。然而创制了一个字而遗漏十个字，这是事理必然如此。千百年以后，只有邵子具有独到的见识；他在《皇极经世书》中说，天声发出唱导，地音应和。天声有平、上、去、入四声，地音有开、发、收、闭四种。例如“多、可、个、舌”，是既有这种声音又有相应文字的；“古、甲、九、癸”，是既有这种音而又有相应文字的。“开、宰、爱、下”这些字的…… ○表示入声；“吉、向、仰、下”这些字的□表示闭音。其…… ○它□难道是有声、有音，却没有相应文字吗？

译有声有音而没有相应文字，我就无法把它们全部写成字。邵子无法把它们全部写成字，苍颉也无法把它们全部写成字。然而它们的声与音终究不会消失：寄托在人的嘴里，嘴与嘴彼此相遇；寄托在孔窍之中，孔窍彼此相应。有的可以辨认，有的不能辨认，哪一个不是尚未完全显露、尚未形成的文字呢？发展到●、■，然后脱离天地的形体，连同声音和文字一起消失，又回归太极。掌握其中的圆融之理，那么律吕的根源就在自己身上。由此精神可以与造化相通，智慧见识可以和鬼神相等，实在是很容易的事。唉！不是通晓大道的君子，谁能认识它呢？求学的人如果能够完全认识先生已经确定的韵字，又进一步向天地之间探求韵书，就会有所收获。先生从上天所得的禀赋深厚，享有高寿，终于完成了这部韵书。他苦心焦思，积累三十多年，才得以编成。若不是吴公出任县令使它流传，这部书又将归于乌有，难道不深为可惜吗？上天暂时使吴公屈居此职，正是为了使先生的著作永远伸张。吴公的文章、学问和品行都远超众人，暂任县令时，常以六事自我责备；以公正产生明察，以防慎形成威严，本县因此大治。这也只是他举手投足之间的一件小事罢了。《跋唐诗品彚》【桑悦】唐人喜爱吟咏，流传下来的共有三百多家，确实有盛唐、中唐、晚唐的差别，唐朝的国运也可以随着它考察出来。杨仲弘等人所选的诗，都取其柔熟的一体。唐人的诗歌技巧当然不止这些。我国闽人高廷礼有《唐诗品彚》，收诗五千多首，虽然分编定目，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类别，但总的看来，他的见解仍然是杨仲弘的见解。这部诗选盛行以后，学者终身钻研，吟诵时彼此相合，不过得到唐诗的一支罢了。想要编成全唐诗，应当从三百多家诗人的全集中去考察。《重刊旧唐书序》【文徴眀】嘉靖已亥年，吴郡重刻《唐书》完成。全书共二百卷，其中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此书由石晋宰相、涿地人刘昫撰写。当初，御史、绍兴人闻人诠巡视南畿学政，因为这部书在世上已经没有刻本，后来巡视吴郡时，便命郡学训导沈桐刻印，收藏于学宫；工程尚未完成，闻人公便因服丧离任。到这次书刻成，沈桐把书送来，请我写序。考察《唐书》的源流，令狐德棻等人曾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到吴兢时才把前后材料合为一书一百卷；后来柳芳、韦述继续编纂，起于义宁，止于开元，只有一百多年；于休烈、令狐峘等人依次增补，起于建中，止于大历；元和以后则由崔龟从完成。此后韦澳等人又继续增补，总共成为一百四十六卷。柳芳等人又有《唐历》四十卷、《续历》二十二篇，都是当时的记载，并不是已经编成的史书。石晋改受唐朝的国命后，刘昫等人才依据旧史续编成这部书。然而《五代史》中刘昫本传没有记载这件事，难道是因为书稿出自当时的史馆，而刘昫只是以宰相身份主持其事吗？这就无法考察了。有人说五代动乱频繁，文风低弱，而这部书编年叙事没有法度，详略失当，不足以流传久远。宋庆历年间，诏令翰林儒臣刊修这部书。从庆历甲申到庚子，历经十七年，完成了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与旧史相比，删去六十一篇列传，却增加三百三十一篇列传；另撰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续撰仪卫、选举、兵、艺文四志。所谓“事情比以前增加，文字却比旧书简省”，确实采用了当时表章奏疏的语言；至于评定功赏的制诰，也称它宏大博洽、精密核实，超过诸子。实在因为宋景文、欧阳文忠都是当时的大手笔，而这部书确实经过二人的修订，所以朝廷内外都尊重信任它，旧书于是废置不再流行。然而议论者认为它使用奇涩文辞，是失去史书体例；删削诏令，是过于简略，因此确实不如旧书。司马氏修《通鉴》，全部依据旧史，对新《唐书》却不取用。只有周益公称赞它删繁为简、以今体改变为古体，符合所谓“文字比旧书简省”的说法；刘元城则认为它事实增加而文字减少，这正是新书的过失。唐庚更严厉地斥责它，极力称赞旧书的优点。他所引用的“决海救焚，引鸠止渴”等话，难道只是对偶工巧而已吗？那本来就是一代名言。既然如此，这部书难道可以不让它流传吗？不过，它也不是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段秀实请求辞退郭晞时，有“我戴着我的头”这样的话，新《唐书》删去了一个“吾”字，议论者认为这不符合事实，是对的；但旧史的段秀实传却根本没有记载此事。段秀实的大节，当然不依靠这件事来确立，但这件事也卓异而可喜。柳宗元叙事尤其以奇警著称，而且郑重地写成文章，送入史馆。若这样重要的事情都不能载入史书，那么遗失的史实也就太多了。更严重的是，它诋毁韩愈的文章，说《顺宗实录》详略不当，取舍拙劣。奇怪啊！难道这不正是晁氏所说的“遗漏很多、是非失实”吗？写史真是太难了！作者心术有正有邪，文辞义理有工有拙，见识有深有浅，史书也就随之不同。关键只在于传达真实、传下著明的事实，不失其本来面目罢了。如今两部书都在，工拙、详略、是非、得失，没有什么能够掩盖。那些斥责《新唐书》为惑乱正道的说法，确实是过分的议论；但有人因此就废弃旧史，又怎么可以呢？这正是闻人公刻印流传此书的用意。这部书从前曾在越州刻过，书末有教授朱倬的名字。朱倬因触犯秦桧，被外放为越州教授，应当是在绍兴初年。距今已经四百年了，这部书又重新流行，而闻人公又出身于越地，这件事难道是偶然的吗？在此以前，这部书长久不在世间流传，也没有好的版本。沈君只得到旧刻本几十册，与全书相比才有十分之六七。于是他遍访藏书之家，即使是残篇断简，也全部搜取来进行校阅。为了审定一个字，有时竟反复改动数次，经历三个寒暑，才终于完成。这种勤勉确实值得嘉许，所以附带记在这里。《何氏语林序》【文徴明】《何氏语林》三十卷，是我的朋友何元朗编纂的。体例大致仿效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当初，刘义庆采集汉、晋以来的嘉言遗事，编次成书，标举表彰，光彩夺目而又玄妙超胜。从这以后，稗官小说大约有上百种，但这部书特别隽永精深、奇丽非凡，几乎没有作品能够继承它。元朗素来喜爱这部书，研求推演，积累多年；搜览各种典籍，想要追步前人的芳迹。上起两汉，下至前元，上下千余年间，正史所列、传记所存的奇异踪迹和卓绝事迹，他广泛搜罗，没有遗漏，共得三千七百多件，总计十多万字。分类编排、义例体制，一概沿用刘氏旧例；凡是刘氏已经记载过的，便不再重复。品类条目分为三十八类，而探究事情本情、掌握要旨，实际上都以语言为宗旨。单独的一词一句，往往能使人心神消解；构思深远简约，足以令人长久赞叹，确实也寄寓着至高的道理，是文学、品行和义理的深渊。有些人却认为它割裂琐碎，没有取舍，偏斜驳杂，只会在道德性命方面铺陈藻饰、修饰辞藻，却没有什么发明。唉，事理没有穷尽，学问哪里有终极？道理如果不能明白，固然不足以穷尽性命的奥秘；但言辞如果不能通达，道又从哪里显现呢？

译所以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说明，是圣人训诫所首先重视的；修饰辞辞而确立诚信，是积累德行的源头。宋代末期，学者习惯于谈论性命之学，内心深沉，外表厚重，端坐不动，认为这样就足以涵养本性、改变气质；但究察他们实际所存的内容，其中有许多值得非议。这虽然也有师承源流的原因，但他们被自己的见解所迷惑，又一味趋向简便，日益偷薄，自己用虚假的美言划定界限，以掩盖自身的不足，甘心面向墙壁而坐，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庸俗鄙劣罢了。唉，“玩物丧志”这一句话，竟成了后学的深重痼疾，君子对此大概曾经感到惋惜。元朗在这方面，真正能够不受迷惑吗？元朗学问贯通、内容深广，文章辞采纯粹精美；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其文章雄伟壮丽、深厚宏大，足以凭此自立于当世。这部书还只是他著述的余绪罢了。它有助于谈论学术和文章技艺，总也不可以不流传。这就是序。《岭南耆旧遗传序》【王渐逵】我曾经读《管幼安传》《王彦方传》，才知道汉末仍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生在孔子以前，一定不会排在“三仁”之后。然而有人仍以他们没有著书立说来贬低他们。所谓言语，就是文章；道理因文章而显明，也可能因文章而消散。所以我担心道理存在于人身上，却被文章消耗掉。天地尚未开辟之时，日月星辰、江河海岳的文理本来就存在，难道能说没有文章吗？君子的道，根本在自身，从别人身上得到验证；即使无须从事文章，文章也本来存在，难道能说文章很少吗？君子的道，譬如树木，根就是道的根本，生长出来就是道的枝干，文章就如同萌芽、花蕊。因此，树木的生机到了萌芽时便开始旺盛，到了花蕊时就开始衰落。花蕊是不是正是兴盛的极点、也是衰落的开始呢？三皇，是道的根；五帝，是道的干；夏、商，是道的枝；周，是道的萌芽和花蕊。所以文章到了周代达到兴盛，而道到了周代开始衰落；于是言辞兴起，而淳朴的本性散失了。我乡先辈生长居住在海滨，刚健淳厚之气尚未流失，淳厚的德行和美好的品行时常出现在世间；近来的后生聪慧，文质彬彬地相继兴起，却崇尚修饰辞藻，都因此染上了毛病，这就是世道所以日益浇薄的原因。我因此感到忧惧，于是把幼年时从乡中老人那里听来的事情，汇集编成实录，拿给后学看，使他们知道道是根本、文章是末流，并且明白乡中先辈美好品行的显著，正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而不是后进之人所能造作出来的。唉，天地淳厚朴实的道，有时浇薄，有时复归，它难道在于时势和人吗？所以道在春秋、战国时曾经浇薄，到西汉才复归；在南北朝的动乱中又浇薄，到李唐才复归；在五代时又浇薄，到赵宋才复归；在元代末年又浇薄，到我朝才复归。因此，建国初年的耆旧之人，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还有保存，我还来得及亲眼见到。如今天下的浇薄也已经很严重了，能够返归淳朴、革除浇薄的，大概只有贤者吧？如果仍然把辞藻文章当作正确的标准，那正是我更加忧惧的地方。《七雄防纂序》【穆文熈】我生长在赵、魏之间，正是苏秦约六国合纵于洹水之上、谋划仰仗闗隘进攻秦国的地方。向北是燕国的道路，向东通往齐国边境，西南临近黄榆、马陵，是韩国的土地。七国中有五国处在这里的要冲，四个强国占据了其中一大半。如今那些人物和事情虽然已经过去，遗迹还存在。因此我在耕种田垄之余，间或取《国防》来读，参照验证其中记载是否相合。时间久了，我对其中的事情融会贯通，击掌之间就能全部说出。于是随着兴致所到，常常概括成几句话，分析合纵连横，判断得失，总的用正道加以约束。又取缙云鲍氏、西山真氏、元人吴氏评论《国防》的话，缀集在书中，析为八卷，命名为《七雄防纂》。这时开府峄山贾公看见此书，发檄命令在澶渊刻印；吴郡金君新近到任，于是完成了这件事。我为它作序，茫然感叹说：“文章的显明与晦暗，大概也有时运吧。”《国防》所记载的，都是游说之士倾危诡诈的策略。汉代只有司马迁、班固、刘向研究它；唐代以下直到宋、元的士人，都忌讳谈论它。因此凡是谈论苏秦、张仪之说的人，人们都把他看成魍魉魑魅，连其余的话也不肯接受。于是这部书经历千百年，尽是秦火留下的灰烬，文字讹误如“豕亥”“鲁鱼”，一半夹杂其中，又没有善本，晦暗到了极点。到了我朝弘正年间，才在大梁刻印，李献吉为它作序，这才第一次显明。近来又在金陵刻印，这是第二次显明。如今贾公又在澶渊刻印这部书，它就更加显明了。《国防》从秦代到今天本来没有改变，为什么起初晦暗而如今显明呢？它之所以晦暗，是因为人们习惯于合纵连横的名声，却不知道随时变化的道理；它之所以显明，则是因为合纵连横的策略贵在善于运用。所以，如果做仪、秦那样的人，而像苏仪、张仪一样反复无常、欺诈虚伪，手持黄金和相印，忙忙碌碌地每天被利欲驱使，这就是孟轲所说的妾妇。若做鲁仲连那样的人，而像鲁仲连一样使秦王退兵、攻下聊城，辞去千金而投身东海，那就是太史公所说的天下之士。假使当时有贤明的君主在上，选取当时的游说之士，按照才能器量加以任用：让无忌、乐毅做大元帅，让聂政、荆轲、朱亥做偏将，让甘罗、樗里子、张孟谈出使，让触龙、虞卿、知果、郗疵做辅导，那么本来就不必借用后世的人才，也可以使治理之道达到最高境界。遗失的刀刃、折断的箭镞，都是可以使用的战争器具；有斑纹的铜镜、带纹理的琴，虽是墓中的遗物，也都是珍贵的器物。这样看来，为什么战国的士人就一定不可以任用呢？况且其中的文辞变化无穷，遇到事情有难以言说之处，往往一句话就能立下规范，文采苍然而深厚，气势充沛而旺盛，又像虎豹的皮，可以用来做君子的外衣；蛇、珍珠、犀角、象牙、翠鸟羽毛，也足以装饰衣服、供御用并增加观赏之美。这样看来，铺陈辞藻的文士又怎么可以不亲手读一读这部书呢？苏洵说得好：“比干有仁心却没有权术，苏秦有权术却没有仁心。假使一个人既有仁心又兼有权术，再把这两者的余绪写成文章，难道不是大好事吗？”自从苏洵提出这番话，人们便说苏洵是合纵连横之士。如今我编纂这部书，又替各位游说之士解嘲，别人将怎样评价我呢？《为人序宋论》【杨循吉】

译在国家治乱、兴衰的关头，君子不可以不深入认识它。自汉代以来，得到天下的朝代很多。它兴盛时一定有原因；它灭亡时也一定有促成灭亡的因素。其间兴起、灭亡、交替、变更，数不胜数。因此考察人事，就可以从开端推知后来，从兴起推知成败，往往并不难看清。天下大势，有缓有急，有大有小，而它的形成，无非取决于上位者是仁厚还是暴虐、下位者是贤能还是不肖。天下大势有时在上位者那里形成，那么下位者不能夺取；有时在下位者那里形成，那么上位者也不能夺取。我曾考察大势形成的地方，并顺着它来衡量轻重。因此明君在上，民俗就会改变；奸佞留在朝廷，君主的权力就会下移。这就是大势必然达到的结果。所以读史的人，一定要深刻认识天下大势，然后才可以和他讨论兴衰治乱。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其间有三次大的变化。初期，君主英明、臣子贤能，所以兴盛并趋向太平；中期，贤者与不肖者杂用，所以由治而趋向衰败；末期，完全任用不肖之人，所以由衰败而趋向灭亡。而其中大势在下层形成、不可夺取的情况，是因为王、蔡、秦、贾之流造成这种局面，并且势力分散于辽、夏等国。考察宋朝所以达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它立国的根本在于仁厚，而它的削弱也大多由此而来，这是国势所决定的。至于当时进退、废置、兴举以及幸运与不幸的事情，其中有许多令人欣喜、感叹、悲伤、痛惜之处。《春秋辅传序》【刘绘】国子助教陈道夫著《春秋辅传》，说这是自己辛苦所得，拿给我看并请我作序。我读了他的文章，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符合我那些不成熟的见解。我曾作《春秋论》，于是略述自己的看法，对道夫说：古代注释经书的人务求简约，后代注经的人务求繁复。古代注经简约而经义更加明白，后代注经繁复而经义更加晦暗。六经的注释无不如此，而《春秋》尤其严重。圣人的经书广大无边，若能窥见它的旨趣，并旁通引申，还有什么不能通达？可是偏私的人任意发挥而违背经旨，穿凿的人深挖隐意而背离义理，冗琐的人追求纤细文辞而崇尚苛细，诬妄的人摘取片语而助长惑乱。古今传《春秋》的人，往往都犯这四种弊病。近世胡安国潜心研究二十年，学士没有不称赞他专精深邃的；他的传完全以程颐为根本。程颐的传世之作没有完整流传，大抵程氏兄弟晚年著书，多不自以为满足，有的藏起来，有的甚至焚弃了。这是他们求道而未能完全见道的心态，所以后学对于他们的著作，多半不能看到全貌。自从胡氏的学说流行，天下人都宗奉它，不求经义而只求传文；所以探究经文意义的很少，探究传文意义的很多。对于经文不能举出它的原话，对于传文却日日夜夜苦读，还担心自己不能牢牢记住。于是孔氏的经因为简略而被人忽视，胡氏的传因为繁复而被人重视。详细的越来越兴盛，简略的越来越衰微，相信传文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科举用它来取士，士人不得不奔向它。过去孔子向西观看周室，讨论史官记载的旧文，在鲁国兴起而编次《春秋》；他只依据各国送来的报告文辞，笔削取其简便，没有送来报告的事情就不再考察。列国报告的事情很少涉及褒贬之义，大多直书事实而义理自然显现；其中记载国名、字、人的，都是关系重大义理的事情，明确地写在文辞中，没有什么隐瞒。至于进退、给予与夺取、喜爱与厌恶、是非判断，都符合公共的人情。那些列国送来的报告，其中一时的善恶，有的出于赞叹，有的出于愤懑，早已鲜明地存在于人们心中。圣人依据当时的喜恶，顺着报告的文辞，约略其文字，彰明其义理，用来显示赏罚；这是七十子也不能增添一句的话。孔子揭示纲要，左氏铺列条目；其中那些琐细而与世道、伦理、纲常无关的内容，便略去不叙，所以丘明常常在经文下面另有附录，都是这一类事情。经书的创作，大多是对五霸发愤，因为他们假借尊王之名来实现私下的图谋，依仗强暴欺诈来愚弄天下；后世于是明确地写出他们的功罪。这就好像有君王在上，公布法令，诛责他们的心术；只要有无视君王的心思，便都是乱臣贼子，不能靠粉饰文辞、隐讳奸恶来逃避笔下的刑罚。天下如果有贤人君子，听到孔子的笔法，一定会感慨兴叹，认为君王没有出现，幸好有孔氏，使奸雄的心思受到抑制而不能肆行；他们无不在岩穴之下捶胸咬唇，感到痛快。所以说：“这些百姓，正是三代能够遵循正道而行的原因。”如今时代不同、事情改变，但万世之人诵读这些文字、追述这些事情，尚且对当时感到惆怅痛恨，何况亲眼看见这些事的人呢？我读五霸的事迹，读到葵丘、城濮时，周王室东迁以后，秦襄公筑西畤，在郊外陈列祭祀，诸侯蔑视洛邑，已经很久了。等到齐桓公、晋文公纠合各国、以大义责备楚国时，平日里那些心怀不轨、凶暴残酷、在郑、卫故地窥伺的诸侯，无不内心折服、胆寒骨冷，赶赴盟约、奔走会盟，于是王纲似乎可以重新整治了。谁知道葵丘之会是因侵犯蔡国而开始，城濮之战是借释放宋国而出兵，都是横生私意，所谓把灾祸转为福泽、借失败成就功业。圣人厌恶楚国流毒中原，所以特意大书其事以彰明齐桓公、晋文公的功劳；经书在葵丘因侵犯蔡国而记载，在城濮便因救援宋国而记载。像这样，都是因为私意介入事情，却终于建立了功业。至于不请示天子、不遵循正义、彰明大道，五霸都犯了这些义理；《春秋》的书法又从这些地方表现出来。仲尼自己说：“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所做的，文辞是史官的旧文，义理则是我孔丘私下取来的。”因此《春秋》的书法多在五霸身上，但都直书事实而没有隐晦的文辞；如果没有五霸，《春秋》也未必需要写作。邵尧夫说“皇帝王霸都系于天数和天理”，或许是这样吧？其他事情则是鲁国本国的重要事项和各小国送来的报告，都是为了劝善惩恶；所谓一字褒贬便成为荣辱，都采用直书而使义理自然显现。圣人难道会像后世那些迂曲的经生、拘执的文士一样，在一字一句上刻意求奇吗？“郑伯克段于鄢”，只要玩味经文，庄公失去孝友之义已自然显现，何必一定把“克”解释成“战胜”呢？如果“克”就是战胜，那么公羊传说“杀”，为什么经文却说“克”？谷梁传说：“就是能够杀死。”这些解释都是有意附会。经义本来明白，这正是任意发挥、违背经旨的例子。《春秋》已经成为含蓄说理、曲折讥刺的作品。楚国杀死大夫得臣，是因为得臣违背君命而防守军队，楚子根据法令将他诛杀；经文记载他的官职和姓名，是为了深刻表明子玉的罪过。左氏保存子西、孙伯两位臣子的说法，说楚国杀了得臣，晋侯将因“没有人能伤害我”而高兴；这只是敌国之间的常用话罢了。

译圣人何曾怜惜子玉，却责备楚子杀了六名士卒？又哪里有空闲去议论晋国再次获胜、楚国再次失败呢？这就是深挖义理而背离本义的一类。《春秋》替逆臣表达了愤懑。莒国的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国的展舆逃奔吴国。展舆是拥立弑君者的人，在中原没有容身之处，他的罪行很明白。齐国接纳去疾，顺应各位公子的情意，接纳他而不索取什么，正是大国的礼法。经书对于小国中重大的事情才加以记载，而且都用直白的文字显示功罪。如今却因为展舆而牵连记载莒国国氏，把诸侯参与拥立也写进去，这是繁琐修饰、崇尚苛细的一类。《春秋》简直是在刮垢索瘢。僖公十年冬天，大雨雪；十一年秋八月，大规模举行雩祭，都是顺应时令来记录灾害，表明拥有国家的人应当知道敬畏罢了。许翰认为这是先后出现阳谷的应验；如果这样解释，那么上天对列国降下警戒、发布政令，也太辛劳了。到了文公年间彗星进入北斗，天的应验相隔很远，于是又依据内史叔服的话来解释，这是摘取文辞、助长惑乱的一类。《春秋》借助天意设置畏惧。因此说，四种弊病，胡氏仍旧沿袭诸家，而清除、廓清这些弊病的功劳仍有不足。自从科举用它取士，学者也只争取眼前的说法而顾不上长远，追探前人的踪迹，而久远的内容又被眼前的说法遮蔽。所以何邵公说：“讲诵老师的言说，还要加以诋毁嘲笑。”又说：“贾逵抓住缝隙奋笔而作，认为可以夺取《公羊》的地位，使《左氏》兴盛。”可悲啊，可悲啊！后人议论前人，确实很容易。然而经书的义理应当广泛地从各方面求取；如果只听凭一个人的见解来决定，就太浅陋了。我认为科举取士应当顺从士人的志趣：有的取自各家，有的发自自己的见解，只要能够阐明经义、文辞通畅，就应当称为通经之士。这样使圣人开天辟地的论说不拘拘于老朽经生和迂曲文士之手，难道不是千古快事吗？如今学校私塾的少年，有人中了明经科，却连古代的传注都还没有读完，真可叹啊！《鲁春秋》自三传以后，只有邹氏、铎氏最早出现；后来董仲舒、石渠阁的论说以及刘向、京房的著作，很多已经不见于世。自何休、贾逵直到晋代杜元凯、范武子，唐代啖助、赵匡，都是卓然可考的人物。程正叔作传以后，儒士大多归依他的学说；所以宋朝南渡时有胡氏安国，学士们怀着发愤之心发表议论，像刘敞、孙复都不相信旧传而自行作注，著文的人纷纷出现。《书金石例后》【张汝弼】孙子说：声音不过五种，但五声的变化多得听不完；颜色不过五种，但五色的变化多得看不完；味道不过五种，但五味的变化多得尝不完。文章也是这样，它的常规可以说清楚，但它的变化难道说得尽吗？苍崖先生的《金石例》列举文章的常规而概括它的变化，对于学者确实有功。不过，他的意思是想让人由此类推，未必认为体例只限于这些之外的内容；如果把它理解为所有例子都已经穷尽，那就不对了。大概只是以各家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作为例子，偶然没有涉及的就没有补充罢了。比如碑志没有记载儿媳的例子，假设有儿子娶公主而受到封赐的，那么儿媳难道可以不记载吗？凡是该不该记载，要看事情是否适宜。又有一些虽有先例却不应当奉为例法的情况，如柳子厚、马女、雷玉、李卿的外妇，她们的志传不足以垂戒后人，只会助长恶行，能把这些当作体例吗？纯厚的儒者、端正的士人应当有所选择。所以体例虽有常规和变化，但所谓变化，也只是不违背常规罢了。不违背常规，也就是合乎义理罢了。假如合乎义理，又何必拘拘于体例呢？唉！天下的事情，大概没有不是如此的，哪里只是文章呢？因此把这些话写在书卷末尾，告诫读者。《明文海》卷二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