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五，余姚黄宗羲编，书二十九 字韵 与徐大章先生书【赵防谦】我私下认为，西汉以前著书的人都不借助序文，因为他们自信作品一定可以流传，更不需要等待别人的赞美奖掖之后才取得世人的信任。三国以来，作者既不能完全自信而没有疑虑，世人又不足以辨明其中的是非，所以必须等待有名位、居上位的人为之倡导。有些作品没有流传于有名位的上位者之间，后来反而被别人窃取、冒充为自己的作品，这种情况也有；例如郭象的《庄子》注、宋齐丘的《化书》。因此，书本身虽没有什么值得流传之处，却因序文而在后世知名的，也偶尔有之。我的《六书本义》虽然不敢自信它一定能够流传，但纵览前人，自许祭酒以来想阐明此事的，不下数百十家，纷纷扰扰，没有一家不是各自认为已经尽善尽美的，然而最终没有一个能够独立成说，原因是都没有明白六书的义理，也没有得到它真正的凡例。我从前往金陵时，得以凭此书被执事您了解，您当时答应为它作序。等我回到东边再次拜见您时，您还抱有不愉快之意，于是不敢坚请。如今因亲友前往杭州，才敢再次请求。成全他人的美事、循循善诱，是君子的道义。我希望执事您一定作一篇序，是因为您是当代文章的砥柱、斯文的宗师表率，而我又生长在东南的缘故。顾，字书虽然只是一种小技艺，但它的用途很大，所包含的道理非常广博。我曾说，水和火是人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但人们并不急切地去追求它们，是因为随时取用都能满足，众人反而因此不能察觉；只有圣人在《易经》的坎、离卦中始终把它们阐明了。字书对于世间的用途，也如同水火一样，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沈约所谓的韵书，勉强缀辑成篇，草创而毫无次序，尚且一直流传到今天、人人都在使用，何况真正有人能够贯通它呢？声音存在于天地造化之中，有一定的自然次序，如同祖父、伯叔、兄弟、子孙，生生不息的规律、位置和作用，丝毫不能紊乱。沈约不知道这一点，世人习以为常而不加怀疑，何况积弊深固，连针砭也无从下手，实在令人慨叹。我对这件事很有志向，只是还没有闲暇去做。因为执事您了解我，所以顺便谈到这些。答顾希武书【赵防谦】某谨在草庐致意，吾兄阁下：这个月以来，我收到廷慎从钟离寄来的信；几天以来，又收到季则从西陵寄来的信；今天又收到您的信。三四十天之内，接连收到三位故人的书信，喜悦哪里说得尽呢！近来朋友相交的道义已经断绝，哪里还有把规劝、告诫和讲习作为长久之计的人呢？聚会时便围坐在一起说笑，散去时便如烟飞云散；我也不免跟着大家奔逐，否则就自称迂腐而与人不合。如今收到您的来信，知道您想修订韵书，这是一项不可磨灭的盛举，务必努力完成，并且详细审慎。曾经说过，韵书就像盐、醋、稻、粱，是人不可缺少的东西；经史以外的其他书，就像鱼肉、干肉、肉酱、羊、鹿、狗、鳖，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至于盐醋稻粱，凡是圆头方脚的人，没有不依赖它们的。不过，这部书开始于晋代的江式，完成于梁代的沈约，历经陆法言、孙愐、丁度、苏轼兄弟、毛晃、欧阳德隆、刘孟容、秦昌朝、黄公绍，直到本朝诸位老先生，有的修订，有的作注，有的增删，有的分合，有的重新编次，有的谱列音系，人人都自以为光前绝后，但大多有瑕疵缺失。吾兄这次举动，难道也不会沿袭他们的旧路吗？请详细审慎。这部书如果不精通六书的义理，不通晓四声七音的奥妙，不知道天地造化的本原，不明白讹误和俗变的演变，就不容易同他谈论。我每次读经史读得疲倦、精神劳累时，就仰卧在床上，手里拿着韵书，仰头观看；看到其中错误百出，便愤然起坐，叹道：“唉！”骂前人的情况确实有过。虽然自己知道这样读书过于暴躁，大概是愤激之情到了极点，自然不能不如此罢了。我也想重新订正次序，删去繁杂、纠正错误，一律归于本义，以扫除古今的谬误。遗憾的是力量有限，工夫浩大，又加上家事拖累、疾病侵扰，所以未能做到。多么幸运，吾兄也有志于此！请详细审慎，努力完成它。又怎么知道千百年后不会有像赵古则这样因读书而激愤的人呢？务必完成它，务必详细审慎。韵补附在信后寄去；《易林》被微仲借去，还没有归还。我在篆书方面没有专门的志趣，想它做什么？婚事刚刚办完，对方是蒋尚之先生的侄女，颇为淑慧，不知道能不能继承前人的美德？使者回来，匆忙写下这些，不能详尽。又答顾希武书【赵防谦】某谨复草庐先生阁下：庄周说：“逃避空寂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便跫然作响而感到喜悦。”何况我古则正忧困潦倒，处在荒林穷谷之间，却得到执事您所赠的长信以及所注的八卦，反复阅读了好几天，就像饥渴了三天的人得到膏粱酥酪，不只是感到喜悦，实在已经深入心腹肺肠了。执事您为什么过分自谦，又这样厚厚地奖掖我呢？自谦即使过分，奖掖别人即使过厚，固然是君子谦恭的道理；但执事对于我这样的无能之人，本应当面教诲、耳提面命，若仍有不足，甚至可以踢打我，为什么要这样奖誉我呢？古则不自量力，妄自夸大，写《六书本义》已经完毕；可是拿出来给人看，大家都不能贯通它的首尾，尽力写数页来规劝辨析其中的是非，否则只是看见赞誉罢了。哪里有人像执事这样高明精通、用心诚实专一呢？然而您还这样奖誉我，终究只是增加我的过错罢了。以后若有方便，希望您改正教导我。还有一事请教执事：《易》注中有同《易传》《易义》不同之处，恐怕会招来世人的责骂，这又有什么妨碍呢？天地造化的变化无穷，道理也像鹰飞于天空、鱼游于深渊，各有所得；只说出自己所得的道理罢了，又何必拘泥呢？我曾经广泛阅读诸家的著述，即使像程朱那样晶莹纯白，也未必没有一点妨碍；即使像杨、陆那样疏阔放诞，也未必没有一处长处。何况执事您沉潜钻研多年，深思已久，广泛参考各家，阐发本义，又有什么可谦抑的，为什么要害怕别人妄加议论呢？不过依我的看法，文王的彖辞、周公的爻辞、孔子的《十翼》，哪怕片言只字，全都从伏羲的六画卦中流出。六画卦的道理幽深精微，只有卦象最为显著，所以借助显著的象来说明幽微深奥的义理。因而《易大传》说：“易，就是象。”用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朱子虽然厌恶把取象说得过于穿凿，但也说：“讲《易》如果紧靠卦象来讲，意味便深长；如果只是悬空讲，也没有多少意思。”执事给我看的八卦义理，已经说明得很明白了；恐怕在讲卦象的地方略有不足，令人遗憾。希望赐教，其他内容容我等见面畅谈时再尽情说明。与吴鼎仪论韵学书【彭华】

译承蒙您作为同馆同事，偶然谈到韵学；您回去后又写信来指教，破除我的浅陋见解，情意诚恳而勤切，如果不是深厚地爱护我，怎么能够如此呢？朋友之间讲论切磋的道义，已经断绝很久了，没想到又见到您这样的人。不过您信中所说的，终究同我私下的见解有所不同，请允许我略陈固陋。先有声音，之后才有文字；把文字同声音结合起来，之后才有韵。所谓韵书，就是把声音相叶、相协的字归为一类。假如古韵全部保存下来，那么古人字音本来就可以全部知道了。古韵到了魏晋时期还保存很多，到宋、齐以后逐渐湮灭。然而那些博雅好古的人，如唐代韩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代欧阳永叔、苏子瞻、苏子由，仍然能够深入考察古韵并加以使用。既然称作古韵，就明明说明古人的字音同后人不同。《诗经》三百篇，大半出自闺门里巷，其中押的韵不是当时的语言又是什么呢？况且一个字有两种读音的，如“左右”之类；有三种读音的，如“乐”“恶”之类；有四种读音的，如“行”“泽”之类，古今人都是如此，为什么偏偏说“明”“鸣”二字，古人未必读作“芒特”？解释古韵时，难道要强行改变它的声音吗？您说“明”“鸣”等字，今人从来不读作“芒”，古人的读音不应当相差得这样悬殊。沈约距今才多少时间，而今天的韵书已经把支韵和微韵之类合二为一，把麻韵和遮韵之类分一为二，它们的不同已经如此，何况相隔数千百年，怎么能希望每个字都像从同一张口中发出一样呢？如今人们把“服”读作“房六切”，而“服”出现在诗中的，都应当读作“蒲北”，同“房六”的解释没有关系，古人从未读作“房六”。如今把“庆”读作“丘正切”，而“庆”出现在《易》《诗》中的，都应当读作“驱羊”，同“丘正”的解释没有关系，古人从未读作“丘正”。《左传》以“皮”叶“坡”，既然“皮”用来表示声旁，那么“皮”起初应当读作“蒲波切”，后来转变为“蒲麋”。颜延年以“霾”解释“施”，“霾”以“貍”为声旁，那么“霾”起初应当读作“陵之切”，后来转变为“亡皆”。“莫”字表示草丛中的太阳，后人却妄加日旁；“防”字表示筑土坚高、能够自我承受，后人却讹变成“苔”音。像这样的例子，不能马上用一两个数清，姑且只就您所谈到的来说。古今人的不同实在很多，试从文章的押韵来看。文字由仓颉的古文变为籀文、篆文，又变为小篆，又变为隶书，又变为楷书和草书。以今天的草书来对照石鼓文的古文，我不知道究竟相同还是不同；《诗经》从三百篇变为《离骚》，又变为五言诗，又变为七言诗，又变为近体诗，变为小词。以今天的词韵来对照《诗经》雅、颂的古句，我不知道究竟相同还是不同。古代的礼乐制度，后世几乎全都废弃或改易了，幸而没有湮灭的，依靠的是典籍的流传。字的音韵也是这样。今天还能考见古人音韵的，唯独依靠经传中的韵语。您因为古人解释韵的读法不是今人的读法，就说古人强行转变声音，这是多么沉溺于今而诬蔑古人啊！凭个人意见就讥笑我张口妄言，为什么如此自信而错误地非议我呢？我常常看您默默自处，确实以为没有什么可以同您谈的；如果环顾我自己，实在一无所有，所以每有疑问，总要拿去请教高明。难道我是喜欢争辩吗？实在是厌恶那些坐在井里看天、从窗孔窥日的人自我局限。只希望您不要拒绝我的话，能够考察古书，观察四方，向一两位博古之士询问，求得最恰当而统一的论断来赐教于我，那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答李仁夫论转注书【杨慎】远道蒙您寄来书信，来询问：假借字是有限的，转注的方法也有限吗？所有的字都可以转注吗？我近来注释转注之说，古音一书已经把它全部说明了。然而远近各位君子阅读察看它，都只把它当作寻常韵书，没有人像这样加以琢磨陶冶、洗髓伐毛。执事您大概有意于启发教诲我吧？我怎敢不作答。转注作为六书的变化，自从沈约的韵书一出，作诗的人便把它当作固定规则，如同法家的玉条金科，于是古学终于失传。所以凡是见于经、传、子、集而同今天韵书不同的，都称为古音；转注就是古音，二者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韩昌黎经常使用这种读法，方樊诸家给它作注，都说是“古音”。到了宋代，吴才老深入探究它的本原，写成《韵补》。程可久又为它解释说：“才老的说法虽然很多，不过是四声互用、切响通用罢了。”朱子又依据可久的说法加以发挥。明白这一点，古音虽然不能全部看见，也可以类推。我认为可久所说的“互用、通用”比较接近事实，但所谓类推的说法却值得怀疑。每个字都有四声，都有切响；如果都可以通用、都可以互用，那么字和音就会繁多得不可胜数。按照古人原来的转注方法，意义可以互通的才互通，可以相通的才相通，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能互用、通用。比如“天”字，天、忝、舔、铁是它的四声；除“他年切”之外，还有“铁因切”这一切响。忝、舔、铁这三个音都没有相应的意义，不能转注；“铁因切”同方言相叶，所以只有切响可以相通，而四声不能互用。“日”字有仁、忍、任、日四声；“若”音、“热”音是它的切响。“若”音，是因为太阳从若木升起，所以《毛诗》的韵音同它相叶；“热”音，是因为太阳本来是阳精而光景炎盛，所以《楚辞》的韵音同它相叶。如今楚地南方的方言仍然把“日头”叫作“热头”，这就是证据。四声中的平声、上声、去声都没有意义，所以不能互用。又如“应”字，应、影、映、役中只有平声、去声二声相互通用，没有上声、入声；“中”字，中、肿、仲、竹也是这样。这类情况一一推演下去，就会遇到窒碍。《诗经》的叶音，如同《易经》的卦变；六十四卦可以变成九千零四十六卦，而孔子的《彖传》取用卦义的，不过讼卦、随卦以下十几个卦罢了，因为变化而有意义的就取用，没有意义的就不取用。

译考察《易经》的《彖》《象》，全都押韵，而它们的叶音同《诗经》没有不同。《诗经》所涉及的十五国方言不同，但叶音没有不同。楚地远在江汉以外数千里，叶音同《诗经》也没有不同。汉人的赋颂、《史记》《汉书》的叙传、扬雄的《太玄》、焦贡的《易林》，它们取韵又何曾不同于《易》《诗》和《楚辞》呢？到了宋代却不是这样，欧阳修、苏轼、苏辙、王介甫都精通音韵，而有些贤者更进一步，自信地认为四声都可以转变，切韵都可以相通。他们推衍出来的枝叶，超出《易》《诗》、楚辞、赋颂、《太玄》《易林》之外的，不下十分之五六。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即使砍尽南山的竹子也不足以写成他们的书，即使穷尽万籁的声音也不足以编成他们的韵。所谓博杂而缺少纲要，劳苦而功效很少，对古音又有什么取用价值呢？大体说来，宋人的学问，弊病在于主张过分，总想把古人的说法全部废掉。谈义理，就说汉唐诸人是在说梦；谈文字，就说汉代以后没有人懂得。解释经书，完全废弃毛、郑、服、杜的训诂，却自称得到了圣人的本心。作诗作文，不走韩、柳、李、杜走过的道路，却自称是性情的真实、义理的自然。至于音韵方面，也不屑于走古人已经走过的道路，而要从自己的喉舌中另创一套。如今略举几例：如把“园”读作“云”，把“鸭”读作“鹢”，把“贫”读作“便”，把“直”读作“竹”。向古书中求，这些读法《易》《诗》、楚辞都没有；向今天求，方言歌谣俗语也不押韵。若按这种类推，那么就应当把“天”呼作“铁”，把“日”名作“忍”，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我作《古音略》，宋人的叶音一概不取，原因就在这里。近来宋学、王相、古学、休囚、程文之士，以及各经学家，把尊崇宋人提高到圣人的地位，把学习语录称作根本。一听到有人议论宋人，弱者就捂住耳朵，强者就挽起袖子；把旁搜远绍当作玩物丧志，把束起书本不读说成专心于内。听到我的这些话，难道不会像夏虫不能谈论冰一样吗？还好有一两位好古的学者，像执事您这样的人，使这条道路还没有坠落。执事又说想为此书作序，可见执事能够看出吴才老的过失和我的谨慎。末学哪里敢奢望同古人相比，又哪里敢同古人比较得失呢？只是我私下深以吴才老的书为病，它掺杂了许多宋人的作品，而对经典注疏、诸子史书中的杂字仍有很多遗漏。其中明显而容易看出的，如《左传》中“鞠”读作“芎”，《毛诗》中“咥”读作“戏”，古代早已如此；其他书的遗漏也就可以知道了。这就像丝帛尚未裁剪、曲蘖尚未酿成一样。把裁刀留下的一点碎料说成绮绣，却丢掉织机和梭子；把杯勺里剩下的一点说成酒醴，却丢掉酒瓮和盛器，可以吗？我在经典方面的注释较为详尽，也像《通鉴前编》一样；其中删去宋人的部分，也像《文章正宗》只取韩、柳以下而不取宋人一样。我的一点愚见，大概就在这里，也希望好古的人不要被类推之说迷惑而自行取舍失当。吴才老已经收录的内容，我不再重复记载；偶尔有重复的，有的是因为他的错误读音和误解而改正它，有的是单独听闻、缺少旁证而加以补充扩大。因此并不是剽窃旧说、同人雷同。有人说：“您的古音书中，‘遽’同‘昭’押韵，曾经采用王岐公的铭诗；此外还有一两例，难道不是也取用了宋人的材料吗？”我说：“‘遽’同‘昭’合韵，源自《楚辞》，所以采用它。由此可见我并不是完全不取宋人，而是不取那些不以古人为师的宋人。”凡是著书，大致就是这样。近来接连收到月坞张子的信，他多次谈到此书；我告诉他说，近世只知道尊崇古文，却不知道尊崇古韵，就像清庙祭祀去掉簋爵而使用杯盘，洞庭奏乐废弃苇籥、块桴而改用琵琶、筝、笙一样，必然不相称。有时在赋、颂中使用韵脚，只凭意义转押；小注中有一个“叶”字，问到它的读音解释，却瞪着眼睛不能回答。这正是不把学问看作探究深奥、达到远方的深渊，却把它当作应付困穷、救济急难的府库啊！难道不是宋人的学说误导了他们吗？张子欣然击节，说：“您这番话，只有中溪才可以同您面对面交谈，可惜我们又常被山川阻隔，被云泥之别隔开，什么时候才能在明亮的烛光下披阅书卷，如同当年面对防苍、坐在鹤亭时那样呢？”写到这里，面对书信不胜惆怅。《与杨用修太史书》【陆粲】我陆粲从幼年读书时就诵读您的文章，已经深深向往您。等到壮年入仕，和您的弟弟用徳同年登科，又一同入馆，每次都向他询问您的起居详情，只恨未能亲自承受您的教诲。后来我从谏省被贬到都匀之间，曾在一两位士友家中看到您亲笔写的滇中诸作，实在十分叹服。自从归田以来，才得到《转注古音》，粗略读过后便舍不得放手。我私下认为，这一义理从汉代直到今天，学者都尊信许氏的说法，没有人察觉其中的错误；虽然赵防谦曾经说过，却还不够详尽，只有您在千年之后卓然有所见，独自持有宏伟的论断，编成这部巨著。您所说的“补救中夹漈的膏肓之病，起复叔仲的废疾”，即使自认为如此，也是完全可以的，实在盛大，实在盛大。只是其中仍有不少值得怀疑的地方。我陆粲不自量力，曾想把它们写下来向您请教。只是像您这样的前代通人，具有盖世的豪杰才华，又以精深博洽的学问辅佐，所论及的地方，前人没有达到，您的著述哪里是晚辈所应插嘴的？因此徘徊迟疑，不敢立刻发表自己的意见。后来又想到，这部书关系重大，如果细微之处有未能穷尽的地方，便会成为千百年的遗憾。所谓不愿让后来的明智之士陷入疑网，固然是您盛大的心愿。我不胜爱护此书却无从相助的愿望，所以冒昧忘掉自己的浅陋，终于把意见陈述出来，惟愿您明察。

译这部书既然是为解释转注而作，就应当依照许氏《说文》的体例，以字的偏旁为主，凡是由声音转化的字都列在本字之下，这样才可以纲举目张，一览而尽。如今舍弃偏旁而采用韵部，就有难以说明的问题了。一个字如果在每个韵部都出现，便不胜烦琐；只在一处说明，又不能曲折详尽地表达清楚，如后文所说的再转、三转，直到八九转，这部书如今能够全部说明吗？使后来的人寻找探究却找不到源流，恐怕免不了留下非议。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一点。认为旁音、叶音是转注的极致，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旁音姑且不论，至于叶音，吴棫的《韵补》已经具备了；其中有讹误、遗漏，不妨挑出来，或者附在后面说明，如《古音余》一类即可。如今只摘取其中一两项，分别收入各韵，那么不知道它们的性质究竟是转注，还是叶音？其他没有收录的，难道全都没有可采之处吗？取舍之间一定有用意，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二点。古文奇字，如东韵中的“防”、支韵中的“▯”、虞韵中的“防园”等，在各篇中往往可以见到。这类字实在无法全部记载；如果确实想扶持微弱的古音、扩大异体字的范围，自然可以搜集编成另一部书；把它们混杂在转注一类之中，恐怕不属于同类。这同序文所说的“不是只为了炫耀繁博而累积卷帙”，其意义难道没有稍稍不同吗？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三点。其他援引证据来说明字义的地方，或者千虑一失，还有可以商榷确定之处，我也间或随文作了笺注，另行抄录，以备阅览。恭敬地托请时川公为我先作介绍，但我陆粲仍私下感到惭愧和畏惧，不敢心安。深思著述的功劳，创始者艰难，而后来求其完备的议论者容易。何况凭我的浅薄寡闻，竟贸然议论到这些，实在是极其僭越狂妄了。我之所以敢把自己比作季绪，触犯您家德祖所谓琐屑之讥，也只是倚仗您的宽宏气度和高明见识，相信您不只是能够宽待丁敬礼而已。如果您能够宽恕我的狂妄愚昧，降低身份指示可否，使我积年累月的疑惑一旦冰释，那么就是鄙人的大幸了，这本来不是我敢奢望的。惟愿您确实重新考虑此事。《滇载记》正准备校订刊刻，等完成后，我将寄到舍甥姚某任职的重庆，便冒昧把这篇文字放在行箧中寄上。临写此信，惶恐不安，不知说了些什么。《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六，余姚黄宗羲编，书三十 数学 《与万思节主事书》【唐顺之】承蒙您来信谈到途中遇险以及当局冷眼旁观的说法，由此足以知道您有了新的功夫，我非常欣慰，非常欣慰。[字疑]处的冷静，远胜于冷处的冷静；然而在险处惶惑，原本就是在容易处错过，是因为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易》，常常以渡河作比喻，所以说：“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这就是所谓终身的忧患。我的朋友闲居时过失很少，只是没有振作精神、时时警醒自己。我本来预先担忧您渡河的困难，现在您自己已经知道了。从此紧紧下功夫，常常在危险处用心，总像是在同天吴、河伯对阵一样；毁誉、利害等各种关卡全都看透，那么世间一切大河还有什么不能顺利渡过的呢？前辈说：“圣人在困厄险难中有最大的快乐，在平安中反而有最大的忧患。”确实如此！我每每想同大洲兄相互讨论，是想共同证明，所谓绝学并不是历数之学。然而历数之学自郭氏以来，也已经成为失传三百多年的绝学了。国初搜得《一元统》，也只能在郭守敬《授时历》中写下几句注脚；监中二百多年的人都拱手推让，把郭守敬奉为历法之祖。我一向对自己在历数之术上用力甚深，偶然有所领悟，很认为是神妙的理解，却又笑自己所学不过是屠龙之技，无处可用，也叹息世间没有可以交谈的人。近来收到您的来信，才知道又有像大洲这样通晓历法的人存在，实在痛快，实在痛快。但不知道大洲所说的“透晓”而历官所不懂，究竟指什么呢？难道是所谓历法之理，即七政盈缩、迟疾的所以然，如《元史》所载王恂、李谦的历议，以及缘督氏的《革象书》一类，只有您能洞察其中精微，而历官只知道数字；我希望独自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就把它指为“透晓而历官所不解”吗？从前太史创制历法，既已推算出太阳运行的盈缩、月亮运行的迟疾以及距离极点的远近，浑然掌握一个天体在胸中；但想把它传达到具体器具之间，用作历法的根本，就是要用几寸长的算筹握住万古宇宙的运行，确实很难下手。这就是司马迁所谓“《太初历》已经测候，而姓与都等人还不能计算的时候”。古代历法以《大衍历》最为精妙，一行和尚把其中的关键诀窍隐藏起来，世人只流传下它的表面谱式。于是郭守敬独自得到一种方法，叫作“弧矢圜算”。弧矢建立起来，就像所谓横弧矢，把赤道变为黄道、把黄道变为白道一样，是最圆通灵活的方法。从此黄道、赤道、白道三道的偏差可以校齐，节气与朔日的差数也可以确定。这种方法不但儒生不懂，三百年来历官也全都不懂。如今监中有一部颇为秘密的书，名叫《历源》，是郭氏所作。其中关于方法的根本，即所谓弧矢圆术，颇为完备。试着问历官，他们也不过像乐家的一口哑钟罢了。难道大洲所谓“透晓而历官所不晓”，说的就是这个吗？如果您指的是前一种说法，虽然极其精微幽深，仍然只是儒生的套话；如果您指的是后一种说法，虽然看起来像九九算法一类的缀术，却是真正得到实学。烦请问大洲一声，求您换一种说法指示我，我还要再向您请教。六艺的学问，古人认为数字可以陈述，而义理难以理解；在今天的历法家看来，却是义理可以理解，而数字难以陈述。大概只得到数字而不能通晓义理的人，是有的；如果说得到义理却没有得到数字，那么施用于实际，既没有下手之处，连他所谓的义理也只是脱离实际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境界。虽然如此，如今历法家自称已经得到数字了。如今历法家相传的数字，如《历经》《立成》《通轨》等，是郭氏的下乘，是死数；弧矢圆术等，是郭氏的上乘，是活数。死数，是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活数，则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得到活数，即使推翻一部《历经》，一个字也不保留，完全创立新方法，也仍然不会失去郭氏的本意。只得到死数，就会挨着墙、靠着壁，转身一步便跌倒。既懂历法之理，又懂历法之数，这就是我同儒生不同的地方；既懂死数，又懂活数，这就是我同历官不同的地方。理和数并不是两回事，数是理落实到实际应用的地方。活数和死数也不是两回事，死数是活数寄托的所在。近来见到一两个儒者，也有意研究象数之学，但因为没有得到传承，往往用儒者框定天地的空泛言论，想压过历法家布算积数的实际功用。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未必就能压过后者吗？后世儒生谈论六艺，往往都是这样，不只是历法如此。大洲对于我的话，是否有所认同？扬子云说：“通晓天地人，叫作儒；通晓天地而不通晓人，叫作技艺之士。”通晓天地间的历数，却未必通晓身心中的历数，这也是一行、郭守敬一类人的局限。现在没有空闲讨论这些。即使如此，我想向大洲请教的重大问题，连百分之一都还没有提出，却偏偏琐碎地谈到这里，岂不是您认为我不知轻重缓急吗？说到这里，姑且一笑。我的朋友想让我举出历法家的一两句紧要话同大洲印证，例如推算太阳运行时，在盈初、缩末的限度中，使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万四千六百，这就是死数。又如推算月亮运行时，使用初限、末限十四度六十六分，这也是死数。历法家只知道依据这些死数布置计算罢了。试着追究平差、立差的根源，以及十四度六十六分这个数字从哪里开始，就知道什么是活数了。像这样只举一两件，也不费多少言辞。活数，就像用蓍草演卦的开始，三参五伍、错综变化，而阴阳尚未分定；死数，就像卦画已经形成之后，确定为九或六，而阴阳已经定下来了。

译《论五行书》【王廷相】廷相叩首致意柏斋先生：昨天承蒙您告知关于五行的说法，说过去同我的意见相同，如今的见解却同我不同。我私下揣测您的意思，似乎认为现在的看法正确，而过去的看法错误了。在我看来，您可以说是陷入了世俗的迷惑，反而迷失真理而丧失原有的明智，恐怕要成为不善于变通的人了。为什么呢？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是大挠创制出来用以记载年、月、日、时的，并没有所谓甲乙属于木、子亥属于水的说法。不过当时偶然作了这样的规定，于是把当年定为甲子岁，把仲冬定为甲子月，把冬至定为甲子日，把半夜定为甲子时。谁知经过几千几百年之后，人们才把五行配属到这些名称上。这是中途建立的论说，没有根本出处，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也能知道这一点。您竟然相信并依从它，难道不是不能胜过世俗那些喧嚣争辩的人，反而作出这种没有根据的论说，以便附会于仲尼之道吗？迷失真理而舍弃原有的明智，难道不是这样吗？况且五行之气，如果没有也就罢了；既然有它，那么一天之内五行无不完整具备。怎么会今天是木，明天是火，后天又是土、金、水呢？为什么春天只属于木，夏天只属于火，秋天只属于金，冬天只属于水呢？为什么土只在四季之末旺盛，而其余月份土气就完全消灭了呢？请您再想一想，这个道理是这样吗？这个论说正确吗？真正博大而有见识的儒者，不被世俗鄙陋荒谬的论说迷惑，都足以辨明它。没想到像您这样明白通达事物之理、推明孔子之道的人，反而会犯这样的错误，使我再也无法对世间儒者抱有希望，岂不可叹！您说：“只是世人谈五行，也有偶然说中的地方，所以禁不住相信它，便作了这种解释。”我说：“比如人本来没有姓名，假如给他确定了姓和名，别人呼唤他，他一定会答应。气本来没有水火木金土的名称，如今人们给它确定了名称，那么气也随之响应，说气有神妙的感应，这就对了吗？”唉，您的迷误，怎么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我的意思是，您想附会世俗的说法却无法做到，于是勉强这样自我解释，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归入怪诞、荒谬、诬妄之中了。人，是气形成形体并具备神识的，所以呼唤他的名字能够回应。不知五行之气也有像人一样的形体和知觉吗？依附于树木、草木，作出人声啸叫，难道是鬼物在作祟吗？不知道在甲乙日，是木的神气在主管，而水土金火之气便能够退避谦让吗？还是有所管辖、各自分定职责，不敢越过自己的职分吗？不知道人给它确定名称之后，它怎么会自己知道这是金、木、水、火、土，而立即顺从应和呢？恐怕决不可能如此。您所说的世人谈五行有偶然说中的地方，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大概只是说得多，所以能够说中罢了。我曾经说过，即使不用五行，也能偶然说中。试以十个参加进士考试的士人为例，我观察他们的文才和相貌，便预先作出推断：指着某人说“以后官做到某官，中间任职经历有平顺的，也有坎坷的”，随意说下去；指着某人说“将会怎样怎样”；又指着某人说“将会怎样怎样”。以后验证时，必定有三四个说中的，也会有一两个说得特别准的。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做官的人必然会经历的。如果说白日飞升，那就没有办法验证了。没有说中的，人们不会传述；说中的，必然会传述，认为这是神奇。那么假借五行而偶然说中的，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总的说来，这是借助神道设教，正是古代圣人设卜筮的微妙用意。但它不能遮蔽大道。至于五行、星命、范围皇极等术数，足以破坏混乱仲尼纯正的道统，不可以有一天容许它们用来迷惑世人。您如果一定要寻求贯通这种说法并附会于它，迷误怎么会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希望您再虚心思考，不要犯一味探索隐微的过失，那就幸甚了，幸甚了！《答何粹夫书》【王廷相】近来承蒙您寄示关于阴阳、律吕的管见，其中有许多是先儒没有阐发过的见解，使我受益很多。但您所说人死后魂上升为阳而能够成为神，我不敢接受您的教诲。阴阳终究不能相互分离，凡是被称为神的，都是阴阳的妙用。所以说：“阴阳不可预测的状态叫作神。”人死后魂上升，是阴阳的精气脱离了糟粕，不能说只是阳而没有阴。总的来说，阴阳之论到了最精微的地方，气虽然没有形体，但氤氲、焄蒿的形象就是阴，其动荡飞扬的妙用就是阳。就像火依附于物体，没有物体火便不能显现一样。因此人死后魂上升而能成为神，就是这个道理。您却把阴阳分离为两种东西，只恐怕阳无所依附，不能自行形成形体。希望您再思考一下。关于乐律，同我的见解相同的地方也很多，其中说五音以宫、商、角、徵、羽为次序，又说五音都来自诗章的音节，这些是非常不合适的。五音的节奏次序，都是人的声气自然形成的节度，所以是宫而后徵、徵而后商、商而后羽、羽而后角，不是丝毫靠人力可以强行规定的。若把宫商角徵羽说成清浊、多少的次序，可以；若说成乐曲音节的次序，恐怕不是它本来的妙处。五音在人的声气中有固定性，而诗章中的字却没有固定性。所以“宫”字本来是宫音，假如处在第四个字的位置，也可以作为羽音来使用；“商”字本来是商音，假如处在第二个字的位置，也可以作为徵音来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受到人的声气节度的支配。这两点是乐律的根本大要，世上的儒者已经很久不讲了。汉代的制氏只能记住铿锵鼓舞的声音，却不能说明其中的义理，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陈氏废去二变、不用四清，都是没有通晓这个道理而凭臆测立说的缘故。两山李氏把宫音定为清音，而黄钟之管有三寸多长，这也不值得深怪，大概是闽人没有喉中的声音，误把唇舌发出的不正之音当作宫音，才妄作这种说法。我往年也曾写过几篇论乐的文章，因为没有佐史而未能记录下来，谨奉上请您指教，日后再作打算。时值辰下，天气渐渐炎热，惟愿您按时保重身体。不再一一详述。

译《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七，余姚黄宗羲编，书三十一 技术 《与星士曾克新谈命书》【马一龙】星士谈论命运，反复申说子平、五星的说法，认为人的穷通、寿夭都是预先确定而不可改变的。有人责问他说：“如果要为人推定命运，依据是什么？”他说：“依据年、月、日、时的八个干支字。”难道在此以前就没有命运吗？天地阴阳刚刚构成，五行交互并行，在倏忽之间混合成为一团元气；气受于天而分布形体，万象森然罗列，杂糅而成具体形质，各自形体完备。虽然元气的胞胎还没有脱离，呼吸还在母体之中，但造化已经完成，运动已经由自身主宰。说这时已经有生命，还不可以。年、月、日、时竟不推究这个阶段，而只在脱胎之后寻找命运，难道浑然一体、纯正坚实的元气，反而不如破碎散乱的精气吗？星士自古庵先生以来，不能回答，反而去询问古庵。古庵教导他说：“先天、后天本来是一股气，出生时的八字是后天气，父母受精时是先天气。由后天可以推知先天，得到这个可以认识那个。”这话确实正确。但人只知道受桎梏而死，却不知道受桎梏而生。混沌之气开始显现形体，十个月才完足，先像珠露，后来像桃花。乾元在内部默默运行，坤鼎在外部承载。一呼一吸的差异，一次情欲的感触，一次寒暑的侵袭，一次饮食的失调，在这期间耗损元气、损害胎体，三百日之久不知有多少次。所以婴儿出生便有疾病，长大后早夭，都是先天之气有所不完固罢了。他脱离胎体时，又怎么会使年、月、日、时的干支、生克同受气之初没有丝毫差别呢？如果不是有太任那样对胎儿进行胎教、最终生下文王的人，这种没有桎梏而出生的情况，或许很少。总的来说，太虚之中充满氤氲之气，神寄寓在虚之中，虚又寄寓在气之中。万物得到“一”，虚就产生；完全失去这一虚，万物就消灭。然而神不可测，思虑之虚也不可捉摸。阴阳开合，刚柔摩荡，氤氲之中产生气，气中产生虚，虚中产生神，这就是造化自然的妙处。气聚集的地方有厚有薄，那么虚所包涵的便有大有小；虚所包涵的有大有小，那么神所获得的便有多有少。一个实体现出万种差别，氤氲之中原本没有破绽和欠缺；即使是极其细密曲折地得到它，也没有不整体充足的。这种把一天天的星斗从干支推入宫位，依据孤虚、旺相，按照所属来取用的做法，是执着器物来探求道理，沿着形象来拘束神妙，只是术数中的小技罢了。何况穷究这种术数的人，又未必完全掌握它呢？怎么能用来谈论命运？那个人坚持自己的说法，又去请教古庵，古庵回答并辞谢了。《与进士陶希文论葬书》【童轩】承蒙您寄示郭景纯论葬的一册书，共八篇。我读过以后，认为它的言语简要而切要，道理顺畅而明白，同其他拘泥于祸福利害的葬书相比，大不相同。然而其中有三点值得怀疑，有一点不能相信。郭景纯在江左时，号称博学高才，认识许多奇字；他所作《江赋》，史书称其文辞气势雄伟，我今天看来，确实如此。假如这部书果真是景纯所作，其中必定有许多引证事实、根据道理的地方；先王埋葬的制度，以及《艺文志》所载宫宅地形之类，也应当考察它们的来源，不应凭空虚构，作出这种没有根据的言论。何况其中的文字还有不像景纯文风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可疑之处。列传记载，景纯精通阴阳、历算、五行、天文、卜筮等术，替人禳除灾祸、转移祸患，通达施行而没有方术限制，共有数千字。传的末尾只记载景纯因母亲的丧事离职，以及为人卜葬龙耳两件事。他所著的有《洞林》《卜韵音义》《图谱》《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几部书，却没有葬书八篇。年代久远，口耳相传，其中有的如萧吉所撰，大体同景纯没有不同。不知道草庐依据什么，竟认定这是景纯的书，这是第二点可疑之处。而且景纯替别人选择葬地，必定会避开凶方而趋向吉方，趋向福地而避开祸地；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后代世代长久，家门昌盛，这本来不必再说。那么为什么他为自己在暨阳选择葬地，最终却招致双栢之祸呢？难道是替别人谋划时周密，为自己谋划时反而疏忽吗？这是第三点可疑之处。《商书》说：“行善，上天降下百种祥瑞；作恶，上天降下百种灾殃。”这是说善恶取决于自己，祸福听凭上天，不可以探取而偶然得到，也不可以靠智谋勉强逃避；所作所为没有刻意招致而自行到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今这部书所载，说本体得到地气，遗体承受庇护，顺着地气所来便富贵吉昌，触犯地势所害便贫贱灾厄。假如它说的果真可信，那么祸福就不取决于上天，而取决于地势的美恶；善恶也不由人的行为来验证，而由山形的向背来验证，这难道合乎道理吗？死者埋葬在土地上，就像活人居住在房屋中一样。府第是王侯居住的地方，廨宇是官吏居住的地方，村舍是百姓居住的地方，营垒是军队居住的地方。假如把百姓迁到营垒中，他们果真就能改变而成为军人吗？把军队迁到廨宇中，他们果真就能变成官吏吗？官吏迁到府第中，果真就能成为王侯吗？为什么呢？富贵贫贱，本来不是营垒、村舍、府第能够改变的。如今一个平庸卑贱的人想在富贵之山开穴，以求凭此增益福分，这同迁入营垒、村舍、府第便想改变自己的富贵，有什么不同呢？它不可信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谚语说：“屋下的人没有福，山头的土也不灵。”这话虽然鄙俗，实际上足以打破千百年来的迷惑。近来我正患眼病，不能详细书写，不知您认为怎么样？葬书奉上，希望您查阅收纳。万万，童轩再拜。《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八，余姚黄宗羲编，书三十二 国是 《与方正学书》【王叔英】我同您分别十多年了，其间思念您的深浅，书信有没有送达，都是细小的事情，姑且放下，不值得说。只是您的身份关系天下人的希望，士人的进退以及天下的幸与不幸，都同您有关。侧耳听说您被召入朝，估计这时一定已经到了京城，接受重大任命了。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所以我才敢有所陈说，进献给您。凡是有安顿天下才能的人，本来就很难；能够自己施展才能，更加困难。像子房对于高祖，是能够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的人；贾谊对于文帝，则没有能够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为什么呢？子房对于高祖，先观察事情是否可行，然后才进言；所说的没有不切中要害的地方，高祖因此能够采用，使当时的人受到好处。所以即使亲近如樊哙、吕后，也不能从中离间他们；即使受到信任如韩信、陈平，也不能非难任用子房；即使如萧何，也不能夺走子房的权力。这就是子房能够施展才能的原因。贾谊对于文帝，没有先察看文帝能不能做到便轻率进言，而且说得又过分，所以大臣周勃、灌婴一类人得以诋毁他，于是文帝不能采用他的主张。这就是贾谊不能施展才能的原因。如今圣明天子求贤用才的心意，上可以追及尧舜，本来不是高祖、文帝可以相比的；而您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办法，远方的皋陶、夔也不能相比，更不是子房、贾谊所能类比的。这真是明君与贤臣相逢，千载难遇的时机。将来一定会看到，我的君主不问则已，一旦发问，您必定能够把话全部说尽；您不进言则已，一旦进言，我的君主必定能够全部采用。使这个时代达到唐尧、虞舜时雍和光明的盛世，就在于此了。这难道不是天下的幸运吗？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本来有些在古代实行、今天也可以实行；也有些在古代实行、今天却难以实行。例如夏历、周代冕服一类，是古代实行、今天也可以实行的；井田、封建一类，是古代可以实行、今天却难以实行的。可以实行的政策施行起来，人们服从它容易；难以实行的政策强行施行，人们服从它就困难。服从容易，百姓便享受它的利益；服从困难，百姓便承受它的祸患。这就是君子治理天下，贵在把握时机、安排得当。您对这些事已经思考、藏在心中很久了，施行起来就像翻掌一样容易，哪里还用等待我的多余言语呢？然而我听说，聪明人千虑也必有一失，愚人千虑也必有一得，所以不能不向您说几句。一个人深深爱护某人，又极其担忧他的祸患，就一定会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挽救他的过失；如果等到已经犯错以后才去挽救，那就是爱得浅薄、考虑得疏忽，这还能算忠心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天下知道您深深爱护并极其重视您的人，像我这样本来很多；但我私下认为，若说忠于您，未必有谁能像我这样尽心。伏望您稍加察看。

译《论武铨书》【熊过】某年某月某日，兵部武选主事熊过叩首，向达尊少宰君侯的典谒官陈述：我听说，尽力谋划的人，是懂得估量士人的才器；顺应时机、抓住机会，是成就功业的关键；扭转否塞、开创治理，是大人的职责。君侯凭借盖世的英才，震动天下；自从士大夫身居庶民下层以来，仰慕您的高尚气节已经很久了。估量您的才能，没有什么不能举荐；又受到陛下的知遇，深受简拔重用。值此圣明的朝代，身为列卿，参与朝廷议论，解决纷乱的隐患，怎么可以错过时机？十日之内我曾承蒙使者询问选人的事情，听到的人大多不能完全了解君侯的意图，只有我独自知道大人的气度：兼善成就政务，正要共同修明王法，建立治平功业，以报答上天和人的期望，流传竹帛声名，这没有什么可疑惑的。我谨就武选之事写信禀告，恭请君侯察看。上天生养百姓，数量极其繁盛，从一个人发展到几十人，有时达到百千而不可计数，都是如此。但土地并没有增加，国家还要自行留下州郡供上、输送边防的费用，向百姓征取，几乎没有可留给百姓的利益。百姓已经困顿疲惫，一旦有征发调遣，通常都不能承受；而公家的财物，每年都有固定的经费，即使稍有剩余，也应当作为应付缓急的储备。如今四方多有战事，军队往往擒获凶恶首领、捉住党羽，夺取马、牛、羊和器械，国家便考虑如何酬报他们。旧有的功赏尚未消除，新的又接连到来；土地所生产的财富既没有增加，想再向百姓征取，也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公家的形势又不能削减其他用度来供给这些赏赐，这就是所谓上下都困敝。过去的贤哲深思国家根本，洞察法令，辨明时势。至于功臣的子孙，限定为三世、五世；如果有人犯法，就依照常法治罪，夺去他的世袭爵位；他的子孙便按照所附的户籍，命令世世代代恢复其家业，不必承担徭役和戍守，可以说义理极其精密了。然而仍有三点遗留的问题。如今的武选不同于吏部选官，吏部除正途之外，吏胥、医历、译鞮等官员也都登记在册；武选的任务只在于清理武臣。武臣不能只作清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考核他们的功劳。这样一来，议论政事的大臣都说：“洪武、永乐创业之时，同后世不同；当时所授予的兵官、吏官，即使没有经历战阵，也不能轻易议论裁减。”然而那些招谕使者的功劳、干练办事的劳绩，乃至手持金鼓、采捕海青、经历年月等，各种途径不一，这究竟算是什么武功呢？如今法律都以首功授官，而祖宗时期武人的子孙，凭借祖先已经成就的功劳，独自坐享赏赐延及后代的恩泽，没有人敢追究。这是我熊过愚昧地认为，不是出于怜惜纨袴子弟的心，而是失去了祖宗大同之义，这是第一点。渡过长江的功劳，并不是童子所能知道的；只是五年之内，他们的官职竟然达到一百六七十等。我私下认为，文皇帝深切考虑到从事者酬答一时附助的情分，并不是为万世作打算。攻城围城、克敌制胜，固然不必深说；至于大营朝见的人，也一并给一军的宠秩，这种赏赐可以说太过分了。永乐年间有因征讨而被关入狱中的官员，文皇帝说：“不能用功劳遮掩过错，不能因私情废弃公义。”既然如此，曲意庇护新任官员，大概也是有关官署的过错，并不完全是文皇帝的本意。王者以天下为尺度，不应向人显示私情。揣度您的心意，成全这种过度举动，当时的大臣可以说是不忠。如今又错过这个时机，不议论裁减，我私下恐怕最终会坏到极点，届时才想改弦更张，即使有好的办法，恐怕也来不及了。这是第二点。如今的职官有世袭官，也有流官。议论的人指流官为高爵，其实也不完全符合事实。我熊过掌管司存时，常从内府看到贴黄，文书上虽写着试百户，却有称为流官的，并不一定是指挥使以上的人。有的人起初是流官，后来经钦准改为世袭；这样看来，指挥以下的官员不能全部世袭，也应当分别为世官、流官。如今一概授予，依据并不相同的依据，把它们混为一谈，同当初的本意可以说不相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世袭官尚且应当裁减，流官怎么能坐享其成、白白消耗国家俸禄呢？也不知道当时的考虑究竟是什么，以致沿袭到今天，这是第三点。此外又有宦官中的贵族豪强，特别容易冒领滥授，把空名写入尺籍，侥幸苟得赏赐。大将害怕得不到赏赐，便畏惧他们的势力，不敢提出异议。往年大将和巡抚大臣为此特设奋勇等科目以等待他们，夺取士卒功劳的事情还少一些。如今依照条例，凡列入奋勇而没有擒斩功劳的也给赏；即使有擒斩功劳却不是首功的、负伤的、以及执掌大将旗帜而有功的，也还有一两类，他们的子孙全都不能登记入选。于是直接冒领首功，以躲避日后被夺爵的危险，计谋实在周密。我愚见认为，宦官中贵族豪强的子孙，即使确有真实功劳，过一代以后也不应同普通士人并列；限制他们非分的愿望，这样武选或许才能稍稍清明。唉，君侯！天下的事情，没有到了极端沉重而不能回转的道理。《易》说：“穷则变，变则通。”变通应当有利于百姓，不可因错过时机而留下悔恨。我怀抱这一点心愿，已经多年了；告诉别人却没有回应，力量又不足以实行。君侯心怀天下，如今又正好因下问而谈到选人的事，举措计划没有谁能比君侯更合适。我冒昧希望君侯稍稍留意，这些话一旦出自君侯之口，上下信服，能够实行的势力自然会大得多，这就是国家的利益。伏望君侯宽恕我的狂妄浅陋。《诗经》说：“杨园的道路，依傍着田间的小丘。”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某叩首，叩首。《上西涯先生论时务书》【黄绾】我听说士人有为知己而死的；假如可以为知己而死，那么在还没有到死的时候，哪里敢不竭尽心力来报答呢？公本来以天下士人的礼遇对待我黄绾，我难道不应当以天下士人的身份为公报答吗？如今公所面对的事情，有比天下更重大的事情吗？面对比天下更重大的事情却不尽心，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尽心呢？从前先帝离开天下，公同二三位大臣都接受了托孤的命令，辅佐今上继承大宝。远近听闻的人无不举手相贺，都说有像公这样老成忠壮的人作为国家的股肱，必定能推行平素积蓄的抱负，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早日更新政治教化，以慰藉天下人神共同的期望，山川也改变面貌等待这一时刻，至今已经将近两年了，如今却应该听到的没有听到！人们将怀疑公已经失望，而且会说朝廷上下的度量不同：诸公都离去了，公独自想离开，尚未获准而留在朝中，一开始实在令人迷惑，只怕公有一天也离去，那么国家就没有人了。后来想来，才知道公前日的志向在于最终救济天下，并不在于占有声名；群公的志向在于迅速平定一时之事，急于成就自己的声名。大概公能够使用自己的愚见，群公却不能使用自己的愚见；公能够使用自己的忠心，群公却不能使用自己的忠心。这就是群公一旦奋起便马上离去，而公从容等待的原因。

译古代的大臣，本来不因为认为君主无能便一定离去，也不因为认为自己的道理必定能够实行便一定留下。一天既然任职于官府，就一天站在自己的职位上；出仕、退隐、久留、速去，各自随着时势而定。因此身体没有牵累，而心中常常奋发有为；否则退居山林丘壑，哪里去又不自在呢？处在今天的时代，立志并不难，实行却很难。我曾想到当今的事情，参照已经发生的迹象，半夜思考，惊然起身，为此痛哭流涕的次数很多，实在担心太平无事的征兆不会如此；不知道公为善后作准备的办法，将要用什么道路来先行呢？我听说唐尧、虞舜之际也有许多事情，只是他们的君臣能够懂得制止祸乱的方法，在祸乱没有发展到穷尽以前使事变通达，最终达到大治。《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否则就会像晋代的张华，专门依靠维持现状、谨慎守成，所以只是长久拖延岁月，天下却终于大乱，自身也不能免于祸患，实在可悲。希望公明察这两种情况，早作谋划。如今千疮百孔，填补漏洞、修补弊病，绝不是一方面就能完全解决的；我黄绾只敢择取其中重要的来谈。第一，古代的大臣知道治乱的关键在于君主一人，而君主一人的关键根本在于内心，所以一定先勉励君主学习。学习，是用来去除人的私欲、保全天理的；不学习，人的私欲一萌发，就会像奔腾的水流一样，谁能制服它呢？这就是桀、纣、二世、炀帝之类的人最终走向灭亡却仍不醒悟的原因。如今皇上刚开始承继帝位，小人得以凭借旁门技艺改变他的聪明，又用邪道开启他的错误之心，难道不是因为不学习的缘故吗？如果不先考虑这一点，只是用危急的话去刺激他，竟打算在君主身边捕杀十几个奸邪宠臣，这个计策不是太疏漏了吗？自古以来，君子想除去君主身边的小人，反而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还少吗？如今想稍稍遏制他们的横行尚且做不到，何况要杀他们呢？孔子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进谏，没有取得信任而进谏，就是诽谤。”如今群公竟不思考这一点，何其昏昧啊！现在的计策，只应该在群小刚刚萌动的时候，只辨明邪正而不树立邪正的名目，率领各位元老去召集他们的同党，把先帝的意思晓谕他们说：“你们都是先帝选拔、培养在东宫的旧人，幸而不必担心富贵不能达到极点，只应担心已经拥有富贵却不能保全。如今皇上年纪正轻，行为德义尚未显明，大臣尚未和睦，百官尚未整齐，四方边境尚未安抚，百姓尚未信服；治理得好就能安定，治理不好就会混乱，二者只差一线。先帝临终时，双眼不能闭上，念念不忘的只是把皇上托付给几位老臣。你们难道没有听说吗？如今水旱灾害接连不断，灾异屡屡出现，百姓贫困、财力枯竭，道路上尽是怨声叹息，盗贼正在炽盛，边境警报又很紧急。你们既然常常亲近皇上，为什么不向皇上进一言，使他成就已经积累的事业，同时你们也可以保全自己的富贵？反而还要遮蔽蒙蔽他吗？万一事情有所差失，即使想勉强求得一顿饭活命也不可得，何况富贵呢？”这样说得恳切而义理正大，即使不能改变他们的恶行，也可以稍稍挫败他们的心志，使他们不敢另生事端。于是专门劝皇上讲习学问，选择经学、德行和才识完备的人，早晚启发辅导他，不使中断，那么天理就可以明白，人的私欲就可以消除。他们虽是奸邪之人，也将没有可乘之隙。君主的德行已经端正，然后再谋划除去他们，也还不晚。况且周成王只是中等才质的君主，在防范辅佐下登上王位，太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傅，连同左右近侍和辅弼，也都选用正直之人，开启他的聪明，培养他的德性，所以最终成就了成周的治业，难道是偶然的吗？第二条说：自古帝王都先修治内政，然后才涉及外政。宫闱之内没有法度，王化就没有根本，天下凭什么得到治理？周道盛大，古今少有可比；然而一定要先有《关雎》《麟趾》的教化施行，之后《江汉》《汝坟》的风俗才会改变。周公制定六典之所以能成就成周的盛治，是因为从宫正、宫伯直到阍人、寺人、嫔妃和侍御，都归属天官冢宰管理，防范祸乱于细微之处。等到周朝衰败，也都是由于宫闱之内出了问题。《诗经》说：“显赫的周王朝，竟被褒姒败坏。”这是因为不修行文王的道路，废弃周公的法度。如今皇帝刚立中宫、初次册立皇后，怎么能让五六个受过刑的人在外面拿着君主的命令，在里面挟持母后的权威，兼摄内外，势力压倒上下，使一时之间人人都替他们遮蔽，不敢指责他们的奸邪？因此宫廷中虽然还没有丑闻，家法却必然难以守住，怎么能不忧虑呢？从现在开始修治，还不算晚；应当举出祖宗的旧章，借鉴前代覆亡的教训，有时在经筵劝讲之际提出，有时在皇后、皇太后面前奏明，希望彼此相互警戒，及早加以守持。若错过这时而不能挽救，君主的血气渐渐旺盛，对情欲的爱恋日益深厚，对声色的喜悦日益强烈；内廷距离近而容易亲近，恩爱常常压过义理，外廷距离远而容易疏远，义理不能胜过恩爱。等到这种情形达到极点，即使有一百个伊尹、周公也救不了了。第三条说：后妃家族的亲戚，实际上关系到床笫之间的恩爱；这是人情容易厚待的地方，如果不是明智圣哲的君主、德行极高的后妃，谁能没有偏私呢？金帛的赏赐足以使他们富贵达到极点，爵位和官命的加封足以使他们尊贵达到极点。富贵达到极点而不骄横的人很少，何况常人的心理，只知道追求而不知道满足，只知道贪得而不知道停止。像汉代的吕氏、晋代的杨氏和贾氏、唐代的武氏和杨氏，专擅权力、独断政事，导致神器危殆、宗族覆灭、满门被诛，这些都是明证。所以古代帝王嫁娶，不把微贱之人上配至尊，必定选择有先世德行的旧家，让法度能够承受其阴德庇佑，以培植国家根本，使国统绵延无穷。如今的外戚，尊贵达到人臣的极点，富有得可以与国家相比，贪求仍没有满足，有识之士都为之寒心。近来虽然稍稍收敛，但没有依靠的徒众仍充满门下；压制他们就会招致怨恨，放纵他们就会无所不为，而且他们大多知道宫禁中的秘密。国家平安无事也就罢了，假如有丝毫变故，他们平日积存的怏怏不平之心一旦萌动，就会挟持那些生活优裕而昏愚的人，肆意做出非礼之事，实在值得深深忧虑。反复考察其中缘故，开始是不由有德之家，后来又宠遇太过，才到了这种地步。近来听说皇上选择配偶，属意于揽户之家，为什么不以此为鉴呢？不久，果然听说营造房屋、置办庄田，每次动用几千万银，惯例照顾皇亲，几乎没有节制；加封爵位官命也和以前没有区别，那么从前的贪横行为，必然不久就会与他们相同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这些都是自祖宗以来外戚从未有过的事，如今事情已经形成，又能责怪谁呢？汉代窦氏最初受文帝宠爱，周勃、灌婴请求设置师傅教育他们，因此长君、少君终身退让，保全了自己的富贵。王氏势力盛大时，梅福也曾把这件事告诉成帝，成帝没有采纳，最终导致篡夺帝位。如今的外戚，既没有可以承继的先世德行，也没有可以遵守的家法，只应及早选置师傅教育他们，或者另在宗人府设置尊官兼管外戚。分别考察他们的贤能与否，论定他们的爵位赏赐，察看他们的奸邪凶恶，用法律约束他们，使他们没有放纵的余地。这样不但外戚之家可以保全富贵，母后的德行也会因此得到帮助。第四条说：古代设置宦官，只让他们专门服务宫禁之内，除此之外不让他们任事。受过刑的人，很少有忠良；即使小用尚且不可，何况可以让他们总揽天下权力吗？汉宣帝以霍光专权为戒，所以削弱宰相的权力，结果恭、显便得以肆意妄为。到了元帝时，天下就荡然无存了。权力在宰相手中，即使他专横，也还可以斥责其错误而罢免他；权力若在宦官手中盘踞，居于内廷的人就无法测知其底细，他们有时传达内降诏令，有时假托御笔。谏官不敢坚持，九卿不敢过问，而法令的施行常常被他们播弄。从前的宦官，都是祖宗旧人，即使有所作为，也还知道祖宗的法度。从今以后，前一代的宦官都老死了，后来的年轻人将取代他们。他们实际上不知道祖宗法度，只知道威势和恩福在自己手中，于是悍然横行，再没有任何顾忌。这尤其令人忧虑。贞观时期的制度，内侍不设三品官，只供内廷洒扫，不让他们任事。本朝太监不过五品，也不许他们任事。这比贞观制度还更严密，实在是最好的法令，怎么到了如今，他们竟穿玉带、蟒衣，俨然像侯王一样，天下权柄全都归入掌握？如今想纠正这种情形，当然难以一朝改变。有人认为，不如把章奏送进来时，先由主管该奏事项的部门将封面送交内阁。内阁核计所奏请的事情，皇上退朝后亲临便殿，轮班上直的侍臣列出意见共同计议处理。若遇到关系安危、刑赏黜陟等重大事项，即使内阁也不得专断，必须召集九卿、科道官共同议论，使可否务必合乎天下公众的意见；公众意见一致后，再由皇上亲自裁决。唐太宗就是这样做的，每次与大臣议事，必定让谏官、宪臣、史官预先听闻。有不恰当的，谏官可以诤谏，宪臣可以弹劾，史官可以记载。有人劝宋仁宗凡事应从宫中直接发出，仁宗说：“事情如果合理，正不应从宫中直接发出，而应交付公议，让宰相施行。如果有过失，台谏官可以进言使它改正，这很容易。君主尚且如此，何况宦官呢？”第五条说：朝廷有言官，就像人有耳目；耳朵专管听，眼睛专管看。一个人的耳目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就不能称为人。朝廷如果没有耳目，还能称为朝廷吗？晋侯问叔向：“国家的忧患，什么最大？”叔向回答：“大臣拿着俸禄却不极力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这是最大的忧患。”所以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一点，必定虚心接受他们的言论，宽容他们以振作其气势；即使罢免贬斥，也是为了激励他们不要重视进谏。还要用赏赐表彰他们的才能；即使他们的话有不合之处，纵然加以轻微责备，也很快提升他们的官职。即便这样，仍担心他们不肯发言。没有听说过一开口触犯忌讳，稍有行动便祸患随之而来，内外都设置阻拦侦察，使正直敢言之士完全消失，朝野相互看着，只能咋舌，闭口不敢谈论天下大事，难道指鹿为马的心思还会重新萌发吗？言官所关系到的，不只是上下通达与否，也要用来挫败奸人的萌芽，挽救内权过重的弊病；如果反而被奸人挫败，内权过重的势力从此就稳固了。杨场说：掌管纠察弹劾的部门，如果遭到恐吓胁迫，御史台难道还可以不废弃吗？这就像盗贼将要行动时，主人家里的财物必先毒死会吠叫的狗；吠狗一死，不能防盗，盗贼必然大举而来。因此主人刚听说有吠狗死亡，便把它当作意外的紧急忧患，赶快寻找几条吠狗来接替，使盗贼知道主人已经有所觉察而不敢前来，这才是良策。如今所忧虑的，难道与此不同吗？何况现在言路的风气和声望已经消沉衰败到了极点，如果不是豪杰之士，怎么能够自行振作？应当选择那些一向通晓古今、贯通义理、忘身殉国、不顾个人私利的人，让他们担任这种职务，专门责成他们进言，培养他们的锐气，这样还来得及。若不如此，只是徒然占据职位，却想端正君主而不知道端正君主的方法，想弹劾别人而不知道弹劾的方法，想议论礼制而不知道典章制度的源流，想讨论机要政务而不知道成败的关键；其中喜好名声、喜欢夸耀的人，有的激烈攻讦而酿成祸患；柔弱怯懦、不能振作的人，只知沉默以等待升迁；有的专等猛虎死后才去打击，有的窥伺腐朽的篱笆而攫取利益；甚至排挤正直之人来报私怨，援引奸邪之徒来换取私恩。这难道不是给奸人提供资助，反而加重天下的祸患吗？言官是否发言本身不值得谈论，只有所说的话都能有益于天下，这才是难事。第六条说：祖宗制定法令，都是在百姓中试行过的；即使有所遗漏，天下也已经长期安于这些制度。况且四方土地不同，风俗崇尚各异，所以治理各有适宜；如果强行让它们做不适宜的事，使它们彼此相同，这就是混乱的征兆。近来各主管部门常常凭自己的意见逞能，并不是由于讲习思考精审，竟妄自把旧制度彼此移改，天天变、月月改，只看见耳目所及一片纷更，却不知道究竟应该遵从什么，以致奸民因此更加荒谬，奸吏借此为非。《春秋》记载鲁国制造丘甲，以田赋加重其变更的开端，是因为这会成为百姓的祸患。这还是过去的事情，尚且不算严重；如今宦官在内廷窃取权力，必将把暴虐施加到外部，流毒一开始出现就像河流一样，刚刚兴起便不可遏止；再加上任用不当的人，大肆纷更制度，不能满足他们的意图。如果不申明旧有典章，确定为宫中制度，责成主管部门谨慎遵守、牢牢坚持，以遏制祸患的苗头，那么纷纷扰扰的变乱将成为活人的灾害，哪里会有穷尽呢？自古败亡的国家，很少不是因为子孙改变祖宗的制度。唐玄宗没有唐太宗的明哲，却不遵守贞观旧制，最终导致天宝之乱。宋神宗没有宋太祖的明智，却轻易改变开宝年间的章法，最终埋下南渡之祸。开创事业的君主，和他共同办事的大臣，都亲身经历过艰难，对祸患考虑深远，所立法令严密周详，有些不是后世能够赶上的。后世即使有才智，终究也不如他们经历得多。天下如此广大，事务如此繁多，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其中的艰难、深刻明白其中的缘故，谁能轻易改变它呢？所以不了解立法的本意，就没有不扰乱法令的；了解立法的本意，到了不得不改变时才改变，这才是善于守法。第七条说：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拥有百姓；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

译失去百姓，就失去天下。百姓还没有……天命没有改变时，即使有智者也不能谋取它，有勇者也不能夺取它。如果饥寒逼迫百姓的身体，向上不能奉养父母，向下不能养活妻子儿女，那么人心就会离散，百姓就不再属于君主。百姓既不归君主所有，君主凭什么来拥有国家呢？西汉危亡的形势，接连不断得像一根细线；光武帝却凭一支军旅中兴汉室，大概是百姓还没有厌弃文帝、景帝的恩德，王莽不能改变天下人的心，国家根本还牢固。东汉衰败时，虽有先主、孔明这样的贤才，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最终却不能重新拥有汉家的鼎业，大概是百姓已经厌弃桓帝、灵帝的恩德，曹操、孙权又得以改变天下人的心，国家根本已经不牢固了。《周礼》记载，大司徒用六种保息之法养育万民：一是慈爱幼者，二是养老，三是赈济穷困，四是体恤贫弱，五是宽待疾病，六是安定富足者；因此使百姓繁衍生息，结下对君主的欢心，恩德深入骨髓，所以百姓常常拥戴君主，君主也常常能够拥有百姓。如今天下各地旱灾和水灾常常有一半地区遭受，官府疲于征敛，百姓困于追逼，卖妻卖子，流散四方；即使年成丰收，常常也不能免除饥寒之苦，赋役一天比一天紧迫。前一天还所谓富民的人，如今已经退变成穷民；前一天还所谓穷民的人，如今已经倒毙在沟壑之中。朝廷不知道反省，守令不知道体恤，都说祖宗积累深厚，有足以依靠的基础，茫然不加忧虑。马周说：“应当在还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不可等到已经失去之后才后悔。”这真是至理之论。第八条说：义，是天理的公正；利，是人的私欲。王者用来建立国家根本、为后世留下无穷福泽的，是义；霸者用来防止人心沉溺、给后世遗留毒害的，是利。推究到极点，圣人之所以不同于众人，人类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全都由此而来。如果顺从人的私欲而忘记天理，那就正如孟子所说：“即使不夺取便不满足，即使拥有天下，难道能够安居一天吗？”大概自孟子以后，真正的儒者间或出现，义利之说却渐渐在世间昏暗了。即使有老师和老儒，也有的把义当作利，把利当作义。因此传授给别人、谋划天下国家，都免不了流于功利的末端。流传到今天，竟已经无法辨别：把垄断牟利、盗取名声欺骗世人当作本领，把苛刻考察、互相攻讦、榨取民脂民膏当作才能，把奔走钻营、追逐进取当作理所当然，把学习古道、寻求圣道当作迂腐荒诞，把发表矫激、模棱两可的言论当作善于说话，把遇事追随谬论、用诡诈求得免祸当作懂得应变，把隐忍苟容当作有德，把结交朋党、阿谀依附当作善于做官。荣华没有比贪恋俸禄更大的，羞辱没有比被罢去职位更先到来的。上下之间公开行贿受贿，轻浮浅薄的人尤其善于在学校中钻营。诉讼大多发生在普通百姓之间，主管官员不考察治理的根本，只把文书和钱粮当作大事。胥吏完全不知道国家法令，只把搜刮剥削当作谋生之道。彼此都以利益相求，互相习染而成风，人心污浊，却安然不知道奇怪。这和秦、隋、五代的乱世有什么不同？如今如果不挽救，追逐利益的危害哪里会有尽头？只要在上位的人以仁义为先，以断绝求利之心，公开施行赏罚，以纠正趋利的风俗，使天下人都清楚知道：显扬、宠信、提拔，必定给予奉行公义、守持正道的人；放逐、废弃，必定针对谋求自身、专务利益的人。就像树立标志一样，使人人知道方向，在仁义之中相互修养，以振作超越功利之外，那么风俗就会大为改变，治理的成效也就可以求得。第九条说：天下赖以存在的，是纲纪。纲纪的大端有三项：任用和罢免要明察公正，赏罚要严明，伦理要敦厚。把握这三点，果断施行，用来整齐人道、调和万物变化。如今贤者未必得到任用，被任用的未必贤能；暴虐的官员、污浊的吏员未必被罢免，清正的德行、美好的品行未必得到彰显。赏赐不足以劝人为善，惩罚不足以使人畏惧。人们触犯法律，把它看作平常之事，完全不害怕。相互仿效成为风气，越惩罚越犯罪，以至父子互相残害，就怀着愤怒结成仇怨；婆媳不和，就反唇相讥、互相责难。叔伯兄弟肆意互相告发，男女内外淫乱而没有纲纪。丈夫常常受制于妻子，妻子有时甚至杀死丈夫；小孩子嬉戏玩闹，竟辱骂父母。京城中的人常常喝醉酒，连皇帝的车驾也敢辱骂。强者欺凌弱者，富人凌辱贫民，逞强用力、攫取财物，任意施为。官长把小民看作猛兽，常常存心压制；小民把官长看作仇敌，心中总含着愤恨。这些都是危险国家的鄙陋景象，纲纪的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私下认为，朝廷是天下的首要，纲纪由此产生；如果提挈首要，下面没有不跟从的。所谓赏赐不必遍及所有人，人人自然会自我勉励；惩罚不必遍及所有人，人人自然会自我警戒。赏赐常常施给君子，惩罚必定加在小人身上，这是朝廷纲纪得以树立的原因；赏赐常常施给小人，惩罚有时反而加在君子身上，这是朝廷纲纪废弛的原因。齐桓公起初任用管仲，使诸侯九次会盟，匡正天下；管仲死后，他信任竖刁、易牙，最终到了自身将死也无人救助的地步。唐玄宗起初任用姚崇、宋璟，因而达到太平；后来任用李林甫，天下便大乱了。由此可知，任用君子还是小人，对于纲纪的关系究竟多么重大。第十条说：国家太平已经很久，百姓没有经历水深火热、忧愁困苦的生活，心思便趋于淫逸；使他们劳作，他们就怨恨；惊扰他们，他们就惊慌。幸而国家平安无事，尚且没有什么可以引发他们的错误心思；一旦稍有惊变，使他们辛劳以供给军饷，再加上饥荒，他们就会睁眼四顾、像狼一样警戒，傲慢骄横、愤怒不平，各自都要使祸根萌发。有一两个奸雄在他们身边窥伺，假托名义，指斥朝廷的过失，拿百姓的言辞作说辞，挽袖挥臂大声呼喊，煽动人群而起事。到那时，我方将帅不足以应对，武备不足以制服他们，也只能听任他们自行发展罢了。近来国门之外，盗贼时时偷偷发动，聚集众人抢劫，白天杀人，主管官员都把它当作小事而不奏闻，完全不加注意。等到他们猖獗起来，偶然捕获，又把这当作功劳，全部加以升迁赏赐。甲子年旱灾时，仅两直隶以及浙江、山东的几处地方，饿死者遍布道路，流民充斥四方，焚烧房屋，杀死妻子儿女，群相抢掠，哓哓怨叫；主管官员往来旁观，却没有人能够处理。幸亏上天保佑国家，两季麦子成熟，百姓立即安定聚集，没有酿成大患。

译又有一个海盗，是漳州人，不知姓名，驾着几十艘大船，聚集党徒几万人，僭越仿制旗号，出没于温州、福建沿海边境，招诱奸民，不时抢劫。前年在温州杀死金乡卫指挥一人和数百名军士；又在前年杀死黄华巡检司巡检一人和几十名弓兵。主管官员都以为是远方的小事，隐瞒不报，习以为常。既不及时剿捕，又不认真防御，他们的势力逐渐增长，难道最终只会成为普通海盗吗？近来苏州百姓施天常聚众作乱、为非作歹，盘踞在崇明海上，也是主管官员姑息迁延、玩忽职守造成的。如今虽然偶尔捕获，但四海如此广大，难道没有接踵而起的同类吗？元末敝邑的方国珍和蔡乱头，因为与王伏之结仇，被逼逐入海而作乱之初，也十分微小，后来便无法控制，最终成为张士诚、陈友谅兴起的阶梯，难道还算远方的事吗？凡事没有不是从细微处开始、由于忽视而发展起来的；星星之火不扑灭，最终必然烧遍原野；蚂蚁的孔穴不堵塞，时间久了也会冲垮堤坝。《易经》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大畜卦》六四爻说：“给小牛套上木牿，大吉。” 《姤卦》初六爻说：“系在金属制的止车木上，守正则吉；有所前往，就会遇到凶险；瘦弱的猪虽然有信，却还在蹦跳不安。”这些话都说，断绝邪恶应当在它刚刚出现于细微之处时加以防范。瘦猪确实还在跳动，又说明制止邪恶不能因为它一时被压伏便忽视它。何况如今国家还不能没有事故，实在担心陈胜、吴广、黄巢、王仙芝之类的人或许在草野中萌发，而锄头、耰、荆棘、木棒之类的武器或许会被拿起来响应，难道可以不加考虑吗？第十一条说：群公卿都是前朝任用的旧臣，是几十年培养成就起来的人。不但中原把他们当作表率来仰望，外国也在观望他们。正如山林中有虎豹，砍柴采集的人便不敢进入；江河中有蛟龙，船夫便因此恐惧。像汲黯使淮南王的谋划止息，段干木使诸侯的军队停止，辽人畏惧司马光重新任相，金人询问龟山在哪里，这就知道不出席宴饮之间，也能在千里之外折服敌人，难道一定要依靠执戈持盾的武将吗？所以说：“正直之人在朝，群邪都忌惮；谋臣不被任用，是敌国的福气。”如今因为奸臣的言论，一旦把他们几乎驱逐殆尽，实在震惊视听，不能不助长奸雄的志气，激起外族侵犯和窥伺的心思。它所关系的，难道不重大吗？古代卿大夫年老以后，每月初一仍然朝见君主，参与听闻政事；天子有事，还带着珍贵食物到他们家中慰问，重视他们到了这种程度。即使国家无事，也不应轻易弃用他们而引起众人的疑惑，何况如今内部根本空虚，外部变故将要动摇，这正是任用老成之臣的时候，不应轻易抛弃。何况其中又有才德为天下所仰望的人呢？只要能够在内部委婉调和，设法使为众望所归的人复出任职，就可以了。第十二条说：有文事必定要有武备，这是圣人安居时不忘危险的意思。国家凭借威武立国，在各郡县错置卫所，以等待意外之患，可以说已经有了防备。无奈休养太久，上下苟且求安，军律不明，武备废弛，不懂韬略兵法的人也称为将领，连戈和盾都分不清的人也称为士兵。他们承袭职位、替补官缺，虽然有比较、考试和考核的法令，却不过是临时雇人来应付旧例；大的借此养成勋阶，小的借此保住俸禄职位，优游懒散、饱食终日，勇力没有可用之处，谋略没有可取之处。平日无事时，骄傲懒惰之气满面，一旦有紧急情况，即使给他们千金，也没有一个能发挥作用。这样养兵，有什么益处？西北边防最为要害。那里的士兵常常作战，特别精强，不是其他地方所能相比的。近年以来，各地都派内臣镇守，使都御史、总兵都处在他们之下，反而受他们控制摆布；又常常顾忌他们依仗势力作威作福、谋求利益肥私，带着许多私人，分散在各边，有的包揽粮草，有的私自放债结交。粮食不足，就用虚假的串数报入；缴纳的草料不够，就分成草束来凑数；债款不能收完，就扣留军粮作为偿还。军队能够立功取胜，赏赐却归他们的私人。营田肥沃，就擅自占作私庄。军中壮丁，挑出来替他们耕田；老弱残伤的，留下守营。上下大小都仿效，百般弊害纷纷出现，各边几乎无法守卫。然而夙沙卫曾使齐军受辱，鱼朝恩曾防碍唐军，难道各处都如此吗？所以边报连年失利。先帝在世时，虽然十分留意，最终却没有除掉病根。京城各营的士兵，是天子亲自防卫的军队，用来防备肘腋之患、制约外兵，尤其应当精心训练以等待征调。如今也由内臣提督，号令不统一，将领不能专心，训练演习不精，士兵没有平时的操练。更严重的是，老弱残废疾病之人占了半数，没有选择淘汰。又让河南、山东两直隶的军队赴京轮班，每半年更换一次；新来的还未离开，旧的已经返回，交错在道路上，因而为非作歹。还没有看到训练演习，反而更加困乏兵力。何况这又不是盛世时的旧例，应当全部停止。选取精壮之士，或者另设辅镇，以防备京城的忧患。军队并不是人数多就强，只有选择贤良的将校，灵活处置，赏罚分明，蓄养勇锐之气，才算强大。从前齐威王烹杀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随即起兵攻打赵、魏、卫三国，三国的军队全都逃回本国，人人震惧，因此国家安定强盛，这是赏罚分明的结果。如今正值文臣安逸、武将嬉游之后，主将懒惰、士卒骄纵之时，虽说治军不专靠严厉，但怎么可以让他们有防备而没有振作精神呢？所以申明、严格军纪，也是变通的适宜做法。先前司马穰苴斩庄贾，三军都吓得股战栗，然后稍稍施加恩惠，病中的士兵也为此请求出征，争相奋勇。诸葛亮一定要处死马谡，因为法令不可废弃。李光弼以严厉取代郭子仪，人们说这合乎体制。谁说像如今这样姑息养兵，还能指望他们在危急时刻发挥作用呢？我私下认为，镇守、提督之类的职位不撤除，统帅的权力就会轻。统帅权力一轻，即使有良将，也不能成就功名。何况授予职任的不是合适的人，凭什么施展手脚、修治武备呢？只有在朝廷上反复筹划，找到合适的人任用，宽严都根据情况施行，才或许可以。第十三条说：保卫社稷、安定天下，没有什么比人才更重要。

译人才的产生分布错杂而且难以发现，所以应当广泛搜求而不可限制求取的途径。如今任用人才虽然有多种道路，但只有进士才能得到重用；否则即使有豪杰，也没有办法自行显露。之所以重用进士，正是因为看重他们的才华和德行，难道只是因为他们会写应试文章吗？今天由科举业所选出的士人，果真都足以承担将来非常之时的任用吗？士人必须平素有所培养，之后才可以承担大事；古代豪杰能够建立非凡功业的，都是胸中先有确定的规模，然后出仕实行。像韩信一见汉高祖，就为他谋划夺取天下的策略，清楚得如同指掌；等到成为大将，经历百战，消灭项羽，没有一件不兑现他所说的话。范文正公做秀才时，就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没有一件事不在心中筹划；到后来执掌政事，一生的功业全都在最初的志向中，始终没有超出这个根本。他在心中精研这些事情，难道是一日之间完成的吗？如今任用人才只重视进士，使天下士人正当少壮、精力有余，正可以讲求修养自身和治理他人的道理，却只知道进士业是当务之急，于是一切都从事于浮华言辞和浅薄说法之间，耗尽精神、用尽心力，辛苦劳碌度过一年，只担心学业不专一，不能符合主考官的要求。等到任用他们，又受到文书事务和期限考核的限制，施行起来处处受到牵制；同时还被资格和考语的法令束缚。资格制度限制年限、按等级递进，考语则对万人使用同一套标准，主持铨选的人凭此考验贤能与否、评定升降。即使有优异才华和特殊志向，也会困顿而无法显露，所以士人都拘泥于卑微小节，懒怠而不修养，以至于议论者竟有“我朝的人才唯独不如前代”的感叹。难道真是不如吗？是选取任用的方法造成的。如果能够消除偏重科举的弊端，去除资格的拘束，慎重而明察地鉴别人才，实行破格提拔，使出仕的士人都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那么天下如此广大，难道还没有足以供国家使用的非凡人才吗？还要说人才不如前代吗？出类拔萃、能够包揽一代任用的人，每一代不过几个人，哪里像一般人才那样可以大量得到？周朝有乱臣十人，唐虞之际也只有几个人，所以孔子曾一同赞叹其盛。如今凭天下之大，广泛询问、遍访人才，只要能得到一两个人，把他们安置在宽闲的地方加以培养，使他们养成精纯锐利的气势，将来承担非常之任，自然可以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第十四条说：世道衰败，是由于学术败坏；学术败坏，是由于选举不合乎法度。如今进士从举人中选取，举人从学校中选取，学校从民间俊秀中选取；让他们阅读《六经》《语》《孟》的书，用濂、洛、关、闽诸家的学说使他们明理，再用经义、论、策等文章考验他们，本来并不是前代的墨义、诗赋一类。照理说，应该得到人才之盛，远远超过汉、唐、宋才对。怎么会说人物低下、器识卑陋，反而不能赶上前代呢？为什么呢？如今只取那些剽窃搜掠的浮词末节，却丢失了涵养熏陶、身体实践的根本。不知道圣人之所以成为经典，是要以心传心，用来明白天理、辨别义利，细微到毫厘而已。如今的学者专门为了求取利禄，寻找获得富贵的捷径，偶然有所收获，便连捕鱼的筌和行路的蹄迹也忘掉了。即使没有忘掉，也只是雕刻冰块、刻画油脂般的技巧，像俳优一样猥琐的言语；名义上说是正理，实际上与墨义、诗赋相比，反而远远不如。过去朱子曾感叹当时科举文章的弊端，今天的弊端比朱子所感叹的还要严重，他的忧虑又会怎样呢？今天天下人只知道这种做法能带来利益，却不知道它带来的祸害。杨朱学习义，却偏重于为自己；墨翟学习仁，却流于兼爱。推究他们起初的用心，难道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孟子曾推究它们的祸害，认为会导致无父无君，以此加以驳斥；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何况把圣人的经典作为学问，却借它作为谋求利禄名声的媒介，似乎真实而实际上昏乱蛊惑、使人眼花迷惑的，全都是患得患失的鄙陋之人；这种弊端哪里说得尽呢？三代的制度，从乡党直到王朝，他们平居时所受的教育没有不同的道路，选拔出来做官也没有不同的途径。因此士人各自都能以德行和道义奋发，平日只担心德业不能修养，却不担心官爵不能得到。这就是人才得以兴盛的原因。两汉以来，虽然不能达到三代，却还有贤良、孝廉等选拔，所以董仲舒、辕固之类的人能够由此进用。到了隋唐，才专门凭文章辞藻取士，不再有崇尚德行的选拔。宋朝沿袭唐制，盛时还兼取当时声望来决定取舍。后来实行糊名之禁，科举制度更加败坏。流传到如今，士人都不必考察实际品行，进退取舍只决定于三天考试中的空文。即使品行像猪狗、屠夫、商贩一样，也不必选择；以至于诬蔑经典、欺骗圣人，只要能迎合主考官的心意，就没有不中选的。遵循义理而文辞拙朴的，无不被排斥。凭一日的长处考中一第，便终身占据清官显爵，无不如意。于是使那些学习对偶文章的童子，都显露出将来做卿相的念头，却不知道惭愧。唉！假使古代的圣贤如孔子、孟子、颜子生在今天，他们自负的才德将会怎样？他们也肯和今天的士人用同样的心思，在这种制度中追逐得失吗？不过，形势发展到极端就会反转，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假使后代议论者说，选举制度在某一朝某一人时开始败坏，最终又在某一朝某一人时恢复，难道不是盛事吗？如果想通过选举得到人才，没有什么比端正人心更重要；想端正人心，没有什么比阐明学术更重要。一定要使当时的学者都遵循小学、大学的途径，来求取圣贤之道，心中确实有所体会，然后才让他们从事举业。至于允许应试、通过考试取人的办法，可以有的像周代的乡举里选，有的像汉代特举实际品行，有的像宋代兼采当时声望，然后用经义、论、策来考试，不必像今天这样考对偶虚文。命题一定要明白正大，不用艰难偏僻的问题来困扰考生，务必把真实切要的内容列为上等。合格名额不必太多，也不必限定固定名数，希望所学的都是实学，所得的都是实才，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人才相差特别悬殊。绾生长在东南，年少时读书，有志于天下的事务。想到祖父世代承受国恩，尤其希望以自身报答国家。于是又想到先朝曾经把我收录培养在仕进之列，只因学业尚未完成，便退居闲处，早晚自行修养，等待学业充实，不敢立即贪求升斗之禄。

译如今看天下的形势，迹象虽然还没有完全显露，变化的苗头却已经显现。譬如人的身体，外貌虽然强壮，衣冠虽然整齐，五脏已经受伤，四肢百骸没有不生病的。我因此忧虑思考极深，早晚饮食起居，都不敢有片刻忘记。所以才敢吐露自己一点愚见，献上从头到脚都在思考的意见。只知道想要忠于国家，希望报答公义，不再有所回避，也不敢希望自己的话句句正确。从前伊尹、周公摄政处理政务，人心安定，流言却互相煽动，雷风因之感应变化。他们凭什么达到这种境地呢？是因为胸中保存的至诚，能够贯通天人之间的关系，哪里是小小的智术可以做到的呢？战国时代纵横家们的才智并非不美，他们的谋略也并非不高明，只是所发出的并非本心，而是诡诈虚伪、迁就迎合，企求符合君主一时的私欲来满足他的欲望，最终必然导致六国灭亡、天下大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只希望您推行伊尹、周公二人的心志，积累至诚之道，坚定地持守，不因利害、生死而有所间断。这样，对上可以感格天心，对中可以感动君心，对下可以取信民心。只要一转移之间，就能使天下康宁，使百姓获得福泽长寿，不使时代留下未施行的策略，不使人才留下未被任用的遗憾，也不使后世留下遗憾；这些全都是您平生所学、平生所立的志向，是竭尽气节、尽忠报君爱国、不可推后的大事。只希望您不要因为草野之人的考虑宽泛而轻慢侮辱，不要因为樵夫的放言直论而觉得难听，曲意加以宽容，不记录我狂妄的罪过，选择其中正确的意见而采纳。这样，先帝临终托付的重任就有幸了；国家社稷神灵所深深依赖的事情就有幸了；苍生殷切仰望的愿望就有幸了。《启桂洲公论显陵形胜书》【顾璘】近来拜读您的手教，感动深切而且至深。想到您上面承受皇上的顾问，辅佐处理万机；下面还要应答咨询、启发教导，精神和才力本来就没有停息的时候。于是又想到像我这样的人，哪里还敢说彼此久不通问呢？不敢指望，不敢指望。我私下有一点意见想奉献：前些时候奉命前往纯德山告谢，得以放眼观看我献皇陵寝的盛况。那条山脉从京山中盘的群山发脉而来，再次在聊屈山隆起，蜿蜒向西，屏风相联、屏障层叠，到纯德山才停止，这就是干龙的尽头。因为它经过北面以后再没有山，前方又以汉江为界，所以知道这一点。所谓遇到界水便停止，也可以说是形势如万马从天而下。有人说主山太小，两边的沙山太直，这种说法实在不切合道理。凡是说主山，并不是指安葬地点的山，而是追溯龙脉所起的地方，正不以逼近为贵。像中盘、五泉、聊屈等山，都高大秀拔，连接绵延数十里、上百里，怎么能说小呢？楚地山多，正嫌它们逼仄闭塞而难以宽广。此地从陵山向北，土地厚重宽舒，四望达千里，俨然有京都的气象，天地灵秀聚集于此，并不是偶然。两边沙山本来是为了修筑墙宇、形成制度，稍稍削去坡陀，如今远望好像笔直；但从总体形势看，青龙回转而形成岸势，极其得到环抱之形，怎么能说直呢？它的南面是五泉之野，古代有一处称为“天子墓”的地方，在今天俗称“天子冈”。旧志记载那里有灵异变化，大概是不同寻常的征兆。古代天子兴起的地方，必定有符谶、物象等祥瑞，难道可以不相信吗？璘又说，天下各地都有极其尊贵的地方。如今都城和天寿山诸陵，占据燕冀督亢的胜地，这不用再说了。古人称芒砀山有天子气，所以我高祖奋起；又有祖陵占作宅兆，金陵被称为“龙蟠虎踞”，确实是帝王之都。高祖在这里定鼎，又成为鼎湖升遐之地。杭州被称作“龙飞凤舞”，至于临安，我太皇邵太后正好出生在那里，是钟灵毓秀之地，本来就已经与皇家相合了。如今荆郢之间，也是天下一大都会和军事重镇，自春秋时楚庄王称霸以来，历代都有割据一方、偏安于此的人，也正因为那里的地气一向尊贵。国朝郢、梁两地的国运浅薄，不能承受这种祥瑞，于是圣宗在那里大发祥瑞。自从献皇埋玉以来，我主上登临帝位，圣体康健，皇嗣接连降生，盛大的福气和美好的祥瑞，可以说集天下的美善于一身，再没有超过它的了。我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说皇上孝思深切，如果有迁移陵寝的议论，璘是远臣、疏远卑贱之人，不敢参与听闻；想要进言却中途停止，已经多次了。我私下以为，富贵人家葬地得吉祥，尚且不敢轻易迁动，何况万年宗社的陵寝呢？诸位是国家的亲近大臣，位居辅佐之职，不能不把意见充分说出来。即使稍微违背主上的孝心，实际上也是臣子最大的忠诚。况且商、周迁都，从未听说迁移陵寝；何况我太祖没有迁祖陵，太宗没有迁孝陵，这几位圣人一定有深远的用意，不可不慎重，不能等到日后稍有忧虑后悔时，才发现后悔也来不及了。昨天镇守太监张公拜谒显陵，到省城见到璘，也说：“陵山的形势真美啊！长陵可以与它相当，其他诸陵都不能相比。”他是内臣，熟悉地见过国家的规模，他的话也如此，可以由此看出人心的共同看法。如今诸臣不敢进言，只是恐怕还没有亲眼见过罢了。如果再次奉行迁陵的议议，执事应当请派稍微懂得堪舆学的大臣来这里，遍观而仔细察看，这样或许会知道璘的话并非妄言。我对此实在拳拳在心，幸望不要认为我是愚昧。《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九，余姚黄宗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