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四

译《明文海》卷二百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四 著述 《大学私抄序》【杨守陈】我年少时学习《大学》，总是连同朱熹的章句一起玩味，又以《或问》为辅助，参照各家学说，已经自以为通晓了。等到诵读久了，体味详细了，反而产生了疑问。后来诵读更加长久，体味更加深入，疑问也随之越来越多。几十年积累下来，即使与天下的朋友反复讲论，这些疑问最终仍未能解除。如今闲居家中无事，每天诵读体味，疑问却和从前一样，于是取出自己疑惑的经文和传文，调换它们的次序，分别把章句抄在下面；其中章句与如今调换后的文义有不同的地方，也冒昧地用自己的说法作注，并加以区别，而调换次序的原因，则详细写在各章末尾。后来诵读并体味这些文字，觉得心情愉悦、义理顺畅，于是净手抄成一帙，藏在箱子里，不敢给人看。一天，有位客人偶然翻箱看见，才读了一半，就嗤笑并愤怒地骂道：“我没想到你竟然背叛儒家先贤、扰乱圣人经书到了这种地步！《大学》是孔圣人的经、曾贤人的传，而朱先生的章句和《或问》，后学只应诵读汇集，不敢违背。什么小人物，竟敢冒昧改动并妄加解释？你背叛儒先、扰乱圣经，实在太过分了！赶快诋毁并烧掉它，不要让这部书给你带来牵累。”我回答说：“我不敢这样做，只是很想辅助儒家训释，阐明圣人经书，只是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罢了。” 王鲁斋说：“天下最不可轻易改变的是道理。二程并没有因为汉儒没有怀疑，就不敢重新订定；朱子也没有因为二程已经订定，就不敢再次改动。他们都是各自寻求最完善的义理，使自己的内心能够安宁，并不是故意求异，也不是苟且求同。如今你的抄本，即使还没有得到最完善的义理，也足以使自己的内心安宁。至于其中的错误，只是你自己错了罢了，这部书难道会因此受到牵累吗？譬如蜀地的八阵石，某一时有人扰乱了它，但千年之后仍然如故；虞舜的五瑞玉，某一位臣子偶然遗失了它，但天下万国仍然自如。你何必这样愤怒呢？”客人脸色涨红地离开了，我十分惭愧又后悔；但书已经抄成，实在不忍心毁掉，于是把这件事记在篇末。《大事记续编》【何乔新】《大事记续编》共七十七卷，是翰林待制、金华人王公子充所著。王公和宋学士宋景濂都以文章学术在国初显名，共同掌管制诰。后来王公奉命出使南诏，向元朝宗室梁王把都宣谕，因不屈服而死。他与宋公都是黄文献公晋卿的门人，在文艺领域并驾齐驱，世上没有异议。然而我常常考察二人的作品：宋公的文章雄浑丰赡、华美绚丽，自苏长公以后，很少有人能赶得上；王公的文章喜欢模拟前人，严重的甚至抄袭前人的成说【如《赠郭士中序》采用马子才的文字，《子长游萧然堂记》采用曾南丰《记学舍》的文字之类】，不能与宋公自成一家之言相比。至于他们的学术，也有不同。金代李纯甫著《明道集说》，把孔、孟、老、庄并称，宋公讥讽其偏颇驳杂，这是对的。王公为这部书作序，却称李纯甫为豪杰之士，又是根据什么见解呢？他著这部书，大概是想续成东莱吕公没有完成的事业。然而东莱编《大事记》时，还在朱子的《通鉴纲目》问世以前；《纲目》当时已经盛行，这部书本来可以不必再作。书中对于人物和事情的褒贬，又有许多地方与《纲目》大不相合。《纲目》以昭烈帝承继汉统，以章武为年号，直接承接建安，这是万世不变的论断。这部书却说《纲目》抑扬太过，于是采用没有正统的体例，把汉与魏、吴一并分注，不遵从朱子的说法而采纳陈寿、裴松之的意见，这可以吗？不可以吗？《纲目》贬黜武后的称号，记载中宗的年号，每年都写明皇帝所在之处，这大概是《春秋》记载“公在干侯”的体例。这部书却采用武后的年号，那么所谓“秉笔而迷失至公之道的，难道只有欧阳修吗”这句话，难道不是适用于它吗？李克用父子在唐朝时虽然还不能算纯粹的忠臣，但唐朝灭亡时仍然称用天祐年号，以讨伐贼人为名义，名分和义理非常正当。因此《纲目》纪年先写晋而后写梁，这正是《春秋》保存纪年、保存陈国的义例。这部书却先写梁而后写晋，岂不是近于奖赏篡夺吗？像朱子这样的学问，像《纲目》这样的著述，也可以到此为止了；王公这部书却故意制造异同，难道不是好奇求异过头了吗？王公在建文年间，近臣上言其死节，朝廷特赠翰林学士，谥号文节。永乐初年，凡是建文帝所施行的制度，都全部革除，没人敢再称述。到了正统六年，义乌丞、庐陵人刘杰因为王公死节，请求增加褒典，于是又赠翰林学士，谥忠文。” 《天台诗集叙》【夏鍭】前辈以及同时代的人，只要有一首诗写得循序有致、平正贴切，能够让人开口诵读，即使不足以流传久远，但一生勤勉地在这件事上用力，也自然值得顾念。后辈以及同时代的人，总应当想方设法保存，不能让它们在我这一代自行消亡。至于离开我而成为我后代的人，我也没有办法了。何况诗歌的长处还可以敦厚民风、革除士习，更不能不用。我县前辈的诗，也有很多流传到外地。如今增刻诗集，前辈某人、同时代某人，各收若干首，将要付梓。贾诗、范盘请我为诗集作序。我私下曾经奇怪，给人的文章、诗歌作序时，描写夸张得超过实际，没有限度：极高的便说可以议论青天，深邃的便说可以诋斥厚地；不估量文章的广狭，任意铺张弥漫，絮絮写出无休止的夸赞之辞。又有紫色不辨门类、不察摸榻、不核对语意，常常近于法纪不整。凡是这些作品，竟都被认为是纯粹精美、奇特高妙的佳作，没有一点遗憾。用这种方式评价人的文章和诗歌，也足以向后世夸耀了。然而难道不考虑后世也有耳目吗？如果这样说了却没有回应，后世将斥责为欺骗无知、见识浅薄；既损害自己，也无益于别人，恐怕实在不能采用，不只是这样罢了。拿起笔墨走上著述的道路，谁不希望文章像韩愈、诗歌像杜甫？有志于达到那样的境界，却连他们的门庭都还望不到的人，仍然很多。如今称赞别人的文章和诗歌，仿佛是件极容易的事；人们见了便以为写得不错并不难，我大概也曾达到过这种地步。这样一来，被称赞的人便可以自我宽慰说：精粹完美全在我，还有什么欠缺，需要再加功夫呢？这种称赞文章诗歌的泛滥，专门使人停止进步。唉！近世一切文章诗歌都萎靡不振，这是昭代的耻辱。虽然这也有时代运数使然，但我看肤浅的见识和泛滥的称赞，不能说没有助长作用。由此说来，给文集作序而过分称誉，防止弊病，是不可采用的。那么应当怎样呢？不是说后世自有耳目吗？既然后世自有耳目，那么不如直书某代某郡某人所作，留给后世，让他们自己去发现；或者连同他的其他长处、某种功劳和某种德行，也明白说出，务必确有其事，到此为止。

译《书元张伯成杜诗演义后》【蒋冕】杨文贞公为虞文靖公所注《杜少陵七言律诗》作序，这就是所谓《杜律虞注》，刻本在江阴，流行天下已经很久了。序中没有写年月，只署“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的官衔，大概是在宣德、正统年间。可是宣德初年，已有金溪进士、元人张伯成所注的《杜诗演义》刊刻流行于世。这两部书的篇目次序虽略有不同，但都采用朱文公解释《诗经》和《楚辞》的体例，先说明训诂，次述作者的意旨，并用一个圆圈加以区别。两书相同之处大概有十分之八九。《演义》篇首有曾子白的儿子昂夫所撰《伯成传》，称伯成作文务求追及古代作者，曾把自己所著《尚书补传》《杜诗演义》以及杂文若干篇手抄编成一册，对门人宋季子说：“我的志向就在这里，只求我的老师曾先生加以订正罢了。”这里的曾先生就是子白。传后附录独足翁吴伯庆哭伯成的诗，其中也有“空令传杜律”的笺疏语句，那么注解杜律的人就是张伯成，而不是虞文靖，已经很明显了。我私下认为，文靖家在临川，距离金溪一百里，又靠近伯成所注的杜律；文靖难道曾经见过并喜爱它吗？两书的不同之处，难道是文靖曾经亲笔删改过吗？还不能确定。文贞的序中说：“有人怀疑这部编书不是出自虞公。”可见当时也未尝没有产生疑问。闲暇时晒旧书，偶然看见《演义》，便随手写下这些，来请教知情的人。《题刘生性书》【李默】我三十岁时，颇能悟到世俗儒者关于理气之说的错误，私下叹息：士人应当以孔子、孟子为老师；对于文辞隐微的义理，除了以此为准绳，还能依据什么来裁定呢？《易传》说：“天地最大的德就是生养，仁就是这种德。”所以孔氏反复地谈论它，子思领会其意说：“仁就是人。”孟子又传承并领会其意说：“仁，就是人的本心。”言语为什么能精微到这样的程度呢？所以，懂得理气，才可以和他谈心；懂得心，才可以和他谈仁；懂得仁，才可以和他谈学。继承天道而来的叫作善，成就万物而使之如此的叫作性。孟子所谓“性善”，是从继承天道而来的方面说的。即便如此，性善也不如“性相近”说得确切。程子因不能解释五欲的问题，便无法说明“性善”的旨意，于是说有义理之性，也有气质之性。可悲啊！人不过是一具躯壳，性怎么会有两种呢？朱子的理气之说，是阐发程子的说法。至于用费隐、体用、精粗、先后等来说明它，更是玄妙深奥了！可是，他的说法为什么不能贯通于“鬼神之德”“川上之喻”以及“养气”“夜气”等说法呢？所以，懂得心就懂得仁了。心，是气的管辖者。气如果没有管辖，就会奔逸昏乱而妄行，不知止境；即使有耳目手足，又将拿来做什么呢？所以，仁就是生生之理，是贯通天人之道。近来我游历海上，得到归善刘子梧所著的书，读后惊异于他的言论竟与我如同当面交谈，不能完全相合的不过十之一二；然而已经是奇文了！刘子强让我逐条订正其是非，我又懂得什么呢？只知道它不违背孔子、孟子罢了。唉！世上一定会有人讥笑我妄作，更何况会相信刘子的言论吗？刘子努力吧。《百川学海叙》【钱福】我听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没有人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感情，可以观察风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愤，可以侍奉父亲，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这是圣人用来教人的方法。所以善于讲解《诗》的人，从草木鸟兽的训诂入手，再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诗意，那么兴、观、群、怨以及事父、事君的道理就可以得到。哪里只是读《诗》如此呢？凡是读书都应当如此。后世的教育趋向简便，学习的人争相越级；名物还没有分辨，就高谈性理；制度还没有了解，就任意制作礼乐。这和没有见过《本草》便用药、没有辨清旗鼓便统领军队有什么不同呢？所以知道求学不可不专精，书籍也不可缺少，只是要看从哪里入手罢了。然而自从寻章摘句的学问兴起、类书出现以后，便使经史子集的完整篇章有些人想到了却不去阅读。因此，虽然引用得很多，但严重的甚至不知道所引的出处，有见识的人往往以此为病。不过，这不仍然胜过抛弃书籍的残余，只取鼎中一块肉却不知道它的滋味吗？宋人左禹锡搜集几十种杂说编成《百川学海》，自称精醇与疵病各占一半，但大体足以使人认识言语、行为、道理和见闻。我尤其喜爱它所收录的内容，因为全书没有破碎割裂的弊病，便想仿效它，合并各家类书，分门别类，删去繁复重复之处；除经史子集中的完整篇章外，其余如稗官小说、卓异见解和秘密议论，只要分章分卷的，便往往全部收录，希望做到便利而不简略，完备而不烦琐，也算得到编录的方法了。然而这件事一直没有能够完成。近来尚古先生华汝德买到古本《百川学海》，非常高兴地说：“近来的刻本已经没有了，爱好古籍、博雅好学的人辗转借阅，疲于抄写，讹误接连不断，甚至到了无法阅读的地步，更何况想从中探求文章、事迹和义理呢？”别人的忧患正是我的忧患。于是他把所得的本子交付刊刻，选择良工刻印，与天下后世共同分享，毫不吝惜，也不计较所费钱财。我听说后认为此事艰难，前去观看，原来已经接近完成。先生请示说：“左禹锡所录的每部书分别编成册子，共一百册；每次汇集几种成为一帙，以‘十千’编号，十分精妙。但他所分的帙不能完全符合我的心意，所以斗胆仍按旧帙而任意改分，全部按类别归属，先后次序也有道理。您看怎么样？”我读完叹息说：“这正是我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从前郑樵想超过司马迁、凌驾班固之上，撰作《通志略》；他谈到校勘时说：“校书就像统领军队，不怕书多，只怕没有纲纪条理。”我一向相信这句话，先生在这方面是有所见识的吗？前辈曾告诉我，学者应先认识义理，其次考察制度，再次实行德行，服膺嘉言，然后才学习词章字书，博览万物、搜求异闻，以穷尽它们的变化。

译先生的编排次序，恰好与此相合。他也算是善于谈论学问的人吧！如果能用圣人所说的兴、观、群、怨的方法来读这部书，那么其中精醇和疵病都将有益，实在不必拘泥于一端。哪里才能得到像先生这样的人，各自拿出所珍藏的书来帮助完成我想做的事呢？先生或许有此意吧！我还能够辅助他。希望仰慕李邺侯的藏书，发掘蔡中郎的秘本，再向天禄阁请求藏书，用来编成一部书，辅助今日圣君贤相所修的典章，使考察古代、通晓今日的人一览之后没有遗憾，岂不是天下古今的大快事吗？文明昌盛、礼乐兴起，正是这个时候了。谨敢把这些写在书的前面，等待先生。先生名珵，字汝德。任光禄署丞，世代是锡山的名门望族，博闻多识，敦厚朴实而爱好礼仪；这些就是目前可以看见的情况。《重刻陆宣公奏议序》【钱福】唐代陆宣公的文章，权德舆为之作序，论述得很详细；他的奏议，宋代苏轼所进的札子评论得很恰当，并由此谈论他的时代。宋代儒者虽然已有定论，我却敢说，自汉以来，只有诸葛武侯一人可以与陆公相配，陆公之后的人暂且不论。武侯亲自在南阳耕作，不求闻达，好像淡泊而无意于世；等到感于昭烈帝三顾的诚意，片刻交谈之间，天下大势全都呈现在眼前，群雄角逐，最终没有谁能逃过他的奇谋。陆公凭少年时的文学才华，感戴德宗的知遇，起草奉天诏书，每每切中事机；在内署进献意见，细节无不完备，于是使跋扈者改变心意，使奸邪谄媚者侧目；他慨然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等到遭受谗言而被贬谪南方，却闭门只著《方书》五十卷，又仿佛退处自守、与当世事务无关。可是考察他该出仕时出仕、该退藏时退藏的作为，谁又能对他作高下评判呢？况且卧龙在草庐之下时声望已经很高，而陆公调任簿尉，不过勉强通过书判科。可是，诸葛武侯统率整个蜀地军队，也不能在大义昭明之日诛灭奸雄；陆公手执数寸之笔，却能够在皇帝流离播迁之后讨伐叛逆。只看刚正明察和获得信任的程度，吴、魏挟一代雄才，万般阻挠也不能动摇他；他精细洞察猜忌的萌芽，对裴、窦所施展的匹夫手段，只用一句话便足以压制。所以可知，山谷中的豺狼虎豹容易防御，城池社坛中的狐鼠却难以防范；叛逆与顺从的大原则容易辨明，邪与正同时并进却难以区别。因此汉帝被强敌困厄，唐太宗却自行毁于心腹，最后诸葛武侯在军营中的星辰已经陨落，永贞年间的诏令也未能复起，这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以及“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的论说，直到今天仍然光明灿烂，与日月争辉。这就是我用来阐明二公心迹的道理，至于其余的，我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呢？至于立言之士，只知道就事论事，认为在当时施行有效、流传后世没有弊害，如此而已；足以成为天下万世的常法，就叫作经；足以符合天下万世共同遵循的原则，就叫作道。难道道只是道、事只是事、议只是议、经只是经吗？至于魏相条列晁错、董仲舒的主张，苏轼进献陆公奏议，这些都是臣子侍奉君主的高明方法。汉文帝思念廉颇、李牧，最终得到魏尚；宋仁宗任用韩琦为相，并说他比梦中占卜所得的人才还贤能。做帝王的老师和朋友，继承先贤的事业，有什么损益呢？世人却把当代不被任用当作可惜，把后人知晓自己当作幸运，甚至借时运命数来发泄怨恨，这只是知道流泪哭泣的浅见。有人在赋《鵩鸟》、覆醅等玄妙之事中丧失生命，有人在掘地而不为人知的处境中等待知遇。圣人说：“追求仁便得到仁，又有什么怨恨呢？”不忧虑没有人了解自己，只求自己成为值得了解的人。这也是我用来阐明陆公心迹的道理。陆公是嘉兴华亭人，我是乡里的后辈。年轻时读他的文章，仰慕他的为人。每当想起朱晦翁称赞子游，把他列入文学科，说吴地人得到圣道的精华而且多出文士，我便敢说，自汉以来，吴中的文士只有陆宣公一人，陆公之后暂且不论。因此，我虽然滥竽充数地窃取了文科功名，谈论政事却未能在朝廷机要和论道之言上得到施展，不敢把空话托付于文字；但我一生仰慕并努力效法他的志向，终究不敢有一刻改变。适逢莱阳于君世和以刑部郎中的身份来镇守嘉兴，三年之间大小事务都安排明白，上下和乐融洽。他考察本邦的文献，重新刊刻这部集子，嘱托我记下年月以彰显陆公的文章，这又是一件幸事。我触发最初的心愿，陈述这些浅陋见解，请有道之人加以订正。如今圣天子在上，尊崇贤良、黜退邪佞，求取谏言如同口渴求饮，正是苏轼所谓必须善于进献奏议的人才；而这些人才虽然存在于古代，却不必借助异代。经筵讲席之间应当熟读陈说，这部集子中的制诰、草诏和奏章，难道会缺少这样的人吗？我实在就是所谓乡野之人晒太阳取暖，却向辽东献猪的那类人。于君名凤喈，字世和。《杜律詹言序》【谢杰】注释杜律的人很多，但没有比虞公更盛的，因为伯生是知名人物，又有东里学士为他作序。然而这样难道就足以注释杜诗吗？有人说这是元人张性、字伯成所作，却托名于虞公，以显示其中的义理，也许确实如此。欧阳原功撰写虞公墓碑，没有提到注杜的事，东里已经对此表示怀疑，那么这就是伪书，可以确定了。我出使琉球时，见他们所读的书，唯独没有经书，却把《杜律虞注》当作经书；这也和唐代鸡林商人相似吗？只是鸡林商人还能辨别白居易伪作，他们却把燕石当成宝玉。少陵大概可以说白居易幸运，而少陵自己不幸。如今这部书完整保存着，试着仔细看它：写“黄莺在修竹间啼叫”，却不知道这是梁孝王园林的典故；写“犬在白云间吠叫”，却不知道这是淮南王宅的典故；写“宗臣的赞颂”，却不知道是萧何多次上表的典故；不知道庾亮的如意，不知道王戎的下韝，不知道桓虞手持钺，不知道宗资揭帷，不知道贾琮按部察石；不知道“峡长流”是说水，不知道“江”是说江水；连胡语也不知道有老子自我宽解的故事，不知道荣期停止机心，不知道马援如泥，不知道周泽高门，不知道鲍宣郫筒，不知道李商隐《行路难》，不知道袁山松的乌皮几，也不知道谢玄晖。

译又如“穷愁”源于“四离”，“独夜”源于“七哀”，“糺纷”源于贾谊，“幽侧”源于沈约，“真源”源于昭明，“青龙”源于葛陂，“朱栱”源于西楼，“伯仲”源于《典论》，“指挥”源于《汉书》，“莫打鸦”源于古曲，“欲教锄”源于《卜居》，“芰荷衣”源于《离骚》，“蕙叶”源于《孔雀赋》，“悲壮”源于渔阳鼙鼓，“奉引”源于《圣公传》，“袈裟”源于《四分律》，也全都没有考察。更严重的是，把金盌误作玉盌，把步檐讹作步蟾；说军队储备可以自行供给，却没有考察府兵制度；写洞门对雪，却不明白掖垣的规制；说高叶忽然显出石头的光泽；击鼓时不懂得开船的时刻；说芋栗而忘了橡实；谈诸天却遗漏佛教内典；说柑子黄三寸，却不记得义康的豪举；说大鹏受阻于九天，却没有记载楚文王的奇事；说彩笔有气象，竟认为凭才华可以超过千人；说江汉垂纶，恐怕因为年老而没有记载。这些内容涉及荒芜浅陋、荒诞无稽之处，实在太多了。曾想不到知名人物的注释竟会有这种情况吗？所以用这样的内容解释杜诗，就是诬蔑杜甫；用这样的书来称为虞公所作，就是诬蔑虞公。毗陵氏应当摒弃并斥责它；自从毗陵的说法流传于世，人们渐渐知道它是伪书，这不能说对虞公毫无功劳；可惜他的解释寥寥无几，不足以深入说明作者的笔法，说它有功也就到此为止了。对于杜诗，我或许还没有真正做到；因此不自量力，姑且推究它的旨意而写成这篇文字，取材于各家，以浅陋的见解加以阐发，私下依附古人“以意逆志”的义理，希望做到完备而简约，畅达而圆融。虽然还不能窥见杜诗的全部，但也时时能够从一管之中见到一斑。书成后，给它命名为《詹言》。园吏不是说过：“大言闲闲，小言詹詹”吗？我的琐碎言论，也取了“识小”的意思。如果有人因为“闲闲”而发明皇荂的深奥义理，我谨在此等待博雅大方的人来指正。《濯缨亭笔记序》【陆粲】绍兴郡学训导戴先生撰成一部书，名为《濯缨亭笔记》。我为它整理篇章、订正讹误缺漏，删去重复之处，分成十卷。华学士子潜取来刊刻。戴先生名冠，字章甫，是吴地长洲人。年轻时聪颖敏捷、勤奋好学，开始在乡校求学后，便专心写作古诗文，博览群书，没有什么不通晓；而且性情刚直爽朗、意气自负，对自己要求很高，不肯屈服迁就、迎合外物。八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后来以贡生身份上礼部，入内廷考试，名列第一；然而按惯例只得到学官职位。王三原巡抚江南时，很敬重先生。到这时王三原掌管铨选，先生写信给他，列举十件事，都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丝毫没有涉及私事。三原为之收敛神色，低头叹息。李长沙任学士时，也认为他的文章奇特，但都没有来推荐他。先生在绍兴久了，与权贵交谈时不肯退让，便弃官归乡。七十一岁时死在家中。临终前还不停地歌咏。后来叹息说：“上天昏昧吗？世道混浊吗？卑劣之人反而倚柱而立，奢侈之人却受到排斥吗？矫健的骐骥驾车，随夷却跌倒了吗？算了，算了！豪杰难道要废弃而死去吗！”听到的人都为之悲伤。先生早年便立志要有所作为，从兵农水利等学说，没有不加以研究讨论的。后来接连困顿，始终没有得到施展机会，他更加把自己的感愤发泄在文章中，文风清峻精确，多有讽谏切责之意。他一生从未有一天停止读书；得到奇文奥义，便拍掌自喜，立即拿起笔记录下来。这部书保存下来的内容，只有他全部著述的十分之二三，大概还不是其中最精粹的。然而，他扶植教化、维护正道、纠正邪曲的宗旨，也大略可以看见了。君子说：“士人如果能在千载之后留下可信的名声，即使长久埋没于沟壑，也不算耻辱。”太史公说：“卓异非凡的人，心中有所郁结，便退而论述书籍和文章，以抒发自己的愤懑，希望留下空文来显明自己。”戴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我年轻时就知道仰慕先生，感叹他的风采日渐远去，害怕遗文湮没失传，于是整理编次这些文章，使后来的人能够考察阅览。先生曾作《礼记集说辨疑》，没有完成；如今选取其中保存下来的若干篇章，附在本书末尾。他所编纂撰述的著作，如诗文集，还有几十卷，藏在他家中。《内外二篇都序》【赵贞吉】有人问：“您为什么把古今书籍编为内篇、外篇呢？”我说：“我的意图在于准备治理天下的方法，使有志于治理的君主有所采择。”经书说：“天下有四种伟大之物，而君王居其中之一。”君王就是治理天下的主人。他的地位叫统，他的臣子叫傅，他发布的命令叫制，他办理的事情叫志，他所遵循的道理叫典，他所体现的德行叫行，他的才能叫艺，他的枝末方法叫术。譬如一辆车，车轮、车辕、輹、车毂、车轴、车盖、车厢缺一不可，缺一项就不是完整的车。若能知道七部书都用来辅助治理、巩固统治，那么对于治理天下的方法，就像从袋中取果、在斜坡上滚丸一样，既容易明白，也容易施行。有人说：“这样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用出世通来凑数？难道不是相悖吗？”我回答：“出世通，是西方教化之人的书。先秦时代只听说有化人的名号，没有见到他的书【一说周史奕曾见过他的书，后来失传】。到汉明帝时，这些书传入中国，渐渐增多而且奇异，英明的君主和贤哲的大臣翻译并保存它们，到今天已经有六千余卷。它们宏大深奥、辨析幽微，与儒家、墨家等学说各放光彩、并列存在。既然说要广泛搜集遗文，难道可以唯独抛弃它而不收录吗？怎么能说是多余呢？况且您也听说过出世的义理吗？” 化人的方法认为，浮生匆匆百年间的劳苦积聚就是所谓世间。过去的叫过去世，后来延续的叫未来世，三世流转，没有边际。但至人的常住之心不随之流转，这叫横向超出三世。又说此世被五浊混杂，称为欲界；升上去就是色界，再升上去就是无色界。然而上升的还会坠落，坠落的还会再上升，没有终止的时候。但至人的常住之心不随之升沉，这叫竖向超出三界【界就是世】。如果使治理天下的人得到这种常住的真心，并把它用于教化治理，其益处难道会小吗？怎么能说相悖呢？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把它列为外篇？”我说：“内外，是主客的区别。治理天下是主体，出世之学是客体。化人的道理寄居、漂泊于三界之中，把身体和世间看作寄托之所；它对于世间，不正是客的意义吗？”譬如住在家里的是主人，出门游历的是客；内篇是主体，外篇是客体，这是用一个人的情形作比喻。又譬如一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务农，一个垂钓，那么务农的称为农人，垂钓的称为渔人；农人处在乡里，渔人则在疆外。他们所处的地方和所从事的职业本来就在外，并不是故意把他列为外篇。《史业二门都序》【赵贞吉】

译客人问：“《经世通》分为史、业二门，为什么呢？”我回答：“经世通，是史官掌管典故的书。统、传、制、志，是史的纲领，也是记事的方法；典、行、艺、术，是业的常道，也是记言的篇章。史有纲，业有常，于是体制有主旨，主旨有关键。因此治理教化可以考察，道术不会破裂，这才是良史。治理天下的君王，难道能舍弃这些吗？”客人说：“您是学习道的人，为什么把自己置于史学之中？”唉！这哪里知道六经全都是史呢？又哪里知道仲尼是史学的圣人呢？六经是众多言论的宗主，仲尼是万世的眼目。班固、陈寿以下，都不足以参与这样的议论。司马子长自称百代史官，也有尊崇孔氏、阐明道术的意图。可惜统、典没有建立，传、行不能彰显，制、志郁塞而不明，艺术有所遗漏而不能发扬；致力于繁多却不能把握宗旨，喜爱奇异却没有形成眼目。内容多而没有宗旨，必然散乱；内容奇而没有眼目，必然混乱，哪里能够推究教化治理的根源、维护道术呢？我认为本篇把内容列为八部，统摄为两门，只是希望避免这种散乱混乱的弊病。因此，列为八部，最终总归于两门。” “统摄为两门，最终总要归于一个宗旨。”客人还没有明白，请详细说明。回答说：“如今，经世的地位叫统，辅佐统治的功劳叫傅；君上发布的命令叫制，臣下建立的事业叫志。归入史门的各体虽然不同，但都归结到记事这一宗旨。足以成为一代训诫的叫典，辅助典章的德行叫行，长期学习而精熟的叫艺，得到诀窍而达到神妙的叫术。归入业门的各体虽然不同，但都归结到记言这一宗旨。这就是把八部列出而归于两门。因此可知，如果掌握了宗旨，即使内容越多也不会散乱。至于史门所统摄的体裁虽不同，但关键在于统；统治通达，天下的治理便归于一统，治理统一，外王之道就能实行，于是传、制、志都会随之统一。业门所统摄的体裁虽不同，但关键在于典；典章建立，天下的道便归于一统，道统一，内圣之学就能明白，于是行、艺、术都会随之统一。这就是把两门统摄起来而最终归于一个宗旨。因此可知，如果掌握了关键，即使内容越奇特也不会混乱。”客人问：“用什么来说明呢？”我说：“您也知道用兵吗？善于用兵的将领，虎钤的几个关键都明白，兵力越多反而越能发挥作用，这是不会散乱的比喻。您又知道下棋吗？善于下棋的人，马的眼、棋盘的穴位都已形成，棋子越多反而越灵活，这是不会混乱的比喻。” 客人说：“是，是。” 《重刻〈中原音韵〉序》【祝允明】有文章用的韵，有诗用的韵，有词用的韵，有曲用的韵；有古韵，也有今韵。古韵出自六经，作文的人使用它，古代选诗也使用它。今韵出自沈氏近体诗，近体诗使用它。词始于唐代，盛于宋代，一直到今天，它的用韵仍和诗相同。只有金、元的北曲使用所谓中原之韵，大概因为它们的国都在幽燕地区，距离河洛不远，当地方言就是如此。所以写这种语言作品的人常常责怪诗韵偏狭，而作诗的人直到今天仍不采用它。我们洪武圣人也已经命令儒学硕士制定、订正韵书，正如这种说法。诗韵暂且不论，北曲的格调难道能不对此更加严格吗？我爱好音乐，所以曾自负懂得音律；我说，四十年来接触宾客朋友，没有一个人达到这种程度。我颇有一些谈论音乐的书，只是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拿给众人看；每当感叹今日的事情，唯独觉得音乐败坏得最厉害。不说雅乐部分，只说日常使用的十七宫调，能够辨识它们优劣、是非的人还有几位？几十年前还存在一些，如今大概已经绝迹了。不幸又有南宋温、浙戏文的曲调，简直像禽鸟乱叫；它的曲调究竟在哪里呢？唉，浅陋啊！大河王将军廷瑞，是一位俊秀豪迈的人。他已经刻了诗韵，又想把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刻印出来给我看，我对此非常高兴。关于订正音韵的说法，周德清的全书论述得很详细；因此我稍稍摘取其中的要旨数节交给他，命人列在书前，希望读者可以由此得到大概的了解。抄写完成后便付梓，只略作这样的引导罢了。《烟雨楼志后序》【彭辂】《烟雨楼志》已经完成，有人说：“这座楼，不过借一块土地，建成几间房屋罢了，为什么还要为它作志？”嘉兴是江南的名城，虽然物力已经困乏，但金帛、粳稻等赋税，运往司农寺、供应王府的，数量仍远远超过其他地方。近来，精通经术道艺的俊才如云气蒸腾、豹纹变幻，做到卿大夫、孤卿，执笔于石渠阁、天禄阁的，文采济济，如雁成行，海内都把文献归于嘉兴。嘉兴地势本来缺少灵山上游那种奇瑰雄峻、深远开阔的景观，只有鸳鸯、马场二湖，枕着城郭、环绕城池，洋洋然一片泽国，所以前人以烟雨为名建楼，把它置于湖心和地脉之中，以增添壮观。谈论的人说，嘉兴有这座楼，就像给子都、毛嫱修饰眉发、穿上华美衣履，陈设帷帐、安置琴瑟一样。可惜它被前元毁掉，到嘉靖已酉年，才有人寻访遗址，堆土形成一片洲屿，在上面重新建楼，仍沿用旧名。没过多久，海防事务动荡，战争留下创伤，无暇讨论饮宴游览，楼也渐渐倾圮，洲上杂草丛生，不能与名胜之名相称，也无法供人远眺。万历癸未年，郡守龚公捐出俸禄修葺更新，重修台阶和朱红栏杆，房屋稍加丹艧，剪除荒草灌木，四周种上桃树柳树，并召僧人掌管楼门钥匙。楼的背阴处又修建了一座矶台，长数武，宽是长度的一半多；亲自题作“钓鳌矶”三个大字，刻在石头上，安置在矶台下面，大概是用来任用公子几位郡中文彦的意思。后来郡中取得大魁，正好叶期防来此，于是青帘白舫、翠帽黄衫，醉饮酒杯、竞奏笙管的人，纷纷不断，接踵而来；每次游览和欢娱，都写进诗歌。好事者于是把这些诗文搜集起来编成志，交给掌故官保存，让人共同守护并流传。假使这些事有所缺失而没有记载，或者虽有记载却没有文章，不就几乎湮没了由拳、语儿之间的一处胜景，也湮没了隐逸贤达大夫惠及我们百姓的美德吗？金山、焦山的台观，可以俯视凭临天堑；武昌黄鹤楼，远望尽晴川；巴陵岳阳楼，仿佛吞吐洞庭、云梦。拿烟雨楼与它们相比，实在不敢昂首争雄称长；然而它处在水中央，高高耸立于南浦，气势伸入茫茫水面，缥缈虚无。到了春水盛满时，看不见两岸，烟树环绕，云霞蔚然升起，千顷水面如绮罗纹理，阳光倒映其中；岛上笛声悠扬，菱歌舒缓，文鱼跃在水波边，高鸟飞翔于高空；市井街衢仿佛可与五陵相匹，吴越仿佛分成两方疆界，也足以放眼寥廓的景色，舒展悠闲自在的心情。何况北面有胥山，是伍子胥喂马、胶弓、谋划伐越的地方。

译这两座湖，是范蠡功成名就后远走高飞、驾着小船往来漂荡的地方。真如塔的倒影所在，是裴休悟道后舍宅建寺的地方。湖边的市桥叫宣公桥，是陆敬舆风范声望显赫、至今仍使人仰慕的地方。俯仰天地宇宙，面对流波和陈迹，令人产生千古萧条的感慨。若没有这座楼，谁能把这种感慨抒发出来？况且地方因人而胜，景色又同人的胸襟志趣相合；建筑留下不同的遗迹，欣赏它的人也有不同的情怀。嘉兴处于交通要道，京城和各省的官员车马云集；公余之间，贤豪之士在楼中交游宴饮、吟诗作赋，借此采集歌谣、访察民俗，并向乡野谋求意见。那么，这座楼得到于君，就如同西湖得到苏子瞻、虎丘得到应物、丰乐亭得到醉翁欧阳永叔一样，这会使这座楼永远增重声望。我归田之后，以此楼为题作诗，几乎已经编成一册；只是没有崔颢、杜甫的诗句作内在惭愧，所以把这篇序写在志书末页。异地有人读到这篇志书，或许会谅解彭生并非夸大其辞吧？但仍只能在菰草芦苇之间见到我的一点见解。《史记初览序》【彭辂】太史公生在西京盛世，承受家传庭训，具有良史的才华。他写史记事，在得意之处，笔墨点缀摹写，跌宕纵横挥洒，如秋日的鹰乘风而上，飞薄高云，全不费力；又如骅骝奔驰下峻坂，步伐迅疾，无法控制阻挡。然而写五帝、三代本纪，却局促拘束，仿佛总有苦处而不能舒展，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子长的文章，完全仿效战国文章，又善于写天然形成的长短句，使风摇波动而生出涟漪；陈列情事，鲜明如丹青图画呈现在眼前，自成一家，这正是他的长处。至于《左氏传》，句中没有多余的字，篇中没有松懈的句子，含意概括而文辞简省，在规矩法度中寓有雕琢，又兼有《尚书》的古朴质实，融通《易》的恢宏奇特和清净明达；子长即使想效法它，也做不到。大抵都是善于言说的人，但各人的才质也各有局限罢了。如今人们作文，大多想效法子长；依我的看法，子长天性宽厚正直、慷慨豪放，他写叙事传记，完全发抉人物内心深处，毫无顾忌隐讳，即使没有遭受蚕室之祸，同辈见到他的文章，也一定会暗中排挤、中伤他。后来的君子沉溺于宠荣，害怕陷入罗网，左顾右盼、犹豫徘徊，平日说一句话也常常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不肯敞开心胸直说；这样效法子长，只得到外在文采，终究很少得到精神实质，虽然相似，其实仍不相似。只有大梁的李献吉，这个人性情倔强自守，常常凌辱轻视别人；关中的王槐野，简朴刚直而豁达，奇特和端正兼备。这两人的文章很像司马迁，其他人或许没有见过。近来庆历年间，三尺童子刚拿笔写科举文章，排比组织文辞，像寿陵人学邯郸步那样蹒跚前行；一开口没有不说“史汉、史汉”的，但都只是剽窃句字，没有照见其中的旨意。我于是取《史记》一书，摘取其中丰腴精美的部分，略微删削繁芜，命名为《初览》，这是为初学者设置的，使他们不至于挂一漏万；也可以用来记下芙蓉赤精炉锤刚刚开始锻炼的情形。编成之后，我告诫儿子说：“只放在家塾里，不要向外传播，恐怕不谅解我的人纷纷起来讥笑责备，那时可用什么话来解释呢？” 《唐诗衍调序》【彭辂】客人问我：“诗到了晚唐，拘谨琐屑、吞吞吐吐，再没有飞扬奋发的气概，为什么还要编纂《衍调》呢？您既有初唐的《祖调》，又有盛唐的雅诗、中唐的新诗，已经不只是足够了；再续编晚唐，岂不是多余吗？”彭辂说：“晚唐各篇，和前代作品相比确实渐渐平凡低下，但毕竟仍然是诗。只有宋人构思立论，不把兴味作为根本，天下才开始没有诗；所以宋诗可以废弃，晚唐诗怎么可以废弃呢？文和诗有什么不同？诗是描摹景物，把情感寄托在兴象之中，欢乐、悲伤、忧郁的情态隐隐包含其中，不必直白说出。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就失去玄虚含蓄的旨趣，成为有韵的文章了。晚唐诗对于玄虚含蓄，难道不还保存着十分之四五吗？姑苏黄姬水说：‘诗贵在真实而厌恶虚伪，所以只要真实，即使降格成为元和、开成，也如同缙绅模仿市井谈话，俚俗也仍然高雅；不真实，即使提升到天宝、开元、神龙、武德、贞观，也如同市井之人拟作朝廷气度，高雅也仍然俚俗。’这就懂得诗了。从前寿陵人学习邯郸步法，既没有学成邯郸步，反而连自己原来的步法也丢掉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如今山泽中的老人和乡塾里的学究，天资低下，让他们写成钱起、刘长卿、皇甫冉的诗已经很难了，更何况王维、孟浩然、高适、李白、杨炯、卢照邻、沈佺期、宋之问呢？我的这部编书，大概就是为这些人编的。况且天下四海之内，学习作诗的人数不胜数；葛地和枣地爱好不同，秦地和粤地声音各异，怎么能要求人人一致呢？即便是高明英伟的人，也有不把时代先后横亘在心中，而只选择言语优美作品的人。贞元以来的诸位君子，其中卓然著名的自不必说。其他吟诗的人，大多雕琢艰苦；他们从童年学习直到头发斑白，其中难道没有一篇半篇值得喜爱、可以流传的吗？我怜悯他们的用心，所以宁可稍有宽泛，也把它们保存下来。《明文海》卷二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五 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