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余姚黄宗羲编，文二 杂体 辕骡文【王文禄】在旃防恊洽年间，贞日是孟陬月初八日，我到达彭城。登上车、握住缰绳时，看见众骡都精神饱满，只有一头骡子憔悴不堪，便问驾车人说：‘这是什么骡子？’驾车人说：‘这是驾辕的骡子。起初选择它时十分精细，后来饲养它十分优厚；它承担的任务最艰苦，价格也最贵。它不分月夜星晨、雪晨风昼地劳作，辛苦也已经很久了。’我说：‘为什么不换掉驾辕的骡子呢？’他说：‘车辕是车的主件，驾辕骡子就是车的主力。换成其他骡子，它们不敢套在车辕上。这头骡子即使踢蹬啃咬，也不肯离开车辕，宁可等到死去才罢休。’我因为天晚便停下住宿，没有追问其中的情由。第二天一早，它驾着车辕出发了。车上高坡，后腿用力踩踏支撑；下低斜的坡，前腿先迈出，步伐纵横。弯曲小路使车辙回转，直路使它挺正胸膛。水坑与它的两脚齐平，河桥使它放慢步伐。车辕横木压着它的脊背，车厢的收束全靠它安稳。铁轮奋力转动，鸾铃声纷杂响起。它十分疲惫，汗流浃背，仿佛叹息并长声嘶鸣。我实在怜悯它。同车的人回头笑着说：‘你只知道驾辕骡子的劳苦，却不知道人的劳苦也有像驾辕骡子的吗？况且天地就是一辆车，参赞天地化育就是一根车辕，人就是一头骡子。’ 所以在混沌元始之时，既没有车，也没有车辕和骡子，怎么会从哪里产生它们？车驾又有什么用？等到天地开辟，人类懂得用火之后，是先制造了车，还是先造了车辕？是先驯服了骡子，还是先使它坚强？既然骡子强壮能够到达远方，便周旋在遥远的古道、广阔的平原、荒凉的野店和零落的井栏之间。南北经线有数万里，东西纬线有几千里。若想年年往返，就一定要有骡子驾车辕。你如果怜悯它，又怎能替它承担肩上的重任呢？’我说：‘不是这样。车辕必定要由骡子来驾，骡子也必定要驾车辕；只是安逸的可以代替劳苦的，劳苦的值得怜悯。’客人说：‘这不是驾骡子的过错，而是骡子驾车辕的本性。不肯被其他骡子替代，是它的本分；宁可死去才停止，是它的志向。’我说：‘骡子也有嫉妒之心吗？也想竭尽死力来尽忠吗？也宁愿为尊贵之事而不愿做卑下之事吗？’客人说：‘骡子的本性如同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天的本性。天性本来极其宁静，却产生运动，因此天心喜好生养万物。人都怀抱着用世的心愿，如同神禹历经乘坐四种车辆，宣尼周游九州。只是你刚出生时志在六合，回头看老年将至，时间却没有片刻停息。那驾辕的骡子又有什么值得责怪的呢？况且它牵引重物、到达远方，和驾车的马、服役的牛是一样的。沂川生于是茫然地说：‘我和你，三年一次相逢，春试时奔走千里，正好驾着车辕。每次沿途跋涉，常常离开家乡而幽忧叹息。可叹騄駬与驽骀没有区别，怎奈王良、造父还没有来收用我。志向虽然坚定，却无从施展。道路不同，又有什么可谋划的呢？怀抱着驾驭奔放、纵横不羁的才华，难道是为了求取悬金图画吗？低垂耳朵困在盐车上而自我慨叹，低头触碰缰绳而更加羞惭。只能靠着车轼大笑，奔走飞尘而远游。’ 辰阳废五显灵官牌，祭土地文【万士和】时值嘉靖庚申年岁末，按天时人事正是除旧更新的时节，具官某谨备羊、猪、酒醴，恭敬地明白告知土地之神：如今天下各官司府署，必定都有土地神祠，大概是因为土地神供养土地上的物产，治理土地上的百姓，使官府享有和平、人民没有灾害，秋毫般细微的成果都是土地神在暗中保佑的力量。因此，后土、社稷、山川的祭祀，无不是报答土地的恩德；但各有分限，土地的功劳越分越细，所以土地祭祀无论大小，都可以面对神明而致敬。世俗所谓五显灵官，义理上没有经典依据。想来这种举措的开始，也许是出于报答土地恩德；土地的恩德无所不在，所以合四方和中央的五个方位来求取，便认为无不显赫灵验。从报本的义理看，这原本未尝不好。可是愚夫陋俗以讹传讹，不说灵官就说五通；凡人家有一草一木的怪异、淫邪鬼祟的妖怪，全都诬称为神灵所管辖，于是使聪明正直的神灵作用，成为巫觋欺骗迷惑的凭借。他们亵渎神明，虽是有智慧的人也有时承袭这种弊端。我忝居湖北分守，第一次拜谒土地祠时，看见正面排列着五显牌位，土地牌位却列在座位一角，不胜惊惧，心想：后土、社稷、山川的祭祀，大而有爵位土地的，能够尽其诚敬；各官司府署的祠祀，小而有职事的，也能够表达敬意。人们报答土地已经竭尽了，竟然又借五显之名，这并不是报答神明大功的办法，反而只会助长世人侮慢、使百姓陷入迷惑。这种愚蠢到了极点，连守臣都这样做，谁来承担罪责呢？我不敢亵渎神明，更害怕风俗败坏，所以谨作此文说明并告诫，撤除旧牌，革除长期积弊，专门奉祀土地神，这也是奉祀神明。若有淫邪鬼祟冒充神灵的名位来欺骗民间，愿神灵迅速降下谴责，以保佑这些百姓；神灵在幽冥之中端正它们，我在明处端正人间。像《尚书》所说的‘绝地天通’，使上下不再降格混乱，这样便能帮助成就我皇明的治理。神灵这样的功劳，又哪里能够报答得尽呢？盥耳文【凌翰】在婺女原野、长山北面，有一位昂然的老人，辞去朝廷簪绂，甘心居住在山谷之中。他既然逃离甘盘那样的荒野生活，便又走上伯夷那样狭隘的道路，摒弃玩赏之物而不以为乐，长久告别声色与荣名。正当他把追逐恩宠利益视为大戒时，却有一伙同类，肆意妄言，低声密谋，高谈阔论以逞志，口中津津乐道，垂涎窥视。他们不是看重权势的炽盛，就是经营文学上的钻营；不是谋求婚姻的财货，就是追逐群居的宴乐。威福，是张大权势的根本；名位，是通向富贵的途径。处在这些地位上，本应有一定的道理。如今却用悖逆的手段取得财货，沾染利益而怡然自得，宝藏充满屋室，甚至以赭垩献奇，田地连片肥沃。他们占据佛寺、老君庐等处的产业，收取双方争夺的利益并偏袒其中一方。豪吏因此役使百姓，弱小者困于鞭笞；灾祸已经延及故乡，又降临到衣冠之士身上。这是玷污我耳朵的第一件事。此前的人以荣利为荣，后来承继的人便步其后尘。辞章成为开启恩宠的阶梯，学校成为千人求名的府库；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役使人，又把家庭所欲之物投入其中。索求既然很重，舍弃便必定很轻。所羡慕的是名声，所舍弃的是钱财。有隙可乘之处，市场便挤满人。给予的人不以此为惭愧，接受的人不把它当作恩德。

译把事情传播给众人，却不掩饰其中的过错；传到上面，却说那就是事实。大概连句读都没有听闻过，却穿戴得堂皇，借此炫耀显赫。这是玷污我耳朵的第二件事。婚姻嫁娶讲论财物，这种风气不是古代的正道。忘掉古代、追逐今日，有谁说不可以呢？如今用百金酬谢媒人，用千金把女儿嫁出去，权势热得烫手，人人争相趋附，倾尽家产谋求婚聘。百拜百启之后，才用黄金错花装饰补服胸襟；云锦雾縠，仿佛随意抛掷。簪子耳饰成串累积，为什么天帝的女婿竟成了下邑的平民，而妇女反倒成了上国的太君？更何况还有后世从未有过、王制也未听闻的装饰。因此，男子还不到七岁，就先谈论婚姻；摆设美玉般的筵席，珠履鲜明，工匠用尽技艺，装饰满一室。童仆抬举这些物品，便增加百倍劳役。这是玷污我耳朵的第三件事。规矩法度端正，大业才能修成；界限毁坏，懒惰的行为就会出现。于是整天懒散萎靡，所做的事只是饮酒；三百局枯棋下到半夜还没有结束。歌儿舞女，姿态妖娆而轻柔的人，纵情欢笑而狂放。馈赠贿赂的富盛，帷帐之内的羞惭，违背道德、败坏礼法，竟成为你们健谈的内容。习惯于积累诋毁来顺从欲望，却以追究过错、反省罪愆为耻。美善的言语不肯启齿，反而谑浪欢呼，言谈如悬河、雪花纷飞。来到这里的一切，都是吉士君子所不能忍受的。这是玷污我耳朵的第四件事。唉，这真是流俗的大衰败啊！谈论经学的同伴稀少，经营道术也没有办法。众人相互谋划，不是甲就是乙。我的早年，仿佛有枫山那样整洁峻厉的人，囊中没有多余的钱，所以以清贫激励自己，众人也以清廉相应。讲堂又像孔子庭院一样，有五七十人，言谈不涉及利益，清正的议论大为流行。所以人数虽少，却聚集起来，使学业因少而修成。禽兽肥壮，修聘有一定规矩；朱提之物可以交换，以简朴为老师。这些都是我耳目亲自见闻、记忆的事情，为什么如今竟这样茫然混乱呢？人的贤与不肖，自古就是如此。所以事业的兴废，是人情招致的结果。乡里有高山巍峨在眼前，转眼之间也能把你的山陵夷平、毁坏成河川。上天孕育人才很艰难，假如让这些人聚集起来嬉笑，放纵淫欲，必定不会如此。闽岭十年，故乡已经变了颜色。听到同伴的话，我感慨悲愤，忧闷不已。瀫水的下游，深渊有百尺，汇成清波，万道山谷都是它的源头。我取水来洗耳，并骂它说：‘耳朵啊耳朵，你为什么竟听到了这些话？水啊水啊，你能洗净我这些污秽吗？’于是我洗耳并祷告说：‘富贵难道是一家的东西吗？聪明的人有所觉悟，不要陷入放纵淫逸。田庐瓦砾、金玉灰尘，这些话你忍心听吗？’ ‘何不让我听到你所带来的诗书之声，清正啊！水啊！’我又洗耳，又祷告说：‘君子不忧虑自己不能进身，而忧虑进身不能遵循正道；靠利益进入，靠祸害退出，即使没有立即退出，日后也会成为口实。这些话你忍心听吗？何不让我听到你所积累的道德，清正啊！水啊！’我又洗耳并祷告说：‘夫妇是人伦的大纲，婚约尚未完成便先开启裂隙，反目相处于舅姑之间，往往使男子年老而鳏、女子夭亡而溺水。难道只有秦地风俗确实败坏邪僻吗？这些话你忍心听吗？何不让我听到你所积累的礼教，清正啊！水啊！’我又洗耳并祷告说：‘学业荒废于嬉游，品行毁坏于随意放纵，蠢然成为天地间的蛀虫。所忧患的是饱食而安居，临近老年才叹息，到了日暮才感到离散。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些话你忍心听吗？何不让我听到《无逸》之书、《小宛》之诗，清正啊！水啊！’ 让陆大夫文【屠应峻】天子在熙宁年间，海内安宁，没有意外的警戒。兴办礼仪、整饬音乐，使神人得到安和。于是开始建立七庙，继承并发扬古代最崇高的礼仪，为后世树立无穷的典范；又修缮治理各处宫室台苑，表示后世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当时诏令几位文武大臣办理各项事务，司空主管财物，百工协调有序。于是武大臣武定侯勋上奏议论，工曹主事瑞用刑杖打死工官某，被交付诏狱会同审理。陆大夫幼淳当时任缮部郎中，上疏说：‘臣时雍说，臣听说做臣子的，不应曲意进言，也不应强行把事情做成；应当宣扬和谐、竭诚办事，谨慎恭敬地守住自己的职位，否则就要受刑，这是为了杜绝不轨、惩治闭塞蒙蔽。如今主事瑞一向没有同工官某接触，怎么能突然杖打致死？武定侯勋平素怨恨瑞，竟然诬陷弹劾他，而且没有召集各位经办者，臣擅自署名进呈御前，欺骗蒙蔽皇上，这是大不敬，请逮捕治罪。臣时雍患有眼疾耳聋，不能任事，请求罢免，谨冒死进言。’诏令下达御史台，御史台上奏说郎中时雍事先谋划祸患，应当一并查办，于是陆大夫被贬为广东盐司提举。公卿以下见到陆大夫的人，大多愤愤不平地替大夫作颂。柱史应峻见到他，责备说：‘唉，陆大夫来了。如果你有罪，我就要一一列举来责备你。’ 你听着，不要懈怠。拥有国家的人，充实府库、储备钱粮，难道还有别的目的吗？是要用来兴建事业、使自己称心。如今皇帝创立宏伟功业，聚集经营大功，所以使用财物应当像从高处倾水一样迅速，百姓应当像泉水涌流一样趋赴；雷声震响、疾风奔驰、云气聚集，然后短期工程才可考核。可是大夫斤斤计较，细察廉节，早晚勤劳，计算工役、经办物资，出纳分明等第；他看待公府的积蓄，就像看待自己的私产一样，忧虑繁多的开支而不忍放手。众人心怀怨恨，豪强咬牙切齿；下层不认为这是恩惠，上层也不认为这是便利。这是大夫轻重失当、罪过之一。宫室绵延，车宇高大，金壁光彩夺目，仿佛垂照到地上；听见的人感到悦耳，看见的人感到赏心。幸运地前往看见的人，把它当作神仙的宅第、上帝的庭院，无不极其欢喜，叩首称庆而归。大夫却被称为首功，反而独自低头忧愁说：‘这是国用聚集之处，是民力集中之处。’这是大夫对该喜不喜、对该忧反忧，错乱情感，罪过之二。各项工程开始兴盛，大笔赏赐接连降下，上至彻侯、公卿，下至工匠、胥吏，无不遍受恩泽；有人赐宴，有人赐坐，左手拿着美酒佳肴，右边拥着金帛绮绣，旁视昂然，认为所得恩惠超过限度、万世也不会终止。

译可是大夫坐在席间闷闷不乐，又嘲讽说：‘我们这些人不过奔走效劳，依照规矩督察，凭借力量完成技艺，领取岁俸，日日劳烦大官慰问，始终只做一项工程。’而那些十天之内多次得到恩典的人有十几个；至于边塞士卒，披着坚固的铠甲、手持锐利的兵器，身体暴露在野外，只希望取得一点功劳，以求得到早晚的赏赐；文吏却登记考核军功不实，既不记录，也不普遍施赏，我实在为此感到羞耻。这是大夫矫饰气节、抗拒众人的罪过，罪过之三。臣子对于君父，看见君父喜爱什么也应喜爱，看见君父厌恶什么也应厌恶。所以做官的人，遇到下属就俯视，遇到同僚就议论，遇到上级就低头，遇到君主宠爱的人，就弯腰快步趋奉罢了。武定侯勋是天子尊重的人，海内共同知道这一点。他所凭借的是皇帝的宠信，所震慑的是功勋威势，大夫又能把他怎么样？可是大夫违背君主的宠爱，改变臣属的本分，触犯国家的法纪，竟然议论宗室重臣，像去捋老虎的胡须一样侮辱他，真是什么都做绝了。这是大夫不自量力、冒犯上级的罪过，罪过之四。臣子辛劳一生，犯下一项罪过尚且足以处死；大夫却聚集过错、积累嫌隙，反而承蒙错误的恩典，被迁往海外。我私下认为，大夫真是幸运啊！大夫此去，赶紧改变行为、改变操守，不要重蹈覆辙；不要斤斤计较地借廉洁求售，不要琐屑地拿正直换取利益；要放宽恩惠以施及下属，收敛节操以取悦上级，谦逊恭敬以使众人高兴，随俗浮沉以求适应世俗。这样，大夫这次贬谪从此还会转为升进。否则，我不知道大夫将在哪里停下车来。于是陆大夫起身说：‘谨向你道谢。我走了。我听说，嚆矢上的丝不能用来缝衣，蓬累之士不能用来驾车。人本来各有自己的志向。我走了，你不要再絮絮叨叨地玷污我。’于是登车，头也不回地离去。募刻大藏唱导文【瞿汝稷】世上诋毁佛教的人，都可以和范缜主张神灭的人相比。但神灭之说并不是圣人所确立的教义。所谓神，就是用来说明万物奥妙的，也就是心，也就是道；它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是圣人所以参与辅助化育的根本。这哪里是形体所能达到的呢？只有圣人能够穷究神理，而庸俗愚昧之人其实从未失去它，只是不知道它就是道罢了。所以说：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由于不知道，便一味拘泥于形体，于是丢弃范围天地的广大而使自己狭隘，抛弃曲成万物的奥妙而使自己鄙陋。他们整天劳碌，不过追逐耳目口腹。圣人怜悯他们，所以开示说：形体以上的叫作道，形体以下的叫作器。又担心人自我限制，以为高远之道不是自己所能达到，于是说：终身遵循它，却不知道它的道理。尧之所以成为尧，是穷究了这个神理；桀之所以成为桀，是昧于这个神理。这个神理，向上追溯没有开始，向下推求没有终结，难道会随着形体产生才开始，随着形体毁灭便跟着毁灭吗？形体有尽，而神理无穷。所以说：推究开始、返回终结，便能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聚合成为万物，游魂变化为鬼神，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然而范缜说：形就是神，神就是形；形体产生，神也产生；形体毁灭，神也毁灭。假如依照范缜的话，持守便存在，是形体存在吗？舍弃便消亡，是形体消亡吗？心神出入没有固定时刻，也没有人知道它归向何处。百骸、九窍、六脏，究竟是谁使它们如此呢？心不在这里，即使看也看不见；梦中说傅说筑岩，难道是眼睛亲自看见的吗？如今回忆过去，在吴地却知道越地的事，什么形体能够做到这一点？范缜实在想得太少了。履帝武而生，弃杜伯关弓，伯有成为厉鬼，这些都是坟典所记载的事，不能一一列举。难道这些都是释迦文佛所倡导的吗？所以范缜说形就是神、形灭神灭，并不是圣人所确立的教义，也是君子所应抛弃的说法。这会使人看重形体而遗忘神理，使人相继沉沦。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说形就是神，那么离开形体便没有我；离开形体没有我，那么一切形体所欲求的都是我所欲求的，而用礼义加以约束，就成了强行束缚，就成了外在铸造。若神不灭却说它会灭，那么尧、桀同样归于尽，颜回、盗跖同样有生。都同样有生，放纵逸乐的人便自以为适意；都同样归尽，喜好修养的人便徒然劳苦。于是向他们显示余庆，用众多祸患来告诫，他们却认为这些空茫昧暗、难以验证；向他们揭示仁义，他们便认为仁义会牵累人心；揭示性善，他们便认为性恶；又认为善恶混杂，这样又有多少人能够相信呢？于是他们对得失荣辱惶惶不安，被贪欲毒害所束缚，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沉沦在昏暗的道路上，不能自我脱出，旋即又流浪受苦，没有终止。释迦如来以智慧进入三世，圆满应对众生的一切根机，分五个时期说法，即使把大海当作墨，也不能记载完他的教法。他的教法流传到震旦的，不过是海墨中的一滴，这就是今天的一大藏经。谈论果报，就能以三世来验证；谈论本性，就能穷尽妙觉。知道三世果报，便知道尧、桀并不相同；完全知道本性觉悟的奥妙，便对性善没有疑惑。所以根机较浅的人得到这种教说，就像警惕于三世果报，恶行不等惩罚便会改正，善行不等劝勉便会实行。根机高的人得到这种教说，便能契合性善的真实，居于仁、行于义，如同耳听眼见，哪里还会有牵累心灵的事呢？因此圣贤的教化，因得到如来的教法而大为畅达。可惜范缜没有研究这些，却说形灭神灭、诋毁佛教。只有如来的教法，能够穷尽这种神理的广大精微。说它广大，天地不过是无尽大海中的一个水泡；元气运行、世代流转，不过是无尽时间劫数中的一瞬。说它精妙，则无声无臭，这是空谛；专一精诚、守持中道，这是尸波罗蜜。一句话可以演绎为无量义，推演遍及古今，也没有人能够穷尽。

译儒家、墨家的是非，黄帝、老子的秘密，以及百姓的雄辩，用一句话概括也绰绰有余。辅佐尧便成为尧，辅佐舜便成为舜；父亲凭借它而慈爱，儿子凭借它而孝顺；护世天凭借它护持众生，帝释凭借它离开爱欲，梵天凭借它胜过智慧，二乘凭借它回向真乘，菩萨凭借它证入妙觉。四圣六凡，没有一类不被它覆盖。因此它的言说必定多到以海为墨也写不尽，河沙般众多的妙德，也超过了神理所能穷尽的范围；所以它的要旨必定归于一乘。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没有不被穷尽而毫无遗漏的。因此世上兴起的帝王，没有不尊崇三藏完备之教的。三藏完备于贞观年间，五宗兴盛于开宝年间，兴国时期尤其如此；传经的僧人往返西域，甚至有诏令让王公百官迎送，德高的僧人出世、示寂，皇帝有时亲临。谈到唐宋的治理，没有比这些时期更盛的了。至于三武、宣和时期毁灭佛法，也同样是自己损害自己的国运；政治治乱的关键，实在有深刻的联系。因此我太祖、太宗更加竭力继承发扬佛教。太祖已经在留都刻印大藏经，太宗又在京师刻印大藏经。历代圣帝承继事业，直到今天没有废止。至于历代著名卿士、宿学大儒，有的品行高峻于一世，有的文章雄视百代；龙翰凤雏般的才俊、兰香雪白般的贤人，归依佛法、依凭真理渡筏的人，即使换几批仆役来数，也难以数完。考察这些人的操守、履历和事业，都在史册上光彩显著，所以从未因为喜好佛教而破坏世间法。有人说，应当像远离淫声美色那样远离佛教，唯恐陷入其中。吃惯精美肉食的人，必定不会再求粗粝的食物；穿惯细绢苎麻衣服的人，必定不会取用短粗布衣。若反过来因为有短粗布衣便抛弃细绢苎麻，因为有粗粝食物便抛弃精美肉食，即使愚人也不会这样做。假使道德的蕴含不过出于六艺，性命的精微不过如此诸儒所说，那么这些人本来都已经含有六艺的精华、进入诸儒之门，怎么肯喜欢偏邪之辞而舍弃正大的言论，趋向僻行而背离大道呢？这就像抛弃细绢苎麻而去求短粗布衣，违背人情。唉！四大不过是假合，百年不过朝夕之间；神理若不能穷究，茫茫天地之间又把它托付在哪里呢？走百里却找不到可以托身的地方，就会惶惶不安；而浩劫中的远行，何止百里？六趣纷纷交错，所托之处没有定准；拘泥于百年的得失，却轻视浩劫中的流浪，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吗？所以救济我一时，不如救济我一世；使我一世得到安定，不如使我在浩劫中得到安定。要在浩劫中救济我，除了如来的教法还能是什么呢？姑且不敢讨论受果位、登地位，只要能够在觉海中泛舟，稍稍得到余润，那么与每一根根、每一尘尘都能契合，无不周遍；佛法不但可以穷究神理，也可以穷究形色的根源。于是烦恼的缠盖不能束缚他，阴阳不能控制他；他自由地飞翔，安然地停泊，得到时本来如此，丧失时也本来如此。尚未游入其中的人，不只是把丧失看作丧失；已经游入其中的人，也不只是把获得看作获得。每一念都灭尽，却不是断灭；古今没有差别，却不是恒常；一切变化遍满沙界，却归于一无所事；默然宴坐而万行庄严。往来于生死，却未曾有生死；出入于净秽，却本来没有净秽。难道要等到将来才证悟吗？只要在现在审察清楚而不欺诳自己，就能把旷远劫数穷尽于刹那之间，用半偈拔救九类众生，没有什么能超过如来的教法了。密藏早年跟随二位上人学习，因为南北二藏都是梵文流通本，流传不易，便想刻成方册，扩大流通，拯救沉溺者的慈悲心十分广大。各位龙象僧人已经充分赞美这件事了。我只是担心世上诋毁佛教的人会加以阻挠，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用来辅助韦防氏《跋折罗杵》的跋文。” 荆州天皇护国寺募接待檀文【瞿汝稷】唐朝初年，荆南有两座寺院，一座名叫天皇寺，一座名叫天王寺。两寺住持都名叫道悟。住在城西天王寺的道悟，承嗣马祖，其法嗣是龙潭信；龙潭信之后是德山鉴。自从德山像云雨一样施展一棒以来，直到今天，鼎州的香火兴盛甲于天下，却不知道这瓣香仍应归属于今天西城的天王寺。住在城东天皇寺的道悟，承嗣石头，其法嗣为慧真、文贲、幽闲，就是今天的城东护国寺。《传灯录》没有深入考察，竟把天王寺、天皇寺合为一寺，把两个道悟合为一人，又把龙潭、德山说成天皇道悟的法脉，错了。如今城西天王寺早已不存在，巍然独立的只有天皇寺。往昔兴盛而今衰败，真令人感慨啊！袁子说：‘人们只知道佛教受儒家帮助，却不知道儒家也能庇护佛教。这座寺在梁朝时，张僧繇在墙上画了十位哲人，人们颇为疑惑。等到北魏人灭佛毁教，江南各寺都没有能够幸免，唯独这座寺因为先哲的画像而免遭灾难，这就是儒家能够庇护佛教的明显验证。’如今寺院渐渐荒废，法堂前的草长到一丈，距离天皇道悟时代的景象已经很远了。近世的士大夫，都是诵习孔氏之法的人；希望他们创建僧舍、购置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的各位龙象高僧，也只能依靠诵习孔子及诸贤之道的人。这样看来，说儒家能够庇护佛教，难道不确实吗？至于佛教庇护儒家、庇护一切有情众生的大恩，像鸿毛和丘山一样难以报答，我就不再说了。告除钱文通公生祠文【罗虞臣】公是本县的大夫，也是先朝的重臣。我是后辈，不能替公隐讳短处，又劝说有关官员撤去公的生祠、毁掉公的塑像，这是我的罪过。即使如此，从前朱元晦发文书撤除秦桧的祠堂，君子认为这是义举，大概是痛恨奸臣盗取名声，也怜悯士人舆论的正理被压抑。我揭露公的奸佞行为，是为了履行做公的忠臣的道义，然后请求在阶下谢罪，听候对公的惩罚。我曾读《祭法》，其中说：‘功法施行于百姓的，死后祭祀他；勤劳于政事的，祭祀他的劳绩；安定国家的，能抵御大灾、捍卫大患的，都祭祀他。’先王的制度，是用来维系百姓的思念。因此从没有无功而百姓思念、百姓不思念却立祠的。古代立祠由百姓决定，如今立祠由官府决定；古代百姓正直，如今百姓谄媚。公在这五种功劳中有一种，那么祭祀公的祠堂，究竟由官府决定，还是由百姓决定？是由那些谄媚的百姓决定吗？为什么呢？公在正统年间任翰林检讨，谄媚侍奉宦官王振；王振败亡后，公凭借善于谄佞而得以免罪。景皇帝即位后，废皇太子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公任东宫官，默默不敢正言，反而随从并怂恿此事，因此得以留在愍太子身边任事。后来睿皇帝复辟，首先因为更换太子的怨恨，想治罪于公的同党；公素来受到权臣石亨的喜爱，于是得以不被追究。

译于是改任公为尚宝少卿。没有多久，公又凭借钻营关系转任侍读学士。当时大臣们相互培植私党来倾轧对方，公又依附高少保谷，求他推荐自己入阁，以便苟且求得一时的富贵。后来被陈庐陵循阻止，公便终身怀恨。公又同宦官玉忱、舒良结交，关系十分亲密。起初，景皇帝想下诏召两位翰林官教小宦官黄赐等人读书，王舒共同谋划引荐公，先把意思透露给公，公没有领会，说：‘幸好没有把这件事交给我。’王舒于是命内阁举荐吕、倪二位侍讲。不到一个月，二位侍讲都升为学士，得到非常丰厚的赏赐，公这才大为后悔，于是对人说：‘本来是我的事，却被这两个人夺走了。’天顺初年，公又因石亨推荐而任会试同考官；公所取中的进士许起、石浚，都是当权大臣的子弟，舆论因此沸腾。于是京师有歌谣说：‘钱溥《春秋》缺少主张；又说阁老贤郎真慷慨，总兵令侄独轩昂，榜上有名谁不羡，至公堂变成至私堂。’这首歌谣至今京师人还能够传诵。这就是公在朝廷任职的大概情形。公因犯法被贬到我的县邑，我年轻时还来得及听父老谈论公的政绩，他们都指着说：‘公是天子的近臣，各司都优礼相待。’ 当时民风还很淳厚，狱讼简少，公因此取得声名。公处理吏治公平，所以同巡抚韩雍关系很好。韩雍在上面推举公，公又倚靠乡间豪强替自己通关说情；乡豪在下面鼓吹煽动，彼此转相称誉。所谓‘雨米’的颂歌、‘猛虎渡河’的歌谣，都是那些豪强献给公的谄词。因此公的生祠在他任县令时就建起来了，祭田房舍则出自一家的私产；这就是公政事的大概情形。公喜欢交游，即使被排斥、处在下邑，每年仍然给京师旧友写信送贿，因此被诏令征召回朝，重新任学士，不久升为南京吏部侍郎。言官张海弹劾公，说如今灾变频繁，都是钱溥贪污秽行造成的。弹劾公的奏章接连不断，公不得已，才请求退休。公又私下托付权阉汪直，请求用玺书和驿站传送回乡，于是诏令晋升公为吏部尚书而致仕；诏书中有许多赞美的话，人们说都是汪直的力量。这就是公仕进和退处的大概情形。公的家乡出产红云布和极细的縠绫，原来人们还不知道。公大量买来送给各位权贵，从此宫中宦官争相看重它，于是成为织造每年的定例。郡县官吏到京师，便拿它作为馈赠的信物，搜刮索求日益紧迫，百姓更加贫困，而人们无不嗟叹怨恨，公就是开此恶例的人。公家又十分富有，大肆经营田园、宅第，让他的儿子在华亭凭借权势横行；华亭人一提到公就争相唾骂不停。这就是公居乡时的大概情形。公的学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只有与安南王往来的书信被世间士大夫传诵。如今看这些书信，其中所论不过是争论宴坐的位次、显露辞谢中的细小礼节，并没有关系国家大计的内容，也没有改变安南王篡夺的邪心。这就是公文章的大概情形。如此看来，公做人难道不正是孔子所说的鄙夫吗？鄙夫侍奉君主以保住职位，借助宫宦的力量来治理下属，实行贪污并结交上官以博取声誉，这正是古今奸臣的智术。公没有得到任用，只是依靠先皇的明察；县里的议论还有父老能够主持，才使他在上面不能把恶名散布到朝廷，在下面不能盗取名声于本县。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幸运，也是我们县士大夫的利益吗？然而对公本人来说，也算幸运了。再告李朱二先生文【黄道周】壬午年冬十一月，我黄道周因得到宽免而请求告老还山，途经临安，想再次进入大涤山，跟随各位朋友讲学论道几日。此前夏季五月，我曾在讲舍盘桓，已经三十多天。防访归来时，手杖折断，坠落山崖，大腿受到重伤。又从九江起了疟疾，只得带病经过西林。深秋天气转凉，血液枯滞、经脉不畅，不能再像平常那样登临远眺。然而朝廷诏命急迫催促，敦促我上路。我已经从京口上疏，希望得到仁慈覆护，准许我借此回到首丘、葬身沟壑。余年不再有朋友相互砥砺的愿望，却有攀墓木恸哭的愿望。向平的婚嫁之事，我已经悟知生死。等候公车征召，和朝夕之间有什么不同？但我还没有辞谢朋友远方的呼唤，劳动之声也还没有停止，所以隐居申屠，因而兴起叹息。人生匆促，哪里有固定的安栖之处？羊叔子的魂魄滞留龙山，当阳的名声功勋刻在岘首。幸而留下正则，断绝蛟龙之祸；并且向长沙王谢遣怀，寄托于鵩鸟。如今将回乡置办特羊，在先祖坟前发誓表明诚心，再回报乡里的鼓乐，以告知乡人我的身体头发并未受损，也告知墓域之兆尚未断绝。至于建炎年间的事，李公曾再次被朝廷征召；绍熙年间中期，朱翁再次前往讲席。这些并不是衰德之人敢于祈求的，也不是谦退辞谢所能达到的。” 呜呼！“知足不辱”，这是柱下史所说的话；力量微薄而承担重大责任，是元夫用来告诫人的道理。聚集猛禽的树林，一旦溃散，鸟儿就逃离栖息之处；承载重物的车辕，瘦弱的小牛拉不动，反而在车前悲鸣；连禽鸟畜类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的筋骨疏松脆弱，既没有忠臣定国、担当干橹的才能；学业荒疏迂阔，又缺少文公博学而能约取精要的造诣。我渡过长江刚刚立足，连“八字”都张不开；剖开心腹便见肝胆，三句话就会屈服；即使在太学举起旗帜，也未必能使万人把剑悬在马前，不过勉强支撑两夜罢了。处在尧舜的时代，幸而还可以避免成为共工、驩兜那样的人；若遇到巢父、许由一类的人，我连做臣仆也不能胜任。假使有陈东那样的人物，激发他们写下血书；有元定那样的贤者，留下讲学的席位，我即使想要回到吉建以西，在剑水之间徘徊，想在煮茶的丹灶旁、在黯淡的山岭上安息魂魄，难道能够做到吗？张季鹰说过：“在海内享有虚名的人，要想求退，本来就是困难的。”王辅嗣也说：“跟随刚明之士之后的人，即使身居其位也会有过失；凭借难以退隐的名声，占据不相称的职位，却想装饰病弱的额头以登上天闲，雕刻夏蟆来祈求霖雨。”不必等有见识的人来判断他的无能，即使让《蒙求》中的人物来揣度，也知道他难以胜任。呜呼！以两位先生那样的才华和德行，尚且遭逢时运差错，事业不能上比说盘，功业不能齐于伊尹、吕尚；何况没有两位先生那样的德行和才华，却还在黑夜中不停前行，越过深渊寻求涉水，本来就是谯楼更鼓所以鸣罪、小狐狸所暗自讥笑的对象。当时冰层已经结实，阴晷也将变短；遥想松菊，饥饿得像调饥一样难受；愿意想念悬霤，却相隔遥远。等到河汉诸友乘公车已经启程，故山的丙舍仍然荒废，我还有什么缘由再亲自洒扫呢？考察这口景钟，在山中住上两夜，难道能听到这种无声的教诲吗？何羲兆送我到桐君山，我谨附上这几行话告知两位先生，也不让桐老、严陵讥笑我滞留不归。题为《载龙涡剪石》，送往寒河。文：谭元春。

译崇祯五年十月，鹄湾人谭子元春经过襄阳府宜城县，门人们抬着高大的肩舆来到涟、泗、洪一带，在所谓龙涡的地方寻找石头，得到一块石头，高约五尺；挖掘它的根部，又得到一尺。烟雨深重，岁月寂寥，石头内部有许多孔窍，独自秀出在沙岸边，而且四周岩壑奇特，不止一面；青白相杂，也不是一片纯青。我所见过的太湖石、灵璧石等奇石胜景，尚且要把它当作兄长，于是想把它运来。寒河人都认为困难，说：“我们宜城人喜爱这块石头的很多，都曾尽力想把它运走，但它终究没有出山，你为什么偏偏能够做到？”于是屈氏的两位门人奋然出力，童仆约有千人，负责牵引搬运；他们把石头移上归航，抬着走了十五里，冒着北风，越过山岭，穿过村墟，正如赵景兴前往迎接嵇公一样。石头太重，原来的船不能承受，又另外准备一条船来装载它。我已经写信告诉襄阳太守唐公司理、江公令尹李公，他们将于本月晦日把石头运到园中；我又买了酒、肉脯和纸香，来到汉津古渡口，先送它回去，于是作词说：“丈人幸而归来做我的石头，请同群石分别；群石并不知道，怎能安于自己的顽劣？我有林园，万竿翠竹、百种鲜花，丈人姑且先去，远远前往您的家。家中有一双仙鹤，见到丈人一定会在山峰间起舞鸣叫；丈人为鹤之主人。我有万卷书，以酒来迎接您；我将携书在您身旁阅读，丈人为我的同盟。丈人前去登临防处，暂且蹲在门里等待我西归；等我回来，再安排迁置。请静静察看您的神思，其中深沉幽远自有所在；我哪里敢把您混同于草木，以致招来您的嗔怪？主人可以依靠，老来也应当不俗，哪里会像米颠那样，以袍笏相互羞辱？丈人生在龙涡之中，向来有奇异的名声；众人争着用车来运您，您始终不肯走。有人大力发怒，把您运来；十头牛、千名大夫都累得汗流欲死。为什么我来到这里，您却宛如旧日相识？抬您的人腾跃用力，脚有形而力已尽；只怪我的精诚不足，不能使您来到这里。既向山神道谢，又托付给江水；请谨慎走好前途。冬天河水将要干涸，希望您能够归来，成为金子般安置在丘壑之间。”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一，余姚黄宗羲编，诸体文一。疏引。《募建青门庵疏》，袁宏道。凡是山川交通汇聚之处，民俗繁华而又喜好行善，寺刹必定很多。所以如今京都、吴越一带，精美的佛寺棋布。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经过的人，进入村落，老人孩子便聚集起来惊异地观看；经过偏僻小县，士人还会暗自议论；到了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就习以为常了，本来就是如此。过去我曾和诸位士绅游览，看见剃发着黑衣的僧人，大家便指着说：“这是杨朱、墨翟一流。”读了诸子、史书，又旁及儒、释、道两家，便笑道：“这和子舆氏的舌头有什么关系？”当时士人争相操笔作文，以迎合时人的眼光，所以也只学习诸子、史书以及释、老两家的浅近易懂之说。士人进入佛寺，作揖时礼数甚至到了脚踝；见到僧人也不再发怒。等到先伯修以中书舍人身份回乡之后，首先倡导性命之学，把儒、释两家融会贯通，时常拿出其中一两句精要的话给人看，人人都认为大道是可以学习的。三位圣人的大道防线，仿佛出自同一家。见到稍能谈论佛法的云游僧人，便作揖请他坐上座；侍奉儒、释两家的先师都很有礼，于是所谓精美佛寺、禅房，也就屡屡修整，渐渐有了大国的气象。沈生跟随我讲习学业，又受到佛经的熏陶，渐渐成为世代居住在瓜渚里的人。瓜渚中的士人习惯于修饰雅正，准备开辟禅舍来接待僧人，我题写匾额说：“青门志里也”，并且用来记载偏僻小县的文风已经渐渐可以和大国相提并论了。不知道秋天收获的人，看见别人播种，便惊怪地说：“为什么要把可以吃的东西丢进污泥里？”不知道福田道理的人也是这样。瓜渚中的士人如今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千万不要吝惜种子。俗话说：“站在水边羡慕水中的鱼，不如回去结网。” 《募造准提阁疏》，万时华。万历初年，皇帝下令把庐山黄龙庵改为黄龙寺，并赐给金佛像。寺僧敬虚募捐修建楼阁来覆盖佛像。当时大中丞王公斗溟、吏部余公映微先后倡导并修缮它。这是这位上人的辛劳。如今上人已经去世了。寺庙旁有几步宽的空地，他的弟子幻修又对我说：“老师在世时，曾经依据风水家的说法，谋划在这里供奉准提菩萨，并修建楼阁。现在将要继承他的事业把它建成。”我说：“风水家的说法是什么？”他说：“章门的水从这里流到湖里，再流入江中，万里水流百转千回，直到堤岸；水流汇聚处波浪蜿蜒盘旋，曲折缓慢，然后才离去。这就是所谓聚集美善之气的说法。”我说：“这又是你的辛劳。如今你将用来完成中丞、吏部两位先生的美德，继承老师的志愿，使本地百姓得到福祉。听到消息而赶来的人，必定会很多，而且很快。为什么这样说呢？圣王制定祭祀制度，斥退淫祠，依照常典确定祭祀等级。能够抵御大灾、捍卫重大祸患的，然后才祭祀它。这就是霈泽王所以在这片土地上举行时享、烝尝的原因。王者的祭典极其严肃，是学士讲明、有关官员慎重对待的。民间万户各据地势，以辨别灾祥，这些都不是佛教徒所应当掌管的事。你的老师一方面成就此事而不懈怠，另一方面把志愿留下，仿佛有待于后人来完成。” 至于准提佛母这个名号，遍布我国土，这确实只是佛教徒顶礼奉事的对象。菩萨显示方便法门，现大神咒。经中称，苾刍等人如果持诵此咒，能够诵满九十万遍，所有资财器用以及种种所需都能具足；如果诵满十万遍，就能见到声闻、缘觉、菩萨和诸佛。所谓福田利益，虽然不是世尊如来深奥隐秘的真谛，但菩萨普度众生的功德广大深厚，大概就在于此。既然这样，你拿前一种说法告诉本地的官员和居士，那些喜欢风水形势利益的人，听到后前来捐助的，已经会有十分之五了；拿后一种说法告诉本地的老人、儿童和男女，那些喜欢福田利益的人，听到后前来捐助的，应当会有十分之九。何况我每天徘徊在寺庙下面，看见鞋履之外，苍翠的山崖、白色的浪花，宿鹭、浮鸥，明亮的霞光、淡薄的云气，在席边变幻不定。倘若楼阁建成，具有滕王阁那样的栋梁，歌舞之声从西边传来；隔岸的江天之上，鼓钟声从下面传来，这又是诗人墨客呼朋唤友、长啸作乐而不能离去的地方。我知道，听到消息而赶来的人一定会更多，也会更快。唉！你的老师能够集合佛教徒本来不能办理的事情，来为本地百姓造福；你能够集合佛教徒必定要做的事情，来完成两位先生的美德，继承老师的志愿并把它建成。我知道霈泽王的神灵，大概也会有所帮助于你。《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二，余姚黄宗羲编，诸体文二。杂著。《哑娼志》，杨维祯。哑娼是钱塘妓院家的女儿。她生下来没有哭声，三岁仍然不会说话，到了十岁始终不会说笑，于是张着嘴露出牙齿；发怒时只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父母断定她哑得毫无疑问，便叫她“木哥”。他们还叹息说：“我们家以妓女为业，妓女靠声音来取悦客人，如今竟然哑成这样，还能指望什么？想把她丢掉。”她的父亲说：“女儿虽然嘴巴哑了，耳目手足却没有哑。到了及笄之年，天资秀丽；长大以后更加机警聪颖，精通针线。如果教她琵琶、筝、箜篌以及七盘舞蹈等技艺，没有不精熟的。富贵人家忌讳她的缺陷，却喜欢她的长处，总是把她和其他名妓一同带来。及笄以后，容貌更加艳丽，技艺更加精巧。”京师有一位大商人经过钱塘，听说哑娼的名声，求见后非常高兴，便用平常两倍的价钱聘她。左右的人说：“妓女靠声音取悦人，她既然哑了，为什么还要用两倍价钱聘来，岂不是太愚蠢了吗？”商人笑道：“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妇人大多因为多嘴而败坏人家，家中没有谗言、没有争吵，家庭才能长久。我聘的是没有长舌的女子，不聘那些只会唱歌和笑的。”于是带着她回到京师。商人有一百多个侍妾，听说哑娼来了，都捂着嘴偷偷笑她。没过多久，哑娼独得宠爱，专擅内事；商人吃什么喝什么，不是哑娼安排的就觉得不香，还私下庆幸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妇人的话不传入我的耳朵，原来是这样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哑娼心里也暗自说道：“我既不聋也不哑，姿态又不柔媚；我奢侈自得，隆重地享用宴席，不是尊贵的座位就不坐；服饰不是珠宝珍玩就不穿。那些侍妾虽然心里嫉妒，却都因为她不能向主人说出是非而暗自庆幸。商人的元配夫人已经去世，侍妾们便迎合主人的心意，推举哑妇为继室。几年之中，她为商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传嘿，次子叫传讷，第三个叫传忍。后来传嘿因为阴沉稳重、守口不泄，得以出入宫禁，并且取得美官。哑娼也得到封号，她的族人直到今天还把她推为妇女的老师。”抱遗子说：“我听说道家书中有一位绿霞女，因为尘世之心堕入人间而成为哑者。这个哑娼，大概也是阴间仙人的资质，难道不是吗？然而她因为哑病而成为妓女，也因为哑而获得这样的际遇。假如哑娼才貌出众，又精通语言文章，那么她所遭遇的未必会是这样；即使有这样的际遇，也仍然会被妓女身份所累，能求得最终荣显的人就少了。”呜呼！士人凭借语言文章得到君主知遇，却最终又因语言文章成为自身的仇敌，谁比哑娼更值得叹息呢？《龙坟志》，史明古。成化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巡抚都御史广东李公来到县里，前往学宫拜谒先师孔子。礼毕，召见诸位生员，问道：“从前大禹治水到了震泽，斩黑龙来祭天；本朝永乐年间，这片土地上大规模获得龙骨，你们诸位生员有知道这件事的吗？可以详细考察它的经过，作为报告。”大家都把这件事推给我，于是我为此写下记述：龙坟在今秀水县伏礼乡小律原，向北距离太湖大约六七十里。起初有村民耕田，往往挖到龙骨却不知道是什么。永乐年间，有一名渔夫首先认出它，于是暗中拿出来，卖到苏州南濠徐氏药铺，每年都这样。有一天徐氏问他有没有龙角，那人说：“有。”便拿一枝送给徐氏。有个叫朱永年的人经过徐氏药铺，看见龙角，惊问是从哪里得到的，徐氏说：“刚才有人来卖。”朱永年问那人离去远近，徐氏说：“还没有走远。”朱永年于是急忙追赶并追上了他。当时有个宦官左珰琥李黄子，正奉命搜求珍奇异物；朱永年以买办户身份出入宦官住所，想把龙角当作奇货。于是他和那人一同把事情告诉宦官，宦官传檄郡县调集民夫、船只、畚箕和铁锹，亲自前往挖掘。刚挖入深处时，看见有几具形状像佛教所谓金刚神的东西，起初还很庄严；等到接触空气，便随即化尽，只剩下骨头罢了。于是得到龙骨、龙角、龙齿、龙牙，总共装了几十船，献给朝廷；那些私自盗取的没有计算在内。当时龙角正贵重，腰带上若不是诸王、勋戚就不能得到一块，价值十多两金；到了这时，龙角的价格因此骤然降低。秀水在当时还属于嘉兴，宣德年间分置为秀水县。如今那里的田地大约有六十亩，不能施肥耕治，收获却比其他田地多一倍。每年只要遇到大风雨，就会拔起树木、掀翻房屋，但庄稼反而没有损伤；耕田的人还时时在田中挖到龙骨。我以为当时已经挖尽了，不应当还有遗留，难道这片土地是龙窟所在，龙在其中暗中蜕化了吗？然而台谕中有“大禹治水到了震泽，斩黑龙祭天”的文字，我不知道出自哪部书；历来考察《吴越春秋》《吴郡志》《苏州志》，都没有看到这件事，不敢勉强解释。《项脊轩志》，归有光。项脊轩，就是过去的南阁子。房间只有一丈见方，可以容纳一个人居住。百年老屋，尘土泥水从屋顶渗漏下来，下雨时水流直往下滴；每当移动书案，环顾四周，总没有可以放置的地方。房间又朝北，不能得到阳光，太阳一过正午就昏暗了。我稍稍加以修葺，使它不再从上面漏雨。前面开了四扇窗，四周筑起围墙，用来承接南面的阳光；阳光反射回来，室内才明亮起来。又在庭院中杂植兰、桂、竹、树，旧时的栏杆，也就增添了景致。书架上摆满了书，或俯或仰，吟啸歌唱；有时静默端坐，外界万物都发出声音，而庭院台阶却寂静无声。小鸟时时飞来啄食，人来了也不飞走。每逢农历十五的夜晚，明月照到半面墙上，桂树的影子斑驳陆离，微风吹动，光影摇曳，轻柔可爱。然而我住在这里，既有很多可喜之处，也有很多可悲之处。在此以前，庭院南北相通，原来是一体；等到各位伯叔分家以后，内外设置了许多小门小墙，到处都是。东边的狗对着西边叫，客人越过厨房去赴宴，鸡也在庭院中栖息。庭院起初筑篱笆，后来筑围墙，前后总共变了两次。家中有个老妪，曾经住在这里。她是我祖母的婢女，哺育过两代人，先母待她非常优厚。房间西边连接着内室，先母曾经来过一次。老妪常常对我说：“某个地方，你母亲曾站在这里。”老妪又说：“你姐姐在我怀里，呱呱地哭，你母亲用手指敲着门扉说：‘孩子冷吗？

译想吃东西吗？’我就在门板外面同她相互应答。”话还没有说完，我便哭了，老妪也哭了。我从束发起就在轩中读书。一天祖母来看我，说：“我的孩子，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你的身影了，为什么整天默默地待在这里，太像个女孩子了。”等她离开时，用手关上门，自言自语说：“我家读书很久都没有成效，这孩子的功名大概可以期待了吧。”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块象笏来，说：“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间上朝时手持的，日后你应当会用到它。”回顾这些遗留下来的痕迹，仿佛就在昨天，令人长声号哭而不能自已。轩的东面过去常常是厨房，人们来往都要从轩前经过。我关着窗子居住，时间久了，能够凭脚步声辨认来人。轩总共遭遇过四次火灾，竟然没有被烧毁，大概是有神灵保护吧。项脊生说：“蜀地的清，是守护丹穴的人，她的财富可以超过天下，后来秦始皇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刘玄德和曹操争夺天下，诸葛孔明从陇中出山；当他们还默默无闻地处在一隅时，世人哪里能知道他们呢？我区区一个人住在破屋之中，正扬眉瞬目，以为拥有奇异的景致；知道我的人，和井底之蛙又有什么区别？”我写完这篇记五年以后，我的妻子嫁到我家来，时常来到轩中，向我询问古代的事情，有时靠着案几学习写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我的妻子回娘家省亲时，转述几个小妹妹的话说：“听说姐姐家有个阁子，那么阁子究竟是什么呢？”又过了六年，我的妻子去世，屋子破败了也没有修理。又过了两年，我长久卧病，感到无聊，于是派人重新修葺南阁子，形制和以前稍有不同。不过从那以后，我大多在外面，不常住在庭院中。院中有一棵枇杷树，是我妻子去世那年亲手栽种的；如今已经高高挺立，枝叶像伞盖一样了。《吴越行窝志》，薛章宪。湖南的衡山在洞庭湖上，那些高耸飞动、挺拔突出的冈峦，共有七十二座峰。金陵的大江在钟山脚下，那些河流曲折、蓄水停聚、浩荡流动的水面，共有三十六处陂塘。这些都是古代的奇景，大概是山和水彼此映衬的结果，所以历代都夸耀它们，以向四方称说。我常常遗憾自己生长在偏远闭塞之地，动不动就相隔数百上千里，只能在心中驰想、用眼神遥望罢了。近来我挥手告别喧嚣烦扰，放情于山林丘壑，在吴越地区找到了两个胜地。在吴地的叫聚坞，离城一舍多路，却背靠重叠山峦，前临太湖，可以和杭、颍一带的胜景争雄。当地出产杨梅，形状、色泽、味道都特别好，远远超过其他地方。满筐运到市场，人们一看就知道是这里的杨梅，争相购买，立刻卖完，常常获得丰厚的财物。湖中有山，计算其数量，和衡山的山峰数相等。从前人们称为七十二朵青色芙蓉，因此我在这里修建草阁面对群峰，靠着山崖架起宽阔的屋舍，高出树梢，可以倚着几案数清各峰。于是命名为“七十二峰阁”。在越地的叫横里，离城一舍而近；横向约六里多，纵向约二十里多，连绵曲折，多有陂塘、泽地和水渠。平坦陆地只有十分之二，当地百姓以种植藕、芡为生，收获反而超过种植禾麦，价值也比平地的庄稼高出一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夏秋交替之时，放眼望去全是织锦般的水田；人人划着小船出入其中，敲击船舷、鼓动船桨，歌声呼喊彼此应答，竟不觉得自己身处人世间。于是修建三间房屋，用青草盖顶，用泥涂抹，命名为“三十六陂馆”。陂塘当然不止这些，只是这样命名，用来记载旧日的美好情谊。每年有时住在那里教导子弟，有时外出游览登临，大体各占一半。所谓七十二峰和三十六陂，也正好各分一半。苏长公曾说：“山中老人不出门，山溪老人长住在溪边，不如野老人来往于溪山之间。”我大概可以兼得这三种乐趣，于是自称“浮休野人”，并自我夸说：“我幸而生在太平盛世，身体没有疾病，心中没有忧愁；有粮食可以准备日常饭食，有鸡豚可以供应伏日和腊日的祭祀。布衣粗陋，只姑且用来抵御寒暑；房屋狭窄，只姑且用来遮蔽风雨。出行没有牵累，停留没有阻碍，任凭心情，率性而行，顺其自然，逍遥自在。尊贵还是卑贱，长寿还是夭折，都交给造物主，一概不放在心上。”各自请太仆李公先生题字，悬挂在屋梁上，告知后来的人，使他们知道盛世的百姓沐浴在皇恩之中，受到至善教化的滋养，即使是我这样的野人，也能顺应时势、知晓天命，在困顿中得到通达。鸟儿在云间飞翔，鱼儿在河中游泳，没有什么不顺遂自己的生命。衡门上的木牌，都题写着“浮休野人家”。确实有着像登上龙门那样的奢望，也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解脱的了。《翰墨林七更》，金寔作序。所谓翰墨林，是永嘉谢廷循君收藏图书的府第。谢君以和厚纯粹、谨慎整饬而受到宠遇，在士大夫之间获得了美好的声名。声名很盛，他生性爱好清雅玩物，收藏颇为丰富。曾经把书斋命名为“米家船”，后来请东里杨士奇先生改成现在这个名称，并为它作记。我于是作《七更》，尽力加以辨析，使它归于正道。只是我的意趣浅薄、文辞庸常，同古代作者相比，当然免不了有捧心效颦的讥笑。但总的说来，它发自情感而止于礼义，大概还不至于偏离正道。觉非先生长久客居于市井，心里厌恶喧嚣，只有郁闷沉积，精神仿佛无所寄托；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绝佳境地，在那里逍遥自在，洗涤烦闷的胸襟，以享受今天呢？听说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我便拄杖缓慢走去，仿佛踏入空旷的山谷，脚步声空空回响。主人出来迎接，急忙却不说话，心意已经相通，只用眼神示意；我登上宾客所走的台阶，略叙寒暖。主人说：“唉，我这林子只是名为林，并不凭借土地，也不是高耸于山岭；没有松树的茂盛，也不是柏树的森林。这里排列着图书，交错放置着琴瑟；方几上有万卷书签，上下贯通古今；文房百种玩物，伸手就能取到。请您稍安勿躁，愿意为您陈列最高妙的乐音。”于是拂拭几案，整理座席，焚烧沉香和蕙草；舒缓的宫调、急促的羽调，高低有序，雄浑盛大，无不如意。《长清》《短清》《猗兰》《飞佩》，五曲九引，连续不断，可以接续演奏。先生说：“美妙啊，这是太古时代的声音！然而钟子期已经死了，伯牙也绝了琴声；对于只听惯筝笛的人来说，还不能领会其中恍惚深远的意味，就不必劳烦你演奏了。”主人说：“唐尧虞舜是最圣明的人物，你不能把这些棋局当作借物设教、启发聋盲的工具；棋局方正，是取法大地的法则；棋道必须端正，是为了彰显神明的德行；棋子有黑有白，就是阴与阳，彼此交错排列，像云汉那样灿烂。棋局可以防备危险、弥补空隙，估量敌情、审察自己；失败不可轻忽，胜利不可依仗。两位强者相遇，才显出强劲的敌手；龙蛇列成阵势，虎豹筑起坚壁。虽然只是小小的棋术，其中却有至高的道理；即使不专心去做，也仍然是一种贤能。”

译先生说：“君子不怀抱求胜之心，不制造机巧之事，这正是孤山处士所鄙弃的。我愿意听听其他方面。”主人说：“文字契刻刚刚形成时，像鸟迹一样模糊；蝌蚪文再次变化，才有了分书和隶书。到了斯邈以后，钟繇、王羲之相继超越前人；唐人临摹晋人法帖，好像踏着同一条法则；狂僧、颠史，草书圣手达到神妙境界；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各自都无与伦比。真迹间或留存，最初的刻本也都在；笔画转折、回旋、向背，都清楚可见。明窗净几之间，以眼观赏，以心陶醉，实在是一大快事。”先生说：“儒者对于书法，本来最接近实际事务；然而过分喜好它，也能丧失志向，我现在还没有余暇去做。”主人说：“五色绘画，起源于姚、姒时代；后世沿袭它，绘画之事由此开始。晋、唐以后，爱好绘画的风气蜂拥而起；顾恺之、吴道子、荆浩、关仝、董源、郭熙、王维、李成等人，进入神妙境界、达到精妙造诣，区别品第，沉溺其中而成癖好；即使用千金也不能买到，芳名播于清流，贵重到震动宫廷。借此抒发情性、施展技艺，往往符合玄妙的道理；《宣和画谱》编录作品，收藏鉴赏也有史可考，似乎确实不可缺少。”先生说：“君子把意趣寄托在事物上，却不应把心意滞留在事物上，这就是先贤担心人陷溺其中的原因。请再说说更大的道理。”主人说：“陶冶性情、抒写灵性，妙处在于得到佳句；物态人情，往往合乎天然情趣。为了精确模拟，反复推敲到极致，白天有时忘记吃饭，夜里常常不能入睡；越是穷尽思索，作品越精工；思虑越苦，构思越奇异，甚至惊动神鬼，连造物主也会忌惮。我想起古人，境界高得无法企及。” 先生说：“风雅之道已经相距遥远，正声也渐渐渺茫，世人争相趋向浮靡华丽，太古朴厚的风气日益消亡，哪里能够击壤歌唱，以返回浑朴状态呢？”主人说：“文章经纬天地，贯通古今，作用与政治相通，体制也随着时代迁移。秦汉文章雄健深厚，齐梁文章衰弱纤巧；韩愈倡导古文，使唐代衰弊的文风重新振起；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使宋代的文风兴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依靠他们确立的规范。今天的作者，秀美卓异者如云；文章光彩回旋如银河，灿烂如星辰，仿佛钧天之乐合奏，鸾凤和鸣；如山中藏玉而发光，如深渊含珠而显媚。我将要在这片林中吸取芳香润泽，咀嚼其中的精华，日夜沉浸其间，不知道岁月有多少盈亏。这样说怎么样？”先生说：“接近了，但还没有完全到位。文章用来承载道，不只是辞藻工巧；向上应当师法圣人，我将跟随您学习。”主人神色怅然，说：“这就对了。圣人的言论，世人称为经，包罗宇宙，温养万物，没有时间细说，只略略陈述它们的名称。《易》具备阴阳造化的道理，用来说明天道；《书》言说政治和治理功业，于是形成感发人心、惩戒创伤的力量；《诗》本于人的性情，没有序次就不能和谐，礼乐由此兴起；《春秋》拨乱反正，树立王法的权衡；《学》《庸》《论》《孟》是规矩准绳。它们就像粮食和布帛一样，是生活所需；一刻不能继续，百姓就无法生存。浮华文章胜过质朴之道，对行动又有什么益处呢？” 我将给车涂油，给马喂料，沿着伊水、洛水逆流而上，经过洙水、泗水，踏入我们夫子的庭院；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可以。先生离开席位站立，走下台阶低头行礼，请把诸经放在前面、旁门杂艺放在后面，并把翰墨林视为大道的渊薮。《九攻》，孙七政作序。乙酉年九月九日，我从金陵回到家里，才过三天，就和君镕、浦子一起前往娄东，拜访王长公。午时经过克正许君家，交谈了一会儿，他极力拿酒款待我，只恨不能留我久住。到了船上，雨下得很大，白衣没有来，只能徒然吟诵“悠然见南山”。又到更深时分，蜡烛燃尽，我们同盖一床谈诗，想睡也不能入眠。离开后，我因而对古今《九辩》作诗加以评论，君镕很是快意，强迫我写下这些话，命名为《九攻》，因为是仿《九辩》并在九日所作。以后在篱下吟咏黄花，插茱萸登高，手持酒杯时，应当想起这次寂寞而不要忘记；清雅淡泊的诗句，正好可以用来佐酒配蟹螯，实在是一件大乐事。虽然如此，诗的道路，不必说能够感动天地、感动鬼神，即使是文采彬彬的雅颂之声，甚至街巷歌谣，也无不是先王恩泽留下的遗迹。我在这条道路上连一斑都没有窥见，却竟敢这样放言，大概所谓“攻”，是用来攻伐自己的“攻”，而不是攻伐别人的“攻”；虽然名义上托称输梯，实际心意却在于墨守。正因为如此，我只举出诗中的瑕疵，不能说到精髓，词如下：我曾经说过，人的心性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诗道也是如此。自从《三百篇》以来，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凭借精神和道理来领会，又何必多说？然而昏昧的人不能察觉，于是分成许多歧路。所以有的诗不根植于风雅教化，只剩下追逐声律华采，便把壮丽当作工巧，却不知道深远适意才是上乘。即使像串珠联璧一样，把山川深渊都写在纸上；又像龙飞剑出，把星斗收藏在笔端，这也只是炫耀诗才，声调和内容都有毛病，工巧与逸气反而相互妨碍。这叫作炫诗。有的诗安排声韵对偶，铺陈事实，却完全没有性情和意趣，二者一同泯灭；只知道在外形上相似，不知道领悟精神才是首要。这尤其是诗道的沉疴，正如庸医本来无病却强行治疗，反而惊走俞跗、扁鹊。世上的作者到白头仍然迷失道路，偶尔有悟到的，年华却已经过去；少年时代无法追回，一生所作尽数错失，痛苦极深而难以割舍。这叫形诗，是祸害诗道最严重的一种。知音能够领悟，世俗道理却难以言说。其他还有机心深沉、像狐白那样表面华美，实际才力却惭愧于豹变的；所以只能借美于江淹的篇章，猎取工巧于沈约的诗句，却没有得到玄珠，精神光彩索然。这种诗与那种亲眼见到而道理自存、神思来临而自然暗合的诗，不能同日而语。这叫借诗。又有的诗典雅古朴，辞藻并非不灿烂丰富，但因为本来缺少神韵，始终不能打动人情。这就像盛装打扮的女子，虽然同样具有西施般的工巧，但妖冶的容貌、放逸的姿态，终究不同于西施捧心时的美。它可以炫惑盲人和拙匠，却难以逃过有眼力者的辨识。这叫妆诗。所谓借诗、妆诗，所能达到的境界最浅，病也最轻，可以从呼吸之间得到疗效，只需凭借精神修养即可。还有一种叫漏诗，也叫羸作。什么叫漏诗？精神和道理都具备，风骨也刚健，只是沉郁深照有所欠缺，情感从句字之间泄漏出来。这是微小之中又微小的毛病，同样可以从呼吸之间得到疗效。什么叫羸诗？流派本来端正，思致也特别苦心，只是脚力低劣，不能匹敌神骏；学力不足，未能达到半豹之才。又有才思穷尽于孔庙，梦魂回到锦江，于是缺少丰润鲜媚的风度。因此，攻治它没有明显病症，医治它也没有具体方法，只能依靠精神修养。还有一种诗，精神情态也具备，文采艳丽也充足，并非不能称为佳作，只是一入门径便发生偏差，雅正之道于是背离：有的过于高亢而成为放肆，有的散漫而流于野率，有的看似工巧其实只是机巧，有的看似骏健其实轻佻，有的过分奇特而流入诡异，有的炫耀博杂而陷于繁琐。至于流于艰涩、幽晦、瘦硬、寒苦等各家，不包括在这里。那是诗体本身的问题，却受限于才力；这里是才力的问题，却放纵于诗体。所以说，这不只是才华的罪过，也是没有穷究体裁，越想写得工巧反而越失其本真的结果。

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叫纵诗，任凭自己偏执于一端，却不知道采取正确的方向。考察今天，诗道正兴，又有些喜好声名而缺少见识的人，不去思考魏文帝关于文章不朽的名言，只贪恋惠子学富五车的快意。千年万世的声名，竟在倚马立成的一片刻之间决定；满架的书、装满袋子的作品，尽是雕虫小技留下的残屑。庸俗的眼光一来便加以赞誉，优秀的创作却因此丧失。这叫骛诗，是追逐名声而使名声日益败坏的诗。却不知道东方朔与子贡辩问时，究竟是谁更高明；一句话与五车书相比，究竟谁更有所得？诗有各种体裁，毛病也有许多方面。要责备它，连哲匠也难以避免；说得严重些，连下里巴人都羞于谈论。以上八种，还不能穷尽诗的全部毛病，却已经穷尽了诗病。又有一种不是诗病可以比喻的，却在文坛流毒：本来不属于诗道之中，偏要强行装作懂得诗理，完全违背雅正之道，却还自称名家。这叫业诗。即使天性灵性难以沾染这种毛病，也恐怕美好的气息容易枯竭。我在著作之林中深感惭愧，想来在圣明君王的时代也不会受到兴用。唉！我从童年就学习作诗，终年劳苦却没有什么成就。格律没有协调，声病实在很多。看见这九种诗病，哪里敢再缀写一篇呢？重阳后的第二天书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读〈绛州园池记〉戏为判》，徐渭。《绛州园池记》凭什么值得人们传诵？不过是昌黎偶然梦见鬼魂笼罩眼睛罢了，壮士不会因此感到惭愧。卖弄雕虫小技，正是文公所讥笑的。把“书门大吉”的诙谐合在一起，正好可以用来考验考官。文字生硬、刺眼、杂乱，徒然诬陷盘庚、诰命；语句曲折艰涩，靺鞨文并不是真正的空无，青色也不是假的，却难逃贾谊、蕃眼的辨识。那两只鹞子精明锐利，配上八两芒硝、半斤大黄，姑且把夜叉泥泻进一马桶的污秽都冲掉。譬如朱砂堆积成块，应当用画鬼、书符来煮服，必定会杀人；又像假山岩石勉强要兴云降雨，仔细看去总没有活物。把它束之高阁，难道不是太苛刻了吗？拿来配合孤琴演奏，或许还能另成一调。这篇判词同宾主戏谑相似，传给艺文之林。《拟荡平妖贼露布》，郑之玄。天启二年十月某日，具官臣某等谨已纠集诸将攻克邹县，荡平妖贼。臣私下认为，诗书的德泽本来足以消除万世的妖氛；戈矛、参差的兵器，也有时会关系到上天的杀伐之运。以中原百姓的身份反叛中原，这种罪行实在不可诛赦。借助二东的力量，来完成二东的田地事业，却像已经煮熟的鱼仍不免游入锅中，也像草木不能抗拒逆风。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仁慈孝顺、仪范天下，聪明诚实而为后世之主，是太阳偏西仍不懈怠的冲主，是黄河澄清、天下有道时的圣人。正当国家内部安宁而又有忧患之时，这是祖宗艰难维持的事业。肃慎的箭已经进贡，清除行动正在进行；绿色海水的波涛之中，即使蔺西的火焰仍然猖狂，最终也会消灭箐林中的怪物。哪里料到内地竟有反叛之徒，妄自乘着多事之机而生觊觎之心？妖贼徐鸿儒，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匹夫，穷凶极恶而又丑陋。他在红罗女倡乱以后，图谋使白莲教重新兴盛。夜间聚集、天明散去，借因缘之说而暗中策划诡计；以生天成佛为说法，渐渐竟发展到自称帝王，公然使用混天扫地的名号，突然采取改年号、设置官吏的举动。他的党徒已经牵连四五个省，他的阴谋更是蓄积了三十年。岂只是富人捐出金钱来充实他的资财，也有愚人献出性命替他而死。他们起初在郓、钜一带发动祸乱，继而在峄、邹、滕、剡之间猖狂作乱，所到之处几乎没有坚固的城垒能够抵挡；丰沛一带的土地，全都受到震动。白骨堆积如山，驿站骑兵惊恐得裹足不前；青色磷火燃烧，村落化为灰烬而没有一点光亮。究竟是些什么人盘踞在那里，却肆意荼毒百姓而毫不顾惜？他们还继续祸害夏镇，扼住河运；灿烂的天府储粮，横遭枭獍之徒吞入腹中；光明赫赫的龙袍，也被豺狼般的躯体抓取。船队首尾相接，几乎要用野火把它们烧空；陵京的咽喉要地，也想用一团泥把它堵塞。从前青、齐地区屡次遭遇饥荒，神祖想到那里杀妻食子的惨状，救活了那些倒卧沟壑、濒临死亡的人，这难道不是留下他们性命的恩德吗？他们反而最终甘心反噬恩人，难道还比得上秋天的刺草吗？你们这些长久饲养的狗，竟然不如我们。于是臣等奉承国家的威灵，恭敬地执行上天的讨伐；登坛向手执熊旗的将士发誓，倚剑集合鸠形鹤膝般的军队，向他们显示妖党没有能力，告诫他们贼军的锋芒已经衰败。鹳鸟、鹅鸟列成阵势，共同怀抱破竹般的锐气；蛇、猪般的贼众惊魂未定，很快便处于压卵般的危势。一次在二夏店击败他们，再一次在纪王城打败他们，大体转战一百多次，斩首六七万人。于是使峄山、峰山的石头安然无恙，使阙里的门户没有受到惊扰。陛下仍然认为，这些不过是池中小虫，谁不是自己的赤子呢？那些人愚昧而受人诱骗，鹰一样的眼睛难道永远不能恢复清明吗？如果他们困窘之后前来归顺，枭鸟般的声音难道终究不能改变吗？于是再次下令招抚，委曲地表示愿意保全他们的生命。然而，愤怒螳螂般的抵抗已经穷尽，困兽犹然想要争斗。他们起初用尽力量攻打兖城，祸患几乎危及鲁王府第；到了最后，又死守邹邑，毒害尤其惨烈，超过孟子乡里所遭受的灾难。他们纠集死士五千多人，杀死愿意投降的三百多人，罪恶更加充满，孽障尤其滔天。臣等于是再次鼓舞同仇敌忾的士气，激发后续强劲的力量；筑起长久围困的防线，以封固他们逃逸的巢穴；挖掘地道使城壕崩塌，限定日期进攻，分段占地堵截。众人白天呼号请求活命，贼众于是夜里用绳索缒下城墙乞求投降。臣认为，凭借险固据守、触犯共工山，本来依照王法不可赦免；但如果首领能够来到辕门之下，那么其他跟从者可以活命。于是十八名元凶同时被生擒，三万多名部众也一并接受安抚。这样宣示了陛下如雨露般的慈悲，也施行了朝廷如凝霜般严肃的法典。大概正如商汤张开罗网放走前面的禽兽、大禹铸鼎摄取神奸的形貌一样。臣承蒙分掌节钺，负责守护疆土；由于事先没有周密筹划，也没有消除祸患的办法，以致让他们放纵九头而逞强噬人，随后又使万千白骨枯朽，才成就这场战争的功绩。臣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又到哪里去逃避罪责？只是捐弃军费已经五个月，收复了数个岩城及境内土地，征调丘羽的军书，没有使数省受到骚扰。军队正在筹措粮饷，难道敢向国库请求一文钱吗？道路已经扫清，鸿雁聚集而来；井舍房屋荡然无存，鼪鼯也安静下来而不再号叫。如今将俘虏献于朝廷，行将把首级传示于边远关塞，使塞上的马因此不再嘶鸣，使溪峒的蛮族也因此折服丑态，这也多少足以舒解神人与人的愤恨，彰显宗庙社稷的神灵了。这些全都是皇上借助两阶之地，仰仗一怒之威，所以鬼神顺服，防风氏在专车上立即被处死，草木也都像军队一样，蚩尤能够在涿鹿受到稽查。至于拔一根横草的微功，又算得了什么？我只是想续唱饮至之歌；补救后患还不算迟，哪里敢没有善后的谋划？臣激动惶恐至极，谨奉露布上报。《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三，余姚黄宗羲编，《诸体文三》《越车》【方孝孺】越地没有车，有个守边的人在晋、楚交界处得到一辆车，车辐朽坏、车轮破败，輗折断、车辕毁坏，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然而因为他的乡里从来没有车，他还是用船装载回来，并向众人夸耀。观看的人听信他的夸耀，以为车本来就是这样，便仿效着制造，接连不断。后来晋、楚人看见，笑话它粗拙，越人却以为他们在欺骗自己，并不理会。等到盗寇军队侵入越境，越人竟用破车抵御，车毁军败，始终不知道自己的车其实是不能用的。学者的弊病也是这样。圣人之道，分开来说就是礼乐、政教、法度、文章，合起来就是性命的本原、仁义的纲统；它的事业表现在《诗》《书》中，它的功用施行于天下，纯粹而精微，宏大而正当，确实没有不完备的地方。不幸的是，有的败于私欲，有的折于异端，有的因众人不能了解而昏昧，有的因学者歧路太多而窒塞，于是世人各自把自己资质所接近的东西当作道：柔弱的人把小恩小惠当作仁，刚强的人把严酷苛刻当作义，善于言说的人沉溺于言语而不求言语之外的道理，嗜好名声的人用诡异偏僻的方式建立事业，却从不以至理来衡量。人人都自称得到了圣人之道的全部，而圣人的大完备最终被天下人割裂了。这就像一辆车，车辀折断、车毂断裂，放在那里不用，或许还可以欺骗世人；如果硬要驾驭它来承担当世重任，那么不至于使人败事的，几乎没有。所以，一个人不懂得学习，足以损害自身，却未必能够祸害天下；如果学习却不懂道，只拥有许多才能，那么它造成的祸害就大了。因此，学习以懂得道为贵，懂得道又以认识圣人之道的整体为贵：把它存于心中，落实于自身，表现在事情上，并彰显于言语中；始终以圣贤为老师，稍有未达到之处，便严肃地自视，仿佛耳目手足不完整一样，常常以此为忧虑，这才是善于学习。凭借容易成功的技能，却不求道的整体，这些人都属于那种破车。仙居陈宪直和同姓的朋友子頴，奉县大夫之命，到山中拜访我，将要率领同伴跟随我学习。我本来就是想求得圣人之道的完整，却没有能够做到；自己估量也不能够做别人的老师。而且如今学校所学习的，究竟是要把它当作道呢，还是要把它当作求取功名的计策呢？还是要凭借所得来担当当世重任，并推及他人呢？如果只是为了求取功名，那就不必听我的话了。假如立志于实行道并推及他人，除了圣贤还能拜谁为师呢？又为什么要取法我们这些人呢？所仰慕的是圣贤，所效法并以此要求自己的也是圣贤，那么他的行事必定接近于道了。如果舍弃圣贤而不拜他们为师，却辛辛苦苦来求我们这些愚钝的人为师，我担心宪直、子頴会被真正善于学习的人讥笑。即使如此，从细微之处观察，也可以知道他们比我们这些人高明；他们尚且不遗弃我们，何况圣贤之道呢？这样说来，宪直、子頴取法善道，可以说周全了。他们所仰慕的，大概不只是求取功名。他们并不只是贪图功名利禄，而是以道作为归宿。我虽然愚钝而且多病，本来就将把宪直、子頴当作朋友。他们要告别离去时，我想不说几句话，难道可以吗？《玉枕山诗话》【张汝弼】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斋先生白沙陈献章公奉诏起用，前往京城，途中经过南安。太守东海居士华亭张汝弼想采用曹参的礼数，大概是因为陈公曾经留在周程吟风弄月台上数月，接受教诲的旧事，打算请他留住。石斋不答应，说：“我本来就不应等待车驾了！如今正翻越山岭，又遇上连绵大雨，行装不能很快办好，只能从容耽搁几天罢了。”东海不能强求。石斋作诗说：“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风吹破玉台巾。”巾是石斋自己制作的，类似华阳巾，方正而没有褶皱。东海絮絮叨叨地议论，有些话违背石斋的道理，却说“难道要吹破这顶巾吗”，于是用一首绝句激发他：“白沙村里玉台巾，不耐风吹易染尘。莫笑乌纱随俗态，宋廷章甫是何人？”石斋又作《玉枕山诗》说：“一枕横秋碧玉新，金鳌阁上见嶙峋。使君得此原无用，卖与江门打睡人。”

译跋说：“东海居士吟咏玉台巾，侮辱我太过分了，我口头即兴作《玉枕山诗》答复他。” 东海和答说：“炎瘴之地多雨，一场雨后格外清新；独自看天柱峰高耸嶙峋。横在秋空中的玉枕实在无用，只是天地间自有不睡的人。”天柱峰也是安南的照山，所以他特意依傍天柱峰来写，拿玉枕山和石斋相应，顺着他的意思。又作两首绝句：“客囊羞涩客衣单，却买南安玉枕山。纵有枕头那得睡，鸡声催入紫宸班。寄语江门打睡人，而今天地正芳春。觉来莫管闲花鸟，须扫昆仑顶上尘。”又接着作一首绝句：“青茸铺榻玉枕横，白云为被天作帡。东海先生睡不着，日月当天正大明。”跋说：“由此看来，东海、石斋两位大家都睡不着，于是司马公拍掌大笑，陈图南也笑死了；吕防正也起来打更，而钱镠仔甘心在左右奔走【‘镠’字下面多了一个‘仔’字，是因为江西风俗而加上的，《五代史》可以查考】。不久，恰好武选郎余干苏文简从广东出使回来，详细说起石斋的老师康斋吴与弼端庄严肃而刚劲峻峭，勇于进修道业，也是一位千载难遇的人物。东海才领悟到，康斋在立心、造道、处世、化俗方面的论述极其详尽。” 东海随意作诗说：“耳根何处得浮尘，浪说康斋识未真。风月周台灯火夜，伊川路上见斯人。”大概他不仅非常高兴听到前辈名德，有益于自己持守遵循，也用来为玉台巾诗的过失致歉。玉枕山不必买了，应当长揖一礼白送给他。文简应当出来作个折中调解。《斥仙》【祝允明】我回答询问仙道的人，常常不把话说尽，因此故意直截地刺激他，等待他继续发问；大体上是想讨论有没有仙道，本来不宜用一句话概括。有仙道，却不可实行。扬子说：“圣人不以仙人为师，因为他们的道术不同。圣人并不是不能成仙，而是不去做。”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释氏说：“寂灭就是快乐，形体虽然灭亡，本性并不灭亡。”老子说：“形体死去而精神不亡，就是长寿。”从伏羲、神农直到孔子、颜回，成为圣贤的人，在孔氏的书中，没有一个修炼成仙；如果按这些书所说，黄帝飞升而去，不知道究竟是否确实。史书却说黄帝死后坟墓还在，并不是断定绝对没有成仙的事。即使说他成仙，帝王之道已经完成，本身又是圣人，那么成仙又有什么妨害呢？至于所称的广成子一类人物，他们究竟贤能还是不肖，书史没有记载，我哪里能够知道？孔子以后那些修仙的人，世人都不知道他们平日的品行；有些有高见的士人也谈论仙道，如嵇康、阮籍、郭璞之辈，我看是知道不能免于世间祸患，才托言求仙罢了。后世大多放纵行事；其余君臣士庶如果真的修仙，全都是愚昧不肖的人。即使有贤良的人姑且去做，那也是聪明中的愚昧、贤能中的不肖。道只有两途：君子和小人。修仙对于天道、民理有什么关系？对于自身、家庭、国家、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哪一件心意符合君子的心意，哪一件事情符合君子的事情？所以天下真正不肖的事情有两种：烧炼金丹的人，是大盗，罪过超过盗跖；修仙的人，是贼。所谓盗贼，并不只是人世间的盗贼，也是盗窃天地的盗贼。而且修仙之事万次失败而只有一次成功；即使成功了，历经千百年，仍然不过是莽、懿、温、裕【刘】、广【杨】之类，虽是帝王，也仍然是盗贼。即使所谓钟离权、吕洞宾等坐在云表之上，嘲笑九州大地，也不过把它看成粪土罢了。粪土尚且还能肥益世间；至于失败者，如卓、泚、禄山以及黄巢等，愚蠢之中更加愚蠢，不肖之中更加不肖，穷尽邪恶、造成极大灾祸，想求做禽兽虫豸都不可能，万般悔恨也来不及了，这还有什么值得迷惑的呢？《婚范》【侯一元】《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治理好。”用沸水浇沸水，不如直接截断柴薪，这话确实有道理。我生长在这里，观察本国的旧事，男女婚姻之间的事情是多么荒谬啊！大体上是看重女子而谈论财礼。有女儿的人往往向别人抬高身价，别人为了求婚，有时不惜变卖固定产业、兴起争讼，断绝施舍行苇之恩也不顾，子晳、子南那样的事情年年都有。等女儿到了笄年，男方家主才开始感到困难。于是倾尽家产来供奉女儿，做精美的衣袖，置办各种器具，花费数十、上百倍于男方。男方先前已经送来丰厚的聘礼，便暗自盘算这些财物的利息，把这种做法视为当然，也不认为是恩德。女方依仗所得财物，便对男方骄横；有的人家先富后贫，收下丰厚的聘礼却吝惜嫁妆，于是产生争执，夫妻关系也开始困苦。况且礼制规定亲自迎娶，是为了尊重女子；如今这种尊重女子的亲迎，却不是吉庆的事。女子到了以后，坐在车门外，男方为她作揖，随后设置帷帐，让女子坐在上座，男方在下面拜她。我五六岁时常看见这种情形，现在已经稍微衰减了；行交拜礼时女子在左边作揖，仍和从前一样。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浙江本来是古代东瓯、于越、勾吴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受到周公礼制的教化，却渐渐染上蛮俗，难道不是这样吗？其中有果断而残忍的人，往往不抚养出生的女儿；妇人已经分娩，看见是女孩，便把她溺死，像浸泡草芥一样，安然不觉得奇怪。如今人们有鸡犬溺死尚且怜惜，溺死自己的女儿却一点也不心疼；千金之家所抚养的女儿能有二三个，就算多的了。既然像那样看重女儿，求取、奉养她们又如此丰厚，却仍然免不了杀死她们，甚至不能让她们和鸡狗相等，这其中是有缘故的。所以俗谚说：“盗贼不过五女之家，因为五女会耗空人家的财产。”这是令人悲痛的话。因此，女儿有不抚养的，女儿就更加少；女儿越少，求婚就越艰难；聘礼越丰厚，奉养也越丰厚；奉养女儿越丰厚，就越不愿意生养女儿。因袭下来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近来有些贤能的官吏忧虑此事，反复教导劝谕，启发人的天性；制定惩罚杀子的法令，使彼此收养、互相监督来惩罚；又免除三女之家的一些差役来劝勉。然而这些措施当身执行时有效，事后又恢复原样，令人无可奈何。甚至禁止他们使用某些器物服饰，任由别人夺取，施行各种法律，仍然不能禁止。我每每看到朱簋之类器物的奢侈纷繁，便想在豆、俎之类器具上显示俭朴；看到山林中厚重的藏蓄，便想着用小袋来矫正过度，慨然叹息说：“把女儿当作市场上的商品，和卖僮奴没有区别；乌孙国嫁女，也没有这样严重。”

译把人的女儿作为抵押，索取她的财货，依照本金谋求利息，这种借贷贩卖的行为，也没有这样污秽。把丈夫当作庸奴，对他的父母傲慢无礼，反而还不如彼此计较的坏俗。残害天性，把女儿挤入沟壑，连豺狼的凶暴也没有这样残酷。砍伐柯木来制作斧柄，法则就在眼前；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回报你，这对彼此有什么好处呢？世俗的沉溺太严重了。我不敢只把这些话告诉别人，于是写成规范，来告诫子孙。规范说：大概黄帝开始懂得男女婚姻之礼，而到成周时才大为完备，《礼经》对此有记载。婚礼中，女子穿盛装，衣服用玄色，衣缘用纁色；头饰是髲，不用金玉和彩绣装饰。陪嫁用女子的侄女、妹妹，不带僮奴。男方用玄纁币帛和皮革作为礼物，五两算是超过常度，并不一定要装满；辞谢时不要说礼物不丰厚，因为本来就不以丰厚为原则。到了婚期，陈设鼎和食物而已。由此可知，女方在婚期以前铺张陈设，以及后世流失的礼制，不足以玷污周公的礼法。如今要由奢侈转入俭朴，比登天还难，只能顺应风俗制定制度，与它同流而行，再从源头上改变并堵塞它。从今以后，我家娶妇，用一只雁、两份币帛，务必遵循古制。若应当有臣妾，就由男方买来，在婚前三个月教导她们。女方想用金玉和彩绣装饰女子，男方置办这些物品，在女子行笄礼前三天送给女方。陈设鼎和食物，但不铺张陈列。亲自迎娶不能到女方家，就在路上迎接。女子到了门口，如果不能下车，就不作揖。我家嫁女，收受男方的礼物也不超过一只雁、两份币帛。女子的衣服不超过玄色衣服；若用髲，也在婚前三个月、行笄礼前三天准备。对于男方送来的臣妾、金玉和彩绣等物，已有的就不责求，没有的也不责怪。除此以外，凡俗礼不是古制，花费一金以上的，一概不得举行。议婚开始时，让男方把我的话告诉宾客；宾客答应，是幸运；不答应就不要谈了。即使答应了，却不按照我的规范来，也不要接受婚事。让雅礼和俗礼参照使用，使男女遵循同一标准，希望那些达不到礼制的人可以互相借助，而不必忧虑女子。若有剩余财物，想厚待女儿，可以在日后馈赠问候时进行，不列入规范。唉，我的后世女子，大概可以不再横遭溺杀之祸了吧！婚礼中的辞谢和命令，必定要说有先人的礼法；我的子孙如果违背我的话，就叫作不孝。要让嫁来的妇人活着时不得收受馈赠，死后也不得设奠。希望你们严肃敬听这些话！侯子已经写成《婚范》，过了很久却没有公布，说：“我正要嫁女。”后来侯子嫁女，仍然依照今天的风俗。客人问：“这是为什么？”侯子说：“我起初没有机会把这些话告诉宾客，因此不能突然改变做法。” 大概是因为他在惩戒自己当初没有预先安排。又说：“我听说贤者不回避嫌疑。有女儿却讥议丰厚嫁妆，这是会引起嫌疑的事。我不是贤者，难道就能不回避吗？如今我的儿子、别人的女儿，我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了；我可以实行自己的志向了。” 《疑诗》【王讽】我曾经读《诗经》，没有一次不产生疑问。《诗经》是乐章。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整理正乐，使《雅》《颂》各得其所。充满耳中的那种和谐声音，都是选取音调中和、可以配合音乐，并且有关伦理、能够陶养人的情性，使人思虑不邪的诗。淫乱的诗，竟然有时夹杂在三百篇之中，难道这是孔子删定后的全部《诗经》吗？后来又看到晦翁的注，其中说：“说善，是为了感发人的善心；说恶，是为了惩戒、创伤人的放逸之志。”又说：“兴起人们喜好善、厌恶恶的心。”又说：“观察风俗的盛衰，验证政治的得失。”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不能不重视自己的疑问了，因为人心容易偏私而难以公正，道心难以明白而容易昏昧。把善诗示给人看，人尚且未必能早晚咀嚼体会，时时受到感发，何况拿淫乱的诗让人诵读呢？这就像把众多楚国人强加给一个齐国人，难道不会更加助长人的放逸之志吗？还希望他们受到惩戒、能够改正，我看是很少的。况且《诗经》既然是乐章，掌管音乐用来教育贵族子弟时，应该都选取有关伦理、可以配合律吕的诗。亵渎教化、扰乱伦理的诗，真的可以和乐章相比吗？如果说是为了观察盛衰、验证得失，那么这应当是当时声音之道与政治相通，太史采集诗歌来观察民风的情况。如果认为《诗经》是传承教法无穷的载体，要用它来培养万世之人尚未发作的喜怒哀乐之良心，那么就不一定要把美恶都完整记载。它大概是出自秦人焚烧典籍之后的残余，民间传诵记忆的内容，并不全是三百篇中的善诗。汉代儒生于是把好的、坏的都拾取一些，凭自己的见解妄加补足三百篇的数目，而晦翁又沿袭了美恶并存的说法，形成了承袭讹误、接续错误的论述吗？然而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偶然看见前辈的论说，他们的见解也和我相同，于是记下这样的疑问。有人说：“《春秋》完备地记载善恶，用来彰明劝善惩恶；《诗经》难道独独不可以吗？”我说：“《春秋》是记载事实的书，《诗经》是圣人配合乐章、陶养性情的书。

译记事不能不完备，配合乐章、陶养性情则不能不纯善。” 有人说：“《桑间》《濮上》的诗既然可以娱乐；过去也有人把写篡弑、不忠的诗拿给太子看，既然可以用来训诫。”我说：“作为音乐当然可以娱乐；可是孔子整理音乐，使《雅》《颂》各得其所，《关雎》乱章那种洋洋盈耳的声音，难道是亡国之音吗？”孔子告诉颜渊：“想要放弃郑声，只怕它扰乱正乐。”那么郑声难道反而收录进乐章吗？教育贵族子弟以陶养性情，给他们看篡弑之诗，使他们知道应当惩戒的事情，这也不过是希望君主观览《尚书》《唐书》的意思；至于把它配合律吕，使人早晚讽诵，耳朵听到、心里接受，不知不觉让气质渐渐归于中和，难道没有关于纲常伦理的诗可以作为训诫，非要用淫乱的诗吗？况且篡弑之诗，看见的人知道厌恶；淫乱之诗，听见的人却会受到诱导而淫乱，终究不能一概而论。”}], 斥退谀佞【刘鳯】于是有些鼓动腮颊、逢迎谄媚的人，以及容貌轻艳的年轻人，学问还没有通晓各方面的道理，才能也没有成就一门技艺，却竞相崇尚轻薄浮华。这难道像宛丘那样放荡狎游吗？他们动辄早晚妄想求得稷下学士的谈论啸歌；那些不得志的群小，放纵胸中的私见，私下标举品评，任意相互诋毁。若不是子真那样怀抱古意，哪里懂得辨识人物？不同于郭象那样口若悬河，又哪里有能力鉴赏呢？何况他们连作者的门径都没有窥见，尚且远在藩篱之外，连邯郸之碑都不曾读过，哪里认得显陵的字？却动辄想比较彼此的长短，评论作品的工拙；颠倒黑白，压抑黄而嫉妒白，瑕疵缺点从口中流出，诬蔑之言在舌端织成。有时过分褒扬，借言辞之外寄托抑扬；有时品评人物失序，把讽刺寄托在言语之间；有时借助那位文章雄杰的名望，因循他的品评，势头一成便挟持主意，凭凌夸饰而毫无根据。正从泉水般的议论中搜剔异同，已经像刺猬竖起了刺一样纷纷发作。致使明亮而不凡的才华，反倒化为尘垢；胸怀冲淡的雅士，徒然遭受毁谤败坏。这正是元伯不甘心只在梦中相见，许子因此而发声的缘故。又有些人在座席一隅听到几句绪言，片刻间接触到清风，耳朵听来的东西多了，便妄称自己暗中领会。担子还未卸下，便敢发表宏论；这种琐碎的贾谊【字疑】之言，竟特别获得放肆妄言的机会。他们望着余光来借取光明，顺着风势来借助力量，于是情思飞驰、心意迷乱，眼目摇荡、心神动摇，欣羡声名文华，爱慕依恋声望与贤哲。至于那些驽钝低下、在其中颠倒是非的人，虽然还不至于把污点遗留给青蝇，也足以成为谈论文苑时的笑料了。他们沉溺于相互煽动的风气，于是使呀呀学语的黄口小儿也已经在流俗中开了头，许多浅薄年轻人匍匐着争相趋附。襁褓之中，都是童乌、巫史一类人的子弟，却全都自称幼年通达。他们把前人看作可以任意践踏的小径，常常空洞自得。附和的人仰承他们的鼻息，等着他们点火，又反过来替他们欺骗父兄以博取怜悯，使盲目庸愚之人抬高身价，错误一再相传，沉醉之后又更加沉醉。可悲啊！大吴以三让开国，它的风俗独自合乎正道，教化隆盛，言语【字疑】显扬英华，延陵表彰廉退。如今这些光彩沉沦消磨殆尽，衰败延续到今天，这又该说什么呢？覆压的波涛正要蔓延，而介然独立之人的孤高操守反而更加显现；纷繁的讥议不断兴起，而掌中的珍宝却更加光耀。龙剂稀少却压倒众多之物，薰贞之行【字疑】微弱却掩盖玄素。吟咏叹息之作，哪里能够遮蔽那幽深的声音？懂得音乐的人，正会再次发扬这孤独的演奏。千载之后的魂灵，尚且因王弼而申诉悲哀；一时之间的议论，难道会让刘歆有所遗憾吗？所以知道，怀有超脱世俗见解的人，不会从众人的谋议旁采意见；坚持独到正确说法的人，不会到道路各处遍求咨询。若果真能使声响迅疾发出，使超逸的曲调间或出现，冲开黄云而与曲度相配，使幽兰也与之同样高洁。荆人见到它，接连惊叹；郑国的客人远远望见它，也退走了。《教通》赠给刘师禹的《勋西》【熊过】蜀地有位刘先生，是位求学者。他将要前往勋西时，感慨地对熊先生说：“教导人实在困难啊！我十天中有九天接不到教书的文牒。我难道是自以为有能力而怜悯自己不能胜任吗？先生曾经试着告诉我吧。”熊先生于是诵读《教通》的话说：“衡量人的才能，不可以拘泥于时势，也不可以被教条束缚。沟渠中的断木，樵夫【字疑】认为它有用，却没有人取来裁制。工匠呼喝着把它举起，凿削、销磨它，再给它涂饰青黄之色，顷刻之间便成为天下有用的利器。这就是顺应时势而加以参酌裁决。钺曾、丹穴、玄砥所生的水银【原文‘鈌曽丹▯▯砥之生澒’疑有讹脱】，水银生成金，各有其规律，有的要经过几千年才变化一次，像这样滋长得十分久远。如今人们会合各种材料，用正道匡正国家，以节制符合贞正，以屯卦配子申，以防卦配庚戌，六十卦各以日期为主，不到一年金便炼成；万物迅速变化，这就是它可以稽考的准则。上天依靠节制而产生六气，大地依靠制度而运行五行；若它们彼此相胜，邪气侵入支体脏腑，血气就会阻滞，精神也不得安适。医生观察病人的死生，参验、考察其运动变化，或用针石、毒药、熨法，或施以【原文‘搦脑揲荒▯幕’疑有讹脱】等治疗，使人洗涤肠胃后猛然起身而恢复为人；否塞可以倾覆，这就是最明显的大概。察知时机而任用材料，奉养超过常数的便丰厚；审察变化的发动，关键在于内心，明暗、柔强，都可以凭借它而有条理地运用。” 通晓可以倾覆、制约事物的缘故，掌握它循环运行的枢纽，就能随时应对而没有固定的方式。然而，我想到这些，内心战战兢兢，始终不能释然；这也是君子的心情吗？还是因为当初我怀有成就大业的雄心，求取它时意气浮荡，反而昧于其中的艰难呢？”他曾试着对先生说：“青鸟氏的记载中有胎教：孩子出生时，用梧树、柳树、桑树、枣树制作弓，用鸡、狗、牛、羊、猪作为祭牲，在中间安排四方之位，作为射礼示范之事，把它称作‘养正之教’。如今输送供给的人每天【原文‘防袺襭以须’疑有讹脱】等待，像簸箕一样傲坐，抱着食物，丢在地上如同丢弃泥土，还拍着孩子的背祝祷说：‘不要哇哇哭着追逐，不要啐骂着催促。’又哪里有空闲从容地教导他呢？以古人为准则，今天还有这样的做法吗？没有了。孩子壮大以后，依据五种事物所处的土地，以土来辨别；五种事物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常道，也依此施教，把它称作‘厚生之教’。如今有的人流离迁徙，没有依托；老人用绳索束腰，捧腹忍饥，气力衰馁，肌肤消瘦；那些像猛禽一样的人从事攻掠剽窃，诵读诗书的人探取其中的含义，以此自活，难道有这样的事吗？他们欢喜时果真是因为身体充实吗？其实只是任意放纵流荡而不知停止。以古人为准则，今天还有这样的做法吗？没有了。如今他们所施行的教化，风气到处流行而又偷薄变质；他们还要把人引向上位，只求以自身的文饰，下边又拿空洞的名声来供奉他。青衿、逢掖之士在道路上迂回行走，指着人夸耀地说：‘我能够教导别人，把这就叫作教化。’像这样的情况而已。”

译唉，这就是欺骗啊！难道还可以说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智慧吗？古时候大概天下刑罚废置不用，各家都可以封立。如今还有这样的情形吗？没有。因此今天的教化，国家没有法度可以检束，全系于教师。教师啊，教师啊！端正根本而率先实行，阐明礼义来引导他们；有的加以推行，有的加以招徕。使刑罚归于适当而内心和顺，使人无为而治；严明核察而不妄为。不要以辱骂苛责为主旨，却一心谋求利益；不要亵渎经书，以致扰乱天理常道。这就是教化的准则，是先师所经营的事业，是体察天命者所纠合的道理，也是仲尼从不厌倦的事情。这就是所谓挽救末流；教化本源既然不可希求达到，便退而思考其次的办法。勋的志向说：‘赐予义理的香草，我每天都不能自我持守。风一旦发生，彼此相遇，也不过挺然屹立罢了。’他的精神所融会之处，以及精气所凝结之处，在万物中兴盛起来时，孤独而特别；何况它散布在人身上呢？你的勋业，经过一年便可以观察到；这就是你的教化。”}], 《非墨篇》【郝敬】我闭门不出已经十八年了。庚申、辛酉年间，正逢妻子和儿子去世，曾有客人敲门来吊唁我，我却谢绝而不接纳。客人问：“家中有丧而不接受吊唁，合乎礼吗？”我说：“有丧而来吊唁，是礼；来吊唁而主人不接受，也不能说不合礼。有什么说法吗？”客人说：“有。世道有古今之别，人情不同，礼也不同；有施与和报答，往来之事也不同；有吉庆和凶丧，哀乐也不同。审察这三点，然后才能行礼。《礼记》说：‘知道死者，要表示哀痛；知道生者，要前来吊唁。’有三种死亡可以不吊唁：畏惧而死、受压迫而死、溺水而死罢了。古人三个月没有君主，就要吊唁，何况我有齐衰之期的惨痛，而您庄重地屈尊来临，这合乎礼，却使我的内心更加悲伤。大概从前我父亲去世时，没有人来吊唁我。父亲考中贤科已经二十年，兄弟很多，一生官场失意，五十岁寿终，难道是因为他畏惧、受压迫或溺水而死的吗？只有一位先生乘素车白马前来，难道没有别的人吗？只是我像疲惫不堪的牛马，衰弱而有三个孱弱的孩子，连一隅之地都不能充足，又有谁来问候我呢？距今已经四十年了。年轻时尚且不如别人，老了又能有什么作为？先前连自己都来不及顾恤，何况我的妻子儿女，哪里敢求取非分的荣耀？有所期待却得不到，增添羞辱，还不如安睡。这就是我根据人情来推测而不敢接受吊唁的原因。我听说：礼崇尚有来有往，有来而不往，便不合礼。自己不曾前往吊唁，却责怪别人来吊唁；若说别人爱好礼节，谁能比得上我呢？我离开群体独自居住已经很久了，逢年过节，三族亲属之间的交往本来就少，向来缺乏殷勤往来。如今不幸遭遇大丧，却希望别人怜悯我，这是不可能的。此前没有施与在先，此后又接受而不报答；既不施与又不报答，凭什么彰明礼呢？这就是我斟酌往来关系而不敢接受的原因。礼由人心产生，心有哀乐，礼便有吉凶。所以说：吉礼和凶礼道路不同，不可以相互混杂。饮食馈赠、供养，是吉礼；穿丧服、哭泣，是凶礼。有哭泣之事，主人处于凶礼之中，宾客也应穿凶服，家门也应呈现凶丧之象。于是有人赤脚跌倒在苫块之间，水浆都不入口，以此成就凶礼。如今世俗却横行说道：主人处于凶丧，宾客就应当行吉礼。不能因为主人有丧，就把主人的凶丧变成宾客的吉庆。于是丢下哭丧杖，拿起扫帚；脱下丧服，宰杀牲畜；扫除灵堂，陈列食物；放下稀粥，调制羹汤。男女老少全家奔忙，舍弃哭泣的悲哀，追逐酒食；陈列黑黄色的礼帛，敲击金鼓，欢迎我的嘉宾，说：‘不醉不归。’ 这样一来，主人便借亲人之丧寻找交结朋友的机会，宾朋也因送葬之期而聚集饮酒；车夫仆役还没有吃饱喝醉，事情便像窦婴、灌夫因此得罪田蚡那样，求取荣耀反而遭受羞辱。事情难以预料，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矣，是以”处疑有串文〕所以符伟明的妻子死后没有举行殡葬，有人要帮助他，他却不接受，说：‘只有妻子儿女可以按照我的意志行事。’因此当初我妻子儿女去世时，请典客对我说：‘已经这样了，就跟随众人吧。’我的力量做不到，即使力量做得到，我心里也不愿意；我的心愿意，礼法却不允许。礼法如果允许，即使不能，我不愿意，又怎么能行呢？如今世俗不畏惧礼，只畏惧人的议论。别人会说：‘我是爱惜自己的钱财，却假托不合礼。’正因为不合礼，才会托辞。我难道宁可躲避这种托辞，却甘心做不合礼的事吗？我宁可不做不合礼的事，也甘心被人托辞。这就是我辨别吉凶礼数而尤其不敢接受的原因。客人说：‘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吊唁别人的丧事呢？’我说：‘古代的君子，把别人的丧事看作自己的丧事；听见别人哭，自己也哭；看见别人捶胸顿足，自己也捶胸顿足。正因为忧虑别人的忧虑，所以才吊唁别人的丧事。如今的君子，只是跟着别人哭，只是跟着别人捶胸顿足，却在那里〔原文“▯舞”，字形疑误〕起舞；所以走进哭泣的厅堂便举杯祝酒，经过倚庐之门便大口咀嚼、谈笑。丧亲之人形容枯槁，他们却以凶丧之事纷纷聚集为乐。唉！既设宴又欢喜，还取什么哀悼死者？既喝醉又吃饱，为什么还要号哭？这是为了做交易、谋利益，又是为谁流泪？询问丧事多与少，这种吊唁是虚假的。’这就是古代的吊唁之所以是真吊唁，而今天的吊唁之所以等于没有吊唁。客人说：‘您也不吊唁别人吗？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我说：‘我自己有先父丧事的悲痛，所以终身不敢吊唁别人。实在不能不去，就问候一句“请节哀”，随即退去。我曾经三次做县令，凡有百姓家中有丧事，也只问候一句“请节哀”，随即退去。宾客不进入席位，主人也不设置宾客席位；主人不赠送助丧礼物，宾客也不接受主人赠送的礼物。这样，主人不使宾客烦扰，宾客也不使主人烦扰。宁可内心悲戚以表达哀痛，行为简约以遵从俭朴，这才是可贵的吊唁。’如今做宾客的，只有吊问活人的名声，却没有哀悼死者的心；如今做主人的，只有好客的名声，却没有居丧的礼节。贫寒人家和低微门户，卖掉产业、借贷钱财，来充备盘中饮食；对内不能符合自家家境，对外却要满足宾客的要求。家中既苦于丧事，外面又苦于恶劣宾客。譬如救火反而添柴，疏浚井却投下石头。若不是有深重的怨恨，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客人于是愤怒地变了脸色，说：‘您的道理，是墨家的道理。’

译我说：‘不是。自从我妻子儿女去世，早晨哭妻子，晚上哭儿子；临尸、入棺，我哪里有一件事没有尽到，难道我就是墨家吗？墨家不穿丧服，难道我也不穿丧服吗？墨家用桐木薄棺，难道我也用桐木薄棺吗？只是临丧却不悲哀，我凭什么来观察这种人呢？您把我的话说成墨家的话，正是把浅薄说成厚重，把厚重说成浅薄。您不学习孔子，却说我学习墨子，这和我所听闻的道理不同。孔子在有丧事的人身边进食，那一天从来没有吃饱；季武子办丧事时，曾皙靠着门唱歌。即使人没有才能，既然已经死了，又为什么要唱歌？像曾皙这样，正是孔子所说的狂者。我害怕有人靠着门唱歌，所以请求辞去吊唁。’客人于是离去，心里虽然不高兴，却最终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我于是把这些话写下来，告诫同道之人，说明我并不是墨家。《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四，余姚黄宗羲编，《诸体文四》《优喻示儿侄》【耿定向】我过去游历京城，在宴饮场合看见演员扮演古代王公大人来演戏，他们的咳嗽、神色笑容、作揖谦让、进退周旋，大多俨然像古人；而且歌声清越柔和，用来描写古人的悲欢、感慨和仰慕，表现忠节孝义，也足以令人兴起感动。因为他们多出身于大方之家，长期居住在京都，对朝廷贵官、士大夫的言谈举止耳濡目染，十分熟悉。近来我看到乡里河口、柳港的演员，也曾穿戴冠服，装饰胡须，东涂西抹，扮作古代王公大人的模样；可是他们一开口、一举动，就处处显露村俗气，使人厌恶观看；歌声又叫嚣喧闹，既尖厉又粗俗，几乎像村妇咒骂鸡一样，我很不愿听。然而乡里的农民、市井小儿却围拥观看，像堵墙一样，啧啧称赏。大概是偏僻乡邑见闻有限，受局限才会这样。我因此深深叹息。只是近来应试文章大多假托孔孟的口吻，摹仿铺演成文，把它看成演员扮演古代王公大人、以博取世人欢笑的戏法，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前辈写时文，大多依据传注，阐发儒者前辈的深奥论述和精粹言语，抒写成文章；虽然未必能阐明孔孟的精深内蕴，但其言语和意旨大概不十分悖谬，文辞也雅正驯顺，不刺目。拿它和演员相比，大概就像京城的大方演员和乡里后生一样。如今后生轻视先儒的传注，把《西铭》《正蒙》等书改作容易通晓的东西，视为陈腐而像刍狗一样丢弃，彼此相传成一种陋习；有的残害《史记》《汉书》的文章，剽窃其中片言只字来冒充古文；有的搜罗贝叶经的梵语来制造新义；彼此不领会文意，不能理解，也就不必说了。又有的抄袭前代正人的语录，拼凑庸俗文人的俚语；使用虚字不加辨别，疑问、判断都随意滥用“哉”字来显得雄壮，实在令人惊讶。试着同他们谈论：写诗的人仿效唐音却引用宋代的事，摹拟《古诗选》却夹杂律诗，这就不恰当；齐地居住的人说楚地语言，蜀地出产的人用吴地口音，本来就难以互相沟通。陈君过去位居百姓之上，却任意使用方言，可以吗？不可以。如今用司马迁、班固的口吻，代替孔孟说话；人物品格不同，声调也不同，精神情态自然不伦不类。用西竺侏儒般的语言来宣讲孟子的常道教训，不经过多重翻译，怎么能够理解？况且非圣人的书籍有严格的禁令，平常与人谈话和面对文章修饰辞藻本来就不相同，却随意混为一谈，这是多么荒谬啊！我拿河口、柳港的演员作比喻，大概是悲悯他们见识趣味不广。然而这种情况到处都是，能迎合市场、得到认可的也不少；这就像幸运地遇上山林中的农民、下邑的市井小儿，他们的见识趣味也就可想而知了。唉！人才的盛衰、世道的兴衰清浊，实在都系于此，有识之士难道能不因此忧伤吗？过去昌黎韩愈振起八代衰颓的文风，庐陵欧阳修洗涤六朝的陋习，大概宁可受到别人的非难唾弃，也不屑于迎合时俗的爱好。自古以来的豪杰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唉！”},{ 孔子、孟子也是人罢了。我们这些人身逢圣明昌盛的时代，学习并遵守功令，诵读、效法孔孟。只是如果能够说出他们的话来取得世俗的资助，却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学问、存有他们那样的心，就不是大丈夫。反而随从世俗的美丑，把它作为趋向和时尚，这就像矮人看戏，随着别人悲哭或欢笑，难道不是更加可耻吗？而曹省诸 《喻诐》【耿定向】《经》说，里中的宋人出身微寒而骤然富裕，靠亲自实行醇厚的德行来谈论孔子之教；方叔子则凭借祖传的世业而富厚，却不懂精微的言论，反把它斥为异端。西吴的母亲讥笑穿青衣的读书人，平日诵习孔孟之道，晚年却羡慕禅宗；东吴的书生游荡而狂妄，声称要离弃形体、归于寂灭。朱堪舆替人占卜墓地，天星的吉凶尚未显现，便自负已经悟道；王学究谈论地理，自己却陷在欲望之中，空自羡慕玄妙之道。万庠生亲手翻阅《传习录》，表面严厉而内心怯弱，却在老师面前傲慢自得。我见《易》于季子时，发现《经》《传》中所说的里中宋人，是贫微而骤然富足；方叔子却是世代富厚。宋人一年收麦几十斛，有一次陪叔子饮酒，叔子说：“听说你夏天收获很多，是真的吗？”宋人跳起来，得意洋洋地说：“这是上天特别眷顾我！”当时仓房颇为充盈，叔子不过赏给他一管箫罢了。方叔子家的田地占了半个县的道路，每年收获比宋人多不止几倍；可是叔子只是承袭世业，按田籍收取享用，播种和收获的辛劳，他从来不知道。西吴一家世代富有钱财，不读诗书；他的母亲有个弟弟补为博士弟子员，穿着青领来拜见，母亲大为惊诧，说：“你为什么穿这种奇怪的衣服？” 她叹息说：“唉，你是不是因为贫穷，连染成蓝色的丝绢也买不起，所以才用青布缀成衣服？为什么不来求我，让我给你置办足够的衣服呢？”原来她不知道青衿是当时规定的制服。东吴氏是名门之后，国初以来世代做显官，簪缨相继；后来家道衰落，几代人都没有穿戴官服的人了。不久，督学使者推念这个名门之后，借给书生青衿和佩饰，让他主持祭祀。书生一旦意外得到青衿佩饰，喜悦满溢而近乎疯狂；他穿着青衿佩饰，遍访各处神祠和乡里姻亲邻居，满怀期待地一家家登门拜访。乡人都讥笑他，明白的人则为之叹息。所谓堪舆朱先生，是占卜墓地时拘泥于天星和山川形势的人，这里不必细说。他曾替亲人占定一处墓地，说合于天星吉兆，后来家族应当兴盛。下葬以后，他的妻子死了，儿子也夭折了，有人责问朱先生，朱先生说：“这是本来就会发生的。”他根据图谶推断，这个墓兆先凶后吉，死去七个人以后才会发达。朱先生没有想到，连同他本人和家属也不过六个人；墓地刚刚转吉，享受荫庇的人又该是谁呢？朱氏一家如今竟然灭绝了。王学究是博学而笃行的人，曾经遗憾自己一生博学却没有真正领悟，唯独依靠形家之说，仿佛得到上天启示而大彻大悟。其实他连其中一斑也没有窥见。进士周元孚也旁通这种学说，大概比王先生高出几层；他一向十分自负，听到王先生的话，顿时茫然失意。

译他惘然自失地说：“我过去还以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有所领悟了，今天王先生也说自己有所领悟，竟然是这样？如果我的领悟也像王先生的领悟，岂不是大错了吗？”庠生万某过去喜欢和同道交游，曾经接受阳明的《传习录》，沾沾自喜地诵读不止。有一天，他到乡下催收本息钱，计算账目之余，还不时拿在手里翻阅诵读。同道嘲笑他，说这是“清中之浊”。季子自幼因疾病失明，但性情开朗而放达。先中宪曾让他到老师那里就学，老师起初以威严对待他。季子敬畏而恭谨，坐立都合乎礼法。老师其实欲望很多，忽然有远方人来到，穿着贵阳袜子；老师看见便垂涎，伸臂争抢。季子忽然大笑说：“哈哈，老师啊，老师啊！像这样的人，今后你就多次施用夏楚责打他，也不要放过他。” 盲喻【耿定向】从前有个孩子，从襁褓时起就双目失明。他跟着人到春日的园子里玩耍晒太阳，听人说天上有太阳，便赶快回去问父兄：“太阳是什么形状？”父兄说：“是圆的。”他又问：“圆像什么？”父兄无法回答，只拿镜子给他看。孩子拿着镜子反复摸索，终于明白了。又问：“太阳是什么颜色？”父兄告诉他：“是红色。”他又问：“红色像什么？”父兄无法回答。孩子回头不停追问，父兄翻来覆去地思索，想尽各种办法譬喻说明，却始终无法让他明白。孩子最终茫然不解。我的学问，早先所主张的修身实践等等，就像辨认太阳的形状；虽然心中看不见它，但古代圣贤留下了成规，还能依样仿效，摸索着前行罢了。至于所谓的道，就像辨认太阳的颜色；我的心灵失明已经很久了。即使有得道的人剖心析腹，从多方面开导告诫，又怎么能一下子打开禁锢的迷惑，使人立刻看见天日呢？我从束发起，就和朋友发誓立志，要尽人伦、修身行事作为学问；成年后游历四方，听先生长者说求学贵在闻道，这才茫然自失。因此作《盲喻》来反省自己。浦喻【陆深】陆先生出生在海边，家住黄浦上游。黄浦是松江的分流，江道淤塞后便由浦水取代。志书记载：它是楚国春申君黄歇开凿的，因此以他的姓命名。成年后游历四方，到了吴地，看见五湖和具区；向北渡过大江，越过黄河，抵达吕梁，这才懂得水各有其性。海水与天相接，浦水早潮晚汐，涨落吞吐，汇成沙洲，绵延达百里。湖水浩荡而深静，万顷一色，漫流四溢，看不见边际。江水两岸夹着连绵群山，源头遥远，水流盛大，蛟龙鼋鼍出没，奇异变化层出不穷，却独自向东奔流。黄河和长江相当，而源头更远，水流更盛，浑浊强悍，仿佛正在发怒。吕梁的水冲击山体而行，崖石阻挡啮合，水沫飞溅，轰鸣震荡而发出声响。因此，海最广大，湖最澄澈，江最深，河最长，吕梁最奇特。那浦水，广大比不上大海，澄澈比不上湖水，深比不上江水，长比不上黄河，奇特比不上吕梁，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虽然如此，长风吹来时，它也会掀起惊涛，云一般奔涌，像大海；天空开阔、波浪平静时，水流绵延不绝，又像湖水；独自奔流、勇往直前，像江水和黄河。至于秋日潮头壮阔，排空倒岳，即使吕梁有时也比不上。唉，水的景观也全都在这里了。我天性喜爱水，常常仰慕遥远、广大的、奇异的、深而且长的水。等到向东出海，又从北方归来，重新回到浦水边的旧居，叹息说：天下有本来相同而末梢不同的事物，这浦水就是这样。后来又听说龙门、砥柱、瞿塘、灔滪、洞庭，都是天下最壮伟的景观，只是都没有到过；现在才知道，即使到了那里，也不过看一遍罢了。因此，轻视近处的事物，并不是真懂得远方；轻视小的事物，也不是真有志于大的事物。于是作《浦喻》。蜂蝶喻客【潘埙】世上有些人发表关于世态炎凉的议论，我私下觉得奇怪。听说古时有人在门上题字谢绝宾客，有人作诗责问宾客，有人讥刺白发公道，也有人嘲笑春风不讲世情，这些说法多么浅薄啊！从前田常的门客把事情比作市场，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廉颇的门客把道理说明为市场之道，说：“形势迫使它这样。”但人们仍然不明白，难道还要说这两位门客也浅薄吗？对于他们的说法，请让我用蜂蝶来作比喻：春夏时节，游蜂舞蝶，统领百花，爱慕花色香气而纷纷趋赴，把花的开放和凋落看作自己的聚散。这是时令驱使、气候使然、感情发动、天性所为，是天道，并不是蜂蝶自身的选择。等到桃花杏花已经凋败，却责怪蜂蝶转去牡丹之家，而酴醾、菡萏正当时令，芍药已经落地，还要数说蜂蝶背叛它们；按道理说，这实在很不近人情。又如在百花盛开时，孤松挺拔秀美，修竹显示节操，当然很好；然而它们没有香气可以享用，也没有花色可以欣赏，正难免受到百花嘲笑，怎么还敢反过来责怪蜂蝶呢？至于秋菊冬梅，色香特别出众，远离繁华，甘守寂寞，蜂蝶并不知道它们。即使蜂蝶知道了，到了霜覆的山岩、雪封的山岭，清冷之气逼人，恐怕也不能接近这里。这就是陶元亮所以仰慕具有纯洁本心的人、林逋独自栖居在孤山之下的原因。那么君子将要同百花争艳吗？将要同松竹并列吗？还是要守持贞洁、怀抱美玉，和梅、菊共同经历严冬，成为三友呢？所以，懂得蜂蝶就懂得天道；懂得天道就懂得如何自处，又何必纷纷议论这些呢？永庆宫偶书净业堂壁【何迁】

译庚戌三月，吉阳子游览永庆宫。宫的右边有一座高高的土墩，吉阳子回头看见，十分喜爱。和尚说：“这是谢公墩。”吉阳子说：“那就是临川公所说不应当姓谢的土墩，大概就是它吧？当年临川公对这座土墩产生兴趣，于是作了这首诗，不过是一次戏谑的豪语罢了。然而由于他玩味此情很深，徘徊流连，被山川风物牵引而不能离去，所以把它揽入心中、据为己有，仿佛有所系恋，来来往往，产生了无穷的情意。情意终于无法禁抑而发之于诗，虽使数百年后好事者得以借题发挥、疑心他有强夺之嫌，却也能窥见其中深意，而不把它视为防范之举。若说这是我的贪恋而不是欲望，难道造物主本来就有无穷无尽的宝藏，而他所揽取占有的，竟不是有主之物吗？如今山川风物又归于我，我也将有所取用，借此寄托我逍遥自在的一日之乐。既然如此，临川公所要揽取占有的，必定应该归王而不归谢，那么造物主的无尽宝藏在哪里，又怎么会用不尽呢？”过了一会儿，和尚请他把诗写下来，并说：“公已经快乐了，请用这件事作个记载。”吉阳子于是叹息作答：“唉，我为什么还要作诗呢？以临川公那样的贤德，尚且不能在你我姓名相同之际把这土墩揽取占有，而我又想把它取来，寄托在诗歌和记载之中，你且说无尽宝藏难道真能凭耳目接触而取得吗？” 天地的变化，本来无声无色；如果能与它一起逍遥自在、各得其适，那么即使是我耳目平常所接触的东西，我也不会知道它属于我，又何必在意这座土墩呢？你不要再说了！况且我也不会作诗。”我回答和尚以后，便取临川公的诗，戏改其中一个字交给和尚，让他诵读：“我名公字恰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妨墩姓尚随公。”诵读完毕，和尚把诗揭挂在净业堂中。我三次叹息后离开。庭语【何迁】《礼》说：孝子有深厚的爱，一定会有长久的思慕。思慕之情深远啊，实在不能停止；而五十岁还在思慕父母，只有舜能做到，这确实很难。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人的感情容易被其他事物转移，因此会有所间隔；有了间隔，还谈什么思慕？从五十岁直到期颐之年，离父母越远，间隔就越深。于是有人诵读歌咏父母辛劳的诗，生日也不能纵情欢乐，这难道不是感情到了极点，在心中受到触动而不能停止吗？把这种感情推广充实开来，人也可以成为舜。由此可知，孟子称赞尧舜，并没有欺骗我们。孔子说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既是喜悦，也是忧惧。这是对人子说的。既然已经有忧惧之心，哪里还有空闲作乐呢？子女奉养父母，是为了顺从父母的心志。父母有意享乐，子女斟满酒杯，父母脸上泛红，子女顺着他们来使其欢娱，喜悦之情是可以知道的，这也是礼所允许的。父母有劳苦之感，子女却不知道忧惧，反而竭力追逐浮华，在世俗面前炫耀，乡里那些拘泥小节的人还称赞这合乎礼，于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可供炫耀的市货。孟子说：“声誉超过实际，是君子所感到羞耻的。”君子所羞耻的，没有比今天的寿文更厉害的了。酒杯般的空话写满墙壁，蔓延而没有实际意义，又有什么用呢？还说：“这些足以使我的父母荣耀。”这话如果不是欺骗，就是迷惑。回想过去，西越的龙溪子，是以新建之学闻名的人。我是新安人，笃信他的学说。龙溪子并不鄙视我；我从浙江归来，闭门住在西郊，龙溪子却郑重地前来叩门。我惊讶地说：“先生年事已高，为什么还要远游，竟然劳驾来看我？”龙溪子说：“生日之时，哪有不烦长者前来一趟的道理？世俗所说的避生，并不是顺从世俗，而是为了避开宾客。”当时龙溪子是客，我是主人。主人只知道敬重客人，心里却暗自疑惑：年过大耋的人，客人可以推辞了，为什么还要作为客人远行千里来躲避生日？过了二十年，我也到了他的年纪。听说宗族乡党中爱护我的人共同商议说：“七十岁是古来稀少的年纪，很少有人不称寿。公现在在郧阳，道路险阻而且遥远，我们越过境界前去祝贺，公一定会答应。如今又过了十年，游赏林泉、享受物外之乐，公一定不会拒绝了。”我心里想到这些，且不说父母辛劳的感念不能停止，即使宾客到来，又有颂词和祝词，辞藻洋洋洒洒，我哪里敢当，哪里能默默作揖就登堂，三次推让后两次才入座呢？只有往来周旋都合乎礼仪，才算可观。我远远落在后面，哪里能够同行？那些庄严地穿着冠冕衣裳来拜访我的人，不是来办事的，就是我的朋友。一进一出，进来有人迎接，出去有人送行，络绎不绝。即使不急于行拜礼，身体又怎能不被时令影响？太阳运行到最南的时候，北面的门窗已经封闭；树枝树叶知道风向，瓶中的水知道寒冷，而我以衰老白发之身面对这一切，哪里还可以说自己聪明。因此我知道龙溪子避客并没有错，只是我不能像龙溪子那样远离人群。南山的南面、北山的北面，藜杖所能到达之处，哪里还能追寻他的踪迹？我于是命令孩子们谨慎守门应客，不要再劳烦你们的父亲。过去茅氏用牲畜奉养父母，却用蔬菜招待客人，有道德的人称赞他贤能，这是贫士的礼节。我跟随大夫之后已经很久了，来拜访我的人哪里敢怠慢？上等宾客在堂上，奉待宾客的东西，应当比奉待我的加倍，直到符合真率相交的约定；按照约定就停止，不要有所逾越，使我在朋友面前失信。仆人疲惫、马匹困乏，就应当仔细照料青刍和白饭，不要让他们在我的廊下显出饥饿的样子；这就是东郭氏所说的给乡里留下口实，不可不戒。乡里的习俗是，庆贺有固定日期；一年之中这样的日期有两次，宾客也将渐渐稀少。春天快到了，二三位跟随我的君子，是否也有意来访？沿着蒋氏的小径，乘杜子的小船，走山路曲折之处，渡江水分流之地，一杯酒一首诗，头巾可以高戴，几案可以倚靠。哪里分什么主人宾客，既可以醉，也可以醒；这就是我得意的时候。先前所说的躲避，并不是躲避客人，而是躲避喧闹。孩子们，你们前去恭敬地致谢，希望不要使我受到责备。责志忏【蒋德璟】

译万历四十三年某月某日，某某恭敬地把清酒和名香献在神明面前忏悔。蒋璟年轻时，只知道求取功名，不知道有圣贤之学；即使知道，也认为圣贤离普通人很近，不必学习，反而把求学看作虚伪。唉，我的无能已经很久了！禀性懦弱，性情浮躁，容易受诱惑而难以专一。读苏子，见他天资韵致生动，便想学苏子；读韩子，又想学韩子，认为他气势刚健、节操峻拔，雄奇独出，如果真能达到这种境界，也就足够了。等到再次读阳明子的书，才开始知道自己的性命根本在哪里，知道圣人是可以学习的，也知道自己的过错和罪累很多，悲哀悔恨到了极点，只求能够从中解脱出来。唉，我的志向不是太杂乱了吗？我的学习不是太晚了吗？阳明子已经去世，没有明师，我还能依靠谁呢？我终究能够成为圣人吗？阳明子最初以立志教人，继而以立诚教人，最后以致良知教人。那些等待阳明子启发才兴起的，是普通百姓；最终没有兴起的，是愚昧无能的人。阳明子的言论都在，难道还不是明师吗？学习已经过时，若不能做到人一己百，我本来不敢奢望，却仍然时作时辍，难道不可悲吗？我还担心自己只是见到他的言论时仰慕，见不到时便松懈，静下来追想时又愤懑而怨诉。在处理事务、接待他人时，我过去的业障和迟钝根性又重新显现，所以今天在明神面前剖白内心，发誓使自己不敢欺骗自己，也不敢欺骗神明。誓词说：大道昏暗，学术误人，人们放失本心；有人谈性命之学，反被视为迂腐可笑。等到堕入阿鼻地狱，既恐惧又惭愧，才知道贤圣设立教化是为了使人善良，也包括使自己善良。证位高真的神明在上，我幼年便有癖性癫狂，倚仗才气而妄为，狂躁、孤僻、刻薄，自以为刚直；老师朋友不加责备，病患很多而药物很少，业障千头万绪，竟把犯罪当作快乐。后来气势衰退而心性变得慈柔，忧愁悔恨、激愤惭怍；但拔除根源不够猛烈，仍像过去一样沉迷。推究罪过萌芽，都是由于志向堕落，所以良知的明与灭彼此争斗；既杂乱又懒惰，内心徒然焦灼。谨向神明禀告：从今以后，洗尽全部创痕，沐浴在智慧之水中；用谦逊医治狂妄，用停止抑制躁动，用宽厚驱除孤僻，用羞耻囚禁刻薄；默默积累功行，不要干求福禄。父亲的诫言，永远在我心中耳边。德远、龙山，都有贤哲子弟，不要辜负所学。两个孩子正像他们，责任重大，惭愧深重。若不是凤凰，便是猪，凭什么希望成为圣人？愿使父母亲人看见我的进步而欢喜。我百拜明神，请暗中启发我的勇气，使我一日胜过一日，志向和力量精进高拔，洗除如蟊虫般的祸害，帮助我成就根本。上天俯视、大地察看，我的心意真诚，誓言重大；如果辜负神明的约期，甘愿伏听诛罚，心怀恐惧。《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余姚黄宗羲编，《诸体文》五 《齐大夫之谖》【王胤东】齐国有一位大夫，被排斥退居乡野耕种已经好几年了。有一天，他谋求出仕，贿赂齐王身边的人，让他们在齐王面前称赞自己。左右说：“如今大王正在商议讨伐楚国，我们将对大王说，您像太公那样熟悉《六韬》，像风后那样掌握《奇经》，又通晓天时地利、取得威势、安定霸业、出奇制胜的书，可以任命您为将领去讨伐楚国，您看如何？”大夫说：“好。”于是齐王相信了这番话，派使者赐给大夫玉环。大夫害怕讨伐楚国困难，入朝见齐王，便谈起牛山的事情说：“牛山是齐国的镇山。这里牛羊践踏，斧斤砍伐接连不断，木材已经砍尽了。我听说，在这里居住一年，就应当种谷；居住十年，就应当种树。作为旧有的国家，必定应有高大的树木，可牛山却光秃秃成了这样，我私下感到羞耻。我年轻时就喜欢种植之术，愿意让自己担任司艺之官，替大王筹划种树之事，然后再去讨伐楚国，怎么样？”于是齐王任命他为司艺之官，让他使牛山长成高大的树木。同列私下议论说：“大夫是凭讨伐楚国而获得进用的，却首先陈述种树的主张；况且大树必定要一百年才能长成，他为什么要谋划这样困难的事情？这位大夫多么愚蠢啊！”北谷老人听说后笑道：“大树难以长成，但这对讨伐楚国的事情尚且没有妨碍。” 牛山的树还没有长成，讨伐楚国的战事却已经停止了。他不过是凭借种树骗取了司艺之官罢了，树木能不能长成，关他什么事？况且你们说大夫愚蠢吗？他只是用种树来躲避讨伐楚国而已。大夫的欺骗实在太厉害了！唉，假使齐桓公、管仲还在，大夫这样的欺骗哪里施展得出来？然而世上仍有人把人的性命当作树木，借此使自己的谋划便利，齐国这个大夫还算善于欺骗吗？观真【顾彦夫】有个赵先生，擅长画像。因为我知道他很善于画像，他便画了我的容貌送给我。我起初不知道画的是我，问道：“这幅画像丑陋得很，我不知道画的是谁。”赵先生笑而不答，又取出别人的画像给我看，说：“这是某人，这是某人。”赵先生说：“别人的容貌你都认得，自己的容貌却认不出来，那么你的眼睛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眼睛了。”我于是拿镜子照看自己，又把自己同这幅画像比较：眉目是我的，面色是我的，精神和体态也都是我的。这以后才知道自己并不明察，便向赵先生道谢。接着我感叹说：“古代君子常常认为识别人很难，依我看来，认识自己也很难啊！所以曹操自以为是周文王，殷浩自以为是张良，入关的十六位将领自以为是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最终都无所顾忌，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他们有的用大话欺骗别人，但内心未必真是这样。如今的人平日议论起来，说某人贤能、某人不肖，简直像辨认青白一样清楚；至于自己，却都像我看画像一样。我对此感到害怕，于是写下这些话来警戒自己，也用来表明自己的不明察。” 字约【杨循吉】古代男子出生时只有名。夏、殷时期，即使王公大人，也以名闻于天下。到了周代文治繁盛，才开始制定字和谥字；字是为了尊重活着的人，谥是为了尊重死去的人。同朋友相互称呼时用字；君主称臣下用名；父母称子女用名；老师称学生用名；年长者称晚辈用名；不直呼其名的人就一定称呼他的字。凡是直呼其名的，都是把对方当作臣仆、子弟、弟子来对待。既不是下属、仆人、子弟、弟子，又不是君主、父母、老师、长辈，而处在他们之间，年龄相等、地位相当，才有字来通行。因此称字并不卑下。天下最卑下的身份，没有比臣仆、子弟、弟子更低的了。臣仆、子弟、弟子向上位者称呼时用名；和我同等的人，不以臣仆、子弟、弟子的礼节对待我，就已经足够了，我还要求什么呢？做了别人的兄长，别人就称他为兄；做了别人的老师，别人就称他为师；做了别人的长者，别人就称他为长。既不是兄长、老师、长者，又责怪别人不以臣仆、子弟、弟子的礼节对待自己，那将要怎样称呼呢？这样看来，除了称字就没有别的称呼了。字，大概就是同辈之间用来互相尊重的称呼，并不是泛泛地只把名提高一个等级而已。自汉代以来，士大夫都称字，还接近古礼。到了近代，才不敢称字，不敢在前辈长者面前称字，这还有些道理。相差四五岁的人，不敢称对方的字；年龄相差四五岁，也不敢称对方的字；即使同年出生的人，双方也都不称字。字于是废弃了。年少者称呼年长者说“尊兄”，年长者回答也说“尊兄”；有时互相称“先生”。却不知道“先生”并不是“尊兄”可以随意称呼的。对不该这样称呼的人却这样称呼，难道不是有意表示尊敬吗？尊敬得当，接受的人安心；尊敬不当，接受的人就不安。把令人不安的称呼加在不适合接受的人身上，这能叫尊敬吗？这叫用无礼对待人。用无礼对待人，君子不会接受。因此君子想尊敬一个人，不如依照礼来判断。礼有应该尊敬的，有应该谦下的，也有可以彼此平等相待的，只须依礼行事。对方尊贵却以卑礼相待，他会怨恨；对方卑下却以尊礼相待，他会不安；彼此地位相当，却杂用尊卑不同的礼节，不是谄媚就是傲慢。因此君子不敢招致怨恨、造成不安，也不敢做谄媚或傲慢之事。我现在订立这个约定，希望朋友之间互相称字；“尊兄”“先生”只用来称呼长者，不要用来称呼我们同辈。如果有人不这样做，请不要责怪他；这样或许就比较接近礼了吧。人耕【赵统】农耕和收获的艰难，不只是士大夫不知道，即使乡野男女也未必知道自己不知道。周公的《豳风》大概也只知道其中的大概。成王哪里能够知道呢？即使知道，又有什么用？即便后稷也不可能完全知道。老农主持耕作，耕田必定用牛。想来当时也一定有人用驴耕、用马耕，后世又有用骆驼耕的。骆驼，《韵书》称作“犎”，是边地的牲畜，史书没有留下它的名传，如今边地才多起来。驴，古代传记没有文字记载，不知从何时开始；后来又有划车耕机。再后来又有人力耕作，方法是三个人共同抬一根横杠，横杠中部连接犁，一个人在后面扶柄，一个人在前面提拉，另一个人另用绳子牵引牛车的辕。这大概是贫困到无法使用牛之后所产生的变通方法，是我平生读书从未见过、听过的。不知前人的小说、诗集、文集里是否有提到它？所以特意作《人耕》诗，以说明乡野男女竟不知道自己是在不用牛而耕作。儿子扶着犁柄，母亲在后面拉，妻子牵引，老翁掌扶，彼此在一具耒耜上接连用力；而官吏、差役和守令却利用他们的愚昧，天天用鞭子棍棒催逼，使他们的肩膀磨穿、胸口结茧，臀部、背部、手指和脚踝都创伤断裂，日夜流血，只为营求官府一日的富贵。官吏还每日巧施旁门刺探，用一时的过错掩盖他们终身的功名；这些事情人人都看得见。

译士大夫本来也是人子，市井草野之人也都属于四民之列，所以我唯独寄望于士人。君门虽有万里之远，其实近在咫尺，很容易通达。贵人不发话，便驱赶卑贱的男子进入鬼门，唉，真是中了蛊惑！后人如果看见这篇谈人力耕作的文章，希望不要讥笑我这个乡野之人不识大体。唉，天下的大体，根本就在细小的节处。《击壤亭请记状》吴廷翰 席老师本来是陶唐时代击壤的乡野人，尧尊重他，任命他为老师。史书遗漏了他的姓氏，如今襄陵以东有个地方叫席村，距离县城二十五里，相传是他的居住地。至于说他的姓是席，却无法考证。但击壤而歌的事情确实发生在这里。帝王之道广大深远，无法用语言命名。看席老师所吟咏的内容，即使孔子、孟子赞颂尧，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帝王的气象充满胸中，胸襟无边无际，纯粹含有天然真性，精神与大道相合。尧听见后，当然应当立即尊敬礼遇他，却不知道这话出自田野之人的口中。只凭田野之人的几句话，便能穷尽上古圣人的神化妙理，那么他也就是圣人的同类了。我曾经斋戒净心，日夜思索，却未能看见他的盛德，只想着一见他的遗迹。后来寻访得到一座旧祠，但已经荒芜湮没，只剩下断裂的台基，而且又被风雨剥蚀，模糊得无法辨认。询问当地人，尚有几个白发老人，自称是他的遗孙。虽然世代久远得无法追溯，但他的事迹仍依靠他们而保存下来。因此我凭借旧祠加以拓展修整，以彰明这个地方。然而风教声望所树立之处，如果没有名称便不能显著。所以又特意建造一座亭子，命名为击壤亭，使后世知道先民的事迹，并立碑记载年月。至于远溯帝王时代、探究上古奥秘，向上窥见帝王的德行、照察神化的情状，则不是有大人立言不可完成的。冒昧请执事者稍稍抽取玄妙的思绪，撰写一篇至美的文章，刻载在这座亭中，使它和歌声一起流传不朽；这样，席老师的心志或许还可以想见，而尧德的盛大也更加无法用语言形容。百姓幸甚，天下幸甚。市愚【王格】世上有个自称已经完全掌握无怀氏时代那种愚朴技艺的人，在市场上叫卖求售。王先生听说后，让弟子騃生前去观看，并把他召来。那个人和弟子一同前来，还带着他的同党蚩蚩丈人随行，让他与自己评定价格。王先生斜眼看他的相貌，见他朴实诚厚，确实像是有所心得的人，便和他交谈；那人沉默不语，完全不回应交易中价格高低的问题，也无法窥见他的意图。王先生私下感到奇怪，却又贪恋他的名声，不能舍弃；于是拿出他家所有的货物、钱、布、米、盐之类，用没有砝码的秤估量，用已经剖开的斗来量取，拿起筹码计算，邀请这个愚者与他一同交易。那人很高兴，打开袋子、倒空囊中，把所有东西都陈列在王先生面前，物品纷杂，姿态各异。王先生虽然一向自称懂得愚朴之道，仍惊讶得无法说出名目，只姑且记录其中浅显的：有的像抱着水瓮灌溉，有的像弯腰逃走，有的像背着石头沉入水中，有的像聚集木材而枯槁，有的像躲避洗濯而迁移小牛，有的像害怕声音而丢弃水瓢，有的像在河岸砍伐檀树，有的像在泥途中露出尾巴，有的像在大行山顶挥动铁锹，有的像在沧海岸边丢弃羽毛。类似的情形一直下去，全都是世人所谓专一而少有机巧的样子，各种机变巧术都无法混杂其中。王先生哑然，认为这真是奇货，只怕失去它；而那个人又能够略略衡量交易双方的得失，让自己和王先生各听取蚩蚩丈人的意见，只粗略计算价值，完全不像市场正午时分商人们的做法。交易结束后，王先生正要把这些东西卷起来藏在怀中，王先生有几个愚直的儿子，匆忙从屋里出来，像惊讶又像愤怒，争先上前喧嚷说：“大人错了！凡是所谓市场交易，都是因为某物能补足所缺。如今这个人的东西，都是我们这些人平素熟悉的，也是愚谷中平素储藏的，而且还有低于这些的东西。大人不惜用重金从大人自身那里取来，既没有增加什么益处，反而只是多余之物，这不是太荒谬了吗？”王先生说：“唉，你们过来！我因为不懂而在世上获得了名声，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境界。如今正要汇集众人的长处来成就自己的才能，凡是对我有益的东西，即使十件中只得到一件，我也将不惜用千金购买，何况这些东西都明明白白是这样呢？你们反而替它们计较有无，评判好坏，把人拒于千里之外，使自己无法进入至高德性的门槛，真不配做愚者的子弟！”他呵斥他们赶快离开，珍视那人的技艺，每天同他周旋，于是王先生的愚朴之道更加精进。《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六，余姚黄宗羲编，《诸体文》六 《五死篇》【佚名】人的死亡有五等，只有程婴、公孙杵臼那样的死，纪信、栾布那样的死，聂政那样的死，屈平那样的死，才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死。其次是在战阵中战死，再其次是不屈服而死。战阵中战死，是勇敢，但难免有不估量敌情便进攻的过失，和季路相同；不屈而死，是义烈，但难免有受制于人、心怀怨恨的情形，和睢阳相同。虽然排在其次，实际上也都是刚烈丈夫的死亡，不是凡庸之人的死。再其次，是竭尽忠诚却遭受祸患而死，如楚国的伍子胥、汉朝的晁错，这叫不懂得体察君主，名为不智。再其次，是功成名就后死亡，如秦国的商君、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种，这叫不知止足，也叫不智。虽然又比前两类低一等，但既然忠于君主，虽死也有荣耀；既然成就天下的大功，建立万世的荣名，虽死又有什么伤害？所以有智慧的人想要慎重安排自己的死亡，不能不在这五种死法中选择。即使有高下不同，也都属于善死。至于病卧在床榻之间，徘徊在妻子儿女身旁，这种情形天下到处都是，是庸夫俗子的习惯，并不是值得选择的死法，难道是丈夫甘心采用的死法吗？即使如此，也还胜过临死前扶病吟诗、拄杖辞别，自以为不怕死、没有牵挂的人。他们在世俗看来，免不了被夸作美谈，被称为善终；然而他们喜好名声、编造说辞，反而不如庸夫俗子顺受自然、正常地死亡，都不过是在窗下等死罢了，凭什么看出他的节操？又凭什么看出他的刚烈？却只顾营造这种虚假的声名吗？丈夫活着，本来就不是无缘无故地活着；既然如此，他死亡时又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死去呢？活着有他的原因，死亡也必定有他要完成的事情。没有人只是静静地卧病在床褥之间，等到扶柩推车，埋在北邙山下，才算死得其所。苍梧的殡葬、虞舜的葬礼、稽查尸身，夏代圣帝明王也必然经历这些，何况士人呢？只是我已经老了，想像前面五种人那样死，也已不可能了。像那样死，既然得不到；像这样死，又不是英雄豪杰所做的，那么将要怎样死呢？想来只有做些小买卖罢了。像公孙杵臼、聂政那样的大买卖，既然没有买主来到，难道可以白白地死去，死在床褥之间吗？况且我已经离开乡里，舍弃童仆，径直来到这里寻找买主。这里既然没有知己，没有知己，又为什么要死呢？大买卖，我知道自己做不成了。英雄豪杰无处发泄愤怒，既然没有知己可为之而死，我就要死在不理解我的人面前，以此发泄愤怒。谨把这些话写下，告诉那些表面上称为知己的人。提琴【潘景升】云间的冯大行让周王府赠送来一件乐器，带回后拿给客人看，客人却从未见过。乐器中间有两根弦，琴角像龙角，琴弦从琴口伸出；腹部蒙鱼皮，背部用木头，琴杆用花梨木制成并以象牙装饰。琴弦用弓来拉，弓毛像一群人挟持着琴弦。冯大行眯眼看它的名字，笑说：“这叫提琴，只是没有人会演奏。”于是请杨仲修来欣赏。杨仲修是娄地精通音律的人。他按抑琴弦，沉思良久，手持琴弓仿佛有所疑虑，苦于琴声不够响亮，说：“我将使它响亮，足以进入细微的音调。”于是把龙角换成檀木制作的弦轴，把鱼皮琴腹换成桐木，琴杆换成篠竹，并把琴弦拉直。琴弦只绕半缗，琴背却没有制作的材料。桌上有一个饮水瓢，是椰子做的。他把各部分合起来，符合中式制度，乐器便制成了。试着演奏，声音合于宫商，于是按照小令的音律度曲，声音铿锵清越，仿佛敲击金玉。杨仲修高兴地说：“响亮了！我顺着它细听微声，声音不昏暗；手指灵活而不滞涩；整理纷杂的音调而不使它混乱。”又拿它和管乐合奏，管乐调和着箫声，箫声亲近肉声相和，于是融融然，邀请魏、梁甫一类的人，一同在洞庭湖的波涛间合奏。清冷的风悠悠吹起，云气缓缓环绕在四方飞动之间。全郡的人都沉醉了三个月，不能醒来。洞庭君听到后叹息说：“这种乐声，不是人间平常能够听到的，为什么不把它献给天帝、娱悦神灵呢？”新安之上，是玄帝栖真之所，也是轩辕氏乘龙升天的地方。为什么不去那里验证它呢？到了那里，经过十天，咸池之乐才准备齐全。乐声向西震响于灵岩，传到鸾鸟所生之处；鸾鸟发出深长的鸣啸，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含义。这就是天帝所悬解的乐声吗？三弦【潘景升】周代的乐器中设置播鼗，按照职掌所及，制作方法是把丝线结成绳，像串联珍珠一样，垂下两只耳饰；摇动时便反复击打鼗鼓的鼓面发声，与鼍鼓的节拍相协调。自周代失去礼乐职掌后，这种乐器传入汉代；到秦末，有人改造它，把丝线拉长作为琴弦，再增加一根以象征河流，弦轴从上面突出，像蚕茧吐丝；去掉鼗鼓的革面，改用蛇皮，形状像向上承受水流的盆，名叫弦鼗。弦取象于乾，弦轴取象于坤，用三根弦来标志宫音的主调。到了汉代，边地部族学习这种乐器，扩大琴体，又增加一根弦以象征四时，使弦鼗的音调柔和而和谐。扬子云著《太玄》，大概就是由此发展出琵琶。如今所称的三弦，左边叫老弦，中间叫中弦，右边叫子弦，合乎《易》卦阴阳三次交索的意义，次序为长、中、少。它的性质柔和，适合用刚劲的方式演奏；它的音调舒缓，适合用张弛有力的方式演奏。在泉石之间演奏，便如清流；在云霞之际演奏，便如光彩闪耀；在艳丽冶游的场所演奏，便显得畅达亲近。住在市井中的人所奏会变得浑浊，处在暗室中的人所奏会变得闭塞，混迹于狭窄污浊环境中的人所奏会变得鄙俗，这都是失去了演奏之道。因此，佩带瑱玉的浣纱女，即使去掉弦轴也能调音；居住在清溪幽处的人，弹奏三遍就能谱成曲调。广陵的乐伎，把曲调托付给流水；惠明的神灵，婉转演奏，仿佛垂下露珠。

译哀切的丝弦和悲凉的音韵，表现在指法繁复却不紊乱，拨弦流利却不滞涩，声音时断时续，时而压低，忽然又高昂；骤然急促，仿佛将要停止；低伏，却又仿佛浮起。高台像要倾倒，曲池渐渐平静；随着形体而动，内心便生怜惜；独自长啸，回声又与双璅相合。风韶之乐，只有清远才值得推崇；一弦独奏，何况又有金玉般的资质。这是千古不变的正音，是一代刚劲的节操。至于吴地的风俗平和缓慢，音乐也靡弱迟缓，人性柔弱脆薄，德性沉溺安逸；用平缓的声音振发它，容易变得豪放而靡漫；用激越的声音刺激它，容易变得高亢而柔脆；用越调超越它，容易变得坚韧而沉酣；用深沉的声音浸润它，容易变得飞扬。这是演奏曲调的微妙之处，也是借此移易情感、感动众人的方法。所以，不是世代以此为职业，就不能专精；不是内心有所感受，就不会怜爱；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定弦音；纶以绪终，琰以拍传。我的朋友吴门张聘夫，他家父子三代，常常以此陶醉身心。他的祖父野塘以琵琶著称，父亲小塘以提琴享有声誉，如今聘夫又凭三弦闻名，而后世的绝技都归于此了。他的技艺在汉代以前，我由此终于听到了秦地的音乐。独音【潘景升】人从大地承受气，只有竹管清越；人从上天承受声音，只有人的歌喉独特。古人说竹声不如人声，是说它缺少自然之性。然而这两者怎么可以混同呢？所以，刚劲的竹声可以裂石，可以断肠；微弱的人声却可以使人销魂，使人情死。用人声演奏而情感不至于死亡，便还没有充分表现出人声的情致；不能尽显人声的情致，与曲调的微妙就相距很远了。与琴、筝相比，它们都凭声音自行抒写；到了后世，才开始配合歌、箫、管。声音本来各自和谐，到了后世，才开始配合曲调。声音各有主宰，曲调各有真实的情性。从声音中去听曲调，是不懂曲调；从曲调中去审察声音，是不懂声音。我常常坚持这个观点，但众人安于习惯，完全不以为然。姑且把这种演奏当作娱耳之物，并不是用来证明曲调的。晋陵李纫之每次演奏曲调，满座悄然无声，倾心聆听，总要告诫箫管不要伴奏。他清润婉转的情致，才能完全展开；而他的性情灵思明朗通彻，也不会被伴奏声牵引。龚应民赞赏我，认为我独具鉴识。第二天，国内那些来伴奏的人没有到，满座肃穆，只有竹管之声如水波流动，清冷地发出余响；伴奏顺应天然的分寸，才不会繁杂。因此可知，协奏是吴地歌儿的偏长，可以使演出艳丽，却不足以标举奇异；可以取悦世俗，却不足以启发智慧。曲谱说：能够独奏而善于用曲调自我振发，才开始没有懒散的情感。口戏【潘景升】苏瞽是北京东院人，双目失明，但舌根的聪慧无所不通，长安的贵人天天请他去表演。他当面展示的技艺只有十分之一，而背后施展的却有十分之九；能做到一种，便有九种绝技。弹弦奏唱，曲调完全表现其中的情感，这是当面展示的一种。把门关在屋里，靠着墙听他的表演，忽然像置身茂密树林，听百鸟啭鸣；忽然像游览大苑，听牛马迎风嘶叫；忽然像来到市集，听鸡鸣犬吠、儿女啼哭、狡猾豪强争吵喧闹、车轮马蹄交相撞击，杂乱的车马奔驰，喧声冲上云气，仿佛震动一方而惊动四座；这就是背后施展的九种技艺。客人说：你的技艺竟达到这种程度吗？你莫非用舌头看东西吗？我看你的舌头，就知道你是秦地的后裔了。苏瞽说：我坐在一间屋里，茫然仿佛没有四角，不论俯仰纵横，没有一样不是用身体去传达、去模拟。渐渐仿佛群鸟鸣叫飞翔，忽然生出万只翅膀；渐渐仿佛群兽嘶叫奔跑，忽然急骤地出现万只蹄子。有时扮作官长，有时扮作巡逻兵，有时扮作服役者，有时表现白昼，有时表现黑夜，混杂而形成各种声音。我听来仿佛只有一个声音，便执守这一点而合拢嘴唇。众人听来，却于是由一个声音听成万种声音。那吹奏万物的声音，究竟是谁使它成为万种声音呢？我所以使用舌头，是因为四肢都是舌头，五官都是舌头，一根毫毛、一个毛孔也都是舌头。我不知道有我的舌头，也不知道有我的身体，然后才能成就这种技艺。这是凭借想象成就的。我用舌头来养活自己罢了；秦地的舌头还在，正好足以伤害自己的生命，我不这样做。况且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视力；假如让我有了眼睛，难道还能再达到这种技艺吗？客人说：好。于是便改称瞽者为舌师。十反【潘景升】马道士住在虎疁的神祠里，仿照郡城的戏乐，用竹、木、金、革制成的小型乐器来节制声音。它的声音时断时续而不整齐，杂乱得像风雨，纷乱得像蓬草麻线，因此命名为十锦；交错而形成韵律，各种声音互不沿袭，也叫十反。马道士说：音乐为什么一定要依靠乐器呢？形体表达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从我的双臂舒展来看，有掌有拳，有背有面，有手指有关节，有骨有肉，有压抑有按捺，有弯曲有伸展，而轻重快慢之间所触及的感觉，又有厚薄、柔脆、坚韧等不同，达到一百种还不止，哪里只有十种呢？于是他演奏一曲，用舌头来节制，各部分唇齿颊辅都相互协调。听的人没有谁能穷尽其中的变化。亘史说：我到今天才知道，一个声音能够统摄众多声音。丝声为什么不能像竹声？竹声为什么不能像人声？宫调为什么不能像商调？商调为什么不能像羽调呢？《吕览》说：心不是手臂，手臂也不是木椎和石头。心中所通达的，连木石都能使它响应，何况是能够运用手臂的人呢？所以说：我从手的音乐中，知道锦的精细，也知道十反的微妙。谁能用形体说话，又能同它用手说话呢？筝【潘景升】麻城人丘大对我说：乙巳年春天，我在京师，有一位老乐工经过我的住处，说：张媪是嫁人后归入先太守旧部的人。我还记得你幼年时，陪侍太守在通州游水嬉戏；如今愿意见你一面。丘大听后心中欢喜，立即骑马去拜访她。张媪向他陈述往事，历历可听，都是丘大幼年记得的事情。两人相对叹息饮泣，她又拿出酒食来助谈。于是说，她有个姐姐已经出嫁，年纪也老了，原来传承父亲的筝艺，在教坊中技艺高强，君子不愿听听吗？丘大说：那真是幸运。她的姐姐出来相见，意气慷慨地抱出破筝，整理破旧的甲片弹奏，并用歌声配合节拍。丘大起初没有听明白，直到二三句后，才悟出这是《春闱催赴》全套四阕。丘大问：这是南词，怎么能用弦索演奏？她说：我的丈夫张禾曾供奉武宗，在乐部中推为第一，口授过数百套曲子，像《琵琶记》全都收入檀槽，学习的人都能合调，如今已经散失了。只有《四朝元》《雁鱼锦》还可以弹奏。丘大再次欢喜，请她再弹一曲，弹的是《思量那日离故乡》。曲声结束，她把筝掷在地上说：这也成了《广陵散》了！幸亏遇到你才又弹奏一次，仿佛隔了一世的事情。我将要捶断手指，哪里还能再弹呢？丘大径直大醉而别。亘史说：世人只知道《拜月亭》可以配合弦索，却不知道《琵琶记》也可以。元人还鄙视它而轻视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它崇尚绮丽而缺少苍莽的气色吗？幸亏张禾振发了它的声调，使它得以一吐胸中之气。

译又说：我己丑年到燕京时，听说陈大舍弹筝，只有声音而没有曲调。后来她嫁给卫氏，称为卫媪，技艺达到绝世程度。此后教坊中多擅长南曲，原有的技艺全都失传了。《明文海》第一百四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一百四十七卷，余姚黄宗羲编，一 经学 答徐大年书【赵汸】自从郑村良遇以后，我每每遗憾相见太晚。簪笏聚会实在艰难，令人感慨地思念彼此会面交谈。只是因为再次瞻望您有所牵系，我卧病在敝乡时，恰好有郑氏的使者经过，匆匆之间来不及写信，急忙取了黄先生的行状封好寄给您。凡是书信中想说的话，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些呢？没有另写信，并不是有意如此。庚子年春夏，我留居星源山中。朋友从歙县来，说曾见到您寄来的信，却忘了带来。此后托付了好几批人寻找，直到今年春天才终于得到。反复读了三遍，舍不得放手。庄生说：逃避到空谷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跫然作响便高兴了，何况讨论经书、考订礼制，仿佛当面辩论呢？真是幸甚。郑康成关于三禘、五帝、六天以及纬书的说法，难道只有您怀疑吗？自王肃以来，没有人不怀疑；近代如陈、陆、叶、林诸位先生，攻击它们也不遗余力。我曾私下详细考察各家名人的论著，觉得他们对于经义似乎仍有未尽之处，对于礼意似乎仍有不相类之处。这正是先生不能停止论说的原因。虽然如此，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哪里容易说清呢？我曾感叹王子雍有很高的才华，喜欢著书，又同典午氏结为婚姻，势位声望显赫。如果不是见识高明、学问广博，确实有所依据，怎么能评论他的短处？而孙仲然独自援取圣人之证据，对其加以论驳和解释，他的辨析考证一定很有可观之处。陈史后来不再撰作，他的著作也没有流传，千年以后便无从借鉴考察，真是可惜！所以先生的行状中，凡是各经的疑义，都大略保存其梗概，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历代聚讼纷纭的说法，虽然只列举其中极少的一二种，但经义的本源和制作，已经全部包含其中，只怕读者忽略而不加思考罢了。如今您能够反过来考求经传，详细说明自己的疑问，难道不是我私下所希望于同道之人的事吗？真是幸甚。扬子云说：众说混乱，应当拿圣人的礼来裁断。各家异同的说法由来已久；如果不反过来求之于经书，又将依据什么来折中裁断呢？我谨按《周礼》所记载的旧闻来回答您的赐问，请您加以察看。经书说：祭祀上天，叫作祀天神，叫作祀昊天上帝，叫作禋祀昊天上帝，叫作旅上帝，叫作大旅上帝，叫作享上帝，叫作类上帝，叫作类造上帝，叫作祀五帝，叫作禋祀五帝。这些名称都是从主管官属、职掌、器物和掌管事务的部门来说的。但其中尊卑、远近、亲疏、隆杀的差别，各有分合，都是有次序、有条理的。圣人的经文简明扼要，不浪费辞语，不是后世文章可以相比的。典瑞说祭天叫旅上帝，祭地叫旅四望，并且把旅四望另行说明。既然不是祭地，那么旅上帝另行说明，就明白不是泛指祭天。大宗伯说国家有大变故，就旅上帝以及四望；也是把上帝同四望相对而言。小宗伯则在四郊设兆祭祀五帝。四望和四类也是如此。开始把五帝同四望相对而言，那么帝就是上帝，已经很清楚了。旅，是遍祭而祭祀它们的名称。上帝并非一个帝，如同四望并非一个方位。大宗伯祭祀天地四方，都有牲和币，并且各自按照所祭对象的器物颜色来配用。《诗经》说：来到四方禋祀，用那赤色公牛；四方之神就是五帝。所以称作禋祀，能够同天地一样使用这个名称。六器所祭的日月星辰，不包括四望。大宗伯以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在天上的神；用血祭、霾沉、疈辜祭祀在地上的神。禋，是升烟以祭祀的名称。三种祭祀都堆积柴薪，放上牲体、玉帛，烧柴升烟，用来报答阳气。不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不能称为禋祀，这一点很明确。大司乐祭祀四望、山川，各自有相应的乐章；五帝的乐章没有明文，因为它们都是天神，使用同样的六变之乐。又哪里只是同昊天上帝共同使用禋祀之礼、共同穿祭服而已呢？不过，五帝不是人间帝王，这一点可以没有疑问了。把它们总称为上帝和专门称为祀天，难道没有区别吗？祭祀五帝称为旅、称为享、称为类、称为类造；有关的事情有天子将要出行，有帅旬，有国家发生大变故，以及祈求五谷丰收。大司乐所说冬至在圜丘祭祀天神、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祇，孔子称之为大郊，其中尊卑、远近、亲疏、隆杀的礼节，也辨析得很清楚。若像来信所说，天与帝是一回事，只是兼称和分称有所不同，那么经书中的神号、祭名、礼物也不过是名称上的异同罢了。先王制定一代的大典，难道只是为了这种辞语上的繁费，留给后世纷纷争论吗？大宗伯祭祀四方，主管制作六玉；小宗伯设兆祭祀五帝，主管建立神位。您说大小宗伯各自依从其类别，因此断定五帝是人帝，这并不是经书的旨意。五行之神称为五帝，而太皞一类的帝王也以帝为称。这是孔子向老聃请教后告诉季康子的道理。公羊子说：从内部出来的，没有匹配者就不能通行；从外部到来的，没有主人就不能停留。这正是郊祭崇尚配祀的原因。如今将要在郊外迎接四时之气，却废弃五帝的配祀；如果主管配祀的是太皞以来的帝王，那么他们即使有功德，也不过是人鬼罢了。人鬼哪里能够主管天时、布施五行之气呢？陈祥道、杨复斋说：天有五行，四时便有五帝；帝，是气的主宰。如果把五位人帝当作五帝，那么在人帝以前，难道没有主管四时的人吗？朱子又说，凡是说上帝的，总是兼指昊天上帝和五帝。他的意思同陈氏一样。诸位先生虽然不以郑康成为准，到这里也不能不同意。您难道没有考察吗？《王制》说，祭天地所用的牛，角如茧栗；祭宗庙所用的牛，角如手指相握。这是天神与人鬼的区别。《国语》说：郊祭、禘祭所用的牛角如茧栗，是说郊祭就是禘祭，牲畜没有不同的文饰。这所谓禘，并不是祭祀人鬼。又说：凡是禘、郊、祖、宗、报五种祭祀，都是国家的祭典。加上社稷、山川、三辰、五行，却另外不说祭天地，那么常昭把禘解释为圜丘，并没有欺罔。《祭法》把禘、郊、祖、宗相对而言，同《国语》一致；由此可知四者都是大祭，礼制性质相近，而四代配食的帝又以先后为次序，那么四种大祭的轻重必然有所差别。

译王氏说，禘是宗庙中的盛大祭祀，郊是在圜丘祭天；按照经文的次序，是先说宗庙，后说郊祭。宗庙祭祀说的是人鬼，郊祭却没有涉及天神；按照实际意义，则是重视祖先来配天，而轻视自己所出之帝，只在宗庙中享祭。又说祖、宗是两座不迁之庙的名称，所以禘、郊是从祭祀而言，祖、宗是从宗庙而言。太庙中的不迁之庙，又不能同世室相比。颛顼对于夏，契对于商，他们的庙可以同周文王、武王的世室相等同吗？两座世室，一座称祖，一座称宗，可以这样说吗？先不论礼意如何，古人制名有次序，名物按类别排列，必定不会这样错乱而不相伦类。六天之神，阴气主管化育，显现为星象，在下界对应人事。北辰居于中央，统御天极；五帝随着天运运行，在四时中散布精气。至于开天辟地之初五天之精气感应而成为帝王的祖先，那些说法都没有真正得到化育之本源，也没有见到远古最初的事实，实在不足以达到这种认识。不过中垣太微宫中星宿昭然分布、森然排列，确实不可欺罔。何况周人建立閟宫祭祀姜嫄，大司乐享祭先妣，次序还在先祖之上；那么南郊祭祀感生帝，为什么一定要不同呢？纬书在隋代被焚毁，《河图》《洛书》到宋代才大为显现；如果没有陈、邵二位先生，它们也不过是妖妄一类的东西罢了。学者起初没有见到全书，往往只凭传闻便加以诋毁排斥。先生曾说：恐怕其中还有像图书、蓍龟之数这样的内容。可以说是厌恶它却又知道其中有可取之处了。孙仲然已经远去，哪里还能把陈、林诸位君子请回来同他质证呢？不过先生论宗庙之禘，同郑氏所说三禘也不苟同；行状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成王按照殷礼祭祀周公，并因《诗经》说白牡而辨明《明堂位》的荒诞。您却采用何休所说周公活着时就享有王礼的话，实在是诬妄得太过分了。鲁国在郊外祭祀并不合礼，《春秋》所记不止一事，但并不是成王赐给它的；说鲁国在周庙以禘礼祭祀文王，是因为鲁国有文王庙，借此辨明在周公庙中禘祭文王属于僭越。帝喾没有专庙，神主收藏在稷庙中。鲁国既然有文王庙，怎么可以空置而不祭，只让它成为收藏神主的地方呢？《明堂位》考据典章也已经很不充分了。上文说在郊外祭祀帝，以后稷配享；下文说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从车服、旌旗到乐舞、庙饰，全都采用天子的制度，却唯独不敢说上及文王。我的同族伯循想用王礼来解释鲁国的禘祭，他的论说起于唐末，却没有兼顾诸庙的说法。程子、苏子由、陈祥道诸位先生都不取此说。您把它说成古今通行的论说，可以吗？从前我曾感慨杨信斋讥讽郑康成读《祭法》不熟，杜佑读《大传》不熟。杜氏以郑康成为主，同时保存王肃的说法，不知他读书究竟熟不熟。然而郑康成所得出的见解有超出《祭法》文字的地方，即使杨信斋也不能忽视。王肃亲自为《家语》作注，却自己废弃五天帝的说法。如果没有卓越明确的见解，读书即使熟练也仍然不足以凭恃，何况读得不熟呢？学习后世却如此傲慢地轻视古人，我每每替那些读《仪礼通解》的君子感到可惜。这正是先生教人以致思为贵的地方。您如果有意于此事，那么圣经贤传以及诸家名人的成书，历代史志都在；我这些浅陋的废稿，已经荒废遗忘很久了，哪里值得劳烦您来询问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内传外传的说法和注脚都已经具备。右边所列六经补注被人借去了，一时没有别的本子可以寄给您，只能等待下次方便再想办法。不过这部书颇难读。我游历江湖之间，曾拿出来给人看，很少有人喜欢。金华黄公和夏先生尤其不满意，因为它多有引用却不把意思发明出来。它论说五经的大旨，都已经概括收入行状，大多根据平日听闻缀辑而成，希望将来的君子能够考察观看。还有谁能够完成先生的志愿吗？自从遭逢战乱离散，这件事暂且搁置；又因为我早衰久病，虽然曾经私下有所撰录，却不能完成稿本。还有谁能够发扬先生的学问，使它有所流传吗？不过，所谓学问足以阐明圣人的心志，是把六经的兴盛衰微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正是先生所希望于当世君子和学者的事情，但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只有您努力去做，那么您把全部力量用在遗留下来的经书上，必定会有日益进步、上达道理的功效，不是世俗学问所敢于知晓的。书信已经写得很繁多，不再谈别的。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您手中，面对纸笔，心神驰念，不再赘述。与宋景濂【赵汸】初夏已经炎热，恭敬地想到您讲授之余也很宽裕，尊体起居多福。上月中旬承蒙王总制处传来您写给陶伯仁的信，我捧读之后十分欣喜。赵汸今年春天本来打算拜访陶公，却屡次受到风寒侵袭，腠理不实，恐怕途中又增加外在病证，使本来的疾病更加严重，因此一直畏惧退缩，终于没有前往。谨慎地把您的信收藏起来，作为日后相见的凭证。《春秋属辞》刻印将近完工，恭敬奉送一部，请求您校正前辈的文字。刻板刊行以后，修改订正的人已经很多，希望您不要因为它是已经刊刻的书，就吝于指出其中的问题。我从小就患身体羸弱、心神不足的病，拙于记忆，也不能耐劳。这部书每举出一个例证，必然牵涉整部经书和传文。近年以来又困于疾病，既懒于查阅，更害怕思索，所以拖延岁月，不能完成稿本。我所希望请乡里的先生帮助校正的有两个人：汪德辅，年少时便凭这部经书考取功名，曾著《胡传纂疏》，出入五十多家学说，是研究《春秋》的老手。朱允升一向留心经学，又曾同黄先生见面，得到他著书的大旨，也曾汇集各家撰成《春秋传》。近来汪公的学生抄录《属辞》的几篇小序，拿去以后竟完全没有说可不可。等到相见时，我请求观看，他看了几页，放下书笑着说：义例交错，容易使人昏惑。

译因为他平日并不作这样的讨论。朱先生初次看到旧作《集传序文》，便说：关于《春秋》的说法，到这里就确定了。然而从以辞从主人以及以日月为准的体例说起，他都还不能相信。后来看到《属辞》，便亲手抄了一部，圈点涂改十分精细，脱漏错误的地方也时常改定。不过我所担心的是，通晓经书的士人未必人人都能与它完全契合。像朱公这样的人，当然不只是说没有可否而已，所以我对先生您深有希望。他撰述的大意，另写在一幅纸上请您指教认可，希望您在书卷开头写一句话。即使承蒙您不拒绝，也一定要详细赐予考证，先看这部书果真足以完成他的志愿，然后才可以动笔。如果有不正确之处，姑且容许考证订定。过去止斋作《后传》，自己说那是死后才能见到的书；如今我竟亲眼看到它刻成木版，大概正有这样的道理。刘道源《通鉴外纪》完成时，眼病、疮病一起发作，不能睡觉，不能吃饭；于是想到李弘基用心过于劳苦，多年疾病而药物又接济不上。卢升之手足挛废，写成《五悲》后投颍水而死，并在篇末叙述这些事来自我哀伤。如今我卧病与古人相同，但所负的债却不同。为什么呢？黄先生壮年时本来应当得到郡中文学的职位，却立即抛弃了它，不顾全家饥寒，自任以经学复古的功业；对于六经，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书还没有完成，便成了我的责任。我的父兄也曾以科举功名期待我。后来我自己知道身体如此孱弱，必定不是能够适应世俗事务的人。刚成年便舍弃时文，又像九江那样加上多病，所以本来应当强健的血气反而衰弱，身体颓败疲惫，食量少而心烦，从未有过一天的欢乐。只有对《春秋》的疑难之处忽然有所领悟时，胸中才暂时像豁然开朗罢了。如今承蒙上天的灵佑，幸而书已经完成，但衰弱憔悴更加严重。万一书稿散失而不能流传，那就是师生两代白白耗费苦心，徒然荒废人事。将来的学者便会把这当作戒鉴，再也不会有人在艰难困穷中坚定地为遗经尽力了。先生还请明察此事！刘公伯温先生那里，我不敢另写一封拜启，恐怕烦劳您省览；如果能得到您赐下一句话来共同指正，那就万分幸运了。王庸道返回时经过我的破县，知道子充有信；但山中很少有人出入，没有能够等候并收到来信，只奉上这封文字。然而我的心意并没有因此不同，哪里能承受这种有罪之感呢，不再赘述。通刘仲愚先生启【郑真】我私下认为，您在一乡之中享有崇高的品评声望，足以尊为仪范；您以三传著明《春秋》之学，恭敬地成为后学的师表。我仰面造访您的丈函，低头陈述这封短札。细想诸侯的行事，都见于鲁史的旧文。以王为正，以春为次；纲常是正道，事情系于时，时系于日。凡例非常繁多，道义上承接唐虞，赞辞不必等到子游、子夏才有。自汉晋以后，直到唐宋以来，群儒狐疑，各种学说互相对立。根据事实直书的人拘泥于一端，随着文字建立义理的人弊病多端。书籍多得堆满屋宇、汗牛充栋，党同伐异，枯朽相争。如果不是亲自接受圣人的教诲，谁能知道作者的本心？回顾我们四明，想到这里贤才众多。楼宣献为止斋的传作序，高祭酒担任国子监之师；困学著名书，深宁撮取其中的要旨；日抄有注，东发编纂成书。先生承接赵太社的源流，袁内翰完备地回答高舜元的问难。都是为了阐发其中的旨意，不只是专门从事文字训诂。如今明经被用来选取士人，却有人巧立新说。晦庵曾指斥这种文章为妖异，泥守那些陈旧言论；元凯徒然形成了传注癖。仰望前代修德之人，路途遥远，谁能成为后进的依归？讨论规矩的方圆，必定要凭借良匠；衡量权衡的轻重，何不共同抱持此心？如果不去亲近有道之人，请他来匡正自己，最终也不会有名声。那就完了！恭敬地想，先生您连缀辞语、比较事例，发明显著之处，阐明幽隐之理；谨慎地利用三余来研习人事，考察五始来审察天时；端正义理，阐明道理；大大彰明《春秋》笔削的公正，褒奖善行，记录功劳，能够审定劝善惩恶的正道。您曾论说晋、楚两国的始终，以此显示《春秋》的盛衰。您的声名飞扬于王国，登上虎榜，掌管天门的教职。自从正皋比勇于退隐而归来以后，便从容休息。您启发蒙昧、发掘幽蔽，等待求问者如撞钟一样前来。把一万二千五百家称作一乡，谁是其中求学的人？二百四十多年所记载的事情，我将要向他们讲述。文通得到啖助、赵匡的传注，安国继承洛学、伊川之学的流派。门外深夜积雪，席上却有春风。回想我长久翻检蛀蚀的旧书，深深感叹获麟之事；饥贫所迫，只能谋求糊口；疾病交相侵袭，完全荒废了传心的学问。回头看自己内心想奋发的愿望，也知道积习难以消除。仰望道德的光辉，足以实现一睹您的声容。小子写成文章，狂妄简陋而不知道如何裁正；希望长者胸襟宽广，能够容纳我，使我有所进步。我愿意洒扫门庭来接受教诲，当然应当敞开衣襟陈述言辞。奉上南丰的瓣香，感叹相见得太晚；传承和凝的衣钵，请允许我从今以后继承。正值春阳和暖，希望您调养适宜。愿您早日得到儒台上的升擢，以承接翰苑的荣耀。我倾心仰慕的私意，尽情铺陈宣说也没有穷尽。答梁孟敬书【刘永之】我自从退居山谷，极少接触人事，才得以留心经籍；只是独自学习，见闻浅陋，讲习贯通又没有同伴，于是把所作《春秋本旨序》呈给您，希望得到警策和匡正。等到承蒙您返还意见，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您写了几百字，仿佛认为我的愚陋之作还有可取之处，并教导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我恭敬地接受了您的赐教。不过，我固守的见解还有未尽之处，您明确阐发的旨意中有些不能不再回答，冒昧地略为陈述，以完成您给予我的厚意。您说：诸如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有的称爵，有的称人；有的称名，有的称字；是否称王、称天；诸侯是否排列次序；大夫是否列名，都是沿袭史书的旧例，并不是圣人存心要这样做。三传的要旨，各家穿凿，朱子的驳正，都是很好的。您又说：相信《公羊传》《谷梁传》的过失，寻求褒贬的详密，不免蹈袭先儒的谬误，这是胡康侯的失误。以上这些论述，远远超过老儒宿师，完全没有疑问。您又说：孔子说知我的是《春秋》，获罪于我的是《春秋》；知晓它的人，是知道其中彰明王道的法则；归罪于它的人，是责怪它显露了叛乱逆臣的踪迹。《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就是彰明王法、显露乱逆，这确实是圣人的旨意。

译然而，如果说圣人依据鲁史的文字来撰写并流传，遇到其中小的乖错便加以修正完善，使读者有所劝勉和阻止，王法因此得到彰明，乱逆因此得到显露，这还可以；如果说圣人删削增益鲁史来彰明王法、显露乱逆，那就不可以。圣人难道完全不同于普通人吗？他的德性是圣人，但不幸没有取得相应的地位，也仍然是普通人的儿子。当时没有明王，谁会奉他为宗主而等待他呢？说他处于季氏、孟氏之间，那仍然只是普通人的臣子；而他所侍奉的君主却是荒乱之君，君主的卿大夫又是僭越的权臣。以一个普通臣子的身份，站立在荒君、僭臣的朝廷上，却私自删改本国的信史，借此彰明王法、显露乱逆，岂不是不可以吗？如今距古代虽然遥远，道理却没有不同。假使今天有一个孔子出生，站在今天的朝廷上，既没有君主的命令，也没有相应的职守，却取今天的国史来增删取舍、褒贬评判，并公开给众人看，那么他不成为被辱骂的罪民，实在很少。圣人面对阳货时还谨慎应诺，经过宋国时藏起自己的服饰，居住在某国时不非议那里的大夫；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难道会凭借自己是圣人便傲视当世吗？当时，各国的史书也都有史官，各自的措辞也都有法度。赵穿弑逆，史书却写作赵盾弑其君，这是晋国史官的良善；崔杼弑逆，齐国太史因之死了三人，最终仍写作崔杼弑其君，这是齐国史官的良善。这两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良史，何况鲁国还有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和秉持礼义的臣子呢？所以，法度谨严，没有超过鲁史的；连缀辞语、比较事例，可以作为法式，没有超过鲁史的；完整记载当世政治的治乱盛衰，可以上接《诗》《书》的遗迹，也没有超过鲁史的。因此圣人有所取法，谨慎地记录并流传它，借此寄托自己伤悼周室的志意。明白的人说：这是不得已罢了。不明白的人说：他不过是匹夫，却把他的君主暴露给天下后世，把大夫的罪恶公之于众。所以说：了解我的将在这里，怪罪我的也将在这里。这也只是圣人的谦辞罢了。难道真是说他要改变周代制度，寄托王法，借二百四十二年取得南面为王的权力吗？所以我说：说他依据鲁史撰写，流传它，使王法因此彰明，乱逆因此显露，这是可以的；说他删削增益鲁史来彰明王法、显露乱逆，那就不可以。措辞有重复，文辞有复述，其中一定有重大善恶，这是先儒的说法。您采纳了它，所以说首止的会盟和葵丘的会盟都两次记载。这是因为善事重大，因而详细记述。稷地的会盟写道成宋乱，刘单拥立王猛住在皇地，尹氏拥立子朝，并且把王室之乱放在前面，都是重复说明；这是因为恶事重大，因而详细记述。不过我曾考察过，大概只是史官如实记录，而记载的体例不同罢了。它的体例有五种：有根据事情是分离还是合并来书写的，有重视结局而记录开端的，有重视开端而记录结局的，有承接赴告之辞来书写的，有不是承接赴告之辞，而是听闻后知道了再书写的。这五种是大体，却都是为了记录事实。有的先会见后结盟，结盟在同一天，会见和结盟合为一件事；有的先会见后结盟，结盟在不同日期，会见和结盟分成两件事。合成一件事便一同记载，分成两件事便分别记载，本来就是应当如此。首止和葵丘，都是夏季会见而秋季结盟，是分成两件事，所以两次记载。这就是根据事情的分合来记载的例子。践土的会见很美好，但结盟没有另行记载，因为发生在同一天；平丘的会见没有什么美好之处，但结盟却另行记载，因为发生在不同日期。这些都是记录事实，不是因为善事重大才详细记载。将要记载取鼎之事时，在稷地会见一条先写成宋国的祸乱，这是重视结局而记录开端。已经记载宋国发生灾害、伯姬去世，在澶渊会见一条便以宋国灾害作结，这是重视开端而记录结局。会见本来没有说明原因，这两处特意说明，是为了表明所重视的地方。其他如记载实来，便先说州公；曹国记载齐侯攻打北燕，随后又记载同齐国讲和，也都是同类情况。子朝之乱，是叔鞅从京师回来后说出的，不知道究竟哪一种情况是真的，所以写作王室乱；这是没有承接赴告之辞，而是听闻后知道再记载。刘单拥立王猛居于皇地，是有人来报告了；敬王居于翟泉而尹氏拥立子朝，也是有人来报告了；这是承接赴告之辞来记载。其他如程子的传例说：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按例写作人。这是承接赴告的；不知道将领和军队的姓名、数量，也写作人，这是听闻后知道的；都属于记录事实，并不是因为厌恶它而详细措辞。说措辞重复、文辞复述，其中一定有重大善恶，这是先儒的过失。事情的名称已经写在简册上，事迹已经昭示于万世，不必重复措辞，人们也都知道首止会见是善事；不必反复文辞，人们也都知道稷地会见是恶事。所以说：依据鲁史来撰写，流传它，使王法因此彰明，乱逆因此显露。程子说：《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容易看见；其中会见辞语的隐微义理，以及随时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难以知晓。所谓明亮而容易看见的，确实如此；但他说其中有隐微义理而难以知晓，究竟指什么呢？圣人将要把重大的是非昭示万世，反而设置隐微难知的义理，这未免又蹈袭前代儒者的过失。杜预说：言语高远，旨意便深远；文辞简约，义理便隐微。程子认为这话正确，那么所谓隐微仍然是同一回事了。这样说来，《周易》的彖辞、系辞，难道不是圣人制作的吗？《论语》中回答问难的话，难道不是圣人的言辞吗？为什么那些平易显白，而这里却隐微难解？以我的愚见，不敢认为是这样。不过，程子的传中有舍弃褒贬、予夺而独立立言的地方，这一点不是先儒所能达到的。

译胡康侯的学术固然端正，他的议论也辨析严密；但他的过失，是承袭先儒而且把这种过失加重了。朱子曾说：有程子的《易传》，又说可以另自成为一部书，意思是其中所说的义理虽然精深，却不是经书的本来旨意。如果把胡氏的《春秋》看作他自己另作的一部书，倒是可以的。时代有远近，史书便有详略；史书有详略，文辞便有同异，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比如文公以前，日食有不记日期的；文公以后，日食全都记日期。文公以前，国君出行八十次，记载到达的只有十七次；文公以后，国君出行九十次，记载到达的有六十四次，就是这个道理。您所说随着时代来考察经书，确实很好。可是公羊子说：亲眼所见的时代，文辞不同；亲耳所闻的时代，文辞不同；传闻得来的时代，文辞不同。何休说：亲眼所见的时代，想到自己的君父最为深厚，所以多有隐讳的言辞；亲耳所闻的时代，想到王父，感情稍微减弱，所以隐讳也稍稍减弱；传闻得来的时代，想到高祖、曾祖，感情又稍微减弱，所以不再隐讳。这种说法实在鄙陋得很！陈傅良说：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是一种书法；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是一种书法；昭公、襄公、定公、哀公又是一种书法。他不说史书本有详略，却说圣人随时代而改变记法，这比公羊子高明不了多少。大体说来，解说《春秋》的人有三种过失：过分尊崇经书，过于笃信传文，不把《春秋》同《诗》《书》一样看待。他们尊崇得过分，就说：“这是圣人所作的。”他们相信得过分，就说：“这其中一定有所承受依据。”他们把《春秋》同《诗》《书》区别看待，就说：“这些事见于实际行事，这是刑法之书。”既然认为它是圣人所作，又认为传文有所承受，那么自然会越发详细地搜求其意义，越发穿凿附会；既然认为它记载实际行事，又认为它是刑法之书，那么自然会使言辞越来越苛刻，锻炼文意越来越深。认为某处是褒美之辞，便强行从字句中求取，说：“这里是赞许，那里是褒扬，是圣人防止后人误解的言辞。”有时又说：“这是圣人变换文辞的写法。”一种说法讲不通，便再造一种说法；一种解释稍有窒碍，便再造一套解释来弥缝，使圣人仿佛成了后世的法官，专门深文周纳、巧加诋毁，完全失去了宽厚仁慈的本意。这种过失可不是小事。如今我的愚见是：它的文字是鲁国史书，它的义旨是彰明善行、憎恶恶行，希望记述下来传给后世；若把它同删《诗》、定《书》、赞《易》相提并论而为之作传，便是同样的狂妄僭越。因此只应直截了当地解释它的意义，对善行就说“这样做是善”，对恶行就说“这样做是恶”，不附加褒贬、进退取舍之说。它的体例区别，大体以程子为主；它的纲领和大意，以朱子为主；三传之中，以左氏为主，采用杜预的说法，同时考核其中的谬妄。至于诸家的说法，则不专主一家，取其相合的，舍弃其不相合的，如此而已。我私下认为，假使圣人是依据鲁国史书而作《春秋》，那么我的说法本来就是正确的；假使《春秋》是圣人亲自创作的，他也应当根据事实直笔记载，必定不会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因此我的说法也并没有什么大大的乖谬。我的自信就在这里。然而我对材料的考察还不够周密，对义理的讲解也还没有融会贯通，所以姑且从容反复地思考，给自己留出岁月，之后才可能完成。前些日子序文中的话不足以完全表达我的意思，而您明白谕示我的诚意，我不敢不再作答，只是言辞无法穷尽，所以姑且说到这里。大体就是如此。唉！除您之外，我还能向谁说，又能听谁的意见呢？您卓越超拔的见识、特立独行的见解，若能加以指示，那就万分幸运了。《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八，余姚黄宗羲编，书二 经学 答学士杨先生论《虞书》疑义【童轩】童轩拜见内翰杨先生维新阁下：我们分别已经很久了，我渴望接受您的教诲，一天比一天强烈。忽然收到您的来信，喜悦慰藉之情实在难以言表。又承蒙您拿《虞书》的几件事来询问，这正是所谓有才能的人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我虽然不敏，怎敢不把所听闻的全部说出，以求您指正呢？您的来信说，《二典》《三谟》为什么都称为《虞书》？我的意思是，尧、舜、禹三位圣人前后相承，皋陶、伯益又同处一个时代，他们的言论、行为和功业一定都由虞史记载，收藏在石室之中。到了夏代，史官才把它们发掘出来，编次整理成书，就像后世的做法一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每篇开头为什么都有“若稽古”四字呢？因此无疑是夏代史官所作。孔子删定以后，不称它为《虞书》，那么应当称为什么书呢？【例如《唐书》《五代史》都在宋代修成，却不能称为《宋书》之类。】您的来信又说，“放勋”“重华”“文命”这些名称，《史记》都把它们当作尧、舜、禹的名字。考察《典》《谟》的文义，把“放勋”说成尧的名字还可以，把“重华”“文命”说成舜、禹的名字就不可以了。难道“重华”“文命”下面各自都有缺文吗？我考察认为，“放勋”“重华”“文命”都是当时史官赞美尧、舜、禹的词语，《史记》于是把它们当成名字，这大概是司马迁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三位圣人既然已经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为什么又有尧、舜、禹这些名字呢？有人无法求得合理解释，又说尧、舜、禹都是追尊的谥号；这又是不知道谥法起于周公，而且只用于死者，夏、商以前还没有这种制度。况且舜处在侧微之时，尧赐给他师长的称号，已经说“有鳏在下，曰虞舜”；众人推举他总理百官时，又已经称禹为伯禹、任司空了。难道舜、禹在生前就有谥号吗？这实在是说不通的论断。假使“重华协帝”“文命敷于四海”还似乎可以解释，至于“稽古皋陶”以下的文字说“允迪厥德”，难道可以把“允迪”解释为人名吗？不过，您说这里有缺文，也未免过于疑心了。您的来信说，“宅南交”下面的“敬致”二字应当是衍文，我也认为不是这样。朱子引用《周礼》“致日”的“致”字，理由极为充分；根据上下文义推测，它也可能在“平秩南讹”之前，不能断定是衍文。“宅西”下面，您说一定缺一个字。我考察《史记》有“宅西土曰昧谷”，应当有“土”字才是。您又说，《虞书》中的“咨”字应当用同一种方式解释，既然把“咨”解释为“嗟”，就不应再把“咨”解释为询问。我考察蔡传解释两个“咨”字，都各有根据：解释为“嗟”的，依据《易·斋》“咨，涕洟也”；解释为询问的，依据《诗》“周爰咨诹也”。古今训诂本来多有不同，一个字有时训为两三种意义。《诗》中“将”字就有多种解释，如“百两将之”“远于将之”都是送；“福履将之”犹如扶助。“何人不将”是行走，“行也不遑将父”“天不我将”都是养育；“在渭之将侧也”“无将大车”是扶助、推动；“尔肴既将”是奉持食物进献；“祼将于京”是斟酒送行；“仲山甫将之”是奉行；“受命溥将”是广大；“汤孙之将”是奉行。像这一类字，如果只用一种义例解释，也就不能贯通了。似乎不必拘泥于此。我因您的教诲涉及这些问题，便冒昧陈述了这点管见，不知是否正确。我往日也有一部《群书苴漏》，还没有脱稿。如今我年老疲倦于笔墨，又没有侍史代我书写，不能一一向您请教，怎么办呢？其余只愿您保重。丙在，幸甚。童轩再拜。答论《中庸》凡书【崔铣】崔铣启：从前司马温公《通鉴》完成后，只有王胜之把它全部读过。扬雄作《太玄》，读者讥笑它只能拿去覆盖瓦瓮。我读《中庸》，凭浅陋的见识写成这篇文字，用来教导儿童。您仔细阅读这些拙劣的言论，又加以讲解评议，这是多么幸运啊！幸好我这点愚见，并不是胆敢妄作、求胜于前人。《中庸》修道的功夫，关键在“戒惧”二字。不分内外、显隐、动静、人我，都应当如此。息灭邪念，平定躁动，亲身体验其中的真实正理。什么叫真实正理？就是中和。不指明中和，所谓戒惧究竟针对什么呢？然而舍弃戒惧而求中，只专门静坐，打算把某种静坐中的景象当作中，便会陷入空寂。中和是一件事，只是由动静而分说。没有和，就不是中。这是龟山、延平一派的学说，不是《中庸》的意义。《中庸》末章再次列举入德的次序，从“知自知止”到“无恶不疚”，已经足以尽括戒惧的意义了。所谓“中”，是事情恰当适宜的名称；所谓“诚”，是说话不欺骗人的意思，并不是高深玄妙的称号。商代百姓放纵怠慢，盘庚教诫他们说：“各自建立中正。”蔡仲稍有改过行事，周公告诫他说：“遵循自身的中正。”解说者却把这些强行说成三位圣人传授心法的要旨。《中庸》说：“诚，是五道九经的学问。” 把一切都完成而没有欠缺，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就叫作“诚”。如果说“诚”是实体之理，岂不是增加了原本没有的内容吗？皇昊创制八卦，仓氏创造文字，那时还没有简牍文字的繁多，也没有辨析理性。有这样的事物，就给它命这样的名称；有这样的名称，就为它建立这样的文字。后世圣人依此阐发、宣示道理，编排缀辑而成篇章，所以是先有文字，后有经书。所谓假借字，是“雅”字读作“雅”这一类，声音和意义相通，各自都有固定范围。如果把天训为地，把“▯”假借成“▯”，可以吗？如今说孔门应当成为《说文》那样的文字训诂之学，那么《论语》所说的“学文游艺”，并没有说要废弃文字。何况古人从八岁以后，就已经学习并熟习这些东西了。文字有固定的体制，孔子说这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又何必另行制作呢？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先儒于是建立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两种说法来调和它，后来又变成理与气，再上推到太极、阴阳，没有不是这样迁移的。孔子说明的是完整的道理，孟子指出的是它的根本。孔子的说法没有人不相合，孟子的说法有时会遇到窒碍。孔子慎重地说明后天学习，孟子着重扩充善端；两种意义相互资助，后人的学说却分支繁衍而多出赘说。《易》说：“形而上者称为道，形而下者称为器；阴阳流行的道理，以及制成器物供人使用的形状，都是如此。”

译《易》中关于圣人之道有四个方面，器占其中之一。使百姓获利、开创太平、取法天地造化，像制作网罟这一类事情就是。解说者却把这些话转用来解释理气，可以吗？司马温公的诚信之言，并没有浮夸他的行为。邵子隐藏而深探的学问，竟然深到令人惊叹。周子取用老子“有物混成”一章的意思，绘成图。所以以主静为根本、以无欲为要旨，难道是一步就能达到的吗？薛文清说：程子的传道，正在于他教导人有先后次序。陆象山回答慈湖关于本心的询问，慈湖于是领悟了本心的广大变化。颜子经历了极度仰观钻研的劳苦，才见到卓然独立的道体；曾子努力随事体察，才达到万物归于一贯。如果所明白的只止于灵觉，所悟得的只出于顿然，那么人与人就彼此隔绝，事务也被遗弃，这不是圣贤传授学问的道理。您来信说我不用心于内在修养，只致力于写文章，所以根本丧失了真实内容。您说得对，的确如此。我常常自责，近些年来心思浮躁、见识流俗，只粗略懂得剖析文字，正是因为涉世太深而读书太久，却没有得到古人“根本确立而道自然产生”的旨趣。如今读到您的来信，实在使我的心愿得到满足。不能反躬自省，却玩味考察，所以写文章总是偏左而不是偏右。就像贫穷的人数说富人的财物，那些东西本来不是自己所有，即使让他暂时掌管，也免不了仍然贫困空虚；何况越地的人询问雪，夏天的虫子怀疑冰的存在呢？如果您确实看出这些道理是对的，那么您就可以删掉《老子解》，我也可以烧掉《中庸凡》。我劝您断绝研习老子、佛教的念头。所谓奇，是异乎寻常的表现；所谓常，是世俗所厌弃的平常；所谓哲，是众人所归向的智慧。学习杨氏的人没有得到他的仁，却流于偏私自我；学习墨氏的人没有得到他的义，却流于视亲人同陌生人一样。所以君子对于用来引导人的学说必须谨慎。从前帝舜命契掌管五种人伦，命皋陶掌管直、温等四种德行，皋陶陈述九德，箕子推演为《洪范》。老子、佛教与这些道理相同还是不同呢？汉代学习黄老之术，得到它的精要；唐代尊崇佛氏，却拘泥于它的表迹；宋代儒者把儒学附会于老子、佛氏两家，龟山以下的人就是如此。然而要确立自身的行为而不被它折损，实在很难。朱子尚且严厉地排斥它，何况不如朱子的人呢？这番话很长，这里不能全部说尽。我的话说得过于直率，幸望您不要怪罪。与宗尉西亭公论经学书【刘绘】我承蒙您的厚爱。您博学雅正，又与同辈游于大梁，并把我纳入斯文一脉，实在是深厚的恩惠。从前我卑微之时，您远寄佳作，真有如解下佩玉相赠的光彩；直到今天，我还感念吟诵您的美好言辞，始终不能忘记。过去听说您潜心研究经学，想奋力揭开六经晦暗难明之处，阐发一家学说的深奥隐微，您的志向应当是极其高远的。凭您的聪颖天资，沉潜融合而没有杂念，又生长于没有其他妨碍的环境中，只要逐渐聚集材料、深入研究，那么发掘孔壁古文的精义，包容鸿都的巨大典籍，实在没有什么困难。我虽然年老困惫，每当听到这些事便感到喜悦。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只是痛惜如今的学士大夫没有谁能有志于此，诵读古代经书的全文，参照诸家的传注，在这方面都有欠缺。因此后世末学越来越多，而玄奥的道理还没有穷究；浮泛的言辞越来越繁杂，而实际功夫仍不充实；小道小说肆意逞能，而宏大的典章还没有显现；偏曲的技艺夸耀自己，而伟大的礼仪还没有窥见；新奇的消息艳丽动人，而旧日的典章却没有接续。这五方面的缺失，所以文士很少能登上圣学的殿堂，列入博通儒者的行列。唉，这大概是科举功名夺去了他们的志向。经生各自抱守一门技艺，以此作为求取仕进的阶梯，而时文义理又有固定格式，构思、作文、揣摩、雕琢，偶然应对；即使才华英秀，也要花十多年才能写得合乎格式。那些得以进身的人，便把经学抛在一边去从事吏务；那些不能进身的人，到了白头还拘守研习，不敢废弃，又哪里敢旁及其他经书和大典呢？假使求学的人困窘于所见所闻，而时文义理又很难移作其他用途，这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我私下想，开国初年一时创立制度，还没有顾及这些；如今幸逢圣明君主登临大位，愿上天使国运长久昌盛，文教四方传播，英才哲士接连出现，辅佐国政的贤臣明达，正应当召集年高的儒者，广泛采纳群议，取用初场的旧法，略加增损变革，使士人都通晓六经的文辞而废止时文义理。这样便可以省下钻研时文的功夫，用来贯通诵读六经，或许可以拓宽经籍传播的道路，彰显文学的光彩，续缀宏大的典章，阐发宏伟的传统，从而振兴一代儒林，岂不是伟大的事业吗？庄子论六经的深意十分明白，正确地说：“后学看不见古人的大体，道术将要被天下分裂。”庄子所处的时代，秦火还没有大盛，科举还没有兴起，他因为杂学使人不能看见全部经书而感到痛惜。既然如此，庄周的学说本来是有根基的，我过去却常奇怪学者浅薄，把庄周的言论全都看作浩荡空泛、支离破碎，给它这样的评价。如今仰望您发愤研习六经，想把它们编成注解，不觉我的鄙陋之意也随之涌出。我又曾私下考察六经的注解，像卜商、曾申、孟仲、牟子等人的论说，都很难全部听闻。到了东汉，郑玄推求并续补大小毛公的意思；孔安国、王肃、贾逵、马融等人只是详于训诂，却很少有所发明，正因为圣经广大，难以凭一人的学说决定千古的见解；宋儒朱子、蔡氏也有未尽之论。所以《释名》说：“经，就是道路；没有什么地方不能通达，可以在实际中发挥作用。”一旦有所发明，却把一切都当作自己的臆说，因此毛公合并篇序，卜商的意思仍未尽；何休建立自己的论点，用来针砭三家；刘歆为《考工》作序而遭同辈诋毁，莘老解释《春秋》而招致王安石嫉妒。各家的论集，反而足以祸害经书。因此说：“阐述六经的文字，一定要显明它的实际用途；契合六经的深意，只须在一心中明白，等待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实践罢了。”如果一定想追比古人、传名后世，那么诬妄也会随之发生。我这个鄙人有志于此，却被昏昧懒惰所拖累，哪里能够捧着书箱侍立左右，略微同您问答呢？因此想到，口诵经书而有所领悟，其关键一定会豁然明白。就此搁笔，不再详述。《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