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三

译学校 《宁波府修庙学记》【杨守陈】皇上成化十三年，河南人张侯张赈出任我们郡的长官，到这时已经六年了。他心地仁厚，政绩良好，百姓因此和睦安宁。他开始特别关注教化之地，看到孔庙和学校都很完好，唯独大殿和两侧廊庑的砖面全部剥落，于是拆掉重修。这样一来，执鬯奉笾、前来祭祀的人都感到平坦便利了。学生住宿和用饭的房屋仍然狭窄，有的还破败，于是修建三间膳堂和二十间宿舍。这样一来，退食休息、住宿安息的人都感到宽裕了。学校大门外几步就是民居，逼仄而且喧闹尘杂，于是购买民宅让居民迁居，以拓宽道路，又在东西两条道路上各立一座牌坊。这样一来，戴冠步行来游学、乘轿来拜谒孔庙的人都感到开阔了。教授郑机多次来请我作记。当时有人建议尊孔子为帝，加用笾豆和舞佾以配合帝王的衮冕，一切依照天子的制度。有司加以阻止，于是改说不加帝号还可以，但笾豆、舞佾必须增加。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增加十二笾豆、八佾舞。这本来已经是追尊先圣的盛大典礼，但仍然没有达到极致。孔子道德教化的盛大，胜过尧舜而可配天地，自有人类以来直到今天，只有他一人。后世君主都以他为老师，那么也都是他的弟子。称为先师本来恰当；至于追崇的典礼，则一定要达到极致才可以停止。礼制依据人情，可以按照义理创制。周公制定礼制，追封他的父祖为王，这是此前没有过的。师生之间的义理同父子之间的恩情相同；儿子可以追封父亲为王，那么后世也可以追封老师为王。何况孔子是万世仅有的一位圣人，后世君王实在承受着他无边无际的恩德呢？近世君主尊孔子为老师并追封他为王，本来合乎礼制，但还没有达到礼制的最高程度。古代的皇帝、王都根据当时情况建立名号，并没有固定等级差别。自秦朝开始称皇帝，此后拥有天下的人无不称帝。他们的父祖即使是普通百姓、士卒，也追尊为帝；族属、功臣则都封为王。于是帝成为君主的称号，王成为臣子的爵位，二者悬殊。君主对臣子按礼相待；但臣子一旦成为老师，就不再是臣子。何况不同时代的圣人老师，怎么可以把他当臣子呢？尊孔子为王而不称帝，仍然是把他当臣子，这怎么可以？一定要称帝，才能显示不把他当臣子的礼节，成为尊崇典礼的最高形式。宋真宗时已经想尊孔子为帝了，但臣下不能顺从，反而阻止，说孔子是周朝的陪臣，周朝只称王，不应给他帝号。既然说孔子是周朝的陪臣，那么即使把他列为公爵，也不能和鲁公同等，何况让他与周王相等呢？既然已经尊他为王，就本应把他看作万世圣师，不能再把他当周朝陪臣来看待。这与周朝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就不应称帝呢？所以先儒罗从彦认为可以加帝号来褒扬尊崇孔子，确实是百世不变的最高见解。如今进言者迁就有司的说法，认为孔子是周代人，应当采用周代制度，所谓“王”是天王的王，不是国王的王，所以不称帝也可以。这种说法不对。既然采用周代制度，就应当称孔子为鲁国大司寇，怎么可以称他为“王”呢？可见后世尊崇孔子的典礼，并不是周代制度。按照周代制度，王仍然相当于帝；按照后世制度，帝和王就像天与泽不能混同，像帽子和鞋子不能错置，还能拿周制来评论吗？尊崇不同时代的圣人老师，却采用当代臣子的爵位，然后说“这是天王的王”，“那是国王的王”，也不是正名分、辨嫌疑的礼制。哪里比得上最初提出帝号的说法确切呢？我太祖高皇帝制定祭祀礼制时，凡是岳镇海渎，都革除旧日封号，只按照山水本来的名称称神，例如所谓东岳泰山之神就是这样。至于忠臣烈士，也只称其当时的爵号，革除后世追加的封号，例如所谓吴泰伯之神就是这样。唯独孔子善于阐明先王之道，作为天下人的老师，以此帮助后世，不是只在一方一时有功的人可以相比，所以不称鲁国大司寇，而仍保留“大成至圣文宣王”的旧号，尊崇之意已经达到极点，无法再增加。只是当时没有人援引宋真宗、罗从彦的意见来进言，所以没有来得及称帝。如今有司阻止进言者，竟说这是旧制而不肯更改。太祖尊崇圣师的心意如此深厚，如果听到今天的议论，难道不会立即改变吗？那些有司对于异端和其他政事，并不能一一遵守旧制，唯独在这件事上说是旧制，难道旧制果真不敢改变吗？他们又说孔子的道只在君主和臣下亲身实践，谥号、礼器数量都不值得计较。孔子之道固然在于亲身实践，我难道能把礼制放在一边吗？照他们的说法，明君只要奉行天道、遵循祖先的法度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尊称上帝、追封先公，制定郊祀、社祀、禘祭、尝祭的礼乐，而且都必须做到极致，成为万世法式呢？有司的意见实在过分了。然而从汉代直到今天，那些见识偏狭的儒者，难道只是反对称我们的圣师为帝吗？即使尊为王，增加几个谥字，天子向他北面行拜礼，郡县祭祀他，冠冕服饰、笾豆、舞佾都采用天子的制度，他们也都说不可以。甚至说献官由皇帝派遣，却面向北方作揖，礼太重了，应当改为面向东方。这难道只是不了解礼制吗？大概也是因为没有辨别是非的心。可是人心中的天理长久以来自然显明，万世公论最终归于一致，所以既已尊为王，又屡次增加谥号，天子面向北方拜祭，郡县也普遍祭祀。祭祀孔子而礼制完整，已经使用天子的礼乐了。唯独帝号尚未加上，仍然是礼典中的缺失。如今如果不加帝号，后世也一定有人会加。圣明的皇帝和贤能的辅弼，难道能容许有缺失的礼典留给后世吗？将要举行这项达到极致的盛大典礼，超越百代君王，成为万世法则了吧？因此一并记下，等待将来。虽然如此，孔子的道在君臣关系上，仍然应当亲身实践，何况读书人呢？如今读书人束发起便诵读孔子的书，讲明他的道，把它作为口头学说，用笔写成文章，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但寻求能够亲身实践的，何其少啊！大概只是专心谋求科举夺魁，却不立志成为圣贤；只看重高官厚禄，却不看重美好声誉；只学习文章辞藻，却不学习道德罢了。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审察轻重先后，立志成为圣贤，珍视美好声誉，学习道德，从持守敬意、推究事物开始，逐渐做到立诚正本，进一步克制私欲、返回礼制，最后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那就达到最高境界了。即使还没有达到极致，只要道德已经存在于自身，文辞自然会写得工整，科举自然会考中，高官自然会得到。有些事情不得不达到，是命运如此。那些专心致力于文辞的人，难道就一定能够得到吗？既然同样都有命运，哪里比得上努力学习道德，不空作孔子的门徒呢？尊崇孔子，一定要加帝号才算尊崇到了极点，我已经有所期待了。

译学习孔子，一定要具备圣人的德行才算学习到了极点，难道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劝勉大家的吗？所以附带记下这些话来告诫世人。至于我们郡人才的优秀、风俗的淳厚，以及庙学的沿革，郡人李璜公、王应麟公、金华黄缙公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不必我再多说。《稽山尊经阁记》【王守仁】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常道。它存在于天，叫作命；赋予人，叫作性；主宰人的身心，叫作心。心、性、命，三者是同一回事。贯通人和万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没有什么地方不具备它，没有什么地方不同，也没有什么地方会改变，这就是常道。它在感应事物时，就表现为同情怜悯、羞耻憎恶、谦让辞避、辨别是非；它表现在具体事务上，就成为父子之间的亲爱、君臣之间的义理、夫妻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秩序、朋友之间的诚信。同情怜悯、羞耻憎恶、谦让辞避、辨别是非，以及亲爱、义理、秩序、区别、诚信，都是同一回事，都是所谓心、性、命。贯通人和万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没有什么地方不具备，没有什么地方不同，也没有什么地方改变，这就是常道，这就是常道。从阴阳消长运行的角度说，称为《易》；从纲纪政事施行的角度说，称为《书》；从歌咏性情抒发的角度说，称为《诗》；从条理制度彰显的角度说，称为《礼》；从欣喜和平情感产生的角度说，称为《乐》；从辨别真诚虚伪、邪曲正直的角度说，称为《春秋》。从阴阳消长的运行直到真诚虚伪、邪曲正直的辨别，都是同一回事，都是所谓心、性、命。贯通人心，遍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没有什么地方不具备，没有什么地方不同，也没有什么地方改变。这就是六经。六经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常道。所以，《易》是记载我们心中阴阳消长的；《书》是记载我们心中纲纪政事的；《诗》是记载我们心中歌咏性情的；《礼》是记载我们心中条理制度的；《乐》是记载我们心中欣喜和平的；《春秋》是记载我们心中真诚虚伪、邪曲正直的。君子对待六经，应当从自己心中的阴阳消长中寻求，并适时实行，这就是尊重《易》；从自己心中的纲纪政事中寻求，并适时施行，这就是尊重《书》；从自己心中的歌咏性情中寻求，并适时抒发，这就是尊重《诗》；从自己心中的条理制度中寻求，并适时彰显，这就是尊重《礼》；从自己心中的欣喜和平中寻求，并适时产生，这就是尊重《乐》；从自己心中的真诚虚伪、邪曲正直中寻求，并适时辨明，这就是尊重《春秋》。从前圣人扶持人伦极则，爱护后世而撰述六经，就像富裕人家的父祖担心家产仓库的积蓄留给子孙后，有的会遗失散落，最终使子孙困穷而无法自保，于是把家中所有的财产记载下来留给他们，使他们世代守护家产仓库的积蓄并享用它，以免遭受困穷的祸患。所以六经就是我们心中的账簿。而六经的实际内容，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就像产业仓库的实物，各种各样都存在于家中。账簿所记录的，只不过是名称、形状和数目而已。世上的学者却不知道从自己的心中寻求六经的实质，只在表面影子之间考索，被文义末节牵制，拘拘守守地以为这就是六经。这就像富家子孙不努力守护、看顾和享用家产仓库的实物积蓄，使它们天天遗失散落，直到成为穷人乞丐，却还喧嚷着指着账簿说：“这就是我的产业仓库积蓄。”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唉！六经之学不能在世上彰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崇尚功利、尊奉邪说，叫作扰乱经义；拘习训诂、专事记诵，沉溺于浅薄见闻，用这些东西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叫作侮辱经义；夸饰淫靡的辞藻，争相作诡辩，掩饰奸诈之心，窃取名声、追逐世俗、垄断权势，却还自以为通晓经书，这叫作残害经书。像这样的人，连他们所谓的记诵也一并割裂、抛弃、毁坏了，哪里还知道尊重经书的方法呢？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已经荒废很久了。郡守渭南人南大吉治理百姓、施行政务之后，慨然哀悼末流学术的支离破碎，想用圣贤之道来引导他们。于是让山阴县令吴瀛扩建书院，使它焕然一新，又在书院后面修建尊经阁，说：“经义端正，百姓就会振作；百姓振作，就不会有邪恶。”阁楼建成后，请我说几句话来告诫众多士人。我既无法推辞，于是写下这篇记。如此看来，唉！世上的学者如果能够接受我的说法，从自己的内心寻求，那么或许就能知道尊重经书的方法了。《虢城新开学门记》【任潮】虢州学校自弘治壬子年到嘉靖己未年，诸生没有一个考中科举。辛酉年，县令句容人赵侯来到孔子庙庭祭祀，出来让博士清苑人郭君等率领诸生进言：“学校房舍面向城墙建造，虽然有南山、洛水的雄奇景色作为屏障，却不能看见。有人议论说，诸生年老困顿于科场，接连不能在有司那里得志，罪责应当归因于此。县令曾经想凿穿城墙开一座便门，以疏通地气，询问术士后说按照风水法则不利，县令因此中止。希望侯爷明察。”赵侯回答说：“确实应该开门。只要有利于学校和人才，怎么会对县政不利呢？譬如人家有才华的子弟考中科举，难道他的父兄长辈就一定不得安宁吗？”第二天，他便发文给提学宪副东原朱君，命令城中有能力承担这项工程的良家子弟，如果愿意提升为弟子员，都听凭他们报名参加。此时师儒请韩生参与商议，不到一个月，郭门便顺利建成。诸生于是请我作记。史氏任瀚记道：“如今天下有万国，不论是穷荒绝塞、蛮貊聚居、瘴气弥漫的海边，只要能够设置学官，大多都有一两个豪杰之士，好古博学，擅长文章，穿着儒服崛起，往往凭借制科闻名天下。虢国靠近成周东都，位于数百里之内，处在天地正中；尧、舜、三王在位的时候，声息相通，车驾往来拥挤。”

译如今王道的风气还没有断绝，弦歌诵读的声音也没有衰落；可是上下六七十年间，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能够凌驾风云、奉诏在朝廷应制作诗文，难道还不愧对东都吗？古代太史令掌管龟策，观察王气，陈述吉凶宅兆的数象，把征兆报告给君王，用来营建城郭宫室，凡有所举动无不有利。近来郭门开辟，王气贯通，人文兴盛，也是理数所应有的。譬如人用头巾遮住眼睛，终年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天撤去遮蔽物，顿时重新看见天地、日月、山海和万物，那么他的神气舒畅旺盛，是可以想见的。诸位生员从今以后，大概会兴盛起来吧？我看郭门以南几百步之外，绵延流逝的，就是洛水；沿着洛水向东，又走几百步，巍然挺立的，就是燕居堂。燕居堂，是鲁哀公庚申年以前孔子在河洛一带有事时所停留的地方。如今天下万国都有学校，难道又有哪一处，出了学门不到十里，就能遥望到孔子燕居休息之处，像虢城这样吗？诸位进出这道门，如果真能知道反省、追慕孔子，如同七十弟子当时那样，毅然奋发，以弘扬道义、振兴德行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断磨炼自己，渐渐登上孔子的厅堂而进入他的内室，那么这道门，我将把它命名为“入圣”，以彰显通达圣道之意，谁能说不可以呢？难道只是为了取得科举功名才这样做吗？赵侯淳厚诚恳，爱护士人，兴盛学校；郭君倡导义举，这些作为都是近世所不能相比的。于是写下这篇记，刻在石上。舒城县儒学记【赵釴】如今天下从王畿以下，凡是有郡邑、城郭、社稷的地方，没有不设学校的。郡邑、城郭、社稷有治理不善的，不算罪过；唯独学宫治理不好，就会追究主管官员。学宫又以科举取士的多寡作为盛衰标准；科举屡次不能取士，又会追究学宫。所以凡营建郡邑、城郭、社稷，都一定要选择地方修建学宫，否则就会改以能否得到士人为重。郡邑、城郭、社稷，是舒州、庐州所属的支邑，历代都有闻名之人。自嘉靖以来，士人偶尔很少中举，众人都议论学宫应当改建；但长久以来始终没有人改建，学校日益倾圮。士人把情况写成文状报告给督学侍御赵公，侍御把这项议论下达到府，府又下达到县。县令黄君恰好到任，立即环视学宫，说：“学校本来很好，只是荒芜而没有治理，这只是主管官员的罪过。”于是首先修建孔庙，其次修两庑，再其次修启圣祠、明伦堂、斋舍和尊经阁，又迁移民房，使远处的山峰正面耸立在前。修治完毕后，亲自率领博士弟子入学，举行释菜礼，鸣鼓升座，与诸位士人讲论。博士、弟子和当地老人都很高兴，说县令抓住了最应先办的事情，士人从此应当兴盛起来。他向我询问意见，我说：“难道士人要以中举人数多，才显得学宫重要吗？” 士人多中举，是因为他们要把仁义礼乐施行于天下四方。以仁义礼乐勤恳地施行于四方，没有谁比得上孔子。孔子在诸侯游历、主持事务的时候，尚且惶惶不安地带着仁义礼乐奔走，告知四方诸侯，他的志向由此可知。然而他退下来与弟子们私下议论时，像子路、冉有、公西华这些人，都希望勤勉地把仁义礼乐施行于四方，孔子却没有一概赞成或否定。至于曾皙，则只想在沂水、洙泗之间悠然歌咏，对于四方的事情还有什么心思？孔子却急切地赞同他。后来孔子经过弟子们治理的地方，如蒲地、武城，那些地方并非没有治理得井然有序、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似乎仍不足以符合孔子的心意；反而说只有不走出陋巷的颜回、闵子骞、曾参等人，才真正得到他的传授。这与他所教导的以及他亲自实行的，为什么会相反呢？等到见到像子夏那样笃信圣人的人，他也自称出门见到纷华的事物便感到喜悦，回到屋里见到夫子的道又感到喜悦，人的感情为什么这样容易改变呢？由此才知道圣人的心意深远。士人贵在自立，难道仕进才是最重要的吗？舒州风俗一向淳朴，没有豪商大贾，也没有王公贵族，百姓看不到纷华富贵、显赫尊荣的事物可供羡慕，子弟也容易教治；他们同样看不到可供羡慕的东西，都谨慎地以礼节自持，而淳厚博大的习气尚未受到雕琢。虽然还没有见到有人把仁义礼乐施行于四方，却一定有能够修养自身、治理家庭的人，难道能说这里没有士人，只是还需要等待时机吗？” 如今把科举兴盛作为美称，只说某郡中了多少士人、某邑中了多少士人，却没有听说有人以仁义礼乐施行于四方而著称。有人说：“某某某等人不过是垂着绅带、佩着玉饰，满朝都是他们的冠帽鞋履；他们拥有田园甲第、车马服饰、僮仆成群，在乡里逞强称豪。这样说来，他们本来就不如舒州的士人；舒州士人还能够保养自己淳厚博大的气质而得以自全。所以科举的价值不在于多取士人，而在于取到真正的士人。不过，良好的风气积久之后一定会昌盛，舒州必定会有伟大的人才出现，能够亲自著述并施行自己的主张。只希望不要被纷华富贵、显赫尊荣所诱惑，以致散失自己淳厚博大的气质。”博士江君认为这些话足以告诫弟子，于是刻在堂的北面。滁学尊经阁记【胡松】大学设置尊经阁，历史已经很久了，唯独我们这里的学校没有。学宫东面又低洼，缺口缝隙很多。本地大夫、士人多次商议增筑，却没有成功。己酉年，闽东山郭公来此考察治理事务，拜谒先师；随后召集诸生讲论经义，讲完后又把他们召集起来考校，连连称赏叹息。于是各位儒生聚集商议说：“尊经阁大概遇到合适的人了吧？”便把请求告诉郭公，郭公欣然答应。滁州通判熊牧相恭谨地负责筹划，郭公亲自参与会计。不久，乡绅朱逊泉、郡学教授周弦斋和侍御台余公又商议说：“其他学校的门路大多左边为法、右边为学，不吉利，何不趁此时改建？”然而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三祠地处狭窄，费用又很大。各位儒生又把这件事告诉太仆卿赵公、卿贰余公、丞凃公，希望三公共同襄助，但郭公的经费仍然不足。又告诉大巡史公、仓台欧阳公，他们都帮助余公。又请明白堪舆的人查看，决定在学校东面的空地上选址。牧伯与副使朱君、林君又不时前来督促慰劳。于是建成三楹的阁，地基用砖砌成，中间开洞作为门，可以通行车马。众人商议把三祠迁到文庙东庑之后。学正李君以下的人，率领诸弟子请求我为这件事写成记文。

译赞美美好的德行、尊崇经术，本来就是士人应当勤勉从事的事情，怎么可以推辞？所以古代圣人创作经书的宗旨，自孔子、孟子以后，已经选择得精审、阐说得详尽，可以说既博大又简约。求学的人大抵不诵读、不效法，却只是尊崇它。然而我私下悲叹世上的儒生往往流于浅薄、穿凿，甚至损害、背叛经义，以至混淆扰乱经学。因此，汉代人的童子功课，专心诵读；他们解释一部经书，有时多达十余万字，却始终不能明白其中的奥义。他们的弊病是浅薄分析，把门户分成门派党徒，排斥异己；九师百家，各人说法不同，齐、鲁以及毛、韩、左、谷、公羊诸家，动辄彼此歧异，甚至荒诞迂曲而无法理解，这是穿凿的弊病。居摄年间的文章，被人借来窃取国柄；干豆之说，被人借来讨好君王；所谓国服之息，最终竟导致宋朝覆亡，这是损害经义的弊病。西京诸子，行为没有特殊操守，贪图利益、沉溺荣华，歌功颂德；更严重的甚至甘愿辅佐盗贼而不以为耻，这是背叛的弊病。号称能解释《易经》的人，时常夹杂庄子、老子的学说；本来宗奉禅学，却动辄改换面目，窃取佛教的相似之处，贩卖儒学的真实内容；言论高亢而违逆天理，礼制卑下则有所缺失，这是混乱的弊病。唉，大道分化而成为六经，六经离散而成为诸子，诸子驳杂而造成六种弊病。自从这五种弊病兴起，经书才开始不受尊崇。虽然如此，这五种弊病之间本来还是有区别的。然而浅薄与穿凿、损害与背叛，它们的弊害就像彗星妖星一样，人人都能指认，人人都排斥并以为忧患；它们对于经书的根本并没有损害，只是似是而非罢了。高明的人反而容易受迷惑，因为儒道宏大宽广，而佛教的说法又精细严密。儒者说“退藏于密”，佛教也说“退藏于密”；儒者说“感而遂通”，佛教也说“感而遂通”。两者逐渐浸润、融入彼此，如同金粉撒入物中、油膏浸入粉末，几乎无法辨别混淆、分开。追究其实质，他们那种只顾自己、只求私利的弊病，岂止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国家而已，难道不是圣门的首要罪过、经学的巨大蛀虫和世道的最大不幸吗？有一天我曾与二三位弟子试着议论说：“经，就是道路。它是圣人用来向人指示通往正道的道路。譬如四方万国前往京师所走的路，不过是要经过河川、路程以及京师的黄图赤籍罢了。然而不走就不能到达；既然到不了京师，其中明堂宗庙的壮美、百官庶士的众多、太仓武库的积藏，也只能从旧纸的记载和路人的传闻中得到。那些真正到达的人，试着走近询问他，难道还会闭塞困窘吗？” 所以士人如果不致力于亲身实践，只是取六经和历代圣人的言论来诵读、分析、贯通，喋喋不休地向世人宣称：“我是圣人的门徒，曾经游学于圣人门下，登过他的厅堂并进入他的内室。”难道不会被当时的人讥笑吗？这与前面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京师的宏伟壮丽，必须亲自到达并安居其中，才称得上真正见到这条道路的广大；必须深入探究并亲自有所领悟，才称得上真正知道。真正知道了，道路才会明白；道路明白了，经书才会受到尊崇。经书受尊崇、道路明白，通达之后就能善于治理而使国家兴盛；即使贫穷卑贱，也终究不失为笃实亲身实践的君子。所以孟子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把它陈述在君王面前；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敬重君王。”唉，知道为什么尊重君王，也就知道为什么尊重经书了。这难道不是贤圣修明道路、建立教化的本意，朝廷设置学校、任命官员的宗旨，以及诸位先贤殷切革新学术的志向吗？从前定山庄先生为我郡的地方志作序，端正简明地阐述其意，认为滁州先前游历过的韦应物、欧阳永叔、曾子固、满执中等人，不足以作为效法对象，而希望本乡人以圣贤之学为山川增添光彩，用意十分深厚。天地所生的人才最为秀异，尧舜之道人人都可以实行，六经的学说日日高悬，求学的人难道反而会以不能彰明它为可取、为忧患吗？” 我和乡里的后世贤人君子，应当共同坚定志向，以回应庄公的殷切期望。大足县儒学尊经阁记【赵贞吉】嘉靖辛酉年春，知大足县事董子极在学宫左侧建阁，用来供奉六部经典，而不收录诸子百家的文章。又在门楔上题写“尊经”二字。他路过我的居所，请我为此作记。我对他说：“你的志向在于求道，真美好啊！六经是圣人传授道统的书。尊崇经书，就是尊崇道。你知道先师孔子编述六经的用意吗？那正处在大道不明、邪说堵塞道路的时代。况且上古时代有传道的人，却没有传道的书；中古以后，著书开始繁多，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伪作竞相出现，而攻击经书的人却很少。到了衰微的周代，言论炽盛纷杂，人们热衷于诙谐怪诞、放荡流离的说法，借此谋取私利的人多得无法胜数。这是道统丧失、世道衰败到了极点的时候。孔子开始发愤叹息说：‘唉！我大概只作传述而不创作了吧！’于是取用国史所收藏、太师所陈述的材料，加以删削，保存其中十分之一，编成《诗》《书》；删定七十二国的史书，写出其中的大法，编成《春秋》；诵读太卜所掌的文字，读到竹简断了、韦带也断了，作《彖》《象》二篇，编成《周易》；百代的典章，只遵从周代的；十代的音乐，只学习《韶》，于是编定为礼乐。他说：‘后来的学习者如果能够领会我的用意，那么只凭这六部经典，就可以借此见到古人的纯正完美。哪里一定要我亲自创作呢！’于是六部经典既已流传出来，众说便自行熄灭了，就像日月遮蔽了其他光芒。两千多年中，天下谈论学术技艺的人，都必然归依于它，如同江海汇聚众多支流。凡是稍稍违背孔氏之义的言论，群起而攻之。才士巨子层出不穷，最终却没有人敢拿起笔来，叩击孔氏的营垒，与之抗衡。又如天子临朝会盟，万国都来朝见。唉！若不是至圣，谁能做到这样呢？俗语说：‘圣人的话可以仿效，人们就会相信它；不能仿效，人们就不会相信它。能使人相信，尚且可以做到；能使人长久而不懈地相信，使它流传久远而更加光明，像六经这样，就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若不是大道寄寓其中，怎么能够如此呢？’所以，道是天地所取法的，是鬼神所发明的，是先王所制定的法则，是后王所据以裁决的原则，谁能够违背它呢？这样以后才知道，秦朝的暴虐，所犯的罪过真是上通于天。董子极于是猛然起身说：‘先生谈论六经，内容广大无边；我董子极哪里足以承受这些教诲呢？’我说：‘还没有完。我姑且把话全部说完，你愿意听听吗？’先师编述六经，是要寻求简约却又不能有所遗漏。”

译并不是为了追求博杂。六种事物一同展示，是为了寻求统一，并从多方面加以说明；并不是为了追求奇异。知道单凭言语不能阐明道，所以不另行创作；那些想停止争论、却又想仿作和续写的人，本来可以停止却始终不停。知道沉默不言也不能阐明道，所以借助传述来启发先贤之意；那些想用玄妙的解释求得顿悟的人，本来不能停止却偏偏停止了。这四种做法，如果不以孔子为法，就不能说领会了孔子的本意；这样说来，都还没有真正领会。为什么呢？说不能停止却停止了，弊病在于荒诞；说可以停止却不停，弊病在于僭越；追求奇异，弊病在于散漫；追求博杂，弊病在于混乱。从前宋代苏氏认为，后世治史的人有两种弊病；我也认为后世治经的人有这四种过失。大道不能彰明，难道不是这四种过失造成的危害吗？董子极又起身，辞谢说：‘先生不倦地讲论治经之道，我董子极虽然不敏，也敢不铭记在心吗？请允许我记录下这些话，回去告诉同道。’于是我把这些话写给了他。南平县云盖里社学记【徐阶】南平县云盖里原来有淫祠，杂糅老氏、释氏的做法，塑像祭祀。里人杨生赞成我的意见，将它毁掉改建为社学。过了很久，他苦于房屋低矮狭窄，便在祠堂左边建造新屋。地势高而明亮，房屋宽敞坚固。老师和弟子在其中讲论、游息，既安稳又舒适。于是我召见老师和弟子，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这所屋子为什么建造，以及我为什么要对你们提出要求吗？从事商业的人一定在市场上做事，从事农业的人一定在田野里做事，从事儒学的人一定在学校里学习。这所屋子的建造，本来是要把你们同市场、田野中的人区别开来，使你们成为儒者。然而谋求利润，是商人的作为；谋求食物，是农人的作为；谋求道，是儒者的作为。商人不能谋求利润，就不能做商人；农人不能谋求食物，就不能做农人；儒者不能谋求道，难道偏偏还可以做儒者吗？自三代衰落以来，外在诱惑越来越深，正统的学问逐渐隐没；到了今天，更加一味仰慕富贵。老师教导弟子说：‘我将使他们学习文辞，从而取得富贵。’只要在这种技艺上有才能，即使非常不肖，世人也会认为他贤能。弟子求教于老师说：‘我的文辞还没有学好，我将到您那里去学习。’只要有人能够传授这种技艺，即使非常不肖，世人也同样会认为他贤能。老师和弟子的作为，都失去了自己的根本职业，而世人又称许他们、帮助他们经营这种职业，于是背离道义的风气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们名义上叫儒者，实际上不过是商人和农人罢了；他们居住的地方名义上叫学校，实际上不过是田野和市场罢了。你们这些老师和弟子，如果所作所为像这样，那么这所屋子的建造，不也是徒然吗？所以我有理由要求你们：住在这所屋里，一定要想到修习自己的本业；享有儒者的名声，一定要想到履行儒者的事业。入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敬爱兄长，这是弟子所应学习的；以孝道率领弟子，以悌道率领弟子，这是老师所应教导的。爱护自己的父母，就把这种孝推广到侍奉君王；敬重自己的长辈，就把这种敬推广到侍奉上级。修养孝悌于自身，再把它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儒者之所以为儒者。因此古人说：‘三代的学校，都是用来彰明人伦的；要谨慎地施行庠序教育，并把孝悌的道理反复申明。’我对你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并没有超出通常的道理，只是要求恢复本业；并没有超出你们身份的要求，只是符合你们所居学校之名；并没有远离人的常情，只是要把你们同商人、农人的作为区别开来。你们这些老师和弟子，应该知道该从事什么了吧！’于是大家都答应说：‘是。’杨生说：‘这件事日久恐怕会被忘记，请写下来，刻在石头上，放在墙壁之间。’杨生名清，是跟随我学习儒学、懂得以求道为务的人。《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余姚黄宗羲编，记三十九

译学校 真黉记【廖道南】内史氏奉命出使完毕，到达真州，真州府尹熊彰在郊外慰劳他。觌于是说：“如果不是借助这份恩宠和神灵庇佑来长久治理此地，那么在这里出生的，作为乡里的贤人俊杰，聪慧早成、魁梧奇异、卓然相望的有若干人；在这里任职的，作为有声名的官员，德行盛大、功绩显著，树立声誉、彰明文采、纳入法度，仪表显赫而无与伦比的有若干人；在这里任职视察的，作为柱史西晋张公，能够屏除邪恶、培植根本，刮除浮薄而返归纯真，搜集逸书、辑录遗文，毁弃淫祠、尊崇正道，表彰幽隐、宣扬功烈，合起来也有若干人。史官应当把这些记载下来。”内史氏说：“古代士人在乡里修习，老师考察三德，保氏考核六艺，用礼义培养他们，用术业扩充他们，最后用道德成就他们。活着可以成为国宾，死后可以配享社祀。所以古代的士人都是贤者，不一定另有‘乡贤’的名号。古代官员给百姓施加恩泽，闾由闾胥总理，党由党正考核，鄙由鄙宰管理，用六典统摄，以八柄驾驭，以六计考察。活着可以列入仕籍，死后可以载入祭祀典章。所以古代的官员都是尽职的官员，不一定另有‘名宦’的名号。如今世人不以古人为师，大道被郁塞湮没，忠信日益淡薄，虚妄诳诈之徒纷纷兴起。士人把求取名声当作急务，平易正直、慈爱诚信、温柔敦厚的意义荒废了；官员把树立名声当作贵重之事，诚实廉洁、安静自守、恬淡和乐、朴实雅正的准则松弛了。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因此，良霄作祟，迷信怪异的人便祭祀他人而以君子祭祀为不合经典；实沈作祟，祈祷求福的人便祭祀他人而以祭祀君子为不可信；蚩尤制造祸乱，滥用武力的人便祭祀他人而以祭祀君子为不勇武；有庳不行弟道，崇尚诡诈的人便祭祀他人而以祭祀君子为不合义；盘瓠不尽父道，编造荒诞故事的人便祭祀他人而以祭祀君子为不明智。把祭祀厚重地施加在亲近者身上，弊害就更加严重。于是张史选择那些贤者，列出那些名宦，创建了这些祠庙。君子说：‘这里有惠民的福泽。’礼书中说：‘功法施于民众，功劳足以安定国家，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这里所祭祀的，难道不就是名宦之祀吗？’古语说：‘乡里的先生去世，可以在社中祭祀。’这里所祭祀的，难道不就是乡贤之祀吗？使那些真正的大夫、真正的士人、真正的百姓，以德行来显示教化，以功劳来显示政绩，以言论来显示教诲，以形象来显示心意，以名声来显示实际。五种观照兴起，古道就复兴了。” 长汀县学记【王慎中】学校的建立或废弃，果真与人才的成败有关吗？从五臣十人以下说起，人才之美，没有比春秋时期更多的了。然而郑国处在王畿之内，学校却废弛，诗人对此感到悲伤。《子衿》这篇诗，明确载于《国风》。子产执政时，民众歌颂他，认为他能够教育子弟；但主张毁掉乡校的言论，却偏偏在这个时代出现。即使不毁掉乡校，也只是让喜欢议论的人前往游观，并不是有兴起教养之实。鲁国最是礼义之国，泮宫的建立还要等到僖公时期。学校衰微、空疏到了这种程度。齐、晋、秦、楚之间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周天子从未因为诸侯贡士是否合格，而对诸侯施行庆贺或责让的典礼。王臣巡视经过诸侯国，只根据台池苑囿是否高大、堤坝道路是否荒芜，来判断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没有听说过因为学校没有建立而加以讥刺。原氏的卿士甚至在朝廷上说出不喜欢学习的话，可见上下之间怠慢学校事务到了这种地步。然而生在那个时代的士人，却有很多硕大光明的人才，最优秀的足以治理自己的国家，其次的也足以参与政事。他们面临利害、生死关头时，节操足以彰明；处在进退、去就的关口时，才智足以自行决断，这样的人仍然不少。西汉建立太学，设置博士，下诏让郡国举荐孝廉，并增加、扩充学官弟子。通晓经义的儒者得以列入学官，雅乐也全部由他们献上。在三雍宫举行重大政事时，贤良文学之士与公卿大夫共同议论，文质彬彬、盛大完备，差不多可以说达到了金口木舌的境界。从建武年间到本初元年，朝廷尤其留意这件事，扩建学校，增加弟子名额，比西汉还要更加兴盛。然而两汉的士人都崇尚博通而容易改变，喜好新奇而多有蒙蔽，所以幸而能够苟且免祸的行为形成了，却没有形成普遍的名法规范；诡诈攻讦、矫饰违拗的风气占了上风，却不能达到实际应用。他们辨析文辞、彰明义理，诵读传授而有所发挥的，也没有赶得上春秋时代善于言说者中的一二人。学校的兴废，难道真的与人才的成败无关吗？唉！如果人才的成败果真与学校的兴废无关，那么我将认为先王的制度既荒谬又愚蠢；然而先王正是古代的圣人。先王想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百姓，并且认为其中才智秀异、可以使之明白道理的人，能够接受并实行这种教化，这正是士人可贵、学校应当建立的原因。教化中的道德，其讲习有专门的学业，其辨说有一定的条理，其蹈舞有一定的节度，其视听都有具体的规范。他们在道业上的勤勉，春夏秋冬各有方法，早晨白昼直到傍晚，也都必定有所作为。他们观察得细密，一年、二年各有等级，直到九年之久，仍然担心他们会退转。他们勤勉而周详到了这种程度，并不只是为了扩充口耳所接触的知识、使手足所采取的行动更完善而已，更是为了使他们思考精密而不疑惑，使气质纯正而不紊乱。所以他们的见识明彻，就能通达天地万物的奥秘，没有什么不能穷尽；他们的才干充实，就能适应天下国家的需要，没有什么不能胜任。教化取得成效，就达到改变风俗；学校的施行，就达到感动众人。于是教化连续周遍、范围广泛、鼓舞人心，百姓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却都归于道德。等到教化衰微之后，遗留下来的风俗和训诫仍足以启发有见闻者的聪明，感动喜爱善行者去实践修养。大概就是学校虽废弃，而教化仍有留存。春秋时代人才之所以多，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而两汉的士人没有机会普遍接受先王的教化，只是因为广泛建立学校、设置老师，也有些足以使他们的才华得到美誉。他们最终达到的成就确实愧于春秋时代，但后世也没有超过他们的。假如春秋和两汉的士人生在先王教化隆盛之时，学校完备、教化一向明白，那么那些所谓硕大光明的人才，应当能与五臣十人相提并论；又怎么会有崇尚博通却不受法度约束、喜好奇异却不能归于实用的过失呢？”

译春秋时代的士人，因为学校兴盛，即使学校后来衰微废弃，仍然能够凭借遗留下来的教化而有见闻、喜修德行；两汉的士人虽然所受教化不是古代的教化，但毕竟因为有学校，他们的才华也能在后世获得称誉。学校确实不能废止。如今距离古代已经很远，而担任官吏的人知道急切兴办学校是重要事务，这确实是有志于培养人才，也可以说懂得如何求得成效了。汀州知府汪君俅、长汀县知县祝君一鉴，就是这样。长汀原来有学校，但狭窄逼仄，很不相称；孔子庙也逐渐倾圮。诸生来这里求学，每每苦于地方不足以按时居住游息、使人仰观瞻望，于是群体商议这件事，已经很久了，但官吏忽然不再过问。汪君以宏大的才干治理偏僻的郡，力量和才智都很充足。我的同年朋友李君遂方当时正以福建左参政的身份巡行汀州，郡里把这件事报告给他，他的意见正好与汪君相合。于是他察看学校的地势，说：‘这里的位置和朝向并不好，为什么不改换地方重新规划呢？’便在原地右侧考察位置，挑土、测量、立表观望，考察地势形势，处处宽敞明快，不需大规模迁移就得到了良好的位置，像迁都占卜一样。于是建造文庙，建造明伦堂，又修建祠、斋舍、廨舍、厨房、仓库、廪舍、马厩，全都按次序配置。大概因为位置朝向好，规制也就壮观了。祝君后来到任，更加懂得原先大吏的意图，并奉行他们所营建的事业。于是雕刻、涂朱和绘饰的装饰焕然一新，完整而丰盛，新学校的美好在全郡居于首位。士人都欢喜赞叹，相互携手前来，以能够在其中求学为乐。汪君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把善绩归给李君，认为如果没有李君赞同他的意见并决断谋划，就无法完成这项工程。又通过李君来请我作记。自从离古代越来越远以后，能够依据当时的法令，揣度先王的本意，兴办学校来造就士人，像诸位所做的这样，长汀士人所处的境遇，已经超过春秋时代而不落后于两汉了，诸位士人应当来到学校并以此为乐。然而距离古代越远，先王的教化就越微弱，将凭借什么来接受教化、仰望先王，从而兴起于学校呢？先王所教的只是道德罢了；它具体表现在讲习、辨说的学业，蹈舞、视听的规范，而根本在于思考精密、气质纯正。这难道是因为时代久远就不能流传的吗？两汉的士人不能对此尽心，反而使世上的议论者怀疑学校与人才成就的多少没有关系，这是士人的罪过。所以我写下这篇记来告诫他们。唉！长汀的士人，希望你们尽心于此，务必使议论者没有理由责怪士人，并且能够借此彰明主管官员的功劳。这大概也是汪君前来请我作记的本意吧？致汪直斋【附王慎中】学记一事久已耽搁，又屡次劳烦您催促，特意派人远道而来，我的罪过哪里说得尽？我之所以迟迟拖延，担负耽搁误期的罪责，也是想竭尽我浅陋的见解，希望能有一句值得观览的话，不至于辜负您的托付和我克斋的心意。如今文章写成了，可是浅陋得不值得观览，这只是更加使我自己惭愧罢了。自从有序记一类文字以来，各位名家的文章中，写学校记的作品，唐人都自感惭愧，即使韩昌黎夫子的《夫子庙》一篇，也算是较差的。大概唐代建立学校的制度并不普遍，不但各家没有著名的文章，各家为学校写作的文章也少。只有宋代庆历年间下诏天下建立学校，制度才开始盛行于郡县；而古文的兴盛也从庆历以后开始，所以宋人写学校记的文章非常多。然而只有李旴江的袁州记、欧阳六一的吉州记，盛行流传于一代。两篇文章总算比较能令人满意，但对两位作者来说，也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至于曾南丰的宜黄、筠州二记，王荆公的鄞州、慈溪二记，文辞和义理都很优胜，应当是千古绝笔；但王公还认为曾公的作品稍有贬抑。宋代各位名公的学问文章，都已经以六经为根本，超越两汉；然而写学校记的文章要做到工整精美，竟然如此困难。何况像我这样浅陋无能的人，哪里敢妄想写出一句值得观览的话，来满足您的请求呢？只希望您加以修改删削，使文章不要有太多谬误，然后刻入石碑，这样或许不至于辱没这项盛举。碑刻完成之日，如果能寄给我几十本拓本，那更是我所盼望的。重修泾县儒学记【唐顺之】先王依据道德、礼乐和经术来造就士人，又任命士大夫、年长者中道德礼乐经术优异的人担任庠序的老师。至于闾胥、族师、什伍之中击鼓开箱而来跟从学习的人，也无不由上级任命；一闾一族之间，也无不以道德、礼乐、经术相互切磋。因此上面没有私人的老师，下面没有私人的学校。周室衰微、王道废缺之后，齐、鲁等列国的学校虽然还在，也不过是粉饰润色而已。《易》的象、《春秋》以及十六国的音乐，只被用来向诸侯宾客夸耀为古物玩具，却从未用来教导弟子。所谓学官和弟子，不过夸夸其谈礼乐，只能学习铿锵的声音和击鼓舞蹈，却完全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士大夫中有道德的人，带着自己的学问，在山林水泽之间私下相互教授，不出门户而自行形成庠序。这从洙泗之滨可以看出：弟子们恭敬和乐、坦荡正直，弦歌鼓瑟，达到几千人。即使经过数百年，诸生仍按时到他家学习礼仪，使观看的人流连不忍离去；这是最兴盛的情形。然而孔子当时并没有司乐、象、胥等官职，死后也没有参加瞽宗的祭祀；弦歌的几千人，也不是所谓司徒选拔的俊士。从此以后，西河、邹峄等地传授《易》、讲习《诗》的人纷纷增多，但都与庠序没有关系。汉朝兴起后建立博士制度，设置辟雍、桥门，使士绅观看听闻而动容，蛮夷和武卒也无不接受经书教育；然而这只被当作太平盛世的荣耀景观，当时真正所谓的老师和弟子并不在那里。济南、关西、琅琊一带世代传授经术，隐居讲学，学生多达一万多人，但也不属于庠序。由此说来，王教兴盛，道德礼乐经术就寄托在庠序之中，师道属于公共；王教废弛，道德礼乐经术就寄托在山林水泽之间，师道成为私人。虽然它们所寄托的内容没有不同，但世道的升降就系于此了。国家在天下各地普遍建立学校，蛮荒偏远之地没有不设学校和学生的，多的有七八百人，少的有一百人，可以说极其兴盛。然而道德礼乐经术究竟是否寄托其中呢？所学习的不过是章句和占卜，所追求的不过是声誉、利益、荣华、名望。所谓高等人才，也只是追逐文辞的广博，把它当作使心志沉溺、使本性泯灭的工具，夸耀廉隅的外饰，却只是养成诡激矫诞的习气。因此豪杰之士往往以此为忧患，彼此在岩居闲处之间修身治心、咏诗习礼、考核学业、讲求德行。先王的礼乐经术也稍稍依靠他们而没有坠失，然而庠序却成为空名。

译于是礼乐经术成为器物，而老师和弟子则成为私人的名号。评论世道的人也为此深深叹息。泾县在宁国府是属县，学宫倾圮毁坏而没有修葺。午山冯公担任督学时，曾经想更新它，却没有成功；后来再次担任督学，便把这件事交给知府尹宇。叶令祥率领本地好义之民出资招募工匠，不足之处就用赎金余款补助。由主簿某负责督理工程，由学官董汝砺、钟维扬、曹鸾查看工程完成情况。于是宫门、墙壁、水池、笙箫钟磬等一一排列，登上厅堂的人如同进入孔子的内室，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朱丹彩绘和黼黻纹饰庄严地高高陈设，仰观其中的形象如同见到圣人，亲眼见到他温和端庄的容貌。它与古代庠序相比，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了。午山公端正法度、树立风声，他作为老师又不只是凭借自己的职位。泾县的风俗古来称为和柔；依我所知，泾县士人中有承继先生长者风范、立志修身治心、深以占卜和追逐声利为鄙陋的人，本来就已经有人，而且就在庠序之中。今后他们相互磨炼砥砺，融化习气中的偏失而归于浑厚，打破成见的障碍而达到精微，彼此熏陶感染而形成风俗，使人人都说：‘先王的道德礼乐经术不在山林水泽，而在庠序；泾县的学校正是这样，难道不是很兴盛吗？’ 古代首先使天下变善，要从京师开始，所以司乐、象、胥的教化尤其比闾胥、族师更加详备。泾县属于京畿服属之地，距离南都三百里而且很近，正是国家首先施行善政的地方。泾县士人共同致力于先王的道德礼乐经术，并使这种风气流布到四方，让人人都说：‘道德礼乐经术在庠序中的兴盛，是泾县学校开创的，这难道不是更加兴盛吗？’于是午山公让学官维扬和诸生张瑜来请我作记，我很乐意为此写记，以告诫众多士人并勉励他们成就事业。午山公名天驭，字应房，是蕲州人。修建学校始于嘉靖某年某月，完成于某日。邵武学宫记【田汝成】在大障之内，各地分属不同封域，山川彼此隔绝，必须先使风气开通、人才兴盛，然后仁义礼乐的教化才能逐渐浸润、洋溢在其中。所以民情尚未放荡而本质还较淳厚的地方，还可以用文章来宣扬教化，裁正修饰其固有的鄙陋；但如果浸染已久，习惯污染已经成为痼疾，即使有良好的政令和教化，命令也未必实行，倡导也未必响应。大江以北称为中原，是五帝三王曾经临莅的地方。他们用仁义来规范，用礼乐来缔结维系，历经大约三千年，百姓才开始归于治理。秦汉以来，又被战争残害，被功利驱使，被老子、佛教的学说喧扰诱导，反复纷乱，听闻这些的人也已经习以为常。即使想鼓舞陶铸他们，也很难使他们立即响应。至于瓯闽岭海之间，另成一个区域，周代末年以前，仍如鸿蒙未开的时代。那里虽然在秦代开辟，在汉代设县，但百姓穿草服、吃生食，蜷伏在草木丛中，与麋鹿、蛙蛇没有什么不同，昏暗混沌，几乎只能勉强记述。孙吴设置官吏，也只是征收租税徭役。到了唐宋之间，百姓才开始向往学习，英俊人才开始茂盛，被称为安乐之地。向上距离秦汉不过一千三百年；到了如今比较它经历的世代，才可以抵得上中原三代隆盛时期。而邵武又是瓯闽的腹地，保守地处在西部边界，风气开通得尤其迟缓，教化逐渐传播也更加晚。所以，这里的百姓见闻孤陋，防止了内部分争反复的言论，很少有喧闹争吵；民风淳朴简静，重视耕作，努力务农，不喜欢争辩诉讼。可以说，他们的性情尚未受到荡涤而本质有余；在这里做官的人，不必早晚辛劳，也能安卧而治理，差不多有上古的遗风了。由此再用文章来裁制修饰他们的固陋，应该没有不响应的。邵武县学创始于有宋，直到现在已有五百多年，时而倾圮，时而修复，只能说勉强完整。明朝兴起后，把学校普遍设立于天下，这里又沿袭旧址加以修缮。原有规制低矮狭窄，而郡城中有一座九龙观，地势优胜，规模宏丽，适宜改建为学校来聚集俊秀之士，却喧闹地成为道士居处，当地人都为之惋惜。这年六月，丁君湛以都给事中的身份被贬为本郡副职，端正持身，勤于政事，留心人才。他采纳舆论，恰逢巡按御史徐公宗鲁巡视所属各地来到郡中，于是同知曹君金白共同提出此事；分守参政梁公廷振、分巡佥事郑公有周也从旁参与谋划，徐公慨然答应了。于是命知县王君训筹划营建改造，使之合乎规制；可以保留的就保留，不合适的建筑物就改换。恰逢知府邢君址、通判朱君应云相继到任，更加努力地增益功业，又委托照磨苏德相协助办理，这项工程才告完成，使神明得到安妥，士人得以从业学习。作为防备、供膳和学习礼仪的场所，没有不整齐严肃、井然有序的，既完备又华美；那些携带书籍的弟子也无不欣喜地看到盛大的聚会，争相振奋精神，勤勉努力，进修德业，以符合上官鼓舞士人的心意。于是教谕潘日升、训导杨蕃、夏宁等上书请求我作记。我叹息说：唉！邵武的治理，难道将要大大兴盛了吗？教育的施行，所担心的是接受教育的人没有适当的场所，和主持兴办教育的人没有合适的时机罢了。我听说这里的风俗接近淳厚，这是邻近郡县难以相比的。淳朴，是保守家庭的根本；简静，是少犯过错的方法；重视耕作、努力务农，是安土重迁的常道；不喜争讼、修好和睦，是培养亲善关系的根本。这四点是接受教育的大端，所缺少的只是用文章来宣扬、用教化来修饰其固陋罢了。如今因此更新学校房舍，聚集俊秀而教育他们，让他们枕籍书史，诵读歌弦，饮酒习射，文质彬彬地在仁义礼乐之中自由成长，并逐渐浸润影响乡党闾里；使平康之治逐步发展，差不多可以达到三代的隆盛，这个时机不是偶然的。这样说来，邵武的治理难道不会因此而大大兴盛吗？想到我并不适合主持这里的教化，惭愧自己没有风范德行可以作为众士的榜样；对于诸位公卿的嘉惠，我私下深感不安，只希望诸位不要辜负这番期望。《顺昌县改建学宫记》【田汝成】

译学校储备人才，并不只是为了准备科举选拔。把科举人数的多少看作人才盛衰的标志，并不是探究法制根本和起源的方法。学校的根本和起源，是为了明白人伦。即使圣人在上，也不可能挨家挨户地晓谕、耳提面命，所以一定要选拔俊秀之士，交给儒师督教，用德行和技艺训导他们，使他们相互熏陶，不受异端事物影响而纷乱。提拔贤能的人，简斥不肖的人，这样就有文质彬彬的良士了。由此，他们在上可以侍奉父兄，在下可以教导子弟，在旁可以使乡党邻里和睦；众人也无不相互熏陶，陶然沉浸在仁义礼乐之中。即使偏僻小巷和遥远角落，也会逐渐受到影响；人伦明白了，小民就和睦了，而这正是学校之士所起的倡导作用。至于宾兴之典，就是把先前所提拔的人录用起来，以宣扬教化、治理政事。至于那些不在学校受教育，却因实行义行而有声誉、文学优异的人，又用旌旗征召、以玉帛聘请，使贤才不被遗漏。当时，学校教育和选举取士各有不同的途径，彼此并不相互依赖。入学校的人未必以参加选举为志，而选举所取的人也未必都出自学校。自汉代以后，选举制度屡次改变，学校徒然成为一种摆设。宋代的选举，大多依靠学校施行；教育和明伦的本意，也逐渐丧失了。明朝兴起后，兼并总括前代的政事和教化而并行，学校的设置遍布天下。有关官府每年贡举其中的贤才，三年一次的宾兴，又选取其中尤其优秀的。至于草野之间才华卓异的人，虽然不是学校所培养，也可以凭借旌旗征召参加宾兴；那些高隐丘园、不屑参加科举的人，则通过征召和辟荐任用。当时，登朝任用的人才未必全都出自学校。如今已有六七十年，士大夫家族大都把科举看得最重，而参加科举的人又把学校当作进身阶梯。髫龄孩童，只要勉强能够通晓文字书写，没有不慌忙奔走、希望进入生员行列的；已经进入学校的，也无不慌忙奔走，希望登上赋解之书。而那些从草野中崛起、才华卓异的人，几乎很少听闻。赋解人数多了，众人便哄然称赞说：“这是学校带来的好处。”人数不多，便哄然把它归罪为学校不利。把学校作为储备人才之地，却专门期待科举，已经不是先王施教明伦的根本；至于把科举人数多少看作人才盛衰的标志，妄加赞颂或责怪，那就离本意更远了。以此作为办学宗旨，不也太浅薄了吗？顺昌是延平府所属县，实际处在上游；县志称有宋元丰以前，学宫共迁徙四次，后来建在县西。学校本来只有一个，只要能够聚集俊秀之士就够了；频繁迁徙营建，难道不是也被所谓有利无利的说法迷惑了吗？绍兴年间迁到县东，荐举之士开始增多。明朝初年沿袭这一位置，永乐以后科举人数渐少，众人喧嚷责怪的声音接连出现。正德初年，于是迁到县西，科举人数更加减少。众人又喧嚷说：唉！还不如仍在县东，那样尚且有利。风水家又拘执地形优胜来附会说：从西面看，背靠空旷之地；从东面看，背靠廌角而面对狮峰。狮子是百兽之长，獬廌能够为人才触邪，这样大为有利。嘉靖十八年，贵溪江公以提学身份来到本省，学宫弟子都把此事告诉他，江公禁止迁徙，不予答应。不久，有司恳切请求说：并不是敢于被风水说法迷惑，只是想顺应士人的心意来鼓舞士气罢了。江公于是答应了，知府裴君椿、知县傅君锭、教谕张君载道同心办理，终于迁到县东。从绍兴年间迁往东面算起，已有将近四百年；迁到西面后，过了三十多年，又重新迁回东面。今年春天，田子巡视延平，召集七县士子分校考试，顺昌取得高等名次的人很多。有司和学官便欣然高兴地说：这大概就是迁学带来的好处吧！于是把这件事告诉田子。田子说：难道真是这样吗？不过，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国家是为了使百姓得到利益，若不利于百姓就要迁徙。所以盘庚迁都于殷，亶父迁到岐，武王迁都于镐。德行是为了使自身获益，若不利于自身就要迁改。所以说，迁移言语要有实物依据，迁移行为要有常道；使懒惰者迁为勤勉，使怠惰者迁为敬慎。学校是为了使士人获益，若对士人不利而迁移它，又有什么妨害呢？所以迁国的人把都城改到周原，迁学校的人把地点改到高爽干燥之处。迁移德行却不能止于至善，仍然等于没有迁移。所以止于至善，人伦就明白；人伦明白，风俗就美好。应当使四境之内都陶然沉浸在仁义礼乐之中，使邻近郡县都来取法；这正是学校之士所起的倡导作用。如果确实如此，即使历经漫长时代而科举缺少，仍然可以认为是兴盛，何况科举本来就不能离开成就德行的士人而另行取才呢？如果只是希望科举人数增多，就认为人才兴盛，那么这种迁学的议论也太浅薄了。《新设商丘县学记》【沈鲤】嘉靖乙巳年，归德由州升为府，于是设置商丘县作为府的首县，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建学校。万历癸酉年，中丞朱公、直指褚公以及学使周公、扬公二人议请设置商丘县儒学，诏令说“可以”。后来学使某公到任，才颁布办学命令，设置学官和弟子。第二年，郡守郑公、县令何公在郡城的主干位置营建，地址于是确定。后来赖公接替郑公担任郡守，于乙亥八月竣工，建成文庙五楹、正堂三楹，另建文昌阁三楹，廊庑和官舍也都齐备。又过五年，到庚辰年，邹公接替赖公治理郡政，素来重视文教，更加用心整饬；他的属官别驾周公、殷公司理、陈公以及县令吕侯，这才开始落成。因此，这所学校经历的人很多，他们的劳绩都不能没有记载。于是学博张君、许君请我写文记述此事。我看国家长久遵循正道而成就教化，各地都广泛振兴学官、师儒和弟子，祭祀礼制和规条都雍容典雅。就像我县学校的创始经营，官员设置和器物设施齐备，聚集众多士人而教育、供养他们，啊，真是盛大！难道不能说文教广泛融洽，比起从前闭塞的风气日益开通，而储备人才的道路也日益宽广吗？培养士人不能以人数多少作为充足或不足，唯一重要的是确实得到真正的人才。

译得到人才，不能以科举名次和官职门第来分别高下，而应以确实有益于天下国家为足以称道。过去平原君曾经仰慕养士的声名，门下食客三千人，和诸公子相比了。等到出使楚国，能够跟随他同去的只有十九人，那么这十九人以外的三千人都可以不养。毛遂自称处在囊中，最终凭他一人决定合纵；而这十九人也都平庸无能，没有长处，那么除毛遂一人外，十九人都可以不养。士人的充足或不足，难道是按照人数多少来衡量的吗？上位者看重士人，以及士人值得看重，难道也在于人数多少吗？为什么世人不明察，竟不深入考核名与实，只看见科举及第者接连不断、显达官职相继出现，便都说“人才，人才”，并认为人才很多，却不知道科举及第和显达官职，贤者会借此成就自己的贤能，不肖者会借此放纵自己的不肖，庸人得到这些也终究还是庸人；那么培养士人、网罗人才的本意，正在于前者而不在于后者。所以说：“立志于道德的人，功名不足以动摇他的心；立志于功名的人，富贵不足以动摇他的心。” 能够安定国家、挽救艰难困苦，这才称得上功名；如果对道德没有益处，仍然会被有道之士所鄙薄，何况区区科举及第、显达仕进，只是为了求取富贵呢？我曾听父老说，成化、弘治年间，民间子弟不乐意做生员求学。使者到来，有司催促那些能够通晓章句的人来应试。当他们穿上儒服戴上儒冠时，能够作文而考中甲乙科的，极少。然而他们居处能够形成良好风俗，出仕能够适合实用，在乡里受到乡人尊重，在国家受到国家重用，本来并不缺少这样的人，我不敢认为人才不足。成化、弘治以后，文教日益兴盛，东西各家到处都有咿咿呀呀诵读的人，生员济济一堂，登贤书、入南宫者接连成批出现。然而居处能形成良好风俗、出仕能适合实用，未必人人都能做到；也许还有人以当世为可耻、嘲笑士林，我怎么敢就此认为人才充足呢？这样看来，士人的品格本来是有标准的。淡泊宁静、不受世俗风气沾染，即使身穿布衣，也值得称道；如果又能使之拥有旌旗仪仗的荣耀和鼎铉重臣的显贵，得到一个这样的士人也足以夸耀于当世，何况人数多呢？如果只是机巧浮薄，徒然志在荣华利益，却很少能够善终，那么即使九迁五等的官位也不值得计较。何况他们在蛮触般的细小争斗中相互争竞，只为一时快意；即使让他们前后相望、人数众多，也只会被人说成秦国无人罢了，有什么值得称多呢？诸位士人应当共同致力于圣贤道德之学，彻底洗去后世以谋求青紫官服为目的的陋习；在家则成为珪璋般的美玉，出仕则成为滋润万物的甘霖，使培养士人不至于落空，而圣明时代确实收到得到人才的功效，或许就能用来酬答诸位大夫今日的劳苦了。《临清儒学重修记》【于慎行】临清当初称为县而迁到新城时，本来已经有文庙和学校；等到进一步升为州，文庙和学校的规制便更加扩展宏大了。这是两位陈公相继经营而取得成效，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万历戊戌年，藩参马公以分宪身份驻临清，总管兵巡政务，条文教令发布周遍，声威畅达，远近人士和官吏都欢喜敬畏，纷纷归服。一天，他与部司三位官员恭敬拜谒庙庭，蹴然不安地说：“我有幸奉行公文，镇守安抚这片土地，难道只以军务和刑法为职任，不也应广泛施行文教，以兴起一方教化吗？如今文庙学校将要倾圮，难道能把它托付给长吏，来劳累我们的农民吗？请允许我拿出稍有积蓄的一百金作为倡导，只听大夫的命令。”三位官员说：“我们有幸以使者事务随大夫来到这里，本来就很愿意借先师神灵的庇佑来嘉惠众士，使他们有所奔走效力。如今承奉大夫的命令，难道敢以自己是客人为借口推辞？我们也各自捐出俸禄一百金，来为吏民倡导。”郡丞史某、军尉某、博士某按不同数额集资，乡里的贤大夫和学校诸生也按不同数额集资，市场上的义民以及四方商人也按不同数额集资。于是派经历某主持工程，校师也参与其中

译。工程始于己亥年四月七日，三十天便完成了。博士王君世昌等派都讲和两名学生带着书信来请我作记。我本来是里中士人之后，乐于听闻这样的盛举，按道义不敢推辞。记述如下：先生治理天下、教化百姓，陶铸万方，本来没有不兴建学校来培养成材俊士的，也没有不尊崇修饰先师祭祀、作为士人宗庙的。时代久远，意义深长！国家继承百王的统绪，大力彰明文明，天下郡邑都有文庙学校，用来修治礼秩祭祀，这确实是盛大的典章。治理百姓的官吏依照春秋时令陈设俎豆，难道只是遵循法令，直接办理事务，却不必过问兴废缘故吗？马公以藩臬大使镇守雄都，既要处理法纪和军务，以安定我东方疆土，又忙得连太阳西斜都顾不上；文庙倾圮，难道还会指望有司、师生主动修复吗？他却说：‘这确实是我的责任，我不怕多方筹划经营，以恢复过去的规模。’几位大夫又共同协力赞助，来成就这一大工程。宏大的规划、伟丽的建筑，光耀学校，难道不是文化光明显著的象征吗？清源是风气所汇聚之地，号称人才渊薮。人才兴盛，汇集于京师，其他郡县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如今又尊崇其宗庙，以作为示范，确实能够鼓舞道德教化，更加培育人才，使他们在盛世奋发建功；这难道不是士人一时的盛事吗？或者说，今天的举措还能更进一步吗？古代教导百姓、选取士人的方法，是修明六礼来节制人的性情，彰明七教来振兴人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乱，并归结到统一道德、使风俗相同。礼乐教化和取士之法，所取的名目虽然不一，却都是用来统一道德的工具；法纪和军务，则是施行政令所凭借的手段。《鲁颂》说“淮夷于是臣服”，根本就在泮宫的教化；而皋陶善于审理政事、使人信服的声誉，也是在这里得到证成的。大概应当把实际功用寄托在掌管军务法纪的部门，而把权势收束在礼乐教化的领域，这就是道德得以统一、风俗得以相同的原因吧？我曾考察各地形势，对此颇有感慨。划定百里作为一个国家，其风俗没有太大不同；营造十里作为一个区域，其风俗也没有小的不同。唯独这里不是这样：它位于两水沿岸，控制南北两京之间的交通，是百种商贾迁徙转运之地，也是万种货物聚集散布之处。吴地的锦绮，越地的绡縠，秦晋的罽毳，闽地的琼瑰，陆地产的毛皮、海中的杂产，以及珍奇瑰丽、大小各异的物品，都列在店铺中，在五都的市场上极尽奢华地陈列。玉帛、冠裳等礼仪用品的交易，锦绣、绛色丝织品的运输，各种织文和货物的输入，桅杆高耸刺日，往来络绎不绝，隐约喧腾，昼夜不息，充盛于九轨宽阔的大道。游荡闲适、轻薄敏捷之人，以及穿珠履、佩蒯缑的宾客，都挑着伞聚集在关门一带；歌舞声乐、伎艺和各种工匠巧手之人，接连不断地赶往里巷宅第，数量多得如同平原君、孟尝君的宾馆和赵李之家的场所。这也是天下繁盛华丽、豪奢繁华的都会区域。士人在其中执笔作文，游息往来；他们的精神情怀所游历浸润、耳目所逐渐受到熏染的，无不具备四方的珍奇，极尽四民的嗜好。难道这就是所谓见到异物便改变志向吗？所以说，风俗的不同，没有比这个地方更严重的了。况且从尧舜相传直到孔子，道德本来一直是统一的。孔子集大成之后，有人却把异端掺入其中，使它成为两途；后世儒者既诵读孔子之学，又把本来统一的道理分成两端。所以有人戴着端正的冠冕却自称柱下史，有人佩带缨绥却吟诵佛教《祇陀》之类的言辞；居家时考订非圣之书来装饰经艺，出仕时发表违背正道的言论来求取荣名。这就是所谓祸根生于内心，却危害政事，实在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步。道德的不统一，也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严重的了。陈述风俗、询问民情的使者，确实想要开启最纯一的源头，确定使风俗不致分歧的轨道；如果不明白所尊崇的对象，又凭什么做到呢？所以既修整法纪军务的政事，以整顿普通百姓；又揭示礼乐教化的宗旨，以陶铸

译君子。这正是修建文庙学校的用意，而马公和几位大夫，都可以说具有捍卫正道的心意。

译从今以后，我们这些士人，更应当思考继承和彰明正学，统一圣贤的真道；在家居处时侍奉先师，出仕以后应对当世，不要辜负贤明君主和公卿奖掖的深意。这样一来，世道人心和民间风俗，难道不会永远得到好处吗？难道只有人才兴盛这一件事关系重大吗？马公名怡，是陕西同州人，太保文庄公的嫡长孙。他才丰望重，在朝廷中很有声誉，由驾部郎中升任山东参议。三位大夫是：工部郎康公，名某，江西泰和人；户部郎宋公，名某，直隶永年人；户部郎崔公，名某，河南安阳人。他们都凭借美好的谋略和惠民的声誉，安抚吏民，所以乐于在这里兴办事业。”}], 《温州府儒学记》【李维桢】温州在浙江号称强郡，郡中早已有学校。年代久远，学校逐渐倾圮，乡里人参知王阳德公归来后重新修建了它。殿宇、廊庑、门堂、斋阁、官舍都扩大了规制；在门前大道开辟通道，建树屏障，九斗排列如屏，两江像萦绕的玉带一样拱卫环抱。此前，学校巽方山上有一座佛塔，高耸入云，风水家认为它像文笔，公便主持乡人将其拆除。前后计算，公捐出的资财超过一千金。学校日益壮美，士人诵读声日益增多；众多士人从这里起家，或在内外取得功名，或登上高等科第、进入仕途，成为当时俊彦者接连不断，都共同把功劳归于王公。博士和弟子员林良栋等若干人，不远三千里派使者来请我记述此事。我辞谢说自己不能胜任。过了十年，王公的门人郝君敬任永嘉县令，又再次提出请求，我无法再推辞，于是写道：古代的教育制度，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凡年满七十而退休、在乡里养老的人，大夫做父师，士人做少师。其他子弟十五岁才进入小学，十八岁才进入大学。天刚亮时，父师坐在右塾，少师坐在左塾，其他子弟全部出去，然后各自归来；晚上也是这样。《王制》说，诸侯和天子命令施教，然后才设立学校。大概父师、少师只是分别做童子的老师，与大学的老师没有关系。只是这种礼制不再明白以后，后世居住乡里的士大夫广泛招集生徒，以老师的身份自任，把自己的住所称为书院，各地都有。于是有人根据孔子弟子三千人、其中优秀者七十人的说法，解释所谓三千、七十，只是统计一生中到孔门受业的总数，并不是把众人聚集在一室、同处于一时。洙泗杏坛，是孔子的家所在之处；士人到那里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并不是另行建造房屋来与塾、庠、序、学的制度并列。孔子教人的四项，是文、行、忠、信；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对于上等和下等的人，孔子因材施教而笃厚对待，何曾固守一种说法而自以为高论？如今的教育者，舍弃下学而空谈上达，轻视广泛学习而崇尚简约守礼，甚至暗中取用二氏的宗旨来附会我们的道，而喜欢猎奇求新的士人便纷纷跟从。历代圣人所表彰的六经、诸史、国家典章、朝廷制度以及功令程式，全都端正完备，却把它们当作无用之物抛弃，束之高阁，这是为什么呢？王公曾任官于南北京畿辅郡，政绩声誉平实显著；辞官归乡后，训导子弟，和睦宗族，仁爱乡党，沟通全国人士，人人爱戴敬重他。《周礼》说，乡大夫中有德者可以担任乡老，王公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假如王公另筑房舍来招聚士人，士人谁不想依附青云？可是王公只修缮孔子庙庭，以此乐于办事、勉励功业，仿佛在说：国家用来储养士人自有相应的场所，教育士人诵习孔子之道也自有方法。士人求取功名有余，做老师罢了。孔子在朝廷任职时就想使鲁国彻底改变，退居之后仍想裁治鲁国；士人学有所成，便始终眷恋父母之邦，直到死去才停止。王公对于乡国用心深厚，宛然合乎孔氏家法。这次工程，他不把这件事归功于自己，正可以看出尊崇君王的义理；他不喜欢以老师自居，正可以看出向圣人学习的学问。那些做官的人只知道积聚厚重财产，修建宏大宫室、经营田园，沉溺声色犬马，只顾供养自己而对乡人的忧乐如同秦越相隔；或者尊崇佛、老，把自己的居所修得高大，忙于香火奔走，即使喜欢施舍、救济贫困，德行也归于自己，却对学校教化没有任何补益。若认为王公今天的举动也不过如此，便是浅薄地认识王公了。因此我特意推究它的根本大意，来告诫那些愿意学习孔子的人。《赵城县儒学记》【李维桢】赵城有学校，从前朝到明朝一共修缮过三次，但仍沿袭简陋旧制，不足以配称盛大祭祀。年代久了，学校已经破败。我弟弟季标以国子监簿的身份被贬为赵城主簿，谋划改建；后来离任时捐出每月俸禄八金，留给后来的君子，这算是添了一筐土。过了十三年，遇到魏人李子思。他巡视郡县经过赵城，在学校行释菜礼，看到学校的状况，慨然谋划改建，并说学校四面都是大道，环绕如带，应当在四角各立标志。东南角的钟楼改建，在其中安排奎宿的形象，以象征文明；把它南面的民居削平，取得若干丈土地，以金钱或土地交换，开凿池塘，引广胜泉汇入其中。泉水环绕学校四周，学校宫墙大概不再只是半壁之地了。郡守把此事详细报告给分部藩臬，鲁乔公、越詹公以及督学使者吴周公都答应了。我略微捐助，迁移南门；赵城的荐绅和百姓听说后，都踊跃表示愿意再出一份力，共得到八百多金。于是筹集材料、雇用工匠，估量工程、确定日期，把栋宇、斋舍、廊庑以及墙面上因剥落而损坏的朱红、黄色、青黑色涂饰重新修治，使建筑高爽、壮丽。过了某个月，博士和弟子员来报告工程完毕。于是我进一步对他们说：我私下听说，县名叫赵，是从赵简子开始的。简子在晋国六卿中很有声望，孔子曾想向西去拜见他，走到黄河边，听说窦呜犊、舜华遭难，面对黄河叹息说：“多么壮阔美丽啊！我孔丘不能渡过黄河，这是天命吧。”这两个人，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暂且凭借权势参与政事，得志后却背弃正道：剖杀胎兽、伐取天生之物，麒麟就不来；把水泽抽干来捕取鱼，蛟龙就不出现；使阴阳失序、毁巢破卵，凤凰就不飞翔。君子忌讳伤害同类，于是返回陬乡，作《槃操》来哀悼他们。赵简子掌握晋国权力六十年，梦游天帝之所，射熊罴，得到翟犬赏赐。等到他的子孙瓜分晋国，各自成为侯、王，传了十多代，难道没有前因后果、经纬条理才达到这种地步吗？直到今天，却没有听说赵地的人举行一杯酒、一盘肉的祭祀。孔子周游天下，想进入赵国却不能，只能把它归于命运。然而一个普通人却成为万世之师，一句话成为万世法则；春秋祭祀孔子，从不懈怠，也没有差错。赵地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县邑，祭祀孔子的宫室却革除旧弊、焕然一新，全国的人争相奔走而来，这是为什么呢？赵简子是以力量使人服从的霸者，不像孔子以德使人服从，使人从内心喜悦而真诚归服，且施行于后世，不受朝夕时间限制。

译所以说：“赵孟所看重的，赵孟也能够使它变得卑贱。”每个人都有比自己尊贵的地方，应当愿意学习孔子。孔子作《春秋》，赵简子的事在经书中见于十多处：侵伐齐国，攻打卫国，在铁地作战，在黄父会盟，归返晋国，进入晋阳叛乱，把蒯瞆接纳到戚地。孔子用言语斥责、用笔墨诛伐，凛然严正，毫不宽贷；赵简子却受到鲁国葱灵的囚禁。赵氏世代一定会有祸乱，是因为他们君臣父子之间的大伦没有明白，仁义忠信的大道没有实行。假如孔子见到赵简子，拨乱反正，首先要谋划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赵地人既然称为孔子门徒，就应当以赵简子为鉴，共同明白君臣父子的伦理，修养仁义忠信的道路，在内反省自己的内心，在外以经书验证自己，这就足够了。国家二百多年崇尚文教、培养士人，士子戴方巾、迈矩步，在王公面前作揖谦让，改变容貌、恭敬行礼，唯恐有所伤害。每月有廪食供给，中年参加贡举，三年一次宾兴，唯恐遗漏人才，不再有胎兽夭折、鸟巢毁坏、卵被破坏、水泽干涸的祸患。赵地士人应成为宫廷池沼中的龟龙、郊野中的麒麟凤凰，以祥瑞使清明的朝廷更加光明，来继承孔子想向西拜见赵简子的志愿，洗雪当年临河不能渡的遗憾，为赵地山川增光，使诸位大夫也能对别人说：“这是自新学校以来相互劝勉、相互熏陶的结果，是赞誉俊秀士人的盛事，真是幸运！” 众人连声答应，请求把这些话刻在丽牲之石上。《归州新修文庙儒学记》【雷思霈】《宜都记》说：秭归大概是楚子熊绎最初建立国家的地方，也是屈原的乡里。旧州治在长江以南，嘉靖辛酉年忽然陷落，原来的高岸变成深谷，于是迁到江北；学宫在州治山麓的右边。此前，这里的人文兴盛，与夷陵不相上下；迁徙已有四十多年，却没有一人能通过公车选拔。到了当今皇帝万历戊申年，州大夫张公才根据风水家的说法，把学宫迁到州治山麓的左边，不到一个月就建成了。州大夫让两名学生带着礼物来请我作记。我想到孔子说：“文王是我的老师。”而文王实际上是楚国先祖鬻子的老师。如今流传下来的鬻子之书只有兵法，然而文王开始制作《易》。楚国的臣子还有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人，怎知他们与鬻子所论说的，不是《连山》《归藏》的遗文呢？从前有人在峡中得到古《易》，与今天的文字完全不同，又怎知古《易》没有流传下来呢？十五国风中没有楚风，而屈原这位左徒开始创作《离骚》。假如他生在孔子时代，孔子删定诗篇时，难道会把他排在齐、秦、魏、晋之后吗？然而屈原因为不能赶上孔子，在继承《三百篇》的同时另创一体，合乎比兴的义旨；否则风雅之道就会失传。而如今学习孔子的人，想把孔子据为己有；谈到军旅就把孔子说成武夫，那么孔子为什么说“我出兵作战就能取胜”呢？” 谈到文章就把孔子说成壮夫，那么孔子为什么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呢？谈到气节就把孔子说成孤愤而不合于义理，那么孔子又为什么称赞志士仁人呢？这是取一个只知推诿、无所作为、随时俯仰的人，再拾取道学家一两句酸腐的话，便把他当作圣人。这样的做法哪里是在学习孔子？鬻熊，是周王室一代的老师；左徒屈原，是万世词人的冠冕。我听说归州人士多研究《易》和《诗》，研究《易》和《诗》，除了这些又能仿效什么呢？真正能够学习孔子的人，才能成为鬻子那样的人，才能成为左徒那样的人。找不到中行之士而与之交往，那就一定要选择狂者或狷者；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凡是我的众位士人，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是乡里人就轻视他们，千万不要把文章、气节、功业和道德割裂开来分别看待。这样做不仅是不懂文章、气节和功业，也同样是不懂道德。大抵天地之间有贯通的道理，必先经历艰难剥落。六经之道如日月运行于天，如江河流经大地，没有终止的时候。刚出现便遭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祸，后来经书才被迫藏入墙壁，成为受禁的书物。马上征战的习惯终于不足以治理天下，而石渠阁、天禄阁表彰经学的力量，以及岳麓、濂洛、关中、闽中诸位君子的继承发扬，使经文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如同日月被蚀后重新明亮起来。江河堵塞之后又会重新决口，只是偏偏赶上乱离的时代，天下几乎不再有人理。我们的高皇帝用经学治理国家，以同一途径取士，使天下风气一致；登上唐虞三代之治的道路，也由此产生。大治往往在大乱之后才出现，大信往往在受到极大压抑之后才建立。众多士人不能在世间蒸蒸而上、发挥才华，已经很久了。天地间的灵气从南到北回环转移，当然也有时远，或数百年；有时近，或一百年。由今天看来，时机就在此时。难道这里不会有像前面两位君子那样的人出生吗？如果只是拘泥于风水家的说法，那么山川与从前一样，人民也没有改变；这个地方又怎么会有熊绎的封疆、屈原的故宅呢？这项工程，州大夫实在主持振兴，观察使高南昌巡行功绩来到这里，慨然兴叹，竭力支持这项议论。费用一半出自公库，一半出自学田租金，另一半出自诸生捐金。凡是学宫应当有的设施，没有不备办齐全的，只是广文官舍还没有改建。州大夫让吴中名士与诸生一同更新局面，诱导他们进步，兴办了二百年来极为盛大的事业。功劳已经很大了，真是伟大！《易》说：“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诗》说：“因此成年人有德，小孩子有所成就。” 古代的人没有厌倦，所赞誉的俊秀士人，说的就是士大夫。张公名尚儒，是和州人。两名学生某某，当时的州倅某、广文某某，也一并记载在这里。《云梦县儒学藏书记》【邹观光】自从孔夫子阐发“一以贯之”的旨意后，世间儒者便把广泛见闻说成玩物丧志。凡是见闻少的人，都借此作为借口。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所谓多听多见，岂不是都可以排斥？上下古今学术得失的领域、治道兴衰的踪迹，难道都可以突然明白吗？更不用说考察防风氏的骨、肃慎氏的箭，以及防龙、罔象、羵羊等秘异绝物，这些才是博物洽闻之学。楚地是人才汇聚的深厚区域，史籍所记，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屈原、宋玉之类的人，包罗三才，博极万物，楚地因此更加增重。云梦实在是楚国的名县，一百多年来却寥落不振。诸位士子除了所研治的经书、训诂、诸家言论以及科举时文之外，试问考经时，有谁能列举十三经注疏的大概来回答？试问考史时，有谁能列举二十一史的大概来回答？再考查《子》《集》，有谁能旁征百家、总括诸氏，连贯流畅地回答？更不用说士人贫穷，不能拥有书籍；即使想求得书简的边角来抄写班固、司马迁的史书，像臧逢世那样，愿意一见秘书，像李邕那样，或阅览市肆书籍，像王充那样，也没有办法得到。唉！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诚信实之人；县邑虽小，难道没有才智敏捷、一目十行便能看完的人吗？

译难道没有刻意磨炼自己、带着经书去锄田、凿穿墙壁借光诵读的人吗？可是他们却困于见闻有限，不能窥见广博的学术全貌。我未出仕做诸生时，对此未尝不感到痛惜遗憾。后来入朝做官，遇到满栋的藏书，有的购买，有的借阅，未免有士安嗜书的癖好；但因为家贫，终究不能大量置办。又想到众多俊秀士人中杰出的那些人，怀抱着我过去的遗憾，实在应当很多。直指使者协助我修建学舍，正好遇到奇缘，于是嘱托属县令危公购买书籍：经书若干卷，史书若干卷，《子》《集》若干卷，再把它们交给两位博士李君、胡君，收藏在学校里。藏书有箱，箱子有登记簿；有人前来翻阅，有人借去阅读，读完便立即归还原处。即使力量有限，不能大量置办书籍，我仍与诸位君子约定：以后来此任职的人，以及由此地出仕的人，在初次登第、初次任官以及升迁时，都各自捐赠若干册书，用来继续充实这些书箱的藏书，只希望有所增益而不要有所损失罢了。如果有人任由书籍散失，自己毁掉百种品行中的一种，这由博士先生负责；或者拘泥于旧日见闻，不能旁览博综，使书卷像新的一样得到利用，这由博士弟子负责；或者虽然能够强记博闻，却处世浮靡险薄，不能用来修养自身，出仕又不能用来治理天下，这就是孔夫子所谓诵读《诗》三百篇又有什么用呢？《诗》三百篇即使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老师和弟子都应当承担各自的责任。愿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仍然慎重思考我创始此事的本意吗？《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六，余姚黄宗羲编，记四十 书院 《石冈书院记》【杨士奇】我县萧自诚先生来到京师，托我为他的石冈书院作记。我与先生的儿子、翰林院庶吉士萧省身交往，曾听他说过书院兴废的始末。石冈在县东南约半舍的地方，位于仙槎江西岸。梁朝萧子云的十七世孙、名逊的人，最初从峡江迁居到这里。萧逊的七世孙、名仪凤的人，宋代考中漕贡，开始在住宅附近建造书院，聚集宗族和乡人的子弟来教育他们。仪凤的儿子子安，任王府掌计，跟随文丞相起兵义举，失败后家族覆灭，书院也废弃了。掌计的侄孙福可，通晓经学，擅长古文和诗辞，又重新建造书院。后来书院又毁于元末的兵乱。本朝统一天下后，福可的孙子则善又接续修建书院，并隐居其中教书，大概就是萧先生的父亲。我曾私下说，我们郡的风俗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其他郡所不能相比的：百姓崇尚义理、修习礼仪，重视气节；即使极其贫困，也不肯抛弃诗书；即使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地位很低的人，也能诵读《孝经》《论语》，明白其中的大义。凡是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间，没有不设学校的。富贵人家遇到儒生，一定恭敬礼待，不敢怠慢轻视，尤其重视世族。如果其世代地位卑贱，后来即使富贵显达，人们也不愿与他同列，而他自己也不敢凭借富贵显达凌驾于别人之上。我们乡里的风俗就是这样，我凭什么知道它值得重视呢？我曾经下行到彭蠡湖，逆流而上经过大江，泛舟洞庭湖，游历楚郢之间；又经过淮河，取道舒地向东，往来数千余里，有时走上几天也听不到弦歌诵读之声。看当地人所从事的事情，质朴的人从事捕鱼和耕种，聪明的人奔走经商贩卖，以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以资财多、势力大的人为首领，却不致力于诗书礼义，也不尊重宽衣大带的士人，更不辨别世族。我的确没有遍历天下，但齐鲁古来号称诗书礼义之邦，如今听说那里的风俗也已经不像古代了。既然如此，评论风俗的好坏，必定取决于教育的兴废。所以先王治理天下，都殷切地在家塾、党庠、术序中兴办学校，也各自制定了制度。石冈书院本来就是古代家塾、党庠的制度；考察它创建以来的情况，虽然屡次废弃，却也总有贤者兴起而使它恢复，不至于永远废止。我们郡不废弃学校，也正与此相似，因此这里风俗之所以值得重视，是有缘由的。唉！一个郡、一个县之中，学校不废而风俗有值得重视之

译处，何况天下人若能殷切致力于学校教育呢！这件事不可不记载。《滁州重修阳明先生书院记》【赵釴】我赵釴曾听说阳明先生对人说：“我居住在滁州时，见许多士人都致力于知识见解，口耳之间彼此异同，却无益于真正有所获得。于是开始教他们静坐，一时间他们产生了玄妙的理解和奇妙的觉悟，收效很多。时间久了，渐渐有人喜欢安静、厌恶活动，流于枯槁的弊病。后来改以良知教导他们，于是无所谓动、也无所谓静，随处都能有所收获。”我恭敬信服这番话已经很久了。如今有幸来到滁州，在先生祠下行礼，询问先生弟子的情况，才知道当时多已凋零。偶有几位君子能够守持老师的学说，却不能倡导给自己的弟子，又相互牵引，仍从事于口耳之学；他们的用意，大概只是看重稀世罕见的声名罢了。先生的祠在幽谷之中，也是旧日所示范的修学之地。门向北开，左边是石，右边是土，柱子逐渐向东倾斜。州守应君请侍御少淇陈公拨出羡余金，填补空虚、替换朽坏之处，才可以长久保存。工程完毕时，我私下以士人没有到来而叹息。我说：“唉！口耳之学使人沉溺，已经很久了。从前齐国东门有个叫东门子的人，是个有道之士。有人说：‘东门子能够用眼睛听、用耳朵看。’众人都围上去说：‘我不能把耳目倒置，不过能够顺应耳目本来的作用罢了。’众人都赞叹说：‘耳朵自然能听，眼睛自然能看，不需要别人来教导它们。’他又说：‘我能够不用耳朵而听，不用眼睛而看。’ 众人都疑惑起来，转身离去了。东门子说：‘不是这样。你之所以能够听，是因为有耳朵。鸟鸣时你听得到吗？’回答说：‘听得到。’他问：‘鸟飞走后，你还能听到吗？’回答说：‘听不到。这是因为你的耳朵凭借有声才听，遇到无声便闭塞。你之所以能够看，是因为有眼睛。花开时你看得到吗？’回答说：‘看得到。’他问：‘花落后你还能看见吗？’回答说：‘看不见。这是因为你的眼睛凭借有色才明亮，遇到无色便被遮蔽。’这些都是追逐外物的人。鸟有来去，而听的本性没有来去；花有开谢，而看的本性没有开谢。我听，是用真正的听，所以不用耳朵；我看，是用真正的看，所以不用眼睛。如今先生所谓良知，就是凭真正的知来知，因此不用听闻见识所得的知识作为知识。因为这样，来祠的人就更加稀少了。’有人说：‘士人担心没有倡导者，如今已经倡导了却仍然没有人来，那么祠堂可以不修了吗？’回答说：‘不可以，这就是所谓的感发。如今人们到中都去，一定会询问治绩所在；经过陈、蔡，便叹息着四处张望，车子恨不得不再前进；望见阙里、洙泗，脸上便显出欣喜，精神也振作起来。所以修祠是为了保存这种感发。《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感发，就会仰慕；有了仰慕，就没有不到达的人。这就是君子修建祠堂的用意。虽然如此，有真正的知识然后才有真正的感发。从前孔子七十弟子对待孔子，有的担任职务后回来，有的担任职务却不回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所知有深有浅，所以用情有达到和没有达到的不同罢了。如果真正懂得阳明学说，就一定没有不到祠堂来的人。于是作此记。《云龙书院记》【邓以赞】云龙书院，是中丞潘公、侍御赵公为郡中孝廉所建的。孝廉原来没有专门的住所。今年夏天，吴廷光、陈九功二位从春官任所回来，致力于改变旧有风气，认为寄居聚散并不是长久之计，便率领同盟拜谒中丞公，请他抽出时间加以防护。中丞公一向喜爱士人，十分欣慰，说：‘差不多这样做却不得志，我就替你们占卜，于是捐出赎金的一部分，在城南兴建馆舍吧。’便嘱咐郡大夫王三锡察看并估量他们的志向。后来侍御到来，说这件事已经合乎他的心意，又拨发营建钱款，终于完成工程。厅堂、廊序、亭子、墙垣，全都整治完备。于是赐给它一个美好的名称，叫作云龙。有一天，诸位恭敬地来到我这里，请我作记

译。我本来推辞，但无法违命，于是接受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又让诸君来请，我才告诉他们：‘努力吧，这是命令。说到龙，没有比《易经》的乾卦更能说明它的了。以诸位所处的、将要施展才能的情形来看，大概是九三爻吧？爻辞说：“终日乾乾，夕惕若。”《文言》说：“进德修业。”这就是所受的命令。’于是坐下谈论文章，他们大多专心精研，仿佛担心守成取胜，又仿佛在自我警戒，总之要把敬业作为早晚不忘的功课。我说：‘不是这样，文章与道本来是一回事。士人求取功名，好比射箭。我过去离开尘世之外，曾遇到一个奇人，他善于射中细微目标。我问他的技法，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是我学习虚空罢了。’

译‘眼睛向外看不见耦合的目标，内心也不存有自身，然后拉满弓罢了。”这个人之所以成为善射者，难道只是屡屡把命中作为目标吗？这只是一个比喻。我迟钝地试着学习这种道理，却不能像他那样用心；只是我们几位兄弟都努力效法。所谓超越尘俗，大概还要洗涤自己的精神，不被外物役使，不以成就自负，考证千古而求取真实，任意游心而不拘泥于没有传授的成规；面对器物抒发思绪，竟然自然如同以瓦片下注。若能这样，就是虚空。因此心与境相互变化而不滞留，机理顺势而动而不受拘束，曲折变化而成全万物，又有谁能与之唱和呢？但总要等待有知识者来认识，不能只做乡里人的耳语。改变旧有的操守，唉！这就是所谓德业一同超越。即使把它说得小一些，言语、沉默、曲折，大到著述和培育万物，哪一样不是文章？哪一样不是道？一以贯通，并没有逐渐积累这一回事。所以说：“它的进入没有伦次，它的流出不会穷尽。”拿龙来比喻，只有不存欲望，无论潜藏、显现、飞腾、跳跃，到哪里不能显出神异呢？诸位说：‘按照您这样说，我们曾听说“用心专一，才能凝聚精神”，这遵循的是哪一种说法呢？’我说：‘不是这样，这是天与人的区别。我将把它全部说清楚。那些不用思考就能得到、不勉强就能合宜的，是先天的本体，普通人都具有，所以只在于默默成就它。他的志向既不分散也不聚合，他的精神既不凝滞也不解散，这样机理就更加严密，智慧也更加灵动。《易经》说：“用九，乃见天则。”意思是不要以人为的意念先行。颜子去世后，这门学问便失传了；人们把安逸和勉强归属于资质，又用能与所来求取它，所以思虑即使极其周密，也不免在精粗之间变化；雕琢即使极其精巧，也不离开瑕疵与美好；即使满怀得意，也不离开满足与不足；即使震惊世人，也不离开阴柔与刚强。因此圣人从来不以超过常情来追问它，认为它还没有超出人的范围。所以我曾妄自说：‘圣人有圣人的学问，贤人有贤人的学问。’又说：‘我坚持这个道理而希望它逐渐通达，必定不能通达。’诸位愿意成为具有龙德的人吗？反复讲说这个道理，难道不能说是在继承已经断绝的学问吗？将来如果有人说：‘这项工程，对斯文大有造就，岂不是美好而值得赞叹吗！’这样，众人答应着退下。举行蜡祭以后，中丞公接到出任秋卿的命令，将要启程。诸位又来请求，于是我写道：‘中丞潘公、侍御赵公，开始在城南创建孝廉书院。中丞名季驯，乌程人，庚戌进士，在任期间兴办和革除许多事务，百姓安于本业，士人争相接受他的教化。侍御名燿，掖县人，是我的同年，又同在中书省任职，近来巡视地方，大概也是用经学来修饰吏治。’ 这篇记写于书院落成后的五月。《九华书堂记》【王防】池州青阳县南面有九华书堂，大概是唐代供奉翰林李公白，字太白，曾经读书的地方。当初李公漫游江汉之间，远望九华山而喜爱它，恰逢故人韦仲堪任县令，于是选择在这里居住。他的居所在龙女泉旁，年代久远后被百姓的坟丘掩没。宋嘉熙初年，县令蔡元龙访求遗迹，才在这座山的山麓、化城寺东面创建书堂。因为这座山起初名为九子山，也是李公改的名字，所以如今便用九华作为书堂的名称。前朝时，邑人柯敬之曾加以修葺，距今二百年，已经破败不支。柯敬之的曾孙柯暹任按察使，想修缮却没有成功。到这时，他的侄子柯志洪捐出钱财，收集材料，拆除旧屋而重新建造。中间建正堂五间，两侧配以两廊，前面建碑亭，再前面建石门，并设置匾额。寺僧德侃来拜见我，请我作记。李公是蜀人，起初隐居岷山，出山后居住在襄汉之间，南游江淮，到了楚地，在云梦停留三年；离开楚地到齐鲁，居住在徂徕山竹溪；进入吴地，到了长安，受到玄宗知遇，不久因意见不合离去；向北到达赵、魏、燕、晋，向西经过岐、邠，历经商于到洛阳，游历梁地很久；又回到齐鲁，南游淮泗，再次进入吴地，辗转迁徙于金陵、上元、秋浦、浔阳；接受永王李璘的征召，李璘失败后，他被长期流放夜郎，于是泛舟洞庭湖，上行峡江到巫山；遇赦回来后，在岳阳、江夏停留，过了很久又到浔阳，经过金陵，在历阳、宣城二郡之间徘徊。他的族人李阳冰任当涂县令，他前往投依，最终葬在青山，当时是宝应元年。他一生经历，大致可以这样考见。所谓李公曾在九华读书，应当是在天宝十四年前往上秋浦时；可是郡志又说李公喜爱五松山水的胜景，在那里建堂读书。究竟是记载者误把九华写成五松，还是铜陵县另有一座书堂，如今都无法考证了。唉！李公是一代文豪，旧史称他有非凡的才华，志气宏大放达，飘然有超越世俗的心志，所以一生所到之处大都没有拘滞。后人仰慕他，常常因他所到的地方而为之表彰。比如齐鲁酒楼有六逸堂，在姑孰有谪仙楼、翰林宅、十咏亭之类，清高的风范和飘逸的韵致，千百年也不会泯灭。难怪这座书堂如今得以建立，又恢复往日的旧迹，像柯志洪这样的人正是把心意寄托在这里，以求继承先人的遗志。又考察蜀地彰明县有大匡山，山下也有李公读书台，就是杜甫寄诗所说的“匡山读书处”，遗址如今还在陇西寺。如今这座书堂迁建到化城寺旁，又有德侃这样的人共同出力来促成此事，可见他们与李公的声名、气韵相互感应。这不只是在我们儒者之中，即使是异道之人，也知道景仰李公并出力效仿。因此我不推辞，替他们一并记载下来，让人刻在堂下。至于李公的文章，流传天下，光彩万丈，人人都看得见，也不需要我再多说了。《辋山书院记》【李舜臣】

译钧州的胜地有一处叫辋山，张子鱼在其中修建屋舍，收藏书籍一万卷，邀请乡里有才质的子弟，让他们能够自由阅览。子鱼担任江西宪时，我是他的僚属，却没有机会亲眼看见所谓辋山，只看到了图以及副使周某和我的朋友刘叔正所作的记和序，由此知道了它创建的用意。子鱼大概用靠近城郭的上等田地换得此地，起初并不据为己有，而是与诸生共享。他曾认为科举文章的体制格式过于划一，儿童年幼时便学习，考中之后才改变；这好比用缰绳和嚼子遏制马的奔突，除非是极其劣弱的马，否则全都足以驾驭控制，这就是大致情形。但教育的方法不在于此。人各自学习一部经书，因为人的聪明有高有低，并不是说高明之士也要受这种限制。通晓经书、修饰品行而达到官学，古人能够作文以彰明德行，这既是古今所珍视的，也是科举选士的依据。如今人们只是羡慕它，把它当作科举的工具，却不再有通晓经书的志向。因此，他们雕饰琐碎破裂的辞句，满足追求荣华利禄的愿望，吃饭睡觉都拘守老师旧有的说法，从未在古今变化的关键处有所见识。即使有幸考中进士，摆脱旧习后又迫于繁重的文书事务，处在地位高低的关隘之间，所谓学习古道而能作文的能力，最终荒废而背弃，不能有所成就；科举文章又不足以用于世事。更差的人于是归于贪婪谄媚，道德之士和非凡的人才，因此很难多见。子鱼正是认为，一万卷书等待有志之士深入阅览并努力记诵，用来改变他们衰败鄙陋的习惯，帮助他们增长才识和明智，并且希望远方近处能够有卓然成名于乡里的贤才。这番深意，难道不美好而盛大吗？《尚行书院记》【李维桢】隆庆初年，我承乏担任吉士的老师，侍奉蜀地的赵文肃先生。先生曾说：“邹衍论五德运行，按道理本来是有这种说法的。从前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荀卿讲礼，宋儒讲格物致知，而王文成讲良知；如今应当讲信吗？如今我不知道所谓的信是什么。”先生说：“在尚行。”距先生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而学术更加衰败。虞廷所说的危微精一、孔门所说的博约克复，人们反而认为是事障、理障而抛弃；追求内心的玄妙觉悟，认为与自然契合，自身当下便是道，行动运用便被视为束缚常伦；把名物看成草狗，互相标榜为法门，争相夸耀自己已经证得圣道。这些说法浩荡无边，以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自负，却没有人能探得它的端绪。他们的趋向和操守苟且简略，迎合愚昧不肖之人而容易取得认同，却没有人察觉其错误。他们的名称尊贵美好，使人像嗜食腥膻一样欣悦，却没有人挑出其中的瑕疵。清谈兴起，周朝便衰落；清言竞逐，晋朝便灭亡。如今学术不幸也近似如此。用这种学术作文，就废弃经史的大义，排斥传注的成说，离开章句的本来旨意。五尺高的童子拾取二氏的唾余来自我标奇，任凭自己的心意和机智，践踏前人而自以为超出前人。用这种学术谈论时事，就把博取名声寄托在效忠上，把报复怨恨附会成嫉恶；暗中武断处理事情，有时又被局外之人牵制；匆忙追逐声势，有时又被因嫉妒而形成的言论煽动众人。用这种学术处理政事，就上下互相防范，彼此拿利害相抗，毁誉交错，名实相互违背。学校中还没有听说揖让礼仪，便竞相推举所谓贤豪；郡县不询问百姓疾苦，却崇尚严酷决断。新进之士喜欢凌厉强横，老成之人专事宽纵容忍；长官丧失操守和权柄，下属便任意抒发胸臆；地区和党派横向分裂，体制法度受到衡乱。大概就是学术不崇尚实行，却奔逐于空谈虚名，从内心滋生祸害而危害政事，流弊才会如此猛烈。我的朋友邹孚如曾三次担任主考，衡量文武士人；又担任天官尚书郎，铨选九流，他的才能已经为天下所知。他退居云梦郊野务农，远近士人背着书箱、拿着野鸡来拜师学习，人数日益增多。他为他们建造精舍，居住在这里的监司和郡国长官，赞赏并喜欢这件事，便有所供给，以充养士人的费用，又加以修缮。把这里称为“书院”。书院过去曾有严格禁令，孚如本来坚决推辞使用这个名称，无法推辞后，便命名为“尚行行信”。左氏说：“信属于土。”朱子认为这是对的。土贯通四时，什么不能包容呢？孚如专门说实行，难道是有所忧患吗？他所选用和黜退的士人，难道也有像孔子错失宰我那样的情况吗？孔子是圣人，听到言语还要观察行动，又说：“不要取用只会空谈的人，不要取用刚愎自用的人，不要取用只凭口舌说服人的人。” 士人没有品行，却有【缺字】足以掩饰它，有刚健足以担当，有口才足以折服他人，于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天下谁能抵挡他呢？实行是不能停止的。像这样吧，孔子的品行，是我不敢妄加议论的。希望成为孔子门徒的人，杨秉有三件不迷惑的事：酒、色、财；张复之有四件不言说的事：廉洁不说贫穷，勤劳不说辛苦，忠诚不说功劳，不说自己有能力；邵尧夫有两件不惭愧的事：行动不愧对自己的影子，睡觉不愧对自己的被子；黄德思有五件不欺骗的事：在家不欺骗亲人，做官不欺骗君主，仰头不欺骗上天，俯身不欺骗人，暗处不欺骗鬼神。这四位，宋儒从未许可他们进入孔子的门墙，如今的学者却把这些话看作老生常谈。我私下认为其中很有可取之处，因为它们崇尚实行。孚如八岁便成为诸生，年少时登上贤能之士的选举榜，书过二十岁便成为进士，任内史、天官郎，达到最清贵显要的职位；但他一生所遭遇实在有困穷和忧郁，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忧患，因此能够使心志震动、性情坚忍，品行日益修养。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潜野公是亲身实行道德的君子，母亲鄹宜人贤明而仁慈智慧；孚如刚中进士便失去父亲，于是聚集各种顺从孝敬的行为来奉养老母，品行就像孚如这样。能够善于继承并发扬父母的美德，哪里是容易的事呢？孝是百行的根本。孚如正直廉洁，天下人都能谈论这些，却不以孝来称誉他；既然以此崇尚实行，又还有什么比孝更值得崇尚的呢？跟随孚如交游的人，只要默默体认并时时实践，就可以了。我哪里能够从九泉之下请赵文肃先生起来，告诉他说：如今邹子的学术，已经不是从前的邹子可以相比了。《大涤书院记》【黄道周】

译壬申年秋天，我因被贬逐而向南返回，实际上带着手杖和鞋履，开始开辟这座山。何兄羲兆左手拿经书，右手拿锄头，主持规划这件事。不到几年，茅屋和草舍相继建起，山麓已经平整，四周的水流也已清澈。四方有高尚操守的贤士，时常来往其间，吟咏兴怀。我正攀折柏枝、栽种松树，留连在漳海之间，未能同他们往来。戊寅年初冬，我又因被贬逐而向南返回，遥想这座山，与它分别已经七年，于是又扶杖来到这里，早晚徘徊。唉！天水之际，画江中断；李伯纪早年颠沛，朱元晦晚年寂寥。考察他们立朝的经历，远的不能满一年，近的不能满一个月。我以迂拙愚钝之资，幸逢盛世，像怒蛙一样的气焰已经消散。可是前面没有李伯纪慷慨持剑的忠诚，后面也没有朱元晦蕴藉经书的造诣，却想与他们相抗，流传千年，权衡九鼎，我知道是很难的。功勋声名附着于自身，好像油脂附着在茶叶上；道义附着于内心，好像宝屑附着在眼瞳中。如果要洗涤掉其中的盛大显赫，改而推进玄虚之学，那么佛教徒和道士之流又会混入堂室。这就好比驱逐清雅之士而奉事偶像，拒绝膏粱厚味而尊崇枯腊，实在无助于夸诞升进，也不能取得成就的根本。我年轻时远离功名，成年后又疏远尊师导引之学，错误地跟随时俗道路，在这里消磨日子，感叹自己不能达到玄妙涤荡的境界，也不能与李、朱相比。然而观察这些事情的迹象，斟酌考察所得的情况，即使在百世之后，也可以由此知晓。我近来考察李、朱二公心性和处世的关节，完全了解其中深微之处。李伯纪用诚明启发君主，朱元晦用格物致知引导士人，虽然没有标明他们的宫室门庭，终究与这里的旨趣没有不同。至于旌旗、常器、俎豆，属于两座祠堂；用河魁来熨治，这不是君子所应谋划的事情，却是学者应当做的事。仆已经老了，农山的余谈，删去那些将相富贵的积藏，把它们看作薪柴。认为如今应当做的，不过是栽花、教导竹子，汲取山谷泉水来煮茶；这就是格物致知的根源，不妨碍诚明的发动，便可以大大洗涤玄虚的气氛，廓清天地间的事务，使佛教徒和道士之流成为供人烹茶沐浴的用具。这样就可以了，他们还知道什么呢？这座山的翠竹像禾苗一样，树干粗大而叶子细密，再加上薤和芥菜，越过冬天越显美好。芋头之类长满低湿的田地，又少了往日车马香火混杂的负累。即使有一两位朋友相从，带着酒和簋缶来验证所学，鸡肉黍饭稍晚一些送到，稻米七次舂捣，大概也可以免受贪食蔬菜、事奉邪魔的责罚，以及因干粮不足而受到的讥刺。羲兆生活贫困，尚未脱离寒素；他在这里主持事务已经超过六年，而我只在这里游览过一次，不能和诸位名贤早晚讲习贯通，畅谈格物致知与诚明的旨趣。虽然远近的形势不同，但困滞与通达的情形都充分显现出来了。壬申年我游览此山，曾经为它作记，时间久了便不再记得。近来重新走遍这里，好像再次翻读经史，心境和眼光也已不同。这里向左走数百步，就是大涤洞。洞有九曲，上下平整如削，承尘一侧像涌起的浪涛，盘绕的翠色仿佛要荡漾起来。出洞向左得到一条小路，走不过几次转弯，离开鞋尖前端，便得到两座龙潭；盘旋向上，越过山岭不到十丈，红色和黄色交相映照。转过小路向左，经过山顶向西俯瞰，可以拾取两座天目山；看见青色的石头蕴藏在草间，敲它如同磬声。这里将要到达栖真洞了。栖真洞右边的墙壁排列数丈，像唇齿相接，可以衔接。一座亭子位于栖真洞，洞穴宽深如同百间房屋，奇异的楼阁层层相连，使人迷失。右边凿有石路，忽隐忽现的树木如同争斗的鹰鹳；走数百步，便到达归云洞。由归云洞向西转，沿着各条石径稍向东南行，经过黄山岭，再回到小径，从龙潭回望大涤洞口，宛然就是归云洞。从这个洞口想到栖真洞，竟然就到了大涤洞。书院在大涤洞处，向南转向东，背靠天柱山，与大涤洞相对。向右走数百步，得到两座石门，琼浆般的水液纷纷落下，像茶灶放在阁架上。向右走，稍稍费力拄着手杖，仰头摸到涌翠岩，仍像在黑龙逆鳞之间行走。从这里走出溪口，经过田畦边缘，可以探访石室。石室还没有盖顶，但其中的匣函尤其值得珍藏。向南吞纳丹泉，向东流出九锁溪；龙蜕般的山石蹲踞在北崖，凤凰般的山势伏卧在南边幽深处。大概出了九锁，洞霄观的全貌才算探究清楚。进入九锁的人，另从西岭下行，向南登上石阶屏障，在天柱山麓住宿；由此向西探访归云洞，向东拾取石室，仰头承接栖真洞，俯身容纳大涤洞，就像右边衣襟的衣带结一样。当时一同游览的有嘉兴倪梅生、先春汪尔陶、挺钱仲雍琳、萧山曹木上振、龙淞江陈卧子子龙。当时卧子因拿着桐杖不能登高，几位多次往返的人，我因生病也不能跟随。李伯纪、朱元晦二公祠，就在书院左侧腹地。书院的制度以及各种兴建、开创、开辟之事，不写在这篇记中。崇祯十一年戊寅冬仲上旬，右斋黄道周记。《大涤书院后记》【黄道周】大涤山在余杭西面，是宋人营建洞霄宫的地方。古瓦残碑，依稀还存在那里；李伯纪、朱元晦则因俎豆祭祀而特别得到保存。壬申年，我被放逐时，常常经过这座山，坐卧在李、朱二公几案之下。如今又过了七年，我再次成为被贬逐的人，重新经过此山。唉！凭我迂拙愚钝的资质，遭逢盛世，却没有匡正君主的能力，也没有挽救时局的益处，只是来往奔走，剥烟啄霜，幸而还能与伯纪、元晦二人的遭遇相近。假如郭文举、许远游还在，难道能让他们的灶下小儿看见这种情形吗？这座山吐出的泉水向北流，成为九锁溪；溪源发于天柱山中部，叫作金竺坪。金竺坪背靠山柱，建有小讲舍，正面对大涤山。这是临安各位贤者共同居住、我曾与他们交谈的地方。谢傅曾说：“临安以西有许多金堂玉室，是奇异之人居住的地方。”我曾在径山、天目山三四百里之间上下行走，摸高探深，手杖和鞋履所到之处，堂室和奇异居所，没有比大涤山更盛大的了。大涤一山共有六七个洞穴，广博深奥比不上天台，灵异幻奇比不上雁荡，石壁流溪比不上武夷，飞瀑高峰比不上匡庐，奇特险峻比不上九华、黄山，精巧秀美比不上浮丘、白岳，但唯独以各个洞穴著名于天下。

译天下的洞穴，大多在低洼山崖和洪涛冲荡之处，仿佛龙工搬移宫殿、鲛人迁徙住所，所以各种变化都集中在那里。大涤山处在群山之中，没有经过宁父陶铸，也没有经过康乐凿削，却空旷幽深、低洼曲折，竟如药房般高耸于层层屋宇；栖真洞高峻，归云洞深邃，玄盖洞清净雅致，即使不再借用其他胜景，也完全足以汇集各处的长处。玄盖，就是大涤洞上下平整如削的地方，承尘称为玄盖。栖真洞在大涤山西侧的髻洞，洞门像城门，层层楼阁相连，旁边有相通的孔道。道书所谓“悬霤、归云”，向西望天目山，暮霭在那里聚集，仿佛张口吸入。这三个洞，即使不一定是异人居住的地方，但假如汉武帝听说后提衣而来，燕昭王听说后击掌赞叹，又怎么会超过这里呢？杜光庭称这座山是玲珑玄牝的孔窍，是适宜奇妙栖息的地方，可以大大涤荡尘心。唉！尘世的牵累对于人，好像云气触碰山石，连尧时的大水也洗不掉；许由耳朵所受到的阻塞，大概也很多。谢傅在这座山中栖息迟留五十多年，捏鼻拂巾，后来担任司马主簿。假如当时没有风鹤之变，放逐的鞭梢没有中断，百姓的怨恨、东山的痛苦，难道还可以洗涤吗？我从年轻时便少有名声的牵累，成年后也少受外物拖累；然而向东来到阙里，并未成为渔樵之人，谈论道理又不能逃出漆园的范围，更不敢期望像迈子那样辞谢家人。即使到了白发齿落，也没有办法实现那些辞说。所接近的愿望，是王羲之在墓前发誓之后欣然进入山林，谢安石取下头巾之前轻快地想去采蕨。始终保持这个志向，便没有失去当初的愿望。倘若有一两位高雅朋友解下缨带、放下官印，早晨诵读孔子和《周易》的篇章，晚上吟咏《诗经》《楚辞》的篇章，在锄松的闲暇灌溉竹子，一同采集其中的逸美、收取其中的精华，活到八十岁也足以跨越八百年的岁月。至于攀登高树、鹿发安浮夸说什么琼宫之类，我都把它们当作童仆，置于有无之间，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我家距武夷大约一千二百里。既然已经离开仙境，和乡邑有什么不同？丙舍之外，狂简之士接连而来。通晓经典的人，也可以有百十人。然而自从早晨发现了不同的见识，恭敬之心便逐渐扩大。想到与我同心相契的朋友，另作伐木之歌来迁居。过去王羲之到会稽、谢傅迁居蒋麓，难道一定要守着鸡窝，害怕鸿鹄高飞吗？唉！升沉和山谷的变迁，在百年之内，累世都足以作为证明。宋室丹黄的宫殿、钱武金碧的宫室，也已经如此了。谢、王看得太浓厚，许、郭看得太淡薄，钱、赵看得太尊贵，李、朱看得太困瘁。我作为飘逸的客人来这里聚集，浓厚不及谢、王，淡薄不及许、郭，荣耀不如钱、赵，困瘁不如李、朱。因此我对于这座山，也如同这座山对于九华、匡庐、天台、雁荡、黄山、白岳一样。并不只是我如此，我的朋友寄托于这座山的，大多也是如此。这座山的洞穴以及出入之处，另有专记；经营讲舍的事情，详见我朋友何羲兆的记载。这一天一同游览的贤士有景陵胡公占、绣水倪梅生、汪尔陶、吴江钱仲雍、云间陈卧子、仁和朱美之、萧山曹木上，他们轮流作主人。我一天之内总共写了三篇记，情感文采已经倾尽，文章不合伦次就是这样。黄道周记。《大涤书院三记》【石斋】崇祯壬午年，我因解除禁锢来到白下，买船将要出发前往长沙，恰逢北方传来警报，桐、皖之间风声鹤唳，骚乱不安；又常常倚杖聆听明诏，多是宽大之音，于是得以在烟波上下徘徊从容。想到自己年近暮年，手杖鞋履将近终止，一次泛舟湖湘，到达夜郎，探访二酉山，亲见石笈，有时停留，有时伏行，已经临近崦嵫，哪里料到还能再次来到大涤山呢？我与亲友谈话，询问过往旅客，老船工都说：从临安向南，经过富春，逆流而上到信州，从贵溪向西顺流而下，抵达袁州不过二千里，就可以到达长沙。可以省去波涛风鹤的危险。唉！如果我是为了选择地方躲避危险，难道还能来到这里吗？回忆戊寅年被放逐贬谪时，将要经过豫章，便取道进入大涤山，在伯纪、元晦二公祠下行礼。何羲兆拿酒和肉洒在地上，跪着诵读祝文，声音震荡屋梁，这种情景怎能忘记！如今幸而没有死去，将要排开衡山云气，登上君山，访问怀沙之地，探访凭吊湘水的洞窟；不再同朱、李二公周旋，难道宁愿舍弃旧交，和屈原、贾谊这些年轻人共同怫郁吗？四月十五日到西泠，十月二十五日，和钱去非、孟长民进入禹航，租赁青山船进入九锁溪。回看各座堂舍仍然没有坍塌，只是修长的竹子抽出新笋，树荫更加浓密了。当时芍药还没有凋谢，各种花正茂盛，丹泉涓涓流淌，容纳烟气的地方可以洗濯。想到石门、翠崖近在几步之内，想去访谈，却没有能够前往。又过了两天，各位朋友先后间隔着到来，剖析鹅湖、鹿洞的疑义；渐渐地，与子静、开涤等朋友也欣然相合无异，又反复讨论《易》《诗》《书》《礼》《乐》以及新旧、异同的义理，不能不与元晦发生抵牾。然而元晦的学问醇厚深邃。按照子静的说法，简明、确实、直截、精微，可以省去探索的劳苦，但弊病也容易产生；按照我的说法，静观而获得微妙的觉悟，可以开启万物、成就事务，但弊病在于支离；按照元晦的说法，拾级登阶、沿墙而行，可以到达堂室；高处若不到屋顶便不能归来，深处若不临绝壁，便不会惊坠。沿着他的道路，百世而没有弊病的，必定是元晦。那时陈子龙卧子任绍兴府推官，陆自岩鲁瞻任湖州府太守。我因为这两位贤人在治理地方，不愿久留越中；两位贤人也先后经过大涤山，终日相聚后分别离去。他们留下的馈赠除了茶、笋、黄米以外，其他东西朋友们也告诫我不敢接受。我又因病体羸弱，不能再次寻访各处胜景，只与去非同榻而卧，时常倚着几案躺着游想罢了。这座荒山幽径四百多年没有修治，虽然没有鬼魅虎豹，却常常像乱石要咬人的脚趾一样难行。

译只有姚有仆朱康流、邵先之登上东岭，张睿衷寻访虎岩，唐既白、王天岳再次观看玄盖，有人白天拿着火炬窥探栖真洞的深处才返回。我想到在白下时，朋友们想选择地方建一座小屋却没有成功；记得戊寅年十月经过栖真洞，寻找归云洞，在杂乱的竹子和野草中，和胡公占、倪梅生、汪尔陶、曹木上、钱仲雍披荆斩棘、摸索石阶，带着酒壶，在残破崎岖的山崖上行走。当时冬日贴近山头，四面的山峰都映着光，暮霭尚未合拢；向下可以看见十几亩平田，竹叶轻轻摇动，与洞中水流相平。沿着山崖到山顶，排列着百余步的石头，可以坐也可以倚靠。我想约何羲兆让人锄除开辟，在上下建亭，买竹子修筑六壁小庵，从黄山穿一条小路，大约二里，伸出玄盖的山臂；如今将近五年，还没有履行这个约定，却被三湘、二酉的事务夺去了茅屋，又哪里有空从白门久留呢？恰好有樵夫从栖真洞来，说起往年所游之处，才知道那不是归云洞，另有一处归云洞，是栖真洞的后门，距离栖真洞不过百步，攀着藤萝、沿着竹林，可以一步到达。我恍然有所思：世上难道有相隔百步、却辨不清门户的洞穴吗？这就像跟随何颙游览却不过小山一样。我扶着病脚，以藤杖和竹杖帮助自己前进，藤竹忽然在前面伸展，与赵浴咸、吴季安、郭彦深、朱美之、孟长民肩膝相接。到达后，只见幽深地探入石缝，沿着砌成的石阶下去进入其中，有数十尺深，像坠入猿猴居住的馆舍；并不接连前面所说的归云洞，而前面所说的归云洞也已被密集的竹林封住，不能再沿山崖旧址行走，亭子的设想也已经全部丧失。难道先前记载有误吗？花溪银犬的事情难道确实不可考吗？还是天下真实的事情本来就容易被错误记载呢？逸少曾说，所到之处已经厌倦，情感随着事情变化，于是感慨便由此而生。这座山幽深奇胜，比西泠不足十分之二，奇峭不足十分之五，却独以真实质朴自我完整；遇到时没有显赫壮观的景象，离开之后却总是想念它。我想念这里已经多次了。石门、泉壑、残败的瓦片和杂乱的灰烬，从石步障向西，一座山丘有三个洞穴，潜藏跳跃都很可喜；山中房屋的遗券，价格高不过阳羡的田地，低也不及愚溪的地价，却拖延十年，清理洗刷仍未完成。我三次经过这里，每次都停留数十日，匆匆离去。后来我前往白下，经过长沙，陈列俎豆祭祀酉阳，炼砂于勾漏，想同朋友们刊正错误、推求真实，哪知内心只想一次前来，又哪里能够实现呢？周濂溪想在湓江营建居所，结庐于江边，后来又没有成功，便对潘兴嗣说：‘读书三十年，也想救济苍生，实行自己的学说；如果果真不能实现，和你相伴论道讲书，也还不算晚。’唉！人的命运在上天，刚刚存心经营便会出错；有所等待而营建，哪一件事不算晚呢？如今我已经六十岁，还能有多少时间？华岳、嵩高、太行、少室，都已经成为豺狼出没的地方。兵乱道路之中，大涤一处还仅存几间屋舍，与朱、李二公的木主相对。我又将向西行，采兰佩兰，贾谊、扬雄认为颜回、闵损，宋景认为子游、子夏。不知道四五百年之后，还有谁会想起这里？这座山对于我和朱、李二公的关系，就像游览者对于名山的关系一样。这次同行访问的人有四十八人；孟长民、钱去非没有同行，而去非因病也没有探访各洞，住在山中却没有探访各洞的人，戊寅年是陈卧子，壬午年有钱去非。我又为别山作辞说：‘凤凰选择梧桐，蛇选择泥水，谁应当聚集在茂盛之地？还不如鸟雀。东方有巍峨的泰山，西方有苍龙般的青柯，北方有繁峙、雁门，中间有【疑文】九罗。豺狼守在那里，狐狸兔子极其悲伤，旅鸟的巢被焚毁，芝草荻草也没有留下。上天怜悯那些老人，还留下衡岳，像樗树一样；整年如同葵草，彼此护卫脚下的山峰，这也就是它们的祖先。从前说中原有三座天柱，其中两座衰落，被盗贼践踏污染，只有这一座山峰还在。向前看，忽然又向后看，因此拿这一座山峰匹敌衡岳。云霞非常芳香，惠及我的南国。虎兕虽然横行，却不敢停留；鲸鲵虽然顽强，也不敢游动。宛委之书，应当收藏在山中；岣嵝之碑，应当立在山顶。我前往跟随它，实际上只是同一股气脉。迁移碑和书，也是明主的恩赐。若不是明主所赐，我怎么能够到达这里呢？’ 召来九位巫者，使我和两家相和。烧兰草、服香气，征召歌者变换乐章。不要说屋舍遥远，不要使人与人相隔，不要让有毒的溪水侵害我的桃花。凭借你我十年的相知，不要因为别的山而彼此参差疏远。七洞九峰，全都已经看见了。崇祯壬午年五月十七日，黄道周记。《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七，余姚黄宗羲编，记四十一。祠庙。《谭节妇祠堂记》【乌斯道】谭妇为守节而死，长期没有祠庙祭祀。四明乌斯道任永新知县的第二年，即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一日，便在县学兴文阁西南选择地址，开辟大池，在池上建祠，设置神主，以补充缺失的祀典。大概是因为谭妇死后依归圣人，如今为她建祠也依傍圣人，希望可以使她的英灵安定。谭妇姓赵，名逸，是古庐陵郡永新人。她生来具有美好的品德，嫁给同乡谭氏的儿子，二十七岁时，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归附元朝；第二年丁丑，宋丞相文天祥谋求恢复宋室，写信约女弟之婿彭震龙起兵。这年七月十九日，内外军队同时发动，彭震龙也是永新人，与同乡张履翁、颜司理结盟。彭震龙先在一个月前起兵，和投降的江西运使镏槃及镏槃的副将萧明在永新交战，但丞相的军队没有到达，于是战败。北军突然攻入城中，城内大乱，百姓都背负、携带家人逃走。谭妇抱着吃奶的孩子，和公婆仓促逃到县学圣人殿的庭院中。军队成群追来，杀人并且侵犯妇女，不知畏惧忌讳。军队想侵犯这位节妇，她骂道：“我的公婆死在你们手中，我苟且保全自身来求生尚且不可，何况辱没身体来求生呢？” 她始终不屈。军队发怒，于是把吃奶的孩子一并杀死在圣人殿庭中。当时有一个屠夫躲在殿庭的屋梁上下窥看，详细知道谭妇殉节的经过，于是这件事流传下来，至今已经一百多年。后来，殿庭土砖上还显现着谭妇和孩子的形状，大小细节都清楚可见。后来有守土官不相信，用沙石把它们磨掉，或用烈火烧灼试验，形状反而更加显现。唉！宋朝末年，朝廷培养和任用人才，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享有高爵厚禄直到老年的人，谁不是熟知并讲说忠烈之事，也深深受到这种要求的约束呢？等到国土失守、神器转移之后，先前那些享有高爵厚禄的人，连乞降逃匿都来不及，肯为守节而死的又有几人呢？如今一个妇人能够慷慨守节而死，和同郡文文山的光辉相互映照，名垂史册，难道不是格外值得敬慕吗？况且她活着时的精气一向贯通金石，不可磨灭，何况死在圣人殿庭中，圣人的英灵尤其会显扬她呢？像这样为她建祠并在春秋时节祭祀，是适宜的。因此我向郡府请求，转达上级，希望得到褒奖、赐予谥号，使风俗更加受到激励。祠庙建成十天后，从仕郎、知吉安府永新县事四明乌斯道撰写此记。《象祠记》【王守仁】灵博山有一座象祠。山下居住的各部苗夷，都把象当作神灵来奉事。宣慰安君因各部苗夷的请求，修建了祠屋，并请我作记。我说：“是要毁掉它，还是要修缮它呢？”他说：“是修缮它，修缮它而已，有什么可疑问的？”我说：“这座祠的创始由来，大概没有人知道。但我们这些居住在这里的蛮夷，从我的父亲、祖父上溯到曾祖、高祖以至更远的祖先，都尊奉象并祭祀他，大家共同奉行而不敢废止。”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庳的象祠，唐朝人曾经毁掉它。按照象的行为，把他看作儿子就是不孝，把他看作弟弟就是傲慢；他在唐朝受到斥责，祠却仍存留到今天；在有庳被毁掉，反而在这里兴盛，为什么呢？”我明白了。君子爱护一个人，尚且会推及爱护他屋上的乌鸦，何况他是圣人的弟弟呢？那么，这些祭祀实际上是祭祀舜，并不是祭祀象。想来象死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在舜用干羽之舞使苗民归服之后吧？不然，古代像象这样凶暴桀骜的人，难道还少吗？但只有象的祠庙流传至今。由此我更加看到了舜的德行极其深厚，深入人心，恩泽流传得久远。象的不仁，大概只是他起初的表现；又怎么知道他最终没有被舜感化呢？《尚书》不是说过：“能够以孝道使父亲和弟弟相处和谐，持续努力而不至于陷入奸邪，瞽瞍也终于信从顺服。” 这样一来，瞽瞍已经被感化成为慈爱的父亲；象如果仍然不敬爱兄长，就不能说是家庭和谐。不断向善，就不会走到恶的地步；不陷入奸邪，就一定会进入善道。由此可知，象大概已经被舜感化了。孟子说：“天子派官吏治理象的封国，象就不能任意有所作为。”这大概是舜深爱象而又考虑周详，所以对他扶助、辅导和约束得十分周密。不然，周公那样的圣人，管叔、蔡叔也不能免于祸患。由此可以看出，象既然已经被舜感化，所以能够任用贤能，安处自己的职位，使恩泽施加于百姓；他死后，人民还怀念他。诸侯的卿由天子任命，大概就是《周官》的制度；这或许仿效了舜封象的做法吧？由此我更加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天下没有不能被感化的人。然而，唐人毁掉象祠，是根据象起初的表现；如今各部夷人奉祀象，是承袭象最终的表现。我将把这个道理昭示于世，使人知道：人的不善，即使像象那样，仍然可以改过；君子修养德行达到极致，即使像象这样不仁的人，也仍然可以把他感化。《三功祠记》【林俊】正德庚午年，我从蓝道防守的下关出发，询问所谓白帝城中祭祀的是公孙述。我说：“越界了！这不是鬼神应当接受的祭祀。古人慎重制定祭祀，把它作为国家典制；没有理由增加不合典制的祭祀。何况把贼人当神来祭祀，这是颠倒纲常、蔑视名教，实在可叹！公孙述当初在成都起兵，以辅佐汉室为名，乘乱自称皇帝。马伏波见到他，轻视他说：‘子阳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所以不接受伪命，专心向东进军，得以辅佐世祖在异域建立功勋，成为中兴名臣。而公孙述最终作为汉朝的叛贼而死。若公孙述可以受祭，那么汉莽可以受祭，晋敦可以受祭，日后蓝鄢也可以受祭了；叛乱贼臣还会有所畏惧而自行沮丧吗？唉！世道是重大的关隘，政治又和教化相系。淫祠应当毁掉，有比这更应首先实行的吗？我曾奇怪，公孙述生前盗窃名器，死后被诛，竟然还以土偶面南而坐，虚妄窃取血食达一千数百年。少陵、东坡徒然寄托于《春秋》的笔法，而诸葛武侯、张忠定、范忠宣负责此事，也还没有做到。难道真正的正义是在等待今天吗？这本来就是维护世道者的责任。”于是我命令毁掉公孙述的塑像，把匾额改为适合祭祀者的名目，祭祀土神、江神，马伏波也一同祭祀。从前共工氏统辖九州，他的儿子后土氏能够治理九州土地，所以祭祀他，把他奉为社神。《尚书》说：“应当在大地上举行祭祀。” 下关即使只是一个里社，地方百姓世世代代都依靠土地而生存。河川湖泽产生财货和生活所需，祝融、玄冥、河伯、江渎也都在祭祀典制之中。潞公所修建的益州江渎祠原来就在这里。

译《尚书》说：“遥望祭祀山川。” 下关又是江水的要害和咽喉，百姓把性命寄托于此，尤其重要；凡是防守并施加功德于此地者，都应当报答、祭祀，并且在这里告祭、祈祷，众多祭祀也都汇集于此。至于汉室衰微、奸伪之人掌权的时候，公孙述如果能像马援那样选择汉室后裔而归附，那么公孙述就将和贾、邓等人并列了。谋取蜀地的祸端从哪里发生？蜀地的百姓又凭什么被称为跟随叛贼？浮桥覆没、八方溺死的惨祸，又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公孙述是名教的罪人，给蜀人留下祸患，直到今天仍然严重。因此毁掉公孙述的祀典而提升马伏波和顺神的祭祀，也合乎祭祀典制。唉！君臣关系是天地间最大的常道，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杀而不予赦免，何况我是承受讨伐贼人的权力之人呢？树立人心、扶持世教，毁掉祭祀叛贼公孙述的祠庙，以此作为声讨蓝鄢的开端；维护道义的大关节就是如此，难道还可以说不应当吗？这年秋季仲月，莆田见素子林俊记。《全节庙碑记》【张诩】全节庙在新防县厓山上。弘治辛亥年，现任兵部尚书、华容人刘大夏任广东右布政使时修建此庙，用来祭祀宋朝杨太后。当时还没有请求赐予庙额和列入祀典。庚申年，佥事、武进人杨纮恰好分巡此地，于是上奏请求，得到皇帝特赐今名，并按照祭祀历代帝王的规格列入祀典。当时新庙还没有立碑。甲子年，左参政、慈溪人王纶恰好分守此地，于是请我撰文。谨按：杨太后是度宗的淑妃。元兵深入南下时，直捣临安，一时间皇帝、皇后、王族和大臣全都成为俘虏。只有杨太后背负她的儿子赵昰，和广王赵昺乘船逃往闽地；群臣拥立赵昰即帝位，册立杨妃为太后。赵昰去世，又拥立赵昺，逃到厓山，依靠陆秀夫等二三位大臣，卧薪尝胆，谋求恢复宋朝社稷。不久元兵进逼厓山并攻破它。陆秀夫知道事情已不可挽回，背着赵昺投海而死，宋朝国运于是转移。杨太后听说后，抚胸大哭说：“我历尽艰难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赵氏这一块血肉，如今没有希望了。”也投海而死。宋朝三百年间，后妃中贤德的，前面有高皇后、曹皇后，后面有向皇后、孟皇后，也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但她们都处在常态环境中，能够守正而已。至于在流离患难之中，仍能卓然昭明大义；一个君主灭亡后又拥立另一个君主，君主灭亡便以自身殉死；她的死，是为社稷而死，为国家而死，为纲常而死，为扶持天地、使日月发光而死，这就是所谓死得重于泰山。她对世间教化的功劳太大了，难道不是身处变故而不失正道尤其难得吗？即使是那些身为男子、读书谈论道理的人，侍奉君主却欺骗君主，做宰相却出卖国家，镇守一城却放弃城池，贼兵到来便有的闭门不出，有的开门投降，甘心接受异族衣服。平日里君主用高爵厚禄对待他们，这算什么呢？一旦把抛弃君主和父亲看得如同丢弃弁冕丝带一样的人，大概也很多。可是杨太后以坤道般柔顺的姿态，有的人甚至认为她不懂书本和道理，有的人认为她不能把道理说出口；等到面临大变，却毅然视死如归，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应该探求其中的原因吗？大概体察大道，只在顺应本性罢了。人的本性没有不具备道德的，所以妇女中资质美好的人，往往行动不需要刻意追求就自然合乎道理，后妃一类人就是这样。本性被蒙蔽的人则不同；所以男子不能顺应本性，年纪大了大多被物欲遮蔽。平日无事时，他们雍容委蛇，把谈论道理说得很容易；但当一点得失利害摆在面前，能够不丧失志向、不失去操守的人就很少了，何况在生死关头呢？欺骗君主、出卖国家的那类人就是如此。那些成为祸水、造成牝鸡司晨的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既然如此，我朝对杨太后全节的褒奖、列入国家祀典而享受祭祀，作为对她的待遇，是应当的，并不过分。然而，自杨太后投海后二百多年，才有刘公开始建庙；又过九年，才有徐公开始请求列入祀典；又过四年，才有王公开始征集文章刻在金石上。岁月经历七代，事情经过三位贤臣，之后全节庙的庙貌和祭器礼乐，以及杨太后流传后世的风范和功烈，大概将与厓山一样高，与海水一样长久了。我近来编纂《厓山新志》，记载杨太后的事迹已经很详细了。又担心世上昧于道理的人，有的不了解顺应本性就是道，于是冒昧作辞，请王公再让人刻在石上，并附诗说：“光明朗照的本性之天，自古就是明德。明德能够发扬光明，便不畏惧、不迷惑。有龙失去所居，悲叹太阳西斜。星辰月亮随之而行，崩溃在海国之中。谋划难道不善吗？只是天命已经改变；把死亡看得如同蜕皮，把践行义看得如同饮食。用来扶持天的常道，辅助人的纲常，安定大地的根基，使神祇光明。堂堂男子汉，锅破了便惊慌失色，谁能从容面对生死？拥立杨太后，正如高皇后、曹皇后、向皇后、孟皇后一样，光照史册。啊，杨太后的功烈赫赫，确实超过前代的典范。二百多年过去，贞烈的风范几乎沉沦。” 有庄严的庙宇，是臣大夏所建；有隆重的祀典，是臣纮所创立。皇帝说：“好啊！应当修建庙宇，制定相应的祭祀等级，每年以太牢祭享，褒奖这位全节的太后。”臣王纶宣扬教化，用文字传播于金石；臣张诩拿起笔来，恭敬地记述皇帝的法则和先烈的事迹。光辉的圣教，显赫地遍及五岭以南；像雷霆迅疾、风气廓清一样的碑文立在庙门，流传给无数后世。《宋陆丞相祠记》【张诩】宋陆丞相祠在潮州韩山上，是郡守叶侯元玉创建的，用来祭祀宋丞相陆秀夫。陆公背着幼帝投海于厓山，后来在厓山享受庙祀，是适宜的。为什么还要在潮州祭祀他呢？考察《一统志》和《潮志》，都说陆公的墓在郡城南面的海屿上。《续纲目》又记载，陆公与陈宜中的意见不合，陈宜中派言官弹劾他，把他贬谪到潮州；那么潮州就是陆公遗体埋藏之地，也是他的教化经过之地。如今天下凡是有名望的官员和流寓在外的贤人，按例都可以在当地祭祀，何况陆公是一代忠贞之臣，评论者说他尊重中国、排斥异族衣冠，树立天地间的常道，阐明《春秋》的大义；他对世道的功劳很大，因此他的人品和功业已经远远超过潮州那些名宦、流寓贤人的上面。像这样的人如果不祭祀，或者祭祀却不专祀，难道不是典制的缺失吗？此前我修撰《厓山新志》时，考察陆公事迹，知道他的墓在潮州，墓碑还保存着，只是近年来才遗失，因此悲叹遗憾不能自胜。于是写信给叶侯，请他设法寻找。不久叶侯又回信给我，说访得陆公墓在澳山北面的青径口，只是墓碑遗失，模糊得无法寻找。如果最终不能找到墓碑，就在墓地封土立表，并且在韩山韩文公祠左侧另建一座祠，专门祭祀陆公。

译我得到书信后，又高兴得不能自胜，回信给叶侯说：“您的举动实在是盛大的善举。”今年春季二月月底，叶侯派人带着书信和礼物告诉我：“祠已经建成了，请您为它作记。”陆公的忠贞光明正大，如同星辰太阳一样昭著；崇尚祭祀并表彰他，使世上那些委身仕进、成为臣子的人知道，即使遭遇这样的生死患难也不忍稍稍辜负君主，何况在太平无事之时，享有高爵厚禄，却忍心欺骗自己的君主吗？由此类推并推到尽头，凡是做人子弟的，都不忍辜负父兄；做人妻妾的，都不忍辜负丈夫和主人；做门徒和朋友的，也都不忍辜负老师和交往的人。这样的教化建立起来，便会传播到各处；三纲端正，九法修明，风俗淳厚，世道兴隆。与那些只在刀笔文书和箱箧事务上耗费精神的人相比，功效大小相差多远啊！难道这只是慰藉地下的忠魂、报答当时的功德而已吗？韩山距离郡城一里多，山顶有三座山峰排列如三台，秀丽的山岭舒展飞舞如凤凰；长江从山下流过，苍松古桧繁茂掩映，江波景色明媚，千姿万态，大概是潮州形胜中的绝佳之处。叶侯于是选择建祠的地点，有一天乘轿沿小路登山，徘徊观望之间，终于在山左峰的山腰找到一处胜地，仿佛有神灵在帮助他，于是建造了祠庙。祠堂共三间，前面是庙，后面是寝殿，高低、深广和规制无不相称。台阶下挖了一方池塘，在其中种植莲花，四周环绕高墙。正对门户处，矗立着高大的棂星门，用来分隔内外。这座祠背山面水，曲折环绕；举目之间，与韩文公祠相互辉映，美丽并列，宛如处在云霄之上。唉！陆公寥寥二百多年的遗烈，竟在一天之内显扬出来，大概是上天要报答忠贞，特意借叶侯之手来实现吗？这件事不可以没有记载。至于陆公忠贞的始末，载在可靠的史书和《厓山新志》中，已经清楚可见，略述即可。叶侯凭借宏大的才干治理大郡，处理政务得心应手，而他的英明风格和伟岸气度，隐然足以承担世道的责任，所以能够大有作为。这座祠在甲子年开始筹建，过了一年才建成，大概是因为每件事都从不苟且，所以如此。《王氏祠堂记》【罗玘】弘治二年十月，金溪明谷王氏祠堂建成。工程从弘治元年十二月开始，统筹其事的是王廷懋。正堂面宽六楹，门的楹数和正堂相同而高度较低，减少四分之一。东西两室各四楹。祭器、礼数、斋室、浴室、厨房、库房，一应俱全。磨制石料作为屋檐，四周台阶修整得方正，中间空出并铺砌砖石。道路笔直，地面平整，没有尘泥，即使阴雨天也像晴天一样。全族登堂，陈设祭位，神情凝肃；回头瞻望群神主，仿佛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说话。孝悌之心和眼泪同时产生，大家都感叹说：“从前只是随便祭祀，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们产生感动。”乡里那些多嘴的人说：“太过分了，王氏田产收入丰厚，建成这样一座祠堂当然容易。”我认为不是这样。王氏田产收入丰厚，难道能超过那些获赐庙宇、享有俸禄收入的人家吗？我游历京师时，见到那些人家的藩篱已经毁坏，墙垣已经倾塌，碑倒下而被用来建牲畜圈舍的，全都是获赐庙宇的人家。问起这些事，他们的子孙不再进入这些庙宇，已经有几代了？更严重的还说：“这座庙已经卖掉了，等它完全毁平，就把这里筑成别家宅第。”至于建造高大的宅第居住、乘高车游乐，他们却耗尽俸禄收入，用来和亲戚幸臣争强斗胜，反而一点也不吝惜。难道他们的力量唯独不足以建一座祠庙吗？难道他们的祖先没有贪图功劳的过错，并把祸害滥加给无辜之人吗？他们不受祭祀，是坐等便可以看见的结果，难道只是子孙的罪过吗？至于这个王氏家族，我是知道的。他们确实是宋代秘阁校理平甫的五世孙彦远居住在这里形成的。平甫是荆国公王安石的弟弟。熙宁年间，一时的小人都依附王安石，敢于施行苛政，以求取富贵。富贵是王安石所掌握的权力，难道唯独对弟弟吝惜吗？可是平甫终身没有显达。推究他的内心，大概是对王安石和小人的所作所为恨得咬牙切齿；这是宽厚长者的风范，却被当时人暗中讥笑。可是他们不知道，这种品德本来有可以长久保存的价值。彦远又从金陵归来，依靠故乡居住，他不忘根本，也正是如此。至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王雱死后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可称道的事。小人的祀与不祀，大概也不过是和那些贪功多杀的人争着进入冥冥之中罢了，不值得议论。王氏祠堂之所以建成，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天意，难道是由于财力吗？唉！人谁不想得到祭祀？哪里知道贪婪残暴、苛刻暴虐的人不会更加急切地追求呢？但他们最终反而更快消亡。看看这座祠堂，也可以稍稍使这种欲望平息。王氏族人彦斯、彦诚，到这时才得以来请我作记。我因此写下这篇记，也以王氏之事来劝诫世人。《吉水忠节祠记》【彭教】先王盛世时，道德统一，风俗相同，近处形成的品行可以传到远方，上面施行的政令下面都服从；毁誉不失实，刑罚和奖赏没有滥用。士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一心修养品行而没有什么回避曲从；上位者也只喜爱正直之人而不受蒙蔽。孙叔敖说过：“国家有所肯定，而众人却共同反对，这本来就是先王盛世留下的感应。”宋代故参知政事、文忠公欧阳永叔，以古文倡导天下，以风节气概立身朝廷，以礼义廉耻来处理仕进和退处；后世甚至把他比作韩愈、孟子，却仍遗憾他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南渡初年，建康通判、忠襄公杨邦乂不肯以城投降敌人，刺血书写在衣襟上，死于任所。开禧末年，宝文阁待制、文节公杨万里不肯屈从依附权贵势力，图谋进取；听说权臣误国，愤恨得不吃饭，死在家中。距今三百多年，他们流传的风范和遗留的功烈，严肃得可以和秋霜争比。唉，真是崇高啊！然而欧阳文忠在当时，一旦主持贡举，喧嚷者便聚集成群；一旦进入政府，诽谤者便充满朝廷；一旦写信给朝廷官员，像高某、讷某那样的人也能利用计谋使他困窘受辱。他偶尔写诗稍稍涉及时事，名望很高如晏元献，也终身对此怀恨，始终不能释怀。

译那些不奉行新政、后来出仕掌权的人，彼此联合排斥、吝啬而侮辱他，把他称作流俗奸邪，使朝廷轻视他的声望，甚至不顾礼遇老臣的制度。他得到人们肯定，也实在没有多少。至于忠襄公、文节公的事迹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我私下推想，当时那些保全自身、求取宠幸的人，彼此结党唱和，必定会用所谓韬光养晦、顺应时势的变通，以及把严明高洁说成违背常道、把苦守节操说成不合正道等说法，反复上下议论；他们暗中混淆名实，偷偷操纵仕进退处的关键，使天下人渐渐习惯并安于这种风气。对于两位公的所作所为，他们不责骂其悖逆，就一定讥笑其勉强，更何况肯定他们吗？从今天看来，他们的是非究竟如何呢？不过，难道一定要等到今天以后才可以评定吗？时代推移、世道变化，公论才逐渐明白；这时想追改过去的毁誉、重新端正刑赏，已经来不及了，对当事人也没有益处。唉！这难道只是士人的不幸吗？如今永丰县沙溪有欧阳氏祖坟，吉水县湴塘有杨氏子孙。沙溪旧属吉水，所以吉水原有忠节祠，合祀三位先生已经很久了。年久失修，逐渐倾颓毁坏，几乎全都毁尽。江西按察佥事、南海人陈梦祥巡察学宫，痛惜祠庙湮没废弃，于是命令用赎刑的钱，另在讲堂右边、孝子亭北面建造三间祠屋，设置神主奉祀，一切依照旧例。县中人士说，我应当考察旧事，命令把文章刻在祠堂下。我不敢推辞。我私下认为，三位先生的功烈，在天下间简直家家都能听到、天天都能见到，何况是在他们的乡里呢？父兄长老所传诵听闻的，街谈巷议所说的，难道没有人曾经为他们当时的遭遇和事迹扼腕叹息吗？难道没有人受到激励仰慕，愿意为他们执鞭效劳吗？有志之士应当阐明正道来端正自己的趋向，培养气节来磨砺自己的操守，希望能够继承三位先生所坚持的是非，不被众人所非难的风气夺去。所谓成就一个正当的原则，本来就在这里。不只是先生的光彩、乡邑的荣耀，国家也确实有所依赖。陈君勇敢重义、坚强而仁厚，所到之处都能表彰善行、憎恶恶行，树立良好的声誉。看他所肯定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改正祀典记》【何塘】潞州东火乡宿幕人仇时济，往年曾和乡人实行蓝田吕氏乡约，就在乡里的东岳庙举行。后来认为东岳不是庶民有资格祭祀的神，于是遵照太祖高皇帝关于里社可以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诏令，设置五土神、五谷神的神主，在东岳庙后殿祭祀。祭祀完毕，就把神主收藏在东岳庙前殿，锁上门不再开启。从此东岳神的祭祀便废止了。不久，仇时济去世，他的族弟仇国宾、字时茂继承主持乡约的事务，私下和众人商议说：“祭祀礼制有一定的典章，我们祭祀土谷神而不祭祀东岳，在礼法上很正确。只是东岳神的塑像还在，如今虽然不祭祀，怎么能保证日后不会恢复旧制？我想把塑像撤掉，把祠室改作祭祀土谷神之用，从根本上断绝恢复东岳祭祀的途径，怎么样？”众人都说可以。事情还没有办成，仇时茂便去世了。他的二弟义官仇时淳认为兄长的志愿不能不完成，又担心礼制未必允许，于是让他的弟弟医官仇时闲来到南都，向谿田马子、泾野吕子请教，也来问我。他们二人说：“东岳就是泰山，位于鲁国境内；按照礼制，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季氏作为鲁国大夫却祭祀泰山，孔子尚且认为这是不合礼的祭祀，神一定不会享用。何况晋地百姓祭祀鲁地的东岳，神不享用更是确定无疑。况且亵渎神明，法律有固定的禁令；而祭祀土谷神，是圣祖所允许的。如今撤掉东岳的塑像而修整土谷神的祭祀，考察礼制是相合的，考察情理也是顺当的，没有什么可疑惑的。用这个办法堵住恢复东岳祭祀的源头，非常好。”我说：“你们所说的道理是正确的。但东岳祭祀遍布天下，其中的缘故不可不知。《博物志》说：‘东岳主管召摄人的魂魄；最初不过是说东岳属木、木对应魂，大概只是按照五行取象来说，并没有别的含义。’后来立说没有法度，愚昧的人不加考察，于是认为人死后魂魄都归东岳，岳神将审治人生前的善恶并给予罪罚福报。世上受这种说法迷惑的人，往往建立庙宇、举行祭祀，希望借此求福免罪。因此东岳的庙祀遍布天下，它的形成也不是一天了。从前汉成帝废除不合典礼的各种祭祀，他的意图非常正确；刘向却说各个神都具有神灵，不可废除。汉成帝晚年没有儿子，被刘向的话迷惑，便把各种祭祀全部恢复。刘向是大儒，尚且在鬼神降罪赐福的事情上有所迷惑，何况其他人呢？认为东岳能治理人死后的魂魄并给予罪福、祭祀它就可以求福免罪，是世人长期以来的迷信。这种迷信不消除，即使毁掉庙宇，也会很快重新建立，何况只是撤掉塑像呢？” 用这个办法堵住恢复祭祀的源头，恐怕还不能做到。”仇时闲惶恐地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说：“这并不难。事情有没有道理，要用道理来判断。说东岳治理人死后的魂魄并给他们定罪赐福，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即使真有其事，东岳因为接受人的祭祀而在其中徇私，那也只是一个亵渎神灵、贪赃枉法的官吏罢了。光明的上帝，难道会容许这种行为吗？如果确实有岳神，他一定正直无私，就像世间清明严正的官府；他还会厌恶愚民败坏自己的名节，反而将谴责加在他们身上，怎么肯享用他们的祭祀并赐福呢？由此看来，说东岳享用人的祭祀，并私下用罪福来徇私，绝无这样的道理。过去孔子说泰山神不享用非礼的祭祀，已经包含这个意思，只是他的话引而未发；所以我现在反复说明它。世上受迷惑的人，大概可以因此醒悟了吗？”二人说：“明白了。”于是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仇时闲，让他回去刻在石上，告知后世的人。《北园祠堂记》【叶应骢】

译正德丙子年，我从贯桥迁居北园。园地数亩，种植竹树，几年后长成树林；又过了几年，在园前建轩，题名“抱瓮堂”，在园后题名“宽心”。嘉靖戊戌年九月壬午，在轩的巽方建立祠堂，四楹，用来祭祀先父，过了一年才建成。粉刷涂饰完成后，神龛和神主全都设置好，门墙、枨鐍等也依次勉强完备。有客人经过观看，说：“这是孝子慈孙所做的事。”虽然如此，却没有听说合乎礼制。我知道您是长子，也知道先大夫并不是长子。祠堂祭祀四代，是僭越；设置五个神龛，是妄为；神主不面向西上，是不合习俗；神主与位次不相称而且简略，是不合礼制。居处时考、妣同在一处，祭祀时却分列左右，是杂乱；居处时五位并列，祭祀时却独尊一位祖先，是支离。先儒所讲礼制，精细到了毫厘，千百年来没有人敢改变；如今这样改变，怎么可以呢？叶应骢回答说：“这正是之所以可以实行的原因。礼是根据人情制定的；人情有所不能通达，礼也就有所不能实行。礼制完备于周公、孔子，孔子举出周公的礼说：‘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祭祀便按士的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祭祀便按大夫的礼制。’ 所以根据爵位来制定俸禄，根据俸禄来制定祭祀等级，支子的祭祀也是可以的；根据人情来制定丧服，根据丧服来制定祭祀等级，祭祀四代也是可以的。这两件事，我都是从圣人的言论中得到依据的。没有后嗣的神主，以下同，凡是附在别的神龛中祭祀，也是可以的。人生能够随心适意地生活，是值得快乐的；区区轩冕的外在荣华，实在不值得以为荣耀。于是我取韩非子“释耕待兔”的寓意，给自己题号为“守株子”，准备隐居终身。叶应骢说：“天下的事情，没有道理的，不可以祈求它一定获得；有道理的，可以希望它或许获得。凿地取泉，钻木取火，随手就能获得，如同从袋中取出物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正是因为它有道理。若是钻木取火却想求水，挖地却想找火，就再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了。所以宋国人守着树桩等待兔子，世人都鄙视嘲笑他，认为他迂腐而愚笨。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如果说树桩不可能有兔子，那么从前为什么偏偏有一只撞死在那里呢？既然过去曾经有一只，怎么知道以后最终不会再有呢？那么树桩有兔子，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既然有这种可能，即使用尽一整天的力气等待再次获得兔子，也不能说是大大的迷惑。认为这很迷惑的，是世俗急于计算功效、追求速成的心态。一旦存有计算功效、追求速成的想法，那么即使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捕获禽兽，踩踏痔疮来取得车子，也没有什么不肯做的。我不是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只是有些事情不屑于做罢了。我宁愿守着自己的树桩而已。兔子能不能捕到，不是我应该预先推测的。”守株子的朋友郑瑗听到这些话，认为他说得对，便说：“守株子的志向真坚定啊！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只是取其有志而已，哪里要求他们一定成功呢？从前汉阴的老人不是不知道用机械架梁灌溉的便利，却最终不怕辛苦地用瓮取水；泥瓦匠王承福不是不知道少劳作而多享受的安逸，却始终不改变原来的职业。安于平易的生活来等待命运，本来就是君子所取的态度。守株子在这方面胜过常人了。”于是整理他的话赠给他，让他回去作为记文。《三司马祠堂记》【任瀚】高皇帝经略天下疆域，首先命秘书省考察各地的险要，依次绘成图籍进献。蜀地的利益一直延伸到西海，穷尽日月所能到达的地方，国而不归附的地区大约有数万里。靠近蜀地、世代成为边患的，北面有冉驼、白马、氐河、东西路、黄沙、白草等诸番，已经归属于雪山、松茂三城；南面有卭筰、都苴、兰靡、莫朱提、越嶲、牂牁等部族。洪武初年，开始设置建昌行都司，分设六卫五所镇守，总管西南夷地。那里地域辽阔，官府不能逐一依照法令查究清楚。万历年间，雪山吐蕃入侵，皇帝命御史大夫、宣城人徐公讨伐平定，特进为少司马，仍像原来一样主持军务。不久，建南土官瞿绍良叛乱，孽安守和他的族人河西五咱桐、曹王大咱卭都所部的黑骨夷，各自占据险要起兵作乱，祸害遍及边境。南军大多望风退避，边地遭难的人不断跑到军门报告，警报没有一天中断。少司马想到雪山战场的血迹还没有干，渐渐又厌恶战争，便询问幕府宾客；众人都说，杜元颖镇守蜀地时，南诏入侵成都，造成的祸害极其严重，实际上是借助嶲州、卭筰人作向导。如今近在咫尺的狂妄敌人不能制服，万一让建昌、越嶲全都变成南诏，应该怎么办？少司马于是快马驰奏朝廷，请求按照雪山三城的事例处理。奏疏下发讨论，得到批准；于是发檄文命参将朱文达、游击边之垣担任副将，以坐营田中科守备王之翰、滕光国担任副将，隶属于都督将军李应祥统领；征调天全刺马土兵，增募材官、骑士以及牂牁、巴渝敢于拼死的恶少年，共得到一万八千多人。由行都司宰调元通判丘一奇负责储备物资、筹划军饷，参军周嘉谟督办军饷，副使武尚耕负责行营防备意外，参议李士达记录考核功劳等次。又选择一名文武兼备、忠诚明达、能够应付缓急的人入幕府参与谋划，于是找到潮阳人周光镐；上奏以他治理安汉的功绩为循良第一，使他负责建昌兵务，监督、处理征南军务。这年十二月辛酉，将军在郊外慰劳军队并举行誓师，向幕府重申三条命令，任命军正载之随军出征。各位将领分别率领所属部队，按照韬略兵法分路推进，纵横开合，各有安排；但大体上多以出奇兵取胜。例如甲子日半夜从越嶲出发，直行三百多里，天将亮时在河边布阵，敌人出乎意料，刚渡过一半便迎战，斩杀数名马贼；河水上的部队径直抵达敌营，大破敌军，筑壁围住其巢穴，使贼军惊愕失措。

译壬申日，磨旗山的马贼全部出动，戴着缦胡缨，拉弓露刃，出来向强大的官军挑战，以显示自己设有疑兵。各位将领料定他们没有防备，放兵合击，斩杀其前锋三百多人，敌军全都溃败，接着又杀伤许多人，尸体遍地。壬辰夜，军队驻扎在西河，与中军相望。到了傍晚，忽然刮起大风，将军暗中命令防营迁往别处。军营迁走后，贼军带着一千名骑兵、举着火炬来袭击中军；他们没有料到中军已经撤走，正好使刺马兵乘其锐气进击，贼军一半死在火光之下，众人都像鸟兽一样逃散，从此失去势力。安守大概是蛮夷中的首领，自比夜郎王，膂力超出常人；但最终被副将设下埋伏，诱入营中斩首。他的部下剥下他的铠甲，尽取其上虎纹、金饰、芾饰，以及防飞龙佩刀上镂刻的五星纹；他本来想僭越自称侯王，最终却死在一个士卒手中，而主将还悠闲得像没有听见一样，这就是所谓取得谋算的胜利。安守伏诛后，桐、曹王、河西五咱、黑骨夷也相继被擒，各部部众全都战死，无处逃遁。到这时，南方不再有警报。战事从丙戌年十二月到丁亥年六月，共大小十七战，冲击扫荡上下千余里，诛灭叛乱夷部四种，夺得卭都印一枚，向幕府上报功劳二千多项；生擒大酋长十人，割取大酋长首级七个，割取各部部长首级五十多个；夺得鐎、鋋、弓、刀、铠甲、盾牌千件，夺取牦牛、笮马等牲畜；焚毁寨栅、碉房无数；接受投降的俘虏三千七百多人；在卭岭二处和雪山筑起高大的京观，与建武相互争雄。啊，真壮烈啊！蜀地父老想要撰作征南纪事碑，镌刻后立在建昌城中，并在碑下建造庄严的祠庙、陈设祭器，以永远不忘文臣武将的功劳。观察使周君听说后，召见父老说：“征南的谋划，实在出自宣城少司马的帷幄之中，不是远在阃外的武将所能推测的。我听说西京有两位司马，都是以文章著称的名家：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他们又都曾经经略卭筰，在荒远地区留下声名。如果把三位司马合在一起祭祀，文章和功业照耀西部边陲，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大概是上天要使他们不朽。”父老起身致谢说：“使君是当代名臣，天下人仰慕您的文章，具有西京司马的法度；征南的庙略，难道会低于三位司马吗？古代既然可以祭祀三位，如今也可以祭祀四位，请把您附入《西南经略志》。” 《宋状元仆射何公显忠祠记》【任瀚】华阳、黑水一带，位于天地的西南方，距离中原很远。历代有才能的大臣和忠贞死节之士，都没有被列入祭祀典章。即使是当地的耆老和乡绅，也无从听闻他们的名号；他们往往大多湮没无闻，不能振起，甚至连坟墓都无法保存。成都仁寿县城北十里左右，在荆棘丛生的荒草中，有断墙残碑，周围狐鼠出没，野地里遍是窟穴。[“兆时鬛二狐鼠，野千窟穴”一句原文疑有脱误，文意不明。]下面是宋丞相、仆射何公安葬木主牌位的地方。明代御史、汝南人吴臯喻公巡按所属各县，哀悼仆射忠心劳苦、死于国事而不能葬在本土，于是下令砍除荆棘、清理熏蒸之气，增修封土、栽种树木，又建置祠宇。羡门、华表以及其他物件，都让仁寿县尹毛沂绘图记载情状，并向我索取记文。我记道：仆射名防，字文缜，是宋代隆州陵井监人。政和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当时金主完颜旻刚刚自称尊号，王室多事。宰相王黼接替蔡京掌权，深文周纳、贪污货利，主张帮助完颜旻攻取辽国的燕云地区，策划把山后诸州割让给完颜旻，自行削弱藩篱和防卫，使每年的岁币增加到一百四十万，行路之人都咬牙切齿，朝廷官员群情激愤，却没有人敢于抗拒。听说何防任御史中丞时，独自上疏说：王黼奸邪专断，凭借皇帝宠信和神威，使天下人失望；不除掉他，必然会使中原发生祸乱。请把他的党羽胡松年等人全部罢黜，以向天下谢罪。因此王黼、胡松年都被罢免。到了靖康元年，童贯、蔡京已经伏诛，何公逐渐升任中书侍郎。金军进攻天威军，尼玛哈率领部众南下，两河地区震动。皇帝下诏让百官集中到尚书省商议三镇的权宜之策，百官多主张割让土地求和。何防坚决坚持不可，认为三镇是国家的屏障，三镇一旦失守，国家破亡，谁来守卫？况且敌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即使割让内地直到江淮，难道他们就会不来了吗？唐恪、耿南仲竭力争辩，不肯罢休。何公厉声说：河北百姓没有罪，抛弃土地，百姓难道就能独自安宁吗？况且凭借河北可以取得天下，形势就像从高处倒水一样顺利。河北既然灭亡，谁还能成为中原的主人？皇帝说：何防说得对。然而唐恪、耿南仲受到的宠信深厚，皇帝不能改变他们的意见，最终罢免何防的开封尹职务。不久又下诏任命他为尚书仆射。几天后，敌军逼近城下，殿前诸军统制战败而死。斡里雅布放纵军队登城，焚烧南薰门，守卫士兵相互践踏，死伤惨重。何公仍然奋勇率领城中百姓巷战，想以身殉国。敌军最终没有得逞。呜呼，真是雄壮啊！徽宗、钦宗被掳往北方，何公和侍郎李若水随行。李若水辱骂敌人而死，何公则和秦桧等人护送二帝到燕地。秦桧向达兰称臣侍奉，得以南归，并约定充当间谍。何公独自持守节义，始终不屈服，每天到二帝被囚禁的地方哭泣，向南遥望中原，希望有人能够复仇。然而最终被贼臣秦桧阻挠，终于逃走，死在海上。蜀地的故老曾经说，康王兴兵于河北。帅府的事情传出后，都说仆射在建炎年间使国家中兴，仆射的功勋最大，应当配享高庙。何防的功劳被记室遗漏，史书又没有记载，实在令人遗憾。我悲叹靖康之难，蔡京是首倡祸乱的人，王黼纵养祸乱并侥幸使它成为现实；至于耿南仲遭受凌迟，尸体狼藉，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了。然而这几个人都得以保存狗马般的残骨，死后葬在东南。仆射生前没有遇到明主，到了末路才得到任用；但国事已经不可挽回，自己又陷身朔漠，死后尸骨遗弃在瀚海，不能归葬故土。他的社神祭祀之处甚至只剩削木作为牌位，旧日的山丘也荒废了，难道不令人悲痛吗？山中原来有一座祠，名叫显忠院，不知是哪个朝代敕建的。仆射距今已经五百多年，御史持节来劝勉忠义，又从千里之外索取记文，砍取岷山、峨眉山的一片石头，把他的事迹昭示于无穷后世。使后来镇守边疆的大臣经过他的祠堂、走过他的废墓，将会慷慨悲伤，徘徊不忍离去；这样便可知道仆射死得其所了。谁说南宋只有李侍郎一个人呢？《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八，余姚黄宗羲编，记四十二。祠庙。《茶陵州乡贤祠记》【桑悦】。人们用人的名字来命名事物，其中那些出类拔萃的人，便随着他所在的地方，用他的名字命名街巷。古人说“叔于田”，又说“巷无居人”；一个地方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失去他们，国家就会空虚，得到他们，天下就会充实。所以说，不可说秦国没有人才；又说朝廷有人，有时说甲地有人、乙地有人，任用他们，就可以举出整个国家的名声。所以说楚国有才，晋国实际任用了他们。因此，某地有贤人，不能只用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而应当以他所出身的地方命名，这就是“乡贤”这一名称设立的原因。士君子活在世上，贤能有大小，可以把他比作一个邑、一个郡、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随着他的才能所能包容的范围而归属于相应的名号。贤能超过本郡本邑的，总称为乡贤，所以只称为国士、天下士。茶陵是长沙郡所属的县。宋代有谭世勣，任校书郎。当时蔡京专权，谄媚奉承的人官秩大多突然升迁，谭世勣却淡泊自守。宦官梁师成受到宠幸，有个与谭世勣为邻的人托人向他传达意思，谭世勣谢绝了。过了六年才授任司门员外郎。靖康元年任礼部侍郎。金军斡里雅布入侵，进犯京师，京畿提刑秦元集合保甲三万人，请求先出兵屯驻，独自抵挡一面；谭世勣认为应当派秦元把所统兵力分驻各城门，使各处声势相连，这样敌军就不敢逼近。仆射孙傅深深赞同他的计策，却不能采用。京师不久陷落。靖康二年，张邦昌僭越称帝，谭世勣从敌营归来，张邦昌命他暂掌学士印信，谭世勣坚决躺卧不起，张邦昌知道不能强迫他，才作罢。绍兴初年，追赠延康殿学士，封为端洁公。元代有李祈，字一初，广泛涉猎五经。元统壬申年参加乡试中式，成为汉人殿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后来转任两浙儒学提举，与时俗相违，隐居在永新山中。明朝初年想起用他，他坚卧不起，不肯出仕，最终因病去世。明朝有刘如孙，字三吾，至正丁亥年中乙榜，授靖州路永平县儒学教谕；洪武十五年特授春坊左赞善，历任学士、同知制诰，参与制定本朝仪礼；奉命撰写《大诰》三篇，后来序文中有皇帝亲笔褒奖，御笔至今还珍藏着。李祈和刘如孙都有诗文流传于世。这三个人在当时都可以称为国士，差不多可以说是天下士；流传千古后，只能称为郡邑之士，所以总称为乡贤。浙江东部俞君荩臣，字廷臣，由进士出身任御史，降职任本县县令，于是建乡贤祠祭祀他们。后来俞君任职的县改为州，吉安安成人刘君时让从科举出身，升任宪职，和俞君同样名列其中；他因进谏触犯受宠的宦官，被贬为岳州澧州节判。当权者借口盗寇之事让他代理州务，章顾瞻就是这样。祠碑还没有刻成，人们认为这是件遗憾的事，于是请求我的文章来流传永久。唉！从靖康直到今天，已经五百多年，茶陵成群出生、接连死去的人，哪里数得清？能够指名道姓的只有三个人。既然如此，千百年来在郡邑中成为士人，并以乡贤命名的，又哪里容易得到呢？邵子说：“从一个人的人，发展到十人、百人、千人、万人、亿人、兆人的人。”我认为也有从一个时代的人，发展到百年、千年、亿年之后仍为人的人；这些都不能只按外在形迹来衡量。就茶陵这三个人来说，他们的尸骨已经腐朽，百姓直到今天还思念、敬仰他们，把他们高高树立为“四仙流”、 “八水恒”一般的存在，仿佛仍然接触于心目之间；如果说这样的人果真已经死亡，并且和鸟兽草木一样消灭，这合乎情理吗？州中的士大夫看见这座祠堂建成，应当警醒地想：如果不在祠中祭祀他们，那么凡是自己所修治、建置的事业，都不是为一己一时打算，州里的人才就会更加增多。俞、刘二位君子对州人的期望，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假使天下各郡各邑都增加这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的事务，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治理好的呢？虽然如此，虞舜、周代时，贤才汇聚而被任用，即使只是充当普通官员、担任一般职务，也都不是后世之人容易赶得上的；但能够指名道姓的，也只有五人、十人，其中也有大贤在内。既然如此，真正贤能的人出生，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天地的气化越发衰薄，后世出生的贤人就越少；偶尔有一两个降生于世，他们对于天下国家所关系的事情极其重大。世上的人应当怎样尊重、任用并保护他们呢？有的人与他们地位高下悬殊，却不知道他们是贤才；有的人知道，却不能任用，甚至还压制、摧残他们，使他们不能宣达天地所要说的话，完成天地所要做的事；伤害了他们一身，却使天下都留下创伤；祸害了一个时代，却使痛苦延及一世。这样的人如果能自立于不朽之中，终究不可能被磨灭。我又悲叹，三代以后能够名垂千古的能人，多数不能在当时被任用。世人不珍视上天所珍爱的人才，上天也就厌恶再生贤人来充实这个世界。天地与人相互感应之际，承担世道责任的人，实在可怕，也实在令人忧虑。至于使自己的德行成为他人所不能比拟、而不计较他人评价的事，我们这些士人应当努力去做。《昔贤祠记》【邵宝】。昭勇王公下葬一个月后，他的儿子太学生尚防就在墓旁搭庐守墓，这是合乎礼制的。为什么又要建昔贤祠呢？某日有人掘地筑台，得到半块断碑，原来是宋代李常州昌宗的墓志。郡志称这篇文章出自王荆公，王荆公的文集确实收载了全文。某读后感叹说：这就是古代的贤人啊！葬在这里大概已有五六百年，墓的标志已经无法辨认，也不能重新培土封墓，我对此怎么能不有所感触呢？于是便有了建祠的计划。后来又感慨地想到：这座山过去本来叫芳茂山，今天名为横山，实际上是因为晋代曹将军曹横葬在这里的缘故；但曹横在史传中没有考证。他当时若不是有崇高声望，怎么会以他的名字命名山，而且长久不改呢？如今祭祀李公，难道能遗漏曹公吗？地官主事段子辛听说后表示赞同，说：建祠本来就是因义而起，把二人合祀，难道不可以吗？于是祠堂建成，设立两座神主牌位，左边称晋将军曹公，右边称宋朝奉郎、守国子博士、知常州李公。春秋两季举行墓祭，在祭祀土地神之后，便陈设俎豆来享祭二公。某既然亲自作了序，又托朋友钱景旻来请我写记。我近来曾为王氏撰写过墓道碑记，对这座山的情况很熟悉。假使这块石碑早些出土，我本来就应当牵连书写此事；何况如今因义而建祠，已有这样的举动，君子认为某人在这件事上很厚道，即使想不写，又怎么能够不写呢？石碑是在正德庚辰年十二月得到的，第二年辛巳年二月祠堂建成，距离守庐若干步；石碑嵌在祠堂墙壁中，另外又刻了一块石碑，刻录全文，以便来拜谒并探讨古贤的人观看。《宋太学生追赠秘阁修撰少阳先生陈公祠记》【邵宝】。

译天下的形势重心落在敌国方面，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开始时，形势必然也重在小人，因为小人开启了敌国外患。然而人们知道形势重在敌国，想要扭转它已经很难；不知道形势重在小人，想要扭转它就更加困难。形势重在敌国而要扭转它，在当时因战斗而死的人几乎数不胜数。形势重在小人而要扭转它，在当时也必定有因进谏诤言而死的人。战斗而死的人，天下为他们哀悼，还可以说得清；因谏诤而死的人，天下对他们的哀悼则无法言说。这就是宋代太学生、追赠秘阁修撰的少阳先生陈公之死，经过至今数百多年，人们仍然悲痛怜悯、哀伤悼念不止，为他立庙、塑像、立尸位、祝祷祭祀，却仍认为不足的原因。宋朝的祸乱从熙宁、元丰以来，根源已经很远。到了靖康年间，金国日益强盛，从内部逼近京师，敌国的势力在此达到了极点；所谓极其强大而不可扭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而朝廷中的“六贼”，正是为敌国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形势重在小人，君子的力量就被轻视；形势重在敌国，中国的力量就被轻视。天下形势如此，谁能同他们一起扭转局势呢？当时有见识、有力量、足以担当这一任务的，只有李忠定公纲一人；假使能专门任用他，并诛杀斥退六贼，天下的形势还可能扭转。然而几个宰执大臣在内心嫉妒，在外部又畏惧，与六贼内外勾结，或说割地求和，或说迁都躲避，只要能实现他们的私心便罢。忠定公宏大的才略、雄伟的谋划、正直的道路和刚正的气节，刚被任用便突然遭到罢免。秘阁修撰陈公在天下危急之际发表危言，在天下大难之时挺身而出；他写了六篇《渊圣》、三篇《建炎》，屡次遭受挫折压制，却更加奋发激烈。最终汪、黄两个奸党结成党羽，遮蔽真相、颠倒是非，假传密令，呼令将他杀死在他们手中；比起穿朝衣被杀于东市的惨状，几乎还更加悲惨。于是天下的士人也就离散了。大概扭转天下形势，靠的是见识和力量。见识在自己，力量却不在自己手中，又能怎么办呢？唉，少阳先生实在令人悲伤。因此天下人听到他死去，没有不扼腕流泪，感叹即使自身死上一百次也不能赎回他的。高宗在临安听说此事，惊愕而醒悟，既追赠官职、推恩荫补，又让车驾经过陈公的乡里，特赐钱五十万。绍兴初年，追赠现在的官职，仍给予恩泽，赐田十顷。唉，人心的公正，本来出于人性最初的常理；君心的明察，又在受迷惑之后恢复。由此看来，像陈公这样竭尽忠诚、为国尽力，即使天下祭祀他也是应该的，何况他的乡里呢？润州丹阳是陈公的故乡，在那里建祠祭祀他合乎礼制。或者我认为，建祠祭祀陈公的人，其用意不仅是宣扬忠义、激励懦弱而已，也是想在边疆和战事、交好与用兵之间消除敌国外患的祸端；是想在进退任用之际严格辨明君子和小人；是想在仓促变故之时察看奸邪之人假传矫饰的踪迹。上面告诫下面，下面发布诏令，一举而取得多种效果，这种教化真是重大而深远。正德己卯年，监察御史召南叶君巡行江南各郡，因江西有警，往来于江上视察军队，途中经过丹阳，询问陈公的事迹，慨然认为有瞻仰拜谒之意却没有祠堂，是一件缺憾；又见附近有圆通庵，树林茂盛，占据胜地，于是命有关官府改建为祠。此时知县武康朱侯方已经因服丧离任，金坛知县、南充人任侯佃奉檄前来代理县务，不到一个月，祠堂的规模制度便完成了。后来内江赵侯章到任，接着把祠堂建成。君子称这是一座建得很好的祠堂。祠堂建成后，叶君考核期满回朝，赵侯也因服丧离任。过了三年，现任知县、上蔡人张侯惟恕接任此事，又加以修饰增建。赵侯起复后，重新任秀水知县；叶君任职御史台，认为这样做便利，于是命令他把记文托付给我。仰慕秘阁修撰陈公的忠义已经很久了，又敬重叶君的嘱托，所以写下这篇记。祠堂在县城西北角，前面筑有石岸，临近运河；大门高大，匾额题为“宋陈少阳先生之祠”。楼门三间，进门是碑亭，左右各一座；中间是三间正堂，带两侧厢房，陈公的像供奉在正中。前面是露台，铸有黄、汪二人跪伏的玄金像；左右两廊各十间，左边题为“希贤”，右边题为“尚友”。后面有五间楼，题为“有归”，取自陈公自赞中的话。楼下以李嘉仲的像配祀陈公，匾额题为“交情”，以表彰舍生取义的情谊。左边有斋居三间，右边有守庐六间，由陈公的族裔居住。又有三丹亭，亭名的含义见叶君所题的诗，大概是赵尹所记述的。《重修蘧伯玉祠记》【穆文熙】。蒲州南面大约十里，有蘧伯玉的坟墓。坟前有祠堂，人们称作蘧公祠。祠中有塑像，有廊庑；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大概由来已久。然而祠堂长期受到风雨摧残，又被鸟兽侵蚀，剥落不堪。祠中塑像倾倒毁坏，廊庑荒废，杂草长满台阶，苔藓和荆棘覆盖道路。牧人、樵夫有时在其中跳跃呼啸，全不知道应当畏惧礼法；士绅和学士们都为此感慨叹息，却苦于不能修葺它。某年某人任蒲州属丞，前往拜谒祠堂，因而经过我这里，对我说：“这座祠堂供奉的是卫国所称的贤人君子，怎么能荒秽破败到这种地步呢！”我只为您修缮它。于是他捐出俸禄，计算工程，选择木材，准备锹、畚箕等工具，亲自前往督工。从某时到某时，只过了某段时间，祠中倾倒的塑像得以整修，荒废的廊庑得以修治，杂草被剪除，苔藓荆棘被清理，风雨侵害被排除，鸟鼠被驱走，建筑高大整齐、焕然有光。牧人、樵夫没有不望见它便惊讶逃走的，祠堂从此改变了面貌。各项修缮完毕后，您又在祠堂一角建造房屋，匾额题为“习静”。随后又召我来问道：“君子祭祀这个人，就应当了解他的事迹。”

译但关于伯玉的事迹，我有三件尚未理解的事，这其中一定存在某种意义，不是从远近关系可以推测的。您是卫国人，必定很清楚，何不为我解释一下呢？蘧伯玉在卫国，职位列于大夫，地位不能说不高；而卫国的国事，想来他也不应漠然置之。然而当孙林父驱逐国君时，那是叛逆的端倪；等到宁喜奉父亲之命又想迎回国君时，那是招致祸乱的途径。伯玉对这两件事都没有见到他坚决阻止，反而都从近处的关口出走。享受别人俸禄的人，可以这样做吗？我回答说：“卫国有孙氏、宁氏，就像鲁国有三桓、齐国有崔杼一样，权力已有归属，凌辱逼迫国君的形势，其来由不是一天形成的。大夫怎么能够阻止它呢？至于他们都从近关出走，是远离祸害的办法，正是孔子所说的‘没有道义时卷起道义而藏在怀中’的意思。”他说：“伯玉的贤能，史鱼曾经推荐过他。即使是南子这样的妇人，也还知道他的贤能；但史书中完全看不到他的施为，对卫国的存亡也没有帮助，这是为什么呢？”我说：“是知道他却不任用他。知道贤人却不任用，即使孔子也不能把鲁国怎么样，何况蘧伯玉呢？”他说：“如果这样，那么伯玉最终对卫国没有功劳，可是他至今仍受到卫国的报答，又是为什么呢？” 我说：“玉在山中，珍珠在深渊，即使尚未剖取出来、不能被任用，它们使石头润泽、使水光明媚的特质，自然无法掩盖。所以伯玉在卫国，虽然终身没有被任用，但卫国有伯玉，已经足以使卫国增重。季札的话说得多好啊。”他说：“卫国有君子，就不值得忧患了。由此可以看出伯玉对卫国有很大的功劳。”我说：“推荐贤才来治理国家，是大夫的责任。伯玉本来就是亲身承担这种责任的人。然而孔子以大圣人的德行到卫国询问政事，在陈国断了粮，难道是因为伯玉没有推荐他吗？还是推荐了他，却有意见没有被施行呢？当年子晳在濮水之上遇见孔子，被孔子托以容色、托以言语的几句话所激发，便能使伍子胥、蚠黄奔走，以此使楚王醒悟，让楚王立即返回。子晳把政权托付给孔子，那么他的推荐在楚国又如何施行呢？”我说：“伯玉对于孔子，怎么会不推荐他呢？只是他的主张有的能够实行，有的不能实行；这正是楚国因此成就伯玉，而卫国却因此没有得到保障的原因。这又怎么能责怪伯玉呢？”于是某位君子向我作揖说：“您果然很了解伯玉啊！我从今以后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成为伯玉。”于是命我记载这件事，并把他们问答的话附录如下。《城隍庙石栏记》【张治道】。嘉靖乙酉年，城隍庙修缮前后两殿、两侧廊庑以及石栏，工程由本庙都纪党明理、住持党宗源和道士张宗良等人完成。因为我曾在这里学习科举业，明理、宗源又和我有方外之交，所以他们来请我写记，并希望启发后来的继承者，将来像今天这样有所增修。我说：“这项功业也很大了，财力将从哪里出？为什么考察这件事又这样急迫呢？”明理说：“殿堂廊庑取用平常储蓄的积存来修建，石栏则是乡民张锦等人捐资帮助完成的。”我于是凭此对张锦说：“有这样的事吗？我曾观察城中祭祀典章所应祭祀的神，以及其他不在祭祀典章之内、却能给人带来祸福的神，没有哪一座庙像城隍庙这样受到众人的尊崇敬信，不敢有丝毫二心。人们大量捐资来充实储备，厚施财物来补助费用，难道不是因为神的威力吗？神能在人间察知善恶，而人们之所以尊崇他，仿佛是神在其中默默运转，所以奔走敬信还来不及，这自然是有原因的。”近来观察庙宇制度虽然一天比一天奢侈，但人们的尊仰敬信，大概不如过去真诚；捐财助费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吝啬菲薄，大概不如过去厚重，难道不是因为神的威灵日渐消减，而祸福也日渐失常吗？” 所以如今灾异频繁出现，主管民政的人只图谋自身和家族的利益，越过法度苛责百姓，残害他们的生命；又以病态的法令搜刮他们所有的财物。其余奸盗作乱的人、败坏伦理违背道义的人，越来越多地出现，而神所施加的灾害祸咎却几乎没有减少。神的威灵既然如此，所以百姓应当越来越轻慢，而过去那种敬信和厚施也就看不到了。”张锦说：“不是这样。神灵不灵验，取决于人是否敬神；人敬不敬神，取决于内心是否真诚。没有诚意而神不灵验的情况是有的，但从没有真诚而神不灵验的情况。所以说‘敬鬼神而远之’，又说‘神明盛大啊，仿佛在它的上面，仿佛在它的左右’。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曾经向神祈祷，必定斋戒择日，沐浴悔过，然后才进庙拜谒；这样神所降下的祸福休咎，即使细微如毫发，也都能得到应验，灾咎如同回声一般迅速。何况不是张锦，而是有爵位、主管民政的人，假如能够洁身自持，使声誉彰明，端正行为以培养美誉，那么水旱灾异将没有求取而不得的，也没有祈愿而不回应的；祸福明白地降临，哪里会有所谓差错呢？百姓的崇敬，哪里会有所谓日渐吝薄呢？石栏费用共银若干，都是张锦与弟弟张镗以及咸宁高鼐出资，又哪里是官府法令逼迫他们这样做的呢？” 我说：“对，神不灵验，应当只责备今天主管民政的人而已。如今因明理的请求，事情的意愿已经实现了；至于这次兴工的年月、木石的多少，以及乡民的姓名，都应当详细刻在碑阴。” 《原鲁先生祠堂记》【瞿景淳】。原鲁先生是苏州昆山人。先生出生于元末，天下兵乱兴起，学士大夫争相逃入山林水泽，放弃原来的学业，唯独先生抱着经籍，隐居海上，诵读不止，学者称他为原鲁先生。弘治年间，先生所居的乡里划归太仓，所以祭祀于太仓州学。到先生的第四代孙、封为给谏海隐公的人迁居长洲，又在郡城建立专祠，因此重新迎置先生的神主牌位于新祠，匾额题为“濂洛遗儒”。太史说：我曾经考察古今人物，即使公卿侍从中以功业著名的人，也在世上相继出现；但学问醇正的儒者，却是隔世也难见几个，难道不是成为真正的儒者很难吗？孔子、孟子以后，过了几千年才得到周子，又有河洛二程加以辅翼，这一道统才开始明白。有人说，周子等人接续了孟子的传承；直到今天又过了几百年，能够接续濂洛之传的人，除考亭朱子以外不多见。道存在于人心，不可能永远灭亡；元末竟然有原鲁先生，我私下对此深有感慨。当高皇帝登上大宝、重新振兴文教时，曾招选儒学硕士，共同制定朝廷典章。先生曾经到京师一次，访问朝廷所延揽的儒生，随后又隐迹海滨，不接受有关部门的贡举。

译我曾听故老说，先生读书时一定整理好帽子衣服，整天端正坐着，无论寒暑都没有懒惰的神态；他所倚靠的几案，两条手臂留下的痕迹深入木头一寸左右。他阅读经史，常常作许多笺注解释，不拘泥于已有的说法。如今他的著述已经不能再见，大概大多散失了。嘉靖初年，朝廷下诏搜录各地的野史，有关官员按照故老的说法，于是把他列入州学祭祀。后来郡守金公城又斥出吴县卧佛寺东边的空地，建造专祠，大概是为了给后来求学的人树立榜样，也使先生那些居住在吴城的子孙能够便利地前来瞻仰拜谒。给谏君考察评论世代德行时，常常遗憾文籍没有凭据；然而先生距今已经二百多年，故老称赞笃实好学、尊重礼法的人，仍一定说原鲁先生，那么先生修养自身的成就也就可以想见了。我曾经感慨汉初距离古代还不远，先王的教化尚未停止，汉代的儒者却只得到张良、叔孙通这样的人，难道秦人坑杀儒生、焚烧书籍之后，世上果真没有真正的儒者了吗？还是有这样的人却深深隐藏、不肯出仕，他们的言论和风范没有大略流传到后世呢？如今由原鲁先生推知，世间本来就有默默守护道之真实、不求世人知晓的人，先生大概就是其中之一。说朱子以后濂洛之学便不再流传，难道不是说这条道有灭绝的时候，并且重重诬蔑了我们这些人吗？” 如今给谏君又讲学不懈怠，而且身边多有君子，这一道统又有了很大的依靠。先生名愚，封为给谏海隐公的人名启明。海隐公敦厚博雅，也在郡学中受祭祀。如今把他的神主牌位附祀于先生祠中。给谏君名存仁，祠堂建于某年某月某日；负责在吴县办理给帖、免除差役的是督粮参政余姚翁公大立。《文山先生画像记》【罗洪先】。我对于世人，有想见却不能见的，也有想避开却不能停止接触的；这两种情感产生于我的内心，却都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难道不是上天赋予我的吗？正当想见而不能见时，不仅听到他的容貌便足以想象他的为人，幸运地到了他的乡里，看见他遗留下来的手迹，也会欣喜感叹、悲伤欢喜，仿佛平生已经与他相接。何况是本乡的先哲，是内心非常仰慕而又有所缺憾的人，一旦得到一幅与他容貌相似的画像，内心会是什么感受呢？我出生在文山先生的乡里，距离先生已经二百多年；寻访他的居处，已经成为废墟，父老相传有一幅《寄陈赤岸帖》的摹本，与先生的墨迹极为相似，我捧读后爱不释手。曾经夜里梦见先生投递名帖，与我往来，我私下还以此为奇；每次经过螺山祠，总要登堂拜四拜。虽然那只是衣冠塑像，不知道是否像先生生前的模样，但我在像下徘徊，总恨不能执鞭侍立于先生门下。嘉靖癸卯年冬天，泰和王生有训带来先生的画像，画中先生头戴布巾、身穿素衣，精神风采明朗洒脱，正如史书所称，双目炯炯、下颌丰满，仿佛可以直接见到他；唉，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先生年轻时豪放雄健，那自然是一个时期的形貌；自从世事多变以来，他降低生活供奉，即使流离困顿，也不改变平日的操守。有道之人就是这样。如今看他的容貌和服饰，仿佛能看见他将要致仕时缓步田野的样子，看见他将要在空坑之后混迹行旅的样子，看见他将要脱离顺州之厄而北渡、失去真州援助而向东奔逃的样子，也看见他最终被擒于海上，悲歌慷慨、从容走向市中的样子；请问，哪一个才是他面向南方的形象呢？” 唉，同样都是人，容貌润泽、魁伟杰出的人何其多，但能使人仰慕而想见，见到后又足以使人充实、受益的有几个？在我的乡里，能够让我实现愿望、得以见到的，只有先生一人。古人有句话说“死而不亡”。唉，这难道只是说容貌吗？人爱惜自己的生命，本来只是害怕自己死亡；但不知道珍惜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又是什么原因呢？有训说，他的先人曾经珍藏这幅画像，寻找了十多年才得到；他现在正在向我求学，询问立身自立的方法，所以我在他临别时恭敬地写下这篇记，让他带回去。《峡江练公祠记》【罗洪先】。我从前读《金川玉屑集》，对练公的事迹感慨仰慕不已，却不知道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嘉靖癸丑年，我登上玉笋九仙台，路过一处废弃的洞穴，当地人告诉我那里是练氏祖坟，我徘徊了很久，却没有马上相信。后来进入永兴禅寺，老和尚亲自说起自己因受牵连获罪，常常以练氏被没收田产的事来说明，并且说：“从这里向南走三里左右，临江有一片地方叫三洲，就是练公的故居。”再向南走一舍到达玉峡，玉峡分属一个县，练公确实是今天峡江人。我听后惊讶不已，便命前导带路到那里；只见荒烟衰草之中，中门、堂阶、墙垣的遗迹隐约可见；台阶右边有几座坟墓，都是被赦归来的人，姓名还可以逐一指认。我于是和赵生子良不知不觉间痛哭流泪。附近黄氏家族的长老聚集来观看，也都相对洒泣，并且把练家的世系说得十分详细：练氏本是淦东东山人，到练伯尚时迁居三洲，于是生下练公。等到练公中第，又迁居淦城。洪熙改元，朝廷赦免他的家族，全部恢复原有产业。于是东山、三洲仍归练氏所有，而城中居处则给了陈姓女婿和黄氏诸人。他们所说就是这样。练氏过去和黎、黄、刘三姓都很有名望，黄氏与练氏相邻，又世代通婚，却受祸最为惨重。两家的疆界犬牙交错，彼此没有怨恨，却仍然洒泣，吐露出我从未听闻的事情。唉，这难道是为了某种利益才这样做的吗？起初钱守琦因为峡江请求建祠，在凤凰山顶祭祀练公。淦地人士哗然说：“练公是淦地人，和峡江有什么关系？”甚至写信辱骂钱守琦，但峡江并没有因此改变。当时故老已经凋零衰落，可惜没有人把三洲的情况告诉他们。三洲如果隶属淦地，就由淦地祭祀；如果隶属峡江，就由峡江祭祀。淦地和峡江都是练公的故乡，又何必选择呢？陈乔名义上属于庐陵，临安有祭祀六一居士的俎豆，陈乔出生在吉水，却在恩江享受庙食；神灵的归属实在不可推知，究竟在彼处还是此处呢？在庙中祭祀，在旁室助祭，两地共同前来，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淦地人又何必怀疑峡江呢？我只是想到，淦地的争论者把它比作家中珍宝，害怕别人夺走，因此练公在淦地，淦地就显得尊重。峡江的争论者把它比作宗庙中任职祭祀是一种荣耀，因此练公在峡江，峡江就显得尊重。能够使淦地和峡江都获得尊重的，不过是一个死亡罢了。人谁没有一死？练公为什么独独凭死亡使淦地和峡江获得尊重呢？因为他忠于所事，知道有些事情不得不这样做，并且能够安于内心所认可的选择。因此，知道练公不得不死的内心，就知道淦地和峡江不得不祭祀他的内心。把今天不得不祭祀的心推究开来，就可以约略理解从前不得不死的心。

译这种不得不死、不得不祭祀的心，练公不能要求淦地和峡江的人一定具有，淦地和峡江的人也不能把练公据为私有。峡江争论建祠时，淦地本来已经提出了意见；他们并不认为事情到此可以停止，反而一定要祭祀练公，他们心里大概在说：‘练公在淦地，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即使遭到辱骂，也不回避。练公遭遇危难时，人们本来已经有了劝阻的话；但他不认为事情可以就此停止，而一定要赴死。他心里大概在说：‘练公活着，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即使妻子儿女被杀，也不回避。这就叫作自靖。所谓自靖，就是穷尽自己的内心，然后才能获得安宁。仁，就是人的本心；穷尽本心，就能求仁而得仁。这就是伯夷、叔齐受到孔子称贤的原因。伯夷、叔齐饿死了，商朝却没有因此灭亡；百代以后，听说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奋发兴起的。峡江理应成为一定要争取祭祀练公的地方。唉，淦地的祭祀，使练公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难道不想想我们自身也有应当受到尊重的地方吗？峡江的祭祀，使练公得到了安宁；难道不想想我们的内心还有应当安顿的地方吗？人的内心感到不得不这样做，不只是在临难时才有，从说话、行动、饮食、呼吸，直到纲常伦理，每天遇到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却不能像峡江争着祭祀练公那样，直接安顿于自己心中所认可的地方，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即使安顿下来，也不过是在倏忽转移之间罢了，哪里足以同练公的一死相比呢？” 如果不明白这种不得不然的辨别，只是徒然感慨仰慕练公，把祭祀他看作尊重，那也就流于末节了。钱守琦建的祠堂题名“自靖”。过去人们畏惧登山攀登，通常请求在别处主持祭祀。行署通判何公坚持巡行各县，认为这种做法不合礼，于是开始商议迁建；知县王君陈、濮君桂相继完成了此事。濮君把祠堂迁置在山腹，规模颇为狭小；何公又捐出俸禄，开辟山麓，并把粮仓旧址和旧寺的土地合并扩建，在下面建成求仁书院。陡峭的石阶和曲折的道路，直接连接祠堂；祠堂明朗开阔而又宏大深邃，祭祀有固定的礼制。又在山顶建亭，题名“高山仰止”；登亭远眺，三洲的烟霭草木尽收眼底。唉，练公已经没有自身和家室了，难道还会计较世人是否祭祀他，以及祠堂距离三洲远近吗？然而距离三洲近的地方不祭祀他，本来就更加无法安慰峡江人的心。于是我记载这次工程，详细论述其中的道理，告诉后来那些感慨仰慕练公的人。《修天妃宫记》【王慎中】。所谓神，果真有具体的存在吗？烟气蒸腾、香气弥漫，飞扬浮游，光明显现在上方，充满四周并与万物相接触，并不是没有什么东西。人在危困之中呼号，患病疫之时祈求，忽然有某种感应与人相接，其精神迅疾聚合，形状仿佛可见，人们便都把它当作确有这样的神物；于是使危困变为安乐，使疾病疫疠化为生存保全，尊崇侍奉、报答享祀的礼仪也由此兴起。唉，这就是百姓之所以不可以全都明白其中道理的原因。那些似乎与神相接的人，本来是因为呼号专一而迫切，祈祷诚信而深厚；他们自己使所谓神灵感应于内心，忽然在耳目之间有所触动，便认为确实有某种神物存在，这就错了。当他们专一而诚笃时，他们自己所作的事，或者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所作的事，只在于心中存想着所要做的事情，其他一切都不再存在。往日胶着纷扰、抹杀阻挠、扰乱精神的东西，一旦在心中安然消失，仿佛神灵因此给出了告示，难道真有什么不同于人的外物吗？然而世上的人本来都把它说成是有神物存在。于是便堆土、砍木，制作神的形貌，尊奉神的名号，推求神的氏族根源，广泛铺陈神的显灵事迹，以此附会这个神物；又建造高大的厅堂、深邃的内室、宽广的庭院和高耸的门楼，用来安置它。担心供奉不够相称，便宰羊杀牛，沉玉地下、埋帛献祭，用来供神享用和佐助祭祀；击鼓撞钟，举行祓除仪式，巫史涂粉妆饰，为此歌舞奔走，使天下人竭尽劳力，只求神灵降临。唉！不可以让百姓明白这些道理，大概已经很久了。因此，先王替他们制定教化，完善报答神灵的仪式文章，使他们受到鼓舞而不知疲倦，以免流于淫邪、谄媚、荒诞等邪说。大概最初之所以有神，是由于人的诚心；教化设立以后，人们无不归依这些神灵，然后才能勉力保持诚心。假使人们庄严奉祀、隆重报享，全都出于忠诚、利害和敬畏的本心，那么去除邪恶、远离罪过，不接近邪道，勤勉趋赴，以参加获得福祉、恩惠和引导的聚会，仿佛有人从旁扶助引导阻止；这难道不是都起因于人们自己的作为，而是由于归依神灵所受到的勉励吗？这样看来，即使神灵只是土木塑像，也凭借聪明正直之德，又有什么邪说可言呢？泉州有天妃宫，建立已经很久了。海上尤其信奉天妃，因此吴、越、闽、广之间的天妃宫特别多。成祖文皇帝时，曾派遣内臣携带大量赏赐，翻译并赐给海外各蛮夷；又配以重兵，授予便宜行事之权，讨伐不来朝见者。蛮夷首领震恐，接受赏赐，奉行约束。使节所到之处，直到日▯的边域，天妃神灵最显赫奇异、灵验多变。使者恭谨奉祀天妃，所以泉州这座宫，是内使张谦修建的。年久日深，前廊后室倾塌成了废墟，只剩下门堂；椽子剥落，梁檐倾斜，支柱腐朽，茅屋败坏。残墙用来遮挡风雨，几乎不能遮蔽，离彻底毁坏已经不远了。报享神灵不够虔诚，百姓都知道这是件令人忧虑的事。神灵独自托梦给邑人徐槩，于是把百姓的忧患以神意告知他。百姓乐意集资来帮助工程，厅堂屋宇很快焕然一新，殿堂寝宫也高大落成。只是工程巨大、费用繁多，集资所得又很少，门楼和廊庑仍不能修建。郡侯童南衡公首先捐出俸禄来补足费用，使百姓免于集资。不久，高大的门楼巍然矗立，廊庑次序整齐，宫庙便完工了。郡中百姓欢喜跳跃，争相前往瞻看，希望记下这件事，于是共同商议。徐槩因此来请我撰文。我说，治理极好的国家，神灵不会显灵。因为政治之所以能得到民心，是替百姓兴办便利、施布利益，消除灾祸忧患；百姓不用祈求便能得到所希望的，不用禳解便能避开所厌恶的。呼号、请求、祷告的诚心没有用处，又哪里会希望神灵相助呢？然而先王仍保存这种教化，所谓鼓舞百姓，使他们不知疲倦，不过是顺应百姓不可使其明白的天性，引导他们不要走入邪道罢了。童侯治理郡中已经很久，灾疫没有发生，盗贼消灭逃散，使四境得到安宁。百姓享受生存保全的福泽，神灵将没有什么可以显示灵验的地方，那么这座宫庙的修缮，大概就是我所说的保存教化、引导百姓不入邪道的意义吧。这个道理本来不是百姓所能明白的，却不能不把它写下来，告诉后世的执政者。因此记述如下。《常熟县二烈祠记》【唐顺之】

译古人论说女子对丈夫专一，就如同臣子对君主专一的道理。自古奸人篡夺窃国，原来的臣子不幸因才干而被他们收编。在这种时候，对方有故意抛弃瑕疵、借机报仇的打算，我方也有假意合作、伺机观察破绽的便利。假如对方党羽有可以离间的，事情有可以成功的条件，就应当趁机一击，诛杀仇敌，恢复国家。像王司徒对付董卓、段司农对付朱泚，都是形势险恶、事情难以确定成功的情况。对方有抛弃瑕疵、借机报仇的打算，我方却坚守献身效忠、保全名节的情义，宁死也不改变自己的心志，宁死也不改变所效忠的君主。像豫让、王蠋的故事，就是形势顺利、事情可以确定成功的情况。两者所处情势不同，但以尽其心志而死这一点却相同。因此，活着时不会屈身去求侥幸，死时也不会因自杀无济于事而感到惭愧。女子对丈夫，也有这样的道理。我曾读史书所载孙翊妻子的事，认为十分壮烈。当时两个凶徒贪图孙翊妻子的美色而杀死孙翊，妻子已经被逼迫得很窘迫，于是隐藏机谋、掩饰哀痛，假意答应两个凶徒成婚，以拖延婚期；暗中联络原来的将领作为援助。等两个凶徒以迎亲为名进入，便将他们刺杀，在闺房和酒宴之间雪洗了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也足以令人痛快。至于二烈妇的事情，却与此不同。她们的丈夫客居漂泊，寄身江边，并没有可以预先借助的势力；四周所指望的都是凶人的党羽，也没有可以从身边结交的援助。当张岛诬陷她们的丈夫是盗贼，把他沉入江中后，张岛便想娶她们的母亲为妻，张岛的党羽又想娶她们的女儿。于是母女二人仓促关闭门户，互相自刎而死。唉，可以说是刚烈了。然而这两个人，难道不想亲手刺入仇人的胸膛，像孙翊的妻子那样，为丈夫和父亲报仇吗？只是形势不允许，于是用一死便把事情办成了。所以我曾把孙翊妻子和二烈妇的事情合起来评论：如果有机会可以利用，却急于泄愤而必然送死，那么杀身就没有益处；如果事情无法成功，却迟疑忍耐而等待，那么就会陷入危急逼迫、接近受辱的境地。这也是她们所处情势不同，但以尽其心志而死这一点相同。二烈妇死时，凶党聚敛她们的尸体焚烧，事情被严密隐瞒，没有人能够揭发。数年以后，巡按陈君蕙侦知此事，张岛和他的党羽才伏法。这大概足以说明，节义之气有时终究必定伸张，淫邪凶恶之徒有时终究必定不能逃避诛罚吧？二烈妇本来也不必亲手刺入仇人胸膛之后才算痛快。事情真相大白后，知县罗君鸿替她们建立祠庙祭祀，题匾称为“二烈”。无锡安君如石请我为祠庙撰写记文。唉，这种义举流传开来，不仅可以用来劝勉节操，难道也深深足以使凶恶之人畏惧吗？这对世道人心的教化，意义太重大了！烈妇姓某，她的丈夫姓某，姓名失传。相传她们原来住在通州，后来迁居常熟的某镇。《重修瓜州镇龙祠记》【唐顺之】龙神的祠庙不列入三代的礼典，记载礼制的人称龙为四灵之一，大概只是把它看作鳞虫中的灵物罢了。龙祠最早见于《封禅书》；朝那有龙湫，如今天下大水边，没有地方没有龙祠。宋代儒者讨论治理黄河，认为不应祭祀龙，说：“这是天地的功劳，龙有什么力量呢？”但我私下认为这话还没有说尽。天地无为而治，然而其中万物的形体，无不各自发挥能力来成就功业，天地却从不与它们争功。然而万物的功劳，哪一样不是天地的功劳呢？至于古人制定祭祀典礼，凡是在天地之间有功的，不论大小，无不群聚列入祭典而祭祀，以表达报答，从未怀疑这是在同天地分功。然而报答万物的功劳，哪一样不是报答天地的功劳呢？我从蜡祭中看出，古人通晓鬼神的情状，也完全了解幽明的道理。使百谷生长成熟、养活百姓，哪一样不是天地的功劳？如果这样，那么古人为百谷举行禋祀、建立祠庙来报答，已经可以了。至于广泛搜求鬼神来举行蜡祭，又是为什么呢？举行蜡祭时，祭祀先农、先啬、庸、坊就可以了；但还要迎猫、迎虎，甚至把昆虫也列入祭祀，又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天地使百谷生长，即使是一只猫、一只虎、一只昆虫，也让它们在捕食老鼠、野猪等事情上尽其能力，不遗漏它们的功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天地的功劳极其广大；人想报答天地的功劳却没有途径，所以即使猫、虎在天地间只发挥一种作用，也把它们列入祭典而不遗漏它们的灵性。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报答天地功劳的心意极其深厚。凡是有灵性的万物，本来无不禀受阴阳五行之气；龙得到阴阳五行之精气，所以变化尤其灵异。猫和虎对农田从来不是没有功劳，难道能说龙对水完全没有功劳吗？祭祀猫、祭祀虎从来不怀疑是在同天地分功，却偏偏怀疑龙吗？况且天地之间，大的事物不独自占有其大，而是把作用寄托在小的事物上；小的事物各自努力发挥微小的作用，以归属于大的功业。就其用力而言，大的常常安逸，小的常常劳苦；就功业成功而言，小的容易被认为有德，而大的常常无法命名。所以耕种开凿的百姓不知道帝王之力有什么作用；但对于一社的长官、一邑的县令，却亲切地愿意为之献身，替他们举行尸祝和俎豆祭祀。这难道可以说是忘记了大君的功德，而专门报答一社长官、一邑县令吗？既然如此，古代为什么还要怀疑龙而不祭祀它呢？有人说：“那些万物的祭祀，历史已经很久了，又怎么知道古代没有祭祀龙呢？古代有豢龙氏。豢龙氏对于龙，怎么知道不是像伊耆氏对于蜡祭一样，实际上掌管龙的祭祀呢？所谓豢龙，也许是指准备饮食来祭祀龙，而好奇怪的人便把豢龙说成蓄养龙吧？龙这种东西，能够蓄养吗？如果能蓄养，也就不是龙了。古今的大水灾一共发生过四次，其中黄河和长江最为严重。黄河迁徙、溃决无常，唯独长江安定流淌。想来其中一定有主宰者，而龙奔走施展灵异，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瓜州处在长江要冲，因此建立祠庙祭祀龙，也是合宜的。这座祠庙不知始建于何时，年代久远而倾圮毁坏。嘉靖癸卯年，奉化王侯杏刚开始担任扬州府同知、代理府事，便拿出赎金余款修缮它，并让道士某来请我撰记。王侯是儒者，他举行这件事，一定是已经通晓鬼神的情状，完全了解幽明的道理。我担心后世的人拘泥于旧说，认为这不是经典规定的祭祀，所以写下这样的论说，使龙神能够安然在此享用祭祀而不感到惭愧，也使读者不要认为我是在谈论怪异之事。” 《明文海》第三百六十八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六十九卷，余姚黄宗羲编，记四十三 祠庙 《市汊东岳行祠记》【万廷言】古人讨论善恶与祸福的关系，一定归结到上天和鬼神，说：“行善，上天降下各种祥瑞；行恶，上天降下各种灾殃。”又说：“赐福给善人，使淫邪者遭祸。”这样的说法不胜枚举，究竟为什么呢？大概人心容易忽视善恶，却害怕祸福；善恶是祸福的根源，把人所害怕的事推究到上天和鬼神那里，使它们显明地与人相应，不过是要让百姓一定行善，一定不敢作恶罢了。这是在严密防范之中，并不是因为神有所偏私；是在明显的赐予中，也不是因为神有所私受。把不可测量之外可能带来的恐惧推到人们面前，用感应的道理警醒人们容易忽视的地方，所以责任常在人而不在神；因此神与人相互修治，福泽才降临后世。百姓的心一天比一天放纵污浊混乱，五常之德与天道相应的道理失去准则；百姓便怀疑福气有某种来源，不必行善也可以私下求取，祸患有某种来源，不必作恶也可以私下躲避。祸福的根源全归给鬼神，却不知道反省自己，谄媚奸佞不断滋生，邪气日益积累，妖异炫惑之事相继出现，假托依凭神灵，祝诅祈禳遍布天下。人们趋向自己害怕的事，却被自己忽略的事蒙蔽；神与人相互扰乱，天地日月、山川岳渎的神灵本来应当鼓动风雷、降施雨露，使蒿草受润、万物感动凄清，并同人心的忠信神明相互感应，反而昏暗郁结而不能畅达，隐微而不能显明。照这样下去，还想求得旱灾、水灾、疫病和疠疾不发生，使百姓生活富足、获得福祉长寿，是不可能的。嘉靖年间，我任祠官，考察祭祀典章，有意恢复古制、纠正当今，以端正百姓的趋向，恰逢改任而停止。唉，这难道是古人借神道设置教化的本意吗？市汊镇旧有东岳行祠，不知创建于何时。庙貌清肃，戴冕而垂旒，俨然有帝王的尊严。万历癸酉年，居民某某等又在庙后修建楼阁，在其中塑造仙妃像，并在外面建石牌坊以迎合江势；祭祀用的黍稷牲牢和华美文字，一年比一年修整，于是请求我撰文作记。我考察，东岳就是泰山，虞舜首先祭祀它，秦汉以后又采用封禅；到宋代，才有天齐仁圣大帝和仙妃元君的称号，本朝全都删去，只称泰山之神。如今所加的尊崇徽号，都是不应有的；王孙以媚灶求福，传说因此得罪于上天，季氏祭祀泰山，被认为是不知礼，这些更不是百姓可以祭祀的对象，何况是行祠呢？神灵正直尊崇，未必会享用这样的祭祀。然而我认为，圣人的大德称为“生”；东方是万物生长的地方，由岳神主管，其德性很盛。神灵以生养万物的道理赐福百姓，其灵验不同于群山之神，并不是私下偏爱百姓、以生养之道作为报偿。神灵庄严，祭祀方式不同于一般祠庙，却不是出于私下报偿。神灵对待百姓，是仁；百姓与神灵交往，是义。即使按照礼法和地域本来不应祭祀，神人与彼此相交的心意却是公正的。从此镇中百姓每天警醒，神灵无处不在地照临。百姓凭借生养万物的正道，年成顺利丰收，灾害不发生；他们报答所应畏惧的，警醒所容易忽视的。做臣子就忠诚，做子女就孝顺，同国人交往就守信。使百姓明白地知道，求福必定以善行为根本，这不也差不多就是忠信与神明相互感应吗？于是恭敬地为此作记，并附上迎神、送神的歌词，用来引导百姓的心志。神灵来临啊，海岱之间驾着金乌，佩着飞霞；西山南浦之间，云气如车盖，回顾爱护我的百姓，不以威严而以慈爱相待。【右为迎神】神灵离去啊，向着东海；拖曳衮衣，驾着虬龙；剑江锦水之间，清风飘荡。留下什么给我们呢？留下百姓和睦、年岁丰收。【右为送神】《徐廸功祠记》【宋仪望】敬皇帝在位时，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黙凭文章和气节傲视当世，天下人一致仰慕他们。姑苏徐昌谷年龄最小，却因才名受到北郡赏识。两人相处十分融洽，于是共同探讨古今，整理文学艺术，徐君的声望便与李、何相当了。徐君中进士三年后，授任大理右寺副；但他性情简朴刚直，不轻易同人交往。后来又请求调任清闲便利之地，没有得到答复，因此很多人嫉恨他，终于降职为国子博士。徐君更加磨炼自己，举动都想追慕古人，不肯稍稍改变志向。时间久了，他逐渐专心于神仙之事。等到遇见余姚阳明王公，便共同畅谈王公的学说，谈到有形与无形、气的辨析，往返讨论了好几天。王公只是笑而不答，徐君却坚持起身追问。于是谈到圣门简易之道，他突然彻底醒悟。然而徐君本来已经有病，发病一个多月便去世了。徐君死后，北郡为他的文集作序并刊刻传播；阳明王公又撰文论述他的事迹，都完整收录在文集中。我宋仪望当时喜爱学习、写作文章，曾得到李、何文集来读；但想购买徐君文集，却没有得到。嘉靖戊申年，我承乏任职于此地，徐君的嗣子伯虬把《廸功集》赠给我。我读后，确实相信他的才华并不逊于李、何。过了一年，我才到徐公祠下拜谒，长久地抽泣叹息。祠堂原来狭窄简陋，缺乏修治，不能安妥英灵、彰显贤哲，以教化当地百姓；于是我命工匠加以修葺，建正堂三楹，门屋也相同，分清等级并修整墙垣，在孟秋朔日置办猪肉祭品，报答工程完成之事。徐公的次子叔麋和长孙敬臣拿着祠记来请我撰写。我私下听说，古代君子在本地得到祭祀，都因为对百姓有功勋；否则就是年高德劭、品行久著，在乡里有足以受尊重之处。等他死后，乡人开始追念并祭祀他，正如古人所说，乡先生死后可以在社中祭祀。徐君刚到壮年便入朝，还没有到年老辞禄的时候，既没有彝鼎铭记的功勋，也不像二杨公那样因年老辞官而获得世人尊重，正如从前所说的那样。然而君子一定要为他加以祭祀，为什么呢？唉，士人本来就有幸与不幸。过去孔子周游列国，用自己的学问传授弟子；当时像赐、由、求这些人，驾着四匹马的车，在诸侯大夫之间相互抗衡，多么盛大啊！可是颜回、闵骞二人却终身没有在任何国家做官，颜回又早早去世。然而直到今天，数千年间，他们都列在祭祀典礼中，起初并不根据他们是否对百姓有功来决定。过去史书说汉武帝最喜爱文学，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等人，都因文章辞赋受到宠幸，出入君主面前，得以抒发自己的志气。徐君与李、何几人遇上喜爱文学的朝廷，一同列职郎署；假使当时有像狗监那样的人推荐他，那么他所显露的才华，恐怕不只是像司马相如等人靠言辞取悦君主而已。最终却使他沉沦下位而死，难道不是命运吗？

译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我听说，徐君刚到弱冠之年时，凭文章辞赋在吴中崛起，同当今翰林文公征仲交情深厚；等到出仕后同李、何等人相上下，他的议论便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这也足以在后世获得声望了。然而他最终抛弃华美辞藻，把心思游放在玄虚大道的要旨上，大概已经渐渐接近大道了。王公对他的叙述写得好啊！昌谷的学问有三次变化，最终有志于道。可惜我只看见他的进步，没有看见他的止境。唉！像徐君这样的人，难道就是孔子所说的“早晨得知大道，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吗？如果是这样，就足以为他建立祠庙了。于是作这篇祠记。《文昌道院记》【陆容】文昌道院，原来是梓潼神祠。这座祠在前代曾附建于学宫旁边，后来昆山州治向西迁移，祠庙也废弃很久了。皇明宣德七年，有个叫过义用宜的人曾向神祈祷而得到应验，于是换取废弃盐仓的地基，创建了这座祠。前面建礼殿，后面建低矮的房屋，门墙高峻整齐，屋脊檐宇交相辉映，已经蔚然成为一片祠庙了。年代久远以后，日渐倾塌毁坏，不足以安妥神灵、彰显神明，用来尊崇祭祀。住持道士陆虚岩悲伤叹息，认为这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于是召集工匠、聚集材料，拆除旧的而重新修建。礼殿的六间房，规模比旧殿更高更宽；后面的居室排列，比旧有的扩大了一倍。门上塑肖成庆，寝殿中塑真武；市民的房屋建在它的东侧，祠庙的规模因而更加广大开阔。工程始于天顺五年五月，第二年三月落成。全部营建费用，都是虚岩节省自己的供养，积累数十年后才兴办，向他人募捐的很少。工程完成后，他的弟子杨机把这件事告诉真人张公元吉，请他题写今名。按典籍记载，梓潼神姓张，名亚子，是越【阙】人，仕于晋而战死，人们为他在剑州建立庙宇；梓潼大概是剑州所属的县，如今庙在县境七曲山。虞文靖公的文集记载相如县文昌万寿宫，也说文昌宫是蜀地梓潼县七曲山神君的祠庙。蜀地全盛时，民间崇尚在相望的地方祈祷祭祀鬼神的宫观；但多数只是民间商人、百姓、男女和巫师共同尊奉信仰罢了。唯独所谓七曲神君，士大夫也祭祀它，认为这是主管禄命、掌管文治和科举的神，于是文昌之名便有了来历。文昌，就是北斗前方像竹筐一样的六颗星；其中第五颗叫司禄。文昌神难道是它降下的精气吗？为什么独独擅长掌管文章呢？不过，神是蜀人，按礼应当因功德在本地享受祭祀；如今却遍布天下，而且不只是道家这样做，所谓士大夫也无不如此。凡是学宫旁边，都塑像祭祀，认为它主管禄命、文治和科举，理应如此。祭祀用的牲畜和帛物接连不断，却没有人认为不对。唉，难道真是这样吗？我听说，神就是聪明正直的存在；聪明就不会被私心蒙蔽，正直就不会被邪曲屈服。那些妄自揣测的人，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呢？然而自隋唐以来，士人大多凭科举进身；后世考察这些人的行迹、考核他们的品行，君子往往很难得到科第，小人却常常容易进身。难以进身的人，即使被置于官位，也常常没有完全达到他的德性，灾祸有时还会随之而来；容易进身的人，奸邪败坏纲纪、放纵欲望，天下人想除掉他却不能立即做到，必定要等到他败坏别人的事业、倾覆别人的饭锅之后才罢休。像这样的人，难道真会享受私下的祭祀而曲意降福吗？大概天下的道理，是阳气为一而阴气为二；阳不能压倒阴，君子不能多于众人。因此世事纷乱错杂，有些原因没有人知道。即使神灵也随着它的运行而动，不能成为主宰。还是说，治道有盛衰，人事有得失，神灵也没有力量参与其中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天下那些淫邪之人反而得志，诬蔑神灵的说法就太多了。我因记述这座祠庙的兴废，顺便说一句，希望今天的士大夫明白神灵的心是大公至正的，不可以私下请求。至于虚岩，他修习老氏之学，占据名山，独享佳境，使自己超然于尘俗之外，本来就是道家的家法。难道这里只是祈求神灵、祝祷福泽的场所吗？用宜起初任太仓卫百户，后来因平息盗贼有功升为千户，终于任上。虚岩名阜，字景阜。我虽然同他不是同族，但他是长辈，所以不推辞而为他作这篇记。《罗念庵祠田记》【田一儁】为祠庙置田并非古制。古代乡先生死后，就在社中祭祀，仅此而已。后世祭祀之道紊乱而多端，爱好古制的君子开始考虑恢复古制、教化当今，把尊崇教化、砥砺风俗的心意默默寄托在斋堂、廊庑、序列、笾豆和灌献等礼仪之间。他们寻访乡里有先哲的人，有的人虽然并非生于当地，但在这里讲学求业，在这里游息闲居，也都以义理为由，特意祭祀。又担心祭祀用度不足，时光流逝、岁月变迁，不能长久维持，于是又为他们置办田产，用作笾豆灌献的费用和斋堂帷幕廊庑的供给，使祠庙有资财可以长久维持而不毁坏。这样的制度，不只是尊崇奖劝死者，对生者也有观感兴起的作用。用意确实很好，但制度却不是古制。自从佛、道二教流行以来，佛寺道观都有田产，用来供养门徒，而我们儒者反而有时缺少这些。难道只是他们的教法好，而古制没有为他们设置吗？他们清净禅寂的学说，本来就使人觉得简便直接、容易趋行；而关于死生祸福的说法，又足以震动愚民，使他们奔走归命，所以制度容易实行，教派也特别兴盛。儒学似乎浩大漫长、难以穷尽，迂远宽疏而少有速效；世上的君子又往往乐于因循，害怕开创事业，不把恢复古制放在心上，反而常常用“非古制”的理由自我阻止。若不是有爱好古制的君子出现，谋划到这件事，确实很难。

译所以，为祠庙置田虽然不是古制，却锐意把它当作要务，必定是爱好古制的君子。赣地过去没有罗念庵先生的祠庙，通判廖君代理县事，因为先生曾经教化过这里，便同诸生商议，禀告督府，在凤凰台南面建立祠庙。祠庙建成后，他又捐出俸禄倡导诸生；乐于行义的诸生也相继出钱资助，买了若干亩田，充入先生祠，作为四时祭祀的费用，不因这种制度不是古制而自我阻止，反而锐意把恢复古制、教化当今、尊崇教化、砥砺风俗的心意寄托在斋堂、廊庑、序列、笾豆灌献之间。这难道不是能爱好古制的君子吗？天下的事情，不激发便不会劝勉，不倡导便不会兴起，所以树立往昔的典范来昭示后人，尊崇死者来劝勉生者，是爱好古制的君子所应做的事；至于观感兴起，就要靠祭祀先生的人努力了。先生的学问，其大的方面，是把天地万物都看作同自己一体；他入门的方法，简易直接，不借助曲折路径。先生对根本大道有卓越见解，同时从未稍稍放松格物穷理；他把宇宙都看作自己心量所能涵摄的范围，而这种器量实际上是由一介不苟取舍的操守充实起来的。因此人们只看见他操守卓越，却不知道他的学问精深；只看见他器量广大，却不知道他的考察细密。祭祀先生的人，应当学习他的精深来求取卓越，学习他的细密来求取广大，那么先生的学问就在这里了。假如只是把贤人讲学求业的地方拿来装点荣耀，却不考察研究他的学术，思考怎样才不辜负前贤，即使每天在这里摆设俎豆、举行尸祝祭祀，对本地士人又有什么益处呢？爱好古制的君子想要恢复古制、教化当今、尊崇教化、砥砺风俗的心意，也就落空了。佛、道二教虽然同儒学互不相入，但其中上等的人还能守持清净禅寂的教法，以修养自身；下等的人也还知道不毁坏自己的名号，不在世人面前夸耀，所以他们的教法借此流传，他们的祠庙也因此长久不废。我们儒者毁弃佛、道二教，却好像并不十分珍惜；至于考察他们用来求学的原因，往往又同我们所尊崇、祭祀、恭敬、行礼的对象背道而驰，反而不如佛道信徒，于是他们的制度能够施行、教派特别兴盛，就不只是世上君子乐于因循、害怕开创事业的过错，学习儒学的人也有责任。廖君是我的同乡，他写信来请我作记，所以我叙述爱好古制的君子尊崇奖劝先贤的心意，并且像这样复述先生求学的道理，希望同本地士人共同勉励。廖君名宪，曾跟随先生游学，得到先生求学的道理，所以他治理政务而能如此爱好古制、兴办学业。《新建韩蕲王庙记》【胡缵宗】自从金源氏分割并统治中原，宋朝社稷于是衰亡动荡，皇帝车驾流离播迁。有两三个大臣奋发施展申包胥那样的忠诚，竭力支撑局势。南行的车辕脱落车轮，越地的鼎器哭泣重铸。当时蕲王韩世忠效法武宣王的忠诚，立下誓死的志向，调转军队向北。凭借勇力和神机，建立功勋、树立战绩。北方军队回转，他以和平招抚他们。宋室没有复兴，难道全都是天意吗？蕲王名世忠，字良臣，是安延人，死于越地，葬在吴地，所以吴人祭祀他。蕲王起初应募从军，勇猛如虎，剽悍如枭，双眼怒张，无人能敌。他扶持银州，鞭挞并剿除睦州青溪的敌军，攻取燕山，声威传播滹沱，攻下濬州，挟制淄州，树立赵地屏障，摧毁西部土地上的敌军，独自同金兵交战。他雄猛攻破鱼台，击败黎驿，经过河洛，在平江平定内乱，到了鱼梁便将敌人全部歼灭。他率领八千甲士，扼守长江要冲，使十万敌军震恐逃窜，无声无息；攻破闽建，斩破豫章，覆灭湖南敌军，开营接受投降，袭击大仪，歼灭敌军十分之八，咬住敌军并封锁其退路。他扼住楚地的臂膀，截断淮河的咽喉，修筑高邮城，堵塞泇口， укреп固山阳。敌军于是战栗退缩，祭祀荆地以求避祸。大小一百多战，君主受辱、臣子当死，请让我承担重任。关于迎回两宫、恢复疆土的言论，慷慨激烈。身穿锦衣、骑着青白色骏马，统率军队交战。金人夜间溃败消灭，这是多么伟大啊！当时金兵正炽盛，上层残暴，下层受辱，人人惶惶，没有人敢抵挡。蕲王凭孤立的营垒与之对抗，扼制其冲击，挫折其锋芒。龙潭渡没有留下敌军踪迹，在烽山、阳城一带作战，使长江没有敌军能够饮马。若当时没有蕲王，吴地本来就会成为鱼肉。宋朝又能怎么办呢？所以中兴的功劳，以蕲王为首；蕲王对吴地的功劳尤其大。至于他抗辩斥责议和，使政府向秦桧作揖而侧目；又为岳武穆的事情争辩，不能请求退居湖山，逍遥度日、辞世以保全性命。这说明他的忠诚有余，而智慧也值得称道。忠勇的名号，百世都应敬仰。天意与人事相违，史臣为之叹息。对河山的誓言、太常的祭祀，确实关系到周代礼典。改朝换代之后报答功劳，礼制也应如此。没有栋梁屋宇，只在墓旁祭祀，便没有地方安置神灵。不能把皇帝的恩赐弃置草野，祭祀礼文也不能缺失；我调任而来，便移置神位以举行祭祀。取吴地的神位，端正其位次，准备祭祀蕲王墓。回头瞻望，不胜欷歔，后来终于找到蕲王旧宅，在郡学东边，已经沦为佛寺。立即命令拆除佛寺，改作祭祀场所；祭祀神位重新安置，不劳役一根椽木，也不多费一分人力。考定蕲王庙实际建于嘉靖甲申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安置木主，每年秋季享祭，使神灵得到安妥、神气充盈，从而光显祈求消灾获福之事，百姓都从中受益。然而我担心时间久了会湮没无闻，于是把坚石磨治，用来记载建庙的起始，希望观看这一形迹的人能认识表彰忠诚的常道，治理百姓的人能懂得奉事神灵的礼制次序。《监察御史斛山杨先生祭田记》【蔡靉】天地宇宙之间，什么最尊贵荣耀？只有忠臣孝子才是天地间的正气，是亲身实行道义的君子。至于大孝终身不改、孤忠自许，流传百代清风、树立臣子最高准则的人，难道不是我斛山先生吗？先生世代居住在关西富平，是我同年进士的兄长。起初他向苑洛韩先生求学，我蔡靉也是先生门下的学生，实在有志同道合的情谊。嘉靖己丑年，我们同登进士，同被选授行人；三年后，又一同选授监察御史，我任职比他多一年。斛山对我说：“老母不能承受长途奔波，家在三千里之外，我不能迎接她来奉养。我应当请求辞官归去，以尽乌鸟反哺的亲情。”我劝阻他说：“御史任满三年，按惯例有诏书褒赠的荣耀，难道不能再稍稍等待吗？”斛山说：“奉养母亲、享受菽水之欢，是人的天性和亲爱；古人不肯用三公之位换取一天奉养父母的时间，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只希望成全我尽快归去的打算。”我替他把这件事禀告宰执、部院诸公，没有人不称许看重。分别以后，他因奉养母亲而超过期限，按例没有再被起用；我也因上疏论事触犯圣旨，被贬为编氓。两人互不相闻，整整七个寒暑。己亥年秋天，由于两京言官的推荐，我和斛山、浦竹塘三人一同被召用。

译我遭逢母亲丧事，二位先生先入京。竹塘因进言受廷杖而死，斛山也因进言被关进锦衣卫狱。壬寅年冬天，我服丧期满，部院催促我到京；过了两个月，我因罪下狱，得以同斛山相见。当时刘晴川正郎也因进言同斛山一起被捕，刘晴川曾任钧州守，我过去曾上疏称许他的贤能，彼此是相知的故人。我们在狱中共同相处二十多天，我被贬出狱，二位先生各写诗相赠，我也写诗与他们道别。我回去后又被贬，再次成为编氓。斛山后来蒙恩赦释放，同刘晴川、周都峯一起到文登祭祀浦竹塘，返程时又被逮捕，戴械押送入京，仍然下狱；前后又过了四年，从头到尾共八年，才再次蒙恩赦回家，在家居住数年后去世。癸亥年春天，斛山长子偲以贡生身份赴京，顺路来拜访我，询问家中事情和父亲经历，说：“家父从文登回来再次被逮捕、戴械押送时，九月将尽，冬衣还没有做好，一个门生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我随他经过随州石桥东面时，他指着那里说：‘这里去宁晋四十里，当年我同你蔡年叔在狱中分别时，约定经过赵州再相会，他哪里知道今天我会经过这座桥。’家父从做官到现在三十多年，远近馈赠一概不接受，因此家里没有一点积蓄，我们兄弟只能靠儒学的月廪供养。” 偲说：“斛山兄清白正直的操守，朝廷内外都知道。李石叠曾经对我说过，他在墓旁结庐守墓。”当时有客人来，连茶也没有，只拿豆子代替茶汤，斛山尚且推辞不受，更何况其他人的馈赠呢？唉！从前我们以道义相期许，出仕或退处也大致相同。斛山已经去世，我还在忙碌中苟且求全；遗憾年老衰弱，不能远行，亲自带着生刍到墓前哭吊。今天没有别的可以表达情意，姑且把我务农所得的积蓄赠送出来，为斛山兄置办一处田产，以供四时祭祀，并在墓下刻石，来表明我们一生的道义情谊。唉！先生天性孝友，真诚正直宽厚。父母双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六年，悲哀过度而形销骨立，乡里人都受到感化。他以忠信恩义取信于宗族乡党，步行跟随老师求学，讲明理学；穿破旧衣服、吃粗食，却怡然自得。侍奉老师如同父亲，交友如同兄弟，亲身实行、实践道理，苑洛先生十分看重他。分别时，老师替他占得睽、大畜二卦，知道他将来必定会走到那一步。等到授予使职，防【阙】《重修澐泉祠记》【赵统】此前，河东分守吴公商议毁掉淫祠，计划把应当毁掉的祠庙改建为社仓、社学，再把其余祠庙按低价变卖。百姓把变卖所得的价钱作为所建社仓的本钱和粮食，但事情尚未完成，吴公便离任了。我来任县令时，看到他留下的功绩，心里认为是对的，却不敢接着实行。己亥年春天，御史王公巡行各县，重新重视这项举措，于是把里社仓学的事情专门交给我办理。我于是按照簿籍征收价钱，逐一考察祠庙、查问神灵，才知道前些日子被毁的祠庙中，凡是不应当毁掉的，也都被包括在内。于是叹息说：“这是主管官吏迎合上意的过错啊！可悲！这是要把百姓驱赶到哪里去呢？”淫祠之所以在天下受到崇信，是因为正道没有在下层得到说明。正道就是皇帝的德行、君王的法度、伦理和性命之理、礼乐和政刑，这些不能直接让百姓明白。百姓每天依循它生活的，只是它的外在表现；即使圣人，也不过是顺着这些外在表现来引导并利导人心罢了。如今百姓心中崇信淫祠，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通达他们求报、祈福的真实心愿罢了。现在不说明正道来引导他们，不告诉他们什么应当祭祀、什么不应当祭祀，使他们明白清楚、坦然实行，却把一切祠庙一概毁灭，使他们求祈报答的心情受到压抑，惶惶然无所寄托，这就是把百姓驱赶到无所适从的境地。即使每天杀人般地大力毁除淫祠，难道就能禁止得了吗？古代百姓有四类，以农民为根本。如今的百姓虽然不是古代的百姓，但以农业为根本这一点相同。农民家中所依靠的是土地，所盼望的是雨水，所需要帮助的是灌溉，所忌惮的是虫灾和蝗灾。如今所毁的祠庙，如土地、井泉、山川、雷雨以及所谓伯王，也就是古代焚山泽的伯益，凡是对农事有关系、农家应当祭祀的，都在其中。百姓将到哪里去求助呢？我心里对此忧虑，又承受王公的重托，于是挑选出若干不应毁掉的祠庙，请示王公。王公赞同我的意见，最终没有毁掉，百姓都很高兴。这一年发生旱灾，城东二十里有澐泉，可以灌溉数百亩田，也在不毁之列。百姓一同向我说明，愿意用免征的价钱修缮泉祠。这是百姓的心愿，我怎么敢违背呢？我答应他们修缮，也答应按当地习俗举行祭赛。不久大雨降下，百姓的田地都得到充分滋润。这当然不敢把功劳专归于一眼泉水，然而一片云、少量雨水也参与显示灵验，而百姓本来就依赖它。一乡百姓的心都归向这眼泉，祈祷和报答都在泉边，这本来就是一种正道。假如由此推及天下，使百姓都知道应当祭祀什么并加以祭祀，那么即使不毁淫祠，淫祠也会自行废弃。可悲啊！不向百姓说明正道，却过分压制邪说。就好比驱赶迷路的人，却不告诉他应当走向哪里的道路。因此我借一眼泉水来给迷惑的百姓作示范。《郧阳追祀抚治大理少卿吴公记》【赵贞吉】如今南大理卿、章丘人张公出任佥都御史，前往抚治郧阳。他就此感叹说：“郧阳的政务渐渐败坏了。”《易经》不是说过吗：“治理蛊乱，要在事情刚开始时探求它的根源。”所以，他精心筹划处置，想要遵循过去原公、吴公抚治郧阳的旧规而加以振兴。他追思这两位前人，于是前往察看祭祀他们的地方，才知道吴公竟然还没有列入祭祀。起初，原公以都御史身份抚治郧阳，名杰，字子英，是阳城人。吴公先以巡按身份代行抚治各郡的职务，后来因原公推荐升任大理少卿，担任抚治，名道宏，字文博，是宜宾人。成化年间，两人都因平定绥宁、郧阳的事务而建立功勋、声名显著，郧阳百姓也都怀念他们。吴公竟不能列入祭祀，众人无不凄然伤心，久久不能忘怀。张公说：“唉！统一的法令，由曹相制定；哭泣碑前的善政，由杜君推广。郧阳政务开始建立时，是原公纲举其事，吴公使之得到落实。前面有开拓，后面有补救完善，这难道可以忘记吗？”于是访求吴公的孙子——当时任府经历——得到吴公遗像，便仿照其形貌制作塑像，与原公一同配享祭祀。于是太守黎尧勋率领文武官员、父老和生徒进言说：“各司遵守章程来奉行天子的政令，使这里的百姓免受被杀戮的痛苦，已经七十多年了。

译谁不知道两位大夫的功劳呢？但祭祀礼典的缺失，最终由您来确定。听说这件事，只有仁人才不会忘记别人的功劳，并且以合乎礼的方式安置他们；大概说的就是您吧。不久，张公离任去做大理卿，江西刘公接替他。张公认为应当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以告诫后来的人；黎君又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曾多次乘船渡过汉江，横穿郧阳向东而去。这里北枕秦地，南跨楚地，包围连接着险要之处，方圆数千里。元朝末年，这里被抛弃，成为荒芜之地；起初被杀戮而成为废墟，后来间或设置几个县来管理残存的百姓。可是这里处在三省边远之地，连烽火、巡夜击柝都被弃置不顾，几乎有几十年之久，所以草木茂盛，竟变成了矛戈和藩篱；猿鹿很多，也变成了[▯兕：字形疑误]。成化初年，盗贼屡次起兵，横行而无法制伏，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兴项公忠相继率领军队前往讨伐并将其击败，但盗贼又聚集起来，实际由原公承接处理。当时，吴公巡按河南，辅佐原公开创事业；后来接替原公抚治而使事情完成，最终取得成效。原公、吴公二人的功业，真是盛大啊！两公开始经营此地时认为，大军征战之后，威势已经振作，不可再谈杀戮，于是下令安抚，招得流亡百姓四十多万人，授给田地来养活他们，设置县治来统辖他们，疏浚池塘、加高城墙来巩固防御，设置卫所、屯驻重兵，谨慎把守关隘来控制局势，又从三省划出土地，合计得到七府。并合并为都防，设置抚治一职来联络统属它们。昔日长满[矛防：字形疑误]的废墟，已经长满禾黍；从前[▯兕：字形疑误]出没的山陵，如今已经可以放牧鸡豚。山上没有不被砍伐的树木，山涧没有不可以汲取的泉水。这样平定近处的困难而成就长远的谋略，光明显著。二公的功劳，本来就是百世都不应忘记祭祀，也百世都不应废止祭祀的。就今天来说，原公确实有才能，也确实忠诚。然而在事业创始之时，倡议发端实在困难，势单力孤又容易被夺权；没有吴公，凭什么加以辅助？功业建立之后，梁柱容易拆除，椽栋容易移动；没有吴公，谁能与原公一起确定下来？因此，吴公与原公并享祭祀，本来一天也不能耽搁。张公、刘公都是能够综理大事的人，爱惜人才，考察往事，深深寄托这样的心意，是很适宜的。我和黎君又都是吴公的同乡，而且常常喜欢询问、共同谈论当代事务，怎能不私下感到快慰，并且再次有所感慨呢？唉！太平时代，卓越奇伟的人才往往退居而沉默谨慎厚道的人往往得到进用。忽然有边境的警报，之后才知道平定祸乱、安抚百姓的人才是多么难得。成化年间，可以说是太平时期，可是相继平定郧阳祸乱的人，都是有才能的名士，竟然这样容易，为什么呢？渤海盗乱，必定要重用张敞；西川之乱，也必定要再次起用有咏之才的人，人才实在太少了。像这样，诸位公卿的才华声名相当，聚集起来平定一方，所以能够历时长久而把事情做得完善不变，这是多么盛大啊！如今边境的警报很多，皇上拍着大腿，念及臣下与邻国之事，思考边疆之外的人才；于是士大夫们停止进食、屏住呼吸，想着献出生命来承担天子的任用。在这个时候，表彰有才有名的人，宣扬功臣的事业，诸位君子难道能无动于衷吗？换弦而调声音，是智慧的门径；折断弦而整理纷乱，是勇敢的根本。张公说：“在事情开始时探求其根源，这是智慧和勇气借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功名由此产生的源头。”诸位君子用来共同成就前人的事业的原因，不就在这里吗？因此一并写下这些话，互相告诫。重建了斋先生祠堂记【徐阶】自从孟子去世，养气的学问就失传了。所谓豪杰之士、为国尽忠之臣，轻视死生祸福，凭借气节在世俗中奋发自立的人，大概每个时代也都有。然而他们的气，有的慷慨悲壮，一经发作便很快衰竭；有的忧愁苦闷、思虑过度，终于败坏而不能振作。为什么会这样呢？长江大河即使百转千回，也一定向东流；沟渠小河的水，早晨涨满，晚上就干涸了。他们对于浩然之气，平素没有培养，而所谓慷慨悲壮，只是由于一时受到感愤激发触动而做出的行为，那么即使不遭遇困顿流离，仅仅足以触动他们的愁苦忧思，也能败坏其气。若是因为有所感触，事情过去，气也就平缓；若是因为有所愤怒，忘却之后，气也就消散；若是因为有所激发触动，形势安定后，气也就受阻了。何况还要用忧患来挫折它呢？像了斋先生陈忠肃公，正是所谓善于培养浩然之气、继承孟子而兴起的人。先生是沙县人。宋建中靖国初年，出仕任右司谏，因为议论蔡京、卞的奸邪，被罢职监理扬州粮料院；后来起用代理给事中，又因忤逆曾布，出任泰州知州；被贬为建州监，崇宁年间除去名籍，流放袁州、廉州，迁往郴州，稍后恢复宣德郎之职；又因为儿子正汇申诉蔡京的罪行，被安置在通州；大观末年获准自便；后来又因为所著《尊尧录》触犯宰相，被迁往台州，最终不再起用，死在那里。纵观古今士人遭受忧患的情况，没有比先生更严重的；但先生在前后经历中，气节一点也没有贬损，从不为了求得暂时容身而改变自己。大概先生能够克制自己、尊重贤者，虚心采纳善言，所以他所培养的浩然之气，并不是一朝一夕积累起来的。因此，在道义上有不能屈服的地方，越是压制它，反而越昌盛；在意志上有不屑为之的事情，越是阻遏它，它必定越要远去。流离困顿，别人认为是极其艰难的处境，他却走过它，仿佛走在平坦宽广的道路上；屡次跌倒又屡次起来，坚定地一定要伸张自己的志向，别人认为这是奇伟卓异的行为，他却看作像睡起、说话、沉默一样平常。那些出于一时感愤激触而做出行为的人，哪里能够与先生相提并论呢？我每次读先生的《责沈文》《自警诗》《谕子侄》等篇章，没有一次不掩卷长叹，认为先生独立不惧、遁世而没有忧闷，其根源大概就在这里，不能只把他看作一个讲气节的人。先生过去在县城西一里左右有书院，后来因此祭祀先生以及他的侄子默堂先生。年代久远，祠堂十分破败，主管官员没有能够修葺。我同教谕李邦光、训导林顺、石恺商议，准备拿出每月俸禄的余钱，稍加修整；邦光等人又各自请求拿出自己的资财相助，于是便嘱托典膳萧延曾言卿拆除旧祠而重新建造。这座祠堂从嘉靖癸巳四月庚子开始，到这一年十月乙亥工程完毕。先生的后裔孙载兴砍取石料，请求我记述完工之事。我于是冒昧论述先生的学问，使后来祭祀先生的人知道应当向往的方向。至于祠堂高低、广狭的尺寸，以及各位好义者的姓名，详细列在碑阴。重修四先生祠堂记【胡松】

译四先生祠，是何元向浙江行中书省请求，再向朝廷请示而祭祀的。何子恭基、王防之栢、金吉父履祥、许益之谦，都是用来振兴后世学者的人。考察这四位先生，都是南宋末年、元朝取代宋朝之际的人。当时礼俗倾颓，儒学受到压抑，邪说横行。四位先生虽然生于不同时代，但行为相同、事业志向相同，正好相继互相传授。考察他们怀抱道义、守持贞正，居心恭敬、学习古道，清苦纯朴，谨慎不懈地磨炼自己的实际情形，可以清楚看出他们是一致的，真可以说是言语顾及行为、行为顾及言语的君子了。不然，元朝怎么会把他们同乞丐娼妓并列为儒者，反而肯尊崇并祭祀他们呢？只是如今有些儒者说，四位先生的操守很高、很美，但都详细讲求各项分别，急于考索和践履；至于仲尼所说的“一以贯之”，以及作为根本、尚未发露的中和之性，像子思、孟子所说先确立根本的道理，或许还没有讲得十分明白。然而孟子又说：“人要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能够说话排斥杨朱、墨翟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四位先生所谓有所不为、能够说话排斥杨墨，不正是这样吗？不然，他们凭什么能够取信于当时、影响后世，达到这样深远而显著的程度呢？我曾经冒昧地说：“在道学尚未昌明的时代，不担心没有意志坚定、努力实践的人，却担心没有见道而能认识大体的儒者；在道学大为昌明之后，不以能够讲明、诵说道理的儒者为贵，而以能够践履、服行道理的实际为贵。”宋朝自嘉定、咸淳以后，晦庵先生的学说分支流派，同源而异流；当时号称儒者的人，大多考索训诂，排斥异己、结党同类，能够致知、坚定志向、努力实践而保持贞正纯粹不懈怠的人很少。像四位先生这样清苦纯实，内在确有根本，难道不可以做百世的老师吗？有人又说，四位先生清苦纯实，只是规规矩矩自守的儒者，恐怕不足以处理事务、应对变化，从而平定天下、成就事业。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曾经看到襄樊之战的围困，危险得像累卵，宋朝几乎没有可用之人。金履祥于是提出牵制敌军、攻其空虚的主张，请求用重兵从海道直趋燕蓟，这样襄樊自然可以解围；并且把海道所经过的险易、远近一一叙述，完全有根据。这难道是迂腐而不切实际的儒者吗？权臣正专门从事隐瞒欺骗、诬蔑诽谤，却不能采用他的主张。这难道只是人的力量吗？所以说：“君子开创事业、留下传统，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意。”至于三位先生没有得到机会、没有成就，难道不也都是天意吗？唉！唉！哪里只是这几位先生，古代有志之士和仁人，怀抱辅佐世道、匡救百姓的谋略，却受困于天时人事，宁可采用诡诈的际遇、轻视殉道，也不能使自己的作为最终实现，像这样的情况，归根到底怎能不令人悲叹呢？实在令人悲痛，悲痛啊！士人本来不能用成败、顺逆来评定。我看了郡志，为这座祠堂修缮一新而高兴。知府李守来请求我写下来，用以勉励郡中的人士。唐一庵先生祠堂记【许孚远】吴兴被称作文献之邦，已经很久了。著名公卿、高才贤士，历代都不缺少。至于把弘扬此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想着继承前代圣贤、启迪后来的学者，一生勤勉不倦，以数十万字弘扬著述的，只有我的老师一庵唐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起初在乡试中举，进入南雍，拜南海湛民泽先生为师。考中制科后，任比部官，在朝廷任职数月，因为上书建言而被削籍归乡。当时仰慕姚江王文成先生，却没有机会见到他。湛先生说“随处体认天理”，王先生说“致良知”，先生把二者都保存下来并精心研究，最终标举“讨真心”，立言以此为宗旨。“真心”就是虞廷所说的“道心”；“讨”就是学问、思考、辨析、实践的功夫，即虞廷所说的“精一”。“随处体认天理”范围广大而完备，但学者有时昧于反省自身；“寻讨良知”路径简约，但学者有时流于直接任凭灵明之心。先生提出“讨真心”这一说法，是不得已而建立诚明之学。获得真心在我自身，不二不杂，就是所谓体认天理和致良知。这是先生苦心钻研所得的深刻见解，可以与湛、王二位先生并立为儒学宗师。先生因为以自己的心包摄宇宙，所以天下各种名理没有不加以探究的；因为把经世济民、辅佐当世作为一生的功用，所以国家的各种机务没有不讲求的；因为把亲身实行、践履修养作为探求真实的实际，所以对于辞让和接受、取用和给予、出仕和退处、进用和退让，以及衣冠、言语、举动、起居、饮食的节度，没有不严格要求的。他的宗旨要领，都具载于《木钟台三集》。读他的书，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吴兴自从有了先生，士大夫才知道趋向圣贤之学；四方人士也多听到他的声望而奋发兴起。几十年来，风俗教化因此发生了变化。等到先生去世，学者顿时失去了依归。呜呼，可惜啊！先生起初设立教席时，寄居在胡安定先生书院中。直指周公起初因寺院破败，修葺为景行馆，不久也废弃了。先生于是亲自在城东建造木钟台。后来直指张公下檄文给郡侯，在北门空地中选择地方，开辟为唐先生书院。前面有讲堂，后面有寝室，旁边有号舍，外面有牌坊，规模宏大而明丽，焕然成为一方的壮观。先生去世以后，直指萧公、督学滕公，依从诸生请求，在寝室中塑立先生像，并命有关官署春秋两季专门祭祀，写入成例。到了江陵掌握国政时，严格禁止学徒，全部毁掉天下的书院。郡守李侯权宜地把牌坊额名改为“唐先生祠”，于是发文回复监司说：“本郡原本没有书院，因此可以不毁。”如今郡守沈侯到任后拜谒先生祠，看到屋宇已经颓败，于是商议修葺，捐出赎罪钱作为倡始，他的僚属诸君共同完成了这件事。祠堂修新后，沈侯又向督学李公请求，供给先生坟墓曾孙钟秀的衣巾，让他专门守护祠堂、办理祭祀事务。于是邀请我许孚远以及选取的有志诸生，按时聚集在祠内，再次研究先生的学说。先生关于真心的学说几乎断绝而又得以延续，几乎昏暗而又得以明亮，可以说是幸运了。唉，真心存在于人自身，本来就完全具备，万古不变；如同日月悬照于天空，如同流水运行于大地，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谁能得到它，谁又会失去它呢？然而等到真心被外物欲望遮蔽束缚，被偏执的意见所扰乱，迷惑错误、颠倒混乱，就丧失了自身的珍宝。即使圣贤用千言万语告诫他，他仍然不能明白。有的人已经知道从事学习，反过来从内心求取，直到用尽终身的力量，却仍然没有觉悟那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道理。真正的真心，谁能说探求它的功夫可以停止呢？探求它而明白之后，真心原本就光明灿然，不是从外面获得的；把它施用于万事而不疑惑，终身坚持而不改变，直到能够贯通金石、感动鬼神，这以后才能验证真心已经恢复。

译精微啊，精微啊，哪里容易说清呢！我看有关官员诸公尊崇先贤、振兴后学，前后相互成就，幽明彼此感应，这也可以作为真心的验证。然而弘扬先生的教旨、回应诸公的盛意，正是我们这一学派今日的事情。假如只是剽窃陈旧言论，践履却没有实际，在家不能在宗族乡党中获得称誉，出仕不能对天下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探求真心又有什么用呢？我和诸位君子难道能不畏惧吗？难道能不努力吗？同门长者、王学博汝源，与先生幼子炳度、孙子在明等嘱托我孚远为此作记。汧阳县三贤祠记【高攀龙】汧阳三位贤人，一位是燕公伋，在孔子遵循周礼、询问礼制时跟随孔子；一位是郭公钦，在王莽篡夺汉朝的时代隐退远避；一位是段公秀实，在朱泚叛乱中为节义而死。他们过去都祭祀在学宫中，县令夏公开始创建三贤祠，专门祭祀他们，并请冯仲好先生作记。仲好有一天对我说：“这三个人所处的时代相距很远，品格也各不相同。假如三位贤人生在同一时代，聚集在同一堂上，他们的志向会相同吗？志向相同，才可以一同祭祀。”我说：“相同。”他问：“有道理吗？”我说：“天地广大，只有人与天地相同的是他的才性，所以称为三才。才是什么？就是生命。生命是什么？就是心。因此，人能够得到自己的本心，就与天地相同；失去本心，就与禽兽相同。即使是贤哲，对他说你与天地相同，他也一定会惊骇；即使是凡夫愚人，对他说你与禽兽相同，他也一定会愤怒。这哪里知道如果不与天地相同，就会与禽兽相同，其间相差不能用一根头发来衡量呢？”孔子论述成人，并不是说必须把知、廉、勇、艺四种才能合而具备，再用礼乐来文饰，这才叫成人；而是说，知、廉、勇、艺这四种才能分别具备，并且都用礼乐加以文饰，就都可以成为成人。” 进一步推说，面对利益不苟且求取，面对困难不苟且逃避，不忘记长久的约定，那么不一定要有四位贤人各自独到的才能；只要不失去自己的本心，人人都可以成为真正的人。陈亢一生依附圣人，却不了解圣人；孔子当年询问礼制时，名声尚未传遍天下，而燕公最早得到圣人的宗旨，和陈亢等人的昏昧相比，怎么样呢？扬雄号称大儒，却免不了死在王莽手里；和郭公在王莽的威势下高飞远遁、翱翔云汉相比，怎么样呢？李怀光千里赴难，击破贼军、解除围困，不肯听从奸臣的谗言，却甘愿作为乱贼而不顾；和段司农手持一笏以死守节相比，怎么样呢？这就是本心的辨别。三位贤人的品格不同，却都相同在没有失去本心。本心相同，才性就相同；才性相同，就能与天地同样长存。所以，成为真正的人，途径非常广泛，而要领却非常简约。既然都成就了真正的人，又怎么会不同呢？仲好说：“好。”于是用这些话记述三贤就可以了。夏侯名之时，是成都人。王侯祀两庑记【髙攀龙】天下有事时，即使平民能够拿起武器抵抗寇贼，即使不幸战死，他临死时的一念也足以流传千古。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念具有正气。正气是不可磨灭的，是天地恒常运行、日月恒常光明、山岳耸立、江河流动所共同具有的气。圣贤能够精纯专一地持守它，与这种气浑然合一；即使平民百姓在一念之间秉持正义而死，他的气也未尝不与之相合。然而他的心不是精纯专一的心，所以他的气不是充塞天地的气。譬如瓦盆中的水，必定归属于器皿；有所归属就会聚集，无所归属就会消散。聚集就伸展，消散就屈缩；伸展就是神，屈缩就是鬼。成为鬼便会作祟，成为神便会降祥，这就是气有大小的分别。从前嘉靖甲寅、乙卯年间，我县有倭寇，县里的义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奋然拿着白棒出击，战败后死在城西的壕沟里。巫师常常说他们会作祟，县里人就在他们死去的地方祭祀他们，箫鼓纷纷，终于成了滥祀。我已经和县里的士绅、生员在惠山山麓修建了松磁王侯祠。王侯，是在寇贼尚未来到时就修筑城墙，城墙刚刚完工寇贼便来到，使我县百姓不至于被寇贼糜烂屠杀的人。我的同年陈公筠塘说：“倭寇猖獗时，城墙百雉之外，已经尽是白骨了。义士们虽然战败而死，寇贼却担心还有后继者到来，像受惊的野兽一样逃走了，城池因此得以保全。这是王侯修筑城池的功劳，也是诸位义士发挥的作用，就像手脚捍卫身体一样，怎么可以不祭祀呢？”于是他亲自捐出资财，在两侧廊庑排列祭祀义士。有关官署春秋两季谨慎地备办牺牲祭品，从此滥祀大为衰减。我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我的看法是，公的这一举动有四种善处：表彰义举，止息邪祀，彰明往事，昭示后来，对本县是极大的赐福。一席酒食的浓烈醇厚，一夜声色的妖冶，以及一朝寒暑风露，都足以杀人，它们与诸位义士死在西壕的情况相同。然而诸位义士虽死而不亡；即使不相信这一点，只看西壕边箫鼓祭祀时鬼神的情状，也足以看得很清楚。死者有了归宿，生者受到劝勉，天下一旦有事，拿起武器保卫我百姓的人，一定会相继出现。所以说，公一次举动便集中了四种善处，是对本县的极大赐福。”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余姚黄宗羲编，记四十四 祠庙 昆山令樊公祠堂记【归子慕】马鞍山的山顶，背靠古刹，向东展开，像鸟翼一样伸向南方，耸出万松之上，巍然挺立的，就是前任县令樊公元之的祠堂。樊公之前历任十三位县令，其中有祝公。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昆山，城池几乎陷落，祝公竭力守御，城池才赖以保全。五十多年后，樊公治理昆山县时，百姓汪惠募资祭祀祝公，樊公为此作记，并将祠堂命名为“胜生”。这是因为如今活人祠遍布天下，而死后被祭祀的百人中没有一个，所以故意以祝公死后受祀的祠堂称为“胜生”。等到樊公去世，百姓竞相为樊公建祠，正如樊公所称的“胜生”。樊公任县令时，精明勤勉，不留下未办的事务，但不在琐细处苛刻；禁制豪强却不解除，纵然不采用深文苛法，也一心保护小民。有人受到伤害，就劝告县令平息诉讼；不喜欢一概变更旧制，小民各得其所，安乐地生活。他的政务要旨归结为节省用度、爱护百姓，县中清静而崇尚善行，乐于尊重士人。至于刻意保持廉洁，从洪武直到现在，廉洁的县令并不少，却没有像樊公这样的。樊公活着时常吃蔬菜，偶尔进食两个鸡蛋，所以百姓祭祀樊公时，进献蔬菜并以两个鸡蛋佐祭。遇到灾害、疾病的人，祭祀樊公后都得以平安。唉，樊公已经去世了，仍然像这样抚恤百姓的疾苦；后来继承樊公、治理这片土地的人，听到樊公的遗风，难道不会蓬勃奋发起来吗？祠堂在甲辰年秋季开始营建，工程完成后，托请子慕作记。子慕惶恐，推辞自己没有文才，并且因病不能写。过了一年，再次登上马鞍山，在祠堂下徘徊，倚靠南窗俯视万家房屋，那里全都是樊公留下的百姓。面对祠门远望，东城蜿蜒如同衣带，娄江曲折向东，流入渺茫之处。江的两岸，平整的原野和低湿地纵横交错着田沟水渠，这些都是樊公留下的功业。俯仰今昔，不觉潸然泪下，虽然有病，也已经无法推辞了，于是为此作记。樊公名玉衡，字元之，是万历乙未进士，黄冈人。北山何文定公祠堂记【刘▯】金华的何、王、金、许四位先生，怜悯宋朝国运将要转移，忧愁悲伤、抑郁不平，最终困穷而老；活着没有出仕，死后没有办理丧葬，也没有修建坟墓。他们慨叹这些尸骨，为什么不赶快腐朽呢！唉，实在令人悲痛。白云先生去世后，到元至元四年戊寅正月壬寅，安葬在婺女乡安期里附近的官山。其子名元、名亨，都因获罪死在本朝洪武年间，于是后嗣断绝，坟墓也迷失了。成化初年，推官林沂廉得知其所在，立碑标明墓道。仁山先生在元大德十年丙午九月甲申，葬在兰溪县纯孝乡仁山之后的墓地，不封土也不植树，完全没有标记。前任知府赵鹤铲除荒草、考察坟墓，坟冢层叠，已经无法重新辨认；而他的后裔寄居在那个乡里的，也只是近支。鲁斋先生在咸淳十年甲戌十一月甲申，葬在金华婺女乡望柴岭金村的怀原，墓地六十亩，子孙世代守护。北山先生在咸淳五年己巳十二月壬申，葬在金华县南山油塘的原野，荆棘荒草无边，狐狸兔子挖有洞窟。商山的灵芝不知道四皓的高尚，首阳山的薇菜不知道夷齐的清白，全都成了牛羊放牧之地，也成了樵夫砍柴的场所。附近有豪强，驱逐租佃户，兼并他们的田地，凭借强力占有并经营它们。子孙中住在盘溪的有一百多家，却没有人能为此申理。原来府治东面二十里左右也有一个油塘，豪强想要毁掉北山先生的坟墓，于是藏匿了墓碑，指称先生的墓在那里。记载油塘属于府治的志书没有察觉，反而认定了这种说法。正德甲戌年春正月，知府刘▯、同知张齐、通判赵天定、推官姜山甫，率领诸生叶援、陈育、项复通、冯纪等，巡视修整祭祀事务。坟墓已经被夷平并塌陷，只有碑座独存。商生大路又廉得在油塘藏匿的完整墓碑，碑孔仍然完好。于是依法惩办那个豪强，把墓碑归还到碑座上，将田地在簿籍中订正，把租佃户归还邻近的土地，砍取巨石封护坟墓，并用墙垣围绕，竖立四楹享堂，旁边建造相连的屋舍让佃户居住，规制大致完备，希望有关官员尊崇儒学、重视道统、砥砺世道、磨炼风俗，能收到万分之一的效果。然而先生生死存亡，本来并不依靠这些。于是确定守墓人一名，每年从学宫追取其工值，轮流派遣教职人员在清明日祭扫先生的坟墓；王、金、许三位先生也照此办理。刘▯于是推演其中的意义，叙述说：从尧、舜直到商汤、周文王、周公、孔子，大约每隔五百年便有圣贤出现，用来延续此道的传承。只有邹鲁之地聚集了天地间的灵气，贤人圣人如林而立，已经无可再超过了。其余能在世间罕见地出现的人才，实在稀少，往往几百年才见一次。自孟子去世后一千五百年，才开始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应运而生，显示文明、阐明道统邹鲁，大概是天地间特殊灵气再次出现。此后吕东莱在婺地倡导道学，朱晦庵、张南轩彼此在丽泽之地切磋学习。道学如水波河流般传播滋润，到了文定先生亲自承接勉斋先生的传统，传给文宪；文宪传给文定，文定传给文懿。在百里之内，同门之间，四位贤人挺然而生，向上承接吕成公，成为一地方的五位大儒。求问道理的人，不下数千，能够成就文章的人比比皆是。这又是特殊灵气层层出现。世人称金华为“小邹鲁”，并非虚妄。那些大才，能够拯救衰败、挽救弊端、振作懦弱、廉正顽劣，像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四方人想快快一睹而不可得；他们品味道义的醇厚，断绝外物欲望，像蛟龙蛰伏在九重深渊，天子想见其面也无法召致。大概是因为他们性命之学的趣味长久，而爵禄的滋味短暂；天人之理贯通一体，而显达与隐晦的机理分明。所以道德恩泽的广博流布，不会超过义理涵养的深厚；小康之世的政治功业，也不能增益大道感通的作用。因此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终身未能遇合，周、程、张、朱不能立于朝廷，何、王、金、许始终守着狭小的居室。

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然，为什么庸常之人如此难以退处，而圣贤之人却如此难以进用呢？至于他们论述大道，北山先生以《洪范》所说的敬慎五事作为“明明德”，以厚实八政作为“亲民”，以建立皇极作为“止于至善”。皇极有吉祥的征兆而没有灾祸的征兆，有仁慈长寿而没有鄙陋夭折，这就是达到中和、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以生长的意思。这是皇极功业的极致。像这样，并不妨碍他与鲁斋先生相同。至于《易经》，他以河图作为先天、后天学说的根本；以《尚书》为祖，视《洪范》为古今经传的根本；以《诗经》为祖，厘定二南，排斥淫奔之诗；在《春秋》中发挥、阐明大义；订正《大学》“致知格物”一章的缺失，恢复“知止”一章于听讼章之上。他认为《中庸》古代原有两篇，以“诚”“明”为纲而不能作为篇目，于是确定诚、明各十一章。像这样，并不妨碍他与众不同。仁山先生的《通鉴前编》，从周威烈王以前分别编年，贯通《春秋》，一直上溯到尧舜；依据经书考察传文，不嫌这样做有僭越之处。白云先生的诗集、诗钞、名物读书、杂论，读《春秋》的《管窥》，都是传注没有阐发的内容。《九经》句读、《仪礼》、三传，以及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文字、音韵、医经、数术，没有不融会贯通的，不能疑心他只是涉猎浮泛。仰望高山，钻研坚深，探寻幽玄、追索隐微，只是想求得看见圣人的止境，然后才停止。那么功勋刻在彝鼎上的荣誉，诏书照耀墓道的光彩，又哪里足以使先生有所增损呢？大概自有一种不随外物变化、不随时运迁移、不因出生而存在、不因死亡而消逝的东西。刘▯也曾搜集先生的行实，写在朝廷奏疏中，请求让先生附祭于孔子庙廷。不知道舆论能否一致、事情能否成功？如今因祠堂工程完毕，刻石来记载此事。学宫中牧人敲击的磷火，想来也不能损害我先生的道骨。正德乙亥年夏六月初一日，作此记。三苏先生祠堂记【刘▯】正德甲戌年春，婺州太守东川刘▯在郡城西角景蓟坊的深巷中重建三苏祠，仍依旧址建屋四楹。三苏的第十三代孙、生员苏文拆除寝室作为左厢房四楹，官府置换民间空地作为右厢房四楹，又建门屋四楹；墙只到肩高，台阶仅容旋马，工程屡次劳费而且令人痛惜，实在难以扩展。工程完毕后，有人疑问说：“三苏是蜀人，为什么在这里建祠呢？”回答说：“这是沿袭旧制，不是创立新祠；只是修葺，不是增建。坊以‘景苏’命名，这就可以知道了。”又问：“祭祀之法说：‘功法施于百姓就祭祀他，因为死后勤劳于职事就祭祀他，因为劳苦而安定国家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就祭祀他，能够捍卫大患就祭祀他。’三苏有符合其中一条的吗？”回答说：“还没有。”又问：“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这座祠堂是前任太守、赠少傅的苏公迟所建立的。建炎初年，苏迟治理婺州，政绩完成，恩惠流布百姓，因此百姓建生祠报答他的功劳。后来他任官至待制，辞职请求告老，于是就在婺州安家；这才推究祠堂的由来，另行祭祀他的祖父老苏文公先生、伯父大苏文忠先生和父亲少苏文定先生，用来彰明家族庭训。少傅德行温厚，是婺州人，也是全郡所仰望的人。三苏的学问和品行冠绝天下，是四海所仰望的人。婺州人借三苏的声望来世代流传，少傅的声望也因而一同被祭祀；这就是所谓称颂一个人的善行，一定要追本溯源到他的父亲、兄长、老师、朋友，是厚道到了极点。配享祭祀的只有龙图少保公苏简一人，因为不能远行推及，是沿用旧有的名额。苏世显以及苏延，如太守公诵、太卿公谔、尚书公符、正郎公林、都指挥公友龙、太史公伯衡，并不是不显耀，只是不敢附列于此，是顺从民心而不是一家私祀。少傅在婺州留下的甘棠遗爱，无法一一说尽；其中大的事情，如上奏免除岁贡罗段超过定额的部分，百姓直到今天还会称颂。郡志没有完全记载他承宣教化、感动民风的善政，或许是逸失的典故。祭祀他本人并推及他的先人，并不是辱没他们，而是应当如此。”有人说：“评论赵宋人物，超卓俊伟而意味深长的，必定归于三苏；把三人合为三，正是鼎立之意。果真是这样排列的吗？”回答说：“从前有人说三位友人合为一条龙，我则说三苏也是一条龙。龙的刚健强壮在头部，老泉的端方正直具有这一点；龙的运转施用在身体，东坡的豪放具有这一点；龙的骨力在尾部，颍滨的敏捷奇妙具有这一点。这就是三苏各自的不同。只是有宋朝隆重尊崇儒道，所以天启文明之运，理学有二程，数学有二邵，律学有二蔡，文学有三苏，特殊灵气的征兆层层聚集在一个家族，啊，多么盛大啊！” 我私下有一番议论：古代选取人才宽厚而宽容，专门考察他的心术；如今选取人才严苛而刻薄，还要兼论他的学术。心术端正，根本已经端正，其他方面可以略去；学术有瑕疵，即使见识多、文章明白，也有人因此废弃他，仿佛眼睛看见脚步蹒跚便废弃双足一样。古今文章大家，唐代有韩愈、柳宗元，而韩愈被尊为圣；宋代有欧阳修、苏轼，而苏轼被视为豪杰。何况他们的心术光明，出仕退处都正大，清澈如青天，明亮如白日，与孔门家法没有相互违背之处。议论者仍说他们是因文章才见到道理，未能认识性命义理，只把他们看作文士，这不是太刻薄了吗？我认为韩愈的性情有三种品级，只是缺少“气质”二字。濂溪先生说：“刚柔、善恶，不过在中和而已。”说的就是这个。三次上书宰相，也不掩盖佛骨的事情；一篇表章对皇帝诏命作出应答，和孟子捍卫道统，也不过如此。苏氏文章中有嘲弄戏谑，并不妨碍他严肃刚毅的操守；文章纵横的气习，也难以抹去他亲身经历的实绩。因此，他的至诚通达天地，纯粹的德行达于神明，忠信能够行于蛮貊，精明诚信能够感动虫鱼鸟兽。看他能使衡山云气散开，驱逐鳄鱼的暴害，使眉州草木枯萎，祷告莱州海市，招来契丹、回鹘的归顺，使贡使前来问安，得到天子的倾心知遇，劳心于后妃之间的纠纷。儿童和走卒都知道敬仰爱慕他，小民和卑贱的奴仆听到他的姓名也会仰慕。等到他去世，外至岭海，内至中州，远及吴、越、扬、益的边远地区，农人商贾停止职业而叹息，士大夫君子聚集哭泣并设祭奠，不能承受失去哲人的悲痛、栋梁折断的哀伤。唉！一定有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难道可以把他轻视为文士吗？近世纷纷议论的人，大多显出了自己不知分量。我这个见识浅陋、如坐井观天的人，从今以后不敢妄议古人了。太守于是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重修颜孝子永慕庙记【张维枢】

译义乌县过去名叫乌伤，也叫孝乌，都是因为秦代颜孝子亲自拿着畚箕和锹掩埋父母，真诚感动群乌衔土来帮助安葬，嘴唇因此受伤而得名。宋景定年间，李公补开始修建庙宇，刻写《永慕记》一篇。我国以风气勉励孝道，意义十分盛大，并不像过去以法律愚弄百姓的时代。掌管乌伤土地的官员，如李公玉、刘公同、姜公淳，接连修缮庙宇，确定祭田供给祭祀。这不像过去创业艰难、筚路蓝缕的时候，不过时间久了，也不能不荒废破败。我任职六年，拜谒孝子祠时，看见遗留的坟冢重重叠叠，常常感慨而仰慕。今年春天又修整祭祀礼典，觉得风吹拂着松树和墓旁的楸树，群乌悲鸣。于是想起宋文宪所题的“千载以后礼法沦丧，难道只是使您惭愧？乌也不如您”，以及王忠文所咏的“仰看乌云聚集，乌鸟纷纷回旋飞翔，衔土帮助安葬，筑成高高的山冈；它们的嘴唇流血，聚集发出哀声，悲风吹满树林，日色昏黄”等话，感慨得心有所动，徘徊不能离去。于是对同事周时彦等几位说：“随着河山的时代更替，岁月如骏马飞驰，这座庙虽然没有被樵夫砍伐、牧人践踏所侮辱，但坚固的地方已经出现裂痕，屋翼也几乎倾斜了；凭什么来光大孝道，慰藉颜公崇奉双亲亡灵的心意呢？” 况且风吹着群乌在鸣唱，地下也发出应和之声，几乎就要盼望它们出现了。责任在于我这个不才之人。”于是我把剩余的一镒有余的金钱全部搜罗出来，委托黄承泗、黄尚佐等人督修工程，用砖砌成环绕四周的墙垣，钱财一到，工程当天便告竣工。我一同前往察看，感叹说：“这件事同《易》所说的宁愿亲近忧戚、远离安逸相合，同崇尚奢侈而不崇尚节俭的风气相比，难道不是今天这种举动吗？”孝子本来只是一个贫弱的平民，并没有研习《诗》《书》，也没有曾参、闵损那样的师友根基。他在涂有白土的灵堂中悲痛跳踊，枕着草席土块哭泣，在搬土运石之间惊惶忙乱，仿佛已经看见了父亲的形体，仿佛已经听见了父亲的声音。当时他只希望得到一抔土，哪里想到身后还会有这样的结果：眼睛和身子所能到达的地方，便用筋力去完成；筋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便用血诚去完成。上天感动于孝子的血诚，借助群乌的神灵，让它们为他鸣叫、为他筑堤防，并衔土而来。孝子的一抔土终于完成，孝子崩心裂肝的悲痛才开始得到释解；而孝子因乌鸟而受伤的名声，也随着传到千秋万代。唉！秦国风俗像《秦风·驷铁》所写的那样强悍，到秦始皇时又更加严厉；外出的人无不争斗使用刀剑，居家的人无不面带得色、恶言相向于锄头和扫帚。孝子悲痛地办理丧事，独自如白日般光明，不被秦地风俗污染；即使说他没有受过学问教育，也可以说他真正懂得了学问。况且乌鸟懂得什么？是天地神明知道，所以也使乌鸟知道。如今孝行达到极致，即使冰可以卧、竹可以感泣、鹿可以哺乳，乌鸟又有什么不能知道的呢？乌鸟知道孝子，而这种名声在百千秋之后仍将长存。知道乌鸟能够如此，真是幸运啊！唉！那些因富贵而逝去的人，以及分食泉水者，最终都归于消灭；只有孝子负土筑墓的事，特别流传下来。阿房宫、骊山陵墓，隔绝了天日，却连一个叱咤者的一把火也承受不住。到底谁能阻止乌鸟瞻望呢？颜氏墓上的马鬣封，与乌伤之名，如今仍然像新的一样。颜氏的流传，并不系于庙宇修与不修，只看今天手持武器的人是否把亲人弃给乌鸦啄食；难道这样的人不是四方之人吗？修建这座庙宇，是为了使不像颜氏那样的人感到惭愧！唉！又怎么敢说华川不能成为像颜氏那样的人呢？这样看来，楼君蕴、龚君昙，以及今天为旌表孝行而作《陈文言》的人，本来都俨然进入了颜氏家族的行列。使人惭愧，不如风吹得急速啊。因此随意写下这篇《重修永慕记》。肥城县重修关侯庙记【吴国伦】肥城旧有一座关云长庙，位于县城中心，不知道创建于哪个朝代。到王□□任御史中丞以前，曾经在廊舍之间闭门读书，看见记载说，县中的父老每逢岁时伏腊，便相互主持进献，集资聚众举行祭赛以取乐。遇到兵灾、荒年、瘟疫以及昆虫、猪羊等灾害，即使事情极其细小，也总是共同杀鸡刺猪，祭祀神灵并祈求消灾，已经成为常例。如果不祭赛、不禳解，家家害怕，人人都不得安宁。史嚚氏所说“神依托于人而行动”，确实如此。后来中丞公出仕游宦了若干年，庙宇日益荒芜倾圮，几乎完全变成了空场。隆庆改元，县中父老聚集起来筹措材料，招集工匠，把原来的寝殿彻底翻新；庄严的宾客居所排列有序，厨房、浴室、粮仓和井各得其所，周围砌以红墙，设置重门防护。又筑起数仞高的台，在台上建亭悬挂钟簴。自定下期限到工程完毕，竟然不到一个月。县中父老在这里举行祭赛和禳解，都认为这项工程合乎义理，并把功劳归于神灵。中丞公于是把他的意思托付给我，请我作记。我考察关云长以汉前将军身份在江陵遇害，后来才追封为侯，当时还没有王号。至于追封为王的人，恐怕只是耸动人意、铺陈传说，像称蒋帝、茅司徒一样，未必有确实根据。庙宇是用来安妥神灵的，却用神灵并不安当的称号称呼它，我已经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既然称王，就应该按照王的礼制，陈设礼仪、完备音乐之后才能举行祭祀，并不是父老们可以杀鸡刺猪来祭赛禳解的。如今尊崇神灵，却降低祭礼的规格，难道这样可以用来享祀神灵吗？所以我先替它纠正名称，借此解除父老的疑惑，也把这件事告知天下。祭祀关侯的庙宇很多，肥城的祭祀仍然特别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关侯曾经指挥车马，斩杀颜良，解东郡之围，一时的英勇威风直到今天仍令人凛然。在肥城这里，原本属于东郡的下属县邑，祭祀典籍所记载的、功劳施及百姓的神灵，他大概可以当得上。关侯享受血食既有来由，齐鲁人又以崇尚义气为天性，本来应该世世代代祭祀而不废。然而我从古人那里听说：自己的志向先确定，再询问众人而使意见一致，鬼神才会依附。神灵依附于人，志向统率自己。志向尚未确定就听从别人，是迷惑；众人尚未协调就听从神灵，迷惑就更严重了。关侯聚合同伴辅佐汉室，虎视孙权、曹操，以忠勇著称，有万人莫敌之势，这大概是人情共同震撼的地方。各位父老听闻关侯的风范，能使全县都趋向义道吗？如果不能，那么关侯对本县就没有大功；人们不赞同我，神灵又将依附谁呢？况且父老们只看见关侯因逃亡而起兵，又因樊城之战而遇害；由此谈祸福相依，关侯自己尚且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又怎么能在百世之后为人们主宰祸福呢？中丞公于是把我的话告诉父老，并磨制石碑将它刻记下来。历城陈令君为李于鳞先生立嗣置田记【邢侗】

译李于鳞先生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他的儿子李驹在先生去世十年后也突然去世，两个嗣子又相继无辜夭亡。于是，这位足以同古代哲人相比、却像若敖氏一样断绝后嗣的人，遗留下两个寡妇：一人是先生的妻妾，一人是李驹的妻子。她们寄居在西城郭外的穷巷中，只有几亩低下的佣工田地，连粗粝的饭食都供给不足。三个寡妇相对孤影，夜里连少许灯油也要寻觅，只得替人缝制嫁衣、缝补衣物，借此勉强糊口。至于期功等服丧关系较近的中表亲戚，也大多销声匿迹，不再往来；女子之间互相馈赠脯脩果实的交往也永远断绝了。于是先生的一抔坟土被荆棘遮蔽，终年没有椒浆祭奠，岁时祭祀也废止了，这些都可想而知。往往有乘车来访的宾客接连到济南，流连叹息，只是相互感叹先生无家无后，把此事归于无可奈何罢了。唉，实在令人慨叹！上谷陈君采居平日修习学业，除科举文章之外，最喜爱李于鳞先生的著作，也略微听说先生无家无后的情状，暗自思量：一个孱弱的书生，怎么能够凭什么占据惠施、钟期那样的地位呢？上天如果要悔改加在于鳞身上的灾祸，陈君于是考中进士；出任历城县令刚满一个月，便打算替先生立嗣。他召集族人共同商议，找到先生弟弟李成龙的孙子、世茂的儿子，年仅六岁；按亲属关系，他是先生的从曾孙。县令亲自写疏告知先生，并开始赐给他嘉名“嗣”，为他按月拨给粮食若干，岁时供给布帛数端，以救济这个孩子和三个寡妇在孤苦无依中的生活。一天之内，她们忽然见到一个男孩子，又轮流替他洗浴，欢喜得好像撤去蔽天的棚屋，看见天空和成群的牛一样。那些彷徨瑟缩、仿佛地下老人的人，一天之内竟然成为了人的祖母，真是奇异啊！过了一段时间，县令又暗自想到：这样做不足以成为嗣子的终身安排，也不能替于鳞先生谋划宗族的长远根基。于是他早晚忧思，睁大眼睛精心筹划说：没有住宅，谁能使他安居？没有田地，谁能使他有粮食？因此拜见上级，请求记载此事；当时台司、郡守都具备情谊，县令提出请求便都答应了。他为嗣子购买仙台一百亩田产，住宅也按同样规格置办，共计费用一百八十千；又替他修葺穷巷中的旧宅，重新盖茅屋、涂墙，不怕亲自指挥，费用三十四千。之后，又为嗣子聘请教师，督促他学习小学，又替他商议婚姻。陈令君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沽名于世，捐出俸禄、钱财、名位和资历，计算经费有余，便从自己所得中拿出盈余来花费，国库没有因此损失一文钱。嗣子既有了田地和住宅，又有了可以免除低贱佣工的生活产业，八口之家有了不挨饿的根本，三个寡妇也终于有了家；于鳞先生从此魂有所守，墓地有了按时的祭祀，一切都可以依靠陈令君。陈令君的功劳真大啊！唐代有李白，有儿子伯禽；李白死后，伯禽的儿子孤苦无依，两个女儿也流落在乡村。与于鳞今天的情形相比，正和那时相同；范观察传正曾为李白的朽骨谋划安置，也和陈令君怀有同样的用心。但陈令君亲自尽力，使于鳞没有子孙而又有了子孙，因此更胜过他。古代的贤哲，得以参与继绝兴复的大义，使文坛快慰，也使士族后裔得到振兴，这实在是天地间的一件大事。惠施、钟期那样的地位，被从吴门夺取；我把上谷陈君的事迹储藏在天下人的心中，以同僚旧交的情谊，报答后来在官场上的贤者。这足以显示于鳞的道德文章广大，也显示这种文化不会坠落于地；人的作为胜过或劣于上天，从这件事中便可以得到证明。我因事到济南，听到缙绅士人谈论此事，十分清楚；回来后在一夜残灯下，为此作记。但这并不是陈令君的本意，或许也是天下后世缙绅士人的共同心意吧。三神记【孙宜】三神，就是华容东山的三神。查《嘉州志》记载，神名赵昱，是蜀地青城人，曾同道士李珏交游。隋炀帝征召他为嘉州太守，州中有巨蛟为害，赵昱招募船只，率领一千人来到江边击鼓呐喊，自己披散头发、手持宝剑进入水中；天地在白昼间昏暗下来，不久云雾散开，赵昱提着蛟龙的头奋身出水，江水全都变红，蛟害于是被消除。开皇年间，他带着全家进入山中，此后踪迹不再显现。百姓感念他的德行，后来有人运送粮饷经过那里，看见他骑马牵狗，一个腰佩弓箭、手持弹丸的童子跟随在后，仪仗车马如同平生一样。据说唐太宗封他为神勇大将，庙宇建在灌口。唐玄宗幸蜀时，加封他为赤城王。宋真宗时，张咏镇守蜀地，蜀地发生叛乱，张咏向他祈祷并得到帮助；平定蜀地的事情上报后，封他为川王、清源妙道真君。明初，东山有个在山麓耕作的人，听到地下金鼓之声从□处发出，发现一块巨石覆盖着神像簿册。查阅簿册，知道神姓□，于是考察有关神灵的记载和祭祀旧例，配祀五显、晏公两神。后来便刻制神像、绘画祭祀，每年轮流供奉于乡民家中。如今大概已有将近二百年，称为傩部神。县中有人患疫病，通常请神行水驱治，有时取得特殊效验；即使没有效验，也一定能预先知道患者的生死。神灵出行治疗疾病时，打着朱红色旗帜和深红色旌旗，乘着有纹饰的车，身边拥着戈、拖着牌，敲锣吹竽；壮士在旁边护卫，豪勇之人在后面奔随。到了请求治病的人家，老人、戴帽穿衣的人、婴儿、儿童、仆役和奴婢，都跪着搀扶、拜迎，举止恭敬而急促；设置俎案，献上酒爵，宰牛烹羊。如果礼数有不合之处，或者有人怠慢神灵的随从，神便亲自从车上下来，把书倒置在地上，鞭打处罚他；那人当即战战兢兢地承受鞭打，没有一个敢于抗拒。神离去的第二天，主人整衣正冠，亲自到神所，陈述言辞、献上祝祷，恭敬地感谢神灵前来顾念。至于巴、岳、荆、潭、澧、朗一带的人，没有不奔走来修谒、祈求福佑的；所花费的牲畜、酒醴、旗幢，往往超过数金。据孙氏说：古语说，人的死生、寿命长短，是上天赋予的命数；所谓命数，也是人自身行为的价值体现。神灵固然光明显赫、深远绝异，所使用的物品宏盛而取得的精气很多，但它在一方享受祭祀，不过是灵验而已；天地造化暗中掌握着生民的重大机运，怎么可能认为神灵能转移、挥斡、陶冶，使一切随意实现呢？这有什么道理！从前圣王的制度中，凡是抵御灾害、捍卫祸患的事情，都列入祭祀典礼。水旱、疫病等灾害发生时，百姓心情悲苦疑惧，不知怎样才能安定，于是寻求鬼神，举行祭祀，以安定和抚慰人心。水旱、疫病是气的变化，心志安定，气也会随之安定。这就是《周礼》设置方相氏职掌、汉代法律中有侲子游戏的原因；三神的祭祀长期没有废止，或许也有这个道理。

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绘制神像、图画形状，喧闹地聚集群体，耗费百姓的财物，创制国家的礼仪器物，号召四方奔赴而来；对于人的功劳，朝廷典制又有什么根据？神灵之心又如何安宁？为什么还要把祭秩尊崇到这种地步呢？当初，我已故父亲患病，医生大多说已经无法医治，于是召请神灵询问祈祷。结果果然如医生所说，那么神灵的灵验，大概只是凭借人的效验吧。像这样的神，难道也是善于自我验证的吗？考察志书记载，赵昱曾同道士李珏交游，斩蛟入水、呵禁鬼神的法术，想来一定是从李珏那里得到的。自开皇直到现在，几乎已经超过一千年，神的子孙早已消亡殆尽，而祭祀仍未断绝，真是遥远而奇异啊！神原本有序、记、歌、诗、词等作品，厚斋、朴庵、东山以下各位著名缙绅所作的，共有两卷。辛丑年秋天，我到神张氏的祠堂拜谒，张氏父老都赞成并催促我写作，于是作《三神歌》并写下这篇记，另编成一卷带回去。平地泺重建龙王庙记【于慎行】平阴县东北十里有座山，名叫龙骨山，群峰环绕拱卫着它，像两臂合抱一样。山的东南面有一个石窟，含藏的气息升腾出云，遇到下雨就成为降雨的征兆，像龙洞一样。山的西麓有一处汇水的池塘，下雨时便形成水泽，像龙湫一样。旁边山隈曲折盘旋，有百户人家的聚落，名叫平地泺。泺，就是水泊的意思。山坳中有祠庙，称为龙骨祠，用来祭祀龙并举行祈雨。祠庙不知道创建于什么时候，只看它前面立有一块树幢的石头，形状像被虫蛀蚀的器物，已经是千百年前的遗物了。冈阜之间一定曾有龙蜕皮的痕迹，所以用龙骨命名。父老相传，香火兴盛时，雨水和阳光都按时适宜，庄稼像云一样茂盛，牛羊遍布田野，山周围都开辟为田地，百姓和乐安康，不遭灾害，所以又称为平地泺；泺，也就是快乐的意思。嘉靖甲寅年秋天，发生了云雷异常的现象，出现了怪物，祠庙于是被震裂，日益倾圮；旱灾和水灾接连造成祸害，雨泽不能按时降下，居民为此困苦。乡人孙公当时任文学，倡导义举，募捐缘资，急忙谋划修复，却没有完成便去世了。四十年后，他的后代侍御君已经考中进士，成为显贵官员，而乡里又有人仿佛神灵降临说：“重修祠庙的，是孙氏。”侍御听到后，泪流满面地说：“这是先人的志愿，我难道敢不继承它来求取神灵的赐福吗？” 于是选定日期，召集众人，拿出俸禄四十金，首先倡导乡人。远近听说后，帮助的人像雨点一样聚集而来。侍御的哥哥孙璟实际主持这项工程，不到一年，祠庙便建成了。神像安置得十分妥当，厅堂台阶肃穆庄严，四周墙垣和楼观也整肃齐备，巍然成为水府的宫殿。侍御写信给我，请我为此作记。龙究竟是什么神呢？

译志书记载说：“聚合便形成形体，分散便形成文采；乘驾云气而依靠阴阳，所以说它是神灵的精华。” 然而考察典籍记载，山林川泽有沉祭之祀，风雨云雷有柴薪燔燎之祀，却从未提到龙，这是为什么呢？我曾经思考过：上古的圣神在位时，天地之气氤氲交合，以恩泽滋养万物；龙乘阴阳和顺之气，上升下降，在其中显现神妙，于是使风雨顺畅安宁，疾病灾害不发生。帝舜时代，他的臣子有董父，能驯养龙，便任命他为豢龙氏。夏后氏时代，他的臣子有刘累，能驯养龙，便任命他为御龙氏。所谓驾驭和豢养，并不是能够真正得到龙，把它喂食而驯服；只是洁净祭品，掌管祝辞，以精诚的祭祀来享祀它，就像今天巫觋、祝史之类以侍奉神灵为职的人一样。这不就是祭祀龙的由来吗？夏商周三代以后，天地之气不再相通，和气乖离阻隔，世人看待龙，只能到曲折的形象和纹饰中去求取，不能得到它的真实形体，而御龙氏、豢龙氏的官职也废止了。郡县官吏仍然在春秋两季按等级祭祀山川、云雨的祠庙，田野里的里父也时常到云雨兴起、山川聚集之处，建立庙宇神像，以备举行祈雨。至于把它称作“龙君”，那么祭祀龙本来就从未废止。云气运行、雨水施降，万物生长流行，那么云雨就是龙所凭借的；深山大泽确实产生龙蛇，那么山川就是龙所由生的地方。就在山川、云雨交会之处寻求龙来奉事它，按时祈雨祷告，迎接它的福祥，难道不是古代御龙氏、豢龙氏遗留下来的意思吗？或者说，古代还有这种说法：龙潜伏于泥中而飞上天空，是应龙的神妙；时运昏暗而长久之后终于显明，是君子的德行。因此“乾”卦取象于天，而六爻的变化都取象于龙，所以说“适逢时机，乘驾六龙来驾驭上天”。侍御凭借风云之势来辅佐盛世，也像龙一样。难道他一时潜伏、一时腾跃，只让天下人期待他的恩泽，祈雨而希望他显现，最终仍不能实现吗？一定不是这样。把这些话写在石上作为记载，以此作凭证。宣府巡抚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记【于慎行】庄皇帝在位时，远方的人归附边塞；直到今天，云中、上谷停止烽火、解除兵备，已经将近四十年。世人都知道襄毅王公的谋略，却不知道襄毅之后又有两位王公：一位是广平王公，另一位就是今天为之建立生祠的新城王公。新城王公是琅琊王氏的后裔，门第在齐鲁首屈一指。他的祖父泺川公，嘉靖年间以山西参议分守口北；又过了将近四十年，到万历己丑年，王公以山西参政分守口北。宣府人十分欢喜，但当时镇守的将吏长期习惯于互市，便放松嬉游，敌人也因此产生了觊觎之心。王公到任后慨然说：“所谓互市，是缓和的意思，本来是借此缓和敌人、趁机整顿武备，怎么反而习惯安逸而忘了戒备之心呢？”于是下令增加亭障，整顿营伍；将领中有智谋勇敢的，另行提高其等级；士卒中骁勇强健的，另行增加其粮饷。对于私自骑马、役使士卒的人，依法处理；对于请托文书，一概拒绝。实行不久，全军校官吏员都凛然改观。恰逢广平公以中丞身份开府到任，并且与王公相处融洽，凡是筹划之事都听从王公决断，王公更加放手担当。他挑选勇猛突出的士卒作为亲兵，亲自佩戴臂韝，悬赏教射，考察士卒优劣来实行赏罚。他得到二百名能拉强弓的勇士，同都督府校官在郊外练习射箭，骑马奔驰、发箭便中的人，全都归入王公部下。又想到上谷原本是沙漠荒地，百姓很少储藏粮食，一旦发生缓急，粮价就会飞涨，士卒甚至会脱下头巾呼号。秋收时节，他先从国库借出二万金，买粮平抑价格；前后多次运作，得到利息三万两，余粮一万六千石，用来修治兵甲，召募补充驿站骑卒，开挖西路壕沟并加以守备，延伸百里以阻挡敌人进入。在此之前，襄毅王公与敌人互市时，只有俺答因为他的孙子而回心向内；娄巴图、永邵伯等大部落都直接位于宣府边境，本来有利于敌人，因此不愿互市。王公便让俺答约束他们，并以厚利诱导，他们才稍稍肯来。可是每年都无休止地恐吓勒索；当时主管互市的人害怕祸患从身边发生，往往忍让听从，把这当成常规。万历辛卯年，巡视科臣才开始议定削减互市抚赏，每年不超过二三十余万；计划已经确定，却没有人敢同敌人交涉。王公毅然亲自前往，正逢互市日期，强大的敌人突然聚集，恐吓勒索一如往常。王公露出官帽，身旁带刀，坐在互市台上，叫来各部首领当面告谕：“如今皇帝有旨严厉责备边疆官吏，你们不要再助长横行索取的行为；我来这里，就是要重新为你们制定约束。如果你们像奉诏一样遵守盟约，我就依此办理政务。” 各部首领咄咄逼人地辱骂说：这是什么话？穹庐千帐，弓箭和汉人的城堞一样多，难道可以让我们退回去吗？王公厉声说：“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可惊讶的？西北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如今互市台旁边有白雪一样的金钱，也有云一样多的布帛；听我的话吗？那就全都是你们原来的东西；否则我将关闭关隘，不再接待你们，并用这些财物招募瓯脱部落，和你们作对。你们又怎么能够安然无事？何必惊动众人！”听到的人脸色变了，于是呼喊众人围住王公请求。王公故意显示出不可测度的态度，高兴时便分食给他们，发怒时便呵斥；坐在那里张弓控弦，把二百武远的靶子悬起，箭随声发、应声命中，众人都惊服，认为他如神。互市距镇城有两舍路程，王公早晨坐在公堂，傍晚带着两个健儿疾驰前往，天亮时又已到了互市台。敌人私下嘀咕说：“中国大概是想断绝同我们的关系，否则为什么要这样做？”掌管互市的人把关隘守得严密，每天磨砺等待，生怕事情紧急；汉人的物品就不再属于我们了，于是遵从王公的盟约。计算王公任职约十年，节省司农、水衡等部门的金钱已经四十余万；过去北方马匹进入互市，常常只凭马蹄数目便付给相应价钱。王公命令劣马不得同良马等价，马主坚持纳价，不听命令，还拔刀争执。王公把他斥出关外，三天不许入内；他最终伏地接受命令，这便成为固定规矩。

译上级也没有责难他。王公又决定收容史氏、车氏两族。这两族是敌人的别支，原来是泺川公任职时所议定要抚纳的人。他们世代居住在龙门塞下，力量足以同敌人角力，替我们窥察敌情，因此受到敌人的畏惧和憎恨。互市和议达成后，他们迁入内地，却逐渐受到边吏侵扰；史氏又同另一位部落首领安图结亲，安图乘其愤恨诱骗他们，于是挟持车氏归附敌人，彼此引导着劫掠边境。王公同广平公商议说：“史氏熟悉兵事，几个儿子都骁勇敢战，如今被安图利用，边境将没有安宁之日。不制服安图，不能向敌人显示威严；不收容史氏，就没有办法制约安图。”于是趁顺义王向西行猎，议定革除他的赏赐，并命令他捆送史氏来谢罪。俘虏送到朝廷后，朝廷想把他们悬首于藁街。王公谋划说：“史氏已经老了，杀掉他没有益处；他的壮子和精兵都在塞北。今天杀了史氏，明天北方骑兵一定会大量聚集在塞下，还会以史氏为借口来折辱我们、投向敌人；这是失策，会被敌人耻笑。”于是他急忙禀告广平公，飞马送信给政府，请求从轻处置史氏的几个儿子。于是他们大为感动，争先带着部众前来归降。敌人开始后悔，而安图多次侵犯边境也多次失败。各个降人又时时劫掠安图，使他窘迫得无路可走，于是借其首领出面请求，愿意像从前一样互市通好。这时王公已经代替广平公担任巡抚，于是责问并告谕敌方使者，命令安图把所俘获、扣留的史氏部落全部归还，并送回车氏；这样之后，才答应上奏恢复互市和抚赏。直到今天，各部都驯服，边境还可以借用他们的力量，控制互市的机权确实就在于此。王公开府以后，更加致力于整顿和激励，抚慰整修营垒，使之一新；田野遍布耕作，凡是他所奖拔的属下，往往从偏将校官逐级升到上将军；其中怯懦贪污的，总以惠文剑法办。办理事务从不宽贷，却每天以恩信养服敌人。敌人有时在城下问：“大太师在哪里？他能不能抵御乳酪和黄羊？”相传王公以此回答他们，使他们欢喜。镇中人又津津乐道王公拒绝矿税的事情，认为他在宣镇施布德政，并不只是抵御敌人而已。宣府旧有牧马场，互市和议以后没有警报，营卒逐渐开垦其旁土地，所纳田税用来抵充刍秣。各位将校也分别开辟塞旁闲田，供给私费，称为养廉地。宦官听信奸人的话，都想把这些收入借归少府；而畿甸的税额共有八万金，宣府、大同占了其中的二成。宦官先到大同，大同人说：“我看宣府，还是到宣府去。”他气势汹汹地对王公说了此事。王公正色说：“宣府是贫瘠的镇，但镇城是各路的旗帜。我听说贵人要在这里加重征税；市肆一旦停止，四方的粮食和草料都不会到来，披甲鸣镝的人没有食物，就会像蜂群一样起来同贵人作对，到那时又怎么办呢？” 至于张家口、坌道等处，稍有贸易，征税也不能过重。贵人如果加以调剂，不要残害我们的军民，我就约束军民，不许他们妨碍贵人的命令。至于牧马场，那里有高皇帝的制书，不是守边官吏敢于擅自遵循或改变的。军中从大将以下都领取原有俸禄，凡是杀牛犒赏士卒等一切供给，都出自养廉地；如果再把它作为税收征取，难道要让这些人空着肚子拿兵器吗？况且皇上的圣明深不可测，贵人如果善于逢迎，万一因钱袋充足而受到怀疑，又怎么办呢？”宦官没有办法诘难，最终听从王公的安排，每年只解送四千余金。宦官采矿时，先把精银熔炼在砂石中，然后谎称某个矿穴一升砂可以得到若干银子，命令有关官吏一定要达到这个数额才算完；稍有违逆，便罗织罪名拘捕。王公约定部司和大将都各派一名使者同行，各自带着砂石到现场熔炼检验，使他们也无法得逞，只好离去。因此矿税使者像猛虎搏斗一样横行，几乎遍及天下，唯独宣镇没有受到太大痛苦，因为有王公在。王公由分守升任建节，镇守此地十三年。播州叛乱刚刚平定，朝廷因其威望推举并提升他为川贵总督。自从和议以来，担任上谷事务没有谁比王公时间更久，先后所面对的困难也没有谁比他更大。困难在于将领官吏已经习惯于互市，强大的敌人又以互市相要挟，持文墨议论的士人还想以节省缩减来显示功劳。再加上属国叛乱，诏使内部纷争，真是危险啊！在权衡军务、击鼓应战之间，智谋来不及筹划，勇气来不及决断，稍一疏忽便失去着法，局势随即改变；而王公像山岳一样屹立，像深渊流水一样沉着，顺应时机坐镇折服对手，消除祸患、平息困难，对外威服、对内和协，最终使数十年来用厚利喂养的敌人，一旦便从他们怀中取出而平定，用统一的法令使他们服从。敌人在郊外关口低头，就像接受功令一样；又收容史氏、车氏一族，控制敌人的要害，互市和议才没有改变。这难道不是所谓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筹谋多而且善于任用贤能吗？至于他利用防备边境的空闲，创建洋河石桥，长一千尺有余，宽度足以并行五辆车，便利通行、抵御灾患，像锁钥一样扼守北门，成为边防的重要险要。详细情况见郭少宗伯的记文。他又在中大营万全学宫建尊经阁，收藏书籍一万余卷，以振兴文教。详细情况见叶宫庶的记文以及王公自己所作的记文。文治武备，都可以从这些事上看出来。王公英勇刚毅、慷慨大方，智谋方略集中完备，却又深沉有机断、气度高雅，不轻易发动，一旦发动必定击中要害，因此能够光耀泺川公的事业。王公继承先绪，以功劳安定国家，又给边疆数十世留下安宁，是有原因的。王公离任以后，五路的变乱便传来了，难怪镇中人更加歌咏思念，希望为他立尸祝之祀而永无止境。生祠在城南五里，就在王公所建广济桥的北面。这次建祠，从大帅到文武将吏、诸生和军校，都没有相约却一同聚集而来。落成后，大家先欢呼，然后又悲伤地思念。即使敌人也时时询问：“大太师什么时候回来，像广平公旧例那样开设制府呢？”守道张君、副戎王君，想把王公的事迹刻在石上，使它镇压塞内塞外，留作后世的凭据，便嘱托我作记。我不才曾经扼腕叹息，世间儒生拘泥于所见所闻，以至于不能彰明国家的盛美，反而妄自援引汉宋的鄙陋旧规，来比拟今天的边疆事务。又有一些才能浅薄、只会讽诵游说的人，看不到今昔的实际情形，只见史氏、车氏一族散居龙门，便心中不免抄袭江统的论调，错误地想以迁徙来防患。唉，边疆事务实在难以言说啊！自襄毅公与敌人和戎以后，上谷有了广平公，直到王公又建立无穷的利益；而王公任事时间更久，所处的困难也更大，功劳关系国家社稷，难道只是保卫边民而已吗？所以我不推辞，论述其中的大义，使筹划边防的人可以考察借鉴。王公名象，隆庆辛未年进士，山东新城人，现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张君名我续，万历庚辰年进士，直隶邯郸人，以山西副使分守口北。王君名某，是宣城前卫人，以某官职任副总兵。《明文海》卷三百七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一，余姚黄宗羲编，记四十五。祠庙。虎丘重修五贤祠记【孙继皋】虎丘北面的山峰上，旧有平远堂，用来辅助名胜，使游人开阔眼界；时间久了，便设置龛位祭祀五位贤人：唐代的韦转运、白少傅、刘宾客，宋代的王翰林、苏文忠。韦、白、刘先后由重要职位调任外地，出任苏州刺史；王由大理寺出任长洲宰，而苏轼因获罪南迁，升降迁谪不止一次，但他们都曾以登临这座山丘为乐。设置龛位，实在是近年才由江长洲开始的。十多年后，到今年庚申，户部陈公用望郎的身份主管浒墅关税。陈公到任登临时，看见堂宇渐渐倾圮，台阶石砌全都裂开，慨然拿出关税盈余一百二十金，交给寺僧明镜；又挑选官员和乡绅中有才干而勤劳的人，让他们整修翻新。工程完成后，嘱托我记述此事。我对于这项工程以及这座山丘有几位君子，私下很有感触。这几位君子，文章和风节凌驾一时，光耀千古；有的只因一纸诏令便出任外官，有的三次被贬而迁徙，羁旅流浪于江湖之间，而这座山丘直到今天幸而可以借助他们的风流文采来提高声望。假如他们当时没有走出国都，官职也没有离开兰台凤阁而终老，虽然功业建立在朝廷，声望显赫，这座山丘也不过是遥远东南的一抔土罢了，又有谁能拥有他们留下的名声呢？这大概都是上天的安排。上天故意使他们的际遇困顿，却把吴地的美好山水赐给他们；于是几位君子得以被称为隐吏、迁人，在幽深奇异、草木葱茏的地方徜徉笑傲，流连题诗吟咏，低回不忍离去。这件事也实在令人更加感慨。那么，这座山丘就要成为几位君子的山丘了吗？客人说：不是这样。在此以前，阖闾不是曾经把这里作为坟墓吗？可是老虎直到今天还蹲在这里。因此这座山丘阖闾也不能占有。生公不是曾经把这里作为讲台吗？可是生公讲经所感化的石头直到今天仍然耸立。因此生公也不能占有它。王珣不是曾经把这里作为住宅吗？可是如今不是已经变成禅寺佛刹、长久存在了吗？因此王珣竟然也不能占有它。何况做官的车辙、被贬的行迹，飘忽来往，就像云和浮萍一样，怎么能真正占有它呢？唉！只要一再居处、一再离去，最终都不能据有它，那么天下万物忽然消灭、转眼之间便不能视为恒常，都是这个道理。那些小小的宠辱得失，哪里值得挂在高贤旷士的胸怀中呢？由此我知道，这几位君子在这座山丘上确实有很深的领会。如今我试着同陈公登高远眺，临深俯观：清晨霞光灿烂，夕阳照耀高远，鸟兽嘤鸣，这难道不是几位君子的文章吗？池水清冷流动，石壁高耸□然，松柏苍翠，这难道不是几位君子的风节吗？以至于四时寒暑的推移，风雷雨电的变幻莫测，草木花卉的凋零和繁茂，以及烟霭山岚的聚散，又难道不是几位君子沉浮、显晦变化的形态吗？陈公也会俯身思考、仰头观察，在相隔一世之后同他们彼此感应吗？这几位君子寄托在山丘上的，是他们的遗迹；寄托在陈公俯仰之间的，是他们的精神。这座山丘所寄托的遗迹，幽深得无从追寻；而陈公所寄托的精神，却鲜活得仿佛仍然存在。祠堂右边，又有宋代尹和靖以及本朝何别驾的两座祠。尹和靖是宋代儒者，曾在山丘旁结庵；何别驾在正德年间对郡中有保卫安定之功。陈公概括修整这些祠宇，并在祠下建成五层重台，盘旋蜿蜒，直达山丘脚下，这是陈公所创建的。陈公名訏谟，是福建长泰人，万历辛丑年进士。重修谯公祠记【丁自申】治理百姓的人，应当致力于义理所能完成的事情，而不过分激烈地改变那些并非一定要改变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协调百姓与神灵的办法吧。凡是义理上可以完成的事情，就应当在利益可以兴起的地方兴起利益，在弊病穷困的地方革除弊病，这可以说是为百姓有所作为。至于不必改变的事情，沿袭它并不会损害实际情况，还足以把久远的事迹流传下去；废除它只是使原有名目徒然混乱，或者会引起人们对是否可信的疑惑。这样做对百姓既没有什么益处，又说是为了神灵，我就不知道了。神灵对于百姓，义理上也有关系；而治理百姓的人，正是借此来设置教化。如今即使义理已经完成，而所要改变的事情在义理上并无可取，又不能排除这一方面而使人信服另一方面，那么还不如不改的好。既然如此却一定要改变，岂不是志意有所激发，反而过分了吗？况且孔子所说敬神而远离它，只是因为神道之理不可知，不愿意亵渎而接近它；从未听说毁坏神祠就足以表示敬意，驱逐神灵之后才算远离。如今天下祭祀神灵的盛况不亚于古代，那些恩泽没有显著施于百姓的神灵，有的只是当地人夸大其威灵，把功德据为己有而奉祀；从来没有毫无缘由便享受血食，只是因为属于异代神灵就特别受人崇奉的。儒者读孔孟之书，治理三代以来的百姓，难道要舍弃百姓之义，用崇尚鬼神的教化来引导他们吗？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其中也有不妨害义理的部分；我应当尽力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谨慎从事，既不引导他们回到最初所趋向的方向，也不强行夺去他们逐渐形成的习惯。这样来协调神灵，正是为了安定百姓，难道不是治理百姓的人应当懂得的吗？南兖有谯公周，他的威灵在异代也很显赫，功德为一乡百姓所私有，也是当地人认为可以享受血食的神灵。他的坟墓封土题记在县衙后面，祭祀已经很久了；有一天，在相隔千百年、久远到几乎无人记得之后，却把它迁移并夷平为废墟。当事者排除旧有积习，冒犯众人喧扰，确实有坚定见识；但我所说这件事与百姓之义无关，而志意或许过于激烈，用今天官吏百姓的心情来验证：想要恢复他的坟墓并祭祀他，那么还不如不改变、只是迁移的做法更好，这大概不是诬妄。祭祀尚未恢复到旧址时，有人说谯公的英灵常常凭依坟墓，能够怒斥并给人降灾，因此颇有伯有作祟为厉的说法。我认为伯有成为厉鬼，是因为后来没有后代继承；从晋代到今天，谯公的后代也没有长久延续。那些替他主持祭祀、尊崇奉事他的人，难道不正是官吏百姓心中永不磨灭的情感吗？即使谯公的灵魂足以成为厉鬼，也不应当降下灾祸来虐害我们所做的事情；否则，官吏百姓凭什么敬重谯公的祭祀，而谯公也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私人情感系于这片土地了。

译我知道这样做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如今只标明墓地的位置而修复它，是因为官吏百姓想借此慰藉公的遗迹；至于公的英灵绵延千百年，依恋顾念此地，也未可知。若不为神灵本身着想，却妨害百姓的情义，又怎能借此回应百姓的愿望而获得安宁呢？神灵归于祠中，这是一次举措而得到两方面的好处，为什么偏偏不能做呢？有人说：“迁走之后又再迁回，恢复原来的地方，同时整饬祠中的礼制，这合乎义吗？”我说：“在墓地祭祀，便属于野外祭礼；修建祠堂祭祀，则合乎典制。公已经列在乡贤之中享受祭祀，建祠只是依照原有的设置，并不是额外增加。这就是所谓合乎礼而又以义来权衡。祠堂建成后，因而进一步说明公墓不应废弃，以及祠祀所以得以复兴，也许正是古人借此设教的意义吧？祠屋共若干楹，不追求丰厚华饰，只求礼制完备。共用白银若干两、米若干斛，都取自赎金余款。由县中簿吏李褒主管工程，在署理政务的通判吴君任内落成。吴君才干足以处理民政，又深知鬼神的情状，他竭力赞助此议，认为谯祀一定可以恢复。与我同官的人大多也有相同看法。依照法令，可以大略记载于此。《常熟县新建先贤巫公祠记》【陈寰】虞山，是我们常熟县的镇山。山的东南面有椒麓，形势尤其优美。丹红的山崖、碧绿的溪水，河流逆流环绕县城旧址，沿此形成西关，万家聚集于此。椒麓有仲雍、子游的墓，还有老子祠。山麓有致道观，观内有七星古桧、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和宋学士丹井铭。每逢岁时节日，人们在这里演习朝廷礼仪，作为祝圣道场。道观西面有岳庙，还有张、许、关、刘等忠臣祠。在道观和庙宇之间，地面稍有空隙，乡民占据此处，排列柳树，挖掘墓穴，准备死后埋葬。嘉靖戊子年冬，大巡抚峯陈公巡视各县来到常熟。在此以前，吴公子游因为是本县先贤，得以在文庙左边建立专祠。陈公拜谒文庙后，又去拜谒子游祠，看见商相巫公和子游都被列为贤者，也都作为乡贤设立木主供在廊下。于是退到明伦堂坐下，召来一名高等生员，让他讲述巫咸的事迹。讲完后，又召来一名高等生员，让他讲述子游。讲完后，便对他们说：“巫咸和子游的世代先后关系是这样的。如今你们尊奉乡贤，却把巫咸父子排列在两边廊下，这在义理上说得通吗？祭祀瞻仰已经失当，神灵一定不得安宁。这本来就是官府应当责成办理的事，可事情属于学校范围，你们为什么竟没有提出建议请求呢？” 诸生都称谢，于是再次拜谢说：“从前宋嘉定年间，人们在青龙冈下治理土地，得到一块古碑，刻有五个大字：‘商相巫咸冢’，都是古代八分书。县令孙应时于是建造祠宇，碑记至今还流传。如今青龙冈的位置虽然可以考察，但墓地只在山麓。因此大家争相指出乡民的墓穴占地越过规定、逾越制度，请求下令改作祠堂，实在很恰当。”陈公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县令胡君办理，拿出公款偿还乡民的地价，命令他们把墓穴迁回原处，并在墓穴中建庙。门前建有堂、廊、桥、道路，后面建正殿供奉两尊木主。正殿前临大路，修建石门，题名为“商贤相巫公祠”。第二年夏天落成，县中的士大夫和百姓每天相继前往拜祭。只见高山幽林，明丽秀美而森然葱郁，高台素屋与松林竹石相互掩映，无不深深符合人们的期待。众人庆贺欢喜，称颂赞美；胡君与两位县令洪君、熊君等，因为我过去曾随史官任职，便请我撰述此事，刻在祠中，永远昭示后世。我不能推辞。私下想来，古人说乡先生去世后，可以在社中祭祀。像巫公父子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乡先生吗？从前周公曾告诉召公说：“巫咸辅佐王室。”朱子编注《楚辞》，又说巫公是古代的神巫。圣贤对他的称述评论，大概都是因事有所指：一个从道理方面说，一个从方术方面说。道有大小，术有正邪。道固然可以包括方术，方术却不能超出道。如今按照周公、朱子所说，巫咸的道不是小道，所行的术也不是邪术，而是皋陶、后稷、契所能达到的境界，是羲和、仲叔所阐明的道理。后世万代以来，想要辅佐国家、帮助君主，以及推演玄理、测度造化玄机的人，哪一个不是巫氏世代相传的学问呢？既然他对世俗教化有这样的功劳，即使天下都为他建祠，也大概不算过分，何况是在他的出生之乡；如今这里却默默无闻，实在应当由主持政道的君子考察世情、申明义理，不能停止。唉！商、周两代的臣子，除伊尹、傅说之外，名声显著流传后世的实在不多；孔门弟子在江南也没有听说过。如今常熟不过是天下的一个县邑，商、周人物却已经如此盛多，难道不是东南的光彩吗？作为本县后来的学子，仰慕先哲的高尚品行，力求不因自己的行为玷污先贤，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应当远离追逐势利，反求自身、践履实际；不必一味追怀古人、感发义气，而求道学术数，必须宏大而端正，不可只从事文学末流来猎取科举功名；作为臣子和人子，也必须恭敬谨慎，勤勉修德、砥砺品行，逐步进取，以期达到圣贤的境界。” 如果能够这样，对经传遗留下来的教诲以及今天新建祠祀之事，大概就没有辜负了。假如不能自我振作，反而与时俗混杂在一起，即使面对神像、经过祠堂，内心想到这些，又怎么能不感到惭愧呢？所以我特意直截了当地写下这番话，希望本县后来的贤者都能共同明白这些应当戒慎勉励的事情。《公安儒学梁公生祠记》【袁宏道】上天是广大无边的，没有什么不包含在其中，却不凭借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争胜。圣人也是这样。假如上天喋喋不休地同春天争夺花的艳丽，同秋天争夺果实，同万物争大小精粗，那么上天也不过是万物之一罢了。所以圣人的广大在于包容接受，而不在于争胜。天下讲道的人分歧很多，但他们的道都只是偷取了我的相似之处。我把他们看作仆役使用，他们便借我的道来争胜，必然会排斥我而求取扩张。所以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曾认识小师老聃并向他问道，也不会因此降低圣人的地位。到了后来的儒者，挟持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求胜，于是我的道第一次变化，儒者才有了“儒”的名称；第二次变化，儒者衰退而列居九流之中；第三次变化，儒者竟被异道所利用，这就是与人争胜而反使对方壮大的情形。况且诸子百家本来没有谁能超出我的范围。他们散乱而成为名家、法家，合并而成为杨、墨之学，遁避而成为老、释之学。只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我的相似之处而发展得更过分，所以才指称他们为异学；其实并没有超出我的所有。《论语》听取所说的话，观察所实行的事，考察所取得的声誉，这说明圣人未尝不允许各家立名。《春秋》的斧钺，即使是隐微的罪过也必加诛责，这说明圣人未尝不采用法家的原则。我粗食蔬菜却感到愉快，这是以我为乐；坐席还没有暖热，车辙也没有干涸，却已经兼爱众人，这说明圣人未尝废弃杨、墨之学。

译睡眠有规律，饮食有戒忌，这说明圣人未尝废弃养生之道。心意在尚未发动时加以涵养，道理穷尽于无声无臭之中，这说明圣人未尝废弃虚无之学。只是因为圣人无所不包，却以平淡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其广大达到不可命名的境界。异学之人窃取其中的一端，想专门以此求取声誉，所以行为诡异、言论放纵，认为不这样就不足以使自己的道尊崇，却不知道千变万化都没有超出儒学本有的范围。我取用其中的精华供自己使用，淘汰其中过分的部分，把它们的弊病告诉他们，他们也将乐意为我所用。我用上天覆盖他们，用君主临御他们，用父母庇护他们，他们哪里敢出来危害我？我却自己挟持道义同他们争胜，公然把他们称作敌人，他们也傲然自居为敌。于是异端的祸患便同儒学相始终。名义上说是尊崇我的道，实际上却削弱我的藩篱，反而给盗贼增加了武器。孟子是善于卫护道统的人，他的话不过是“归来便接受他”，不过是“返回常经”罢了。所谓返回常经，就是让天下明白地知道常道的广大，并以自身为根本来推行于天下，这样一切都宽裕有余。我们常常有余，而他们不足，又何必借助他们来资益自己？天下都知道我们不需借助他们，他们所谓的濯龙之宫、白马之舍及其党徒便不能不减少，而他们的道自然衰败；这就叫不加攻击而自行破败。所以如今想要扩充和弘扬我们的道，没有比遵循孔、孟的家法、阐明他们的著作、畅达他们的旨意更好的办法了。在此以前，中丞梁公以监察长官身份来到敝县，看见学校宫舍倾圮，慨然捐出钱财加以修缮。每次来到县中，便召集诸生，告诉他们圣贤精微的旨意。他说话朴实正直，没有雕饰。后来又拿出若干种书传，其中有许多是前代儒者没有阐发的。大概梁公卫护道统的做法，同孟子返回常经的旨意，千古相合，如同一券。过去韩愈卫护我们的道，只是一味发表激愤的言论，却没有标明根本，所以只是穿着铠甲来防卫。铠甲是用来进攻的，不是用来使人归服的。如今梁公只阐明孔、孟的深意，使人知道道理没有遗漏，也使诸子百家不再成为另外的道路。这就如同礼乐兴盛，强悍粗野之风便消退；他真是圣门中的伊尹、吕尚。县中士民感戴梁公的教诲，争相请求为他建祠。县令钱侯听说后非常高兴，说：“这是王政中重大的事情。”终于依照士民的请求建祠，并把记文的事交给我。我拜手说：“梁公日后应当同白沙诸公一起享受祭祀。然而如果后世知道本县的圣学是从梁公开始，梁公配享从敝县开始；一时的县令、长官和儒师都熏染他的德行、欣慰于此事，而不才的我又因文字而得以滥竽充数地参与其中，这些都是可以借此不朽的机会。” 梁公名云龙，是广东琼山人，楚地的人把他比作羊叔子。如今特意在学校中建祠，所以只略述他在圣门中的功绩；其他威望和恩惠不详细记载，留待后来前往岘首的人再来书写。《重修圣母元君祠记》【王嘉言】东光县城东四十里有灯明寺，民户聚集，也是一个显要的市镇。镇东路北有一所元君祠，不知道始建于何时。主持这座祠堂的是干氏，近来因风雨侵蚀而倾圮，于是加以修葺，既坚固又完整，又磨治贞石，想要记载这件事。比丘尼明信便请鸿胪君马氏斯臧来向我求文。我听学士和长老说：“碧霞元君，就是华山玉女。如今岱岳有她的祠堂，建筑瑰丽雄伟，天下祈福的人都奔赴那里，每年收入的香钱以万计。除这座祠堂之外，天下作为离宫、行祠的地方，无论大小，又不下万数，为什么这样兴盛呢？”有人说：“神有自己的地域，地域自然有其主神。元君是西岳之神，为什么在东方建祠？东方已经占据了不属于她的位置。况且离宫、行祠为什么又纷纷遍布天下呢？”再说，元君以柔顺的姿态和坤德，使天下士女奔走四方，争先恐后地供奉她，唯恐落后；远望她像是仰慕，亲近她又像平常相处。他们遵循的是什么道理呢？唉，真是奇怪！唉！金石竽瑟的音乐，青黄黼黻的华美仪仗，聋者瞎者不能参与其中。元君在东方建祠，也不过是寄托于此罢了，难道她不知道这样会引起疑议吗？” 如果不在东方建祠，难道就独自没有遗憾吗？他们难道不知道玄帝吗？玄帝是北方之神，却在太和山建殿，殿宇用金装饰，甚至耗尽县官府库的财物，而士女奔走前往，如云聚集，同元君祠相当。太和山难道也是北方的土地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清源真君吗？他斩蛇除害，功绩在蜀地最为显著，而中原反而为之震动。他们又不知道汉寿关将军吗？他生前威震荆襄，死后神灵击破蚩尤、恢复盐池；建祠祭祀他的人遍布天下，难道也只是解人和荆人吗？所以说：“所谓神，就是以神妙作用于万物而言的存在。它慈仁而贞烈，清莹而深厚，诚意在这里发动，机缘便在那里感应；没有西东、南北之别，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拒绝它。它幽深冥冥，昼夜运行于宇宙之间，却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萌发。人们拜跪曲身，呼号鼓动，奔走尽力于天下，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好像确有主宰，却始终不能窥见它的端倪。而普通人的心思狭小浅陋，竟凭主观臆测来议论神灵，难道不是荒谬吗！”唉！所以元君建祠在哪里都可以，并不值得奇怪。虽然如此，世俗建祠供奉神灵，果真是有所作为吗？” 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求取福祉而来；天下人纷纷忙乱，都是为了追逐福报而去。他们不考察顺从善道、违逆恶道的道理，也不探究吉祥和灾祸产生的原因，只一心祈求福报，这是错误的。然而这样说来，建庙本身可以；如果不树立名节，又怎么能够修身呢？祠祀可以举行，如果行为错误而不加整饬，又怎么能够端正呢？内心幽隐之处真实诚信，行为又同神明相合，这才是求福求祥。还需要另外祈求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谓神，就是公正明察而正直的存在，谁会卑屈委蛇，以迎合天下人的愿望为事呢？这就是记。《重建至德祠碑记》【蒋璜】

译我生长在吴地。吴地是泰伯受封建国的区域，有关官员每年奉行祭祀，庙宇形制十分宏伟。吴地东北一百多里有虞山，山的西麓有虞仲墓。有人说泰伯、仲雍逃亡的踪迹就在这里。吴地对于洛阳、镐京来说是荒远的服属之地，春秋时期还被远远排斥在外。然而吴处于东海，荆处于西南边远地区，相距数千里。吴国直到夫差时才转而进入越地，越地后来又并入荆地。在商周交替、剪灭商朝的时代，吴地不隶属于荆地，这是明白的。泰伯因采药而逃亡，荆地因剪断桐树占卜，吴地的事情可以由此反推。可是又有人说仲雍居住在吴地，断发文身，难道是泰伯、仲雍一同逃亡而走了不同的道路吗？其中的缘故无法知道。我任延唐县令时，延唐的镇名叫黄马山，山南叫大塘；山泉向西汇入山坡，时而停滞，时而湍急，所灌溉的田地有万顷。大塘有一座祠，是周大王庙，也就是泰伯祠；山坡有一座庙叫黄马相公庙，也就是仲雍庙。我这才恍然说道：这里是荆蛮之地，这里莫非就是泰伯、仲雍的遗迹吗？两座祠庙的灵验奇异都很有名。我治理延唐的第二年，遇上旱灾，便率领官吏百姓斋戒沐浴祈祷，总是得到应验。乡中老人说，对神灵举行尸祝祭告已经是民间长期的事情。神庙初建时，县令蔡公前来治理，才开始使用整羊祭祀；但每年没有固定供品，有时买肉干来献祭。继任者有时兴办，有时废弃；荒废的祠堂只有两楹，木材被虫蛀坏，墙土也崩塌了，遗留下来的神像高峻地立着，在风雨和荆棘丛中经受洗沐。我内心不安，不能自已，便向两台监察大夫请示，上报春秋祭享的礼仪，请求每年由有关官府拨给钱币，共计七锾。费用节省而典礼完备，全部得到批准。于是又同县尉周君商议，有幸得到使君的恩惠，久废的仪礼开始举行；但屋椽栋梁不能支撑，外墙也不完整，如果有一天任其倒在草莽中，又凭什么安顿神灵呢？况且古训说，祭祀用的牺牲和礼器不能抬出门外，雅乐不能在野外演奏。我私下筹集材料、烧制砖瓦，扩建并加固屋宇，把地基增高了三尺左右。于是砍除荆棘，疏通泉水，清理石块；幽深的山谷和重叠的水潭，同古树苍藤森然相合。登高环顾四周，水流可以举杯畅饮，桥梁可以通行，石矶可以垂钓，峰影中的紫色绿色仿佛伸手可取。我先把丘壑平整，各种景物相互逼近，使人忘记自己是历经风尘的官吏。工程告成后，我便恭敬地请乡中先生和儒生举行俎豆之礼，又请来老人给他们斟酒，说：“这次礼仪，是为了彰明先贤光耀的德行，显著地显示他们降下的福荫；敢于祈求福佑、借助神灵的力量，实在要靠诸位父老共同承受。”从前司马子长说荆楚之地强悍勇猛、喜好作乱，难道这里不正是泰伯、仲雍逃亡的地方吗？不只是这样，九疑山以南还有虞氏的鼎湖。” 凭着两阶干羽之舞，苗民已经归服百年；龙驾仍然指示着灾荒。那一位圣人、两位贤人，千古以来的行迹仿佛选择了同一片土地而践履，彼此没有谋划却相互契合。即使是著名的都市、强盛的县邑、文献汇集之邦，也不容易幸运地同时得到他们，而我们这个县却两样都得到了。直到今天，白发苍苍的老人、孝顺兄长友爱弟弟的人、努力耕田的人，仍然可以看到舞干的风采和采药的遗意，哪里能找到可以称为剽悍急躁的百姓呢？我生在吴地，是泰伯、仲雍沐浴封地中的一名官吏；在荆地，又是泰伯、仲雍逃遁之野的治理者。我们之间有这样的相遇，多么奇异啊！我们蒋氏从姬姓受姓，始祖伯龄是泰伯、仲雍的从孙，追溯源流有所根据，世代次序可以推知。而我同泰伯、仲雍的遗迹相伴，亦步亦趋，这又是奇异中的奇异。神明的后裔，百世永远昌盛；而我同宗同姓的人继承了他们的遗泽，抵御灾害、保护祸患，使我们的百姓得到粮食，这是这一方百姓所共同承受的。至于他们德行高尚，三次谦让，道合清正权变，使自身劳苦，又隐没自己的名声，暗中维系万古的纲常，使人心能够永存，那么万世都将承受他们的恩泽。这项工程，费用的筹划和经办由我负责；安排工人、艰苦创业，则由县尉周君思恩负责。共建飨室三楹，左边建六角亭，三面临水；右边另建三楹房屋：一间治理烹饪、供应明荐，一间供守祠僧居住，中间供奉司土之神。又在东南方向设置门，顺着龙首的形势而建，这是周君提议创办的。工程完成时是天启壬戌年秋季仲月，因此写下这篇记。《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二，余姚黄宗羲编，记四十六 寺观 《虎丘云岩寺重修记》【杨士奇】苏州长洲县西北不到十里有一座山，名叫虎丘，是吴王阖闾埋葬的地方。世代相传，安葬之后曾出现白虎的异象，所以得名。山冈丘阜盘曲繁茂，泉水岩石奇异诡丽。据卢熊《郡志》记载，这里原是晋代王珣及其弟王珉的别墅，咸和二年捐出改为寺院。起初分为东西两寺，唐会昌年间合为一寺；“云岩”这一名称，则始于宋大中祥符年间。最初由清顺尊者主持，后来传到良价禅师时又重新振兴。历经世代变乱，寺院屡次毁坏，也屡次有人兴建。洪武甲戌年，寺院再次被焚毁。永乐初年，性海主持寺院，开始建造佛殿，某人建造七级浮图。继性海之后，楚芳建成文殊殿。永乐十七年，良价继任楚芳，这一年建造厨房和库房；第二年建造东廊，又建西廊和僧舍；再过一年建造妙庄严阁；又过三年，楼阁落成。寺院大概到良价时才重新完备。良价所建楼阁的工程最大，共三层，高一百二十尺有余，宽八十尺有余，深六十尺。上层供奉三世佛和万佛像，中层供奉观音大士及诸天神像。木材费用三十多万贯钞，金石和彩绘费用六十多万贯。又经营建造天王殿，依次完成。良价是杭州海昌人，字石庵；如今的僧录阐教止庵是他的师父。我听刑部主事陈亢宗说：良价曾经同陈亢宗交游，于是托他请我记载寺院落成之事。我听说虎丘占据苏州的胜景，每逢岁时节日，苏州的老人、壮年和少年有空出游，必定要到这里；士大夫宴请、饯别宾客，也一定来到这里。四方贵人名流经过苏州，也一定不会因为事务而放弃到这里游览。然而，他们也曾想到过王氏父子兄弟曾经在这里享乐吗？当时王氏父子兄弟宠禄隆盛、荣耀显赫，整个天下有谁比得上他们？但他们能够抛弃自己所享受的东西，把它看得像脱掉鞋子一样轻易，难道只是把它当作求取福报的资助吗？他们难道也审察到富贵不能长久居有，子孙也未必世代拥有吗？即使他们的智慧、见识、志趣和趋向高明正大，还不足以赶得上范希文的作为，但他们不受外物牵累，视李文饶沉溺情感、劳费心志，甚至达到草木细微之物的程度，难道不是超然胜过他吗？自从建寺以来，至今已经一千多年，虽屡毁屡兴，而飞檐高楼冲凌云汉，同山川交相辉映，成为东南名胜，历久不衰；这固然是因为佛道足以鼓动天下，也一定是因为佛门弟子中多有瑰伟卓绝、刻苦勤勉、才智出众的人，能够弘扬扩大其师之道，从而得到众多助力。那些瑰伟卓绝、刻苦勤勉的人，用心宏大，立志坚定，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作为；这样的人，谁能阻挡他们成就事业呢？唉！这样的人如果投身世俗、得到任用，难道会有不能建功立业、不能补益当时而闻名后世的吗？我又因此感慨：这样的人在佛门中屡屡见到，在世俗之中却很少遇到。《重修江陵佑圣观碑记》【梁潜】江陵龙洲之上有一座道观，名叫佑圣观。相传唐景云年间，雪庵李真人开始来到这里筑观。后来有一位乐间赵真人继承并修葺它，房屋宫室焕然华丽，成为江陵的伟观。元朝末年毁于战乱；大明洪武戊申年，玄灵陈炼师和他的弟子某人又经营修建，经过若干年，宫门、殿宇、廊庑以及高深宏壮的规模全部恢复旧貌。三清、天皇的神像，太乙、紫微、北极的祠庙，以及悬挂钟鼓、闲居燕息、宾客住宿、井灶厨房和浴室等处，无不完备。四方的羽人仙客、游历之士，或者做官疲倦后归来，沿江陵经过龙洲却不到佑圣观的，都认为是遗憾。江陵横跨衡山、湘水之间，连接吴地和蜀地，在古代大概是重要的重镇。太平兴盛、没有战事时，百姓争相奢侈、竞比豪华，仙宫佛寺也极尽一时的壮丽。等到天下发生变故，战乱独独冲击这里，就有不能承受其祸害的；原来豪奢壮丽的建筑，忽然化作尘埃，废弃成为丘墟，不经过长久太平时代的滋养，便不能恢复原样。唯独其中佛教、道教之徒，兴复毁败仿佛非常容易，原因是什么呢？变乱很多，但他们的恩泽独自流传；兴废多次，但他们的教法不曾熄灭，难道是因为维持它们的力量足以胜过其他事物吗？” 然而老子的道术不像佛教那样箝制人情、鼓动人们追求功利；归根到底，它能够保存精气、收敛和气，守柔守黑，以柔弱胜刚强，使天子不能把它当作宾客轻视，万物也不敢把它当作臣属役使。所以它清静、谦退、无为的道理，也足以补益世道、辅助治理，并不只是因为能够灵妙变化、飞升离去、役使神物、祈祷驱邪这类小术才如此。老子的道同尧、舜、文王、武王、周公、仲尼的道不同，但若在尧、舜、文王、武王、周公、仲尼之道之外来观察，便可以看到老子之道为何能够独立长存、虽衰败而迅速复兴，也可以明白佑圣观的建立为何独自显赫，成为太平盛世宏大奢丽的先声。这些都可以写下来告知后来的人。于是张侯某来任县令，太和侯江陵人请求我作文，回去刻在石碑上。《苏文忠公啸轩碑记》【黄省曾】吴宫东面有一所禅寺，名叫定慧寺，同寿宁万岁院相邻。考察范志和朱氏《图经》，都说它在唐代总同鸳马之处。到宋祥符年间，真宗皇帝另赐今名。天章御书藏在玉台，寺院每年得到剃度一人，是丛林中讲说佛道的场所。当时沙门颙师洁白持戒，戒香比儒林还受人尊重。苏文忠公游历吴地时，同他交往雅正而亲密。颙师于是疏通景观、剔除幽僻之处，临着水渠观竹，建成一座清轩，取名“啸轩”，特意让苏公舒展浩气、畅发高远襟怀。苏公每次在四壁环绕的小室中暂住，便吟咏题诗、挥笔作文。后来苏公被贬到惠州，江岭阻隔，音信断绝。他的儿子苏迈因离别而悲伤，早晚都怀着孝思。卓契顺是寺僧守钦的弟子，他深入瘴疠之地跋涉万里，为苏迈传达问候的书信；苏迈用草书写信答复，挥笔赠送以壮行色。直到现在，这些遗迹仍然庄严地留存，成为佛寺中的光华。进入我朝，有一位净因法师，永乐年间修校藏经典籍，以名僧身份被征召入朝。寺中杜影精舍、银书《方广经》，庄严照耀着寺院珍宝。传到妙玹时，更加弘扬清正的规矩。正统年间，他向郡守况公报告寺院倾圮，况公捐出俸禄，使佛宫焕然一新。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巡抚南方，命妙玹募刻苏公书法的墨本。

译永乐年间的美玉碑石记载说，这座寺院虽然经历久远，然而净业始终如一。庚子年，秀僧仁济等人在这里展读经书。我曾经来到此处，流连徘徊、解衣休息，远远抒写芬芳的情怀；这里空旷幽深而闲静寂寥，仿佛山野空阔，敲门才开，苔藓铺地，鞋履踏过仍常常碧绿。我采薇、煮茶，欢乐交谈了一整天。凡是苏公昔日享受明丽霞光的地方，我便饮着清冷的风；他曾披览鸟影、行药散步之处，我也让月光引着归途。确实，珍奇美妙的境地，若不是高隐远遁之士，不能安适地居住其中。一天，寺院主持守成和他的弟子文慧恭敬地捧出苏公文集，请我作文，并且说：“如今屋宇颓败简陋，恐怕不足以劳烦大手笔。”我欣然答应并告诉他们：“自宋以来，世道更替，吴地的华堂官府化作茅屋绳舍，富贵人家的子弟和珍珠财货流落奴仆之手，这种变化已经反复发生。即使是辟疆、任晦所称的胜景，也都湮灭得无处可寻。唯独这座轩，幸而寄托在荒凉衰落之地，仍巍然留存，可以使后来的贤者由此仰望追随苏公超逸高远的足迹，那么释氏对于苏公的恩德就深远了。何况这里屋柱栋梁低矮破旧，庭院狭窄浅小，墙垣建筑琐碎逼仄，烟尘蔓草丛生，并不是那些崇高广大、华丽壮观、供巨室显贵所喜爱的地方；然而方圆咫尺之地，却可以流传千秋而不磨灭。” 于是命守成、文慧画出苏文忠公的画像，供奉在轩中。用来接续颙师当年开辟此轩的情怀，我也因此作文记载。标明并阐发其中意义，以补充苏公留下的缺憾，鲜明地昭示将来；希望周公、况公敬慕前贤、殷勤承继事业的恩泽，或许能够得到美好的相逢。《法喜寺修造记》【许相卿】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冬，海盐秦溪的法喜寺修造工程完毕，僧人戒楫把寺院过去的事情和近来的遗迹整理出来，前来请求我记载落成之事。这地方有寺院已经很久了，传说创建于梁代，但没有可考的依据。唐、宋两代曾两次赐额，南宋也曾两次修复；断裂的碑石、倒下的钟，碑上的苔痕字迹仍隐约可见。到了杨幼度在淳祐甲辰年撰写碑记时，寺院曾经十分完备。如今距那时已经二百九十九年，寺院却大为毁坏，尚存的遗构只有两座殿和一座门；中间高处已经空露，风雨从四面交相侵入，也只能一天一天消散湮没罢了。这本来是事佛之人应当为之动心的事情，必定要有所作为，不能任其漫然败坏。此次工程由闻道心倡议开始，由戒楫承担责任并出力完成。先从门殿开工，换掉朽坏的材料、增加坚固程度，涂上黑白色彩，装饰以藻饰彩绘。过去倾圮破败的，如今雄壮整齐；过去漫漶不清的，如今明亮焕发。殿宇两楹，各有辅翼，殿堂雄伟华丽，正好相称；两旁相对排列着修长的廊庑，拱卫成壮观景象。观音堂在东面，达摩院在西面，坐禅有房屋，延请宾客有馆舍；栋宇檐角如鸟翼飞举、如鸟羽翻革，水更加秀美，树林争相呈现姿色。北面建僧舍若干楹，法座、斋房、厨房绵延相连、排列整齐；水井、浴室、厕所位置有序，凡是供养僧众生活、供应使用的一切，没有一样需要向外求取。于是尊崇佛教根本，灵山大像、罗汉诸佛以及高僧良准，都是秦溪法喜寺之所以成为寺院的所在。给佛像庄严塑造面貌，使神情气韵活现，仿佛正要开口说话；令人惊视回顾，几乎忘了那只是彩绘塑像。木材、石料、陶瓦、冶铁、蜃灰等费用，共计钱一百万又八万；再加上斧工、木工、泥工、雕刻、绘画、搬运和出力等工匠费用，共计十八万钱，连同雇工饭食，数目与此相当。砖坯、泥塑的各种佛像，用黄金、丹砂、空青、水碧装饰，费用共计二十八万钱，还超过这个数目。癸丑年仲春开工，丙辰年仲冬完工。工程完成之后，法喜寺才恢复旧日的面貌。这难道不是戒楫和道心的劳苦吗？也是佛的佑助，以及远近施主捐舍力量的结果。至于他们所说的光景、灵异、鬼神感应，铺陈在口头言语之间，仿佛勃勃欲出，我无法确知；我所熟知的，是道心的诚意专一，足以感动人；戒楫勤勉不懈，足以成就事业。正因为这样，他才集合众人的力量，聚敛巨额资财，兴复积久的废业，最终取得成功。天下名山胜水，成为物产之地的，大概十之七八；只要有一泉一石能够含纳清露、奇异峭拔、远离尘土，几乎没有不被僧门占据的；大到田地，小到街巷，佛寺如星罗棋布，数也数不清。事物新了就会衰败，衰败了又会更新，这是事物的规律，我还有什么可记的，我还有什么可记的？这样说来，不是说得太多了吗？然而唯独对此事我有深深的感慨。于是想起我曾经写过的话：“佛出生在距离中国二万里的地方；他去世至今已经将近三千年。而且他的教义荒诞渺茫、悠远难明，不容易拿来比方万物。然而世俗之人直到今天仍然尊崇趋向它，经过他的宫宇便整饰容貌，仰望他的像便弯腰躬身。至于他的门徒治理修缮居所，像是在奉养自己的父母；彼此共同尽心竭力，坚持到底，必定恢复原来的面貌才罢休。这果真是因为佛的福田利益万物广博，幻术震动世人的力量神奇吗？还是因为百姓生活没有教化，看见异物便容易改变志向呢？自从王道教化熄灭而异说兴起，行路之人都茫然无所适从，诡诈奔逐、横冲乱驰，没有止息。佛氏宏大荒诞的学说进入人心尤其容易而且深，所以全天下都像被驱赶一样趋向它。我们的道经历千百年，到今天却被弃置、郁结、阻塞，不能再在天下显行。那么，他们之所以兴盛，难道不是由于我们的教化衰微吗？至于那些迁徙、修治居所，尽心竭力，坚持到底而一定要恢复原状的人，难道不是很难得吗？所以我考察佛教兴衰的根由，并一并记下自己的感慨。” 《幻悲阁记》【罗洪先】嘉靖壬午年五月，我同刘孔脩、雷时孚一起在大云寺跟随主持机上人学习。刘孔脩因世交关系，雷时孚为我讲解《尚书》，我们号称莫逆之交。旁边的房舍中还有萧其士、艾于中，他们虽然不是同一师门的同伴，但每天吃饱后嬉游，晚上出游，也一定是我们四人一起。不是拍掌谈论时事，就是吟诵古文。由于他们年长于我，我恭敬地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们。住了两个月，各自因事情离开。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频频回头，过了很久才分开。大概当时并不知道那房屋已经破旧狭窄。第二年冬天，我和刘孔脩来到寺中，为机上人书写墓碑。又过一年，雷时孚因疾病去世。乙未年，艾于中客死信丰；刘孔脩也在丁酉年病逝。三年后己亥年，我再次来到寺中，寻找他们过去居住的地方，只见有一座高阁巍然耸立，有一座花圃草木茂盛。我抬头登阁，俯身下望，外面的溪流山色同过去没有不同。阁下却把破旧遮蔽改造成疏朗通达，把狭窄低洼改成开敞明亮。而这三个人已经长眠地下，再也不能看见了。于是我潸然流泪，悲伤无法抑制。又由此想到，讲佛教的人一定会嘲笑我。他们本来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悲伤。凡是讲佛教的人，以破除世界为宗旨。他们所谓的“世”，是从事物相续不断这一方面说的。

译他们所谓的“界”，是从事物彼此分别而不混同这一方面说的。他们认为，凡人有身体，都是由于情感和想象的聚集；身体所贪恋执著的一切，都是由于分别、占有的明识。前后相隔，彼此不能相借，这样我们同别人一开始便产生了许多事端。如今看这三个人，从少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已经不能由自己决定自身，何况身体死后的事情呢？更何况在这三人之后的后世呢？我同这三人居住的地方，原来是破旧遮蔽、低洼狭窄的地方；如今又成了疏朗通达、轩敞开阔的地方。改变它们面貌的，不过是土木装饰，最终也只会成为劫火后的余烬罢了。由此推论，万物的美丑得失，果真不同于此吗？再由此推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厚薄，果真不同于此吗？再进一步推论，那么一切所谓不会毁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这样，哪里不是“世”，哪里不是“界”，哪里又不是“幻”呢？我处在大幻境之中，却为今天和过去俯仰之间的变化而悲伤，把这种悲伤留给佛教徒嘲笑，岂不是太迷惑了吗？虽然如此，幻者不得不幻，幻境怎么会排斥悲伤？悲者不得不悲，悲伤又怎么会妨害幻境？这样看来，幻固然是幻，悲也同样是幻。如果是这样，坚持佛教说法的人也不能免于迷惑了吗？” 自从我离开这里到别处游历以后，同伴更多，地方变迁，时间更久，所遇到的一切都比这里更为显著。然而唯独这里使我悲伤，这是因为它是我们交接外物的最初之处，也就是所谓第一次见到的事物。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事物，先进入心中而成为主导，寄托的感情很重；等到熟悉之后，便会随着习惯一同忘却。虽然如此，如果有别的事物来夺取它的位置，那么即使与外物交往很广，也不会因此悲伤，所以年轻人记忆力强，老年人容易健忘，是因为精神专注的缘故。唉，怎么知道后来不感到悲伤的人，不会正是迷失于幻境之中的人呢？如果这样，又何必对悲伤感到迷惑呢？于是把这座阁题名为“幻悲阁”，并追记这些话来警戒学习佛法的人。建阁的是机上人的弟子尚聪、道正二人，他们勤苦不懈，凡是能够兴废修复的事情，都竭尽力量而不遗余力。道正又懂得持守佛教的说法，所以我乐意为他们作文记载。记写成于乙巳年四月，距此阁建成已经十六年。《洗泉记》【曹臣】洗泉，是我们乡中古岩寺中搜寻幽胜的居士余奉倩、抡仲、鲍无雄、郑君实、方羽伯等人结社所做的事情。寺院距我居住的永昌里四五里远，有一座岩石山，寺院隐藏在山岩腹中。左边有泉水，潺潺地从石缝中流出；在山脚开凿承接泉水，筑成两个池子，清澈碧绿，像连接的光曜。上池用来汲取饮水，下池用来洗涤，寺中千余名僧人都靠它供给生活。泉水甘美，方圆百里群山中的泉水没有能超过它的。每逢春秋两季品茶荐香之时，名流雅士不怕路远劳苦，背着水罐来汲取泉水，极力夸赞它的胜处。日子久了，寺僧把它看作沟渠中的普通东西，又厌烦人们不断前来，便不再珍惜，凡是粪便和杂物一概扫除后堆积在这里，狼藉不堪。杂物积成污垢，污垢积成腐败，腐败滋生虫子，泉水的本真大受损失。游人来到这里，常常犹豫不前，环顾四周，心里想喝一口，却不能得到清洁的泉水。余奉倩等人看见这种情形，感慨叹息，于是聚在一起商议说：“何必只归罪于僧人呢？其实是我们同辈的人应当负责。堆积的东西难道不能让它流通，污垢难道不能洗濯干净吗？腐物可以变成新的，虫子可以放入山谷。若约定每月来一次，清洗一回，那么四种弊病都能除去，泉水的本真就会大大恢复。”从此以后，人们把这份功劳归于我们，赞叹也归于我们；僧人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削弱，强横的人产生畏惧，嗔怒的人产生惭愧，实际上一切都是我们同辈人在主持办理。于是大家在岩石下结盟，像先前约定的那样，每月约定清晨前往，有时在初一，有时在月底，有时在十五，日期参差不定。只是寺里的僧人不得提出异议，每天清扫干净来等候我们；每天清扫干净来等候我们，而我们的权势也就更加重大了。防护泉水的方法，难道还不严密吗？在岩下结盟一事，却具备了六种法门：不住于相而生起正心，以慈悲教化济度众生，振兴清净、消灭污垢，铲除强暴、杀灭嗔怒；结盟的功德真大啊！辛未年秋天，我从远方归来，恰好遇到诸位朋友，他们第二天正要约定日期，邀请我一同前往，我欣然答应了。拿着斗、运着扫帚，亲自充当劳役，不一会儿便使两口池塘焕然一新，自己都不知道裙子被水溅湿、鞋子被水浸透了。于是命人置酒，坐下来饮酒，快乐地观赏了一整天，临走时捧取泉水漱洗了好几斗才离去。这次劳作，神明实在非常快乐，不能没有文字记载，于是作了一首七律，收入其他记文中。《观育王寺舍利记》【戴洵】嘉靖戊午年秋天，我承蒙乡里推荐，经过穿山，拜见巡抚。路过阿育王寺，进去观看舍利。当时我二十五岁，看见小方塔中悬着一口金钟，下面系着一颗珠子，和普通珠子一样，没有别的奇异之处。近来见平湖尚书五台陆公所写的募捐文书说：“它不断旋转，起初看见时像芡实，后来像弹丸，像瓜，像车轮，五种颜色变幻不定。”我心中十分惊奇，却没有办法相信。到了万历庚寅年秋天，我因病寄居净慈寺，阅读《大般若经》，偶然遇到山人徐子裁，约定同游四明。回来到达延庆，又遇到山人王仲律，于是共同前往阿育王寺，再次拿出舍利塔观看，却看见金钟忽在中间，忽在边上，时高时低，所系的珠子有时长有时圆，有时是三颗，有时是两颗。它既完全不同于陆公所说的情形，而且两个山人以及同行的李之华、元甫父子、任上人和下面几位随从，所见也人人不同。难道真是神灵恍惚变化，处在有无之间吗？还是我的心和眼睛年轻时便已形成固定看法，年老后反而昏花了呢？或者众人所见也像我一样，只是他们年老而尚未达到年轻时的状态呢？我究竟该相信什么呢？老子说：“有，是用来取得利益的；无，是用来发挥作用的。” 孟子说：“大人，是不失去婴儿般纯真之心的人。把它操持住，它就存在；舍弃它，它就消亡。”唉，这正是舍利之说啊。《重修大兴寺记》【赵釴】

译大兴寺，是贵之省官员每年按时聚集、编次礼仪并学习演练的地方。嘉靖辛酉年年末，我和侍御巫君、总戎石君入寺举行献岁礼，共同操办仪式。当时正值大水之后，发现连更换衣服的地方都没有，百姓居处和僧舍也没有区别，大家都叹息说：“这里不能不修整。”恰好宣慰安万铨来到，他本来就擅长积聚财物，又明白神道教化的道理，于是借神道来进行教化，让人负责重修。事情议定后，他说：“我能供给费用，却不能供给劳力。”于是捐献一百金作为帮助。估计这些钱可以置办木料、石料、砖瓦，便命贵之前后二卫挑选年老体弱、不能拿戈作战的人来服役。于是先办最急迫的事，首先筑墙垣以划定民居界限，其次修建更衣防以防备漏雨，接着修殿宇和两廊，再修门庭以表示防护。不到几个月，废坏的地方全都翻新了，比从前更加坚固。居住不久，又有修建莲花庵的人群前来，拿着募捐文书请求资助。我笑着写道：“我这样布施，是大布施。没有人懂得我的意思。”后来又有修建永祥寺的人，也拿着募捐文书来。我说：“他们一定是看见大兴寺重新修好，便真以为我是谄媚佛的人。”于是上前告诉他们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北门的市场吗？有一家出售纸钱宝物的店铺，遇到良辰吉日开门时，求购的人接连挽袖进去，臂挨着臂出来。问他们买来做什么，有的人用来祭祀祖先，有的人拿来祭祀先圣先贤，有的人送到神祠作为酬谢，有的人怜悯邻里亲故而用来荐祭，也有商人旅客走遍四方而用来祈祷。又有打鱼、狩猎、砍柴、种田的人，准备进入山林田泽时用来禳除灾祸。同样是购买纸钱，使用目的却不同。你们认为我的心意和你们的心意相同吗？’”我把自己的缘故告诉他们之后，便以此写成《重修大兴寺记》。我修大兴寺，是为了把它作为祝祷圣上的场所，所以不能不庄严整肃；并不是说佛能够使我显贵、使我富有、使我出生并长寿。我这样做本来就是为了求得利益。我听说佛教所奉行的道，是崇尚清净慈悲，以不杀生为教义；然而学习佛法的人，气势往往柔弱而不振作。如今我正以杀伐为事务，每天整治兵戎，用来驱除不祥，那么我的做法本来就和佛道相反。即使我用这种方式来供奉佛，佛难道会高兴吗？何况我的部众正畏缩不振作，我每天用赏罚来鼓舞他们，尚且不能振作他们的气势，使国威得到发扬；如果又把柔弱不振作当作教义，那一定是不行的。假使能使苗人都心情和顺，解下刀弩，使他们安居于山林深谷，那正是我深深希望的事情。我又不敢妄自夸张，借佛来作教化的名义。把这些缘故告诉他们以后，便因此写成《重修大兴寺记》。《东明县重修资寿寺记》【穆文熙】东明县向东约二十里，有一个集镇名叫阳进。旁边有一座古寺，寺前有一座高大巍峨、直冲云霄的塔。澶渊王彧氏写记说：“这是唐代所建，到了梁代寺院更加兴盛。经历金、元以来，直到我朝中期，战争接连不断，殿堂廊庑全都颓败，仅存古塔。永乐年间，有游方僧洪如和他的弟子依傍古塔结庐居住，逐渐修葺殿宇，礼拜佛像。景泰乙亥年，才建成三间瓦殿。到了嘉靖改元时，古塔被县令拆毁，殿宇颓败，不能遮蔽风雨。于是到了癸亥年，他的第六代孙资暹和他的弟子间绍、间纪，各自尊崇祖传的教法。又恰逢国家太平，时令调和，年成丰收，便谋划修复寺院。集镇居民韩绪、葛守分首先捐出钱财，倡导众人，于是建起五间大殿，廊庑也与之相称。到了乙丑年工程完成，金碧辉煌，朱红油漆交相掩映，铃铎声远传数里。大概已经巍然成为雄伟的寺刹，佛事的兴盛也比过去更加扩大了。”葛守分等人又因为祈祷屡有明显应验，信仰和崇奉更加深切，报答神佛没有止境，于是相互请求我记载这件事。我认为，佛教是西天竺的教法，儒者并不谈论它；然而佛教教主寂静，持守戒律，穿着教服，信奉此教的人往往能够排除思虑、轻视世俗事务，把一切生死得失都归于空无，而内心常常感到快然自得。这种道理也有合于我们儒家崇尚宁静、守持虚静的地方，那么佛教又怎么能够全部否定呢？而且我观察古代君子，他们起初大多攻击佛道，后来却又往往归向禅学，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他们起初仰慕儒学过度，以为儒者之道兼有天地人三才，能够责成民众和万物；凡是从事儒学的人，就能使自身通达显贵，辅佐朝廷治理政务，建立伟大的功业，几乎像随口吐唾沫一样容易，所以对其他学派傲然相视，不断排斥。等到他们经历世事日久，遭遇利害和坎坷，感触引发思绪，是非和谗邪触动内心，于是出现太史公所说的“选择道路而行走，却反而遭遇灾祸”的情形：有的人操行不正，专门触犯禁忌，却终身安逸享受富贵；有的人忠诚守信，反而不如虚妄欺诈者；有的人丑陋恶劣，却适宜做大官；有的人容貌美好，却成为众人的祸患；功业有难以必然成功的，志愿有难以直接实现的。因此他们开始觉悟到，儒教所说的道路太苦，不如谈空的道路快乐，于是势必不得不逃归禅门。这样说来，佛教又怎么可以全部废弃呢？只是乡里百姓不能深刻认识佛教，却只执着于因果福田之说，认为侍奉佛就可以求福，近则福及自身，远则福及来世，于是争相建造深红色的殿宇、宏丽的佛宫来奉事佛，却不知道纷华奢丽正是佛教所戒除的东西。责求报应而放纵妄想，正是空虚之道的反面。这些都是仰慕佛教者的过错，佛教本身又有什么过错呢？所以我借韩、葛二位修建寺院的举动，来阐明古人借神道设教的用意。《报恩琉璃浮图记》【陈沂】南都城南面、聚宝门外，有一座大佛寺。孙吴时期，据说是神僧居住的地方。南朝开始建寺，因为当地有长干山，便称为长干寺。赵宋改名为天禧寺。本朝永乐初年大规模修建，仿照宫阙的规制而稍微缩小，命名为大报恩寺。过去有浮图安放舍利，光宗文皇帝诏令天下，搜罗最精巧的工匠，制作五色琉璃，具备五材百种形制，随着材质形成颜色，把泥土陶制成各种形象，分列等级，彼此钩连、斗拱交错，合起来砌成一座大浮图。底部周长四十寻，重檐楼阁九层，高一百丈。外部旋转呈八面，内部规整为四方。外面的门窗，有四面实有四面虚，不使用一寸木材，全都用陶土烧制而成。连接大宫殿之后，层层砌起玉石台阶，上面建五色莲花台座，高高耸立有寻丈之高，随后排列八面朱红柱子，开成四门，在八个角上悬挂十六扇窗。门上塑有大神像，旁边有陀优钵昙花，墙壁上刻着天王、金刚四部。门上的大神像各有不同的头、眼、手、足形相，冠帽、簪缨、铠胄各不相同，衣带、锁甲样式不同，戈、盾、轮、铃以及器物装饰也各自不同，种种都不相同。神像下承狮子，东面承托着焚橑井栱，飞动高起，光彩璀璨。上面覆盖碧色琉璃瓦，鳞次排列着螭头、豹尾，上下交结。

译外面又遮覆着雕镂的栏杆和雕饰的柱子，外侧设有青色琐纹和刺绣门扉。第二层至第九层不设置琐纹门扉，只有柱栏全是朱红色，墙壁都涂成黝黑色，椽子和斗拱间杂玄色与朱色。花萼状的装饰环绕窗户，悬挂和开启的形制，都像最初装饰时那样。九层以上，设有铁轮盘，盘上相轮层层高起数仞，顶端以黄金宝珠为饰，用铁纤维系住顶部，下面垂挂金铃。每层飞檐都悬挂鸣铎，明亮的窗户用蚌壳和螭形薄片遮挡，悬挂伸出柱外，共有一百四十四扇。白天金碧光辉照耀到云际，夜晚一百四十四盏灯笼像火龙一样，从天而下降落，火焰腾起数十里，风吹铃铎交相发声。浮图内部悬有百级楼梯，盘旋而上。每一层地面都铺以金色，四面墙上全是方尺大小的小型释迦像，每尊都具备诸佛如来的因缘故事，共有百种，精巧到了极点，连眉毛头发都完整具备。四周铺砌周遍，井字形斗拱层层叠起，全都以青碧色穹顶覆盖，像华盖一样。设置窗户和灯笼的地方，曲折如蜗壳，只有一个孔洞从门口贯穿到最高一层；人在其中还必须探出头去，不能低头弯身伸到飞檐栏杆之外，否则心神就会恐惧不安，不能久站。四面眺望，群山、大江、关隘险阻，以及近处的宫城、官署、陆路、水道、民居、巷市，人物往来、动作休息，没有一样看不完全。飞翔的鸟和流动的云，常常都能俯视在脚下。《重建新淦县德领观记》【习嘉言】老子的宫观，用高大的厅堂来耸立，用深邃的殿宇来增高，以重重门扉和修长廊庑来护卫。从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小县邑，直到深山穷谷，没有一处不是高峻壮丽的。虽然由于道徒的智慧谋略和才辩足以振兴它，但财资还是要出自富裕人家，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就没有见过能够完成的。新淦秀峯山的德领观，在元朝末年毁于兵火。洪武庚午年，玉笥山承天宫道士郭景贞和他的弟子罗引年来到这里主持。殿堂、门庑虽还存在，但自从最初创建以来年岁已久，日益走向颓败。正统丙寅年，罗引年的弟子刘嗣汉认为，维扬其实是醝司所管辖的地方，巨商大贾云集于此，于是带着募捐文书前往拜访檀越廖延昌，廖延昌和侄子昭旸、李厥初共同首先倡导，并且为此劝募。廖、李本来就是新淦的名门望族，众人因为他们乐于劝募而争相施舍。刘嗣汉所得钱财几乎不可计数。对于所谓高耸、崇高、护卫的建筑，他回去后重新建造，毫无难色。丁卯年腊月二十一日开始搭建，己巳年冬天落成。凡是斋宿的房舍、做饭洗浴的房间，以及塑像绘像的装饰，全都焕然一新。远近来瞻仰观看的人，无不相互羡慕，说这座观是葛仙翁修炼的地方，丹台、井、灶都显现着神异。直到今天，四面环抱它的山都是玉笥山的分支。玉笥山是洞天，是福地，确实是神仙的住宅。环抱这座观的山，也保存着奇异的遗迹。东面叫鸡笼峰，三佑真君的道场在那里；南面叫大圣山，唐真君的道场在那里；西面就是秀峯山，丹台、井、灶都在山麓；北面叫刘仙观，是刘仙飞升的地方。这座观巍然屹立在群山中央，前面俯临清溪，风气完整和畅，难道没有神灵为它庇护吗？道观几乎废弃却总能复兴，究竟是谁使它这样呢？栋宇将要完工时，延昌突然去世。他的儿子鲁汶继承父亲的志愿，把工程完成并修饰完善，又捐资在观前溪流上修建石桥。他的孙子建中到北京来，把祖父、父亲所成就的事情告诉我，请求我写记，以便流传久远。唉！从前世以来，面向南方统治天下的君主，必须亲自处理万机，把事务交给有关官员，然后才能稍稍安逸。公卿大夫以及各级办事人员，必须早晚不懈地履行职务，然后才免于被讥为白吃俸禄。士、农、工、商，必须世代经营自己的事业，用来供养自身和家庭，然后才免于遭受寒冷和饥饿。老氏门徒却能够在这些人中间获得衣食，安闲自得，而且还能把宫观修建得奢华美丽，以尊敬礼奉自己的老师，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只有老氏如此吗？释氏门徒尤其兴盛。我对此仍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却不能不感到疑惑。因此记述这座观的缘故，姑且这样说。《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