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五余姚黄宗羲编书五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五，余姚黄宗羲编，书五十九 颂扬冤屈 代白卫使辩护书【徐渭】濬以前因为海防之事承担了不可测的罪责，本应受汤镬之刑。然而我的内心还没有得到宽免，而一方百姓的祸患将因濬而日益加深。所以我甘愿冒犯斧钺之诛，再次在您面前效献愚忠。濬没有什么才德，不敢过多援引他事，只愿借范雎的话来表明心意。范雎说：‘死亡是人所必然不能避免的，处在必然的形势中，如果可以对国家稍有补益，这就是臣下最大的愿望。’范雎是一个苟且求生的人，到了可以对国家稍有补益的时候，尚且不惜死亡，何况濬承蒙台下曲加保全和仁恩，所犯的罪还不至于死吗？假如死去能够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濬有什么畏惧而不愿做范雎呢？只是恐怕治濬之罪以后，地方事务将日益无法办理。濬听说，兵家不是进攻便是防守；但在这种形势下，仍然像两虎相搏，各自依凭险要、占据地势，瞪眼对峙而不动，防守还可以。如今的海贼，却不是依凭山隅的老虎：他们舍弃船只登陆，在白昼进入大城之中，杀人焚屋，劫掠妇女并把她们带走，官吏士卒远远逃避，不敢侧目旁观，这并非一日如此。当时防守石浦，濬并不是喜欢轻率行动，炮石从四面集中而来，贴近城墙作战的人已经没有一个，壮年人弃家逃走，老人和妇女在郊外牧野之间相对哭泣，更何况厂房、水寨、战舰都在外面，同贼人相抗。濬承受国家历代的恩德，看到海上百姓遭受荼毒的苦难，不得已披上铠甲、骑上战马，率领饥肠空空的士卒亲自冲在前面；经过三次水陆作战，斩杀敌人超过应有的数量，额头曾被飞来的刀刃划伤，伤疤至今还在，家僮助正也在同一天战死。况且士兵平时没有受过训练，旧有的习惯使他们如此；一见敌人举铳，便惊恐退散。人的两条腿、十个脚趾，濬也都具备，假如他肯先逃，那么军中谁不会躲开道路让他先走呢？只是他顾念着将领要掌握旗鼓指挥作战，死就死罢了，难道可以说逃走以后就方便再战吗？所以濬免不了陷入这种处境。如今责备濬的人只是一味说些如此之类的话，而且古语说过：“帮助厨师做饭的人要尝味，帮助别人争斗的人会受伤。”现在兵刃交锋，水战、陆战又各有不同的技能，加上士卒不习惯作战，粮食和草料又过了供应时间，即使黄石公坐在那里谋划，蚩尤就在对面，也未必能保全一百名士卒，更何况是濬呢，哪里容易做到？想要一个士卒也不损失、一间民房也不烧毁，又怎么可能呢？如今当道的官员往往发布檄文，展开一读，必定说：“不许徘徊退缩、畏惧收缩”，又说：“不许轻率行事、缺少谋略”，这已经成为惯例。请看看近年来海上的把总，谁不是因为这两点而获罪呢？先有陈瑶、崔鼎，后来有刘文，如今又有濬。至于其他指挥、千户、百户，被箝制、谪降、诛杀、贬黜的，更是数不胜数。海上的防务，想让将领完全尽职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决定是不可能的；总帅率领官兵，不是作战就是防守，而作战不可能有万全之策，防守也绝不可能始终保全。前后顾虑重重，人还能凭借什么呢？这就像国家悬设了两个陷阱，让官员处在其中，必定有一次遭遇灾祸：不是成为崔鼎、陈瑶，便会成为刘文和濬。既然如此，那么先给他们加罪，之后还要让他们任官，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过，崔鼎、陈瑶还多少有可以推诿的地方，可以说他们临事怯懦，屡屡违反军纪，惊慌失措，先保全自己的性命，像老鼠一样抱头、像狐狸一样蹲伏，这正是移文中所说的畏缩。至于说濬轻率，似乎有道理；然而他斩获敌人首级的功劳，难道不也可以验证吗？他孤身挺身奋战，难道不值得怜惜吗？后援没有接续上，难道不也可以分担他的罪责吗？在他之前，还有冯恩，因为没有救援主将，也免于成为普通武士。不过，冯恩当时，被杀的是总督；他所面对的，是倭夷；濬所面对的，是海防事务，不能同倭夷的情形相比；他所伤害的是普通武士，不是主将；他那一点临阵作战的勇气，又不像崔鼎、陈瑶那样畏缩。总的来说，论过失，冯恩的罪责大而濬的较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尺〕 论作战，陈瑶、崔鼎退避，而濬却承担作战；论功劳，濬的功劳虽然微小，但那三个人却默默无闻。至于论罪责，却又把陈瑶置于崔鼎之上，把濬同刘文相提并论，又追比冯恩。这就是濬之所以泣血横戈，即使死了眼睛还会眨动的原因。自从设置海防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大概有几十、上百人；在这几十、上百人中，并不是都害怕获罪，也不是都没有智谋、计策和勇力，然而却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只因为立法太严。冯唐对汉文帝不是说过：“陛下的法令太严明，赏赐太轻，惩罚太重。”他还说：“中守魏尚因为上报斩获敌人首级的数目相差六级而获罪，陛下把他交给执法官吏，削去他的爵位，罚他服劳役。”由此说来，即使陛下得到了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也无法任用他们。卓茂劝告百姓说：“法律是用来设置大的规范的，礼是用来顺应人情的。如今我用礼来教导你，你一定不会怨恨；若用法律来论罪，你的手脚又该放在哪里呢？”在同一门墙之内，小的过失可以论罪，大的过失甚至可以处死。唉！假使当权的各位公卿都属于冯唐、卓茂这一类人，那么还有什么防务不能解除呢？假使他们都采用汉文帝的办法，都用法律来治理人，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解除海防呢？为什么呢？损失一名普通武士、丢失一寸土地，就一定要受到惩罚而不予赦免，这是祖宗传下来的成法。然而有些情况不能完全这样处理。如今那些只想保住脑袋、顾全身家的人，听到警报便束手不动；即使敌人已经掠夺城池、抢劫财物，像割麻一样杀害官军，围困不解，他们也只是输送金钱、宰牛求和，请求敌人转向别的地方；被杀者想要告发，他们就索取财物去贿赂被杀者的家属，使得不告发的人到处都是。可是，这种侥幸苟安的做法为什么不能施用于敢于作战的将领呢？斩杀敌人首领的，和损失军队数量相当的，给予薄赏；损失军队超过所斩敌人首领数量的，给予薄罚；至于战死者的家属，则应厚加抚恤，优厚供给粮食。损失军队若与斩杀敌人首领相当，或超过损失军队而没有斩杀敌人首领，然后再施行成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敌人敢于侵犯，是因为这样做有利而没有害处。假如今天斩几个敌人的首级，明天再斩几个；今天抵达某一界作战，明天又抵达某一界作战，并且又不许他们掳掠，那么他们侵犯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如今却使敌人不必轻易受害，反而养成了获利的习惯；使将领不害怕敌人，却在内心害怕法律。古代做将领的，不畏惧敌人，所以能够取胜；如今却是不畏惧敌人反而失败，这种情形不能让百姓听惯。兵器本来就是不祥之物，发动战争而且加重赏赐，尚且还不能使人奋勇；所以又设置诛杀的刑罚来驱使他们。如今却不是这样，作战也误事，不作战也误事；

译作战也获罪，不作战也获罪。那么人们何苦冒着死亡向前冲锋，退回来后又要遭受法网呢？还不如坐在那里等待获罪罢了。祖宗的旧法，是担心后世那些狡黠而贪图功名的臣子在四边制造事端，其用意深远。然而假使高皇帝还在世，亲自来到海边查看那里的情况，知道徘徊退缩也一定会失去防守，那么一定会教他们作战；作战必然会有小的伤亡，小有伤亡却又想把他们治以与徘徊退缩相同的罪。濬又知道这绝不会如此。所以，濬的愚见之所以显得不宽容，是有原因的。假如把损失军队的惩罚办法加以调节，对具体事情酌情处理，那么朝廷即使命令那些身穿绣衣、手执斧钺的使者，每天斩一个把总的头颅悬挂在海上，濬也担心官员会被杀尽，而敌人反而更加无法制止。谚语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鉴。”在给濬治罪之后，今后相继任职的人应当怎么办呢？于是，宁可死也不肯就任的已有了，檄文尚未下达便称病的已有了，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便请求由子弟承袭替代的已有了，更严重的，还有人花钱让别人揭发自己的赃罪，以求赶快离任。甘愿揭发自己的罪赃，这种计策也可以说已经困窘到了极点。至于请求由子弟承袭替代，把自己的职任脱给儿子，假如儿子到了海上，那么也会同自己一样遭遇危险和祸患，为什么做父亲的竟不能顾惜自己的儿子到这种地步呢？唉，这不过是只担心一家人的祸患罢了。至于一方的祸患，还有更大的。那些贼人也是耳目俱全的人，听说某官迎战而遭受挫败，便知道某官要获什么罪；又听说某官束手不战而为我方防守，便知道某官要获什么罪；又听说某官因为前面两种情况而重重行贿，暂时幸而保全了自己。贼人一定会说：‘谁愿意甘心受罪而不愿安全呢？喜欢冒死进攻再退回来，却不能得到宽宥吗？’这样一来，在我方船只停泊的地方，即使他们不能把贿赂全部送到，作战也一定可以免除了。那些负责防守的人听说某位同僚亲自出战而稍有挫败，便知道某同僚要获什么罪；又听说某同僚因前面两种情况而重重行贿，贼人暂时得以安全。贼人又会说：‘我为什么要喜欢上前冒死，退回来又遭罪呢？’为什么不效法束手自保的人，或者行贿，在获罪和不获罪之间侥幸求生呢？所以贼人所到之处，即使不敢马上行贿，也一定不会作战。作战必死，不作战必生。如今使贼人知道自己必定不会死，而官员又可以设法求生，这两件事有什么理由不乐于去做呢？今天的情况正一天比一天严重。法令越急迫，官员越胆怯；官员越胆怯，贼人越轻视官军，越容易放肆地侵犯防区。即使有一个人徒手在大路上喊：‘我是贼，我是贼！’披甲的士兵也会扛着武器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并不是害怕这一个人，而是看了以往的事情，害怕自己重蹈拘泥文法的覆辙。所以想让贼人害怕我们，而我们不害怕贼人，不如放宽法律，减轻敢于出战者的罪责，罢黜那些不肯这样做的人。这样，海上的烽火不知道哪一天才能熄灭。李左车说：‘败军之将，不足以谈论勇敢。’难道不知道秦穆公曾任用孟明视吗？孟明视一次在崤山被拘败，又一次在彭衙失败；如果秦穆公听信别人的话把他杀了，那么孟明视就免不了辱身贱行。秦穆公没有加刑杀戮，仍然任用他；孟明视也不以失败为耻辱而担当责任，于是渡过茅津，在崤山、函谷关一带建立封疆，最终称霸西戎。由此可知，秦穆公有意成全他人，也称许孟明视能够因畏惧而反思。濬如今不敢和孟明视相比，但台下您的明察宽恕，岂止超过秦穆公呢？即使依照李左车的话，濬固然是没有勇气的将领。假如得到勇者来任用，难道真能不遗失一支箭，坐享全部功劳吗？濬以前的人已经都不能免罪了。濬不知道以此为鉴而触犯那张网，濬以后的人本应知道引以为戒，却又将重新触犯那张网。这就是负责海防的士卒叹息、瓦解的原因。从前濬也曾亲自斩敌、俘获，也曾亲自率领军队擒拿剿灭贼人，如今这些功劳全都被抛弃而不予记录；只要损失一个士兵、丢失一支箭，便加罪于濬本人。恐怕海岛之间的人听到风声便惊骇，以为这是替贼人报仇。濬希望台下考虑海岛防务的艰难，顾念一方的大计，顺应人情而施行国家法令，超越积久的习惯，突破拘泥的文法，振作士气，请从濬开始。这样做以后，如果仍然不能张帆渡海，捕获鲸鲵并在藁街斩首示众，那么取濬的血来衅鼓，又有谁说不可以呢？只希望台下思量此事，不要忽视。为瞿睿夫申诉冤屈的书【屠长卿】风、蝉、雨、蚯蚓，遇到适合自己的时令就鸣叫，过了时令，世人便指责它们为不祥。如今我为黄梅人瞿九思申诉冤屈，正是属于我的时令，并不是要制造不祥。我居住在东海，九思居住在南海，彼此相隔，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我平生没有期功之亲，也没有通过一杯酒结交亲密欢娱，若问我这个人的品行优劣、是非黑白，我完全茫然。古代大概有缇萦、朱勃、郭亮、寒朗、刘向这些人，能够凭借言辞替蒙受沉冤的人昭雪，直到义声震动千古。他们都是在父亲、老师或交游关系之间表达至情，感情深厚所以言辞恳切，关系亲近所以容易偏袒，尚且还有可以解释的地方。难道我和九思的关系也是这样吗？风、蝉、雨、蚯蚓，只是遇到自己的时令便鸣叫罢了，没有所要做的事，也没有所求取的东西。如今我谈论瞿九思，也没有所要做的事，没有所求取的东西。所以说，这是属于我的时令。过去舜做帝，禹做司空，皋陶做司法官，在那个时代审理天下案件，没有一个人称冤，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大概确实不存在这种事，并不是有了这种事而故意文饰。如果万物都沐浴在清明和煦的教化中，却有一个人独自抱着面向墙角的叹息，那么大圣大贤一定会过问。为什么呢？不愿因为一个人而损伤清明和煦的教化；一个人的事情极小，而损伤清明和煦的教化却极大。如今瞿九思不过是渺小的一个人罢了，自束发以来便以才名耿直明亮闻名于江汉之间，却一旦因官吏的议论被罢免孝廉，迁徙到塞外，而且并不是他的罪过，天下人便为他感到冤屈。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在舜、禹、皋陶的时代竟有这样一个人蒙受冤屈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才名和耿直明亮，天下都知道吗？我不敢泛泛陈说古今，只以楚国往事来说。当楚怀王时，君王听政不明，奸佞之臣争斗进谗，陷于覆盆黑暗之中的百姓或许不少。唯独屈原一人的事情不能昭雪，天下和后世便都感到冤屈。从前读到《回风》等作品，千秋之后再读，仍然凄切酸心，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正因为屈原的文辞华美、冠绝一代，被放逐在江潭之间，让他抱着愤懑之气，用雄健俊秀、深沉秀美、峭拔绝伦的语言吐露出来；他的门徒又有宋玉，为他附加宏大的声响，使作品在后来震动流传，所以他的冤屈最为显著。然而屈原之所以蒙受冤屈，是因为他处在楚怀王时代；如果生在舜、禹、皋陶的时代，就不会有这种冤屈。屈原生在楚王时代，就成为江潭中的囚徒；如果生在舜、禹、皋陶的时代，便会成为记载《尚书》、撰写典谟的史官。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位，大臣忠良，九州万物欣欣向荣，清明和煦的治理远远超过上古，却仍然有像九思这样怀才守洁、蒙受沉冤的人，这是圣明善政所隐而未察之处。

译九思的罪名，大概是被认定为煽动士民袭击县令、县长。因此被剥夺衣冠，长期流放塞下。袭击县令、县长，并不是一个人的手脚力量所能做到的。县令、县长替天子牧养百姓，把百姓看作子女；这样，百姓就应当把他看作慈爱的母亲。平时便拥戴，离去便眷恋，久别便思念，怎么会有袭击呢？即使一个人首先发难，百姓也会共同抵抗。祸难是从哪里兴起的？是县令没有才干，暴虐地对待百姓，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县城中群起而仇视他，难道能说只是一个人造成的吗？九思所涉及的案件，果真是出于一个人袭击县令，像古代朱亥在博浪沙刺杀一样吗？果真是一个人独自作恶吗？如果是一个人首先发难，那么九思的罪责，凭什么要以全县百姓作乱来定罪？那么这个县令或许正是全县百姓共同仇恨的人。全县百姓共同仇恨，却只让一个人独自承担罪责，可以吗？我一向听说九思以才名受到县令礼遇，平生本来完全没有互相结怨的伤害，怎么会到了如此相互仇恨的地步？即使只是酒席间失欢，并没有深仇，又怎么会立即鼓动一群不喜欢作乱的人，使一个人奋臂持棒，人数多得如云呢？九思所获罪，不也是才名反而成为祸害、容貌才华招致憎恨吗？这本来就是天下人共同感到冤屈、圣君贤相必定会察知的事。我和九思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当时在海上捕鱼垂钓，只听说浩荡的江汉之间有一位负有奇才的年轻人瞿九思，文章胜过中州，名声传于南国。不久又听说他受到牵连诬陷，被迁徙到塞下，只是百姓为他的冤屈感到悲伤罢了。后来我因公车之事，短暂游历长安，听说九思正在敲击登闻鼓，在圣天子丹陛之下上书自行申诉。他有个儿子叫子甲，年仅十三岁，博闻强记，下笔飞快，才华看起来胜过他的父亲，为父亲写了数千字的文章，逐一拜访公卿大臣，称说父亲的冤屈，希望继承缇萦救父的义举。朝廷听闻后赞赏他，来到旅舍相访，慰劳辛苦，亲切得如同平日欢聚。我见九思温和醇厚而谨慎，子甲头发刚刚遮住额头，穿着整洁的短衣，令人怜爱；让他试作文章，他倚着马便立即写成。文章明显具有先秦两汉的风格。我当时慷慨激动，流下数行眼泪，正想为他写一封书信，投给当世明公大人，把这件事彻底昭白，像弦上的箭一样已经蓄势待发。我这样做又有什么图谋、有什么要求呢？卑贱的臣民遭受霜害，平民女子因风而感动，一个普通男女的事情也足以关系到天道。皇皇上帝，本来不会因为事情微小而遗弃它。何况九思是大楚的美才，兼有洞庭、云梦的秀美，采撷蘼芜、兰芷的芬芳；向上可以进入石渠、东观，向下也不失为牧伯、庶司。如今陛下日夜思求贤哲，以兴起治理，有像九思这样的才士，正是朝廷急需的。如果把无罪之人枉加罪责，最终听从官吏的议论，却让有文采、有清誉的人贯木荷。远远投弃到穷困边疆去喂豺狼，在黄沙白骨之地悲吟，在酸风烈日之下徘徊，那么他孤愤所作的篇章将和龙堆、马邑一同不朽。又使十三岁的孩子牵着衣服睡在道路上，吐露他少年时代英俊的辞句，长声吟唱《孤儿吟》，使行路的人为之叹息悲伤，听见看见的人都扼腕。过早离开严父，他必定沦落草野之间，文采消磨而一事无成，这实在不是爱惜人才、培育国家根本的办法。我这一点愚见，大概是为了人才和国家根本，哪里只是为了怜惜一个人呢？古语说：‘相马会因为马瘦而看错，相士会因为人贫穷而看错。’司马子长被下蚕室时，也曾感叹家中没有财货、交游无人救助。至于大侠郭解一类人，甚至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这是世间常态，古今都一样。当九思以文学闻名，家中承继先人的旧业，足以备办稀粥之类的日常食物时，交游宾客动辄指着青松、白日发誓，握手称为知己。如今一旦无罪而被交付司法，声名受损，家业破败，父子污头垢面，穿着囚服仓皇向北逃走，穿着粗布短衣，满面泥沙；平生的亲友却甩手不顾。我私下对此感到痛心。伏想明公才华秀美冠绝河岳，德行与造化相等，神明般的智慧照见那蔽塞的陋室，阳春般的恩泽下及昆虫，境内百姓仰戴，华夏和夷狄都在歌颂您。如今九思父子所受的冤屈，岂只像一只昆虫那样微小；他们所含的冤屈，也不只局限于一间陋室。明公调和四海，使万物欣欣向荣、和气流畅，却仍然让一个人独自面向墙角，明公一定不会忍心。只是没有人替明公说出这件事罢了。我是海边一个普通百姓，是系着皮带的寒士，穿着草鞋登上朝廷，疏远愚昧而不太懂得忌讳，径直吐露胸臆，进言于您属下的执事。明公如果确实明白我没有别的企图，愿意俯听樵夫之言，洗雪诬枉，使九思父子的白骨重新起立、复获生机，那么天下怀才抱义之士如果不肝脑涂地而归向明公，就不是人了。只希望执事您加以谋划，我惶恐至极，甘受死罪。先夫子说：‘屠隆，字长卿，鄞县人，礼部郎中。赤水的文章，才情舒展收放，有时波澜浩渺，有一段很好的地方，只是没有经过剪裁罢了。他又追逐时尚，持论荒谬，幸而功夫还不深，尚未遮掩本来面目。’ 【私下记载：赤水是万历丁丑年的进士，因为放纵情欲、沉溺声色歌妓，被中官以白简弹劾而罢官。他给自己的作品作序，认为自己才思敏捷而意旨疏略。才思敏捷，所以作品多而应付有余；意旨疏略，所以少有精密坚实之处。他常常戏谑地命两人面对几案，分别抽取两个题目，各作百韵诗。片刻之间，两篇同时完成。即使再苦心构思，也不过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答复抚台庞惺庵的揭帖【支大纶】弹劾的檄文发下后，洪朝选的罪状条目不明白，命令我查究这件事。我向故老询问，向乡里百姓核实，完全没有根据，至于仇家的姓氏，也都属于乌有、子虚，更加没有足以凭据的地方。过分承受您的重任，我辗转思考，整日整夜，错误地认为这件事一定不能办理，也一定不能办成。请借用从前的筹策来谋划：那些献计的人大多说，分宜权贵至极，最后仍然因反坐获罪，直到死也没有后续说法，何况卿贰之职呢？大概分宜掌握国政、扰乱政事，中外都侧目而视，仆从御用之物很多，家产狼藉，所以只能默默死去而没有人再说话。如今洪家不过是中等人家，门前甚至可以张罗雀网；他本性不亲近声色，左右都是图书史籍，口中谈论性命，也是浊世中显得卓异而有声望的人。至于说他沉溺女色、依附盗贼收受贿赂，案牍文书却确实如此。于是他倚仗政府，结交台司，虚妄夸张、变换说辞，把炉火中锻炼的精金摧成劣铁，把黄金说成碎石，竟因反唇相讥而被指为大逆，以微笑被说成诽谤讥刺。人命极其重大，鬼神难以欺骗；明文法律和冥冥惩罚、善得福而恶得祸，如同火趋向干燥、水流向潮湿，气类相投，事理命数总会彼此遇合，只是善恶的程度有大小，所以祸福交集有迟有速。庸俗之士习惯于只看眼前而不追究始终，只看眉睫而不能参悟要领，就说一切茫然，妄图侥幸于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译我听说从前武安侯因为酒后过失杀了灌夫，言辞牵连魏其侯，不久武安侯因病呼喊，穿着丧服谢罪，死在车上。吕希时任宰相，诬陷他的主帅胡舜陟，不出几天，胡舜陟便在白昼拘捕吕希时并将其杀死。罗汝楫依附秦桧，诬陷武穆，不久罗汝楫突然死去，他的儿子罗愿又在岳飞祠被击杀。王士骊迎合蔡京，诬杀一个无辜妇人，王士骊暴死，而蔡京和蔡攸都伏法被诛。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中，读来令人凛然，怎么可以不戒惧呢？即使近来的路楷、赵文华阿附结党于分宜，以白莲教罪名杀沈炼，以失律罪名杀张经，以诽谤讥刺罪名杀李默，时移事变，他们后来都按杀人之法伏罪，而分宜也因谋反被诛，这些都是耳目亲见亲闻、记忆所及的事，难道还不足以相信吗？那些愚昧的人又妄说分宜的事情败露只是偶然，如今还将有无边的希望、不次的荣宠，何必喋喋不休地谈论旧事呢？王如和王敦之间有嫌隙，王敦想杀他却找不到名目，便暗中把意思授意给王棱；王棱立即在酒席间舞剑击杀王如，回去复命。王敦假装惊恐，说：‘王如是我的姻亲啊！’于是杀死王棱以向奸雄谢罪，这不过是欺骗人、当面背后一套而已。那两个怀有二心的人为奸雄竭尽死力，给他提供资助，结果只是自取祸患、败坏名声罢了，哪里还有什么荣华可希望呢？所以守持贞节、践履道义，志愿便能实现，生命也就有了意义。即使一时不顺，天日终将昭明。像前面那些人，当他们得志时，含藏污秽而以此取笑别人，苟且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等到论定罪祸、祸患丛集、百般丑事一齐暴露时，众人纷纷前来吊唁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面对笨拙的言辞；在僮仆面前也惭愧流汗。至于他们的子弟，面当权势的威风，极力为之煽动附和。大概他们心中不依附仁义，眼中不知道古今，只追逐金帛而神魂迷乱，只争夺朱紫服色而精神眩惑。像苍蝇追逐臭味，像蜣螂玩弄粪丸。终身昏昏然，只把声名利禄作为凭借，连祸福都不知道，更哪里谈得上名节义理呢？这正是宣尼所叹息的：鄙陋之人不可同他共事君主。浮云容易消散，白驹过隙般的岁月容易奔驰。穿着膏粱锦绣的人，最终也会成为蝼蚁的食物；肌骨毛爪，最终都归于粪土。唯有三寸长的简册，光明地留在人们耳目之间，千古不磨灭。为什么要污染它呢？又听说有关司因对洪朝选职守上的倔强感到愤怒，准备把案子移送外郡，以便结束这场狱讼，这又错了。祖宗设置推官，并不是像近来这样只随巡按承受委托罢了。考虑到百姓不能依法得到治理，所以设置法司来平定天下的刑罚，设置臬司来平定一省的刑罚，设置推官来平定一郡的刑罚。如今的推官，已经荒废了自己的职守。台司既然把推官看作供自己驱使的私人差役，让他们奔走办事，以满足一己的喜怒；推官也奔走应诺，把自己当作台司的私人，不敢稍有抵触。然而这并不是设置官职的本意。推官面对大廷，承受皇帝的命令，持平一郡刑狱，该判罪便判罪，该宽宥便宽宥，只以三尺法度作为准绳。即使君主有命令，按道义也应当以死相争，哪里是台司所能随意交给他人办理的？哪里是外郡所敢擅自执行的？天下还很广大，万世还很长远，天命和民间常理终究会显露，怎么能把天下人的耳目全都堵塞呢？此事关系纲纪，我不敢模棱两可、随声附和，以损伤高雅教化，只愿最终把它保全，不要使纷乱不断。答夏于中书【罗虞臣】有人来到，辱承远方来信，言辞情意殷勤，错误地蒙受您的赞许。我私下想，我奔走在下级官吏之间，终日没有一刻闲暇，不能从千里之外致意问候，惭愧得汗流至脚。只是我怀有咫尺之间的情义，竟被您过分称述。然而听说君子不要求别人报答，便停止施予；志士不夸耀才能，也不夸张德行。所以悲欢随着场合变化，是普通人的行为；救援危难、奔赴紧急，也是四海交游共同的道义。这有什么值得过分称道的呢？从前我在旴地时，正赶上您的奏议已经完成，审阅狱案的文书中有许多牵强罗织。可悲啊，冤屈啊，冤屈啊，我还未来得及推究案情便流下眼泪。君子在下流之地承担义务，贤士以不肖者为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如今世上诋毁、责难您的那些人，受您恩惠却倡言说您刻薄；嫉妒您的人指责您卖弄尊重；怨恨您的人斥责您奸邪；贪婪的人诬陷您贪图利益；论列您的文章便说您装饰虚名；推荐引进人才便说您植党结援；幽禁贬黜便说您排斥善类；乡里人不与您相亲便说您好异；进士外调任职便说您破坏选官的格局。凡是用来责备您的，也不过这些罢了。即使如此，您怎么能说自己没有过错呢？比如风的产生，是因为有孔穴；空气在豫末积聚，众人相信它会径直前行，却没有料到后果。怎么能说您没有过错呢？只是希望您才华豪放不羁、品行怀有孤高之志，不要只会顺从机巧来保全职位，不要降低议论去迎合世俗，以求使自身显贵荣耀，而应当独自捍卫当世的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每每看到古代的词人才士，总为他们动辄遭逢坎坷而悲伤，仰天落泪。何况如今亲眼见到这种遭遇，像东洲您这样的人呢？我一向喜欢读当世士大夫的文章，也由此了解到他们的为人：武功有康对山，北地有李崆峒，信阳有何大复。大江以西，则有您。然而武功、北地都因诬陷获罪而被废弃，信阳虽未被废黜，最终也早逝，名声和地位都很不显赫。唯独您竟身负不可测的罪名，长年手执兵器，远戍万里，在荒碛沙塞、萧瑟凉冷之地与异俗相处。古人所悲叹的，谚语说：“蛾眉容易招妒，美才反会招灾。”如今您莫非也类似这样吗？先不论北地，姑且评论武功。刘瑾专权时，他早晨还在张罗防务，晚上便登上要职。武功凭十年修撰资历，却不能得到一次调任，真可说是持正的君子了。他只是徒然背负高名、留下污迹；同乡之人虽有非议，他终究没有违背大雅保身的道义。孔子居住在卫国时见南子，居住在鲁国时见阳货，又接受佛肸的召请，这究竟是为什么？其中的道理，不是拘泥的儒生和浅陋之士所能谈论的。所以扬子云留在王莽之朝，箕子侍奉周朝，明夷卦在不同世道中都有相应之义。怎能磨而不磷，怎能染而不黑？后来诋毁扬子云的人，言辞越发深重而荒谬。每当为这些冤屈申诉，我心中便灼热难忍。唉，唉！这件事本来就不容易对俗人说。前些日子我在渭厓那里问起您，渭厓说：“这件事在我，在我，难道我还会有所等待吗？”姑且慢慢来吧，我又为此欣喜，又为此感到困难。我说：“如今那些逢迎的、嫉妒的、怨恨的、贪婪的人，各自推行他们的说法，是非颠倒，公道不明了。”先生说：“慢慢来。”其他宰执也说：“慢慢来。”如今的宰执中，像先生这样不迎合时俗体例的人还有谁呢？即使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也只会说“慢慢来”罢了。百姓蒙受冤屈，便为他们伸张正义，只怕不能及时；至于士大夫的冤屈，却只是回头说“慢慢来”。如此一来，那些逢迎、嫉妒、贪婪、怨恨之人的说法，最终还有谁能使他们有所忌惮吗？后来我又退下来对人说：“东洲真冤啊！如果最终有人能够为他昭雪，那也是命运。”通达之人不因平险而改变操守，也不因毁誉不同而改变志向。您不妨看看“义命”的道理，真是精妙！我冒昧附带说给您听，也是希望您顺其自然，和和气气地若无其事，安心等待；这样一来，命运就在自己手中了。想到这些话，心中实在有许多感怀，只是没有机会侍坐相谈。向北遥望塞外尘沙，怎能不慷慨激愤。寄给赵大洲阁老【薛应旂】

译我自从退休以来，闭门居于山野，不再过问一件人间事务。如今将近七十一岁，死后埋骨九原，想来也就在早晚之间了。只是因为我公身居上位，才敢进一言，希望谋求江南百姓安居的办法。我私下认为，江南各郡是财赋出产之地，是我国的根本所在。近年来民力已经枯竭，田舍荒废、百姓流亡，而风俗日益浅薄败坏，更有许多难以言说之处。有人说，自从倭夷入侵防区以来，各地战事兴起，又增加徭役、加重赋税，所以到了这种地步。然而我辈官员放纵无忌，一天比一天严重，只是上下互相蒙蔽，因循迁就；他们所打击惩办的，不过是借口出卖蔬菜的佣工来塞责罢了。百姓生活的疾苦、士风的污下，又有谁来体恤呢？凡是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瞻前顾后的念头太重、患得患失的心思太强。时局一天坏似一天，将来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去年海中丞巡抚此地，看到眼前情形，触动激愤，直前而行，凡是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有智巧的官员深深躲避而不肯做的。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只是因为他在一两件事上矫枉过正，于是群议喧哗，最终不能把事情做完便被调离。这本来就是世道升降的关键，掌握国家权柄的人恐怕也不能不对此加以思考。请允许我就其中一两件事替公众说一说：比如贪污官吏，财物装满囊袋，却仍无休止地搜刮；尊贵公卿，田地连绵千里，却没有明确查核其交易；游荡花棍之徒，白白役使府县、从百姓身上渔利，一个官府动辄涉及百人；无赖奸猾之徒，营造充作孤老，以冒领官粮，每县几乎达到千人之数；士风败坏，民俗奢靡，托人请托动辄花费千金，宴会必定备办百味。诸如此类，都是他想要彻底追究、严厉惩治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施行，端倪已经显露，那些感到不便的人无不惴惴不安，既疑惧又害怕。只是驿传差役凡是涉及权势显要官员的，必定革除，于是使船只难以通行；告发揭露的文书，凡是牵涉乡官名声的，必定准许，于是刁钻告讦的风气竞相兴起。最后竟因此把他调任，使他的措施不能完成。这正是所谓因为一寸朽木而抛弃合抱大材。高明的木匠恐怕不会这样做；而那些负有以人事奉君主之责、替百姓选择官员之任的人，难道能不深思吗？我因此不顾身份越分，冒昧替公众提及此事。您如果稍加留意，使后来继任的人能够取其长处、减损其偏失，那么江南百姓或许有重新获得生机的希望，而替世道忧虑的人，也就不能说这是微小的事情了。我这个将尽的老人，越分冒昧写信，也只是依仗您的高尚情谊，并且一向想替天下百姓建立安身立命之道。替李见罗给当涂诸位老先生的信【许孚远】应天府府丞许孚远谨按：如今奉诏逮捕审问原任金腾兵备按察使李材，他被巡按御史苏鄼弹劾欺罔罪状。事情的虚实远在万里之外，以我职分卑微、见识昏昧，哪里敢轻易插嘴其中？只是李材的为人，是我一向了解的；他的存心和操行，并非习于虚伪邪曲，任官行政也早有声望。我曾与他同时在岭海担任备兵，见他对于军旅事务似乎有专长。适逢地方盗贼充斥，他指挥将吏防御截杀，很合乎军事机宜，有时甚至亲自进入战阵之间。比如监督总兵张元勋在雷州三次战斗中追剿倭奴，斩首、献俘很多，都是李材调度所致，这是我亲眼所见。因此当时一方都倚重他，朝廷舆论也推许他有才能。然而他气概昂藏，行事却迂阔，不能为上级所容，便勇于退隐、投闲置散，困居十年；后来台省官员交相推荐，又蒙圣明召用，因此才有金腾之任。但人还是那个人，官还是那个官；况且若说他狼狈失守，竟敢像御史所说的那样欺罔，这是什么道理？边塞之臣掩盖罪行、冒领功劳的事，往往都有，但不应出自忠信之士。至于杀戮平民，诈称俘虏，剖割死尸来充作斩获首级，这是忍心害理到了极点，是豺狼所为。李材平生为人，似乎不应狂悖到这种地步。即使确有此事，也一定是将领巧加粉饰来欺骗李材，李材误信后报告给巡抚大臣，巡抚大臣又据此上奏朝廷。按照《春秋》的原则，对贤者责备周全，那么李材的罪责确实不能推辞。然而法律区分知情与不知情，像这样欺罔的极端罪行，李材绝无知情的道理。我又听说滇南一两位荐绅公论说，蛮莫以西两个酋长攻打缅夷，调度防守实际上出自李材，以夷攻夷，颇为得胜。如今御史因为他掠取、冒领首功，便把这些功劳一概削去不予记录。假如有这样的臣子，能够宣扬圣德、制御远方夷族，即使功劳没有完全核实，也可以保留下来以示激励，并非不可。如今却过分拘泥文法，蒙蔽边臣的罪责，而且把功劳归给夷族一方，这对于国家大体来说又算什么呢？我看御史弹劾奏章中的措辞，尤其多有轻重失当：对游击刘天俸，因为认为他是武官，便稍加宽宥；对同知宋儒等，因为认为他们是属官，又加以宽免；对抚臣刘世曾，因为认为事情出于意料之外，便特别原谅；唯独弹劾李材欺罔，不遗余力，这也太过分了。御史素来没有听说与李材有私怨，大概是李材凭虚名招致时俗嫉忌，又疏于世故，常常不受同僚和属吏满意，所以有人借此散播谣言。难道御史因此就特别憎恨他吗？还是另有说法呢？如今皇上根据御史的意见，想要核实诸臣功罪的实际情况，逮捕他们依法审讯，这是完全应当的。我也听说，罪行有疑问时只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则从重确认，这是盛世的做法。像李材的罪与功，似乎都有值得怀疑之处。如今正值熙朝隆盛，不让于唐尧虞舜，圣明的度量宽宏，与尧舜相同。我本来知道赏罚轻重自有权衡，所以处置李材及其他诸臣，一定不会失去正道。只是李材本来体质羸弱，又正值衰老之年，千里拘囚，在法庭上受拷问，倘若长期关押在牢狱之中，拖延岁月，最终因而死亡，实在令人怜悯。即使李材一人并不值得过分惋惜，但如果使边臣离心、志士悲伤，恐怕不是朝廷用来鼓舞人才、托付边疆重任的本意。如今恭逢大贤在位，以正道事奉君主，对官员的进退、任用和罢黜，参考谋略、斟酌安排，无不恰当；此事关系重大，也许并非小事。伏愿御史体察此意，以执法为能，即使严格求全也不要流于刻薄；宰辅以调和辅佐为职，即使曲意保全也不要变成徇私。挽回天意的力量，实在仰赖您的慈仁，请用它防止孤危，以保存国家体统。这固然是我作为李材平生知己而为之哀鸣的私情，也是在远近士大夫中共同存在的议论。我面对这封信，实在不胜冒昧恳切之至。给宗伯的信【金继辉】

译朝鲜国派来的陪臣刑曹判书金继辉等沐浴斋戒，拜了两拜，谨向大宗伯相公阁下上书。此次我国君主派遣我们前来，并不是为了办理通常的事务，而是因为这件事本有不得不办与可以不办的疑问，所以曾同国人商议。那些小人说：“我国始祖被诬指为杀害四位君主，历代累世都在申诉昭雪，承蒙列圣长久垂顾，申诉一次两次已经足够。”唯一有所等待的，只是新的会典即将编纂完成并颁行，时间已经确定。届时往来使者接连不断，不必专门派遣使者；即使专使到了而会典尚未完成，也只能推迟若干年月，我们又不能留下来等待。这样看来，此事似乎可以不办。那些君子却说：“冒着被他人牵连的诬辱，怎么办？被诬指犯有弑杀四位君主的恶名，怎么办？这些诬辱集中于一身，典籍训诫都记载着，并且流传到天下人的耳目之中，形成冤屈，怎么办？只是冤屈屡次呼号，已有所减轻；如今考察到今日，已经没有一点未尽之情了。”然而会典没有更新，已经积累二百年而有所等待；会典恰好更新，却又仿佛早晚都等不及。我们又已经私下听说它将要编完，若不赶紧专门派使者来请求明确答复，却推托说“往来使者相接”，难道还能忍受吗？况且此事关系到父子、君臣的大义，在中国既然属于礼制政教不能不涉及的范围，听到以后就不能漠然置之，为之辨明也不能只做到一半。所以天朝长久以来已经多次想到我们；即使专使是为了等待会典完成而来，果真需要停留数年，也一定不会拘泥旧例而不予允许。事情岂止是不得不办而已？寡君于是拒绝听从小人的意见，采纳君子的主张，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愿。”于是缺少使者，便命令我们前来；设宴赏赐特别丰厚，甚至解衣推食相待。送行那天又亲自执爵为我们斟酒，面向西方拜奏后把酒授给我们，并且一边哭泣一边说：“我的祖先和父亲都确实奉有先朝的恩诏，只希望迅速看到新的会典，没有遗憾地死于九泉，死后眼睛也可以闭上。”寡君得到圣旨又这样丁宁嘱托，难道可以保证事情最终完成吗？他又说：“你们一定要等事情办完才回来。”我们哭着辞别说：“事情没有办完，我们就不回来。”我国虽然十分微小，但君主用礼对待臣下，臣下以义事奉君主，只是不欺骗辜负彼此，作为永恒的准则。如今寡君既然把事情办完的使命交给我们，我们也已经答应了寡君，哪里容许有二心呢？只是以新的会典完成作为我国使命完成之日，我们所担心的，是完成日期比最初听到的时间晚；也不敢因为私情迫切而要求此事过快，只害怕不能留下等待罢了。寡君身上的衣服，丝缕之命足以与它同存亡；寡君所给的食物还在腹中，即使过十个寒暑也足以充饥，留在这里并不困难。难以留下的，是天朝接待远方来人的惯例不能放宽。即使我们只有一死罢了，想不死，又怎能不回来呢？我们既然已经把寡君的文书送到执事那里，并上奏下达，也已经送到礼部。伏惟阁下高明仁恕，应当没有不能详察的地方。我们哪里敢再多说，只是担心执事在答复时，对我们不得不专程前来、不得不留下等待的原因，或许泛泛而过、轻率处理，以至于万分之一发生缺漏错误。因此不免披陈申诉，只是专心一意地说这些本无须多言、却涉及琐屑而不能自已的话。伏望阁下宽容并曲意成全，不要使我国小人所说的话得以实现、君子所说的话反而不能实现，也不要使我们无法回去向寡君复命；那将是千万分的幸运。《明文海》卷二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