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八，余姚黄宗羲编，书四十二 忠告 《与蔡白石》【唐顺之】往年承蒙兄长知爱，认为我可以同您一起在文学的道路上进步。如今忽忽之间，牙齿头发渐渐衰老，孤零零地成了一个秃头老翁，从前那点本领也剥落殆尽；即使诵读别人的诗句，也像罗刹国人突然听到中华的语言，惊骇得不知说的是什么，更何况还能自己有所著作来显名于世吗？朋友间常常谈到兄长对我的厚意，难道只是因为旧日交情吗？还是也认为我可以同您一起在文学的道路上进步呢？哪里知道我的衰老凋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便如此，凭兄长爱我的心意，知道我的衰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会替我惋惜吗？凭我爱兄长的心意，也私下认为兄长具有举世无双的聪明才智，却把它消磨、割裂在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之间，把景差、唐勒、曹植、萧统当作圣人，希望成为他们的后继者；这样衡量轻重，难道仅仅是拿隋侯之珠去弹鸟而已吗？这也实在可惜！从前我同兄长相聚时，兄长年纪最小，而我也正值壮年；如今壮年的人已经衰老，那么年少的人也已经壮年了。从壮年进入衰老，能有多少时间？四十岁还没有声名，我已经亲自走上了这条路，也已经为自己惋惜了。假如兄长认为宇宙间的事情以及自身分内的事情，只要在风云月露、草木虫鱼之间做到这样就够了，那也罢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也不能不深思。君子增进道德、修习事业，是想及时有所成就。兄长如果不认为我的话迂直愚拙，今后我还要有所请求；否则，我就闭口不说了。承蒙厚爱，谈得太多了，请谅察。答王遵岩【唐顺之】两次收到兄长的书信，拳拳之心都在惦念我的病体，真情恳切深厚，使人读来不禁流泪。若不是兄长是我的生死之交，不能做到这样；感激，感激！有人传说我的病重得厉害，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我是水肾为患，痰火时常发作，不得不闭门调养。人们见我多年因病不见人，便以为我的病已经无法支撑。却不知道我的容貌虽然枯槁，精神还不至于死亡，大概近来从养生家那里稍稍得到了一种归根的方法。另一种说法，是我自己认为年轻时曾有志向，如今已经四十多岁，却仍然是沉醉在梦中的人。因为不只是我一生竭尽力量从事的文章、气节，其实与真正的本性并不切合；甚至从经书、师友那里听到的，以及自己窥测所得而自以为是道的东西，也竟如同隔着墙听人说话，完全没有关系。近年来内心痛苦迫切，想在死中求生，把四十年前的种种本领一一放下，把四十年前的种种见解全部抹去，在清明之中稍稍看见一些影子，原来那是彻天彻地、灵明混成的东西。活着时，任何东西都带不来，只有这东西原本随身而来；死时，任何东西都带不走，只有这东西要完整地还给它本身。然而若认为它是有形之物，又怎能看见、听见它；若认为它是无形之物，它却时时参见于前、倚靠于身，向前看忽又转向后看。若胸中不能不挂念世间的一切，就不能看见这东西；若心心念念、昼夜不舍，像养护珍珠、抱持卵蛋一样，经过几十年没有丝毫渗漏的工夫，就不能收摄这东西、完整地养护这东西。自古以来，宇宙之间的豪杰不知有多少，而真正闻道的人极少，足见它的艰难。喜好仁德，就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这才是真正的消息。整天像愚人一样，整天忘记吃饭；这才是真正的工夫。若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便说明还有一样东西可以超过它，那就不是这东西了。忘记吃饭，是因为对闲事无暇顾及；像愚人一样，是因为才艺技巧也不去施用。孔子、颜回一生的工夫，就是用来完整养护、收摄这个宝藏的。我近来稍稍悟到这个道理，却深恨年纪已经过了适当的时候；虽然知道未必能成，但这原本是自家的宝藏，不能不对万一有所希望。因此我痛下决心扫除闲事，作为收敛精神的办法，就不得不减少应酬；想减少应酬，又不得不托说病得不能支撑来谢绝客人。所以人们只知道我的病重，却不知道我另有用意。这层意思更不敢向别人透露，因为兄长挂念我太深、忧虑我太重，所以特意向您披露。兄长千万不要泄露我的秘密，以免再增加那些喋喋不休的言论。安友为求序文，能够托付兄长的雄文而使作品不朽，实在是幸事，甚至超出我的期望。我过去跟随兄长学习作文，偶尔有一两处所得，全都是兄长的指教。只是我的才能本来就不高，又不能竭尽精力来从事，所以终于成为废弃之作。韩子所说的改换事业而不能尝到肉块，大概就是这种情形；我只觉得兄长奔放超逸、远远超过尘俗罢了。近来查看旧稿，支离而违背道理的话，篇篇都有。道理既不正确，文章也不工整，惭愧得恨不得全部烧掉才痛快。只是因为已经有不少人抄录，无可奈何。以我今天的文字本领来说，必须退却三四年，专心专意做这一件事，才自以为有希望达到古人的境界。如今自己估量，必定没有这样的闲暇精神把它完成。既然知道完不成，难道还想把未完成的东西取信于今人、流传给后世吗？那也太愚蠢了。贵乡的洪先生因为相信兄长而过分相信我，于是也把我看作可以同他谈论斯文的人吗？他同安友商量刊刻此书，又请兄长作序。我后来听说此事，惭愧得汗流浃背，惊骇错愕。因为我的文章尚未完成，我自己知道；而且这一生也不想做一个靠言语文字为生的人。平日常认为刊刻文字是没有廉耻的一种行为。假使我死后还有闲人替我做这种业障，我也不敢知道。至于自家的子弟，则必须留下遗命，把这层意思说清楚，不希望他们做这种业障。我闲居时偶然想起，宇宙之间有一两件事，人人看惯了，却实在非常可笑。那些屠夫、卖酒等小人物，活着有一碗饭吃，死后却一定有一篇墓志铭。那些达官贵人以及考中科第、在世间稍有名望的人，死后也一定有一部诗文刻集。像活着不能缺少饮食、死后不能缺少棺椁一样，这件事不但三代以前没有，即使汉、唐以前也绝没有。幸而所谓墓志铭和诗文集都不会长久存在；然而过去的已经灭亡，现存的仍然堆满屋子。假如全都存在世间，即使把大地作为书架，也安放不下。若把这些文字家家收藏、人人蓄存，全都施行一番祖龙焚书的手段，那么南山的煤炭、竹木应当都要大幅降价了。可笑，可笑！我又何必在邓林纷纷的树木之间再添一根草呢？至于请兄长作序，我同兄长是什么样的朋友？若有所求，我自然会自己求兄长，何必还要等别人来做媒呢？我原以为自己的文章如果有成就，就应当请求兄长作序；如果没有成就，就不敢拿它来损累兄长知人的明鉴。等到得到兄长的序文，读后反而使我更加惭愧流汗。吴下自古以来文人并不少，序文却认为我大概超过了二千年来吴下的词人，接续了游之的文统；这样既像是兄长偏爱自己所喜欢的人，又像使我同别人争名争先，这并不是兄长爱我的方式。

译假使兄长今天替我作序，也应该说明兄长和我过去以文章相互切磋，后来因为才能薄弱、志气衰败，几乎完成却终于停止的经过，句句都说实际情况；这样才可以使兄长不失实，我也可以不感到惭愧。至于兄长的雄文，千百年后自有公论；倘若我的文章稍有进步，才敢替兄长作序，如今暂且不愿把羔羊袖口缀在狐裘上。刊刻的事情既已竭力阻止，兄长的序文也于是珍藏起来，不敢给别人看。与黔国公【熊过】过在开府大将军黔国公幕下，恭敬地读到旧记。国家兴办事业的大臣，受封茅土、建立世家，大概有几十人；列在上公之首、成为元侯的，称得上最尊；封为异姓王、配享宗庙的，又是其中最尊贵的。至于佩将军印、出外统率大军，按照今天的制度，若不是有功勋而且有才能的臣子，便不能担任。没有把数千里土地赏赐给他、让他世代镇守的，天下独独称明公为世家；忠孝两方面都能兼有，在诸公中最为显盛。这应当怎样报答称颂呢？我私下把自己一点所得献于幕下贤者，愿您加以审察。起初我进入乌撒，看见马牛遍布山谷，腹部干净肥实，骄傲地嘶鸣、互相嗅闻，有时还互相用牙齿、蹄子攻击取乐，实在很值得观赏。我私下赞叹乌撒是偏远而富饶的地方。回头看关门守军，多穿着破旧衣服；那些赶路的役夫和在皂枥服役的人，腰囊堆得高高的，像积聚的土块。问他们，原来都是糗饵。那种食物是把粉和杂粮制成粉末，十分升中只能做成一具；一天有时能得到三具，这样也就足够糊口，不再有别的奢望了。我心里本来觉得奇怪，后来察看当地的长率，也多是门户破败、连稀粥都供给不足的人，便以为这些人只是吝惜钱财，大概是当地风俗。于是试着问他们：是谁主管这些牛马？为什么不拿来供给使用？他们都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财产。”岂止不是我们的财产，我们还要因此受害。这些牛马，大概是黔公寄养的。如今的乌撒，大概就是黔公的外府。所以现在乌撒的军民田地和乌蛮人的土地，全都被拿来做牧场而无人顾忌。责问他们这样暴虐，他们便说：“我们是黔公的圉人，不敢对他怎样。”这些人中有一匹马死了，还要向我追责，我因此变得极其贫困。又问：“十几年前有这种事吗？”回答说：“没有。即使有，也只是马牛偶然放牧的情形，不像如今这样敢于放纵。”又问：“有多少马牛？”回答说：“马有二十八群，每群以百匹计，少的也有八十匹。牛，我不知道。种马和马驹，我也没有闲暇去了解。牧放在我这里的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所畜养牧放的，我也没有闲暇知道。”如今军人像浮萍一样，不过几年就会转徙殆尽。于是我默然，不敢再问。回头查考旧文，才知道他们嫁祸于人的狡诈实在可怕。从前西平刚任督府佥事时，便赐给吴江田地十二顷八十亩；任督府同知时，赐给铜陵田地四十二顷四十亩。所以各司职掌中，凡公侯的禄米，都从浙西苏、松等府的官田中拨给，其他土地连一撮土也不能占有。常听说傅颍公请求怀远的官地，髙皇帝便引用公仪休的事责备他。难道西平的贤能会同颍公一样，髙皇帝的明察会偏袒西平吗？哪里会有这种事！如今怎么能以上诬陷髙皇帝，以下诽谤西平呢？蛮人的本性本来强悍凶猛，借助马匹作战；马匹强盛，就如同老虎添了翅膀。岂止会飞扬离去，还将反过来吞噬人。因此茶、盐、布匹换马的制度规定，乌撒每年换马一千五百匹；这是髙皇帝的神武、西平的筹划，也是消除祸患萌芽的最高权宜。如今听说每年只收入贵州银四百四十两，于是免除换马，乌蛮的马怎么会不增多？它增多之后又没有办法消解，反而借明公的威灵，假托外府的说法，对内用疑惑煽动百姓，对外欺骗邻国；而且长期借用不归，势力越来越富厚，邻地越来越贫弱，怎么能不起来谋害他人呢？据我所听到的，公家在南方积有旧恩，若实际上享有巨大收益而百姓暗中怨恨，那么公家的先王也一定不会这样做。所谓寄养马匹，或许是从前权宜时的谋略，当时蛮人畏惧威势、感怀恩德，还可以驱使；如今蛮人狡猾，只是借公家的名义罢了。进入公家的利益本来微薄，不值得说，而他们自我滋殖的谋划以及嫁祸的诡计，却实在深可忧虑。蛮人不可信，原因由来已非一日。起初规定每年缴纳粮食二万石，如今仓廪空虚，削减原定数额的四分之三，使在官府任职的人缺少代耕的俸禄，饥饿地拿着左契来追讨；过去应缴的毡本是一千五百领，如今考核登记其收入，竟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得到。这对朝廷尚且造成供应不足，何况公家呢？这样是公家结下真实的怨恨，而巨大利益却落在乌蛮那里。况且乌蛮是滇地的要害，是兵家必争之地。髙皇帝开始攻下云南时，先从永寜派胡海佯作向乌撒进发；另派傅友德从曲靖率领精兵，每日赶赴乌撒，以接应永寜的军队。后来乌撒蛮人叛乱，髙皇帝告谕公家先王等人说：“云南的军队，如曲靖、普安、乌撒、建昌，是如今形势下必须守住的地方；东川、芒部、乌防，还不能守。”如今守卫的只有几名衰弱的士卒，而百姓的常产全被作为牧地，这种形势下，能不逃亡吗？又公家的牧地原本在陆凉，乌撒本属四川，应当是比较马匹的地方；凡是不如乌撒的地方，云南反而得到寄养马匹，更不是立法的本意。损害髙皇帝成败云南的大业，毁坏先王的功劳，聚集百姓家室的怨恨，助长顽凶势力，这四件事同时存在，正是应当改弦更张的时候。况且公家未必一定要靠这几千匹马来富盛。如今可以向乌撒的军队发布命令说：“总府原先寄养在乌撒的马匹，本府已经停止解送；如果有人假称总府名义，强行占用官民屯种的田地、牧场，任意践踏，就治罪。”蛮人虽诡诈乖戾，但对于明公世代积累的威德，没有不震慑敬畏的。假使百姓能够耕种、放牧，那么他们妻儿的温饱安乐，都是明公安卧而使他们得到哺养。蛮人的牧地狭小，牲畜就不能繁殖，也就可以逐渐削弱他们的力量。内地百姓更加能够每日得到供养，西路孤悬之地就像关门在庭院中游行一样，必定没有其他可忧虑的事情。办成一件事而众多善果都具备，大概就是这一类。明公以忠孝报国，比隆先世，使将来执笔的史官可以宣扬您的美德光辉。把这些写入世家，比我所上奏记略有补益。古人说：“寸有所长。”这就是我一点微薄的效力。愿明公加以选择，不要让议论大臣把过错归到您身上。冒昧亵渎，惶恐至极，死罪，顿首。答陈约之【田汝成】

译承蒙使者到来，带来您金玉般的声音，慰问荐举之意殷勤恳切，实在幸运，实在幸运！近来听说您身体患病，很像司马相如，而游艺创作的功夫仍一刻不停，这实在不是顺应天人之际、保全寿命根本的方法。阴阳合成身体，气魄相互制约；多记诵会损伤魄，多诵读会损伤气。气魄既受伤，精神便会消耗溃散，六种邪气交相侵害，内外一同损伤，这是修炼养生之家最为忌讳的。因此扬雄因呕心沥血而有所觉悟，谢灵运因辛劳形体而白发，李贺劳累而惊动老妪，孔融懒散而腹部肥大；忧乐既然各不相同，寿命长短又各自不同，取舍的分界，不必等到明智之人才能裁断。陈君年轻而博雅，是我们同道所希望的人；一封书信、几句话，已经足以名传当世，又何必驰骋于艺文园囿，压倒前代作家，昼夜辛苦，废寝忘食，损害中和纯粹的本性，积累沉重的疾病呢？况且古今才人能够在碑铭上流传声名，大多有天助，不可勉强。譬如沙丘的骏马、若耶的美女，归根到底，形体并不区别于黑马黄马，姿态也不离开脂粉妆饰。听闻它们的人尚且把它们当作麟角凤嘴、绝世奇珍，哪里知道马厩中也有埋没的良马，茅屋中也有绝世的美人呢？幸运而生逢其时，便足以光耀上宫、充实内厩；不幸而风尘倏忽，也不过是同劣马相配、与丑陋之物为偶罢了。古语说：不要为名声谋划，要看命运是否顺遂；不要同利益争逐，要看命运厚薄。这两句话，我已经仔细验证过了。不知道陈君认为怎么样？还希望您调养精神、安于寂静，以迎接太和之气；禁绝呜咽呻吟，以保全本真的元气；研习岐黄的宝贵秘诀，追随仙人安期生的高尚足迹；上可以使慈母欢心，下可以安慰妻子的牵挂，这不是很好吗？从前柳子厚想劝止李睦州修习服气之术，写了千言万语，还担心他不能醒悟。我私下认为陈君勤学的癖好不过像李睦州，而故人爱护思念的私情实在同柳子厚一样，似乎不必盛气凌人、堆砌言辞来烦扰您的听闻。请试着采纳这些话并留意它，幸甚，幸甚！我滞留夜郎，感觉一天如同一年；近来因为入朝觐见而得以脱身归来，逆流而下、顺流东行，像鸟飞出笼子、鹿奔入原野，留恋桑下三宿的情意已经彻底断绝了。行至长沙，希望能够接见您的风采，可是车驾早已出发，只能惆怅地仰望；如今像浮萍和断梗一样漂泊离散，还不知道在哪里能够相聚。答罗一峯【章懋】推行乡约，是希望乡人都归于善道，其用意很美。但朱、吕制定的乡约，只有规劝，没有赏罚，难道是他们的智慧不及这里吗？大概因为赏罚是天子的权柄，有司奉行它来治理下属，居于上位治理下位，形势上容易实行。如今您不居其位却掌握其权柄，已经不是适宜的做法；何况还想把它施行于父兄宗族之间呢？或许有人地位尊贵超过我，我便无法对他施行赏罚，那么乡约必定会受阻，不能实行，难道不应当考虑它最终的结果吗？《比》卦九五说，王者用三面驱猎，放走从前面逃跑的禽兽；孔子认为这是舍弃抗拒者而取顺从者，也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自己。凡是加入乡约的人，必须是诚意受到感化、改变内心而向善，然后才可以。有不能遵从的，就应当听任他退出乡约。如今想借用官府的权力，依靠强制手段使人人都必须服从，已经很不符合所谓显明亲比的道理了。又听说族人中有做盗贼的，您一定亲自把他置于死地；这在当代法律、先王制度和圣贤行事中，都没有听说过。孔子说：“古代做盗贼的人，只厌恶他，并不杀他。”不先施行教化而一律杀掉，因此刑罚虽施行，善行却没有返回；刑法虽张扬，罪恶却没有减少。至于孟子所说“不待教而诛”的人，大概只是指杀人夺财的盗贼。如果像穿墙入室、偷窃鼠盗之类的人都杀掉，那么那些在国门之外抵御外敌的人，又该用什么刑法来惩处呢？《礼记》说：“公族中有人犯死罪，有司向公报告，公已经三次宽宥他，又派人追赶着说：‘即使如此，也一定要赦免他。’有司回答说：‘来不及了。’然后为他穿素服，不按同类丧礼举行礼仪，亲自哭悼他。”在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处理宗族死罪尚且如此，何况亲手杀死他呢？何况罪行并不应当处死的人呢？由此可知，圣贤在乡党中处理族人，大概不会是这样的。过去汉代有人做盗贼，说：“刑罚杀戮是我自愿承受的，只求不要让王彦方知道。”王彦方送给他一匹布，最终感化了盗贼，使他做到道路上遗失的东西也不拾取，这难道不胜过杀戮吗？阳城居住在晋地边境，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德行熏陶，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温公、康节居住在洛阳，乡里的后生都畏惧廉耻，想做一件事，必定说：“不要做不善之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这都是君子居住乡里的情形，不必订立乡约便能使人自行受到感化。凭先生的明德，应当不在诸公之下；从自身到家庭，再从家庭到乡里，长久坚持您的道路，他们将自然受到感化，何必急急忙忙强迫人服从乡约，加重刑法来禁止盗窃呢？虽说这是君子所做的事情，众人本来不能理解，然而我确实愚昧，不能没有疑虑。深愿先生熟思而慎重处理。如果今天的吉丰也能像温公、康节在洛阳那样，那么朱、吕的乡约或许就可以实行了。《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