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三，余姚黄宗羲编，书四十七。考古。《答张天赋秀才书》【祝允明】汝德秀才足下：寅簿范君来交给我你的亲笔信，言辞和义理都很温厚。我常常感叹如今世俗日益鄙陋，古代的风气寂寞无闻。士大夫彼此相见时凭借官位相待，在当时看似亲密无间，稍一分开防备，顷刻之间便遥远得如同山河相隔。哪里还敢希望有人肯费心写信倾诉心意，彼此洗涤胸怀呢？忽然遇到这样的慰藉和喜悦，哪里能估量！所以我特意把你信中各方面的意思逐条写出，又把平生所得的一两点心得接着说下去，以充分回应你的期望，不辜负彼此心意相通的情谊。你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我有德行、有学问、能写文章、能教育人、能升到显要的职位。唉！我有什么可以承受这些众多的美誉呢？说到德行，标准很多；圣人能够全部具备，贤人也有得有失。看古人流传后世的光辉，有的凭忠节、孝友、和睦，有的凭政治才术、功勋显业，有的凭循良、刚正、耿直，有的凭博厚、孤介，有的凭文辞藻采、高雅超逸，有的凭技艺方术，种类多得不能一一列举。像我这样的人，确实对德行有许多美好的向往，却不能真正获得。高明沉潜的各种德行，我尚且不能成就其中一种，更何况能够达到中道呢？达到中道便是德行全面；即使我不能做到，这个目标也确实深深刻在心中。我认为，世上没有完全没有一丝一毫善处却还和常人一样的人，所以我一生都在磨炼自己，仿佛每天只能取得极少的一点进步，也不敢把这些说给别人听。只是我不能做到便不肯罢休，希望将来能亲口坚持这些道理来劝进别人，或者别人因此相信这些道理，最终由此成就德行。我虽然不肖，但如果能使天地间出现一件善事，成就一个善人，不就是既美好又快乐吗？所以我每逢遇到事情，总要征引古今那些能够使人成长的人，按照类别举出事例，恳切而勤勉地加以说明。你所说的教育，大概也属于这一类。然而它的力量又有多大呢？所谓成就德行、建立名声，本来就不止一条道路，难道现在不是这样吗？因此，无论忠孝的大节，还是各种细小的德行，怕的是不肯果断去做，不怕做了却不能成功；怕的是不肯果断成就，不怕成就了却不能有名。我希望你行善，从此更加果断，并且果断地取得大的成就。如今做善事，尤其以勤、勇二道最为困难。更希望你在这两点上加倍用功。勤奋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勇敢要走在万人之前。使自己成为贤人、成为圣人，谁会吝惜，谁会阻挠呢？我料想你读到我这些愚拙的话，应当欣然点头，内心相合而额手称是吧？世人做事，大都想先建立门户。幸好你应当务求实际，不要徒然占有名声。一般人喜欢专指一件事来要求别人，又专指一件事来称赞别人；稍不合意便恼怒不悦，然而能够听从众口、亲身做到身心合一的人，也就差不多了。他们口头上最推崇所谓道学，但依我看来，道学本身并不是最可贵的。道学难道不美好吗？只是从事道学而不真诚，弊病太多，所以反而成为不美好的最高代表。这种风气在岭南、广东尤其盛行，我很高兴你能够慎重思考、明辨是非。关于德行，我能对你说的就是这些。你认为我还可能常常出仕、处在仕途之中，这只是你爱护我；只有我自己愚昧，恐怕天下没有第二个人愿意这样想，更何况我自己会愿意这样想吗？我确实不善于做官，大体是因为不能克制自己，不能约束别人，不能作假，也不能忍心把当时做官的人看得如神仙一样；既然如此，怎么能够企及他们呢？幸好你尤其不要这样期待我。更何况你信末所说的擢升和承担重任呢？若以这三件事来要求我，我都不能承受。至于你所说的学问和文章，我可以对你深入谈谈，因此略举其大概，结合你所具备的长处和切身需要，融会贯通地说明。你的资质聪颖，才华超迈，功夫勤奋，学问深厚，文章优美。聪颖就要不断求索，不要在细小处苟且；超迈就要不断前往，不要在旁门小道上分岔；勤奋就要不断投入，不要在近处自满；深厚就要不断积累，不要被粗疏拖累；优美就要不断趋于完善，不要沾染凡俗。学问，是士人的食粮；资质，是学问的田地；才华，是学问的禾稷；功夫，是学问的耒耜；文章，是学问的食物。人的资质有千种百类，然而人降生在这个世上，古今都是一样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人的肢体、头颅、口眼、皮肤、毛发没有什么不同，资质又怎么会单独在先后之间有如此差异呢？追究它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随着世俗而日益下降。为什么呢？这并不是资质本身造成的。气势容易满足而盈满，懒惰悠闲地消磨日子，这是第一个误处；志向和意念不卓越，顺从世俗、追逐流俗，这是第二个误处。把一块完整的尺璧击碎只为了发光，把一匹完整的锦剪开只为了做鞋上的装饰，难道不可惜吗？才华也是如此。古今人的禀赋本来相同，有的人同样具有高才而成效却有高下之别，毛病仍然在于资质自身被误用了。把駃騠拴在漕运车上，把迎风的桅帆系在水边木桩上，这样怎么能够到达远方呢？所以你的资质如同完整的美玉和整匹的锦缎，才华如同駃騠和迎风的桅帆；我希望你能够成就它、通达它，不要把它击碎、雕琢成零寸，剪碎、系住而使它失去作用。至于成就和通达它们的方法，下面将分别列出，归根到底就是学问和功夫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学习能够成功靠勤奋，谁会不知道呢？然而古人所说的勤奋究竟是什么样呢？大概是把每一分光阴都用尽，像终年不息；把每一寸步行走积累起来，如同走完千里。说到它的极致，大概比今天的士人勤奋千万倍。我曾听说邻院有个童子僧，每天早早起来诵读经书，没有一天荒废；有时我见到他，问他所背诵的内容，不久他已经换读了一册，时间稍长便已读过几十册。看儒家书籍尤其难以背诵，我于是笑着说：“他这样做，上是想成佛，下是想成为僧人，以此养活自己一生。如今做士人而求学的，上是想成为圣贤君子，下是想不失为儒生并取得官禄；即使不是为了上面的目标而是为了下面的目标，也总不至于连那个平庸的僧童都比不上。”这个想做僧人的孩子，和这个童子一样用力，是那些不勤奋的士人的勤奋者；他比那些不聪明的士人聪明，因为他知道要取得成就必须靠勤奋；他比那些没有勇气的士人勇敢。如今士人动不动就非难僧佛，这一项学习上的功夫已经比不上他了。那么，今天勤奋求学的士人，难道也有像古代勤奋者那样的吗？虽然如此，大概还是有的，只是我没有见到。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什么呢？到了今天，大概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最初，是要明白道理、修养自身，以成就自己；用于时政，则是建立政事、安定百姓；把它确立为志向，实行出来成为行为，施行出来成为功业，宣发出来成为文章，充实而不自满。后来却一天比一天败坏、浮薄。大致是把自己当作士人，把自身的一生寄托于他人的期待，也把身世寄托于他人的期待。于是士人由此等待征召、辟举、荐举、聘用，以制作文章向上求进；被征召、辟举、荐举、聘用的人从下面起身。这条道路虽是如此，但其中的实际情况大多并非如此。自从孔子那个时代起，这种弊病就已经存在了。到了唐、宋，直到今天，难道仅仅是为了别人而已吗？其中的弊病多得无法细数，像波涛冲击、狂风颠覆，奔流混乱、迷失方向，一天天无法支撑而败坏。

译先因对策而败坏一次，又因科举而败坏一次，最终在近代的科举中彻底败坏。况且科举难道就是所谓的学问吗？现在姑且只拿文章来谈，从隋、唐一直到南宋末年，已经极其浮靡了。如今看南宋晚期所谓科举文章，即使非常轻浮喧闹，也还广泛猎取材料，堆积陈腐而华丽、虚假而珍奇的辞藻，像缝缀雕镂一样拼接，光彩耀眼，满目都是。拿它与近代相比，近代还比不上它。近代之所以比不上，是因为越来越空疏贫乏，到了憔悴萎缩、枯槁不堪的地步，像没有衣服的男子、没有装饰的女子，更像纸花土兽；再进一步追究，连气骨、光彩、文采都没有了，哪里是壮夫所说的话呢？更何况古代文章的本体呢？又更何况圣贤才哲为自己而求学的道理呢？如今做士人，地位高的就妄谈性理，虚假标榜道学，认为这就是上等一类；地位低的就断绝对古学的兴趣，执着于夸耀科举文章，认为这就是本等。即使自己编成语录，丰富到一百卷；即使精通程式文章，在科举考试中夺得千名魁首，最终又有什么用呢？唉，把这些当作学问，我实在不能理解。我冒犯众人而加以非难；然而如果没有知己，没有像你这样有所作为并来询问的人，我又何必说这些呢？这也只是在招致怨尤罢了。如今是对你说话，所以把心里的意思全部告诉你。你在科举文章这一行业上已经精通，不论当时取中还是不取中，都不是这一行业本身的过错，不要只停留在这里。如果把学习万分之一的心力都只用在科举文章上，那么你凭借这种资质、才华、功夫和学问而求学，就只停留在这里了，这便属于我前面所说的误用资质之类。既然谈到这里，就请让我说说求学的方法。凡是研究经书的人，先背诵经文，暂时不要思考它的意义，务必做到每一句都不遗漏。然后取汉代贤人的注释、传疏深入研究，再取汉代以后以及唐代贤人的注释义理深入研究，之后再取宋代贤人所传的学说参照研究；自己作出取舍，在心中得到心得，这是第一步。如今士人图方便，直接读宋人的传注，从年少到年长都跟随科举业师，一旦走上这条路，便再没有回头之日；埋头低视，甘心局限于眼前，与圣门遥远相隔，成为圣学传承的后裔。汉代直到唐代的各位老师，永远也不去了解，实在可悲。从前我看到皇祖开设科举的诏令，士人研治五经，都先参考汉、唐注疏，再参考宋代传注；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不遵从圣人的教训？有人或许笼统地推说，朝廷以《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为准，这是对的；但又不知道太宗是否也有诏令，必定要禁绝古代注疏呢？前后的圣人，难道果真有异同和是非吗？所以我劝你应当寻求并深入研究《十三经注疏》，自然会有所得；到那时你自然会形成自己的见解，不是可以一时强行喧说的。如果担心岭外没有这些书籍，就请尽力设法取得；或者将来仕途通达后得到它们，也还要加一番功夫，这样就不至于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研治经书的方法。至于史书，先取《春秋》内传、外传，再到汉史以下以及宋、元诸史，研治十九部正史；以君主纪、臣子传来联系事件，以志书来联系制度和时势变化，如此得失就分明了，事业的成败就彰显了，劝善惩恶也就清楚了。在此之外，其他与史事相关而如今不常编入史书的，如十九部正史中后汉的诸家、三国的诸家之类，也应求取并通读研究。至于《资治通鉴》一类、《史通》一类，若有少许编纂、辑录、议论、评论的功力，就接着读下去；野史、霸书、私史、小说之类，再接着读下去，这样就可以了。如今的人自以为学问很广，所依据的只是近人编纂的故事一类书；一到应付科举，便专门抄袭拼凑，全部功夫都用在短篇文字上，手持的书又只是所谓《少微鉴史略》之类，对于历代根本和国史一无所知。倘若遇到一个疑问，想找一条证据，便茫然无从查寻，仿佛本来就该如此。我又不知道这算是什么学问。请你先研治十九部正史，再逐渐扩展到其他史书；如果只是把上面所说的刻本节本、摘编浏览一遍便放下，那么其中精辟的评论、错误的判断，都要加以搜集、辨察、取舍，从中取得有用的要旨，大体上与研治经书相同。经史以外，诸子百家也是这样：勤奋求取，自己判断取舍，取得心得并用于实际，与研治经史相同。不要说你只知道汉代的董仲舒、隋代的王通、唐代的韩愈可以寻求学习；即便如此也还不算有所欠缺，而我自己还有许多不知道的地方。又不要说你只知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可以作为老师，那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而我自己也不知道其他人。这并不是可以传之万世的定论。我之所以这样说，也只是《春秋》所谓“知我者、罪我者”的笔法，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替你把道理说尽的。你如果依从这些话，自然会自己明白。凡是研治经、史、子而达到勤问、慎思、明辨的地步，都是学问。至于切实实行，能够这样做，为己之学才算有所得。凡是典籍不超出经、史、子、集四部，集部也同样是学问。有人认为集部只是用来写文章，集部固然专门包含文章，其中有些作用却与经史相同，又怎么可以不广泛涉猎呢？这和写文章的说法属于同一条道理，所以我也顺便说到这里。万物一定有规律，也一定有容纳变化的空间。有规律的事物，必定长久稳定，只会有小的变动；顺应时势时，原有的定制不能随意议论改正，而应当屡次加以救正，以恢复旧有的法度。文章是万物中最精微的东西，也一定有规律，也一定有变化的余地。有规律便有一定的法则，随时代而稍有变化；但应当屡次匡救，使它回归旧有的法度。要知道，这就像裁缝制作衣服，无论取用绮、纨、布、毳，精细或粗疏，宽松或收缩，增添或减损，服制虽各不相同，最后制成衣服这一点却是一样的。为什么谈论文章的人要迎合当今，反而违背古代呢？这种错误自宋代以后已经发展到极点。唉！难道古今相承千年之后，只因几个人反复迁改，便想制定不可更易的说法吗？如今的人刚刚学写文章，动不动就依靠乡里儿童所受的老师教法，把书市上所卖、号称古文的文章当作依据；一踏入科举业中，便把真正的古文远远置之度外。又想使自己有所进步，却被宋代以后浅陋的议论禁锢蒙蔽。问他文章宗法谁，回答说：“以韩愈为祖。”又说：“不过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罢了。”问他诗歌宗法谁，回答说：“以杜甫为宗。”又说：“宋诗仍然属于唐诗一类。”唉，真是昏暗啊！默默地认识韩愈、杜甫等人，已经很可贵了；知道韩愈、杜甫等人还不足以独占众家而止步，是一般人；知道这一点却仍然很可贵。知道了这些还能自信自立、继续前进，是一般人。这样的误导难道还算小吗？不过，假使把古今文章家排列比较，我可以替你作出大致的评判。若只是陈列名数而没有什么阻塞，我还可以勉强涉及近来的作者；至于更复杂的情况，我就不能了。每当远望前代英才直到后世作者，便几乎要对着九泉放声痛哭，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究竟遭遇了什么厄运、将得到什么振兴。应当立即返本归正吗？应当回归古道吗？还是认为今天已经正确、昨天已经错误，一旦形成便不再议论呢？为什么同道之人在野外般寂寂无闻呢？然而这些事情仍然不能与众人广泛谈论，不对你说又不行，所以姑且略微谈谈。又不能控制自己，再告诉你一条重要的方法，作为赠言。大体上，想致力于写文章的人，首先不要让耳目役使心灵，不要死守别人的陈腐话语，不要依偎着别人的脚后跟、沾染别人的余气，而应当自己有所心得。

译有了心得却写得不佳，是因为心灵被耳目役使了。请让我告诉你：德行要从亲自观察、反复体察开始，不断向上提升。看宋人的文章，不如看唐人的文章；看唐人的文章，不如看六朝、晋、魏的文章，大体上都应如此。再向上推，直到六经；如果确实能这样做，就是让心灵役使耳目，而不是让耳目役使心灵。写文章而不能高明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至于元代和本朝的文章，即使有佳作也不必太多；至于那些不好的文章，请与它们彻底断绝，不要让它们混杂在我身边，整天骑着跛驽之马前行。越过几个驿站，换乘一匹飞黄骏马，便可以奔驰千里，怎么能忽略这个差别呢？你认为我有学问、能写文章，我难道真有哪一项本领吗？不过是能这样谈论罢了。大略说来，你深沉淳厚、虚静纯白，很像黄叔度；英俊秀异、明朗敏察，又像杨德祖。你确实具备成为美材的器质，是超越时代的珍宝。我之所以敬重爱惜你而不忍舍弃，是因为你已经有所成就却还在求进；已经大有发展却还要为你祝愿。古人的学问是那样，他们的文章也是那样；今人的学问是这样，他们的文章也是这样。两者为什么相差如此遥远呢？只在于能否成就自己罢了。能否成就自己靠什么？只靠勤奋和懒惰罢了。勤奋与否又在于爱好罢了。成就存于勤奋，勤奋存于爱好，爱好存于见识。真实还是不真实，若真实而又有所爱好，就一定会勤奋。勤奋就一定能够成功。一粒黍米的食物，一粒黍米般的力量，哪里会有什么丝毫的事情呢？如果不勤奋，得到它又有什么用？完全不勤奋，最可怕的是把勤奋用错了地方；用错地方，是最切实、最严重的误事。以上这些话，我认为只是我对你、对汝德所说的全部话。还希望你仔细省察，哪些是可以用力的，哪些是不可以用力的；你把我的意思放在心上。承蒙你为县志作校订，做得很好。近来我自己校对时发现三五处错误，已经写出并改好本子，交给殷生重刻，也不知道是否妥当。乙亥二字有误，我也已经告诉他了；现在仍把几处错误发去，免得烦劳你。你再取刻本看一遍，如果还没有全部改正，烦请就把这封信给殷令看，请他立即改定。序文的写作，尤其承蒙你厚意雅情，请立即尽快写成，以慰藉我悬念的心。不过这部书没有前序、后序的说法，放在后面的应当题作跋尾；或者只题作序，不用“后”字，也差不多可以。我很久以来因为家事未能成行，不幸在年末又添了一个孩子，几天便夭折了。老朽的心情正因此悲苦，又把这些告诉你，是因为你对我最为厚爱。本月二十八日前后我一定出发。请早些把高文寄来让我一看，然后请直接收入书中。只是刻工的费用还没有筹办，倘若能够刻成，务必印寄一本给我。某顿首，正月某日发信。《复沈启南史明古书》【张宁】承蒙来信告知，文斐所作非常美好；事情如果不是两位先生，谁能够轻易承担这样的责任呢？没有辱没，没有辱没。寧听说承担大任的人没有多余的精力，处在众人议论之中的人没有完整的名声。海内一百二十多年积累的英华气节，全都汇聚在吴郡。要想使遗稿堆满栋梁，耗尽几十年的精力，才可以说大致完备。幸好不要把“有记述而没有创作”看得过于容易。序文开头引用孔子“文献不足征”的话，非常恰当。所谓博雅，文献中的“文”实际上来自学问和德行，不在于文章末技的琐碎精巧。凡是涉及义例的地方，一定应当有大的规模和纲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数十条光明如日星的大义；取舍删定，都应当出自最公正的裁断，不必顾虑个人好恶，也不要用含蓄的措辞和假托来作为自我防护的工具。第一次所说不论穷达一律对待，只取文章，这很好。但既然又公开说僧、道及异端都全部收录，孔子前面所说的文献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附会牵强的内容尚且不值得取用，而把墨家行为、儒家言论混杂在一起，本来就是虚伪的说法，却反而收录，似乎不能作为准则。如果实在有不得已的理由，也必须另列附录，不能把它作为公认的体例。第二次所举的人生于元代末年，死于本朝；其中一生的出处始终仍然与本朝有关，不宜只以生死作为标准。第三次所举的活着的人不收录，本来就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不是要把他的全集全部收录，就不必说其著作尚未完成，也难以比照司马迁为人立传的体例。近世堂名、别号方面的文字泛滥，确实如第四次所说；假如有人写有《待漏院记》《政事堂记》这样的文章，难道也可以按例弃置吗？如果官位显赫而文章不彰，自然不应列入，何必再说明呢？况且立功、立德、立言本来同出一源，怎么能说它们是两条道路呢？这话大错。假如真是两条道路，那就正是所谓文献了。大体说来，圣贤的文章，都是不得已才写作；如果有它并无益处，没有它也不造成损失，那么为什么要取录这种文章呢？古人说，凡与世道人心无关的文章，即使工巧也不收录；这是编集的大原则，不必再另立条目。寧年老多病，荒疏昏惑，见识浅薄，承蒙来信屈尊谈及这些；只要有所见解，我不敢不全部说出，这是为了尽朋友之情。若要执着经义来议论礼制，肆意写成多余的言辞，我不敢，也不敢这样做。《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余姚黄宗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