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七十四余姚黄宗羲编议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七十四，余姚黄宗羲编，《议》第一 孔子庙堂议【宋濂】世上谈论礼的人，都以孔子为取法对象。既然如此，建造庙宇来祭祀孔子，难道可以不考察古代的礼制吗？不用古礼来祭祀孔子，就是妄行祭祀；妄行祭祀便不恭敬，不恭敬便得不到福祐。可是为什么今天的人和古人不同呢？古人将要举行祭祀时，主人穿朝服，在东阶上就位，面向西；祝告祭礼完成。主人站在东阶，面向西；尸出入时，主人下阶，站在东阶东面。这些都是主人的正位。祭祀完毕，祝在洗处盥洗，从西阶上去；主人在东阶盥洗后登阶。祝先进入，面向南；主人从门内进入，面向西。祝斟酒奠献，主人面向西再拜稽首；这些都是因为几筵设置在西边。尸登上筵席，主人面向西站在门内，拜请尸安坐。尸酢祭主人，主人面向西放下酒爵而拜；这些都是因为尸位在西边。《汉晋春秋》记载，章帝元和二年，皇帝到鲁地祭祀孔子，皇帝登庙面向西再拜。《开元礼》也说，先圣面向东，先师面向南，三献官都面向西，这还没有失去古礼的本意。如今沿用《开元二十七年》的制度，把神位迁到面向南，而行礼的人面向北，这便不合神道崇尚右方的意义。古人制作木主来安顿神灵，天子、诸侯的宗庙都有神主；卿大夫、士虽然没有神主，大夫用束帛依附神灵，士人结茅为菆，也没有设置塑像的事情。《开元礼》也说，在堂上西边两根楹柱之间设置先圣神座，在先圣神座东北设置先师神座，席子都用莞草编成；这仍然是重视扫地设祭的古礼。如今依照《开元八年》的制度，捏土塑造肖像，便失去了使神灵明示的意义。古人灌祭用鬯酒的香气，郁金与鬯酒合在一起，阴气能够通达深泉；灌祭之后，才迎接牲畜，以招致阴气。萧草与黍稷合烧，阳气能够通达墙屋；所以奠献之后，才焚烧萧草，使它与牲畜的膻香相合，大概是要在阴阳之间求取神灵。如今用焚香代替这些，难道不算简略吗？古代朝觐、会同以及各种郊庙祭祀，都设置庭燎，由司烜供给，火师监督；数量上，天子百炬，诸侯五十余炬，大夫三十炬，认为不这样就不庄严、不恭敬。如今用手持火炬代替，难道不算亵渎吗？古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让他们主持教化；死后以他们为乐祖，在瞽宗祭祀，这就是所谓先师。例如汉代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诗学有毛公，书学有伏生之类。又凡是刚开始建立学校，必须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释奠必须有合祭，但有国家制度时则不必合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先圣、先师，那么举行释奠时就应当同邻国合祭。唐虞时代有皋陶、伯夷，周代有周公，鲁国有孔子，所以可以自行祭奠。”}], 合乎礼制的情况应当是：在这个时候，学者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师，不是自己的老师就不学习他的学说，不是自己所学的老师就不祭祀。学校废弃以后，天下人都不知道应当以谁为师。孔子汇集群圣的成就，颜回、曾参、孔伋、孟轲确实传承了孔子的道统，尊奉他们为先圣、先师，在天下普遍祭祀，本来是合宜的。其余人物，应当各自祭祀本国的先贤；即使是七十二弟子的祭祀，也应当停止，改在国学中设置，或许才不违背礼意。《开元礼》规定，国学祭祀先圣孔子，以颜子等七十二位贤人配享；各州只以颜子作为配享的先师。如今却把各种人物杂乱安置、妄加排列，甚至把荀况主张人性本恶、扬雄侍奉王莽、王弼尊崇庄子和老子、贾逵忽视细小操行、杜预修筑短墙防御、马融结党依附权势人家等人，也夹杂在其中。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古人设立学校，专门用来彰明人伦；即使儿子同样圣明，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享用祭祀，已经很久如此了。所以禹不排在鲧之前，汤不排在契之前，文王、武王不排在不窋之前；宋朝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仍然是尊奉远祖。如今却把这一切全都搁置，不加讲论。颜回、曾参、孔伋是儿子，配享在堂上；颜路、曾皙、孔鲤是父亲，却排列在廊庑之间受祭。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却反而坐在他们下面。淳祐初年，张载的位次在程颢、程颐之上；后来因国子监会集讲学，重新定次，张载便居于二程之下，颠倒人伦次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又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古代士人拜见老师，用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初次入学的人，必定行释菜礼来礼敬先师。学校官员四季祭祀先师，都举行释奠礼；如今却只在春秋两季举行，而且也不是完整的释奠礼。有学校却没有老师，举行释菜礼又没有音乐；这两件事的轻重，竟然取决于有没有音乐。如今却沿袭魏汉津所制定的大晟乐，那正是先儒所说的乱世之音，怎么可以呢？古代释奠、释菜，名称和意义虽然还保存着，但具体仪式已经无法知道了。《唐开元礼》大概仿照《仪礼·馈食篇》的条文，仪节记载得较为详细；所谓三次献酒后各自饮福，就是尸、阼主人、主妇以及宾客的意义。如今害怕烦琐，只有初献者实行饮福，这怎么可以呢？唉！学校是礼义的发源处，就像河流支派的源头归于大海，也像山岳的祖脉出自昆仑。如今学校的礼制竟然错乱到这种地步，那么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礼制本来不是士人和平民百姓敢于议论的，但凡还有人心，谁能默默无言地安然自处呢？不过，这里姑且只说其中的大略罢了。至于庙宇制度不合宜，冕服没有章法，器物使用混杂雅俗，登降行礼又分不清左右，这一类问题很多，即使轮流更换仆役来记录，也说不完。有人说：您的话确实很有条理。建安熊氏想把伏羲作为道统的始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依次排列；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以及稷、契、夷、傅说、箕子，都可以配享先王。这些人都是天子、公卿应当师法的对象，应当按照这样的次序在天子的学校中祭祀。如果孔子确实兼负开创传统、继承先圣以及制定法度的职责，那么对他普遍祭祀，就应当从天子以下一直施行。假如依照这个说法，道统就更加尊崇，三皇不会混同于医师，太公望也不会辱没于武夫之列。不知道这样可行吗？从前周朝拥有天下时，设立了四代的学校。所谓先圣，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学以禹为先圣，殷学以汤为先圣，东胶以文王为先圣；又各自选取当时辅佐这四位圣人、成就其德业的四位圣人作为先师，配享于旁。这本来就是天子设立学校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孔子庙庭从祀议》【王祎】

译孔子庙庭中配享的共有一百零五人。从澹台灭明到孔鲤的七十二人，都是在圣人门下受业、承受圣人教诲的人；从左丘明到许衡的三十四人，都是传注圣人经典、尊崇圣学，并且对圣人之道有功的人。唐贞观二十一年，才开始把左丘明至范宁等二十一人列入孔庙配享；到了宋元丰七年，又增加荀况、扬雄、韩愈，按照世代先后列入配享。在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之间，淳祐元年又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列入配享；景定二年又增加张栻、吕祖谦；咸淳三年又增加邵雍、司马光；到元皇庆二年，才让许衡接续宋代九儒列入配享行列，这就是所谓三十四人。按今天的看法，汉代儒者中列入配享的有十四人，但还缺一人，就是董仲舒；唐代列入配享的有一人，但还缺一人，就是孔颖达；宋代列入配享的有九人，但还缺四人，就是范仲淹、欧阳修、真德秀、魏了翁；元代列入配享的有一人，但还缺一人，就是吴澄。自从孟轲去世以后，圣人的学说不再彰明，邪说盛行，异端纷纷兴起。经历秦代直到汉代，许多儒者相继出现，然而他们整理残缺的经典、解释传文，都局限在专门之学中，对于圣人之道却没有人真正有所领会。只有董仲舒在其中号称醇正的儒者，他博通诸经，尤其精通《春秋》的义理。他用来告诫君主的天人性命、仁义礼乐，以及勉力实行、端正义理、彰明大道等论说，都是其他儒者不能说出的。至于他劝告当时的君主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此尊崇孔子的教化，使道术有统一的纲纪、异端消止灭绝，百姓直到今天还依赖这些成就；因此说到尊崇圣学，他的功劳大概不在孟子之下。荀况主张人性本恶，扬雄侍奉新莽，尚且能够配享孔庙，为什么反而唯独不取董仲舒呢？秦代焚书之后，圣人经典残缺散失，汉代儒者收集整理散亡的经籍，各自撰写笺注和传解，偏门学说、异端见解也各自以一家之学自立。晋、宋以来，各种说法越来越繁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没有什么可以考证，学者茫然昏昧，不知道归依何处。唐初孔颖达奉诏撰定各经的疏解，称为《正义》。从那以后，它被定为标准论断，凡是不以《正义》为依据的都称为异端；孔颖达确实是学者的宗师，是百代以后足以取信的人。孔颖达传注圣人经典的功劳，与马融、郑康成等人相比，没有什么逊色；何休注《公羊传》却贬低周王而尊崇鲁国，王弼注《易》专门推尚清静虚无，这些对圣道的危害已经很大。然而在配享的行列中，为什么偏偏到了孔颖达这里却遗漏了他呢？圣人之道，有的通过功业显现，有的载于文章；作用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三代以后，人才没有比宋代更盛的。宋代都城中，慨然把圣人之道当作自己的责任并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的，只有范仲淹。他认为士人应当先为天下人的忧患而忧，后于天下人的快乐而快乐，即使伊尹承担的责任也无法超过这种境界。况且当时天下学术还不知道应当尊崇什么，范仲淹首先把《中庸》传授给张载，成为道学的倡导者。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所发表的议论无不以仁义为主。虽然他的功业成就还没有完全符合他的志向，但他的事功所及，光明正大，确实可以和司马光相提并论。自从圣人之道不能实行以来，世俗儒者只知道把章句训诂当作事业，哪里知道圣人治理天下的志向本来并不只在这些方面呢？欧阳修与范仲淹同时代，实际上倡导并阐明圣贤之学，又把它写入文章。他关于《易》《春秋》的各种论说，以及《诗本义》等著作，对经学的阐发精深透彻。他主张删去各经《正义》中关于谶纬的说法，使一切归于正道，对圣人之道尤其有功。他的言论根植于仁义，并将仁义贯彻到政治道理中，因此能够辅翼六经，把圣道载入万世。至于《本论》等篇，拿来与韩愈的《原道》相比，又有什么惭愧的呢？可是世上浅薄的人往往只把他看作文人。文章用来承载道，道也因为文章而得以彰显；即使能经天纬地的事业也称为文章，怎么可以轻视文章呢？这样看来，范仲淹建立功业、欧阳修建立声名，都可以说是对圣人之道有功的人。韩愈、司马光既然已经列入配享，那么这两人当然也确实应当选入。周敦颐接续了圣贤千年以来失传的传统，程颢、程颐兄弟承继了他的道统，于是圣贤之学有了传承。到了朱熹著述，他为《五经》《四书》都有传注，论定经学统绪，探究本源，汇集圣贤学说的最大成就，继承程氏的传授。后来遭遇学禁，道学不能实行；于是分别有真德秀、魏了翁兴起，他们竭力把尊崇朱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圣贤之学才重新明白起来。真德秀著有《大学衍义》《读书记》，魏了翁著有《九经要义》，大体上都排斥异端、尊崇正理，拿来与圣人的教诲相验证而没有错误。他们对于圣人之道，可以说是有功的，也足以接续朱氏所传的传统。因此，这两人当然又应当继朱氏之后列入配享。元朝兴起后，许衡从北方兴起，尊崇并采用朱氏之学来教化人，既足以承担圣道的重任；当时吴澄也在南方兴起，能够见到前代儒者尚未达到的地方。《孝经》《大学》《中庸》《易》《诗》《书》《春秋》《礼》都有他的传注，他综合古今诸儒的学说而加以折中评定。他对于《礼经》尤其多有删改订正，都是为了补足朱氏尚未完备之处。他真正的修养和实践，大体无非是圣贤正大之学。因此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对圣人之道有功，确实应当与许衡一同列入配享，不可以有所遗漏。按照祭祀的法则，对圣道有功的人就应当祭祀。这七个人对圣人之道有这样的功劳，却没有列入配享，这是非常不可以的。搜集历代长期废弃的典礼，昭示万世共同的公论，把他们列入配享，正应当在今天明确实行。又考察祭祀制度，圣孙孔伋过去排列在孔鲤之下，曾参也在曾皙之后。咸淳三年，才开始把他们提升到颜回、孟轲的位置配享，作为四位配享者，坐在东面而面向西方。

译父亲因为列入配享而站在廊庑之下，儿子却因为配享而坐在正堂之上，尊卑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圣人之道在于彰明人伦，却先在祭祀中废乱人伦，拿什么来告诫后世呢？即使说曾子、子思以传道为重，但儿子也必定应当对父亲有所屈让。从前鲁国祭祀僖公，把他提升到闵公之上，传述者说：儿子即使同样圣明，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享用祭祀；这叫作逆祀。如今孔氏、曾氏父子之间的次序失当，难道不是逆祀吗？所以现在应当把曾参、孔伋降到曾皙、孔鲤之下。又，司马光对于程颢、程颐是前辈，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们的位次都在二程之下；其先后次序也不可不明确。咸淳年间确定配享次序，只是依照朱子《六赞》，把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排列为次序，却不知道朱子的赞文只是用来形容六位君子道德的盛大，起初并没有确定他们先后的位次，怎么可以就据此作为准则呢？所以现在应当把司马光、张载提升到程颢、程颐之上。至于荀况、扬雄、何休、王弼这一类人，有些不应当列入配享，本文还不敢贸然一一列举。唉！天下的礼，有些事情看似缓慢，实际紧迫；看似轻微，实际重大，因为它关系到名教。公正的议论所在，谁能废弃它呢？何况礼仪文制方面的事情，既然出自儒者，那么对于那些对圣道有功的人，按照礼制本来就应当让他们配享；对于不合礼制的人，也确实不能搁置不议。因此我把那些关系到名教、而公论不能废弃的事项列在上面，希望议论礼制的君子有所采择。《孔子庙堂续议》【祝允明】历代孔子庙堂的礼仪制度大体相差不远，到了本朝，对孔子的尊崇尤其隆盛，其中有些地方应当斟酌调整，使它趋于最恰当的中正。宋学士濂、王忠文公祎都曾有论说。如今的仪制与宋代王祎所议不同之处，间或有些细微而不够质朴的地方，我私下也感到疑惑，于是冒昧逐条写下如下意见：从前宪宗皇帝出于推重圣道之心，把祭祀享礼和音乐都加到与天子相同的规格，这远远超过古代贤哲君王的制度。我私下认为，凡是祭祀享礼，都是为了报答功德；功德有高低，而受祭者本身的品级不可改变。报答达到其本人身份所能达到的最高尊荣，也就足够了。孔子的功德可以与天地相配，但他的身份毕竟只是臣子。臣子的功德即使与天地并列，也没有听说君主会用祭祀天地的礼仪来奉祀臣子。给孔子的报答达到臣道所能达到的极致就可以了，并不是要贬低他，而是因为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身份。况且孔子的功德正在于端正人伦；如果君臣的名分可以改变，人伦就不能端正，孔子又有什么功劳呢？如今如果让孔子安然接受天子的礼乐，孔子会心安吗？我私下担心他不会心安。假如他能够心安，那么他就一定不会感叹季孙氏僭用八佾，也不会讥刺三家大夫演奏《雍》乐。先朝对他的褒奖赠封已经达到王爵，但王本来不是臣子的爵位，后世把王列在五等爵位之首，王也就确实是臣子中不能再高的爵位了。孔子虽然圣明，接受臣子的爵位尚且可以；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人类所敢听闻的了。过去儒臣多次请求增加孔子的帝号，天子圣明，最终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正是天地间最公正的做法。如今只降低他的爵位，却仍然使用天子的礼乐，等于是让孔子明明以臣子的身份冒行君上的事情。百官的居处、服饰等等级稍有僭越，尚且逃不过国家的法令，何况孔子难道还不如今天的百官懂得礼制吗？所以我认为，近三年来祭祀孔子时，按理应当穿朝服站在旁边，没有人敢承当天子礼乐才是。父子是人伦的根本，如今颜子、曾子、子思并坐在堂上，没有办法调和，伯鱼却全都排列在廊庑之下，这不几乎是颠倒次序吗？过去有人议论说，孔庙的祭祀出自朝廷，是君王的事情；礼制因道统而兴起，是为天下后世施行报答，不必顾及私人的父子伦理。纠正这种做法的人说，道统不过是为了彰明人伦，君王之事不能偏废，因此又有另设祠室祭祀叔梁纥，并以颜、曾、子思三位父亲配享的做法。这个说法虽然很好，但仔细推究仍然没有完全理顺。我私下认为，直接把三位配享者引回到各自父亲之下，有什么不可以呢？又，孟子传承孔子之学，确实得到了其中真正的要旨；至于私淑他的弟子，为什么不权衡实际情况，把他们列在冉耕、闵损等几位弟子之间呢？礼和乐的作用也不可偏废。如今礼的仪节文饰已经很精密，乐的声调仪容恐怕还没有达到恰当的程度。我私下认为，应当特别命令学生专门刻苦学习音乐，闲暇时不得缺少考察校习的时间；同时实行登降等礼仪事务，使礼制完备、音乐和谐，无可挑剔。如果担心一时找不到师承，难以突然兴办，也可以让诸生寄居太常，学习音乐的声调和仪容，一定要达到合乎古雅、熟练通晓的程度，再回去传授给同伴；其中首先通晓的人可以由科目录取，这样也不必担心他们不能精通。近来郡县有时援引朝廷祭祀典礼，使用戴黄冠的人充当乐舞生，这也是不对的。学校里的学生本来就是学习礼乐的，平日诵读孔子的文章，为什么不学习文章所载的道？为什么不学习道？偏偏在祭祀报答的时候，却把这件事交给别人吗？即使说礼乐不容易学习，那为什么不学习呢？难道竟忍心面向北方站立，观看异类之人的举止吗？戴黄冠的人，就是今天所说的异端；虽然不知道孔子看他们会怎样，但总归是那些公开宣扬排斥他们的人。难道平时有空就竭力排斥，真正有用时却暂且借用而不驱逐吗？如今让孔子因为彰明正道、排斥邪说而接受报答，却反过来让宣扬邪道的人充当报答圣人的器具吗？这又是末节中更加说不通的地方。唉！圣人之道不过是中正之道而已，凡是受到教化恩泽的人，谁不应该报答其深厚恩德？如果反而因此造成弊病，岂不是免不了还要增加罪过吗？所以我担心日久以后有人提出建议，便赶紧把这些浅陋的言辞陈述出来，希望能够得到荐绅先生们的教诲。《毁文庙塑像议》【马一龙】文庙设置塑像，从汉代以后就有了；塑像穿着衮冕、手持圭玉，仿照王者的形制，但相貌却不像孔子。天子以老师的礼节侍奉孔子，追溯千年以来的志意，议定废除先朝对孔子的僭越封号，改用先师之礼来祭祀他。祭祀使用六羽，笾、豆各十，遵守祖制，不敢逾越，也不敢压低规格。于是下诏国都以及天下郡县，全部毁掉塑像，改制木主。孔子的门徒认为国家遗弃圣人、使圣道隐晦，却没有人削除这些塑像。人们对此感到不平，纷纷喧闹。有司奉诏召集众位贤者询问，有人说：先师的塑像，不可以毁掉。于是经过各室，把它遮蔽起来。有的说：这是神灵所凭依的形体，已经很久了，不忍心毁掉。于是把它埋葬在寝殿阴处，认为这样合乎礼法。有的说：礼乐出自天子，违背礼制就是不敬，怠慢诏命就是失职，还会招来责罚，应当赶快毁掉它。马一龙听说后，对此很不以为然，说：按照礼制，迁祧的神主没有寝宫和墓地，就把它埋葬在道路之间；这是神主，不是塑像。难道把它当成真正的孔子吗？把塑像遮藏在墙壁和角落之中，就是把它囚禁起来。因此，如果囚禁它就毁掉它，那么圣人毁掉圣人，就会没有老师；而且神灵不可亵渎，谋划也不能这样实行。亵渎它，神灵就不享用祭祀；这样实行，礼制就不能周全。催促毁掉塑像的人，是抛弃圣人而只顾忧虑的人。抛弃圣人、无视礼制的这三种做法，难道是朝廷尊崇祭祀先师的本意吗？

译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人物。他的德行与天地相等，道理高出古今；删定、撰述六经，为万世留下法则，增加尊崇也不能再高，怎么还可以削减呢？天子聪明圣德，认为楚子僭越称王，《春秋》便削夺其王号；季孙氏使用八佾，《论语》加以讥刺。孔子自己没有王位，却接受王者规格的祭享，这不是圣人的志意。因此去掉王号，减少礼器，降低礼乐规格，以成全孔子的志意，并以师事孔子的礼节尊崇他，这已经比过去更加隆盛了。之所以毁掉塑像，是因为塑像不像孔子；既然不像，为什么还要保留塑像？所以应当毁掉。毁掉塑像时，必须先制作木主，卜问并刻立它，然后行释菜礼，以求神灵凭依其上。若不先立木主来举行释菜礼，就仓促毁掉塑像，那么神灵没有凭依之处，事情也没有安顿之理，所以说这是抛弃圣人而且没有礼制。不过，塑像毁掉了，王号去掉了，礼乐规格降低了；如果天子不亲自到太学祭祀，孔子子孙的俸禄不增加，孔子的话不显扬，道不实行，学不讲习，那么怎么能说没有削减呢？所以在太学中，应当把孔子看作天子；在郡国州县以及曲阜，则应当把他看作列爵之人，礼制也应据此分别等差。孔子就像太极，随着万物而成为各物之理；所赋予万物的大小、丰俭、厚薄虽各不相同，但完整的本体都具备于各物之中。仁者从中看见仁，智者从中看见智，没有一物不是如此，所在之处都各自足备。否则一概以六羽、十豆十笾为崇尚，把孔子提升到公侯的爵位而让他死后享用这种祭祀；孔子若不合义，僭越王位的人却可以接受，难道这是虚假的公正吗？如果说孔子是王的后裔，所以可以用公爵礼祭祀，那么这种祭祀只应在曲阜举行。太学中有天子，郡国州县中有列位大夫。尊者不可以降低，卑者不可以抬高；否则就是扰乱礼制。《启圣祠先后祭议》【马一龙】礼制根据义理建立，事情根据道理确定。如今有关官署在岁时祭祀大成文宣王，朝廷推求圣人的心意，举行古代从未有过的典礼；又在文庙另立启圣祠，祭祀启圣公以及先贤、先儒，后来位次在其子之后的人作为本祠配享者，一同配祀王庙。制度出自皇帝裁定，但进献祭品时没有区分先后，祭祀必定在同一天举行，主祭也必定由同一官员担任。如果说文宣王的德行与天地相等，道贯通古今，是帝王的老师、后学的宗师，那么应当在致斋肃戒之后先举行灌礼；礼毕，再推重他所尊奉的对象，然后祭祀文宣王的人再去祭祀启圣祠。我私下担心，圣人盛大的德行和至孝之心，会使他虚坐在等待父亲进食的几筵之前，而自己却安然接受盛大的祭祀供养，神灵一定不会心安。何况儿子即使同样圣明，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享用祭祀，传文已有明文规定。再说，尊崇德行、报答功劳，是祭祀制度所重视的；如果把完整礼仪都用于启圣祠，那么斋戒诚敬的心意便不能专一地用于文庙，难免诚意已经分散，逐渐产生懈怠的弊病。至于派官员分别祭祀，启圣祠或许稍早一些；而两座庙中同时呼唱、趋拜，音乐节奏又停止，必然纷乱喧哗。即使执事人员心中疑惑不定，观听者也再没有专一精诚的心思。即使两地相隔遥远，不能互相赶上，分献官也难以长久辅佐主祭而形成恰当的次序。我想推求文宣王的心意，结合古代传文中的说法，但必须先在文庙整肃班次，主祭官和各位执事都到位；击鼓鸣钟，悬挂乐器而不演奏；主祭官从自己的位置出来，依次由礼生引入启圣祠，按照分献礼仪行礼后退出；然后立即回到先前在文庙的位置，庭中的火炬加倍明亮，礼乐完备举行，像平常一样祭祀。这样或许就是根据义理建立、根据道理确定的做法，神灵与人的心意也许可以两全吧？请执事者裁定。因为奉命撰写祠堂石刻，内容涉及这一礼制，所以提出以上意见。《庙祀议》【毛纪】当时有人提出关于庙祀礼制的建议，礼官上报复议说：迁祧之庙，按照古制，天子有七庙，亲属关系尽了就迁祧；祖先有功、宗祖有德的，百世不迁祧。周文王、武王有功，应当尊为宗祖，所以另立庙称为世室，合计为九庙。汉代七室共用一堂，唐、宋为九室。我太祖高皇帝开始修订典礼，建立德、懿、熙、仁四祖庙，后来又改定为九庙同殿而各居一室，就是今天的制度。弘治初年集议迁祧礼，把德祖尊为始祖，懿祖以下依次迁祧。后来宪宗、孝宗升祔，又奉懿祖、熙祖迁祧；武宗升祔，又奉仁祖迁祧，都把神主收藏在太庙寝殿之后，称为祧庙。考察礼制，这些礼文确实符合古意。如果按照周制建立七庙和二世室，左边为昭、右边为穆；昭位迁祧的神主收藏在武王庙的夹室，穆位迁祧的神主收藏在文王庙的夹室。但其中规制、位置、世代次序又有不同，例如庙主面向东方，穆主面向北方，现在可以实行吗？礼数、等级、仪文繁多难以究察，例如西边斟酌牺尊、象尊，东边斟酌罍尊，现在可以采用吗？这些都是用来排列昭穆伦序、顺应阴阳义理的，是礼制的精微之处。如果对此不加讲求，就只是拘泥文饰而遗漏根本了。大体说来，礼制是随着时代和人情而制定节文的，拘泥古制的人可以从中得到鉴戒。又说：禘祫，是天子宗庙的祭祀。五年举行一次禘祭，追祭始祖所自出的祖先，这就是《周礼》所说的肆献祼。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在太祖庙中合祭、合食，这就是《周礼》所说的馈食。再加上春祭祠、夏祭禴、秋祭尝、冬祭烝，一共六次享祭。然而禘祫之祭历代时行时废，并不固定。除禘祫之外，每年四孟和季冬举行时享，实行本朝一年五享的制度，与太庙的仪文相同，并且载入各司职掌，但没有禘祫的制度。大概是因为德祖庙的庙讳尚未明确，向上没有可以推求的亲属；又因为后世封建制度废止、谱牒亡失，所以禘祭也就废弃不举行了。只有在岁末祭祀时，把迁祧的神主奉到太庙一同享祭，这就是大祫之礼。大概天道每三个月发生一次小的变化，成为一个时节；不到三个月就再次祭祀，便显得次数太多而烦琐；超过三个月还不祭祀，便显得疏忽怠慢。如今每一时节祭祀一次，确实合乎天道，不疏也不频，符合礼制的中正。又说：特享，是《周礼》所说的四时祭祀。春季在各自的庙中分别祭祀，就是所谓的特祭；夏、秋、冬三季则合祭于太庙，就是所谓的合享、禘祭、尝祭、烝祭。合祭于太庙，是为了尊崇始祖；

译在各自的庙中分别祭祀，是为了让各自充分表达尊崇。我太祖最初建立四庙时，曾经实行过这种制度；后来改建庙制，所以四时祭祀都合享于太庙，而不再举行分别祭祀。议论者多认为，太祖应当在孟春的享祭时，于自己的庙室中单独祭祀，以符合面向南方的祭祀礼制。但必须各自建立一座庙，才可以这样实行。可是九庙行礼的仪节非常繁多，先儒说一天之内巡历七庙，时间本来就不够，即使强健有力的人也不能很好地完成。若每天祭祀一庙，前一庙祭祀前要察看牲畜，后一庙祭祀后还要举行绎祭，那么一个月之内也不能完成这些事务，更何况九庙呢？天子以奉祀宗庙为孝，如果不能亲自表达如同神灵在场的诚意，那么对于承继先祖、登上帝位的意义，难道不会有所歉疚吗？然而我私下思考，庙制固然不能轻易议论，但特享之礼却是应当讨论的。只有我德祖，确实是始祖所自出的帝王，可以比拟周朝的后稷，应当把他的神主收藏在另立的庙中，居于中央一室；懿祖、熙祖、仁祖三祖排列在左右。遇到太庙举行祫祭时，奉他面南而坐。至于我太祖受命创业，确实是有功之祖，也就是所谓始祖，可以比拟周文王、武王，百世不迁祧。将来太庙举行四时祭祀时，太祖应当正面向南接受祭祀，这样或许足以伸张尊德报功的典礼，也符合天下万世的公论。又说：出主，按照礼制在太庙合祭时有奉出神主的仪式。国家初建时太庙享祭也曾实行过，后来只奉出各庙的衮冕，这也是古人设置衣裳、让衣冠出游的意思。如果要奉出神主，就必须按照礼制，由主祭官捧持；或者派亲近的大臣代为捧持，也还可以。至于诸位皇后的神主，又将由谁代为捧持呢？况且古礼是在庙室中直接祭祀，在庙门旁设祭，是为了寻求神灵所在。何况如今郊祀、社祀配享上天，奉先殿以及陵寝都设置神位，难道是徒然设置的吗？神灵无处不在，只要有诚意就有神灵；如果一定要说必须依靠木主，不是迂腐就是拘泥。又说：祔食，古代庙享都让有功之臣配享。盘庚说：这次我隆重祭祀先王，你的祖先也跟随先王一同享受祭祀。这就是明证。所谓夭折而无后的人随祖先祔食，也随着祖先迁祧，本来就是礼制所允许的。但如今太庙配享，东边设置亲王四坛，西边设置功臣四坛，中山等诸位臣子的配享已经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寿春以下诸王似乎都属于祔食，按照礼制推究，也应当随祖先停止享祭。但配享与祔食不同，怎么知道寿春以下诸王不是有功、应当祭祀的人呢？恐怕不能把他们和夭折无后者等同论处。何况天子的宗庙，哪里会有让夭折者和无后者祔食的礼制呢？仰想我太祖以圣德登临帝位，制度制作极为完备；对于宗庙祭享的礼制，他考察参考前代记载，广泛采纳儒臣的议论，斟酌增减损益，最后由圣心裁定，足以传给万世而不可更改。经书所说的有些典礼一旦举行，就没有人敢废止；有些典礼一旦废止，也没有人敢恢复，这实在是礼家的法令，足以破解千古聚讼者的疑惑。《明文海》卷七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