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八余姚黄宗羲编

译序二十九 文集 《备志稿》引【海瑞】许文正曾对人说：“有些书也必须烧掉一次。”焚坑儒生、焚烧书籍，是秦朝之所以暴虐无道的原因。然而许文正这句话，若说像秦朝，那是说像许文正，并不是说像秦朝。从汉高祖到元代，史籍记录繁多，文献典籍极其丰富，书多得运牛会出汗、堆积能充满屋子，毁坏木材、耗费纸张，这些都不足以责怪。只是其中有些名声与实际不相称，违背正道，成为古代圣贤的累赘，成为《六经》《语》《孟》的蛀虫，确实像杂草扰乱禾苗、郑声扰乱雅乐、乡愿扰乱德行一样；君子不能容忍，也不能不深恶痛绝。自元代以来，几乎更加严重。假如许文正看见这些情况，又不知会怎样说了。然而许文正与秦朝相似之处，在于到了许文正这一代，仍有《鲁斋文集》流传于世。许文正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不得已；他不能免于作文，也是不得已。我瑞平平日妄自有所创作，滥称为文章，原想仿效近代唐山人，把它编成瓢投入江流之中，以归还给造化。但我又私下认为，文章出自我的内心，根本在于性命；造化把这些赋予我，我只是把它们宣泄出来，或许对《六经》《语》《孟》有所辅助。而且如今世俗的议论，自以为是，固执而不可改变，也许我的文章还可以加以破除。暴秦所作的文章，难道不在应当焚毁之列吗？我们常说，凡是人的一切都莫非出自造化；把文章投入江流以归还造化，也不能说没有见识。然而天下人的禀赋和所得，出自造化，与我一样。有的人受迷惑而实行得不够，有的人反过来实行却不合正道；我们应当共同把造化赋予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彼此觉察。况且志同道合的人有所依据，凡是我的话说得不恰当、议论得不周详的地方，都可以拿来规劝我。我也是人，别人也是人，彼此切磋砥砺，都可以借此归还造化所赋予的禀性；同唐山人所作相比，不是更有意义吗？近来文人写作，必定要请名人君子说一句话，放在文章开头，称作“苍蝇附在骏马尾上，也能一日千里”，借名人的话使自己的文章取信于天下后世。假如我的话不合道理，即使是圣人来赞同我，我也不会接受。天下人的心性，本来都出自造化；是非自有公论，不能粉饰。假如我的话在道理上确有相合之处，即使圣人不赞同我，天下后世不赞同我，我心中那一点出自造化的真实见解也不可改变。人有言论，也不过是求之于自己的内心，再拿来同先圣比较考察罢了。不相信自己的内心而相信别人的言语，并不是真正的相信。因此我不再自我嫌弃和忌讳，把平日所作的文章取出，自己编排、自己写下一句话作为识语，用来告诉志同道合的人。《西村集》序【周用】庄周说过：“刻意修养心志，崇尚操行，离开世俗、不同流俗，高谈阔论、怨恨诽谤，不过是自命高尚罢了。这是山林隐士、不合时俗的人以及憔悴枯槁、投身深渊者所喜好的。谈论大功，建立大名，体察君臣关系，端正上下秩序，不过是求治理罢了。这是朝廷之士、尊奉君主、强盛国家、建立兼并功业者所喜好的。以仁义忠信为学问，出仕就在朝廷，退处就在山林，人们只把这种人看作自命高尚的人，或看作专求治理的人，却不知道自命高尚从来未尝不是治理，专求治理也从来未尝不是自命高尚。”所以说：“人幼年时学习它，壮年时想实行它；实行时，君子当然希望它能够实行，但又怎么能保证一定实行呢？想实行却不能实现，那么他的学问仍然还是原来的学问。因此，自命高尚却不背离正道，求治理却不自我矜夸，这才是世人所说的通儒。”西村先生自幼好学，书无不读，能够卓然把握大义，从不拾取零碎材料拼凑成文；后来尤其专攻史学。对于古今治乱的根由、官府旧制、名物制度和历法数字，无论纵横上下，都能像指着手掌一样加以论说，无不抓住关键而有归宿；他认为做学问就应当如此，不屑于借此求取一次声名，声望却暗中在东南兴起。成化年间，三原王公巡抚江南，因百姓的利弊得失召见先生询问，先生便详细说明其中原委，退下后又把事情写成奏疏，说明各项应当改革设置的措施。王公赞叹说：“您的才能足以独当一面。如今我得到先生的著述，除诗歌文章之外，先生同内阁大臣、台省部司诸使以及郡县长官反复论辩政事的文字，竟占全书三分之一。无不适应常情与变局，穷尽利弊，即使乡里平民也推重谦让；缙绅大夫之所以愿意任用他、借此治理政事而不能舍弃的，都是这些文章。那么，所谓通儒，不就是先生吗？”我们吴中读经的学者，讲求时务和水利，没有比先生更早、更精通的。河道决口、堵塞和变迁，大体上都归结到海中去了，几乎难以按着旧迹去寻求恢复原状。自《禹贡》以来，职方地理之书互相援引，人人都会说；但把这些说法搬来用于治水，就错了。否则，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吏便大肆打开官府仓库，拿着畚箕铁锹去施工，毁坏房屋，磨破小腿，挖地数千里，让水从旁边流入其中，便说“水已经退去了”。第二年如果不幸连降大雨，却连水势分毫也不能减少，那种浮泛而不切实、耗费而无功的做法又有什么用呢？等到读到先生论水利的文章，开头便说要谨慎修筑堤防；其大法是，主管官府要让农民顺着地势，预先修筑防御以防备水灾，于是竖立标志来考核工程，制定课法来增加堤防厚度，借给粮食来帮助民力。民众就像水一样，即使为水修筑高大的堤坝，民众尚且会越过它，何况不为他们修筑堤坝呢？” 使百姓富裕、完成赋税的办法，还没有人能够实行。这正是可以整齐划一地加以论说的有用学问。我出生得晚，没能拿着几杖跟随先生，只能读他的书，每每为之感慨。先生去世后，他的曾孙太学生璧收集他的稿本编成文集。我说：“这部集子简约而通达，勤奋而有节制，谋划周密而有证据；不只是论水利如此，整部书都达到这种程度，足以流传。我过去想见到先生所著的《礼纂》若干卷，尚未收入集中。先生姓史，名鉴，字明古，是吴江人，学者称他为西村先生。吴文定公为他的墓作了表文，家世和生平事迹，都可以据此考察。” 《丰南禺摘集》小序【张时彻】

译南禺公去世，墓上都快长满宿草了。我读他的遗文，大概不胜悲伤。公的禀赋灵异奇特，才华显著卓异。论说事情时，言辞锋利纵横而出；铺陈文辞时，文采构思顷刻成篇。九流百家，没有不涉猎其涯岸的；即使七步成诗、八义之文，也不足以夸耀他的华美。因此士林把他比作凤毛，艺苑把他比作逸骏；那些仰慕他的美名、希望追随其后的人，到处都是。然而他的性情不合世俗，行为有时违背中道。只要有一句话合乎心意，便立即推心置腹；一旦稍有嫌隙，稍稍发怒，便拿起长矛彼此刺击。有时甚至把丑妇夸成美女，把兰草斥为恶草，旁若无人，很少顾忌。了解他的人认为这是激烈怪诞，不了解的人却认为他荒诞狂妄。因此毁誉之论不断发生，彼此转相诋毁讥刺。出门时有人同他争座，居家时没有人敬重到为他式闾。他穿着鹑衣蓝缕，却甘心守着原宪的贫穷；烟囱潮湿，不能生火做饭，像子桑一样闭门不出。童仆因断粮而逃亡，宾客经过门前也不进来。他最终在饥困憔悴中度过一生。可悲啊！凭他的才华，如果遇上时运、逢到机会，入仕本来应当在金马门翱翔，成为文坛的表率；坐享大官的俸禄，退下后谈道讲艺，主持文坛盟会。那时还将有许多人像回声随声、影子随形一样依附他，如杨雄门下求字、列子得到馈浆一样。怎么竟至于让青蝇成群聚集，再也没有人稍加培植维护呢？由此才知道，把四杰比作江河，是在讥刺轻薄者的妄自讥笑；推崇李白、杜甫的光焰，却被等同为蚍蜉的妄议。我并不只是替公感慨。公一生著述非常丰富，其中大的著作有《五经传》《有世统》，内容博洽，见解精深，读者自然应当有所领会。至于其余诗文，装满箱笥，却还没有编次，大多散失了。他的孙子应大稍加搜集整理，我得以取来观看。便选取其中典雅驯正的诗，刻印流传给同好。至于全集，则留待真正懂得文章的人来处理。《蠛蠓集》序【万恭】谚语说：相马时容易因马瘦而看错，相士时容易因人贫穷而看错。我读浮丘生所作《蠛蠓集》，大概因此替他感到愤懑、遗憾、凄凉和悲楚。浮丘生心志驰骋于高远幽深之境，沉浸于经典古籍，直入先秦两汉的天厨，咀嚼其中的美味，细尝其中的肉块。假如把他的文章拿去同天禄阁、石渠阁的藏书相比，他的创作难道不会光芒闪耀，直追古人吗？然而他却幽愁困迫，连自身也不得容身，被桎梏拘囚，白日不能照临，几乎同盗贼、奴婢并头受戮。可悲啊！等到看他在狱中所上的各种奏书，以及所作的各篇赋，激烈悲怆，又有古代先秦两汉义士的风骨。多么俊逸啊！多么俊逸啊！从前卞和氏得到一块璞玉，献给楚武王，楚武王让玉工看，玉工说：“这是石头！”于是砍掉了卞和的左脚。卞和又把它献给楚成王，玉工仍说：“这是石头！”于是砍掉了他的右脚。卞和抱着璞玉在王都门外哭泣，后来哭出了血；楚王剖开璞玉，果然是美玉。君子认为卞和氏虽然毁掉双脚，却保存了美玉。浮丘生被置于极刑之中，进去后又出来，后来再次被放出；同卞和被砍脚相比，哪里只是忘却朝夕之间的性命安危而已呢？他如今还能吟咏屈原、宋玉，驰骋于班固、司马迁之间，这不就是所谓毁掉双足而保存美玉吗？然而听说易牙起初求见齐桓公时，进献土制的食器，调制粗劣的汤羹，齐桓公发怒唾弃他；后来易牙为他烹煮熊掌，烧烤薄切的肥肉，进献山梁上的野味，又剖取圈养豹子的胎肉，齐桓公觉得甘美，于是封给他万户之邑。晋平公起初任用师旷时，章英等乐曲交替演奏，《韶》《濩》一齐奏响，晋平公左右观看，竟不能听到终曲；师旷于是改奏激越的流羽、清商，缀以宣、郑、卫地的音乐，发扬北里之声，接续阳阿之曲。晋平公按着节拍叹息说：“真是天下最好的乐工啊！”易牙和师旷，并不是先前昏暗无能、后来才突然聪明，而是他们的性情随着所迎合的对象而改变，技艺也随着所嗜好的事物而变化。如今世上像齐桓公、晋平公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浮丘生有幸得见天日，我读他所作《蠛蠓集》，更加替他感到愤懑、遗憾、凄凉和悲楚，私下恐怕他终身幽愁困迫，处境还会更加严重。然而君子宁可齐桓公不能辨别滋味，也不肯像易牙那样改变滋味；宁可晋平公不能和谐地听乐，也不肯像师旷那样改变声调。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情志通达于高远空旷之境，不可以被世俗改变。浮丘生当初如果没有遇到陆五岑先生，我恐怕他的胸襟不足以承受伏锧之刑，他的脖颈也不足以让白刃涂血。幸而他遇到了陆五岑先生，从拘囚之中把他救出，使他登上文艺之林；即使老到白头，能够同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并立，执笔而行，负戈而进，即使被齐桓公、晋平公所嘲笑，他所获得的也已经很多了。终身幽愁困迫，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我生性特别爱好古代，却未能亲见古人；浮丘生所作文章达到这样的程度，既替他悲伤，便又欢喜而把这些写下来。《刻瞿存斋先生文集》【张瀚】存斋瞿宗吉，是我杭州郡中知名的乡贤先生。先生在至正年间修养品行、撰作文辞，诵读学习《诗》《书》和百家之言，为避世而隐居，藏迹于海上。明朝建立后，应召出仕，两次担任县学博士，凭功劳升入太学，最终任周王府相。当时天下刚刚平定，中原人所喜好的仍是弓箭和搏击，轻视文墨而不从事。后来放牧马牛，逐渐修明文教，于是征召山林隐逸之士，凡是有一技之长、能够补益政治的，大者登列三公，其次充任侍从、统领方岳；这些人都在当时显露头角，声名流传、功绩显著，本来就是不朽的盛事。先生怀有辅佐世道的才能，具有光耀国家的学识，却独独没有得到任用；即使被任用，也没有尽展他的长处，最终沉郁地处在下级官位，使治理天下、安定人民的经略，只能同胶西、长沙的道路相同。确实是文章显达或晦塞有时，人的仕途通达或阻塞有定数；或者他身居卑位、自己收敛，另有不可测知的见解。先生著作极其丰富，所著《纲目重编》《花影集》《剪灯集》等，都已刊刻流传，脍炙人口。曾孙瞻廉再次旁搜遗逸，得到诗文若干篇，将要一并刻印。有一位名叫“晴者”的人，向来同我友善，偶尔把所辑文稿给我看，请我为此事作序。我读这些文章，大体上根柢深厚、义理幽奥，并不愧为醇正的儒者；篇中言论必称孔子、孟子，文辞必取法经传，显然是他不迎合世俗、不追求功名的明证。然而正因为任职于清闲的部门，所以能够专心于文学；如果舍弃前者而取后者，那么所谓不朽的盛事，难道只是追求功名的人才能独占其美吗？历代相隔越来越远，却搜罗无遗，由此可知儒学一脉相承，代代都有人才。于是写下这篇序，把它归还给瞻廉。《西玄集》序【孙应鼇】

译我自从进入关中，就访求关中的学士大夫，考察近代所撰、可以征考文献的著作。于是鉴川子把《西玄集》给我看，我读后深深觉得合乎心意。这部集子由天水胡氏编次，共二百首，大略已经具备。鉴川子又求得全部稿本，交给三石子选编，共选得七百四十八首。三石子于是交给我刊刻完成。鉴川子表彰它的用意，起初是我从延州岁试回来，取道耀州时，三石子在尊经阁设酒为我饯行，我们共同谈论诗歌。我说：“世人谈论诗，已经说得很详细了。然而总的说来，诗有才、情两端。所谓体格、采色、声律、事类，都是才所经纬的；所谓思致、比兴、风调、神理，都是情所缘饰的。才所经纬的内容，要由情来酝酿；情所缘饰的内容，又要借才来表达。总之，文章精美、思虑奇妙，关键在于内心领悟，从而豁然明白其中真正的机微和深密的要旨。”三石子说：“说得对！”又问诗歌的时代，我说：“近体诗和歌行在唐代最美，五言古体在汉魏超出尘俗。至于六朝诗歌，则是汉魏诗歌的余流，也是唐代诗歌的发端。时代不同，体制便不同，人的轨迹也不同。只是追随才气而作的篇章容易得到，体察性情而作的诗制却难以获得。” 虽然没有一种不能流传，但能够折中而不违背正见的，却很少。”三石子点头说：“说得对！”于是我们谈论近代诗歌、关中诗歌，又谈到《西玄集》。三石子说：“《西玄子》的近体诗和歌行取法唐人，古体诗取法汉魏，在才与情两方面都没有违背，因此可以流传了。”我说：“说得对！”三石子又说：“《西玄子》担任翰林编修时，因劝谏武皇南巡而受杖刑，坚贞不屈，贬为泽州知州。亲王藩臣都束手收敛，贪污官吏解下官印离去，没有不因他的严正而畏惧的。他自己树立的奇特品格如此显著，但终其任秩宗之官，从未有自负矜夸的神色。读他的诗，大多温厚和平，没有亢奋放逸的作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世人所说的才情，可以靠矫饰造作出来吗？《西玄子》经历磨砺，裁去刚愎污浊之气，内心安定，统摄文章的方法不迷失，所以这部集子能够流传。假如他怀有自我树立奇特功名的心，涵养就会浅薄，才情也会改变，诗又怎么能够流传呢？”三石子又点头说：“说得对！”这时回程将要开始，风雨已经充满楼阁。我急着赶路，于是停止饮酒告别。集子刻成后，三石子先去世了，没有能够看到它。这一天我们共同辩论的内容很多，彼此都深深契合，因为同这部集子无关，所以没有写出来。《西玄子》姓马，名汝骥，谥号文简，是绥德人。三石子姓乔，名世宁，就是耀州人。鉴川子姓王，名崇古，是蒲州人。《东麓遗稿》序【李黙】古人说，宏大的乐声一定要等到山川之气完备、光明充足之后，才能大为振作，这难道不确实吗？当阴阳错位，雷雨充盈，妖精鬼魅纷纷出现时，哪里看得见所谓昌明融和的盛况呢？等到日月星辰恢复正常，高低尊卑各得其序，万物舒展而获得宽宥，八方之风和谐而有秩序，然后幽暗纷乱才转为明朗，呻吟才转为歌唱，险阻才被磨平而成为安康，鸢鸟才会化为鸑鷟。当这时，以恢弘伟大的功业扩展国运、传播德音，必定会有冠冕佩玉的仪容，宾主终日行百拜之礼；山川明丽作为姿态，祥云瑞日作为祥瑞，金声玉振作为法度。虽然各个时代的轨迹不同，条理制度并不相同，但那敦厚和平的气息，浩荡流布，也足以穷尽一代帝王创制政事、撰述文章的根本了。本朝开创华夏，功德超过百代，光辉灿烂，施加于人文。到了宪宗、孝宗之间，已经达到极盛。然而文风流失以后，防堤逐渐决坏，作文几乎同于训诂，声律只求符合科举的格式。后来学士大夫开始慨然产生痛惜当今、怀念古代的志向，争相刻意求新，努力毁弃旧有道路，认为这样可以挽救衰败、拯救沉溺。却不知道像燃犀角探骊龙、重新寻找支流渡过汉水的人，如今已经在江左了；摹仿开元盛世的，如今却只到了永徽年间。为什么如此急切地返本，却反而昧于本末呢？道有升降，文章也有盛衰。懂得正确言论的人，认为现在是盛世吗，还是衰世呢？大江以南，兄弟一同居于词苑、在文坛著名的，有汪氏一门。汪氏长兄名石潭，官至宗伯；次兄名闲斋，任吏部官；小弟东麓先生，就是庚辰科的主考官。先生考中进士，入馆阁读书，年纪虽轻而学力已经强盛。我仁过去同他的两位兄长互相师友。两位兄长任翰林官，那大概是弘治、化治年间最盛的时候。先生文章的师承，大体来自前辈；他又跟随两位兄长学习家法，难道会因为当时的爱好便轻易废弃规矩吗？然而从懂得正确言论的人考察、鉴别得失来看，仍然有醴、玄并列设置、鸾鸟与割牲共操的情形；返本修古的意旨，似乎仍有保存。由此可知，要真正认识先生的文章，不也很难吗？先生当时两位兄长身居高位而官职不再升迁，自己则从编修积累资历，升为殿读，又因刚直不阿而被斥退，任通判、同知、佥事；过了十多年才在陪都取得职位，官阶不过少卿，竟在任职数日后去世。看看两位兄长的地位声望，他都很少能够相比，却又同样因刚正而被废弃，难道不可悲吗！黙任封部官时，也因触犯时忌而被贬为副职。先生先前所处的职位后来被黙接替，先生按通常升迁再升两级，黙也徘徊之后被起用为藩臬长吏，成为学者的老师，而先生已经先去世了。先生的儿子防，于是把遗文托付给在浙江的我。唉，这些文章应当流传！如果不是我来传述先生的文章，还能是谁呢？于是我命汪令克用在海宁刻印。第二年，我在南雍，防又寄信来催促我作序。从前苏文忠为欧阳子的文章编次作序，直到推尊他的道统、说他上承韩愈；如果不是因为信任仰慕深厚，哪里能够这样断定呢？我只因先生与他的兄长们世代任职史馆，以文学和道术自期，不肯向贵人阿谀逢迎，所以遭遇坎坷到如此地步。至于他的文章诗歌，大都推崇敦厚和平，希望宏大的乐声重新振作。他若能与王、宋诸公跨越时代同游，以彰显明朝兴盛的气象，然而最终命运却止于此，真令人叹息啊！所以想考察先生文章的人，应当论述他所处的时代。我蒙先生知遇很深，斗胆仿效苏公颂扬欧阳子的情谊，于是论述近世急于返本的缘由，也是对先生有私人的感慨。盛衰交替的道理，后世一定会有人知道。诗、文各五卷，都是同年徐符卿、江山甫所编定，他们也是先生门下的学生。

译《书玩斋集后》【李黙】我在宣州时，诸生贡安国常常向我谈起他的先世，也就是所谓礼部公。元至正末年，公任漕臣，曾经渡海从福建边境出行，在崎岖的岛屿之间为国家转运粮饷，最终客死他乡。又听说公寓居海宁时，自己把居住的里坊命名为小桃源。元朝的天命改变之后，宋学士景濂曾邀请他，公为他置办酒席，饮酒到半夜，便起身去睡，服药而死。我从贡生那里听到的就是这些。我查考国史，记载公的文章和事迹很完备，却到了临终之时没有详细记载这件事。又有门人朱鐩作《纪年录》，只说他病重，难道是史官和他的宾客都讳言此事吗？最后读到《玩斋集》，才知道公曾同青阳余左丞、金华王待制交好；他所见到并称引的人，都以忠孝大节著称。阙死于皖地，祎死于滇地，难道他们是辜负人、辜负国家的人吗？推究公的志向气概，难道不是同他们一类吗？我私下伤悼公流离忧愤，年老至死仍如同在生时一样；他的言论难道竟要隐没埋藏，不能向后世彰明吗？可悲啊！这部集子的书板散失了十分之三四，我赶忙向郡丞徐君说明，请他补刻，同时收录本传、神道碑铭，使人能够全面了解公的一生，并把它昭示给天下人士而已。《胡庄肃公东游稿》序【失名】道是形体和声音的聚合，形体和声音又是道的散现。掌握道的聚散关键，在于君子。三代衰落之时，百家诸子同时兴起，孔子把它们裁定整理，于是道重新聚合；聚合之后又分散，这是天意。因此各人得到道的形体和声音，便各自树立名号。聚合起来看，成百上千地形成群体；散布到宇宙之中，考察各自所处的时代，大概也很稀少难见。如今大参、滁阳拍泉胡君，正有志于此。君年轻时考中进士，历任清要之职，对于经史和世代相传的言论，本来已经阅历很多。况且滁州是他的出生地，是孕育圣贤、开创基业的地方；从伏羲、孔子、成汤传道，到刘邦、项羽、光武、魏、宋、二梁、赵宋兴教，都没有超出这方圆千里的范围。道之所散、形声之所聚，在这里尤其广大。君又参与治理楚湖，进一步到晋地任职，南至三苗，北至玁狁，都得到治理，本来足以使他的形体更加充实、声名更加宏大。后来仕途一度中断，闲居十六七年，静下心来使道聚合，应该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的。等到君重新出仕，正困顿而无法舒展，便又乘船渡江，经过浙江三江五湖，扩大胸怀；登临天台、雁荡，开阔眼界。朝廷议论再次起用他，君任职关西，对于关河的形胜、古代帝王都城以及天下骑兵强劲之处，又亲自走遍了。计算君从道之聚合处所得的，大概不止十分之五六。他把这些散布在形体声音之中的所得，郁积而发为文章诗歌，其中应当还有所聚合，然后才能融会贯通。孔子是大圣人，周游所到不过中原，未曾见过燕、秦、越地。司马子长的文章，自己说从游历中得到的很多，却唯独没有到过燕地。如今君在天都任职已久，司马子长也不如你。诗文多而可以流传，势必如此。虽然如此，我对君的期望并不只是这些。何不也观察宇宙之间，寻求道聚合的地方呢？道比宇宙广大，而宇宙并不能穷尽道。道散布在形体声音中，形体声音可以作为考察道的凭据，但道本身没有固定的形体声音。拿着弓去寻求后羿，为什么不伸臂张弓呢？沿着凿孔去摸索形状，不如向内照见自己的心灵。漫游原野，喜爱居处和收获的高地，为什么不在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呢？君子辞章，一定都在这里有所寄意，大概是引弓而不发射，深入探求道所聚集的地方，而不被形体声音所拘滞。从这里充实扩展下去，走到哪里都没有不可通达的地方。孔子对后学的期望，大概就在这里吧？至于衡量今古文辞、夸耀工巧艳丽的做法，本来就不是君所处的境界，我又凭什么来帮助君呢？平凉尹萧子世登将要把它刊刻出来给后人看，大概也是有志于这种学问的人，于是我叙述事情的缘由。《胡庄肃公遗稿》序【霍与瑕】有句话说：上天生出一代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代使用，这确实是正确的话。国家太平了二百多年，天下没有大变故；近世宗皇帝在位时，南方倭寇、北方敌人时常成为祸患，却还比不上汉代的冒顿、晋代的卢循，天下已经汹汹震动。任用人才的人屡屡发出没有人才的叹息，我对此很疑惑。胡庄肃公的遭遇，正可以看出大概。公凭通达的才干、纯粹的学问、卓越的见识和宏大的谋略考中进士，历任山西提学，实在是嘉靖二十一年。北兵进入太原边塞，杀戮惨重，公慨然上疏，提出防备边疆的十一件事。天子看后，称赞他的忠心和谋虑，晋升他为参政，命他协同防守三关。从军门以下到各兵备部门，都不高兴地说：“提学司掌管礼仪饮宴的人，也要参与庖丁调味咸淡吗？”姑且等着看他，过了三个月，计策没有被听取，谋划没有被采用。北兵大举到来，却不给公一个士卒，公束手无策，因此被弹劾而降职。公退居以后，便研读秦汉古书，探究濂洛理学的精义，游历会稽，探访禹穴，又遍览雁荡、庐阜，以舒展他潇洒旷达的胸襟。又广泛访问世上的知名人物，同他们上下讨论，以归结于内心，安排成文章，渐渐可以同古代作者并驾齐驱了。他尤其留心当世事务，凡是写给别人的书信，了解旧有的道理以及民间的利弊、时事的艰难，指摘痛切，规划周密，怎样实行都清清楚楚。天下士大夫都推重他，每当某一地方稍有警报，必定屈指说道：“除了柏泉公，没有人能办成这件事。”他们看待公，不亚于洛下司马和东山谢安。嘉靖三十八年，公因屡次被推荐而起用，历任江西巡抚，建立重大功劳，升任兵部尚书，又转任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南北奔走，所到之处席子还没有坐暖，便又赶赴新的任命。几年之间，终于入朝任天官冢宰。唉，这可以说是士人的极大荣耀；但若认为这是非同寻常的际遇，尚可说是充分发挥了公的才能，却还不能说完全发挥了。我国以儒者统率武事、设奇谋而取得伟大功绩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阳明先生。我考察阳明先生在赣地五六年，后来士兵才得到训练，山寇才被平定，上游控制的形势才形成，宁王、濠州等地也已经掌握在手中。先生自己在奏疏中说：“人们只知道多俘获的功绩，却不知道善于防御的功劳；这说明必须专心持久。”近世却不是这样，用人者没有办法自主，只听信浮泛的言论，早晨简拔，晚上便罢免；被任用的人也没有办法施展才干，就像防秋的将士一样，往往还没轮换两次，替代者的文书就已经到了。

译像这样授予任职，即使诸葛亮也不能完成他的谋划，有志之士因此捶胸顿足。假如公当初亲自协守三关，当时就能施展手脚，再给他一些岁月，让他经营边防事务，那么他用来成为西北长城的成就，决不会比古人低；后来河套、古北等地，也应当承受他的余荫而得到休养保护，决不会狼狈到那样严重。可是他得到圣主的知遇只有三个月，群小嫉妒丛生，便排斥他。后来闲废了十七年，居住在故乡。等到再次起用时，虽然每天忙得无暇应付，但他的盛大功业已经灿然可见，凡是地方动荡之处，都依赖他而得到安定。由此说来，豪杰之士究竟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呢？就拿公在江西来说，他入境一个多月，军队便振作，将领便奋发，原先的防守者纷纷逃跑；不到一年，便荡涤廓清，没有留下祸害的根苗。这样的气势和力量，比起阳明来有什么不足？而任职时间的长短，又不能相提并论。片刻之间建立的功业，竟足以光耀前人、照耀后世到如此地步。所以说，天下没有没有人才的时代，也有世所罕见的人才；只是必须任用得久，人才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公的才能世所罕见，但正因为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居于山林的日子多，所以涵养更加深厚，积蓄更加浩博，文章也更加奇异。他所作的一切文章，都可以流传永久。上天用来成就公的地方，本来就不只是让他成为一代人物而已。公的文集，在家中刊刻的有《胡氏集》《东游稿》；在楚地刊刻的有《南浮集》；在秦地刊刻的有《西征集》《愚忠疏草》；在江浙刊刻的有《浙垣稿》《督抚奏议》等书，陆续出现、互相补见，还没有汇成大全，其他散失的尤其多。王侍御复斋公巡按滁州时访求，得到遗文：古风、近体诗三百六十九首，序六十四首，记一十五首，杂著一十七篇，志铭、表、传一十八篇，祭文六篇，书信一百八十八篇，交给李州守刊行。勉▯子说：我读庄肃公祭奠甘泉先生的文章，因而知道公学术的来源；读表彰桂见山墓的文章，感受到他对旷世豪杰的感慨；读《正学书院序》《念庵文集》等篇，难道看不出他有忧虑道统的心吗？后人如果不想陷入放荡狂妄、空疏浅薄的弊病，一定要从这里取法。正因为如此，侍御嘉惠后世贤哲的盛大用心，才得以同这篇序一起流传。《岩居稿》序【黄佐】我的同僚、无锡华鸿山先生隐居在碧山，积累的学问一天比一天丰富，创作诗歌，命名为《岩居稿》，托门人尤氏拿来给我看。我诵读后叹息说：“唉！天下的学问分裂，已经很久了。谈道学的人诋毁诗文，擅长诗文的人嫉恨伊洛理学。鸿山的诗追踪陶渊明、杜甫，卓然属于大雅之作，最终又归于醇厚的道理。过去孔子诵读《鸱鸮》，说：‘写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等到诵读《蒸民》时，也是这样说。天地之间充满万物，每一物都有道；民众的常理、万物的法则，并不精微，草木鸟兽也并不粗浅。汉魏以后，诗歌的变化达到极点。陶渊明说：‘娟娟云间月，灼灼林中花。’杜甫说：‘风鸯藏近渚，雨燕集深条。’其中仍有《诗经》三百篇比兴的意义。如果作诗必须说到乾坤太极才算懂得道，那么《蒸民》就是懂道的，《鸱鸮》就不是了。谢方石编选《伊洛遗音》，说近世道学家的诗被有识者讥笑，却不知道程颢、程颐、朱熹的佳作正好同唐人相合，可以说是真正懂得了正确的言论。陶渊明不喜不惧，就是端正内心；杜甫安于行动而以主理为本，确实就是安定本性。” 那么，宋人所谓的道学家，早已获得这种境界了。这部集子，情感因景物而生，性情又从情感中显现，说它不是懂得道的作品吗？因此写下这些话。《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余姚黄宗羲编

译序三十 文集 《郁洲遗稿》序【黄佐】唐宋之间的诗文宗师，世人称誉他们，常常不是说像秋水中的芙蓉，就是说像流泉洒落；又把苍翠之色拿来比拟他们的形貌，似乎已经把美说到了极点。对此我私下有所不满。因为雕饰虽然除去，景象却不宏大；声音虽然清越，滋味和余韵却不深远。大人物难道会是这样吗？如今黄河从昆仑山流出，穷尽源头探寻，源头在星宿海，靠近扶桑，涵养蓬莱仙岛，流入蜺罗；它的波澜浩荡奔涌，然后洪流从天而来，入海汇合，延伸到八方，不能使它变浅；潜行疏浚百川，也不能增加它的深度。蒸腾云气、降下雨露，也不能耗尽它的仁厚；包容污秽、接纳污水，也不能损伤它的洁净。我以为，大人的气度就应当如此；由这种气度发为诗文，才是天下的壮观。因此，少师梁文康公的《郁湖遗稿》，我不敢用唐宋诗文的标准来衡量，而只用大海的景象来观察。为什么呢？为了彰明他的气度。唉！大人把天下作为气度，居于宰相地位的人，谁不这样自许呢？然而一遇到利害，哪怕细如毫发，也总是惴惴不安地思量如何处理，何况还计较毁誉、喜欢阿谀、憎恶正直；在福威之下，又有谁敢违逆他呢？韩魏公说：‘不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决定喜怒，不因喜怒而决定任用或舍弃。’贾似道说：‘我不知道谁是好人，只要顺从我，就是好人。’ 气度的不同，竟然如此吗？治乱的根源，大概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毅皇帝时，公位居百官之首，石斋杨公服丧期满，公便急忙起用他，使他位居自己之上。敬所蒋公当时还在普通官员之列，公便在宫廷和官府中称誉他，极力防止他任辅臣。等到南巡，公想奉天子的宝玺随行，杨公不同意，蒋公更加不同意，而且还发出许多议论。公脸色丝毫不变，也从未随便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等到我任两广督学时，蒋公才详细告诉我此事，佩服公的盛大德行，不只是因为同朝升迁的感激罢了。在这以前，西安御史张琏曾上疏论列、诋毁别人，别人不能忍受，公却反而引咎并推荐赞扬他，最终使他得到重用。张琏终身感激公。东里、南阳都是贤相，但他们远远压抑庵，不让他入阁，排斥一位官员，使他不能立于朝廷；同公的气度相比，怎么样呢？神道碑志已经详细记载公的德行功业，我只是举出两件事来补足遗漏，以显示公之所以伟大，根本不在诗文方面。唉！人的性情就像水一样，发出来成为情感，来来往往、连续不断；而沉澄停聚于内，又像深渊。若不是厚重地涵养本性，按时把它发出，那么用来纪纲天地、约束民众万物的东西就荒废了，天下也危险了。因此一句话不合心意，便会招来嫌隙，甚至迁怒家中、在外面摆脸色，到了不可触犯的地步。水倾覆在堂屋之上，而一片草芥竟成了船；把杯子放进去便会被卡住，因为水太浅。……公的家乡是顺德，实在是从南海分出来的；起初号厚斋，晚年取郁水灵洲作为号。这大概也有镇定之意吧？我出生得晚，有幸承蒙公的知遇，日夜自我忧惧。我的天性本来就容易触动，而且见识浅薄，因此对此深感恐惧。于是反复三次说明这些意思。《眉轩存稿》序【黄佐】有明一代的文章，经过一百多年，已经光耀灿烂，远远超越盛世了。成化以前，道术尚且统一，天下没有异样的风尚；学士大夫把周敦颐、程颐、朱子的学说看得像自己的四肢一样，唯恐有所损伤。因此文章虽然往往不华美，却多半根植于义理；质朴而没有过度雕琢，气势也充沛昌盛，当时风俗的淳朴厚实，可以想见。我少年时，还不知道思考效法先秦文章，却像宋人那样抛弃修辞，显得驳杂。先父粤洲府君见到后，说：“唉，我的佐儿，是谁让你带着这种想法来居处的？我告诉你，所谓文章，就是文理；文理由内心产生而显现在外面。文章的方法，应当显明而不要晦涩，应当典雅而不要诡异，应当浅近而不要深奥。上天垂示日月星辰，大地形成河流山岳，谁能轻视这些，而以曲折怪僻的文辞来表现呢？”所以说，前面的三代，经历夏、殷而文章在周代成熟；后面的三代，经历汉、唐而文章在宋代成熟。考察《通书》《定性书》以及《易》《诗》等解释六艺的著作，之后再没有这样的文章了。如果不是宋代，那么谁能与周代相配？难道可以舍弃而不尊崇宋代吗？我看见你一天天背离正道，佐谨慎地记住这些话，不敢告诉别人。嘉靖甲申年，我才有幸结交新安汪子恒，便以这些道理互相切磋。又过了三年，我因请假回乡，汪子拿出他父亲眉轩先生的遗稿，让我为它作序。我接受遗稿并完成阅读后，起身叹道：“新安原来是朱子的故里，朱子的流风余韵，难道还保存着吗？”读先生的诗，格调取法陶渊明、韦应物；读他的文章，尺度遵循韩愈、欧阳修，这正是朱子的教诲。文章典雅质朴、温文尔雅，绝不写险怪艰深的语句；然而其中温润精粹的光彩，就像未经雕琢的天球玉璧，自然可以赏玩。大体正如先父当年所说。我佐谨守先父的教训，直到今天还未能完全摆脱旧习，又怎么能够真正了解先生呢？只是可惜先父生长在成化年间，正与先生同时，但山川相隔遥远，未能相遇一次来共同评议学问。序写成后交还汪子，因此惆怅了很久。《梓溪文集序》【黄佐】宋代欧阳公的文章和经世济民的才能，天下人一致尊崇他。荆公、舒公相继兴起，辞章虽然工巧，却被他们的宰相功业掩盖，喜爱并传诵他们文章的人很少。当时二程在朝，忠言入朝进告，皇上常常俯身嘉许采纳；涉及任用和罢免官员时，也勤于点头表示赞同。然而典礼法度一经改变，即使有人委婉诱导、恳切劝说，也没有谁能够使它恢复。臣下能听从善言，君主才可以成为善君，唉，真是困难啊！毅皇帝游幸时，史官中敢于进谏的只有梓溪舒先生一人。先生遭受杖责以后，病卧在院中，掌管院事的人害怕惹祸，派人把他拖出去。先生屹然不动，说：“我在这里任官，就应当死在这里。”后来被贬往闽地，他裹着伤口上路，有人劝他等伤势痊愈，先生说：“死是我的本分，哪里敢稍作停留？”服丧期间扶柩而行，从江上进入湖中，忽然乌云压低、波涛陡起，船只十分危险；先生写文祈祷祭告，风涛立即平息，人们都佩服他的精诚。当时他再次遭受杖责，回到家中便去世了，享年四十四岁。这样的人称作刚烈大丈夫，难道不对吗？他一生清贫，家中穷得没有立锥之地，储御史良材替他在防城买地建屋，让他的妻子儿女居住。佐过去曾经过那里，他的两个儿子奏奉拿出先生的文章给我看。先生以圣贤之学砥砺志向，气节和文章，大概只是余事罢了。

译江西文章魁首只有一人，以道义闻名于世，先生实际上继承了他。他在清明时代登第，与令德一样享有声誉；同样做官只做到修撰便结束；又同样，即使把他列入伊洛诸贤的同辈也可以。难道他只是凭文章流传后世的吗？我记得丙子年，我和陵阳梅君百一同赴京，偶然谈到周武王讨伐殷商，按说当时岁在鹑火，但遍查历法和星象书籍都没有记载，于是推步计算，得出岁在鸟帑，旅宿于龙首。我太祖消灭平定伪汉，丁未年改元，属于星纪，是吴地的分野。壬午年靖难，属于析木，是燕地的分野。福德所在之处，其应验就像回声一样，怎么可以不详细考察呢？梅君叹道：“从前我见国裳也谈到过这些。”从此我知道先生后来进入史馆。先生恢复官职入朝时，我们相见握手，他对我说：“我认识你，已经很久了，是通过百一认识的。”此后我们往来十分融洽。他曾说：“心术和学术相符合，留恋安逸和贪图利禄相互因循。懈怠胜过恭敬，欲望胜过义理，那么他的心就死了，学问也就是虚伪的。我们规正君主，预先的根本就在这里。”我常常佩服他的德行和言论。每次看见先生整日端坐，除读书、办事之外，从不白天睡觉；夜里一定反省过失，自我责备，见面就互相告诉彼此的反省，大概是始终警惕不懈，他的真实积累非常深厚。他曾经推辞加等恩典，骑马进入吏部堂属，旁边有人纷纷议论，先生准备上奏指责他们作威作福。我对他说：“您难道没有记得《定性书》吗？” “人在发怒的时候，会突然忘记自己正在发怒。”先生谢我说：“您这样督促责备我是对的。”随即把奏稿草稿烧掉了。他常谈论历法天象，说古代太史的职责就是这些；观测中星以太阳为主，七政以岁星为主，进行占验就必然应验，这些道理我不能赶上。他谈论西山变律，认为阐发了前代贤哲尚未阐明的内容。我说，这只是京房《执始受变》一类的说法罢了。他起初认为不是这样，过了两天来对我说：“是我错了。我查考《汉志》，果然是京房的律法。”于是又说，钟律、度量衡，是用来治理历法、明定时令的。邵康节粗略领会了其中大意，却不能建立律法、推演历法。将要兴举礼乐，难道不应当依据《周官》吗？考察《大司乐》，律法和历法就都完备了。我深以为然，只可惜他的著述散失了，这部文集也仅仅保存十分之一罢了。我的同乡方伯张公鏊、学宪张公希举，都是先生的乡人。听说此事后，想把文集刻印出来。刻印前一夜，我梦见先生来访，谈笑如同往昔，恳切地说：“我的文章想要刊刻，何不慎重选择呢？”第二天早晨，两位公果然来到这里，亲自校订选定，编成五卷。唉！先生确实神明有灵啊！大概他为人处世，死时忠勇，尽孝而感动神明，听从善言敏捷，约束自己严格，修养品行纯洁，处于贫困而能安乐。因此能够内外相合、贯通天人和名理，像程颐、朱熹一样；他的诗文像韩愈、欧阳修，而又有许多自己的心得。假使他像荆公、舒公那样生逢其时，那么一味奉行典章、嫉妒贤能的人就会消失了。既然如此，先生的进退存亡关系到天下国家，难道是小事吗？我对此又深受感慨。《宿少卿奏草序》【张邦奇】唉！这就是嘉州宿少卿的奏草。天下人传诵它，国史也记载它。侍御衡阳刘公在巡视四川之余，为它校正并重新刊印；随后又命我张邦奇为它作序。宿君起初任户曹官，就是因为这篇奏疏，后来被摒弃废黜直到死去，可以说是受尽屈辱了。然而人们的感情却如此看重、荣耀他，难道不是天意吗？古时候，上天借君主治理臣民，臣民也以奉行天道来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不能任凭个人喜怒，臣下也不把宠辱放在心上。君主不任凭喜怒，赏罚就能施行，天下人便受到劝勉和惩戒；臣下不以宠辱为意，自身和名声就能树立，天下人也会受到激励而改变。否则，爵位赏赐加在人身上反而像枷锁刑具一样羞辱人，贬斥放逐降临其身反而像登高受尊一样荣耀人，我们将怎样对待百姓呢？宿君这篇奏疏所说的六患三本，当时如果能够采用，难道只是朝廷有幸吗？即使是一时狐鼠般的小人，他们造成的祸患也不至于这样惨烈。然而不敢指望它在皇帝那里稍有实行，却反而能够使它在天下盛行，并流传无穷。因此说：难道不是天意吗？所以，荣辱是君主掌握的权柄；但君子面对荣辱，有时不在君主，而在自己。所谓不在君主而在自己，并不是违抗君主，而是一定以天道侍奉我的君主，不敢改变这个原则。正因为以天道侍奉君主，即使我自身受到屈辱，朝廷仍然获得荣耀；更何况那些生逢时机、能够推行正道的人呢？我没有才能，错误地任职于两蜀，负有使善恶彰明的责任。谨借宿公的奏草，发扬侍御公的志向，作为对今日的告诫。《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余姚黄宗羲编。

译序三十一。文集。《改斋文集序》【邹守益】《改斋文集》是我的朋友王宜学留下的文章。我在改斋结识他，见他求学总共经历三次改变，每次改变都日益接近正道，所以他的文章也经历三次改变，每次改变都更加接近正道。起初，宜学跟随朴斋大夫在南都做官求学，常听文端公的家学，博闻强记，以豪爽自许；他所交往的多是四方英俊之士，在人多的场合，总是昂然指出是非成败，没有人能挫其锋芒，甚至当面斥责别人的过错，一直到脖子和头发都涨红了还不停止。后来他后悔说：‘柔顺能够克制刚强，古人早有很好的方法。像我这样内心积聚热气，再用刚硬的药剂来治疗，就会走向狂妄。’于是用‘改斋’为书斋名。从此收敛浮华而求实际，减少辩说而变得寡言，选择正直诚信的人交往；他寻求信国文公的遗像，出入都恭敬地带在身边。后来他从翰林被贬到三河驿，怡然上路；船经过泷水时，被巨石撞破，他便攀着石头盘腿坐下，高声歌唱来自我排遣。家人惊慌寻找，听到歌声，才把船靠过去渡他。然而有时他喝醉后仍会斥骂别人，显露旧日习气，于是又悔恨说：‘病根还没有拔除，稍一松懈就会重新萌发。’从此更加努力地反省自身、清除杂念。后来他在防州讲学，深入探求致知格物的要旨，又寄信给烟霞洞，辨析所谓动静两忘的道理；没有弄明白，就不肯停止。后来他奉召进入史馆，脚下不随意快走，眼睛不随意乱看。同馆的人迎接他到来，说：‘看，白生来了。’这是在讥笑他。但改斋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曾说：‘深沉潜心、纯一不杂的境界，我常常为自己没有做到而惭愧。假如四时能够让我长寿，使我充分完成学业，那么我在正道上的进步，谁能阻挡呢？’学习是用来治理内心的，内心又是用来发出言语的；言语是内心的声音，难道可以伪造吗？所以考察改斋的言语，起初宏大放达，中间诚实而有操守，最后温厚舒缓而有典则，确实不是可以伪装出来的。铸钟的人铸钟，材料虽然相同，但形制不同，声音也随之不同。因此钟体厚，声音像石头般沉实；钟体薄，声音传播迅疾；钟口宽，声音粗大；钟口收敛，声音郁滞；钟柄长，声音震荡。这就叫内心真实而外在表现相应的学问。改斋去世后没有儿子，文章颇多散失。他的女婿刘敬署任泰兴教事，才开始搜集编纂，共得诗三卷、文六卷、语录一卷。两崖朱柱史子礼延请并询问他，说：‘啊，他是我的知己！’于是和义城黄子忠商议刻印流传。往年两崖参加礼部会试时，文章不很合乎当时的爱好，考官商议准备黜退他。改斋极力推荐他说：‘这篇文章不蹈袭前人而充实自得，一定是奇异之士。’于是两崖得以录取。两崖的仕途功业日益显著，后来果然证明改斋有知人之明。凭言语可以了解一个人，改斋在两崖身上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后世君子读这部文集而探求其中道理，一定能够因此了解我们的改斋先生。《朱氏寄翁遗文序》【黄省曾】从前元朝末年，吴中有位老人朱生应辰，德行宏大而家境贫寒，操守清白而时世混浊。他耕种却没有靠近城郭的田地，做饭时锅上只有飞尘。当时姑苏的风俗，以奢侈互相夸耀；朱生却高傲不屈，宁肯穷困地灌园，也以同金钱交友为耻。到张氏开国后，征召的诏书和礼物广泛罗致人才，山林隐士似乎可以出来做官了。朱生远望百里，害怕自己成为浮华之人，坚决选择像从刀凿中逃脱一样隐遁。进入国初后，推荐任用也足以使他温饱，但他像麋鹿一样适合旷野，像鲲鹏一样乐于远游，最终甘愿白头到老而不得仕进。因此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晚年放马归田，十七年间，西边寄居、东边租屋，依山傍涧而居，年年没有安宁的住所。他曾反复吟咏‘人生如寄’，又感叹自己一生老死都在寄居之中，于是自命为‘寄翁’，借文章抒发志向和怀抱，使人读来悲怆伤感，如同面对凄风坐在萧瑟的树林中。虽然如此，人生寄居、死亡归宿，圣贤也不能测度。如果知道形体所寄寓的一切都只是旅舍，那么遭遇的一切，无论富贵贫穷都只是适宜，尊贵卑贱都是分定，长寿夭折没有区别，悲欢都像梦一样，便都不足以扰乱天性，无论到哪里都能有所获得。那些贪婪之人和卑劣的儒者，像小鸟小鼠一样劳碌不息，早晨抢夺、晚上攫取，拿刀谋求吞噬争夺，损害万物来满足自己，直到进入黄泉才停止。他们却不知道人的欲望各有边界，最终也不能超过自己像树枝和腹部那样有限的容量，这也可以说是极其愚蠢了。如今看来，吴地都城的高大宫殿、华丽宫门和金色铺首，从夫差直到近代所建的云阁高台，本来确实是所谓霸业的宏伟图景，也是东南的巨大壮丽之处。然而今天询问它们残存的土石和旧日的栋梁，烟消影绝，已经不能在故墟之上留下片点痕迹；而朱生一卷著作，却能在儒者文章的园苑中灿然流传。由此可知，荣华的成果果真像蜉蝣一样短暂，而道德的恒常才是遮蔽和保护人的大厦。既然如此，那些昏昧如牲畜、形同腐臭的人，何必用雕饰的厅堂供养他们？像蝇狗一样的才智能够享有王侯般的待遇吗？这只是在糟蹋造化、亵渎鬼神，积累罪衅而招致灭亡，灾祸不会逃脱。因此明智的人和君子，不急切追求富贵，也不因贫贱而忧愁；他们道德高尚、见识长远，所以当年能够履冰自持，终身尊崇志向，把心胸寄托于天日，把声名托付给天下，把文章流传万年，即使处在箪食陋巷中也没有忧愁。我因此搜集他的遗文，并把他的事迹一并寄托给后世贤者。《王临川集后集》【陈九川】县令应君云鸑刻印《荆国集成》，我正好向东探访禹穴、窥看石梁、游览雁荡，回来后承命为它作后序。唉！这是文献保存所在，早年的志向也寄托在其中；我虽然不敏捷，怎么敢推辞呢？只是王公的文章发源于经术，雄伟精深，冠绝一代；但他从未刻意经营，大概也是天赋如此，和昌黎所称道的子厚相比，实在远胜。可是他的著作却孤独零落，不能和欧阳修、苏轼诸集一同流传。天下人虽然抚爱公的桑梓之地，却也没有刻印他的文集，难道不是世俗儒者诋毁他的宰相功业，横加议论而不明真相所造成的吗？王公的宰相功业，明道、象山评论他已经明白而精确了。有人怀疑明道没有非难新法，便诋毁陆九渊一党，这和儿童的见识有什么不同？然而我私下曾对此感到奇怪：王公是旷世英才，气魄盖世，怀抱伊尹、周公的志向，尊崇孔孟的学问；他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利，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的操守，本来已经得到天下人的信任。他遇到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便以先王之法作为师法；即使其中条理的松紧或许没有完全妥善，但他的志向大概明白可见。然而新法一施行，群议沸腾，一时攻讦他成为风气，甚至诋毁他为奸邪，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圣人之道断绝而学术分裂了。

译圣人是判断是非的准则。《春秋》所称许的贤卿大夫不少，但孔子唯独多次称道管仲的功劳，说：‘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了。’等到管仲代理宰相不久，便诛杀扰乱政事的大夫，整顿郈费的军队，这难道是顺应众人的趋向吗？他只是明智地独自看见了治乱的根源罢了。何况夷狄逼迫中原，难道能和鲁国三桓的封邑相比吗？如果有人洞察祸乱的根源，以先王之道匡正天下而不去做管仲，难道不是孔子深深赞许的人吗？自从圣道丧失一千多年，如果不是确实得到坠失的道统、如周濂溪和程明道那样的人，本来就很难胜过《春秋》所称许的贤卿大夫。至于拘束于个人见解、困守旧习，即使贤者也不能免除；于是对圣人的是非判断，长期发生谬误。为什么呢？见解有所局限，就会被眼前所见蒙蔽而看不到远处；意气有所惊异，就会乐于结党同类，形势自然如此。从前充国平定羌人的策略、裴度讨伐蔡州的主张，只是一件事情罢了；从成功后回头看，即使庸人也不会怀疑，但当初整个朝廷都反对它，何况是取天下的弊法而加以变革呢？宋代中叶，国势渐渐衰弱，民心不振，东西两面受到侵扰，辽、夏成为急患，就像肩臂同时生疮长痈，精神力量都已疲惫；众人因为它没有造成什么剧烈痛苦，便反而说这是安定。王公既已洞察天下的形势，预先知道兵乱的祸患，便独自对此深深忧虑；所以从昭陵以后历代皇帝在位时，他都多次启奏，确实出于哀痛忧虑天下的心，并反复以晋武帝、梁武帝匆忙错过时机为戒，大概是想早作安排。他辅佐裕陵实行更化，大概是要疏通阻塞、充实内脏而攻破溃疡，洗除创伤，使天下登上太平。诸位贤者为国效力，有的与王公意见相同，有的却对他的做法感到奇怪，凭一时意气压倒理智而逞强；又有人在其中挽袖争斗，把攻击别人说成正直，把傲慢无礼说成勇敢。这本是天子所厌恶的，世人却把他们当作贤者，严重扰乱人心，甚至挟持天变来要挟君主，这难道不是接近扰乱政事吗？元祐年间把新法全部废除，那么即使是幽王、厉王那样的政治，也应当可以扭转而中兴，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可是他们反而因循不改，坐视造成靖康之祸，最终使中原疲于战争，完全如同王公所忧虑的那样；究竟是谁应该承担罪责，却反而横加辱骂议论，这还算有是非之心吗？假使继任宰相的人有如明道，用大公之学完善后续政事，那么对王公来说也是增光，哪里会沦落到相继败亡呢？当时询问宰相人选的对策广泛列举，却不提明道，也是因为明道一向不排斥王公的缘故。虽然如此，王公自己说用心精审就能知人明察，却也不知道推荐明道来替代自己，为什么呢？一时英才纷纷离去，难道是王公本来就出于公心，为天下忍耐，想等新法施行后再让他们回来共享成功吗？知者实行它，仁者守护它；明道已经认为这种说法不可取，而王公不听从，最终昭然显出后悔，难道不是也有所蒙蔽吗？王公说，没有不得到先王之道而能推行先王之法的人，这话是对的。他忧虑百姓被迫改穿夷狄服装，不因自身和家族而使志向分裂，难道不是把自己承担的责任建立在至诚恻怛之上，从而得到了先王之道乎？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受到群议激发，果断推行新法，已经不免有意气专断、偏袒党同的私心；他的内心对百姓的哀怜中又夹杂着愤怒，哪里还能保持正道而不偏邪呢？这就是王公之所以受蒙蔽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不精通圣贤之道；对于其他贤者，又何必特别责怪呢？至于他洞察幽深长远，在祸患尚未显现时就谋划应对，即使圣人也不会改变这种做法。后来忠定因为水灾而忧虑政局变故，大概是继承了王公遗留下来的明见；天下人佩服他的忠诚，也由此知道钦高相并不比裕陵依赖王公低下。然而他防备攻击、谋求恢复的各种措施，最终也被群议压倒，几乎危及自身，何况王公是在祸患尚未显现时谋划呢？唉！有宋兵乱的祸患已经到了极点！假使王公不能在未乱之前制止它，忠定又不能在变乱之后挽救它，那么这就是横议所造成的流祸了夫！学术不明，使下层没有公正的舆论，上层没有可信的历史，蒙蔽人心而夺取国家的是非标准，最终使宋朝亡于元朝；难道只是使王公在后世背负沉重的毁谤吗？这正是我为千古之事深深感慨而不能自已的原因。至于新法并非一开始就全都不好，介庵子已经在序中详细说明，后世也多有承袭采用它的，因此我略去不谈，只选取其中重大而隐蔽的部分加以阐述。从前陈申公引用郑亚的话为李集作序，说李公蕴含着洞察万物、辅佐君主的才华，身居超过宰辅公卿的地位，制定平定祸乱、安抚戎夷的策略，留下经天纬地的文章。王公虽然没有完全得到先王之道，难道会不胜过这段话所说的吗？善于阅读王公文集的人，应当自己能够体会。应侯是宁波人，王公曾任鄞县县令，被称为循吏，百姓还为他立庙祭祀。王公的政法施行于百姓，应侯熟悉听闻这些事，所以在我的临川刻印他的文集。《龙冈摘稿序》【何迁】庐陵龙冈的贺君早年凭借学问自立成才，他的言论大多值得流传。但贺君的志向和思虑总是谦退自抑，认为自己好像还没有达到境界；年过七十以后，仍然惶惶勤勉，不因劳苦疲倦而停止。因此他的稿件多有舍弃，没有收入文集，他的儿子少龙君害怕遗失，才逐渐收集编次。前不久我到楚地，少龙君把这部文集交给我，嘱托我作序。从前我到南方时，南方士人常常称道道术，总是诵说他们老师过去所持守践行的道理；贺君大概就是这样一位品德清白、声名高尚的君子。贺君起初任某县县令，以职位接近时俗所重的名声为耻，改任这一官职，教化将要施行便离职而去，所以士人至今思念他。后来少龙君任官于南方，又正好和我一同到那里，我因此得以充分了解他的家学，私下感慨而心中仰慕。等到我奉命在江西办事，询问道术，江西士人也总是谈到贺君；我由此知道贺君的为人已经大致了解，如今又从他的言论中得以全部认识。道可以显现，必定在言语和行为之中；我从贺君的言行来观察他的学问，确实有所依据。圣人的学问首先根本在事业和德行，言语并不是最受重视的。然而言语废弃了，学问就无法彰显；而学习圣人之道的人，没有不善于谈论德行的。万古不息的叫作心，能够照见万物的叫作知；灵明清晰、圆融神妙，没有什么不能照察，这就是孔门所说的良知。

译言语和行为，是内在光明从缝隙中透出的表现；明白并体悟它不息的本体，使它达到必然照察万物的关键，于是显现在言语和行为上。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这大概就是贺君所学习的内容吧？致知的门径，发端于孔门；近来阳明先生独自分析并阐明了它的意义。阳明之学以心中觉悟为要，而把著述归结于致知，是要探求言行的根本，排斥那种拘泥于见闻、因袭规矩程式的错误，并究明知是出于自然；同时也用它来相信心体不息，并扩充其必然照察的能力。舍弃言行而另求一个心体，或者排斥外在功夫而只任凭本体，都是不合乎这一门径的。一时跟随他游学的人，有些只凭突然听见、骤然看见所得的印象，便表现出真切求学的志向，去践行自己所明白的道理；到如今已有成就的人，大多在大江以西，那里正是他们过去持戈论学的地方。后来一传十、十传百，错误逐渐增多，慢慢改变了原来的意义。最下等的是固守老师的说法，却未必符合自己的内心；其次是树立门户，在世上争胜。流弊发展到后来，有人把自己的心意当作圣人，不借助学习功夫，内心驰骋于玄妙空寂，外在却逃避亲身践行；更严重的，便漫无边际地剽窃言论，委身于虚妄夸饰，夸耀自己博大精深，这大概和圣人所禁止的科举文章没有不同。假使诐邪淫荡的人生在同一时代，尚且会辞退并拒绝他们；后生却不能明察，竟说言语行为不必根源于内心，圣人的学问不足以通达实际，于是继续背离正道。唉！假使致知的门径竟由此而出，即使圣人也不能用它教导天下，那么阳明学说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谓致良知，大概必须使那种灵明清晰、圆融神妙而出于自然的本体，在空明澄澈、凝聚沉静之后豁然显现，日日看见它独立呈现在面前；并不是涉及讲说和意象的末节之后才如此，然后还要涵养扩充，使它逐渐消除融化，让精微中和的境界都在竭尽才力后达到；直到几乎浑然合一。这样看来，所谓心中觉悟，如果不付出百倍功夫便不能进入；至于涵养扩充、消除融化，也从来不是忘记自己正在做功夫。庖丁游刃于牛体，依靠器官的知觉停止，而任凭精神运行；郢人挥斧，心手相应，老于斫轮也不能舍弃这种技艺。这难道不需要学习吗？认为不需要学习的人，是从来不懂学习的人。有人从这里稍有发端，后来却因为学说而受害，说晚宋学问支离的弊病，是由论说过于详细造成的。假使沿着今天的谈论而不返本归疑，反而在细节上过度分析、在责备上过于苛刻，那么这种说法即使错误，或许也有其缘由。当时贺君在其中崛起，本来就是大江以西的人；他没有来得及从阳明门下学习，却独自深深契合致知的意义，于是和跟随他的学生们反复切磋，不苟且求同，最终各有所得。古人所说的闻道而知之，这一道统在贺君这里难道不仍然存在吗？贺君这部文集所收的文章，变化峻拔深厚而没有边际；诗歌格律严整、意境深远，推究其旨趣，和平而又郁结深长，大体取法古人，同时又发自独到的契悟，并不是徒有言辞。贺君对于学问，从知止开始，在减少欲望中得到淘洗，以达到致虚的极致；大概确实相信天理必然良善，也相信只要用功便一定能够达到，因此他的言语必定可以流传，行为也足以成为榜样，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这部文集刊行后，先生的学问既可以考察看见，也使孔门的根本旨意更加明白，使后来的疑惑得以消除。我本来就认为，阳明之后，这部文集对世间不可缺少，难道是过分吗？我平庸空疏，读这部文集，知道它一定会通过我而流传，所以关于文章本身无需等待我多说；至于它阐明孔门根本旨意、免除后人疑惑这一点，正是我所愿意听闻的。因此详细阐述其中意义，为它作序。甲子年中秋日。《唐一庵先生集序》【何迁】圣人用道来规定学习，但谈论道的言语却很简略，不敢把自己的心意全部说尽。想到其中所存的道理，是多么深远啊！学习必然有方法，圣人详细说明学习方法，却对道说得简略。然而中正自立而又跃然显现，道却从未不在其中。于是谈论道如果竟然说到了尽头，便会从可见的现象中寻求道而遗忘内心，这其实是圣人亲自规定的。圣人有所规定，又有不敢尽说的地方，所以性命之学的门径，学习者必须在心中体悟，不能从言语表面寻求。若邪说横行、大义受到侵蚀，在这种时候，性命之学的门径不明白，祸害就不会停止。圣人对此忧虑，于是后来有人把它提举出来并传授在著述中，道才因此没有被侵蚀。如今推究这一门径，它以天道的承载来彰显人的伦常，以幽深为极致而归于精实，当然不是在玄虚空寂中对无形之物作荒谬悠远的议论。然而从天道所承载的方面来观察，后世所谓微妙言辞和深奥义理，也不可以屡屡看见。圣人把道说出来并留下言语，最终却对此略说，这正是他内心所存的东西，值得深入长久地思考。古代圣人留下的言语，没有比孔子更完备的，也没有比《论语》一书更完备的。书中教人学习，不是依据《诗》《书》，就是依据执持礼仪；不是依据文辞和行为，就是依据忠诚和信实。这些都是弟子所说的孔子平日雅正的言语，也都是他用来施教的内容。至于性与天道，弟子却没有听到；只有孔子自己撰写的《易传》《系辞》《中庸》，为了排斥邪说、捍卫大义，不能不略作一言说明。《易传》《系辞》不列入平日雅言，《中庸》具备了这些内容，但要到子思以后才出现，这也实在罕见。圣人用平日雅言来教人学习，而学问的根本却很少直接言说；让这两方面相互显现、并行于世，就是要使驰骋于见闻而遗忘内心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这大概就是圣人的言语吧。孔子以后，从孟子到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所忧虑的杨、墨、佛、老之害，比乱臣贼子更加严重。忧虑越大，说得越详细，《易传》《系辞》《中庸》的门径几乎都被阐发尽了。虽然处于当时的情势而少说性与天道的本意，也从未不忧惧。我国海南、浙东的大儒相继兴起，先后阐明这些道理，把人心从拘泥闻见中挽救出来；他们忧虑深切、言论详细，比宋代二程还要过之。这样一来，性与天道的深奥内涵，普通人和后生都习惯听闻其说；大概因为距离圣人已经很远，而六经的根本宗旨不至于受到侵蚀，若非真正懂得言语的人，是做不到的。然而如果没有看见遗忘内心的祸害在周程之后加重，那么这也正是懂得言语者所忧虑的。我对道学没有学习，没有什么可以窥见窃取的，只认为言语不能成为固定的典要，只能根据时代而定。

译将要受到侵蚀却没有著述，弊病在于闭塞；已经明白了却又过多铺陈，弊病在于支离。假使海内、浙东一带沿袭今天的风气，必定会改变学习方法而改变谈论方式。因此性命之学的门径可以自己体悟，却不可以轻易亵渎地告诉人；可以和有能力者约定共同探究，却不可以对尚未找到门径的人增加其枝节见闻。学习者这样求学，大概才可以有所成就吧？归安一庵唐君，是继承浙东学术而有所论说的人。他的学问造诣深厚，教人直接探讨真实的本心。他的言论宏大深邃而切合礼义，没有多余废话；《景行馆论》《三一测》等著作，一时的学子没有不愿意听闻的。往年我在白下遇到他，不久又筹划海事；离开我时，我想把自己心中曾经领会的内容请教他，却没有来得及。过了几年，我再次到白下，唐君把各部著作寄来，嘱托我作序。但想到我从前已有些领会，却没有机会得到他的印证，虽然想说几句话，也仍然不能。今年我在吉阳山中写信催促作序，他又更加急切；我还得到他门人记录的语录，读完后才叹息着起身说：‘微妙啊！唐君所忧虑的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如果他的言语没有先前那些著作，那么忧虑道学的人就没有后继；如果只有一部著作，那么忧虑学习的人不能通达；不以少说的话掩盖他平日雅正的言语，这不正是唐君吗？’我原本想请教的内容，唐君已经先替我阐发了，那么取来作为印证而覆盖诸编，我怎么能够不说几句呢？然而唐君的学问是通过觉悟而接近道的，造诣越精深，言语就越精粹。在苕霅之间，我还要向他请教；他一定有能够增益我的地方，而这篇文字大概就是我的质证吧。乙丑年夏日。《重刻蠛蠓集引》【穆文熙】我们郡有位卢山人，凭诗文称雄一世；但在他生前，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看重他。如今他去世二十多年后，所著《蠛蠓集》才开始刊行。崌崃张公亲自校勘，刻印在太仓署中。文集传到我们郡后，看见的人都认为它像美玉一样奇异珍贵，互相转抄，几乎如同平子所作的赋问世后纸价上涨一样。我们县的窦侯平素喜爱诗文，于是和我商议，准备重新刻印以满足求取者，并且估计这样可以节省纸张笔墨的费用十倍。于是刻了两个月便完成。窦侯想记述重刻的用意，又嘱托我作序。我认为山人的诗取法六朝，文章辞赋取法秦汉，评论他的人已经有了定论。他本人豪放不羁，冲撞当世的文章禁网，因而遭受死刑，几乎濒临死亡。所以他的诗文多写成于戴着刑具、身受锁链之时，见于自叙，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必再叙述。只是我感慨于古人的话：‘诗文一定要在穷困之后才精工。’如今在山人身上又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史书称左丘明失明后写成《国语》，孙膑受膑刑后整理兵法，屈原遭放逐后创作《离骚》，吕不韦迁居蜀地后写成《吕氏春秋》；《诗经》三百篇，大体都是诗人发愤而作的。那么，山人的文集就可以由此看见了。这样的事难道只有人物才有吗？松柏一定生长在山岩溪涧之间，遍历冰雪的惨苦，之后木质才坚硬，不同于一般树木。宝剑如果不埋在狱中，经受数千年尘土的侵蚀，也就没有办法冲起斗牛之气而放射光华。假使山人被职务缠身，或者安居无事，每天在沙麓衡伾之间徜徉，那么他即使未必没有著述、足以成一家之言，却一定不能像这部文集这样精工。阅读山人文集的人，可以为他的志向悲悯。崌崃公又记述说，山人游太学归来，在申考功宅第痛哭；他拜访太学时，见其中空旷无人，感到辜负了国家培养士人的本意，于是一面饮酒一面流泪，把眼泪和酒一同咽下而醉，写作《紫骝马篇》，洋洋数百言，寄托着飞黄腾达、驰骋万里的志向。又有一次他接受滑台公的讯问，公请他入座，他却退立一旁，抗礼不拜，并引用越石父回答晏子的言辞来答复；公命人奉茶，他连声应诺，却只是挥动手臂，看看自己手上的刑具，原来还没有脱掉。公因此非常惭愧。仅凭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山人超逸的见识和磊落的胸怀，远远超出尘俗；所以他的文辞应当渊深宏放，极力追摹古人，即使遭受颠沛困顿，也完全不写寒酸语。这些事又足以为山人壮色。《刻张太常文集序》【穆文熙】穆子说：‘我读张太常文集读到有关大礼的各篇奏疏，知道君臣之间能够相互感悟，大概自有一定的机缘。君主是否贤圣、劝说是否恳切，都不是唯一的关键。从前毛焦解衣进谏，秦始皇便立即醒悟；左师用赵太后爱儿子不如爱女儿的道理劝说她，长安君于是被送出做人质。听取言论的，一个是暴戾专横的君主，一个是闺阁中柔弱的女子；两位臣子的解衣危谏、爱女微辞，也并非具有特别超绝的见识。然而他们都能感动对方的内心，使其立即改从，这也只是两位臣子恰好遇到适宜的时机罢了。难道不也是命数吗？太常公在世宗朝任礼部给事中、都谏官，以世宗英明的资质和睿智的决断，超越古今，哪里是秦始皇、赵太后所敢相比的？而太常公议论大礼，却坚持正论，排斥众议，开诚陈说、引经劝谕，累篇达到千万言。他援引汉宣帝、光武帝以及宋代濮园之议，极其详尽。后来雷霆震怒，贬斥接连而来，鞭笞刑具布满面前，旁观者都沮丧失色，但太常公坚持论说更加坚定，气势更加壮烈，愿意以自身试于鼎镬斧锧而毫不震慑；这样看来，他进谏言说的恳切，哪里只是超过毛焦、左师而已呢？’ 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局面，于是被谪戍瞿塘。这难道不也是命数吗？如今有关大礼的各篇奏疏都收在文集中，阅读它们，便能看见气势飞扬、文采灿烂，志意畅达而文辞竭尽；笔端吐出星汉般的光华，言辞又有秋霜般的凛烈，使人精神振奋，头发直竖、帽子都要被顶起，从而足以想见公的勃勃生气。他其他所上奏议，也大多忧虑深远，敢于触犯君主的逆鳞，谈论别人不敢说的话。假使公能够完全施行他的议论，那么汲黯、魏征的忠直刚正，难道还值得特别称道吗？然而最终还是无可奈何，抵不过命数。太史公说得好：‘努力耕田不如遇到丰年，善于做官不如遇到知己。’大概正是在说公吧？有人却说，公关于大礼的奏疏既然当时没有施行，流传下来又有什么益处？我认为大臣向君主进谏，关键在于根据自己的见解尽心尽力；至于意见能不能实行，也不必计较。譬如医生，医生根据病情用药，能够使羸弱病人起死回生，是良医；他的医术确实值得流传。然而秦越人起初说桓侯的病在皮肤腠理，后来又说病在血脉；桓侯始终没有觉悟，最后秦越人望见他便逃走，而桓侯终于病死。这件事中，秦越人对桓侯甚至没有施药的功劳，也没有使他起死回生的功效。’

译然而，秦越人的名声从此更加显赫，他所著的方书全都属于医家，人人都尊奉它，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他所说的，切合病情；至于病愈不愈，则取决于采用还是不采用罢了。这样说来，对于您的奏疏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您的主张虽然没有实行，所幸您的奏疏还在。假使后世议礼之家能够举而施行，那么即使把它说成是秦越人的方书也可以。因此，宋臣苏轼、吕希哲等进读陆宣公奏札时说：“人臣进献忠言，好比医家用药：药虽然由医生施用，药方却多传自古人。懂得这句话，才可以懂得陆公的奏疏。”陆公又有诗文二卷，其中在瞿塘所作的居多。文章宏大深厚、典雅华丽，具有欧阳修、曾巩的文体；诗歌雅正冲淡，很像韦苏州，而《闻捷》等篇，又与杜甫《洗兵行》《谕诸将》同一格调。概括他的内容，都是身在江湖而眷恋君主、诚恳不忘君恩的意思。可以同那些奏疏一起阅读。书刻成后，又附上赠官之事，用来表彰陆公的忠诚进谏，使他最终能够在今天显名，这也不能说不是得遇时世了。《东崖文集序》【陈琛】美好的事物，未必能够被人看见并认识。松柏生长在山林中，高达千寻，粗至百围，是美到了极点。有时工匠发现了它，必定用大斧砍伐，用成千上万头牛拖曳，把它制成材料，置于丛台、阿房、长乐、未央宫中，让它顶着沉重的负荷，支撑东边、扶持西边，同瓦砾土石争功。这样比较起来，哪里比得上老死于无人知晓之中，得以迎风长啸、饮露自全天性的安适快乐呢？传记说：“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称扬。” 名声是不朽的器物，是造物主所吝惜的；本来就有求名却不能得到的人。然而自秦汉以来，士人害怕名声传播到外面，故意隐藏抑制自己来逃避名声的，又哪里数得尽呢？像黄宪、管宁、孙登这些人在当时，收敛闭塞自己的声名，好像愚笨、好像木讷，绝没有听说有片言只字流落人间，难道这是因为他们不擅长文章吗？他们大概也顾虑文章一经流传，名声便无法遮掩，而高爵厚禄想用来诱惑我、使我沉溺劳苦的事，也必定会同名声一起聚集而来。否则，贤者必定有文章，正如名山大川必定兴起云雨，随侯珠、和氏璧必定显露光辉一样，怎么能够枯槁寂寥地把自己混同于田夫野老之间呢？括苍东崖潘先生匡善，掌教于吾泉，是仕宦职务中最清闲的。泉州的诸生，求得他平日所作的诗文，总共编成若干集刊刻流行。我得到后纵情观看、熟读，因而仰头叹道：“美啊，这部集子！本来资质不厚而才用不利的人，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吗？”它必定会载着他的美名驰传天下，我担心东崖不能终身清闲，夺去他素来享有的清闲而给他带来劳苦。东崖对此会感到快乐吗？不过，有道之人的内心常常安逸，处在安逸中固然安逸，处在劳苦中也未尝不安逸，因为无论处于什么境地，他都能自得。至于厌恶劳苦而只沉溺于安逸，害怕名声成为自己的累赘，故意想逃避名声，这都是贤者流于过分的表现，难道是中庸之士所应有的吗？东崖是贤者，我担心他的贤明流于过分，所以写下这些话为他作防备。《三五刘先生洞藁序》【邓元锡】我邓元锡编次刘三五公所作的《洞藁》，反复阅读，屡屡感叹。说道：王夫子早已看见这一点了。当初刘公在王夫子门下侍学，王夫子当时开府主持学政，学生不分远近每天前来，向他倾诉心志、质疑问学的人很多。刘公背着书箱，冒着风雪前往拜见，王夫子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对众弟子说：“这个人是来享受我的清福的。”如今读刘公的诗，编次他所作的、像洞语一样的文字，推究他的志意，审察他的文辞，只觉得他的操行严谨，操守俭朴质实，廉洁而战战兢兢，唯恐沾染尘垢，哪怕一丝一毫进入内心；他的志向光明显著，仿佛举着日月来实行。因为严防险阻的细微处，所以言辞危峻而有所戒惧；因为堵住容易顺从欲望的念头，所以行为有节制而俭约；因为持守不受磨损的坚贞，所以操守正直

译专一，不随外物改变。脱离旧说而寄托于寓言，是远离正道的；进而直指本意的文字，意义就深了。读它的人，仿佛在首阳山采薇，在商山谷中食芝，服食菖蒲九节，并听到幽泉活泼流动的声音。污浊的人可以用它洗涤品行，顽固的人可以借它改正操守，轻率的人可以借它端肃言辞，怯懦的人可以借它树立志向；怀有忠、敬、慈、孝本心的人，读它时会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记载中有话说：“清明在身。”传记中有话说：“教化人的影响可以传得很远。”像这样的稿本，两种意义都兼备了。柔木兴起温和恭敬的咏叹，《蟋蟀》表达谨慎而戒惧太康，《伐檀》歌咏依靠劳动谋食的勤苦，《洋泌》畅发乐于安贫乐道的情怀，这本来就是诗用来教化人的地方。有人说：“刘公对于诗文，也是有意这样做的吗？”如今谈论道的人，只要改变文辞就可以了，那么他的意旨又在哪里呢？回答说：“道理精微的人，防范深远；气象浑厚的人，文辞质朴；内心平和的人，声音舒展；掌握道要的人，语言简约。”如果果真只要改变文辞就可以，那么《典》《训》《雅》《颂》以及《周易》的爻辞、彖辞、《文言》，难道果真同今天人的说话一样吗？所以刘公近体诗各篇，大概还保存着古诗的路径。古代箴铭诗篇，像商代的敦、周代的罍，古意温润而深沉；如今的洞语，则像上古祭器黄目，清明之气贯通其中。这正是雅俗能够和谐相处而又有所不同的地方。有人说：“首阳山是圣人清高的所在，却狭隘拘迫，怎么能算圣人呢？”回答说：“难说啊，难说啊！”与尘俗混同而显露光明，有德者能够把握其中的统一，混浊者却会受到污染。刘公喜爱善行，仿佛善行出自自己；听到别人有善处，便要推举他、帮助他进步，只怕他的善行不能显明。又说：“遗世独立的品行，通达之人尚且推重。”刘公大概就是通达的人吧！唉，难道是不知守志的人奔走驰逐，而有见识通达的人反而旷达吗？于是他远游于《天问》篇章，凌驾于《子虚赋》的气势之上，他的辨析已经很清楚了。刘公对于上天一向极其笃敬，他任官于芒砀时，被称为循吏。唉！大概最高的境界是有中道之人出现，可惜我还没有赶上。像刘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安靖了，可以说是安靖了。邓元锡说：“我向西到安成，经过青原、白鹭的丘陵，住宿在南山梅源，因而兴起了悠远的思绪。后来得以拜见各位士绅先生，又从乡里采听儿童的私语，常常听他们称说侍御公的为人。等到登上三峰，听说所谓云霞洞，便在那里居住下来，同他亲切交谈，连日连夜。我的内心实在深深敬服他。刘公对我也亲切相待，确实是以心相交。我已经承命校订他的诗文，共用了六天完成，总计若干卷。又替他在卷首题写了这些话。” 《二妙集序》【万士和】天地同人共有一种精神。天地不说话，由人代它说话。传达天地精神的是人，传达人精神的是语言。语言有条理脉络，叫作文；文章而合于音声，叫作诗。诗，是文章的变化形式。它的条理脉络传达精神，使之不朽，这一点是相同的。精神在内，不可能不同；文辞在外，却不必完全相同。虽然外在不同，但条理脉络丝毫不失，这才是所谓相同。自从有文字以来，凡是专门成家的人，从来没有逐一摹仿古人。哪里只是没有摹仿而已？他们还急切地务求除去陈旧的言辞，说文章最忌讳跟在别人后面。他们对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认为像祭祀后弃置的刍狗，不再陈述。然而文章的条理脉络高古典雅，同古人如出一辙。这实在是因为精神的作用千变万化，不可捉摸；灵光发露，照耀古今，大概就是文章的神机。不能掌握这一点，即使凭借摹仿借用的技巧，最终也不能接近古人。造化所生的人，面貌毛发没有一个完全相同；它所生的草木，枝枝叶叶千姿百态，却不妨碍它们同为草木。刻画出来以肖似人，剪裁布帛以做成花，难道真正相同吗？

译诗歌自《诗经》三百篇以后，变为《离骚》，又变为五言古诗选体，体制虽然不一，但纵横变化，条理脉络从未改变，所以都是承载精神并使之流传。唐人承袭六朝吟咏风云月露的习气，变化而成为律诗，其中卓越而自得的人固然不少。然而他们逐渐沉溺于花柳，留连于景物，对自己的性情渐渐不再有所关涉，所以诗义浅薄，体制方正。读者不必读完篇章，只须看它遣词用意，便可以揣知其内容。唯独杜甫出现，读书万卷，下笔有神，变化不可预测，词格高古，足以超过汉魏而追及《离骚》《雅》《颂》。后世谈诗的人不在这里求取，仍然凭借花柳光景，却说这就是唐人的句子。更有甚者，倡导诗歌另有一种趣味、与义理无关的说法。天地之间不过只有一个道理，道理越深，趣味越深。如果与义理无关，精神就少了，意味也索然，趣味从哪里产生呢？这种说法荒谬如此，世人却相继沿袭，真是迷惑了。我的老师荆川先生，学问贯通天人，博及古今。他早年入翰林时，诗文还讲求摹仿。等到退居林下二十多年，收摄精神，涵养积蓄，道与器融会贯通，这时即使无意作诗，神思通达、领会圣人，也超越玄理而进入精妙，不烦劳绳墨规矩，便能追随前代作者。他曾说：诗文都有丹头，作诗作文要得到圆机；又说，学者必须先辨别雅俗，一旦落入俗语，最难挽回；但只要把握丹头和圆机，就不必担心不雅。否则即使竭力摹仿，越接近反而越差，终究免不了委靡而流俗。又说：文字都有一脉相传，韩愈、欧阳修、苏轼、曾巩等人的传承，班固、司马迁、黄庭坚、王安石等人的传承；杜甫则真像亲受业的弟子，如禅家的正法眼，印证丝毫不差。我当时进一步说：所谓丹头，就是精神；所谓圆机，就是精神的运用；所谓一脉相传，就是传承它的精神和骨髓。先生点头赞许说：精神和骨髓固然相同，还必须知道它的词语古雅，也丝毫没有差失，这才算完全。我因而说，天地之间只有一种精神，充满在仙佛之徒身上，他们全都凭借它来夸耀于世。即使是一技一艺，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也不是有了这种精神就不能达到奇绝；再下至妖狐山鬼，能够作怪幻之事，也只是盗取这一线灵光来施展，否则便昏昧无闻罢了。先生说：你说得对。先生曾选取汉魏以来的古选、歌行、绝句、律诗各若干首，龙溪王氏给它取名为《二妙集》，大概采用白沙的话，认为这些诗理法都妙，但总的说来并没有两个不同的妙处。集子编成后，世上却没有爱好它的人。我曾经过武林，遇到上虞徐龙川先生，便说：“何不把它刻印出来，使它流传更广呢？”我说：“如果人们不喜欢它怎么办？”徐先生说：“即使如此，姑且刻印吧。”先生对于七言律诗、绝句的评选尤其严格，因此我刻印了这一种，又增入先生自己的作品，分为十二卷，并把从前听到的话记录下来题在卷首。每卷又在末尾附上我的浅见，说一番转语，使世上的读者返回到正当的性情，从而探求诗歌所以自得的根本，同时扫除谈诗者的障碍，希望古雅的诗风能够在今天重新出现。至于说刻画肖人、剪裁成花而自以为自得，那不是我敢知道的事情。《宋方文语引》【薛应旂】古代以文章著名成家的人很多，谈论文的话，载于类书中的更是多得数也数不清。我们大明开国以来，文教大兴，潜溪宋公实在是这一领域的宗主；逊志方公又是他的高等弟子，所以一时之间两人的文章并驾齐驱，被称为独盛，超过古代作者。此后直到如今二百年间，著名能文的人不下百十家。我曾加以考察，只有阳明王公的文章明白透彻、切合义理，差不多接近他们；其他人确实没有能像这两位的。近来有人自我标榜得很高，争相夸耀，朋党如云涌集，议论纷纷，俯视国朝前辈，全都不放在眼里，动辄说左丘明、《国语》、司马迁、班固、庄子、屈原、苏轼、李白、曹植、刘桢，揣摩他们篇章的转折、长短、舒缓、抑扬，在唇吻之间模仿他们的声调。又有人文辞诘曲钩棘，读来聱牙咬舌，连句读都不能辨认，简直如优孟拍掌嘲笑孙叔敖，东施模仿西施皱眉，只是献丑增丑，哪里能够相似呢？即使逼真，又对义理有什么益处？无奈清俊才士、英明资质的人反而相互仿效，文章体制日益败坏，我私下对此深感忧悯。文章这种东西，从时代来说，关系到气运的盛衰；从个人来说，关系到心术的邪正，这难道是小事吗？我没有时间远远征引，只选取宋公、方公两人谈论文的话，表彰并刊出。学者如果能够放低心态，反复玩味而有所领会，也许可以恢复我国开国初年文教的旧貌，使陋习稍有革除；不要只追逐当时的爱好、趋附末流风尚，鄙薄古人说：“古人没有见识。” 《遵岩文粹序》【薛应旂】遵岩王先生的文集近来已有很多刻本。龙冈施君认为它篇卷浩繁，于是删取精要加以刊刻，题名为《遵岩文粹》。他向我薛某求序，我追忆遵岩年轻时便才颖出众，刚刚弱冠就考中进士高第，人们本来已经觉得他奇异。后来荆川唐先生在京师同他相遇，两人一见大为喜悦，认为他的文章像南丰曾子固，便在士人面前极力称誉。从此遵岩的名声日益传遍四方，请他作文的人纷纷来到门外，于是他的文章便流传海内。我大明一代的文章，实在是由宋潜溪、方逊志两位倡导起来的。两位精深的造诣和绝伦的见识，根本深入义理要旨，他们的文章超过前代，不只是商代彝器、周代鼎器那样珍贵，实在是一代文章的冠冕。到了弘治、正德年间，风气转而流动，见识和趣味日益沉溺，于是李献吉、何仲默各自以文章自负，当时士人很少有坚定见解，也就纷纷归附何仲默的说法，仍有些接近义理。李献吉则动辄谈《史记》《汉书》，一涉及六经和诸儒的言论，便斥为迂腐酸气，连看都不看。史、汉固然是文章，而六经和诸儒的言论却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舍弃六经、诸儒不学，只学习司马迁、班固，使文章类似史汉，也不过是末流技巧罢了。这同义理有什么关系？对政治教化有什么益处？近几年来，这种见识日益炽盛，摹仿的人越来越多，文章也越来越鄙陋。于是我想到，荆川先生过去称赞遵岩的文章像班固，难道只是把曾子固的文章当作最高标准吗？大概是因为古人说曾子固的文章本源于六经，这话终究不是虚妄；而遵岩才高质异，难道不能凌驾西汉、掩盖东汉吗？他的文章偏偏同曾子固相似，是因为他不沉溺于流行风尚，不追逐时下爱好，而是在道方面卓然具有坚定见识。这正是荆川先生急切称赞他的原因。所谓只能同有见识的人谈论的道理，依循这条路进入，开国初年的文运之盛就可以接续恢复了。龙冈君刻印此书，莫非也是出于唐先生的意思吗？我本来就乐意替它作序。

译《临川王氏文粹序》【徐师曾】古今凭文章成名成家的人，他们的学术才能高出世人，世人也共同推重谦让他们。但有见识的人评论说：他们不过是能够说出内心想说的话罢了。只是内心所藏有邪正，所以语言的发出有醇厚和疵病。至于言辞有时流畅而不阻塞，有时郁结而不能宣达，则是才华有工拙之分。善于作文的人，确立意旨、安排言辞，都有法度，所以有开合抑扬、纵横起伏、浅深奇正、曲折反复的变化；这些全都是为了说出内心想说的话，并不是故意用无法进入的法则为难人。世上懂得这种法则的人已经很少，有的人虽懂得却不能真正进入，那么能够说出内心想说的话，并卓然以文章成名成家的，难道容易得到吗？三代盛世，教化隆盛，风俗美好，人才众多，上至学士大夫，下至农夫猎人，旁及妇女女子，脱口说话，没有不以学术为本、通达道德、合乎法度的，人人都能说出内心想说的话，《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已经没有可以超越的了。周朝衰落、教化丧失、道术不明之后，士人各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学问，所以发而为文章，大多是有缺失驳杂的言论。然而阅读他们文章的人，仍能因其言辞的疵病而知道其学问的弊端；虽然意旨已经远离古道，但对于所谓能够说出内心想说的话这一点，本来并没有不同。从汉代直到今天，才出现了背离本真实际而掠取藻饰辞藻、借艰深语言来装饰浅易意义的人。世人只看见它组织华美、奇异瑰丽，认为同古文没有不同，却不知道它背离并剽窃古人的意旨，实在已经消磨殆尽。一千多年间，擅长文章的不过几家，如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父子、曾巩、王安石，就是这些人。这几家的文章，有的有所偏蔽而不醇厚，有的醇厚而不完备，但都能说出内心想说的话，避免剽窃和文饰的弊病，这一点是相同的。宋代四大家同时生于世，互相推许奖掖，唯独苏氏父子同王公不合，于是诋毁王公的文章，认为今日文章的衰败，根源出在王氏。唉，这也太过分了！如今世上尊崇欧阳修、苏轼的人很多，而对于曾巩的文章，很少有人喜爱。近来有见识、懂得文章的人才开始推崇并表彰他，于是他的书才盛行。至于王公的文章，虽然同曾氏并传，而喜欢的人尤其少，难道是因为他的宰相事业以及苏氏的评论，便把他的言论废弃了吗？我认为，王公的宰相事业虽多受非议，但他际遇兴盛时曾思图奋发，想施行自己的学说，使君主达到三代盛隆的境界。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任用人才有所偏颇，他的志向因此显得奇特。这同世上那些趋炎附势、依仗宠幸、随利沉浮、颓然无所建树，却足以暗中扰乱天下的人相比，差别大得多。至于评论他的文章，又都疏通明畅、恳切直截、从容周备，根本出于自己的学术，文章中的疵病也不加掩饰。确实能够说出内心想说的话，拿它同古文衡量，不合之处很少。难道可以因为他这个人而废弃他的文章吗？我不自量力，选取其中最精工的，得到六十七篇，交付刻工刊印，借此附在表彰曾氏文集之后，使人知道宋代四大家的文章，犹如宫门深奥之处，并由此认识作者的法度，希望能够有喜爱它的人。嘉靖庚申二月丁未，姑苏徐师曾作序。《明文海》卷二百四十。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三十二。文集。《赵梅峰文集序》【许孚远】从前孔子、颜回相互传授的学问，在于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大学》《中庸》的下手处，重在慎独。这是圣学的源流，可以考察而知。秦汉以后，学术脉络渐渐衰微；到了宋代，名儒接连出现，阐明圣人真实的道理，他们的旨趣并没有不同。虽然有人闻道早，有人闻道晚，器量有大有小，但都以亲身实行、身体力行、深入造诣而自得的学问为根本，所以他们的人品光明磊落，全都像泰山北斗一样令人仰望；他们的言论平正切实，像布帛粮食一样令人不厌。世人以濂、洛、关、闽诸学派上接洙泗之学，并非没有道理。我大明前代正人，自河汾学派以前，确实遵循旧有轨道；此后江门、姚江两派各以所得来提醒人心，也不能说没有纠正偏差、挽救弊病的主张。然而根本大端，必须拿来同孔氏之学相验证而不相违背，这才是近世谈学者中值得称异的地方。有人推崇神妙的领悟而忽略真实修养，喜爱超脱而厌恶拘束检点，以无善无恶为宗旨，以圆融通达、广大无碍自我标榜，严重的甚至说没有什么自我可以克制，一有言语便是尘垢，出离空寂而进入玄妙；一人倡导，百人附和，这是学术的一次变异。我不自量力，想挽回这股狂澜却无从做到，因门人宛陵赵生选得其祖父梅峰先生的遗稿，读后惊悚而精神振动，心中又欣悦满足。先生的学问纯粹而专一，出于正道，将要继承濂、洛、关、闽诸贤的芳踪，进而登堂入室于孔氏之门。遗稿中所说克己、慎独的功夫，最为详尽恳切而有意味。他平生立身刚正孤高，有不改变、不淫乱、不屈服的志向；教训子弟、整治家庭，也严肃地合乎儒者的规矩法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因为潜藏的德行尚未显露而轻视呢？他曾说：“心中有善，好比太阳有火，一触便显现；心中有不善，好比镜子有尘，拂去便明亮。”这尤其是善于谈论心性的说法，足以同孟子性善的主张相互发明于千古。又说：“道没有比经常之道更大的；经常之道中又没有比经常之言更大的；实行经常之道中又没有比经常之行更大的。如今的人偏偏不是这样，他们选取士人时，选择那些说常人不必说的话、做常人不必做的事的人。至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经常之道，全都被忽略。他们作为士人，也一窝蜂只追求高奇特异，哪里有肯听经常之言、行经常之道的人呢？”唉！把平常的德行、平常的言语置之不顾，反而探求隐僻、实行怪异，孔子当时尚且为此忧虑，难怪后世晚近之人迷惑而不醒悟了。这正是先生再三感叹的原因。先生的长子行吾，方伯知子选是我的门生，又知道我同先生的学问有契合之处，特意寄来书信，请我为文集作序。我私下想，先生的言行都可以作为考察和借鉴；他的人品风格，应当同胡敬斋、陈布衣二位先生不相上下，只是有著作流传和未有著作流传的区别罢了。如今方伯公父子正磨炼儒者的品行，使先生的学问无限传承下去，它的流传将更加久远。不过，有没有著作、流传得远不远，哪里足以成为先生的轻重呢？只要使士人知道正学而修养真实的实践，对世道人心的补益就不浅了，这是我每天所盼望的。《观我堂摘稿序》【许孚远】我的同年李孟诚先生著有《观我堂摘稿》，嘱托我许孚远作序已经三年了，我却一直没有应允。大概是因为言语少有真诚，行为又达不到，所以我对此深感害怕。孟诚所著，是为了阐明孔子、曾子《大学》一脉的传承，因此我不敢轻率地下笔。如今赵德仲中丞将要在闽地刊刻《摘稿》，派使者来催促序文，我在情义上不能推辞，谨慎地说：“《大学》是孔氏留下的书。三纲八目分明清楚，以修身为根本，垂示教训于万世，不容后人再添一句。只是近世学者，常常拿朱、王两位先生关于致知、格物的学说争胜争辩；它流传下来的弊病，以至于把身与心割裂，把知与行分离，成为圣道的祸害。孟诚为此忧虑，所以揭出‘修身为本’一句，说明孔子、曾子的宗旨传承所在，使天下人都知道返身自求，在我们日常的人伦生活、行止出处之间，切实修养、实践，收敛精神，专一心志，再没有恍惚支离的状态，那么这种道才会对天下国家有所补益。孟诚的苦心，大概就是这样。”他所说的“知止”，就是知道根本；知道修身是根本，于是所止便是止于至善。这是他独到所得的奥秘，我还只是略有所领会，未能深入。我私下认为，“止”这个字，发端于虞舜朝廷，阐明于《大易》，受到文王称述；它的道理极其精微，而“止于至善”四字，孔子建立教化时已经几乎把它包括完备了，这是圣学唯一的法门。因此，从自身推及家庭、国家、天下，只要有一处遗漏，就不是完整的整体；从天下国家反过来归于自身，只要有一处倒置，就不是真正的关键。究其根本来说，无声无臭，浑然同源；推究其作用来说，有事物有法则，丝毫不差。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止于至善的具体实践，是本末终始一以贯通的。在这里参究明白，一下子懂得“止于至善”，那么《大学》的道的枢纽就在自己身上，所以说“知道止处以后才能有定”，这句话实在紧要。知道止处，正是为了修身；而修身又必定在于知道止处。能够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它，难道不在于个人吗？孟诚的文集中说：“止是入门的窍要，修是下功夫。常常止，就常常修；常常修，就常常止。”这是从亲身实践中说出而有意味的话，大概正是他确切相信的。过去我曾同孟诚一起在岭海任职，见他在军旅事务仓促繁忙之中仍神情安闲、气息镇定，处理应对如流水一般，于是知道他立本的根基深厚。近些年他在山中潜心涵养，倡导阐明这一学说，四方士人跟随他，仿佛归家一样。去年秋天我在江边同他相见，只见他面色温润、背部丰满，充满儒者气象，那么孟诚的造诣已经很高很远了。议论者往往指责儒学只是空谈，对世俗实用没有帮助，而孟诚努力学习、磨炼品行，把一切根本建立在自身之上，正要在经世治国、匡正救济的实际行动中显现出来。所谓阻挡百川使它向东流，挽回已经倾倒的狂澜，难道不在修身吗？难道不在修身吗！《赵文肃先生文集序》【许孚远】

译司马迁说过：“假使晏子还在世，即使让我给他执鞭驾车，我也会感到欣喜仰慕。”李白也说：“活着不求封为万户侯，只愿能够认识韩荆州。”这两人的话，乃是人之常情，实在并不过分。如今且有奇伟卓绝、非同寻常的人，幸而同我生在一个时代，却最终不能见他一面，只能在后来产生感慨仰慕之情，这种情感比司马迁、李白更深。像我许孚远对于赵文肃先生，不就是这样吗？先生登上显要职位的那一年，我才出生。我们世代分别为吴、蜀人，又相隔数千里，很难相遇。记得穆宗初年，朝廷召先生入宫詹府，不过两三年，便晋升为宰辅，兼任总宪中台，凤凰高鸣、蛟龙腾跃，当时同朝的俊杰，没有不沐浴在有道之人的光辉中，消除自己的鄙陋吝啬，畅发胸中的郁闷而感到快意。当时我独自以铨郎身份休假，后来在岭海之间任兵备，相距遥远，无法赶上。十年以后，我再次进入京城，而先生离开职位已经很久，并且脱离尘世踪迹，想为他执鞭也无从做起。唉！贤者是否得遇，难道不是命运吗？三代以后，真正儒者的道不能在当时大行，期间辅弼大臣中很少有像诸葛孔明、陆宣公、范希文这一类具有纯正操守的人，千百年间寥寥数位而已。为什么呢？地位尊贵并不必然使人骄傲，俸禄丰厚并不必然使人奢侈；当宠幸声誉已经盛大，又把自己列入圣贤之中，天下的善言便有不能进入其耳中的；留恋俸禄、固守宠幸，为子孙谋划，天下国家的大计便有来不及顾及的。有的人志向洁白，却苦于才疏；有的人才智通达，却困于见识昏暗。这就是纯正之臣的道路所以难以做到的原因。根据我从先生那里听闻的情形，他却不同于此。先生年轻时考中高等科名，官居馆阁，却穿粗衣、吃淡食，完全远离声色，终身具有箪食瓢饮、身居陋巷的风范，品格孤高，一尘不染；忠于君主、孝敬双亲、济世利物，都出于天性，始终怀有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苦的心意。他天资敏锐奇异，对于学问无不窥探，又爱好善行，如同饥渴。天下有才智而喜爱修养的人，即使是贫寒后生，也没有不乐意同他交友的。他平生说话没有矫饰，行事没有模棱两可，进退从容自如。因此，他初次脱去布衣做官时，入内府读书，在世宗朝受到特殊知遇，却遭权奸倾陷，最终未能实现。后来侍奉穆宗，在经筵日讲中进言，规劝教诲十分恳切，先帝为之改容，甚至亲临太学赐坐。大概先生心志光明，神采磊落，所以能够感悟圣主，使天下受到风动。唉！这哪里是寻常人所能达到的呢？先生在庚戌年，北方军队逼近京城，他以宫坊官身份挺身而出，向将帅宣谕。到了己巳年，北方军队进入大同，他又在内阁弹劾督抚欺骗蒙蔽，正气凛然，直到今天仍然光彩照人。他建议恢复禁军隶属五府的旧制，分营操练，以加强军队、杜绝祸乱，有未雨绸缪的先见。他进谏阻止不合常例的考察，以爱惜言官、培养国脉，权宰暗中因此夺去了他的气势。这些立朝时所办的几件事，都足以成为后世法则。至于俺答请求同朝廷贡市，议案下到政府后，群臣相互顾望，犹豫不决，幸赖先生当机立断，以进退去留相争，随后才决定实行他的主张；赞成重大谋略、安定国是，竟然达到如此地步，而世人却不能完全知道。然而世上的君子都说先生意气慷慨激烈，不够温和，因此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我私下认为，以先生的才华、气节、学问、见识，即使周公、伊尹在朝，也一定有同心协力、坚不可摧的力量。假使有人在一堂之上能够举荐贤能、否定奸邪，先生所深深取法的正是这种正直敢言，难道会忍心排斥他吗？因此我悲叹先生不得志。正直的道路长期不能同流俗协调，并不完全是先生的过错。先生的学问本于葱岭，性情境界空阔，心机神思圆融明彻，我还不能窥见他的最高境界；但总的说来，他不违背正道，没有一件事违背常伦。他的文章全都从胸襟中流出，追逐风电，不可捉摸；不是《史记》、不是《汉书》，不是韩愈、不是苏轼，却能超然远览，俯视古今，自成一家。诗歌的格调韵味很像李白，其中有些是无意得来、随口写成的，又极像寒山、拾得的语句。从前赵德仲中丞在闽地刊刻先生文集，寄给旰江的我许孚远，我得到后通读一遍。去年我经过栈道，读到先生的《柴关诗》，于是感叹了几句话。龚进甫侍御经过，听见这些话，认为我许孚远同先生或许可以算隔世神交。先生留下书信，托付他请我为文集作序。进甫是先生最优秀的弟子，恰好同僚余善先副宪也出自先生门下，诵述先生事迹颇为详核，于是我论述他的时代，为文作序如此，用来表达我仰慕先生而不能相见的心情，同时又庆幸能够借着姻亲般的名义，私下附于这篇文章之后。《诚意、新建二先生文选序》【胡直】文章应当出自自我命令之上、更高的境界；无意写作却不能不写，顺着天性运行而不受人为作用。孟子以后，庄子、屈原、太史公、韩愈、苏轼这些人，接近这种境界。其次，如同指挥三军、金鼓声控制进止，即使面对深谷旷野，部伍调度也由自己掌握，贾谊、董仲舒、班固、扬雄、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几位可以当之。再次是摹拟追逐，如优孟学习叔敖，只求丝毫不失去对方的姿态，但优孟还算有自己的主见。更下等的，只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罢了。弘治年间，文章号称中兴，却苦于摹拟成为累赘。到了近来的毗温年间，文章布局、收放伸缩，卓然有所得。其中也有人有所创作，言辞想停却停不下来，免不了带有刻意，但也已经很盛大了。我闲暇时阅读诚意、新建二位先生的文章，他们正是所谓得于天性而不受人为作用的人，大概是这种境界的后继流派。二位都是命世之才；诚意的志向在功业，没有时间作文；新建的志向在道，也不愿作文。由于没有时间又不愿意写，不得已而应付成文，所以应当有胜过常人的地方。曾经反复阅读他们的言辞，只觉明亮如揭示日光，真诚如吐露肝胆，深厚如深渊涵容，飘逸如龙马奔驰，不随从他人；浩荡如江河的气势，随物赋形，大小各自得到滋润，渐渐融入大海。假使二位先生专心写作，那么也可以同韩愈、苏轼相提并论，但二位不屑于这样做。我的朋友耿在伦，也是专心于道的人；去年他留在京师，寄信给我索求文章。我资质浅薄，不能作文，只是年轻时曾沉溺其中，于是摘取二位先生文集中较为专门作文章的篇章，汇编成册来答复他，并附上自己的见解，使世上作文的人不必刻意追求写作，而谈论文章的人应当知道辨别，那么对于道也就思考过半了。《古愚集序》【罗洪先】

译俗话说：“人的不朽有三种，而树立言论是其中之一。”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称扬，功德没有可以凭据的，于是把它表现在言辞中，希望喜爱他的人传播下去，难道不胜过同草木一起腐烂焚毁而无人知晓吗？我曾经不以为然。凡是说凭借言论而树立功业的，是说它能够发扬圣人的精神，确立中和的法则，通达百姓万物的适宜之处，建立长久而伟大的事业。若没有这样的自身实践，就不能显明其中的微妙；若不精通它的运用，就不能说明其中的缘故。它将使迷惑的人觉悟并谨慎行动，使明白的人选择继承它的志向，这本来不是可以凭臆测、用虚伪来冒充的。没有德行和功业，哪里有所谓言论呢？从这种议论兴起以后，于是有人专门经营繁复文辞，追逐浮华技艺，割裂篇章句读，剽窃意义，遮蔽贤哲深奥的旨意，把自己的说法笼罩在异端百家之间，真假混杂，得失一并记载，懂得言论的人应当无处逃避了。世上少有这种人，于是便相互雷同、侥幸求取名声，哪里说得完呢？这就是君子把自己托付给秦火焚书的原因。尧的德行、禹的功业以及《典》《谟》的言辞，都可以说达到极致。如今考察它们，那些足以诵读谈说的内容，正是因为他们自身拥有这些德行功业，并且把它们落实于实际运用。所以，平常的言辞成为典，谋划成为谟，教诫、传播、宣告成为训、誓、诰、命，感叹称述以及赞美讽刺成为风、雅，道理是相同的。文章所涉及的事情有大小，所达到的范围有远近，但都可以用来扩大上天的聪明、神明和世道。因此，里巷的歌谣，五际都加以采录；盲人乐师的陈说，三代也不曾废弃。言论能够不朽，大概就是这样。庐陵古愚周先生由进士起家，从兵部郎中两度出任郡守。我曾跟随他的幼子肇庆君，借此读到他的遗集。集中所载的奏疏，剖析弊病的根源，阐明国家的大政，只怕积弊日久，振兴整顿就困难了。他同人谈话，谆谆教导义理和治道，规劝警戒，同时又说得简明扼要。至于借物寄兴、引譬设喻，也都寄托着忠诚爱护和恻隐痛切之情，不肯稍稍贬低自己去迎合末俗。最终他仕途不遇而离去，身穿布衣居于乡里，恭谨自守，脸上没有怨恨的神色。他的模范未必精巧，他的行事未必合于古法；不以声名显扬为务，也不刻意求取综核明察，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的真实德行和广施恩惠吗？我因此知道言论不能虚伪，又由此知道言论不可删略，那么我从别人那里取法，实在不能一概而论。近世公卿大臣大多喜爱文章，他们写一封书信动辄数万字，私下以名家自居，甚至托文人代写自己的事迹，连篇累牍，像缀饰文绣、揉合花卉一样。文章并非不繁丽好看，只是合于实用的却很少。难道也是被立言的谬误迷惑了吗？我幼年时跟随先父认识先生，长大后又同他的几个儿子友善，所以替他撰写这篇叙文，以等待知音。能够从这篇文字来求取道理的人，或许就不会同先生相差太远了。先生名防，字甫敬。《水厓集》序【罗洪先】自从圣人的道理不再显明，学者往往沉溺于神仙之说。大意是闭固精气，就可以遗弃尘世而长久存活，所以那些贪恋生命而荒废事务的人必然趋向这种学说。那些人正守持精气，连向人说一句话都认为会造成损耗泄漏，何况肯同世人酬答应对，劳碌于文字之间吗？只有吕纯阳、白琼各自著述很多，然而都放纵不羁，不合规矩法度，又出入于怪异变化之事，不过借此自我适意，而沉溺其中的人便传述他们。若拿这些同圣人的道理相比较，是相同还是不同？哪里值得辨析呢？然而听到这种学说而内心不为所动的人很少。他们大概确实有所遗失，而世人却失去了根本。我曾据此测量人的深浅，没有不应验的。弘治年间，京师多传说尹蓬头。尹善于绝粒，每次进食却总要吃数升，不怕寒暑，有时混杂在乞丐中，住在里巷屋檐下，别人也不觉得奇怪；士大夫却争相邀请他，他都不肯前往。只是他常常借住在水厓彭公那里。彭公当时任南京刑部尹，尹一来就索要食物，吃完后两人相对危坐，尹便施展幻术互相取笑，又用隐语试探他。后来彭公出任兖州太守，尹哭泣着告别而去。于是人们都怀疑彭公已经得道成仙。等到他任布政使后离职，竟无以为家，年过八十，气力仍十分强盛，每天饮水数碗，人们更加怀疑他了。我过去拜见彭公，他喜欢议论，张髯傲视，整天说话朗朗不休。彭公去世后，我读到他遗留下来的数百首诗文，篇篇都依据义理、关涉风俗，意在追随古代作者的法度，这难道是有所沉溺的人吗？彭公任官时，刚直地奉行法律，得罪了许多人，人们便因此阻挠他，所以他的官位止于方伯，未能大显身手。然而彭公对于仕进或退处毫不吝惜，对尹蓬头也没有留恋，大概是知道其中自有可以主持的道理。世人看待彭公，真像他羽化成仙、独立尘外，不再有尘埃污秽的痕迹；但彭公本来并不因此自我夸耀。我独自为世上那些沉溺仙道的人悲哀：他们涉世越深，私欲越炽烈，所谓遗弃尘世反而不如彭公；而爱惜人才的人搜求访察遗逸，期望使他们尽展才用，从世上取材，其识见反而不如尹蓬头。我又因此悲哀世人的沉溺，本来不在于仙道，而仙道对于世人，也应当常常悲叹自己很少遇到真正知己。以神仙之说这种人最容易沉溺的事尚且如此，何况圣人的道理呢？我有幸生在彭公的乡里，而且先父又同他是莫逆之交，既得以拜见彭公，又得以把他的事迹编次后刻在墓碑上。如今又辑录他的诗文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因而叙述他的遗存，并且用来启发那些心存疑惑的人。《六大家文略》序【顾宪成】

译二怀蔡伯子敦行，喜爱古文，我一向敬重他。一天，他携带《六大家文略》给我看，说：“这是我的先孝廉从荆川先生那里得到的。如今将要刊刻流传，冒昧请求您为它题写篇首。”我说：“荆川先生编这部书，是为什么呢？”伯子说：“是为了讽劝世人。”世上写文章的人，甲说自己师法秦，乙说自己师法汉，彼此模拟，以为这样就是工巧。工巧固然工巧，但慢慢考察，果真是秦文吗？果真是汉文吗？既然不是，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还不像，那么优孟也会掩口发笑了。荆川先生亲眼见到这种情况而有所感慨，所以编书来讽劝。我说：“那么，是要让人转而成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吗？”他说：“若使人转而成为韩、柳、欧、苏、王、曾，那也不过是优孟一类的人罢了。”我说：“那么应当怎样呢？”他说：“善于写文章的人，只是把自己内心所真正得到的写出来罢了。所以在韩愈以前，世上没有所谓韩文，直到昌黎先生出现才有韩文；在柳宗元以前，世上没有所谓柳文，直到柳州先生出现才有柳文。眉山苏氏父子兄弟彼此互相知己，也各自成一家；临川、南丰二人学问都有本源，才华又是世所罕见，所以两人风采翩翩，各自美好，彼此不相借助，也不相遮蔽。善于写文章的人，只是把自己内心所真正得到的写出来罢了，所以用来讽劝世人。”我问：“什么叫大家？”他说：“能役使外物，叫作大；被外物役使，叫作小。能够役使外物，所以一切开合纵横无不在掌握之中；天的高、地的深、万象的往来、千载以前和千载以后的一切，都在尺牍之间纷纷奔走，只听从自己的指使。被外物役使，所以甲说是秦，我也说是秦；乙说是汉，我也说是汉。拘拘地咀嚼左丘明、司马迁等人的糟粕，希望仿佛得到他们万分之一。譬如剪彩绢做花，骤然看去并非不灿烂可观，慢慢玩味，却发现风神、色泽全都荡然无存，这哪里算文章呢？”我说：“说得好啊！这番话对于文章的理解很深，不可不表彰出来，使世人知道。”伯子说：“我哪里懂得这些？大概是听先孝廉说的，先孝廉又听荆川先生说的，荆川先生又听六大家说的。”我说：“既然这样，用它来作这部书的序，不也可以吗？”于是编次成文，归还给伯子。孝廉名瀛，字沙登，有潜藏的德行，门人称他为少山先生。《李见罗先生集》序【顾宪成】近世的学者沉溺于训诂，埋没在辞章之中，拘守咫尺之间的浅义，不能见到大道。有儒者慨然发愤，想起来挽救这种弊病，于是招呼学者说：“你们应当回去从自己的内心求取。”这个用意也很美好。等到这种说法流行以后，学者又只把每日探寻、索求本体作为事务，四处宣扬、腾挪卖弄，完全没有实际。甚至把六经视为草芥，轻浮地对待万物，却还说：“我仍然是在内心有所获得。”更严重的，放纵情感和欲望，只随着自己的心意便利行事；有人因此责难他，便说：“我只要内心无愧罢了。”至于行为如何，则不是他所论说的。我私下为此悲伤，只恨自己的力量不能挽救这种弊病。如今才得以见到罗李先生。先生起初也曾学习这种学说，后来读《大学》，超然有所得，反复磨勘多年，自信更加坚定，于是断定应以修身为根本。一部《大学》，也只是修身的注脚。这是孔子晚年经纶贯通之后，对性命有所领悟的结果。唉，深刻啊！至于家庭、国家、天下不能作为根本，本来如此。即使正心、诚意、致知，圣人也概括地放在一边，而独独以修身为根本，为什么呢？那些东西无形而空虚，这个修身却有形而真实。空虚，才智高明的人进入其中，便可以自我驰骋其探索，渺茫悠远而荒诞，无法看出端绪；浅陋卑下的人进入其中，便可以借此掩饰自己的究竟，巧妙隐秘而诡诈深密，无法追问到底。这样就可以欺骗人；真实的修身则一切都无处容纳，所以无法欺骗人。这样以后才知道孔子立言的旨意极其精密，考虑得极其深远，而先生用来启发聋昧、开导蒙昧的做法，对于我们的道统来说意义很大。有人说：“周、程、张、朱四位先生都是大儒，他们对于继承前人、开创后世最为急切，为什么反而不把修身揭示为宗旨呢？”我说：“当时圣道正开始显明，懂得求学的人，大多谨慎自守；即使有防止杨朱之学混入佛老思想的情况，也只是见解偶然偏差罢了，并非不尊奉他们老师的学说。即使陆氏公然敢同朱子抗衡，他的规矩准绳也未尝不严密牢固。因此，谈论内心的危害还隐而未显，虽已存在，却还不严重。到了今天，才严重到令人不胜感慨。”所以先生揭示修身，是有所激发的言论，是当时挽救弊病的急务。假使四位先生生在今天，他们的学说也应当会从这里说起。先生并不是有所增加。我的同乡李侯元冲，是先生的高等弟子，曾多次对我谈起先生；先生于是拿出他的著作给我看，我接受后读完了。我内心向往不已，已经从罗君止庵那里更加确信这件事，于是准备汇集先生的著作付梓。我不自量力，略为编次，并且把大意写成这样，以此作为说明。圣人之学重新在世间显明，大概必定从先生开始，这并不是虚言。《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余姚黄宗羲编

译序三十三 文集 《石田藁》序【吴宽】欧阳先生说，诗歌往往因困穷而工巧，世人认为这是至理。我却认为，所谓困穷，是身处困厄，必然使言辞悲哀，那么所谓工巧，也只是工巧于悲哀罢了。所以我私下常认为，因困穷而工巧，不如隐居而工巧更为高明。隐士忘情于朝廷和市井，甘心居于山林之下，每天以耕田、钓鱼为生，以琴书为业，陶然自得地饮酒，逍遥自在地生活，不知道冠冕是什么制度，钟鼎是什么器物，并且有把富贵看作浮云的心意，又哪里谈得上困穷呢？因此，他们发而为诗，不是清丽婉转而和平，就是高亢而超逸绝俗。以唐人来说，陆鲁望就是这样。如今他的诗完好地存在，我曾读过而喜爱它。鲁望是吴地人，吴地的诗从鲁望开始倡导，宋代兴盛，元代尤其盛大；然而那些诗人多生于衰乱之世，身虽隐居，时代却困穷，所以他们的诗也只是悲哀罢了。我曾读到这些诗而感到悲伤。进入本朝以来，战争平息、百姓安定，天下趋于治理；承平日久，人情和乐，士人求仕的争相研治经义，取得科举功名而出仕，仿佛彼此成全。只有沈氏独自喜好隐居。原来从絸庵徴士起，沈氏便已在江南有诗名；两个儿子贞吉、恒吉继承了他，到了我的朋友啓南资，更加秀异颖悟。他虽得益于父祖的教诲，却能自己接续宋元诗派，上溯陆鲁望，而且他的住宅位于江湖之间，景胜不减甫里；宾客满座，酒食常设，谈笑之间落笔成篇，随着事物赋形，依循感情叙事，古今各种诗体都达到妙境。溪风、洲月、谷中雾气、山峰云彩，形迹仿佛空灵，姿态瞬息变化；越玩味越觉得美好，越欣赏越没有穷尽。所谓清婉和平、高亢超绝，他兼而有之，所以声名广泛传播，不只在江南而已。我年轻时居住乡里，也喜欢作诗，承蒙他同我唱和，正为自己只不过袭取松岭、袭美之作而惭愧；他的儿子云鸿却想请我为《石田藁》作序，我拿什么来作序呢？唉！圣俞已经出仕，却得到困穷之名；啓南不出仕，却保全了隐居的节操。他们诗歌的工巧相同，但悲哀和欢乐却不同，读者应当自己体会。啓南还把我的诗画成图，精妙得逼近古人；有人说这反而掩盖了他的诗名，但最终还是不能掩盖。今年他已经七十多岁，诗兴更加旺盛，几天就能写成一首诗。我虽然不能窥见他的境界，又怎么能够把他的诗全部读完呢？《容春堂文集》序【王鏊】文章的体制，大致有两种：典雅庄重而严整，铺陈丰厚而流畅。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可以说是严整了；到了末流，便流于晦涩，严重时艰涩曲折、钩连棘手、聱牙难读。文章到了欧阳修、苏轼，可以说是流畅了；到了末流，便流于柔弱，严重时熟烂萎靡、冗长而不值得观赏。这并不是四位先生的过错，而是学习他们的人的过错。学习文章的弊病，在于没有得到方法；得到方法，那么开合操纵全由心意，严整而不晦涩，流畅而不浮泛。文章达到这种境地，就可以进入作者的堂奥了。董南畿学政侍御张君亲手拿一部书交给我说：“这是户部侍郎无锡邵公的文章，邵公名鼇山，大概曾经以韩愈为老师。将要刊刻流传，只请先生作序。”起初，我在翰林院任职，北上时，邵公刚考中进士，经过我的船，来到船中，拿出他的著作给我看；作品本来就超然脱离凡俗浅近。后来我在朝廷任官，邵公也历任内外官职，我遗憾不能立即同他交游，却也未能洗去对他的记忆。如今我告假归乡，邵公也回到无锡闲居，地方很近，却不能早晚频繁相见，只能偶尔读到他的诗。他的体裁简洁庄重，兴致寄托闲远，我没有一次不改变容色、肃然钦叹，只是遗憾不能多得到一些。如今终于能够完整地读到他的作品，才知道邵公在这方面用力已经很久，他的志向本来就是要追赶古人并同他们并列，而不只是写近世流行的文辞。这样也足以流传后世了。有人问邵公的文章是怎样的，张君说：“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即使如此，邵公大概以韩愈为师，还来不及顾及其他；他的古歌诗大概有晋、魏的风格，但也有不像晋魏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师法韩愈的意旨，而不师法韩愈的辞句。这本来就是韩公的话。师法韩愈却不一定像韩愈，这才是善于学习韩愈的人。这就是所谓严整而不晦涩。邵公年纪还不到悬车之年，正值朝廷渴求贤才之时，他将来还会重新起用，大建功业，不会只是把事业寄托在文章上；而他的文章也将日益丰富深厚，这又不是我所能穷尽评论的。姑且用这些话题写在篇首，并再请侍御君看看如何。《式斋稿》序【王鏊】当初我们苏州在京城任官的人中，最著名的多是文学之士。在昆山，有翰林修撰张君亨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读陆君鼎彛、浙江左叅政陆君文量三人，都能写文章，尤其擅长诗歌。亨父颇以才华自得，他的诗风流翩翩，像浊世中的佳公子，奇气洋溢，最为当时人传诵。鼎彛志向尤其高远，不肯随便出仕，一旦出作，必定奇崛深奥、简洁古朴；读者有时甚至不能断句，像商盘周鼎一样，识者欣赏，而世俗喜爱他的人稍少。文量不作险峻奇怪之语，意尽便止，像行云流水，自然合乎法度。亨父、鼎彛都任翰林官，文量独任兵部官，且因政务妨碍，世人知道他就更少了。但三人最为相得，饮酒唱和，没有一次聚会不在一起，意气兴发时，竟不知古人究竟怎样。过了很久，亨父去世，鼎彛因病告假归乡，也去世了。文量出任浙江参政，遭受谗言，归隐林下；带着自己的全部才学却未能一试，又遭到压抑而离世，心中不能没有一点失意，后来背上生疽，也去世了。唉！我还未到老年，却已经亲眼见到三人的盛衰；只是他们的著述终究有不能湮没的，而鼎彛的文集却很少有人见到。亨父有《沧洲集》，如今只保存不到十分之二三。己未年春天，我请求告假归乡探亲，船将要出发时，文量的儿子伸汇集他父亲的遗稿，编成六册，写了将近万言的信送给我。我读了以后，发现他们平生唱和的作品全都在其中，又得到他的文章，读到许多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篇什，铺陈丰厚而通畅，正如他的诗；奏议中又有经世济民的志向，这也是他当时受到嫉妒的原因。由此才知道，先前说文量只是特别擅长诗歌，并不是真正了解他。我同文量交往将近二十年，尚且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文章，何况那些文章造诣更深的人呢？我正在为文量的不幸悲伤，忽然又为伸有这样的贤能儿子而高兴。因此作序说明，文量的书稿没有稍有散失。伸很早便在应天乡试中考取，专心研究古学，人们说：“陆氏终于有后继有人了！”文量也可以稍稍得到安慰了。《夀梅集》序【文徴明】

译元代末年，松江有许多鸿儒硕彦来此避居。自铁厓杨公以下，如钱惟善思复、孙作大雅、陶宗仪九成、邵亨贞复孺，都是天下杰出之士。本地士人则有陆宅之、董良史、卫山斋等人，都才华俊秀而喜爱文雅，交游唱和，彼此辅助。虽然世局屡经动乱，他们没有忘记求学，唱和吟诵也不因时局而废止。风流文雅，照耀一时。到了本朝，袁景文、顾堇中又以清丽辞句大为知名。国家的盛盛，不能说没有它的来由。朱静翁楚材曾游于诸贤门下，文章、文辞、品行、事业，也同袁、顾、曹诸人相匹敌。他曾被推荐出仕，但才华没有完全施展，很快便被废弃而死。他的儿子士诚承受父亲的余泽，也以诗闻名。我曾读地方志而知道这个人，大概是清正自守、积学深厚的士人。近来从他的孙子察卿那里得到他所著的《夀梅集》，诗仅一百多篇，清新典雅，因情写事，随物赋形，构思遣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宛然具有前代诸贤的风格。师法有资，源流真实，因此能够兴起这种诗风。然而诸贤生逢衰乱之世，风尘浩荡，奔走播迁、流离失所，见于他们论著的多是悲忧急迫的言辞。即使袁、顾这样的大家，身逢中兴昌盛之时，毕竟因为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才士，处在新朝，低头畏缩，顾虑重重，想求得和平平正，大概也很困难。朱君生于宣徳、正统年间，正处于承平极盛之时，却隐居求志；外无战争的扰乱，居处又有丘陵田园的乐趣，文酒宴游，亲戚谈心，发而为诗，曲折深远，没有怨叹违逆之辞，真是歌咏盛世的作品。可惜他遭受忧郁，遗稿被焚烧殆尽。察卿和他的父亲福州公子文两代搜访，才仅仅得到这些。金膏水碧，何必一定要多呢？尝鼎中一块肉，就足以知道全鼎的味道了。即便如此，名闻当世并不难，流传后世却很难。古代作者湮没无闻的不知有多少，这要看后人。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即使篇帙完整的巨著，往往也会被放在箱子里；这样的情况我见得多了。何况这些作品出自蛛丝煤灰的残余，如果不是察卿贤能而且有文才，怎么能指望他谨慎整理并使之流传呢？我对察卿很有感慨。而且铁厓诸贤都是一代伟人，追寻他们的后代，却没有听说谁有名声；朱氏自静翁以来，延续将近二百年，历经数代，世世都有闻人，每个人都有文集，像静翁、葵轩、玉州、福州以及这部集子，远不止这些，这也实在是兴盛了。从前王筠夸耀自己的世代，说七代之中人人都有文集，朱氏难道还比不上吗？《鸿泥堂小稿》序【都穆】江阴的文士，宋代有葛文康公胜仲和他的儿子侍郎常之；元初有丘忠定公宗卿。后来则有陆文圭子方，子方以后又有王元吉、张希尹、孙大雅等人，都以著述在一时享有声名。文康、忠定只见到他们文章的一二篇，常之有《韵语阳秋》，我曾为它作序。子方有《墙东类稿》，如今归藏于秘府。张氏的《沟南集》我曾见过一个抄录本，但本地人很少收藏。只有元吉、大雅的文集和《韵语阳秋》并行于世。这几位君子去世后，寂寥了一百多年，如今才又得到一个人，叫薛君尧卿。他的文章古雅深奥、简洁质朴，如商代彝器、周代鼎器杂然陈列，苍青碧绿，耀人眼目，不必摩挲考察便知道不是今世之物。他的文章清劲、健拔、严密，又像修仙道人幽居深山，餐霞饮泉，不被尘俗浊气混杂。薛君年轻时曾学习进士业，通晓《易》《书》《诗》三经，多次参加有司考试而不利，毅然放弃，一心研究古学。每有作品，便日锻月炼，不达到工巧绝不停止。他为人沉静少欲，而性情喜爱山水，曾遍游吴越，直到齐、鲁、燕、赵之地，寻幽访古，搜求奇异怪诞之物，只用来资助文章。他身处人多的场合，众人正在高谈宏论、互较短长时，唯独他拱手默然，像是毫无才能。等到他拿起笔来挥毫，篇章一出，人们没有不惊叹佩服的，都认为江阴有这样的人，把他置于孙、王之间，恐怕还不能分出高下。天下的事情，形势往往不能两全；假如薛君早早考中进士，人们固然会以此荣耀他，却未必能有这样的文章。既然如此，那么他的困顿压抑、坎坷一生而终身不遇，正是上天要用来昌盛他的文章。拿世上那些一时显赫、声名却随身而没的人相比，究竟是谁得到，谁失去呢？即使如此，世间士人也有身份卑微贫穷而文章短浅的；像薛君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薛君名章宪，尧卿是他的字。去世时六十岁，生前曾预先营造寿藏，亲自为自己作铭，人们称赞他通达。三个儿子布、卓、甲，都勤奋好学，喜爱文章，便把薛君所著《鸿泥堂藁》刻板流传。卓来请我作序，我同薛君交往已久，彼此了解很深，于是不再推辞，写下了这篇文字。《袁永之文集》序【陆师道】吴地自季札、言游以后，历代都有文士。在上古时代，南方的美玉、东方的良箭，土地从不停止出产，家家也不缺少珍宝。宗师巨匠，大概要轮流换班来数，也数不尽。到了我明朝奉天承命，郡中地位尊重，王化首先施行，英奇瑰杰之才应时而出，尤其盛于天下。洪武初年，有高启、杨基等四位俊才，成为文坛领袖；永乐、宣德年间，有王、陈诸公，树立词林的规范。到了英宗、孝宗时期，徐武功、吴文定、王文恪三位先生，出任要职，掌握文柄，天下执笔的士人仰望风采，纷纷归附。又有李太仆贞伯、沈处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杨仪制君谦、都少卿元敬、文待诏徴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国、蔡孔目九逵，先后崛起，声望相接，名声与实学彰显流传，犹如金玉相映，黼黻并丽，吴地的文献由此盛大，文采斐然，不能再有超越。正德、嘉靖以来，诸公渐渐凋零；后来优秀的人才有黄贡士勉之、王太学履吉、陆给事浚明、皇甫佥事子安，都刻意著述，努力追赶前贤，而袁君永之正同他们并驾齐驱。

译袁君天资卓异，文笔华美精妙。年轻时，他同诸兄尚之、补之切磋讲习，志趣高远，奋发自励。后来出游交接，承受文徴明、祝允明的清雅余韵，吸取唐寅、王宠的高妙芬芳，纵论驰骋，彼此资助启发，深思玄妙境界，日益进步而不停止。考中进士后，在翰林院积学，又在郎署辅佐政务，主持中州考试，督学南方，常同当世名卿质疑订正、宣扬论说，致力于在创作中达到深奥境界，灿然有追师远古的气象。作四言诗便取法《诗经》三百篇，而把韦应物、张籍看在下位；作古诗选体便尊崇苏武、李陵，而以谈论潘岳、陆机为羞；写近体诗便宗法盛唐，很少推重钱起、刘长卿；南征所作的赋，追述屈原、宋玉；三十篇连珠，足以同陆机并行；讽刺边事，仿效《过秦论》；祭文悼董，效法《吊屈原文》。其他命题炼字，也必以古人为准则，即使仓促口占，也不胡乱创作。他的志向在于保存文体、崇尚古法，本来就要超越千年、凌驾百代；加上学问广博、才华充足，因此足以充实这种志向。所以当时的作者往往收手退避。晋江王道思同吴县顾华玉评论古今文章之士，唯独称许袁君和武进唐应德是后起之秀中的杰出者，没有人能超过他们。北地李献吉是当代宗师，雄视海内，很少称许别人；他一见袁君便欣然如同旧交，作《相逢行》赋诗相赠，并且命令他的儿子将来一定要请袁生为自己表述墓志，他看重袁君到了这种程度。可惜袁君中途遭到贬斥，仕途困顿，不能充分发挥润色鸿业、论述编纂的才能，来歌颂国家的盛盛、修饰太平之治的功绩。自从解任广西提学佥事，便归隐横塘，闭门著述，准备成一家之言，留给后世；但寿命又不长，许多作品没有完成。只有诗文二十卷，是他亲手选定的。他的儿子尊尼将它刻印流传。请我作序的是师道。唉！师道哪里足以了解袁君呢？只是我从二十岁起便在袁君兄弟之间交游，深受他们的知遇和奖掖，几乎同他们一起参加会试。他曾为我作《晨风》，我两次赴礼部考试，他宠爱我而为我作序，赠言历历记在文籍中。感念平生情谊，怎么能够默然不说呢？谨把所听闻的事迹辑录出来，置于各篇之首。至于袁君历任官职、经历世事和立身大节，已有太史氏记载，其余便略去不述。《司直兄少▯集》序【皇甫汸】天地两仪安定其位，日月二曜发出光辉，经纬交错其中，于是产生了文字。文章所处的时代和意义，真是久远啊！即使有美好的德行、巨大的功勋，如果不借助典谟，又由什么来宣扬阐明呢？所以寿命不能像金石那样牢固，而声名却可以同天地并存，原因就在这里。世上谈论理学的人，诋毁文章为末技；拘守吏职局限的人，又说文章不切实用。这大概就像吃藜菜粗饭的人，难以同他谈论酒肉精美的滋味；穿粗布毡裘的人，不足以同他谈论绫罗绸缎的华美。何况文章是本心的声音，诗歌因感情而生，内心运转没有阻碍，接触外物而产生感触，性灵的机微巧妙发动，气韵自然形成。考察古代作者，确实也很艰难。不是创作艰难，而是理解最艰难；不是理解艰难，而是用语言表达最艰难。这就是轮扁不能把斫轮的道理详细说出，伯牙最终停止弹琴的原因。伏羲、轩辕的时代已经遥远，虞、夏的文献也逐渐湮没。孔子整理订正之后，卜商上溯源流，申培、毛亨贯通《诗经》义理，郑玄沿流考释，都能阐明诗人的旨趣，窥见作者的心意。历代相承既近，所习之说也真实。显赫的我祖父，敦厚而明晓《诗经》；先父继承事业，贤兄接续声名。于是生下仲兄，在宗族中尤其秀异。七岁便早有悟性，立下勤学积蓄学问的志向；九岁缀辑文章，便精通雕琢文字的技巧。后来研习六经辞义，旁览百家学说，早晨的帷帐还未卷起，夜晚的床榻几乎被磨穿。妻子让出麦子而无人知道，侍女偷偷送来食物而没有被看见，他勤学笃志到了这种程度。因此学问达到博大精深，思想深沉湛厚，遥想西州的豪士，追慕东晋的玄风。家中称为千里之才，国内号称无双。加上气质爽朗超迈，仪容庄严肃穆。后辈凭借他的善于诱导而受益，末学借助他来了解人伦。至于我，则以兄弟情谊同他交友，接受的教诲就像师徒一样；即使陆士龙特别受到陆机的眷爱，谢惠连最受谢灵运钟爱，也不能超过我们之间的情谊。他每有著述，便立即叫我来看，彼此商榷、磨砺、奖掖，因此可以预先谈论他的文章。当他居家食禄、含藏文采时，同徐生、二黄结为交好，笔札往来之间，特别喜爱杜甫。后来何景明、李梦阳的篇章出现，他认为那是狭窄的门径，于是专心学习建安诗歌。他曾说：“诗可以没有用，少陵诗除外。”到他除去头巾出仕以后，同蔡、王二位行人广泛搜求六代诗歌，披读品味，沉浸玩赏，才稍稍恢复旧日的爱好。他特别称许昌谷李贺，说：“诗可以没有用，近体诗除外。”又同王文部、李司封、唐陈二位编修纵谈开元、天宝的盛况，内心陶醉其中，于是说：“诗即使是选体，也不能让唐代风气完全缺失。”至于写歌行，一以乐府为本，又参杂李白诗法，融会铙歌鼓吹的余韵，仍说：“七言诗容易柔弱，恐怕会降低到钱起、刘长卿的格调。” 所以他的诗特别擅长五言，而七言近体诗较为单薄，不值得反复思考。我同他在二京任职时结交，正当我佩珂在三署而被贬逐，郡府的文书接连传来；他遭遇父丧时，我又同他倚庐守丧。虽然兄弟亲属都很亲近，但他对我的赏识尤其深厚。他曾为我标举论说诗歌，大体上错综魏晋诗法，而以唐代英华为归宿；赋则驰骋于屈原、宋玉之间，超越散骑的作品；文章则陶铸班固、贾谊，取法中郎。至于他的篇章，幽深玄妙以贯通思绪，舒缓丰厚以驾驭气势，婉转华丽以铺陈辞藻，和平通达以阐明义理，愤懑激切以抒发感情，绵密流畅以包举事理，隽永深长以归结旨趣。他开始构思时，一个字不合心意，片言不能悦目，便踏壁苦思，拥衾醒着搜求，片刻也不休息；所以吟咏苦思时，整日不能完成；灵感来到时，落笔立即写成。如今稿中有的地方两个字未曾改动，有的地方两种说法并存，文意因而显得更加深密。至于锦绣必有里衬，酒杯并非没有底座；如果惭愧于博物多识，谁来发掘这些深藏的意蕴呢？我想仿效胡广写官箴，拟作刘逵那样的都赋，却因病而没有时间完成。无奈有些人看见美丽的容貌便仓促奔逐，经过屠宰场便垂涎欲滴，胡乱仿效叫声，哪里能说是懂得滋味呢？当他潜心研究经术、仰慕儒林轨范时，像《易序》《诗说》《春秋考原》《周官杂志》等著作，也大略可以见到他的学问；

译他很早就拜访阳明洞，剖析道体，这也是凭借他性情沉静而得到的。至于同东郭邹氏、扬山方氏往来论辩的各篇书信，锋利的辨析没有人能够抗衡。等到他辅佐郡政、分掌按察事务时，公堂上还有余暇长啸，案头没有积留的文牍。魏人怀念慈父，越人畏惧神君；由此本来就知道，防臣感叹辞赋不是丈夫所为，藩侯以文章墨迹留下功绩，确实有他的道理。然而才华太高反而妨碍官位，命运通达的人又厌恶文章；他沉沦于一官之中，受到众多女子般嫉妒者的排斥，不能在随车出行时献上美好的颂歌，也不能在宣室备受皇帝清问。因此，皇帝的宏图没有因他的文采而增色，国家的典章也没有寄托在他的博闻上。唉！皇帝按图索骏，哪里能够得到燕台的千里马；开阁倒屣求贤，却只罗致叶邑之龙。这并非今日才如此，自古以来都令人同样感慨。丙午、丁辰年间，遭逢严酷的祸患，颇有忧虑生命的牵累；他送给我一篇春日斋中所读的《丹经》，并附言说：“昨夜又加以删改订正，希望大概可以看了。”诗歌难以言说，竟到了这种地步，后世谁能真正理解他呢？评论订定我的文章，这就是陈思王所以产生悲哀的原因。不久他便长逝了，这是命运啊，这是命运啊！然而年寿虽然中途促短，声名却宏大深远，怎么能说他没有穷尽自己的终点呢？我了解兄长的诗，或许能够为他说出一些话，不仅可以同申培、毛亨、郑玄相提并论，也可以说是仅次于卜氏的人。从前孝常编次补阙的文集，王缙表彰右丞的文集；至于我才识浅陋，哪里能够胜任这件事呢？幸而伯兄挥运斧斤，两个孤儿命人刊刻，删取精审，毫无遗漏错误，还说应当让声誉飞腾传播，以等待宗师评定。我姑且依照平日听闻的兄长言论，含泪告诉秦枢，使他知道先人的创作是如此艰苦，仅此而已。《三州集》序【皇甫汸】所谓《三州集》，是记载任官经历的。今上嘉靖元年，岁在戊戌，我任司虞氏，巡视京畿时，武定侯郭勋凭借宠幸作威作福，日益骄横。皇帝诏令主管大匠作，他暗中操持工部权力，夺取商人的金钱，数以亿计，归入自己的钱袋。我便揭发了他。他又曾请求拆毁张掖百姓的房屋，名义上说是通往山陵，实际上是扩充自己的宅第。我说：“这难道是想直接夺取武库吗？”坚持议论，不同意他的请求。郭侯因此怨恨我，诬陷我轻慢朝廷，把我交给司法官审理。于是有黄州之役。乙巳年，我任南省司勋氏，当时正值考核官吏。太宰张公润年老昏聩，不能有所作为，专门任用郎官，不论贤能与否，贬黜平素所嫉恨的人，留下容易结交的人，以满足自己的私意。我起来极力争辩，言官迎合权势，诋毁我侵犯职权，于是我被贬为州副职。于是有澶州之役。不久，太宰职位由瓯宁李公接替，他廉察人才，考核积滞，于是我稍稍升为郡佐。于是有括州之役。唉！我屡遭坎坷，却从未损害刚烈的节操；诉讼文书纷至沓来，也没有稍稍停止篇章写作。黄州是楚地边境，是屈原、贾谊被放逐的地方；忠而被疑，正直而受谤，忧心迫切，所以多有怨愤诽谤之辞。澶州大概属于魏地，是颜回、庄周寄托傲气的地方；空怀抱负而遭人疾视，仍有斗争之心，所以多有愤激之辞。括苍是越地的著名地方，是谢灵运欣赏山水、游乐经过之处；当时我安然顺从，仿佛将终身居住在那里，既和缓又平静，所以多有畅达之辞。那时我厌倦仕途，文思也一并减少；避开人事，间或写出一些累赘句子，也足以令人感慨。我从二十岁起，因解褐而出仕，亲身遇到圣明时代，谁不想出入宫禁、受到优厚待遇，以达到卿贰之位？然而才华越多越容易招致嫉妒，命运又同时代相违，退处而立言，难道是我平素的志向吗？谢宪以来，我偶尔整理著作，散失已经过半；《田雕》《禅栖》《寓楚》《还山》《江行》《新语》等刻本，全都毁于谢兵之手。三部稿本藏在箱中，幸而没有损坏。儿辈请求交给刻工，以满足喜好文章者的要求。唉！我的政事无非缺少何武那样的才略，徒然离开沛郡；诗歌又惭愧不如谢朓，哪里配得上宣城之名？至于白云、赤壁，山色依旧存在；湘水、淇水，江声也没有改变。展开卷册片刻，岁月却已匆匆流逝；风尘奔走，王事繁忙，世态物情变幻，都仿佛呈现在眼前，直到今天仍令人心惊。黄州任期满一年，澶州只有半年，括州三次更换年岁，其中任期长短都有一定数目。古人曾因俯仰之间陈迹变迁而悲伤，把人生比作光阴中的过客，我姑且借此记下自己的经历罢了。难道这只是诗吗？长子防曾经整理它，任黄州令时校订《黄诗》；次子琳带着它，任澶州令时校订《澶诗》；幼子谷防着手整理，任括州令时校订《括诗》，编成四卷，题名为《三州》。就是这样。《陈约之集》序【皇甫汸】嘉靖庚子年，我的朋友陈子约之以宪职在梁地督学，随后在淇上去世，灵柩归葬越中。当时太史唐子应德因上书获罪而免官，祠郎熊子叔抑因奉行职务违逆上意而受到谴责。两人不远数千里，带着沾湿的絮酒进入灵堂哭踊，望着灵帐流泪，在素室中抚慰幼孤，又到名山搜集遗稿，然后才彼此告别离去。我当时正在倚庐守丧，未能随同前往，曾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而悲伤。不久，唐子删定他的著述若干卷，便到荆令某处登版刊刻，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他劝我说：“从前先士安曾借助太冲的声望，您难道独无此意吗？”我不能推辞，于是作序说：圣王彰显德行，志士以名节殉身；因此神龙昂首，幽云蒸腾成景；寒蝉发声，清凉的秋风开始凛冽。当他们生逢有利于显扬的时辰，恰好掌管声名教化；处在崇尚文章的朝代，又遇到同时代的明主。凡是研习经书的士子、缀辑辞章的人，谁不是铺陈精华、彰显文采，用来织成国家的光华呢？己丑年，天子怀有延揽贤才、虚席以待的愿望，宰相也有开阁纳贤的风范。于是有人束带避讳艺文，有人垂缨研味道术，彼此契合协调，如埙箎相应；言辞芬芳如兰芷，文采斑斓，都被称为得人，海内也因此仰望风教。

译枚朔、丘马相继在汉庭任职，陈琳、刘桢、应玚、徐干同登魏室，难道只是坐而论道就值得夸耀吗？当时，陪从皇帝登台歌咏，家家都追慕《大雅》；随从皇帝出行游猎，户户都创作新声。一字锤炼得好，听到奇妙之处便侧耳倾听；片言构思得巧，看到文采繁丽便心神跃动。京城门前纸价飞涨，箫笛乐谱也在禁宫中广泛流传。像陈子这样的人，年纪相当于终童，才华可比贾生，雕琢的文章绮丽交融，藻饰的文思纷然展开，回顾当时英才并起，他尤其是文苑中的杰出人物。然而人的好恶容易改变，世事盛衰反复无常，在失意的空隙中，又构成了被人窥见的嫌隙，终于酿成了这次长沙之役；他离开以后，金马门便再也容不下陆沉之才了。陈子于是渐渐收敛锋芒，最终遵守法度，却仍寄托情怀于山川，在岁月中发愤图强，奔波驰驱于各地，寄托情感于羁旅之中，所作文章更加精工，难道说身居外地就没有奇文了吗？转眼之间不到十多年，先前情投意合、如埙箎相和的朋友，已经远隔如参商；曾经称道兰茝芬芳的友谊，也离析得如浮萍断梗。陈子最终长逝，化为异物；在南皮追忆美好相会，在北海为零落而伤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今考察诵读他的遗稿，早年可以铸成四杰，晚年可以熔铸二张；气势遒劲可比平原，仰望追随康乐；文辞华丽胜过防燕，充实可比入洛；在浮湘之间显得隽永，在吴越瓯闽一带堪称完备。如此展开，足以流传不朽，和那些湮没无闻的人实在不同。可惜深沉的思虑被官府文牍纷扰，迅疾的羽翼在险恶的道路上折损，雄伟的才华因短促的光阴而停顿，显赫的声名又偏偏没有享到中寿；假使还没有失去凤池的光彩，而太阳再借给他一些年岁，究竟会达到什么境地，难道仅仅如此吗？这就是命运的奥秘，也是萧、刘彼此相论、董史同样悲叹的原因。唐子会相信我的话吗？因此作此序，并把诗附在篇末。《梦泽集》序【皇甫汸】《梦泽集》是齐安王君的作品。王君名廷陈，字稚钦，号梦泽，所以又以此为集名。他的父亲南墩公，在孝庙时中壬戌进士，任吏部郎。王君出生后聪慧绝伦，幼年便能缀辑成文，大概是出于天性灵秀，并非依靠老师传授。黄童世称无双，倚相当时以能读书著称，都是楚地所产的人才。王君确实很像他们。吏部公十分疼爱他，常说：“王家的千里驹，又见到这个孩子了。”刚满二十岁便乡试中举，到了丁丑年参加春官考试，两次都取得礼经第一。廷试时擢居高第，被选为庶吉士，与东浙汪子应轸、江子晖，关中马子汝骥、许子宗鲁，任丘邝子灏，大梁林子时、曹子嘉，西蜀余子承勋，楚地颜子木以及王君一起，个个文采飞扬、文章足以经纬国家；当时人才之盛，这一科首屈一指。江子作文，探究幽玄、搜猎秘奥，杂用古文奇事，意旨既宏阔幽深，语言又艰涩难懂，使读者读到谬根▯霓之处，甚至不能断句，只得闭口惭愧地停下。王君每有作品完成，便大声叫嚷给人看，说：“有谁能增减一个字，我愿拿千金来打赌。”恐怕连《吕览》所说的千金，也终究没有人能得到。他又喜欢讥讽评论，因此人们大多表面服从、暗中怨恨他。一年多后，馆职期满，被授为吏科给事中。正值毅皇帝将要南巡，朝廷群臣都进谏劝止，上书奏章每天塞满公车署，进谏者并不只有言官。王君于是激励众人到宫阙之下，上书宰相熊峯石公。熊公掌管馆阁教习，严厉地劝阻他说：“倘若发生不可预料的祸患，老夫也没有力量庇护你。”王君早晨作《乌母谣》，大字题写在玉堂墙壁上，言语触犯熊公，使熊公非常惭愧。他的放纵诞妄，多半就是这一类。此前，忌恨他的人把他在馆中讥评人物的话逐渐传到政府，政府因此怀恨。奏书上去后，果然借吏部之手把他调出京城补任州郡属吏，最终得到裕州。可是他不会逢迎屈身，也不习惯卑躬曲折的姿态；诉讼文书堆积如山，又不是他的爱好。他到任后治理崇尚严峻峭直，不畏惧豪强，依法处置贵戚，有鹰击一般的作风。他拜见御史时也不稍加屈意，于是被说成不肯依附权势；文书构成的嫌隙日益成熟，终于使他像钟仪一样戴着楚冠成为囚徒，像邹阳一样在梁狱中按剑自守。可悲啊！今上即位后，恩德深厚广大，虚心接纳并曲意宽免，诸人渐渐得到晋用和复职，唯独王君仍被罗网所拘、遭受摈弃。颜子所遭的祸更为惨烈，以至于祸患同样来自党禁，而荣宠却不同于其他征召；离去者都像渊水坠落，进用者却如薪柴堆积，世人都为他们惋惜。此后过了十二年，我忝列己丑进士，在京城门下结识昆仑山人。山人名张诗。他一向与诸位才子友善，偶尔向我谈及梦泽的事情，因此我才听到了详细情况。我也徒有一时的声名，诸位才子引我结交，未尝不伸长脖子盼望相见。我想象着王君的样子，何况我也自恃才华、意气用事，和他有相同的毛病。不久我因触犯权贵，幸赖天子宽仁，被贬为黄州理官。这次任职，我不因左迁而怨恨，反以能够继承苏长公的遗迹为荣；不以游赤壁为乐，反以能够见到梦泽子为幸。到任不久，便冒着大雪到他的居所拜访。当时王君的足迹已很久不进入官府，我被列为外员，住在别馆。王君也不嫌弃来拜访我，初次见面便如相识平生，以杯酒接待我，又赠给我文章，辞作都载在集中。王氏家业承继青箱之学，家族中任官者佩朱绂，是楚地的世家。王君又让他的儿子以及弟弟、侄子随我游览。唉，王君为什么在众人面前白首，却一见我便倾心相交？我又为什么在众人那里受到排斥，却唯独得到王君怜惜？颜子虽未亲见清扬之姿，但他的美好声誉也多次传到我耳中。王君退居几近二十年，放下对爵禄服饰的留恋，以琴书自娱，深思古人，专心古代作者，屡次劳烦人上书推荐，却以赴征召为耻。看他写给中丞、监察陈公的信，像嵇康写信拒绝山涛；再看他寄给我和懋昭、舒国裳的两封札记，就像杨恽写信答复孙会宗，足以想见他的气概。他正收敛英华、藏起锐气，谦逊自守、平坦处世，不以才华傲视他人，而以道术诱导人们。假使他早年便磨炼品行，完全可以优游仕进，取得卿相之位；然而他未能宣泄耿介之气、抒发孤愤之情，直到晚年才达到这种境地。由此固然知道，文章往往成于离开赵地之后，辞赋往往完成于返回卭地之时；世俗的爵位和声名，哪里会有穷尽呢？但他终究不肯用那些东西替换自己的文章和志趣。楚地是多才之邦，也是辞赋的渊薮。屈原曾被上官大夫诋毁，宋玉曾受登徒子的诟骂，祢衡被曹操杀害；然而他们的志向却与日月争光，他们的言辞也将和天地同久。王君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这部集子，乐府和古诗可与潘岳、陆机并驾齐驱，下可比拟阴铿、何逊；五言、七言律诗可与沈佺期、杜审言并肩，参以卢照邻、骆宾王；文章效法《左氏》《国语》，又兼有班固、司马迁的气势；书信近似东京尺牍，在崔瑗、蔡邕面前也足以自雄，足以流传不朽。全书诗赋十一卷，文章六卷，共十七卷，形成一家之言。旧日曾在家塾刊刻，幼弟廷瞻又在淮阳刊刻，侄子同道再在吴中刊刻，而吴中的版本更加精良。《五岳黄山人集》序【皇甫汸】

译山人名省曾，字勉之，是黄氏的幼子。祖先出自汝南，后裔繁盛于江左；武德公因提兵征战而封爵，奉议公凭射策发科，于是可知《易》学始于将军之家，刑书也隶属于司法之官。那位卓异的先父，就是我的舅氏；家中积蓄丰厚，赢余遗产也十分充足。山人幼年生活在富贵之家，却一向崇尚古代典籍，常叹息说：“过去都说黄童无双，如今怎么知道还会有第二个呢？”于是散尽黄金、掏空钱袋，购买缃帙书籍充满书架，专心研究文章辞藻，满怀志向于儒林。把《城旦书》看作糟粕，日夜追求竹帛上的事业；一部经书诵读于口，确实成为心中最高的准则。他旁通柱下之学，广泛浏览稗官、左史的著作，尚且能够读懂东方朔的文章，哪里会说这样就够了呢？刘向自愧博极，蔡邕也惭于见闻广博。于是文恪公鉴识他为伟器，新建伯期望他成为千里之才，乔司马倒屣相迎，霍少宰给予推毂奖掖。渔石唐公仓促相见交谈，便厚待这位旧交；空同李氏还没有见过他，先投书拜谒。自此以下，名公巨卿都以能与山人交往相知为荣，否则便以为遗憾。详细情形见于自传，此处很多不再记载。山人虽然行迹隐没在山丘之中，声名却传播到海外。他又与仲兄并称为当时的两位俊才，师友之间相互请教，商讨公认的是非，努力追求古代法则，彻底洗去时俗风尚。忌妒他的人诋毁说他另立门户，却不知道这与正道相去甚远。后来仲兄凭《易》学中举，取得南畿第一。山人屡次落第，于是放弃科举，改治诗学，也被擢置第一。按照惯例赴京参加会试，登台展示才华。京城人敬仰他，朝廷官列为他虚席以待。唉，他歌咏了几个月，见到极致便返回。然而他轻视玩弄轩冕，沉溺于山水情怀，想要长游名山大岳，寄托对向生的仰慕，因此号称五岳山人。戊戌年，他谢绝南宫征召，结伴游赏西湖。与豫阳田子深入探访、遍历游览，彼此唱和，诗作编成一册，使艺苑为之增价。看待攀附帝王如同蝉翼般轻薄，士人因此更加认为他贤能。至于使者巡行部内、守令到任，没有不记录他的品行、向他询问政事的。虽然名列诸生，礼遇却比照上客。谈锋敏捷，腹中藏有经书，别人一叩问便像开闸之河一样倾泻而出。听讲者无不来到膝前，个个心醉。于是请教文字的酒席每日摆在座上，在浚县的旌旗也在门外灿然相接。山人患肺病，厌倦游历和玄思，甘愿寂寞，以自己的安乐来消解我贵我显的防范，以通达的声名来亲近亲族的拖累；不替家中节省开支，靠卖书自给。深居简出，专心著述，于是撰写高士的叙赞来寄托志向。到了晚年，彻底断绝对尘世的留恋，结交方外之士。司马迁曾向黄子学习道术，许询曾在支道林处参习佛理。所以他的诗往往欣赏康乐的清辉，屏除渊明的喧嚣，遥想景纯的仙游，契合摩诘的禅意。义理兼收并蓄，既丰富又能不断探取。譬如黑黄相间的织锦，绚丽色彩耀人眼目；金石乐器层层合奏，优美的韶乐充满耳畔；美玉并列而世人都能看见它们的珍贵，椒兰同放而人们都能吸取它们的芳香。他的思虑深入幽微，语言很少因袭。凡是超出形象、难以描摹的景物，必定铸造新的形式来表现；即使是眼前尘世琐碎的状态，也用华美的辞藻加以描写。旧日构思并不粗疏，进食片刻之间便能迅速成篇。如今品味全集：赋颂取法《骚经》，诗歌根本出自古代选诗，兴寄具备开元风骨；序说兼取二京文章，碑诔斟酌六代文体；语言园地以充、衡为祖，连珠合于平原；宾客问答拟于韩愈传记，玉牒文书考核于河上公，典籍记录起于越裳。因此，明理的人把它当作占卜的蓍龟，博物的人把它作为武库，储存学说的人把它抄作贯串的绳索，缀辑辞藻的人采来作为筌蹄和饵食。又因他有才略足以经世，却多次遭逢时运不济，所以用文章鸣发不平，言辞出于孤愤。年纪才过半百，忽然丧失生命，难道不可悲痛吗！黄氏文集总共一百卷，分为十部，亲自编次校定，收藏在箱箧之中。他的后嗣姬水，把玄妙的文章传授给诸位童子，像乌属草方一样继承文考的事业，捐弃近城的田产，以保存这部遗编。唉，雕琢精美的论说足以流传，可以知道徐生不会朽灭；凤毛早早秀出，令人感慨荀令的遗风尚在。我与山人有中表亲戚关系，号称彼此相知，所以这样编次作序，绝不虚妄。《徐迪功外集》序【皇甫汸】徐氏《迪功集》六卷，是徐君亲自订正的。空同李子在豫章刊刻，有人说李子稍有删削损益。这种说法出自少谷郑子。如今看来，徐集独自汇聚精华，几乎没有瑕疵，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取舍得当而非删削过严吗？家兄居于山中，从元子伯虬那里搜得遗稿，于是感叹说：“丹彩被素绢遮掩，华兰的香气被别的香气夺去；只是文章的变化无穷，难道是形质格外不同吗？”于是选编刊刻，题为《外集》，刻成两卷。古人说，长门、上林几乎不是同一家之言；洛神、池雁便形成两种不同体制的作品。至于探究作品初构时的苦心，推究篇末的条理，推广它的旨趣，把不同作品并存也没有妨碍。何况手持龙泉宝剑来议论如何切割，拿着夜光宝珠来议论如何照明；即使相隔千年而恭敬相拜，也仿佛神明相对，谁说后世没有真正知音来评定我的文章呢？我曾考察弘治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追述《大雅》，取法《诗经》作者，一时艺林中的作者纷纷响应，同好者相继附和，都足以驰骋海内，徐君也独步江左。然而意见如方榫圆凿般不合，造诣各有堂室；有人以不能凌驾他人为耻而好胜，于是诋毁之言产生了。徐君又崇尚玄虚，安守寂寞，禄位不显，声名也不高。毛嫱虽然艳丽，却不为凡鸟所喜；《阳春》确实华美，却很少有人能像巴人那样应和。李子未化的议论、家兄知其难行的感叹，可以合在一起看。如今有些人还不能辨析音节，很少懂得兴寄，只会剽窃拼缀浮靡的辞藻，违背《风》《雅》。世俗正把悦耳当作可贵，众人纷纷随声吠叫；好比排斥小火炬的光焰，它怎么能和日月争光呢？这正是君山知道《玄经》必定流传，中郎抱着《论衡》秘密珍玩的情形。诗歌的品评，前面两篇序文已经详尽说明，所以我不再多作评论。《何翰林集》序【皇甫汸】

译何君元朗曾撰写、缀辑诗文数万言，编成一集，命名为《何翰林集》。因为他曾任官，学宪莫君作序使之流传。我偶然把它给司勋氏看，他为之感叹赞赏了很久。何君从少年时代跟随经学老师游学，就厌弃时文，爱好古文，广泛通晓九流，研习玩味《四始》，同时怀有经世济物的志向，出来任职。参加诸生考试时，往往名列异等，最终却因命运多舛，在求取功名时受挫，可惜啊！宰相看出他的才华，勉强他出仕，授为南京翰林孔目。职位既清贵，事务又闲散，使他能够专心著述，真是贤明的宰相！贾谊也不能算没有遇合了。此前，我乡文徵明也因推举而待诏金马门。十多年后，蔡九逵继任南京孔目，精通文辞，天天与上公巨卿交往，声名极盛，世人传称有《南馆集》。又过了二十多年，何君继任此职。二人的德行学问颇相当，蔡君性情迂拙而立意高峻，不合时宜，风流蕴藉；何君大概还超过他。陪都是古人所说的秣陵、建业，以钟山为表，以大江为环绕，形势壮丽，习俗号称繁华。何君素来喜爱山水，所以乐于居住在那里。他常自我解嘲说：“如今我守着茂陵的园地，索取长安的俸米，也足以在世间沉沦吗？” “然而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最终上书请求免职。若让他劳苦于诉讼文书，使他屈身执笏，他一定不会等到六百日任期满就像邴生那样离去；三条小路荒芜，陶令也会离开了。何君也是古代勇于退隐的人啊！他虽然辞去官职，仍然留恋石城，准备经营别业。等到桑梓之地被海浪冲荡，柘林又毁于烽火，于是产生躲避兵乱的打算，更加坚定了卜居的志愿。杜甫的草堂开临潭水，罗含的精舍寄寓江陵；加上他谈论如悬河，见识如藻鉴，有人向他咨询政事，有人请他辨析名理。何君总论古今，指陈坚白之理，车马填满门庭，鞋迹重叠于座席之间。南国人物品评之学更加通达有道，西京遗留的故事又仿佛凭空再现。他闲暇时亲近僧侣探究玄理，结交名流饮酒赋诗。每有一篇文章写出，不仅艺苑一致推重，连乡里街巷也相互传诵。凤馆中吟咏王昌龄的诗句，鸡林中售卖白居易的篇章，哪里会逊色呢！何君又精通音律，晚年蓄养歌伎，酒杯倾倒于北海，丝竹声调理于后堂，亲自倚歌而唱，尤其擅长辨识曲调。江左的遗风，不就在这里吗？从前司马相如不与公卿交往，托病厌倦游历；陈思王以从事翰墨为耻，上疏请求试用。诵读何君在馆中写的言怀之作，他请求退休也终于获准。他的诗作大体都可以由此看出。至于他写给王左辅、赵中丞的两封信，假使他手持旌麾主持政务，功勋业绩难道会少吗？由此可知，他寄托的兴致并不深远，辞藻却过分繁缛；持论并不宏大，学说却枝蔓横生。若以此来谈论他的诗文，失之相差千里。莫君是深于文学艺术的人，他说何君的文章取法刘向、司马迁，诗歌根本出自苏武、李陵，而近体诗在高适、岑参之间，评定得很准确。何君的弟弟叔皮，由进士任郎官，在南署佩印相连，也不善为官而擅长文章；把他同兄长相比，正如求凰之比。听说华亭自陆机、陆云以后，往往有兄弟齐名的人：二包继承谢氏，两范接续兴盛；灵秀和祥瑞降临，确实没有错。《徐文敏公集》序【皇甫汸】从前我的父亲中宪公曾对我说：“我朝的制科每逢丑年总能得到文士，乙丑年我乡的翰林徐公就是其中的杰出者。你曾跟随徐公游学，又是徐公取中的门生，也在己丑年登第，难道不打算继承他的美好事业吗？你一定要勉励自己。”文章与气运相关，哪里是空话呢！契、革、羲、绳的时代，葛天氏已经唱起浩大的歌声；女娲之管流传乐音，丛云于是铺陈幽深的文辞。考察夏、商两代而周代文教郁盛，惭愧自己列身列国而楚辞芬芳。文人间或出现，骚客接连兴起。炎汉建国六十多年后，到了文帝、景帝时期，海内安定，教化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武帝正推崇儒术，招纳贤良，征召文学之士，以公孙弘为宰相，提拔严助为中大夫。从此朱买臣、寿王、枚皋、邹终等一同列于左右；看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感叹他的才华出于往日；见到主父偃，又感慨相见太晚。于是开设东观延贤之阁，设置金马著作之庭。唐虞时代虽然遥远，文章的盛况难道不就在这里吗？明朝兴起后，太祖高皇帝轻视唐宋末流，企望周汉盛隆；停马谈论道理，放下兵戈讲习经艺。一百五十年间，孝皇在前面垂衣拱手而治，毅帝在后面敬慎临朝，政治称为时世和雍，可以比拟文帝、景帝。长沙李文正公挺立于儒林宗主之中，掌有人伦鉴识，奖掖诱导后进，超过平津侯公孙弘的旧轨。当时李员外、何舍人又拍掌谈论秦汉文章，奋力挽回《风》《骚》的传统。乙丑科是顾文康榜，徐公与会稽董公玘、分宜严公嵩、邺郡崔公铣、云间陆公深、南海湛公若水都在翰林，出入禁闼和郎署之间。又有给事殷云霄、仓曹郑善夫、迪功徐祯卿，都施展雕篆文章的技艺，结成笔札交游。不读秦汉之书就不打开眼睛，不谈魏晋之音就闭口不言。那时毅帝虽炫耀武功却也爱好文章，六龙北巡、八骏南游归来时，紫塞之外的乐曲遥遥传来；横汾之辞又随着望见翠华的队伍不断进献。他的雄才大略，大概也可与汉武帝相比。徐公的岳父是文恪王公，任参衡亚相；他与长沙徐公合璧相会，于是徐公得以在外庭听取高论，在甥馆传授诗法，学业造诣更加宏深。至于元光年间因上书而发愤，建安年间在朝廷中铺陈辞藻，东海缀辑《玉台新咏》，瑕丘编纂《珠英集》，追溯其源流，实在都出自后裔。徐公与李、何二人尤其友善，早晚共同评议，反复讥刺弹劾；每有著述，总要得到他们的赞赏。世宗即位后，崇尚儒学、尊重正道，考察古代礼文，将要任用徐公掌权，群望都归于他，皇帝心中已经记着他的名字。

译他任秩宗副职时，政绩清明；辅佐铨选时，确实贤明而成为端方的辅弼；与会稽公职务相当、声名齐同，把他比作董仲舒、贾谊。我读唐子应德为《中峰集》所作的序，其中说：“弘治以前，不曾标榜秦汉而能尽发挥才华；近来遵守绳墨而不离法度，大概是因为忧虑世人把割裂当作文章体制，把堆砌当作文辞。徐公的文章差不多属于这一类，而诗则可以和李、何并驾齐驱，声誉又辅助了徐迪功。有人说馆阁文章疏于追溯古法而巧于迎合时俗，却不知道起草诏书、宣布麻制、撰写训诰，本来就应当遵循典则；诏令的声音温润才合乎体制，与外制、判词稍有不同。又过了十二年，是丁丑年舒芬榜，当时江子晖、颜子木、王子廷、陈子、许子宗鲁等人才济济。再过十二年，是己丑年罗洪先榜，当时唐子顺之、陈子束、任子瀚、熊子过、李子开先等人，不能一一列举。而我得以光荣地诵读先君之言，私下附列于诸位之后，实在幸运。前一个年份为癸，后一个年份为辛，推究起来一向应验；否则就是气运的消长盈虚。士人经历三榜，才华仅有这些人，个个头戴华贵进贤冠，脚步响着鸣玉，背负玺印立于丹墀，挥笔于紫宸宫；他们唱和如商声相应，文采如霞蔚云蒸。然而朝露般很快消逝，晨星般相继零落，能够不朽的，只能寄托在这些言辞中，悲哉。” 古今诗歌，以及合序、记、碑铭、颂赞、传说、杂著和经筵讲章，总共有若干篇，刻成若干卷，题名为《徐文敏公集》。徐公去世三年多后，次子玄成赴阙上书；祭祀、安葬和赐赠又相继办理，赠典隆重、谥号完备，超过十五年；幼子玄素向监司请示，祠宇建成后又过了一年，才搜集遗缺、刊校讹误、汇编次第。我为之作序并刊刻，于是文集完成。唉，龙门停止接纳，惭愧自己没有任昉的才华；凤池仍有遗才，感慨徐公的事业不会死亡。就是这样。” 《沈太仆环谿集》序【皇甫汸】考察嘉靖八年，当时正逢昌明的时代，处在熙和的朝廷，皇帝正在讲求学问、崇尚文教，尊重贤能而轻视外戚，选拔了三百二十名士人。殿庭上聚集了振鹭般的仪容，台阶间肃然排列着渐鸿之羽；他们含蓄蕴藉、文采焕发，人才之盛彬彬可观，推为这一科的盛况。此时谁不想弹冠而仕、仰望世俗，跻身要津，佩朱衣怀金印，出入禁闼，君臣相得，坐而成为卿相？然而十人中很少有三人，是命数奇特。又有谁不想攀附权贵，建立显赫功绩，使皋陶、伊尹、衡、旦的事业显著，使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的辞章流传，修铭功勋于鼎彝、垂声名于竹帛？然而十人中很少有二人，是时运困厄。还有人洁身于林壑，寄情于图书史册，托志于诗歌，阐明经书训诫，收藏在名山，传给后世子孙；十人中只有一人，是才力所限。我辞去宪职退居，已经超过十年。曾经身居官位的人，如今白发如晨星，宏美的事业化为烟尘；著作刊刻流布的，只有罗达夫有《念庵集》，唐应德有《荆川集》，陈约之有《后冈集》，杨汝承有《济南集》，任少海有《吏部集》，李伯华有《闲居集》，罗熙载有《华原集》，吴纯叔有《玉涵堂集》等少数几人。他们有的固守儒家学说却拘泥而失去法则，有的羡慕仙游而流于荒诞，有的学问广博却取舍不精，有的上天不肯借给年岁而著述未能完成；才力的困难，难道不是这样吗？” 《环谿集》是云间沈大夫凤峯所撰。沈君自幼束发成为弟子员，便厌弃时文，钻研古代典籍；不是经纬之书不进入眼中，不是汉魏作品不收藏在心里。等到佩绶登上高位，剖符治理繁剧郡县，不久又按察法度，继而执掌藩政，所到之处都受到教化，离任后人们仍留恋思念；然而这些并不是他的爱好。即使诉讼文牍堆积如山，他仍在笔砚间自得；即使吏务尘杂纷乱，他仍以构思缀文自娱。看他请求改任南署、称病退居东江的奏疏，就可以想见他的气概了。古人说，宏大幽深的制度文章，必须以沉思来阐发；绮丽的辞藻，要因缘情感才能写成。高贵的官位不能夺走他对莼羹鲈鱼的思念，熊轼车的荣耀也不能挽回他泛舟江湖的兴致。这不是在诗歌上造诣很深吗？子防学问擅长精华，士衡才华号称俊秀，都是吴地所产。沈君如今就是这样的人；梁代评论文士，沈约、何逊以隐侯为先；唐代品评诗人，云卿即为其中的选择。然而云卿的诗在流放欢州以后才进步，隐侯的文章在郊居以后才精妙。豫章、汉水、沔水的流域，庐山、衡山的镇地，其风景又岂只是高山瘴疠而已？环谿处在九峰三泖之间，难道会减色于坠石、磓星、悬冰、萦雪的胜景吗？他的作品实在宗法家学，没有辜负世代相传的美名。即使退居高卧，像高士、谢傅那样仍受到天下苍生的寄望；年近赵昌，也还能够承受皇帝清问。初服刚刚恢复，荐举的奏章屡次上达，他终究不肯用仕途替换自己的志趣。全书诗赋四卷，各类文章十卷，共一万多字。大体都神悟精妙，达到玄妙境界，并且可以永久流传。其中杂著、连珠，尤其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我才力低劣，哪里敢在同辈面前窃取赞誉？见识不足以像王筠那样，也惭愧不能鼓掌称赏。姑且写在卷末，为同榜得人的盛事表示庆贺罢了。《刘侍御集》序【皇甫汸】侍御刘子威把自己编成的两册诗给我看，一册是闽地所作，一册是越地所作。我读后说：刘子早年凭明经登第，授为中书舍人，选任侍御史，在南台和三辅之间声名卓著，至今人们仍敬仰他的风采。同僚嫉妒他的才能，他最终遭到播迁，于是被贬为兴化理官，又调任吴兴倅官，便有了这些作品。仔细看闽中诗，凡是所作乐府，全都合于古调；至于拟作名家诗篇，也都像那些作者。即使鲍照的《代东武吟》等篇，宫商杂奏，却都出于雅正之音；江淹拟写陈思王的作品，丹素交相施用，却都呈现艳丽文采。又怎么会超过刘子的作品呢？若不是思路精妙而通达，才华兼具而全面，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吗？再看越中诗，华丽而有法则，胸襟冲淡、悟性超然，完全去掉雕琢，不再滞于尘俗的筌蹄。仿佛花朵在境中渐渐凋落，林间鸟儿竟忘记归还；华美滋润的事物纷纷容易凋谢，美好的愿望坐视着变成乖离。于是烟霞彩虹惊动文藻，思绪足以使花鸟进入闲适情怀，确实称得上秀美婉约。又如“江路愁能尽，乡园梦懒寻；聊凭寄衰鬓，为道未归心”，哀而不伤，得到《诗经》作者的遗韵。何况灵岩是仙鲤之地，连接武夷、天目，苕霅溪流通向罨画之景，足以舒展远眺之兴、寄托怀抱。我的弟弟子约与侍御同榜，也从水曹出任该郡副职，凡有吟咏缀文，常常彼此商量。

译江山帮助燕公、羊何增添文采，灵运也因而得到声誉，这实在是一时的胜遇，不只是穷愁而已。至于他明察允当地断狱，使庭中少有争讼之辞；为官沉静，闲坐时只作长啸，于是能够尽心于文学。诗歌在成周时代得到阐发，汉魏继承创作，齐梁渐渐靡丽，直到唐代才真正兴盛。大概唐代以诗赋取士，所以士人擅长诗歌，犹如汉代经术有专门之学。随从游宴、应制赋诗，必定评定高下；学士们争相在外廷铺陈文采，昭容则在宫中评定可否。即使群臣合集唱和，也私下分列甲乙，推举其中最擅长者，因此诗歌更加精工。考察柏梁台诗以来，随从之臣在车驾旁列为优等；华林宴以前，太子在即席作诗时考评优劣，大致也是同一回事。如今在京城之下，人们闭口不敢谈论文学艺术；被贬谪的人尤其把这当作深深忌讳。于是只能仰望屋柱编写文章，闭门寻找诗句。侍御的作品，有的我还没有见到便已经欣赏；文章与国运相关，本来就受时势影响，难道不更加令人感慨吗？侍御已经调任按察职务，终于为太夫人服丧完毕，将赴京补任。唉，司马长卿曾在巴岭停止吟咏，刘梦得却在玄都观重新作诗；他的家风将在这次行程中得到验证了。《祝氏集略》序【代张中丞景贤作】自古以来，吴中文采繁盛，江左才士云集；言偃在孔氏门下成就事业，独得精华。后来严、朱共同阐明汉代典章，顾、陆竞相在晋廷铺陈文采。东方朔寄寓为书生之师，蔡邕隐居于谈论文学艺术之中，文人才士盛盛而出。当地风俗是人民多有轻捷的心性，士人多师法古代，技艺崇尚奇巧，物产必求精良。所以读左思的赋，可以验证山川的宏伟壮丽；诵陆机的诗，可以测知土俗风情的清美；考察任昉的序，可以看见气象风姿的英秀淑美。至于把轻清秀逸作为天性，把冷峻高洁结成资质，把鲜明荣美化为辞藻，赞美竹箭之美如同灿烂的春花。再说，至德由泰伯开创，高尚节操在延陵季子身上得到彰明。所以这里的士人出生以后，往往轻视爵位服饰，放怀于琴史之间。即使困顿而不遇，也不停地著述，把孤独愤懑在一朝抒发出来，把芳名流传千载。这就是王孙夸赞我家公子的原因。我在家闲居时，大概听祝枝山说过这些话。后来游历京师，每当学士大夫拿着他的一句话，十人中有九人争相传看，都加以叹赏。可惜我没有看到他的全部作品。丙辰年秋天，我承蒙奉行简命，来治理这个地方。在军务之余，亲自遍历山川，考察各地风俗，远眺当地气象。这里的嘉美、英秀、淑丽，确实与乘驿文书所记没有差异。奇巧精良的物产和技艺高超的工匠，仍和从前一样；手握明珠、怀抱宝玉，文献人才的彬彬盛况，也都还在。我偶然询问所谓枝山公的人，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三十年了。枝山公的长子方伯，辞官退居也已经很久。访问他的住宅，只有蓬草小径，冷落萧然；寻找他的书籍，却发现珍贵文稿都在箱箧之中。翰墨作品仅存十分之一，又被蠹虫残蚀缺损。大概枝山公年轻时落魄，不经营家业；方伯能够守住祖父参知公清白的遗产，却无力刊刻这些文章。作品被当时人所重，书一完成便被人全部带走，家中没有剩余。世人称道他的贤能，岂不是应该的吗？公名允明，字希哲，天性灵秀，早慧而沉默自成。五岁便能亲手写出径寸大的字，九岁便能一眼兼看数行书。稍长后更加专心学习，夏天不放下书卷，冬天甚至坐穿床榻，于是贯通百家，辨析九流，穷究玄学与佛道，深入研习缃素典籍。即使《輶使》未曾翻译、 《尔雅》有所遗漏，也没有不探究并熟习其中学说的。他作文时，芬芳丰腴的文思融于心中，极尽雕饰的文采畅达于笔锋；取之不尽，叩之有余音。分理官府文牍，十张纸可以彼此贯通；面对宾客挥笔，千言立刻写成。同时还有扬仪曹的博学，杜太仆的冲淡，徐迪功的俊秀婉约，唐处士的纵情诞放。枝山公本想兼有这些长处，自以为取得高第只是反掌之间。可是他仅仅乡试中举，晚年试任兴宁知县，越级升为京兆府倅官，取得显著政绩，这些也都不是他所喜欢的。于是自行免职归来，而这四个人仕途都不通达显贵，最终也都贫困终身。难道不是伯仲之间的风节激励他们如此吗？仔细阅读枝山公的文集，叙述道德则阐明道理而不背离，记载天文星象则考核准确而有依据，议论政治则可以推行，陈述事情则委婉详尽，谈论名理则鲜明显著；即使宗志灵怪之事，也不妄诬幽秘。至于赋作绮丽而有法度，诗歌辞藻丰赡而寄托深远，言辞寄托讽谏以感动万物，声调和谐合律以应节拍；构思神妙而不因袭，发自肺腑而必有新意。各种体裁都完备，意旨没有不能达到的。像这样杰出的文士，却不能在红色台阶上展示振鹭般的仪容，不能在清庙中奏响凤凰之音，也只是命运如此。当王文恪最初选拔人才、徐春卿扬名赞誉之时，他难道只是想凭笔墨文章留名吗？他是想把功业铭刻在鼎彝上，却没有遇到机会。可悲啊！可悲啊！再次阅读《大游》一篇，更觉得它使浅陋的老者妄言变得可笑，使公孙龙的诡辩显得鄙陋；文章纵横驰骋，如雕龙之笔，指向深远、比喻精当。探究他的胸襟抱负，简直要扶摇于宇内，哪里是区区庸人所能约束并讥笑的呢？从前鲁肃披卷便能登临军麾，燕公在戎幕中考察学业；我惭愧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悼念往昔哲人不再出现，又害怕这部集子长久湮没。又因我的祖父与方伯公同登进士，承蒙有这一层世代交谊，便谋划刊刻此书。当时苏守任职云中，温君主持吏务而崇尚文教，乐意承担此事，以扩大它的流传。全书分类共有十二类：一曰骚赋，二曰乐府，三曰古调，四曰歌行，五曰近体，六曰古体，七曰论议，八曰书牍，九曰碑版，十曰传志，十一曰记叙，十二曰外教。刻成三十卷，总名《祝氏集略》，都是枝山公亲自编定的。真是丰富啊！那四位作者的著作，大都没有闲暇专攻辞赋。唐处士的篇章寥落，扬氏的著作又篇帙散失，流传下来的只有徐氏文集罢了。枝山公另有《祝子通》《祝子罪知》《苏材小纂》《浮物蚕衣》《太中遗事》《野托兴宁县志》《祝子防》《祝子杂语》《怪哉铎音》《江海歼渠记》等书，多数还来不及搜集。后来若有好事者因我的倡议而兴起，或许能够搜辑群玉，不使这些名作只收藏在名山之中，所以作此序。《编次仲弟少玄集目》序【皇甫冲】

译上天降下祥瑞，把皇甫氏赐给我们，于是便有树立声名的事业。周室记载功绩，自耏门以来，少有不具文章的；他们用文章光耀中原，使美好的后代昌盛。因此《周书》记述防子受封的命令，《诗经》作者载录《有客》一篇，这种传统由来已久。炎汉德运衰微时，弘农杨震慷慨陈说，束身归于党人。看他的对策、应日食诏书、自效、自颂等篇，史书称其言语不愧于内心。槐里人削平祸乱，功劳很高却没有得到赏赐，阎忠劝说他接受征召，他拒绝说：“我委身于本朝，守住臣子的节操，虽说多次遭受挫折，不过是被放逐废弃，仍有美好名声，死后也不会朽灭。”这种违背常情的议论，不是我敢听闻的。唉，这些话即使同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皇甫谧自认为是汉人，不肯在魏晋仕进，托言身体衰弱，退迹于丘园。后世君子只知道晋代征士，却不知道汉代逸民，也就不能明白他的内心了。至于博览广闻、当时号称书淫的人，守持玄理、解释劝戒之作，可以由此看见他的志向；《高逸世纪》可以用来考察他的学问，难道他会把侯王放在眼里吗？当时传述烈女事迹而使庞娥得到表彰，编序《三都赋》而使左思显名，这是多么伟大啊！李唐文章到了韩愈而发生三次变化，李汉、李观近于大道，任昉、李善等持守正道，首先得到这种传承，著名于文苑。韦处厚称赞他能排斥百家杂说，辨析九流纷乱，征取义理的枢轴，遗留下训诫的辞波，踏上正道而超越常流，曲折畅达地穷尽精微，与贾谊、刘向、班固相比也不逊色。当时执笔为文的人，如温、岳、松、枚诸家，文采斐然，竞相争美。而茂正、孝常则已登堂入室；崔、王并驾齐驱；钱、刘两家安定有成；八家在这时最为盛大。自德参以及弘义、明公一类人，直言进谏侍奉太宗，而论说文章的人，始终与唐代宰相相提并论。五代以来，寥寥无闻。我的二哥子安考察寻求先人的遗作，到宋元之际，没有一次不抚卷叹息，认为栾氏家道衰落、杜甫之后继承乏人，也不过如此。到了我朝，籍贯凤阳的凭武功显达，防守睢州的因善于望气而被任用，寄居安东的因乡试中举而通达。子安对我说：‘这些都还不足以使我宗族尊重；恢复祖业并使它光大显扬，本来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于是他苦心钻研，竭力搜求深奥之学，广泛采集，精心思考，认为若不是马迁、班固、曹植、刘勰那样的才力，就不能达到文章的极致。当今作文的人，王世贞、宋濂称为一代宗师，李梦阳、何景明为中兴之冠。然而王、宋反而受元代风气的靡弱影响，不能不在声律上有毛病；李、何矫正一时的弊病，又不能不拘泥于自己的旧迹。因此他们作文，倾心于《史记》《汉书》《庄子》《离骚》之间；至于诗歌，独取法于徐祯卿，然而又把他的篇章看得过于狭小，于是删取他的遗文编为《外集》。他曾叹道：‘吸收诸家之长，用来追及六代诗文，徐迪功大概可以做到。’ 子安几乎刻苦自励了二十多年。他性情敦厚、安静、简朴、沉默，又能深入发挥沉潜的思考。他作诗，锤炼字句精确而意义深远，体格奇峭高拔，辞采英发。写风俗以讽谕，婉转而不急迫；叙述政事，直截而不粗俗；歌颂功德，华美而不虚妄。不在一个字上追求艳丽，不在一句话上刻意求工。开头让人难以揣测，结尾的旨趣也难以探寻。吟诵它有余音，咀嚼它意味无穷，能使读者动心而振作志气。他又因仕途困顿不得志，常有感慨之辞，也含有忧患之意。若与他商量议论文章，那么建安、开元的盛况，仿佛就在顷刻之间。他在文苑中，犹如织机有文锦、粮仓有黑黍；而我们宗族有了子安，就像衣裳有了冠冕、房屋有了栋梁。可惜上天不给他长寿，最终竟止步于此。子安去世的第二年，他的儿子秦枢捧着遗稿，请我删定。我展卷诵读，洒泪掩卷而起，已经多次了。今年秋天，秦枢又重申请求，我于是含着悲痛编成分类稿，共十帙。《防蓬二集》取十篇中的一篇还嫌不足，《仕使二集》取十篇中的六七篇，《旋客魏金陵三集》取十篇中的八九篇还绰绰有余。《东览》则是子安亲自编定的。至于那些散篇和零散简册，大概与这十帙相当，于是只按类别归入，已经不能再考知它们的先后年月了。总共得到赋一卷十四首，乐府一卷四十八首，古今诗十八卷八百七十九首，书、序、记、表及杂文五十五篇。题名为《皇甫少玄集》，把它给秦枢看。你们父子不惜家中空乏，命刻工付梓。秦枢可以说是能干的儿子，也可以说是尽孝了。刻成后，请我作序。唉！子安删定我的文集，原想替我作序，却来不及了；如今我来为他的文章作序，我还有什么推辞的呢？从前王元礼七代显赫相继，声名德业极盛；刘孝绰宗族中七十人联翩显达，当时人人心向往之。所以我对于先世的文章，搜集各处散佚之作，编录他们的遗稿；既编成先父的五种文集和他所著的各书，又取祖父韦庵公的诗文集刻印。如今又看到这部集子完成，怎能不为子安高兴，也不使我得到安慰呢？不过，家学世代相传，责任在后人；《三都赋》这样的文章，必得借助名家才会流传。我这里只是为它编排目录，因此称说先人罢了。至于树立声誉、声名远播，使它成为长久的典范，那就把篇首空着，等待能独步文坛的人来完成。《徐迪功外集序》【皇甫涍】我从前沉迷于文学，考察历代作者的行列。卓然的徐君，最擅长高雅的文辞。我在山中闲居的日子里，访求遗文，从他家得到徐君诗一百多篇，删去一半，刻印成《迪功外集》。徐君有六卷文集，刻在豫章。北郡李先生序中所说‘守成而未能化，旧有的路径还在那里’，指的就是它。那部集子是徐君亲自选定的；我所得的一百多篇，都是他舍弃的余稿，但其中仍有很多值得采录。如今自称擅长文艺的人，也没有赶上他。我又把次序和存录的篇章编缀起来，其中的气韵和流俗的文路不同，希望能够流传下去。徐君的思绪华美浓郁，天生禀赋非凡，尤其长于赋、颂一类文章。他用心作文，大概从汉魏一直到开元、天宝的盛世，无不有所窥见。诗歌这种技艺，独异于其他文体；作者的韵度鲜明清朗，情感和言辞超逸莹洁。探究它的旨趣，参酌其中的神韵，考察它的构思，又极尽变化。考察古代作品，往往与古人暗合。我曾说徐君作诗，可以继承二晋的轨迹，标举为一代之冠，这话并不虚妄。包容众美，言辞务求合乎法度，约束而不狭窄，放纵而不逾越，这就是著述辞藻的正道。为什么要取法于守成之作，而有闲暇责怪它还没有达到更高境界呢？徐君刚到二十岁作文作赋，就足以传世，只是世人还不知道。

译然而他作诗当时还不算工巧；至于《榆塞叹》《西阊吟》等篇，已经像梁、陈之间的诗语那样华美，可人们反而不称许。即使是他其他诗中最纤弱浅下的篇章，人们却总是称赏不已。他本人沉静淡泊，不与人争；脱去布衣出仕后，与李先生交往最为亲密。当时宰相让徐君代写文章，徐君挥手不顾，因此一生困顿不得志。李先生在弘治、正德年间刻意探究古文，声名显赫。徐君与他相互辨析、推敲琢磨，每天苦苦吟诵，几乎像发狂一样，不惜赞美或指责，最终取得的成就，大多从李先生那里得到。但李先生尚且不能完全了解徐君，何况不是李先生的人呢？古人说‘知人很难长久’，这话确实可信，也实在可悲。吴郡皇甫涍子安作序。《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三十四 文集 《蔡白石郎署集序》【侯一元】白石蔡先生的《郎署集》共十二卷，诗五百五十多首，文一百八十多篇，合计若干万字。蔡先生十七岁入朝，作为行人出使各方，遍览名山大川，出行时寻求古文奇书，凭轼阅读，所学无不涉猎，文名渐盛。然而那时蔡先生还崇尚骈偶，是六朝诗歌中搜求奇异的文士，众人都自以为赶不上他；大雅君子有的却不喜欢。后来蔡先生服丧归家，几年之间越来越厌弃从前所学，改作平易的文章，但浸淫已深，不能彻底改变。至于彻底改变而趋向古文，则从如今任南署郎开始。所以题名《郎署集》。据说集中的作品，十分之九是在任南署郎时所作，十分之一是以前的作品，较为不同的另行标出，其余都是蔡先生舍弃的。序说：‘淳厚完备啊！古文不就在这里吗？诗歌各体都合于五言诗，大体近似陆机、沈约；较为浅易的拟似陈子昂；七言近体诗与盛唐诸公相抗衡，而七言诗多像高适、岑参，近体诗多像王维。古文典雅尤其是他的长处；碑志、传记杂置在汉人文章中，明眼人也不能辨认。书、启、上书、论议，文思绵密不绝，有终军、童恢的婉转，贾谊的核实，归宿在于平易而使人明白，最终不流为末世的枝叶。’ 据我所见，近代和当世的各位名家，体力深远，风格完备，没有超过他的。我曾与蔡先生谈论文章，蔡先生说：‘我考察古今的变化，追究它们所以相同和不同的原因，私下奇怪世上的学者鄙视唐宋，傲视秦汉，最终却一无所成。他们还傲然自以为好古，所作文有达到的，也有未达到的；达到的，是古人曾经说过的；未达到的，就像优孟拍掌模仿孙叔敖，越相似反而越可笑。况且从前韩愈、苏轼诸公，何尝不精研古代典籍、搜罗诸子百家？他们的奇才和好古之心，应当远胜今人，最后却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名扬后世。所以学习古代的人，还没有比韩、苏诸公更好的。如今五尺高的孩子，便拿唐宋来讥议，真可悲！真可悲！’我曾为这番话再三叹息，因为今天的文士很少能避免这种弊病。然而说韩愈、苏轼的文章就是古文，当然也不可以。古文浑厚质朴、典雅敦厚，繁简各得其宜，言语说尽而余味无穷；后人则不是这样，这正是差异。所以说：韩昌黎振兴了六代衰微的文风，衰微既被振兴，文章也随之变化；大概不可改变的，只是规矩准绳而已。他文章方圆有致的美，哪里能与汉代文章相比呢？近来有名的文士刻意作文，逐句推敲、逐字揣摩，久而久之却一无所得，渐渐厌弃这种做法，于是又转作末世的枝叶。他们大多与蔡先生友善，但蔡先生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部集子所收的文章都效法汉代文章，却没有一句抄袭旧语；浑厚质朴、典雅敦厚，丝毫没有惭愧之处。即使偶尔有不同之处，神气骏健而又自成一体，于是才知道蔡先生的用心。他称许韩愈、苏轼诸公，认为他们善于学习古人，却不把他们当作当世人的典范；这也像曾子敬畏子路、曾西轻视管仲一样，是厌恶其形似而神非。蔡先生真正愿意学习的，当然不止于此，确实得到了古人的精髓。放笔作文，做到浑厚质朴、典雅敦厚，却不拘守古人的糟粕，那么管仲的功业，何必因为被孔子不完全赞许便抛弃，而只取他治理赋税的小节呢？所以蔡先生的深意已经可以看见了。这部集子完成时，蔡先生正好三十岁；但他为人深厚，精神内守，光华不向外炫耀，有长寿之相，心意谦下，常常自处在人下。他的学问日益增长，前途还没有尽头。况且汉代的绝响已经久远，像蔡先生这样的后世扬雄，难道不是吗？有人说：集中的诗另有仿效唐初诗体的，为什么呢？评论者多说蔡先生深得盛唐之法，因为他原来学习六朝；六朝诗比唐代低下，由低到高、由衰到盛的趋势，转变起来较容易。这又不对。如今固然有人写六朝诗，都是只得到外表而遗失本真，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写成唐诗。六朝诗起初也都追随前代，逐渐浸染而形成自己的习惯，所以不如唐人的典雅正大；但有人看见它的绮丽，便认为唐人做不到，于是固守狭小的门户，胶着不化，因此终身不能见到文章的大全。扬子说：先患病而后痊愈，蔡先生保存的，难道就是所谓不忘箕帚之业吗？水源流经污浊的沟渠，汇入清澈的深渊；有源头必定会形成洪水，但清水仍不如经过污渠时清澈。蔡先生保存这些，用来让迷惑的人观看，他们难道能够痊愈吗？《王鹤泉集序》【侯一元】俗话说：‘不了解一个人，就看他的朋友。’难道不可信吗？有时彼此多年并驾齐驱，身处异地却心意相合，仿佛有神明主持，却不知道其中原因。嘉靖丙辰年，我奉命赴梁地任职，途中拜访侍御斗城孙公，见到王鹤泉先生的文集，感慨欷歔了很久，说：‘唉，真是有志之士！事情没有不因志向而最终成就的。’所以说：‘志在燕地就成为燕人，志在越地就成为越人。’我从幼年跟随父亲住在留都时，已经听说宗伯瓯滨翁有一位好儿子，他的幼子就是鹤泉，果然凭《易》学冠绝畿甸士人。又过了十年，在春官考试中参加殿试，大家都考中，我这个后学也有幸与他同年，并成为年轻朋友。当时我常跟随通晓事理的长者纵谈六艺，纵论古今，上下谈及周、秦、汉、魏以及江左、李唐之间，间或请教王先生所安。王先生却特别喜爱梁代人空同先生的著作，常常对我说，司马迁、杜甫以下，最高明的是空同子；空同子就是当今的司马迁、杜甫。他的意态津津然，充满向往。正如范硎烧铁一般，鹤泉先生本来清瘦而日渐疲惫，精于推敲琢磨，行止之间，无论寒暑昼夜都不停。他为人清廉好修养，希望做到没有诟病；士人无论贤愚、雅俗，他都急切地与之交好。当时受到他接纳交往的人，都称鹤泉先生为当今经过金玉雕琢的君子。因此他的名声日益显著，身体也日益憔悴。

译不久，他终于因积劳成疾而去世，我私下为此悲叹伤痛。士人断绝甘美、忍住嗜好，内心像支撑柴栅一样苦撑，惊惧焦虑，一心钻研古代典籍，难道不想攀附青云、跻身艺文之苑，使声名流传不朽吗？然而转眼之间，身影消失、声音断绝，难道不痛惜吗？像鹤泉先生从海边崛起，不安于一隅，慨然希望追赶中州豪杰；他的著述温厚醇正、整洁有法，自立尺度，既已进入空同先生的堂奥，完全如同自己的志愿。如今去世，却没有人为他表彰、著录、传述。我想振扬他的名声却没有途径。七年以后，侍御孙公恰好巡按梁地，文集终于在梁地刻成，作序传述它的又是梁地贤能豪绅，这难道也有神明感应吗？假使死者有知，我知道他在地下可以与空同先生交游相乐了。不过，鹤泉先生不只是文章方面如此。看他写给侍御孙公的信，彼此勉励学习良知之学，将以阳明为师，上溯陆象山，希望接续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道统；假如上天多给他几年寿命，使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成就，那大概就是大人的事业了。雕虫篆刻，又哪里值得在圣贤儒者门下称道呢？寻绎他的言语来求取他的志向，这就更加令人悲哀了。延州士人心中敬许范式，愿意把千金带到他的坟墓；巨卿在梦中感应，停驻丹旐于素车之旁。死生之际，正可以看出人的品格。这部集子的刻印，是为了厚待故交、保存友谊、振兴和激励世风，难道不值得赞许吗？于是完成此事后，我再三叹息，替它作了序。《书陈白沙集后》【王世贞】陈公甫先生的诗不拘守法度，文章不拘守体裁，而且都不拘泥于题目；但他的妙处，却有超越法度、体裁和题目之外的地方。我年轻时学习古文辞，实在不能与他相契合；晚年开始自省内心，偶然读到他的文章，有时疲倦之际忽然跃然而醒；没有饮酒，却陶然感到甘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像邵尧夫，不能说没有发自内心的地方，但拖沓冗长、杂乱失次，种种都令人厌烦。就像剥荔枝、进献江瑶柱来辅助葡萄酒的醒酒之味，却又把饿鱼、腐肉、猫头鹰肉、烤青蛙混杂着送上来，使人来不及辨别滋味，便要捂鼻抠喉，呕吐不止，哪里还有时间辨味呢？然而公甫却极力推重庄孔旸，胜过邵尧夫；而公甫自己又沾沾自喜，不能完全达到无意为文的境界，因此我以此稍稍责让陶先生。《宗子相集序》【王世贞】唉！这是广陵宗臣、字子相的诗文，武昌吴国伦遍加传布；吴郡王世贞为它作序说：‘从前建安年间，曹操、曹丕父子如龙奋起，刘桢独立争雄；到了潘岳、陆机铺陈文采，左思修饰质朴；沈佺期、宋之问绮丽，杜甫高峻，李白、杜甫并驾齐驱，王昌龄又脱颖而出。古代文辞方面的豪杰，往往志趣彼此相合而不相屈服，气质虽不相投却能互相资用。这难道全是人的力量吗？大概也有造物主暗中安排。那天我和李攀龙于鳞在燕地饮酒，子相正带着吴国伦和天目徐中行来访。子相才高气雄，十分自负，曾跟吴国伦一再讨论诗歌，不能胜过他，便把酒杯翻倒、咬裂酒器。回去后终日终夜苦苦思索，以至于咯咯吐血。每当他极力构思时，精神和才气相互传达，天赋的窍门自然打开，敲击它，声音清冷而合于五音；诵读它，清爽得像风露袭入腋下而流入喉中。当他极力构思而又不停止时，那些不一定合乎天地之理、不一定是千古传道之语的句子，也间或被他分离、取得。以于鳞的才力，尚且不敢完全抛弃法度而创立自己的爱好，哪里还用说我王世贞呢？唯独子相时时不屑这些，说：‘宁可有瑕疵，也不要像玉石的伪品。’又说：‘良马在驾车，精美的金属在竹筐中；即使可以咬断辔绳使车马停止，也不能废弃它奔驰千里的能力。’ 我没有什么可以用来难倒子相的。那些喜欢子相的人说，子相越过渡河的津梁和船筏而登上更高境界；年轻时批评子相的人说，子相想越过渡口而抛弃船筏。然而这都不是子相的本意。扩充我构思文章的思路，抵达我的才力所能达到的边界，与外物和心境相合，我就收取其中完整的美好；不相合，便姑且取其美处而任其瑕疵。字不能妨碍句，句不能妨碍篇。我有时驾着上等快马，依次驰骋于天下中下等作品之间；有一次不能胜过对手，也不允许再有第二次失败，就是这样罢了。如今他的篇章全都在这里，即使让公干、太冲、必简、龙标稍稍贬低自己，附在各位贤人的骏马之后，子相难道会甘心吗？子相的文笔尤其奇特，他的力量足以破除冗杂腐朽，成一家之言，夺取当今读者的注意；但他文章的深厚旨趣，却在北地李先生那里。子相的诗足以无愧于诗法，却往往屈从法度而伸张才气；他的文章才气足以尽情发挥，却往往屈抑才气而迁就法度；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寿命便去世了，真可悲！真可悲！然而这样也已经足以不朽了。世上那些把建立功名、追求通达显贵看得最重的人，每天讥笑文士，认为文章没有丝毫实际作用。只有子相不是这样。他任考功郎时已有声誉，因为不能依附权贵，出任福建藩司属官；那里发生海盗之事，他安抚吏民，调度兵员粮食，谋划治理，成为一方的冠冕。后来他又辅佐按察使，成为儒生的师帅；等到他死后，家乡还祭祀他。人们为他哭泣，他却平日常常不高兴。他说：‘麒麟、凤凰难道能和鸡犬一样供人使用吗？不得志，不能为圣明之世效力。我厌恶做供人驱使的鸡犬，要走了。’于鳞非常赞赏这话，作诗说：‘一说起麒麟凤凰的话，三次叹息后更加努力进食。那些人竟然总是这样持论。’ 《王氏存笥稿序》【李攀龙】我看大宗伯孙公所称赞的祭酒文章，取法于司马子长，这说法对吗？如今那些不能写出司马子长文章的人说：‘法度已经自己建立了，哪里还需要引入绳墨来约束？’他们用心不可说不清明，只是一味追求创新，却不知道他们整天所说的话，最终没有一句不是出自古人；实际上并没有别的能够自我标异的地方，只不过把司马子长犹豫而不肯做的事情，他们却得意地去做了，便以为这是自己的独创，怎么还想在博学君子面前掩饰呢？关中向来多文章家；祭酒在著作之庭将近三十年，他作文时，难道宁可组织辞句、排比事实尚未完成，也不敢不以绳墨为准吗？三十年作文，他的用心难道不是宁可辞句事实尚未安排妥当，也不敢不以绳墨为准吗？推究起来，难道是因为文章法度有必然达到的境界，连上天也不能违背吗？巧的人有余，拙的人不足；假如祭酒作文时，他安排辞句、铺陈事实没有一处恰当，难道还能成为杨雄、刘向所称的实录吗？大宗伯又说，祭酒与北地李献吉接踵而起；认为祭酒重要，那么这部稿子被海内学士大夫接受阅读后，将更加重视司马子长式的文章和以绳墨为准的写法，大宗伯的作用就很大了！后来御史郑公巡视陕以西各郡，以采风使者身份回来那天上奏，又说攀龙在左辅，祭酒写文章，往往记载国家大典，并拍掌谈论各地疾苦和九边要害；遇到胡人就谈胡事，遇到倭寇就谈倭事。如果想听闻时政，这不正是车载采风资料吗？至于他的诗，大宗伯所说李献吉只得到了它的形体，我更加痛惜作者的志向，因此一并把它们录下。攀龙也得以完整论述两位公卿所取法于祭酒的地方，就是这样。《康对山集序》【王世懋】

译王先生说：文章到弘治、正德年间盛极一时。当时关中称十位才子，而康先生德涵最为突出。然而他独自最为困顿，甚至被削去官籍而死。我到关中，首先索求先生的文集，读后奇怪：他盛大的名声之下，著作竟只有这些，而且有时还有铺陈过多、不合真实情状的地方。马伯循为先生作传，首先列举张氏族谱，可是文集也不载，令人疑惑。不久，先生的儿子、乡试中举人梣把先生的全部遗集交给我。我稍稍读完，便叹赏它的宏大华丽；然而其中铺陈过多、不合事实的地方，也明显更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在长沙主持文教时，天下文风已经衰弱。关中本来多有秦声，而先生又用太史公质直的气魄倡导它，一时学士的风气因此改变。先生最终正因这件事获罪被废黜，而先使秦地两汉的文风直到今天重新振兴，这是先生的功劳。他被放逐废弃后无聊失意，稍稍借声妓和酒来消耗胸中郁结之气，不能过着闭门著述的生活；在家居住久了，名声反而更加显著。海内向他求文，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先生有时在音乐和酒的闲暇中应付他们，门生弟子也常有代笔之作，因此不免有芜杂和讹误。至于他的诗和乐府，文采挺拔，本来是寄托风雅的地方；但五言、七言古诗和律诗中，常有率意而作的作品，又羡慕杜甫直抒胸臆，有时使用当时人的姓名、官爵、籍贯，有时押韵顺手便押，不一定华美合于雅正。这是因为先生的志气雄视一世，按自己的标准作文；有的人认为这些不应一并删削。然而我对梣说：那些可以作为康氏家族志书而保留的，可以留下；那些要作为千载之后尊重康先生的依据的，就不可以留下。假如让尖刻的后生抓住一个瑕疵而废弃先生的美玉，与其如此，宁可让我获罪于先生的子孙，说我废弃了他们的家志。两部集子中，凡是铺叙而无关实际的，必须删去；率直而没有含蓄风致的，必须删去；立意迎合时俗、偏离大雅的，必须删去。总的说来，旧集删去十分之二三，遗集收入十分之三四，这样便文质彬彬，足以成一家之言了。唉！野兽害怕罗网，人们思慕俊异；命运不合于世俗，死后还要给别人增添麻烦。先生年轻时就负有俊异的声名，廷试对策为第一名，本想兼举经世济民和润饰文教的宏大事业，不幸因恶名而被废黜。他的志向和事业既无从表现，放浪于礼法之外，又被守礼法的人绳墨约束。唯一不可磨灭的，是有这部文集存在。如今又把似玉的石头混在美玉中，用丛生的小竹玷污美箭，这就是先生困穷，连他的文章也被弄成异样情调的原因。嘲弄这种做法，难道只是康氏子孙的羞耻，也是后世文学人的责任。这部编本刊行后，不敢说完全得到先生的心意，但或许可以使风雅完备吧？读者沿着这部编本去探求先生尚未昭明的心志，大概就可以了。千载之后的豪杰，其心志大概已经可以想见一大半了。《鹪鹩集后序》【王世懋】《鹪鹩集》，是黄州太守邹彦吉用‘鹪鹩’自称并题名的集子。寄托于卑微之物，却以此彰显高尚的德行。墙东王先生读到他的文章，整理衣襟恭敬地说：‘诗道兴盛啊！在隆庆、万历之间，它多么兴隆！’唐代的君主主要凭诗歌来选拔士人，士人精于此道，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士人凭此事业登进，依我看，优秀的应当在皇帝左右，担任机密顾问之职；次一等的，才会被考试任用为州郡中各种散职。但屈指计算他们的人数，却大多不是这样。开元以前，君主命侍臣应制作诗，苏味道、李峤、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一类人还掌握文柄；此后实在寥寥无几。像权德舆、武元衡等人，未必当得起作者；诗家所推重的李白、杜甫，反而处在低级官位；即使高适、岑参、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柳宗元这些人，大多也只是刺史、郡守。像韦苏州、柳柳州，千年以后，人们仍以他们任职的州名来称呼他们。诗道广大，不一定非在台阁显贵，在唐代已经如此了。我朝凭经术选士，入史馆的人，开始时也以诗歌为用；它在世上的功用越来越狭窄，但士人喜爱它的却日益增多，争奇斗秀，杰然相继，便是开元、天宝年间也没有超过他们的。像我的朋友彦吉，就是其中之一。彦吉考中进士，年纪还很轻，任膳部郎，不到六年便被选为黄州太守。黄州号称难治，彦吉却坐在官署中治理，政绩声名极其显著，天下都认为他是称职的官吏。彦吉开始在郡斋刻印自己的诗，天下又因此认为黄州太守是诗人。他的诗纵横自如，一读便无不称心；写古诗，古意深沉，胜过韦应物、柳宗元；写近体诗，秀美得仿佛可以吞食，渐渐逼近高适、岑参甚至超过他们。读这些诗，使执笔多年的老儒生也羞惭得目光躲闪、舌头惊讶，退避三舍。彦吉的官位将越来越高，诗名也会日益显著；他所形成的一家之言，必定不可限量。不过，他使人口中传诵、脍炙人口的名声，正是从黄州开始的，天下士人争相称道‘邹黄州’。黄州本来只是彦吉的一根枝条，不一定非要登上上林苑；怎么知道一根枝条就小，而九万里高空就大呢？我又怎么知道一郡只是枝条，而台阁就是九万里高空呢？像我的彦吉，可以说很善于寄托自身了。《胡祭酒集序》【吴国伦】司成胡若思先生，是豫章人，以文学起家，被荐举升入青宫，历事高皇帝、文皇帝两朝，学术、声望冠绝南州。他所著的《颐庵集》，已有各位学士名公作序流传。如今先生去世将近二百年，海内后进学生仰慕他宏大的文笔，却很少能够买到或看到他的著作，往往怀有遗憾。近来司马中丞李公镇守平定两广，震服各夷，已经建立军府、修明文教；幕府清闲宴饮时，便亲自拿出先生的一帙旧集，嘱咐吴先生说：‘这是我先世的著作，我珍藏了十层。古人尚友，首先从同乡开始；如同杞、宋保存文献，齐、鲁保存经师的学问，若不借助表彰，难道能不湮没吗？先生是盛明时代的大儒，本来就应当不朽。您素来喜好艺文，又曾经游历豫章，难道唯独对先生无意吗？’我连声答应，退下后稍加编次，得到精美的诗六卷、文章八卷，刊刻成书，交还司马公。于是作序说：‘理解言辞真难啊！宣父是至圣，尚且来不及整理辞命，大概正是因为它困难。何况是探究圣人门径的人呢？自从结绳记事以来，竹简、韦编，以及《周南》《召南》和十五国风，它们的言辞醇厚温和，大概是上古时代最宏大的声音。到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尚书》《礼记》等八书、《离骚》以及十九篇诗歌，记叙已经成熟，讽咏合乎法度；那时离古代还不远，文辞广大宏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后来两京文学渐渐兴盛，言辞形成各自的风格；六代文风分离衰败，末流失去竞争力；近体诗由唐人改变，音节稍稍振作起来，但贞观、大历以后便没有什么可采的了。实在是因为文风气运不断变迁，才华品格各有不同；即使瑕疵和美善不能掩盖彼此，要想复古却很难，大概只有有能力的人才能做到吧？俗话说：‘没有遇到师涓，就不要和他审定音律；没有遇到季札，就不要和他观赏音乐。’难道在师涓、季札之外，人人都是聋瞎吗？这话其中有很深的感慨。学习是为了增长才华，文章是为了使言语充足，这都是明白的训诫。一般人学习，却很少究明这个道理，大体有三种弊病：以自我为师的人，认为古法不足取而抛弃体裁；自负奇才的人，放纵才情而轻视礼法；讲论道理、讲授学业的人，又讥讽轻视艺文，认为它对世事没有用处。唉！这都是不学习的过错。假使体裁可以抛弃，那么方圆为什么还要取法规矩？礼法可以越过，那么花实就不必由根本生长。说艺文对世上没有用处，就像责怪麒麟不耕田、拿司晨来责病鸾凤一样，不也是诬蔑吗？以自我为师、自负奇才的人，他们的辞句歪曲冗长，就不用谈了。至于讲道理、讲学业的人，名义上是圣人的门徒，为什么竟至于违背体制纲要的训诫，踏入鄙陋悖理的禁戒，把大雅之文弄得短小，把圣贤言论当成糟粕，用来掩饰自己的孤陋，还说：‘我已经具备圣人的形体和道理，这就够了，哪里用得着文章？’ 这究竟是在欺骗谁呢？先生凭学问闻名于世，广泛有所窥览；秘阁的书籍，他博采综合，旁及贯通各种职掌典故。他作文章和诗歌，上承圣人法则，下探儒家幽深的道理；深思如沉入深渊，缀饰文采如繁密的露珠。放纵开来，仿佛能容纳八方天地；收束起来，竟不超过衣带之间。大概是为了抒发性灵、宣扬教化，希望能够调和、平衡各家，鼓吹六经。至于他侍从近臣，优游高华，却仍然把心志寄托在洪崖，寄情于玉笥山。那种恬淡寂静的气度，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并吸取。他与那些因穷愁而著书、遭幽禁废弃而写史的人相比，差别又何止径庭。拍掌并不是傲慢，他并不像优孟；捧心也并不是西施，他也不只是形似西施。先生各体文章，不烦劳绳墨删削，而步调、趋向、音节，和汉唐作品不相上下。他从未刻意求取相似，却又没有一处不相似。这难道不像郢人挥斤、庖丁运刀那样自然吗？才华由于学问而增长，言辞由于文章而充足。像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算圣人的门徒吧？而司马公就是先生的师涓、季札，他们可以一同不朽了。《苏门集序》【吴国伦】高先生名业，任职为按察使，死于楚地。他的朋友陈约之曾经刻印《苏门集》，把它留给楚地人。二十年后，门人亢子在梁地重新刻印。收藏在楚地的，楚地人人都能传阅；收藏在梁地的，即使士绅大夫也很少见到。原来亢子把刻本带回家交给家属，他家屡次贫困，不能保存，后来竟被放债的人籍没；这部集子被藏匿不传，差不多二十年。我第二次到梁地，才和陆道圅谋划，赎回它，使它重新流传。唉，子业大概可以不朽了吧！中州谈论艺文的人，大多说子业是在七先生之后兴起的。然而从李献吉、边贡仲黙以下，要与他们并列就很难了。后来子钟称赞他的诗，认为在文献方面还不够；吉评他的文章，认为在诗歌方面还不够。即使把两种说法都保留，瑕疵和优点本来也不会互相掩盖。我的朋友徐子与卿任汝南太守时，曾登上平台，拜谒唐三贤祠，感慨叹息说：‘高常侍与李白、杜甫齐名，是由于一时的际遇。李献吉、边仲黙并驾着上等快马奔驰于中原，高子业虽然也能并驾，不过是放慢缰绳稍后到达罢了。况且他们都是中州的名产，三贤祠难道还要分古今吗？’事情已经上报，蔡中丞请求把三人增入祭祀，使三贤成为六贤，获准了。然而最终被乡里人暗中阻挠，罢去子业，改把李、何列入五贤祠。我看李川父所作的《五贤祠记》，在中州七先生之外，还有不少让他十分关注的人，却独独把子业置之不谈。唉，子业身后尚且如此不得遇，士人之间要彼此知遇真难，又怎么能责怪放债人一类呢？道圅说：‘这部集子重新流传两次，子业不必靠祭祀来增加重要性。防子所说的玄珠沉入水中，谁能使象罔去寻找它？烧尽的梧桐木既已化为灰烬，就只能到废弃的灰烬道路上去寻找了。愿意为这件事作序，把它作为后世的征验。’序写成后，灌甫宗正又为李氏留意此事。我将接着谋划办理。《刘子威〈禅悦三草〉序》【徐显卿】古人说：‘年少而学习，好比初升太阳的光；年老而学习，好比夜里拿着蜡烛行走。’这话对吗？老刘大夫子威，年近八十，已经老了，但勤学的力量没有衰退。他从少壮时获得的学问已经很多，又搜采幽秘、探求奇异，深入浸润而融会贯通；玄妙的诠释和佛教经典，没有不加以研究的。他不是到了老年才开始学习，不能说只是手持蜡烛而行；他仿佛正在若木之花上的太阳，光芒反而更加炽烈。闭门著作，书籍堆满家中。即使还没有达到惠施藏书五车的程度，也不止于东方朔所奏上那样多。我正要在罨画溪旁建造草堂，姑且辞谢纷杂的应酬来自得；大夫把近作《禅悦》《杂稿》《别稿》寄给我，又请我写几句话评论它们。精神驾驭形体，而精神超越形体之外，所以说：牙齿和头发与精神无关。大夫晚年喜好佛学，佛氏说：‘你的脸虽然起皱，但所见恒河沙数的佛性并不皱。’衰老和起皱的，只是大夫的形体。因此即使太阳将沉入虞渊，勇猛的志向仍在。如今看他的稿子，犹如裴旻舞剑，笔墨纵横所到，没有什么可以删汰的。大体以深沉涵泳、幽深奥妙、雄健劲拔、奋发跳脱为主；宁可幽深奇谲而使人不能寻求，也没有浅近平坦、句子容易校改的。正如蛟龙吐息，冲决裂散，横向迸射，震荡狂猛，不肯成为嶰谷之箫那样平和淡泊。当今作者如云涌起，诗文之道正在中兴。鸾、鹄、鹤、鹏、吐绶鸡、孔雀翠鸟、鹦鹉，都向上凌厉冲天；只有角鹰，侧着爪子横斜睥睨，搏击而飞逝，傲然想压倒众鸟，却不肯与它们成群。唉，这不正是大夫吗？所以有人把大夫比作樊宗师、李长吉，却不知道大夫喜好从古代求取，他的文章来自《国语》《管子》、三刘、三谢；至于任意自为的格调、自成一家的语言，则是他独自创造的。庸俗浅陋的人看见《子虚赋》《上林赋》便说：‘辞赋一定要这样。’却不知道自我开创古风，为什么一定要取法司马相如、扬雄呢？因此读大夫的赋，不能通晓理解，便说它偏僻艰涩。谁知道其中离合变化的原因呢？我读完三部稿子，写下这些话来回复大夫，不知是否合乎他的心意。《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三十五 文集 《太白山人漫稿序》【郑善夫】《太白山人漫稿》，是我的朋友孙一元、字太初所作的诗。所谓‘漫’，是触景触物便形成声情，或无意而有意，姑且这样说。太初是关西豪杰。束发成年后进入太白山，做山人；后来又进入终南山，纵览恒山、泰山，沿着龟蒙山而行，仰慕宣圣遗留的风韵，停留在邹鲁郊外。很久以后，他越过江淮，下到吴越，戴鹖冠，穿布袍，独立于万象之上，志向孤高。那些高远的踪迹和遥远的身影，难道只是因为认为世俗的事情不值得做吗？等读他的诗，都是悲壮奇崛、感奋激发，而最终又用冲和之气调润，好像神龙潜在深渊，变化不可测，得到时机便兴起，乘着云雷把雨水降遍天下。唉！这难道是忘情遁世、只为耕作和祭祀而来的人吗？有人说：太初离开亲戚，远离坟墓，远远隐居于世俗之外，与名教或许不相符合，这是什么话？孔子说：‘我孔丘是东西南北四方之人，还想居住到九夷去。’严子陵离开齐地前往越地，管宁迁居辽东，孙明复隐居泰山南面，邵康节离家进入洛阳，四十岁以后才娶妻。古代贤达流寓外地，必定有所作为而后能安居，难道只有太初如此吗？有人说：吴越之人，古代文人容易在那里获得名声。太初执笔作文，修饰才智，显然以高自许，心中似乎有终南山捷径般的自得。凭太初的才华，稍稍压低自己来适应当今社会，到哪里不能通达？可是他甘心寂寞，终其一生去追求无端的功名吗？我曾和太初乘月泛舟洞庭湖，高歌渔父之歌，傲视一世，看起来心中没有一点芥蒂。又曾和他躺在西湖之上，看他呼吸深沉，一时与天地相应，一时与地上山川的文理相合，必定是有道之人。我听说没有欲望以后才能应对世事；如今应对世事的人，哪里说得尽呢？《漫稿》共有若干篇，我替它作序以便传布稿本；题为‘漫’，本来就是为了流传。太初并不赞同。《袁永之集序》【朱曰藩】古书上说：‘言辞崇尚体制纲要，不只是追求奇异。’ 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诏令翰林院作文，必须贯通道理，明白世务，不要追求浮华藻饰，也不要写深奥怪诞、冷僻险怪的语言。翰林院相沿遵守，确实成为定式。自金华、庐陵以来，诸公的文章，写得好的不但文辞通顺、字句妥帖，各自表明其职守，而且其中恳切周密、情意深厚之处，读来和蔼可亲，使人足以领会祖宗治理天下的盛况。这大概也是气运的一种限度吧！弘德年间，海内有几位君子出现，他们读书作文，上追韩愈、欧阳修以前的传统，逐渐改变前人的习气。一时学士大夫都纷纷趋从。而掌管文坛的人却不喜欢，称他们的文章为“字字如股”。这几位君子也昂然自守，不予顾惜，各自按照自己的志向成就一家之言，流传于世。然而天下的公器，却任意以取舍互相讥刺，识见高明的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后来我读到胥台先生写给大梁公的信，才猛然醒悟，惭愧得像失掉了自己一样。

译信中说：“我如果能够总括、统摄并包容一切，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句话，难道不是中和之道的纲领吗？一味追逐时尚，时间久了难免陷入拘泥摹仿的偏失；过分相信古人，也恐怕会有沉溺不返的弊病。君子的修养，如果确实有一定的准则，那么在中和之道之下，各种方法可以互相发挥作用，又何必互相讥刺呢？先生的人品俊秀高卓，超过一世的人。还是童子时，就通晓宏大的文章，作品流传到江北，士人争相抄录，说：“这是吴下袁五郎的作品。”不到二十岁，考中南京解元，接连考中进士高第，被选为庶吉士，入内读中秘书，后来授刑部主事，改任兵部主事。任职兵部的那一天，正赶上兵部失火，皇帝震怒，案件牵连下来，于是被贬戍湖州；遇到赦免才回来，经推荐起用，补任南职方员外郎，官做到广西提学佥事为止。凭先生这样的才华和见识，进入翰林馆后，假使能够专任其职，那么直到今天，国家宏业经他润色之后，应当会是什么样子呢？然而先生性情刚直高亢，不懂得俯仰逢迎。当时有一两个新贵正处于权要地位，早已熟知先生的名声，想招致先生作为羽翼。先生推辞不去，于是他们排挤先生出使，使他不能留在近侍之列，而兵部武库的惨烈火灾又乘机牵连了他。这不是气运所造成的困厄吗？先生被斥退很久，才有起用废官的诏命；但又让他处在不合适的职位上，使他一生的辛苦最终没有机会施展。上不能振兴皇朝贯通文教的风气，下不能继承前人考究古学的力量，而时光匆匆流逝，人生短促而情意长久；苹草已经老了，恽州也衰败了，鵩鸟又飞集到贾谊的居舍。悲哉！先生对此仍恋恋不舍，又将把这些心意寄托给谁呢？由此可知，先前那几位君子，他们感激奋发，即使稍稍偏离正道，归根结底各自都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他们的本心，并不是故意一味求异。悲哉！悲哉！先生的嗣子、进士鲁望刻成先生文集，派人来请我作序，于是我说出自己想要论述的话。这部集子共二十卷，是先生亲自选定、校订的，题名为《袁永之集》。序也就这样写成了。《霞石小稿序》【朱曰藩】诗是用来表达性情的，所以说诗可以用来观察人的性情。然而诗首先贵在有才，有才之后又贵在有学；有才有学之后，又贵在善于涵养。涵养日久，从真实的性情中发出，自然会有婉约雅正、含蓄深厚、悲壮哀怨而奇诡的妙处，充溢在言辞之间。使读诗的人凄然感受到作者志意所趋而流泪，甚至为之折服。这样的诗，要到被放逐的臣子、心怀怨恨的女子，以及怀沙自沉、忧虑国事之人的口中去寻，才可以得到它的真实。因此圣人采录它。后世的人不能明白，圣人教化的根本原理，才一进入雅正之道，便涉入文艺技巧的门径。他们把浮云白日铺写成古选诗，把青枝黄鸟摘取来写成六朝诗，却不知道古人用数千金辗转求得、像弹丸一样珍爱的究竟是什么。结果使读者只觉得其中堆砌割裂、千篇一律，始终不能得到作者志意所趋。这样的诗还算诗吗？韩愈说：气，就像水；语言，就像浮在水上的东西。气势充沛，语言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下便都合宜。由此可知，古代的大才与六义相互配合；一有所感发，便不可删改安置到别处，这是因为有根本的缘故。所谓《霞石小稿》，是新安江叔子民莹的作品。民莹在篁南山中读书，又号篁南山人。山人的弟弟礼部荆石子，和我是同年，彼此友善。壬子年春天，荆石起复北上，经过八宝来访，带来山人的信，请我为他的稿子作序，我很久没有答复。到了今年夏天丙辰日，荆石又一次起复，请求调任南方；车驾偶然相遇，他一见面就催问稿序，并且说：“昨天给家兄写信说，这次来没有别的事，只是替兄长索取射陂处的冷债罢了。”不久山人也亲自从新安来，我们相见十分欢喜。秋日书斋中月色很美，我们一边饮酒一边谈论文章，我因而开玩笑说：“古人说有两条江，现在真有了。”山人笑着说：“少陵说看见一颗明珠，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便如此，您考核政绩的日期也近了，您用什么来教导我呢？于是我退下，拿出他的稿子和近来投赠的各篇作品来读，读后凄然说道：“这是有道之人的言论啊！可以说是从真实的性情中发出来的。”诗歌美丽而有法则，文章质实而雅正，足以一洗近来剽窃因袭的陋习。方采山说山人立论平和厚重，有吉士的风度；汪颖谷说山人用心专一，获得了诚一的功效，可以说已经得到著述的根本了。我还需要说什么呢？山人年轻时还是举子，有志于经世致用，后来因病放弃，讲习轩辕、岐伯的医道，间或与方外之士交游，都得到了其中的秘诀。又把余力发泄在诗文上，所以作品竟有这样的精气神。他却仍不以向我这样的无能之人请教为耻，恭敬而诚恳地向我询问，于是我答复说：“我已经病了，五种技艺都已穷尽，实在不足以奉答您的高明询问。您的精神正旺盛，而我的技艺已经穷尽；只是恐怕我急于向您请教，比您向我询问还要急切。《灵枢》八十篇，火记六百篇，其中有真正的传授吗？” 《防空同先生集后》【朱曰藩】君子的学问无所依凭，这才叫圣人。因此中正和平，发言便可以成为经典，孔子已经没有谁能超过了。孟子以后，我没有见过真正无所依凭的人。所谓依凭是什么？德性还没有达到化育万物的境界，就必须借助气势来挥洒他的言辞，扩大他的事功。孟子说：“我善于养护我的浩然之气。”《孟子》七篇，大抵都是这种气势的挥洒。与中正和平相比，已有差距。我的先友空同李公，凭借奇异的才华和卓越的见识，在弘治、正德年间倡导古文，竭力追摹秦汉，一扫近代防袭委靡的弊病。有文集若干卷，流传天下。读者说其中仿佛有某种力量凭借着文章，景象震骇，声势振动，使人不敢把它看作寻常之作。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李公平日毅然以节义自任，独立抗争，斥责外戚，触犯权臣，三次下狱，濒临死亡却终于没有死，于是把孤愤发泄成文章。文章结构包罗宇宙，锤炼字句入于秋毫，刚劲秀丽而典雅，动辄高出前代成法。当他自信时，即使宋代苏轼、唐代韩愈的文章，他也轻视而不肯屈从。李公的文章，说它有所依凭，不是吗？李公确实是一代特殊的英才啊！李公去世以后，新学兴起，非难他的人说：“所谓节义，不过是血气罢了。”又说文章自韩愈、欧阳修、苏轼以来已经有了定式，何必摹仿秦汉？

译可惜啊！李氏没有听闻我们圣人的道理就死去了。唉，悲哉！无所依凭才叫圣人，空同的文章却是有所依凭的。您所说的“没有听闻道”，既然如此，摹仿古人也就可以了。您自称圣人，却又拘拘然依附于韩愈、欧阳修、苏轼，掌握他们的关键，探寻他们的节奏，搜取他们的精华，每写出一篇便说：“这是韩愈的文章，这是欧阳修的文章，这是东坡流传海外的文章。”这样难道不也是有所依凭吗？推究这种心态，和摹仿秦汉的人有什么不同？石亭陈公说：“在末法时代，出世的人便要占据狮子座，呵斥阿难，责骂迦叶，做一番佛门弟子，这可怎么办呢？”我说：“佛当然是可以做的，只怕只是让魔得到便利，飞来的精怪附在人身上，假借你来讲法；你终究不是已经成佛的释迦啊。”我们相视一笑。有人问：“怎样才算已经成佛的释迦？”我说：“无所依凭，才叫圣人。” 《仙华集后序》【陆粲】《仙华集》是我们吴地赵与哲先生所著。吴地自古以来凭文学闻名天下，不只是名卿才士的著述显赫流传，即使布衣百姓中那些笃志学习、修饰文辞的人，也历代从未断绝。本朝宪宗、孝宗年间，世道太平，天下日益兴盛于艺文，而吴地尤其以人才众多著称。当时杜用嘉、陈孟贤二公，以高龄为诸儒的倡导者和领袖，最早享有声名。接着先生与贺美之、都维明、楼仲彝、沈启南、史明古等人相继崛起。这几位君子，虽然造诣各有不同，但大抵博雅有文，品行修洁。他们出入穿着古代的衣冠，人们望见便起敬意。部使者以及郡县长官，常常侧身让路，拂拭席位，迎接唯恐落后。缙绅士大夫东西往来经过郡中，总要到他们的住宅行礼。他们的高尚声望和深远风韵，照耀一时。乡人直到今天还不断称颂他们。先生尤其气度豪迈，喜欢谈论当代的事情。他曾受到巡抚三原王公的知遇，遇到歉收年景，三次上书请求减免赋税，言辞极其恳切。御史查理军籍，诬陷百姓把他们抓去充军，先生写信极力陈述其中利害，百姓因此得以免祸。其他事情往往也与此相类似。至于文章，也刚健质朴，不肯委曲迁就来迎合世俗的喜好。古人所说的正直、诚信、博闻之人，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自从先生和那几位君子去世，吴中老成名望之士几乎都没有了。后辈文士雕琢绵密的辞藻，日益流于轻薄巧佞，而前辈朴实雅正、诚恳直率的风气已经消失。陆粲生得晚，只能私下仰慕他们，却不能亲见他们流传下来的风范和功业，常以此为遗憾。如今读到先生的文章，实在又一次深有感触。有人或许认为他的言论涉及时事，不是处士所应当谈论的，这恐怕不对。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志向，刘胜虽然清高，却未必比杜密贤明；假使李膺成为钟瑾那样的人，也不会心安。那些隐瞒心情、爱惜自身、把自己比作寒蝉的人，不过是拘守一隅的士人的见解，哪里足以用来评议胸襟宏达的君子呢？这部集子收录诗文共若干篇，大概是先生的儿子、处州教授磬亲自辑录，将要刊刻流传，嘱托我校订，于是把想说的话附在篇末。先生名同鲁，字与哲；他的先祖出自宋朝宗室，居处有仙华山，因此用它来命名文集。《悔言序》【许相卿】文章贵在体制和要旨，书信的体制，只求真实而完全表达我的意思，这样就够了吧？即使它在文采上不算完整，也不失为合乎书信体制。广泛搜罗天下治乱，考察古代事迹，并以博辨来启发君主，这是上书陈述政事的忠诚；铺陈排比，辞采丰盛，这是赋的体制；阐明事理，往复推究，论述到底，这是议论的体制；言辞炽烈，谈锋锐利，张大声势以震动人心，这是说客纵横捭阖的技巧；采摘花朵、聚集精英，辞藻错杂灿烂，这是词人的习气；歌颂德行功业，夸张谄谀而浮饰事实，这是佞人以利口取悦人的姿态；探寻隐微、穷究奥妙，言语艰涩刺耳，专门求异争胜，这是撰写铭志、墓志的奇巧；用警策的意思和华丽的辞藻，卖弄新奇、炫耀技巧，这是经生夸耀文艺、猎取科场佳作的诱饵。至于故意使语意险僻、文辞艰涩，以深奥的形式掩饰浅陋的内容，壮士都以称说它为羞。然而用这些东西投合世人的耳目，也往往能使人快意动容，收藏起来玩赏；但这些全都不合乎文体，为什么呢？因为离真实太远了。既然堆砌零碎、支离破碎，又何必还讲求简约呢？我生性野直，资质朴拙而任其真实，偶尔相信古人的话而说错一句，便面红背汗，好像无地自容。我所写的文章，肝胆胸膈都可以看见；假如能够得到有道的老师指点，即使不敢妄想达到圣贤境界，难道不能有万分之一的收获吗？进而用来议论笃实的君子，想来也可以吧？然而我又无法同流俗相处，不知道应当依从什么。我读到宋末佞臣的书信，便沾沾自喜，渐渐习惯于浮浅、矫饰、荒诞而自己还不知道。乡里有正学端正的人，见到这些文字后，能够不鄙视我是只会卖弄口舌而没有真情实意的人，几乎没有。晚年才稍有觉悟，急忙想把它们删抹掉，却已经来不及了。唉，我自己损害了本来的资质，安于做佞人，已经很久了吧？惭愧、愤恨、懊悔，又能怎么办呢！我写这篇序，正是把它作为警戒，希望后人不要再跌入这条道路，重新走上我的后悔之路罢了。我曾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从口中吐出文章，和雅、畅达、洁净，实在不是浅薄而矜饰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我又看江左以来，士大夫的文章辞气，以及记载、书信，大多正直而简约，恬淡而旷达，流畅通达而深远；即使使用方言，也和易平实，见于俚俗近语，写出家人般的言语，却没有斜视和虚伪，恳切、亲爱、和蔼可感；话说到一半，眼前的意思自然悠远玄妙而意味深长，这才是书信所能达到的境界。后来善于作文的人，竭力用心摹仿，却始终不能相似，大概是真实难以得到的缘故。苏轼说：“有意而说话，意思尽了就停止，这是天下最好的言语。”难道不就是说真实吗？所以书信重在真实而不在文饰，然而真实从来不等于没有文采。因此说：“晋人的语言拿来作文，应当妙绝古今，为什么呢？” 只是因为真实罢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还达不到这种境界，因而作《悔言序》。《汰砾集序》【莫如忠】

译霍山洪山人以采集诗歌为名游历五岳，前后多次经过云间，我因此和山人相识已久。近来我从洛藩奉表前往京师，山人在燕邸遇到我，多次殷勤慰问，使我忘记羁旅奔波的劳苦。山人所交好的那些能写诗的布衣，也跟随山人所到之处来拜访我，共有十多人。分别那天，他们无不慷慨悲歌，送我到京城门外，而带头的人就是山人。后来我已经辞官居乡，和山人的音信隔绝了很久。如今山人又来云间游历，我得以在九峰迎接他；我们握手叙旧，亲切地问候。山人平日所交好的那些布衣，大多已经各自迁徙或衰亡，有的甚至以悔恨终身，我对此十分感慨。士人以隐居、沉沦而独守操行著称，没有沾染世俗污秽，本来应该免于这些祸患；可是连保全美名都如此困难，又是什么缘故呢？他们各有所长，而能否守住所长，关键在于善于或不善于处置。譬如手握美玉却处置不慎，像把珍宝藏在箱中却使它在道路上受辱，这样的例子就多得数不清了。可是山人独自约束节操、谨慎法度，收敛光芒、履行谦逊，选择合宜的话才说，行动总遵守规矩。才学如同儒生，却没有随俗浮沉、结党妒求的姿态，也不像那些任性放纵、把旷达自放当作高尚的人。这就是他的长处超过常人的地方。如今他来访旧友，山人的声名更加显著，当权者和贵游都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推重。可是山人一点也不因此自喜，晚年仍战战兢兢，所用的器物必定粗陋，出行必定乘简朴的车，租住在玄宫，偏僻地处郊外，门前没有杂客，出门也不随便拜谒他人。我看他的志趣和操守是很深厚的。山人始终以义自守，所以受到天下贤士大夫称誉而不衰，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山人写诗，浑厚晶莹，融会六义，从盛唐各位名家那里取法，不改变道路来迎合时尚，是文坛中的雄才。这次刊刻的集子，开头收录与崌崃张中丞公同游时所作的各篇，因而又汇集近来作品附在后面，题作《汰砾集》。这样看来，集子所遗漏的作品还很多。中丞公已经为它评论并作序，我虽然不懂诗，却懂得山人，因而把他一生所以成就名声的缘由写在这里。《何翰林集序》【莫如忠】《何翰林集》共二十八卷，是我的朋友何元朗所著。先生名良俊，和弟弟良傅，就是世人所称的“两何君”。文集于今年嘉靖乙丑冬天刊刻，工程完成后，我得以阅读。于是感叹说：何君的文章达到这种境界，难道不能说是宏大明朗、博洽雅正，卓然成为古代名家了吗？至于文章的高下，要看气势的盛衰；气势的盛衰，又关系到时代的升降，这个道理由来已久。魏文帝《典论》说：“文章以气为主。”这话确实正确。六经的声息衰微以后，作者们推尊秦汉文章，以它为宗法直到今天；难道不是因为离古代越来越近，便发生了变化而互相沿袭吗？那种醇厚深沉、幽远和穆的气象，难道还存在吗？到了六朝，文风就衰靡了。自晋代陆机、陆云以来，才华在江左称雄，而陆士衡的《文赋》只是用来铺陈先王盛大文采的作品。到了陆云，崇尚构思巧妙，遣词贵在妍丽，西汉文章的风骨完全不再讲求，这拿什么来训导后人呢？至于唐宋诸位贤人，造作著述更加充分地阐明这个道理；明代并非不致力于讥评六朝、排斥妍丽巧饰，以仁义为根本，刻意修饰文辞，一切依照法度。然而他们的气势和古人所说的也并非没有不同；他们凭借刚劲的力量和险峻的文辞驰骋其中，正如以高峰急流作比喻的人所说的，难道不就是认为气势正在这里吗？只是没有深入探究古代作者的用意，偏偏把疏略粗朴、从容缓慢当作奇特。他的文章深沉而凝聚，仿佛江湖水流浸润，洋溢着太和之气的熏陶，分量重得超过九鼎、大吕，这就是气势完整。世道变化，风气迁移，士人的崇尚各不相同；如果不是笃信古道、学识宏大、内心真正明白其中义理的人，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中来呢？我和何君交游，每次相见总是谈得投机。如今读他的文集，才知道它确实一字不误地体现了他的旨趣。何君作文取法刘向、司马迁，诗歌以苏武、李陵为根本，近体诗出自高适、岑参之间。至于他融会群书，成就一家之言，构思纵横，不借助绳墨删削；有时直陈事理，抒写胸臆，累积数百言，最终都归于质朴厚重。所谓醇厚深沉、幽远和穆的气势，在善于治古学的人身上，难道不是由此便可以想见吗？何君曾亲口说，平生在文学方面，性情独独接近古人；年轻时跟从经学老师读书，常常把古文覆盖在经书上私下讽诵，老师不赞成，却也不能改变他。等到长大住在楼中，奋发努力将近二十年，有时带着书旅行，忘记跌入道路坑坎，可见他用心勤奋到了这种程度。文章受到滋润是理所当然的；就我所见，凭何君俊逸爽朗的资质、平旷的气度，超然于外物，轻视荣华名利，至于爱憎、取舍以及是否守信，都光明正直而不阿曲，具有通达之士的气概；因此他用来涵养正直和义气、使气势在言辞中昌盛的条件非常充足。何君超过常人的地方，难道仅仅在于文辞吗？何君或许认为我能够辨识文章，也了解他本人，所以让我为他的文集作序；因此我得以把这些一并论述出来。并且想以此说明，国家气运昌隆，也与作者和同道者共同发扬光大有关。《蒹葭堂集序》【莫如忠】东吴的文章典籍，大多以陆机、陆云为祖宗，经过千百年，已经很少有能够相比的人了。后来少宗伯陆文裕公在海滨崛起，参与辅佐国家，文辞如美玉般流传，雄视一世，当时的评论把他比作陆机。到了他的儿子楫，字思豫，年少时便声名飞扬，精通辞藻，挥笔写作能使满座惊叹，很有父亲的风采。他多次被州里征召，学业冠绝乡试，却因被嫉妒者阻挠压抑，最终一生坎坷，郁郁而死，年仅三十八岁。陆龄遗存箱中的诗文若干篇，由他的儿子台幕君辑录刊刻，题名为《蒹葭堂集》。零散残缺的篇章还不到原有的十分之一，读者由此追溯陆家的学术源流，知道文裕公原来确实有这样的儿子。唉！美好往往招致不祥，修养美名反而招来嫉妒，志意长远而寿命短促，贤哲之士因此兴起悲叹。思豫君兼有这些遭遇，我也为之哀悼。我看自古以来因才华而受困厄的人，千年之间就有贾长沙，他的《治安策》、论《过秦》，都是雄篇巨制，动辄关系国体，声名流传不朽，本来无须再怀疑。至于王文考、祢正平、郦文胜一类人，作品寥寥短章，只显露出一斑，却能流芳后世，也都称得上奇才。为什么呢？一块石头中蕴藏美玉，都可以用作圭璧；一寸树木合于墨线，也不会妨碍工倕使用。古代总览百家、用悬衡评定高下的人，只问工拙，此外还选择什么呢？

译读《蒹葭堂集》，诗不到百首，但用词刚劲洒逸，构思冲和融洽，严格遵守体裁，不夸耀辞藻。文章没有几篇，但议论慷慨有怀抱，大多依据名节，深切了解世务，轻视浮华的荣誉。总括这些著作，绝不是随便写写而已。况且凭思豫君那样的才华，假使早年能够登上青云，得以专心研究古文，那么流传于世的文辞应当不止于此；否则，假使上天多给他一些年岁，让他继续雕琢并使作品更加成熟，也一定会深入登堂入室于作者之列。可是造物者全都吝惜不给他，只姑且让他借这些作品托身于世，这就是所谓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华吗？我感慨陆机之后，陆家一直没有再闻名的后人；而文裕公去世之后，他家的文献却有这样足以征验的遗存。因此我作了评论和叙述，以说明古今家声兴衰的缘由，使后人有所考察。《吴山人后集序》【何良俊】河岳山人刻成《后集》一卷，拿出来给我看，请我作序。我读山人的诗，喜欢它接近真实的性情，于是叹息说：唉！万物不能两全其美，造化不能兼得一切优点。孔雀、翠鸟的肉不能登上祭祀的俎，因为它们的羽毛值得珍爱；桃李的木材不适合做器物，却繁盛地开花。因此文采和质朴一方偏胜，即使孔子也以为是毛病。明代敬皇帝在位时，政治教化兴隆，文教大兴，学士大夫开始厌弃相沿的习气，一切有志于古代文章的人，自汉代以来的诗歌，黄初以下的大多不再挂在口头。一时李空同、何大复、徐昌谷等人共同倡导，南北士人竞相争胜，古人的风气几乎遍及天下。到了今天，可以说达到了极盛。然而如今的学者只要能执笔，便诋毁韩愈、柳宗元，说他们不懂文章；诋毁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说他们不懂诗。等到考察他们作品中实际存在的内容，却发现文章只是用尖刻的辞藻钩织文句，根本不以义理为根本；诗歌只是编织华美的句子，也和性情没有关系。因此有见识的人忧虑，认为这样反而不如祖宗时代削减文饰、趋于质朴、直接抒发胸臆的作品。唉！这难道是文采本身的弊病吗？其实是过分追求文采的人的弊病。所以孔子使用礼乐时，想要遵从先进的传统。庄子说：“文采胜过质朴，便会迷惑人心，百姓开始惑乱，无法返回本真的性情。”文采尚且足以伤害质朴，何况那种尖刻雕琢、绮丽编织的辞藻，对于义理和性情又会怎样呢？何况山人的诗，本来是想抒发闲旷清适的情思，如果一定要用纤巧浓丽的辞藻写出来，岂不是不像原来的性情了吗？我特别喜爱孟浩然的诗：“停船泊在鄩阳城郭，才看见香炉峰。”常征君说：“驶出浦口看见千里景色，心胸开阔，和远方的探寻相契合。”这些诗都像芙蓉从冰中出水，天然美妙，哪里曾借助雕饰来求工呢？如今山人的诗独能仿佛达到这种境界，难道他不是也曾有所闻见吗？有人又认为山人的诗多同荐绅士大夫酬答唱和，失去了本来面目。我说不对。山人身材魁梧、额头宽广，善于发声吐字；年轻时曾仗剑驰走塞上，因为直言干谒当权者而不被采用，于是徒步南归，正好海上有盗寇来到，他经过建康，放下行李居住在那里。因此南都的士大夫乐于同他交游。郡县不肯延请士人，卿相不肯屈身礼贤，已经很久了。如今幸而有山人与诸公交往，使圣明时代仍保存王公礼贤下士的风气，这正如告朔礼中保存的那只羊。难道反而应当因此轻视他吗？刊刻山人文集的是桐城钱实夫。钱君不拿金钱去奔走依附权贵，却同山人一起刊刻文集，这些都是近来值得称道的事情。我乐意把这些写下来，于是因而作了山人文集的序。山人姓吴，名櫎，字子充，苏州太仓人。《剪防集序》【何良俊】徐昌谷说：“诗的义理宏大深远，谈何容易！追寻它的源流，确实有证据可考。”西汉创立诗歌体制，大力发展五言诗；此后文人辗转承袭，一直到魏晋，直到开皇年间，上下九百多年，假使每一代有百人，作者也几乎有万人。当他们含笔展纸，构思成篇时，谁不想在文艺之林中翱翔，在辞苑中虎步前行呢？然而苦心多年，谁能真正射中目标？钻研到白头，能登堂入室的很少。因此编次诗歌的人，校核必须精审，诠释综合必须详密；稍有杂乱，就怎能让它玷污书册呢？即使略存考订分类，也终究不能让那些诗篇玷污精美的缥缃。如今考察钟嵘所品评的诗人，只有一百一十五人；即使王微、鸿宝、任昉、缘起等篇，偶尔略有异同，也不至于相差太远。看他辨识美玉，鉴别明珠，总括各种文艺而加以删汰，从千百篇中保存十分之一，本来已经很严格了。然而三品之中，只有曹植一人得到完全的褒美；自王粲、刘桢以下，彼此都有讥评，由此可知诗歌之道，难道能不说难吗？我曾概括评论它，大端有两点：铺陈篇章，全在体裁；润饰文辞，首先在于精美的藻饰。把它比作衮冕，实际上就是繁复的典章制度。如果想在一时之间独擅美名，就必须兼具这两方面的才能。因此铺陈文采色彩，记载在《夏书·禹贡》之类的篇章中；区别等级威仪，详细见于礼制典籍。这就是所谓合在一起便两全其美，舍弃一方便两方面都失当。如今试拿粗疏恶劣的菅草蒯草，即使给它披上细葛绣衣，最终又怎么能分辨文理、彰明制度呢？假如只是一块白地闪光的布，却裁成背负版图的裤子，这也是曹毗被孙绰讥笑的原因。唉，道理既然如此，细究其中的弊病，又有几条：人的精神和心思难以驾驭，只能寄托在绝妙的文思之中；构思没有固定方法，潜藏在冲虚空寂之间。越是探寻，越觉得阻塞；越是索求，越显得幽深。因此面对客人谈笑，人人都能从容自如；一旦面对文章来议论构思，便很少不夸张失实。何况虽然借助名言，却一定要言说超出形象之外的意旨，本来不是徒然讲解道理，而实在必须使义理与内在规律相契合。至于选择声势、确定篇章，既没有方圆可以作为准则；铸炼辞藻、锤炼句子，又没有玄黑与素白可以区分。专门追求浮华，便流于轻薄艳丽；偏重简约质朴，则失于浅陋庸俗。如果追求优游从容的情致，最终又会以舒缓迟滞为过失；若凭借迅疾有力的气势，便会因过分扬厉而受人讥诮。缠绵深情，会同于街巷歌谣；精心研磨幽微，又近似老庄的虚玄。即使像翚雉、翟鸟那样色彩齐备，终究还惭愧于力量不足；即使像鹰隼高飞，也更惭愧于缺少文采。有的篇章罗列的形象数量繁多，而精神已经遁失；

译有的兴致偶然相合，而事物的真实面貌反而隐藏；有的在一篇之内，鱼目和夜光珠混杂陈列；有的在几句话中，圭璧和瓦砾并排堆积。再加上平头、上尾等格律关系最为重要，四声八病的规则也很多；即使灵均也没有窥见这些奥秘，何况愚昧蒙昧的人，怎么能详细究明呢？因此世上的作者都自称人人手握灵珠，实际上终究只是各家私藏破扫帚。到了唐代贞观、开元年间，世人推举为诗歌的极盛时期，然而这只是诗道的一次变化。下至宋、元，风雅几乎断绝。我明朝列代圣君继承大统，大力陶铸熔炼，群臣掌握权衡，更加起着领袖作用；上面传播玄妙的乐律，下面流传正大的声调。才情雄健的人，都取法汉魏；构思清丽的人，又转而取法齐梁。于是建安、永明的风气浩浩荡荡遍及天下。我们华亭地处江左，陆机、陆云入洛以后，接续曹植、刘桢；希冯在梁朝做官，又接近徐陵、庾信的风格。如今虽然时代绵延相隔，风气迁移不同，但所依赖的昆丘山仍显现爽灵之气，谷水澄澈深广，尚且流传着芳润。因此荐绅诸公和几位儒生，时常相互唱和联缀，篇章丰富，几乎能够与天闲的骏马并驾齐驱，于是想在王者之路上争先驰骋。至于我的朋友张子玄超，又是其中英姿挺拔的人。他有时拿着一编《剪防集》给我看，说：“这是我近来所作的诗，共若干首；苦于朋友们借去索取，想把它刊刻在木板上，以代替传抄，请您为我作序。”何先生说：“所谓‘剪’，是借以寄托体裁之意；所谓‘防’，是取精美文辞为比喻。看张子所题的集名，已经具备诗家讲求精美文采的要旨了。”等到我读完一卷，诗作全都清丽婉约，辞藻绮丽而错落，流畅便利，各种毛病全都除去，众多优点一齐具备。唉！如果钟嵘重新活过来，品评裁定近代各家，那么张子的作品难道不会成为首先收录品评的作品吗？有人认为，这些作品确实很美，如果能够稍微削减其中的固定路径，难道不是会更加完美吗？何先生说：“文艺家相互沿袭，自古就是这样。即使李空同为徐昌谷的文集作序，也讥刺他拘守成法而没有化境，说他的路径仍然存在。如今看李公自己的路径反而更深，徐生便知道何大复所谓舍弃舟筏的话，也只是欺骗人罢了。”唉！骏马的骨相尚在，难道没有伯乐吗？高雅的乐声独自奏响，难道没有钟子期吗？悠悠的议论，谁才是知音？我反复吟咏讽诵，便为此作序。《入闽稿序》【何良俊】西谷先生的《入闽稿》一卷刻成后寄到南都给我，我读后叹息说：唉，令人悲伤啊！先生有可以用于当世的才干，却在闽地做官，反而想借这部稿子流传后世吗？先生年轻时凭专门经学被任为博士，郡中凡是学习《尚书》的弟子，都从先生那里接受经学。先生的学问有根有据，得到他指授的人，都考中了科举。离开先生以后，他又全部读完诸经和二十一代史。人们初见先生时，只觉得他言语艰涩，仿佛不能出口；一经向他询问，却像探入深渊大海。即使几十个人在场，也都能得到自己所问的答案而离去。先生善于写古文辞，但都典雅厚重，不喜欢写浮华艳丽的语言。先生敦厚诚恳而质朴直率，又练达而懂得大体。有人遇到事情来向先生谋划，先生总是曲尽周详地为他筹算；只要那人按照先生的指示去做，没有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的。先生虽然生活贫困，但有人把急难告诉他，只要力量所及便予以救济，从不露出施恩的神色。先生身体仿佛弱不胜衣，却喜爱义理，喜欢帮助别人脱离困难。先生不做炫耀名节的事情，但家门和睦，从外至州里，从未对人有失言失色。先生言论持平，不故意标榜过高。我年轻时议论事情喜欢慷慨激烈，常常称取古人的奇特节操和独行行为来激励别人，先生并不赞同。如今我经历世事已经很久，才知道我确实太过分，而先生所坚持的才是正确的。先生和我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被录取，退居乡里。如今大学士存翁相公留心当世士人，不喜欢浮夸争竞，想求得美善诚实、能够任用的人，唯独了解先生和我。先生和我没有多次往来相公门下，相公反而因此更加认为我们贤能。等先生赴都城参加选官，相公同他恳切周详地谈论政事，更加知道他美善诚实而可以任用。如今的仕途中，有志向而能够施展才用的官职，只有县令罢了。国家的根本系于百姓，百姓的性命系于县令。天子把方圆数百里的百姓性命托付给县令，因此县令一个念头所及，百姓的荣枯立即不同；一句话加在百姓身上，生死立刻判定。假如天子想把恩泽施加于天下，即使恩德广大如天，一旦县令稍有阻塞，便丝毫不能到达百姓。百姓有冤屈诬陷，县令不替他们申诉上达，直到死也不能让天子听闻。所以县令官职虽小，但关系天下极其重大。相公想任用先生为县令；然而祖宗时代，县令中由科举、贡举出身的人常常交相参与升迁，达到郎署、监司乃至卿贰职位，科贡出身的人也参与其中，所以两者的势力常能相互平衡。如今世道偏重甲科出身，升迁到郎署、监司乃至卿相的，只有甲科出身的人。因此甲科出身的人做县令，即使这个人贪婪残暴、无赖无行，仍有人曲意为他爱护、遮蔽、保全，甚至替他举荐；而贡举出身的人做县令，即使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也一定遭到斥责，甚至受到摧折，恐怕难以忍受。于是这些人都断绝了升迁的念头，往往苟且自弃，最终被罢免离去。这样便使甲科出身的人敢于徇私自利，使贡举出身的人甘愿自我放弃，天下也就没有贤良的县令了，这难道是祖宗的本意吗？相公说：“如果任用张先生做县令，对百姓有利，却怎么会不利于张先生呢？应当把他安排在外台的幕职上。”外台掌管监察，与内台相等；而且幕职地位重要，古代贤者在府中任职时，必定征辟名士作为属官，当时许多卿贰也由此职起家。试着把这个职位安排给张先生，希望逐渐转迁，以求日后发挥作用，可以吗？先生到任不到一年，监司到来，轻慢先生。先生说：“我家地上还有田可以耕，箱中还有旧书可以读。古人说要避开令人羞惭的事情，我难道还不能离去吗？”于是投递弹劾自己的辞职文书离去。先生归来后，写信给南都，把这件事告诉良俊说：“我回来了。我没有辜负这个官职，只是辜负了相公，怎么办呢？”良俊说：“您曾听我给先生讲过种兰的故事吗？从前有一位大贤人拜相，他虚心待人，诚心爱护士人，不到一个月，政教便施行，四海百姓都安居乐业。”

译他又想到要为国家种树，为几十年后的事情作打算，于是遍植栝、柏、梧、槚、桃、李，认为梧、槚、栝、柏可以成材，桃李秋天可以收获果实。又想到兰花虽然极其微小，却生长在深谷中，不因无人赏识便不散发芳香，仿佛是有德而隐居的人；所以古代贤人佩戴它、御用它，实在是赞美它的芳洁。我不忍心让它老死在深谷中，远远地想着把它带回来，于是让善于识别兰花的人带着粮食、扛着锄头，登上险峻山岭，渡过深涧，终于到达幽深的山谷，果然找到真正的兰花带回来。相公很高兴，把它布置在庭院下面，常常亲自浇灌，亲自看重它。然而相公门下客人很多，每天来客数百人，相公不能一一告诉他们自己的心意，客人也不能体会相公的用意；经过的人轻视兰花，认为它不过和茅草一样，便践踏它。过了十多天，兰花就枯萎死了。相公难道是不爱兰花吗？只是无奈它的根太浅、枝叶太弱罢了！如今先生就像这兰花。我良俊也是相公庭院下的兰花，实在不忍心被众多客人当作茅草践踏，于是趁着半枯萎的身体，请求相公把我送回深谷；如今已经渐渐有了生机。然而客人只能使兰花枯萎，却不能使兰花变成茅草。我和先生既然回到深谷，幸而没有立即枯萎，还能吐露芳香来报答知己；否则人们将会说：“相公错得太厉害了，这明明是茅草，竟然错误地把它当成兰花吗？” 那样一来，兰花就真的辜负相公了。”先生说：“我回来刚满一年，日夜思考报答相公的方法，却一直想不到；如今您的话确实说中了我的心意。”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共同努力、自我勉励吗？良俊于是把这番话写在《先生入闽稿》的卷首。《王履吉集序》【袁袠】王履吉，名宠，是吴地人。年轻时就以超逸的才华负有盛名，博览古籍，专心钻研文章，下笔辞藻绮丽，壮盛的文思滔滔不绝。他补为郡学弟子员，督学最称许他的文章，每次考试必列第一，但这并不是他的志趣。他在乡试中总是不利，于是贡入太学。北游燕、赵、魏地，考察朝廷和宗庙的制度，同四方荐绅先生交往，反复讨论学术议论，文章因此更加奇异。回来后叹息说：“神龙能升上九霄，尺蠖却伏在泥沼中；黄鹄一振翅便能飞行千里，而鹌鹑终日飞不过蓬蒿。这是因为它们的志向大小相差悬殊，怎么会这样呢？况且人的屈伸在于时运，利钝在于命运。儒者手握寸管，携带方牍，却能把声名传扬到亿万年之后；那些得志的人，拖着绶带、垂着朱绶，身居高爵、享有厚禄，以此光耀一时，却不知道骏马奔驰如电、云彩飘浮、草木腐朽，后世没有称述，这同尺蠖、鹌鹑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他在石湖旁买田，在田上筑室，临水赋诗，大概是想窥探古代作者的奥秘，却又忧虑自己的创作。他于是到虞山白雀寺养病，把精力发泄在诗歌上，病势却因此大为加重。回来不到一个月，终于去世。临死前一天，他梦见两只蝴蝶飞入衣袖，醒来叹息说：“我大概已经不行了。庄叟所说的，大概就是指我吧。”唉，也真是奇异啊！履吉作诗起初以李白为宗法，后来又宗法杜甫，所以他的诗才力雄健阔大，辞藻篇章华美丰赡，舍弃轻浮绮靡而趋向沉着，少事铺陈缀饰而重在陶铸熔炼。到了《白雀集》中的各篇，兴寄又冲淡玄远，构思声调清新飘逸，于是已经窥见陶渊明、谢灵运的堂奥，几乎进入王维、孟浩然的境界了。可惜上天压抑了他的进步，有志向却没有完成，所以著作只有这些，但也足以流传后世了。我还记得同履吉举杯谈论文章，通宵达旦，认为古人所说的“大雅”或许可以再现，没想到竟已成往事。只是遗憾上天嫉妒人才，连一点宽假也不给。过去魏之文、唐之勃、贺之章，都因才华而早夭；近代如姑苏徐祯卿、信阳何景明、沁水常伦、闽地郑善夫，也都没有享尽寿命。上天为什么这样嫉妒人才呢？难道上天既然给了他们才华，又要夺去他们的寿命吗？唉，履吉，古人所说的不朽，并不以寿命长短为标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唐伯虎集》序【袁袠】《唐伯虎集》共二卷。乐府诗总共三十二首，赋二首，杂文十五篇。其中《金粉福地赋》残缺，已经失传。唐伯虎名寅，起初字伯虎，后来改字子畏，是吴地人。年轻时就有俊秀的才华，性情豪放不羁。家里贫穷，不经营产业，却喜爱古代文章。与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祯卿、内翰文公徵明交好，尤其擅长四六文，文思华美飘逸，风度翩翩而有奇异气韵。然而他的行为放纵旷达，人们并不认为他奇异。曾经上书请吴文定公吴宽阅览，吴宽读后说：“吴地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于是很为他在公卿之间宣传声誉。提学御史方志厌恶他行为不检，准备黜退他。等到考试时，大学士梁公储读了他的文章，惊叹认为是奇异的人才，于是推荐为第一。由此声名大振。参加礼部会试时，众人都料想伯虎又会中第一，伯虎自己也很自负。江阴人徐经暗中贿赂考官程敏政的家人，得到考试题目并拿给伯虎看，还请他代写文章。事情败露后，伯虎被逮捕送进锦衣卫监狱，严刑拷问，却没有问出实情。在这以前，梁公奉命出使外夷，伯虎曾拿着束帛请求程敏政写文章为他送行，最终因此被议论揭发；他以做官为耻，不肯赴任，于是被免职遣归。文徵明写信安慰他，伯虎回信自我辩解，全文多载于文集。此后他更加放任自己，放纵饮酒，生活潦倒。他所写的东西多是未经深思的言语，很是鄙俗浅薄。有人规劝他。伯虎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著书立说。我遭到流言中伤，白璧蒙受玷污，被世人抛弃。即使有颜回、冉耕那样的品行，最终也无法取得世人的信任；而像攀龙那样建立事业，又凭什么能够实现呢？只想靠空洞的言论流传不朽，我恐怕会像扬雄作《剧秦美新》、蔡邕依附董卓、李白因永王璘之事受牵累、柳宗元因刘禹锡而遭讥讽一样，只能徒然招来嘲笑和羞辱罢了。况且人生贵在使自己的志意得到满足，何必用空话来刺伤心灵、刻苦折磨自己呢？”宁王宸濠谋反时，想招揽四方有才有名的人，于是派人带着厚重的财物招纳伯虎，伯虎坚决推辞不去。后来他暗中知道将要发生淮南王谋反那样的阴谋，便故意装疯，用酗酒来玷污自己。宸濠说：“唐生不过是个狂妄无能的人罢了。”于是放他回去，使他免于灾难。他经过富春渚，想到严子陵的风骨，慷慨悲歌，久久徘徊不去。他在桃花坞中筑室，读书灌园，家里贫穷得没有一担粮食，宾客却常常满堂。凭借他的风流文采，光耀映照江左。外表好像奢侈放纵，内心却仰慕深沉玄妙的学问，勤奋钻研佛教经典，同时精通绘画。我袁袠年幼时，曾有幸侍奉聆听他的高论，和他共饮为乐。如今哲人已经远去，九原之下也不能再起死回生；抚读他的遗文，不禁慨叹并仰慕他久远的功业。于是进一步搜集摘录，希望大略保存下来，如此而已。附：复大中丞顾公书【袁袠】

译承蒙您寄来题写《列岫楼》的诗，使我惊心动目，仿佛听到天上钧天广乐的演奏。茅檐草屋，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诗呢？烟霞因之增加了妍丽，山水也为之增添了光彩，这座楼的名声将永远不朽。您所说的《唐伯虎集序》，是想替贤者隐讳，从中可以看出您长者忠厚到了极点。但叙事的体例必须核实，自尼父以来，从来不敢违背这一点。假如我的文章想替伯虎隐讳，千年之后谁会相信呢？过去文皇帝阅览史书，读到隐太子之事时说：“史官为什么要隐讳呢？”随即命令删去浮泛的词句，直截了当地记载事实，千古以来都把这看作美谈。伯虎确实有过失，但也没有杀人流血、推刃相向，因而得罪伦理教化。以您的高明，为什么竟然这样呢？您先前说伯虎有《连珠广志赋》，我实在没有见过，应当继续刊刻它。我近来还作了《连珠》三十首，请您指教，希望加以评定删改，不必虚假地赞美。袁袠再拜，恭敬地回复。《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序三十六 文集 《东谿遗稿》序【陈昌积】东谿陈公去世二十年后，他的儿子少府陈瀚才开始寻访他的遗稿，得到奏疏、诗赋、论说、记序等若干篇，汇集编成三卷。陈公是弘治丙辰科进士，先由翰林庶吉士授任吏科给事中，接连上疏议论政事，首先揭发士风衰败、储蓄空虚、职务懈怠、武备疏略四种弊病，随后又谈到四方灾异、三边警报以及堵塞侥幸之门以保存大体等事，这些都像是有助于革除缠绕纷扰、振作因循政务的办法，也幸亏能够听到他的意见。当时孝皇恭敬节俭、惠待臣下而能容纳直言，大臣修养廉洁、遵守法令而畏惧清议，一时担任言责的士大夫往往把自己所知道的政务条目上陈，等待朝廷施行或废置，宁愿直言抗争来尽职，不愿沉默自保，并不只是陈公一人如此。然而当时号称小康，学士仁人常常称道农事没有受到扰害，年年按时丰收，边将没有功劳，官吏也无法归罪于他们，于是写诗歌颂孝皇，把当时比作庆历年间的盛况。陈公的奏疏却指出弊端正在逐渐酿成、尚未显露的苗头，搜集尚未炽盛的祸患端倪，揭示群臣随波逐流而隐藏的弊病；还触及君主一时恍惚、缺乏明显征兆的地方，是为了警醒皇帝的耳目。难道这不会加重疑惑、动摇其因循的立场吗？因此有人大都认为陈公是有所倚仗、自我炫耀，借此来塞责职务。我生得晚，没有见过陈公，实在不知道他当时提出这些议论的内心究竟怎样。然而我私下观察过去那些在朝廷上深谋远虑的纯臣，他们思虑深远、见识高远，常常忘记自己所倚赖的是明主以及自身的利害，只希望国家长久获利而没有祸害。因此，他们谈论的是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却进一步考察自己能力所未及之处；探究已经显露征兆的事情，又预先陈说那些已有迹象但尚未显露的事情。他们的观察，并不是故意显得聪明而装腔作势；他们直言预陈，也不是为了快意于议论气势所能达到的地方，只是直接实行内心不能停止的愿望罢了。贾谊在汉文帝朝廷上提出流泪、叹息、痛哭的劝谏，宋代儒者讥讽他，说他的劝谏只能使文帝私下检查自身、确认没有这些过失；推究当时情势，又没有左证，于是认为贾谊的言论迂阔而不采用，直到疏远排斥、处处龃龉，终身遭受了自己招来的忧患。然而哪里知道，贾谊死后不到两代，诸侯势力强大，在七国发动叛乱时几乎无人能够抵挡；又不到两代，天下的财物、重兵和赋税都被用来对付匈奴，覆车扫轮般的祸患不知有多少，最后只得到名王大人刘屈牦、公孙贺相继被腰斩，赵盖、杨敞、韩说等人也不得善终。这些贾谊当时尚未涉及、预先陈说而还没有显露征兆的事情，后来竟像拿着旧契约一样一一应验。而且它们同后来远处应验的祸患相合，比可以痛哭的事情还更加严重。贾谊的话，难道不能说深远而长久吗？唉！进言而不应验，是担任言责者的幸运；如今不幸而应验的事情太多了。事情有利，就归功于君主，这是臣子的本心。那种因为采纳了他的言论而得到赏赐，或因为没有采纳他的言论而遭受谴责的结果，难道是臣子愿意加在自己身上的吗？贾谊死后，他的儿子贾嘉因贾谊的缘故得以封侯。假如贾谊有知，我知道他一定会怒气冲冲，再次叹息痛哭。为什么呢？因为这并不是他的本心。东谿陈公树立谏官风采的情形，我确实不知道，所以实在不敢凭臆测来写序。然而我平日常喜欢谈论孝皇朝的事情。过去在壬午年，我有幸侍奉中丞石峯陈公，谈到他丙辰年的同年、当时任庶吉士的人，他只举陶南川先生和陈公两人，说他们能够刻苦攻读、努力作文；等到任谏官，便拍掌瞪目谈论天下的利弊，务必把心中的一切全部发抒出来，只怕有一件事含糊退缩而辜负自己。南川后来因触犯权贵宦官而被贬谪戍边；东谿不久也去世了。我知道石峯一向不是说浮泛空话的人，因此知道陈公的奏议即使没有补益当时，归根到底也并非全都出于倚恃自炫、敷衍职守；而我孝皇造就人才的盛况，则是天下共同受到涵养的结果。陈公的序、记、赋、词、论说，都是当时的体制，所以这里略去不叙。《杜少陵集》序【王云凤】晦翁论说君子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落坦荡，没有一点可疑之处。他把杜子美同诸葛亮、颜回、韩愈、范仲淹并称为五位君子，认为这些人都有功业，事迹记载于当时，言论流传于后世，真正如青天白日、高山大川、雷霆雨露、龙虎鸾凤一般。然而子美不过是一个穷困饥饿的人罢了。称赞他的人说：“只是诗史罢了”；“只是文章光焰万丈罢了”；“诗人以来没有像子美这样的罢了”；“诗到了子美，天下的才艺就全都完成了罢了。”那么，他凭什么能同四位君子并列呢？回答说：又凭什么不能同四位君子并列呢？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志节，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是君子立身的根本，叫作大节。大节不能树立，万事都会衰败；即使有功业为世人所倚赖，也不过是权谋术数，只能一时弥补漏洞，并不是君子体用之学。子美任拾遗时为了营救房琯而获罪失官；任严武的参谋时，又弃官寄居鄜州，以至婴儿和孩子饥饿而死；客居秦州时靠采集为生，奔走在贼寇中间，始终挺立而不受玷污；严武想杀他，他也安然不惧。这难道是富贵、贫贱、威武能够动摇他的心吗？这难道是心中有一丝疑惑的人吗？这是五位君子共同的地方。大节既然相同，那么事业显赫与否，只在于遭遇是顺利还是困厄，以及时代是否任用他们罢了。子美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何况子美以稷、契自许，忧国忧民的诗意十首中有九首。假如能够实行他的志向，他的功业难道会低于四位君子吗？只是评论者说子美的文章不如诗，鄜州以后所作的诗又不如以前。依我看，子美的气势厚重，所以他的文章简约深奥、浑厚刚健，不事雕饰；除了唐代一两位大家，其他人很少能赶得上他。鄜州以后的诗，正如晦翁所说，是“晚年纵横奔放、不可抵挡的作品”，有人认为反而胜过前期，我却不敢相信。至于《封西岳赋》不免受封禅之说迷惑，这是司马迁以来各位贤者共同的弊病，不能只责怪子美。广平太守张用昭认为，子美文集虽然刻本很多，但有的按所到之地分类，有的按所作题目分类，读者最终很难得到各体诗文的完整面貌。至于释事、释文、补遗、补注等书，收载杂乱纷繁，也不容易查找省览。于是他把诗按体裁分为八类，把子美创作的诗附录在诗后，文章又附在诗后，共删去注文，编为十卷，每卷卷首各列篇目。

译判府宋孟清实际负责订正讹误。这样，子美文集就清楚明白了。用昭请我作序，我认为子美的诗不需要赞美，所以只提出他的大节，使世人知道子美的诗流传越久，就越为人们珍爱，大概将与天地一同长存，确实是有原因的。用昭名潜，是岷州人，英俊爽朗而精明敏捷，治理郡务之外还有余力从事文章。孟清名灏，是我乡里博学多能的人。《抄代集》小序【徐渭】古人替别人写文章的情况很少。因为能写文章的人，不是显达就是隐居。显达的人尊贵，想请他写还未必得到，何况让他代写；隐居的人高洁，想找到他没有门路，又怎么能让他代写？我徐渭在文章方面是不幸的，好像马匹耕田一样，处在既不显达也不隐居的中间，所以人们能够找到我来代写，我自己也不能躲避代写之事。况且如今的制度采用时文义理，因此通过科举取得官职的人，大多不写古文辞。即使有人写，他们所送的赠文、贺文、启文等礼文，又比古代多出百倍。情势使人不得不从代写者那里取得，而代写者必定是士人，不是隐士。所以从代写文章中，可以观察人物，也可以考察时代。《抄小集》自序【失名】山鸡爱惜自己的羽毛，每次来到水边照看影子，甚至沉溺而死也不顾。孔雀也爱惜自己的尾巴，每次栖息一定先选择安置尾巴的地方。人们想取它的尾巴，便带刀藏在竹丛中，等候它经过，赶紧追捕它；稍微迟疑一下，它忽然回头一看，金翠的光彩就全部消失了。这难道是它吝惜羽毛的意思专门通达于神明，所以人不能夺取它所爱的东西，反而要等它离去后归还给它吗？这同麝鹿剖取脐香、蛇剖取明珠，又稍有不同。我早年学习写古文辞，晚年被少保胡公檄令撰写《鹿表》，后来一百次推辞仍有一百次被牵缠，往来幕府中达五年，最终因这件事无聊失意，闺阁中又发生变故，于是被投入狱中。各种所爱都抛弃了，却还在散失的稿本中购买、抄录剩余的文字，连同曾经替胡公或替别人代写的诗文，编成若干篇。这大概就是所谓死也不顾，夺取自己所爱的东西并在离去之后归还给它，同孔雀、山鸡有什么不同呢？韩愈替当时宰相写祝贺白龟的表文，措辞近于谄媚依附；到了劝谏佛骨，又直截得如同立在地上。人难道可以只看表面吗？所以我不隐瞒自己替公卿和他人代写的文章。虽然如此，自己妄自认为羽毛美丽，又妄自认为尾巴美丽，怎么能保证别人一定认为它羽毛美丽、尾巴美丽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购买并抄录这些文章，差不多就要被山鸡、孔雀讥笑了。《孙山甫集》序【任瀚】嘉靖初年，五星聚集于东壁，明德中兴，海内的文章和学术道术到这时兴盛起来。四十年来，擅长铺陈文采的人，在朝廷内外相望而出。淮海孙山甫凭文章才华起家，进入黔中史馆，升任谏议大夫，皇帝命令他督学关西；他善于造就士人，与邃庵、渔石齐名。甲子年春天，他调任剑南，开始巡视辖部，访问我于江门钓矶。我久已逃居空谷，见到您文雅蕴藉，仿佛平生相交的欢乐。第二天，您的属吏送来您南游以后所作各体诗五百多首，彼此印证，认为确实如此。我拂拭石头、拨开云雾，读了一两遍，叹息说：“吴大帝以后，列国相继灭亡，像淮海这样的人，他的诗茂盛而有江左风流；其俊逸深长、宏大畅达，即使鲍照、谢灵运等人也不能超过。”起初我读李献吉的诗，觉得它像女娲捣炼补天石，驱使百神奔走，雷电日月星辰一起缠绕在熔炉中；读何仲默的诗，像黄钟悬挂，金石之声一齐发出，伶人乐坊的供奉之官无不按合宫商、谨守节奏；他横放奔逸的地方，像项羽提着三尺剑从江东出来，不必斩将拔旗，只要登坛长啸怒喝，千人便全都倒下；读张愈光的诗，像巨灵神劈开太华山，黄魔太翳劈开瞿唐峡，其险峻怪奇、曲折艰深，虽不合绳墨规矩，却一定知道出自鬼神之手，且没有斧凿雕琢的痕迹。”}], 如今我读张山甫的诗，就像七十二位君主封禅泰山时，远望沧海，海天之间若有若无；蜃气所化的楼阁笼罩在盘旋弥漫的烟霏之中，景物光色千姿百态，使人飘然生出超越尘世、神游霞外的遐想。像您这部选集，应当可以和高子业、顾华玉的作品在格调气力上相提并论，确实足以挫折建安诗文的锋芒，磨平六朝文章的壁垒。可惜那两位已经埋骨荒草，不能看到这部作品。我听说龙吐出气便成为云，云的灵异要凭借龙来实现；可是，龙并不是云所能使之成为神物的。人吐出气便形成声音，声音精妙的便成为诗人，难道诗能够使人变成圣贤君子吗？古语说：“拿明珠去弹射飞鸟，明珠一去便不能复得；铸造周鼎的倕，反而咬伤了自己的手指。”这是说明高超的技艺不能经常保持。淮海本来就想成为圣贤君子，他内心蕴含着神明般的才思，文思如悬河倾泻；我想他或许曾经试图施展这种高超技艺，所以用这些话来节制他。《禺山文叙》，任瀚撰。张愈光的声名文采在国内显赫了四十年，如今虽已年老，仍然追求奇异诡丽，傲视一世。他说六经以来就没有文章了，处在《檀弓》和《柏梁》之间，只可惜时代已经太晚，不能再有像古代壮士那样的人了。我看他的道术寄托在空峒、箕山，志向寄托在湘累；他经历忧患、遭受罪责，头发衰白，已经接近死亡。他的事迹在江夏，但他所叙述的内容仍多宏大壮烈、旷达深远，不写怨愤凄惋的言辞，却能使我读来仿佛倚着松树梧桐，面对万重山壑，听着悲哀的瀑布奔流声以及虎豹、猿狖和各种怪异之物的声音，令人感到清冷肃然。这大概就是韩愈所说的“发出声音啊，善于发声的人”吧？人们说宋代不如唐代，唐代不如汉代，汉代不如春秋战国时代，就像江河不能逆流而上、奔向山巅一样。可悲的是时代竟然这样衰落。可是我看到愈光呻吟着写成这些文辞，却不敢追问他的为人，哪里还来得及相信他的生命和志业呢？自西京、东京以后，文章本来就不分古今，哪里有什么所谓时代的限制？孔子、孟轲，不过是衰周时代的老儒生，却没有听说他们所作的文章低于夏商，而他们的志愿反倒是要超过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这些君子。这一点凭什么可以说明呢？一个人的品德达到圣人的境界，他的文章便成为经；一个人的品德达到贤人的境界，他的文章便成为史；既不贤也不圣，他的文章便流于野鄙。凡是古代寂寞失意而在今天不能显达的人，以及今天辛苦写作而不能流传到后世的人，不过都是野人的言语罢了，怎么能归罪于时代呢？我看愈光的文章像程子华，诗像李白；他学习古人而又向贤圣境界迈进，即使我不知道他究竟像谁，也可以断定他不会成为野人。他辛苦创作却不能流传后世，是绝不可能的！你为什么要回昆明？去见新都太史，替我凭吊他的困厄，并把我的这些话问问他。《东泉文集叙》，张岳撰。

译东泉先生姚公弘治，在正德年间，文章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却不以文士自居。乙亥年冬天，我在闽藩侍奉姚公，谈论请教政事学问的间隙，也谈到文章。姚公说：“文章并不是专心致志就不能写好；然而学者应当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为什么一定要专门用心于文章呢？”说完，又回头对我说：“你将来应当另有成就，也不必把心思滞留在文章上。”我惊惧不敢立即应答，退下后把这番话私下记在心里，已经三十多年了。其间我的行迹沉浮不定，没有机会再侍奉姚公接受教诲，但他仍屡次写信指示我，对我的敦促勉励也更加深切。庚子年秋天，我任浙江参政时，姚公坟上的树木已经长得合抱那么粗了。他的嗣子学士惟东继承丧事，家中又遭遇回禄之灾，便向他的二弟索取遗稿；搜求散失的篇章，却没有完整的编本，大概正因此而悲伤落泪。于是我请姚公的女婿、与我同年中举的湖广宪副王君时化，替他收集整理、编次成集。过了六年，到丙午年，书稿寄到苍梧。我又查阅督抚旧日的公文档案，得到他任总制时的几篇奏疏和公文，合起来编成大册，请户部郎桂山冯君世立校勘，得到可以流传的文章一百五十多篇，分为八卷。姚公虽然不以此自命，但他宏伟杰出、正大刚健的气概，以及精练通达、综合考核的才干，郁然充溢在笔墨之间，像洪钟大吕一样高亢震响、明亮宏大。慢慢观察他的文章，他舒展急促、开合收放、抑扬俯仰，又没有一处不合乎节奏，这不就是所谓内容充实宏大，声音自然洪亮吗？这绝不是随便说说。古代的君子，从丙吉、魏相、姚崇、宋璟直到韩愈、富弼诸公，并不是没有文章；只是他们功业盛大，所以世人不以文章称道他们。然而他们的奏章流传到今天的，雍容深厚而又切实恳切，也不是一时那些善于作文的人所能比及的。姚公早年便负有经世济民的宏大谋略，在古人面前颇为不得志，晚年才得到际遇，从中枢出任边疆将领，多次奏报小有战功。尧工之战的胜利，在昆仑关以后只出现过一两次，却遭到嫉妒者互相勾结，使朝廷听闻震动。幸赖天子圣明，在众人的诬陷中察知他的孤忠，始终加以保全。最后他被起用镇守三边，渐渐将受到重用，却因彼此不合，终究不能完全契合，只得离任归去。他的功业既不能像古人那样盛大，能够流传的文章又只有这些。这正是有志之士替姚公感叹、激愤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即便如此，近世的卿大夫在出仕或退处之际，能够保持完整纯粹而不受议论非难的也很少。不合意而离去，并不足以成为缺憾；真正可忧虑的是，有时虽然合意却不依循正道，最终不能保持清白地离去，那才是可惭愧的。那么，姚公的才能和功业究竟发挥得充分还是不充分，又怎么能因此损害或增益他的声望呢？我年轻时凭文章受到姚公知遇，而姚公了解我的地方，又有超出文章之外的。我年老无能，不能符合姚公殷切期望我的心意，过去多次蒙受他的恩惠。广西提学以及直到今天的督抚，都相继承袭姚公旧日的做法；对于姚公制定的条文和约束，我又不能一一加以推行，俯仰之间感念深恩，深怕有所失坠。只有把他的学术、事业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章加以论述编次，及时传播，使后世谈论姚公的人，能够大致想见他宏伟杰出、正大刚健、精练通达、综合考核的实际。不肖的我在感念仰慕之余，也时时取这些来勉励自己，那么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补益。唉，这也实在令人感慨啊！文集后面附有《桂林生祠记》《南宁生祠记》二篇，其中已经记载过的内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项思尧文集序》，归有光撰。永嘉人项思尧在京师与我相遇，拿出自己所作的诗文若干卷，请我为它们作序。思尧怀有奇才而尚未得到施展，却有志于学习古人的文章；他所写的文章是可以传诵的。大概如今世人所谓的文章，实在难说了。那些从来没有学习古人学问的人，假如偶然得到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作为文坛领袖，便争相附和，诋毁排斥前人。韩文公说：“李白、杜甫的文章还在，光芒万丈长存。不知道那些小孩子愚昧，为什么还要无端诽谤伤害他们？蚍蜉妄想撼动大树，真是可笑而不自量力。”文章发展到宋元各位名家，其力量足以追及数千年前的古人，与他们相抗衡；可是世人却偏偏把他们当作蚍蜉去撼动，实在可悲。莫非是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被奉为文坛领袖，因而倡导这种风气吗？思尧的文章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增益，只是如今像思尧这样写文章的人少，真正了解思尧的人更少。我认为文章是天地的元气，得到它的人，直接与天地同流。即使世俗权势足以给人带来荣辱毁誉，却不能参与我们文章的事业；而写文章的人，也不能自己控制荣辱毁誉降临到身上的机会。这两者相互背离而不能统一，已经很久了。因此，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超过自己所能了解的，自己不能真正获得自得；自己已经了解的超过别人所了解的，那才算真正自得，并且将要追赶数千年前的古人了。最高妙的音乐之声，怎么会期待用《折杨》《皇华》这样的曲调换取一笑呢？我和思尧谈论自得之道，就是这样；思尧果然认为这些话正确，那么他在古文之道上的造诣一定会达到十分深远的境界。《戴楚望集序》，归有光撰。世宗皇帝从郢地入京继承大统后，戴楚望因王家旧日关系被授为锦衣卫千户，后来逐渐升迁至卫佥事，曾经掌管诏狱。当时，朝廷大臣因为进言论事触犯【疑字】而被审讯拘禁的，前后有十多人；楚望亲自照看他们的饮食、汤药和衣被，常常暗中保护他们，所以很少有人因而瘦弱而死。后来这些人往往又因更改赦令而获释出狱；例如聂文蔚因兵书被拘系，楚望反而跟他在狱中学习兵书，因此朝廷士大夫纷纷称赞他的贤德。嘉靖四十四年，我考中进士居住京师，楚望多次来访，拿他所作的诗给我看。他的主张是向上远远追摹汉魏，认为近代诗文不足取，这使我更加惊异。我后来调任浙西，于是同楚望分别。隆庆二年春天，我入京朝见，楚望的儿子戴枢搜集父亲一生所作的文章一百卷，请我作序。大概楚望在求道方面是很勤勉的。起初，楚望先认识增城人湛元明，当时年纪还很轻，却已经有志于求道。后来他拜防和欧阳崇一、聂文蔚为师，至于安城邹谦之、吉水罗达夫，虽然从未见面，却通过书信互相答问。他所交往亲近的人，则有毗陵唐应德、太平周顺之、富平杨子备，都是当时国内有道而高明的士人。

译我读他们往来的书信，大体上都是遵从阳明之学；至于反复讨论辩难，必定以求得自己的心得为目标，并不是苟且追求名声。唉，道理难以言说已经很久了！像楚望先前所拜的老师和结交的朋友，个个都能卓然自立于世；而楚望又同他们往来，衡量、讨论和上下推究他们的议论，那么楚望能够自立的程度也就可以知道了。我初次认识楚望时，只认为他掌管诏狱，替国家保护善人，是一位仰慕义理的武臣。后来逐渐同他亲近，看到他谈论诗歌，想要向上追及古代作者，又以为他是士大夫中喜爱文章的人。原来我竟不知道楚望在求道方面是这样的。过去魏舒任将军，钟毓任长史；钟毓常常和属官们一起射箭，魏舒总是替他筹划。有一天，钟毓让魏舒准备作为对手，起初并不知道魏舒善于射箭，却见他仪态从容闲雅，每一箭都命中，钟毓感叹说：“我不能完全了解您的才干，就像不能想到您射箭竟这样高明一样。”楚望起初不把这些事情告诉我，难道是不想借此显露自己吗？为什么我这么晚才了解他呢？还是因为我的见识达不到这个程度呢？我和诸位公卿生在同一时代，也颇听闻彼此的声名，只是平日里不知道应当凭什么建立自信。我曾诵读《易经》说：“以神妙的道理使事物明白，存乎其人；默默领会而成就事业，不用言语也能取得信任，存乎德行。” 老子说：“话说得越多，越容易屡屡陷入困窘，不如守住中道。”所以我默默地居处，不敢列名于当世儒者之林，以便亲近他们而求得指正；我又为孟子感到奇怪：他和荀卿处在同一时代，却终身没有相遇。如今楚望所交游的人，也已经在同一时期相继凋零殂谢了。这正是我所遗憾的，却又羡慕楚望能够同诸公结交。因此读完他的文集，我慨然长叹，把文集归还给他。《唐荆川文集序》，王慎中撰。吴地有文学传统已经很久了。诸樊建立国家后，旧有的开化治理还没有改变。那时吴国大概还很鄙陋，但公子季札已经能够完全通晓《易》《诗》《书》《礼》《乐》六艺的文章，前往中原观览。因此，名卿硕士对于自己所知道的还感到惭愧，喜爱季札学说的博雅，并仰慕他，唯恐赶不上。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施教，四方来求学的人纷纷前来，于是言偃渡过长江、淮河前去游学，最终凭文学列入大贤之列。南方的精华因此得到充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又借助言偃有文采的言论流传到远方，直到今天仍然盛大显著。吴地的文学盛况大致就是如此。吴地以长江、大湖为界形成国家，土地纵横一千多里；山林、川泽的美景几乎数不清，而光明英华、冲和纯粹之气浸润蓄积、充盈壮大于其中的，只有季札和子游两个人罢了。即使吴地文学如此兴盛，能出现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难吗？对于这两个人，我读他们的书，观览他们的言论，仰慕他们并把他们当作朋友，希望借此了解他们。如今在所见到的人中，能够同他们交为朋友的，我又得到一人，那就是毗陵唐应德。唐君治学，大概可以说得到了南方文学的精华；他的言论，可以说有文采而且必定能够流传到远方。他的文章都在这部集子里，学者如果读它并加以思考，思考后又有所领会，那么就会知道他的心与季札相通之处究竟谁深谁浅，他的言论成就与子游相比究竟谁先谁后；这些问题也许是无法判别的。唐君出仕，任翰林编修，后来又任太子司谏；他都因为坚守道义、正直自守的志向而辞官离去，视官位如破鞋一般弃置。他有吴国公子轻视千乘之国的操守；他的文章凭借礼乐而得到言偃的传承，在廉洁方正的操行上，对于哪怕一丝一毫的取舍也一定谨慎；他刚强果断，自我防守，不能用威武、利益和俸禄诱惑使他屈服。这尤其足以驳斥那些怯懦偷安、害怕任事、没有廉耻而贪恋饮食享受的讥评。上下两千多年之间，我说吴地有文学之士三人，并不过分。季札出生时，吴国虽然还很鄙陋，但先君端季遗留下来的教化仍然存在；子游又有仲尼作为依归，所以他们能够成就如此，并不算难。唯独唐君在千年之后独自兴起，追及这两个人并与他们并列，岂不是尤其困难吗？唐君如今四十岁，他的学问将会不断进步，他的文章也将日益丰富而精美。按照我目前所见，他的文章已经足以流传。无锡安如石、字子介，仰慕唐君的学问，便把他所作的诗文汇集刊刻出来，和同好者共同阅读。安生的志趣爱好达到如此境界，哪里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上的呢？《曾南丰文集序》，王慎中撰。无锡人安如石，字子介，刊刻《南丰曾氏文粹》完成后，请我王慎中作序；又把武进唐太史顺之、同安洪郎中朝选二位先生的书信一并寄来，用来勉励我。我认为曾氏的文章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当时王震作序时，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再增益说明的了。晚宋和元代为它作序的人很多，但他们的言论越来越低下，我哪里敢承担这件事呢？唐君以文章闻名于世，洪君在这方面也和他相上下，他们的学问和文章也日益有声望；而两位先生这样殷切地勉励我，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不过是感慨这门文章之道已经衰落，想要在世间阐明它的道理罢了。因此我不自量力地作序说：在极盛的时代，学术人人明白，风俗都出于道德，而文章流行于其中。从铭刻器物、咏赋事物、聘问交好、赠答酬酢、回答疑问、辨析学说的各种著述，到陈述谋略、宣示训诫、发布诏命、颁布诰令，用于君臣处理政事的场合；从闺中咏唱、街巷歌谣、借虫鸟寄托兴致、极力描写草木的诗歌，到创作雅颂，在郊庙、朝廷演奏，称述告祭盛大美德，借讽谕进行监督和劝戒，用来辅助神明、感动民众万物。这些文章虽然大小不同，但都根本出于学术，足以发挥道德的意义，其用心从来没有不同。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大概没有不会说话作文的；即使他的才力有时不足以写成文章，对于那些能够作文的人，也本来没有不能理解的。在这种时代，文章的作用是沟通共同的志向、成就各种事务，是贤与不肖、愚与智共同具有的能力，并不是某个人独自擅长、用来独自树立一家名声的工具。唉，那是多么兴盛啊！周代衰落、学术废弛之后，善于作文的人开始只凭才力写作；从他们的言辞考察其道德，便有达不到之处，所以有的驳杂而不纯粹，有的典雅却不完备。他们背离道德、与道相违的，也很多。因为他们出生在衰世，各自按照所见来求学，被自己所崇尚的东西遮蔽，沉溺于自己所习惯的事物，不能端正地反观并旁通各家。然而他们发而为文，都还是把内心想要表达的道理写出来，并不是从外界掠取辞藻、加以文饰而离开根本。因此，他们受到遮蔽和沉溺的情状，也不能完全被辞藻掩盖；文章不纯粹、不完备的弊病，正由此显露出来。他们放荡无所归依，尚且还没有形成固定习惯，只凭夸张博杂、荒诞放纵的力量，从外界攘取剽窃，文章也会显得怪奇瑰丽，足以使世人的耳目惊骇；可是道德的意义不能进入其中，反而果断地背离道德。因为这不是从内心真正想说的话出发，所以也没有真实情感可以显现，又哪里足以在纯杂、完备与曲折之间加以评议呢？自三代以来，士人中善于作文的，没有比西汉更兴盛的了。那些只是从外部取材，足以使世人耳目愉悦的，有枚乘、公孙弘、严助、朱买臣、谷永、司马相如一类人，其中又以司马相如最为突出。

译能够表达内心所想，却又不能免于遮蔽的，有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一类人，其中扬雄的问题最为严重。在这个时代，难道不只是学术失去了统一的纲领而不能归于一统吗？文章不能统一，祸患就像这样。那些不能作文的人，既然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们；由于不知晓他们的人太多，那么能够作文的人也就更加稀少了。四海这样广大，千载这样久远，活着的人这样众多，而能够专擅自己的长处、独自建立一家声名的，在其中也不过几个人罢了。道德的意义还因此得以承载，流传而不泯灭。即使这种独擅所长、独树一家声名的情形相对于盛世而言有所惭愧，但在衰落之后，士人要做到这一点，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自西汉以后，没有比宋代更兴盛的了。在庆历、嘉祐年间，杰出地建立自己一家名声的，是南丰曾氏。观看他的文章，可以知道他作文确实有意于衡量、调和诸子的异同，融会贯通圣人的学说，以反过来摆脱沉溺、消除蒙蔽，并且思考如何出于道德。确实，他能够表达内心所想，而文章不纯粹、不完备的弊病，也已经很少了。与古代善于作文的人相比，他差不多无愧；这并不只是胜过后世士人而已。推及他文章流传施行的长远程度，应该同《诗经》《尚书》的作者一样，与天地共存无穷，和天地一同长久流传。然而到了今天，懂得爱好它的人已经很少了，这是令人慨叹的。大概是因为这种道理没有得到阐明，士人的才学或许还可以有所发挥；但他们苦于文法难以入门，困惑于义理难以精通，便仓促决断而放任于妄说，只求自己苟且便利，还庆幸别人彼此迷惑。那些才学不足以有所论说的人，便惭愧自己不能勉强作出这种学说，于是妄加诬饰来自高，以掩盖自己无能的羞惭，反而认为这种事不值得做。如今这种弊病尤其严重，所以这部书更不能不在当世彰明流传。只是我见识浅陋，哪里能使人人都懂得爱好它，并为它作序呢？不过是借此表达我的感慨罢了。《水西集》【唐顺之】华师鲁刻印他父亲水西君所作的诗文，共八卷。从前我和水西君一同在兵部任职，他任职方郎。当时西北边境多次遭到戒备，职方司很是事务繁多。水西君常据案起草奏章，有时一天上奏四五次，无不切合军机和时宜。每当红色封袋刚送入，尚书立即召他询问，他口头应答十分明晰，没有一件滞碍的。因此他便以才干著称。不久，他因被言官弹劾而罢官，居家闲住；我当时也罢职归乡。每次我去拜访他，总见他默默地独自闭居一室，把古代儒者先贤疏注笺释、编纂六经文字的书籍搜罗殆尽，共有一百多家，精华和糟粕全都在其中。那些所谓累世都不能穷尽其说的内容，他却独自竭力考辨，参校毫厘之间的异同，务求融会贯通、联缀起来，向上探究六经的旨意，从而形成一家之说。像《小戴礼记》这样的书，他已经有了研究的端绪。不久便去世了。水西君在繁忙的官署任职以及居家治经期间，也常用余力创作诗文。他为人刚劲挺拔而精力充沛，志向十分锐利，用心最为刻苦。他在世上施展抱负，是想凭才干和功名振作自己；即使枯槁于山林泽畔，也想寄托于经术，希望后世有了解我的人。诗文虽然丰赡切实、令人喜爱，但归根到底并不是他的志向所在。只是他的才华既然遭到压抑阻塞，经术方面的著述也没有能够完成。如果他所立志追求的事业，有人吝惜而使它湮没无传，那么那些并非他志向所在的诗文，反而独自足以这样流传于世。我担心读这部编集的人会以为这些作品足以穷尽水西君的一生，所以特意为他说明平生。即便如此，古人说容貌和禄位不能使人动心，人们哪里肯传播他的著作呢？那么，能够流传的书籍，往往也是因为禄位能够打动人的缘故。就如世上流传的一百多家经书注释，即使那些隐居山林的儒者禄位不显，也因为著作依附六经而与之并行，人们不能废弃它；除去这种情况而能流传的，实在很少。

译水西君既不能凭功名显达，又来不及凭经术寄托身后之名，那么那些湮没无传的东西，就已经无可奈何了。他所谓足以流传于世的作品，又怎能知道究竟会怎样呢？这就是我更加悲叹水西君的志向而为他作这些话的原因，希望后世有人因我的话而了解他。《董中峰文集序》【唐顺之】喉中有所转折，气管中有所转折，声音也随之转折。气息有时闭塞而又恢复通畅，声音有时停歇而又重新发出。闭合是为了帮助开启，收尾是为了引出开头。这些全都出于天机自然，凡是演奏音乐的无不如此。最善于演奏音乐的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妙处常在喉与管交接之处，他的作用常常潜藏在声音和气息的外表之下。气息在气息尚未闭塞时便转折，所以闭塞与通畅千变万化而总像是一股气；声音在声音尚未停歇时便转折，所以停歇与发扬虽有万般不同而总像是一种声音。使喉、管、声、气融为一体而无法窥见其中奥妙，大概它的机要[字样疑误]就在这里。然而声音和气息必然有所转折，所谓开合、首尾的节奏，凡是演奏音乐的无不如此，这一点却不能有差异。假如不使气息和声音转折，凭什么成为音乐？假如气息和声音的转折可以被窥见，音乐又凭什么神妙？有些低劣的乐工，看见善于演奏的人仿佛没有转折，便以为果真没有转折，于是径直把气息和声音送出，发出嘎嘎的一路直去、再不回转的声音，这就是敲击朽木、湿鼓所发出的声响。谈论文辞的人为什么不同于此呢？汉代以前的文章从来不是没有法则，却又从来不拘泥于固定法则；法则寓于无法之中，所以它所形成的法则细密而不可窥测。唐代以及近代的文章不能没有法则，而且能够做到丝毫不失法度，把有法当作法，所以它的法则严密而不可触犯。细密的法则容易让人疑心仿佛没有法，严密的法则又容易让人疑心既然有法便可以窥见。然而文章必然有法，这是出于自然、不可改变的，不能有异议。况且自己不能有法，又凭什么谈论无法呢？有人看见汉代以前的文章似乎没有法则，便以为果然没有法则，于是率意写出，以割裂为体式，以堆砌为文辞，完全抛弃自古以来开合首尾、经纬错综的法则，写成一种臃肿、拘滞、浮荡的文章；它的气势离散而不连贯，声调离散而无节奏，意旨卑下，语言艰涩，却以为秦汉文章就是这样，岂不仍像敲击朽木、湿鼓的声音吗？还惊诧地说：‘我的音乐合乎神妙！’唉！如今谈论秦汉文章的人纷纷如此，哪里知道他们所说的果真是秦文还是汉文？都不是。中峰先生的文章从未声称仿效秦汉，却能充分发挥自己才力所接近的境界；他谨守绳墨而不放纵，又常在绳墨范围之外表现新意，这大概是他自己有所得，却从未离开法则。他的记和序，正是文章家所说法度极严的作品，先生尤其擅长。先生在翰林任职三十多年，曾经向弘治以前的各位前辈老儒有所闻取，又暗中思考而达到那种境界，所以他的文章才会如此。如今写作先生文章的人大概很少，懂得先生文章并且喜爱它的人就更少了。先生的儿子近思将要刻印文集使之流传，请我作序。近思难道也是认为世上那些谈论秦汉文章的人未必能懂得先生的文章，而我这个见识浅陋的人反而稍稍懂得吗？晋江王道思、平凉赵景仁，他们的文章在当时文人中最有法度，都是先生丙戌年任考官时取中的士子。近思姑且把先生的文章和我的话拿来验证一下，看是否一定有所吻合吧。《前后入蜀稿序》【唐顺之】山林泽畔喜爱奇异景观的人，往往把极其幽深遥远、诡奇怪异的景象，以及广泛搜寻山川草木鸟兽变化的情状，当作快事。然而他们的耳目有所局限，不能周遍观察，于是产生侧身四望的心情。出外做官、羁旅在外的人，体力足以走尽悬车束马的道路，攀登跕鸢挂猱般的险阻；然而他们的情感志趣有所牵累，不能排遣，于是产生怀乡忧国的愁苦。情感志趣与耳目所见常常相

译违，山川景物与人也常常不能相遇。只有蜀地偏处西方边陲，古人所说的另为乾坤之地。雪岭、大江的雄浑，峨眉、巫山、青城山的秀丽，都是仙灵所居之处，其胜景冠绝天下。然而陆路被飞崖和栈道阻隔，水路又受险江急峡限制，雷霆争鸣而遮蔽日月；它的险峻和遥远，也冠绝天下。自古以来喜爱奇景的人，仰慕它的胜景，却因它险峻遥远而不能到达这里，有人只能梦中游历，醒来后叹息。若不是出外做官或羁旅在外，终身都没有机会到这里一次。那些到达这里的人，被险阻惊惧而忘却它的胜景，于是羁臣迁客的愁思更加深重，轻身高举、幽深搜寻的兴致转移，草木衰败摇落的感伤产生，雄浑秀丽的景观也随之改变。从前人所写‘侧身西望阻岷峨’，已经足以表现山林泽畔奇士眷恋顾慕而不能实现愿望的情怀；而他所记载的峡州至喜堂，也足以穷尽出外做官、羁旅在外之人憔悴无聊、不能自我排遣的状态。

译有时虽然幸而被耳目所接触，却被情志上的不快所夺；有时虽然幸而为情志所喜悦，却又受限于耳目所不能接触的地方。耳目没有接触到的景物，既不能使景物合乎情感，便擅长凭空揣测、虚构言辞；情志所不快的景物，又不能使情感迁就景物，便发泄出和平精微[字样疑误]的声音。于是大夫失去了登高能赋的意义，骚人与奇士即使想推究山川本源、穷尽草木名称，也没有凭借来聚集精气、发挥博辨。唉！这就是春山公《前后入蜀稿》值得讽诵的原因。春山公由郎官出任郡守，又由郡守升任按察副使，前后都在蜀地。他任郡守时在重庆，大概要陆路走栈道，水路漂过峡谷，然后才能到达。中原人所谓险峻而遥远的地方；他任副使时在建昌，则处于灵关、大渡，在瘴雨蛮烟之外，即使蜀人也一向畏惧，认为那里险峻而遥远，但春山公都安然处之。政务之余，他便披行于险峻的山岩，踏着霜雪，穿过猩猩、鼯鼠、豺狼、虎豹的巢穴，俯视江妃水仙的宫殿，以穷尽当地胜景，却还像不满足。因此，他所经历的险阻没有一处不涉足，所探尽的胜景也没有一处不穷尽。他所经历和探究的一切可惊可喜之处，无不表现在诗中。大的方面，它涉及政事治理和民间风俗的缘故；细小的方面，也足以包罗万物以及山川草木鸟兽变化的情状。他叙写险阻，可以使人抽泣、惨栗，仿佛坠落其中；他叙写胜景，又可以使人神情舒爽、意兴飞动，仿佛登临其上。若不是春山公把出外做官、羁旅寓居的经历同山林泽畔奇士的爱好结合起来，使情志所喜悦的和耳目所接触的恰好相遇，本来就不能摹写得这样。如今春山公的诗已经刻成两卷，他的儿子于德请我作序。我认为，喜爱奇景的人读春山公的诗，可以不必亲自涉历险阻，便坐在庭院居室的闲适之中穷尽胜景；出外做官、羁旅在外的人读他的诗，也将因胜景而喜悦、忘却险阻，在惊江绝栈之上顿然排遣心志。这样说来，不能实现愿望的人和不能自我排遣的人，都将从春山公的诗中有所收获。我是山林泽畔之人，仰慕蜀地却不能到达的人，也将从春山公的诗中有所收获。于是就不推辞而为它作序。《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序三十七 文集 《成仁遗稿序》【舒芬】我的行箧中有《文山指南集》二册、《集杜句》一册、《吟啸集》一册。又有《叠山诗文集》二册，因年代久远，已经破烂，文字也多有磨灭。我在病中恭敬地把它们补缀起来。因为这些集子都是在患难中流传下来的，到了重大节操关头也不可改变，所以又校订其中的讹误脱漏。至于《宋史》本传以及祠记、铭、状、祭文、挽诗，就取来合并附在后面，总题为《成仁遗稿》，交给书坊余氏刻印。唉！成就仁德已经很难很久了。孔子说：‘早晨听闻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如果不是真正听闻了道，哪里能够牺牲自身来成就仁德呢？两位先生成就仁德的事，人人都能说出来。然而他们对于挽救败局、保存危亡、复兴灭亡、接续断绝所起的作用，世人有时还未必知道。乙亥年，文山带领勤王军队入卫京城，立即建议建立四镇来击退强敌，执政者没有采纳。第二年，他任临安知府，请求把二王迁封到闽、广，以图谋复兴，执政者又没有采纳。等到元兵压境，才实行他的主张；宋朝在灭亡之后仍未断绝，是因为有二王。所以即使国事已经不可挽回，也还足以延续宋朝祭祀三年。假使当初听从建立四镇的建议，让全国都听从这一部署，那么挽救败局、保存危亡的功绩，必定远远超过诸葛亮而可以比拟伊尹、霍光[原文“嫓休臣靡”疑有讹误]了。叠山得到守卫信州的职任后，大力组织民兵，捍卫庇护饶州、抚州，俨然像一道长城。等到敌军退去，执政者却想借军费问题给他定罪，这是为什么？第二年，敌军攻下安仁，进攻信州，城中于是没有守住；先生便改换姓名离去，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的才略有些地方不能同文山相比，但十年之久，他仍然拳拳不忘以武王、太公那样的事业兴灭继绝，希望元朝旧臣中有人能复兴宋朝；他这种不能放下拯救宋朝的仁心，难道同文山有不同吗？唉！假使文山的忠信在前面得到施展，宋朝的国运未必会转移；假使叠山的志向在后面得到伸展，宋朝的祭祀未必会废绝。这样看来，两位先生从道中所得，难道不是足以胜过天命吗？以死成就仁德，本来不值得特别称颂先生。可是，宋朝灭亡后，文山被囚禁在燕地三年，元人感念他的忠诚，准备释放他。留梦炎说：‘文天祥一旦出来，又召集江南豪杰，那我们十个人置于何地？’文天祥毁掉家产来缓解国家危难，自己九死而不顾；像我们十个人，怎么知道最终不会死呢？叠山藏匿在建宁十年，元人也曾多次下诏赦免江南的罪人。留梦炎、程文海极力推荐，却把他拘捕押送到燕地。枋得这个人，先前在宋朝共同排斥他，今天却争相向元朝推荐他，这是为什么？这样看来，灭亡宋朝的本来就是宋朝的宰相，而不是元朝；杀害两位先生的，也正是宋朝的宰相，而不是元朝。不知道宋朝的诸位君主究竟又对宰相有什么亏负呢？《钱临江集序》【彭辂】我年幼辞别父母、背负书剑时，就知道海上有一位东畬钱先生，是从寒微之家兴起、光耀先人的人。先生凭借宏博的学问和深厚的根源，传给他的儿子永州守钱芹、仪部郎钱萱，以及侄子给事中钱薇、钱竝、钱辉、钱晔，他们都是当时闻名的人物。小儿子钱蘥、钱蓘也相继舒展才华、吐露锋芒，承继世代美名而崛起，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先生以戊辰进士出任旴▯县令。当大盗刘七准备驱众渡过淮河时，先生谋划防守，誓死守卫。后来任南曹郎，向武宗上《请回銮疏》，天下人都钦佩他的恳切正直。不久出任临江知府，施行惠政，留下的事迹很多，百姓直到今天还思念他。可是为什么凭功绩反而招致嫉妒呢？这是因为思南的任命下达时，他已经请求退休养老了。先生有意从事诗歌和文章的创作，在郎署时已经卓然著名，晚年归隐园居，更加充分地把积蓄的才华发挥在笔墨上，著作逐渐丰富，积累成卷。有一天，钱蘥把遗稿拿给我看，对我说：‘我害怕先父盛大的美德湮没无传，您何不替我作序，使它流传呢？’我从脱去布衣取得功名以来，就有机会同永州君交往，而且对先生的著述深深诵读取法，于是没有推辞，姑且说明我目光昏昧的见解。私下看先生的文章，温润而有棱角，大体类似韩愈、欧阳修；体格庄重，意旨正直，内含适用于时政的内容，阐明学术和政务，依循孝道、准则忠诚。韩昌黎所称赞的‘和蔼可亲’，大概就是这样吧？至于他的诗，舒缓从容而驯雅，诗句常常如同天然生成，文采斐然地进入唐人的深奥境界，又上窥魏晋之间。然而文章的规矩裁制，光彩灿然，打开来看就容易明白，这方面可以不必作浅陋的议论，只论他的诗。诗本来是虚灵玄妙之物，情意兴致寄托在语言中，风姿飘忽、影象闪动，语言不能完全穷尽；而且音调不同、节奏各异，人人自成一家。近来诗学充满扩展，遍布天下；远方偏僻的乡社，争相讲述唐诗和六代诗，各自炫耀自己的长处，诋毁自己没有学习的诗体，彼此坚持、互相矛盾，谁能辨明乌鸦的雌雄？我恐怕真正了解先生的人太少了。老子说：‘了解我的人少，那么我就尊贵了。’先生既然把唐诗作为归宿，大致从杜甫那里得到了要领。那些学识浅薄、见闻狭窄的人，拘泥于一点便废弃百端，不知道作者用心自有门径，既不懂得织构安排，便轻率妄为。何况诗道浩瀚深远啊，譬如无穷无尽的大海，众人一同来饮水，也只能各自取一勺涓滴，怎么能把同于自己的看作正确，而立即把不同于自己的判作错误呢？向上追溯，国风、小雅如古琴的声音、茎上露水的滋味，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汉乐府的铙歌辞句劲健、节奏壮烈，古选诗不加雕琢而有文采，显明浅易而意味深远，是晋宋所缺少的。晋宋的淡泊冷峻，又是齐梁所抛弃的。齐梁的婉转飘逸，又是唐初所失去的。麟德、神龙年间，诗歌风神俊逸；天宝、大历年间，转为飞动而流于平凡；开元、天宝年间，意象浑厚；建中、元和年间，转为倾露而显得柔弱。大历、建中年间诗思清澈；会昌、咸通年间又更加锻炼雕削而流于柔靡。大体说来，后人看前人，技巧日益增多；前人看后人，浑朴混沌逐渐消失。寿陵学邯郸人学步，已经不是邯郸原来的足迹；但醇厚与瑕疵、高下优劣，各种诗体也都有自己的特点。登上诗坛的人，怎么能在其中安排取舍呢？我的浅见是，诗的源头起于喜悦时的歌唱、悲哀时的呻吟、号哭时的怨诉、愤懑时的寄托、对旧事的悲怆，都是从性情中流出，剖析倾吐心腹，使人听来感到浑厚融和、受到感动的，才是真诗。否则，即使横厉高骋，仿作唐初、盛唐或六朝，也仍然没有益处；何况还未必真的相像呢？先生的诗大多由性情发出，先有心中所存的志意，然后形成语言，使语言舒展开来而成为节奏，这确实接近真诗了。把性情融入景色，景色便全都成为性情；用华美文采辅助气骨，气骨也全都染上文采。因此，修辞的规矩，难在质朴而容易流于华美，轻视机巧而尊重拙朴。凭我所明白的来参照先生当日的旨意，哪里敢断定一定完全符合呢？总之，只是不至于成为给郢人翻译燕国书信那样的荒谬罢了。《苏门集序》【陈束】

译嘉靖甲午年冬天，我陈束在史馆任职。当时苏门高子业从晋阳入朝，在京师[“防都庭下”字样疑误]。第二年，我罢去史馆职务，出任湖湘宪司签事。又过一年，丁酉年，子业从晋阳转任湖湘观察使，跟随我在宪省署中住了两个月，我便离开前往湖北。子业于是病了十多天后去世。唉，真是悲痛啊！子业曾经对我说：‘我平生所仰慕的有两个人：后渠崔先生，说我的文章不如诗；崆峒李先生，说我的书法不如诗，而诗又不如文章。京城内的知交，若不是你，谁来评定我的话呢？悲哉，罢了！’子业死后三个月，我才收集他的遗言而为之作序。文章方面有见识的人不必再论，只论他的诗，所以序言说：‘诗用精微的语言来通达讽谏和劝喻，以温柔敦厚的教化为根本。本身不能通达精微，不能达到温厚，就不能称作诗。从《诗经》三百篇直到唐代，其旨意是一致的。本朝以经义设置科举，诗道从此衰落。洪武初年，沿袭了许多纤巧的文辞，当时以高杨为首。成化以来，海内和乐安宁，缙绅的诗声喜爱流利平易，当时以李谢为宗主。到了弘治年间文教大兴，学士人才辈出，努力振兴古风，完全削除凡俗声调，转而成为杜甫一派，当时有李何倡导。嘉靖改元以后，后起的英才渐渐厌弃这种诗体，改作初唐体裁，各家互相凌驾竞胜，文采斐然，盛况可观。这是因为各人的意趣和裁制不同，喜爱欣赏的也互有差异，形势本来如此。然而创作如果不是出于神悟，流传又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其中的得失大致也可以说一说。为什么呢？杜子美有振兴古风的才华，所以能够杂取汉晋辞藻，出入正体和变体之间。初唐承袭隋梁之后，因此风神刚开始振起，而繁缛柔靡尚未削除。如今没有杜甫那样的才华却学习他的变化，声音就粗厉而背离规矩；没有得到他的精神却搬用他的辞藻，声音就舒缓拖沓而无所归着。彼此的观察不同，难道不是更要互相讥笑吗？苏门高先生子业，早年禀受嵩山精气，早早契合藏山的旨趣，天性接近圣贤，学问无需等待兴起。他束发从师，得到北郡李先生的知遇；弱冠入朝，亳州薛考功一见便赞叹佩服，因五言诗表达志向，于是同他忘形交往。他吸取其宏伟绚丽的益处，得到不同于寻求见闻、通达理解的妙处，竟然没有先知先觉的自矜。既然一向受到推重，便更加珍惜自守，谢绝同流品评，内心取法古人，探究周秦的深远源流，汲取西汉、东汉的精微奥秘，接受魏晋的余韵，契合唐代诗歌的根本。每当有所撰作，稍待兴致便一气写成，宁可搁置不作，也不再说浅易的话。所以他的篇章往往直抒胸中情怀，剔除浮华，保存深隐的旨趣，独具闲适旷达之妙，合乎《诗经》和《楚辞》，具有陶渊明应物而冲淡的风致，又兼有张九龄的深沉。雅正的体格有孟浩然、王维的清润，适宜之处又具备岑参、李白般的悲壮。语言质朴而丰腴，兴致近切而意味深远。洋洋然，这才可以称为诗啊！他的诗文总数超过一万字，享年三十八岁。可悲啊！先生天性高亢清洁，不喜欢凡庸之物。虽然身迹在官场，情怀却寄托于田野。所以他在读书园所作的诗，特别超出玄妙境界。虽然多次任官而通达显贵，却不是他的本心。因此每当即事抒怀，常常有忧生之叹。志士爱惜时日，达观之人游戏人世，古今人的情怀，大概都同这一道理相同。诗共三百一十首，文章五十一首，合为八卷。成一家之言，刻在山堂，流传给后世之人。《重刻〈寓沅稿〉序》【蔡汝楠】我曾经惊叹空同李公自述与汉中张光世同榜的事情。当初，翰林西涯李公写信给提学石淙杨公说：‘这次榜中的张潜能位居第一吗？’杨公回答说：‘如果不是梦阳、光世，张潜哪里会在后面呢？’三位公的名字果然联列，成为秦省的魁首。当时鉴识人才精细而熟练到这种程度，主考官竟然得到了合适的人才，难道不是贤能吗？后来我任职楚郡，有机会拜见提学三石乔公，谈到楚地人才，乔公说：‘以诗冠绝楚省的，一定是崇阳胡先生。’嘉靖己酉年，我以乡试职务充任掌卷官，于是知道内帘阅诗时初拟第一，后来却没有采用。又过三年，先任御史、现任总督侍郎梅林胡公监临楚地考试，我仍任掌卷官。帘内帘外阅卷颇有次序，胡公对我说：‘推荐人才如果能得到像三石所举的人，才不辜负这次差事。’于是把内外所呈上的诗卷交给我翻阅。我拿第一卷进呈，对监临公说：‘这难道不是他吗？’监临公面露喜色，又说：‘怎么知道不是冒充？哪里能在几千人中断定一名士子就是一向所期望的人。’后来拆封发现果然是他，监临公更加庆幸不已。我说，三石公事先预言，梅林公临事识人，二溪胡公岂不是同空同所叙述的前后相符吗？二溪先生灿然的文章，照耀三楚。考察楚地当时的名公得到他的文章，不只是如同品尝甘露、欣赏卿云。能够窥见其中的微妙，大概是因为我领会了它的神理。写文章的人，无不顺从时俗所喜爱之文，以求被赏识和售用，彼此比较高下，终年缀辑模仿，终于使天下同一风气，而东南尤其严重。作者既然不同于真正有才之人，鉴识者又怎么知道得到了人才？只是正如宋学士所说，精魂丧失，气局荒芜柔靡，像衰弱的草木一样消散，像微风吹动残绪一样飘荡。唉，这种弊病已经如此明显，却还有人把它当作必然能售用的文章，这是为什么？二溪从楚地崛起，从他的文章可以想见其内在蕴藏；他大力排斥陈旧言辞，探究文章的命脉，以经书为老师疏浚根源，以史书、诸子来裁制并发扬文势，长期浸润培育，才畅达地表现出来；先辨明神理，文辞气势随之而生。这是荆山、衡山之间秀出于西南的真正人才。他遇到名公，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或者又听说，荆楚地区是名玉所聚集之地。善于辨玉的人不看它的外形，只看它的色泽，见其光润津润，便由此考察其中的神韵，然后裁成圭璋，进献给明神。雕刻的技巧、仿制的相似，哪里比玉本身重要呢？如今文章中善于作比较、讲起伏变化的，正像玉的外形。

译它的作用越发显著，光辉越不可遏制，才是玉的神韵。凭借神韵所成的文章，遇到善于运用神韵的人来鉴赏，这才叫神遇。否则只是为了凑足名额而取士，双方又不能相互契合，哪里足以谈论奇异的相逢、比拟盛大的流传呢？二溪被推荐为魁首，第二年，总督侍郎贞所冯公发檄文聘请他到沅辰之间，人们争相诵读他的文章，希望有人携带一部刻印他的文集。沅中丙辰科考中进士，知道我的德清除音刚刚到达，而我便叙述这件旧事来劝勉学生。等我来到这里，不久，各学馆的学生以墪中弟子为中介来告诉我：‘二溪公的文章流行于沅中，为什么偏偏不让我们清溪同沅水一起流传呢？我们将要请刻工刻印，您何不为它作序？’我答应说：‘即使没有这次科举之事，我本来就想叙述楚地人才的事情，把它附在空同的文章之后。何况先生此次前来，实在是特殊的机遇。诸位既然喜爱他的文章，就应当一起说明他文章形成的原因，希望以真正的人才为取法，不要把璞玉当作石头出售，却崇尚雕刻技巧，这对我们学馆大有帮助。’ 《读刘静修文集》【浚谷】经书说：国家有道时，他的言论足以使人振奋。所谓振奋，是在职位上振作起来，以实行道义。国家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自容。所谓自容，是保全自身，并不是贪图禄位、苟且容身。杨雄的《美新》文、刘因的《渡江赋》，不能说是沉默；杨时、许衡、吴澄的显贵，也不能说是自容。孔子入仕凭礼，退处凭义。对于公山弗扰、佛肸的召请，他想前往，是出于挽救时局的仁心，是他的存心；后来终于没有前往，是因为约束自己的严正，是他所守护的道义。圣人估量自己的仁德力量，最终不能使天下归于正道，但他约束自己的严正，仍足以给天下后世留下榜样。假使天下后世的人，仁心虽不能用来挽救时局，而义却足以保全自身，也不妨碍它仍然是仁。上述几个人不先严于律己，却苟且追求救时济世；又拿自己已经实行却未被世用的学说，去比拟圣人欲往而不往的心意。这就是他们陷入不正确而自己还不知道的原因。他们就是所谓学习圣人之道却走入歧途的人。世人只看见他们学习圣人之道，便跟随他们学习，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走入歧途；这样一来，他们距离圣人之道就更加遥远了。奸人知道其中有可以乘隙利用的地方，于是把富贵、利达的实际目的，附会到急于济世的虚名上，用来欺骗世人而成就自己的私利。这关系到治乱安危，不只是一个人的出仕、退处和是非而已。所以辨明这一点不能不早。《五先生文粹序》【赵时春】世上称述传记、诸子、史书一类著作的人非常多，没有不以名号给自己的书命名的。不以名号命名而直接称作‘先生’的，只有濂溪周子、洛地程伯仲二子、秦地张子、闽地朱子如此。世人认为他们的学说共同归于圣人，后世学习圣人的人一定要通过他们才能进入，所以合称为‘五先生’。所谓‘先生’，是弟子尊称老师的称呼。五先生已经去世，天下想做弟子的人将无法直接向他们学习，所以一定要从五先生的文章中寻求。文章并不是学习五先生的根本，只是因为想学习五先生而不能直接得到，所以姑且寻求五先生的文章罢了。五先生的文章对世间的影响很广，那么世上不能成为五先生、却只学习五先生文章的人，就必定会大大混淆真实与伪饰。因此五先生的文章没有不精粹的，称作‘文粹’，是为了区别那些混淆真伪的文章。圣人之道，就是天道。学习者不能合于天道，所以向圣人寻求；不能得到五先生之所以成为五先生的根本，所以向五先生的文章寻求。从五先生的文章达到天道，哪里会相隔千万而只保存一二呢？如果只在一二处求取千万，又有人混淆真伪，那么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开始于学习道，最终却一无所得，世人便讥笑说：‘儒者学得广博却缺少要领，浅陋啊！’这句话哪里知道成为儒者的道理呢？孔子说：‘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通始终；广泛学习文献，再用礼来约束。’孟子说：‘广博地学习并详细说明它，是为了回到简约的道理。’因此，从五先生的文章中寻求五先生之道的人，得到其中精粹纯正的部分，才算得到了简约的根本。如果得到其精粹纯正之处而以此为约束，那么即使文章中还有其他内容，也都成了枝蔓。唉！想求取五先生之道的人，领会这个道理并推而广之，或许就不会成为世俗所谓浅陋的儒者了。《康太史集序》【赵时春】武功康太史的声名满布天下，却一度竟被人排挤，他的谋略和作为没有机会自行显露，世上只流传他的诗文罢了。他本人原本豪迈而不受拘束，擅长雄伟的文章和宏大的著作，这是世人所称道的长处。至于他的诗篇，典雅质朴、少有雕饰，世人多半还达不到这种境界，这与我所听闻的情况不同。唉，真正了解他本人实在不容易，了解他的言论难道又容易吗？公于嘉靖庚子年末去世，正好我赵时春免去编修、校书官职，辛丑年二月初出发抵达武功，写文章哭悼他说：‘公活着时，将要发扬关河幽闭的清辉；公去世后，便以此归还太华、终南的元气。那世间纷扰的事情，哪里值得深深计较？’唉，文章哪里足以了解公，而公的文章又哪里容易理解呢？我多次诵读公的文集和哭悼公的文章，又更加为他悲伤。当初，公对世事愤懑不已，渐渐想放任自我，不愿写章句著作以求知于世。然而世上求取公文来使自己显达的人越来越多，他每次写完便全都丢弃，因此保存下来的很少。幸亏太微张先生把各位朋友那里收藏的作品全部搜集起来，才得以编成文集。都御史东涯翁先生的儿子开始把它交给西安知府六泉吴先生刻印。世人不能使公处于显贵地位，反而想借公的文章来求得自身显达；自己的企图没有实现，便转而取用公所抛弃的空言来尊崇它。人情中贤与不肖本来相距很远，士人的际遇好坏也本来各有命数。乙巳年冬，吴先生把刻本送给我，我读其中内容，发现先父的墓志已经散失。我于是托付吴先生把它附入文集，并作序将它归还。假如一概寻求公遗留下来的文章，世上固然有人能够收藏公的文章，但有的来不及刻印，有的虽然已经刻印，却未必合乎公立言的本意。这样看来，想依托空洞的言辞来显露自己，本来就有困难；依靠别人的言论来求取显达，也终究不值得凭恃。君子所凭恃的，只在于自己的立身成就如何。公不加修饰来求取名声，名声却自然跟随；不刻意作文来流传后世，文章却自然流传，他的心意或许正在这里吧？唉，公真是人中豪杰啊！《胡永之集序》【赵时春】

译防溪丈人释典拜谒他，隐居在五陵的废墟之间，准备辞去仕宦而耕田捕鱼，尽力休息并歌唱，歌唱而写成篇章。过了很久，收集编纂成集，拿给我这个愚昧的人看。野人惊讶地问：‘这难道是终南沃野中那种卓异美善的英才，凭借长河巨关所积蓄的幽秘旷达之气，借给你来表现吗？你没有什么实际功用，便用歌章来舒展它的声音，所以有了这些作品吗？’我说：‘是的。’野人说：‘你为什么不接续《明良》《卷阿》，陈述《车攻》，创作《柏梁》等诗，比附于云门、咸池、章、韶的音乐，以弘扬皇帝的功业、宣扬大雅呢？’我说：‘是，是；不，不。’野人说：‘华祝、楚狂、击壤、击磬，他们情感上的欢乐和悲哀相差悬殊，声音却都寥廓稀疏。你为什么不能兼有这些情感，却又像这样密集而丰富呢？难道是命运的升降难以穷尽，事物的长短各不相同，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却自然如此吗？’野人从前追慕丈人的风范，仰望探求通达之人的门径。雷声轰鸣、电光激射，云雾昏暗迷蒙，而清脆的声音不停，是司晨报时的节律。大风在万仞高空轰鸣，斥鷃却在蒿草下欢叫；风压倒它也不畏惧，拔动摇撼它也不能夺去它的本性。霜和霰纷纷聚集，万物摧折凋落，群动归于藏伏，蛟龙蛰伏在重重深渊，而蟋蟀却在床下鸣叫，夜以继日，从不停息。王公贵人的楼阁帷帐熏香炽盛，蟋蟀也不避开；即使有人阻止它，也必定有人接续它；即使能够退却它，也必定还会重新产生。这难道不是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却自然如此吗？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即使上天也无法为它作安排，何况人能够做到呢？洪钟、璈弦发出金声玉振，孤竹之管、宇文之铎、剑阁之铃、山阳之笛、师涓的清角、[“防古之襄阳礟”字样疑误]，虽然美丑不同、道路各异，但它们的声响调和高亢，震动超越世间，惊动世人，已经到了极点，如今却在哪里呢？难道是由人使它们成就、又由人使它们废弃，其中有不足以凭恃的吗？如果这样，那么不因人而成、不因人而废的东西，它的道理或许可以长久，而我和你共同守护的东西，大概正在这里吧？丈人欣然起身说：‘有道理啊！’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防溪集序》。《玉芝楼稿序》【陈尧】唐代以诗歌选拔士人，世人把它称为唐诗。士大夫认为诗不写成唐诗便不工巧，于是共同熔铸篇章、雕绘句子，考证体裁、协调音韵，竭尽志力，希望接近作者的行列。然而后世寂寥，已经没有唐诗，即使有，也只有寥寥数人，为什么这样困难啊！如今天下废止词赋科，以经术选士；但今天的经术并不像典籍中所记载的《诗》《书》、六艺以及诸子百家的文章，只是乡里老师的片面言论，是庄子所说的像骈拇、枝指那样的赘物罢了。士人有诵习这种说法的，把它写在纸墨之间，一旦面对主管考试的官员，便取得高第离去，这是多么容易啊！唐人的诗沿着汉魏流传而来，上承《国风》《楚辞》，不是才华高超、见识绝异的人，不能闯入它的藩篱，所以能做到的人越来越少。今人的文章只是鄙陋猥琐，又不足以传世，因此才华高超、见识绝异的人不愿意写它，以此向世俗求取知遇。我的同乡于野，曹君品操高雅、清正自守，很有士人的声望；他从做诸生时起就擅长古文辞，不愿写今人的文章来迎合有司的尺度，常常因此落第，在明代盛世中沉沦。唯独喜爱作诗，诗学唐人；他清俊的才华和华美的构思极像唐人，把他的诗混在唐代各位大家的作品中，也没有谁能分出高下。只是当今选拔士人看文章而不看诗，既然君以文章不合时宜，所以没有得到录用。如今选拔士人不以诗文为标准，您的诗却人人称赞，不逊于唐人。我常常抱着您的诗吟咏，欷歔流泪，惋惜您没有生在唐代。假如您生在开元、长庆年间，应当可以和沈、王、杜、元、白等人一起供奉君主，难道不能在玉堂挥笔、在金马门进呈奏牍，从而亲身享有荣名吗？即使您把文章稍微写得合乎篇幅，以迎合有关官员，难道不能像今天的人那样考取高第，登上青云之路吗？然而这些机会您都没有遇到，这正是古人所以绝意弹琴、收起宝剑，而感叹知遇之难的原因。近来议论者想要改变选士制度，稍微增加辞赋考试，以收罗博雅之才；如果采用他们的意见，您应当高居首选，毫无困难。如今，您有诗若干篇，题为《玉芝楼稿》。大概您在城中有一座楼，可以登高远眺；我曾跟随宾客到那里游玩，只见竹床、棐几，书画满架，飘然产生尘世之外的想法。您的诗多半是在那里得到的，于是便用“玉芝楼”命名诗稿。我替您作序，使它传给后人。《西塘王先生〈春煦轩集〉序》【周宏禴】世上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往往轻视文章，说：“这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怎么能在时势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章家却沾沾自喜、傲气十足，显耀自夸，说：“最终要靠这个成就大业。”那位扬子云说过：“雕虫小技，壮夫不做。”既然说“壮夫不做”，那么圣贤豪杰应当如何，也就可以知道了。子云难道不是文章家吗？为什么反而自我贬低？难道《太玄》等书不是雕虫小技吗？其中的道理，我可以一一说清。文章之道，和人的心相通，和人的行为相随。由心中贯通而发出的言语，叫作精妙的见解；与实际行为相合的言语，叫作切实的实践。考察《典谟》《风雅》以及《伊训》《鲁论》和思、孟一派的著作，大都各有创作，哪有不通于心、不合于行的呢？只是见解有深浅，所接触的范围有远近。总之，不能说它们的见解不精妙，也不能说它们的实践不真实。子云的著作，即使还不能洞见最深微妙的道理，但铺陈平易；管中窥豹，难道不能见到一斑？只要有所见，言语就真实；言语真实，文章就能立得住；文章立得住，就可以不朽。此后如玉通的著述、杜甫的篇章，大都能使众人欣喜并流传后世，也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有所贯通，在行为上有所践履。

译司马迁文章的雄奇，我没有完全领会其中的要领；李太白才思敏捷，我也没有完全接触到其中的真诚。他只是以健笔综合考察存亡兴衰的关键，仙人的才资则纵横驰骋于烟霞雪月之间。因此，读司马迁的《史记》，就像从耳闻目见中通晓往昔；诵读太白的各种诗篇，就仿佛使风云生于几席之间。可是后世谈文章的只推重司马迁，谈诗的只推重太白，不再知道有《典谟》《风雅》了。这是文章的一次变化。但司马迁、太白的文章，难道是苟且写成的吗？他们融会神思来运笔，以意旨贯穿全文，以事情加以描绘，以篇章确定结构，以格调承接内容，以声调造成声响，以声律错综安排，以句子润色，以文字体现神思、意旨、事情、篇章、格调、声调、声律、字句。文章和诗又不相同，大概是斟酌不得已之处，各自写出，以达到如同调和五味的效果。然而司马迁精通文章，在诗方面却有未能彻底贯通之处；太白精通诗歌，在文章方面却不够工巧。这是技艺本身的限制，也可见成为名家的困难。唐代韩昌黎兴起，能够兼通二者，自称直接承接羲皇、周公、孔子，其实只能继承司马迁、李太白罢了。能够继承司马迁、李太白而又兼长二者，也已经很不寻常。只是昌黎有时能泄露文章的全部奥秘，通达时宜，或许符合所谓心与道相通、行为与道相合的标准，所以韩昌黎不可轻视。宋、元以来那些被称为名家诗文的人，我实在非常疑惑。他们掠取司马迁以及汉人的文章，加以拼补组织；罗取太白以及唐人的诗歌，加以裁割缀合，骤然看去，字句像汉文、唐文，声调也像汉调、唐调。他们自称是司马迁、李太白，人们也就跟着把他们当作司马迁、李太白。他们的字句、声调，真是汉、唐的，真是太白、司马迁的吗？为什么？因为那本来就是汉、唐人已经说过的东西，不过是糟粕罢了。他们聚集奇特颖异的字，组成字句；摹拟飞扬的声调和警动的声韵，组成声调。字句固然确实没有不像的地方，声调却只得到千百中的一二。所谓格调用来组织篇章，篇章用来承载事情，事情用来表达意旨，意旨用来显出精神。我实在不知道他们究竟怎样做；如果有人能得到古人万亿分之一二的神髓，也就足以傲视唐代韩昌黎以下的人了。若说昌黎没有什么可谈，难道是懂得昌黎也心通于道、行合于道吗？他拟作上古作者，实际还赶不上；至于为什么要让于司马迁、太白，却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各自有所深入，并没有互相盗袭。人只要内心没有贯通、行为没有践履，即使换了外貌和说法，也终究不能通达。嘉靖、隆庆年间，正因为大批士人一同奋起，竭力追求尚未达到的境界，所以一时文风极盛。我很敬重司徒王先生，他是当时文坛的盟主。然而先生并不像那些沾沾自喜、夸耀自标的人那样，喋喋不休地向人人谈论诗文；他先任柱下史，每天都有建言，并不只是空谈。后来先生本来就不轻易把文章给人看。时间一久，积成了满满几册。书册很多，后来更加散失，门生故吏都为此忧惧，于是搜集编次，得到没有散失的文章若干篇、诗若干篇、奏疏若干篇。总汇起来，托付给木禴郎版曹刊刻。给事先生得到新刻本，读完还没有读尽，慨然叹道：“唉，为什么说古今人的文章不能相及呢？文章以和平、通达、端正为上，根本在于穷究义理，依据事实；诗歌以冲和融洽、含蓄蕴藏为佳，舒展性情，联络景物，才是最好；奏疏则不同，言语不直切，就不能使人行动；言语不简省，就没有人阅览；言语不宏大，就不足以应付大事；言语不敢犯难，就没有实际功效。先生的文章，已经和平、通达、端正，根究义理而依据事实；先生的诗，冲和融洽、含蓄蕴藏，舒展性情而联络景物；先生的奏议，言语直切、简省、宏大而且敢于犯难。从先生这里可以看见古人所作的文章。不过，先生的文章并非不像汉文，先生的诗也并非不像唐诗；只是根本在于自己的神思运转、自己的意旨贯通、自己的事情，随着意旨所指、事情所值，确定格调。” 格调确定，篇章就形成；篇章形成，结构法度就完备，声调也合乎尺度；声调合乎尺度，声音就协调于音律；声音协调于音律，句子就足以承载声音；句子足以承载声音，文字也就形成。所谓句子，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字句；字句和声调，也是我自己创作的；声调、篇章和格调，也是我自己创作的。不要说唐、汉，即使上推到《典谟》《风雅》，也不过如此。为什么？因为古今人的神思相同，意旨相同，只是事情有时不同。事情不同，意旨便因事情不同而不同；意旨不同，精神也由意旨不同而不同。神思、意旨完备，事情又是自己想要说的，于是格调、篇章、声调、声音、句子、文字便自然形成，如同造化创造万物，千姿万态；如同大海滋润万物，随取随足。为什么要强行把字句塞进并不相类的声调中，又强行让声调、篇章、格调去迁就并不相类的事情呢？先生淡泊以涵养性情，虚静以培育精神，内心与道相通，所以心有所通，语言便自然有所领会；他隔绝流俗而能包容万物，行为与道相合，所以行为有所践履，语言便自然有所际遇。先生写诗作文，已经达到了无意而自得的境界，逼近韩昌黎而可以和扬雄相比了。不过，没有根据的话有什么珍贵之处，能和金玉相比吗？没有用处的言语，对饥寒有什么帮助？立言实在太难了！” 我读《逐客》，便为世道的污浊悲哀；读《法吏》，便为世道的苛求悲哀；读《心誓》，便为世人趋时改变而悲哀；读《一政疏》，便为世事纷纷更改而悲哀；读《肃政新疏》，便为世人容忍隐恶而悲哀；读《边事疏》，便为世人苟且偷安而悲哀；读《肃戎政疏》，便为世人回避宠幸而悲哀；读《幽居诗》，便为世人自相扰乱而悲哀；读《长至等诗》，便为世人急于求名而悲哀。至于读到《谕疗鹤》《长信》等作品，先生难道没有忧虑吗？难道没有思考吗？唉！当权者应当重视，切实有用的东西应当珍惜。书卷中数万字，为什么不能像金玉一样珍贵？为什么不能帮助饥寒中的人？我想扩充《心誓》，广泛传给众人；又想整理《肃戎政疏》，使它重新传闻于朝廷。这大概是时世尤其重视、实际作用尤其珍贵的内容。我本来知道，这些话只能对先生说。先生多次自得扬名，历任内外官职，建立功勋事业；文章实际上也不能完全涵盖先生，我的话又怎么能够完全说尽先生的文章呢？《玄晏斋选稿序》【姚世华】

译文章各自适合自身的特点，任其顺应天然本性，使各自达到自身所能达到的境界，不过是在灿然的道路上有所区别罢了。回头考察古代，简约与繁富相互映照，华美与质朴彼此调和，互相发挥作用而不互相厌弃。比如子休汪洋恣肆的数十万言，难道能和伯阳的五千字相比吗？子长文章博大深奥、宏肆纵横，必不会向孟坚整齐严密的文章低头；谈到诗，七子、二陆、诸谢的深沉华丽，哪里一定胜过王维、柳宗元的闲淡？韦苏州、孟襄阳可以和陶五柳相抗衡，但若把他们与王右丞、李供奉并列考核工巧，又不知道谁当列为次等了。因此，认为简淡就是奇艳，是因为走在大道上便忘了崎岖高峻景观的人；认为奇艳就是简淡，是因为穿着狐白裘便忘了布衣蓑衣用途的人。退一步说，就今日的见解而言，成化、弘治时期文风最盛，在此前还太质朴，在此后又太雕饰；在当时，华美与质实相等。我却尤其羡慕今天文人兴盛，难道一定远远不如成化、弘治吗？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意旨不深入幽微之处，不让淡薄的纸墨偶然触及前辈的心思，便羞惭不敢下笔；语言不达到铿锵宏亮之境，不让灾异的锋芒偶然沾染前人的口吻，便支吾着不敢吐露。和成化、弘治相比，他们有那时的形式，却增加了深沉奥妙；减少了质朴，却增添了陆离的光彩，可以说已经极为成熟，固然难以穷究，也不容易做到。我所见所记乡里的诸位君子，以及当时朝廷内外相互推重的贤达，都有这种特点。气息一吐便来，一吸便往，简约必然趋向藻饰，却又不离真实；从形象之前发端，而精神游于思想之外。凭我耳闻所得，即使不容易看透他们各自达到的境界，顺着各自适性、各自达到的道路，去谈论那灿然的途径，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和卜戬父一同任职，自己想到腹中并没有多少学问，只好姑且把这些文章公开给同好。唉，再过一千多年，七子、陆机、谢灵运、陶五柳、韦应物、孟浩然、王右丞、李供奉的文集，仍会被人传诵；再过两千多年，子长、孟坚的史书，仍会被人传诵；再过三千多年，伯阳的经书、子休的文章，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这本来就是各自适合自身、各自达到自身境界，哪里能用长短来比较呢？至于文章完成而修饰、靠横金累绶取得功业，自古以来伯阳等人也已经无法从玄晏那里得到，我还谈什么呢？《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序三十八 文集 《七十行戍稿序》【周复俊】安宁的丘文举对我说：升庵一生著书共九十三种，流传于世的只有四十六种。至于《七十行戍稿》，是先生晚年所作，由文举辑录，杨生富春亲手抄写。唉！先生凭借师臣杨廷和的嗣子身份，二十四岁就考中进士第一名，任职翰林，门第、科甲、仕途也已经通达显贵，清华至极。后来因议礼不合而获恩谴，谪居滇云；从嘉靖甲申上溯到己未，大约已经三十六年了。他在旅途中的悲辛、旅舍中的寂寞，感叹风雨凄清，感伤日月奔驰，忧郁无聊，有时情感与景物相触，意象融洽，便都寄托在篇章中。加之他天资不凡，领悟超绝，博学强记，到老年更加精深，所以著作如此多而且华美。假如先生出入承明门，武职活动不越出京城，而山川的险峻、草野的荒芜、人情物态的纷乱逼仄，都没有亲眼见过、没有触动胸怀，那么捣练还没有精熟，询问也不能周详，又怎么能够俯仰四方、旁征博考天地山海的灵秀，穷尽它们的变化呢？即使在论思启沃之余，铺陈文章、代替君主发言，也自然应当华美温润，却不如困穷之后更加工巧。如果说这样的文章已经很工巧，那么谁能比今天更多呢？由此可知，上天特别赐予先生的才华，以及当今皇帝对先生的陶铸，确实独厚。我回忆从嘉靖乙未到甲寅，曾三次进入南滇，又任职西蜀，总共二十多年，常常和先生握手交谈、促膝相对，披阅书卷、讨论文章，深夜谈到天明；先生耐心殷勤地开导我，实际上兼有师友之谊。况且先生为母亲祝寿有文章，训诫儿子有诰文，表达恩赐有篇章，这类书札没有几十上百封，先生对我又是怎样的深情呢？如今我来这里游历，忽然看见丹旐在昆池上飘扬，而文举所辑的戍稿恰好携带到此，感叹往昔，不觉泪流不止，于是命人刊刻，使它流传海内，并把先生所著书的目录列在后面，希望学士大夫知道有所考查。《杨升庵集序》【周复俊】我年轻时听说扬子云这个人深沉静默、谨守自身，不愿意在世上故意显得突出，以为他内心似乎没有多余的东西。等到读了《甘泉》《河东》《长杨》《解嘲》《解难》，才发现他的辞藻奔放浩荡，凌厉摩荡，纵横激荡、飘忽流转，如有神助。至于《太玄》《法言》，就更加深奥了，又怎么能说畅达呢？前后相差实在太大。他能够震慑桓谭、折服侯芭，是有道理的。大明山河之气完备，英才贤士如云蒸起，文章之道古雅。滇南戍臣、成都杨公慎由此兴起。人们都说他是当今的子云，果真如此吗？先生幼年聪慧，八岁就能缀辑文章，才华卓绝。二十四岁考中进士第一名。少师三南杨公拿四件疑难事试问他，都是自己平生尚未解决的；先生从容回答，首尾融会贯通。少师叹道：“这才是真正的才子。”后来考中馆职，参与阅览内阁秘藏，仕进超过许敬宗而尚未受恩谴，却因获罪被贬。滇云远离宫禁而走向炎热之地，辞别亲密家人而前往荒远戍所。万里远行，常人怎么承受得了？先生胸襟洒脱，寄居高峣，闭门隔绝世务；时常和诗人乘船游览，穷尽金碧山林泉石的胜景。人间散佚的古书残篇、深奥文章，他广泛搜求，极尽心力。行旅之间饮酒长啸、吟诗披阅，甚至没有彻夜独舞的空闲，却著书五六十种。他的著作繁富浩荡，考订精密。篆书、隶书、草书、楷书，全都达到精妙境界。唉，由此可以想见古人的学问。汉代以来的儒者，有的博而不精，有的精而不博；如今先生兼备二者，因此凡是含英咀华的士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尊崇仰慕。此时哪里还知道先生和子云谁更俊秀呢？君子说：“大夫留恋新室，最终落得投阁的耻辱。”先生在圣明朝廷中发声吐气，虽然投荒三纪，寂寞终老，不能辅佐皇帝的政教、光辉帝王制度，实在令人痛惜。和子云相比，相差多么遥远啊！先生作文以司马迁、班固为法度，纵横于晁错、贾谊之间，以屈原、宋玉为缰辔，略取王褒、刘向之长，沾染权德舆、柳宗元的风采；而那种扶摇直上、纵恣奔放的气势，也有相似之处。他不必摹拟古人便能写得工巧，岂止是驾驭子云而已？先生自称研究训诂章句，追求朱子以前的六经；长篇抒情，效法杜陵以前的《四始》。如今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九鼎中的一块肉、旃檀木的一片香罢了。往日我任蜀台总宪时，在金沙寺偶然遇见先生，他说如果我不嫌弃这部集子，希望我把它刻在吴中。我既已口头答应、内心许可，感叹徐君的宝剑徒然悬挂、嵇康的琴声沉寂，于是编次遗稿，并叙述他的生平，希望后代有所考查。《刻〈南中集钞〉叙》【周复俊】癸丑年夏五月，我第三次出使南方，去连然海庄拜访升庵先生，没有见到。过了很久，他寄来书信和手稿，把《南中集》抄本交给我刊刻。原稿书写不够精美，他还再三叮嘱雕版可以简易。先生的诗刻本流传人间，如《南中集》二卷、《南中续集》二卷、《手书升庵诗》二卷、《升庵杨先生诗》二卷，都已经如美玉映彩、彩虹腾辉一般。然而鸿篇丽藻数量很多，后代纸本中的残章散篇，散失了不少。近处凭记忆搜集，远处广泛搜寻；小市孤林、残玉片碑，凡是慈宫仙苑留下的题咏、竹屋松亭挥写的诗文、凉缣暑箑上流传的墨迹、渔船柴门中收藏的篇章，忽然间像二时的积累一样，堆满简帙；又得到连然诸生中入门高弟的作品。他们知道我爱好深厚，千里之外送来珍稿，如异鳞入屋、珍禽在鸡林散布芳香一般。我于是抚几叹道：“这是江潭泽畔的吟咏，是太乙藜杖照耀出的火焰；是登临远眺留下的诗篇，是金马、碧鸡的光辉；是茅屋蓬蒿中收藏的宝藏，是文苑、木天中的储备；是海童吹芦笙的歌唱，是明庭清庙的乐章。我怎么敢忘记呢？我怎么敢忘记呢？”唉，子云还没有老，难道会没有击节赞叹的桓谭吗？季雅有文章才华，日后将会得到光武帝赐给的纁帛。至于先生的诗，可以权衡千古，驾驭百家；锦绣交错，汇聚英华而含藏果实；纵横驰骋于汉魏之间，足以和颜延之、谢灵运并肩，胜过齐、梁诗风，哪里只是徐陵、阴铿一派彼此接垒而已？这实在是星宿有文采、神化所达到的境界，不是东吴菰芦之中的普通人所能理解的。刻本完成后，与前一上卷合起来，共为二卷。《顾行之集序》【周复俊】

译起初我在林皋认识顾行之，跟随陆墓杨甥出游，走到浦口，看见一所宅院，门舍幽暗，门上题着“柴门”二字，旁边有流水，乳燕飞过春云；我料想其中一定住着雅士，便递上名帖求见，仓促间和他相见。他谈吐温润融洽，于是欣然相处了一整天。临别时便在篱落之间订交，仿佛已有桑竹之交。先生才高博学，风神俊朗，内心承受灵秀冲和之气，徜徉自得而不受拘束；所以文章华美，缀合时气氤氲，景物仿佛呈现在眼前，情感融入世外。考察他一封封的文章，大都如春云流水般自然，我起初赞叹他的骏逸，如今更惊讶他的富赡。他出身世族，早年考中进士，继承祖先事业，凭借自己的才学，料想佩玉纡紫、身居显位，近在咫尺。然而他淡泊旷达，不把时务放在心上；既然仕途进退，年华渐衰，行走在曲折的道路上，时势又寂寥清冷，羁旅之思牵动着他，也增加了许多感叹。他每每把感情寄托在山林水泽之间，把身世情怀寄托在酒杯里，尤其纵情于篇章；有怨而不诽谤，有愤而不激烈，把粗布衣看得如同绣裳，把蓬蒿屋等同于华丽楼阁，可以说得到了《诗经》作者的正当风格。明朝兴起后，诗礼日益更新，从本郡太傅徐公到泊、崆峒、大复等人相继出现，竭力培植古雅诗风，洗涤衰败风气，权衡转动，学者都尊奉他们。而您凭借高明的见识和清雅的胸襟，恰好遇到这样的时代，不只是排比铺陈均匀、音律流畅，更能顾念风雅，保存并尊崇风骨；一篇一咏，光彩照人。譬如文饰的车轮、玉制的车驾，陈列着厚重的鼎器，在清尘芳草的郊野奔驰，观看的人都仰望它车辕车輹的坚固、旌旗的华丽。这难道不是正始遗留下来的声调吗？诗歌的教化虽然微妙，而它作为韵味的意义却深远；微妙，所以深邃；深邃，所以难以测度。如果不是学问能够窥见百家，就不能包容千古，从而达到精妙的极致。至于诗韵的命定，靠的是天授；能赋予它神采，靠的是神明。它英华郁茂，与造化一同生成，缓缓流动，融融和美，如水面花纹的荡漾、云端月色的流转；又如月光霞气浩荡，飘带着林岭间的雾霭，光彩交映，可以汲取却不能穷尽。学习遵循积习，大道可以通达；但诗韵不是经过造化陶冶便不能强求。因此可知，韵味决定诗歌由衰而盛。不要忧虑学问还不充足，只应担心韵味不足；歌唱没有韵味便没有根本，诗歌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行之洞察古今，以诸家为准绳，删削模仿，制止浮华挥霍，只以中正为准；风雅近于唐初，耻于攀附元、宋；宫调、征调务求声音协调，方圆都不违背尺度；情感蕴含在辞语中，色彩消融在形象里，浑然无迹，和造化一起迁化；姿态亭亭，气势轩轩。与那些外表繁缛、内里枯槁，读不到一篇便令人疲倦的文章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不是学问和韵味兼胜吗？顾懋仁见到它，赞叹道：“多么洋洋洒洒、美好啊，这诗！”行之世代居住在郡西周山，那里有林峦的胜景。他的父亲去世后，家境非常清贫。他居住在陆墓，大概是依靠妻家杨氏。文集共四卷，收古今诗四百一十四首，杂文二首。《苏长公集钞序》【顾冶】山珍海味并非不珍贵，但若拿来作为日常食物，就不如五谷；冰绡雾縠并非不贵重，但若拿来作为日常衣物，就不如丝帛。有浅陋的人认为丝帛和五谷不足以供给穿食，便斤斤计较地追求珍贵之物，人们也就因此成群附和。人喜欢怪异，实在太厉害了！世上谈论文章的人，和这有什么不同呢？他们说：“我已经超过古人了，我尊崇周、秦而鄙薄唐、宋；凡是文章衰落，都是韩愈、苏轼几个人造成的。”唉！韩愈、苏轼这些人，见识难道会突然低于这些人吗？他们确实有能够自我蜕变的地方，本来就没有必要采用这种琐碎的外形模仿。古人专门得到精神，所以只怕有所相似而使自己的真实受到损害；今人专门得到外形，所以只怕没有相似之处，而真实反而更加丧失。神、形、真、似之间的差别，就是古今文章的区别。我年轻时最喜欢苏氏父子的文章，尤其深深喜爱长公，认为他的纵横像子长，综合考核像贾谊，玄远虚静像庄生，变化多端像佛氏；忽然到来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忽然离去又不能测知往哪里去；看似淡泊，实际上浓厚；看似质朴，实际上华美。譬如人终日吃五谷却从不厌口，终年穿丝帛却从不厌身，这也是真实达到极致、精神达到极致了。所以说：“没有滋味，却从中产生滋味；没有文饰，却从中生出文章。”像长公这样的人，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于是我把平生合乎心意的苏氏文章，命儿子全部分拣抄录，共八卷。这不只是为了教训儿子，也是想让天下文士明白：如果以相似混淆真实、以外形夺取精神，也许有人能够由此醒悟。《故陈光州鸣玉园集序》【顾冶】往年甲戌，故友陈贞父从宁乡迁到宁州。不久，他因被误认为贼党而获罪，回乡后便写文章抒发悲愤，舒展郁结不平之气。他把卢源事件的始末写出来，充分说明了当权者所蒙受的冤屈。正准备推荐任用贞父时，贞父却本来毫不介意，反而更加整治鸣玉园来使自己快意。每逢霉雨横流，贞父总是牵引回旋的水流冲入各处山水，直奔潢池鱼薄之间，沸腾得像崩雷飞雪。我曾被邀请坐在浮青舫上，看见万条鱼沿着乱水向下游，细小的鱼不断拨剌跳跃，水沫无数。贞父回头任它们离去，那些长到寻丈的鱼却不肯受约束，忽然弯曲强横，摆出人的力量姿态，像骄横自雄的人一样。贞父暗自大笑，说：“这又想学陈家老子吗？”立即命园公等几人一同把它们夹住，于是叫姬妾用金错刀切鱼为脍，冰丝般的白肉、红缕般的鱼纹在雕饰的食案中交相辉映，不觉使空堂白日生寒，绿色美酒也增添了光彩。当时宾客们都吃得很尽兴，我便放下筷子起身说：“如今法网已经稍微严密了，最终仍不能使人就法，难道是因为处罚太重、奖赏太轻吗？”贞父认为不是这样。奖赏和惩罚，是上位者用来磨砺世道的，不是下位者用来磨砺自己的。关键在于，惩罚时让人无法测知为什么发怒，即使处罚很轻也会有威慑；

译奖赏时让人无法测知为什么高兴，即使奖赏很小也会起到劝勉作用。如果可以用贿赂改变它，却不能用贪廉来辨别是非，那么法令就会穷尽而无法施行。人人都只希望将来获得好处，而规避眼前的损失。这样，丰厚的奖赏和严厉的刑罚都只成为具文，法律还值得看重吗？所以我说，真正苦恼的是没有法。于是我又问：“那么还应当崇尚严厉吗？”贞父又认为不是这样。如今豪杰之士，并不是像一群孩子争着肥厚自己的田宅、子孙罢了。他们本来想说：“我怎么会这样却不辜负君上？”可是到了最后，却受资格限制而不能越级，受议论牵制而不能专断；还把因循说成老成，把含糊说成忠厚。假如有大工程，起初听取这个人的意见，耗费巨资十万，姑且试行而草率尝试，没有效果；后来又听取那个人的意见，再耗费巨资十万，已经停止的事情又重新开始。有时昨天认为正确今天又说错误，有时攫取利益而掩盖祸害，把一切极其艰难、非同寻常的功业，都交给苟且敷衍、阿谀依附的人去做。侥幸成功，我们享受它的福祉；不幸失败，百姓承受它的祸患。天下突然发生变故，国家就像横在水上的船，没有缆绳系住；而豪杰之气已经枯竭，一点也不剩了，还凭什么治理天下呢？所以我说，真正苦恼的是有法。只有有法来约束平庸之才，却没有法来限制豪杰，然后才可以。我听了长久叹息，尤其悲叹贞父年老，却没有完全探究这些道理的实际作用。过了两年，丁丑年十月，贞父被蒲州催促前往。向北走时，恰好遇上太白星成为彗星，光芒照满天空，闪闪如同悬挂的旗帜。我送他，又为他斟酒。贞父说：“长庚星劝你喝一杯酒。”贞父就要上路了。蒲州确实懂得人才，一定有适合贞父的地方。等到他赴铨部任职，只按惯例降等授为宝鸡知县。贞父向来不能忍受折腰混迹尘俗，官吏尚未到任，便先登华山，攀登希夷峡，食玉女莲华，抵达李白所说能够呼吸与帝座相通的地方，写文章记述此事，累计千百字。他还列举自己犯死罪的道路共有八处，不像韩昌黎只是一味狂哭。没多久，他再次升迁到光州，治理成绩比在宁州更好，名声也更盛，最终因病由车舆载回，死在家中。唉，我如今才悔恨，原来资格等级竟能置人于死地。贞父死后九年，己丑年春天，他的长子尔耕痛惜贞父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想到父亲的文章多有英爽骏烈之气，酷似其人。他从不学习其他人削凿雕刻、争奇斗巧，只要是自己想吐露的，便娓娓落笔不停，尤其擅长尺牍，收藏他文章的人都以此为荣。尔耕说，希望刊刻流传于世，粗略足以慰藉贞父于九泉之下，于是请我校订，总共若干卷，题名为《鸣玉园集》，也是贞父遗留下来的意思。我晚年才和贞父交往，但情谊最为坚固，不应因为焚毁笔砚便一句话也不留下。幻眞子说：“从前虞仲翔说：‘海内有一个人了解我，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了。’可见知心相知是多么困难。”贞父刚直坚劲的气概，可以摧折当世人物；偶然因科第限制，便困顿于州县，终其一生。如今海内知道贞父的已经不止一个人，哪里只是因为他的政事和文章，也因为他的德行光明，这一点没有虚假。贞父难道不是没有死吗？贞父的品行已经详细记载在本传中，这里不再论述；这里只论述与治理有关以及我和他闲谈的内容，编次在文章之后。《紫峰文集后序》【丁自申】紫峰先生的文集在家塾刊刻过，也在书坊刊刻过，海内争相喜爱并传播它。后来先生病重，未能广泛流传；我入蜀时，便取得我和峰君所保存的抄本重新翻刻。已经请文峪母公为它的编次作序，于是又不揣浅陋，写在后面：文章在今天的弊病，有一点值得说。自周文郁郁盛美以来，诰、誓承接《谟》《训》流传，历经汉、唐、宋，各代都有作者，各以所长卓然自成一家。秦不能写成周的样子，汉不能写成周的样子，唐不能写成汉的样子，宋也不能写成唐的样子。何况每个人的言论各不相同，并不只是时代不同才如此。自曾参、子思、孟子著书以来，虽然共同尊奉孔氏之道，但各人的学问都有自己的入门处，言论也各有适当之处。总的说来，都是写出自己想说的意思，阐明自己尚未发明的蕴义；他们在探究道理方面互相谋合，却都各自成文。老子、列子、庄子、荀子这些人，虽然都带有偏颇而不周全的见解，然而他们驰骋精神，鼓舞笔端，纵横发挥雄辩之辞，争相建立自己的道术，夸耀自己的旗帜；如今他们的书全都存在，各自成为一家，都可以阅读。为什么要像今天的人那样终身陷在世俗学问的耳目之中，只会张口谈论秦人的残余呢？唐、宋文章号称六大家，一般都推尊韩愈为祖，孟子为宗；欧阳修以韩愈为祖，又和柳宗元、韩愈相抗；苏氏父子为一门，曾巩、王安石为一时之大家。相互考订比较，他们的文章都力求去掉陈旧言语，前后互相掩映，不能说不是步秦、汉后尘；但其中没有秦、汉的一句话、一字一句，这是为什么呢？” 金子熔铸在模范中，颜色形象虽然相像，规制却已经不同了。难道今天人的遣词造句反而出于六大家之上吗？宋人说过：黼黻刺绣，是上好的锦；但把它按尺寸割开来，便还不如绨缯。世上那些刻意模仿班固、司马迁字句的人，都属于割锦一类。即使优孟能够像叔敖，我仍然感到疑惑。如今看先生的各种作品，本于孔孟的学术，遵循程朱的义理，再用自然的文章表达出来，本来就不应和普通文人一起品评；但他那推山倒海般的气势、润泽山岳般的精气，卓然形成一家之言，不知和那几位君子相比究竟如何？我恐怕世上阅读这部集子的人，执着于固定路径来求取先生的文章，茫然无从进入，所以写下这些话来质正。至于先生吟咏性情的诗，我曾经把它比作宋儒康节，后来又追悔自己年轻时的作品，认为还没有完全达到。读者如果能由这篇文章领会文外之意，也许可以想见先生的境界。《巾笥集序》【丁自申】

译从前谈论文章的人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文章有高下，是由人的不同造成的。虞、夏、商、周的书，暂且不论。如今学士大夫谈文章，人人大都尊奉西京，难道不是认为西京离古代不远，具有雄浑、放达、博大的气势吗？看文章便可以知道那个时代。司马迁、司马相如、贾谊、董仲舒几个人，可以说是光明显著的西京作家。但子长的文章奇崛，相如的文章华丽，贾谊的文章激昂发越；大体上都是因为他们周游历览，以类比寄托辞意，又凭借少年的英迈气概，依据各自的才情、性格和学术，各自达到不同境界，所以言论各不相同。由这几个人推及其他人，也可以考察而知。只有董仲舒凭借闭门苦学、发愤求学的功夫，他的言论最接近古人。不仅《天人三策》可以考见他的学术，至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寥寥两语，世上还有谁能超过呢？董仲舒不是所谓西京独占鳌头的人吗？这些人都生在同一时代，前后相差不远，但文章大体却相距很远。如今所谓西京文章，只是取得子长以下作者的句式和字面来模仿，便以为进入汉代堂奥，说古意就在这里、古意就在这里。却不知道汉文之所以接近古文，是因为有董仲舒不背离六经宗旨，他的源流最接近古代。稍后刘向、匡衡出现，都相继阐明经学，成为儒者所宗仰的人。看他们极力进谏的封事以及论治性、劝诫妃匹的奏疏，言论多么深厚美善，具有六经遗风！文章确实因人而有高下，把一概归因于时代是不对的。即使在西京四百年之后，文章已经衰落，那么韩愈、欧阳修生在唐、宋而竭力追赶古代作品，难道还要计算当时的文章像不像汉文吗？即使汉代也有卓然独出的文章家，如董仲舒、匡衡、刘向就是如此。至于琼泉先生所作古文，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写，这才是真正的古。先生早年学习《诗经》，研究匡氏之学，又广泛穷究群书，彻底贯通性命之理，长于发明经书旨意，即使董仲舒、刘向也未必能超过他。先生二十岁时在闽中考取第一，主考官把他的文章刊出作为范文；过了十七年才中进士。先生研究经学，可以说像酿酒经过醇化、抽丝经过缫治一样深厚；他古文的来源非常久远。考察集中的各篇，大多宣扬风雅，比附经传义理；赞颂文章直承规讽，广泛引证、譬喻。虽然贯穿博洽，但只以经史为断限，对战国文章、韩非以及稗官小说一类的书不取法。至于体裁浑厚雅正、意度悠扬，那么上溯西京以前，他遣词造句未必相同；从眉山苏轼以下，他立意的境界却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一定会有鉴察古今的人来评定它。先生从前任留曹、文章盛行的时候，有人谈论古文，虎视西京，士人纷纷争相仰慕。但先生坚守自己的所学，自信更加坚定。时间久了，士人的评论也一致确定下来。假如士人果真纷纷仰慕西京，那么先生难道就是董仲舒、刘向、匡衡一类汉文中卓出的作家吗？还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希望先生姑且把自己置于唐、宋之间；从来没有听说谈论文的人会认为韩愈、欧阳修不是古文家。我浅陋，哪里足以窥见作者的堂奥？只是我不敢说自己在经学方面一点见解也没有，所以只知道先生的学问有所根本，他的文章一以自己的意旨为古，并使天下人不敢因为时代不同而区别看待。古文家或许能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先生旧刻本在筠阳，题为《筠阳集》；如今把续集合起来刊刻，改用现在的名称，这是先生自己命名的。《袁永之集序》【王格】我和袁永之同年出生。永之在南畿乡试中解元时，我也考中了乡试；第二年我们同榜考中进士，进入秘馆读书，每天和永之一同出入承明门，彼此往来周旋。后来我们的仕途虽然没有完全相同，但以永之的才华，最终却只任外台签书；我罢任河南回来时，又恰好和他一起处在牛马同槽的境地。对永之来说，这实在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对我来说，却已经很幸运了。去年丁未年腊月，永之的嗣子尊尼把所刻的永之集寄给我，并请我作序。当时永之大概已经去世，我哭着保存这部集子，没有及时答复尊尼。岁月更替，倏忽又过去十七八年；我卧病江边，也经历了五次嘉靖年号的更换。平日孤独，种种念头都已止息，唯独对于海内故人的思念，仍有无法在梦中忘怀的，何况我和永之的踪迹如此相同，又怎能忘呢？近来我的儿子宗彦到太学游学，曾见到尊尼，尊尼似乎对我有所期待。唉，我是什么人，难道还要对永之有所吝惜吗？谨略述我平生和永之交游谈论的大概，希望借此稍稍偿还他长久以来的心愿。唉！文章的事情，若按时代来说，在圣明朝廷中受到称誉的，以嘉靖为极盛。论地域而言，能够在中原称盛的地方，以三吴最为突出。至于永之用以自处的态度，以及别人用来称说永之的话，也都不肯居于人后。永之住在馆舍时，声誉很高，我这个下方之士本来就无法窥见他的深浅。后来我出任县令，到京师朝见，便同永之相遇；那时永之正主持科举考试，从大梁回来。他向我讲述在大梁见到李崆峒的事，谈得很详细。当时我忙于琐碎的吏务，实在没有空闲仔细听。又过了几年，我督运粮饷到姑苏，在桃花别墅拜访永之；那时永之正因门徒之丧居忧，而我也正好代理官署，进退可以自行决定，所以才同永之尽情叙谈平生之乐。谈到文学艺术，也不像从前那样草草了事了。永之对我说：“杜子美不过是诗人中作品丰富的人罢了，他的妙语大概还比不上王维、孟浩然诸位。”又拿出他所选的唐伯虎集给我看，并且定下评论说：“伯虎的才思非常俊逸，可惜失意流落以后不能自我约束，终于大大落入白居易一派。所以现存的伯虎作品，即使百篇中只有一两句，凡稍稍涉及白居易的，就删去。”唉！永之远远不喜欢杜子美、白乐天，却亲近伯虎，他所称许的只是这些；他们之间的深浅，难道真是容易看清的吗？如今全部文书都在，读者把他这些话合起来看，完全可以由此了解永之了。永之刚正耿介而有正直的操守，在兵曹任职时不能向权贵献媚，所以遇到紧急事情也没有左右之人替他周旋。后来获罪，任广右学政时，又以受挫失意为耻。他的父亲去世后又患病，便自行请求免职。他就是这样果断而敢于任事，文章大概只是他的余事罢了。我从前赴任永新时，永之赠诗给我说：“一官淹滞了骏马的脚力，百里之地姑且试用牛刀。”我任职姑苏时，他又赠诗说：“十年才见一次，知道彼此实在不容易；楚水吴山之间，不要轻易把我们分开。”这两首诗，我珍藏着，至今还在巾箱中。亲笔墨迹依然清楚，可是他的声音叹息却再也听不到了。悲伤啊，悲伤啊！我不敢说自己真正了解永之，但我对永之的仰慕并不浅薄。世上本来就有了解并仰慕他的人；如果有人认为比我还深切，希望能和我一同推求并阐明他的为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译《书昌黎集后》【王格】韩退之，是千年以来文章中的雄杰。自从有了韩退之，世上推重尊崇他的人已经达到极点了，哪里还需要借助我的话来增加他的分量呢？但我对于韩退之，却深深悲惜他受到贬抑，不能不替他辨明。自东汉以来，学者习惯写作华丽的文章，历代相互沿袭，逐渐流弊，到南北朝时达到极点。唐朝兴起后，余风还没有消失，上层以此选取士人，下层也以此自我标榜，这种风气沉浸到人的心骨之中，却没有人察觉它的错误。大约过了八百多年，才有了韩退之。韩退之生在流离孤独之中，没有老师讲授学说来引导他，也没有科举禁令向他说明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可是他一旦崛起，便起来矫正这种风气。如今看他的文章，大多违逆时尚、背离俗习，同唐代其他文章仿佛处在两个时代；即使众人共同非难嘲笑他，他所坚持的反而更加坚定，终于达到成功。他的《原道》《原性》《原人》《佛骨表》等篇章，虽然有些地方的言辞旨趣未必完全符合当时儒生细密权衡的严格标准，但大体上都是尊崇孔氏、排斥异端、扶持这个世道使它回归经典，自孟子以后只有他一人罢了。扬雄、王通一类的人，还不足以与他相比。而且他的气韵豪迈刚劲，才力卓越出众；凡是事情应当说的，以及内心想要说的，一经他的手，便能指陈切中，仿佛都呈现在眼前；文章纵横曲直、轻重缓急，随着所要表达的方向都能如意展开，真像遇到了神灵，令人无法测知他的心思究竟从何处生起。这就是韩退之的才能所在，也是世人瞠目落后于他的原因。在韩退之当时，世人已经尊敬仰慕他了。到了宋代欧阳永叔、苏明允父子相继表彰推重他，韩退之的名声于是更加显著于世。历经元代直到我国明朝初年，曾经没有人诋毁他。弘治、正德年间，天下太平，人文兴盛，终于出现各种议论喧嚣的局面，讥刺诋毁前代，而韩退之也不幸被列入他们摈弃的对象之中。至于询问他们所仰慕崇尚的对象，往往动辄谈六经、《左传》《国语》、秦汉和六朝；像韩退之这一类人，他们常常鄙视偶然涉及，置之于不屑一顾的位置。唉，做这种评论的人，难道也知道韩退之而不能深入理解他吗？凭韩退之的才华，难道不足以和古人并驾齐驱吗？若事事雕琢模仿，种种仿效古人，不求得其神情，只取其外形相似，那么韩退之本来完全能够做到。然而韩退之一定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以因袭模仿为可耻，认为那不值得做，而要自成一家。既然以因袭为耻而想自成一家，那么如今人们所夸耀为高明、想要压倒韩退之的做法，正是韩退之所羞于谈说而不肯做的。这样又凭什么使韩退之心服呢？况且韩退之对于古人的文章，向来广泛包容、采择取用，也没有余力不尽之处。只是他所达到的法度和心中的经营都出于自己的力量，能够把古人的成就融会贯通，却看不出承袭的痕迹罢了。所以我认为，韩退之学习古人却不拘泥于古人；如今的人则简直只是把自己叫作古人罢了，这就是两者的不同。假如韩退之也像如今的人那样捕风逐影，不能自立，那么他凭什么震动千古，而他的言论至今仍不被废弃呢？从前宋代中期，文章也过于艰深，像刘煇一类人的作品就是这样。欧阳永叔于是加以排斥，使文章归于雅正驯顺，重新恢复韩退之文章的旧貌，所以后世谈论文章的人常常以宋代为标准。这样看来，欧阳永叔在这方面的功劳很大。唉，如今也一定要有欧阳永叔这样的人，衰败的文风才可以止息。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我的见解如此，不敢不把它全部说出来。又怎么知道世上不会有人根据我的说法，怜惜韩退之而对他宽容一些呢？假使韩退之果真得到宽容，那么他在写文章方面，也一定会有所折中。

译《书临川集后》【王格】王介甫是举世罕见的杰出人才。评论他的人只看到他轻视宋朝旧制、创立新法，后来又结党排斥异议，最终酿成靖康之祸，于是跟着诋毁斥骂他，仿佛对待仇敌一样，这也太过分了。世上的士人学习古人、编纂言论，窃取仁义道德的精华来润饰自己的文辞，以求取得俸禄官位；他们自我期许，即使孔子、孟子也没有超过他们，等到考察他们实际建立的事业，往往又圆滑逢迎、趋附势利，看他们的言论和实际行动，百件中没有一件相应。像这样的人，古今都不少。我观察王介甫这个人，也采集诸子百家的说法，涉猎群书，而自己提出见解来加以制驭；他所称说的内容，忧虑愤懑之处总是依托先王，奇特的文辞和深远的旨意，又有许多是世俗儒者未曾窥见的。他在年轻作品中已经显露出变法的端倪，大概他一生都不肯把自己置于流俗之中，他的高才和锐志本来就是如此。一旦身居都城要职，得到当世君主的知遇，便把这些主张全部提出并竭力实行，认为尧舜之治确实可以亲眼实现；这难道是有意扰乱天下吗？不过是自信过度，施政张弛又没有循序渐进罢了。然而考察他的言论和行为，也大略相符，大概还近于古人所谓‘学问充实而行动壮盛’，并不是只为求取富贵而已。当王介甫在世时，大儒纷纷出现，程颢、程颐、张载等人以道学著名，欧阳修、苏轼等人以古文闻名；王介甫处在他们之间，大概想把两方面都取长补短，从他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他最终没有能够胜过他们，于是他的名声被众多贤者遮蔽；至于评论他的实际，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所可遗憾的，是他遭逢时势太快，过早完全显露了自己的内情，因而形成了他的偏执，终于被世人指责。假如他所经历的仕途稍微艰难一些，也像正叔、子瞻那样遭遇时运，在同辈之间稍稍徘徊，那么人们正会把他的遗余视为珠玉，扼腕叹惜他的才用未尽，为宋朝天下惋惜，又怎么会鄙薄而怒斥他呢？王介甫曾说：‘人们说一个人廉洁正直，并不一定到最后始终如此，往往只是因为有求于他。’又说：‘八位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才，即使一度陷于不义，仍然能够自强而列名后世。’唉，王介甫难道也不幸属于这一类吗？我又考察宋朝末期，群奸一同进用，这固然是王介甫留下的弊端；但国家形势之所以不能振作，其根源确实也在这里。然而贤才的出生，不一定都能被时代任用；上天如果要亡一个人的国家，必定会让不肖之人充斥列位，败坏扰乱它的事业。宋朝到了徽宗、钦宗时期，天时人事的情形已经可以看清了。即使没有王介甫，难道能保证满朝都是君子吗？即使满朝都是君子，又能保证完颜氏不南下侵略吗？可是这些罪责竟全部归到王介甫身上，这就是所谓君子厌恶身处下流，天下的恶事都归咎于他，实在也太冤枉了。从前朱晦庵把王介甫列入名闻天下的人物，明朝初年苏伯衡称说古今士人，从左丘明以下只有二十多人，而王介甫也在其中。唉，用这样的标准评论王介甫，大概才算得到了公允的评价。附：原刻《任少海稿》序【王九德】我年轻时读乡贤高苏门所写的《任文抄略》，其中大概称赞固陵先生初次考中进士、奉对策应答时，当今皇帝亲自题评他的文章；其言辞直截，见识卓绝，名声冠绝海内。那时苏门已经去世，无法向他询问。我向东都的士大夫打听，才知道所谓固陵先生，就是如今隐居于虚陵洞天的君子任霞父。后来我历任官职做到司徒，又在士大夫中多次听到人们称道任先生。他在世宗朝以清正修洁、方正不阿著名。起初由翰林改任吏部，做考功大夫，刚直自守，不与权贵私通关节。他考察后罢黜的多是有势力的人，门下之人有的曾在考察前拿着姓名来请托，他一概罢斥，不予过问。因此权贵之家大多按剑恨他，把他当仇敌。等到皇太子出阁讲学，先生奉朝廷推举，稍稍升任宫坊司直，兼任史馆经筵官，当时都说用人得当。那些独自按剑怨恨他的人，凭借皇帝的宠信和威势，郁郁不能释怀，常想唆使私人拿着他的过失上奏，最终却没有找到任何把柄。先生听说后，只是一笑。有一次他抱琴出关，游览黄叶寺，坐在那里听梵塔上的风铃，仿佛听到天上的音乐；他带着一斗酒去慰劳我，过了三天还不能回来。又有一次，他想在宣武门挂冠辞官，渡海去寻找安期生；这就是他的短处，只是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于是他毅然上疏请求退休，辞意十分恳切，连续上了三道奏疏，皇帝才准许他回去。回乡不久，听说从前那个受宠的人在西市受刑，先生仍然寄去数千里外的书信，让人投到鄱阳湖水面上祭吊他。有人说，他的智慧可与秦相相比，却恰好遭逢上蔡之悲；他的才华接近蔡中郎，却偶然遭遇蔡邕承继家业的遗恨。他就是这样宽厚。先生归隐山林四十年间，前后受到朝廷内外推荐的奏疏有三十多道；只是因为才高明而被人忌恨，孤高耿介而难以容身，始终与世俗的圆滑方正不能相合，所以不能被任用。嘉陵江上有几亩山田、一座钓台，不足以供给口粮；可是先生每天只坐在草庐中，弹琴著书，淡泊地忘却年老。我自从出任此地长官，既仰慕先生的高尚节操，又特别喜爱他的文章，认为足以雄视百代，于是命诸生到他的隐居处求取文稿。他们见到先生题在门上的话：“庞德公把衣服挂在汉江云上，早已知道身在尘世之外；鲁仲连脚踏沧海之水，哪里还需要名声流传于天地之间？”既然连名声都无所求，又哪里还需要诗文呢？诸生只得到他渔蓑中遗留的几篇稿子，都是应对现实而作的文章；我不敢私自收藏，便为它作序，使它流传于世。当时先生九十岁，精神不减壮年，据说如此。《任宫坊集序》【欧阳德】当初任先生考中进士，奉对策应答，陈述政务，忧虑时局、哀悼风俗，愤恨顽劣、嫉恶如仇，写成几千字，言辞切直。皇帝嘉奖他的忠心，亲自提拔他置于高等，他这才脱去布衣开始做官。一时之间，他的名声震动京师。罗子达夫、程子舜敷、杨子实卿、唐子应德，都是任先生的朋友。我因这几位得以追随其后，多次读到他的诗文；往日所忧虑愤恨、屡屡向皇帝陈述的事情，常常都在文辞中显现。我每读一篇，未尝不慷慨感叹三次。任先生操守磨炼坚定，他所交往的人必定都是与自己相似的。对于那些随波浮沉、巧于做官，削方为圆、曲意逢迎，表面坦荡而内心深沉，迎合他人心意，争相取悦世俗以求资身的人，他都像面对仇敌一样厌恶。因此，他从考功主事任上，因推荐补任太子司直、国史检讨官，皇帝正要逐渐重用他，却最终不能安居其位。他所交往的几位朋友，也先后因直言而获谴。我抱病卧在林中，茫然不知该怎么办。过了一两年，我从蜀中人士那里听说任先生闭门读书，家中有无一概不问，部使者到来也不能见到他的面。他常同隐士文人交往，逍遥游览山水，铺陈文采、锤炼辞章，越来越精工，越来越丰富。忧愤之情渐渐变得恬淡平和。有人说，任先生大概是与世俗互相抹杀，却以文章来玩弄世俗吗？

译还是因为他少与世俗争斗，内心没有什么逼迫和冲突，所以精神得到涵养，平和安定而不显露出来呢？言语是内心的声音；内心驾驭精神，精神使文辞昌盛，文辞用来表达志向，志向又制约行为，功业德行便由此建立。因此，媚世之人的志趣迎合群体，行为随波逐流，文辞柔靡，可以同众人和谐，却不能同他们一道进入德行之门。玩世之人的志趣通达放纵，行为没有检束，文辞没有边际，可以同他们陶乐性情，却不能同他们共同济世。愤世之人的志趣矫激，行为狭隘自守，文辞局促，可以同他们震动世俗，却不能同他们兴化育民。以仁作为志向，以道作为根本，浑然与万物同体，广大而任意遨游；和谐却不盲从，耿介却不乖戾，忘掉个人的好恶，因事应变而没有固定模式，所以他的文辞纵放却不放荡，正直却不逼迫，严厉却不凶猛，宽缓柔和却不松弛，这是用志专一所达到的结果。君子说：志向既然要与众人相同，宁可矫然自立而返回正道，这样才可以建立德行。既然志向已经通达，那么对于道来说还会有什么缺憾呢？任先生最初的志向已经奠定了德行，何况他又每天都有进益呢？他的德行一旦树立，功业一旦崇高，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他的诗文一定会流传，如今能够传布远方，并不只是因为其中的训诫值得喜爱。于是他的外甥李先生将它刊刻出来，把朝廷对策列在卷首，大概是取法于任先生当初的志向。如果说他能够深入造诣而自有所得，那么根基就是由此建立的。任先生名瀚，字少海，是西陵人。李先生名某，字某，当时任少参、江藩，与任先生志趣相同。《伐檀集序》【黄衷】《伐檀》是记述事情开始的作品。嘉靖丁亥年，宫城将要营建仁寿宫，我由三楚巡抚台擢升为兵部侍郎，负责统筹楚、蜀、贵筑等地的木材事务，奉诏所需的是楠木、杉木、柏木、檀木，这些都在征取之列，所以说是‘记述开始的事情’。木材可以比作士人，挑选木材可以比作选拔士人。我曾登临戎、泸的险阻之地和永保地区，以及思南、石阡的山岭，看见楠木、杉木高耸入云的，树荫覆盖数亩的，姿态婀娜、枝叶扶疏的，跨越山岳而绵延山谷。木匠查看后，树身卷曲的弃掉，震裂的弃掉，被蚂蚁蛀空而半死的弃掉；用绳墨测量，能够端正、可以取用的只有十四株。采伐后翻过来再看，树体臃肿的弃掉，木理疏松的弃掉，外表有光泽而内部枯槁的又弃掉；其中能做栋梁、可以进献的只有十四株。柏木虽然不完全按照绳墨测量，但树身粗大不平、倾斜低伏而被弃掉的本来就很多。只有檀木，木理像楠木一样细密，树干像杉木一样坚劲，贞正又超过柏木；树高超过一丈、直径超过一尺的，都列入进献名册。楠木、杉木是巨材，却不能免于震裂、虫蛀；柏木是奇材，却不能免于粗大不平、倾斜低伏；檀木是美材，应当没有可挑剔之处，所以说它可以比作士人。才力巨大、操守奇特、品德美好的人，离开绳墨规范就能成就事业吗？《诗经》说：‘不白白吃饭啊。’这就是士人的绳墨和准则。所以，《伐檀》包含君子的道理，便用它作为这部文集的名称。《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序三十九。文集。《周氏集序》【孙宜】《周氏集》，是山阴周天保所著。正德辛巳年，天保考中进士；他和蒲圻鸣吾、沔阳童士畴、岭南黄材伯、关中何伯直、四明陆举之，以及现任尚书瓯宁李时言，都以词章学问著名。不久，鸣吾等人被选为庶吉士，而天保出任来安县令，后来改任给事中，最终弃官离去。他仰慕崆峒李先生的学问，写信去询问求教。李先生看重他的文章，给予答复，天保的名声于是更加显著。文集共有若干卷。诗歌凭文辞取胜，也以声韵为先。然而南北气质不同，声音也随之不同。中原的声音浑厚雄健、沉着深厚，内含丰富而不外露；吴越地处偏远，声音轻俊纤靡，几乎流于淫滥。这是西施、若耶的遗风，也是勾践侍奉夫差时所习染的风气。然而士大夫往往跟随这种风气，并不是因为它流丽曼妙、容易入耳，委婉媚人、足以取悦听者，于是才逐渐沉溺到这种地步吗？东桥顾氏说：‘崆峒的诗接近粗犷，粗犷必然会涉及俗气，不俗便不粗。崆峒的诗难道俗吗？这正是所谓中原的声响，是浑雄沉着的正韵。若把这种风格称作粗犷，那么顾氏的作品即使列在吴越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呢？况且粗与细看似相近，实则应当辨明；粗是与俗相配的，粗就不是浑厚沉着。’ 细，是说精密；精细也并不等于轻浮媚俗。譬如黄钟和大釜，敲击起来声音洪大传播开去，而曲调的曲折层次都包含其中；那些弹弦奏竹的人，声音一听便穷尽了。俗人不懂，反而把它当作美妙的音乐，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如今看《周天保集》，赋作法度严整而气势厚重，乐府委婉而敦厚，五言诗淳朴而宏大，柏梁体诗迅疾而典雅；近体诗各篇脱离纤弱和妖冶，持重而崇尚质朴。序、记、书、赞等文，仿佛汉代儒者的作品，远远超过唐代，宋代更不能相比。难道不是出自崆峒一派吗？流传的风气和遗留下来的习俗，暂且不论一般人，即使豪杰之士加以评论，也往往把诗歌能够拔除陈旧习气作为崇尚之处。天保难道不是吴越之间的人吗？然而他的诗竟然能够如此，这也可以说是特立独行、坚定不移的人了。当初天保考中进士时，我大概还是童年，曾在京师侍奉他的父亲；他每次看见我的作品，总认为很难赶得上。天保去世后，他的儿子允大是我世代交往的人，而且也是特别有才华的人。

译他写信告诉我说：“天保病重时，因为曾请您评论他的诗，所以嘱托我请您为他的文集作序。” 唉，贤哲已经去世了！序文写成以后，我为此抽泣叹息了很久。《吕江峰集叙》【李开先】古代有建安七子、大历十才子，如今嘉靖十年以后，又有“八才子”的称号。这八个人由于迁调、转任、忧居等原因，聚散无常，彼此相隔也不过几年，最长的也只相处了八九年罢了。不知天下为什么又共同有了这个称号？详细考察他们的作品，任忠斋以奇特警策见长，熊南沙以简练古朴见长，唐荆川以明白流畅见长；陈后冈的精密细致，王遵岩的委婉曲折，赵浚谷的雄健浑厚，也各自随着他们的才力而表现出来。只有吕江峯独以典雅别致著名。七子的长处，确实是难以企及的；但任忠斋失于浮靡艳丽，熊南沙失于吝啬涩滞，唐荆川失于柔弱；失于深奥晦涩的是陈后冈，失于疏放荡宕和纠缠曲折的是赵浚谷与王遵岩。吕江峯自己也说有方正板滞的缺点，他的短处自然不能掩饰。古人多不忌讳谈论自己的短处，如曹子建写信给杨德祖，详细评论同时代的几个人，一点也不隐讳。雪浪斋等人和大历诗人，各自都有评论驳难。只有我兼有七种毛病，向来没有一项长处，竟也幸运地得以厕身于他们之间。任忠斋有《考功集》，熊南沙有《内外集》，并有《易象旨决录》；唐荆川的文集十二卷，陈后冈的文集不分卷，共二册；王遵岩有《家居玩芳堂二集》，共七卷；赵浚谷的文集十五卷，但其中也杂有著作，外集也不分卷，共十一厚册。只是我不知道吕江峯的文集究竟有多少、是否还存在。后来他的长子克念来信说：“我已经编定先君的遗稿，颇有次序，已经托请桂陵胡子为它写后序，先前的序则托付给您。”我正把他的文集放在心上，听到这话，不胜欣慰，于是为它写了序。这篇序大概是为了说明诸位同游的美好，以及他们获得声誉之盛。虽然为他写了序，我还没有见到他的全集，只能根据平日所见来评论：他的诗沉着痛快，文章平正详明；至于典雅别致，反而不足以完全概括他的文章，所谓方正板滞也不构成他的缺点。《陆子余集序》【魏学礼】我读陆先生的文章，没有一次不叹息流泪的。我说：唉！上天看重才华，果真就是这样吗？在古代，葛天氏、大容氏、伊挚、公旦、召伯、仲尼、屈平、董生、桓次公这些人，建立德行，树立义理，声名盛大流传，成为万世师表。他们遗留下来的事业，本来足以治理万物、安定天下；凭借圣明智慧使之昌盛，文章也繁盛得足以供人观览。这几位，确实都是当世贤圣、俊杰、豪士。考察他们的大道，本来不能只说是文章；至于文章，也不过是与他们的德行相符罢了。然而葛天氏、大容氏、伊挚、召伯，功勋铭刻在敦鼎之上，自己享有富厚、显达、荣宠，一生没有什么瑕疵灾患，譬如神龙升上青霄，云气蒸腾、雾气聚合，随着形势变化而卷舒自如，遇到时机和际遇，难道不是很顺遂吗？到了公旦、仲尼，他们是至圣之人，赤心奉国，劳身焦思，却横遭流言诽谤，奔走天下，带着礼物拜谒诸侯，经过七十二个邦国，最终也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屈平、董生、桓次公，都是骏拔雄健、博学善辩的人，耗尽精力和心思，匡正国政议论，冒犯君主而直谏，据理力争地进言，结果有的尸横江流，有的被废黜放逐，沉沦困顿、被贬斥怫郁而死，这是多么困厄啊！上天降生贤圣，大概是很少让他们得到应有的际遇；即使是贤圣，也常被弃置而不能振作，所以说：贤者不一定被任用，忠心也不一定能得到施展。可悲啊！可悲啊！难道是上天过分增益了他的德行，所以反而吝惜给他一生的福分吗？陆先生名粲，字子余，是苏州长洲人。他六岁就能诵读经书，每天能读数千字。诸位贤人豪士和长者过去跟随他的父亲游玩，时时和他交谈，都惊奇而喜爱他；有意用当时摘句成对的方式来难他，他总是回答得奇特敏捷，客人惊叹之余便对他的父亲说：“这孩子不是平庸之人，将来一定会成为天下士人。”先生曾问老师：“汉高祖是怎样的人？”老师说：“是宽厚仁慈、气度宏大的君主。”先生说：“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杀韩信、彭越呢？”老师惊异于他的聪明颖悟，便对先生的父亲说：“我不能做您的孩子的老师。”于是辞谢离去。先生九岁就能作文，十四岁选入县学。嘉靖乙酉年参加乡试，丙戌年参加礼部会试，都是奏名在经学生中的前列。天子亲临殿廷策试，他考取上等，被选为翰林院吉士；阁试列第一的有八人，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当时，掌权受宠的贵人操持权势，任意抑扬人物，朝廷内外都震恐不安。先生厌恶他们阿谀逢迎、迎合世俗，不肯去拜见；即使见面，也不向他们作揖。因此掌权者不高兴，便任命他为工科给事中。他多次上书议论政事，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都记载在奏议中。不久，发生了一桩冤狱，贵人坚持要办理此案，魏郎中奉诏执掌司法，出面争辩；御史大夫熊浃赞同魏君的意见。皇上发怒，罢免熊浃，贬魏君戍边，公卿们都不敢说话。先生上奏章进谏，天子震怒，杖打他，把他发配去输送鬼薪，不久遇到赦免。他又上疏论列辅臣张璁、桂萼的罪过，而皇上当时正倚重任用这两人。这两人十分尊贵傲慢，公卿们都侧目而视。奏疏呈上后，群臣都惊惧不安，并且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幸亏天子明圣，只是罢免了张璁、桂萼。皇上说：“张璁、桂萼有罪，陆粲的奏疏为什么这么晚才上？”于是把他降为都匀驿丞，不久又升任永新县令，县中称他为神明。不久，他请求回乡奉养母亲，天子答应了，最终因奉养母亲而得以终老并去世。竭尽自身侍奉父母，做臣子时又不躲避艰险，可以说尽到了臣子和人子的责任。先生日常细节方面的事不必采录，只看他的言论和文章所表现出的旨趣，也足以概括他的为人。文章是德行的光彩；只有光彩而缺少实际，君子会以为忧。先生却是文采和实质兼备的人。如今读他的文章，记叙事情的文字以司马迁为师，正直鲠直而毫不屈曲，有时兼用韩愈以及诸子的写法。写给吕侍御的信，则仿效宋、齐人的铭辞，每每古朴简约而有福泽济世之意。辞赋一类文章则宏阔华丽、纵横飘逸，很像山玄卿的五言古诗。仿效《文选》的律诗、绝句，则多学习白甫。诗文声调清峭，节奏哀婉，词意宏阔舒展而庄重深沉，确实是善于作文啊。

译有些儒生到老年还拘守章句，一对他们谈到古人的文辞，他们就惊愕地面面相觑。先生却独独尊崇喜爱古书，多次加以揣摩仿效；若不是博大的儒者、伟大的文士，聪明而才智超群的人，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我年少时就喜爱仰慕奇伟的节操，每次读书读到忠臣孝子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放下书本流泪。魏郎中是我的叔父，因此我知道先生的事情特别详细，内心也暗自敬重他。只是我年轻而且卑微，不能到先生门下执鞭侍奉。先生去世后，他的某个儿子把先生的文章拿给我看，请我为文集作序。我于是感慨叹息说：“上天降生像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很少，而功业又不能完成，忧郁不得志以至于死；这难道是上天看重才华却轻视禄位爵赏吗？”当先生因论断那桩狱案而获罪，刚刚得到一点宽免，又触怒大官的口舌，身体便倒下了；这难道不是壮烈的节义之士吗？文章怎么足以完全表现先生，也只能借此稍稍彰明他的志向和文采罢了。孔子曾教导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千年以后，人们从先生的文章考察他的德行，也可以看到其中细微的表现吧。《少岷先生拾存篇序》【董复亨】《拾存篇》，是已故建昌知府少岷曾先生所著。先生是蜀地泸州人，早年喜爱岷山的胜景，便把泸州的安乐山改称为“少岷”，因而以此自号，称为少岷先生。先生处在武宗朝时，才华和声名很盛，与峨眉、锦江齐名。他一生所撰写的文章，多得满眼满耳，车子装不下，房屋栋梁也容纳不了；但他雅意在于圣学，不愿靠辞赋成名。先生去世时，几个儿子还年幼，因此文章大多散失，没有保存下来。等到小儿子少沂公长大并考中进士，搜集阅览先生的遗稿，才开始在浙江刊行，但也只保存了十分之一罢了。所以用“拾存”作为文集名称。少沂公如今任山东行省参知政事，并不因为我笨拙少文。有一天，他拿出《拾存篇》给我看，说：“您对于文字，似乎稍微能窥见其中一斑，希望您为它校订并作序。”我退下后过了整整一个月，才得以大略了解先生文章的全貌。古歌诗在灵均的宫室之间，杂取并学习了植、傅奕的风格；四言诗出自《常武》《江汉》，五言古诗学习陈伯玉，有时也出入六朝；七言古诗学习祝枝山和杜甫；五言、七言律诗几乎夺取了王维、孟浩然的地位；五言、七言绝句自李白以后便没有敌手。序、记、志、传以及各种杂著，规摹学习韩愈、欧阳修；文集之外还有《河图洛书解》《春王正月考》和关于乐律的各种论述，这些都发自内心的精微领悟，又不是韩愈、欧阳修两家所能预料的。总的说来，他辞谢早年的浮华，开启晚年的精秀，广泛研习百家，驰骋于一家之学，把各种浮靡、曲折的文调全都洗涤干净，纯粹归依于正道，确实是前辈大雅之作。我考察《蜀志》，其中以文章成名的人，如王子渊、扬子云、司马长卿之于汉代，陈伯玉、李太白之于唐代，苏明允父子之于宋代，都凭借绣虎雕龙般的文采、能使鬼神哭泣、风云震惊的才技，成为一代文坛领袖，树立千秋典范。然而这些文集都保存着，不过是流连于月露风花的景致，采摘《离骚》《庄子》遗下的余绪；穆叔所说的“三不朽”，也只得到其中之一。先生年轻时与杨用修齐名，晚年结为亲密友好，诗文彼此唱和，此外还商讨诸经，思考继承服虔、郑玄的事业。海内讲学论艺的人，如吕仲木、何仲黙、郑继之等，都同先生推究根本、互相规正，称为莫逆之交。先生任建昌知府时，正逢宁藩叛乱，先生率领一旅之师，直面并挫败敌人的锋芒，前后斩首七百多颗。王文成公极力称许他的功劳，把这件事报告朝廷，最终却因为功劳太高而没有得到赏赐，又因这件事遭到流言诽谤，被罢官归乡，在瑞鹿、资江之间徜徉度日，直到终身也没有怨色流露。那么，穆叔所说的“三不朽”，先生确实拥有其中多项。假如杨用修、司马相如等诸位君子还在世，难道不应像雁行一样排列在先生之后，以兄长之礼侍奉先生吗？我又考察到，王文成十一岁时写《金山寺》诗，其中有“打破维扬水接天，玉箫吹彻洞龙眠”的句子。杨用修十二岁时仿作贾谊的《过秦论》，也成为士大夫口中脍炙人口的文章。后来这两位果然都以文章和功业显达。先生七岁时看见从缝隙中透进来的阳光，就称它为“野马丈虹”，于是补成一联：“明透屋山光似玉，影浮书案气如龙。”唉！闻名于世的士人相继出现，出来支撑天地宇宙，没有不是根源于早年的聪慧。因此，先生的文集确实是上天所授，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李玑】文章开拓变化，就像水一样，随着所处之地而呈现不同形态，运用起来也不止一种方式。各种文章没有不遵循道理的。学问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言论就各自局限于自己所能见到的范围，而看不到自己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有的失于偏颇，有的失于驳杂，文辞和旨意都错乱了，又凭借什么来阐明道理呢？更严重的，还果断地背叛正道，凭着他那封闭而强辩的口舌，只在外表上抄袭剽窃。这就像古人所说的空车，即使拿来覆扣瓦盆也可以了。又有的人陶铸锻炼本来平凡，才华也不是上天所授，即使内心见解融通，文辞却不足以表达，仍厚着脸皮勉强著述，这尤其没有什么可观之处。想凭这样的文章流传久远，怎么可能呢？从前我在宫中秘阁读书，曾经考察古今文坛，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作者；究察他们的才华和学问，在宋代我认为有曾氏南丰。南丰的文章，是上天所授的才华。心意所关注之处，文辞一定能够表达出来。他顷刻之间能写出千言，成篇文章文采斐然而又文质彬彬，铺陈丰裕、典雅畅达，确实足以自成一家。等到详细阅读他的书并体味其意旨，又可见其道德思想一以贯之，上溯本于六经，文辞各有源流，不同于外在的抄袭。因此，他所作的书信，委婉而确切；所作的论、序，辨析明白而合乎法则；代天子拟写的各种制诰，也都文辞严谨、义理端正，与古代的典谟没有愧色。大概在孟子的学说尚未传承、程氏之学尚未显明之后，能够文辞优美而流传，并且绝无偏颇驳杂弊病的人，像曾公这样的确实很少。

译唉，这难道是可以轻易说清楚的吗？我曾经就曾公所写的学习记来考察，他十五岁时，就已经专心致志地学习六经的文章了。后来他在外奔走游学，晚年才回家休息；即使如此，他仍惶惶不暇休息，只要稍有空闲，没有不努力学习的。因此，曾公学问深造而有所自得，言论又有根基，确实不是偶然的。世上的士人没有这样的学问却放肆发表言论，没有这样的才华却妄加写作，接连不断地东施效颦，专门用来欺骗人，最后反而自欺自误，也不肯回到根本上去。这种弊病到今天越来越严重，而曾公的文集尤其不能不流传。曾公的文集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稿》四十卷、《外集》十卷。《类稿》已经刊刻很久了；《续稿》《外集》在成化年间由本邑无锡安氏刊刻。近来有人选取其中精粹重新刊刻，侍御黄君伯容却说还没有广泛流传，而且版本中脱漏和错误很多，于是发布檄文命苏州太守王君重刻，便嘱托我为它作序。学问尚未明白道理、才华又低劣的人，大概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我哪里敢为曾公的文章作序呢？只是侍御君的请求不能虚置，所以把事情的缘由记述如下，也借此表现我私下的仰慕之情罢了。侍御君在吴中声望极高，又雅意于这篇文章，这本来就是其中一个明证。《海樵先生全集序》【薛天华】我在海内结交以文章辞赋著名的山人，不下十多家；至于陈海樵，我尤其敬爱仰慕。当初我考中进士，和同年宗子相等十多位朋友一起作文作赋，举行文会。当时谢山人从赵苑来，罗山人从吴苑来，大家日夜往来相处，大概都是立志仿古之初，意气十分旺盛，自以为联袂驰骋于文坛、才艺飞扬于词林，已经足以达到我这一生才力的极限了。不久我到吏部参加选官，补任南京礼部主事，与诸位朋友分别了很久。后来我忽然明白，自己求学的真正所在正在这里，又认为深究文字声韵偶对的事业过于急迫，只怕它会足以扰动我的内心。为什么起初极力从事，最后却急忙舍弃呢？一个是追逐文章的外在华采，一个是遨游于文章的真实境界，两者的根本旨趣相差很远。然而看到善于追逐华采的人，仍然会感到欣喜。从前秦地有人厌倦了燕赵之间的游历，正学习静心入华山，只怕不能深入；过了很久，他的游伴突然到来，他便惊喜不已。所以我在留都八年，凡是山人到金陵游历的，我没有不去拜访的；拜访之后，没有不亲切融洽、尽情交谈游赏，务必使他们各展所长的。至于形神舒畅愉悦、内心暗自羡慕的，那就是海樵了。海樵是浙江山阴人，先世凭军功起家，成为百户侯。凭山人的才华，假如采用兵家的法术，取得声名震动卿相，获取侯爵印信就像从袋中取物一样容易；或者不然，走进士的道路，争取殿试高第，逢遇盛世，也都是很容易的事。但山人反而厌弃轻视这些道路而不去做，说：“我不能让自己的身世随着他人俯仰，去践履危机险阱；我只在抒发感情、创作文章之间施展自己，希望能够因此在世上留下名声。”于是他搜集研习六典，采择考察群书；至于汉代、魏代以及初唐、盛唐各位大家的体制，也都竭力学习。他大概并不只是重视文章的羽毛而疏忽筋骨，不仅仅追逐外在华采。山人来到金陵时，戴着高冠，穿着宽大的衣带，仪容十分伟岸，士绅大夫都一致称赞仰慕。他宾客满座，应接答辩，身旁没有一点停滞；出口的话语、落笔的文章，都有声调和文采，当时人认为他颇有江左的风致。唉，如今距离当年与山人相逢，不知已经怎样了！从前我所欣喜结交的罗、谢二位山人，没过多少时候，也不知道如今聚散如何了。我在嘉靖年间任南方学政时，曾遇见山人的儿子少野君，还没有来得及谈论他的文集。如今我任东粤廉访使，少野君又在这里担任都尉，正要刊刻山人的文集，请我为它作序，难道也是早有等待吗？于是便借当年在江左仰慕山人的心意，为此作序。江左风流人物中，凭借君德而达到通显地位的公卿大夫不计其数，然而都不是专门把力量用在文章上，而是专以功绩流传声名。在当时凭文章而达到通显地位的，只有二陆和谢康乐。如今综合考察他的遗事：他投身晋室，却想听到鹤鸣而不能；他高举志向，浪游四方，直到蓄养健儿而招来讥谤。读他的文章，难道不也令人凄然感到有湘水屈原般的志趣吗？这位山人避开喧闹而趋向幽静，与白云同样清洁；厌弃荣华、舍弃官绶，把海壑作为自己的性情寄托。于是成全了他冲淡谦抑的本性，也使他清淡而含蓄的文章灿然生辉。自身与声名都获得成就，世世代代共同荣显的人，同那些俯仰随人、踏入危机陷阱的人相比，岂止相差千里？这样说来，山人可以说已经有足以显名于世的成就了。我写这篇序赠给他，也是为了表明我为山人文集作序并非偶然。《自知堂集序》【朱衡】古今从事修辞的文士，何其多啊！他们竭力钻研苦苦攻治，跻身作者之林，自以为掌握美玉、怀藏明珠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就跟随他人一同消亡。那些偶尔能在后世留下声名的，百人中也不过一二人。等到考察他们的类别，大多只是曲折浅陋的材料，没有总摄统领的气势；即使不至于同繁华浮艳的好听文辞一样，消散殆尽以后，若要谈论鸿才妙绪、树立旗帜而成为立言的典范，也实在困难。大体有三种情形：把经书训诫藏在心中，信奉道术，受到感发便写成文章，受到迫切事势驱使便出言应对。这好比端正的人站在明堂之上，衣带舒展、佩玉从容，仪态宏大宽绰；又好比大将树立军门，五兵森严，一道政令发出，纵横疾徐，全由自己决定，而百官六军，谁敢越过界限呢？其次，是从经传的余绪中窥探，考览诸子百家的旧故，运用心意铸造文辞，彼此都达到精妙。这好比九卿、群牧分头治理封疆，各自尽职，大家竭尽心力，同样可以通达政务、感动人心。至于剽窃支离的言辞，只取浮华而抛弃实质，立志不停止著述，口中不离《雅》《颂》之类的文辞；他的意趣越发分散，声音也越发背离正道。这只不过是讼师的工具，是向主管司法的人和差役申辩、揣摩塞满长官答词的东西罢了。这样的文辞虽工巧，但它的意义已经局促得不值得观看了。立言实在太难了！

译我的同年友人蔡子木，才华奇异，幼年便聪颖，文笔挥洒而神思通达，资质本已异于常人；十八岁就入朝做官，任行人，奉命出使燕、齐、赵、鲁一带，遍历名山大川，结交海内贤哲，又往来于两都之间，得以在典籍篇章中尽情施展才力。每当他的著作问世，海内人士都争相传诵。中年以后，他厌弃旧有习气，完全删去一切涂饰的姿态，专心研究经学，凡有神悟之处，便立即提笔札记。学问已能观其大体，精神又超游于尘世之外，便上疏请求归家奉养父母，未获准许；于是每到任所，便施行惠政，慨然以功业自我期许。凡是不涉及教化和当时世事的，他不肯琐屑地抽笔吐辞、铺陈辞藻、剖析义理；探究深奥的大道，便如海水承受万流，小的道理也如河水充溢，渐渐接近上乘境界了。我同他结交将近三十年，以道义相互切磋，即使踪迹远隔异地，也未曾不以篇章相互酬答。因此子木所作的诗文，我每次得到都仔细阅读。今年夏天，他来任山东按察使，而我正好承乏任藩司长官，朝夕谈论，十分欢洽。不久他赴江西任职，便把平生稿件若干卷全部拿出来，给我看，请我为它作序。我说：白石年纪刚刚超过壮年，他的成就已经如此；从今以后，我不知道他的成就将到达什么程度。我考察古今名家文集，白石所作的律诗，按照我所排列的三品之说，后世自然会有辨析它的人，哪里还要等待我的话呢？《蔡可泉文集序》【苏濬】从前春秋时期的卿大夫，遇到合适的时代和机遇，大多凭借卓异非凡的功勋而屹然显名；他们的辞命、章疏，直到今天读来仍然光彩灿然，于是使立功与立言一同流传、同样受到尊重，这是多么盛大啊！近世以来，功名与文章分成两条道路，所以润饰皇帝事业的人把力量局限在修饰文辞上，精工于雕虫小技的人又以从事壮大事业为可耻；即使有志之士，也苦于不能兼顾二者，这本来就是技艺有巧拙不同。我们郡的可泉蔡先生，与王尊岩公、梁学泉公都在幼年时以宾贡身份入京，当时人们把他们看作三只凤凰。不久梁公去世，王公早年退废，而庙堂上的期望便独独推重先生。当先生先行执掌兵权时，王公已经退居故园；纵观古今，王公的文章独自深入玄妙，同毗陵君相抗衡于一世；先生则锐意追求事功，每天寻求有利于国家的办法。后来评论者说，王公幽居丘园，所以文章特别精工，如同承蜩的老人，用心专一、精神凝聚；先生每日面对盘根错节的事务，所以熟悉练达特别深厚，如同庖丁解牛，刀刃游走于骨节空隙之间。二人或许正可彼此相继，成为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人物！我有幸同先生的次子交游，时常检阅他遗留下来的书箱，读到其中一二篇，于是又知道先生的声名并不只是由于他的功业。吹奏宫调、敲击金石，已经极其精工了，但仍然借助人的力量；咳嗽、吐唾、呻吟、吟咏，声音极其细微，而天然的机趣自行发动，其中就保存着造化自然的声音。像先生这样，在仓促忙碌之余写成词章，任凭心意流出，张口便成，并不是逐字推敲、长久构思的人所能相比的。先生的文章，难道不正是所谓天然机趣自行发动吗？假使先生舍弃那威武严肃的功勋，专门从事含英咀华的文章事业，估量他的成就，怎么知道不会超过一般文人呢？太史公说：“怎么知道享有仁义利益的人就算有德呢？”先生诵习取法虚斋，用来陶冶后学；江右人士至今还称他为“后蔡夫子”，那么豫章、彭蠡一带都成了先生教化沾润之地。先生所施予的利益多么宏大啊！我身列儒生之中，冒昧谈论古道，才进入司士一职的第八舍，学业还在作者门外，本来自己料定会被斥退。这次将搜集今昔资料，考察政务机宜，读到先生的各篇奏疏、规条，越发感到明白清爽，仿佛受到教化。《词致录序》【苏濬】四六文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从六朝开始的。古文圆转，四六文却由圆转变为方整。圆转不能不趋向方整，是形势所然。试看天地之间，万物流动曲折，本来没有端绪可寻；然而层层山峦相互对峙，奇花彼此映照，未尝不井然分明、森然排列。唉，气息相互碰触，众多孔窍都成为空虚；但把它截取调和起来，也未尝不能分辨雌雄、协调律吕。所以文章，是用来象形的，也是用来谐声的。圆转而能方整，方整又复归于圆转，这是文章的精妙之处。初唐文章的瑰丽，是承袭六朝遗风而来；然而它的类别相谐，事实核实，就像大将军敲击刁斗，声势虽大却不喧哗。到了昌黎韩氏、柳州柳氏，打破圆觚、削平方整，使绮丽华饰的文章变得典雅，使柔靡曼妙的声调变得平淡。评论者说唐文有三次变化，到韩愈、柳宗元时达到极点，这确实值得称许。宋朝兴起后，庐陵、眉山诸公彻底洗去西昆体的习气，奋力振兴文章，绝弃纤巧，织造真实情感，文章如贯串的珠子，文辞如束好的帛。因此谈到四六文，必定以宋人为工；这并不是刻意追求工巧，而是不求工巧却自然工巧，才是工巧的最高境界。近来执笔作文的人争相用绮丽文采博取世俗资望，然而有意追求工巧，反而因为工巧而失去了文章本身。当他们文思绮丽交织、繁词缛说，精神驰骋于月露般的姿态，刻意经营丹青般的篇章时，难道不是文采斑斑、洒洒洋洋，充满耳目吗？然而剪裁防范、雕刻木石，并不是化工的装饰；繁复的声调和急促的声响，也不是大雅的风格。骚人墨客的绪余之言，并不是朝廷应答酬对的宏大论说。想要同时做到象形与谐声，难道不是相互违背、失去恰当吗？祥宇李公利用观察民风的闲暇，上下考察千古，远考六朝，直到唐宋，选取其中四六文的精粹，命名为《词致录》。我接受他的请托，完成了阅读。这些文章色彩契合玄妙幽深之理，声音合于疏越之乐；削弱炫目的外在观感，崇尚浑厚质朴，竭力挽救衰颓的文风，直接追踪大雅传统，用来影响世道人心，难道意义很小吗？

译古书说：“声音的道理，是同政治相通的。” 我听说，弘正以前，士人不说浮夸虚妄的话，民俗很少有欺诈虚伪；白眉老人和穿草衣的人，脚步甚至不到城郭，只是质朴鲁钝而缺少文饰罢了。近来人文日益兴盛，智巧纷纷产生，蓬窗陋室中的士人，多以佩巾、炙輠之类的文饰相互争先；考察他们的实际功业，却终于成为空虚的凭据。编户百姓和疏陋房舍中的人，争相追求奇异、炫耀装饰；白绢、玄色、黄色的服饰像鱼鳞、星辰一样遍布，而穿韦衣、素服的人反被排斥，不能置身其间。往来问候，铺张声势而机敏善辩，可是太古时代醇厚质朴的意味，已经很少留下了。大概质朴发展到极点便趋向文饰，文饰发展到极点便趋向浮靡，风俗的变化本来如此，只是吴越地区尤其严重罢了。从前季子观察各地风俗，谈论当地歌谣和民俗，往往同当地政治相类似。既然如此，读这部编录，难道能不产生返归古朴的思绪吗？《尚友堂文稿序》【刘文卿】我为什么深深称许使君的文章呢？正是从他这个人与政事相契合之处来称许他的文章。为什么又深深称许使君这个人与他的政事呢？正是从他的文章所证明的意义来考察他：能够穷尽的就穷尽，不能穷尽的就不强求穷尽，这是精微之处。三位先生中的群正之子建说：“后世有谁能相知而评定我的文章呢？”这正是使君想要说明的意思。我看他回答“害马”的话，也就是“大搜”的见解，难道不能互相补益吗？文章把道理说尽便停止，这正是渊、云所要叩首称许的境界。我哪里知道文章的色泽不合今而合古，质实不新而放达呢？《檀弓》的典范、《天问》的哀情、《坟》《汲》的典雅，不正是今天所称许、万世也无法诋毁的文章吗？它们难道一定摹仿了百世以前的作品吗？桑间、《载驰》、《桂裳》这些里巷歌谣，怎么能符合采访诗歌的标准？如今的士人也没有谁嘲笑它们古旧。恒河之水即使看见头发尽白也不改变，六籍的教化即使玄黄相互争夺也不改变；有血气和心知的人，对此不必惊讶，也不必厌倦。光明啊，这就是天下最好的文章！难道还要凭世系和祖述相互呵斥吗？子勤是勤学儒术而出仕从政的人，雕琢篆刻并不是他所争逐的；至于作文，正是苏轼所谓“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的枢机。从前子勤镇守秀州，我以观察使身份在境内，禁令教化，无论早晚，凡有发掘、查办、赈贷等事，没有细微之处不依赖子勤的通达和善于待人。后来我又奉命驻守瓯越，山川遥远阻隔，但子勤的声望和政绩一天比一天显著；五刑七政所铸成的治理，他难道会不知道其中的是非吗？我们秀州的士人不知道，子勤难道不是我们一向共有的父母吗？我更加感到自己德行不足，往来衢州、婺州，逐步参与政事，如今又任浙省按察使，子勤却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志气充盈而不陷于枯槁，器量广大而不受局促；剖析疑难、剔除弊病，力量所及无不摧破，而道德恩泽总是施于自身。南宋诸先生所探究的要旨，他都极力深入并发扬出来；他的文辞深奥精微，原则则像葱岭悬度一带的水流，奔放溃决而变化莫测；他的思想枢机高峻而无穷，虽有文人的纤细情致，却从未妨碍迁、董的事业。他的精义足以传达圣贤之意，无论铸成钟鼎还是制作书函，都能胜任，哪里是区区燕越地域所能限制的呢？似乎古而并没有刻意显得古，似乎新而并没有刻意显得新；寄托兴致于浅近韵语，畅达地发抒于深奥幽微之处，显然不违背千百世以来的正统文脉。伯夷不能夺去廉洁，庄蹻不能改变志节；以古人为友而不迷惑，意义就在这里吗？以我用来验证子勤的东西，以及子勤用来验证自己的东西来看，仍然是陶铸秦汉文章的事业。有人说，文章不能算儒学，儒学也不能算文章；那么，怎样才能使二者并存而统一于道呢？假如韩退之不足以同黄初文章结盟，扬子云不能看见天地的广大，那只是有人提出疑难罢了。海内之人分道扬镳，各自追逐所业；无论河水混浊、济水清澈，总归都能发扬宇宙的精华，只是在古今新旧的议论中纷然争论，终于轰然止息。若一定要让宫商从同一管中吹出，这部集子还怎么能以古人为友呢？况且屡屡寻求区别于世系，还说“昆吾是豕韦氏”，那么，具有诸位君子表率的，就是子勤了。《马见田纪行稿序》【包节】我从前同见田子交游时，从未见他谈论诗歌；分别数年后，他寄给我《纪行稿》，打开一看，篇帙充盈、光彩灿然，犹如和氏璧、隋侯珠，才显露出奇异的光芒。唉，他为什么能有这样超凡的造诣和顿悟，难道只是偶然有所感触而寄托于诗吗？见田子年轻时就以才华负有盛名，俊逸倜傥、瑰伟不凡，傲视当世，以为不久便可取得通显地位，应当用功名事业在当时大放光彩；至于雕虫小技，则鄙弃而不肯从事。四十岁以后，他困顿于科场，不能得志，只得低头徘徊，按例进入太学。平生高奇俊拔的气概，郁结盘踞，无处发泄，于是寄托在诗歌中，希望稍微显露自己。大抵贤人逸士不得志，这就是词赋产生的原因。自屈原以来，代代相承，诗可以用来抒发怨愤，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他的篇章专门取法于自己的胸怀，直接抒写性灵，不屑于琐细地沿袭前人，以迎合当时世俗的好尚。然而高山大川、明堂清庙，也没有不在其中具备的。他那个时代评论诗歌的人，大多都说要学习唐人。唐诗最盛，是景龙年间修文馆二十四学士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不能称为一代绝唱，只是遗憾他们身处侍从之列，朝夕在皇帝帷幄之中，不能写出直刺君上的奇警之语和单调歌谣，只是一味亲狎猥琐、谄媚夸饰，辞藻虽精工，却失去了诗教。至于山林里巷中的村老和闺中女子，难道一定早已熟悉律吕，开口就合宫商吗？他们只是有时因感触外物而寄托情怀，舒展胸襟、排遣愤懑，一旦抒发出冲和质朴、幽静闲适的情旨，风雅也就具备了。我从《纪行稿》中取法的，不正是这一点吗？况且古代士人相信自己，别人也相信他；后世士人怀疑自己，别人也怀疑他。东方曼倩、员半千之流，都是徒步来到宫阙前，自高自许，别人却不认为他们不对。后世抱持举子学业去求取有司考试的人，稍遇挫折便面带羞惭，文思衰败，畏缩惭沮；古今之人为什么相差到如此地步呢？如今读到见田子的自序说：“没有人了解我啊！了解我的，恐怕只有诗吧？”差不多可以看到他坚定自信的一面了。他的慷慨激昂，可以同东方曼倩一辈相抗衡，这是我特别看重他的地方。然而我又不能不有所感慨。夜光珠和明月，贵在有人先加以称誉；《三都赋》由皇甫谧表彰，阿房宫赋借武陵先生传诵，古来本来就是如此。我曾听说三十年前，崆峒、大复诸公在文坛扬旗，鼓励奖掖后进，所以一时穿着粗布而文采出众的士人，名声震动京城，侯王都为他们虚席以待。到了近来，公卿大夫又重视治理功业，专心研究世务；士人中有谈论诗歌的，元老大臣往往加以排斥，于是使缙绅把诗歌视为忌讳。假如这部稿子遇到何、李诸公，他们一定会把它奏进朝廷，采入郊庙之乐；可是现在正值忌讳谈诗的日子，又怎么会有人了解、赏识见田子呢？天下人都忌讳谈诗，唯独见田子诗稿满帙，丝毫不迎合时俗上下，这更显出他能够自信。难道他是借此求得别人知晓吗？唉，这正是我特别看重他的地方。

译《庄渠魏先生文集序》【胡松】从前读书时，我曾反复诵读“今人与我同居，古人与我相考察”这句话，不能停止，心想当今世上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如今读完《庄渠魏先生集》，全面考察他的品行，才知道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先生在正德年间做官，当时凶恶的宦官专擅朝政，士大夫浮沉随俗、苟且求仕；较高一等的，只要留意《春秋》《左氏》《开元》《天宝间诗》《晋二王帖》，以及唐代颜鲁公的书法，就已经足以夸耀展示、自我矜重；次一等的，不过围棋饮酒罢了。至于古人修养自身以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学问，他们哪里有闲暇顾及这些忧患呢？先生的资质才干本已与众不同，志向见识又格外高远。起初任南刑曹时，便考虑如何尽到本职，精研法律义理。后来又以此为卑下，取友天下士人，专心研究经略，思考宇宙大事。凡是丘氏《衍义》所记载的经世事业，必定加以讨论，务求取得实际成效。后来认为根本并不在这些，于是反求自身心，向天地万物学习。他的学问大体有三次变化。所以居于江湖麋鹿之间，便思念君主；处在台省廊庙之上，便忧虑百姓。总之，不只是向朝廷敷陈纳言、参与议论思考、讲说献策，即使是寄托情怀、赠答酬酢、书信命令、问候馈赠，也都用来忠告善导、陈述情谊、责难过失、辅弼匡救，无所不用。他的思想和实践达到极致，可以说是恳切勤勉、相互切磋、正直敢言，把天下四海看作一体的人了。其他文章暂且不论，即如《周礼》一书，世人都说它是残缺断烂、不合经义的书，先生却用繁密的考辨来说明它。先生条分缕析，阐发圣人代替上天覆盖、养育百姓而至公无私的心意，仿佛可以亲手捧取。至于他说后世君王如果能够完全实行这套道理而不加改变，那么天地便可以各安其位，万物也都能各得其所而安定。他又追悔秦朝废弃古制、专任刑法，感叹说：“古代是一个宇宙，今天又是一个宇宙，自从秦朝把它们隔断以来，就成了这样。”他从京口渡江，越过淮水，泛舟黄河，考察地理；凡古今山川经络的大界限、沟洫河渠的旧迹、转漕运输和都城防御的形势、车骑马步以及田赋收取的便利与否，中原方圆数千百里的土地，都在他的指画筹算之中，仿佛运用在掌握之内。他胸中的怀抱和志虑，难道是三代以后那些随世俗追逐功名的人所能窥见边际的吗？他又忧虑学者多谈空虚的道理、以虚文妨害实际，曾说：“人类自开辟以来，虚文一天胜过一天；自孩提以后，声色气味一天增加一天，怎么能够达到大道？如今必须堵塞欲望、深固根本，恢复淳厚，返归质朴，以挽回造化。”又说：“收敛停蓄，深造默成，才是天然机趣的学问。它的关键只在这颗心：操持它，它就存在；舍弃它，它就消亡。所以君子贵在戒慎恐惧。唉，这道理真是微妙啊！因此他所著的六部书，精微地蕴含着这种意思，时时在象形、会意、指事之间加以阐发，并不只是为了订正古文、整理纠正俗体字而已。当时皇上正有意考察古代礼制文章，整顿正学；但当时的宰相意见不同，于是先生请求准许归乡。可悲啊，可悲啊！正直的人难以容身，奸邪谄媚的人却容易结党。大概吕惠卿、章惇之流接连进用，而韩忠献、富文忠诸公反遭排斥。至于元城、涑水等众多君子，还被视为邪党奸类，唯恐他们再被起用。这又是世道人心升降的关头、人才消长的契机，难道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否则，君子在位，声气相应、同类相求，人才便依类别升进，阳气居内而阴气处外；那样的话，人才、国用、礼教、风俗，难道会像后来那样污浊低下、困乏屈缩吗？我以古代贤人为友，三次叹息而流泪。后来有一天船经过姑苏，偶然遇见太守王君，询问郡中的旧事，谈到先生时，他立即表示敬慕，于是托请王君替我抄写一部。王君不嫌弃我，把作序论述的事交给我，并准备刻印流传。我是什么人，哪里能胜任这件事？但因王侯崇尚先生的至诚心意，也因我私下仰慕先生的高雅志趣，终于不能自已，于是大略论述如下。至于先生一生的经历、言论、行政和事功，则由先生的入室弟子郑君伯鲁编纂完备了。《浚谷赵公文集序》【胡松】我从前读书，读到《秦誓》，读《诗经》读到《驷铁》《小戎》《终南》《黄鸟》诸篇，喜爱其中质朴正直、勇武刚毅、明白诚信、诚恳厚实而文采灿烂、光辉成章的风格，认为这是先王礼乐教化留下的余泽，又经过孔子神妙的删定润色，理应如此。近年起用废黜之人，我惭愧地任关右藩守，从雍州经过豳地，沿泾水溯流而上，又向西登临崆峒、吴岳诸山，考察朝那、汧汭诸水，看见山川盘亘雄伟秀丽，高耸接天，绵延曲折；水流迅疾激越，于是知道山川的根本由来深远而有其源头。秦地人自然形成秦地的声调，正如楚地人说楚语一样，实在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居住久了，我巡行部属到高平，往来固原，在藏书阁的回光亭拜访浚谷先生，因而得以读完先生一生所作的诗文。他那些感慨时事、忧虑时局、咏怀写物、酬答寄赠的作品，是多么宛然具有秦穆公后子蹇叔、孟明氏的气概，以及《小戎》《驷铁》《黄鸟》《终南》的遗风啊！然而又豪迈如李白而不放荡，雄奇如杜甫而变化更多，纵横畅达、跌宕起伏如司马子长、班叔皮。至于最终归于道德仁义的深厚恩泽，典章礼制中正纯粹的境界，又不是各位君子所能并列的。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先生资质才干卓异，本来就不同于众人；成年入朝后，遍交一世名士，同时代如罗子达夫、唐子应得等人，都同他一起饮食、休息、起居，共同推究议论，并且一同讲习孔氏的正学。因此他的言论质朴而文章奇崛有法，直率却不傲慢，放达而能成章，宏大丰衍、巨大华丽却不流于浮靡，远远追随典谟，向上接近《风》《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哪里会被秦地风土限制呢？大概先前诸位君子从天地所获得的资质相同，但他们用来涵养自身的东西不能没有差异；所以苏子由在《古史》中讥讽司马迁浅陋而不好学，大概就是对此有所感触；即使班固、李白、杜甫诸君子，又怎么能逃脱这种讥评呢？孔子说得好：“十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后来他又以不讲习学问为忧虑，难道学习只是为了成为诗人或文章家而已吗？还要成为有智慧、有谋略、严肃端正、善于治理的人，成就贤人圣人和君子的事业；否则就只是掌握技艺罢了。更有甚者，反而成为佞臣、谄媚者、诬陷者、奸邪者，成为禹、歆、操、丕一流人物。可见学习与不学习所导致的结果相距甚远。那么，学问怎么可以一天不讲习呢？我大概正是从赵先生那里得到老师的启发。赵先生认为我的议论同他的心意相合，于是嘱托我为他的文集题写序言；如今我不敢推辞浚谷先生，难道他将来还会更有教益来指教我吗？《旧集自序》【屠长卿】

译如今谈论诗文的学士，何其轻浮喧嚣啊！他们是在内心交战吗？腹中没有先民的学问，脚步也没有登上大雅之堂。偶尔试着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稍微凑合音节，便张大嘴巴轻视古人。古人怎么可以轻视呢？当他们完成学业时，这门道理的精神难道不是摇曳高远吗？踏着荒远之境向上而行，游于九天，游于九渊，取得的精华很多，运用的事物广大，事业宏大而奢丽。可是时日久了，能够确定评价、成为名言的又有多少？其中大的不过寥寥数篇罢了。如今的学士往往多到数百万言，那么古人不是显得很拙劣了吗？古人的事业专精于一家，而今人喜欢猎取各种文体；等到写完以后，连一家也没有达到，又何必谈论各种文体呢？这样看来，古人并不拙劣。我从童年学习读书时，所得很多，却抛弃而没有收存；如今保存下来的十篇中还不到一二，曾不敢希望赶上今天的君子，又凭什么在梦寐中接近古人呢？有客人对屠子说：“从前你在京师同客人谈论诗文，总是以古证今，判定甲是乙非，指出这里的瑕疵、那里优长，弹劾批评很多，言辞很有辨析力，可是最终你的论断并没有定准。你知道诗歌什么是美、什么是恶吗？依据什么来判定？”屠子说：“我哪里懂得诗？又哪里懂得诗的美？难道合适的就是美吗？” 万物有万般品类，总而言之在于合适；诗歌有万般品类，总而言之也在于合适。比如天空青碧、太阳升起，山川明净，天地四方开阔明朗；又有昏黑阴暗、雷电交加、云层崩涌、暴雨奔走、恶风呼啸，景象各不相同。比如阆风山之上、泰山之巅，鸿蒙高远，万里景物仿佛近在席前；阴崖盘曲、深谷幽邃，下临千仞，曲折回环、浩瀚深广，龙蛇鬼神出没，幽深得不可测量，境界又各不相同。比如长波巨海回旋激荡，席卷天地，天地仿佛翻覆，日月像倒转运行，险峻壮阔到了极点；而在清溪白石之间，水流停蓄潺潺，映照日月星辰，连眉毛胡须的大小都能看得清楚。比如郑、卫郊外和邯郸道路，草木茸茸，花朵灿灿；歌唱怀春之章，称颂芍药之诗，可以说美丽到了极点。然而那位眼睛碧绿、瞳仁明亮的人，采芝食松，削减形体、屏息养神，敲击大石而歌，踏着险峻山岩游览，自有与荣枯不同的情趣。又比如翟冠翠翘、缟衣綦巾，文饰与质朴各不相同；洪钟鼍鼓，清声浊声也彼此分明。然而只要合宜，就没有不适合的。正因为各得其宜，二者才能并存。我读古人的诗，心情洒然舒适；读今人的诗，却觉得不适。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美与丑的区别吗？我哪里懂得诗？又哪里懂得诗的美？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崆峒子所说的金、元之乐，如今盛行于民间，淫靡猥亵而含有哀思，声音高亢而流畅，也能使人快意。它究竟是美还是丑？”我说：“唉，这哪里值得快意啊！”我刚听进耳中时，确实欢喜而心动；随后却悄然悲伤，时间一久，气力便渐渐消沉。我曾读古诗歌，读过几遍后稍觉厌倦；合上书站起身，过一段时间再读，又觉得新鲜，甚至可以读到老。试着拿民间歌曲来读，能读完一篇吗？更不用说金、元之乐了。这就是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别吗？即使是我自己的作品，我也只取自己觉得合适的；既然取其合适，又哪里还管它美不美、不美不美呢？我又哪里能够知道呢？《沈青霞集序跋》【茅坤】以上是我所作的《青霞序》，论及他的文章、诗歌若干卷。我大概只看到他所作的《小言》《鸣剑》和《筹边诗》刻本，便为它们作序。后来我终于读完一整帙，其中多有残缺的篇简和讹误的字；拿它同青霞过去寄给我的本子覆核，有的少了，有的多了，很多地方不相符合。我于是先去询问伯子敬，子敬又哭着说：“这还只是先父旧稿的十分之一。”我年轻时曾在先父身边参与文章写作，先父每次落笔成稿就十分欢喜，嘱咐子敬誊写，累计有四十卷。等我从塞上返回越地时，已经汇集编次成帙，准备带回去刻印，但先父出了事情，稿子最终留在箱笥中。等我回来时，先父刚刚遭遇祸难；督府以下的人原本接受宰执指使，想罗织其他罪名来邀功，此外又因为先父在边塞所筹划的事务，把各种权宜缓急的办法分类排列，这些大都同各位将帅以下的意见不合；甚至连他闭垒养兵、诈取首级以奏报功劳的事情，也常常在文章中揭发出来。他们最忌惮的，是大同右卫被围时，先父多次写信催促督府乘机整顿兵力，出兵袭击、击破围城。督府已经答应照办，后来督府公然怯懦，终于不敢出兵；城池被围总共六重，持续了数月。后来有三名戍卒从被围城中突围逃出，其中两人姓名为某某，进去向督府报告，督府立即把他们打死在杖下；另有一人名某，惊惶恐惧，乘机逃到路上乞食，有人问他，他便流着泪诉说先前的情况。先父稍稍接近询问他，越发愤激哽咽，于是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告知督府，大略一并指出事情的虚实，以及放出我军应当乘机攻击的大概情形，想以此激励督府公然出兵。但文辞之间又稍稍侵毁督府，督府更加窘迫不安，又怕先父把这件事报告朝廷，于是同某御史暗中互相散布流言，上疏罗织罪名，构陷杀害先父；他们又害怕先父所作的文章流传出去，其中记载的事实多与奏疏中的构陷不合，将来士大夫或许会按事实查究、揭破真相，那样祸患就不可预测了。于是当天就查抄没收我家，取出先父留在箱中的旧稿一并焚毁；又因为先父门下弟子很多，认为弟子家中必定藏有副本，便再次张榜于市：凡是收藏先父遗稿片纸只字的人，立即按同罪逮捕。于是先父门下的弟子们惊愕战栗，只得全部毁掉稿本。如今仅存的，只有已经刻印的《小言》《鸣剑》《筹边》诸稿，以及《兵说》八十一首和他所作的其他诗篇、写给苏司马以下人物的书信；这些都是弟子中武国忠一人宁死抗拒而私下收藏的。

译然而武国忠也已经处境窘迫，正要把亲手抄写的稿子焚毁时，刚刚焚香祷告，便觉得腹中如刀刺一般，忽然倒在地上，像坠落一样。他梦见先父穿着绯衣、佩剑，呵斥他说：“你也要焚毁我的遗文来讨好帅府吗？”于是惊醒，极为恐惧，便挖地筑窑，把稿子藏在里面，所以稍稍得以免于焚毁。但督府又因这部集子而被愤恨哽咽的文字牵累，不能自安，害怕先父把这件事告到朝廷，便发檄文经过浙江，并逮捕我。等我被押经过督府时，我哭着申诉自己没有别的罪状，督府说：“你父亲喜欢写文章诋毁讥刺当世，你把这些文章全部交出来，我还可以赦免你。”我据实回答，督府更加发怒，厉声命人不停地拷打。我被送往御史台的第二天，御史台又按照督府所说的罪状不停拷打，并命令守狱者三日内把我必死的情况报告上去。那时我也料定必死了。第二天忽然听说给事中吴公时来弹劾督府和御史台的罪状，皇帝下诏杖责督府及御史台以下官员，我才得以出狱。出狱时，家已经散了；我于是遍访先父的弟子，哭着请求旧稿，最终也没有得到。后来只得到武君挖地收藏的稿本，然而其中有残缺的篇简和脱漏的文字，又有一些是武君旧稿中没有记载、或是其他弟子私下熟记后传述下来的。至于《溧阳令》《茌平令》《清丰令》以及锦衣卫的诸篇稿子，则是我获释出狱后，遍访先父交游之人，从他们那里转抄所得的。子敬口述这些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我听说后，把这些情况系在文章末尾说：“唉！古代贤人志士受到谗言构陷，因罪被夺去官职，或者丧失生命、使妻子儿女陷于困窘的，曾经有过；但从未听说连他们的文章也一并焚毁。宋代欧阳文忠公曾痛惜苏子美被宰执攻击而罢官，便为他的文章作序，认为世间那些忌恨子美、排斥他、摧折他、使他流离困厄的人，他的怨家仇人甚至曾出面把他挤压到死；然而他的文章已经流行天下，不能稍稍毁坏、掩盖它。唉！青霞所遭遇的灾祸，既诛杀本人，查抄家产，拘系牵累妻子儿女，又把他一生的文章全部焚烧，其惨酷刻毒竟达到这种地步；那么，又怎么能说文章不会被毁掉呢？唉！这也足以窥见世道的变迁了。”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九，余姚黄宗羲编。

译序四十。文集。《王百谷谋野集序》【邢侗】飞鸟高翔于空中，凭借一尺长的书信和它的羽毛；鱼儿拘曲地游在深渊，凭借八行书信和它的鳞鳍。飞翔与下沉，本来不是驿传使者；禽鸟与鱼类，也少有人的灵性，却能把心怀畅达于天边，把声息传到极远的边地。被拘系的臣子因此得以返回故国，亲爱的朋友因此得以加餐保重。把心意托付寄托在这些事物上，难道不重要吗？至于有的书信出于肺腑之交，有的情谊重在反复讲论，有的形势突然发生，有的事情关系到嫌隙；一呼一吸之间便判定喜怒，靠当面言辞来授受消息。若不是东里子那样博雅，茂先那样博识总括，便很少不把旨意弄错、把言说写得卑下，从而使友邦反目，使邻人动辄掩口而笑。我的朋友王百谷先生，内含贞正、践履中和，包藏朴素而发扬文采；离开延陵旧居，租住伯通旧日的廊屋，安于丰俭之中的精华，沉浸在洗磨心性、以枕漱流的生活中。茅屋并不尊贵，却有卿相登门；缝掖之士本来地位微贱，却有钟鼎之家虚席等待。他闭门授徒，正如广川董仲舒；著书立说，近似君家节信；游学论道，可比太丘；朋友交往，融洽如苏武、李陵。书信往来没有一天中断，交游酬答遍及四方。我私下看到他情意深厚、礼数周全，撕开白绢、展开纸张，吐露篇章、陈述文辞，文思如霞彩蒸腾、河水奔泻；学问义理冠绝人伦，言语妙绝天下。有时面对权势正盛的宰执，他在庄重中流露调笑；面对失意失职的寒士，他在谩骂中寄寓温厚抚慰。有时朱门王府表面仰慕他，罗列言辞显出他清疏的风度；有时乘熊轓车的高官推诚相待，他便以刚正不屈显示耿介。有时邻里相接，贺喜吊丧各有不同；送一束生刍，带两家的羊和酒，或沉痛至极，或欢快至极，都在笔下写入幽微。有时疏远亲属和亲密戚友，头部不适、腹中疼痛，便量水称药，分送甘食鲜物；一腔郁结化为三声叹息，寄托在字里行间。有时良辰佳夕，借草席、燃火炬，校阅莺花，指点卢采，倚马挥笔而醉，详细诉说心中愿望。有时面对方外名流、域中巨商，弹指之间写下疏兰阁的书信，横行挥写佛家迦叶的文字。有时面对兰闺少妇、桃叶小姬，挥毫代写金剪般的哀怨，含辛茹苦地报答薛涛锦上的诗意。大的篇幅可达巨幅，小的只在手掌大小，声势震动如金玉，规矩合于骚雅；有时峻急如严霜中的栋梁，有时婉转如流风中的飞雪；磊落奇崛而无枝节之累，浩瀚奔放而冲破藩篱和污秽的障碍。古代有陈孟公，今天有王次公，可以说是跨越时代而独绝的轨范；在书信文章的场域中，二人都获得了赫赫的赞誉。唉！从前世庙时的杨用修，编纂辑录清雅的文章，于是使洛阳纸贵，使鸡林高价悬购；那还只是聚集众鸟羽毛制成的裘衣，而这里却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珍贵皮毛。古人说蜀地得到龙，吴地得到虎，借此作比喻，尚且不能算是恰当的评价。百谷的朋友韩君道亨，出自廷尉世家，世代同王生结交；桓谭以玄妙的鉴赏独独信任扬雄的草书，于是命人将副本刻印在郁氏之处。道亨文辞明辨清朗，才气风格劲健高昂。我只是从他的先父大人那里略知一二，这里特意夸赞他的应和之声，尚未涉及他宏大的匠心罢了。《谢在杭居东集序》【邢侗】如今放眼天下，鸡坛错杂耸立，便遮蔽了郊外的光彩；郊祀牛耳相互争执，便使车盖、帷幕彼此相接。美玉混杂在腊鼠之中，荠菜、葳蕤又混乱于人参之间。因此，叶公所画的龙，并不是应当盘踞的真龙；木头雕成的骏马，也很少具备麒麟那样的资质。若不是极力研求、穷尽考察，再加以申明辨析，那么朱与紫总会混淆，真与赝也容易互换，最终两者都受到损害。以我所见，闽地的杭州谢君在杭，实在难以用寻常语言评论。在杭出身于戴冕服、执黼黻的显贵家族，世代有缃帙书橐相传的家学。他幼年便清秀聪敏，渐渐长大后更显得英特不凡。他所读的书堆起来足以等身，人们说他将来可以位至公卿。他很早就考中进士，却颇为厌弃当时的学风，于是屈身任司李，退居董氏帷幕之下研习学业。后来他探究幽微，宗法郭璞、皇甫谧等人的深奥典籍，因此学问深厚博大，成为当世的大儒。他从吴兴调任东郡，借着任职之便寄寓各地，一心著书。他从射书城门出发，在历山山麓停车。经过厌次，凭吊东方朔；到了菑里，又感念次卿。在任城追忆太白的旧迹，在阿曲寻访陈思王的遗踪。在齐地寻觅雪宫的遗址，在海边又见海市蜃楼般的幻景。不其山的书带草尚且奇特地留存，成山的刻石文字却将要湮灭。触景感时，哪里能够舍弃这些感受呢？或者因为处理讼狱、审理案件，积下了不少闲暇。僚属相互周旋，间或形成曲折的防护。山中驿站采来空馆中的花蕊，鬼神的廊庑借用青磷鬼火作为火炬。文字劳心，编稿又断绝，却正好借此防护心神；皮肤起粟，双手生疮，却凄然寄托感慨。大凡在这种时候，文思笔力才会遒劲。谢君喜爱作诗，诗歌分为各种科品，没有不广泛取法《风》《骚》的。他以魏晋诗人为枕席，以初唐诗风为宗，直到中唐都加以沿袭。那些细小的防范和各家长处，他都加以融会；内容丰富而明丽秀美，就像曲折水洲上的芙蓉；适宜表现怨情、清情与和情，就像无端而起的锦瑟之声。至于发言天然拔俗、绝非玄妙诗匠所能企及，骨力森然，眉目妩媚，使人不由得低眉拜服。看那些沉沉地装饰自己的幼稚声调、匆匆自夸自己琐碎奇峭的作品，实在与他有天壤之别。至于文章这一大业，谢君更能击中要害；长篇宏制，步武左丘明一派，法度体裁都很严整，出自胸中本有的素养；平正地扫除重舌翻译的艰涩，雄健成篇，不受“碎金”之讥。登高临风、授简作文时，他有谢希逸那样的风致；嬉戏泼墨、随手写作时，他有沈休文甘心焦思的情趣；杂陈酒食、汇聚宾客时，他有刘义庆编纂《世说新语》的兴味；搜集方言、储存记录时，他有扬子云积存油素的作风。我私下又观察到，他余力所及，足以代人执笔，连续写作而不倦；英气流露在代写文章之中，灵秀胸襟表现在应答文牍之际，因此能够使华贵簪缨之士在上座相聚，也能把文风和政绩联结到遥远边地。总的说来，他的资质超群，才情开朗敏捷，无论投身于何种方向，都没有不合乎法度的。拿这些来同我辈的文章条理相比较，辨析真伪的区别；若在中原寻求这样的人，在杭大概就是神龙天马一般的人物吧？在杭任官时，落拓失意，吃的是粗菜，饭食粗粝得像喂虎犊一样；他所到之处与众不同，粗鄙的奴仆更不可能像普通隶役那样看待他，他以此报答朋友，实在胜过寻常一筹。他端正而疏淡的生活，使内心足以享有四种爱好；写成香艳文字和议论文章，准备交付官府刊行。他把奴仆经营成营垒，私下把自己比作宗氏那样有高尚风期的人，真是美好了。做官又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呢？在杭对我说：前些日子旅居鸾浔，耳中听到的是广陵箫声，眼睛看到尽头的是蒜山白雪。哪里还顾得上自己身在远方，官职又再次困顿呢？如今来到太守身后，列入属官之中，纵马飞车直指前方。做了二十年老明经，如今只当了三天新妇的丈夫罢了。什么时候才能解下腰间的绶带，摘掉头上的冠帽？在安昌野外缓缓游走，追逐飞鸟走兽的迅疾。大苍鹰飞出笼子，黄棘树下捕捉兔子，拌以干葵菜，再用浑浊的酒来佐食，真足以让人快乐到忘却死亡。我说：在杭，在杭，你的志趣这样旷达，正可以自己开辟一方文字田园。僧超为你结撰文章，哪里会不好呢？在杭所编《大噱集》题署“居东”，是记载居处之地，也寄托着让人知晓作者风采的意思吧。《四林全集》序——俞安期

译明朝兴起以来，诗歌大概经历了多少次变化？其他暂且不论。只说嘉靖、隆庆年间，前后七子一同兴起，其中李攀龙、王世贞在当时树立了旗帜。凡是执笔作文的人，都鄙弃江左的卑弱靡丽，学习中原的高华雄健，争相习作夸大的言辞，吐出洪亮的声调。内里空疏，却强行振作声调，彼此用虚浮的喝彩相互赞赏，把这叫作“今体”。可是，这怎么能掩饰无情的蹙眉和强作笑容呢？我的朋友安茂卿独不追逐当时的爱好，握笔抒发思想，始终以清丽婉约为主。他的眼中从未见过恶劣的道路，他所接触的人心中也从未见过恶趣。遣词造意，写成诗篇，都有俊朗清超的情致，不知有漫无边际、凶暴乖戾的言辞。我后来在《八子咏》中列写茂卿，说：“茂卿确实娴雅而具有俊洁的才华，忽然振作起来经营大业，遣词发言以畅达胸怀；立身如美玉高洁，磊落的才德排列其中，旁人无从与之相比。”这是真实的记录。如今读他的遗稿，篇篇清整，语语隽永。他年轻时受到刘大司马的喜爱，流连于花月之间，挥霍酒杯。他的文章并非没有连累和可删选之处，只是往往因为一字的牵累，便把价值连城的珍篇一并舍弃。现存的遗稿，大多是他壮年以后的作品，都是无瑕的美玉，可以成为有用的器物。只是他分心于参加公车考试，诗文篇什因此很少，所辑录的仅仅如此。叔小范曾笑着对我说：“我家阿咸一生有两个反常之处：少年时本应竭力应试求仕，却竟然流连于词赋，耽误了求取功名的事业；壮年以后，本应寄托兴致于酒杯，把心意寓于篇章，却反而苦心攻读公车之业，耽误了本可成就的大业。”我也因此笑倒。假如不是这样，那么他所取得的成就应当不止于此，而他的诗文数量也会多得多。茂卿又擅长绘画，活着时本来就不容易购求到他的作品。自从他去世以后，即使一片纸张也贵重得不亚于秘宝。这部诗集雕版刊成，不知洛阳的纸张价格是否又会因此上涨呢？读李于鳞集——刘凤 李生自称是能够应世的才子，说即使司马子长也远远不如自己，纵横驰骋于千古之间，以崛强劲健自我欣赏。他的文章连缀类比，铺陈广大，归根到底不过是从《左传》《国语》、太史公之书中摘取辞句、缀辑成篇，奇异幽深之处层出不穷。叙述一件事动辄数百字，尚未说完，意思却不过如此；既然一句话就能说清，却故意写得艰涩崎岖。况且如果都出自自己，怎么会不可以呢？他偏要剽窃古语，联贯穿插，搜罗拾取以自我炫耀，写成百篇而结构几乎一样。有时援引《左传》《国语》写入史书，有时牵合经义附会于传记，熔铸锻炼得很巧妙，好像已经浑然合成，看不出缝隙。这样做十二年或许还可以说很难，却还不能说已经达到最高境界。文章本来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绳墨，随着篇幅长短而变化；仿效《左传》，就成为《左传》；仿效《国语》，就成为《国语》；仿效太史公，也就成为太史公，各自都应当成为一家。譬如美人，骨骼形法可以相近，但精神神采却不可能完全相同。车夫所循的轨道或许相同，可是车轮车辙、奔驰疾徐，难道一定要把前人的痕迹全都掩盖吗？如今把各种材料连缀起来，固然不能说完全不可取，但这样牵强附会又怎么办呢？孔子大概只是整理传述而不凭空创作，然而《易》《诗》《书》各有鲜明区别，难道一定要混成一条道路吗？至于他自己创作的文章，又何必一定说“古语中已有这种说法”呢？况且李生自以为没有一句不合乎规范，这本来可以；但他毫无取舍裁断，只因旧文凋残，便借用已经成形的器物，最终必然会袭取累积的陈言、拾取前人弃余来当作新奇。即使韩愈也未必这样做，他又怎能逃脱后人的讥笑呢？假使李生的才华只凭自己的思想加以磨砺，完全除去旧有的东西而谋求创新，铲除子书史书的套语，删落传记的陈迹，抛弃过去那些不以事实为本、不援引旧迹、不预设结构变化的写法；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无所凭借也无所等待，都从意虑之外、尘埃之外产生新意，那么哪里还用担心李生不能做到呢？只是即使评论者把他推为一代宗师，仍然会有拘泥轨辙的疑问；奇异之气纵然喷薄而出，但若在本来没有的地方硬造奇异，文章机用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说什么北地李梦阳开创草昧、穷尽情势，达到幽远渺茫的境界；关中康海洗去雕饰，却伤于直率任意，没有宏阔深邃、渊厚繁茂的气象。况且假使让庄子删削竹简，他也未必会完全舍弃《逍遥游》而只等待后人评议；司马迁承担撰写史记的职责，也未必会认为没有《世本》《国语》便应当绝不简略、不落一笔。为什么要把这种情形叫作神妙的运用，却又认为有所借助便是祸患、雄才不能自由发挥呢？《葵阳先生文集》序——王衡 穆皇帝即位的第一年，因为文风浮靡泛滥，下诏整顿匡正。而我的老师葵阳先生凭借精纯驯雅的文章，冠绝乡里，不久又考中南宫第一，进入中秘，执笔侍从二十年。出朝后执圭持节，把国家的恩宠威灵宣示到洱海万里之外；入朝后登上贡玉之堂，参与金华之席，在天子膝前奏陈文书。他眼看就要得到重用了，却终于受到谗言陷害而归乡。回乡不久便去世了。子弟和门人共同搜集他的遗稿，读下来，他所作的润色国家大业的文章，不过是应制、拟诏，以及删改文牍、碑板之文，合起来只有二十五卷罢了。先生的才用没有完全发挥在文章上，而文章也没有完全收载于这部集子中，实在太可惜了。翰林院号称“内相”，礼遇最为优厚，从唐代开始就是如此，其他暂且不论。像先生乡里的前辈陆敬舆，当他受到君主宠信倚重时，即使宰相也不敢相比，可是官职不过是翰林学士而已。到了本朝，礼遇文学之臣比唐宋更加隆盛，像三杨以及彭、岳诸公，都凭史官身份参与重大议论和谋划而显赫，所以当时馆阁文章受到重视，体统也不得不尊崇。后来宫廷与府署日渐隔绝，内臣渐渐外置，文学侍从之臣往往磨秃笔头，只等候次序，却没有调和盐梅、济时救弊的作用，反而只想凭空名声骑在各曹官员之上，就困难了。当先生在世时，已经时时显现出伟大的气象；考察他在讲席上所陈说的内容，即使只是讨论嫡庶本支之间的关系，也仍能使英明的君主降心听取，使公卿大臣为之动容。如今又怎么样呢？一切重要的言论和正大的议论，即使跪着进呈，也只会遇到御寝之门不开、尘埃凝积的寂静；想要像先生那样不被重用，又怎么可能得到呢？馆阁地位的轻忽，大概也由来已久了。我生得晚，只能追随禁林末流的尘迹，不能真正认识其中高大的方面。不过听说先生所作的文章，大体都有所承受和法式，务求简洁严肃、深沉厚重，合乎规矩、进入法度，作为天下的模范。自嘉靖、隆庆以来，出现了少数纵横奔放、激厉跳荡的文章，前辈所守的如布帛菽粟般平实的绳墨与它们相争而不能胜，于是连馆阁文章也受到轻视。世人喜好文章已经很过分了，而世间越是嗜好文章，越会出现更加过分的东西。为什么不看看先生的文章呢？他的缀词结句，如钟声玉声相互应和，得到文章的华美；他的连缀事实、传达情感，衡量今古，得到文章的实质。华美与质实相互彰显，文质彬彬，旨意深厚而优美不妖艳，变化很多而结构整齐，文采错落而章法分明。仿佛在清庙明堂之上，宫商和谐，《雅》《颂》齐备；至于穷乡僻壤的歌唱，山鬼蛇神的吟啸，骚人与病客的怨思，难道还敢同它们分列一处演奏吗？

译可惜，这部集子出得太晚了。如果文章一定要等到能够像盐梅、霖雨那样调和时政、滋润万物，才算发挥作用，那么即使陆敬舆的文章能够发挥作用，也不过是十分之一二罢了。假使这部集子早日问世，辞采华美的人也会让出工巧，勤于学问的人也会让出博大。那些过去以纵横激荡、自命不凡为得意的人，都会摸着舌头相互告诫说：“那里有人才，那么天下文章的体统尚且有人统一；史局的是非，以及君主的诏令，也将借此一同得到重视。我们不敢说文章果真毫无用处了。”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一。文集。《曾太史集》序——袁宏道 我曾经奇怪韩退之评论文章时，别人讥笑他，他反而把这当作喜事；别人称誉他，他却把这当作弊病。文章是道的外在表现，只怕它不合规矩，为什么要把别人的嬉笑、赞誉、呵斥和愤怒当作快意呢？等到我读到先生所作《毛颖传》，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僻的地方，当时人却认为是在讥刺戏弄，不近人情；即使是像张文昌那样与他相互熟习的人，也还留下了责难。真正叹服其绝妙、认为不可企及的，只有柳柳州和李肇罢了。人情往往因受到称誉而厌恶，因别人触犯自己所习惯的东西而不快；看见众人都喜欢某种文章，耳目稍稍改变，便会惊诧，转而作出评判，这样看来，称誉怎么会不成为弊病呢？我的才力比不上古人，却妄自从事著述；当时诸位君子所津津乐道的作品，我偏偏认为不好，于是想舍弃共同的取向而独自求取，世人争相笑我。只有曾太史退如认为这接近古人，过分地称许我。我与退如并非一向亲密，难道是另有相投的气味吗？我得到称赞或遭到毁谤都不值得说，而假使退如有像“无盐”那样爱受讥笑的癖好，那么世人对他的嘲笑应当比对我的嘲笑更厉害了。退如的诗清新微婉，不以放纵损伤气韵，不以格律妨碍才华；而我的诗多有刻露的毛病。他的文章高古秀逸，努力追摹古代作者；馆阁文章以严整为主，退如却把它写成军中刁斗般清峭；楼阁序记一类文章以铺陈为主，退如却把它写得像江海、云烟一样开阔流动。我的文章确实只是任凭笔锋直写、寄托心意罢了。拿我的诗文同退如相比，百篇也抵不上他一篇，可退如却过分抬举我，好像认为我们是同调之人，这其中一定有相合的气味。从前有人说茶与墨有三种相反之处，但德性实际上相同；我和退如相同的地方，确实只在一个“真”字。他的诗有他的甘苦，我的诗有我的甘苦，但直接抒写性情这一点相同；他的文章有他的雅朴，我的文章有我的雅朴，但不写浮夸滥俗之词这一点相同。这就是我与退如气质相类之处。退如擅长辨析义理，当时志同道合的雷、何思、苏潜夫等人同他相聚，如水乳交融；其中有真实的气味，并不是只因文字而相互交往。虽然如此，这仍然是龙树所说的下士听见便会发笑的道理，在文章上却是同一机轴。从前有个禅僧被老和尚讥笑，羞涩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他来请教，老和尚说：“你见过登场的木偶吗？”他说：“见过。”老和尚说：“你还不如它。”禅僧惊惧起来，问这话的缘故，老和尚说：“木偶喜欢让人笑，你却害怕让人笑。”这句话与韩退之的情形相互发明。退如是想在文章中显现性命呢，还是要借文章显现性命呢？都应当从笑声中去求得。《睡庵文集》序——汤显祖 “想要杀尽众人，是什么用意？千秋某人在这里。”这不就是霍林从前渡江时所说的句子吗？他离我有数千里，我见不到其人，却为他的心志壮烈而感到钦佩；有时心情不快，也总是吟诵这句话来给自己壮胆。往年，他的门人旌德刘生敦复、崇仁王生士烺先后跟随我游历。他们偶尔谈到霍林的容貌言笑，问他在长安是否安好，都说我的老师面色青润、胡须美好，常常同诸生谈论直到深夜和天明，交游日益广泛，而面貌反倒更加肥胖。我叹息着制止他们说：‘据我所听到的，霍林是有道心的人。有道心的人，一定具备智慧的骨骼；具备智慧骨骼的人，一定有深厚的感情。他同你们这些文人墨客流连往来，不过是相互以文辞姿态取悦罢了。虽然如此，这也是世俗之人所求不得的。’不久，霍林以南京国子监祭酒身份出书，托人说要我为他的《睡庵文咏》题写序文。我拍着几案来回踱步，慨然产生东下的心意。原来此前听说李公本宁因为有不如意之处，留居东部；霍林又是这样，这些都是我未曾亲见、无法在梦中相会的人。过了一年春天，霍林又被世人怀疑，因而罢官了。于是天下有见识的人都起来替他打抱不平，我尤其如此。为什么呢？霍林是有道心的人，孝顺、友爱、廉洁、贞正，足以成为世人的师表，世人还有什么可怀疑他的呢？” 虽然如此，我还有话要说。我先前在长安，曾对词林中的袁、董二位君子说：‘你们苦心经营的道心并不坚固，文章情趣也不过是奇特挺拔罢了，黄阁宰辅之位有什么值得过分羡慕的呢？’世人怀疑霍林，是吝惜他不能进入黄阁，也未免打算得太早。我从文章家的角度推论霍林，他的福德总在那些人之上，这从哪里可以看出呢？看他初次登第时写的几篇文章就知道了。后来替乡里人作文，写刺客潜藏在破屋破衲之中，幽深的思绪和显豁的文辞突然贯通，繁密而迅疾，斑驳而隐约，可哭可笑，若隐若现，远远不是先前馆阁中通常设置的文章格调。我还以为他才华翩翩、身世显贵，受到世俗欢乐的诱惑，或许会忘掉自己的智慧根骨。后来读到他的文章和诗作，处处感到奇异：他虽然笃志功名，却在世俗法则之外，另有秀美郁勃而苍劲发越的气象；有时一千多字写得舒展飘逸，有时几十句话写得简约峭拔；像雾气流动、烟气升腾，像云隙漏月，像洗涤过的山峰，像剖开尘埃而显露北方天空。即使他的积蓄铺陈还没有完全达到洞察世情的程度，但他必定不是为世俗之人而写，而是为道人、文人而写，这已经可以确定了。至于长短不一的韵文，大都任意抒写而又合乎声律，气力沉厚，斑驳萧瑟，形成了他自己的文章风格。与他从前渡江时相比，又已经超越许多了。他大体上以富贵为可羞，以贫贱为可尊，以田野为可喜，以宫阙为可忧；这个人的胸怀和言语之间确实有一种巨大的东西，难道一定要等到身居黄阁之后，才有资格向世人吐露光焰吗？至于他沉郁成病时，诗中仍有可以举出来相示的篇章。他一生遭遇仓促，黑白是非未能分明；即使考察到死亡这一点，他终究也无可推辞。怎样才能做到早晨听闻大道呢？为了想听闻大道，反而伤害自己一生，这就是我所谓的“有深情”，也正是世人所不能得到的。唉！霍林对于道和文章，究竟怎么样呢？他开头还没有认识到道的内里，世人却给他患难并逼迫他；他的功力尚未完成，便得到朝廷显贵的地位，反而把贱贫给予他，让他任意发挥。这样的人，岂不是福德太过丰厚了吗？因此睡庵可以恢宏舒展、自由纵横，以山川作为气质，以烟霞作为想象，以佛道经典作为饮食，以笑叹作为事业，俯仰纵横，全不受他人约束。道与文章相通，新文章随着道而生，真实的感情和智慧由此发出，广大充沛而独绝，任意进入微妙之境，其中有虽永远废弃却又长久存在的东西。既然如此，所谓“千秋某在这里”，与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呢？然而那个人一定会说：‘你凭什么知道他一定能够名垂千秋？’又会说：‘即使他果真能够名垂千秋，我还要被今日的事情困住。’唉！用这种话相互诘难的人，往往都是如此，这也不是我所能替他们说清的。姑且说到这里，把这些作为《睡庵文集》的序。《范文正公集补遗》序——李维桢

译范文正公曾经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当时海堰长期废弃，盐卤浸泡田地，不能耕种。范公上书发运使张纶，张纶奏请任命范公为兴化令来修筑海堰。通州、泰州、海州三州的百姓都建祠祭祀范公。后来江淮发生旱灾和蝗灾，朝廷命范公前去安抚；他又上奏请求免除江东丁口盐钱。因此如今巡盐使者到扬州时，便带着范公文集同行。大概是出于仰慕高山、景仰大道的心情，仓促间汇集材料办理，难免有许多脱漏和错误。侍御史彭公嘱托我考察所建小侯祠，小侯拿家藏书籍相互参校；我自己也觉得还不完备，并且不愿掩盖前人的不足，便另编《补遗》一卷。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校书就像扫落叶，边扫边又会有新的落叶；前人本来就已经把这件事看得很难了。书是公家的东西，我补录自己所知道的内容，以等待后来的君子；补充我原来不知道的内容，又有什么值得嫌弃的呢？张南轩称范公为本朝第一人，说他表彰《中庸》，实际上开创了濂洛关闽诸儒的先声；他的文学和政事都卓然不群。然而当时已经有《言行拾遗录》，如今距离范公去世已经六百年，难道还会没有脱漏错误吗？我曾看见稗官小说说，范公知庆州时作《人碑铭》，其中隐讳了某位贵人的阴私；夜里梦见那位贵人吐露实情，只请求把文字改掉。范公谢绝说：‘如果隐瞒了您的这件事，那么我就要承受恶名。’ 贵人发怒说：‘你不改，我就要夺去你的儿子。’范公笑着说：‘生死自有天命，终究不改。’他的儿子也平安无事。又有一次，范公被贬到饶州，在州府园林北面创建庆朔堂，亲手种植花木，并围栏分成两个花坛。后来他调任润州，在堂上题诗，其中有“年年忆得成离恨，只托春风勾管来”两句。后人和诗的有几十家，也说：“主人当日留真赏，魂梦还应屡到来。”所指的都只是范公亲手种植的花木罢了。可是有人诬蔑范公对乐籍中的女子有所属意，实在毫无根据。凡是记述人物事实、校订前人遗集的人，都应当以这两件事为鉴。彭公巡按扬州时，又修复书院、修订盐法志书，持论正大光明，不愧为范希文；于是记下编纂《补遗》的缘故，并把这些事情一并写在这里。《俞羡长集》序——李维桢 徐伟长说：“以勤劳远行来彰显自己，假托于疾病；广泛求取以合乎众人，假托于仁爱；多知道流俗的言语，粗略诵读《诗》《书》的文章，假托于博文；掩饰错误却说自己喜好毫无伦次，而辞意明察，假托于通理；居处必定要有人才，行止必定要在帝都，假托于观风；改变姓名，使人难以找到，假托于能静。这些说法，似乎都是为如今的山人、诗人而设。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像云一样多，很少有人不染上这些弊病。唯独我的朋友俞羡长超出了同类。”羡长年少时，就以擅长作诗闻名。弇州、大函两位先生认为他的才华奇异，称他为江南独步，并为他作序使之流传。羡长更加潜心思考、广泛阅读，从上古直到唐代，诗歌如冯氏所编的纪事、张氏所辑的总集；从唐代欧阳询、虞世南、杜甫、白居易，到宋代李昉等诸家，以及类书和四六文，他都搜集整理，订正错误，补足散佚。他已经搜集了前后两代的编本，把罕见流传的作品刊版流行，使人得以浏览。两京、两河、齐鲁、燕赵、三秦、三晋、三楚、三吴、七闽、百粤、西北九塞的山川、人物、风俗、政治，他都探讨筹划；谈论兵法，讲说剑术，胸怀宏大，具有经世致用的大略。他所到之处，王公大人都屈尊同他交往；年轻时则斗鸡走马，饮酒行令，征召歌女、选择伎乐，尽情享受世间人的欢乐。他拍掌评论人物，满座宾客无不倾倒。至于有人所说“谈到寒风便使翠枝落叶，谈到芳节便使枯木舒华”，他与人交往投合，有时为成全义举而耗费数千金，戴帽行义，抛弃钱财就像抛弃草芥。晚年归依西方，持斋诵经，放生度鬼，手持钵、头戴笠，生活萧疏寂静，与老和尚没有区别。只是对于书籍校勘、朱墨订正，从没有一天放下手来，彻底洗去了近世山人、诗人的习气。假使徐伟长还在世，难道不会后悔错过了结交天下士人的机会吗？羡长积蓄的材料日益丰富，构思日益深厚，遣词造句日益精工。他将近七十岁时，把一生所作总辑起来给我看，说：“弇州、大函两位先生，可惜看不到我今天的成就；你却看到了。你比我大几岁，今后的事情又不可预知，何不替我写篇序呢？”我认为如今的作者苦于不学习，所以开始时见识境界容易穷尽，末尾时气力容易衰竭。羡长博学勤勉，像总也赶不上似的；取用知识没有穷尽，运用起来绰绰有余，胸中蓄积的感情没有不能吐露的，眼前触动的景物没有不能写入的。五言、七言长篇动辄连缀数百韵，句子字字妥帖。年纪虽老，酒酣耳热时挥笔写下千言，晚年格律更加精细；用兵本来就是越多越好，他的文章也越写越多越好。赋以及其他文体，各自都摄取了自身最擅长的地方。从前有人评论张协说：“风流通达，是旷达高妙的高手；文辞采色葱茏，音韵铿锵，使人品味不已而忘记疲倦。”孟浩然遇到景物便写入韵文，不拘泥于奇异险怪，使那些原本拘促、束缚人口舌的事物，都呈现出平和安泰的典雅气象。如今寻求才子，我认为羡长足以同他抗衡。这部文集流传以后，必定会有人知道我说的并不虚妄。只是羡长一生的经历，我未必全都了解，所以借着为文集作序，粗略叙述一番，大致就是这样。《逍遥园集》序——李维桢 穆公任郎官时，司马石公任给事中，上疏斥责皇帝车驾以及贵人。贵人在宫门上发怒，把石公杖责于宫阙之下。穆公亲身护卫他，解下官职与他一同归去。天下没有不称赞穆公义气的，都认为他已经属于朱家、季布一类的人物，却不知道他还擅长文章。后来石公渐渐升任吏部郎中，又因牵涉某事被投置于琼管，并削去官籍，不再任用。天下于是没有人再能以名位来彰显石公的义举，而石公更加竭力治学；六经、史书、诸子以及百家之书，没有不精心研习的。竹简、白绢、碑刻和木版上的文章流传江南江北；天下所尊崇的文章家，甚至连王元美先生也特别推许他。不久石公的文章名声大振，但居住没有多久便去世了。同乡崔侍御搜集石公的诗、文和事迹，石公的儿子内史仲裕请我作序。我在史馆时，知道石公气度高朗明亮，胸襟器量宏阔，推诚待人而不疑。假使他任职琼管时能够知遇时机，如云气蒸腾、蛟龙变化那样成就功名，哪里会有意外呢？石公怀抱志愿而死，最终只凭空有的文章流传后世。如今这部集子诗文各体完备，先确定格调而后成篇，所以格调不卑；先积累学问而后成句，所以语句不薄；先竭尽思考而后用字，所以字字不凡。

译《诗经》三百篇、《古诗十九首》、黄初、建安、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前朝的作品，他都加以考察鉴照，并且自成一家机杼。情事配合，意象相称，广博却不猥杂，新奇却不险僻，这就是穆公所作的诗。以孟子、庄子驰骋辩说，以檀弓、《左传》精工的法度，以长短句雄健其气，以龙门司马迁穷尽文章姿态，以唐宋八大家畅达文章旨意。他持论正直却不激烈，叙事丰富却能简洁；以自己的心思为师，以匠心安排文意，不求模仿他人，虽有拍掌相似之处，却像轮扁斫轮、削木一样自有神理，这就是穆公所作的文章。东晋以后，中原文献迁居江左；帝王更换都城的地方曾被刘裕、石勒等人侮辱，而江左文章家却日益创新丰富，甚至鄙夷北朝，如同韩陵片石一般；这种说法到了今天更加严重。但李子田、李伯承、魏懋权等君子挽起袖子为之争辩，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不要说遥远的古代，即使是近代，开创文章先声的是北地、信阳，振兴文坛的是历下、新蔡，他们都是光彩照人、使人耳目一新的人物。他们的羽翼和继承者数不胜数。弇州先生难道不曾把他们当作师友祭祀尊崇吗？对方凭借人数众多，我方凭借人数稀少，人数多的未必胜；对方虽多而驳杂，我方虽少而精纯，那么精纯的一方就会胜出。穆公是魏地人。史书说，魏国南面有鸿沟，东面有淮水、颍水，西面有长城，北面有河外；守住白马津，就能向诸侯显示地势形制的力量。魏地风俗接近梁、鲁，稍显厚重而自矜气节，刚强勇武而崇尚力量。穆公的论著，受当地风土影响很多。他气象完整而骨力刚劲，磊落刚直而爽朗。像汗血宝马一样的骏足，不接受羁绊；像洛浦神女一样的姿容，不需要增添香泽；价值连城的璧玉，也不掩饰寸许瑕疵。然而世人所珍爱、重视和仰慕的，最终必定归于这种真实刚健的作品。难道要同江左吟咏花鸟、泉石的诗文，闺中粉黛的艳丽，栀蜡、鞶悦一类的装饰相比吗？那些一眼看尽，再寻便无余味的作品，正是如此。明朝兴起二百多年，魏地人卢次楩以辞赋著名，而穆公才真正使文章体制完备。作为魏地的北地、信阳一派，这部集子承接中原文献，以穆公树立旗帜；弇州先生登坛推许他特别深厚，也是有原因的。穆公居家时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千里之外都传诵他的义举；他才华无穷，却在盛年沉沦郁抑，从没有那种忧愁恐惧、牢骚不平的情绪。他把自己的园子题名为“逍遥”，只以笔墨自娱，早晚不停地进行校勘、圈点和订正。有《春秋战国评苑》《左传国语抄评》《七雄策纂》《史记节略》《四史鸿裁》《百将提衡》《文浦玄珠》等汇集名家精语的著作，以及《阅古随笔》《明诗七言律》等，共有若干卷。尤其是在文章上费尽心力，所以有人说他的文集胜过诗集。《明文海》卷二百五十。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二。文集。《小草》自序——黄道周 仁义的教化衰落，文章与德行的道路就会堵塞；文章与德行的道路堵塞，圣贤的话就无法向天下明确表达。古代君子先在自身实践仁德，修养义行以推及他人，然后才铺陈为文章辞句。其中高明的，联系于清微之理；其中坚实的，可以成为医治天下弊病的药石；其中平易通晓的，使治理或荒乱、善政或败政都能由此得到说明。对于尚未说明的地方，就用来劝导人们安静端正、反省改过；他们安居于坟典之中，深入探寻疑难，反复推究曲折，然后不被声色、嘲笑和童稚戏言所驱使，把已经明白的事情用来说明大道，彰显自己的志向；对于尚未明白的地方，则探寻其根源，深化其意义。因此，求学问道的道路不能废弃。如今的君子，为了谋利而考订文章，为了文章而装饰品行，苟且迎合习俗来诬蔑圣贤、愚弄百姓、欺骗天子。稍微有些意义的，不过选择些奇妙华美的辞句，自我标榜罢了。平易通晓的，是街巷之中人人都会说的；拿它来考察古今的治乱和善败，却茫然不能看见，见到就高兴，失去就抛弃，不思考自身是否正确，于是求学问道的道路便可以废弃了。假如有人确实轻弃圣贤、堵塞道德，那么还只是有了这样一种制度；但如果公开抛弃圣贤教化，把仁义说成迂曲邪僻，把高尚坚贞说成偏僻昏昧，那么街巷中那些只会仰望的人，都可以像登上虎皮座席一样自我标榜，粉饰夸耀先王的事业。即使天子有一天回顾询问天下治乱的原因、善败的纲纪，他们也只会支支吾吾地举出自己熟悉的内容，说“某某大概姑且可以这样回答”；这样一来，圣贤教人仁义、文章和德行的道理，就成了借权势买卖而逃避责任的藏污之所。且不说圣贤戴着冠冕在上，即使只是让妻子儿女来督促他，这个所谓的好人也会脱下冠带，走到灶下；他的情态言说全都只能按照孩童嬉闹般的见闻说出，然而戴着高冠坐在高堂之上，衡量天下，却没有人敢于诘难他。退下之后私下感到奇怪：这种方法，难道还可以让儿孙继续学习吗？所以天子若要修明圣贤之治，就必须通晓圣贤的志向；通晓圣贤的志向，然后才能理解治乱、善败以及明白和不明白的道理；然后公卿大人才有所区别考察，把它作为典礼，使上面不失先王的教化，下面不违背贤士所践行和观察的原则。这样，进朝可以相互学习，退居可以相互讲说道理。我已经老了，年轻时少有疑难，长大以后也没有什么进步，自以为我所诵习叙述的都是街巷童稚共同明白的内容；但仍因此费心言说，想把它还给童稚，以考察最初的学业，使后世研究圣贤的人有所参照，以确定是非黑白，所以又伏在枕上写作，前后得到二十五篇。时在崇祯辛未夏五月。《应本》序——黄道周 修饰文章却不足以向天下阐明道理，还不如住在蓬草小巷；修养本质却不能与天下相称，还不如梳椎髻去舂米。皋陶、傅说的文章拿来给天下看，世人便都像住在蓬巷；西施、嫫母的本质拿来给天下看，世人便都像梳椎髻舂米。若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泾水舟旁就不会有赞誉贤才的人，嗿嗿田野中也不会有讨好妇人的人；若不相信这种说法，那么狸斑、豹蔚就会争坐山岭，廉、娵孟也会共居宫室。这两种说法都属于没有定准的议论，但也可以有一定的说法。神农做帝王，不能使五谷贵过金玉；尧、禹辅佐他，也不能使粗布尊过细绣。如果五谷贵过金玉，粗布尊过细绣，那么土块捧成的饭也会被当作鼎中烹煮的珍馐，人肉和鬼血就会混杂揉合在道路上。因此，三家子弟若不能制造金玉、细绣，就一定会珍视糠壳、针锥；他们珍视糠壳、针锥，便认为这些东西尊贵过金玉、细绣。这也是常情。明主若不诛杀这种人，反而认为使用他们的道术就可以治理天下，使铅锡不敌金玉、各种东西价格齐平，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是明王所厌恶的。仁义，是精微之理的产物；礼乐，是深奥博大的极致。奥博精微的道理显现在人的心性面貌，并施行于文章之中；存在于活人身上时，仍然像粗布和五谷一样真实可用。而见识浅少的人往往觉得奇怪，觉得奇怪的人又容易受到重创。明主也因此认为，必须排斥圭璧、荡除金锡，然后才能治理天下；这就像燧皇退避灶火、结绳记事重新兴起一样。三家子弟如果才力不足以作恶，智慧不足以窥伺盗取，见到别人使用金玉细绣，便会收敛双手、屏住气息、端正面容、退后站立；回头再看糠壳、针锥，虽没有艳羡的心思，也会显出安适的神色。这就是石户之农在庭院中引身退避，坚涓成、务光在莘野之地内心震动的情形。假如一定要让英娥持刀窥伺夷光，让胥靡感图在版筑工地上喧闹，那么情理和思虑便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古今也就完全不同了。由此说来，我见到鸿宝之物，便不再谈文章，也不再谈《易》，难道是怠慢吗？我住蓬巷、梳椎髻，本来已经很久了。《朱御史集》叙——郑以伟 支撑天地的，是浩大的气；支撑国家的，是士人的气节。因此，爱护国家的人，每每对于支撑国家的根本，反复加以留意。我平常居处时常感慨，士气已经三次兴盛、三次衰竭了。有的人甘愿忍受九族被灭，也不肯写成革除建文年号的一纸诏书，甚至连樵夫牧童都固守首阳山伯夷叔齐的气节，这是第一次兴盛。不久，阿谀柔媚成为风俗，终于酿成土木堡之祸，这是第一次衰竭。孝宗时，言官上殿进谏，大臣们互相踩着脚站立，这是第二次兴盛。后来大宦官窃取权柄，而谄媚者占了一半，这是第二次衰竭。大礼议发生时，伏在宫阙前进谏的声音传入内廷，这是第三次兴盛。此后虽然未必没有稍稍弯曲改变的地方，却又是第三次衰竭。然而论治理，没有比肃皇帝时期更隆盛的；论士气，也没有比嘉靖年间更强盛的。我乡里的汪文庄，因为议论礼制而与兄弟相继离开官位，费文宪赠诗给他，其中有“始终不变师丹议”一句，大概是称赞他的正直。莆田又有损岩朱御史上疏，当时昭圣皇太后寿诞将至，却有命令免除命妇朝贺；朱御史受任官职不到一个月，便立即上疏，大意说：朝贺之礼在兴国太后那里本来已经举行，而慈寿太后寿诞的早晨才听到停止朝贺的消息；事情体制相近，礼数却突然不同，传达消息之间，关系实在不小。况且武宗升遐之时，当时孝宗皇后只是依照慈寿太后的意愿而立；她亲手把神器交付给陛下，母子之间的至情昭明如日月，不过十天便一废一行。两件事相互比较，形迹实在太明显了；这样又怎能安慰母后的心，告慰孝宗在天之灵呢？

译他的言论大多刚正直率。防莆同官马御史明衡也争相指斥他，和御史一起上奏，不能没有愤怒，于是下诏狱，召辅臣蒋冕说：“这些人竟以不孝来诬陷朕，按理应判死罪。幸赖辅臣保护，姑且罢官为民。”唉！假使两位御史稍稍闭口，顺从异议，公卿就可以立即取而代之；可是他们反而顾念去菀集枯，甘心让左较长输而不屈服，唉，何其愚直啊！于是皇上仍然宽宥了他，这种正直和孝宗宽宥李梦阳的事一样，都是宽仁；只是梦阳所论不过是寿宁椒房的宠幸，并不是直接触犯逆鳞、牵涉皇帝母子之间的事。由此才知道肃皇的气度与孝宗相合，而御史的论争比梦阳更难，唉，又是多么盛大啊！御史归家以后，侍奉双亲以求欢乐，不干预公府事务；至于民间利害，也不难诚恳地向上官陈说，例如里甲协办的弊端，写信给当事者，便得以革除，详情见《柯公维骐传》中。他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点穷困郁结、怨恨责怪的语气，唉，何其恬淡啊！从前屈原不得志，怀王、襄王时期形成了《离骚》，多有违逆和无聊之感，最后沉入汨罗。推究他的内心，有人说：“可以同日月争光；《国风》写男女情爱却不过分，《小雅》虽有怨诽却不乱。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兼有这些特点。” 御史志向深厚，操行廉洁。他和屈原一样，内心忧思深切；又和屈原不同，他把缱绻恻隐的情怀以忠厚的方式表现出来，把《离骚》中的无聊之气也融化了。遭逢时事而有所隐忍，远不止于此，简直像天地上下完全契合。难道不仅《离骚》如此，就是把他提升到《雅》诗的境界，也可以相提并论吗？他的气质如此刚直，他的文辞又如此恬淡，大概天地间盛大流行的元气，并不凭借强盛刚猛，而是根本出于恬淡寂寞。好比水被激发而形成龙门，能够吞吐天光、沐浴日色；等到没有外物触动时，就悠然平和，处于中正，不失其平衡。御史名淛，字必东，嗣绝圣世，知情者都为之悲伤。他的侄孙廷扬，是信学博，把他的文集刊刻了若干卷。学博是贤者，有其世父的遗风。自叙【郑以伟】郑以伟字子籥。《诗经》说：“八月萑苇。”萑小而苇大，所以称为“伟”，有大的意思。他的字从“韦”。荀子说：“柔顺得像蒲苇，并不是畏惧，有舒缓的意思。”苇可以编成簿席，不像芦苇有时会折断，所以读音为“完”，有完整的意思。《尔雅》说：“苇类的花都带有芒，有秀美的意思。”《礼记》说：“土鼓、蒉桴、苇籥，是伊祁氏的乐器。”苇制的管乐器属于籥，有中和的意思。可是郑子编辑自己的杂著，题名为《絚泥》，这就完全和“籥”的含义相反了。宋景文说：“写文章是静处的一种功业，而我多半是在动中得到它的。”这部集子，有时在金马门待诏，领取尚方所供的笔札；有时奉祠碧鸡使，在轻车上搜集琐碎见闻；有时穿着谢康乐的木屐，把山岚的颜色染到笔端；有时应和皇甫谧的题目，污损雒阳纸张的声价；有时写文，有时习武，仿佛露珠和美玉随时浮沉；有时空灵，有时玄妙，从仙梵之间淘取沙中之金；有时模仿班孟坚的《答宾戏》，有时仿效扬子云的《解嘲》；有时把文字刻在韩山的石上，笨拙得像群犬中的吠声；有时仿写石鼓文，见识却只漏在婆罗门之外。至于记述素王孔子庙堂的文章，更惭愧自己成了紫阳朱熹的羽翼。把这些稿子投入巾箱，日积月累便成了废纸，大多是在忙乱中写成的稿子。有闲时拿出来阅读，凡是粗陋得令人厌弃的地方有四种：浮躁、繁多、杂乱、庸俗。研习京、都等古文，必须借助夙斤腐毫惊梦，不能仓促写成。我的才华比不上子野，却想在心中迅速完成；客居受阻，不能请任昉来修改文章，又能和谁商定呢？伏案进食时，常常因口干而犹豫；腹中打好草稿，提笔便写，却立即流离于柔毫之间。江蟹在沙中打洞却不深，蜻蜓掠过水面只略略涉水，大都草率而不精细。第一种粗陋：书籍贵在尚有重要内容，孔子重视通达意思，所以瘦弱的十万士卒也抵不过精锐骑兵三千。可是我遇到题目就写，像少年徐世勣，见人便杀；一写便杂乱，像秦延君解释经书三个字却写成万言，像枚皋写作迅疾却多有累赘，像和凝缕述繁琐而留下讥笑。舍不得删削，这是第二种粗陋。荆公评论文章，先看体制，后看工拙；即使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也免不了被裴硎讥为传诞。我的驳杂类似龟兹，怎能取得强健的质地？纯粹的文章并非玄圃美玉，即使积聚夜光之珠，未经锻炼，也经不起吹毛求疵；盐放得太多，满口都是苦涩，反而应当稍加裁削。这是第三种粗陋。学习写文章，如同蜣螂推弄粪丸，必须长久磨炼，脱去污秽的外壳，才能登上十二红楼之上。我却像新亭的乡下人，一开口就像扬州人共同说话，话一出口，粗俗的神态便显露出来。又像李重光所写的书法，如同乡下汉子，毫无都市人的意味，粗俗而没有韵致。这是第四种粗陋。然而总是在忙乱中受到熏染，一个“躁”字就可以概括。想达到景文所说的境界，怎么可能呢？《风俗通》说：女娲最初造人，用黄土揉捏。后来造人的任务太繁重，来不及供应，就从泥水中引出泥巴来造人。因此，富贵聪明的是黄土人；贫贱凡庸的是泥人。这种说法诡异荒诞，不合经典，但大概是精气形成万物、淳厚与清浊不同的比喻。我怀疑也确有这种道理。女娲这样神圣，尚且不能大量制造黄土人，由此可知大圣贤、大豪杰并不常有。造化在匆忙中孕育不出他们，所以五百年、半千年才需要空出一个时机，才能把他们造就出来。何况用人的心思来成就文章，哪里能从泥土中随手捏出一篇好文字？所以朱晦翁说，汉末以来，文气一直衰弱；苏颋用力也改变不了，直到韩昌黎把旧习一扫，也仍然没有完全改变。因此造化所生的黄土人少，泥人多，都是因为事情太繁重；汉以前的文章强健，汉以后文章衰弱，也是造化和人心同时繁重而不能供应的缘故。我费尽心思经营文章，却既没有五色炉锤，只能握笔细写，自己笑说像班孟坚咀嚼墨汁，一喷便成文章。

译譬如塑造偶人，如果不在眼睛、鼻子的大小之间斟酌，和从泥水中随意取泥有什么不同？想让它大而能舒缓，舒缓而能完整，完整而能秀美，秀美而能中和，达到黄钟的境界，又怎么可能呢？世上有相貌丑陋的人，时常被人当作人槀；这篇文章也是人槀罢了。算了！字书中“絙”和“絚”不同：“絙”说的是缓，“絚”的训释是急。用这个字命名，也有使急促变为舒缓、收摄躁动归于宁静的意思。况且我是泥人，又怎能不使自己的事业成为泥人的事业呢？泥人的事业将有什么用？难道可以奏献在黄土人身边吗？有人说：“假如长久浸在雨水中，黄土人坏掉以后又会归于土，而泥人将漂浮无所承受，未必不与你的笨拙相合。”我说：这哪里是我敢知道的？这哪里是我敢知道的！返归质朴，不造作、不矫饰，我要借此观察还没有人物以前，幽深昏默的状态，在尚未捏塑之前玩味宏大的形象，抛弃斧斤，不去雕琢。《诗经》不是说过吗：“白天你们割取茅草，夜晚你们搓绳子，赶快登屋修盖；开始播种百谷。”我是乡下人，希望成为伊祁氏的百姓，赶快筹划登屋的事，不让我的事情有所失落。《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三 文集 《赵忠毅公集》序【周凤翔】从前孟子排斥邪说、拒绝淫辞，并把端正人心放在首位。人心，是天下时而治理、时而混乱的根源。念头产生于心，会危害事情；事情发生以后，又会危害政治。子云说：“杨朱、墨子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排斥它们，因而道路开阔明朗。”所谓“开阔明朗”，这句话很值得玩味。我国到了神宗皇帝盛年，笃厚地继承正道，侍奉父亲而不厌倦，政治上有《鳬鹥》《既醉》的风气，有《卷阿》《天保》的欢乐，可说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可是有几个奸邪小人窥探宫闱细微之处，产生了动摇国家的计谋。紫芝之歌难以招致贤者，黄台之蔓几乎被摘尽，于是一时的君子纷纷起来抗争。而掌权者暗中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剪去鸿鹄的羽翼。如今，明主面前不能公开刑杀人，便不说刑杀，而用软性的控制和巧妙的禁锢来对付。早晨罢免一个人，晚上罢免一个人，日积月累，渐渐改变了地形。作为人心指南针的正道，已经不在朝廷，而在民间了。于是鄗上有梦见白赵先生的，江右有尔瞻邹先生，三吴有顾叔时先生，昆弟有高存之先生，他们领导正直之士，正如衣裳有冠冕、山川有河岳一样。高若是赵先生所举荐的士人。诸位君子谈性命、谈气节、谈文章，归根到底都以端正人心、巩固宗社万年根本为宗旨。那些小人诋毁他们时，不说“他们只是寄托于此”，而说“这些人喜欢结党，牵引绳索，攻击根本”。我只是用东冈的堤岸来困住他们罢了，所谓“困刚”，就是掩蔽刚正。诸位君子因为忠义激愤而发言，受到掩蔽而不能施展，便以讲学之祸来说明对邢恕、胡纮、林栗一类人的禁锢，于是群阴纷纷飞舞。诸君子所说有实质，所行有恒常，都能把富贵功名视若脱下的鞋子和尘土。那些飞舞的小人，哪里知道诸君子不是可以用厉鼠之声吓倒的呢？如果使诸君子的道理受到穷困和桎梏而不能实行，那么天下人的心都将昏蒙而陷入邪念，山陵崩塌，变化层出不穷，只听凭我们所作所为。诸君子的言论和学问，有的广大，有的和平，有的精炼简约；而赵先生一概以刚毅发扬，培养浩然之气，使它与道义相配而发出，开辟仁义的道路，使之开阔明朗。他为人像麒麟不可羁绊，他的才华像干将、莫邪，砍断钟体也能立即断裂。他写辞章，无论大篇小文、书信尺牍，都务求直截痛快，如日月的光辉，如卢医、扁鹊的针石，又如雷霆交作、电光奔驰，使百般邪气当场粉碎。有时也刺破嘴唇、撕裂言辞，夹杂些微妙的话和杯酒般的闲言，使人愉快欣悦。他的文章都在文集中，有心人可以取读而领会。先生驾着虬龙、以螭龙为副车，气势不可一世；鸩毒、鸠佻之徒不敢斜视他的门墙。即使是萧艾，也会因气味改变；即使是龙蛇，也会施展权变；一经先生过目，黑白就鲜明如昼。难道宁可把不掩饰瑕瑜看作忠诚，却把随波沉浮、挫伤锐气看作大恶吗？他慷慨自我立誓，怀有兰枯玉碎的志向，到老也没有衰减。他自从被考功司排斥，到神宗末年，从田野间突然被起用，迅速升至三公，而头戴切云冠、身披明月之衣，显得峻拔明亮。最终在荒僻边塞荷戈而死，突然追随彭咸而去。正直之士的灾祸在北寺达到极点，雅儒的悲叹又在南操更加深重。上面有弓箭机关，下面有罗网横陈。先生死后，他的长子竟至于自沉。唉！若不是圣明的皇帝登极、天地重新开辟，又怎会把他的灵柩从雷州迎回，把忠魂从汨水招回，追赠孤卿，赐予美谥？天下人谁能知道行善的福报和显达遂志的典章呢？然而他活着是国家的栋梁，死后是世人的砥柱。五十年之内，安危是非的极端情形，他亲自实行的，用言论记录下来；亲身不能实行的，也用言论发扬。他的文章可以比配经书，他的诗歌足以昭示真实的历史。如果只把篱边小验当作《天问》，只诵读少陵、太白的诗，只用两司马、班、范的方式来读他的文章，就如同买下精美的匣子却退还了里面的珍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丹阳姜抱宏奉大司马范公之命，发掘他师门收藏的遗稿，全部交给刻书人刊刻。先生的英灵也借此得以不朽。我周翔承命为之作序，于是告诉同道说：“从前我们乡里的先正之士，他们的言论明白而清正，即使认为是孟子再世，也不是我偏爱所致。” 《合刻杨南峯先生全集》序【钱府】我郡南濠杨南峯先生考中成化甲辰进士，任礼部主事，不久便辞官归里。他曾在支硎山南面的南峯寺读书，所以自号南峯。他天资聪敏，仿佛早有修习；对于书籍没有不喜欢的，没有不窥览的，广泛阅读、搜罗，甚至废寝忘食。从经史之外，稗官小说、佛老著作、方志、星象家和历数家的书，没有不罗列胸中的。他咀嚼精华，搜取华美，洗涤芬芳、吸收润泽，贯通融会，慢慢表达出来，自行运转文章机轴，务求去掉陈言，因此文章简洁严整，意思表达尽了便停止。诗歌清婉爽朗，自成一家。四方来请他写作的人接踵而至，可是先生性情乖僻，喜欢戏弄世人，不一一答应；即使答应，也不曲意迎合，所以人们又畏惧他，不敢亲近。他向来不喜欢宋儒的议论，尤其多方批击考亭朱熹，又最厌恶近世学术；并不因为不喜欢就随意否定，而是引证准确严谨，把是非写在书中，句句响亮可诵。其他杂著，如《松筹堂集》《攅眉集》《灯▯末艺》《云峯广要》《奚囊手镜》等书，不下二十余种。只有《手镜》篇卷很多，也颇有散佚，郡中好事者各自收藏。

译先生去世以后，子孙日渐衰微，书籍大多被邻家取走。侄子可略曾经刊行过一些，但只保存了千百篇中的十分之一，不能算全书。刘侍御子威也住在南濠，曾拜先生为师弟，收藏本很多，但尚且没有见到《辽金二小史》，何况其他著作呢？侄子可略的外甥史辰伯，向来喜爱先生的书，辛勤广泛搜集，依次付梓，于是向我请求作序，说：“唉，诗文流传，有幸有不幸。如今坊间所卖的书汗牛充栋，不是剽窃繁琐的应试文章，就是虚妄迂阔的道学；不是荒唐的小説，就是空寂的异端。九经三史，都被置于茫然之中。像我们南峯先生，去世才六十三年，竟然就这样湮没了，何况汉、唐、宋以前的人物呢？我又曾经翻阅范、卢二志中所载名公巨卿的文集、章疏，不下数十百种；如今不但子孙不在了，试问那些书曾有一本留存吗？能够流传的是这样，不能流传的是那样，除了幸与不幸，还能是什么呢？”我每次经过南濠和南峯之间，经过先生的墓地，看到高大的碑石巍然耸立、松树和楸树清洁挺秀，没有一次不徘徊不忍离去，想象先生当年的为人。如今两个后辈殷勤传刻，心意十分深厚；即使先生久游道山，在九泉之下有知，难道不会为千载以后还有像你们这样的有识之士而高兴吗？我这个老儒不懂避讳，姑且说到这里，读者幸望谅解。《姬命文集》序【舒曰敬】我曾经评论举子业，到了今天，败坏混乱已经到了极点。人们以时局多艰为借口，因为主持世道人心的人，都是靠举子业起身的。世道危急却不能扶持，还能说有举子业吗？可是谈到古文和诗，却正相反。古文和诗之所以值得流传，赞叹国家盛世的固然很多，因乱世而显现的也不少。所以《春秋》成于乱臣贼子当道的时代，仁义在纵横家争鸣的时代被揭示；挽救衰败、救济沉溺的文章，兴起于唐中叶；紫阳的绝学，难道出现在赵宋盛世吗？评论世道的人都把它们推尊到极高地位吗？一个时代一旦得到治理，甚至不必刻意治理也会自然安定，这种功业可以流传万世。这难道不是神理在圣贤的揣摩辨析中没有差错吗？古今的褒贬、幽微的赞助都仿佛出于鬼神，谁能承当这样显赫美盛的事业，却说“文章就在这里”呢？我年老仍然衷心信服的，只有吕新吾先生一人。先生真气充沛，汇集文苑、儒林的精华和实际成就，树立自己的旗帜。只是他的书出得较晚，海内没有完全传诵；然而天地之间弥漫流布的，无不是真气。取这种真气来成就文章，凡是明白昭著、融通贯达、议论没有偏颇的文章，我一定把它看作吕先生的门徒。罗浮韩姬命拜我为师十多年，但我不敢把姬命私自归入我的门下。姬命才华奇异、学识广博，年少时便以文章著称；他的学业丰厚，难道一定要完全像吕先生吗？只是从同一个“真”字发端，虽然变化有很多方面，但驰骋文章自有规范；一定不会像李秃那样骄纵放肆、颠倒贤奸，也一定不会拘泥于秦规汉矩。即使形貌相似而精神有所遗失，如济南序记等各种体裁，也能根据事实组织情感，既畅达又古雅。论说和辩论尤其擅长。因为能穷究原委，参照经史，公正判断是非，纯粹地归于正道。发挥到才情极致，韵文可以舍弃渡河之筏而自然婉转合度，这也是见闻广博、学力深厚的结果。岭南的文献，从张曲江开始。记得杜少陵赞颂曲江的诗句说：“仙鹤降临人间，独自站立，霜白的羽毛整齐。”又说：“自成一家。”这几句没有缺少一个字，警策而持重，可以赠给韩姬命。年少便以夸耀千古的事业自期，这已经很难了。何况在狂澜汹涌的时代，他仍然屹立不为所动；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天下士人没有不交往的，而他的构想和创作都远远不同于世人所读所交之人。他将陈文恭的解悟、丘文庄的经世才略、海忠介的风骨操守熔铸为一体，世道实在大受其益。我哪里能够穷尽他所达到的境界呢？还是追溯根本，尊敬他的老师嵩少先生。嵩少先生在当今为神宗写《上万寿赋》，文章宏丽而闻名；他预先料定上疏之事，使我的朋友沈何山发出深谋国事的感叹，并把他引作同心同德的良弓良冶，这就是所谓开创此道的人了。《欧苏选集》序【游居敬】我读欧阳永叔的文章，温厚纯正而婉转曲折，如同百川迂回流转，经过百折千回最终汇入大海。我又读苏氏眉山父子，即苏老泉、苏东坡、苏颍滨的文章：老泉雄奇，东坡爽朗刚健，颍滨典雅充实，都文采郁然，声调铿锵而相互发扬。像观看涿鹿的激烈鏖战，肃然起敬而忘记疲倦；像聆听箫韶九成的演奏，音律调和，精神愉悦，心情欢畅，不知不觉忘了自己出生在千百世之后。唉，盛美极了！所以我曾私下说，写文章达到欧阳修、苏轼，已经可以停止了，又何必一定要学习秦汉呢？不过，认为文章以秦汉为上，是说它们更接近古代。可是古文的境界不能强求达到；如果不先浸润在欧苏的文章中有所领会，就突然想仿效秦汉诸人的作品，结果不过是剽窃它们奇特的字句，模仿它们相似的篇章罢了。想达到它们的境界，仍然做不到。难道能逃脱外表像羊、内里披虎皮的讥诮吗？何况欧公自己说文章得力于韩愈，并由六经截取而来；苏老泉也说得力于孟子、韩愈的温醇。苏轼兄弟大体遵守老泉的教诲，又从班固、司马迁、《庄子》《离骚》、左氏、《战国策》中获得心得，所以他们随遇而施，方圆短长，奇崛舒展，无不如意。假使欧阳修、苏轼没有出自孟子、韩愈、六经以及秦汉诸人的言论，又凭什么能使他们的文章如此醇厚丰美、达到充足，古雅而意味深长，浩浩荡荡没有边际，盛美到这种程度呢？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学习秦汉却不先学习欧苏，就是走错了路；已经学习欧苏却不再进而学习秦汉，就是停滞不前。学习文章的人，如果不陷入走错路和停滞不前的弊病，大概就差不多能够达到境界了。我因此选编欧阳修、苏轼两家的文章，冒昧写下这篇说明，等待真正懂得文章的人评判，或许其中还有可取之处。《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四 文集 《李翰林集》【徐熥】东坡认为李太白的《姑孰十咏》语言浅显，不像太白。孙邈子思认为这是李赤的诗，还说李赤的诗只有这一篇，却把自己比作太白，那么他的心病已经很久了，难道只是鬼怪附体的罪过吗？如今看《十咏》，体格、声调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其中还有许多佳句，如“波浪翻动着晨霞的倒影，岸边重叠着春山的颜色”，又如“小女子划着轻舟，歌声随着流水远去”，又如“竹林中没有人的声音，地面空旷，月色洁白”，又如“石砌的井栏覆着冷冷的苍苔，寒泉映着清澈孤单的月亮”，又如“翠色落入深深的水波，空旷的声响带着早晨的寒意”，又如“岸边映着寒冷的松色，石头把浪花分成碎片”；这些句子不是太白不能写出。即使果真出自李赤之手，也自然可以流传，何至于诋毁为疯癫失心之语？庸俗儒生只会随声附和，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又认为唐人讥刺时事，多半托名寓言，如李赤、河间妇，也属于乌有先生一类；若把他们当作真实存在的人，似乎也太昏昧了。苏东坡说李太白集中《笑矣乎》《悲来乎》以及《赠怀素草书》《▯诗》决不是太白所作；唐、宋、五代的贯休、齐己一类的诗，也属于苏公把太白看得过高，并不是真正了解太白。太白豪放纵逸的歌行中，笔端时常出现率直浅易的句子，不只是这篇《▯诗》。又说太白有些作品或许是妄人庸人假托的，而子美绝无伪作；这也是尊崇杜甫过头了，并不是确论。后世学习杜甫的人很多，难道不会有一篇相似的作品混在他的集中而没有人辨认出来吗？《读弇州山人集》【徐应雷】所谓“山人”，一定要有足以使名山不朽的事业；像弇州山人，才是真正的山人。前朝孙一元，自号太白山人，他的风标韵致高绝，也是真山人。至于他有无官位，不必讨论。我曾听说有个平民把诗投给弇州公，自称山人，弇州公在诗尾批道：“这个人有什么长处，竟称山人呢？”可见“山人”这个称号并不容易承当。如今的人糊涂，把穿官服的人都称为青云之士，把平民都称为山人。于是公卿庸庸碌碌，连齐景公、鲁季氏的万分之一都比不上，却都称为“青云之士”；平民带着诗文奔走在公卿门下，也都称为“山人”。哪里知道巢父、许由本来就是青云之士，而弇州公这位尚书也可以称为山人呢？如今称山人的，大多说自己能写诗文。至于书法、绘画，我可以试着对他们说：“本朝称为山人的，有李山人梦阳、何山人景明、徐山人祯卿、李山人攀龙、宗山人臣、王山人世贞、祝山人允明、王山人龙、文山人征明、沈山人周、唐山人寅，像这样而已。” 《俞仲蔚先生集》序【顾绍芳】仲蔚俞先生去世三年后，他的朋友歙县人程于行与先生有深厚的旧交，拿出自己的钱刊刻他的文集，使之流传于世；廷尉王先生为之作序。廷尉以文章成为大家，又熟悉俞先生，所以他阐发文义、称述俞先生隐居的德行，已经十分详细确实。世人有的说俞先生依附青云之士而更加显名，意思仿佛是把功劳推给廷尉，认为廷尉提携他的力量居多。总之，廷尉公最初因为诗歌同俞先生结交，而且平生喜欢宣扬人的善行，他在诸位名公之间为俞先生推誉，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廷尉公出于私情，借抬高俞先生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也不用说这不是廷尉公的本意；即使俞先生本人，也会傲然不屑接受。如今俞先生有关当世布衣事业的言论，全部都在文集中，可以考察和借鉴。明朝兴起以来，词人的成就蜂拥而起、漂涌而出，但大多出自缙绅之士；布衣穷巷中的读书人，往往百人中也得不到一个。这并没有别的缘故：士人正处于困穷时，吃藜藿、穿粗布，只要不至于饿死就满足的，能有几人？因此饥寒憔悴，低头去求见权贵，他们在文章上只求剽窃和迎合，借此附会于《风》《骚》的情致，成就自己的仕途；其中稍有成就的，也不过是冯妇那样的小才，凭借抑扬顿挫争取名声，只为迎合五侯而已。这与不朽的事业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耳闻目见的人仍然传播它。然而士人的成就不是凭空得到的，名声也不是凭空依附的；人在世时，或许因形势激发而互相推重，靠夸耀吹嘘获得声名，但百年以后，形体和影子都消灭了，和草木一起腐朽，再也没有挽回的办法。俞先生的行迹不能越出一所房屋，游历不能越过千里之外，任由蓬蒿围绕，徘徊于图书史籍之间。即使达官贵人、郡国守相传闻他的名声而来求见，先生也只是随意应酬，淡泊自如。难道他同那些机巧善辩、趋时混俗、游说大人以成就名声的人相同吗？然而俞先生正因为如此，能够专心精研、深入思考，形成一家之言；不必迎合当时的爱好，声调也不必谐合乡里的耳朵，哪怕显得诡异或隐僻，也凭此达到不朽的境界。突然读他的文集，只觉深沉清澄、幽深开阔，气色苍然，不像今世之人。他平素的积累，哪里是偶然造成的呢？从前欧阳永叔评论圣俞的诗，认为穷困以后才能工巧；圣俞确实穷困，但曾经在朝廷任官，做到七品，有俸禄供养妻子儿女。与欧阳永叔所说的穷困相比，拿来和俞先生看，难道不还算优裕吗？俞先生因为穷困而写得工巧，又因为固守穷困，到老年穷困没有减少，文章的工巧却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厚。廷尉公极力称赞俞先生的文辞，并且推究他隐居的德行。俞先生的隐德，本来就是他文章昌盛的根由。说他是当世布衣中的杰出人物，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俞先生有个儿子伯安，因为失明而废弃仕途，但仍能赶紧谋划使父亲不朽，并嘱托我把廷尉公的言论续写在文集末尾。我即使有所论述，又哪里能超出廷尉公的意思呢？想当年俞先生在世时，我的父亲同他交情最厚，我顾绍芳也凭通家子弟的身份多次来往。先生曾屈尊提携我前进，因此不能说我不了解先生。于是最终按照廷尉公的意旨作序，希望能使里巷中想要砥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多少受到激励。《兵部集》跋【吴国琦】

译我年少时从趋庭受教开始，听到有关先父的德行和功业，实在不能全部说尽。长大后每次离开白杨里，那里有浮丘、白云等名山，我心中也不留恋，唯独喜欢寻找故老，谈论先世的事情。像先父这样，他遗留下来的大事尚且不能完全述尽，我只听说一两件细小的德行。曾听说他把乡党曲礼以及文公《小学》的篇章付诸实行，于是觉得我的饮食、衣冠，甚至举止行动，都仿佛与古人相似。这时放纵的心怎能不立即收敛？曾听说他任部郎回乡省亲时，一个村邻请他赴宴；那人倚门盼望车马，中午还没有到，于是叫亲戚朋友一同去请。走到半路，远远望见一个人戴唐巾、穿葛衫，坐在小松树下，侧耳仿佛在听田水潺潺的声音，手里拿着一卷书，旁边站着一个拿雨具侍候的小青衣，视听都不敢苟且。走近一看，原来是先父拿着家藏的才老韵经索句。又听说他补为弟子员后，祭扫先人墓，回来时夜里遇到雷雨大作，无处躲避，看见茂林中有一处住屋离得很近，便到某位故友家中。那一夜他端正地坐在门外直到天亮，便骑着跛脚驴离去。侍儿问起这件事，他严厉地说：“怎么能在深夜因为祭祀之事去打扰知己起居呢？”又听说乡里的先达某人砥砺品行、喜爱修身，恰逢有一件争田的小事，先父担心它会玷污大德，便写信规劝他，自署为首阳山人，派一个愚仆送到他门房便离开。那位先达笑着说：“首阳山人不是吴某，还能是谁呢？”没有想到今天又见到古人的事情，于是把这件事搁下。大凡这些细小的德行，实在不是笔墨能够逐一记载的。所以当时人们编歌谣说：“吴某何唐，张处士安贫乐道，不求人。”所谓“何唐”，与先父同榜中进士；张处士的姓名则失传了。一个缙绅先生竟和农夫樵夫分坐安贫乐道的席位，真是奇异，真是奇异！我曾记得先君子亲手订正这部集子，教导我说：“这部集子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你知道原因吗？诗人自有本色，因为保持本色，所以成为陶潜、杜甫一流的人物。你们若能修养心性、减少欲望，深思熟味，做到侍奉父亲、侍奉君主，何愁不能登堂入室，进入《三百篇》的深奥境界呢？”因此我再次刊刻一遍，让儿子兼加熟读，深入探求其中道理。后来取笔墨把我听到的一两件遗事写在文集末尾，也想借此作为记载，只是尚未说完。《何文毅公全集》序【张慎言】当代名相的功业，没有比楚石首杨文定更著名的了。他正值国家创建之初，补天浴日，功勋无与伦比。当时文章崇尚宋体，庐陵氏号称阁体文章，天下人都趋从风尚。后来权力分散而不能收拢，学士大夫各自凭借所长，争相奔走于文苑。直到长沙李文正出现，倡导阐明这种学术，权力才重新归于台阁。振兴衰微、挽救弊病的功业，往往百余年才遇到这样一个人，难道不是十分艰难吗？江陵张文忠又把博大改变为劲健精炼，仿佛吞下云梦、震撼岳阳，这说明经世济民的才能确实与文章相互成就。文人自矜于文字技巧，实际事务却往往不相称。汉东之国，最终因此壮大。何文毅公顺应时势而兴起，受到神祖知遇，任职于承明著作之庭，文采铺陈如林。公代替皇帝起草诏令、补写奏牍，内容切直恳挚；历任宗伯的辅佐，暗中筹划淮南之事。神祖留下公来辅佐光庙，类似前朝留下杨文定。等到他主持宰辅，权臣专擅、奸邪潜伏，又遭遇李文正那样的厄运。能够剖析大缝隙、疏导大水流，识别时机、归于清白；不久又发生钩党、甘露之变，谁能污损他呢？唉，公所成就的事业太伟大了！名相以接受谏言、进用贤才为第一要务，感格上天的德行、汇聚贤人的征兆，堂堂正正、宏伟光明，只有公具备这些。雕琢文字的小技巧，杨子云尚且以为羞耻，何况像我公这样的名相，难道只能在笔墨之间比较长短大小吗？不过，日月运行在天空，光彩常常鲜明；文章也如同太阳。用文章来记录谋略和教训，三代以后，体制越来越繁多，宏大的体裁和巨大的制作，如燕许在唐代著名、范富在宋代著名，本来并不少见。可是公从南方崛起，以经世治国的大业、永垂不朽的盛事，光耀远胜从前的贤哲；气度宏大如文定而更加明亮，通达时变如文正而更加高洁，镇定厚重如文忠而又善于收敛。大概把楚相的贤德合并起来，也没有谁能超过公；即使把楚相的文章合并起来，谁又能超过公而前进呢？楚人善于抒发怨情，屈大夫因此成为《骚》的圣人。如今读公的文集，非六艺之言不说，间或搜取秦汉古籍、汲冢遗书以及东西两汉以后的材料，又一概用浩大的气势和深远的见识裁度，使文章波澜平静、意味醇厚，最终归于醇雅。这样看来，台阁文章实在是我公重新创造的。古人说：“君子从这里开始，必定也从这里结束。”雅正的文章始于楚地，得到公而达到终极，确实足以冠盖天下，凌驾后世。但我仍沾沾自喜地不断称说楚地，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和经国大业，公是楚人，也使楚地因此更加尊重；正如唐代的昌黎、宋代的眉山，都使自己的乡土声望更加崇高。您的公孙一公来协助部务，亲手刊刻这部集子，向我请求作序。我也只是说明他的才华从何处显现罢了。《王文肃公文草》序【何宗彦】馆阁是文章的府库；职责专一，体裁有别，制度严谨，所以不敢放纵自己越出规矩绳墨之外，以炫耀奇异。建国初年以来，宏篇杰作辉映于典籍之间，真是盛美啊！嘉靖末年，写文章的人高声仰慕古人，傲视一切，迈着阔步，把词林看得很容易应付；但偶尔读他们的著述，大多只是取秦汉古籍、汲冢遗书以及先秦两汉书籍中的残余，逐句临摹、逐字仿效，色泽虽相像，精神义理却没有了。更何况彼此互相剽窃，像已经陈旧的刍狗一样呢？古代的作者，难道是把秦汉古籍、汲冢遗书和先秦两汉的书都不读，写文章时也不借用前人的一句话吗？义理本来每天都在更新，才华也应当随时启发；拘拘然做文苑中的优孟，明智的工匠会以此为耻。因此近二十年来，先前那些自我标榜为词人的人，大多被后辈看穿；词林中又有许多人卓然自立，于是文章的价值重新归于馆阁，而王文肃先生正是其中的指南针。先生身负超逸才华，没有不读的书；内心淡泊而无所营求，气概浩然，超越功名、生死、尘埃之外，没有什么能使他屈服。所以他的文章写出来舒缓自如，其中独到的心得，都能畅快表达想说的话，曲折舒徐而庄重；从来没有不取法秦汉古籍、汲冢遗书以及先秦两汉文章的地方，但又从来没有刻意去模仿秦汉古籍、汲冢遗书以及先秦两汉文章。

译这才是真正古代的大作家，没有人能够企及。那些把哀艳当作工巧、把恢诞当作奇异、把搜罗琐碎堆砌当作富赡的人，谁能比得上千秋之后的王先生呢？一定会有能够评定他品格的人。唉！先生平生最看重忠孝大节，所经营思虑、系挂于心的，是宗社安危的大计，哪里屑于同文士计较长短大小？只是这部集子包罗众多而有归依，属于大雅之作，精光灿灿，使天地为之昭明，也不是一般铅椠文人所能达到万分之一的。古人说文章和事业难以兼备；像先生这样，可以说兼而有之。我年少时便把先生仰慕得如同天人，等到取得出仕资格时，先生已经归去了，没有机会执贽拜为弟子。近来先生的孙子壐承君命为先生的文章作序，我哪里能够胜任？只是想起苏子瞻八岁时就知道敬爱范文正公，因为不能跟随他游学而遗憾；后来能够把名字挂在文章中，托身于范文正公门下士的末席，却又十分高兴。我是个只会拾取糟粕的人，不应冒昧攀附苏子瞻；但先生的德业和文章与范文正公前后辉映，那么为这部集子作序，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幸运，又哪里敢再推辞呢？《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五 文集 《周樾林先生稿》序【薛寀】樾林先生具有冰雪云霞般的品格，又拥有冰雪云霞般的才华，于是吐露出冰雪云霞般的言语。一泓沆瀣之气，重叠万里的绥山。斤竹可以抵御暑热，雕刻的柴薪可以驱除寒冷。不必说创作者本身具有奇异的智慧，即使阅读它的人也享有非凡的福分。如今这些珍珠般的文字很快就会枯竭湮没，我们同道之人都应当感叹风流顿然消尽了。次子尔宣和长孙、我的外甥保明，因为先生过去同我有小友之称，便在病魔缠身、沉溺书籍之间，依稀追随先生的足迹，嘱托我为之整理订正并刊行。我认为像先生这样的人，大概是上天放纵他的才华，又用骨力成就他；用时世的变化洗涤他，又借疾病曲折地保全他。士人身为诸生时，进入困窘的屋舍，连米盐都难以供给；面对主管考试的官员，精神沮丧、气力衰竭，文章技艺必然不能精工。即使写得精工，主考官有时也不能识别；即使识别了，也未必能旁征博引千古而舒展胸怀。先生幼年出身世族，肌肤如玉、光洁如漆，乳母保姆陪伴嬉游，便与缥缃书籍为伍；又能一目十行，百家史籍都供他抄录，读书酣畅淋漓，选择精华、割取艳丽。于是毗陵诸生之中，首先开辟了探究古学、振兴奇文的学问；出去参加小试，也就次次名列第一，没有人敢截断他的道路使他离去。名声喧腾了很久以后，他便开设讲坛，开辟荒芜道路，臂鹰牵犬，低身顺从猎师。先生刚刚登上仕途，就有甘陵南北部中那些一时负有声名的战士：不是被东南的声气网罗，便是被西北的风尚吸引。先生早年曾是贞父黄先生的弟子；贞父同泾阳石帆诸公交好，而先生却不借助“道南”的旗帜。后来他得到静初方给谏暗中引荐，静初以旁门偏锋得到中贵人的依托；先生却竭力拒绝郁轮袍式的援助，甘愿接受削职罢斥而不后悔。直到今天，读到《讽鹿马》一论，他仍甩开手臂独自行走，浑身是胆，尚且令人舌头翘起不能放下，更何况在当时呢？他屡次受挫又屡次起身，独来独往，刚升任监司，不久便因病罢职。历数先生从初次做官直到辞官的经历：在平干任职时的歌谣颂咏，在粉署中的匡助奔走，在清源如水的官署，在荆南肃如霜雪的衙署，无不曾执兰转蕙，使人闻之芬芳、入口沁脾；即使在一觞一咏之间，也都具有古人的情性。然而屈指计算岁月，因做县令而遭受排挤的时期占十分之一，任冷僻官署而以循良著称的时期占十分之一，由迁客起任监司的时期也占十分之一；而跋涉在漫长道路上、伴着鸡鸣霜月的日子几乎占十分之三，拥书守竹、红颜消退白发坠落的岁月本来就占十分之五。大概先生有高胜的情怀而没有浓艳的情态，有超拔的骨格而没有媚人的姿态；又有清雅的因缘兼有清净的福分，所以他的文集繁富厚重而又工整华丽，正是如此。我年幼时曾同仲舅氏在古庙读书，先生与二无先生遇到我们，我在旁边听到几句话，心中便推许他的深厚奇异。此后我们一同成为诸生，看见他像锐利的饥鹰，摩天而独自飞行，没有一次不惊叹而敬重他。乙卯以后，我们交谈渐少，直到在清源相逢一叶之舟、在神京相隔半期，才彼此在细微处考较古文，在琅笈中探寻奇奥；落笔时纸屑飞舞，停杯之后羹汤都冷了。先生曾命我为《南北史钞》作序，我也稍稍献上自己的狂言。哪里料到我们都寄身于沉冥之中，满满地处在斋阁里，而人琴俱亡的悲痛，只能交付给丹黄笺疏之下。唉！先生的文采艳丽本如云霞，清纯真实又如冰雪。从前有人吃了霞浆而胸中郁闷，赶紧用嵰山的雪水浇灌他，这才得以起身。先生的诗文，在我乡拘守经义的时候，首先推重其博大深奥；近来那些獭祭般堆砌、争相逞雄、食古不化的作品，更加比不上先生的清新流利。宣保、明英，才华标举振发，读父亲的著述而追承祖先的功业，将来一定会把清和的风吹入绢帛，把太傅的书放在衣带之中珍藏；即使拿他们同琅琊王氏七代相传的青箱相比，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梨云馆集》序【许士柔】何仙郎以风雅著称，声名在文坛长久振扬；如果不借助书坊刊刻传播，那也不过只是名士罢了。天气炎热时，像太阳披在他的文集上；读者握住他的手臂，心中感到畅快，是因为仙郎吐出的字字皆如明珠，不容易落在书册之间。一袭文章润泽，含有蛟宫之水；看见它的人便生出珍宝般的光彩。只是能感动人的作品很少，所以能够见到它的人格外珍惜。珍爱它的人多了，而秘密收藏又不能永远如此，便不得不托付给木版。于是彼此征求、访察隐逸之作，从书册之间把明珠抱回蛟宫，再把它送到绡市，使人能够披阅他的文集、心情畅快，这胜过握住他的手臂。仙郎自己并不想凭风雅获得名声，他曾说：“这不是用来保存仙郎的。”因为他刚穿青衫时，寄托心思于圣人之道，必定要进献风檐之下的奏牍，仿佛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常常使帝王产生生不同时、未能相遇的感慨；一日之间经纬万端，或许其中还保存着宏大的骏才。若只让兔毫之华冷落人心，使孤独的欣赏令人气短，本来面目已经剥落，所谓新面目也不真实。何况学士受压抑于文坛，儒生在词客门外被排斥；存在于风雅而又亡失于风雅的东西，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但事情有不同的一面：士人树立名声，总不过依靠这几行文字。合于一日的喜好容易，合于千秋的审美困难；合于一双眼睛容易，合于众人的眼光困难。千秋万代保存仙郎，则一日的评价便显得短浅；万众的眼光保存仙郎，则一双眼睛的看法便显得孤陋。况且读他的文集，秦人的筋骨、汉人的骨力，宋人的艳丽、班氏的芳香，都切合文艺家的脉理，参合作者的宗旨。如果只是用几行文字攫取时俗的物象和意趣，仙郎又不屑于保存了。我心中所倾慕的，不仅在此。仙郎家贫而形体清瘦，豪迈挺拔超过富人壮士；他以樊于期、鲁仲连、李太白等人为友。时运不合心意时，便命人斟酒，反复饮三雅；其深沉冲和、清洁自守不露痕迹，词采的面目也不向人乞求怜悯。刚同他交谈，便木然进入他的韵味，随即跃然而起。他一生不轻易许人为知己，等到披肝析胆地交谈，又忘了自身已经属于他人。十年来只要谈论心事而怀有幽愤，必定驾车去寻访他。记得辛酉年秋天，我们在六桥促膝而坐，感慨郁结很多，他指着西湖说：“辜负了这片清水。”我对此感到悲壮，心想天下有怀念仙郎、想同他交臂相遇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件风雅韵事；即使偶然经过他的座旁，也不止像荀香三日那样令人难忘。武陵的美好山水反而不能留住他，致使他的逸兴散落在江淮之间，使人把他同风人词客相互映照；又怎能仅仅凭这部集子来保存仙郎呢？仙郎既字梅臣，又称晋生，又自号欲仙、仙臞，不断改易名号来躲避“风雅”的名目。若陈伯玉买琴又破琴，把诗文之名留在长安，这样做究竟得失如何呢？自序【谭元春】

译诗文之道，绝不是随便写写而已。它有两大弊病：质朴的作品没有滋味，灵秀的作品留下雕琢的痕迹。因此有志于此的人，常常在二者之间精心斟酌，根据所得的征验来衡量深浅。必须做到一句话的灵气能够转动全篇的气韵，一篇文章的质朴能够滋养一句话的神采，才算善于写作。谭子说：古人的一句妙语，精微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却常常借助前后左右宽裕朴拙的气息，使人本来没有什么可喜的，忽然便感到喜悦。譬如心藏在内部，眼睛处在外部，神光不过一寸，其余都是皮肉肤毛。若全身都是心，心外全是眼睛，人就大为不祥了。然而前后左右用来隐藏这一句话的部分，也一定要真正具有古人那样的宽厚朴实。如果把古人不可思议的话，藏在今人漫无精气的篇章中，反而会连累那句妙语。譬如有人怀着仙佛之心，而包裹它的皮肉肤毛即使生疥癞也还可以，怎么能像市井之人那样呢？我向前求取灵异之趣有十年，退后求取质朴之趣有七八年。我所说的灵与朴，始终彼此隔绝而不能合一，但我未尝不想把这种心意传下去。这就是所谓名声的根基。人若不忘记名声，便会自爱其名；有根基，就不会浮薄。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真正相知的人。把碑沉入水中，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把它发现于山巅？取用它的时代越远，珍重它的人就越多，不一定非要亲眼看见。为了名声归于我，难道能忍受百年的寂寂无闻，来同那些不可知的人结下关系吗？这作为根基，也实在值得思量。我曾见过那些迫切求取流传的人反而不能流传，只为躲避一世的诽谤、贪图众人的赞誉，最终并不切合后世的好恶，使生前的心血和光阴白白耗费，实在可惜。又有人长期追随古人的步趋，迟迟才出，以为这样便可以流传。古人真正可以流传的地方，未必都在后人所传述的地方；而古人使自己流传的道路，哪里还有一条可以让后人重复走通的道路？即使同古人分毫相准，苦心经营多年，然而在山中迷路的人只会越走越深、越迷越远。谭子说到这里，悚然失去了他所谓的“名根”，说：“灵与朴，是我不敢忘记的。”至于能不能流传，本来也是有定数的。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呢？《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六 文集 《怀初集》序【吴伯与】如今的诗和文章，人人都能说上几句。那些巧笑美目、倚门而望、欢然自得的人，难道在美人夷光之下吗？然而他们争相追逐的只是名声，并不是本质。况且名声所推崇的，又喜欢抬举当时显赫尊贵的人。作品流传开来，众人共同成就其名，句句谈月露，人人都说长庆，沿着爱好形成风俗，以趋附显赫人物，于是幽居之士和下级官吏无人过问。甚至有些士大夫先生，平素喜欢推重山林隐士，以此抬高自己，别人也就跟着为他们扬名。这不过是给自己耳目所能接触到的人扬名而已，却不知道天下不能获得名声的人本来很多。那些不能获得名声的人，是没有机会得到名声的人；没有机会得到名声的人，不必凭诗文来扬名，只是借诗文来实行自己的志意。我从怀初先生那里看到了这种人。先生以儒业为生，多次在省试中受挫，最终以郡府幕僚终身，退居柴桑之间老去，吟咏泉石，十多年后去世。他有个儿子叫达，当时不忍心让父亲湮没，已经请沈侍御作了序，又来向我求序。我因而想到，怀初对于诗文，只是借它自我适意，并不一定要凭它寄托名声；他安然处在不争的境地，甘愿居于无所凭借的乡域，那么世上那些耳闻目睹他的人，大概正是逃避名场、隐身于下级官吏之中；他的风度翩翩，实在很有《诗经》作者的情致。他的儿子又把父亲所厌恶而不想得到的名声，记录下来并使之流传，寄托我无穷的思念；其中所表现的明白开阔和深切周至，在父子之间相互伸展，实在可以想见。这就是我为它作序的用意。《戴初士文序》【陆培】形势变化相互激荡，于是才显出侠义刚烈，难道不是真的吗？辰龙年，我曾客居燕地，往来黄金台，常同天下贤士大夫深相结交。那些才高的人、生性豪侠的人，促膝交欢，唯恐没有时间。客游日益广泛，唯独喜欢同石阳黄商侯交往。商侯深沉有智慧，勇敢而稳重，在公卿中有名声，因借助很多计谋而声名很大，慷慨而喜好宏大谋略。丞相、大司马、执金吾之流，屏退仪仗和守卫，带着车骑每天到门前求见，甚至不得入内，只能留下名帖而去。商侯不是自矜身分高贵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寻常人。当时石斋先生被押在槛车中征往豫章，金吾幕府的校尉跟随押送，索取囊中钱财。先生贫困得没有钱，幕卒便用三木夹住先生的头，再缠上锁链，使他更加困苦。事情紧急时，金吾按法令要求置办械具拘系，使者往往收纳钱财；大官小使索要百金才允许上路，罪囚通常还要加倍偿还利息，不如意便用棰杖拷打，侮辱呵骂一同到来。正当先生困急之时，有人说豫章有两个孝廉：一个矮而黑，一个高而红；他们同先生平生并无交欢，却各自拿出家产的一半替先生筹钱，得到二千金。幕卒稍稍懈怠下来；那个高而红的人又担心先生被人暗中加害、灌毒药，便每天侍奉先生，传递饮食，和他一同起居。石斋先生平安地顺流向北，等待治罪。两个孝廉功劳很大，那么所谓两个孝廉是谁呢？一个就是我的客友商侯，那个高而红的人，就是宜丰县人所称的戴初士。初士任侠好义，长于文章辞藻；他所结交的都是名卿以及祖父一辈的人，喜欢游乐，跟随歌姬和健儿三十人，车马踪迹遍及天下。浅薄的人不明察，竟把初士的奢华铺张说成不合经义。正因为初士很看重自己的品格，哪里可以同流俗之人说明呢？荆卿在燕国时，燕太子丹屡次进献车骑美女来使他心意舒适，荆卿始终没有推辞。文信国天性奢豪，奉养自己十分优厚，歌伎舞女满在面前；这些人难道是沉溺于群婢歌女、违背古人的戒诫吗？实在是因为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承担一件死而无悔的忠孝大事，树立节烈的名声，所以使用这副身躯极其慎重而艰难；这样看来，今日初士让音乐充满堂下、粉黛极尽赵国卫国之美，确实不算过分。第二年，初士和商侯参加计偕，正处在荣华显达之时。从此以后，他们声名通达、仕途显赫，建立功勋、树立节操，一定就是这两个孝廉。华元因长满胡须而著称，汉寿侯因美髯而得名，子罕因面色黧黑而显扬，晏婴因身高六尺而雄立；如此说来，矮黑的和高红的最终成为名臣，难道不是奇异的事吗？《王逸季遗稿序》【张士伟】逸季去世后，西弇的遗文也随之熄灭散失，没有得到收集。我收得一些刻书草创余下的文稿，二百篇中搜集到十三篇，已经确定刻印日期。桃源江禹疏因为尊长的命令，作了长洲令，怜悯部中两位亡友，准备合刻他们的遗文，便把逸季的稿子一并交给我。我说：“这哪里足以保存逸季呢？”从前文风遭遇厄运，流通的文章已经柔弱不堪，奇异的服饰引来群犬狂吠，人们不知道应当走向哪里。逸季在兴渊、献困、敦之间崛起，怜悯学者不能通达而师法悖乱，于是亲自排除楚声和昧暗之风，首先振兴华夏的声调。他推尊祢衡、毗陵，登上鹿城，同天下人击鼓前进。当时文艺的盛况，北边尽至长江，东南极至闽越。那些沉默的宿将，没有不背着弓弩站在车左边，希望能够执掌逸季的文柄而前行。逸季目光一闪、开口一斥，人们无不满意而去；他又从别的山上征取美玉，举起已经陈旧的刍狗，加以辨别、淘汰。自从《墨巷小题》两刻本刊出，纸价涌升，眼界开阔，天下都遵循它而变得空旷开朗。因此今日文章的盛况，虽有癸未诸公在上面倡导，也由于逸季在下面引导。倡导者显明地收纳那些倚门学步者的情感，引导者却默默地在人们的言语笑貌之间改变他们，使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吴地士人能够知道方向，逸季的功劳就很大了。况且逸季穷困而没有遇到时机，却并不是在文章上没有机遇。一个身穿儒服、手执三寸笔管的人，奔走于群彦之间；天下人若不是赞诵他、以他为师资，便会因为意见不合而诋毁议论他。追逐名声的人想求得一条诋毁的话都不可得，而逸季在广泛罗致、弘扬长处之中，哪里会甘心让一个儒生同自己并列？即使有人已有大成的风苗而尚未开花，像这两位亡友一样，人们怜悯他们并使他们长久流传，也是可以的。逸季此时才华初露而果实已经成熟，难道还要借助这区区文章来显扬名声吗？江禹疏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刻印呢？为什么要附在一起刻印呢？一定是因为宦官长者的情面。难道逸季要凭借大人来成名吗？”我惊愕地说：“逸季难道不是大人吗？明代的制举义，正如唐代的词赋。左司、湘灵、紫薇、阿房应举文章的美好，到了唐代末年，仍然只能指出一二人，称为一代正宗；况且还有白衣之人被贬斥在穷山恶水之间。即使今天评论唐音，能够超越李白、杜甫而把其余人全部收录吗？他们之所以附列在一起，是为了寄托追思。使无情变为有情，是文章；使有情变为无情，是外在形貌。如今逸季将要亡失的手泽正在这里，如果还说不应当一并流传，那是不对的。”

译我回答完这番话，便亲手把文稿交给商人。客人从旁讥笑说：“你替逸季做得真锋利啊！即使不借助这区区文章，也竟然只凭这区区文章。”我说：“这已经足以流传了。事业厚重，流传便光明；事业浅薄，流传便卑下。世上如果有真正了解逸季的人，终究不会越过制义去追问洪荒蒙昧之事。况且逸季的品行，实在是受到奇异梦境的感发。延寿受到奇异梦境的感发而写下临终之笔，逸季受到奇异梦境的感发而谢绝绮丽之言；至于他们去世的年月，则有先后之别。他们的得失，一定会有人加以辨明。又不只是区区制义而已。两个亡友，一个姓冯，一个姓为，都是长洲人。因为禹疏的嘱托，逸季才谈到他们。《竹寓轩文集序》【黄端伯】山水的趣味，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并不是学习能够增加的。然而如果不是长期沉浸于学问的人，就不能测知山水高深的形态。虎、兕、蛟、螭，分别在山川中称王，把山川当作城郭宫室，和友臣、妃妾、子孙相处，便在风雾中长啸呼号，习惯于此而不能察知其中的趣味，这就不同了。如今孝子敬爱父母，尚且把登高临深视为戒惧，何况那些散漫游荡的人呢？禹治理水土，伯益跟随他东行踏海，西渡流沙，南渡长江，北到朔漠尽头；凡是山川、财赋、人物、神怪，无不包罗并记载下来。他的文章高峻深厚，直可同高山大海相配，后世立言的人都以他为宗。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巡行，足迹遍及天下一半，因此行文浩荡突兀，有黄河倾泻、山岳挺立的威仪。耳目之灵，能够通达人的性命，真是奇异啊！浔阳人文用昭，家在庐山之麓，处于长江九派汇聚、如襟带环绕的地方；他游宦越中，风流日益盛大。舟车所到之处，必定把四方山水带着同行。经过便游览，游览便记载；描写神情、铺陈景色，逸兴飞快，即使把他的文章杂入《禹贡》《山海经》《太史公传》中，几乎也不能辨别是一人还是两人。我听说上帝的秘书，常常把名山大川作为寄托。禹把书藏在石室中，子长也想把副本墨迹留在名山。万物开始于哪里，最终必定归于哪里，这是天道。浔阳有上霄峰，同越地的包山石匮相对峙立；文子的文章已经写成，请把它藏在名山大川之中。《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七 诗集 《林伯恭诗集序》【宋濂】诗是心声。声音由于气而产生，都随着人的性情显现出形态。因此，凝重的人，他的诗典雅而有法则；俊逸的人，他的诗文采华美；躁急轻薄的人，他的诗浮泛而靡弱；苛刻的人，他的诗峭拔严厉而不平和；严肃庄重、温厚雅正的人，他的诗自然从容，超越于事物表面。像这样的情形，大概不能全部数尽。唉！风雷舒展形态，神妙的变化在天上运行；河岳融会耸立，万物在地下变化繁殖。千姿万态，沉潜显发，都是一气贯通的结果。必须有颖悟绝异的资质，再以博大宏伟的学问辅助，考察古今人与天的变化，通晓大小万物动植的情状，然后才足以凭借这种气的灵性。那些局限于一种才能、拘滞于一种技艺的人，即使想要纵横驰骋、追赶古人，也只会越退越浅、越加低下，离堕入鄙陋境地还有多远呢？我读伯恭的诗，不能不有所感慨。伯恭博通群经，尤其长于《春秋》；曾参加乡试，确实名列众士之首。伯恭年仅二十多岁，一旦声名震动海内。从那以后，他的学问更加修养精进，终于在至正甲午考中进士，历任省、宪、二府属官，正色直言，百官都敬畏震慑；有时出奇计，铲除三个叛逆小人，如同烹煮狐狸兔子一样容易。那么，他所涵养的气便充足了；这种浩然之气不受挠乱、不受屈服，所以发之于诗，便沉郁顿挫、浑厚超越《大雅》，奏响时如黄钟独自鸣响，打开武库时如各种兵器森然排列，又如洪涛怒张、鱼龙出没。只要展开诗卷，珍奇异物纷纷呈现，令人欢喜又惊愕，精神也为之震动眩目。我前面所说声音由于气而产生，都随着人的性情显出形态，难道不是这样吗？世上学习作诗的人很多，却不知道气充足才能使语言雄健，往往局限在虫鱼草木的细微之处，只求在一联一句中求工，真像苍蝇的声音从蚯蚓的孔窍中发出来罢了。这样的东西能叫诗吗？永嘉旧有“四灵诗”的传说，见识情趣凡近，音调卑弱短促；近代有人认为它清新，争相摹仿。我常对人说：“误导江南学子的，就是这种诗。”听见的人又怀疑又相信。如今伯恭的诗作问世，一洗习俗的鄙陋，确实可以知道豪杰之士自有其人。因此我敢执笔直书在卷首，世上若有真正懂得诗文的人，一定会深深有所取法。伯恭名温，姓林，是温州永嘉人。《刘兵部诗集序》【宋濂】诗是因情感而寄托于物的，难道真的很容易吗？其实并不容易。若没有天赋超逸的才华，就不能使才能相称于所承载的器量；才能相称了，若不加以考察古典的功夫，审察各家诗歌的音节体制，也不能使它得到施展；功夫加深了，若没有良师益友给他指示轨范、约束范围，也不能选择其中的精华；师友优良了，若不雕肝琢肾，夜间吟咏、早晨讽诵，也不能检验自己的造诣深浅；吟咏功夫丰厚了，若不得江山景物的助益，那么尘俗的思绪胶着扰乱、闭塞顽固，也不能发挥人的性灵。五种美质都具备之后，才可以谈诗。大概得不到清丽景物助力的人，感情沉重而郁结；功业不专一的人，文辞芜杂而庞赘；没有师承授受的人，体制艰涩而乖谬；以自心为师而自高自大的人，见识卑下而浅陋；资质迟钝的人，抒发滞涩而拘谨。古人之所以独擅一代诗名，虽然格律不同、声调不齐，却从来没有超出这五方面。宋濂读职方郎中刘君的诗，他大概无愧于这五种美质。刘君名崧，字子高，原是西昌大族，前代凭科举出身的有三十七人。刘君也因通晓经学而中进士，但他志趣所喜爱的，尤其在诗。何况刘君天分很高，还是童子时就常有惊人的诗句。长大以后，更加磨炼自己而不懈怠；上自《诗经》《离骚》，下至魏晋以来直到唐宋，凡数百十家作品，都加以钻研考核，穷究它们所以成言的道理。用功既深，精神也参合贯通，完全没有古今的隔阂。不久他又说：“这当然可以了，但还不够。”于是捆起书籍奔赴豫章，同辛敬万、石周浈、杨士弘、郑大同会合。这五个人都负有能诗的声名，见到刘君，个个惊异。刘君确立风雅的准则，早晚勤奋，有时忘了睡觉吃饭。等到用古人来验证，黑白分明，完全清楚。不久他又说：“这当然很好，但还不够。”于是再次痛切地督促自己，每天写一篇；即使严寒冻得胶都折断、酷暑热得金属熔流，刘君也拥鼻屈膝，时时发出呜呜的声音，不写成篇章便不停笔。几年之间，卷轴堆满几案。不久他又说：“这似乎有所收获了，但还不够。”又准备好布袜和行缠，登临钓台，三次回望山岭，攀登虎鼻峰，眺望龙门；有时终日苦苦搜求，有时整月忘记返回。然而州里的近处，仍不足以穷尽耳目的远观。环绕江右各地，只要有奇异的山川，不论道路远近，他一定要亲自到达。他的胸襟境界逐渐开阔，却始终仿佛还不能舒展自己的志意。于是又越过庾岭，舀饮曲江之水，游赏韶石，经过清远峡，登上越王台，访问蒲间泉，游览石室；遍观海北名山，再次渡过鲸波，观赏琼台双泉的胜景，然后回来。刘君的诗到这时便大为昌盛了。我有幸读到它，气势凌厉、顿挫迅疾，鼓行而无所阻挡。所谓缓急、丰约、隐显、出没，都合乎规矩法度。至于他自己的所得，则能够随着事物赋予形态，高下大小，变化莫测。把它放入古人的篇章中，几乎无法辨别。唉！前一千年以前的人，我已经知道他们了；后一千年兴起的人，谁敢说不会有这样的人呢？假如确实有这样的人，若不是刘君的作品，又有什么能够远传呢？世上没有具备刘君五种美质的人，却只把作诗说成很容易，这种说法果真可信吗？我宋濂资质荒疏，玩时虚日，不能写成一章；本性爱好登临，又没有助游的器具。虽说各家诗无不阅读，终究不能窥见其门墙，辜负师友太多了。拿我同刘君相比，难道不更应当惭愧吗？即便如此，我虽然不善于作诗，但我对诗的理解，决不在诸贤之后。所以借作序的机会同大家谈论这些，假使韩愈、李翱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话。刘君十九岁以前的诗作全都焚毁了；二十岁到四十九岁之间保存下来的，也只有十分之七八。如今他的门人萧翀编成的，共有若干卷。翀字鹏举，也喜爱诗，大概是得到刘君传授的人。《汪右丞诗集序》【宋濂】

译古人评论文章说：“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气息枯槁；台阁之文，气息华丽雄健。”这难道只是上天降下的才性不同吗？也因为所居之地不同，所以表现在言辞上的形态有差异。宋濂曾据此考察各家的诗：出于山林的，无非风云月露的形态、花木虫鱼的赏玩、山川原隰的胜景罢了。然而它的情感曲折而舒畅，所以声音渺远而幽深。至于处在台阁之中就不是这样：看到城观宫阙的壮丽、典章文物的美盛、甲兵车骑的雄威、华夏一统的盛况，这些足以开拓胸襟、激发志气的东西，没有不厚重、没有不宏大的。因此不发作便罢，一旦发作，声音便淳厚庞大而雍容，铿锵宏亮而震荡，居处改变人的作用实在太大了！如今看中书右丞汪公的诗，更加相信这种说法确实如此。汪公凭借超人的资质，博览群书，素来善于写文章，尤其喜爱作诗。当皇上兴起之时，他仗剑相从，东征西伐，多次身在军旅，所以他的诗震荡超越，如铁骑奔驰冲突，旗帜在旁边翩翩飞舞，同他前后相随。等到天下治理、功业完成、四海安宁，汪公便出任持节掌钺之职，镇抚安定藩方；入朝坐于庙堂，辅佐推行政治教化。因此他的诗典雅尊严，像高山雄峙，群峰在左右环列，仿佛拱手作揖、趋前相从。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气与时代共同生长变化，随着心境迁移，也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然而兴盛王朝的气运，必须到完美的声音才算完整。像汪公这样的人，接受辅弼君主的重托，竭力施展经纬天地的道理，担负赞助化育万物的责任；他的吟咏所涉及的，无不可以美化教化、移易风俗。这对于外物和民众伦理关系极大，并不只是古人所谓台阁雄丽之作；山林之下诵读汪公诗歌的人，也将受到它滋润灌溉的恩泽，使枯槁变为丰腴。即便如此，诗的体制也不过有三种：风、雅、颂。风是里巷歌谣的辞句，多出于百姓、奴隶、女子和妇人的手笔，仿佛有些像山林之诗。雅、颂的体制，用于朝会，也用于宴享；不是公卿大夫，恐怕不足以作成它，这不也接近台阁之诗吗？如今不设置采诗的使者，却把这些职责寄托在国风上，似乎就没有用处了。皇上正关注礼乐之事，难道不会撰作雅颂，以成就一代盛典吗？我对汪公深有期待，将来能够同《鹿鸣》《清庙》等诗篇一同流传的，不是汪公的诗又是谁呢？我宋濂不敏，承受汪公知遇已有十一年，所以私下把作者作诗的用意写在篇首；这些芜杂有病的言辞，实在不足以影响汪公诗歌的轻重。公名广洋，是皇上所赐；字为朝宗。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华宋某作序。《题葛庆龙九日诗》【宋濂】江乘沈玄督道士拿着一卷草书《九日登高古诗》来拜访我，诗卷后面没有署作者姓名，只题着“越台洞主”四字。道士惆怅地说：“我非常喜爱这卷诗，曾拿给当世大儒多次请教，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我听说您一向博学，希望您能为它作一番考识。”我哪里足以谈论这些？但还记得谢先生说过：“越台洞主名叫庆龙，姓葛，是庐山人，长期居住在越中，能作诗。作诗务求出语不合常道，有时艰涩如钩棘，难以成句。每当他到诸公贵人的宴会，诸公贵人正饮宴欢乐，便有人准备纸张，不论熟悉或陌生，连着给他十多幅。庆龙在中间斜眼看着，酒意浓时便落笔不止，篇篇如大鹏高举、海涛怒起，突然奔腾而出，没有边际。然而他为人简率急躁，喜欢当面说人的过错；一有触犯，便发泄出来毫不隐瞒。不知道他磊落而没有别的心思的人，大多避开他。他只喜欢听音乐，又不太懂乐理；居住一室，杂乱悬挂药物、玉磬、铃铎，醉后自己摇扇震动它们，闭着眼坐着听，直到熟睡才停止。晚年尤其落魄，依靠王主簿居住。当初越台有石洞，砍柴打猎的人经过时一定向它祝祷，认为其中有神。庆龙喜欢这种说法，便把自己的像刻在洞前，自称‘飞笔仙人越台洞主’。死时留下遗言给王主簿：‘我死后应当把我葬在这里；葬我时一定要在这个洞旁，并用仪仗鼓吹作引导，使砍柴打猎的人像祭祀山神一样祭祀我。’庆龙最初做过和尚，中途改穿道士服，晚年又进入儒者之中，没人能揣测他的心意。他说话颇多玄怪意味，恍惚难以分辨。君子说，他真是诗中的仙鬼。”如今看他这一卷所作，虽然夹杂幽深艰涩之处，但奇异的气势横空迸发，真想骑着日月迫近太清；那些只在辞藻组织、缝缀上下功夫的人，同他相比，不过如猿鹤之于虫沙。像庆龙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轻视呢？怎么可以轻视呢？所以我详细记述谢先生的话，写在卷后归还给道士，使人知道庆龙不是那些卑躬屈膝、媚附儒生的人所能赶上的；那么，不做庆龙那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做到呢？《项伯高诗序》【刘基】言语产生于内心，发出来便成为声音；诗，就是声音形成篇章。因此世道有治有乱，声音有安乐有悲苦，彼此随之变化，都出于自然，并不是谁能够强行造成的。所以春天禽鸟的声音，喜悦而安适；秋天虫子的声音，凄凉而急切。无情之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年轻时读杜少陵的诗，颇为奇怪其中有许多忧愁怨抑之气；评论者说他遭逢时世动乱，把怨恨悲愁发为言辞，怎么能够和谐而且快乐呢？然而由于听闻见识不同，我当时还不能完全明白。近五六年来，战争接连发生，百姓和万物凋敝，满眼都是令人伤心的景象；每当我把一件事写成文字，便不知不觉凄怆愤懑，即使想停止也做不到。这样以后我才知道少陵发自性情，实在是不得已；而我过去的惊怪，正如夏虫怀疑冬天不会有冰一样。因此如今读项君的诗集，深有感触。项君同我生在一个郡，年纪比我稍长；看他的诗，冲淡平和，逍遥闲暇，仿佛只有欢乐而没有忧愁，这是为什么呢？唉！项君作诗时，王朝恩泽流布四方，海内山岳安定，项君虽然没有被世用，却能够放意于林泉之间，耕田钓水，不受时势束缚；他发为言辞，又怎么能够不和谐而且快乐呢？凭项君的文学才能，却不能大为显扬、历任台阁，以文章文饰太平，这是人情所感到不足的地方。但项君不是这样：胸怀志向而处身幽居，甘愿寂寞而没有怨言。项君也真是贤者啊！贤者不能得到世用，却也没有果断地忘却世事；我又不知道近来项君所作的诗，是否还能不凄怆愤懑，而长久保持和平闲暇呢？还是不能呢？我感慨到了极点而有所思考，所以作序并提出这个问题。《王原章诗集序》【刘基】

译我在杭州时，听说会稽王原章擅长作诗，士大夫中善于作诗的人大多称道他，只恨不能认识他。至正甲午年，瓯、括之间发生盗乱，我到会稽避难，这才得以尽读原章所作的诗。它直率却不刻薄，质朴却不粗俗，豪迈却不虚妄，奇特却不怪诞，博大却不泛滥；其中有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情感，有去除恶行、防止邪曲的志向，恳切真挚，流露在词意之外，绝不是徒然创作的，因此我非常敬重他。有人对我说：“诗贵在自我适意，却喜欢进行评论讽刺，这恐怕不可以吧？”我回答说：“诗是为什么而作的呢？《虞书》说‘诗是表达志意的’，卜子夏说‘诗，是志意所趋向的地方’。上对下可以用诗来教化，下对上可以用诗来讽刺；以文辞为主而含蓄劝谏，说的人没有罪，听的人足以引以为戒。诗究竟是为什么而作的呢？本来天子每五年巡守一次，命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国风；如果让作诗的人全都写清虚浮靡之作，只吟咏莺花、歌咏月露，而同世事毫无关系，君王应当从哪里取得材料来观察天下呢？”又有人说：“圣人厌恶身居下位却讥讪上者，如今王子身在下位，却凭借诗歌掌握议论是非的权力，不是很接近讥讪吗？” 我说：“唉！这是什么话！《诗经》三百篇中，只有颂是宗庙乐章，所以有赞美而没有讽刺。二雅是公卿大夫的言辞，国风大多出自乡野里巷的平民、男子和怨女之口，仍然一概采录而不遗漏。变风、变雅大多用于议论讽刺，甚至有直接指明事情、斥责人物而明白说出的，《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就是如此。假使这些诗有讥讪君上的嫌疑，仲尼就不应当保存它们作为训诫。后世评论诗歌取舍，竟不以圣人为准则，而任凭私心决定好恶，这样的人就难以同他谈论诗了。”又有人说：“书上说‘只是言语会招来羞辱’。从前苏公因为作讥谤之诗而招致牢狱，被播迁斥逐到海外，这不能不引以为戒。”我说：“孔子说：‘国家有道时，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无道时，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所以尧有诽谤木，秦却有因私下交谈而获罪的刑罚；乱世所忌讳的，正是治世所允许的。能够说话却不说，那就是土瓦木石之类。王子生在圣明的时代，难道敢违背孔子的教训，而把自己比作土瓦木石吗？” 《黄子邕诗集序》【王祎】旴江黄子邕擅长作诗，他的诗有一部名叫《醉梦稿》，都是古乐府、歌行和五言古体，共有若干卷。他的辞句简洁质朴平实，一以汉魏为根本，完全摒弃近代声律的弊病，几乎接近古诗了。唉！像子邕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有意追随古代作者而同他们并列吗？难道不能称为当今善于作诗的人吗？我曾评论，三百篇诗的作者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时代所作；它们的言辞大抵都是指明事情、树立义理，明白而容易了解；援引事物、联类成篇，贴近而容易看见。从来没有艰深矫饰的语言，而天道的显明与幽晦、人事的治乱、世变的兴衰、物理的盛衰，无不有所显现。这正是诗歌体制之所以同现实有所联系的地方。后世作诗的人不知道从这里出发，往往只炫耀才华文采，肆意铺陈华丽繁缛，崇尚奇诡浮靡，在辞句之间比较美丑工拙，却不顾诗歌大体所联系的根本。自江左以来直到唐宋，这种风气都如此；它造成的弊病当然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如今子邕能够排斥铺张而取简洁，摒弃华丽繁缛而取质朴，贬抑奇诡而取平易，以实在取代浮靡。读他的辞句，就知道他对天道人事、世变物理之间的关系已经考察得很详细了。再往上推论，难道仅仅止于汉魏而已吗？所以我认为，子邕的诗，大概接近古今世上那些能写诗的人了。像子邕这样的人，实在不可多得。子邕曾向北游历，遭逢世道衰乱；他的言论不被采用，志向郁结而不得施展。幸赖当今天子圣明，尽力收罗前代遗留下来的人才，加以甄别录用，因此子邕终于在礼部得到提拔。现在朝廷正致力于考察古代礼制文章之事，其中讨论、修饰润色的工作，多出自子邕之手。大概子邕的学问，并不只是擅长写诗而已。因此我评论他的诗，并且涉及他一生的大概，使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能够由此完全了解其为人，也让人看出我对于子邕的诗，确实知道它的意旨所在和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并不只是随意与他相好罢了。《黄岩戴氏合族诗叙》【胡翰】黄岩戴氏的戴志道，凭借资财被称为益山的大户，分给几个儿子财产将近二十年。适逢有警乱，志道父子在山中躲避祸乱，各自逃亡藏匿，很久不能相见。事情平定后，才像从前一样回归故里。于是他的儿子祜、祚、禧、祖、礼五人侍奉父亲，共同商议说：“我们骨肉幸而逃脱了虎狼的口中，田地、房屋和财货也幸而没有成为强有力者的资财。回想起在山中日日夜夜悲伤盼望，恐怕再也不能恢复平生的欢乐，那么如今怎么忍心很快彼此分离，而不共同享有这些产业呢？”于是合族数十人共同居住，一同防守。志道年过六十，头发却没有变白，精力也没有衰退；他率领子弟族人学习奉行孝敬友爱的事，早晚都不倦怠，乡里人都称赞他。我从永嘉李君那里听到这件事，又得到有关诗篇，读过之后，便替他们写道：“天地之间，有生命的事物都按类别聚集。火这种东西属于阳，所以炎热向上；水这种东西属于阴，所以滋润向下。上面是火、下面是泽，因为性质不同，所以卦象称为睽；水在地上，形势必然汇合，所以卦象称为比。万物都是这样。鸟兽鱼鳖出生以后，飞翔而聚集的，一定要成群才停下；跳跃而潜游的，一定要成队才前进。

译至于那些彼此触犯、搏斗、撕咬而离去的，大概一定是有特殊原因。人也是这样。人与人共同相处，是上天规定的秩序，并不是万物可以相比的。国家中的君臣，乡里的长幼，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兄弟，从有生以来就没有能够改变的；而家庭关系最为亲近。如今天下不幸多有变故，百姓苦于战争，常常小心地处在危险恐惧之中；一旦发生仓促的变乱，扶着老人、带着孩子，流离颠沛在道路上，困窘到了极点，往往就把他们丢下，连男女老幼都无暇顾及；有的被剪发而成为俘虏，有的甚至相互杀戮、吞食。我恐怕活着的人类将要糜烂消尽了。正在这时，得以听到戴氏的事迹，才看见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如同青天和明亮的太阳一样显著。人类没有糜烂消尽，大概是有道理的吧！猰防是天下最凶猛的野兽，性情喜爱吃人，却唯独没有听说麒麟、驺虞被它残害。善人君子，实在有上天在帮助他们。张公艺、李自伦这一类人，经历隋朝和五代的战乱，最终仍然保全了家族，几代不衰。推究他们当时的处境，他们的智慧并不超过杨素，勇力也比不上贺若弼，善于做官也不如冯道，积累的财产更不富有张筠。他们所积累的习行，不过是寻常百姓的行为，只是忠实笃厚地奉行孝敬、友爱罢了。如今戴氏父子兄弟已经分家而又重新合居，这正是以孝友开创家族事业的开始。像“登登”这样的筑土声，如果根基不牢固，积累就不会厚实；涓涓的水流，如果疏浚得不深，引导它就不能流得长远。希望你们还要竭尽自己的心力啊！国家的制度规定，五代同居的人家，要在其门上立匾表彰。将来所加的恩宠，未必只在他们本人身上，一定也会惠及他们的子孙。《屠先生诗集序》【胡翰】屠先生名彦德，是越地诸暨人。先生年轻时居住在乡里，学习做官吏。黄文献公主持州政，见到他，认为他有才，催促他去求学。于是他改变志节，辞别原来的同辈，深入思考六艺的文章和诸子百家的言论。过了很久，学问才大有长进。监书博士柯敬仲从京师回来，把他延请到吴中，率领吴中的众位生员像对待老师一样侍奉他。吴地是东南的都会，敬仲旷达不拘，喜欢接待宾客；来的人不是朝廷中的贤能显贵，就是四方的名士，他们相互讲学，取长补短。凡是国家的旧事、前代的礼仪制度，他都能够听闻。当时天下了解先生的人，不只是黄公以及当朝声名显赫的公卿大夫，往往都是这样的人。元朝建立国家以来，自至元以后太平时期，人们更加崇尚华美文饰，但有才能而真正能办事的人，大多不足以任用。先生虽然是儒者，但所承担的见识宏大而高峻；他指点天下大事，出入于古今成败利害之间，明白得像烛火照耀，又能逐项计量，仿佛近在眼前。显贵之人与他交游，听到他的话，没有不感到满意的，然而最终都不肯伸手援助他，使他为国家效力，他始终徘徊而不得志。他仅凭《春秋》参加有司考试，取得一个教官职位，反而排在白皙少年之后；那么他一生中欢乐愉快或愤懑难言、忧思慷慨的情怀，触景而发，理应有助于昌盛他的诗篇，并从中抒发出来。我起初在吴中认识先生，先生比我大几岁。等到再次在婺地相见时，我们都已经将近老年了。闲暇时我们一起谈论诗，先生一向不自夸，竟说：“你写诗，可以说是力量足以扼住老虎，射箭又能一发命中。”我听了惭愧得很。先生这是在吟咏我啊。先生去世以后，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很久没有见面。前年伯勤从越地来，说先生的诗已经汇编成册，请我为它写序。今年敬仲又来，再次请求我写几句话。对于死者，我哪里能够推辞呢？古诗变成了《文选》，《文选》又变成了律诗；即使有创作者，也常常受困于声调对偶。反复推敲之间，唯恐不能纵情驰骋，从而穷尽人情物理的妙处。看先生的诗，防容宻栗，得之自然；有时涉及恢奇之境，却不失于恰当；能够发明古人未曾说过的道理，又完全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意思。由此才知道先生从前所说的巧力之喻，如今已经在他的诗中看到了。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向的。先生的志向没有在当代得到施展，难道就会因此湮没，不能在后世得到彰明吗？所以我对他的两个儿子说：姑且谨慎地收藏这些诗，天下将来一定会有采集它们并使之流传的人。《上虞孝女朱娥诗序》【唐肃】我过去经过曹娥庙，写了一篇议论说：“曹娥还没有嫁人就死了，汉代称她为孝女，这是合乎礼的。如今庙中祭祀她，却用‘夫人’作为谥号；有了君子作为丈夫，之后才能称为夫人。活着是女子，死后却称为夫人，这可以吗？曹娥的孝，不会因为称作女子就减损，也不会因为称作夫人就增加。”等到了吴地，我看见海边有一座庙祭祀称为天妃的某夫人，据说她本是闽中的处女，死后成为海神，于是又叹息说：“妃是配偶。天的主宰称为帝，天妃难道是天帝的配偶吗？处女死后成为神，称为夫人，已经错误了；又称为天妃，可以吗？”历代的祭祀典礼由宗伯掌管，由朝廷议定；凡是像这样不合礼制的事情，谁能革除并纠正它呢？今年，上虞县人魏士达对我说：“我们县有个朱娥，在宋治平三年，以十岁女子的身份，为了祖母遇难而死。当时乡里人为她在县城南面建立祠堂，记载此事的是郡从事虞太宁。政和三年，县令席彦稷、主簿孙衍、县尉向泳重新修建祠堂，记载此事的是新定人江亮。如今祠宇和碑碣已经毁于战火，很久了。乡里的长者还能够说出它原来的地方，常常为此悲伤叹惋，以不能恢复旧貌为遗憾。” 宋熙宁年间，会稽县令董偕曾把朱娥配祀在曹娥庙中，因为两位娥都是我们县的人。曹娥庙在江的西面，地界属于会稽。朱娥庙已经废毁，不能专门祭祀她，只能在别县的庙中作为附祀享受祭祀；虽然朱娥的神灵并不把疆界彼此分隔开来，但我们的长者和子弟之所以悲悼、思慕、向往，是认为不能不在我们自己的境内专门建立祠庙。而且旧庙本来确实是百姓建造的，在这里任职的官员从未向朝廷请求封号和匾额；如果能像曹娥那样得到朝廷封赐，更是县人的遗憾。因此我们这些士人都追述吟咏她的事迹，请求我为诗作序，拿着它去告知有关官员，希望多少能够使他们受到感动，转而上报朝廷，最终实现乡人的请求。唉，这就是县人的一片盛大心意啊！孝，是风俗的根本。只要以孝著名，即使过了一千年，也如同只过了一天。朱娥死后两三百年，人们仍然思念她、为她悲伤，不忍废止祭祀，并诚恳地把恢复祭祀当作急务。大概朱娥的纯孝，能够在两三百年以后感动人心；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懂得厚重地劝勉风俗根本的人。有司听到这件事，难道不会奋然起来参与这一义举吗？否则，也就和从前在这里任职的官员没有区别了。

译朱娥没有获得封号和谥号，虽然似乎令人遗憾；但假使获得了，却加上像曹娥、天妃那样不合礼制的称号，也还是不如没有。如今国家制度焕然一新，担任宗伯的人，必定有懂得礼制的君子；对于前代的过失，也差不多可以革除并纠正，难道肯继续沿袭它的错误吗？我特意借作这篇诗序的机会谈到此事，以记下我从前的感慨，也对当今居于上位的人有所期待。《苍云轩燕集诗后序》【唐肃】我与严宗道君分别已有两年。一天，他快马寄信到京师，把《苍云轩燕集》中的诗以及宋庸庵先生所作的诗序给我看，并且请求我在卷末写几句话。我反复读了几遍，感叹说：“观察天下的盛衰，不应只看朝廷，还要看民间。朝廷之中贤能被举用，政事得到修治，教化向下遍及天下，和气融洽、太平安宁，那么穷山荒泽中的隐逸之士和高雅之人，才得以蒙受恩泽、承受休福，鼓舞欢唱，来满足他们宽闲安逸的心志。所以游行于大道而听到童谣的人，不必等到进入冀都的境内、听到大章之乐，便足以证明陶唐氏的盛世。这样看来，诸位能够获得这种快乐，难道不是因为乱世到了极点而重新走向治理、否塞到了极点而重新转为安泰的时代吗？”我被官职所羁绊，和他们相隔千余里，想象一时盛大的聚会，尚且能够因此兴发情怀，更何况文采灿烂的文章明明呈现在眼前，金玉般的诗篇洋洋盈耳呢！况且采集民间风俗、记载国家风俗，是史官的职责。我虽不聪敏，也确实参与听闻了这件事。谨写下这些话回复宗道，并且用来向庸庵先生求证。《刘职方诗集序》【乌斯道】天下技艺精巧的人，虽然出于天性聪慧，也要经过多年长久的磨炼，才能如此，不是吗？何独技艺如此，诗也是这样。诗写得精巧，不只是体裁、声律以及开合起伏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而已。年岁越长，功力越深，诗篇就越苍劲，如高大的松树和坚挺的柏树，如老鹰和强健的鹘，使萎靡柔弱的气势被屏弃在万里之外。人读了它，精神自然振作，气概自然旺盛。不仅如此，诗意来得迅疾，文辞流畅；情趣深厚，景物融洽；精神变化莫测。起初只能看见工匠显露技艺，到了这种境界，技巧的痕迹便消失了。就像扁氏斫轮、郢人斫垩，或像服炼仙药后仙骨脱胎换形，这才称得上诗写得精巧。诗写得精巧是确定的，但如果不能从中体味道义的醇厚、淡泊世俗纷扰，也还不足以谈论诗。一定要使义理不被情感压倒，使道义不被外物沉溺；天地万象，都成为我心中的妙境。这样吐露精华，自然没有不美的。《三百篇》都说“思无邪”，难道是那些流于个人情欲、只会细琐地描摹事物抒写感情的作品所能相比的吗？我在豫章时，偶然会见太和人萧翀，字鹏举。旅舍中听他诵读自己所作的诗，都清新典雅华丽。问他的老师是谁，原来是职方郎中刘先生子高。先生品行修养高，学问充足，还未成年时就已经有善于作诗的名声。到四十九岁时，诗作灿然汇成一卷。鹏举把它刻印流传，金华宋翰林在卷首作序，以五种美德完备地称许他，诗集本来已经脍炙人口。然而先生五十岁以后所作的诗，却不在刊刻的诗卷中。鹏举又搜集了若干卷给我看。我反复吟咏，使人神清骨爽，疲劳忘却，忧愁消释，不能放下手，完全印证了我先前与他商量的看法，没有一丝遗憾。先生的诗，不事雕琢而精工，不显峭拔而苍劲，不隐晦却深厚，不险怪却神妙，不流于平淡而能化育万物，不违背世俗而合乎道义。先生从科举得第后，升任职方郎中，又转任北平按察副使，南方走遍雷州、琼州，北方到达燕、冀，历时三十多年；所经历的时运变化、仕途通塞、山川风俗、人情物理，都足以引发感慨，而他只以道理来体悟，把这些感受全都写进诗中。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年岁越高、功力越深，才达到这种境界吗？从前王子安、李长吉年少时的诗，并非不能在当时鸣响，只是王子安的作品受到年轻气盛的限制，李长吉的作品又受怪奇一路的限制；这难道不足以作为证明吗？我也爱作诗，如今已经老了，但我的诗还没有达到与年岁相称的程度，仍应登门向先生求教，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现在先为诗集写序在卷首，使鹏举再次刊刻，来惠益众人。人们看见这种情形，又将要舍弃鱼而选择熊掌了。《王敏功诗集序》【乌斯道】世上评论诗的人，谁不说：凡是诗写得好的人，一定要取法古人。在古人之中，谁最擅长某一类诗？就一定选择那一类来模仿，那么差不多就能使音节、体裁有几分相似了。我说不是这样。如今的人如果确实可以取法古人，那么古代最初创作诗歌的人，又是取法谁呢？内心想要有所言说，就把它表达在诗中。诗，是代替人说话的声音。人不能停止自己的言说、不能不向别人表明心意时，一定有条理、有道理，有开有合，自然而然，不感到劳苦；否则就只是狂乱迷惑罢了。作诗也是如此，何必拘拘然地去模仿古人呢？从前优孟学习孙叔敖，拍掌谈笑，没有不像的地方；等仔细观察，终究不是孙叔敖本人。鲁国男子因为自己不可学习柳下惠的地方，反而学习柳下惠可学习的地方，谁不仰慕他呢？孔子称赞他善于学习柳下惠。写诗要不要模仿古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本郡的王敏功，天性聪慧而喜爱学习，凡是作诗，随着意兴所到，铺纸提笔立即写成，积累了若干卷。我读他的诗，雄壮、精雕细琢、直率明白等特点都具备，全部出自天性的自然流露；虽然他从未刻意模仿古人，却没有一次不像古人。敏功早年学习举子业，至正末年朝廷停止科举，他便放弃学业，游历燕、冀，见识更加开阔，胸中积蓄也更加深厚。等到他回到桃源山中隐居，更加领略到云霞泉石的情趣，一经抒发，便变化迅疾，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标准来看待。譬如大地化育草木，草木的花、叶、枝、干，大小、浓淡，难道是某一刻雕刻出来并仿制的吗？也只是自然而然罢了。《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八 诗集 《张潞国诗集序》【苏伯衡】故元翰林学士、承旨、北行省平章事、致仕的潞国张公去世十一年后，他的方外友人北山上人带着他的诗来到南京，请前灵隐住山见心复禅师汇编次序，准备刻印流传。苏伯衡从金华被召来，于是请我为诗集作序。我从前在史局时，读过张公的传记，想到他的诗文没有人收集，时间久了还会散失坠佚，曾私下叹息。如今北山请我作序，我难道能以自己不敏而推辞吗？文章辞采的盛衰，本来受到时代运势的限制；而时代运势的盛衰，也能从文章辞采中看出来。既然如此，诵读他的诗而想了解其为人，难道可以不进一步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吗？从前元朝兴起于朔方，到了至元、贞、大德年间，天下最为兴盛，没有比得上的。张公出生，正好处在这个时代；他所禀受的才气精粹，因此他的言辞昌盛发达，是有原因的。然而他困顿不得志，长期滞留在江湖之外，在寂寞的水边吟咏歌唱，几乎有五十年。至正初年，才凭借荐举进入朝廷名籍；到这时，从前的老臣宿儒已经凋零殆尽。他由国子助教转任翰林承旨，于是掌握文章大权，雄视天下。这种文脉没有泯灭，实在有赖于他。谁知道他平日涵养深厚，而朝廷任用他却不及时，所以他的声望和成就才像那样突然显著呢？难道是那些凭一时侥幸、坐等便能在顷刻间取得显赫荣华的人所能同日而语的吗？自从张公任翰林以来，国事一天不如一天，边疆日益紧缩，所以他铺陈帝王功业、文饰王道法度的诗篇，已经可以同《清庙》中“我将”的颂诗、《鹿鸣》《鳬鹥》中的雅诗相比；至于因触景生情、由外物引发而写成的歌诗，则取法于《匪风》《下泉》。正当他歌咏盛世之时，却突然遭逢衰世，难道不可悲吗？为什么上天不肯多留给他一些年寿，竟使张公去世了？张公去世，不只是他的诗亡佚，元朝也随之灭亡了。难道文章与时代运势，本来就交替出现盛衰吗？还是说，观察汉、唐以来凡是以文章著名的人，大抵都处在天地运势昌盛的时代，所以他们的创作才有古代治世的风貌；等到山河分裂，便全都衰弱得像微弱的余风飘荡，草木也没有能够创作的人，不能自行振作。张公晚年的作品，虽然处在国运将尽、朝代更替之际，但情感舒展而不急迫，气息淳厚而不散乱，语言简洁而雄壮，和谐而平正，仍如同盛年时一样。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内心存在着某种不随世事转移的东西吗？难道还能不称他为有成就的作者吗？那么他的诗确实不应该不流传。他一生把情感寄托在诗酒之间，作品极多而不自珍惜；如今收集他的遗作，还有五百多篇，都可以作为后世学习者的规范。张公没有儿子，唯一的女儿也先于他去世。他去世后，选择燕京城南的土地安葬，北山出力最多。北山名多，是庐陵人，曾在衡地福岩寺受业；他游历燕京三十年，虽是佛门弟子，却喜欢同我们儒者交游，与张公交情最为深厚。如今他已经老了，却十分坚定地谋求使张公不朽，差不多可以说不愧于惠勤对于六一居士的用心了。我参加礼部考试时，张公正任同知贡举；他得到我所写的对策，赞叹欣赏，舍不得放下，但同事因为我的言辞切直而黜落我，张公据理争取也没有成功。他每次与欧阳文公谈起这件事，都以此为遗憾；文公又把这件事告诉我。虽然我没有机会列入张公门下弟子的末列，但张公也算是了解我的知己。我在张公改葬之后执笔为他的诗作序，俯仰今昔，长久地悲伤感叹。《申屠先生诗集序》【苏伯衡】申屠君以诗著名。在元统、至正年间，他的诗稿已经很多，但大都在兵火中散失，幸而从爱好诗文者那里流传下来的，十篇中还不到两三篇。他的儿子征极力搜集，大概在申屠君去世十二年后，才得以汇编成集，交给我，请我在卷首作序。我听说申屠君从小开始懂得求学，就善于记诵阅览，精通辞章，号称才思隽永。他不时写作歌诗，前辈们争相屈尊推许他，但他自己并不满足。延祐年间，已故侍讲黄公开始在他的州任职，于是把自己的学业托付给他。侍讲的文章辞采是世人的楷模，但性情刚正而少有宽容，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少能合乎他的心意，唯独他器重申屠君，把内心的学问全部传授给他。别人从侍讲那里未能学到的东西，申屠君全都得到了。申屠君又能根据侍讲的言论，凭借研究经书之余力，努力追赶古代的作者。从此他的诗随着年岁一天天进步，充沛奔放而无人能够阻挡，声誉光彩勃然兴起，明亮灿烂而不可遏止。当时那些以善诗著名的人，全都被他压倒。秘书卿达兼善、外史张伯雨，甚至说侍讲有了申屠君，就如同我祖文忠公有了黄山谷、陈后山一样。他在士大夫之间受到重视，竟到了这样的程度！起初我在杭州开元宫拜见张伯雨时，伯雨把申屠君和他的诗三首给我看，我心中暗自仰慕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等到申屠君来做我们乡校的经学教师，我于是得以同他交往。从此有时一年见一两次，有时隔年见一次，每次见面都以文章作为娱乐。海边发生变故以来，我们出仕和退隐的道路不同，又有山川阻隔，想见到他本人，已经遥远得无法接近。等我从江东回来，经过他过去游历的地方，总为他痛心。偶尔看到他的遗篇手稿，俯身反复诵读，不能自已，不禁感叹死者难以复生。对于征的请求，我难道还能停止不说吗？从前浦阳方先生韶父、括地吴赞府善父、粤地谢军咨皋父，都以古代诗人自任，东南士人一致尊奉他们为老师。评论者唯独推许侍讲说他得到了古诗的宗旨，而申屠君是侍讲的嫡传后代，那么他所达到的境界也可以由此大略看出。我还说什么呢？我私下只是感慨，申屠君生长在文明昌盛的时代，才华高而学问丰富，假如能同当时那些博学之士、声望之士以及文学侍从之臣一起进入仕籍，立于朝廷之间，熔铸精金般的文辞，创作雅颂，传播为歌咏，用来铺陈太平和乐的盛况，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然而他年过四十，两次参加乡试，才凭《春秋》考中乙榜，在学校中迟滞了将近十五年，尚未及改任官职，时运便已衰败、事物也发生了变化；他忧愁居处、警惕自守，不到几年，竟因不幸去世了。如今他的诗集中所保存的作品，多有《黍离》《麦秀》那样哀叹故国兴亡的声音，那么他的志向难道不可悲吗？幸而还有儿子征，珍藏他的遗稿，继承他的家学，这足以慰藉他于地下了。这就是我抚着诗卷时所作的文字，自己也不知道悲与喜为何交集。申屠君名性，字彦德，是越地诸暨人。《友桐轩诗序》【胡俨】

译金川玉峡人毛咨询，他的祖先是吉水人，父亲省夫做了陈氏的入赘女婿，才迁居到现在的地方。咨询天性喜爱琴，以“友桐”为他的轩名。今年秋天考中乡试，准备赴京，请贤士大夫作诗赋咏，并让我先为它写序。琴，是古代圣王的雅乐，君子没有特殊原因不会离开它；大概是因为琴声取其中和之音，能够培养我们中和的德性，使血脉动荡、精神流通，感通神人、和谐上下、移风易俗，并且与八音相合，所以理应成为君子所崇尚的事物。我年轻时也曾从事琴艺，在侍奉父母、承欢膝下的时候，先祭酒公听我弹琴，常说：听《白雪》，有八方无尘、万籁俱寂的意味；听《春江》，有波涛浩荡、鱼龙鼓舞的气势；听《归樵》，有伐木声丁丁作响、山谷彼此应和、野猿幽鸟鸣叫的声音；听《佩兰》，有楚江湘浦、和风丽日，以及幽人咏士的兴致；听《梦蝶》，有蘧蘧栩栩、齐同万物的心境；听《御风》，有凭空欲要成仙、身心清凉而感到美好的意味。听《离骚》《楚歌》，就像被放逐的臣子思慕君王、勇士奔赴敌阵，慷慨激昂而情感难以自抑；听《长清》《短清》，就像雪山清晨，风吹玉树，铿锵的声音振荡在辽阔天空；听《水云》，便有击打空明之水、逆流追逐流光、划船于沧浪之上的快乐；听《大雅》，便像黄钟之音厚重洪大，首尾条理完备，有太羹玄酒般的意味。唯独听《秋鸿》，如同置身万里关山，黄云白草之间，衔枚进入边塞，风声回荡，快如闪电；霜降水落，月冷江空，沙洲成团、鸟儿倚着水边小洲，发出嘹亮清脆的鸣叫，回望同伴、呼唤群体，超然远举；琴声在这里难道不是达到极盛了吗？我又曾任职禁林，有机会在武英殿侍奉太宗文皇帝。进讲之余，皇帝命人取出响泉琴，亲自弹奏《南薰》曲，接着弹《猗兰》曲；琴声和鸣肃穆，宣扬舒展道德，以至于金河中的鱼跃出水面来听，天厩中的龙马仰头吃草。感通达到了极点，凤凰来仪，禽兽起舞，万物都各得其所。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了，我胡俨自从染上晚年的疾病，手脚麻木，每次面对桐君，都不能在冰丝琴弦上弹一下手指；追忆君臣、父子之间的往事，惆怅今昔，不知不觉泪流交集。咨询正值英秀美好的年纪，已经得到琴中的情趣，又把琴作为朋友，远远超出流俗之人了。《游长春宫遗址诗序》【梁潜】长春宫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代故城之中，白云观的西面。元代方士丘真人曾与他的弟子常住在那里。当时宫观楼阁和秘文，规模可以比拟帝王宫室。如今宫殿已经毁坏，只有遗址还保存着；它占据平坦高地，巍然高耸，登上去观览，仍然足以尽览都邑的壮美。它的东面，是都城宫阙、府库的雄壮，祥瑞的光彩和美好的气象辉煌地照耀着天空；它的南面，是开阔的平原，在蓟门高丘之间，可以看见的荒台、遗沼，都是过去辽、金曾经在这里经营建置的遗迹；它的西面，是西山的山崖雄伟险峻，山势层层突起，苍翠深青的颜色隐约笼罩在烟霞之中；它的近旁，则是连绵高耸的群山和雄伟矗立的关隘。凡是在朝廷任职和居住在城中的人，大概从来没有亲自了解这些，只有在闲暇时登临观览，才能看见。此时皇上亲自率领六军驻扎在阴山、大漠以北，所以留守和侍从的群臣都清闲无事，于是相互结伴来游览。看遍景物并为之欢喜之后，又由此知道国都的雄壮和险要，确实是天然府库般坚固的地方。大概都城西北的群山都起自太行山，绵延连接到居庸关，从榆关、碣石向东直到辽地以东才停止；难道上天用来限制外族、安定中原的屏障，本来就在这里吗？然而从五代到宋代三四百年间，这一带都被辽人割据，所以这种祸害直到宋氏仍然不能避免。等到元朝兴起，又过了一百年，圣明之君才奉天受命，将其驱除铲平。百姓既已安定，休养生息，欣欣然享受太平的治理，而皇上正在万里穷荒之外振扬显耀神武。唉，为生民和社稷作长久打算，考虑得大概深远极了！《诗经》说：“成为纲成为纪，燕及朋友。”又说：“在职位上不懈怠，百姓所依赖。”这是说君主能够振作纲纪，在上位勤劳治理，臣民便依赖他而获得安宁。由此看来，如今我们几个人能够安然在这里嬉游，究竟是谁的力量呢？假使处在五代和宋代之间，即使想在这里勉强立足，偷偷窥看山川城郭的壮观，又怎么能够得到呢？士大夫欢娱盛美的事情，大多发生在太平日子；若能把它寄托在歌咏中，就可以流传长久。何况元代诸贤，如虞公邵庵、袁公伯长，都曾登临远眺并作诗吟咏。于是以他们所分得的韵“蓬莱山在何处”为韵，各作六首诗。同时作诗的还有翰林侍讲邹君仲熙、鲁君子棨、修撰王君时彦、王君行俭、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共六人。我也在其中。六个人的作品，表现在文辞上的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志气都可以说是盛大。于是大家共同抄录并收藏起来，因而为它作序。后世的人得到并读到这些诗，尚且能够想见今天的盛况吗？《中秋宴集诗序》【梁潜】士大夫处在四方无事、朝廷清明的时代，交游兴盛而志气共同进步，没有避讳猜忌的嫌疑，退居之后又有讲学的益处，这样也就足以快乐了。本来不在于一定要等到美好时节、盛大聚会，酒杯纵情酣畅之后才享受这种快乐。然而内心的快乐，没有缘由便无法显现，一定要舒展志气、抒发欢欣，把它表现为诗歌，使当时读到它的人都为之击节赞叹、羡慕不已，流传给后世，使后人想见当时的盛况，并产生生不逢时、不能赶上的感叹；这样一来，即使只是殷勤相逢、偶然相聚的杯酒，也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盛事。于是永乐七年中秋之夜，翰林学士胡公与翰林院同僚在北京城南官署后面聚会。当时清凉的露水已经降下，清风悠然吹来，明月正升起，酒宴进行得十分欢乐。胡公于是命大家分韵作诗，共作若干首。吟诵其中和平而深厚精妙的声音，可以由此知道身逢极治之世的快乐；体会其中刚正高迈的气概，可以由此明白平日培植养育的功效。这些都是平时积蓄在胸中的东西，随着感触而在这里发抒出来，难道不是盛事吗？其中有的因事寄托思绪，包含超越外物、无穷无尽的情怀；兴发感动，成为为万世而无尽的忧虑，也足以看见君子的心胸。因此作序，以彰明君子聚会的美好。这正是朝廷处于亨通嘉美之时，而这些作品并不是空泛微末的辞语。《杨宗彝诗集序》【王缙】

译丙子年春天，我因事情未能如愿，将要前往南诏，路过普安时，恰好宗彝杨先生到官舍来拜访我。宗彝是会稽人，和我是邻郡；但他在四方做官游历了二十年，我又被年幼无知所困，所以一直没有认识他。等我进入蜀地，才开始熟知他的名声；如今又在万里之外相逢，于是握手相见，欢喜得如同平生旧交。他接着拿出所著《贵竹稿》给我看。我读了好几天，喜爱它音韵沉雄，体裁严正，流丽却不至于放纵，平实却不失于鄙俗，大概有古代作者的风貌。因此他把一生仕进退处的经历、所遭遇的感慨悲喜，都发抒在诗中，用来寄托志向，并请我为诗集作序。唉，诗哪里容易谈论呢？自《三百篇》以后，经历汉、魏、晋、宋，直到唐、五代、宋、元，作者多得无法计数，但凭诗文成为名家的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为什么呢？大概擅长辞藻的人常常违背义理，而得到义理的人又必然吝惜辞藻；何况还受到时代运势的盛衰、风气习尚的强弱、格调体制的变迁影响，姿态因此百出，再也没有古人的遗意了。如今世上谈论诗的人，各自拘泥于自己沉溺的一偏；有人诘问他，他便一定指着古人来欺骗自己，还说：“我是学习某人的。” 唉，这就像向逄蒙学习射箭，却使用逄蒙留下的旧箭头；向扁鹊学习医术，却偷取扁鹊遗留下来的药方。这正是所谓得到末节而丢掉根本。像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谈论诗吗？我为这种弊病忧虑很久了。如今看宗彝的作品，确实足以彻底洗除盲目无知的毛病，只可惜世上了解宗彝的人还很少，而我的话还不足以取信于人。即使如此，任公、惠公有句话说：“山中蕴藏美玉，山便显得光辉；水里含有珍珠，河川便显得妩媚。”像宗彝这样的诗，难道最终会湮没吗？世上若有采集歌诗、用来完备盛朝风雅的人，希望还能因我的话而有所收获。《刘大有诗集序》【王缙】诗，是以义理为主而由情性发出的东西。天下的义理无穷无尽，但人的情性却大体相同。能够不违背义理而获得情性的正当表现，这才足以称为诗。何必一定要钩奇骇怪，像牛鬼蛇神一样无法描摹；文辞艰涩曲折、聱牙难读，像殷代彝器、周代卣器一样无法从意旨上寻求理解，才称作诗吗？我曾听说严沧浪论诗体，有五十六种：有以时代为一体的，有以年月为一体的，有以地理为一体的，有以一人为一体的。诗体为什么会琐碎繁多到这种程度？却不知道天地造化的道理无穷，文章也因此无穷。譬如声音、笑容和相貌，人人不可能完全相同，难道唯独语言可以强求相同吗？所以陶渊明天性冲淡旷达，诗便得于浑然；孟郊困厄贫穷，诗便得于寒苦。这正是各自类同于其为人。为什么世上谈诗的人，往往按照篇章来区分体裁？有人说各家体裁都完备，这就像刻舟求剑、俯地捉影，越劳苦却离目标越远。难道不知道各家的体裁，能够超出《三百篇》、产生于六义之外吗？如果不能，为什么不以《三百篇》为宗本，以六义为根本，同时出入各家作品，从而达到更好的境界呢？我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很久了，却一直没有遇到知己替我说明。丙子年春天，我在滇阳偶然遇到刘大有，一见面便握手，欢喜得如同平生旧友。不久，他拿出平日所作的数百篇诗给我看。我读了好几天，见其中卓然有奇异的气势，而且凡是措辞、立意都不苟且，确实是有成就的作者。我间或同他讨论，认为他对诗道大有裨益。他认为我的话说得对，于是请求我写文章为诗集卷首作序。当时我因事情未能如愿，心情郁结，像醉病之人一样，所以答应了他，却来不及写。等我回到成都，追思故人，已经相隔遥远而无法相见；又想到先前答应的话不能食言，所以把我和大有曾经谈论的内容写成这篇序。大有最终会认为我的话说得对吗？《郑本初诗集序》【贝琼】从前宋景公命弓人制作弓，九年才完成，弓人说：“我的精力全用在这张弓上了。”景公登上虎圈的高台，拿弓射箭，箭越过西霜山，落在彭城以东；箭射出的余力仍然强劲，甚至还射入石头，箭羽几乎没入其中。这说明弓的功效加倍。穷氏与贺兰呉一同向北游历，贺兰让羿射雀，羿瞄准雀的左眼却误中了右眼；羿低下头感到惭愧，终身不能忘记这次失误，因此他善于射箭的名声传遍天下。这说明发射的技巧高妙。功效比不上弓人所制的弓，器具就不精良；技巧比不上羿，射术就不神妙。我认为诗人写诗，也是如此。天下善于写诗的人并非只有一个，但诗写得精工的人却很少。急于求成的人没有工夫精雕细琢，懒惰而不求进步的人也不能写得精工。一定要像弓人制作弓那样思考精深，像羿射箭那样发笔不苟，然后才可以谈论诗的精工。我唯独在郑君本初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本初的诗，有曹植、刘桢的气势却不放纵，有阴铿、何逊的情趣却不急迫；吟咏万物的妙处，浓丽秀美、变化万千，可以说写得精工了。不是他的功力加倍于人、技巧超过于人，能够做到这样吗？自本朝统一天下以来，八十多年间，以诗著名的宗师巨匠不少。本初常常忧虑他们没有古代作者的意趣，所以起来竭力扫除一时的鄙陋。他从不轻率创作、轻易发表，有时积累思考数月才完成，一年所得也没有几篇。哪怕只有片言只字不合乎规矩法度，也要反复修改而不停。有的人说，他没有倚马立成文章的敏捷，却有闭门苦心经营的功夫。弓匠经过九年的勤苦，才能造出不失为良弓的弓；羿因为一次发射失误而自我警戒，终于成为善射的人。由此看来，本初的诗不以写得迟缓为毛病，而在于虽迟却精工；不以反复修改为困难，而在于经过修改之后能够不断进步。我学诗二十年，还没有能够窥见诗人的深奥境界。至正二十一年，我才在九峯、三泖之间结识本初，于是得到他所作的五言古诗若干篇、五言律诗若干篇。他的精神和心术全都倾注在这些诗中，中州诗歌的绮丽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了。他的门生弟子将要把这些诗刻印成书，因为知道我深深了解本初，便请我写序置于篇首，所以我不推辞而写下这些话。本初是钱塘人，性情坦率平和，从不与人争竞；早年游历四方，凡山川的形势、内心的欣喜和感慨，都一一表现于诗中，而世俗的权势利禄对他来说淡然无足轻重。读他的诗，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自序诗集》【刘楚】

译我从入小学起，跟随祖父学习诗歌，随即便能应声背诵，仿佛没有任何困难。时间久了，天性受到触发，吐言出语，宛然合乎音律声韵。十岁时，先父让我作《鸡鸣渡江》等诗，见识的人大都以远大的志向来称许我。十六岁时，我游历兴国，做童子们的老师；但仍然每天诵读数千字的书，到了夜里还写诗作文来作为自我督促和勉励。这样过了三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后来偶然得到临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诗集的传本，连续五昼夜诵读不止，于是感慨地说：“我和诗的境界相差太远了！”于是收敛并蓄积自己的性情，改变洗涤旧有习气，把最初的诗稿全部拿出来烧掉，更加寻求汉魏以下直到盛唐以来被称为大家的诗作，得到数百家，全部阅览并反复熟读。借此探求他们诗意所在，这才知道体制的工巧以及声调悠长的妙处，无不仿佛暗中天成，悠然如川流注入，起初并不在于琐琐计较一句一字而已。所以我曾为此说道：“诗歌根本出于人的情感，又借咏物来表现道理；凡是欢欣、哀怨等情绪的节律，都从内心发出，形体和气质盛衰的变化，则在外界与之交接。我由此得到了诗的根本。知道怪诞不如雅正，艰涩僻奥不如平和，萎靡支离不如雄浑深厚。” 由此我又得到诗的体制：知道构成美妙音乐必定根本在于众多音律，所以从不执着于一件乐器来求得八音完备；知道调制美味必须依靠众多滋味，所以从不拘泥于一种食物来求得八珍齐全。由此我又得到诗的变化。”这种道理，向前追溯千百年已经过去的时代，向后推及千百年将要到来的时代，能够深入造诣并完整掌握它的人，确实不多；真正了解并相信它的人，也很少。我私下曾立志仰慕▯防，愿追随岩穴山林中的高士，轻视荣华官位，把志向寄托在烟霞之间。有时抱膝独居穷屋，以经书训诫反复咀嚼；有时纵情于宽广宴席，以酒浆尽情畅饮。至于施展五陵游侠的豪气，表达闺中女子对华年青春的思念，直到在离亭送别远行者、系马停舟、在极远边塞随军出征、吹响胡笳奏响凯歌，无不随口赋成诗篇，亲手连续写满篇章；先以诙谐歌笑抒发，继而以感慨接续，用来抒发胸怀、排遣兴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只是保存下来的作品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散失的作品又多未被收录。因此从己卯到己酉三十一年之间，可以录入的还不及全部的十分之四五；但当时的时势和人物，却有不少值得感慨的地方。每年汇集成一稿，并且每稿都根据所居之地命名：有《钟陵》《五云》《邓溪》《双溪》《鳯山》《瑶峯》《墨池》《东门》《株林》《龙湾》《北岩》《龙门》《戊已通》。这十三稿，是我早先避难山中时所作。凡是行囊中可以用来应付患难、准备饥寒的东西，我无不想尽各种办法巧妙藏匿；然而最终都不能保全。只有这十三卷稿子，装在小箱中，乡野之人不知道那是文字，便深深埋藏在草丛之间，因而得以保存下来，难道不是幸运吗？后来有一天，我的朋友萧翀取出它们加以校订。他既担心作品杂乱而没有归属，又害怕篇章散漫而无从考察，于是便按体裁分析并分类编次。像五言、七言以及长短古体、律诗、绝句、四言、三言等作品，共得若干首，分为三卷，准备收藏在家中，等我的儿子长大后交给他。这番用意不是又深厚又长远吗？至于我，年轻时才刚刚开始在学问上暗自磨砺锐意，到了壮年还没有充实自己，年近强盛时又更加不肯争逐，转眼老年将至，却不知道追念过去父兄师友对我的期待。每想到这些，便不知不觉悲愤接连而来，眼泪鼻涕交相流下。凡是我喃喃絮语、杂乱不止而不能停止说出的言语，就像幽鸟在春秋时节鸣叫、蟋蟀在寒天哀号，有些原因是没有人知道的。若说这些作品可以供人观览、吟咏、感发，那么我自己却不知道了。请留待后世君子来选择取舍。《朱宗珏行卷诗序》【王褒】从前，我的内叔礼部员外郎林鸿，字子羽，和现在的纪善郑定，字孟宣，待诏髙棣，字廷礼，首先取法《沧浪诗话》中严羽评诗的主张，专门师法唐诗而推重周▯，又▯黄▯▯等人，彼此唱和，以自己的力量挽回元末的衰颓诗风，使它回转过来；向东南一带传播，来表现人的性情，诗风文雅而成为正声。当时闽海地区的诗作，其中高明的往往达到开元、天宝时期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名家的深奥境界；次一等的也进入大历诸才子的门径之内。诗中冠帽佩饰庄严雅正，声调如金石铿锵，确实有唐诗的风韵。后来我因任职随牒奔走四方，得以看到闽地作者篇篇绵密丰盛，追随前辈的足迹，常常感叹后生可畏，也感到诗学确实有所传承。近来朱生拱着他父亲献中先生的名义任职岭南司徼，正在考核任期、接受铨选时，朱生带着诗囊到京师问候我，打开诗囊，得到闽中朋友们为他饯行赠别的诗，长篇短章全都可以吟咏。我私下惭愧于前辈独具眼光，同时也暗自认为自己的话并没有说错。后来内叔去世，又▯任礼曹员外郎，▯之离任去做泉郡的老师，也去世了；只有纪善、待诏两位先生和我同在秘阁校理，得以侍奉他们的仪容，晚年才得以窥见一斑，获益很多。朱生年纪正当壮年，文采奋发，如果真正用力从事诗歌创作，来在闽南彰显国家的盛美，除了朱生还会是谁？我将以此来考察他的诗学修养。《▯云居诗序》【王褒】洪武二十七年春，我以代理之职来到筠郡任教。到了这一年旧任期满，任教的人照例要到京师谒见选官，于是我出城居住在蜀江的观中。筠郡的官员士绅以及和我有文字交往的人，无论远近前来拜访请教，几乎没有一天空闲，我却不知道车马已经显出将要远行的迹象了。过了二月十六日，胡先生商用和四三位君子来到我的寓所，并且对我说：“今天正是花朝，云居是著名的寺院，风和日丽，实在太好了。没有别的出游安排，我们都高兴地跳起来，愿意整理衣裳来侍奉您。”接着郡中诸生陈常邀请我和宾客饮酒，又想中途停止。县学训导华子安先生赶来催促说：“置酒高会的日子将来还多着呢。况且四种美好条件和两件难得之事同时具备，先生难道能够就此停止吗？”我说：“他说得很对。”于是命令两名学生到江边驾船。船停在岸下时，同官丞萧彦良和张如山正好来拜访，仿佛是没有约定却偶然聚会。我们挽臂谈笑，提着酒壶酒榼，一同登船。到了正午才抵达；山势险峻，不能平坦行走，我和彦良、如山年纪较轻体力较强，穿着木屐先登山。诸位君子跟在船夫后面登山，随从童子牵藤攀树跟随，于是在寺院西边的山冈上设席。饮了几巡酒，松树、楸树间的阳光逼人，不能久坐，又把席位移到寺院的丈室。

译宾主互相敬酒，盘碗狼藉。彦良歌唱《太古词》来助酒兴，太阳转向西边，众人喝得半醉，寻找船只返回。当时山花盛开，大家再次坐在船中掀开船篷，兴致仍未尽，于是划船上岸，在江边田舍中叫酒。太阳将要落山，倒映在江中，江水全都变成赤色。不一会儿，圆月从东方升起，江流像白绢一样。就在彼此酬答饮酒之间，景色突然完全变了。宋遂宾、刘伯章对我说：“这次聚会实在美好，本来就应该写一篇记，何况十天半月之内，聚散又难以保证呢？”我回答说：“是这样。”于是各自就席赋诗。我醉后诗章没有写成，便倚着船舷睡着了。第二天把大家的佳作汇集起来，眼看就要编成诗轴，众人都嘱托我为卷首作序。唉！云居是胜地，诸位宾客是才士，以才士聚集于胜地，真是盛大的聚会。天地之间，这种快乐哪里容易多见呢？不过，三十多年以前，十户人家的小邑、万户人家的郡城，烽火彼此相望，营垒互相毗邻；儿童和老人，左手牵着、右手扶着，夜间行走、白天躲藏，连续不断，像丧家之犬，惴惴不安，像狐死仍然向着首丘，哪里知道还会有今天呢？从过去到现在，从少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所有欣然含哺鼓腹而享受安乐的人，一丝一毫都来自皇帝的恩力。众人都把手放在额头上说：“不知道这一切从何而来。” 一同聚会的有胡商用、宋遂宾、萧彦良、燕山刘伯章、张如山、蕲水刘允中、天台华子安、一位道士、庐陵刘洞云、王谦。何定是其中两人，生者是两名童子，诚善，共计十三人。《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序四十九 诗集 《钓鱼轩诗集序》【张志道】唐代诗人超过五百家，其中只有李白、杜甫卓然居于首位。近代各位名人大多宗法杜甫而学习。学习李白的，为什么这样少呢？我曾私下评论说，杜甫由学力而达到精深，诗义进入神妙境界，所以多用赋体而少用比兴，足以追继《大雅》《小雅》；李白由才华而进入妙境，悟性天然流露，所以多用比兴而少用直赋，足以继承《国风》。刚刚闯入他们门墙的人，只看见两者的不同；而窥见他们深奥境界的人，则会说他们的气格浑厚完备，骨骼肌肉匀称协调，浩浩荡荡仿佛元气充塞天地之间，充满四方，周遍万物，深厚而凝重，恰好两者相等。学习杜甫，本来确实不容易达到；偶尔学习李白的人，大多喜欢他的飘逸，却流于轻浮。大概是只知道李白才质杰出、情趣高远，却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学力卓绝的一面。从前考亭朱夫子怀疑孔壁后出的古书，认为它们的序文不像西汉文章，大概是因为格调轻薄。我对于学习李白的人也这样说。庐陵龙子高来到京师，拿他的诗给我看。我称许他学习李白，却独能得到李白不轻浮而厚重的一面，这与一般人不同。子高自己说，他作乐府诗很多，可惜我没有全部看到。唉！诗歌到了李白，几乎达到圣境而不可测知，哪里像那些有意雕琢装饰、涉足笔墨固定路径的人所作的诗呢？读他的诗，所谓“清水出芙蓉”的境界，从这里就可以想见了。我妄自以为也在学习他，实际上还没有闯入李白、杜甫二人的门墙。子高对此话有所领会吗？子高的诗集题作《钓鱼轩集》，他回去时我对他说：“你在诗歌方面，大概要到碧海中牵掣鲸鱼大鲵的程度了！”希望以后继续读到你的新作，使我那种面对大海而自叹见识浅陋的感慨更加有所发扬。《题黄东谷诗后》【方孝孺】从前有人说诗歌能够使人穷困，于是忌讳穷困的人便不再学习诗歌。所谓穷，是困顿、挫折、屈抑、郁结；所谓达，是志愿得以实现、心意得到满足。人的穷困只有一种，并不以贫贱为穷。内心不能通晓道德的要旨，叫作心穷；自身不遵循礼义的道路，叫作身穷；口中不能说出圣贤法度的言语，叫作口穷。三者只要有一种，即使居住在高台广厦之中，出外掌握将相的权力，入内享受各种物品的供养，车马服饰饮食也足以在市井中夸耀，但口想说

译话却没有合宜的言辞，心想快乐却总有牵累，他的穷困仍然如此。没有这三种祸患，心中无愧，身体没有过失；当他志得意满、意气充沛时，发而为言语文章，上则阐明伦理政教的根本，次则叙说风俗江山的美好，下则探究草木虫鱼的情性，描写妇人儿童的歌谣，以此疏通胸中蕴积的情怀，文章浩荡如江河奔流，灿烂如日月星辰显耀；怨恨、思念、喜悦、欢乐、喜好、厌恶、仰慕、赞叹，无不充分显现，天地造化和鬼神也将为之退避，又何必以区区富贵为不足呢？这才可以称为达。即使饥寒流离，又有谁能够称为穷呢？世人不明察这一点，侥幸凭借片刻权势的人，大多拿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向士人骄傲，却不知道士人并不是真的穷困，自己也不是真的通达。象山的东谷有一位读书人，姓黄，名思铭。他到侯城山中来拜访我，身体非常瘦弱，言语却十分宏富；形貌很清瘦，诗歌却非常华丽。他拿出自己所作的数十上百篇诗，为我诵读，声音如金相击、玉相叩，宫调鸣响、徵调和谐，具有瑰奇纤妙的美感，而没有枯淡寒陋的姿态。我一向很喜欢他的诗，而黄君又将从这里向西出发，遍览天台诸山，以尽览岩壑的胜景。唉，近来诗人中像您这样可贵的实在很少。您行走于世间，能够知道您诗歌可贵的人，大概也同样是世间少有的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许廷慎诗后序》【林右】廷慎在鳯阳时，曾经读杜甫的诗，忽然领悟说：“古人的高妙，原来就在这里。”于是收起平日所作的诗，面向火把它们烧掉。从此经过半年，一首诗也没有写，只是昼夜诵读思索，几乎到了忘记吃饭的地步。渐渐有人因事问他，他都不知道怎样回答，逐渐像一个偶人一样。有一天，他急忙叫童子研墨，大字书写所作的感兴诗，气势极其宏大壮盛。当时江西刘先生子宪以诗自负，看到后感叹说：“这个人将要来逼近我们了。”我于是拿来观看，确实不是近代人的语言。问他得到什么方法才这样，廷慎说：“方法可以说，诗意却不可说。上等的诗人运用方法而得到方法的精神，中等的诗人拘守方法而只得到方法的句式。我的诗大概只是差不多运用了方法罢了：怎样起头，怎样收束，怎样开合，怎样抑扬顿挫，怎样安排轻重高下。诗意所到之处，辞语必定随之而到；本来不曾被方法局限，也不曾废弃方法。古代的技艺家，如庖丁一类的人，千变万化，都随着心意和手的运作而产生，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善于运用方法罢了。由此看来，天下的技艺，没有不能运用方法而达到神妙境界的。”我虽然知道他的话说得美妙，却不能按照他的话去实践。我们分别归去后，廷慎的诗日益有名。到了去年在秦淮相见，我从他破旧的囊中找出二百钱，在市中买酒，和他在寓所对饮。廷慎拿着酒，吟诵梦中写给我的诗，开头几句是：“年少时结交朋友，惆怅中长久思念您。哪里料到昨夜进入梦中，又依傍平生亲近的人。与您携手漫步芸阁，给我看超越世俗的文章。浑厚雄健脱离凡俗浅近，精妙奥妙几乎通达真实。”我叹息说：“我难道是文士吗？”廷慎说：“您如果不是文士，怎么会有像古代豪杰那样的经世才华呢？”我说：“我虽然不是豪杰，也不愿意做文士。”廷慎笑着说：“我和林生分别已久，没想到他的狂态又发作了。”不久他又说：“您虽然狂放，但大丈夫立志就应当这样。拘泥于文字末节，难道不可悲吗？”当时夜已二更，我们各自拥被而睡。第二天分手离去，都被职务所迫，虽然时时见面，终究不能像这次这样亲切相处了。不到一个月，廷慎得病将死，说：“我的稿子要劳累您了。”我恭敬地把它们收藏在箱子里，从来不敢轻易拿出来。每次取出，必定大哭失声。我想到少年时和廷慎同在县学，廷慎颖悟超绝，在同辈中独具奇才；我和他相交一直到他去世，十四年中只分别了两年，但仍然以书信互相问候，彼此谈话相通。难

译道如今竟然再也见不到他了吗？因此，想到他的居处，想到他的笑声和谈吐，尚且足以引起人的哀伤和思慕，何况还有他亲手留下的墨迹呢？唉！廷慎已经逝去了。间或在梦中恍惚看见他，醒来环视四周的枕席，只有月光和露水一片凄清罢了。难道不可悲吗？难道不可感慨吗！《金华城川十咏诗序》【童冀】

译金华是汉代的长山县，群山环抱郡城，西面中间像玉环缺口的地方，浙水从这里流出。浙水源头发于东白山，由乌伤向西流下，经过郡城南面，与华溪水汇合成为双溪，又向北转向东奔流，注入江中。这里的山向北延伸到严陵，向南直到闽地山岭，向东越过天台、委羽，通达海上的诸峰。因此自六朝以来，就号称以水著名的郡。我生长在这里，足迹所到的北面群山，如金盆、紫岩之类有十多处。金盆大概是晋代黄初平牧羊的地方，紫岩则还保存着齐代刘峻读书的石室。它的西面又有金华洞天，向南登临名山，所经过的也有十多处；只有永康诸峰尤其险峻，而那些岩穴灵境、石室胜景，则是我心中愿意游览却没有实现的地方。洪武丙辰年冬天，我承蒙征召来到京师，第二年任全湘教职，溯大江向西上行五千里。吴楚的名胜，如九华、匡庐的秀美，彭蠡、洞庭的险要，以及岳阳、黄鹤的壮伟景观，足以撼动心目之处，当然也有很多，但我仍然觉得没有尽兴。全湘距离舂陵不到三百里，舜帝的九疑山在那里；虽然早晚心中都向往前往，最终却未能如愿。等到第二次经过衡阳，距离南岳只有一舍之近，也没有能够亲眼看到。难道是造物主吝惜这些胜景，不肯赐给人吗？实在是因为我的身体像匏瓜一样被系住，不能自由出行。等到了霅川，看到天目山的奇异峻峭，见到震泽的广大浩瀚，再看家乡过去所游历的地方，觉得它们似乎都比我的故山更胜。景色虽美，却不是我的故土，这正是古人所以兴叹的原因。如今同郡朱世庸不远行数百里，派使者到吴中，带着他所居城川的十咏诗来请我作序。城川距离我的居处只有几舍，紧邻石室，本来就是我平日愿意游览的地方。所谓十咏，如华釡峰、栖霞洞，我已经听闻多年；其他如亭、轩、斋居、楼观，则是朱氏新建的。假如只有这样的胜境而缺少轩亭的美景，也许会沦为闲旷之地；有这样的石室却没有相应的境地，又哪里值得劳烦高人名士为它题诗吟咏呢？听说朱氏居住在那里已有数代，他们能够长久专有此地的胜景，一定有自己的道理。过去的金谷、华林、午桥、平泉，它们楼观的宏伟、花木奇石的众多，比起朱氏之居哪里只是十倍百倍而已？然而几十年之间都被茂草覆盖，即使想仿佛追寻它们的遗迹也不可得。只有唐代王摩诘的辋川别业，直到今天还可以想见，确实是因为诗篇吟咏仍然流传的缘故。朱氏的志向，难道就在这里吗？不过，这一处境地的胜景固然要借助人的言语来流传，而它能够世世代代保有这种胜景，则要依赖后人有办法守护它。朱氏居处于此，一定自有他的道理。我头发已经斑白，早晚可以请求告老东归；或许拄杖策马来此一次，尽情观览奇景，补偿眼力未曾到达的地方，也足以实现平生愿望了。唉，故乡相距不过百里，我尚且拖延了半生，不能亲自到那里一游，那么数千里之外所谓的九疑、衡岳，估计终究也无法看到了。然而能够回到故山养老，逍遥于林壑之间，安闲地度过余年，所得难道还不够丰厚吗？在东方失去的，也许能在桑榆之地收回来，希望大概还在。《舒啸轩序》【解缙】声音的发动，从来没有不是由于受到某种感触的。雷霆轰鸣，风水震荡，这是声音出于自然；钟鼓铿锵，瓠匏乐器声调激越，笙磬被敲击而发声，这是声音出于人为，都是借助器物才发出这些声音。人的歌唱、呼喊、悲号、笑闹、哭泣、叹息、嘤咛、呻吟、吟咏、呀呀、喜悦、惊叹、长声叹息以及突然大笑，都是借助口吻、喉舌的开合吸呼、转动、运行和停顿，才发出这些声音。声音有万般不同，感受也有万般不同；把不齐整的感受调和起来而成为自然之声，声音由器物发出，器物空虚而感受由此产生。虚实彼此显现，动静相互摩擦。究竟什么是有形，什么是无形，什么是有心，什么是无心？道理是它们的主宰，那些有、无、虚、实、动、静都是宾客；它们来临而人顺从其自然，这就叫以不齐来调齐万物。淦地人毛仲鼎兄弟，是山林中的清静隐逸之士，不受朝市喧扰的牵累，以安静为主，所以用“舒啸”给自己的轩命名。难道是七声齐备，唯独适合从啸声中得到快乐吗？登高远望，因感触外物而兴起情怀，雷电风水的自然声响每天在面前变化，却不能动摇他啸声的宁静。抬足走近，观察万物而感到烦扰；感触人事而无所回应；浩然想着安定，突然生出的意念，块然存在于心中，使内心既不充实也不空虚。这样说来，他的主心本来没有任何时候不是处在恬淡、冲和、安宁的境地；他的感受本来没有任何地方不是处在清明、和谐、适意的境界。即使从啸声中得到这种境界，也不拘泥于啸声，不像成公绥的《啸赋》那样拘拘执着。歌唱、呼喊、悲号、笑闹、哭泣、叹息、嘤咛、呻吟、吟咏、呀呀、喜悦、惊叹，也未尝不是啸，也未尝就是啸。啸是用来舒展自己的志意；心意受到触动或伤害，也必定先得到舒展，之后才能发出啸声。为什么呢？山谷回鸣，风起水涌，这些声音所受到的感触又是怎样的呢？仲鼎知道人为发出的声音与自然发出的声音并没有不同。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那么一座轩与一声啸也是一体。心斋、坐忘，与此没有不同。否则，春蚯蚓、秋蟋蟀在灌木荒草中嘤嘤哑哑都有声音，它们又受到什么感触呢？仲鼎兄弟与我的朋友子宁交好，既然已经请求我作记，那么关于声音、感受、动静、虚实的妙处，日后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不是懂得道理的人，不能辨析这些。各位士大夫愿意为舒啸轩作诗，所以我再以这篇序置于诗卷之前。《北斋诗序》【解缙】▯氏和赤氏是朋友，周游南北。赤氏居住在南交时，夸耀地说：“这里天光明亮，万物洁净整齐，向着阳光便平和舒展，明亮的光线照耀而无所遮蔽，不像北方那样因寒冷而战栗拘束。每当暖和舒适时，我便傲然远望，在千仞高处振衣，在沧海边洗脚。这里的人不需要别人嘘寒问暖，气候通达易于适应；口渴时饮水也不厌烦，饥饿时吃清淡食物也不畏惧；即使凝结的冰、苦涩的蘖芽，也能饮食，不会受到任何阻碍。您所居住的地方大概不是这样吧。”▯氏惊视而笑，忧戚而悲伤地说：“我和您一同走在烈日之下，您说热得难受而要寻求清凉；您向外界寻求清凉，却没有从内心安定。我虽然和您身在南交，心却仍在我的居处。玄冥幽深敏寂，像清冰坚雪一样凝定，不因太阳炎热而改变，不因火势旺盛而动摇，也不随火焰奔走；守持我的幽玄本性而自得其乐，竟察觉不到暑气侵入肌肤。这不就接近庄生所说的‘进入水中不被沾湿，进入火中不感到炎热’了吗？不过，我也不曾专门固守这种状态来安放心怀。我可以向南方去，您却不能到北方来。您暂且到我的北斋来看看。”于是赤氏瞪大眼睛，抬起下巴，红着嘴唇，扬起眉毛，勃然说：“我就要去那里。”▯氏没有拒绝他。还没有到达朔漠的原野，他已经在燕、易一带忧愁起来；面对凌空的高处，手指冻得要掉落，小腿也冷得战栗，说：“我不能进行这次旅行了。”

译他内心已经完全佩服▯氏独自与道相合，既不因寒冷战栗，也不因炎热难受，仍然不受外物磨损和染污。我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前年，西昌尚仁萧先生和罗氏孟昭一起游览北斋，我便举这件事来质问他。先生笑着发出“喔”的声音说：“有这样的事吗？孟昭跟随我游学，如今他的儿子又跟随我游学。我曾说过，道无处不在。北斋的景色以及各位士大夫能够说出的内容，歌咏它、吟诵它，已经无所不至了。不知道日后孟昭和他的儿子走出北斋向南去，向东向西行走时，能不能不忘记他们当日与萧公相会、读书谈道，如同身在北斋之时？如果经常把这种心境存于心中，不因炎热而依附，也不因寒冷而战栗，那么先生所说的‘道无处不在’就确实正确了。”今年先生去世，孟昭拿出这次所作诗若干首，我为它们作序并置于卷首。《吉水庄宴集诗序》【解缙】萧侍御杨忠襄文节公的故里，到本朝初年，有十位老人，以道存先生为倡导者，跟随他的有：萧氏之良，字从；与善，字乐善；杨氏则有思忠、思文、道济、廷璋、彦璋、彦敬；刘氏有子通。合起来命名为“庄溪十老”。他们相互约定每月聚会一次，聚会必定饮酒，饮酒必定赋诗，周而复始，也时常有嘉宾参加。比如欧阳先生师尹、孙廷望、廷璧、聿脩，以及我的叔父原禄，鸡鱼蔬笋随时取来具备；这种文字上的欢乐，近来从未有过。谁没有老人呢？但田间农人草地上的闲坐，不足以和这种快乐相比；谁没有宴会呢？但腥膻的围席、妓女的亲狎，不足以和这种快乐相比；谁没有诗呢？但独自嘤咏、寂寞吟哦，也不足以和这种快乐相比。假如陶渊明得到十位这样的人，他一定不会只有虎溪之游了。像这十位老人，偶然同聚一堂，偶然举行一次聚会，尚且足以成为后人的谈资，何况他们都富有文才、都是贤者、都长寿，连续聚会并持续多年呢？兰亭的几篇诗文尚且有人传诵，何况这里有满卷的作品呢？不过我平生也曾经评论天下，这样的编集，只在我们吉水见过。况且十位老人如今都有后代，能作文而且喜好行善；贤良的儿子仲素请求我作序，那么十位老人又是前代显达、后代贤能，真是难得啊！仲素以及诸位贤者，要努力啊，年老之后继续他们的事业。我当时已经辞去政事，将来就要继承我叔父的身份，成为他们的嘉宾了。《送杨修撰诗序》【杨士奇】仁宗皇帝即位之初，下诏寻求贤才，山东按察司首先举荐仲举。第二年征召他到京师，吏部尚书多次考核他的文章，上奏授予翰林检讨之职，参与编修《永乐洪熙实录》，升为编修；又编修《宣德实录》，升为修撰。士奇与仲举相交五十年，仲举淳厚坦率，端正安静而正直宽厚；不是圣贤的书不读，不合礼法的文章不看；言语举止雍容，从未有过失，纯粹如美玉。我曾登堂拜见他的母亲太安人，她年高而品行美善，言语有师法。退出来后又结交他的兄长伯升，敦厚诚实、恭敬谦逊、简朴安静、坦率平易；一家之中，慈爱、孝顺、友爱、敬悌，温暖如春。我交友很多，想求得像仲举这样的人，本来就少；想求得杨氏这样母子兄弟的家庭，更加少。因此我最初和仲举分别时，总是思念他而不能放下。等到出仕后，我们同在翰林，又各自被职务牵累，不能像往年那样闲散自在地交游。如今仲举告假归乡，去祭扫先祖坟墓。武昌少师少保两位杨公、礼部侍郎两位王公，因为同在史馆，作诗送他；我和仲举交情最深，所以应当为诗卷作序，这大概也是因为此事触发了我的感慨。水木有本有源的心情，人人都是相同的。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任职三四年、五六年，远的十多年，也都能获准回乡，拜扫坟墓，以伸展追念先人的感情。士奇愚昧无能却贪恋禄位三十八年，始终没有一点补益，只是承受的恩宠太厚，不能有一天稍稍满足自己告别乡里的私愿，仲举又会怎样呢？因此我又想到，年轻壮盛时曾在武昌往来几十年，那时同辈有六七人，志向相合、道义相投，彼此友爱、互相帮助，以金石般坚固的交谊相待，把高尚志向看得比浮云还高，几乎不知道人间还有富贵忧患之事，仿佛将要这样终身相处。后来不能如愿，众人相继出仕，有的做官，有的隐居；如今也多已去世，只有仲举和士奇两人还在，所以这次与他分别，更难以排遣情怀。唉，山川不会改变，古人的遗迹仍然存在。仲举祭扫先墓之余，可以摇动兰木船桨，横渡长江，登上大禹文字所记的大别山，俯视屈原辞赋所涉及的江夏，向南遥望曹孟德、周公瑾的赤壁，向东眺望苏子瞻的樊山雪堂；因旧日遗迹兴起怀念旧交之情，却又有生死存亡的不同。仲举难道能不动情吗？感情受到触动，便表现在言语中，感叹吟咏歌唱，一定有不能自已的地方。明年北上时，他一定会倾囊作诗来安慰我。至于勉励他履行臣子的义务、告诫他不要滞留于私人感情，这是君子的心意，哪里需要等待我的话呢？《赐游西苑诗序》【杨士奇】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皇上认为在朝文武大臣每天勤勉处理职务，没有闲暇休息，特地下令公、侯、伯、师、傅、六卿以及文学侍从等一同游览西苑，以休息劳累、舒展疲倦。于是成国公臣朱勇、丰城侯臣李贤、新建伯臣王玉、少师臣蹇义、少傅臣杨士奇、臣荣、尚书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读学士臣时勉、臣习礼，接受诏命出行。当时少保臣杨淮从退休处来，也奉命一同前往，共十五人。皇上又命中官从西安门引导进入，允许乘坐轿舆。到了太液池后下轿步行，太监臣诚传达圣上旨意，让大家遍历周览，从容游赏，不要急迫。于是臣诚引导众人沿太液池东岸向南行，观看新建的圆殿，返回来又观看改建的清暑殿。臣诚对臣朱勇等人说：“这两座殿都是皇上奉侍皇太后举行宴会的地方。”臣朱勇等人抬头仰望殿廷周围的廊庑，看到规制高大明朗，修缮建造精致严密；凡是供奉所需的器具，全都洁净鲜美，没有不完备的。俯首思量，皇上的圣明孝顺、皇太后的盛大福泽，都是古今少有的，于是下拜叩头，欢呼万岁。

译于是下山登上万岁山，到达广寒殿；仁智、介福、延和三殿，以及瀛州、方壶、玉虹、金露诸亭，也都得以遍游。当天天空澄澈明朗，纤尘不起，引目四望，山川壮丽，花草树木芳香繁茂，飞鸟走兽、潜游跳跃的万物各自适应本性，万象全部陈列眼前，胸襟顿时开阔，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各种忧虑全都消除，确实是天然造成的佳境，也是人生极其舒适的地方。不久，中官传达皇上的命令，赐给黄封酒和御厨珍馐，让众人都喝醉后回去。众人又拜谢接受命令，刚饮了几巡酒，正值很久没有下雨，忽然东边云层阴暗而来，微雨沾湿席面，黄莺声如笙簧，和鸣不止，众人更加欢喜，彼此斟满酒杯相互劝饮，尽醉而出。我听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皇上统治四海之广，安抚亿万百姓，每天处理万端政务，因此借闲暇在这里休息游乐，也在这里享受天伦之乐，实在应当又俯身体恤身边执事者的辛劳，让他们也能参与今天的舒适快乐，皇恩实在深厚。于是群臣欣幸自己有幸遇到这样的盛事，赋诗的有若干人，诗总共有若干首。臣士奇多次参与在这里侍奉宴游，所以谨慎地把这篇序写在诗卷开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东郭草亭宴集诗序》【杨士奇】圣明天子继承大统的第二年，改年号为正统。仁义的施行，普遍惠及远近；枯槁者因此复苏，倒伏者因此重新挺立。万物都舒畅生长，凡朝廷内外大小臣僚，也都洗心革面、修身整饬，恭敬奉行法度。天子常常在天将明时召见百官，亲自处理万端政务。已经临御经筵，文学侍从之臣手执经书侍立左右，讲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理，一天比一天恭谨，一天比一天勤勉，不敢懈怠安逸。到了三月十五日，朝廷在这时赐给假日。九位讲臣预先约定到郊外游览，享受一天的闲暇。这天早朝结束后，大家联骑出文明门。礼部尚书胡公正好偶然相遇，于是和他一同向东走。走了二里左右，鸿胪卿杨思敬远远看见，欣然出来迎接，指着道路旁边说：“这里可以稍稍休息。”大家都下马径直进入，向北转过一道弯，来到一块约有一百几十亩的空地，四周用芦苇编篱笆围住。篱笆里面全是蔬菜畦和麦田垄沟，沟渠田埂整齐有序，像画一样。中间设置水井，安置辘轳，引泉水灌溉，各种种植安排都很有条理。这里大概是思敬的别业。众人从容周遍观看，回来坐在井边柳树下，一同欣赏并羡慕思敬的乐趣。思敬请客人品饮上好的茶，于是准备酒席，请大家进入小亭就坐。亭子用茅草覆盖，简朴而清雅，幽深而敞亮。亭子外面杂植着名花异果，四周筑墙加以防护。墙外种着桃、李、杏树，时令花朵盛开，清幽自在，具有尘世之外的情趣。思敬举杯为客人助兴，一位老人弹琴歌唱相伴。酒杯不断传递，客人们也欢快地尽情饮酒，全都赋诗留在亭中。不久夕阳缓缓逼近西山，思敬送客出门时说：“希望每年都在这一天到这里等候各位。”又对士奇说：“希望您为这组诗作序，让后人知道诸位君子曾经在这里享受过欢乐。”君子的快乐，难道是随便的吗？为什么呢？百姓失去安宁，难道还能快乐吗？处在不合适的地方就不能快乐，和不合适的人在一起也不能快乐。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百官职守都得到履行，百姓生活得以安定，天下没有战乱，早晚都值得快乐。大家辛劳于职务，却能在旷达闲散的地方得到适意，坐着观赏时令万物的生长发育，这次聚会值得快乐；而且在座的都是贤能的卿大夫，胸怀道德，研习诗书，志趣相合、言语相投，没有什么不值得快乐。何况思敬喜好待客，有郑当时、陈孟公那样的风范，怎么能不快乐呢？把快乐表现在诗歌中，是快乐到了极点。后世读这些诗的人，希望考察他们快乐的由来。诗共十首，都是近体诗。某月某日作序。《沙村江楼诗序》【杨士奇】沙村江楼，是乡里前辈刘伯川建造的。沙村在我们县南部山水深邃幽僻的地方，四方往来的人迹都到不了，而刘氏世代居住在那里。伯川是刘氏子弟中秀异而有文才的人。楼占据沙村的胜景，高耸而独特。乡里的名卿巨老都写有赋咏和记述。历经世变，伯川去世，又没有儿子，文书简册散失殆尽，楼也长期倒塌。他的堂弟伯埙，如今就在旧址上重建了它。伯埙能够记得刘尚书子高从前题在楼中的长诗，以及寄给伯川的近体诗，还常常在翰林诸公之间诵读。诸公听到尚书的《江楼诗》，都很喜欢，接着作诗唱和的，有曾学士以下若干人。伯埙把这些诗一并刻印，来请我作序。楼最初由伯川建造，我虽然没有来得及见到，但观察伯川其人，也就可以知道这楼的情形了。伯川是先父的同门朋友，我曾听县中老人说，他家非常富于崇尚儒学、礼敬士人的风气，总是急切地唯恐还有未尽之处。元朝末年兵乱，攻掠遍地，百姓逃入深山穷谷，也不能自保；一时间，人们都把沙村看作王官谷，县里的士大夫带着妻子儿女逃来依附伯川。伯川倾心接待、迎来送往，供给住宿饮食，使他们丝毫没有作客羁旅之感，时间再久也不厌倦。凡是依附伯川的人，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尚书所寄的近体诗，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伯川一生把钱财看得如同粪土，四十岁时还拥有数千亩田地，一天之内全都散给亲戚乡里，又遣散奴仆，只和妻子住在几间破屋里，仅仅能够遮蔽风雨，但早晚喝着稀粥，仍然安闲自得。他平日不与俗人交往，却善于观察人物，又喜欢奖掖后进。士奇十四五岁时，和陈孟洁一同前去拜访他，他把我们都当作故人子弟来爱护。那天雪后放晴，酒喝得正酣，他让我们两人沿溪行走吟咏，命各自作一首小诗来表达志向。孟洁回答说：“十年勤苦读书，只为求取功名；有志于青云白玉堂。等候香风吹过杨柳小路，红楼中争看那身着绿衣的郎君。”我当时只好应景敷衍说：“飞雪刚停，酒意还未消；在溪山深处踏行白雪。并不嫌寒气使人骨清，贪看梅花走过野桥。”伯川回头对孟洁笑道：“十年勤苦，只换来红楼中一看吗？”又说：“不会失为一个风流进士。”他回头对我笑道：“即使是寒士，也应当耐得住。”又说：“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你们要努力啊。”伯川去世后二十多年，孟洁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不久也去世了。如今又过了二十年，我幸而还苟延着一口气，事情果然都像伯川当年所说的那样。然而我没能达到他对我的期望，常常因此内心惭愧。伯埙从刑部主事再次升为郎中，和我一同在朝廷任职。每当我们共同谈论往事，追念前辈高尚的风范和深远的情韵，都感到再也无法遇到了。如今我很高兴伯埙能够继承伯川建楼的志意，所以借此叙述诸公的诗，并略及伯川为人的大概。《送翰林侍讲陈德遵诗序》【杨士奇】

译我和德遵的家住在同一里巷，年少时一同求学，孤苦的处境相似；后来做官，职务又相互关联；在议论和志趣方面，也没有不相契合的。我离开家乡二十五年，德遵也有十多年了，对水木本源的思念，我们片刻也不曾忘怀。幸逢圣明天子推施恩典，追赠或授予我们先世官职，又使我们能够回乡展省祭扫。我才疏德薄，位居公卿之后，不敢先顾私情；而德遵奉命写信回乡，登上先人的坟茔，拜伏祭告，以显示皇上的恩宠，并申述自己的孝思。祭扫归来，又可以拜访族亲、姻亲和乡里，抒发久别离散的情怀，这是多么荣耀而快乐啊！于是士大夫相互作诗赠送给他，并把诗卷的开头交给我，我因此有所感触。族亲、姻亲和乡里一向厚待我们这些人，比一般人更深；他刚回来，大家为他饯行时，爱护他、祝福他，希望他很快通达显用；听说他获得一项任命、升任一个职务，留在家中的人就在家中相互庆贺，出行的人则在路上高兴地告诉别人，说：“这是我们邦国的光彩。”又听说他能够谨慎自己的行为，修治自己的职务，老人便兴起赞叹，年轻人便生出仰慕，说：“这是我们邦国的光彩。”如果听说他有不合乎正道的地方，大家就忧愁悲伤，却仍希望他改正，以免辱没我们邦国。唉！乡人对我们竟然这样忠诚而厚道，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呢？古代的礼制规定，君子即使显贵富有，也不可以把这种地位施加到宗族和乡里之上；而我们乡里的前辈对此尤其谨慎。百年以来，我耳闻目睹的，举其中较大的事例，有一两个人。元朝盛时，先少傅吟窗先生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的身份归乡，恭敬谦逊、温和有礼，不改变平民时的样子；每逢岁时宴聚，里巷之间无论贵贱贫富，都一律按年龄长幼行礼，尽情欢饮而没有隔阂。洪武年间，刘槎翁先生以吏部尚书身份归乡，对乡里尤其恭谨谦下；对于亲戚邻里，即使是极其贫贱的人，也总是和他们欢乐融洽相处；即使和儿童交往，也看不出有懈怠的神色；即便养有一匹马，也从未骑着它在城中行走。君子对于族亲、姻亲和乡里，无不遵循这样的道理。前辈已经远去了，后来的年轻人孤陋昧于事理、没有声名，却倚仗自己的富贵，忘记对桑梓应有的恭敬，轻慢父兄间的交往，骄矜傲慢、卑污浅薄，他们的刻薄竟到了如此地步。难道知道富贵是不能永远依仗的吗？幸好我们乡里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但我在道路上所见的，大概已经不少了。每次我和德遵谈到这些事，都不免共同惊异惭愧，汗流满面。如今德遵能够回乡，继承前辈君子的品行，来报答乡人长者爱护厚待他的心意，这是多么幸运啊！君子的品行，一定要先得到乡人的信任，然后才可以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德遵还请把我的这些话带回去，告诫后来的人，不要让他们全都沦落到刻薄寡恩的地步。《西巡扈从诗序》【杨士奇】宣德甲寅年秋天，居庸关以外，怀来、保安、宣府、万全都获得大丰收。皇上担心边地百姓安于丰足而忽视警备，于是在九月甲申日亲自驾车巡行，整饬边防。词林中随从的有士奇、勉仁、宏济、德遵。士奇年已七十，特意给他配备二十名舆卒。但一路上气候清爽温和，行动休息都舒缓从容，号令严明肃整，行军的人不劳苦，居住的人也没有受到扰乱。间或在平坦开阔处驻跸，命将士飞驰放箭、纵马射击，用来检阅武备。这一月丁酉日到达洗马林，大概距离宣府以西一百八十里。洗马林，旧名荨麻林，是因口语沿袭而产生的讹称。当时蒙古阿噜台的部众被卫拉特击败，狼狈地在塞下苟延残喘。左右随从中那些希图邀宠、迎合上意的臣子，大多请求乘机掩袭捕捉他们。皇上说：“朕知道的只是整饬防备罢了，乘人困厄而加以困辱，不是王者应做的事。”于是没有听从。臣子中，士奇最不熟悉军事，间或以文事承受皇上的咨询，而所受宠遇超过平常的均等。有一天晚上，皇上召见并问士奇：“你这几天在马上也作诗吗？”士奇惶恐叩首，皇上再三加以慰劳。班师之后，十月甲辰日到达北京。这次扈从往返共约二十天，其间情感兴致所到，也时时在诗歌中表现出来。总共得到小诗若干首。我记得前五年随驾巡边到宣府，往返二十天，在路上没有一次不把兴致寄托在诗中的。如今拿今天和过去相比，年纪更加衰老，气力更加衰弱，词意也更加鄙陋，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只是因为这些诗出于一时扈从之际，将来还可以据此考见年月，所以最终把它们记录下来而没有舍弃。《重游东郭草亭诗序》【杨文敏】正统纪元三月十五日，我和诸位君子在鸿胪卿杨君思敬东郭的草亭游宴聚会。宴饮欢乐的盛况，都表现在诗文中。思敬也认为这次聚会很难得，希望大家约定来年再聚。少傅庐陵杨公已经把这番话写在序中了。去年因为公务没有成行，于是今年在这一天履行旧约。景物温暖明丽，园林幽静优美，俯仰之间仿佛和去年一样；而彼此酬答唱和，亲切融洽，歌咏一片和乐。文明教化有增无减，只是朋友们聚会，比最初少了两个人。于是大家共同感叹，认为这样短暂的欢乐，并不是偶然就能得到的。诗作成后，嘱我为诗卷开头作序。想来圣明天子在上，治理之道日益兴盛，辅弼和侍从之臣仰承崇高的德行、承受宏大的福泽，能够从容地获得闲暇，每年登临游赏，这实在可以说是幸运了。心意所适，语言不足以表达，于是用诗歌吟咏出来；这些作品都发自纯正的性情，足以使后人认识盛世的气象，难道不正在这里吗？从前王右军修禊，风流潇洒，但那是在司马氏偏安的时代；文潞公的耆英会，志趣高远，也多是在退职后的闲暇中举行。如今我和诸位君子庆幸身逢太平，声气相同，使东郭草亭的盛况不减于兰亭、洛社，这又是值得称美的事。不过，这只是一天的欢乐罢了；既然大家还诚挚地想着要有所继承，那么，要使这种声名光彩延续百世而不朽，应当怎样做呢？我又愿和诸位君子共同勉励。《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九，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诗集。《南郭子诗序》【刘定之】“南郭子”是万安东溪郭君季銶的别号。我年轻时曾经拜访过他一次。那时郭君刚到弱冠之年，而他的父亲温翁还健在。他偶尔拿出自己所作的几首赋给客人看，我从旁读来，声音铿锵，如金石相击；文辞灿然，如珠玉错落。我内心暗自起敬，认为像郭君这样的人，将来一定会有很高的成就，不会止步于此。后来我侥幸取得科举功名，整日忙于世俗事务；郭君却留心古学，悠然在泉石之间涵养高尚志趣，有人劝他做官，他总是摇头远去。这样彼此离散至今已经四十年了，虽然常有音信往来，只是时时思念，遗憾不能见面以增进往日的友好。去年冬天十月，他忽然寄信给我，把自己所作的一部《南郭集》送给我，请我作序。我接受后读了好几天，其中五言、七言古体出入于李白、杜甫之间，律诗、绝句则仿效盛唐诸贤；无论长篇短章，都从容舒展、闲适放达。我考察他的志趣，大概是想向上追踪古人的作品，与古人相并，而不只是迎合世俗的爱好罢了。因此我感叹说：从前所见而使我起敬的才华，已经认为难得，没想到如今他的造诣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于是又感叹本朝历代圣君相承，网罗天下豪杰，天下人才，即使细微如毫发丝粟，也无不出而为当时所用；我原以为文章的成就只能止于馆阁，山林之间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如今竟能见到像郭君这样的人，因此我又怀疑世上或许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只是我没有了解到罢了。不过，假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而我只是偶然不知道，也一定会有人能够发现并传播他们的名声；可是我却很少见到这种情形，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像郭君这样的人，果然是很难得的。郭君还不到六十岁，不幸因疾病而废弃仕进；然而他向来志趣高尚，即使没有因病废弃，我也确知他不肯局促于俸禄官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难道是因为他内在的自负很重，所以看轻外在的事物吗？还是将从语言文字的工巧中自得，而认为功名不值得挂怀呢？可惜啊，郭君不求别人知晓自己，别人也没有谁了解他；我虽然了解他，对他却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像这样的诗集，本来就足以流传后世，别人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谨作此序，将诗集归还给他。《浙水较文诗序》【岳正】文人的末流，是不深入道理的人，不能够认识的。懂得文章也实在困难。不如古代的文章容易理解：诗、书、春秋、礼、乐，都是承载道理的器物。古语说：学者守着一部经书，直到白头也不能穷尽其义。所谓不能穷尽，是因为对其中的道理还不够深入。对道理不深，却强自欺骗说“我懂文章”，这和让聋子审辨声音、让盲人鉴别颜色有什么不同？至于不能辨明黑白、清浊，也不过是侥幸猜中、偶然得到罢了，又凭什么值得信任呢？试着论说此事。世上能写文章的人，谁能超过周公、孔子？周公传授《易》，孔子为之作《系辞》；孔子作《春秋》，即使夏、商、周三代的贤者也不能替它写下一句赞语。由此可知，即便是贤者，也还不足以认识圣人，何况不贤的人去认识贤者呢？所以说白头也不能穷尽其义，并不是欺骗人。虽然如此，周公、孔子已经不可企及了。汉代以来，作者纷纷出现，但只有扬雄、韩退之独享能文之名。扬雄作《太玄》《法言》，张伯松不肯看一眼；刘歆看过后，反而斥为废物。扬雄的名声大概到整个汉代结束以后才显著起来。韩退之曾三次在礼部考试中被黜退，自己申辩说：“我作文章，却成为全天下人都不喜欢的人。”喜爱韩退之文章的风气，始于宋代欧阳永叔。像扬雄、韩退之这样的作者，尚且在当时不被理解，而要等待后世；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有些人被同辈和时俗推重，未必不是借助高贵的声誉，依托当时名人的声望，例如左思的赋、张华的诗；这也不过是下里巴人的应和，并不是像体察道理的人那样确实有所见闻，能够在取舍之间辨别黑白清浊。唉！历代都有作者，但真正有眼力的人并不多见。懂得文章困难，这也确实可信了吧！郭明郁，字彦文，是四川长寿人。凭借《春秋》发解，曾在晋宁、古郑两地分任教职；又参与学录事务，成为今驸马都尉薛桓宾的老师。他在京师授徒，京城子弟各自拿所学习的经书来请求指点，他从未推辞。他所教的学生，留在家中便被称为通达之才，出仕后考取高等科第、升任显贵官职；问起他们所从受学的人，都说：“郭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因此听到了他的名声，很希望见他，却一直没有空闲。景泰庚午年，明郁将要主持浙江的文事考试。议论者说，山的东西两边，是中原的大藩镇；而江南文物之盛，又以浙水一带为最。明郁竟能多次掌持选文取士的大权，他在天下获得的声誉，又是多么广博啊！于是大家共同歌咏赞叹这种盛况，把它写成诗。诗作成后，郭明郁把它交给我，并请我作序。唉！《易》的奇奥、《书》的古雅、《诗》的婉转、《春秋》的简约严正、《礼乐》的广博明辨，它们的义理深奥，言辞精微，文章并不容易通晓，而明郁却能够指点传授，使诸生有所成就；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明白道理吗？既然明白道理，又用这种明理的眼光来观察别人的文章，那么文章是非美恶的辨别，就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洞察如明镜的鉴照了。如今天下广大，不能说没有所谓扬雄、韩愈一类的人才。明郁从四川来到京师，曾经遍历全晋，游历齐鲁，如今又南行考察两浙；他也遇到过所谓的贤者吗？假如果真遇到了，他是否也愿意见见他们呢？我曾经奇怪当时的风俗和同辈中那些以懂文章自负的人，大体都尊古非今，重听闻而轻亲见。如今既然遇到明郁，他难道也有意于我所说的这些话吗？那么我就要借此满足往日希望见到贤者的愿望，和他在扬雄、韩愈之后尽情辩论天下文章了。姑且写下这些话，作为事先的介绍。《永感诗序》【岳正】

译登科制度的名册从三代以来虽然有存有亡，但都有记载。记载的格式虽然确立了，含义却不相同，而都把它看作荣耀。父母、祖父母都在世的，称为“具庆”，称为“重庆”，庆就是庆幸；“具”和“重”又是加重其庆幸的意思。父亲在世的称为“严侍”，母亲在世的称为“慈侍”；侍，就是侍奉。一位亲人尚在，既不能用“具庆”也不能用“重庆”来比拟，所以改变成例，分别按照尚存的亲人记载，称为“侍”，是庆幸自己还能够侍奉亲人。至于祖父母、父母都已不在，即使有俸禄官位，又和谁相侍奉呢？这是不幸。把不幸说成一种幸事，所以不得已委婉地称为“永感”。感，就是悲伤；永，是无穷无尽的称谓。使人悲伤而达到无穷无尽的程度，这种不幸也太大了。唉，《永感诗》的含义，大概就是这样吧？景泰初年的科举，是辛未年，参加荣录的将近二百人。前监察御史、现任福建按察佥事的巴蜀牟公，正是以“永感”来记载自己的幸事，但牟公本人却不以此为幸。每每抱着名册哭泣说：“登科是先人的志愿，先人的志愿实现了，先人却去世了，这荣耀又和谁共享呢？”于是，与牟公同科登第、称为同年的人，大多理解他的志意，写成歌诗，来褒扬牟公的贤德，安慰他的胸怀，并哀悼牟公先世的不幸，已经全都表达出来了。牟公既然把这些诗编成一卷，写成书，于是叙述其中的缘故，使他的同僚燕山岳正为它作序。我听说牟公对于书籍没有什么不读的，对于古今上下各种事变没有什么不考察的，既能知晓，又能通晓熟习。他从任职内台监察官做到外台按察佥事，以办事合乎体制而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我希望能够和牟公讨论这些问题。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这本来是道德方面的事，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至于王陵，跟随汉王离开楚地，楚国得到他的母亲，想以此招降王陵；王陵的母亲于是伏剑自杀，以坚定王陵的志向。又如温峤，为了成就祖逖的志业，勇于出使江左；他的母亲不答应，他便提起衣襟前往，母亲死后阻止他回来，他最终违背了本来的志向。这两个人的功勋事业和忠诚，使汉晋的光辉宏大，流传于今古。君子却说：还不如徐庶舍弃功名来保全母亲更为正确。大体说来，志节之士往往在功名面前压抑自己的感情、忍气吞声，难道不是因为亲人还在世，未免有所顾虑和忌避吗？再说我岳正，虽说不敢拿自己和牟公相比，也曾侥幸参加科举，承受皇恩的那一天，颇以母亲尚在、可以侍奉来安慰自己。等到获罪迁徙，灾祸牵连老母，退下来表达思念时，已经叹息也来不及了。静下心来想，即使让我像王陵、温峤那样成就功业，也不足以赎回自己终身的遗憾，何况我这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又像牟公这样的人，事情只要认为应该做就去做，没有什么顾忌，所以他的道义能够在一时之间得到施行。将来功名成就，足以和王陵、温峤相等，却不会有他们那样的遗恨。唉！君子由此看来，未必一定要靠做官来侍奉亲人；不能侍奉亲人，也可以说是幸，也可以说是不幸。《甘谷堂诗序》【张宁】《风俗通》记载：南阳甘谷有菊花，滋生的汁液很多，浸润在谷中，谷中千余家饮用这里的水，人人都长寿。县中士人徐公举，早年学习医术，读过李东垣、朱丹溪的著作，掌握了中和的治疗方法。四周的人都仰赖他的医药，年轻人得以安宁，老人得以康健，患病的人也很快痊愈，于是共同把他的居所称为“甘谷堂”。这个名称还没有显著流传。去年冬天，友人张用宏患重病，几乎濒危，这才开始请徐公举来诊治。公举到后，看了病情大惊说：“几乎误送了你的性命，但这不是死症，用药稍作调整就行。”服下几剂药，张用宏便康复了。我观察公举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吝惜之情，也没有治好病后自以为有功的神色；凡是和张用宏有交往的人，都很难做到这样。于是就以旧日的堂号作诗来感谢他，请我为诗卷开头作序。我听说《神农书》把菊花列为养生的上等药物，能够使人身体轻健、延年益寿；《水录》把乳泉、石池中源头深远、幽静而流动的水列为佳品。甘谷兼有这两种东西的优点，适宜饮用的人自然多长寿。然而，能够使人长寿的原因，在于取用方便而又能够经常使用。公举如果确实能够胸怀宽广、包容他人，完全消除彼此的界限，使人求医不感到困难，不被外物阻隔，那么四周的地方就都可以成为甘谷。这样一来，就能使每家每户都因治愈疾病而获得长寿。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因此有所感触。上天厚待人类，并不只是南阳如此。古代山林湖泽的资源没有穷尽，土地的力量没有耗竭，君民之间有相互供给的道义，公家和私人之间有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作用。上面没有甲兵、土木、祷祠、征敛、催科、借募等烦扰，下面没有道教、佛教、游荡闲散、技术、声妓、奇异华丽和淫巧之物的耗费。凡百姓赖以养生、安逸度日的物资，都可以方便地取得，满足使用。负责调理政事、承接教化的人，又替他们节制费用、引导制度，使各方面修治调和、彼此协同，以保障百姓安全。这就是所谓养育百姓而不伤害他们，扶助百姓而不使他们陷入危险，不过度耗尽他们的力量，所以百姓大多长寿。后世法制逐渐严密，祸福得失彼此悬殊，古人所有的便利没有了，古人没有的困扰却有了。从前赖以养生安逸的物资，取用受到禁止，使用又不够，于是饥寒劳苦困顿的疾病便产生了。正因为这样，农民被迫从事耕作，商人被迫经营货物，工匠被迫专事技艺，士人被迫埋首于学业。等到他们出仕，又反过来拿自身所受的弊病去加害于所治理的百姓。即使有一万个甘谷，也将被搜取榨尽。百姓怎么能不相继陷于颠沛困苦呢？古人说，仕途通达便做良相，不通达便做良医。百姓的病已经很重了，能够治好他们的，难道只有良相吗？如今正值明君贤相相逢，四海之内都得到仁德而长寿。公举正要教导他的儿子永贤向学，自己从士人到仕宦的道路也将更加通达。因此作这篇序，姑且抒发我的感慨。《学诗斋卷跋》【张宁】孔子对伯鱼说：“不学《诗》，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这里所谓学习，是使学问和言语能够通达志意、切合事理，从而自然善于言说，并不是想背诵熟习诗文来资助辩说。自从观物起兴、和合群体、抒发怨情的教化衰微以后，《诗经》三百篇劝善惩恶的大义，全部湮没在声律文辞的末流之中。即使盛唐诸家，也没有超出这一点。只是和汉魏以来相比，他们稍微能够平和雅淡，温柔敦厚的遗意还算有些保存。前辈说删诗以后就没有诗了，大概自有他的见解。有人竟然彻底轻视近古，甚至说宋代儒者的诗一无是处，几乎想全部扫除；这是舍本逐末，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文章本来各有体裁，声韵也各有不同；然而从来没有脱离义理情趣、舍弃经典而可以称为诗的。诗有清新的，也有优游闲逸的；有沉着的，也有痛快流丽的；有豪迈宏放、不可拘束的；有摹拟想象、捕风捉影、奇怪多变的；有浅薄拼凑、随口滑稽、荒诞不经的。这些各有所长、彼此擅胜，自古以来就有。假使不能切合义理、通达情感，不能以真实的艺术为根基，那么那些淫靡喧闹、巧饰艳丽、荒唐漫无边际的话，听过耳朵便过去了，再也没有遗留下来的意味；宋诗尚且远远不止于此，何况《诗经》三百篇呢？

译所以善于作诗的人，一定有坚定的志向和高明的见识，周遍了解、广泛阅览，以圣贤之言为根本，师法其意而变化文辞，融会贯通，浑然化为己有；把义理情趣寄托在声律之中，把著述寄托在比兴之余。就像八音协调成乐、五味调和成羹，充实完备而不露痕迹，这样才能兼收百家，超越群作。古人中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杜子美就是这样的人。我曾记得前辈有《恕斋诗》中的一联说：“庭前生意留芳草，林下归心放白鹇。”把道德经典中的文章写进诗里有什么妨碍，为什么竟轻视到这种地步？所以想学诗，如果没有从学问上下功夫，即使近古诗歌的短处尚且达不到，何况诗的六义大旨呢？我正好和人谈论诗歌，对方反复争论《金针集》中“大病宋作”这句话；恰逢武林刘景清拿《学诗卷》来求我题字，于是我把切要的道理举出来告诉他，也借此向他的尊君请教；竹东等他以后来拜访我时，再慢慢和他详尽讨论。《题链雪斋诗文册》【张宁】陆羽《茶经》所记载的原有方法很完备，其中茶的品第、烹煮和时节，类似神仙家炼丹锻炼的方法。至于辨别用水，一定推重地势幽静开阔、乳石水漫流而出、源头远离停滞积水的水，这和陶谷煮雪的意趣相近。雪本是和气凝聚而成，不受地方影响，仿佛自有纯真的滋味；至于医家所谓上池之水，对茶尤其适宜。把陆羽的方法和陶谷的故事合在一起，风致就更加高雅了。这就是把书斋命名为“链雪斋”的本意。册中作者都能探究深奥、通达高远，超脱于旧有常规，发表雕琢锤炼的议论。乡里前辈在文章方面的奇特，实在太厉害了。于是我私下感叹，汉唐时期，文章还很雅正；公府以下，士大夫居室中擅自标榜名号的极少。写文章的人，也只是记述事实，再用议论加以文饰，并不专门用奇异的言辞彼此夸耀。到了宋元，人们不如古人。凡是乡居的林屋、山园、池馆，严重的甚至放置一件器物、绘制一幅树石，都要巧立名称来互相夸耀奢侈。为此作文章的人，凡是题目和名号，一概依着它们来写，本来已经浅近。何况还有故意标新立异来建立说法，凭空穿凿来显示高明，迎合世俗来求取喜爱，争奇斗艳，拿不相称的事物来比拟迁就。高明的不过是庄子、惠施一流，低下的就更加不值一提了。这对于记载事实又有什么关系呢？唉，淳朴一旦散失，巧诈虚伪便日益滋长；百姓的居处和饮食，也不能不受名实之累，何况文章和品行呢！这本册子有图、有记、有说、有题咏，都是崇德陆景宣所作，由海昌沈景晖得到。唉，从洪武到今天不过一百年，考察其中的文辞书法，又已经不是今天所能相比的了。回望前人留下的文章，越发增添浩然长叹。《夕惕斋诗集后序》【陈献章】人从上天那里禀受质朴，不被人为地凿刻；禀受和气而生，不被习染放纵。因此七情发作，便表现为诗。即使普通男女，胸中也自然有完整的经典。这就是风雅的源流。然而诗人一流的人，夸耀奇异、炫示才能，迷失了本真，甚至用十天锤炼、一个月雕琢的功夫来求得世人知晓，这还可以称为诗吗？晋魏以来，古诗变成近体诗，作者在唐代最为兴盛；但唐诗已经可惜地拘泥于声律、工于对偶，穷年累岁只为江山草木、云烟鱼鸟粉饰文辞外貌，大概对世道也没有什么补益。至于李白、杜甫，雄峙其中，号称大家，但说到最高境界还没有达到。儒家前辈君子大多把诗看作小技，但这不是诗本身的弊病；有人运用它而使它显得小，有人运用它而使它显得大，关键在于作诗的人。天道不言语，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往来运行没有不是诗的妙用的。诗若能贯通其中，纯真自然，便能成为造化的枢机，开合万象，而不离开人伦日用之中显现，如同鹰飞鱼跃的生机。这样的诗，可以辅助皇极，可以辅佐六经，教化无穷，难道能说只是小技吗？如今世上以能诗著名的人，就像吹竹管、弹丝弦、敲金器、击石磬，调和宫商；高雅的可以达到《霓裳羽衣》《白雪阳春》的境界，虽说应和者少，不是韶乐、濩乐那样的正声，也足以打动人的听闻，这也可以称为诗。我哪里敢把不足归咎于别人呢？少参任君任职于我省，偶尔经过白沙，带着他先父的诗集，请我在卷末写几句话，所以我就把关于诗道的大略陈述一番。至于他先父吟咏时的情怀，都完整地保存在诗集中，阅读的人应当自己体会出来。《认真子诗集序》【陈献章】诗的工巧，正是诗的衰败。语言是心灵发出的声音，形体与外物接触，内心受到触动，于是喜怒之情产生。这样便把它表现为声音，有时急，有时缓；有时洪大，有时微弱；有时像云飞，有时像河流奔驰。声音各不相同，是因为情感有变化。顺着自己的情感充沛地表达出来，怎样都可以。如果存心期待世人的赞誉或毁谤，就会像《子虚赋》《长杨赋》那样，装饰巧言、夸耀富丽，取媚于人的耳目，如同俳优一般，这就不是诗的教化了。诗实在很难说清。李伯药见到王通，和他谈论诗歌，上面陈说应玚、刘桢，下面论述沈约、谢朓，四声八病、刚柔清浊，没有什么不详尽涉及，王通却不回答。薛收说：“我曾经听过孔夫子谈诗。上面阐明三纲，下面通达五常；由此考察国家的存亡，辨别事情的得失。小人歌咏它来表现民俗，君子作诗来表达志向，圣人采录它来观察世道的变化。如今你所谈的诗，正是孔夫子所痛恨的。”南朝的事姑且不论，从唐代以下到今天，已经几千年了。唐代没有超过李白、杜甫的，宋代没有超过黄庭坚、陈师道的；其余作者固然很多，大体也不过如此。唉，工巧固然工巧，难道都具有《诗经》三百篇的遗意吗？是否都是顺着充沛的真情表达，而不以世人的赞毁为意？是否都是发自天然的和气，而不求迎合世俗呢？能够阐明三纲、通达五常、考察存亡、辨析得失，而不成为河汾先生所痛斥的那种诗人，几乎很少见。所以说：诗的工巧，正是诗的衰败。道以天为最高境界，言语达到天道就叫至言，人达到天道就叫至人。一定要有至人，才能建立至言；尧、舜、周公、孔子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往下大概就是颜回、孟子这样的醇厚大儒吧？宋代最伟大的儒者，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们的言论都保存着，他们把思想发为诗歌的作品也很多。世上能作诗的人，近的取黄庭坚、陈师道，远的取李白、杜甫，却没有听说舍弃他们而取这些大儒的诗。求学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还是所谓的大儒只是精通道理而不精通诗歌？还是他们没有达到通于天道的境界，所以言语本来就没有达到最高境界？还是他们的声调口吻与诗歌不相似？凡言语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本来就不必和世俗相同。又有人说，诗有特殊的才性，不关乎读书；诗有特殊的情趣，不关乎义理。那么古代真正可以和他谈诗的人，究竟是谁呢？诗，小范围运用就显得小，大范围运用就显得大；可以感动天地，可以感通鬼神，可以调和上下，可以感化鸟兽。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帝王、霸主的褒贬，雪月风花的品评，道理本来是一样的。

译难道能说只是小技吗？都宪朱公把自己所作的诗编排成册，题名为《认真子集》，把诗稿交给白沙陈献章说：“请为我作序。”朱公过去在苍梧对我说过：“诗不是我的长处。”朱公在文辞方面很豪迈，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认真子》这个名称，是诗集寄托了朱公的某种心意，只是读者未必知道，而我正由此看出了朱公晚年的操守。诗即使工巧，也不足以穷尽诗的意义，何况能穷尽一个人的全部吗？如果有人说我不会作诗，却喜欢发表大言，那是不了解我的人。朱公名英，字时杰，是郴阳人，由进士出身，历任内外官职，节省用度而爱护百姓。《定山先生诗集序》【李承箕】我听说定山先生作诗，曾经向古人求取诗法：三代遗留下来的余波流传到后来，渐渐变为纤巧浓艳、对偶华丽，庄穆和乐的风气衰落了。近体诗在唐代最为兴盛，而唐诗又以天宝年间为盛，于是他向杜少陵求取诗法；但因少陵诗篇幅宏大、纵横恣肆，又充满忧愁流离，仍自以为不足。于是他又求取宋元之间的诗法，打破陈简斋诗的门径，参透刘因的三昧；其余名家，则像决开高墙、打开门锁，亲自见到他们以后，又在一堂之上对他们加以评判。他的风势驰骋于宇宙之间，电光跳跃于山谷，波涛冲击高天，冰雪凝结大地；借着盛大的气势，想把一切一扫而空。强劲的风和震响的雷，一阵鼓动便降雨于万物，固然能使万物生长；但如果不等待三日甘霖成熟，便想求得速成的办法，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成功的。孟子说：“君子按照道来深造学问，是希望他能够自得。自得了，便能安稳地持守；安稳地持守，便能积累深厚；积累深厚，便能取用身边的一切，处处都能遇到根源。所以君子希望他能够自得。”大概不凭借天道而忽略人事的切实恰当，不涉入虚妄诡异而领悟性情的自然；不一定要谈鹰飞鱼跃，也不一定要随柳傍花，天机在无声中默默契合，真正的快乐又何必与外物有关呢？所以定山的诗，不是魏晋诗，不是唐诗，也不是宋、元诸名家的诗。四方学者争相诵读定山的诗，每每因不能得到他的全部作品而感到遗憾。献臣买马刻板，把诗集刊行于世，请我在卷首系上一句话。《同年倡和诗引》【张诩】成化甲辰年，进士榜发布，我省中同榜登第的共有十五人，到今天还在世的只有七人。这七人是杨君景昌、吴君美中、罗君公旦、卢君克濬、马君廷进、叶君子冕，以及我一人。正德丁卯年，同年侯官林公粹夫以宪副身份在我省督学，很早就想举行一次同年聚会，只是常常被公务耽搁。今年晚秋，林公寄来书信和诗，约定十月初一借用我的宅第聚会。大概林公知道我闭门近二十年，所以借我的宅第是为了迁就我。那天正好我的小儿生病，使我无法参加，于是我依照他的诗韵回答他的心意，希望他把聚会改到崇报寺，暂且不要迁就我；林公不答应，只改日子，仍按原约举行。不久，林公因太夫人去世服丧而辞去官职，没几天便离开了。大家都说，林公这次盛大的举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盛情以及优美的诗作却都还在。于是我带领众人唱和，把诗写成一卷，作为林公出行时赠送给他的诗卷，请我作引说明原委。唉，人生处在天地之间，事事都有定数；至于相聚离别、忧愁欢喜这些小事，也没有一件不是其中有定数的，像举行一次聚会这样的事也一样。林公刚确定日期要举行聚会，就被我的事情阻碍；重新改日后，又因服丧离开，最终仍未能实现。何况出仕与退隐、显达与隐晦这些大事，难道可以预先料定吗？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安守本分、听凭天命，却琐琐屑屑地运用智谋去安排事情，最后多半只会显出自己的迷惑。况且林公的诗中说：“相逢不久还相别，遂成诗会。”难道不正是命数吗？我既然冒昧作了引，也把和诗二首接在后面。林公的诗用来说明倡导唱和的起因，四位同年的和诗则按年龄次序写在后面。当时克濬在香山，廷进在河源；林公虽有诗寄给他们，但还没有见到他们是否唱和，所以未能收入其中。《竹岩诗集序》【张诩】诗这种体裁十分精微，但它所发挥的作用却很大。因此，内涵积蓄深厚、修养深厚的人，气势充沛，他写出的文辞也深沉委婉而纯粹；次一等的，雄健浑厚而广博；再次一等的，平易直率。否则，就会急躁而驳杂，肤浅而鄙俗，艰涩而昏晦。这实在是因为诗发自性情，胸中的境界终究无法掩饰。这样看来，一个人所蕴蓄的修养和所树立的品格，常常可以在诗中考察出来；至于观察一个人的善恶、成败得失，也往往从他的诗中看得丝毫不差。只是观察者眼力的大小、是否具备这种眼力，全在于各人罢了。三百篇以后，诗人大都凭借功力深入造诣，功力达到、成就完成，法度也就具备了。诗作不能不因此流传，往往是因为诗使作者本人获得了更高的声望。其间若有气节、功业显著，作者本人自然不能不为天下后世所知，那么他一生的著作也不容不流传。这又是因为作者本人使他的诗获得了更高的声望。像《竹岩诗集》，就是其中的一部。竹岩诗是前辈河南方伯程公所作，由他的儿子、现任肇庆府知府的时昭收集编录。时昭的同僚、别驾白君腾霄，极力请求在郡斋刻印，使它流传。这部书刻成以后，二位先生专门派人带着书信和礼物，征求我的文章来作序。我曾读《篁墩文集》，其中有一篇为程公作墓志铭，说他气度、学问、品行、才识在当时都很突出，负有成为辅弼大臣的声望。像程公这样的人不可多得，那么程公的为人，大概就是新安杰出的人物了。至于谈到他的学问，他不追求辞藻，虽然有时作诗，却把诗稿封存起来，避讳显露自己的名声，始终不肯借此自我表现。根据这些行迹来看，程公不但不专以诗著名，即使写了诗，当时的人也已经不能全部看到，何况在他去世以后呢？这部诗集特别依赖时昭能够继承父志，才得以收录，不过也只保存了十分之一二罢了。程公在内外任职将近三十年，任职期间积累的政绩，以及百姓对他的爱戴，显赫地照耀当时；而篁墩还认为世人对他尚未完全了解，那么说程公卓然是新安的杰出人物，确实不是妄言。因此，他作诗虽然不拘泥于专门的功力，而性情真挚，辞意和平，没有急躁、肤浅、艰涩的弊病，也不愧为古代的作者。何况他的为人本来就值得尊重呢？时昭确实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治理肇庆很有成效，蔼然有惠爱百姓的风范。腾霄仰慕高明的先哲，尤其笃厚地讲求同僚如兄弟般的情谊，这些都足以成就郡中的治理、树立百姓应有的伦理。这些事情都值得写下来。我因给程公的诗作序，所以一并提及。程公名泰，字用元，竹岩是他的别号。他由景泰甲戌科进士出身，起初任大司徒属，出任广右参政，做到左辖。

译写在白沙先生诗稿后【谢复】先生的诗，有的豪放，有的纵逸，有的险峻，有的诙谐，在风花雪月之间尽情抒发感情，不拘守格律，自成一家。他的气象很像邵子，但有些词句古朴深奥，不是浅近的眼光所能看透的。景泰甲戌年，我曾到先师康斋吴先生门下求学，很受推重和赞许，于是他便用自己的学问倡导东南。十年以后，我才到小陂，听到先生的名声，渴望拜见他，却没有能够实现。弘治辛酉年，我和方进士纯吉评论诗作，等到接触到先生石翁的近稿，心里暗自产生了疑惑。恰好我的小儿从岭南回来，我又得到先生所作的诗，读过以后，觉得他晚年的所得专门以静为主，似乎与先师的学说相违背。大概是因为他所交往的，是定山、太虚等人，日积月累，和他们一起受到熏染，所以表现在诗篇中的，多是空寂、长生之术，而君子对此有所不屑。世上的高明之士相互承袭，以先生为我们这一道的宗主，使我的疑惑更加深重。唉！怎么才能让先生从九泉之下复生，替我解除这个疑惑呢？吟诵之余，我私下把浅陋的见解附在后面，以等待有识之士评定。《敬庵诗集》序【罗伦】不要谈论它是高深还是浅近，只要合乎性情，止于礼义罢了。把奇特高深看得高贵、把卑下浅近看得低贱，是评论诗歌的通病。以性情和礼义为主，而不去计较高深或浅近，才是通达的诗论。三百篇作为诗，《国风》浅近，《雅》《颂》高深，然而都以性情为根本，以礼义为归宿，风与雅并没有不同。圣人都加以收录而不抛弃。后世作诗，像李太白、黄山谷，并不是不高深；陶渊明、白乐天，也不是没有涉及浅近。然而君子都收录它们而不抛弃，为什么呢？性情好比水，礼义好比堤防。水被堤防拦住，性情止于礼义，就不会泛滥而淫邪；不泛滥而淫邪，那么它写成的诗，本来就是《风》《雅》遗留下来的旨意。既然如此，高深的诗我取它，并不是取它的高深，而是取它合乎礼义；浅近的诗我取它，也不是取它的浅近，而是取它合乎礼义。所以说，评论诗歌以礼义为主，才是通达的诗论。高深却流于诡异刻薄，浅近却流于鄙俗粗野，君子都不取。像敬庵先生的诗，或许正是他的礼义从性情中流露出来吧？至于它究竟深还是浅，我实在还没有时间评论。我从二十岁起就听说先生的名声，认为他有卓然长者的风范，想见他一面却始终未能如愿。二十年后，我得以和先生的儿子交游，发现故家的遗风旧俗仍然存在，因此替先生的诗作序并使之流传，让人知道先生值得流传的，不只是他的诗。先生名讳某，字常悦，姓丘，是鳌溪人。《萧冰厓诗集》序【罗伦】诗并不是为了流传后世而写的，它以性情为本，以礼义为归宿。诗却不能不流传，三百零五篇就是这样。当周朝盛时，《国风》的诗多出自农夫和闺中妇女之口，但它们文辞意义的深奥、音节的端正，都可以配合弦歌，成为天下的法则。这难道是学习以后才能做到的吗？大概先王仁义礼乐的教化，从闺门通达到邦国，从朝廷下达到街巷，用它渐渐陶冶人的心志，表现在人的四肢行动上，使声音和谐，发为文章；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竟能达到这样盛美的程度。周王朝的王道既已衰微，《风》《雅》的道路也丧失了，宏材硕士在句子上用功、在字面上雕琢，用意不能说不精细，用力不能说不勤奋，最终却不过像空中的花朵使人眼花缭乱、美妙的声音掠过耳边而已。这难道是才华相差太远吗？是因为教化他们的根本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太极的运行没有止息，人的本性也没有丧失，所以豪杰之士还会间或出现其中，也不愧于古人。像屈灵均的忧愤、杜陵的忠忾、陶彭泽的冲淡，都根本出于真实的性情，差不多合乎正大的礼义，关系到百姓伦理和万物法则的大道；与《风》《雅》相比究竟如何，岂能把它们当作后世一般的诗歌来看待呢！宋朝立国三百多年，治理教化的美盛远远超过汉唐，道德的美善上承孔子、孟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南渡以后，国土日益缩小，文气日益衰弱，但道德忠义之士在东南接连出现，其中以诗词著名的，也不乏其人。那些诗作的格律工整虽然还比不上唐诗，但周旋折中、合乎规矩，不越出礼义的大界限，又不是那些流连光景的诗人所能同日而语的。像冰厓萧公，也是其中一人。萧公名立之，是宁都萧田人，考中进士，官做到通守，遇到世道动乱，未能赴任，便放情于诗。当他的兴致到来时，诗笔迅疾如登临高岳；矫健如骏马、凌云之鹤；妩媚如春园中的桃李；苍劲如冬岭上的松竹。把他同三位君子相比，究竟如何虽难断定，他也确实是南渡以后的高品。萧公宗法江西诗派，赵公章泉以涧泉为诗派宗主，韩公非常喜爱涧谷罗公。萧公既为涧谷所知，那么他的诗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时以道德著名的是草庐吴公，以忠义著名的是叠山谢公。萧公与草庐结交，又得到叠山的知遇，那么他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萧公的儿子士赟注释李太白诗，如今正在世间流行。萧公的诗集旧版毁于兵乱，嗣孙仪凤继承先人的遗志，想重新刻印流传，托我作序。我曾经担忧科举之业和词赋的工巧妨害天下的学术，想改变这种状况却未能做到，于是替萧公作序，使它流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喜欢它接近根本，不是没有益处的空话。《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一 诗集 《镜川先生诗集》序【李东阳】诗与各部经典同样都称为“经”，但体裁不同，大概兼用比兴，协调音律，用来表达志向、激励风俗，这才是诗所崇尚的。后世的文章都出自各部经典，而所谓诗，它的名称本来没有改变。只是受到声韵的限制，按照格式成例写作，名称虽然相同，体制和崇尚的内容却各不相同。汉、唐以及宋代的诗体各有不同，到元代末年就更加复杂了。如今作诗的人，能够超越宋诗而窥见唐诗，已经被认为达到了极致；两汉的诗体则已经不再讲求。有的人又说：“一定要作唐诗，一定要作宋诗，规规矩矩地低头小步走，以至于不敢改动一个辞、不敢说出一句不同的话。”即使这样写得像，也不值得珍贵，何况未必真像呢？评论者说诗有别样的才华，不完全关乎读书；诗有别样的情趣，不完全关乎义理。然而，如果不是读书很多、对义理认识极深，就不能作诗。必须用博学来积聚义理，取法万物来扩大才华，再用声韵配合，用节奏调和，那么写出的文辞，高雅的可以讽诵，篇幅长的可以吟咏，近处可以传播，远处也可以流传。难道一定要模仿某一家、效法某一代，才称得上诗吗？只是诗毕竟不同于文章，所以即使以文章著名的人，有时也会在诗上有所遗憾。能够兼备二者，大概要隔许多时代才出现一个。韩昌黎的诗，有人讥讽说它像文章；苏东坡的诗，也有人发出没有赶上古人的感叹。如今看他的宏大才华和深远情趣，超越时代而高出群伦，怎么可以同那些不了解的人说呢？镜川杨先生早年怀有古学，以文章闻名一世，同时又精通诗歌。他入翰林三十多年，积累了《晋庵》《东观》《桂坊》《金坡》等诗稿若干卷。我得到并读过它们，私下认为先生的诗博采广取而造诣深，典雅端正而浑厚，已经自成一家。当他有所感悟时，各种诗体和七言古诗像宋诗，五言、七言律诗像唐诗，五言古诗像汉诗。但在当时的作品中仍能选择出来作为对照，并不是那些只因同时代而有名的人可以相比的。至于爱护君主、忧虑国家，感怀时事、描写万物，则得到了三百篇诗歌的深厚精神。元朝盛时，称范德机善作诗，刘防孟善于评论诗。圣明时代称为大家，大概对范德机还有所不屑。我愚昧，不知道先生与刘防孟相比如何；只是我幼年时便承蒙先生奖掖，对先生的认识直到现在没有改变，评价反而更加深厚。我虽愚昧，也不敢因此私下偏爱先生，因为先生的名声已经在天下，不需要等到懂诗的人才知道他的尊重。先生历任编修、洗马、侍讲、学士、少詹事，直到吏部侍郎，天下对他的期望正日益隆盛而未有止境。这样看来，“少有通达、多遭困穷”的说法未必正确；也由此可见先生的学问并不只停留在诗歌上。以文章分类的稿子有若干卷，比诗稿还多，所以另行编成一卷。《王城山人诗》序【李东阳】《王城山人诗》是黄岩谢君世懋所作。谢君居住在王城山，于是便以这座山为自己的号。谢君是县学生，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七次，都没有得到荐举，客死在武林的旅舍中。他的侄子、翰林编修鸣治，辑录他的遗诗，得到若干篇。我读后为之悲伤。他的诗起初模仿盛唐诸人，得到了婉转流丽的妙处；晚年独自喜爱杜少陵，于是完全改变原来的格调，更加写成清劲激越、悲壮的声调，竭力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他的死亡大概也留下了尚未尽发的力量。然而他叙述事情、援引景物，感怀时事、哀伤古人，忧愁、思念、笑乐，反复开合，没有一样不是出于正道。看这些，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诗中保存着人的志向和情趣，所以要观察风俗的美好和人的贤德，必定要从诗中看。如今作诗的人，有时反而用纤细的缀饰和刻意雕削，失去了志向的端正。确实如此：有德之人必有言辞，但有言辞的人未必都有德。谢君的志向和情趣，远不止表现在诗里；不幸没有在世间显露出来，除了他的诗，还有什么能够同他一起流传呢？这正是编辑诗集者的本意。古人说诗人少有通达而多遭困穷，这究竟是本来如此还是偶然如此，姑且没有时间讨论。然而诗人处于困穷之中，人们没有不为之悲伤的。为之悲伤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贤者，往往只是因为他的诗，何况困穷的又不只是诗人呢？我常说天下的士人中，一定有怀抱奇才、身负杰出才能，老死在山岩洞穴之下的人。像谢君这样的士人，如果不是有诗，便没有人知道他。天下士人不幸未能显扬于世的，哪里只限于此呢？所以我更加重了自己的悲伤，也更加感动于编诗者的心意。谢君的哥哥世修，任宝庆知府；鸣治也贤能而善诗，他们彼此唱和的诗作尤其多，不在这部诗集之中。《赤城诗集》序【李东阳】诗这种事，大则关系到时代气运，小则由于地方风俗，但实在根本在于人的内心。古代道理相同、教化融洽，天下作诗的人都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后来发生变化，时代不同、地方不同、人的情况也不同，所以曹豳、郑卫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汉、唐、宋的作品，各代彼此不同，也各自有盛衰。到了元代，这种变化更加极端；其中贤人义士往往奋发振作，写出感受外物、抒发志向的诗歌，大概都是随各自的所得而形成的，但这样的人也很少了。自从乐官不再用诗施教，使者也不再以采诗为职，诗这种东西好像从未成为天下轻重所系的事物，但它所关涉的根本仍然存在。既然如此，就可以通过那些在天下不得志的人所作的诗来求取他们的所得；这难道不是君子之心所应当重视的吗？浙江东部有个州叫台州，是古代赤城郡的土地，那里的人本来就多能作诗。吏部郎中黄君世显、翰林侍讲谢君鸣治，诵读当地遗留下来的诗篇，一同感叹说：“这是我们乡里的美好文献，不能废弃。”于是辑录自宋宣和至本朝洪武、永乐年间的诗作，得到几十位诗人、每人若干篇，编成六卷，命名为《赤城诗集》。起初，宋理宗时有个叫林咏道的人，曾编过《天台集》，如今刻本已经不流传了。天顺初年，国子学录张存粹辑录《黄岩英气集》，但没有涉及邻近各县。到这时才完整地编成一部书。我得到并读了它，其中的诗声调多感慨激烈，却不失正道。大概宋、元两代经历战争和饥荒，始终没有安宁的居处；直到国初天下统一才刚刚安定，但那些君子仍有感慨时事、哀悼往昔的情怀。他们的风骨和义气，有的正是在忧患疾病之后表现出来的，这些都可以从诗中看见。像唐代项斯、宋代杨蟠一类人，都以诗著名，但时代久远，已无法详究，所以保存下来的，从左经臣以下不过几十人。假使这几百年间，像这两位先生一样的人能够时时辑录、逐代保存，那么人数一定不只停留在几十人；既然如此，趁现在及时去做，难道可以留到以后吗？两位先生将把这部诗托付给本乡按察副使应公志钦，在广东刻印；又担心辑录还不完备，将继续搜集编录，作为续集。如今文教日益兴盛，作者汇聚出现，正大为歌颂太平盛世，也许有人会继承两位先生的志向，即使百世以后也可以。

译《沧州诗》序【李东阳】诗的体制与文章不同，所以有人一生擅长记叙、短于吟咏，始终不能改变，这样看来作诗确实困难。但有时平常的话、俗语，老妇幼童都能理解，却被认为极其精妙，又好像另有一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诗人的才华也有迟速、精粗的不同，但同样没有固定的关系。杜子美把作诗当作癖好，直到死也不改变，所写的语言一定惊人，斗酒之间能作百篇；可是秦少游挥笔面对宾客作诗，反而不如闭门觅句的人写得工巧。这究竟又应当说容易，还是应当说困难呢？大概诗之所以不同于文章，是因为它有声律风韵，能够使人反复讽咏，从而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它从鸟兽草木的细微事物中取譬，而对名教政事的大事有所裨益。一定要有足够的见识来了解其中的深奥，又要有足够的才华把它表达出来，才算作得好。至于天机和物理彼此感触，于是有不烦琢磨、不用绳墨便自然合宜的情况，可以说诗不算难作，却也不容易作成。沧州张先生对于文章没有什么不能写的，尤其精于诗，放手疾书，众人没有能赶得上他的。等到他凝神构思、深入幽微、驰骋远方时，一个字一句话，宁可空缺，也不苟且使用。晚年更加写成沉着高雅简练的辞章，完全收敛了原来峭拔奔放的气势，大概正要达到古人的境界，却没想到突然停止了。苏氏的诗在本朝一定要称说高太史季迪；放在天下范围内说，也还没有见到明显超过他的。假使先生生在同一时代，住在同一地方，和他彼此竞逐，大概还不知道谁会先停下脚步；但二人都没有长寿而去世，难道不是天下人的遗憾吗？先生评论古人，即使是唐代以前的诗人，仍有所取舍；我只按一时一郡来评论先生，大概并不符合他的志向，也姑且只说到他实际达到的程度罢了。至于他恬淡少欲的心志、端正自守的操行，他虽然长期做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天下人所惋惜的，难道只在这些吗？我与先生同年考中进士，情义相同，交情十分深厚。先生去世时，他的遗孤琏还在襁褓中，想求得先生的遗诗，却没有找到。后来静逸陆先生从他的侄子瓛那里取得诗稿，留在我家中，但静逸也去世了。于是我和谢方石、吴匏庵二位先生录得其中若干篇，编成十卷，由文太仆宗儒交给他所辖的成府判桂，在淮安刻印。书刻成后，他请我作序，因此我把序题在编本的开头。先生名秦，字亨父，别号沧州，历任翰林修撰等官，去世时四十五岁。《琼台吟稿》序【李东阳】古人说，必须走一万里路、读一万卷书，才有可能读懂杜甫的诗。大概杜甫作诗，洞悉人情，通晓物理，直到政事风俗的大道理，无不具备，所以能成为一代的诗歌创作，流传后世。不仅难以学习，也难以读懂。礼部尚书琼台先生丘公，早年就善于作诗，信口吟咏、纵笔写作，好像毫不经意，但情思意味深长，援引典籍广博丰富。他一生所得的诗接近万篇，往往被喜好诗文的人取走。晚年才把保存下来的诗收集起来，分类编纂，大概只占原有的二十分之一。东阳在翰林任职，长期跟随丘公，近来看到他编成的诗稿，好像探入宝藏、进入武库，心惊目眩，应接不暇，实在从中得到了一番大观。丘公从岭海越过江淮进入京师，路程远达万里。他从稗官野史、杂记，到金縢、玉局、缥囊、汗简一类书，没有不读的，所读大概不少于万卷。因此，他把自己的所得发挥为纵横的谈论和高远的议论，好像缫丝、炙毂一样，整天也说不完。他议论古今成败，以及天下各地的地理、风俗、平险、美恶，如同面对地图指点掌握，历历在目，大致都能看见。把这些写成文章，像鼇背负高山、鹏鸟运行于海上，气势高昂，没有人能与之抗衡，而且不只是诗如此。然而丘公的学问，也可以从诗中看出来。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到唐代以后以诗赋取士，专门从事此业的时间很长，日夜锻炼、月月琢磨，才有一句符合格调；一篇尚未写成，已经传诵人口。这是诗歌的盛况，也是诗歌的弊病。丘公学习诗歌，本来就不屑于专门拘泥于这一途径，但实际上那些专门作诗的人也赶不上他。那些见识浅陋的人，不过是管中窥天、用蠡测海，哪里还能穷尽其中的妙处呢？评论诗歌的人以时代气运为主，也有人认为山河形胜可以相助。本朝熙平安定百年，礼乐正兴，气运的盛大本来就有征兆；而岭海地区的秀美，又是水银、丹砂、灵芝、赤箭所不能比拟的。因而这些诗的成就，固然是丘公学力所达到的，难道又是偶然的吗？丘公即使想辞去一代诗歌创作家的名声，不让它留给后世，也不可能了。丘公著有《大学衍义补》，已经进呈朝廷；《世史正纲》《朱子学的》等书，也多已刻印流传于世；杂文尤其多，另行刻印流传。这一部只是他的诗集。

译《书沈石田诗稿后》【李东阳】以上是石田沈君启南的诗若干卷。吴文定公已经为它作了详细的序。起初，文定拿一帙手抄本给我看，想让我为它作些序述。我曾经读到其中拟古的几首歌曲，喜爱它们醇厚雅正而有法度。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听说石田年纪越来越大，诗也越来越多，达到若干卷，总共有若干首。后来才开始在苏州刻印，而文定已经去世。翰林吴编修南夫从苏州来，便把石田的意思告诉我，请我作序。我怅然感慨。天地间有形有声的事物，都出于自然；但也有以诗歌作为声音、以文采绘画作为形象的。它们在朝廷、国家中的重大作用，姑且不论；即使在乡里山林之间，也有不能没有它们的地方。如果论到它们的极致，还可以通达神鬼、夺取造化。到了后世，才流为技艺末流；但能够达到精妙境界的人，仍然认为它很难。有人说，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二者大概可以互相发挥作用，却不能两者都达到极致。至于诗作为声音，尤其重要而且困难。石田寄情于林泉山壑，广泛涉猎古今图籍，以笔墨闻名。他的笔势横逸绝出，远远超越寻常路径。一片纸、一匹绢上的作品，流传遍天下。情感兴致所到，有时就形成歌诗，题写在画卷前端，二者互相发挥作用。像这样的作品不过占全部的十分之一二，所以人们大多因他的画而遮蔽了他的诗名。等到他因触及事情、感受外物、感怀时事、追念古人而连篇累牍地作诗，就把诗藏在家中；若不是遇到知音，便不会拿出来求售。如今诗已经刻印流行并被人传诵，那么诗反过来遮蔽他的画，也未可知。可惜我不能把它们全部看到。姑且用这些话回复南夫，同时也算完成文定公当年的托付。石田名周，是苏州长洲人。石田是他自取的号，享年八十一岁。《叙录王城先生诗后》【谢铎】成化七年辛卯秋九月某日，铎的叔父王城先生在杭州去世。讣告传到京师，铎面向南方跳踊哭泣。随后黄吏部世显来吊哭。第二天，我乡的大夫士人前来吊唁；又过一天，那些通过铎和吏部认识先生的大夫士人也都来吊唁；再过一天，我和吏部商量用什么方式排解悲哀，却没有结果。因此我从箱子里找到先生过去与人往来的诗四十九篇，去年从家中抄录的九十五篇，另外二十七篇，是广东邝尹载道所得。总共一百六十九篇，编成三卷，拿给太史氏宾之李先生看。李先生说：“困穷得多么令人悲痛啊！从这里可以知道他的为人。难道只有诗人这样吗？如果不是他的诗，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同他一起流传的。”于是便替他作序。铎拜了两拜，哭泣着把这些诗作为凭据，又请防泉先生岳公作铭。岳公说：“不夸大地说它值得流传，难道不是这样吗？”唉！先生的品行、才能、学问，郁积在胸而不能施展，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在家庭、乡党、朋友以及师生之间的表现，是可以相信的；诗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我起初抄录这些诗，是为了收藏，想着借此纪念离别、代替请教，哪里知道到了今天，天下大夫士所知道的先生，竟只剩下这些诗呢？唉！先生赖以不朽的成就，难道只有这些吗？铎怎么忍心读先生的诗呢？太守叔父先生和伯兄先生，都是铎曾跟随他们受业的人。叔父命我叙述编录先生诗作的缘由，于是我哭泣着把这些话记在篇末。先生的诗大多没有保存稿本，这些大概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重刻石屏诗》序【谢铎】宋朝南渡以后，我台州的文献实在可以称为东南各郡之首，诗人在江湖间有声望的也很多，像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时台州人通过科举出身而获得显贵荣耀的，不知有多少，石屏却偏偏因为专长于诗而陷于困穷，难道诗本来就能使人困穷吗？大概上天对于富贵，往往并不吝惜；对于斯文的权柄，却总好像有所吝惜，不轻易授予别人，这是为什么呢？斯文是天地精华之气，必须隔许多世代才得到一个；富贵却是偶然来临的东西，是赵孟所能轻视的。因此一代兴起而成为将相的人接踵而来，而文章之士却有时连一两个也数不出；即使幸运得到文章之名，也必定使他身体困顿、志向抑郁，让他穷困到极点才罢休。像汉代的苏武、李陵，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他们的诗都出自颠沛流离、放逐困顿之后，后来才得以在后世享有大名，这难道是轻易能够得到的吗？即使如此，他们与当时富贵达到极点却默默无闻的人相比，也不只是天地之别而已。因此古代君子宁可像麒麟倒毙，也不愿像鸱鸟鸣叫；宁可玉石俱碎，也不愿瓦片般苟全。这实在是看到了上天的意旨：上天所看重的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富贵那里。唉，难道只有石屏一个诗人如此吗？夏、商、周三代以来，凭借道义而陷于困穷，即使是孔子、孟子这样的上圣大贤，也不能免除；那么石屏因为诗而困穷，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石屏的诗在宋绍定年间，楼攻愧钥、吴荆溪子良曾为它作序，使它流传于世。弘治初年，他的后代、广东参政豪，感慨于诗集散失，想重新刻印，但还未完成就去世了。如今六安学正镛，是参政的同族，想完成参政的遗志却没有能力，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他的长官宋君克明。克明向来重视斯文，乐于做义举，不到一个月便宣布刻印功成。唉，石屏去世将近三百年，而他的诗又大为流传于世，石屏这样看来就不再困穷了。那些把当时获得富贵当作通达的人，实在怎么能够理解这种情形呢？《杏园重会诗》序【谢一夔】皇上即位第十三年，朝廷肃清，四方少数民族宾服，百官各项事务也因此简静安宁，士大夫们得以利用闲暇稍稍满足私人宴饮游乐的愿望。于是三月一日，武库郎中镇南阳君宗嗣在元宁观置酒，邀请在朝廷任职的同年进士三十多人，题名为“杏园重会”。座次按照年龄排列，科第先后和官职高低都不参与排列。这一天气候晴朗明丽，惠风和畅，酒器已经陈设，衣冠整齐的众人并集；欢笑使胸怀畅快，互相劝酒使情意尽兴，伶人歌舞来助兴。酒过半酣，修撰郑瑶夫首先作七言诗二首律诗，记述这件事。于是席间诸位先生都依韵唱和。第二天，宗嗣抄录各人的作品，嘱托我作序，使它流传久远。我想自古以来的名贤达士，因时抚景，没有不设宴聚会来尽情享乐，并且用言辞表现出来、记下实情的。韩昌黎所说“饮酒而快乐，是为了宣达和气，感发志意而成就文章”，正是这个意思。追溯上古直到今天，因文字而举行的宴会聚集多得无法记数；求其中在当时显著、在后世闻名的，只有兰亭和真率几次宴会，大概是因为兰亭有右军，真率有富公、欧公等诸位先生的缘故。

译既然这样，诸位想要把这次聚会长久地传给后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应当勉励自己建立功德，却只夸耀诗文吗？我对此又有所感触。从前庚辰年，和我一同参加廷对、出仕的有一百五十人，距离今天十八年，而参加这次宴会的只剩三十人。其间有的任职于南畿，有的调任外地，有的因事故离官、遭贬黜，有的没有长寿，已经失去了五分之四。人生的聚散没有常规，升降沉浮也不可预测，像这样，如果不乘时努力修治职事、建立事功，难道不是更加白白度过此生吗？《尚书》说：“诗言志。”遍观诸位的诗作，都充满太平治世的声音；忠君爱国之心、朋友之间规劝勉励的情谊，也和煦地流露在字里行间。今后，希望诸位各自按照所任官职，早晚都不懈怠，辅佐成就圣明天子亿万年雍熙的教化，使职事得到修治、功业显著，光明灿烂，照耀史册。这样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也不愧对今天的聚会。如果有人只是口头应承而实际上违背，和世上那些碌碌无为的人没有差别，那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三十人：襄阳艾天锡、仁和郑瑶夫，以及某某等。《杨文定公诗集》序【彭时】诗从三百篇以后，体制屡次变化，音节高低随着时代不同、人物不同而变化。然而其中和平雅正、没有雕琢险怪弊病的，大体都是盛世的声音。考察汉、魏、六朝以及隋、唐、宋、元各家诗篇，大致都可以看见这一点。只有我大明统一天下，崇尚文治、兴起治理，超过前代。到了宣德、正统年间，政治教化美善光明，百姓安康、万物丰足，可以说是熙和融洽的时代。当时凭文学显达而得到任用的，有三位杨公。文定杨公是湖广石首人。湖广是古代荆楚之地，如今是天下的大藩镇；那里山有衡岳的秀拔，水有洞庭、江汉的清激，山川的奇异之气，世代聚集在人身上，而文定公独自得到其中的特殊之气。他努力学习、充实涵养，日益宏大深厚，因此考中进士，列于翰苑。宣德年间，他入宫侍奉禁廷，充任顾问十年，声名德望渐渐显著。到正统初年，便和泰和杨文贞、建安杨文敏二公一同居于内阁，协力匡正辅弼，并列三孤之位。一时之间，功名事业显赫盛大，巍然成为朝廷的表率、士绅的冠冕，天下人的声望全都归重于他。后来二位杨公去世，文定公巍然独存，年纪越大，声望越高。士大夫得到他的诗文，没有不珍藏并以此为荣的。文定公也乐于应人请求，挥笔便成文章，都是和平雅正的言辞。他与那些专务工巧来取悦人的作品相差很远。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禀赋不同、涵养深厚，所处的是高位，所逢的是盛世，内心和顺而志意快乐，气势充沛而才华丰富，所以发为言辞，自然温厚疏畅而不雕刻，平易正大而不险怪，雍容和美，足以歌咏国家的盛隆，难道是偶然的吗？古语说：有德之人必有言。《礼记》说：太平时代的声音安宁而快乐。这说的不就是文定公吗？文定公去世三十多年后，姑苏项君来任湖广宪使，认为文定公是本地的声望人物，于是取他的诗刻印流传。礼部员外郎大冶周宗智请我作序。唉！文定公的德行功业本来不需要借诗来显扬，但他的诗有不能不流传的理由，大概因为其中保存着他的心志和学术。假如后来的学者由此观察，得到其中保存的实质，受到感动、仰慕而奋发兴起，使这种声名在未来继承延续，难道不更加增重湖广的山川吗？这本来就是项君嘉美德行、尊尚贤者、启发本地人的美意。然而，假使天下后世都知道太平时代的声音是这样，那么对于风俗教化也不能说没有补益。我因此推究项君的本意，把这些话写在诗集篇首，希望读者能够受到激发。《顾全州七诗》序【蔡羽】文辞没有凭借，必须凭借感情；感情本身没有不同，关键在于所遭遇的境况。遭遇不同，感情的形态就表现出来。因此，通达之人的感情舒展，所以文辞纵逸，是喜悦；困穷士人的感情狭窄而忧戚，所以文辞凝结，是愁苦；羁旅之人的感情怨恨而孤独，所以文辞仰慕，是思念；远方聚会之人的感情荒凉而恐惧，所以文辞纷乱，是不安。离开国家、丧失家园的人，思念深重，所以文辞曲折。这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遭遇不同罢了。我读顾子全州的诗，知道他的遭遇了。全州从前作诗，格调和平，读起来使人喜悦开朗；自从被贬到全州，寄来的七首诗全都感慨忧愁、抑郁不平。感慨忧愁、抑郁不平，一定是因为有所不足。顾子平日把富贵看得如同浮云，难道是为了富贵吗？由此可以窥见忠臣烈士一向的操守。从前的哲人执掌政事，想到自己居官有缘故而离去，担忧最终不能被当时的人相信、却希望后世相信。因此居住在东边便断爻，返回鲁国便删削史书；离开鲁国便歌咏兰花，到了沅水便创作《离骚》，以宣泄畅达自己的言语，表达自己的志虑。至于登高望远，感受时事而有所触动，异域殊方、灵山秘水、丘墟台榭，一齐进入眼中，言辞也随之发生变化。时常有适意之处，难道不是因为遭遇吗？王粲的江陵、庾信的关中、杜子美的成都，那些地方直到今天仍是天下的名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章〕 并不是山水之间本来有感情而不能释放。只是这三位先生把感情发为文章，忧愁郁结，千百年后仍令人感慨。读到它们的人没有不流泪的，这正是离开国家、怀念故乡的感情。处在兴亡变迁之中却没有地方寄托感情，或者虽有感情却不能表达出来，都是庸常之人。扬子云说：“君子得到时机就大行其道，不得时机就像龙蛇一样隐退。”我认为君子进用时就忧虑百姓，退处时就忧虑君主。至于只求一时的尊贵，以权势威胁万乘之主，离去后便遥遥置身事外，这是那些折断牙齿、压弯肋骨之人的作为，难道是忠臣志士的感情吗？华玉忠义奋发，慷慨而有大节，从开封府尹被降职调任全州。全州是国家南方夏地的边鄙之处，山川秀美而幽深。华玉有深沉而恻隐悲悯的感情，他遭逢这样的境遇，诗歌郁结不畅，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凤峰子诗》序【文徵明】

译有《鳯峯集》若干卷，是四明郡守、华亭人沈鳯峯公所著。沈公早年便以才俊闻名，精通经学，勤于学问，声名传播于三吴。考中进士后，任司寇属官，审理刑狱、分析律文，对吏治很有研究。到这里任郡守后，常常考绩列为最优，历任中外官职，名望和实绩都很显著。我家住呉门，离沈公府第不过几舍，他的声誉光彩，我确实早已熟知。今年汪君镗孙从四明来，把这部集子给我看。我接受后读完了全书，发现他锤炼文辞、安排意旨，无不协调圆融，文采华美，很有唐人的风格，真是当今作者中无人能超过他。我国以明经取士，有志于修饰名声的士人，无不抄撮经书、搜罗旧闻，设法符合主管官员的标准，而诗并不是当务之急。入仕任官后，钱粮、盐法、律例等事务各有专司，文书簿册的核查往往使人困顿闭塞；若不是闲散官署和清闲职位，或身处道山那样清峻的地方，很少还能谈论诗，而实际上也确有无暇谈诗的人。近来那些专意求道的人，放开胸襟以求高远，标举玄妙质朴之说，认为文章只是小技，足以妨害大道，于是闭口不再谈诗，傲慢地发表荒诞言论，执守他们所谓性命之学，向众人宣讲，说大道有最重要的关键，守住这一点就够了，又何必作诗呢？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诗本来就是文章的精华，二者都是求学的途径。学习道的人既认为诗不足为，做官的人又没有闲暇去作，于是诗道日益衰微，确实是这个缘故。过去周原伯鲁不喜欢学习，闵子马说：“周恐怕要乱了吧？”又说：“说可以不学习，学习不会妨害政事；既然不会妨害政事便不学习，那就是苟且了。”这样下级欺凌上级、上级衰败，能不乱吗？意思是说，不学习虽然未必妨害施政，但政事都苟且应付，必然会导致祸乱，就是这样。沈公崇尚西京文章，志向和心力都很勤勉，即使办理讼狱、裁决政务，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仍亲手披读、口中吟诵，不因事务繁忙而废弃。这样看来，沈公所做的难道只是诗吗？由此便可以知道他的政绩了。《明文海》卷二百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二 诗集 《松萝山游诗序》【程敏政】松萝山在我休宁縣北十五里，号称幽静优美。我十年前曾游过一次，总觉得没有尽兴。回到南方后，恰逢抱病在身，接连几年都不能再去。弘治壬子年春天，我急切地想成行，但连月下雨，也不敢确定能去。暮春二十一日，忽然雨停，天气清朗温和，人的心情也很舒畅，于是写诗约县庠司训黄伦汝彛、乡进士张旭廷曙同行，同游的五人是：陈荣天爵、詹贵存中、胡昭静夫，以及族人正思用礼、天锡敬之。随行的三人是：弟弟敏亨、儿子壎、侄子垲。有的骑马，有的乘车，接连出了松萝门，向东转而向北，经过石羊干，只见高冈重垄，麦香扑鼻，桐花盛开如雪，至于红花紫花却已经看不到了。走了七八里，松萝水一脉曲折向南流出，两山夹峙，山路盘旋曲折，越进去越深，景色也越奇异。每转一道弯，便见古松萝树盘踞怪石、交错挺立，飞泉淙淙，水鸟交相鸣集，别有一番情趣，想来所谓兰亭、武夷，大概也不过如此。又走了七八里，到达山脚，那里有一座古佛庵。我们和客人稍作休息，脱下外衣登山，放眼四望，只见群峰相连、山岭接续，幽远得看不出尽头；只听樵夫砍柴声丁丁作响，与溪谷相互应和，而耕夫、渔人时隐时现于烟云空旷的村落之间。大家相互看着，恍惚疑心已经与尘世隔绝，于是坐在松树下的盘石上，叫童子挖笋煮茶相供，联句作诗一章，回到小阁饮酒，心情舒畅、精神融洽，仿佛有所收获，竟忘了登山涉水的劳苦。酒喝到一半，限定韵脚各作一章；如果兴致勃发另有诗句，也不加禁止。不久夕阳缓缓越过山背，汪氏亭子正好在路中，又邀我们饮了几巡；太阳渐渐西下，我们才出山。途中有人作诗，有人唱和，也都只是各自适意罢了。只有汝彛游兴最勇，诗作最好，我们这些人都比不上。过去羊太傅镇守襄阳，因病不能辞官，每次到岘山都流下眼泪；但他所到之处往往宾客僚佐随从，笳鼓充满道路，这是显贵而又喜好游览的人。柳柳州身在贬谪之籍，搜寻山岩草木之间的胜景，几乎没有遗漏；他在序文中所感叹的，都是大半怀才不遇的人，这是困顿而又喜好游览的人。我没有什么才德，带着书册入仕，所掌管的只是冷清的闲局，能够早早休息、自求适意；没有羊公那样显贵，也没有因吏议而受困，还承蒙天子恩典，没有遭到流放诛杀，而游览又不出本乡，所交游的多是一时寄居在公门、乡里或宗族中的贤者子弟，彼此相从为乐，十分美好。没有柳州那样的困境，所以这次游览也不能不感到庆幸。不过，朱子平生喜爱佳山水，曾请求朝廷让自己辞官，愿意做白鹿洞主，领受泉石之乐；这难道只是游玩而已吗？远望山水，是借以使心灵得到高明的陶冶；效法仁者智者，从而使性情适于长寿和快乐，这些都能从山水中产生。那么我的游览，也正要从这次开始。观看的人不要讥笑我荒废于游乐，认为我不足以进身圣门啊！游览的第二天，我把唱和的诗写成一卷，作序后收藏起来。《严沧浪诗序》【林俊】诗用来描写事物、穷尽情感，感慨时世而联系事理，寄托旷达之怀，托寓幽深的愤懑；这些经纬交织的内容全都具备了。后来到了《离骚》，诗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古诗、乐府以及蘓李张郦，又发生了一次变化；曹刘张陆，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至于宋、齐、梁，气势格调逐渐不同，到了神龙年间的近体诗，变化几乎完全了。到了开元、天宝，诗道达到极盛；后来又变化为元和、开成的风格。到宋代把文章的写法用于作诗，气势格调更加不同，唐诗的声韵几乎断绝。山谷的词崇尚刻镂深峭，又是一次大的变化。最后我福建邵阳的严丹羽，号沧浪，竭力以盛唐为祖，追寻奔放逸纵的风神，使诗歌恢复古代的声韵；又借禅宗来建立诗学，辨别诗体、诗法、诗评、诗证，加以折衷辨析，取舍精严。新寜髙漫士的《唐诗品彚》引用他的说法作为定论，以昭示后来的诗学。严沧浪的见解尤其坚定，所以论诗最终都有归宿，音节停匀，词调清远。他和族人少鲁、次山号称三严，同时台人戴石屏也大加奖重。他的后代鳯山、子野、半山，以及同邑的上官阆风、呉潜夫、朱力庵、呉半山、黄则山广为传播其诗，其宗派几乎与山谷的江右诗派相近；总之，他举起了唐诗的旗帜，具有摧毁坚垒、扼制险阻、号召鼓舞诗坛的功劳。宋朝末年为躲避战乱而流徙江楚，诗稿散失很多。我福建宪司的淮阳胡君重器搜集保存遗稿，只有一百三十多篇，和《诗辨》等作品一起刻印成书。到了宝祐年间，终究会有知音发现珍宝，看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征兆。宪伯君俊秀卓异、气概英发，寄托情怀、抒发兴致，清丽而悲婉，与沧浪的意气彼此感发。相隔二百五七十年，这部集子在世间流传，既是替沧浪庆贺，也是替得到沧浪诗作的人庆贺。淮南的禅学法席大概将有继承者，能够以正眼传承下去吧？这部集子原有黄公绍的序，宪伯君重视它，认为黄序已经把话说尽，读完后便没有再作序的必要；而且按照沧浪的禁例，又何必再给沧浪作序？所以我另作此序。《黄鹤楼赠别诗序》【林俊】黄鹤楼名闻天下，山脉延绵数百里，通向鄂城，距长江不远，名叫黄鹤山。山脉尽头，巨石隆起，楼就建在石上。高大的栋梁峥嵘耸立，层层屋脊飞舞，是湖南一带宏伟奇特的景观，岳阳楼、滕王阁都比不上它。我曾评论这座楼具有君子之道：高耸立于天南，向下俯瞰八方，俯视岷山、峨眉山，倚靠星河，却不自知其高；容纳洞庭湖，吞吐云梦泽，却不自知其大。洪涛不能使它惊惧，疾风不能使它倒伏，寒暑四时随着时令运行；阴云惨淡和阳光舒展，忧愁和欢乐都呈现同样的状态；喧闹中能保持寂静，卓然独立而不狭隘，这就是它的大略。登上这座楼的人，难道也会没有所得吗？有这样的江山和楼阁，却没有相应的人，它难道不会孤独吗？登楼的人，难道能够不辜负它吗？进士金沙人冯时济，性情正直沉静，好学善问，熟悉古今事迹，是一位颓然自守的儒者。他奉使前往岐藩，取道经过武昌，宪副沈先生思古以及诸位君子在黄鹤楼设酒为他饯行，绘图作诗以赠别。我为他叙述此楼的胜景，以及登楼的意义，就是这样。冯君确实能够取法这座楼吗？这座楼确实不会孤独吗？冯君确实能够不辜负它吗？将来杰出的士大夫使乡里光辉、令古今振耀，像这座楼一样在湖南独享盛名，甚至更进一步，那个人一定就是冯君。如果只是说凭高眺望远方，把酒迎风，寄情于烟霞，亲近鱼鸟，认为这样就足够快乐，那恐怕不是诸位君子的心意，也不是用来赠送给君子的意义。《中园四兴诗集序》【呉寛】

译古代诗人的作品，都是用来写出自己志趣所向的。有时因感遇而作，有时因触发而作，有时因怀思而作，有时因忧喜而作，有时因赞美或讽刺而作，大多是这样才开始写诗。所以《诗大序》说：“诗，是志趣所指向的东西；藏在心中叫作志，发之于言语就叫作诗。”后世固然有模拟古诗的人，但往往只是应别人的请求罢了。唉，诗可以靠请求写出来吗？我的志趣从未有所指向，又哪里会有言语？我从未受到触发，又哪里会有诗？这样写出来的诗，就像医家所说的狂乱迷惑之人的胡言乱语，没人知道它所指向、所由发出的是什么。我自从在京师任官，承乏于太史氏，四方人把京师看作士林，又把馆阁看作词林，争相有所求取。但最终不过是庆贺、哀挽之作罢了。幸而有时遇到贞孝节义之事，正是我应当歌咏的，又怎么能够核实事情是否真实？只好随意写几句应付。至于内心真正想说的话，反而受到妨碍，无暇写作。我常想严词拒绝求诗者，努力追赶古人，却一直不能做到。费君昭霁家贫而好学，博闻强记，尤其擅长作诗。平日凡有感遇、触发、怀思、忧喜、美刺，统统都从诗中抒发出来。等诗稿编成后，他又为之题名，总称为《中园四兴》。“四兴”大概是仿效杜子美的《秋兴》，推而广之；称作“中园”，则是因为它联系着他的号。他亲手抄成诗编，请我评论并作序。我还没有读完几篇，已经大致了解了他的心志。大概昭霁只是隐居不仕，因此能够不使所学受到扰乱罢了。至于他的遣词造句，虽然似乎接近宋人，但与今人空疏卑弱、熟软枯淡，却动辄以盛唐自夸的作风相比，实在完全不同；这方面暂且不再评论。昭霁年轻时曾学习程文，想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来显达于世，后来放弃了，便在城东卖药，专心研究古学。他学问达到什么程度，只有我和邻里周庚知道。周庚已经校订他的诗作，若不是我，还有谁来为他作序呢？

译《跋谢山人诗稿》【呉寛】唉，山人已经去世了。我从他的侄子、翰林编修鸣治那里得到遗稿，读了这些诗。可惜他没有长寿、没有官位、没有子嗣，却唯独有这些诗。可悲啊！不过，山人所没有的，正是众人通常拥有的；他所拥有的，正是众人通常没有的。那么对于山人，我又何必惋惜他没有成为普通人呢？《送周仲瞻应举诗序》【呉寛】如今世上所谓时文，用格律拘束它，用对偶限制它，大多是腐烂浅陋、令人厌恶的言辞。更有甚者，摘取一字一句来立说，称为“主意”。这些说法穿凿附会、牵强拼缀，像隐语一样，使人几乎无法揣测理解。如果不这样写，众人就会讥笑它不工整。大概读书人所学习的就是如此，难怪会被人抛弃。掌管文章的人，眼光所关注、心意所着落的，也只是“主意”二字。因此，只要领会了主意，即使言辞极其令人厌恶，也一概不问；如果没有领会主意，即使写得工整，也往往弃置不顾。他们说：“我只知道按照我的方法来做，以便我取中罢了，哪里有闲暇计较其他？”主管官员取士，又是如此。国家今日任用人才，最急切的莫过于科举，其事也可以说极其重大。既然如此重视，就应该极其谨慎；既然极其谨慎，就应该极其精审。然而上下所做的竟是这样，我不知道该作何解释。既然把科举看得如此重要，士人如果不想入世也就罢了；如果想入世，即使有豪杰出众的才能，也不得不学习这种文体。只要他们学习的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那就可以了。上面的人如果不想荐举、表扬人才也就罢了；如果想荐举、表扬人才，即使有宽厚包容的气度，也不得不按照这种标准取士。只要他们取士的标准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那就可以了。之所以形成前面所说的情况，难道是因为下面的人所学习的正是这样，而上面的人姑且取用它吗？还是因为上面的人倡导的正是这样，下面的人便盲目跟从呢？唉，文章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到了极点就必然变化，而变化必定从上面的人开始。我怎么知道当今没有像宋代欧阳永叔那样的人，来振兴这种陋习呢？我又怎么知道没有苏、曾一类人物从他们下面出现，使文章回归古道呢？太原周君仲瞻侍奉他的父亲大司寇，在南都游学多年。他为人清正谨慎而高雅，明快爽朗而通达，大概就是我所说的出众之才。平日里，他摆脱骄矜尊贵的习气，唯独喜欢和太学中孤高贫寒的士人相互讲学。他长于《春秋》，尤其喜爱古文辞。因为我和他有同样的爱好，我们的交情日益深厚。恰逢今年举行大比，他向司寇公告辞，将回乡应试。朋友们舍不得他离去，却又不能挽留，于是相继作诗赠给他。诗作完成后，他交情深厚的胡彦超、叶昌伯等人来拜访我，请我为诗卷开头作序。唉，仲瞻这次出行已经决定了。凭他的学问所长，又很少迎合流俗，他考取科第是必然的。然而，如果他能够坚定地守护自己的学问，不随风逐流，世上也未必没有欧阳子那样的人来取用他。文章的体式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而求学的志向却应当坚定。体式不固定，是因为时代所崇尚的不同；志向坚定，是因为自己有所守持。时代所崇尚的由它自为崇尚，我所守持的由我自守，这才是真正卓然独立的士人，不是流俗之人所能理解的，而仲瞻正可以谈论这个道理。仲瞻的兄长伯常先生任职翰林，本来就常有意于做欧阳子那样的人；仲瞻经过北都时，可以去试探验证一下。我年长于仲瞻，但学问却比仲瞻落后；大概天下困于科场、尤其不擅长科举的人，我算是其中最甚的，所以对此颇有体会，便把这些话告诉他。至于取得科第、登上仕籍，以达到辅佐君主、泽被百姓的道路，仲瞻从家庭中早已有所承受，我又何必多说呢？成化七年三月望日。《和杜诗序》【童轩】诗自《三百篇》以后，历代以诗著称的，没有比唐代更盛的。唐代以诗成名的诗人，没有比杜子美更伟大的。大概子美学问广博而才华高超，气概豪迈而见识深远，所以他的诗，轻视《风》《骚》却兼有屈原、宋玉的长处，超过颜延之、谢灵运，吞纳曹植、刘桢的风格。即使当时山东的李白，能够以光焰相抗，但在铺陈时事、描写景物、排比声韵方面，往往一首有一千多字，气势浩大如江汉奔流，千条万折，起伏澎湃，不能穷尽其变化。在这种时候，李白也只能落在他后面。何况他忠君忧国、仁民爱物的心意，充溢在遣词造句之外，怎么能拿一般诗作来衡量呢？所以元稹说：“自有诗人以来，没有像杜子美这样的。”确实是知言。此后历经五代，延续到宋代，凡是加入诗坛者，很少不以杜甫为宗师，往往模仿他的体裁，描摹他的兴象，努力追求他的风格。然而才力不足的人，体裁便流于靡弱；见识不高的人，兴象便无法辨明；气魄不充沛的人，风格便很少保存。越像反而越不像，越工整反而越不工整。因此以杜甫为宗师是很难的。到了元代，以能诗著称的有虞、赵、杨、范、掲诸公，也都以宗法杜甫而成名。评论者说，他们各自只得到了杜甫的一面，大概一定各有见地。唉，宗法杜甫本来就难，何况还要苦心揣摩他的诗事，追和他的韵脚，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南京兵部侍郎万公毖之，年轻时承受今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竹坡先生的家庭教诲，接受《三百篇》诗的教育，凭此考中丁丑进士，授户部主事，四次升迁而做到今天的官职。他学问广博，才思敏捷，素来喜爱吟诗；每当酒意酣畅、诗兴发作，健笔纵横，即使一天作几十个韵脚也毫不困难。他常在退食闲暇，取宋人周伯防选编的《唐诗三体》和元人杨士▯选编的《唐诗正音》，逐一依次和韵，已经刻印流传于世。如今又取伯生虞公所注的杜甫律诗，以及韦布士董益所注的杜甫选集中的排律、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总共若干首，不到几个月便全部和成，仿佛生在杜甫的时代，踏在杜甫所处的土地上，亲耳听到他的谈吐，亲眼见到他的容貌。他的体裁、兴象、风格，虽然没有一味追求形似，但其中豪迈浑厚雄健的地方，自然无不相似；虽然没有刻意追求工巧，但其中清淡闲雅的地方，也自然无不工整。所以不必一定要像龙纹虎脊那样华美，他的诗却有如经过都城、奔驰大地般的气势。

译不必一定要像兰苕翡翠那样绮丽，他的诗却具有天然秀美、脱颖而出的风姿。这也算是善于宗法杜甫的人了。难道只是和他的韵而已吗？不过，饭颗山前有一位苦吟而形容憔悴的诗人，曾经作诗赠给杜甫。子美自己说：“我天性偏僻，沉溺于佳句；如果语言不能惊人，至死也不停笔。”由此说来，可以知道子美的诗也是苦心吟咏、竭力寻求，几乎不可能轻易写成的。如今万毖之不到几个月便追和他的诗数百首，对于公文事务和交游往来，也都没有耽误。即使他天才卓绝，难道也有神灵来帮助他吗？否则，为什么杜子美的诗不易写成，而万毖之却如此容易呢？河南方伯呉公行俭一向喜爱万毖之的诗，想把它刊刻流传，便托人写信请我作序。他诚恳相邀；我作诗本来就曾被大方之家讥笑，哪里能为万毖之的诗作序呢？推辞不能获准，于是便谈论前人宗法杜甫为何困难、万毖之和杜诗为何容易，情况就是这样。《杨学士诗序》【童轩】诗并不容易作。作诗却对世道人心没有补益，即使写得工整，也不如不作。古代《诗经》三百篇，孔子选取它们，其中善恶都可以作为鉴戒。《二南》、正雅、周颂的声调，用于乡里和国家，可以敦厚人伦、美化风俗；奏于郊庙，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它对世教的补益很大。汉魏两晋的诗，大体多以讽谏为主，对世教的补益也不可缺少。齐梁以后，文辞气势渐趋靡弱，音律渐趋纤巧，与正声相比，大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唐代诗人接连出现，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首先开创唐音；其余如陈伯玉的高古，岑补阙的工致，王摩诘的清纯，柳子厚的平淡萧洒，也都凭各自的长处成名。最著名的则是李太白、杜子美，二雄争鸣，光焰万丈。如今看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以及《远别》《杂蜀道难》等作品，大多得自变风的体式。譬如泰山涌出云气，顷刻之间布满天地，随即雷车电炮轰然作响；等到风云旋转停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真是诗中神品。杜甫《北征》《咏怀》《苦战》《冬狩》等诗，大体多得自变雅的体式。譬如沧海巨浸，涵容云天、映照日月；有时一阵飓风吹过，鼋鼍、蛟龙和各种怪物纷纷显露，观看的人常有望洋兴叹之感。这真是诗中的圣者。然而这两位诗人的诗，大多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进行讽谏，忠君忧国、愤慨时事、怜悯时局的感情，始终不离言辞，能说对世教没有补益吗？此后又有韩退之，以内涵宏博、才气奔放的才能发而为诗，奇崛连绵，高处可以逼近汉魏两晋，下处也不流于齐梁。譬如黄河源出昆仑山，汇流于积石山，三千里到龙门奔流而下，波涛纵横，百折盘回，最终归入大海。这真是一代诗家。何况他的志向在于匡正辅弼，忧民忧国，屡屡表现在诗句中，能说对世教没有补益吗？宋元以后，以诗成名的本来不止一人，但求能接续李、杜、韩三人的声响者，又有谁呢？皇明天启，文运大兴，作者辈出。如今四明杨先生维新，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先生天生禀赋异于常人，幼年时有人教他一两遍书，他便能背诵，口中常常发出吟诗的声音。家人问他缘故，先生只是笑而不答。刚满六岁进入家塾，学习作对句；九岁学习作诗；到十五六岁时，已经写了五六百篇诗歌，编成一册，题名为《晋庵稿》。后来他从事科举文业，庚午年乡试，先生在浙江乡试中名列第一。第二年便高中进士，进入翰林，历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此前仕途进展不已，文名大为震动。一时四方人士求取他的诗文，脚步都踏满了门槛。年月久了，他又作诗二千多篇，分别编成《镜川稿》《桂芳稿》《东观稿》等若干卷。近来这些稿本从京师寄来，请我为之评论，并为卷首作序。可叹我自己因病辞官归老，日益懒散，学问荒废，哪里能够了解先生的诗并为之评论作序呢？但我有幸与先生同年登科，按情理不能推辞。于是庄重诵读多日，每逢意旨深微之处，便用几句话作注，并总括评论说：先生的诗清新奇峭而不腐朽，是李太白的词调；老成健劲而不卑弱，是杜子美的气格；浩瀚无穷，是韩昌黎的才思。何况他的诗写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都恩谊深厚、伦理分明，忠爱、孝友、交契之情，诚恳深切。它对世教的补益，难道会在李、杜、韩三人之下吗？譬如肥田里的庄稼，茂盛繁密，到了秋天收割入仓，堆积起来就像小山和高丘。向上足以增加国家的赋税，向下足以供给私人家庭，并不只是有利于寡妇而已。这真是诗坛中的名家。唉，《关雎》借鸟起兴，君子赞美它，是取其夫妇有别；《鹿鸣》借兽起兴，君子赞重大它，是取其宾朋有礼。如今先生的诗重视恩义、敦厚伦理，对世教的补益就是如此。假使把这些道理推行开来，与百姓共同遵循，那么人伦可以敦厚，风俗可以美好；李、杜、韩三人难道还能独自在唐代享有美誉吗？由此可见，先生的诗确实不可不作。于是我为它作序。《禾斋诗集序》【童轩】

译从前我听说滇阳抚军陈君以逊掌管史职，居君志▯、文学郭君仲彬，都以擅长作诗而成名。镇守云南的征南将军、都督继轩沐公，素来喜爱文事，对这三人都以幕僚和宾客相待。闲暇时便轮流唱和，辞藻清丽，佳句如金玉相互应和，一时意气风发，自认为可以和唐代韦应物、柳宗元并驾齐驱，而姚合、雍陶诸人都不值得一提。我年轻时有作诗的癖好，也常常喜欢和文人骚客交游。等到我任滇阳臬司时，继轩公的坟墓已经长到合抱，陈、郭二君也已去世，不能再作诗了。只有志▯白发退休在家，但也闭门谢客，我又因不能与他相识而遗憾。唉，知音相逢竟然如此困难吗？不久，以逊的门人居谊张嵩带着老师禾斋的数百篇诗稿，准备刊刻流传于世，来拜访我，请我写几句话置于卷首。我喜爱这些诗并诵读它们，看见它们的体裁、音韵、情态、构思和兴象，都很值得观赏。大概他用功专一，炼句巧妙，构思婉转，所以炼字新颖。虽然有时闯入温庭筠、李商隐的门径，语言却没有险怪；虽然间或夹杂宋元诗的习气，辞句却不钩棘艰涩。于是我私下评论说：以逊诗歌的体裁丰富，像东风吹拂万物，红花紫花满眼都是；它的音韵清亮，像秋高鹤背之上，笛声惊动明月；它的姿态秀丽，像霞绡云锦，仿佛织机自然织成；它的构思严密，像洞庭湖上微霜初降，树叶突然脱落；它的兴象深远，像江天暮雪中，孤雁向群雁鸣叫。以逊确实擅长作诗。假使再稍微增加吟咏推敲，在萧散闲适的情趣上更加从容，即使称他为当今的韦应物、柳宗元，难道会是过誉吗？不过我听说，过去淮南王喜好招纳宾客，八公一类的人确实都聚集在他的门下；他们所作词赋有《大山》《小山》，说那就像诗中的大雅、小雅，听到的人直到今天仍把它当作美谈。继轩公喜爱文章，本来不比淮南王喜好宾客差；而以逊这一类人，也完全不逊于八公之徒。我知道禾斋的诗将和《大山》《小山》词赋一起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以逊忠君爱国的感情、仰慕亲人结交朋友的道理、好古希贤的学问，也都可以从这些诗中考察出来，更不是八公之徒可以相提并论的。志▯听说后赞同地说：“谁说世上没有扬子云这样的人呢？”以逊可以不朽了。以逊名谦，禾斋大概是他的别号。《朱先生诗序》【杨循吉】丁观认为，评论诗不应拘泥于格律和体裁，只求能够直抒胸怀，真实描写景象，读起来连妇女儿童都能明白它所说的是什么，这才可以定为好诗。至于其他堆砌典故、密集拼凑，拘拘然拾取古人的唾余来欺骗新学诗的人，即使有千篇百卷，粉饰得十分完备，也不过是木偶借助假线索才能行动罢了，我不取它。大体上，景物无穷，人事随着变化，处所和位置不断迁移，处处都会形成新的景象，古人哪里能够说尽，难道后人就再也无话可说吗？清新的篇章和句子，正在眼前纷纷出现，只是担心吟咏体会不到罢了。朱先生文奎，名应辰，是吴地人，生于洪武年间，做官做到江阴训导，曾跟随杨铁崖游学。他的诗很多，我近来为他选编，得到佳作仅一百首，准备刊行。和他的旧稿相比，虽然删去了十之七八，但我自认为没有辜负先生。大概我平生看诗，大体就是这个标准；自知性情鄙陋偏僻，不合于大雅，但自认为好诗一到手就很容易看出；即使有所遗漏，也绝不是没有什么可取的诗却被我选取了。如今保存下来的这些诗，都可以流传；其余作品并非不清丽丰富、可歌可咏，只是一个初学诗的人也能学着作出同类作品。既然说要使它流传，就要让天下后世的人阅读，怎么可以先替自己宽容呢？你若能宽恕自己，别人谁会宽恕你？人们又为什么喜爱那种人人都能学作的诗呢？所以我不愿以此连累先生，便把它们全都删去了。只有真正深知诗的人，才会知道我这是为先生作了厚重的谋划。先生的外孙都穆，确实在谋划刊行先生的诗；都穆也好学而有才，能够继承他母家的事业。《游虎丘寺诗序》【杨循吉】虎丘寺，是吴地人经常游览的地方。那里有双石和绝涧的佳景，在郡中各山里最为优胜，因此闻名。吴人承袭前代的风流遗习，所以常常相约来此游玩，带齐酒肴，携带管弦，各自和同伴前来；其中也有大声呼喊、欢笑，表现得旷达豪放的，但很少有人把文字创作当作乐趣。因此今天游览，第二天便忘记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留下传记文字。只有骚人墨士所到之处，必定会留下文字；他们游览，便能使游迹和文字一同久存，彼此获得不朽。即使不能流传百世、成为故事，但经过多年以后，在人们的生平经历之间，也可以考察聚散离合、验证悲欢，这就和众人的游览不同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文字把它传下来。天下事物之所以能够借此长久存在，靠的就是文字。即使古代豪杰之士所成就的功业奇伟、足以经世，也没有不借助文字流传的。因为有了文字，所谓奇伟之事才不会被遗忘；而山林之间彼此交游取乐，心意真切，言语放纵，没有献媚和避讳的过失，反而有倾吐胸怀的快乐，所以他们的言语尤其容易流传，游览者也不敢不把它记录下来。如今我们既然在山水之间得到适意，又能把兴致寄托于文字，那么这一天也算有所作为；即使原本还有其他人的游览同样归于无传，我们也差不多可以不只是饮酒吃饭的一类人了。《感楼集序》【杨循吉】

译诗贵在精而不贵在多，贵在专一而不贵在完备，实在是因为诗道难以穷尽。唐代诗歌最为兴盛。然而除几位大家之外，其余诗人的文集，有的编得只限于一种体裁，有的只有几篇。这难道是他们的才力不够吗？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作诗困难，不必求多求全。因此当时的诗人量力尽智，各自形成一家之言，最终能够在千载之后取得声名，正是这个缘故。大体说来，诗存在于天地之间，是技艺中最精妙的东西；工巧可以勉强做到，妙处却不能强求。妙处在于有所触动便产生情感，所以句子自然优美，即使善于作诗的人也不能完全自知。由此，要寻求好诗，必须有所等待，等待事情的触动、境遇的触动、无缘无故的触动。没有触动，就不能拿起笔来应题；如果勉强写作，即使想求多求全，又怎么能够多而且全呢？先生是吴中的老辈，刚正明达，尤其有通达变化的才干，向来不以科举仕进为业，于是隐没于当时。他正直，所以不被鬼神迷惑；通达，所以不避讳贫困；勤俭自持，以清正儒者的身份积累家产千金，默默主持乡人风俗数十年。他的为人难道只是诗而已吗？他去世的第二年，他的儿子慈息抱着诗稿来命我编定次序，随意抄录将近千篇，经过三次选删，最后只剩下【阙】十【阙】首。有人责怪我说：“太少了吧！”我说：“有的诗只有一张纸却得以保存，有的诗装满几箱却归于亡佚；能否流传，并不在于多还是少。诗人的诗，不是为了仓促完成，也不一定要把胸中的话全部说尽。”我因此反过来推想先生的心意，认为这部诗编所谓有触而成的妙作，大概就在其中，难道一定要多而且完备吗？读者自然会知道。先生姓贺，名甫，字美之。他的次子恩中，是戊子科解元，有学问有品行，未中进士便去世了。孙子放，如今也还未到加冠年纪，正在参加科场学习。他将来会不会更加彰显祖父的隐德，并使祖父的诗也流传开来呢？《朱性父诗序》【杨循吉】世人竟以官位来衡量诗歌的轻重，真是小人，是乡里浅陋的见识。人们贪恋荣华利益，到了朝廷和市井便止步了；诗也一样，雅正之道受到压抑，评论赏鉴不公，和世态一起变化，真可叹啊！然而隐士幽居在山林之间，踪迹未能遍及天下，没有丰厚俸禄和显赫势力来招待宾客、使他们称扬自己，那么他的诗怎么会不振作流传呢？可悲，可惜！那些市井之人，也就这样罢了。同为诗友，心里明知他的诗，却不肯说一句褒奖的话；甚至还要指摘排斥他，都是如此。这又是值得叹息的事。唉，只有女子会嫉妒，只有小人会猜忌；遮掩才能、埋没才华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性父住在吴地葑门之外，早年努力求学，左边放图，右边置书，几乎忘记了寒暑。一吟一咏，用来使自己适意，大多简淡高古，有意味而有法度，不落入浓艳和枯涩这两个境地。若不是深入诗道、领悟妙理，能做到这样吗？然而性父的诗并没有自我隐藏，也常常流传到人家，只是了解他诗歌的人很少。性父作诗，难道只是仰面对着屋梁自我欣赏而已吗？他推敲指点，务求穷尽情景，实在也是想求得知己之士的鉴赏。假使他终身不遇知音，留下碧山双泪的叹息，那么朋友们岂能推辞责任呢？如今吴中诗人并不少，为什么不共同扶持雅正的诗道，在言谈之间稍稍借助公正的评论来称扬他呢？性父已经老了，诸位公卿若能推举扶持这位诗坛人物，那就太好了。《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三 诗集 《朝正唱和诗跋》【李梦阳】诗歌唱和没有比弘治年间更盛的了。大概因为那时古学渐渐兴起，士人文质彬彬，盛况可观，这是文运的一次转机。我当时在郎署中任职，和我唱和的有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夫，宜兴杭氏兄弟，郴州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后来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默。人在南京的，则有顾华玉、朱升之，尤其出众。翰林中的人因为人数很多，就不一一叙述了。自正德丁卯之变以后，士大夫遭受惨毒的祸患，于是士人开始都忌讳谈论政事，惶恐不安，而此前那些唱和的人也各自像浮萍断梗一样飘散了。幸赖皇帝圣明，诛灭元凶，提拔贤俊，于是天下士人又重新振作、吐露心气，这又是文运的一次转机。正好顾君以开封府知府的身份在京城参加岁觐，于是有了朝正唱和的诗。我已经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如今忽然见到它，谁能说这不同于在空旷山谷中听到远方脚步声呢？然而唱和的只有五个人罢了，而且顾君的诗中仍有许多忧虑遭谗、思念归乡的词句，这就使我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了。《诗集》自序【李梦阳】李先生说：曹县大概有个王叔武吧，他说：“诗，是天地自然的声音。如今道路上的劳动者发声，街巷中的人歌唱，劳累时发出呻吟，安适时吟咏；一个人唱，众人应和，这才是真诗，这就叫作‘风’。”孔子说：“礼制失坠了，要到民间去寻求。”如今真正的诗就在民间，而文人学子却往往把押韵的话称作诗。孟子说诗亡之后《春秋》才产生，这说的是“雅”；至于“风”，也就被弃置而不采录，不列入乐官的乐章，真可悲啊！李先生说：“奇怪了，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曾听过民间的声音：曲调鄙俗，情思淫荡，声音哀伤，调子靡靡，这只是乡里的音乐，哪里是真诗？”王先生说：“所谓真，是声音的发出，也是感情的根源。古代各国风俗不同，就依照各自的习俗形成声调；如今的风俗既然经历了古代，那么它的曲调怎么会不古雅呢？所以说，真是声音的发出、感情的根源，并不是雅与俗的区别。况且你听到的，难道只是依照曲谱唱出的声音吗？难道没有突然形成的歌谣、猛然流传的讹变吗？没有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而长短、快慢也不再协调，这是谁使它们这样的呢？”李先生听了，惊讶地站起来说：“伟大啊！汉代以来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道理了！”王先生说：“诗有六义，其中比、兴最为重要。” 文人学子使用比兴的少，直截铺陈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真实感情少，而在词藻上用功多。道路街巷中那些懵懂的人固然没有文辞，可是他们唱歌、喊叫、呻吟、吟咏，走路时小声说唱，坐着时歌唱，吃饭时发声，醒来时叹息；这边唱，那边应和，没有一句不是比兴，没有一句不是感情流露，这就足以用来观察诗义了。所以说：诗，是天地自然的声音。李先生说：“即使如此，您所说的只是‘风’罢了，难道‘雅’‘颂’不是出自文人学子之手吗？”王先生说：“这种声音在世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即使有作者，也已经很少。”李先生于是茫然失意，忽然醒悟，从此废弃唐代近体诗的篇章，改作李白、杜甫式的歌行。王先生说：“这只是纵横驰骋的技巧罢了。”李先生于是作六朝诗。王先生说：“这只是绮丽文辞的余习罢了。”于是又作魏晋诗，王先生说：“只是排列辞藻、缀合意义，这叫作有意。”于是作骚赋，王先生说：“改变了它的意义，却沿袭它的言辞，这叫作有蹊径可循。”于是作琴操和古歌诗，王先生说：“很像了，但仍是糟粕。”于是作四言诗，进入‘风’而出于‘雅’，王先生说：“接近了，但已经没有实际用途了。你还是停止吧！”李先生听了，黯然无言以对，便把自己的诗抄录下来，藏在箱笥中。这样过了二十年，才有人刻印流传。李先生听了又害怕又惭愧，说：“我的诗不是真诗，只是王先生所说的文人学子的押韵之言罢了，是感情少而在辞藻上用功多的作品。我常常想修改它们来求得真实，可是如今已经老了。”曾子说：‘时势有时会使人来不及，这就是所谓学习吗！’ 《函丈别情诗》序【罗玘】刘忠愍公的孙子孙景素，是宪使公的小儿子。大先生凭借三传之学在京师授徒，租赁馆舍，学生们来请教功业之学，像鱼贯而入一样，门外鞋子杂乱成堆。天黑时，有弟子返回，把他的指示带回去；有人一次参加科举便取得了解额和进士资格。到了景素自己应试，他从庚子年成为贡士，经历丁未、庚戌、癸丑、丙辰几次考试，却都被黜退。庚戌年，有司评定他的文章应得九十名，榜上已经列出景素的名字，却因嫌疑说忠愍公是监临，卖弄公权，这是什么道理？丙辰年被黜退，是我的朋友伍朝信实际阅定的。朝信是景素的亲戚。难道科场的文书没有私情，是上天不愿让嫌疑连累忠烈之后吗？还是要借此彰明朝信的公正呢？然而景素从此也漠然自处，像立在空船上游于大海，丝毫没有牵挂，说：‘我姑且回去吧。’恰好南京祠部君以郎中的身份来考核政绩。祠部君是景素的兄长，想探望省亲太淑人，还要拜祭忠愍公、宪使公的坟墓；于是他乘着江中的仙舟，摇桨一同前行，众多弟子还能把鞋子留在门外吗？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商量说：‘送些盘缠怎么样？’有人说：‘我们的先生清廉，不如送他上路时用的行资。’有人说：‘先生的家在楚地，恐怕会推辞大家凑的钱，不如拿来饮酒怎么样？’ 有人说：‘我们的先生严峻，不肯接受众人共同饮酒，但也不能什么都不送。’大家又合在一起说：‘这一次我们实际上汇集了九州人的声音：吴地本来有歈歌，越地本来有调，楚地本来有辞，秦地本来有声，郑、卫本来有音，请先生自行选择吧。’唯独没有人应和郑、卫之音，大概因为如今是太平时代，郑、卫之音的革除已经很久了。大家又一起感叹说：‘广博啊，这是汇合九州的声音。在这里可以看出先生的广大胸襟，难道可以没有序吗？’于是请我的同宗生员旸来求我作序。唉，景素在庚子年中举时，我确实和他同在棘闱，知道他在众人中出类拔萃；如果不是旸来请求，我本来就要为他作序，何况旸请求得这样殷切呢？于是作了这篇序。《叶子肃诗序》【徐渭】

译有人会说鸟的语言，声音像鸟，但性情却是人的；鸟有学人说话的，声音像人，但性情却是鸟。这可以用来确定人与鸟的区别吗？如今作诗的人，与此有什么不同？他们不出自自己的真实体会，却只偷取别人曾经说过的话，动辄说：‘某篇属于某种体裁，某篇不属于；某句像某人，某句不像。’这即使极其工巧、逼真，也免不了是鸟学人说话。至于我的朋友子肃的诗，却不是这样。他的感情坦率直接，所以语言没有晦涩；他的感情疏朗博大，所以语言不受拘束；他的感情多喜少忧，所以语言虽然苦涩，却能自我排遣；他的情怀喜爱高远而以卑下为耻，所以语言虽然俭朴，实际内容却很丰富。这大概就是所谓出于自己的真实体会，而不偷取别人曾经说过的话。就根据他自己的所得，来谈论他自己发出的声音；规正其中细微的瑕疵，使它归于最纯正。这就是我徐渭献给子肃的意见。若说‘某篇不像某种体裁，某句不像某个人’，那哪里懂得子肃呢？《送李子遂序》【徐渭】李君将要回建阳，同门诸友和我已经作诗为他送行，又请长沙公为此作序，并再次命我在篇末说几句话。我曾多次和李君在禹迹寺中谈论，他向我谈论学问的真伪以及王道、霸道的区别，说到宋代被称为大儒的人，认为他们的言论像尧、舜，而行为却有些是管仲也不肯做的；汉代被称为王佐的人，人人都称许他们，但他却一定要看出他们是霸道的余习。他的言论非常严厉，道理又紧扣他所批评之处，我都能清楚地理解并回答。他谈到蒯通读《乐毅传》而动辄流泪的事情，又认为蒯通有乐毅那样的才华和志向；蒯通想让韩王信鼎足分立，就像乐毅想使燕国强大；蒯通因韩王信不听从而受挫，也像乐毅因燕惠王不喜爱自己而逃走。他反而像怜悯蒯通受到压抑、没有得到信任而宽恕其过失一样。他谈论古代人物很多，大体都是如此。至于当今一时成名的人，他都轻视而不屑谈论。以李君的高明和一向坚定的见解，对于古代所谓大儒、王佐之臣，都能持有自己的尺度，使人心神清爽、耳目畅快，为什么唯独宽恕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士人呢？难道不是因为口头上说王道、实际上实行霸道的人，本来就不如实行霸道而连言论也表现为霸道的人那样不欺骗世人吗？这就是李君评论学问真伪的道理，也是我徐渭素来有这种想法却不敢说出来的地方。李君真是豪壮的男子啊！难怪他轻视当时的人而不肯随俗。可是，古人已经远去了，假如李君对古人的评论偶尔有不恰当之处，我担心他无法为自己辩明；如今的人还在世，李君的评论即使没有一处不恰当，也恰好足以给自己招来祸患。我知道李君的学问一定追求真实而不追求虚伪，事业一定实行王道而不实行霸道，而且希望他一定要在细微处求取，而不要在显明处追逐。长沙公已经为他疏导源流、防范末流，我又怎敢抱一块石头去预先堵住堤岸米穴般的缝隙呢？大概只是想借此附会于规劝朋友行善的道理罢了。别人读到这些话，将会拿我的话来评议我，或贬低我，或抬高我；李君一定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

译《书〈草玄堂稿〉后》【徐渭】女子刚嫁到夫家时，要涂朱、傅粉、含笑作态、作出颦眉的姿态，走路不敢迈过衣襟，说话不敢露出牙齿；不是这样，就被认为不是女子的仪态。等过了几十年，子孙长大，自己也接近老妇，于是除去朱粉，不再作笑颦之态，迈步所到之处，无非向奴婢询问耕织之事；张口所说的，无非是在圈槽边呼唤鸡猪。甚至牙齿参差也露齿而笑，头发蓬乱也抬手搔挠。回头看从前所谓的仪态，真会羞惭地认为那只是涂饰打扮、求取怜爱，是矫揉造作、掩饰真实的东西。然而妯娌们还希望她保持从前婉转娇柔的样子，难道不可叹息吗！我的诗学，过去自矜自持，如今却颓废放纵，很有些像这种情形。它被妯娌们讥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如今校读郦君的诗，忽然有所领会，肃然收敛了容色。大概真的遇到了比我先老成的‘妯娌’了。《肖甫诗序》【徐渭】古人的诗以感情为根本，不是刻意设置感情来作诗。因此有诗，却没有所谓诗人。到了后世，才有了诗人。诗的名目多到无法胜数，诗的格调也多到无法品评。然而那些诗，从类别来说，大多本来没有这种感情，只是刻意设置感情来作诗。刻意设置感情作诗，目的在于求取诗人的名声；求取诗名，势必沿袭诗的格调，抄袭华美的词语。若果真如此，诗的实质就消亡了，这就叫有诗人而无诗。有探究义理的人出来挽救这种弊病，认为词语有穷尽而义理无穷，格调中的华美词语有穷尽，而义理所生的议论无穷。于是他们作诗全都出于义理，以议论为主。性情畅达的人，词句明亮；性情郁结的人，词句深沉。义理深、议论高的人，别人难以理解；义理通达、议论平实的人，别人容易理解。这两类诗家，都不过是戏谑之流。然而如果说前者有限、后者无穷，那么所谓无穷，确实是在后者而不在前者吗？肖甫和我从小结发便一同拜师，到了十六七岁才分离，又过了六七年才重新相聚。重聚后又一同拜师。起初同师时，学习的是求取功名利禄的文章；分离后，则一同从事词章；后来再次相聚，又一同从事道学。于是肖甫作诗，开始以义理为内容，以议论为主。然而他的性情郁结，他所造的义理和所主的议论又深刻高远，所以他的诗深沉，别人难以理解。两类诗家各自认为自己正确，像聚众争讼一样；即使词句明白、容易理解，彼此尚且不能相合，何况深沉而难懂的呢？可是我独自偏爱它。某氏也认为肖甫好，同样喜爱他的诗。现在想把他藏在匣中的作品稍稍拿出来，刻印流传，试试看是否果真能为世人接受，于是来和我商量。我因此略略说明其中的原因。谚语说：‘老鼠连洞都容不下，是因为嘴里衔着蒌蒿。’那么我对他的评论，是否也果真能为世人容纳呢？《嵩阳春咏集序》【俞时】我在丙辰年同嵩阳刘丈分别向东而行，前后总共换了三次星序，时间如疾风般飞逝。如今他把近来创作的《春咏稿》寄来，嘱我作序。我年轻时曾和嵩阳共同研习笔墨，又一同列入乡荐，兼且受到他的提携厚爱，实在不能推辞。序说：淳朴蒙昧已经被丛生的积雪遮蔽，宣扬深奥之理的风雅篇章、微妙华美的声音，在汉、魏、晋、李唐以来诸名家之外，不能滥加选取。大概内心常常寂静，发言就必然有所回应；有所回应而不偏执，即使声调高亢也不会流于失当。这就是诗赋从天性中流露出来，不能勉强造作的原因。因此，天性昏昧的人不能作文；那些以水蛭、芒蝎般的琐碎见识为内容，不敲大鼓、掀巨浪而只疏通小沟的人，难免有轻浮亵狎之嫌；那些抉剔刻削以自求奇异的人，也不免有暴殄天物的忌讳。大体都不足以作为法则。我国明朝兴起，推行化导，弘治、宣德年间革除前元的靡弱风气；诚意伯刘基、潜溪宋濂、正学先生方孝孺、文贞等，直到李梦阳、何景明、马中锡、吕柟、王守仁、王慎中诸公，各自成为一时的鸿业。近来仰慕云中山的嵩阳，慧心妙悟，博览而见闻深广，除去文苑的荆棘，综合前代贤哲的精华，孕育美玉，吐出珠玑，在翰林文局中流传声采；议论政事时有捋须激昂之气，抨击权贵近臣，补任蜀地重庆守，百姓和士人安宁，留下显赫功勋，最终却因触犯谏诤之禁而受到当国者压制。他归来后选择清幽旷远的居所，在肥沃的荒地上耕作，督教两个儿子；在振藻作文之余，凿坏垒岩，寄托心志于世俗之外，面对风急水湍、露冷山壑，以经营灌溉来舒畅情怀。虽然常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话，每每含有为萧理孙扼腕叹息的感慨，但他也喜欢以声乐招待宾客、佐酒，悬肉烧烤、泛舟游乐，提笔写诗；抒发胸怀时，却有白居易、晏殊那种通脱闲雅的风致。因此，胸怀逸气的人能够真正放达，专心精研文字事业的人必定会在不朽中扬名。嵩阳所作的赋，有的像诗，有的是杂体：有的因欣喜于太平、眷恋朝廷而作，有的因为有所郁结而疏通情绪，有的因抚览景物、训诫万物而倾吐内心真正的要旨，都是有所感应而不过分偏执的作品。至于他的文辞精密博大而俊逸敏捷，就像回旋的水波、流移的光彩，色彩绮丽、肌理细腻，青、黄、赭、白奔腾迅疾；像荷花舒展时吐出的芬芳，繁丽的锦绣鲜艳悦人；像疏堂密室的幽奥，六瑚八羽的装饰；又像树立牙旗、手握符节，指顾之间调遣骑士，而屈卢之矛、水犀之甲，全都铿锵有致、条理分明。这大概是嵩阳要和诸位作者争竞声名、继承前贤声徽的余力吧。然而他洞察芥子蚂蚁般细小事物四通八达的规律，极力探求五岳奇异境域之外的天地，远非那些缩手缩脚、伸颈回顾、为车轩轻重所伤的人可比；这不就是所谓追求大道而无所寄托吗？我说：古人遇到合适的时代，就凭功业来实现自己的道；不遇合时机，就凭言论来发挥自己的才华，所以无论困厄还是通达，都不会穷尽。以嵩阳的才华和积蓄，而处在燕、越动乱艰难的时局中，假如朝廷征召他出仕，他若借助综合谋划来建立功业，那功劳不是一根短鞭所能衡量的。然而嵩阳并没有这种打算。他还有若干卷其他稿本，所谓《春咏》，只是他一时取悦自适之作。因此作序。《枢筦集序》【薛应旂】

译诗歌用来教化人，意义非常久远。古代从郊庙、朝廷直到街巷，没有地方没有诗。行人采集民间风俗，乐官传达雅乐，于是人的品德高下、政治的兴盛衰败、世道的上升下降，都可以由此考察出来；诗所关联的事情难道不重要吗？周朝东迁以后诗歌衰亡，仲尼为此悲伤。他考察古事，加以删订著述，用经典规范天下，于是诗的六义更加彰明。到屈原被放逐，楚辞兴起；贾谊被贬谪，汉赋兴盛。从此苏武、李陵、曹植、刘桢，都被称为作者；追究他们的源流，则都以《风》《骚》为宗旨。到了晋代二陆、潘岳、张华、左思、郭璞，前后相继兴起，都号称诗人，但全都步趋曹、刘，依附既定格局，辞藻艳丽而声音衰弱，大多难以谈论更高的诗境。只有陶靖节冲淡闲远，直超越建安诗人而在他们之上。到三谢、颜延之、鲍照，蹈袭前人的风流；沈约、江淹又过分模拟，总的说来都不能与他们谈诗。隋代王通以诗续经，也只是取用街巷歌谣的意义罢了。若要使它完全具备《雅》《颂》的体制，又怎么可能呢？唐代以诗取士，诗歌大多由兴感而作；但只有张巡、元结、韩愈、颜真卿、司空图，还保有古意。李白、杜甫，可以称作诗史。至于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一类诗人，则因为不落入言语的束缚、不涉足义理的路径，各自标举风致，于是文坛诗苑便把这看作家法，彼此夸耀称许。一到宋代，即使《击壤》《感兴》等作品，也全都置之不论。唉！一再说诗说诗，难道竟会是这样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大雅》《小雅》简直就是训诰；商、周的《颂》大多类似《仪礼》，难道就不能算诗了吗？我曾说，唐人的诗唯独崇尚《风》，宋人的诗则多属于《雅》《颂》。偶尔把这话告诉当今那些以能诗著称的人，他们因为几百年来拘泥于耳闻目见，都不太相信。一会儿说唐，一会儿又说唐，结果《三经》《六义》几乎湮没了。去年白石蔡公把他所著的《中台集》寄到我山中，我反复玩味，觉得辞意融会贯通，全都出于正当的性情礼义，大多是《雅》《颂》式的词章，而不专门从事《风》体。既然已经数说元音流行于天地之间，自然不能偏废任何一端。如今浠桂朱君把蔡公的《枢筦集》给我看，这大概是蔡公任兵部侍郎、提督京营时所作的，准备刻印流传，特意嘱我作序。我读了几天，觉得它与《中台集》没有不同。因而想起往年曾和蔡公在白下谈论学问，蔡公当时已经大力发挥自己的文辞，彼此互相辩驳。近来将近三十年过去，蔡公的造诣更加深厚，涵养更加纯粹，所以表现在辞章上就成了这样。这不只是诗人写的诗而已。浠桂君，正是蔡公在湖藩任职时所选取的士人，他瞻仰敬重蔡公，相信蔡公，恩谊深厚，绝不只是如今所谓师生关系而已。因此我才敢把自己的迂拙愚见全部告诉他，并借此向蔡公请教，把这些话作为这部集子的序。《陶仲举诗集序》【郭造卿】仲举居住在携李，这是吴、越交界的地方。吴地称为“句”，越地称为“于”，难道不是声音本来如此，而吴地却可以算作越地吗？仲举喜欢按曲调作歌，作吴声时就是吴声，作越声时就是越声；越声有时又像楚声，有时在闽地流行，这些都不足取。何况我这个岐海的鄙陋之人，吴、越、楚地都游历多年，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掌握它们的声音。如今向北到上国求学，不得不学习燕声，而且还不如仲举，怎么能说自己懂得音乐呢？仲举竟把诗集拿给在空塞中的我看，我私下里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吴声、越声、楚声、燕声，或者竟是唐声。我的家乡在福唐，前辈中有高氏，曾经品评、汇编唐诗，并且提取其中纯正的声音；其中多是中原作者，但大方之家和音韵却大多遵从江南。中原以北气势雄健、调子高亢；自从衣冠南渡到江左，吴地把它改变为“句”，越地把它改变为“于”，中原声调被改变的十有八九，只有一二处还保留南音，难道就是过去南冠之人所演奏的声音吗？只是中原长期不再采诗、正乐，正在一天天沦为鄙俗，而成为郑、卫之音的有十之八九；寻求雅正的声音就像在空谷中寻找回声，何况《诗经》三百篇的声韵呢？何况江左归于唐朝不久，渔阳鼙鼓便已震动，此后正有许多不堪入耳的声音。如今从江左治理到北方，太平远胜唐代了。凡是南方人北游，便把幽燕当作中原；而北方懂得音乐的人，又有谁不以唐声为标准呢？仲举游学南太学，那里还保留着六朝的韵味，他听到的只是南音。等到壮年北上，燕市已经不同往昔，全都是周家的制度、汉官的威仪。想寻找像狗屠、击筑高渐离那样可以交游的人，已经没有了；于是只好在塞上仗剑而行，以胡笳、羌笛佐酒当歌。即使有雅乐美人，赵女环立在身旁，退而弹筝，取《桑间》之乐，也很少见了。何况有引商刻羽、夹杂流徵的高雅音乐呢？和他交往的将帅诸侯，也不能全都结交贤豪长者。至于贩缯者、吹箫者以及舞剑发出一声轻响的人，每当军中奏乐，便激扬奋舞，直到敲铙击鼓、凯旋入塞，也从未有宴饮欢聚的风雅之气传到酒席之间。即使善于南音的人，也被这种风气改变了。我在顾开府那里遇见仲举，开府居于吴、楚交界，善于歌唱。仲举倚声唱和，开府回头称善；开府又依声唱和，这样便可以和他谈论诗了。如今仲举回到携李，故乡的社坛究竟是“句”呢，还是“于”呢，是吴声呢，还是楚声呢？或者是不属于南北而归于唐声呢？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却敢和他谈论。只是高氏的正声，常常就在他的箱箧之中；至于几案上闽人的善评家，又有严氏、敖氏，都是海内所推宗的。仲举误以为我只是他的乡里之人，或许也知道我的见解有所归属，并且有人应和；假如回到携李，恐怕不会这样说。我姑且认可这一点，试着向中原人问问看，究竟如何？《见素先生诗集后序》【邵宝】

译世上有诗人之诗，也有非诗人之诗。非诗人之诗，如果才情、风致、音调、格律都像诗人，那么称它为诗人之诗，也很适宜。为什么还要说它是非诗人之诗呢？只是因为另有更值得看重的地方。比如《七月》是周公的诗，《卷阿》是召公的诗。解释者说，《风》《雅》两次变化，成为后世词赋的祖源。然而千年以后，称周公只说他是圣人，称召公只说他是贤人，称屈原只说他是忠臣，却不称他们为诗人。因为另有更重要的评价在先，所以不敢用较轻的称号加在他们身上。这本来就是如此。如今致政右都御史见素先生莆田林公，天资高迈，以古人为友，天下称许道德学问的归于他，称许经世济民才能的归于他，称许风骨节操的也归于他。林公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地位很重。而林公平素又喜爱吟咏，大篇短章流传海内；与汉代以来各朝那些所谓一代只有几位的名家相比，他纵横驰骋，还不知道谁能和他分先后、论高下，更何况当今之人呢？如今评论诗人的人，本来不能不先提到林公，却又不敢这样称呼他。林公自己也不愿以诗人自命。如今编成诗集，林公却听任它刊行，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听说，林公起初以秋官郎的身份上书论事，被降职；后来长期任湖南宪司长官，因病归乡。过了几年，被起用辅佐南台，不久巡察江西，又因服丧归去。再过几年，被起用平定蜀地盗寇，功成后才告老。如今又过了几年，年满七十，他在天下人心中的声望更加深重。这四十多年间，他所到之处都有诗作，当时的年代和地点都可以考察。所谓性情礼义，都在这些诗里。林公在山中时，取出这些诗阅读，感受很深。何况林公道德盛大而谦虚，对于天下人所称赞的各种名目，都退让而不自居。宾客朋友来往，他闭口不谈世事，唯独以诗自娱。即使称他为诗人，林公难道会推辞吗？林公的功绩在朝廷，国史会记载，金石、弦歌会传播而流传后世。这些诗的流传，难道不会成为他功业的羽翼吗？这本来就是编集者的心意。有人或许说，这是把较轻的诗人称号加在较重的功业上，也算过分了。诗集共十四卷，由吴县县尹、西蜀高君公次刻印。如今致政少傅邃庵杨公已经为它作序，而林公的外甥、现任太仓知州的黄君廷宣又嘱托我在后面作序。我侍奉林公三十多年，虽不敢说真正了解他，但幸而私下诵读他的诗，又听到天下人的评论，因此写下这些话。他的文章另有若干卷，另行刻印的，这里不再记载。《送乔白岩北上诗序》【王云凤】朝廷的赏罚、政令刑法、进用贤能、斥退幽隐之士、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肃杀，礼乐的制度，衣冠的盛美，宫阙的壮丽，人物的丰富繁盛，臣僚的奏对，台谏的陈述，正直诚信之士各自贡献忠心，具有技术、才艺、法理才能的人奔走勤勉地办事，善于钻营的官吏又在其中圆滑诙谐、逢迎取巧，这就是在京城做官的人所看见的。上面贪婪，下面就用贿赂回应；上面骄横，下面就用谄媚回应。顺从私情、接受托请，就使人遭到死刑、迁徙、困禁而不顾；遇到坚持正道的人，表面说好话，暗中却阻挠，使正道不能施行。是非混淆，贤能与不肖颠倒，纲纪败坏却不加忧虑，风俗衰坏却不过问。百姓日益困穷，财物日益匮乏，乡里愁苦的声音、困顿憔悴而无所作为的情状，到处都一样。簪笄女子没有遮蔽身体的衣服，壮年男子贫穷而沦为盗贼，儿子杀害父亲，妻子毒害丈夫，这就是在外地做官的人所看见的。因此，在京城做官的人常有丰亨豫大、歌舞享乐、歌颂太平的心情；在外地做官的人则想到祸患而预先防备，处在安定中仍像面临危险，往往长声叹息，继而哭泣。所以外地的人常常担心京城的人不了解外情，京城的人也常常担心不了解外地。如今圣明天子登临帝位，遍告群神，派使者巡行天下，将要举行祭祀之事，太常少卿乐平乔君希大承担了这一使命。他从晋北的云中出发，经过雁门、太原，向南到达蒲地，凡是晋地的古迹没有不浏览的；入关拜谒总制邃庵杨公，奔走千余里，凡是秦地的古迹没有不浏览的。我起初听说乔君到来，便在高陵迎接他，渡过泾水到邠地，又回头在河上送他；共同登上九嵏山，上太华山，俯瞰黄河，濯洗清渭，访问文王、武王、周公、召公施行政教的遗迹，寻找秦、汉、刘邦、项羽争战的旧墟，凭吊魏征的墓，经过杨震的闾门，思念丙吉、魏相、姚崇、宋璟治理国家的作为而感叹，斥责恭显、卢杞、李林甫等人的奸邪。乔君于是慨然感奋，悄然悲伤，又奋发振作，产生了以千古古人为友的志向。乔君在京城任职却了解外地的情形，就在这次出行中体现出来了。乔君修养谨慎、勤勉周密，喜好学习而能作文，有应变的才能，有容纳众人的气量，有坚定的操守而以和缓处事，有明确的见解而以谦逊表达；日后处理天下事务、成就光明俊伟的功业，也将在这次出行中开始。然而我更希望乔君摒弃浅近的功利之说，去掉流俗平常的见解，认为程朱之学是一定可以学习的，认为尧、舜以及三代的政治是一定可以恢复的，并仔细探求其中的缘故，积累义理来培养浩然之气，以仁德为自己的责任，到老也不停息。若能这样，古人又有什么可让给他的呢？于是作诗赠给乔君，并把这些话写在诗的前面。

译《跋张碧溪诗》【陆深】世人说诗人困穷之后诗才写得好，这只是世俗的说法。世俗所谓困穷，是饥寒；所谓通达，是富贵。他们却不知道，世上一代人中，尊贵而身居高爵、仓库腐朽粮食的人并不少；而诗人却有时隔几个时代才见一个。即使唐代诗学兴盛，三百年间也不过李白、杜甫两人罢了。照这样说，宋代即使说没有诗人也可以。由此看来，造物主把温饱的资具都给了人，却偏偏在诗才这件事上极其吝惜、秘藏，好像不愿让人窥见；所以我一定要说，诗写得好才算通达。石季伦、潘安仁的诗并非没有工巧之处，但最终都因富贵达到极点而一同死在东市。假如他们懂得及早退隐、散去的道理，本来可以凭诗人的名声留在当时，又可以凭善终流传后世，也就可以免受讥毁了。所以我又认为，诗人不但可以称为通达，还可以称为安乐，甚至称为尊贵，也是可以的。慈溪张碧溪先生，字子威，大概是近世诗人中写得精工的一位。他一生所受拖累，正是因为柴米油盐等琐事。我爱惜他这个人，欣赏他的诗，却不能不为他的困穷悲伤。偶尔我曾举酒面对碧溪，希望用自己的富贵来换取他的困穷，怎么样？碧溪只是对我笑笑，没有回答。这一卷是郑君宜重所书写的。我病后起身，痛快地读了它，于是把上述议论系在卷后，等待有见识的人来验证。《林和靖诗集序》【黄绾】我曾读西湖处士林逋的诗，说：‘山中的树木还不深密，猿鸟很少；我这一生还打算另迁居所。一直走过天竺的溪流，在一株孤树旁搭一座小屋。’这难道是志在肥遁幽居，认为孤山还不够隐僻吗？又读史书说：‘林逋的词清澄通畅而峭拔奇特，稿子写成就立即丢弃。有人说应当抄录给后世，他说：“我正要隐藏踪迹，尚且不想凭这些东西在当时成名，何况后世呢！”’以今天流传的情况看，难道真是好事者私自记录下来的吗？另一部书又说：‘林逋隐居西湖，朝廷命郡守王济去访求林逋；听说林逋投递名帖和礼物，其中文章是为了自我炫耀。王济认为他不足取，只以文学才能推荐，诏令赐给他帛罢了。’唉！这与林逋的言行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难道林逋不能和文仲先成为同类人物吗？自从淳朴古风远去，圣人之道日益衰微，人们怀着争胜的私心，用诡诈来冒充贤能，用空洞声势彼此威吓，因此只要知道某人所崇尚的方面，竞争之心就会产生：知道崇尚道德，竞争就在道德上；知道崇尚风节，竞争就在风节上；知道崇尚功名富贵，竞争就在功名富贵上；以至于行为义理、经术、词章、技能所在，无不如此。竞争就产生嫉妒，嫉妒不止，毁谤之言便兴起，因此世间士人的美好德行很少有不受损害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免，难道唯独林逋能够免除吗？况且林逋曾经不以礼节对待许洞，许洞便写文章讥讽他，直到今天轻薄之人还在传诵，这又有什么损害呢？君子只求立身自立罢了，不求自立却希望别人不毁谤自己，那就难了。不过，从林逋的行迹来考察他的内心，他大概也是违背世俗、不合礼法的一类人吧？邻里老人林君十分雅好，辑录他的诗，准备刻印出版，并且自称是林逋的支派后裔。《陈、王二先生诗抄序》【孙应鳌】我年轻时学习作诗，拿名家著作来阅读，见他们在声韵格调上模拟陶诗，在字句上钻研工巧，便认为诗道大概就是这样。后来稍有见识，回头审视从前所仰慕的作品，发现它们与真实的性情并不十分相合，于是叹息。世人所称的名家著作，不过是给事物涂上色彩、给朽木附加雕饰罢了。所谓性情，是自然流露的神思。《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学习如果不以圣人文章为宗旨，不以经典为准绳，怎么能穷究华美与质实的根本、追溯枝流汇聚的源头呢？思想能够无邪，那么性情自然流露的神思就会不求而自得、不索而自至；发为诗歌，淡而不伤，和而不淫，进入耳中、感动内心，使放纵的欲望平息、躁动的情绪舒缓，这才是温柔敦厚，归于自我涵养的本来旨趣。我读本朝刻印流行的诗，只对陈白沙、王阳明二先生有所取法。学习作诗的人却把二先生的诗一概看作迂腐。唉！他们内心秉持本真、潜心穷理，含藏文采、暗合大道，并非有意作言语而不得不发言；与那些耗损精气神胆、逼迫天然和气，求取附会、应酬、偶然迎合之作相比，相距多么遥远啊！规矩是方圆由此产生的根本；真正理解规矩，就能总括方圆的技法。如果只在方圆上刻削，就会对规矩视而不见。谨慎审察绳墨的徒众，挨家接踵而来；能够运斤成风、独具慧眼的人，却隔世难遇。因此我抄录二先生的诗，并把它们一同流传。有人说：‘二先生谈论学问的诗，你又不收录，为什么？’我回答说：‘登览、赠送、行旅、宴游、咏怀、纪时，凡是人事物情，没有什么不是学问。专门用诗来谈学问，是把学问看得拘束了；专门用学问来解释诗，是把诗看得狭隘了。’我又叹息，世人所称的谈学诸家，甚至把押韵的文字当作问答议论的详尽记录，用歌诗声律阐明心性动静的道理，连篇累牍，不嫌烦琐鄙陋；这种弊病将把诗的规矩方圆全都抛弃。《诗经》三百篇并不是这样。无论作赋、作比、作兴，或属于《风》，或属于《雅》，或属于《颂》，顺着事情铺陈，哪一样不是学问呢？所以不收录那些专门谈学的诗，也希望谈学的诸家看看二先生的作法，看到二先生既不拘泥也不狭隘，坐得性情自然的神思，就像这部诗抄所具备的那样；这正是由规矩达到方圆的前人道路。《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四 诗集 《李三洲诗集序》【王渐逵】从前司马迁以平民身份客居齐、梁，向南游历江、湘，向东到会稽，探访禹穴，返回后便写成《史记》。杜甫遭逢天宝之乱，流落巴蜀，在荆襄之间徘徊，每天和赤甲、白盐、滟滪、洞庭、悬崖山谷、险恶波涛相伴；他的饮食和梦境全都归入诗中，用来抒发孤独愤懑的情怀。苏子瞻被贬之后，漂泊于湖、黄、江、浙、闽、越、儋、万等瘴疠之地，濒临死亡，历经百般挫折，甚至到了豺狼虎豹出没的地方、鼍鳄藏身的洞穴，都留下姓名和石刻而流传。因此司马迁的文章浑厚雄健而光彩郁勃，杜子美的诗兼备各种体裁，古今都称盛；苏子瞻的诗文浩浩荡荡，如奔腾的江河冲决堤岸，一泻数百里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波澜翻覆、变化无穷，足以观赏，也足以惊叹，奇异壮伟竟达到如此程度。评论者说，三人都得到山川的助力，这话确实如此吗？我的朋友三洲年少时便聪敏而勤学，广泛读遍群书，认识文章的体要；尚未显达时，诗文就已经在人们口中广为传诵。等到在京师观光，又在两浙山脉东西、黄河南北任官，屡次迁转于川蜀、湖湘、瓯贵、闽越诸省之间，几乎走遍天下一半，因此对于山川的形胜、风土的习尚、古今的遗迹、仙佛的居所、圣贤教化所及之地以及登临远眺的情怀，都一一采拾回来写入诗中。所以，他的诗变化无常：宁静的像山崖，幽深的像峡谷，淡远的像霏霏烟霭，绮丽的像精巧的花卉，奇特的像高峻的山峰，怪异的像峭壁；有的浩大迅疾，如受惊的急流；有的广阔平坦，如平夷的江岸，真是无所不有。若进入洞庭的荒墟、云梦的泽国，便会心神纷乱、眼花缭乱，不能一一看遍。这不就是所谓得到江山助益吗？三洲子正值明盛之时，身居显达之位，看待三子在旅舍之间惴惴不安、只抒写悲伤之情、发出不平之鸣的情形，自然完全不同了。三洲子归来后，又专心致志地学习圣贤之学；对于世俗儒者高谈心性、渐渐沉溺于禅学的说法，他竭力辨析并深加排斥，使之归于中庸的言行，这正与我的心意相合。将来有一天，我和三洲子共同筑起百仞高台的根基，登上高明之台，摒除耳目所受的支离杂扰，扫去艳丽繁盛的花蕊，寻求孔子、颜回的快乐之处；不在江山之间，而在人世之中，恬然与太虚同游，超然立于万物之上。那时，说他得到天地的助力，也是可以的。三洲子认为怎么样呢？我为三洲的诗作序，因而感叹三洲的志向锐利、学问端正，是世间不可多得的人，所以一并说到这些。《越山社送李三洲诗序》【王渐逵】自从越山诗社成立，加入诗社的共有十二人：天游陈子、约中余子、樗亭黄子、丹山方子、鹤台招子、虚谷江子、三洲李子、泰泉黄子、右溪伦子、雪厓程子以及我和另一位伦子。十年不到，离散后重聚、重聚后又离散，已经多次了。约中子回到浙江，天游、樗亭、鹤台已经去世，诗社中还在的只剩八人。后来三洲子从楚、蜀归来，泰泉子和两位伦子从留都归来，雪厓子从西瓯归来，大家高兴地得到一次相聚叙谈的机会，共同饮宴、吟诗。今年春天，泰泉子又因奉召赶赴夏地，三洲子又赴闽地任职；秋天又听说两位伦子告别北上，只剩我年老地守在诗社中。然而我已经衰弱疲惫，牙齿脱落，容颜憔悴，白发苍苍，成了一个老翁。于是感叹人的一生，在百年之间，得失顺逆、可喜可惊的事情，突然到来的不知有多少。人的一生既然有这么多突然到来的得失顺逆、可喜可惊之事，那么我们诗社在十多年间屡次聚散离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有幸老于诗社，能够同诸位相聚或分别，时而送往迎来，共饮酒食、谈笑赋诗，远远地把自己附在斥鷃飞到榆枋树枝末端的行列中，这也足以得到安慰了。从前有人多次为朋友旧交送行迎接，被山鬼看见，曾受到它的嘲笑。我因为性情拙劣，不能和诸位同游同进，那么不被山鬼嘲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然而我还能够挺直身子坐在坛边树下，乘风吟咏欢笑，等待诸位。我知道诗社之神或许也会喜爱、怜悯我；那么，我虽然拙劣，不能追随诸位，即使免不了被山鬼嘲笑，难道就不会得到诗社之神的怜悯吗？三洲子将要出行，诗社诸友仍依照旧例举行祖饯，作诗托我写序。我三次同三洲子分别，不能不再次深有所感。因此记述这些事情写下来，让山鬼看见，大概也会为此怅然失意吧。《刻沈石田诗序》【祝允明】唐人把诗歌作为求学和求仕的途径，社会风气大体相同，人的性情也大略相近；李白、杜甫等几位杰出人物，虽然格调有高下之分，声调却并没有相差悬殊，仍如《诗经》十五国各自形成一种风气，可以根据文辞辨知地域，唐代也是如此。这正是它的美处。宋代比不上唐代，这是显然的。宋代像杨亿、刘筠、欧阳修、梅尧臣、钱惟演、王禹偁、林逋、魏野、苏舜钦、晏殊、王安石、惠崇这一类杰出诗人，仍然有唐人的声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刻意学习杜甫，苏轼、黄庭坚也是这样；虽然门径、行迹似乎不同，而堂奥深处暗相契合，所以能够豪迈自负，各擅胜场。然而假使孔子再生，也会瞠目退席了。流传到南宋，曾几、戴复古等几人，还保有诗道。到了陆游、杨万里，又从苏轼、黄庭坚变化而来，但转而更加深奥曲折而趋向畅达惬意，有的却流于率意轻易，接近争辩之辞了。有人认为宋诗可以和唐诗同列，甚至有人说超过唐诗，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始终不能信服。区区一己所得，怎么能够使天下后世信服呢？本朝诗人，像刘崧、林鸿等人，以及后来所谓四杰、十才子，优劣高下都清清楚楚。有些诗人不以宗法唐人为主，却反而胜过唐人；沈公独自把细流汇成大河，纵横驰骋于四海，当时的诗坛都把上席让给他。

译试着观察这些诗，是唐诗还是宋诗，众人或许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大概他的家法本来以陆游为主，而精神气度所寄托的，却只有杜甫。因而无论兴发观感、群居怨刺，还是君臣父子、草木动植，他都已经抒发得畅快自如，别人推举他，他也毫不推辞，号称我朝诗人；可以说他的声调不同于唐诗，却仍然带有唐诗的骨力。否则，单凭他的文辞，尚且不足以望及前代诸家，更何况超过他们呢？沈公起初很器重我，他的儿子云鸿，又是我表姊家的亲属。承蒙沈公不以年长自居而与我交友，从前曾命云鸿带着八编诗稿，请我整理编次，那都是沈公壮年时的作品，纯属唐人格调。后来他又自认为不足，最终老于宋诗，把旧稿全部搜出烧毁，后来的学者都不知道这件事，我至今还为此惋惜不已。如今人们推重沈公的诗，也多半只是被它的声势震动罢了。沈公学习、熟习《左传》，他一生的语言和义理，都兼有《左传》和杜诗的意味。他的诗集稿本非常丰富，稍有华氏、沈氏的两种刻本。淮阴王挥使廷瑞，又把自己所得的一百多篇诗编刻成书，请我作序，我姑且写下几句话。廷瑞喜欢做有义有惠的事情，从沈公集中赠给他的诗，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盛明百家序》【皇甫汸】锡山俞君岳总辑我朝的诗歌，上起洪武，下至嘉靖，在这二百年间，从宗室、相府，到隐逸、闺秀、僧人、道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收得诗若干首，刻成四十九帙，题名为《盛明百家诗》。至于高廷礼的《品汇》、计敏夫的《纪事》，只是还没有另立正始、大家等名目，也没有载述作者诗歌源流罢了。每一集各写一篇小序，记载作者的籍贯、经历，并不是像殷璠、崔仲武那样排列甲乙等次。从开始任职直到辞官归山，几乎三十年，书才编成；还想着继续搜购补充。他的用心也真是辛劳而周密了。我兄弟也滥列在集中，曾赠给他一首诗说：‘惭愧不是河岳般的文采，尚且能够累及殷璠。’大概是私下把自己比作冉有、曾参罢了。诗歌自《诗经》三百篇以后，历代都有作者。汉魏距离上古不远，还保留着诗人的遗风。晋宋以后，齐梁的诗华丽了，陈隋流于靡丽；唐代以诗赋取士，这种教化盛行。然而声音的道理既然同政治相通，文章的兴盛又关系到时代气运；政治有盛衰，气运有醇厚驳杂，诗歌也随之受到影响。当时的君主都能学习、能作文，楚襄王赞美宋玉的辞章，汉武帝仰慕司马相如的作品，曹氏父子、萧氏诸兄弟，也都是由此而起的。时代变迁经过六代，到唐代历经三宗；上有所好，下便跟从，也就形成了风气。何况前有宰相房玄龄、魏征，后有燕国公、许国公，他们都是文艺之苑的英才呢？明初仍沿袭宋元的习气，诗歌没有值得采录的；新安程氏编纂的《文衡》，只收录乐府诗，意趣也很微薄。到了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杰在浙东崛起，宋濂、王祎两位学士倡导其间，犹如用未经雕琢的车轮开始造车，又如在水上增添冰层；贞观、永徽年间的诗风，仿佛已经萌芽。弘治、正德年间，何景明、李梦阳二人竭力挽救衰颓的诗风，使它恢复古雅；长沙李文正公诱导奖掖群才，在朝廷上施展文采。世宗即位初年，己丑以后，文运更加昌盛，海内作者纷纷涌现，文采斐然，争相显露才华。江西的宰相也勤于延揽人才，开元、天宝盛况，或许可以在今天重现。庚戌以后，诗风渐渐取法大历，逐渐接近元和了。岭南类选、蜀郡诗钞，虽然繁简不同，删取却未必恰当；有了这部书，才算完备。其他诗作秘密藏在私人箱笼、名山之中，尚未流传的，仍有这里的五倍、十倍；但总的说来，不可能超出诗集中所保存的范围。我朝的诗歌，我所著《新语》以及《昌谷谈艺》《元美巵言》，略略表示过取舍，彼此互相诋毁批评。大体上，体格取法汉魏，声调以唐代三期为准；没有完全相合的地方，是因为寄托兴致之时，性灵各异，才情顿然不同。读者若能从相似之处寻求差异，又从盛盛之时想到衰败，那么对其中的道理就已经领会大半了。后来宾馆变成废墟，甚至改作马厩、婢女居室，人们厌恶听闻诗书，把它指为雕虫小技。这样一来，即使有人因以文章进言而获罪，纵然像李白被流放夜郎，像孟浩然终身布衣，又有什么遗憾呢？俞岳率领诸君虽遭谤毁、被贬，最终又被弃置，却没有忘记当初的爱好，可以说是深于诗了。佛教徒爱好佛法，即使遭逢八种灾难，心中始终存着菩提之念；楚国郢人怀抱璞玉，即使被砍断双脚，仍然三次献玉以证明它是宝物。这部书难道只是果断地相信自己，而不能使群玉般的诗篇成为光照吗？它足以彰显国家的盛盛，流传后世而永垂不朽，还有什么可躲避的呢？《兄因是子还山诗序》【皇甫涍】从前，诗和音乐相互为用。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没有来得及整顿音乐，却先编次《雅》《颂》。音乐失传，是由于诗歌尚存的缘故。《乐记》说：‘太平时代的音乐安详而快乐，因为政治和谐；动乱时代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因为政治乖乱；亡国时代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因为百姓困苦。’声音的道理同政治相通。上面以政治感发百姓，下面受到教化而回应。所以诗有六义，而以风为首。大概是说：‘百姓跟随上面的人，就像草木跟随风一样。’风一吹，草总是随之倒伏。正因为这样，先王把它用于考察政治的治乱，而它所关系的事情是很重大的。上面以中和之政感发，下面也以中和之情回应；顺应元气，使和气充盈，音乐也就兴起王者的风化。各国的风诗随各地风俗而不同，天子采集它们，用来考察政治。正风、变风不同，治乱也因此分明。有怎样的政治，风俗便随之形成；有怎样的风俗，声调便随之产生；有怎样的声调，音乐便随之形成；有怎样的音乐，政治的治乱便随之显现。上面的政治可以感动下面，是因为道理有常而不可改变；下面必然以教化回应，是因为世俗容易趋向某处而不隐藏。譬如顺着水流而下，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先王谨慎的是自己用什么去感发百姓，只反省上面所发出的道是否正确，而不强行阻止下面形成的趋势。然而《泉水》和《新台》并列，《墙有茨》和《柏舟》同属一篇诗什。

译齐国有太公的教化，却又有讽刺随禽狩猎的诗，并有讽刺亲自迎亲的诗，为什么呢？卫国有康叔的功业，却有《氓》中狐鸣般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多呢？郑国的音乐，是圣人所要远离的，因为它足以严格防止以淫靡为治；但《羔裘》《风雨》中的诗句，却能温暖君子的心。魏国的俭啬、唐国的礼制衰减、秦国的豪气，大概都与风诗相始终吧。可是风气随着时代升降，又未必始终完全相同而不变化。也就是说，上面用政治感发百姓，也有政治所不能感发的；下面以教化回应，也有教化未必能够得到回应的。这一定是因为有些人特别杰出，见识高明，涵养深厚，不因外在接触和忧虑而改变天性中的美好。这也是自守坚定、意志专一的人所说的话。我壬午年科举落第，从江上返回，写作诗歌，大多充满慷慨之气和遗世绝俗的言论，本来就是借此勉励自己自守坚定、意志专一。虽然困顿颠沛、憔悴不堪，又遇父母年老、生活贫困，我也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乙酉年秋天，我和兄长又落第，从江上返回。兄长这时已经第七次应试而始终不得志，在船中写了若干首《还山诗》，辞气壮健而不卑屈，清劲而不苦涩。正如卞和捧玉之时，又有谢灵运登山游览的兴致。我当时患疟疾，穿着破旧的皮衣，盖着破被，气喘体弱，行动衰废；偶尔读到这些诗，竟不觉洒然超脱尘俗，飘飘然将要乘木筏渡过沧海，举手向时俗之人告别，骑鹤登上缑山之顶。像我的兄长这样，难道不是见识高明、涵养深厚、能够自守坚定、不受世俗改变的人吗？难道不是所谓政治未必能够感化、教化未必能够使之回应的人吗？我和兄长从小同住寝室，长期共同接受师友教诲。兄长四次在科场受挫之后，我才开始同他一起应付有司。有人认为兄长困顿郁结，也许是在等待我同他一起奋进。如今我们相互依靠着受到排斥和羞辱，曾经一起困顿，齐头并进地走到关门之外，又在大江的波涛中流离失所，这样的经历已经两次了。年幼的弟弟跟随我们到京城应试，也一举振作起来。兄长大概是在等待我同他一起失败，难道不是天意吗？即使如此，苏轼、苏辙兄弟曾经想在山林中共同终老，却没有实现，直到今天人们还为他们雨夜同床的感叹而感到凄恻；而我们兄弟二人却已经实现了这一愿望，可以终老了。我们无意于簪笏，甘心穿布衣，优游于故山的居所。因此能够自守坚定；即使受到政治的感发而不回应，贫贱、忧患和悲戚也并非全无助益。过了一年，我才为兄长的诗作序；因而回忆去年秋天的事情，仿佛隔着梦境，心中冷然又有所感怀，却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志向。假如后世有读这些诗的人，也会知道我们兄弟二人的成就，本来并不异于古代的杰出人物，只是我们尤其与众不同罢了。《听鹤亭叙别诗引》【钱福】弘治癸丑年四月十六日，太史东莱毛惟之先生蒙赐归乡探望双亲，经过听鹤亭，来同我告别，于是依照旧例设宴为他饯行。到场的有考功乔希大、贡士沈弘济。当时太阳已经落山，太白星引导群星出现，酒器和食器陈列在台上；我们离开亭子，露天而坐，大概是有等待月亮的意思。然而东方的云气遮蔽不定，清辉迟迟未现，月亮想出来又退回去，仿佛在等待什么。于是命人点烛接续月光，放下帘子遮挡夜风；烛光从帘缝射出，从亭子直到台上，好像筛下的金粉、碾碎的琥珀，远远同星光相连。虽然杂花还没有盛开，树木遮蔽的阴影却疏落有致，同人的身影交错在一起。小鹤斜视着脚趾，引颈却没有鸣叫，展开翅膀缓缓起舞，仿佛在应和回答。于是我们接连起身进入帘内，抽笔构思，写得联句一首。先生和作，宾客接着唱和，又写了若干首；眼前景物和离别情怀，大致都表达尽了。唉！美好时辰和嘉美聚会，难道真有偶然的定数吗？事情并不全由上天安排，而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便把它归给上天；却不知道上天也并不自知为何如此，而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文章功业、垂名后世、光照时代，都在于自己珍惜光阴、感悼时世，不敢落后；至于最终成就如何，有幸与不幸，也正和这件事有什么不同呢？那些用有限的年寿，区区追求不朽名声的人，大概不知道世事有偶然的定数吧？况且出仕或退隐、离开或留下、聚合或反复离散，这些事情接连发生，直到我们的一生终结，也是人所无法避免的。有些人被感情牵累、心中感怀，把它看作重大灾患，却不知道这正是偶然之事。像先生面对景物放声歌唱，举杯为友人送别，大概就是懂得这一点了。《九日登高诗序》【李默】汉代桓景在九月九日登高，从而消除灾厄，后世便形成了这个惯例。秋日天空高远、空气清爽，也是登高远眺的最佳时节。这一天，我和馆中的诸位君子略聚于西山碧云寺，采摘菊花，浮酒而饮，高雅地歌唱，尽情谈论。俯仰之间，有欣喜，有仰慕，有怨恨，也有畏惧，各人把自己的感受写成诗。我认为古今人的情感相同，悲哀和欢乐也有共同的感发。王羲之在兰亭，李白在金谷，都能记述一时的情怀，穷尽兴致感慨产生的缘由。我每次读到这样的文章，都更加赞赏。拿今天来同过去相比，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我曾经反复思考其中的道理，以人情为准则：凡是感情达到极点就会产生思虑，欢乐到了尽头悲哀便随之而起。人在身处朝市之中时，贪求享受、染指利益，如在梦中、醉中。等到接触外物而产生感怀，寻索内情而反归根本，就一定会把富贵看得如泥土草芥，把身体和生命看得如朝露，为求得在形骸之外任性自适。其实这都是被外物役使，而不能用智慧折服外物，难道不是迷惑吗？所以从事物无穷尽的一面看，已经不是赤松子、王子乔所能穷尽的；从事物终有尽头的一面看，即使天地也有毁灭的时候，何况其中的蜉蝣呢？因此，生死寿夭等数，是造化限制万物的方式。安然接受自己的终结而不为之改变，是通达的道理。不贪恋外物，不丧失自我，守住自己的正道来等待它，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姑且叙述群贤，记下他们所作的诗，以这样的心意把自己列入彼此切磋的行列，并不是要以此概括、评定前代贤人。《沈青门诗序》【王慎中】

译从前我听顾东桥公谈论沈青门，赞不绝口，说他是江湖诗人中的第一流人物。他拿出诗卷给我看，卷中既有许多佳句，又擅长写行草书；我们共同观赏、赞叹了很久才停下。我由此知道顾公不是随便称誉人的。当时青门的诗名已经很盛，士大夫们都降低身份来尊重他，有的甚至忘却彼此的身份同他结交结盟，而且名声已经传遍海内。我最初正是从顾公那里知道他的，自己实在孤陋。后来我辗转任官数年，被斥退回到闽海之上，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今年冬天，沈君带着粮食南行，越过山岭游览武夷山，经过三山，进入清源，来访我的草堂，彼此就像旧日相识一样。我之所以在倾盖相交的片刻间欣喜异常，是因为想起在金陵顾公那里看过他的诗卷。沈君却说，这次出行唯独对我有意，第二次见面时便拿出他的诗集说：‘我的诗若没有得到尊岩的一句话，不敢拿给别人看。’唉，我正庆幸见到他，刚想看看他的书笈，希望能够见到一两篇，却没想到承蒙他不待请求便让我全部读到。诗篇如联缀的明珠、编排的美玉，光彩夺目，使人惊叹，连应接欣赏都来不及；连续数个日夜不曾停止，后来才读完全部篇帙。多么畅快啊！江湖上的人羁旅困穷、任性自放，出于无聊，行迹不受拘束，抉剔排斥万物，触犯眼前景物，使胸中如钩棘般的情思受到撞击，极力写出艰苦奇峭的诗句，惊动人的口耳；但若把这种诗施于朝廷之上，就会被看作琐碎急迫、尖刻伤人，不能立身于朝廷。看你写的乐府、古词以及杂咏游适之作，近于工巧华美的文士之词，这同你的处境本来相称。至于观览京都，恭敬地看到当今皇上的制度礼乐极其盛大，便拟作应制诗篇，描绘功德、歌颂美盛，采撷华丽辞藻却有法度，夸张而不浮泛；同那些雍容典雅、掌管政务、身居显要而又接近清贵职掌的学士达官争胜体格，何况你本来就是才华兼备之人，难道会以自己的处境限制自己吗？钱塘繁华富庶、明丽秀美，是江南的一大都会。你生长在这里，又是故少司寇省庵公的幼子，学习家学，凭借广博的见闻而有所增益，观察国家的光辉，讲论内外政治风俗的变化，勤勉而有条理，并不是生于困窘偏僻之地的人可以相比的。这样说来，你在那一方面有所长，又兼有这一方面的才能，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独独感到奇异的是：你恭谨谦逊，风度和气质温厚可亲；但你所写边关诸诗，意气激昂，洋溢在声律之外，仿佛弹铗而想邀取公子的车驾，敲门必想得到美人的首级，提衣应从虚左迎客的礼遇，却还带着傲色，端着盘子招呼他人同饮，慢慢说出轻蔑的话。又像蔺相如在秦庭怒视柱子，不惜在燕市碎首，像高渐离击筑而使头发冲冠；使人读来，仿佛扶轼而有击毂相争的冲动，倚几而生按剑之怒。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才华被埋没、没有用处，虽然借此寄托自己以求闲适，但雄心侠气仍然无法自我排遣，所以时时显露在这些诗中吗？困穷的人写诗，虽然胸中多有钩棘般的情绪，以艰苦磨炼、奋力攻治为工，却也正凭借这种磊落刚直之气，使文辞更加昌盛。一旦有人引荐你、把你置于职位之上，你放下笔站起来，并不难建立当世奇功。你的名声已经充满海内，人们只把你当作诗人罢了，再没有人有意引荐你，而你也将老了。这样落落不群、磊落刚直的情怀，将向哪里发泄呢？难道不会随着日月磨损、岁月消蚀，最终归于消散吗？我为你的诗作序，既论说你的长处，以启发众人的爱好，又感慨你过去壮盛而如今衰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碧梧轩诗序》【王慎中】当世不得志，便寄托于诗歌，用来宣泄怨愤，表达不平之情，这样的人很多。所谓不得志，难道只是因为贫贱吗？才华不足以为世所用，却又被贫贱困阻，那是理所当然的，又有什么可怨呢？才华足以为世所用，却贫困而且卑贱，他的怨恨就是应该的。诗歌所寄托的内容出于不平；烟云水石、虫鱼鸟兽、草木等所见之物，都可以成为怨恨的对象，写成诗，便都是不快乐的聚会。这些事存在于人的内心，虽然未必宏大，却也是感情所不能避免的吧？淮府仪宾、上海人李士达，大概就是士人中不得志的人。我从他的儿子博士李榕那里得到请求，读到他的诗，就是所谓《碧梧轩集》。李君的诗却格调冲和融洽、宽闲自适，具有和平之意。难道是因为他亲近王府的富贵，渐渐受到华靡风气的浸染，玩习于宴饮偷安，忘记了自己想要为世所用的志愿，使杰出豪迈、纵横奔放的气概受到磨损变化，直到完全消失，再也没有怨恨了吗？还是因为他安于时势不可希冀、命运再也无法改变，于是把志趣放在事物之外，用来自我排遣、平和心情呢？世上不得志的人，即使在仍有希望的情况下，也还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终究不会认为事情再无可为，更不会停止抱有希望，便涣然自我排遣。如今那些同宗室结亲的人，往往被昏庸的宗室亲属断绝了入仕之路；而想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如果不能入仕，便没有地方施展才华。李君所处的情形既然如此，即使想不放任自己的志趣来排遣自己，又怎么可能呢？不得志而且卑贱贫困的人，外在行迹足以使自己保持高洁隐约，憔悴困顿、委靡不振以显出奇异，受到龃龉触犯便泄露自己的锋芒，他的怨恨应当还不算太深。如今被称为不得志，却又被名声、宠遇、命数所羁绊，入朝同庸庸碌碌的人为伍，出外又不能同繁华奢侈、依附权势之徒区别开来；这种郁闷而无法安处的情形，大概比贫贱者所处的境地还要严重。李君又怎样排遣自己而能保持心境平和呢？唉！如今那些同宗室之家联姻的人，彼此以逸乐相娱，争相追求绮丽艳美、丰厚肥甘，还唯恐不够；狗马、子女的供养全都充足，便以此为乐。唯独李君深沉寂寞，蓄养自己的气概，苦苦思索，把情怀寄托在烟云水石、虫鱼鸟兽、草木之间，极力运用陶冶雕琢的功夫，同寒士争夺诗歌的一点成就，唯恐赶不上。这说明他的内心一定有很大的东西无法从富贵生活中排遣，愤懑郁积，于是决裂而发泄在诗歌之中。谁说李君的心果真能够涣然平和，而他的诗词虽然不发怒，其中保存的怨恨大概反而更深呢？我读完他的诗集，因此写序来揭发其中的情意，并把序文交给他的儿子博士李榕。李博士以学问醇厚、品行笃实著称，是乡里和国家的善士，却困顿于有司，最终只凭一部经书教授学生，尤其是所谓不得志的人。他天性至诚，得到我的文章后，一定会感动得流泪，不能自持；会认为真正了解他父亲志向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读《碧梧轩诗》的人，再参看我的文章，也许就能了解李氏父子的心志了。《陈少华诗序》【王慎中】

译从汉代以后，作诗的人很多。这些人大都凌厉夸张、放纵自傲，轻蔑傲慢而暴虐，凭借才华充满气势，触犯万物，冒犯整个时代。有的放浪诙谐、奇诡轻薄、没有根基，喜欢任意放纵，脱离约束而轻慢侮辱一切。世上的一切都可以被他们轻侮，对人也没有什么真正敬重的。又有的人忧愁逼仄、愤懑无聊，觉得天地无处容身，也没有谁可以与自己匹敌；喜欢写不平之事，讥刺多而怨恨深，善于抒写悲哀。所以能够设置奇异意象、寄托怪诞之意，探究深处、揭发隐微，穷尽四时的变化，联结万物的类别；写成言语，表达人的情感中想写却不能写、原本存在而又不能停止的内容。这些诗人的诗艺往往因此达到极高的程度。虽然诗写得精工，却也因傲慢暴虐、轻慢侮辱、怨恨悲哀、讥刺嘲弄而背负世俗的责难。有这种才华的人，固然难免也有这种弊病吧？我年轻时喜欢作诗，认为文章能够穷尽情感、写尽变化，牵引事物、联结同类，以近指远，陈述显明而寄托幽微，足以感动人、感化万物；要吟咏自己的志向，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我喜爱得非常专一，钻研得非常勤奋。但我回头看自己，眼光狭窄，拘谨琐碎，谨守绳墨、践履规矩，与诗人的弊病没有一点相似，难怪不能把诗写好。每个人禀赋不同，不能彼此仿效。即使勉强作诗，以低下的气质、迟钝的资质、闲散的心志和缓慢的性情，去震动、排击诗歌所要求的力量，也不是自己所习惯的，终究不能相似。所以最终也不能把诗写好。后来我读陈少君的诗，心中却很惊异。陈君简朴持重、修洁端正，庄严肃穆而宽厚和善，举止衣冠都像一位高大有德的君子。他对人没有不爱护敬重的，思虑和施政面向百姓，尤其害怕伤害他们，具有仁人的风范。对于诗人的那些弊病，他不但一点也不像，反而根本不肯去做。他诗歌写得精工，大概正是我所说的穷尽情感、写尽变化，牵引事物、联结同类，善于表达自己的志向，并且足以感动人、感化万物。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假如没有那些弊病，那么作诗也不能与自己的勤苦相称，不能满足自己的爱好，却还贪慕诗艺，勉强努力，希望侥幸能够相似，最终因为不习惯而自行停止，并不是因为能够轻视弊病而不去做。我实在愚钝，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然而看从前作诗的人，都是雄伟宏阔、卓绝不凡的才子，仍然不能免除那些弊病，只能凭诗歌扬名于世。唯独陈君两方面都得到，难道不是很难得吗？我读完陈君的诗集，于是加以评论并作序，用来记下自己的惭愧，也让求学者知道，世间作诗的人中，确实有像陈君这样没有弊病而成就其才华的人。《朱碧潭诗序》【王慎中】诗人朱碧潭，名汶，是名门子弟。年轻时跟随父亲出游，往来于荆湖、豫章之间，泛舟洞庭、彭蠡、九江之上，以冲击波涛为壮举。登上匡庐山，游览赤壁，看见古代名贤栖居隐遁、长啸吟咏的遗迹，心志受到触发，于是学习作诗，沉溺于酒而任性放纵。当他喝醉嬉戏、颠倒失态、欢笑呼叫、心情畅快时，便以诗为娱乐，还回头对人说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别人也都轻视他，不把这些当回事。他的诗当时不能流传，房屋墙壁、门窗上题写的墨迹都满了，涂抹得淋漓狼藉，只能用来向家人妇女孩子夸示罢了。他贫穷得不能自谋生计，家人讥讽他说：‘这是什么可憎的东西，只会白白弄脏墙壁门窗，又不能吃，难道是画的饼吗？’于是拿起笔砚摔在地上，想激怒他，希望他另做些事情。朱君不生气，也不改变。有一天，郡守发布教令，访求所谓朱诗人碧潭的人。吏卒拿着教令在市中大声询问，没有人知道是谁，过了很久才知道是朱君。吏卒到门前，强迫朱君入府拜见。朱君穿着粗布衣服，窄袖长衣，大步走进府中。郡守下阶同他行礼，朱君没有什么不敢承当，长揖之后坐在上座。朱君住在西郊偏僻处，田地低洼和山林麓地相交的地方，整天没有人迹。郡守独自出来访问他；老亭只有几间屋子，倾斜将倒，靠栽立的竹子支撑柱子。郡守坐在亭下，烟气白天仍然湿重；朱君随即拾取槠树叶煨火，烧笋煮茶来招待郡守。皂隶在门外忍着饥饿辱骂，朱君仿佛没有听见。于是朱诗人的名声在郡中轰然传开，他的诗也渐渐在人们口中流传。然而因为一个平民同地方长官交往，旁观指点的人很多，讥讽嫉妒纷纷而起；郡守之所以那样降低身份礼敬朱君，并不是因为朱君能作诗，而是因为郡守的父亲过去同朱君的父亲有交游之谊，郡守是为了讲求友好、报答旧日的恩德罢了。朱君的诗虽因此被人听闻，人们仍不知道珍重他的诗，反而又用此事来诽谤他。唉，真可说是穷困到了极点！凡是世上有人真正喜爱某种事物，必定是那种事物深深切中他的欲望，使他心中极其满足；他求得它便快乐，即使生死也不能改变，哪里还会计较外在的得失呢？诗歌不能被当时人估价，不能用来换取资财、取得宠荣，朱君确实知道这一点。他仍然闭门吟诵，忍受寒冷、饥饿、衰弱和沮丧而不厌弃自己的爱好，原因就在这里。别人不知道珍重他的诗，哪里足以动摇他的气概、改变他所从事的事业呢？朱君曾来拜访我，怀中带着几十首诗作为见面礼，神色谦卑而言辞诚恳，大意是自己为长处而喜悦，并不以别人不知道为忧，只希望得到我的一句话作为凭信。难道他把自己的心肠刻镂得太深，把嗜好看得太重，即使不计较外在名利，却仍然不能忘记区区的诗名吗？唉，这正是朱君所以成为诗人的原因。朱君去世后，我特意为他的诗作序并使它流传，希望不辜负他的心意；难道是认为我的文章足以使他的诗在身后增重吗？《陆龙津诗序》【王慎中】维扬人陆君龙津，年轻时凭借异禀而有文名，每次说出话来，总会使老师和长者惊异。他学习科举士子的学业，声名一时哗然传开；有司考试士人，陆君总是取得最优等第。人们说陆君在科场中取得俊秀选拔，就像俯身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陆君却不喜欢学习举子业，说：‘这不过是拘曲繁绕的东西，不值得做。’唯独喜欢作诗。陆氏世代都有诗人，把这种学问传在家中。陆君同伯叔父、兄弟相互唱和，长篇短章，奇辞险语，彼此往来不绝。江左谢氏、阮氏诸人的风流才情，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了。陆君的诗越来越精工，文章却一天比一天不显著。有司再来考试时，很少再录取他。陆君的同辈见他这样，也轻视他。唯独陆君自得自信，看待众人时，对于凭借举业浮辞、越级求取声名利禄的人，淡然视之，仿佛他们不存在，丝毫没有因此挫伤自己的志意，反而更加酷爱诗歌。晚年才接受一个官职，捧着任命文书跋涉数千里，做别人的属官，颓然处在众多幕僚之中。上官大吏都是那些凭举子业取得功名、身份尊贵、威严严厉的人；陆君如今正要奔走迎送、跪拜谒见，手中的笏板颠倒，神色沮丧，气势收敛，难道不会后悔从前的选择吗？从前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人既凭诗赋取得科第、出身仕进，才有人增加对经术的研习。如今名义上排斥诗赋、尊崇经术，士人也必先凭经术取得科第、出身仕进，然后才学习作诗赋。

译它们受到的轻重不同，也是制度使然。然而必须先凭经术取得科第、出身仕进，然后学习诗赋的人，才可以借此钓取声誉、博取声名，为世人所称述。那些不能取得科第的人，即使善于作诗赋，世人也不会赏识。陆君担任幕职，并不因为职位卑微繁杂而自我贬低；他修整振作，奋发敏捷，急于建功办事，锐利而不浮躁。上官大吏接待、任用他的方式，也不同于其他幕职。他们之所以这样对待他，确实只是因为认为陆君能够任官罢了，哪里知道他作诗竟这样好呢？陆君既然没有后悔自己从前的爱好，反而更加为自己的诗感到自得；即使身处卑微繁杂、劳苦不堪的职位，在处理文书之时、出差途中，也仍然濡笔展纸，伸颈张口，发出呜呜的吟声，使随从的吏卒都惊讶回头，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篇章；每当断句落笔，便又自己欣喜。有一天，他拿着稿子来到我面前说：‘先生请为我评论它。’看陆君的心意，难道不是因为感慨世人不了解自己，而唯独对我有所期待吗？我年轻时沉溺于文章辞藻，意气盛、志向强，勇于相信自己，常常在同辈面前谈论诗歌，任意妄加褒贬，旁视别人都仿佛不存在。如今我正受到挫折，意气消沉，志向松弛，看到别人所作的诗便茫然退避，知道自己不能赶上，更何况是像陆君这样写得好的诗呢？自身被废弃，名声又受损，即使能够了解陆君的诗，又怎么能够替它评定轻重呢？陆君却偏偏对我寄托了深厚的希望。我既赞美他的爱好，又为他的心意感到惭愧。读完他的诗集，终于为它作序，交还给他。《岩居稿序》【王慎中】《岩居稿》，是我的同年、无锡鸿山人华君子潜罢翰林官后居家所作的诗。丙戌年赐进士第，正值当今皇帝谋求治理的开始，正在广泛招延才俊奇异之士，想着同他们辅佐赞助宏伟事业、文饰成就大业，意图非常盛大。于是选拔其中的俊彦，在馆中供养，共得到二十人，可见选拔十分慎重。子潜与姑苏陆浚明、袁永之、嘉兴屠文升都在入选之中，而且以才名最为突出；同馆之中，他们都是吴地人。恰逢大臣意见不同，正邪相互倾轧的局面尚未决定，朝廷议论没有定论，馆中供养的人全都被授予其他官职，不再有人留在翰林。陆浚明、袁永之又因获罪贬谪，长期被废弃；子潜和屠文升最后才由郎中改授修撰。陆、袁二君被废弃已久，著书反而更多。华君和屠君凭文学才能得到清贵显要的任用，成为皇帝身边负责顾问、讲读的大臣，又都善于作诗；吴地人才即使有的被废弃、有的被任用，总的说来，在当时都有盛大声名。然而屠文升最终因病辞职，华君也接着因谗言被贬，自请退休。词学之士反而在崇尚文治的朝廷受到禁锢，实在是无法理解。从前因才华而困顿的人，往往挟持自己的才能过度，凭恃才智而傲视他人，以招致世人的怨恨，触犯上天所忌；所以不是得罪了人，便一定在天命上遭遇不利，而诸位都没有这些情形。华君尤其冲淡高雅、惠厚善良，不凭才智凌驾于他人之上，对自己宽厚，对别人要求较少，具有君子长者的风范，却也因此不能被容纳。唉，这就更加令人无法理解了。陆永之、屠文升已经先后长逝，只剩华君和陆浚明在世。如今国事议论正趋于明朗，关于论思、润色国政的托付，应该没有谁能超过华君，应当有人谋划让他重新任用才是。然而华君所作的诗，却洒然自立于尘俗情累之外；意象超拔，声调凄清，不受污浊尘氛影响，独自同混沌幽深的境界相契合。仿佛木食草服、修炼养生、沉潜隐遁而不显露声迹的人所作，所说的并不是世俗人的语言。难道他果真甘心自我废弃，不难同世俗断绝，再也无意于为世所用了吗？从前急于为君主效力、忧虑百姓万物的志向，难道已经后悔那不是良策；而辅佐赞襄、文饰成就大业的盛事，也像浮沤、噩梦一样，永远抛弃而不再顾念了吗？唉，人们正有意任用华君，而华君却自行同人世断绝；难道是因为他洁白高逸、远离污浊吗？也许是他怀抱奇才珍宝，已经足以自我欣赏，虽有怨恨却不发怒。我知道这些诗的妙处，含藏文采而自然发露，日后必将成名；他用来使自己喜悦的东西，难道正是使自己陷于穷困的原因吗？即便如此，士人中那些在仕途上得志、显达、尊贵的人，从来没有一天不在世俗之中；但能有半句话、一片言辞合于古道而可以传给后人的，却并不容易得到。您虽然以诗歌使自己陷于困穷，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民生万物方面的事业功绩，正因为他无意去做，受到逼迫后才奋起；一旦去做，就一定能够成功。逃离尘世而自得满足的人，人们反而会寻求他；有意于干预世事的人，却未必能得到它。您难道会终身困穷吗？我既然为此写了序，于是又抄写一通赠给陆君，请他共同评议。您应当认为我是说了知晓事理的话。《顾洞阳诗序》【王慎中】刚柔、舒促以及过度放纵和宽缓简约的变化，是人的性情和才性；情感在其中发动，于是形成美与丑。由形态而产生声音，关于得失、邪正的言论也由此发出。人的居处有其所受的教养，经历实践也有其习惯；若拘限于一处而见闻不完备，对事物的变化便有未曾经历的地方。性情的发动也会曲折而不合中正。吃藜菜、含糗米的人，固然不能谈论膏粱的丰美；但饱食珍馐美味的人，难道又知道蔬菜野菜也有甘美吗？经受风吹雨打、劳累筋骨的人，谁知道高大屋宇、细软毡席、安坐缓行是怎样的舒适？而那些举止雍容文雅、四肢懒散的人，若同他们谈论郊野道路和勤劳活动的情形，他们就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安逸享乐与忧劳勤苦的境况，是士大夫居处教养和实践习惯所经历的；大概有人终身由于处在这一境况而不能适应另一种境况。因此人的言语若出于刚悍、苛急、困顿、贫苦而无聊，必定是经历了忧劳勤苦的事情，却又习惯于安逸享乐的教养，常常柔弱、迟缓、舒漫、放纵、淫靡而不知节制。像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比诗更能审察他们了，这已经很久了。和平的声音在当时听不到，士大夫中能够使自己的言辞优美的人也很少。毗陵无锡人顾洞阳公喜爱作诗，他对古代学问无不涉猎，并且都用来资助作诗；诗日益精工，爱好日益深厚，虽到晚年仍不疲倦。积累的日子很多，他的诗达到一千多篇，可以说是很丰富了。

译他的诗合乎礼法而不迫促，优游兴发而不放纵，文采与质实相互彰显，华美和实际各得其宜。吟诵他的诗，不必知道其中用意立法的精微，也会喜爱它和平的声调，浩浩荡荡，令人喜爱玩味、吟咏感叹。公所居之地，是天下所称道的富华丰厚之处。因此，出身于仕宦之家、祖上独以财产致富的人，以及从粗劣粮食中起身、奋发于蓬蒿之间、抱着鄙朴念头而崛起的人，都不是公的同类。公出仕后任行人、郎官、郡守，直到外台副使，地位越来越尊贵显达。他任行人时，因为进谏触怒康陵，被关进诏狱，在宫阙之下受杖刑，几乎没有死去。任郡守时，起初任泉州，起复后任防州，这些地方都受岭海阻隔，荒远险僻，道路崎岖曲折，而且贫瘠卤碱，是做官者不喜欢去的地方。后来任副使，竟在珠崖大海岛上。去那里要穿越惊涛骇浪才能到达；当地毒雾盲风、炎热酷烈、怪异杂乱之气聚集，是汉代所放弃的土地。身处边远之外，治理蛮夷杂俗之地，事务纷杂，祸变反复，还要害怕谗言、考虑祸患，焦躁仓促而不得休息。他经历忧劳勤苦的变化已经很深了。生长于安逸享乐之中，却行走于忧劳勤苦之地，所受的教养没有胜过所经历的磨炼，而所经历的磨炼又足以充实其教养，他的言语写成这样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美，达到如此程度，大概是性情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是靠熔铸意义、雕琢句律所能达到的。当世人经历忧劳勤苦而憔悴瘦弱，处在安逸享乐中而宴饮偷安，他们的性情失中已经很厉害了。顾氏妄自揣想公的言语，又怎么能认为是美的呢？公守泉州时，我刚因迎娶妻子请求归乡，等到侍奉公时，公以诗诏示我。那时我读李白、杜甫的诗还不熟，公多次谈论建安、正始的诗风。我退下后买来魏晋人的诗阅读，但当时年纪尚小，不能理解其中奥妙，不敢有所请教。如今才有机会读到他的诗集并为之作序，才相信公诗的美，大概是从魏晋诗歌中有所获得。我为公的诗作序，只论性情所产生的效果，以说明他能够写出美诗的原因，并不是随意为之。然而我本来就是所谓经历忧劳勤苦而憔悴瘦弱的人，虽然能够理解公的诗，却尤其惭愧、遗憾自己达不到他的境界。《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五 诗集 《喻邦相浪游稿序》【邓以赞】喻邦相是楚地被贬之人，乡里人都为他惊异。我用事物变化的道理来解释给他听，我说：“这难道不是混沌分判、明朗转为晦暗吗？这难道不是鲲变成鹏、山蚯变成百合吗？将来难道不会鹰变成鹯，鹯变成布谷，过久又复归为鹰吗？所以前一状态不能执着，后一状态也不能认为是异变。”听到的人不理解，邦相回来告诉他，他只是当面看着笑。于是我又补充说：“火会突然变成冰吗？从前击毂如今张罗，难道要把黄鹄换成鸡鸭吗？难道会把荃蕙化为萧艾吗？”邦相严肃地说：“你这是什么话！”但他独自忧伤地怀抱孤臣之思，在出仕和退处之间迟疑徘徊。我于是告诉他说：“圣天子正在宽仁地治理天下，何必这样劳心呢？您走吧。被贬之人的自我解释是：只是比别人被驱逐罢了。真正爱君的人不会只顾自我保全，心志诚信的人也不会因明白他人而受阻。因此，抬手跪拜、弯身曲拳，别人怎样做，我也怎样做，并不认为这是忍辱；心怀皇帝而不忘归返，并不认为这是希求进用；即使借芳心难以揣测之名，终于遭到放逐，也当归还玉璧而离去，并不认为这是不知进退。他对于世事，难道会屡屡如此吗？”走吧，邦相过去一向潜心于诗，我曾开玩笑说：“您的美名屈居一隅，清贵官署可与杜甫相比，怎能甘心委屈呢？” 荆楚一带，留下我们两人的踪迹。公务文书之余，滤酒前往游览，难道不能防止余下的清爽流风消失吗？于是笑着走了出来。读这两部稿子，一部是《一醉坠》，一部是《浪游》，其中言语深切而余味悠长，差不多可以说是作者了；这就是所谓处境困穷而诗作更加精工吗？不过其中或许有人沉溺于此，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精神领会通达的人没有什么不能理解，难道会因为妍丽或拙朴而破坏和谐吗？听说两稿将一同刻入《楚述》，这篇文字作为引言。《池亭倡和序》【罗洪先】唐代以诗歌取士，所以唐诗就像今天的经义，人人都学习它。诗人的精神达到极致，可以感动万物而遗世独立。考察当时以诗著名的人，各有师承；有的结社互相招集，彼此切磋，以求长进。到了国初，吴地人仍有聘请诗社老师、开设诗榜的。由此我知道，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先有人倡导的；有了美好的事物，也没有无人应和的。自三代以来，设置学校就是为了使人相互观摩而趋于完善，这个道理已经如此，难道只有诗歌才这样吗？如今世俗虽然污浊，习气低下，甚至奔走于利欲之间，也没有不结党依附、互相联合的人；只有这样，才足以贯通彼此的空隙，加深谋略的机巧，使别人无法夺取，难道只有诗歌才这样吗？在他们刚开始结党依附、互相联合时，也未必能保证心中没有别的想法，不能马上要求他们的谋划全都完善。等到他们的智虑逐渐周密，意气逐渐协调，才开始有片刻也不能分离的情形。如今世间只有利欲之事如此罢了。若从诗歌方面求取这种情形，尚且没有闲暇，又何况三代的学校呢？假如当今有一个人，作诗时能够像吴地人那样用心，即使不是绝世的艺术，和今天结党依附的人相比，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假如又以此来追求三代学校中相互观摩而趋善的道理，即使或许只能接近万分之一，纵然不能很快成功，他的用意难道不是更加高明吗？然而我私下观察当今讲仁义、奉道德的人，虽然党羽很多，却往往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不如追逐利欲者那样完全奏效。难道这种验证只在利欲一方存在，而在这里不存在吗？难道没有倡导的人吗？还是有这样的人，而世人猜疑他人怀有欺诈、要求尽善尽美，才造成这种过失呢？南湖刘某，早年因疾病而废弃仕途，喜爱作诗，和他交游的有几个人，过了几年志意仍不懈怠。我曾见过他的《池亭倡和集录》，才知道我的话也得到了验证。唉！刘子只在诗歌上得到验证，难道不能在诗歌之外有所进益吗？即使刘子暂时无暇，我还将等待这样的人，何况当今确实有这样的人呢？唉！我只是庆幸刘子在诗歌上仍然得到了验证。《吴越诗引》【任瀚】楚地的严子自认为凭风节、意气和才华可以凌驾一世，却沉沦流离、与时运不合，因此极为忧伤。我退居江上，读他的诗，曾经对他人说：“诗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形成风格，其次是能够形成激越之气，再其次是既不能形成风格，也不能形成激越之气。您的忧伤来到这里，难道不是终于成为激越之气了吗？”弘治年间人们还爱惜人才，洛阳李献吉有诗名，入朝时遇到强势的外戚，应当避让道路，献吉不肯，稍稍回转时牙齿被碰坏，便径直跃马离去，亲自草拟奏章说明情况。当时昭圣听到奏报，在内宫哭泣请求，椒房中的贵人又在外面联合施压，孝庙勉强交付廷议并下狱。宰相坚持上奏说：“白梦阳年轻有才，确实狂放任侠，不明白事理；但不应为了外戚而施加刑法，使天下人取笑。”因此得以从轻发落。我朋友高子业是献吉的门人，谈起这件事津津有味。唉！假使献吉在世，尚且获罪到这种程度，众人又群起构陷而不肯放过他，难道还能希望活着回来吗？过去严子凭有才干而傲慢轻视别人，因此遭到诽谤。我在宫坊任职时，大概听说此事，曾为他悲哀，却实在没有想到他能在诗歌中穷尽变化、极尽情态，竟会因此招来这样的祸患。如今他来任郡守，诗作更加苦心，声名也日益高了。如果他离去后将任台察、谏议，在天子身边陈说利害，树立无穷的美名，那么就不应再把怀才不遇归罪于诗歌。如果做不到，就退居梅池草堂，召集乡里的年轻人讲论心学，阐明先王之道，培养成就优秀子弟，为国家所用，也不应废弃作诗。再做不到，就买船往来潇湘、洞庭之间，弹琴采药，舒展胸怀、修养德性，凭此终老。假如后世读《吴粤之诗》而思念其人，认为高不可及，将与桐江高士并称为“大严”“小严”，岂不壮美？如果只是凭诗名流传后世，却对道德没有益处，即使能驰骋汉魏诗坛，在李唐诸大家之前称雄，知道笃实躬行的君子也不会把这看作成功。《秣陵集序》【余孟麟】

译我束发时便同黎中秘交游，大概那时就学习岭南欧先生桢伯的诗。当时桢伯还只是诸生，却已经以善诗闻名。后来我和他一起参加乡试，乘公车赴京，桢伯因经学明通被选入燕京；我了解他这个人，也因此更加熟悉他的诗。不久，我因在太常考试中未被录取而离去，桢伯也随公文调往广陵、汝南，几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我手持橐囊出入金马门，而桢伯因慈恤之名再次起用，升任国子博士，又升任廷评，我们每天都在都市中交游欢聚。这时桢伯的诗更加精工，名声也日益显扬，郁然成为海内宗师。再后来，我告假南归，桢伯又升任工部尚书郎；在南京，我们共同讲论文章技艺，洒洒然无所间隔。恰逢桢伯厌倦仕途，将上疏请求退休，新安吴孟伯编次他的《秣陵》诸诗，准备刊刻，征求我的话题写在卷首。我于是叙述我同桢伯高雅交游的缘由，并为之作序说：秣陵占有江山的胜景，不仅如崤山、渑池、黄河、华山。明朝兴起后，这里成为高皇帝的故都，因此商亳、周镐的遗迹也远远保存着。那些凭借壮游而自称遍览天下的人，往往车迹交错于道路，何况正当国运极盛之时，处在崇尚文学的朝廷，缙绅先生得以优游于禁省之中，以图书为枕席，文章作者纷纷而来，文采彬彬，盛况极为可观。桢伯学问务求广博综合，而在诗歌上尤其专精，当时执笔成名的诗家多有攀附他的人。如今看他的诗集，有的观览景物、舒展胸怀，因眼前事物引发兴致；有的在宫廷、庐舍、卫所中登临并记载；有的在仙台、佛寺中叙写宴游；有的借访古寄托感慨；有的因帝王驻跸而抒发眷恋之心；有的用来酬答知己；有的因受到深厚恩宠而闭门自守。清峻的裁制和迅疾的文思，文牍彼此映照，篇章流传不绝；他所写的作品使志趣瑰奇、文采奔放，大概是充分得到了江山胜景的滋养。古今闻名之人凡是游历并题评过的地方，后来都以此作为增重；如果把桢伯的诗留给后世，它难道不会使秣陵更加增重吗？从前唐代杜工部杜子美游历长安，杜陵、韦曲的许多篇章，简直同河川原野草木争胜，千年以后仍然被人称颂。桢伯和子美同样以才名著称，同样被称为工部，同样以游历唱和的篇章为都市增光。不过子美遭逢天宝之乱，辗转迁徙到剑南，艰难曲折地跟随行在，是多么不逢时啊！如今圣天子登临大治，尊重贤才，而桢伯在禁署中回翔，传播雅颂的正声，以辅佐、润饰宏大的功业，与子美所遭遇的相比，几乎超过他了。我又听说世上谈论诗歌的人，大多认为吴地诗歌以色泽胜过他处，中原诗歌以风骨胜过他处，这是沿袭习惯形成的。桢伯从百粤崛起，学业日益宏大，大概兼有各地的长处，能够使粤地之诗、吴地之诗和中原之诗三分鼎立，这也很豪迈啊！那么他不只是使秣陵增重，也使粤地增重。秣陵增重，粤地增重，而桢伯的诗也更加增重了。《居黔漫草序》【吴国伦】袁山黎君实，过去很善于谈论诗歌，不久便凭诗歌起家，三次任文学官，最后才稍稍升迁为中都天长县令。从前在旴江时，他曾托一名使者走了一千多里来向我问诗，大概是把我当作知音，不必见面也能相知。我感念他的情意，草草写了一首诗答复他。将近十年没有互通音问了。近来他又从天长派一名使者来，请我为《居黔草》作序。打开一看，原来都是他在清平任职时所作。清平原是黔地夷人之地，自高帝开辟并建设以来，成为衣冠之国、弦诵之乡已有二百多年，却仍然简陋。居住在黔地，怎么会是这样呢？先朝王伯安先生寄居龙场时，曾以“何陋”命名书斋，君实难道也有所感触吗？于是我想起二十年前曾奉诏书巡视黔中，遍历所属各地的山川名胜，其中有些地方连穆骏也不能周遍，汉使的符节、蜀地军队也不能完全到达，我心中暗自壮怀。等到想写一首词来铺陈它，才知道那些景色不容易匹敌。我又曾三次经过清平，同故人孙山甫、王防明举杯赋诗，连日连夜都不疲倦。直到如今，香炉、金凤诸峰的景色仍然清晰地留在几案之间，不能忘记。没想到君实重游我过去游历之地，而且能用诗歌写出我也写不尽的景色，真是启发了我啊！君实从小遵守家学，具有他父亲的风范，又多同大人长者交游，因此能够立志追慕古人，并且通晓六艺。他的诗多为唐人的近体诗，甚至没有一句不像唐诗。然而，他思念亲人、怀念故旧、叙写羁旅之悲、感伤时事，大多抒写性灵，依循伦理，精神情态所达到之处，才华也随之表现出来，差不多有《诗经》中“风”诗的遗意了。而且他并不被唐体所拘束。我又听说秦、楚、燕、赵的歌声各不相同，转变之后却都能使人欢乐；寄寓象鞮译者的哭声虽声调不同，却都令人悲伤。我看君实居住在黔地却并不鄙陋，他所作的诗还同槃瓠的芦笙、牂牁的土鼓、金齿的弦筑交替响应。即使是清越的角声如同旷野，吹奏律管如同衍展，也无法改变其中悲乐的情感。我亲手诵读这些诗，黔地的山川仿佛又被驱赶到眼前。难道还能说君实没有启发我吗？如今君实由文学官历任百里长官，离开偏远之国，前往交通便利的大都，路途渐渐平坦，志意也渐渐舒展。采集诗歌、观察音乐，以等待宣布中和之道，已经有充分的余地了。希望您不要有一天忘记居黔时的心意！《江长洲鹊巢诗序》【徐显卿】江使君治理长洲三年，政绩已经成就，有喜鹊来在他的厅堂筑巢并孵雏。有人说：“这将是因为使君亲自实行太上的道理，使百姓没有诉讼吗？还是使君通达明断，处理事务从不拖延，竟能使诉讼公堂空无一人，因此鸟禽才来到这里吗？”太史说：“唯唯，不对不对，这些是谄媚之辞啊！百姓难以驯服，已经很久了。使君即使德行极盛，也不能让诉讼在一天之内完全消失。长洲事务最为繁剧，簿册文书纷纷汇集，使君随手处理就全部办完，但很快又会填满堆积起来。即使使君有才干，面对长洲这样的地方，也未必能使诉讼公堂突然空无一人。”我认为喜鹊来筑巢，正是因为它所看到的治理情形难得：官吏聚集站立，隶卒呵喝簇拥，百姓因事情来到这里杂乱地跪下听命，榜笞、责骂、呵斥之声本来很多；可是喜鹊却安然在厅堂屋宇间筑巢，飞翔、栖伏、饮水、哺食，自得其乐。这难道不是因为使君和乐平易的德行、神明般的政绩，能够使事务繁多而秩序整齐，喧闹之中也能保持寂静，与万物没有冲突，因此感动它们的力量特别深吗？汉代循吏善政的祥瑞，不是没有说过神雀、凤凰；但从未听说有鸟在守令身旁，朝夕看着他束带办公而筑巢的。使君从此树立名声，成为世间的盛烈，那些所谓忠孝侯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吴中学士大夫，直到山林水泽中的瘦士，没有不夸耀此事并作歌咏的。我虽然避居阳羡，未能亲自接见使君，但我的乡里父老子弟都沐浴在使君的恩泽中；关于使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于是因女婿刘铣感念使君教导、栽培之恩，拿这部编集请我作序，以颂扬美德，绝无粉饰。《王承父〈后吴越游诗集〉序》【王世懋】

译唐代以前，诗道还不广，到唐代以诗歌取士，士人中熟悉文辞的便争相从事诗歌，于是诗歌存在于朝廷而不在山林。整个唐朝三百年间，所称道的山林游士中工于诗歌的，孟浩然、方干一类不过几个人罢了。我国崇尚经学，士人没有通过诗歌进身的途径，放旷而不合世俗的人才开始作诗自娱，所以诗歌的权势在山林之中，世间也不缺少诗声。然而弘治以前风气尚未开创，振兴《楚辞》、创立雅正诗风，实在是从李、何开始的；他们又都以进士显达。在这期间稍稍建立旗鼓，能在菰芦之中同他们抗衡的，只有孙太初山人一人。山人在诗歌方面可以说已经具备各方面的才能，但还没有看到他的止境。此后诗人接连出现，六朝的典雅风格由俞仲蔚标举其宗，盛唐的浑厚流动由谢茂秦专擅其律，也如同孟襄阳、河汉、梧桐是五言诗的长城。到了今天，登进士之门日益艰难，谈论文学艺术的人日益增多，穿宽衣、戴古冠的人摩肩接踵，都自称为游士；于是诗道更加杂乱多端，而猥琐鄙陋、令人作呕的人也时时混入其中，以致妨碍官府的议论，甚至使县官下达驱逐游士的命令，这对山林之士来说，实在是极大的耻辱。王子说：我同王承父握手相交，视为坚如磐石的朋友，愿意为他作序，大概不只是因为他的诗罢了。承父年轻时嗜酒豪饮，不喜欢作章句之学，同胡原荆、陈贞甫、顾益卿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又同王元驭、范伯祯交往，最后同我兄弟相知相得。当益卿任职越地时，便有贞甫的《前吴越游》；任职楚地时，便有原荆的《潇湘游》。贞甫死后，承父常有山阳之恸。元驭拜相，益卿任辽左中丞，承父却绝不前去求见。晚年疾病痊愈后，便不再纵情饮酒，时常驾一叶轻舟往来吴越之间；他的游历虽不能到很远的地方，但自以为诗豪的兴致却更加浓厚。县令、今任侍御的徐公听说后很敬重他，坚决邀请他相见，又捐出二十金月俸为他刊刻近稿，题作《后吴越游》。当时人把他们二人都看作贤者，这正是今天游士们勤于登门求见却求之不得的待遇。承父对各家诗歌声律没有不精通的，尤其擅长七言歌行，片刻之间便能写出数千百言；有时像荆轲相泣、樊於期舞剑而怒目，又像灌将军在座上怒骂；又像陈思王初见邯郸子，叔傅粉、胡舞谈笑俳优数千言，后来整理衣冠，陈王叙述其言，令人又喜又惊，变化种种。他真正能够把牛溲马勃当作药饵，把喜笑怒骂写成文章。李、何以来，在这方面他最为盛大；若论专门造诣，孙太初也要退让；若论精密综合其全部文章，俞仲蔚、谢茂秦也不及他兼备，这也可以称道了。他真是诗文中的豪杰啊！世懋曾私下对承父说：“如今山林之道衰落了，我所见到的只有您，希望您始终爱惜自己。”承父深深感激我的话，曾慷慨地对我说：“您不要为叔承忧虑！人们看重您家的兄弟，即使想做不好的事，也不可能做到！您不要为叔承忧虑！”他的胸襟情趣就是这样真率。我对承父说：“不去游历大人而游历山林，不凭人事游历而凭天然游历。既然这样，那么区区吴越，怎么足以穷尽我承父的游历呢！”我作这篇序，是要让后来的君子诵读他的诗时知道，隆庆、万历年间有一个不使山林之士蒙受羞辱的人，叫王承父；徐令君爱惜士人的美名，也因此不会湮没。” 《吴淞诗委序》【莫如忠】吴淞原是吴越地区深奥幽胜之地，江湖阻隔深远，四周环绕大海，其中蕴含着天地清纯秀美之气，凝聚于人文之中，理应有宏大卓越、如龙腾跃、英才蜂起的人物，振动金石，歌鸣大雅，以响应太平之世，这是多么盛美啊！考察远古以来的情形，自陆机、陆云兄弟开创源头，顾侍郎、顾著作、张步兵诸贤扬其波澜；直到皇明开国，历代圣君崇尚文治，海内诗道更加广阔。当时高、杨、张、徐四子先后崛起，他们创作的诗歌，几乎有贞观、开元的遗响。诗道并未灭亡，近世谈论文学艺术的人却只称李崆峒、何大复两位大家为本朝诗风的开创者，认为前无古人。至于说方圆数千里、上下数千年，诗歌得到何、李二人便如此受到仰慕，难道不是因为二人的诗律精工，被认为一洗胜国以来的弊病，远远追随杜少陵的正轨吗？这同《三百篇》的旨趣尤其接近吧！我只从草创初始的年代追溯，像袁御史景文先生，怀抱孤贞之志于海滨，归隐而卧时，立志穷究《楚辞》和雅正诗歌，竭力挽救衰颓的风气；不是杜少陵的诗便不谈。然而他所得的是杜诗的精髓，不只是咀嚼它的华采；领会它的精神，不只是标举它的格调。读《在野集》，即使只是寥寥几篇残简，也令人产生一唱三叹的感慨。我姑且试着用战争作比喻：何、李有斩将夺旗的功劳，而首先发现道路、指示方向的人，是从景文开始的。怎么能说前无古人呢？只是景文正从事韬光养晦，不追求名声显赫，因此当时显著的名家称号，尚且没有把他列在高、杨、张、徐之间。何况何、李声势炽盛，难道不会遮蔽并压低景文吗？自古以来，称为建立名声的士人，在遭遇幸运或不幸时有不同表现，本来就是这样。如今海内学士都知道景文，而在吴淞尤其显著。为什么呢？因为景文是吴淞所产。吴淞有了景文，后来又有钱子思复、陆子宅之、曹子又玄等人，文采斑斑，接连兴起，为景文增添羽翼，于是吴淞便凭借文献而在江南称雄。由此说来，吴淞难道是贫乏士人的地方吗？士人出生在这里，难道辜负了时代吗？只是没有人为他们表彰，于是有人可能湮没终身。我对此感到忧惧，所以曾查考郡志，采集民间歌谣；凡是前贤寄托吟咏的作品，只要有片言相合，便想尽力搜罗来流传，同郡中人士共享。但我学问惭愧而不够博雅，鉴别取舍的能力不足，几乎使它成为废置之书。近来从朋友那里偶然看到案头的一部编集，发现有人在我之前已经有了这个志向，我欣赏了很久，于是抄录带回，考订其中讹误，补充以前未完备的地方。有的诗和作者姓名一同保存，有的姓名保存而诗作散失，有的姓名和诗都很好却没有得到当时评论的认可，有的出生在异乡而流寓我们这里，死后又葬在这里；这些都分别列入总集。共得到一百多家，分为四卷，将要刊刻，题名为《松吴诗委》。这就是编纂此书的缘由。唉！合浦的深渊，是珍珠聚集之处；邓林的原野，是材木丛生之地。如今吴淞人士以铺陈天象、挥洒文采的才能相互争高下，十户人家中就有九人拥有灵蛇般的才华。即使五尺童子，也擅长咿咿呀呀地吟咏；有人舒展面颊、抬高眉眼，开口必先谈诗。那么立志流传千秋的吴淞，难道是材木、悬黎聚集的渊薮，士人的邓林、合浦吗？孔子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这些人从哪里取得这些品行呢？”说到杞、宋两国，又感叹文献不足；至于士人，更不用说认识其中宏大者了。如果想在乡里搜求诗歌遗存，借助文献的征验，又得到众多贤者的帮助，那么阅读这部书，就可以惆怅之中产生兴发了。《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六 诗集 《适适稿序》【黄姬水】我父亲年轻时广泛研习古代典籍，在晦暗的书馆中教书。曾经考察门生的志向，当时我还年幼，父亲试问我：“也说说你的志向。”我立即回答：“栖息山丘，踏行田亩，采药饮泉。”父亲于是指着我笑道：“这真是山人的孩子啊。”长大后，我游学郡校，却始终坚持山水之志。后来母亲去世，我因而患上心病；每到泉石幽穴之间，精神情绪便舒畅怡悦，攀登险处、探寻深处，连续多日也不知疲倦，总有带着粮食长久前往的念头；一旦回到书斋，心里便惊悸，身体拘挛，不能停留一天。春日明媚、景物显现时，我便想着飞花满屋、蔓草连片；青女主持霜辰时，便想着红树映在岩边、苍葭长在水曲。霞月交映的夜晚，便想着石斝和台琴；雨雪清晨，便想着洲上的蓑衣和江中的船桨。即使看到图画、披览墙壁上的景物，往往也心热于携家出游。梦见山丘沟壑，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唉！万物禀性不一，人心各有所向。譬如鸡鸭，即使驱赶安置在田野，它们仍会啄食黍米、栖息鸡舍，最终还是依附于人。至于山中的鸾鸟、野外的鹤，即使把它们关在笼中、加以防守，它们的心意也从未忘记在青天上振翅。唉！本性不可强行改变，强改本性便是虚伪；内心不可违背，违背内心便会劳苦。庄子说过：“不能从自己心中自得，却去取得他人的所得，这是得到他人所得到的，却没有得到自己所得到的；顺从他人的舒适，却没有得到自己的舒适。”唉！流逝的光阴不会停留，人的寿命又有多少呢？如今走向衰老，正是昔日走向壮盛的延续。世上为追逐荣华、希求进身而奔忙，最终昏昏老死在窗下的人，不可计数。我难道独有怎样的心志，竟然会对庄子的这些话毫无感触吗？然而我想寻访山岳却未能做到，想买山又没有钱。南国故墟、坂田之畔，有几间屋子，泮溪四面环绕，城山半掩半开。虽处在赤门一角，却宛如僻远岛屿和长林之间。丁酉年，我潦倒南归，十月初吉，才到那里居住。平素的心愿既已实现，性情和胸襟于是安泰。游览的情趣渐渐归于澹泊空寂，将在辽阔的麦田间消尽身影而归于幽静。仰卧俯视不过两昼夜，便写下十首诗。社中诸君于是唱和成册，因而命名为《适适稿》。友人某君说应当刊刻流传，其中《金陵客思》以下若干首，附在编末，因为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从前伯牙心志在山水，寄托于琴声，只有钟子期能够理解；我的心志在山水，寄托于诗歌，世上难道独独没有钟子期吗？阅读这部稿子的人，能够理解我的志向，也就可以了。《项子瞻诗选序》【彭辂】项山人子瞻，活到八十岁而死。他刊刻的诗虽然已有其他名公作序，我却认为给诗集作序如同为人画像，必须同这个人长期相处，熟悉他的皱眉、欢笑、喜悦、愤怒以及眉发、面貌和神情，然后交付笔端，自然会有“不像中的相似”。假如只描画人的半边脸，即使画得巧妙，能算像吗？这就是形貌似而精神相距很远。我熟悉子瞻，颇能了解他的诗。闲暇时另行选编并刊刻，为之作序说：“子瞻诗集中，从六朝初期、盛唐，直到钱起、刘长卿的诗调，没有不兼具的；晚唐那些灿然有声的诗风，也间或有所体现。总而言之，他已经自成子瞻一家之言。”我曾回忆同子瞻一起作诗题咏时，我往往脱口而出，自娱一番，吟诵完便交给覆瓿；而子瞻捻着胡须苦心推敲洗炼，务求文辞华美精莹，才拿出来给我看。我每每感叹自愧不如。而且我了解子瞻的诗，不只是因为诗本身，更因为熟悉子瞻一生。子瞻对于经史群籍、稗官小说、佛教典籍，无不阅读；对《文选》以及徐陵、庾信等俊彦的作品，尤其浸润研习。年轻时凭帖括文章在科场中擅长，似乎可以轻易考取一第；但每逢考试都不被录取，便不再改学其他行业。每天召集宾客豪饮，家用日益衰落。晚年参加公车考试，任职上林苑，却不是他的爱好，便弃官归来，在南湖岸边结茅而居。他多次往来僧寺之间，只有那些失意的风雅之士，寄食于药囊、坐隐的人同他交往。因此他作的诗，关于荣华爵禄的世俗情状很少，关于山林幽趣的内容很多。何况诗是人所作的，人的贵贱、安困，各有各的遭遇；正直或邪曲、清高或污浊，也各有其品格。人的性情既然不同，声音节奏自然也不一样。在执笔握简之间，他的肝肠肺腑便寄托其中。假如身披官服而言语却想涉足江湖，穿着破旧衣服而形体却想显现台阁气象，这就叫矫饰。然而真实的事物会自然流露，最后也不能强行矫饰。爽利的语言使人触目，细密的文采刺入精微；忧愁苦闷容易写得精工，欢乐愉悦却难写得优美。草木震荡，众人都能领会而喜悦；丝竹声细微幽妙，只有精通音乐的人才能欣赏。因此，把奇特看作平常的人，往往忽视拙朴；即使技艺高超而不懂郢人之书，等着郢人来向燕人说明，纵然有深黑的明镜，又怎能完全照见呢？而且诗歌起源于歌谣，采集于《国风》，规范于《雅》，广大博大，难以拘泥于固定标准来评论。比如《二南》中的《卷耳》《乔木》《江沱》《多露》《摽梅》《草虫》，其节奏和谐；邶、鄘、卫的《柏舟》《终风》《墙有茨》《采菲》，其内心怨恨而含有追忆；秦地的《小戎》《无衣》《蒹葭》《黄鸟》，其气势强悍而直截；卫地的《定中》《淇澳》，其义理宏大而隐微；邠地的《七月》《东山》，其情绪繁复而深长。孔子也不能强行把它们归为一类。《二雅》中变调的诗篇，其作者遭遇谗毁、思念乱世，承受赋役和羁旅，大多写出幽深愤懑、哀怨抑郁的言辞，《离骚》的悲哀凄怆也由此兴起。孔子并没有用正雅的标准去约束它们。那么子瞻的诗，应当就子瞻本人来评论，难道一定要按照时代和体式，逐一同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相比吗？近来能作诗的人，雄伟奇崛，被称为高调；但黄金白雪、大陆风尘充满纸面，又带有齐、秦之地的刚劲高亢，却缺少江南的柔和婉丽，不过是诗人技艺的一种体格罢了。若竟然把这种技艺装入弓囊箭袋，带到中原，举着它作为天下的旗帜，用来率领四海的文人墨客，那就过分了。钱起首先改变开元、天宝的诗格，使后来的作者日益趋于卑下，而王维却喜爱他。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尚未脱离梁、陈的轻艳诗风，而杜甫却尊重他们。黄鲁直诗句艰涩曲折、晦暗难通，同苏轼的流畅大不相同，而欧阳修却称誉他。假如后世有王右丞、杜子美、苏长公那样的人，一定会喜爱、尊重并称誉子瞻。有人仰慕子瞻说：“我不及子瞻的形貌，幸好可以从他的精神上寻求。” 我对他说：“既然是子瞻的精神，那么诗在哪里呢？”如今我为您叙述他的为人，使人仿佛能够见到他的形貌神情。《苍雪楼诗小引》【杨师孔】

译丙寅年仲夏，我在叶榆考校士子，那里有三间高楼，占据苍洱的胜景，也就是我开西窗读书的地方。苍山是西南雄伟秀美的胜地，高高耸出云表，十九峰层层叠翠、争奇斗秀，同白云和千年积雪相互摩荡；炎热的太阳猛烈照射，却不知被赶到哪里去了，只觉得雪影云绪时时袭上衣襟。大概春山妍丽，暮山紫色，夏山青翠，秋山青苍；奇山巧丽，佳山妩媚，险山怪异，总可以用名称和形色来寻求它们的特点。称为苍山，是因为它仿佛天空苍苍，把青、紫、妍、巧、奇、媚、险、怪等不可名状之处都归结为一个“苍”字；正因不可名状，山的广大浩渺才显现出来。何况又浸润着千年古雪，经过一年仍不融化，深入山骨，使山势峥嵘高峻、整肃挺立，化为云霞，草木也都奇异，呈现古朴淡远的姿态。苍古接近俚俗，莽荡接近淡泊，寒肃接近苦涩，孤洁接近瘦硬；我以浅陋的心胸，吐出浅近偏僻的诗句，宁可俚俗、淡泊、苦涩、瘦硬，姑且用来自己娱乐，不敢妄自涂抹胭脂来惊动世人的眼目，这就是我为篇章命名的意思。金碧衡文使者冷然杨师孔题。《昆池草小引》【杨师孔】昆海一片水面荡漾接天，太华、罗汉、碧鸡、玉案诸峰，隐隐约约如同苍玉浮在酒杯中，横跨晋阳各州县，绵延三百多里。早晚霞霭、晴日山岚、阴天云气，变幻出万种灵奇景象，确实是天外奇观。汉武帝的雄风压过千古，直到仿照昆池形制开凿禁苑来训练水军；石鲸在灰劫中流落人间，至今仍被人称颂。我的气势奋发有余，来到滇海主持衡文，横放经书，手执笔墨，日日坐在池边，过着伏案的生活。兴致飘逸、情怀发生时，没有同伴可以唱和；每当汲取池上残余的芳香和晚霞，便写成短句。把昆海舀来作为酒杯，朗声吟诵一遍，觉得波光烟景都蓬勃生动起来，不忍舍弃而离去。于是就以昆池命名篇章，用来记载被贬荒远之地却获得的享受。因而感叹我认识奇景不如我家子云；然而上天赐给我一座墨池，同玉垒的一杯水相比，不知究竟谁大谁小。至于篇中啸咏浅淡而没有色彩，大概是取昆池灵幻作为奇异，并不是说我腹中有多少文字。戊辰年冬十月，榆林张参将被逮捕押送到西安，能够同我一起寄居在这里；如今已经到了春天二月，才准备自行出行。我从张氏身上，大概可以观察狱中的情形。张氏别号榆中，平素喜欢读书，熟悉文事，有经世致用的才能；我们时常聚在一起评论文章、谈论时事。不久正逢榆中生日，我写诗为他祝寿，这才成为新交。年终时，倭人来索求诗稿，我们便一起亲手抄录。戊辰一年的稿子中，共有赋一首、五言古风三十八首、七言古风六首、五言近体律诗一百一十六首、七言律诗一百二十九首、五言排律和七言排律各一首、五言绝句一十二首、六言绝句三首、七言绝句七十二首，共三百七十九首，编成一册，将交给两个儿子。另抄一册，请求榆中说：“请您教我作诗，是哀呢还是怨呢？也希望卷携此稿北归，能够远远地向上谷、北地的贤士大夫求教。”如此说。唉！榆中真是夫人的性命所系。过去我在省署时，喜欢作诗赠送给人，用于庆贺和吊慰，往往因此得罪别人，后来幸而被罢黜。当时白下还常有人把诗题写在旅舍墙壁上；后来胡可泉因诗获罪，被逮入诏狱，与他相知的人也多了。戊辰年冬季十月，榆林的张参将被押送到西安，正好与我一同寓居于越地；如今已经到了春天二月，才将要自行离开。我从张参将身上，大概可以看出狱讼究竟是怎么回事。张参将的别号是榆中，他一向喜欢读书，长于文事，具有经世致用的才干，我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文辞和时事。不久，〔原文“防”字疑为“访”〕在榆中的生日时，我作诗为他祝寿，这样我们便成为新交。〔原文“防岁终”疑有讹误〕到了年终，倭子来索取诗稿，于是我们共同亲手抄录。戊辰这一年所作的诗稿中，共有赋一首、五言古风三十八首、七言古风六首、五言近体律诗一百一十六首、七言律诗一百二十九首、五言排律和七言排律各一首、五言绝句一十二首、六言绝句三首、七言绝句七十二首，总共三百七十九首，编成一卷，准备交给两个儿子。于是我又另抄一卷，向榆中请求说：“请你教教我的诗：应当写得悲哀，还是写得怨愤？我也希望带着这卷诗北归，能够远远地向上谷、北地的贤士大夫请教。”唉！榆中夫人，〔原文“生命也”语义不明〕。从前我在省署任职时，喜欢作诗赠送给人，用于庆贺和吊唁，往往因此得罪别人，后来也幸而被罢黜。当时白下还常常有人把诗题写在旅舍墙壁上；〔原文“防后”疑有讹误〕后来胡可泉因为诗作获罪，被逮捕送入诏狱，和他相知的人大多也受到牵连。我这个小子曾惩罚曹子似泉，他说过：“每次看见小子的诗，就靠着墙替他改写涂抹。”王公三渠则说：“总是命人用水把它全部洗掉。”如今我又遭逢这场狱讼之祸，恐怕不能免于一死了，何况还要谈论这场狱讼吗？榆中，希望你暂且不要把这些话给不该看的人看。过去唐代陈子昂被俗吏枉杀，李太白几乎死在狱中；宋代苏子瞻却得以幸免，他吟咏讥刺秦桧的诗篇，来与我可泉相较，最终都能考终而没有获罪。圣明之主在上，我有什么舍不得死的呢？榆中本来就是懂得言论之道的人。古代《诗经》三百篇已经很高妙了，然而那些诗本来都是出自山川间的文人之手。过去先师孔子删定的诗尚且有三百多篇，难道不是因为其中有淫诗或怨诗吗？当时因作怨诗获罪的人或许也很多。但《诗经》中《国风》《大雅》《小雅》的怨声，先师本来就没有全部删去。后来诗歌逐渐变成骚、词、赋和古风，汉魏以后渐渐形成律体，到唐代律体才严密起来。士人都互相崇尚律诗，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挽回的；古人尚且不能免于因怨而获罪，我有许多律诗稿，当然也算是迎合时风了吧？只要能够免除哀怨之祸，也就够了。古诗以及其他古代经典传记，大多押叶韵，有人说这是合声，大致就是借用通押的韵来成歌。到了宋人才开始刊定叶韵，但他们所考求的古韵尚且不完备，终于使人拘泥于古韵而生出弊病，不敢根据天然的声韵自行押合。我的古风诗稿中，也曾有押叶韵的，榆中。希望日后能和喜爱诗歌的人一起订正它们。并且我再请求榆中：我的律诗稿中，凡是称为拗体的，古代本来没有这种说法。律诗形成于唐代，唐初的格律还比较粗疏，后来逐渐趋于细密严整，到了晚唐便拘守格律而损害诗意，所以说诗的气格变得卑弱。盛唐诗人一般都推尊李白、杜甫为大家，太白的律诗不如他的古风高妙，子美的诗集中也有许多不合律的地方，后人却不敢非议，反而因崇宗他们而仿效，另称为拗体。这不是拗于当时的格律，而只是特别拗于宋以来诗人所遵守的弊病之律罢了。我并不是喜欢写拗体，只是心中不忘古法。还有一些初学者责怪我颠倒字序、颠倒韵脚，幸而有人告诉我；也希望把此前的一通书信寄给二位。将来如果有人能够抄录我其他年份的诗稿，也希望寄来让我接受教正。至于诗歌教化风俗、调和神人与人而安定国家，以及推论古人的时代，这本来不是我这个罪人的见识所能达到的。《当情集》序【安绍芳】从前王武子读孙子荆的诗，说：“不知道是情感产生于文章，还是文章产生于情感。”我每次诵读这句话，总会凄然断肠很久。我的朋友朗生顾氏，声誉足以雕饰龙文，才华可与绣虎相比，早年就沉溺于超逸的情致，尤其能抒发幽深的感情。一次他拿一部书给我看，说：“这是《当情集》。”我反复读了三遍，其中片语单词，无不表达着深厚的情谊；悲歌与欢笑，全都指向山河。字字出自肺腑，句句都带着泪水，本来不是宋玉在高唐神女故事中只夸说梦寐，也不是陈王在洛浦神女故事中徒然寄托空言。唉！文章产生于情感，在朗生这里，还能把言语吹奏得像笙簧一样；情感产生于文章，那么读它的人难道还能把自己的内心当作金石一样无动于衷吗？有客人说：“音乐应当戒除过分淫靡，词章过于绮丽便会有伤害，像这样的集子该怎么办呢？”我说：“客人的话真拘泥啊！这大概是文章才俊借此寄托高雅的韵致，胸襟寥廓的人借此消磨壮志罢了，怎么能就把它看成《桑间》《濮上》那样的淫靡之作呢？”王濬冲不是说过：“情感所集中之处，正在我们这一类人身上。”就请用这句话替朗生解嘲吧。《李北山诗》序【朱衡】

译自从我卸下负担，和学士们谈论诗文以来，已经厌薄李白、杜甫，喜欢初唐一两个能够抉发奇趣的人了。再不然就效法齐梁诸人，语言只是拼凑敷衍，性灵反而被遮蔽。譬如裁割锦缎却不能制成衣服，涂抹朱粉铅黛，形状已经离散。诗发展到这里，弊病就出现了。而作文的人忧虑这种弊病，害怕浮华炫耀，崇尚冲淡，只直吐胸臆；纠正过分吹饰的弊病，却又到了抛弃景物、遗忘外物的地步，率直简易而缺乏温厚含蓄的防护。诗有六义，是感触外物而兴起；这种感受并非全在外部，兴发也并非全在内部，而是情感由外物触发，外物又因情感而融化；它综合摇荡万物，包容天地人三才，以言说、以讽谏，然后才成为诗歌的教化。若只是直说心意、指陈本性，那只是文章罢了，又何必取法于诗呢？本想借此挽救弊病，却没有察觉它流变后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李北山所见所记与我相同，只是他不受流俗改变，谨守先民的教诲。如今读他的诗，情与物彼此萦绕，文采与质朴各有根底；既不受拘束而停滞，也不迫促而奔流，真是词林中的一根大栋梁。古人说，言语没有脚却能到达，外物一有借助便会接踵而立；士人之中像您这样不薄视诗歌的，难道不是贤者吗？《梦劒绪言》后序【朱浙】思考不苦心，诗就不能工巧吗？诗一旦写出来，随着思绪所达到的地方，充沛地流露出来，哪里不是诗呢？如果一定要苦苦思索才创作，就会驱使率真的性情，追逐当时的爱好，已经失去了诗的根本；那种天然自得的趣味，又岂是靠锻炼雕琢、涂脂抹蜡来求工整的人所能相比的呢？《梦劒绪言》一集，是我同乡长官三峰朱公所作，前后两年间，已经写成诗一百六十多首。他在诗坛上驰骋，追随古代作品，朱公又何尝刻意去做这些呢？有一次我承蒙他访问山中，我们一起登上文峰，直上绝顶，远望凉烟笼罩、海潮上涨的景象，徘徊很久，才回到观澜湜沚的水边住宿。当时记写兴致的三首诗，收录在集中，我姑且试着评论它们：一首写云宿，奇峭崛起，独自眺望高远空旷；一首写观澜，闲适自如，体裁各不相同，却都极尽自己的情趣。这些诗都是在登临、徘徊、饮酒谈笑之间偶然得到的。由此推想他的其他作品，也就可以知道了。朱公治理这个地方，勤劳尽心于百姓，却没有废弃啸咏的乐趣，并不琐琐然刻意作诗，而他的诗却可以流传，大概就是古人所谓天性能够做到并且喜爱它，精神却本来不劳苦。我把朱公的诗刊刻流传于当世之后，浙江于是接受这部诗集而全部读过，便在美玉碑石的左边缀写几句话，认为朱公作诗并不难，难的是自然得到其中的情趣。《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七 诗集 《唐二张诗》序【高叔嗣】张九龄是韶州人，字子寿，谥文献，有《曲江集》；张说是雒阳人，字道济，谥文贞，有《燕公集》。马氏《经籍通考》记载了他们。自从文章之道衰落，修习文章的人只防备篇章类别，略微搜求名作，把眼睛所见的都看遍，却不再知道有各家文集。我从前得到《曲江集》，是京师盖丘文庄公所抄录的，后来从阁本刊刻流传出来。寻求《燕公集》，却没有得到。后来再次到京城，才获得抄本。我的朋友大理评事应君子阳有宋刻本，但也不完整。这两部集子都有缺漏错误，已经没有办法再考订了。二位公都做过唐朝宰相，侍奉玄宗，遭遇李林甫排挤；文献公出任荆州，文贞公出任岳州。序说：诗的创作，难道不是缘于情感吗？我读二位公的诗，当他们登上台衡、执掌鼎铉，在兰室中提笔，从容应制时，文辞是多么润泽啊！等到他们身临荆南、担任岳牧，怀念友人而寄托言语，借外物来抒写内心，又是多么凄凉啊！士人怀有才器，正值壮年时，哪里会不想感遇云龙、辅佐明主，建立不朽的功业，留下非同寻常的声誉呢？可是时运偏偏不是这样，他们远远地来到江海边，任意寄情于鱼鸟出没之地，事情与愿望相违背，内心也因身迹孤独而孤寂。何况又遇到按剑而发的怒气，正同遭受窃铁之疑一样，明知会被谗毁，却想说话又能向谁说呢？因此忧愁无端而来，全都宣泄在诗中罢了。我曾看文献公在荆州所作的诗，说：“一旦跌倒，连自己都不能保全，哪里还能寻求万全之策？”又说：“众人的口舌足以熔化金属，孤独的心绪却同乱丝一样纠结。”文贞公在岳州所作的诗说：“谁来怜念三千里外的江潭边，一个衰老的翁？”又说：“平生歌舞的宴席上，谁还记得那个不能归来的人？”辞意悲凉，使人长叹。然而文贞公只是被归乡之思牵动，文献公却有很多恐惧之心，难道是因为他们遭受倾轧夺取之后，心境仍然险仄而没有平复吗？如今集中收有一篇写李林甫秋夜的诗，文献公的酬答十分谦逊，其中可以看出《周易》所说避祸免咎的道理。那些进谗的人如今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二位公的名声德行却光明显著，存留到永远。唉，真是明智啊！我叔嗣在郎署任职时读二位公的诗，还没有察觉其中的沉痛；后来渡过江汉，再三诵读，才知道诗意由何而生。又因为我曾亲自到过这个地方，于是把二集合刻，放置在广视堂斋中。广视堂坐落在江夏山的山头，向下俯瞰江汉。前任使君叶县卫正夫修筑了它。嘉靖丁酉年夏四月初一日。《自得园四稿》序【吴时来】《自得园四稿》是谁写的？是石湖吴先生稷。为什么称为“四稿”？此前已经有初稿、续稿、三稿。先生潜心研究理学，起初尊崇伊洛之学和白沙之学，认为世俗儒者空发无益之言，却专门讲求操守品行。他论说入门工夫时，津津乐道于良知之说。早年有志于经世致用，中进士以后，出任藩邦属官，知道自己不被任用，便辞官归来，在乡里筑室，作为终老的打算。他有所触动、有所感受，往往表现在吟咏之间，所以诗稿很多。吴子读了这些诗，感叹说：“这难道就是有道之人的言语吗？”道充满于天地之间，粗浅地表现在鸟兽草木上，精微地表现在道德政事上。《诗经》三百篇是诗的经典，兴、比、赋虽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都以本性真情为根本而归于礼义。今天的诗仍然是古代的诗，辞句有工巧与不工巧，道理哪里曾有两样呢？自从严沧浪论诗，说诗另有一种才能；近来方石谢氏又把伊洛以来的诗编成一帙，称为道学诗。这是把诗和道学判然分成两家，难道不是被这种说法拘束了吗？诗如果不关涉道理，工巧又有什么可取？一定要直指道理，才称得上道学诗吗？诗以《二雅》为经典，那么《国风》也可以不删；一定要涵盖民物，才算懂得道理吗？至于博识万物的教诲，我的老师孔子又何尝不是取法于鸟兽草木的名称而加以学习呢？我惭愧没有听闻大道，尤其不能作诗。偶然游历到先生的乡邦，三年以来盗贼不断侵扰，没有能力早晚向先生请教；有一次我叩访先生的居室，屋子只有斗大，风雨不能遮蔽，衣服像鹑鸟一样破旧，鞋子也磨穿了，但先生端坐其中，自得其乐。今年先生已经超过七十岁，手持古人书籍，严冬盛夏都不停止，大概是像《大雅》所赞美的那样崇尚道德、修整自身的人，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吧？他的诗往往见景便形成意趣，由意趣形成词句；当他写归来时，也有采菊东篱的意味，近似陶渊明。后来居处田里，享受太平光明，有击壤歌的意味，近似邵雍。至于四稿中流离于盗贼之间、因触事而伤心、忧患命运难以承受、表现穷困悲苦的意味，则近似杜甫。若论格调浑融、意趣平淡，又完全像他本人的为人。虽然他的诗不专门以说理为主，也不专门吟咏外物，难道不能称为有道之人的言语吗？为什么我这个惭愧的食禄之人不能平靖艰难，却让先生乐道自得的胸怀化为愤世忧时的词句呢？我实在很惭愧。虽然如此，我曾同先生谈论近世的前辈，先生仰慕贺医闾，怜惜他没有被列入理学名臣之中，特意撰写《正学编》来彰明他的事迹。道有时遇有时不遇，若没有先生，医闾难道将默默无闻、没有流传吗？先生与隔世的医闾心意相契，而我却不能当面认识先生。然而先生的学问必定会流传于世，这不是那些浅陋低劣的人所能妨碍的。我特意为此作序，也私下附会先生表彰医闾的心意，如此而已。《人日草堂》引【朱白藩】升庵先生在江阳，把自己的画像托玉泉陈君寄给我，送到白下。我立即把它挂在白下的寓所，早晚恭敬奉侍，仿佛身在先生的座前。己未年人日，连日阴雨稍稍放晴，来自西域的金子、东海的何子、吴门的文子、黄子、郭子、秣陵的盛子、顾子，相约来访我，我在书斋中设宴招待他们，宾主共八人。书斋面向南，先生的画像挂在墙间，诸位不肯背对画像，于是各自把席位分列东西，按照侍奉先生身侧的礼节就坐。此前，和尚圆澜从焦山来，送给我罂中的冷泉；罂还没有打开，放在墙脚。后来又找到一角阳羡贡茶，便煮泉水供奉；茶煮好后，用宣瓷杯斟上，在炉中焚烧沉水香。行礼完毕，大家就座，一同瞻仰画像，啧啧赞叹说：“真幸运，今天终于能够看见升庵先生的画像了。”郭子说：“先生耳朵长、下巴厚，这是长寿之相，如今先生的甲子年岁是多少了？”我屈指计算说：“戊申、甲子、乙丑、庚辰，今年七十二岁。”金子说：“先生形貌清瘦，而胸中却蕴藏如此丰富的学识，大概就是所谓芥子能够容纳须弥山吧？”盛子说：“真是博大而精深，宋以来没有这样的人。”

译我说：“先生的胸中如同一面大圆镜，照察事理精微明澈，不让丝毫主观臆见遮蔽自己，哪里是宋人的学问可以相比的？”文子说：“今天的聚会实在奇异，怎么可以没有记述？我应当努力画一幅《人日草堂图》寄给先生，也许可以借画像见到本人，正如您所说的大圆镜层层发光。”我不觉欣然拍掌大笑，于是吟唱“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这两句，选取平声字，删去重复的字，让童子作八幅散给诸位，约定说：“请各自作一篇诗，也寄给先生，表现我们相隔万里而敬仰思念他的情怀，怎么样？”诸位于是欣然拍掌大笑说：“太好了。”过了两天，文子画成了图；又过两天，诸位的诗依次写成。我替它作引，又把诸位的姓名、乡里和生平列在后面，仿佛季伦《金谷集》的叙录、康乐在邺中的拟作罢了。《重刻击壤集》序【万士和】最大的声音反而听不见，却有余音存在。虽然如此，最大的声音并不是永远不终止的无声；它开始于无声，散布为千万种声音。声音如果得到声音本然的规律，就仍然如同无声一样。懂得无声之中有余音，就懂得千万种声音其实都归于无声；它们的妙处是同一的。说内心志向的人称之为诗。诗还没有写出时，志向存在于我心中；当它不说出来，并不是因为不足。诗已经写出后，志向存在于辞句中；虽然说已经表达出来，也不是因为有所多余。为什么呢？因为它出于自然。那些诗中尚未合于法度的地方，难道会离开自然吗？从最大的声音散布为千万种声音，轻清与重浊相互生成、相互间杂，本来不得不如此，于是声音的法则就具备了。从人的内心显现在诗句中，开合、首尾，有始有终，本来不得不如此，于是诗的法则也具备了。诗因内心而产生，说它无所谓诗也可以；法则不是从外部获得的，说它无所谓法也可以。世上那些模仿别人用语言写作、把古人当作法式的，已经是末流了。宋代邵尧夫先生，心游于高明之境，包罗万象，与天地造化同道。他既然从无言的诗中有所获得，那么吟风弄月、玩味傲视世间，千变万化，都出于自然。所谓既是诗而又不是诗，既有法而又无法，古今只有这一人而已。先生曾说：“删定《诗经》以后就没有诗了。”大概是用这句话自比，所以把篇名叫作《击壤》。击打土块而发出声音，这声音究竟从哪里产生呢？世上不明白的人，有的责怪它率直浅易；明白的人，也还说它寄托兴致、品评事物，因此使邵先生豪杰般的胸襟受到损害罢了。到了陈白沙先生，才开始把邵诗与杜甫相比，但仍称作“别传”。而我的老师荆川先生，竟赞许他的诗法兼有杜少陵的特点，难道不是独自得到了其中的妙处吗？先生认为旧刻没有善本，而且各体诗混杂出现，命我分类编成一帙，并把这件事托付给江阴黄古甫氏刊刻。刻成后，吉甫仍说应当请我题写卷首。唉，我哪里是懂诗的人呢？

译《跋尚友堂诗集》【冯梦祯】这是我郡守、锡山龚先生所作的诗。先生初次出仕做县令，历任曹郎直到牧守，前后超过十年；而我的县邑和郡府，有幸两次得到先生治理。士民熟悉先生，像对慈父一样安然亲近；先生也把一切政事都尽量化繁为简，宽厚地抚慰他们，不仅如同对待亲生子弟。大概是彼此相处既熟悉又安适罢了。先生从年轻时就喜欢作诗，经历壮年而将老，诗艺更加精工。前后著述不下千余篇，门下士张君将它们搜集编录为六集：一曰《游学》，二曰《筮仕》，三曰《里居》，四曰《吴川》，五曰《金陵前后》，六曰《檇李》，总称为《尚友堂集》。这大概是超然一本于性情，在规矩法度之外自然有所得的作品。勉强微笑却并不快乐，勉强哭泣却并不悲哀；给妇人装上胡须便不合韵，给男子涂脂抹粉便不庄重。为什么呢？因为性情不能假装。所以田夫牧童、妇人女子，何尝学习过声律、精通过文辞呢？可是他们率真自然地发出的语言，反而被史官采录，被陈列于先王之典，直到今天仍尊称为经典。而后世文人才子竭尽精力，想求得一句相似的话却不可得。田夫牧童、妇人女子容易做到的，文人才子却难以做到，是因为他们的性情已经偏离了。诗如果以性情为根本，近处从自身取材，远处从万物取材，随着感触而发动，天机自然显现。譬如面对镜子便能看见自己的面容，又如水银洒落在地，大大小小都自然成为圆形，难道还需要安排布置吗？龚先生作诗，不追求诡奇，大多只是吐露内心想说的话就停止；清明平和、简约深远，像他的为人，也像他的政事，这就是所谓自然表现自己的性情。先生的诗，王元美先生和我的同乡沈纯甫先生已经作了详细的序。我无才，明月夜光般的珍宝，识货的人一望便知道它是异宝，不必由我来辨析；所以我只提出性情的道理，请先生指正，也使读这部诗集的人不要只玩味表面的辞藻，而忘记其中的实质。《诗集》自序【彭辂】从前我刚满二十岁时，在乡里考试中得到荐举，闲暇时本可以广泛搜求百家学说，凌越千古人物。可是我沉湎游乐而懒惰，又把求学的时间消磨在棋盘上。当时我虽然性情喜爱作诗，却不知道诗之所以成为诗的道理。十多年后我考中进士，寄居京师；京师是四方贤豪汇聚之地，也是诗文辞藻的渊薮。那时有人谈论初唐诗，揭示它超凡脱俗的风神和未雕琢的纯真质朴；听他们说，仿佛世上再没有高适、岑参、李白、杜甫。又有人谈论杜少陵，称赞他的诗清轻、雄壮、顿挫而沉郁，在朝廷便说朝廷之事，在野外便说野外之事，悲时便说悲，乐时便说乐，各自穷尽情趣；听他们说，仿佛世上再没有钱起、刘长卿、皇甫冉。后来又有人谈论中唐，我拒绝说：“中唐气格凡庸而体制衰弱，有什么值得混入我的耳朵呢！”但谈论它的人是官署中的长官，也是杰出的前辈；他们不断强行劝说，不肯放过我。我低头听了许多天，才知道中唐诗是将情感吐露得条畅通达，大历诸子灿然成为名家，并非虚誉。从此我依据听闻到的道理试着作诗，可惜我资质鲁钝，只能隔着遥远的边际远望，仿佛亲眼看见，却不能亲自到达。诗之所以成为诗，它的精神在形象之外，形象在语言之外，语言又在意义之外，所以中唐看初盛唐相去很远，初盛唐看晋宋也有差距，晋宋看魏武帝和孙权，魏代看汉高祖及其子孙；虽然说法不同，却有同样的妙处，只是略微得到了其中的精神。那么，所谓精神究竟是什么呢？天地之间的色、声、香、味偶然触动了我，而我的意念恰好有所感发，便脱口而出、挥笔写下把它宣泄出来；这就是《诗经》六义中的兴，也贯穿在赋、比、兴之间。赋是直陈实事，兴是虚托感发；比有所凭借，兴却无所凭据。它并不离开字句，却有精神存在其中；精神在兴中最为多，在赋和比中只有一半。这是《国风》《小雅》未传的奥秘，也是灵均的《离骚》独自浸染得最深、表现得最淋漓的地方。庄周曾用玄珠比喻道，说离朱即使聪明也无法找到它，只有象罔找到了它。象罔所得到的东西，哪里能够勉强求得呢？我的诗常常缺少兴发之意，这样的诗就如同没有诗。况且我既然喜欢作诗，那么对于无韵的文章又何异于视鸡肋呢？只是我做官时在省署，退隐时在岩林，人们常常拿文字来向我索求，让我每天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又因为贫穷得不能生火，只好卖文谋生。于是那些空空荡荡、拖着白纸的人，以及屠夫、酒贩和市井商贩，全都来索要文章，借他们微薄的钱财来准备早饭、填饱空腹，每天让我说自己不屑说的话，所以赶紧写好交给他们，仍然赶紧把草稿烧掉，不留副本。俗话说：“眼睛不能同时看两个地方，才能看得明；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才能听得聪。腾蛇没有脚却能飞，鼯鼠有五种本领却一样也不能成就。这说明可贵之处在于专一。我的诗之所以不能达到工巧精深的境界，大概是被文章障碍了吧？文章没有写好，诗又没有得到，因此从事艺文的人厌恶兼擅两者。近来朋友把戒定之学传授给我，恳切地提醒我年岁增长、时日将暮，为什么不想办法脱离生死，却还经营这种浮泛蔓延、累赘多余的言语？我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唉！人在意气盛壮的时候，觉得科举不够，便希望富贵；富贵不够，便希望功名；功名不够，便希望辞章技艺；即使处处不顺、不能如愿，也没有不挽起袖子去谋求的。等到晚年穷途，一切都如幻梦般归于空无，与我已经没有关系。我从此可以忘掉言语了。只是平生所撰著的文字，其中寄托着我的精神和肝胆，幸好保存在家塾中，使后世子孙看不到我的眉须面颊，却能看到我的精神肝胆。何况喜爱酸梨苦李的人，或许有与我相同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却把它们丢弃，用来覆瓿，我又哪里能够干预呢？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八 诗集 《钱生漫游诗草》序【顾冶】桐乡的钱生叔问，家境极其贫困，却很能游历，也很能作诗。他作诗时郑重师事京口的汝翼和邬生。我认识钱生已经超过十年，也因为汝翼的缘故，每次遇见他总要变脸。钱家曾经稍稍振兴，后来忽然衰落，仍旧像从前一样贫穷。今年春天，我从吴西山回来，钱生拿出他前后所作的诗稿，说总题为《漫游者》，共有若干首，请我为它作证，并说：“我的诗很差，哪里敢拿给学士先生推荐？只是想代替雉学士先生的门客来聚集诗稿，手腕比砚台还迟钝，笔锋也已经干涸、秃尽，实在不能胜任。”他开始重视把这批将要遭灾的木材刊刻出来，认为如果得不到怜悯我的人的片言只语，题在卷首，恐怕雉还没有飞来，指责它后面的手指就会接踵而至。您怜悯我尤其深厚，为什么吝惜言语，不替我说几句呢？所以我想借用您的序言，就是这个缘故。我听后无法推辞，于是作序说：唐代用诗赋来网罗天下士人，那些大臣和辅佐之臣，如陆宣公、裴晋公等，大多都曾向诗赋用力。只有拘谨浅陋的腐儒才不以出身于训诂为羞，因此姑且猎取一个科第，求得一个官职罢了；至于那些英雄豪杰、纵横不羁之士，都不在其中。这样看来，所谓专门从事训诂的儒者，难道还不如诗赋豪杰吗？大概诗赋超越了训诂的拘束，却又受教条约束；它是隐藏拙劣的地方，而不是衡量才能的道路。只要考察唐代的事例，大略就可以看见这一点。世人只看见您家仲文的《湘灵鼓瑟》诗篇，认为其中平平无奇、不像落笔成章的作品，便说仲文尚且幸而充当赋士，哪里算得上得到人才呢？他们却不知道，造物主只是借人的手来陶铸事物，其中的权柄并不专在人手中。到了唐代中叶，藩镇如棋子般遍布，绣错般交杂的地方都能够擅自授予官爵，于是诗赋取士的权力又被诸侯从旁夺去。凡是凭诗应试的人，像蜂群骚扰、乌鸦聚集一样；随着考试不断传诵，传名的人将近百人，而最后的贯休独自坚守，不肯改换一个字，甚至早晨向东奔赴越地，晚上又向西奔赴蜀地。最终贯休的名声仍没有泯灭于后世。唉，做唐代诗人，难道真有幸运和不幸之分吗？诗道兴盛时，朝廷用富贵逼迫他们，有些诗人的精神因此不能完全施展；诗道衰落时，下面的人用僭越窃取来驱使他们，有些诗气衰弱的反而更加显著。大概并不是随着时势升降，关键在于因人而有高下。有人为了一个字尚且不肯随意改易，假如让他效法乡里妇人而丧失破旧的敝帚，他难道会愿意吗？当然不愿意。所以考论诗歌的人本来就不应偏废任何一方。钱生贫穷而无所寄托，有话也不能开口，全都在诗中发声。诗作日益精工，名声也渐渐传遍。他游历的地方虽然很广，所得到的馈赠也越来越多，但他留下足迹的地方不过吴越的咫尺之地，交往的不过二三个荐绅，认为贤能的不过是割出俸禄资助钱生的人，尊重他的不过是分出正席左席相待的人，仅此而已。哪里谈得上沉默而求神灵相助呢？想象自己成为仲文来帮助他，是不可能的；即使像贯休那样放言狂论，为钱生造出一个立足之地，也同样不可能。不过，钱生将要离去，开始漫无边际地游历了。凡是幽深冥暗的乡野、罔两出没的荒地，本来都只是他龟壳般狭小天地中的事物。何况世人鄙陋地称作诗的那些东西，难道不是土地里的虫子吗？汝翼是钱生本来的老师，晚年又喜好道术，应当会有所闻达；你不妨拿我的话去请他验证。《金台集》序【顾冶】我的朋友丹徒邬汝翼，年轻时以公子身份成为诸生，便已铮铮有任侠之气，胸怀奇气，喜欢谈论兵事和天下大事，声音像洪钟。每年参加学使主持的考试，总是名列高等，稍稍享有廪禄，学校中的声望也越来越盛；然而最终没有考中，于是不肯完成博士业，离去专门作诗。因此家境日益贫困，游历也日益放纵，足迹遍及两都和江淮之间。他游历黄金台时，京城诸公凡是善于撰写辞赋的，都争相仰慕他，无不愿意同邬先生一较高下。可是汝翼并不以此为乐，反而喜欢同那些卖酒的、屠夫、剑客纵情饮酒，在燕市中击筑悲歌。醉后便寻找燕姬，倚着赵地的瑟，敲击秦地的筝；又多次聚集斗鸡、蹴踘等游戏，分成各队杂然进场，脂粉和衣饰散乱一地，便进入温柔乡中，沉溺到天亮。而汝翼回头看自己的行囊，里面只剩易水般的寒冷，简直寒意可捧，于是疲倦地归来。归来后家产更加削减，头发也越剃越短，便自行请求告老，停止做弟子员；又离去，跟随昙阳子仙游至娄海。汝翼这才欣然学道，把过去的事业全部抛弃。丁亥年秋天，我返回旧居，汝翼恰好从江上来到。那时他正准备从钱塘访谒旌阳铁柱观，头戴芙蓉冠，手持玉杖，身穿鹤氅。我见到他大为惊异，以为是神仙中人。坐定之后，汝翼拿出一部诗稿给我看，原来是他从前游历金台所作的诗，请我为它作序。我笑着说：“凭你的才华和性情，只要振作精神、凝聚思绪，一定可以连续三次考取最优，何必蜕去现实的形体，却还顾恋虚幻的影子呢？”汝翼说：“不是这样。从前我登上太行山，眺望居庸，观看西山鳞鳞的晴雪，佛寺全都像由金银造成，使人仿佛不待风吹、双翼已经踏上凤凰池，绕过鳷鹊观，看见各种珍禽怪兽、红荷翠柳以及红色头巾、珍珠衣襦，幽深缠绵，千姿万状，真有霞光上升、云气腾举的征象。我想这些景物残存的香气和遗留的润泽，颇为郁积却无处寄托，于是姑且将它们濡染在这部集子中，留给后来的人，作为千秋万春的逸响。将来如果有机会邀请旌阳出世，五陵又哪里值得谈论金台呢？那三神山、五城，大概只是我眉睫之间的东西罢了。我将离开你了，与其同你尊重形体而轻视影子，宁可留下影子而寄托形体，这样不是更好吗？”我这才后悔自己闻道太晚，实在不知道汝翼就是安期、梅福那样的人；他们当初难道不是也曾在项羽的书信中受到排斥、在王氏那里被摈弃吗？只因不被任用，便把妻子儿女如同鞋子一样抛弃，得到枣子就视为瓜果，大概是以自己的生命如萤火闪烁、雷电消灭为耻。汝翼不幸被时势阻隔，无法消磨雄心、夺去远大志向，如今将要横越沧海向东而去，又沿九江向西而行。安期、梅福二位先生尚且将在早晚之间遇到知己，何况这部诗集，难道只是汝翼的泥土糟粕吗？我又哪里能够看轻汝翼呢！于是我再次斟酒，为汝翼祝寿，并与他告别。《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序五十九 诗集 《吴景猷诗集》序【邢侗】如今天下物力大多困乏，唯独文章之力稍显兴盛。穷乡僻壤和下等县邑人人都擅长作诗，然而外表强盛的内里常常空虚，声音炫耀的实际内容大多稀少。涂鸦般胡乱署名，自以为画凤画虎，反而掩饰自己近于尨犬樗栎的本质，对巨匠所用的竹木毫无补益，最终归于琐屑。有人把《渭城》只限于一曲，便不懂完整诗体的艰难；金刀尚未齐整鬓发，便不懂剃除草莽的艰难；雨已经停了而星辰尚未照耀，便不懂开启昏暗的艰难；天刚入春而草木甲芽尚未萌发，便不懂振发秀色的艰难。百年万里，反唇相讥，离合变化，谁能成为何、李所传的旧物呢？中原的《白雪》奇异而厚重，雄杰之中谁来称王？李白是源头。程季说饼、王羲之吃面，这些事情已经彰明了；却一定要用文辞使它变得繁复，来搜求细微瑕疵，难道还要把“牢九”之类的说法作为修饰的累赘吗？“秦时明月，汉家长安”已经很雅正了；却有人把它同“联拳足蝎”“细看浅把”之类混杂起来，难道不是德涵的弊病吗？吟诗的纸笺大多沿袭晚季诗风，像云停水流般靡弱了壮气；偶尔沿用叱咤之声，又渐渐染上楼居者的俗气。再加上人人怀着争竞之心，万物也似乎承受借取，傅武不以为人所知而惭愧，柴郎竭力争辩自己虽秃仍能忍受困穷，忽然间才华反而因此受到困厄。翾风低飞而绿珠高举，后来的才彦都惭愧于彼此谦让的气度。一旦脱离光彩的吝惜而显出鸊鹈般的隽异，才华便会受到剸割般的厄运。唉，这条道路实在难以言说啊！我多年的朋友、闽漳的吴景猷先生，降生时便显出灵异，平生所学足以充实自身而不受器用限制，确实属于君子。他刚过弱冠便被推举为国士，二十岁时应诏对策，出任州官，入朝辅佐司寇，历经藩司和按察使等职；居乡闲处时，岁月也屡次更易。他触景而抒发性情，感受时运而感物；台阶前日影移动了半块砖，烛花垂下了一寸的烛焰。夏日诗歌充分表现陶渊明的情致，楚地歌谣穷尽正则的变化。凡是前代正人先贤的诗作，如《嚆矢》、枚乘、司马相如关于贞妇的拟作，刘司空《团扇》诗中伤乱之情，郭弘农的游仙之作，许征君的自叙，陶彭泽的田居，卢照邻的折柳，陈子昂的感遇，岑嘉州的浐水，高达夫的安西，孟襄阳的清镜，王右丞的辋川，杜拾遗的秋兴，刘随州的听笛，皇甫氏的江草，无不条理贯通、熔铸剪裁，兴象迅疾而相似。南车开路，歧道洒泪；高宴陈列，主管退避；胸襟情思忽然如云气荡漾，文藻思绪如泉水喷洒；上溯风华于麟阁，下与环堵之中的隐士相匹敌。即使梵靖挖掘幽深的门径，夷裔穷尽边外的见闻，也确实可以说是使词语列于七曜之间，使言语组成三行阵势的人了。先生静思孝子之情，怜悯忠臣，敬重耿介廉士，学问深厚而才华秀异，胸怀慷慨且有将略；只是才智略有分别，谋略也受到资质短促的限制，还没有达到老年境界，便带着未酬的志愿早早亲近了漆黑的棺盂。贾谊没有等到在宣室之前被召回，董仲舒最终也白白等待朝廷的进献。所谓交让、剸割的比喻，不只是说辞藻华美，其中实在令人悲痛。于是我执笔持论，追念先生，接着前文说。总的来说，是舍弃琐屑而把握宏大，扩充形式而达到真实。乌鸦和尨犬远离高贵的乡里，虎凤各归其所知之地；四种艰难因风力削磨而显出妙处，八位才士各自守住自己的所长。这不也是盛明时代罕见的景象、我们这一党的大道吗？先生有个儿子名叫亮，恭敬地继承父志，成为进士，代为倡导建鼓之声来传播；同人惭愧地列在前驱之中。我心中疼痛，未能充分申说，哪里还有心思缀辑文辞呢？胸中有嘤鸣之声，冒昧地怀抱迫切之情，姑且赞写数语，用来请正于天下诗坛罢了。《冯光禄诗集》序【于慎行】大概嘉靖、隆庆年间，齐地并列为大夫、修习诗骚雅正之业的人，在历下有李沧溟先生，在北海有冯少洲先生。李先生所作歌诗，奋力追溯古始，以高超的声调冠绝一代；冯先生所论述的文章，网罗数百上千年的文献，以丰富雄健冠绝一代。天下文章之士，无不仰望李先生的准则，把它当作《驺虞》《狸首》那样的雅乐；也无不在冯先生的园苑中搜猎，把它当作陆地的海洋、蓝田的美玉。于是齐地因为二位先生而受到天下重视。然而冯先生自己所作的歌诗，却独自收藏在书箱中，没有流传于世，没有人能够看见。人们以为先生吐纳万物，把它们放在笔端，必定会钩深索隐，振起高昂的节操，凌厉当世；我随太史用韫，却得以看到其中一二。回头再看，它又深沉而幽静，纯粹而庄重明洁；浮泛的声调和切近的音响，经得起推敲，没有丝毫空隙，却又有不愿在声音中完全耗尽的地方；丰盛的花朵和俊美的藻饰，越抽取越不断涌出，却又有不愿在辞句中全部耗尽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又和李先生不同吗？我曾认为，古代修饰文辞的人，积蓄宏大而使用节省，精神常常显露于有余之中；后世修饰文辞的人，内在积蓄少而外在发出多，力量常常操持在不足之中。有余的人从内心得到它，所以不厌弃醇雅和平的声调，同时自然不能停止于高华。内里不足的人受外在见闻驱使，所以越发致力于制造怪异高亢的声调，最终却不能摆脱纤弱靡丽。这一点不可不辨析。况且才华有它的发端，情趣有它的极致。李先生的特点在于不得不这样创作，冯先生的特点在于能够这样创作却不去做；二者都属于内在有余。譬如水，水源长久而积蓄深厚，有时成为洞庭湖、鄱阳湖，水势浩荡深广，碧色连绵万顷，看不见波浪，却不能说它平庸；有时流到巴东的峡谷、吕梁的渡口，轰鸣汹涌，翻腾得仿佛倾动天地，却不能说它险恶。为什么呢？因为使它成为这样的原因，都是内在有余罢了。假如有人在这里施展技艺，把积水沟渠中的水从旋涡深穴之间激射出来，用尽所能控制的力量，使它悬空腾跃、层层跳动，以夸耀奔涌激荡的景观，难道不也会惊心骇目，使有大智慧的人认为是在凿空雕饰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内在不足所造成的效果。用这一点来衡量，二位先生的旨趣也必定有不约而同之处，只是世上没有能够深刻认识它的人罢了。冯先生有三个兄长，继承先父中宪公的事业，都凭博学善文成为齐鲁诸儒的冠冕；太史绳仲公继承并发扬祖上的武功，更加光大了家学，在著述之府中称雄。所以，冯氏在艺文方面，就像裘氏、冶氏世代担任同一官职一样，天下人都依据他的门第功勋来评价他，几乎可以同汉代以前相比。将军冯奉世父子，则更加相似。然而考察大鸿胪冯野王，在兄弟中名声最为显著；尚书评定九卿等第，把他的品行才能推为第一。但当时也没有追究任用他的原因。拿先生来衡量，也是前后相符的。才华得到肯定而在实际任用上受到限制，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那上天在名声与实际之间，究竟怎样斟酌增减呢？先生的文章和赋还比较多，尚未赶得上付梓，先把他的诗刻印若干卷。《卢子明诗序》【车大任】

译我朝自开国以来直到现在，福运相承，天下太平。士大夫以及平民读书人，铺陈文采、施展才华，历代都有杰出人物。唉，盛大啊！永乐年间，有高廷礼先生，编成《唐诗品汇》一书，从中选出最优秀的，题名为《正声》，确实对诗歌教化大有功劳。等到我读到高廷礼的作品，他一生亲自创作的诗，如“片影悬珠斗，微光下玉钩。旌旗半卷天河落，阊阖平分曙色来”等，都是这样神韵超然。大概那时风气淳厚，直接取法唐音而追踪比配。可是子明距离廷礼已经很远，而私下里仰慕他，也选取本朝诗歌，删去繁杂、撮取精要，选出其中优秀的，汇编成六十卷，约有四千二百多篇，也题名为《正声》，而他一生亲自创作的诗却没有编入。有喜爱子明的人，于是把子明前后所作的诗合在一起刊刻流传，请我写一篇文章放在卷首。我认为诗歌不是容易说清楚的，《诗经》三百篇已经是最高境界了。往下有楚辞、汉魏诗、六朝诗和唐代三朝诗体，形式越来越新，变化也达到极致，难道不也是时代造成的吗？总而言之，神韵却是千古一贯的；否则只是像梳理字句、堆砌词语，刻鹄不成反类鹜，东施效颦，这也能叫诗吗？如今看子明的诗，辞藻、气势、骨力，各方面都超过常人，而且在和平中寄寓悲怆，在浑朴中蕴含神奇，大多以神韵见长，那么又哪里比廷礼差呢？诗写得像廷礼，才有资格选唐诗；诗写得像子明，才有资格选明诗。上下二百年之间，这两位先生实在不多见。近来我在金陵，早晚与子明谈论艺文，知道他胸怀坦荡、性情直率，毫无城府；又从倪生、江生那里听说，他的父亲广文公以及兄长子孝都以诗著名。子明年轻时继承家学，立志博雅，自己在狼山之巅筑室，俯视大海，欣然有所领悟，闭门幽深探求了二十年，意兴所到，便在诗中抒发出来。后来忽然纵情于江湖之间，先带着粮食前往白下，眺望秦淮的故墟，追寻六朝遗事；又从姑苏前往虎山禅林居住。到了钱塘，泛舟西湖，悠然自得。返回姑孰，访问谢朓的青山，登上采石，凭吊李谪仙的墓；又想登衡山、渡彭蠡、沿海岱而行，作五岳之游。他用心已经很勤奋，得到的益处也很广了。况且平日常常谢绝喧嚣尘俗，把感情寄托在寥廓境界，不随便同人交往，即使是平素认识的士大夫，也不递名帖往来，大概是对外物少有经营而专心于大雅之道。这种人，确实不能和世上那些谈论诗歌的人同日而语。因此他的诗越来越奇警精进，就像从狼山东面走出数百里，烟霞景色不断变幻，清楚可见；又像大海善于处下，万条水流都向它汇聚，无法测知它的边际。我因此相信，有志之士建立自己的言论，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假如子明没有潜心修养、远游览历的帮助，神韵就不会产生；神韵不产生，雅正之道就不能兴盛。诗本来就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尽管如此，也幸亏遇上太平时代，才得以歌咏它。唉，盛大啊！这就是当今时代的风雅超过往代的原因吗？以上作为序。《汪明生诗序》【邢侗】车是用来承载的，簋是用来盛物的，削是用来切断的，帛是用来遮蔽的，这些都是器物。而车必须合乎法式，要求高大端正；簋要求内外厚实；削要求锋利而没有缺陷；帛要求器物、光泽、暴晒、收藏等条件彼此相称，这些都取决于法式。没有法式，也就没有合宜的器物。由此来谈文章，府库可以称为诗，这就是善于制作器物。但法式有时会被夸张，有时又会被缩减。巨人却在狭窄处显出肥大的姿态，小孩在狭小处卖弄姿态；奴仆在乘韦之礼上僭越本分，王公在执防之礼上降低身份。形体改变，位置错乱，诗也因此衰败了。明生本是歙县人，后来游历中原；正值成年，却收敛自身，住在四壁空空的屋子里，以藜为床、以布为被，不追求声名。不是真正的石室玉板收藏，他不去涉猎；不是甂、甗、敦、鼎一类的知识，他不去辨识；不是生金、填【缺】之类的幻奇，他不广泛搜求；不是鐉烧破析之后的残余，他不去窥探；同时又穷究史籀之学，搜集蔡伦的纸，寻求防氏的笔法，研讨仲由的学问。在防狂之市中隐匿光芒、掩藏姓名，几乎十多年后，著作才开始流传。他的书大体都称作诗。如今看他的诗，不拘泥于外在形貌，不以造作取胜，不固定位置，不凭显露铺陈，而是条理流转、曲折变化，足以借此加以说明。拿纯王来比，它在冠冕之间显得端正严肃；拿英霸来比，它在坛场之间显得庄严整肃；拿刑法条章来比，它在科令之间显得严密细致。拿军政来比，它在号令征伐之间显得明确严厉。然而明生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说：“我元范不过是一个布衣，简陋卑微，哪里知道写诗，只不过不随便作诗罢了。”车的高大端正，并不是随便做成车；簋的内外厚实，并不是随便做成簋；削的锋利而没有缺陷，并不是随便做成削；帛的器用、光泽、暴晒、收藏彼此相称，也不是随便制成帛。明生大概就是车、簋、削、帛制作方面的能工巧匠吧？古语说：“舌头说破、耳朵听聋，也看不见成功。”明生的诗，经过惊惧忧虑、剖心苦思，功业才因此成就。关中的南史子兴，素来很有敬重礼法、识别人才的眼光，又得到和凝选拔人才的能力相助，书稿刚刚完成，便像疾风般迅疾传布，家家都欣赏郢音，人人都奔向《渌水》，这样就足以流传了。明生将前往渭川，慢慢磨镜，拜见尊者却恍惚觉得来不及；攀着棺木，希望还能有所作为。明生啊，你或许会张大殽山、函谷关的声势吧？南史也就成了关尹之后继承者。《谷城山堂诗序》【邢侗】我的老师宗伯学士先生，因为担任当今皇帝的日讲官最久，受到的宠信和知遇最为深厚。他获准告老还乡、在谷城家居，是因为先生多次上疏恳求，以疾病为由休息。如今居家已经不知不觉十多年了。先生当时正好六十岁，脸色非常润泽，心情十分愉快，而皇帝召他还朝的诏命迫在旦夕，先生却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似的。近来他把一部诗稿急忙送给我说：“这是我平生所作的韵语，你替我校订并作序记吧。”我接受后恭敬地阅读，过了十多天，才稍稍涉猎到它的边际，于是借此评论说：“真是这样啊，先生遇上了盛明的时代！盛明时代能够得到先生，实在不是偶然。唐代创作的成就，若只归于诗歌，总的说来，它高超绝伦而难以继承；若再专归到开元、天宝年间，才称为盛唐。神龙以前，难道没有宗师巨匠吗？只是沿袭近代遗风，流波尚未消尽，浮艳华丽胜过质朴，就损害了雅正；显露痕迹、卖弄姿态，就失去了稳重严肃，这就是初唐。盛唐超过初唐，初唐比不上盛唐，是时代和人情的境遇使然。譬如酿酒，酎酒因反复酿造而醇厚，醖酒因工艺达到极致而精美；浸润得越深，内涵越充足，灵秀和谐的气息洋溢出来，天然之声也随之鸣响，盛唐之所以盛大，就可以知道了。”

译我朝承受上天隆盛的运数，气化涵养而融和，所以在诗歌方面积蓄精华尤其深厚，显现盛世风貌时也有特别杰出的人才，我姑且抒发自己的见解来谈论。李、何卓然并立，努力振兴孤立的学术，这好比产生了神奇景象而跨越开元；他们恳切奋勉、竭尽力量，想要形成盛唐气象，但在鸠鸟的眼光看来，也还有些微的讥评。江东、历下据有时代的全盛，流露出对开元盛况的仰慕，即使士人中也不免有不同的议论。先生从历下的壮盛时代崛起，在江东的末年成就；论其年代，仿佛正处在开元、天宝至大历之间，而先生真是美好盛大啊！在昌明时代，这种盛况尤其突出。先生承受名山之灵气降生，早年就负有清正高雅的声望，早在严亭青箱传授学问之日，便以诗为雅正之言，又加上熙朝所积淀的淳厚精华。等到任职翰苑，更加努力发扬家学；凭借这种地位和声望，不以资历去追求通达，而是深入探究隐秘典籍；不以广泛交游来求取道路，而是用来契合内心深处。性灵所至，于是百般同窗杂处、刀笔往来之后，他的著作终于完成。全书共一百卷，不能全部叙述，现在姑且略述其诗：清静淳粹，是孝子存心的境界吗？宽和温厚，是君子立身的境界吗？恭敬严肃而秀异挺拔，是太华山独立高标的气象吗？浩大舒卷，是重重深海的壮观吗？文采灿烂而丰润，是祥瑞云气舒展的形态吗？条理流转而统摄全体，是箫管众声汇合而成的和谐吗？” 先生从盛明时代崛起，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足以窥见盛唐境界。我私下认为，如果把先生的律诗、绝句、歌行等拿来同盛唐相比，那么先生和盛唐双方都不会受损；如果拿乐府、古诗把先生列入盛唐，那么反倒像是盛唐辜负了先生，这个缘故很难说清。再往下评论各个时代，若让先生同李、何争胜，李白应当在姿态上逊色，何景明应当在骨力上逊色，不仅如此。假如江东凭借吞吐野山的气势遇到先生，就不能不向中原坚固的营垒退让；即使让历下诸贤在黄石旁同先生击掌相逢，历下诸贤难道不会在收敛锋芒、推尊先生的国士风度时感到惭愧吗？若在文苑中放声高唱，龙门之文也不比马、班更优；若在台司之中端正严明，李、杜有时也会在伊尹、傅说面前惭愧。为什么呢？因为要具备全部力量很难，而牙角羽翼很少能够齐备。先生地位尊贵，可以成为辅佐君王的大臣；地位崇高，可以成为帝王的辅弼；寄托于咏叹、附着于文辞，卓然名扬于世，难道不是上天所授吗？先生深深系属人心，不久天子就频频颁下黄麻诏书，要任命他为相，并命有关部门亲自劝驾。这样，马、班、李、杜一天之内都聚集到伊尹、傅说、龙门的席位上，那么所能称颂、报答、扩大盛明时代的功业，哪里有穷尽呢？而盛明时代与先生相遇，也不只是因为诗歌文章，这又是前所未有的开端。我这个门下士邢侗老困于一隅，学问根基虽然浅薄，还能勉强撰写《中和乐职宣布声诗》，作为替先生在丹陛之下效力的文字。《程中权诗序》【董复亨】凡是学习，都是为了求得相似；不相似就不算是对的。然而相似了也未必就是对的。因为学习又各自有真实的一面。真实，是人的精神血脉；相似，只是人的面貌皮肤。学习到相似，便是舍弃自己的精神血脉，借用别人的面貌，袭取别人的皮肤。唉，真实而不真实，就不对了。诗道更是如此。《诗经》三百篇，是三百位诗人各自写出自己精神血脉所趋向的东西。汉魏诗像不像《诗经》三百篇？六朝诗像不像汉魏诗？唐诗像不像六朝诗？即使在唐人中，青莲、少陵、长吉、乐天、文房、子厚，也都是相似而又不相似。正因为不像，才成为真正的诗；近世作诗的人，学三百篇就像三百篇，学汉魏就像汉魏，学唐代各家就像唐代各家。相似难道曾经不是诗吗？然而不是诗的真实。更不用说学走路、效颦，只会增加丑态。即便优孟扮演孙叔敖、胡宽营造新丰，确实相似，但那只是像真的孙叔敖，并不是真正的新丰城。所以说，不相似未必不对，相似了也未必就是对。程中权，是新安的诗友。他作诗将近三十年，我曾偶然看过他的诗，拿唐诗来求取不像，拿六朝诗来求取也不像，拿汉魏诗来求取也不像，进一步拿《诗经》三百篇来求取也不像，只有题目相似而已。他的诗不牵连旁门，只是写实物、抒真情，不依傍古人的生活。沉着，却不一定要造成俊逸明亮的声响；辨析广博，却不一定要形成高古的声调；绵密，却不一定要表现枯寂的思想；确实，却不一定要使用描摹形状的语言。以行役为题材的诗，就是中权的行役诗；以赠别为题材的诗，就是中权的赠别诗；以寺观为题材的诗，就是中权的寺观诗；以侠邪为题材的诗，就是中权的侠邪诗。可以庄重，可以亲狎；可以淡雅，可以浓艳；可以近，可以远；可以写大，可以写小，却不能让其中一句像古人。即便说古人也想像中权的一句诗，也不可以。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中权的诗，是中权真实的精神血脉。世上一般作诗的人，表现的不过是面貌皮肤罢了。面貌皮肤，又哪里值得称为诗？不是不值得称为诗，而是不足以称为诗的真实。我朋友顾太史曾同我谈论史书，说太史公写列传，常常在人物的过失处反复刻画，绝不停止，因为过失处正是这个人的真实精神，也正是他区别于众人的地方。我赞叹说这是懂得言论的人。唉，懂得史就懂得诗；懂得太史公之所以成为史家，也就懂得中权之所以成为诗人。《毕孟侯诗序》【方宏静】毕孟侯出使办事已经完成，将要回朝，于是汇集自己的诗作，说：“我方宏静勤读万卷书、评论百代史，尚且不敢妄下断语；如果不把这些诗请当代长者加以校正，我恐怕会陷入迷惑，所以请您辨析。”我读完后说：“这是大鄣山的灵运啊。诗体已经完备，文辞也很华美，堂室内外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孟侯还是童年时便铺陈文采，已经使当时同辈惊异；不到二十岁就几乎立身成名，周旋于清贵华美的官署。造物者并没有让他只满足于簿书事务，仕途既然放开了他，他又如此专心嗜好、苦心经营；他的才华压倒屈原、宋玉，远远超过曹植、曹丕，是多么超卓啊！”我的年岁已经流逝，手持蜡烛的微光，怎么能给正午灿烂的阳光增添光明呢？我曾经读过泾野氏为《空同子集》所作的序，遗憾的是他认为空同子只能成为屈原、宋玉一类的人，却没有成为曾参、思孟、程颐、张载、胡安国一类的人。他说：“泾野氏的议论，真是君子的议论啊！”我却对此有所疑问。假如空同子不能成为屈原、宋玉一类的人，难道就可以成为曾参、思孟、程颐、张载一类的人吗？即使成为屈原、宋玉一类的人，难道就不能成为曾参、思孟、程颐、张载一类的人吗？我认为道理只有一个，理学和辞章并不是分成两条道路的。而且洙水、泗水之间孔门，本来就把文学列为四科之一。质朴胜过文饰，就会流于粗野；对草创的事物加以讨论、润色，这正是善于处理事务的方法。

译文辞是不能停止追求的。说话未必一定要有道德，若因此受到蒙蔽，也不是文辞本身的过错。天上列宿的光彩，百花的芬芳，天地的文采，难道可以说它们没有用处吗？孔子说：“文采和质朴相互协调，一句话就把道理说尽了。”因此世人把它奉为天下的法则。泾野氏的议论，难道不是把二者分成了两端吗？我因此感到疑惑。尽管如此，您所说的“文辞只要能够通达意思”也是对的。吉祥人的言辞，因此贵在简少。空同子的文集，或许也有可以删减的地方；这并不掩盖他的美玉，只是元凯的偏僻、皇甫的放纵，或许有人会加以批评吧？所以泾野氏的议论，确实是君子的议论。孟侯的才力，完全可以达到屈原、宋玉的境界，可以达到程颐、张载的境界，也可以达到曾参、思孟的境界。泾野氏的议论，请把它作为对孟侯的补益，希望孟侯能够兼而有之。孟侯正要成为国家杰出栋梁，他能虚心以应对世事吗？那就是《定性书》的境界；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匡正时世吗？那就是《订顽》的气度。在有道的朝廷任事，言论足以使国家兴盛，即使处境不变也不改志向，那就是曾参、思孟的教诲。若这样而又成为屈原、宋玉一类的人，文采茂盛而能够承载道义，有什么不可以呢？把这些方面合在一起，适时表现出来，大人的学问就都具备了。木讷的人轻视文华，沉溺于博杂的人忽略质朴；对于文质彬彬的道理，他们难道都不相通吗？” 我的年岁已经流逝，我的话在世人看来大概会被认为迂阔。尽管如此，我希望孟侯能够兼备这两方面，并把它们统一起来。黄石函《孝廉园居稿》引【刘文卿】我过去曾说，《诗经》删定以后，似乎既没有诗而又有诗，有诗却又等于没有诗。我私下不自量力，在当时作家面前，不从技巧、功力和辞采表面去看，而是像涂毒鼓一样，只要远近有人听见，便无不惊惧失措。建安以来，作家多如树林，触犯者多如盗贼，死者多如陈陶的军队；朱殿荒芜、野草丛生，几乎数说不尽。这样看来，诗的真正地位，难道不就是古人所谓博大真人的境界吗？然而《郑风》《卫风》的诗篇、垓下的歌声，无不被大成之作取法，盛大地推尊辞苑中所谓“没有诗而有诗”。王仲淹说诗歌不忘人的性情，大概是千古不变的定论。许多文士竭力追述古人，唯恐自己不像古人。不写《焦氏易林》而写庐江诗，不写《同谷七歌》而写《七哀诗》；《远别离》《乌栖曲》，难道一定要有所讽刺吗？爱好美色而轻易失去操守，戏谑欢笑、唾骂流泪，没有一样不可以写。然而这些实际都是技巧，所以在诗的气势格调上有所获得，也有所失去。虽不是我这一宗派，仍然是诗。我的朋友右文先生，平素博学多识，并不专攻诗歌；才思俊秀、聪慧清婉，对各家诗体无不适合。他写近体诗谈杜陵、王右丞，写古体诗谈鲍照、谢灵运；像《秋兴》《宫词》等篇，雕琢声韵、修饰文采，气韵冲融而照人，好像使诗的骨骼显得峻峭、气象郁盛，列置在程氏五父之衢上，必定能够使明远、拾遗感到庆幸；右文已经为此奠定基础。右文游历四方的足迹很少，他家乡的山水也没有别的奇特之处，所以常常只能在园中屈膝吟诗、坐着长啸，却能千里之外不忘本乡的风土。太史公曾滞留周南，渡过淮河，登上泰山，于是文章更加精工；假使能使他的神气飞跃腾挪、同五岳一起高举的，不正是江山吗？那么庐江、垓下的山河，所感动的又是什么呢？参合最高深的情感，以天籁般的声响表现出来，难道还会因地势高低而有所选择吗？右文是懂得诗歌根本的人。今后如果用开元时代、梁甫山等地来验证所谓诗歌的真正地位，那么右文有诗，即使不以圣贤一流来衡量；若去掉其朴质初始而显出的华采，以及略带凌厉、借助辞藻润饰的姿态，它也足以成为建安、开元诗坛的屏障。这样说来，右文有了诗，右文在诗歌方面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的了。我于是拿过去衡量诗歌的见解来验证它。《菊山黄先生诗集序》【郑以伟】如今谈诗的人有两派：一派主张摹仿，认为砍木制棋、蒙革做球，都各有法式，何况精神灵明之物呢？所以奉唐诗为准则。摹仿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担心摹仿不像而变成袭取代替。另一派主张创新，认为临帖学书，越像它反而离它越远，关键在于情感迫切、境遇触发，打破天地间从未有过的表达方式，以此求奇。创新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担心创新不得其法而流于鄙俗。两者都有弊病，而因袭尤其严重。鄙俗还能够自己表达情感，因袭却只是拾取藩篱边的残汁、乞求涕泪笑容，不能自由表达。巧的人像优孟扮叔孙敖，可以使楚王惊异；拙的人却只是具备外貌的伎俩，连像那个人也做不到，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以我自己作为诗歌的主体而向唐诗借取法则，那么唐诗就是我自己；把唐诗化为自我，这才是真正能够得到唐诗精神的人。明代真正能够得到唐诗精神的，自信阳、北地以后，温陵有菊山先生。先生具有经世济民的才干，却困于科举一第；占卜后任舒城令，调任衢州刺史，各地都有惠民政绩，最终罢官离任，徜徉于龙首、紫云之间。他作诗自出机杼，法度不违背古人，多取精华而简洁表达。像奴仆驱使精选之物、隶卒驱使楚骚一样，他把百代诗歌都驱使来供自己使用。读他的诗，就像宫悬乐器同时演奏，气势竞相激荡，声音繁多，不专属于一个流派。然而先生的诗并不是有意经营构思，而是古代诗歌本来就不得不这样写。先生运用古法，并不是先生刻意运用古法、务求摆脱陈旧，而是古法被先生运用后，自然产生了新的景象。先生在摹仿唐诗，还是唐诗在摹仿先生呢？我无法知道。先生去世后，冢孙少宗伯毅翁老师已经发掘出先生的内涵，编成诗集若干卷，交给我的同年李绳伯君刊刻，大概是继承祖笏的遗志。刊刻完成后，老师嘱咐我郑以伟作序。我说：在诗歌初变时评论它容易，在诗歌已经盛极之后评论它就困难了。为什么呢？凡是初变，都是在芜杂累赘已经达到极点之后，形势不得不削减它，使之归于敦厚琢磨，只要去掉鄙俗，面貌就改变了，所以说容易。若在已经兴盛之后，文饰已经达到无法再增加的地步，习气又凝结成众人共同趋向的样子，就不能不去掉因袭，所以说困难。本朝初年的诸公，把元末的靡丽声音改变为大雅之声，也像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把骈丽改变为温厚，近似初唐。然而我认为，洗去胜国旧习而使之空灵，正是正始之音。到了何景明、李梦阳以后，蓄积的全都吐露，厚重的全都泄尽，那大概已接近开元、天宝年间了吧？仿佛盛唐已经达到极盛，士人耳诵目见的，无不成为当时的趋向，于是不知不觉陷入因袭，所以去掉鄙俗容易，去掉因袭困难。先生作诗出于天性，并没有意图摘取古人的词句，所以没有文士那种雕虫、斗鹤的姿态，而体势自然浑厚。毅翁老师常对我说：“先生作诗仿佛不经过思考，叉手之间，百韵顷刻而成。古人所说的才能出于天性，大概就是这样吧。”与先生同时代的闽地还有郑继之，也以诗闻名。评论者说他的诗像冰棱石骨，质地刚劲而不华饰；又像天宝年间的老人，谈论安史乱世的事情，句句都是事实，使人抽泣得几乎断气。大概他得到的是杜甫的骨力。先生的诗在意义和格律上，大致相当于他，而才情超过他。可以说兼得了杜甫的神韵。不过总的说来，两位先生都不是彼此因袭的。《杨泠然诗序》【郑以伟】

译宋玉谈风说：“枳树的曲枝招来鸟巢，空洞的穴隙招来风。”人难道就是诗的空穴吗？所以人不得已而有诗。诗似乎不是人的本性，但正因为诗是人不得已而发出的，人才是诗的本性。空穴形成了，风就来了；人具备了条件，诗就来了。诗到来的时候，谁能抵挡它呢？《国风》有一半出自委巷，都是歌谣的作品。并不是说它们追求工巧，而是它们所产生的，都是不得已而发的。 我和杨泠然是二十年的异姓兄弟，后来各自像鸟兽一样离散了好几年。忽然在楚宫送薛鲁叔时见面，真如昙花一现。那时张君一所作的序已使泠然的诗在天下盛行。泠然对待诗，就像行住坐卧四种威仪、十二时辰中都不停止锤炼诗歌；正如张君一所说，早晨的山岚、傍晚的雾气、鸟声和云影，都进入他的胸中，在啸歌中表现出来，但这一切都是他自然流露的。泠然任山阳令，有元结任道州时的风范；凭才干入选曹郎，侍奉藩王讲学，不久便罢官离去，后来起任四门先生，而喜爱吟诗从未停止。这正如唐人所说的“暗中自有督促”。楚地不是没有风而有诗，诗的萌芽本来就是从楚地发出的，只是最初没有被太史公采录罢了。泠然从江西迁到夜郎；江西有一半属于楚地，宋代诗歌以黄庭坚为宗主，又把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等列为法嗣，爱好者甚至绘制宗派图。夜郎自古就是荒远的边服之地，自从青莲居士李白乘风而去以后，难道没有街巷歌谣像《国风》诗那样吗？可惜没有人采录它们罢了。它作为诗的空穴，本来就存在。近世孙宗伯淮海兴起而振兴诗歌，淮海是如皋人，却寓居清平卫。他论诗说：“不知道学习道，就不能作诗。”几十年后又有了泠然。泠然也从庐陵迁到贵州卫，从此夜郎也像楚地一样，虽似无风却有《离骚》，说这是由淮海、泠然发端，也可以。泠然做官时命运坎坷，因气质相同而彼此相许，并不是因为云霓、椒兰、熔金、弓箭等外物而受到牵累。正逢太平清明的时代，也没有孔子、屈原、墨子那样的幽愤、冤结和曲折忧思需要抒发。他所遭遇的与三闾大夫不同，却把美玉和石头一概混同，悲叹端正之士无人引荐，或许又同三闾相似。读他的《避暑录》，仿佛蝉蜕于人间；石林草地之间有闲置的十亩地，使人觉察到哀叹此生没有快乐、幽独居住山中实在过于狭迫。然而当他触及时事、抵抗世俗时，又不能不慷慨激昂。大概他的趣味冷淡，所以故意写得无情；他的心地聪黠而内热，所以故意写得有情。痴情的屈原多愤懑而远游，显露出冲激；陶渊明性情恬淡，却在咏荆轲时发抒壮心。泠然有陶渊明的壮志，却以恬淡表达；有《离骚》的幽深，却没有它的愤激，大概是以学习道理来形成诗歌音韵的人。假使将来他歌咏国家盛世，像淮海那样，又有谁会说黔地不如楚地呢？严沧浪用禅理来比喻诗歌，古代高僧有这样的问答：眼睛来到事物的形体，还是形体来到眼睛？我认为水与镜相接，正是自然之道；古人善于作诗，都有外在事物作为主宰。人的情感寂然不动，分析空洞、圈套和低洼之处，受到万物之声的吹拂交接，于是流动在泠然身上的，也只是风穴相互感应罢了。泠然在禅理上的造诣很深，他会认为我具备金刚般的眼睛吗？《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九，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 诗集 《二卢先生诗集序》【徐学谟】我从吴中二卢先生的诗作中看出，采集诗歌同观察民风的关系非常重大。诗为什么称为“风”呢？诗本身并不是风，但当它受到感触时，便按照自然本性发出，就像大地发出的叹息气息。它蓬勃地受到外物触动而自己并不知道，同时又无所不至，东西南北运行迅疾而变化多端，所以称为“风”。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开头从《周南》《召南》的风诗写起，这是最高的了。其他各国的诗，各自随着本国歌谣风俗的变化而形成不同声调。比如郑地的淫靡，唐地的俭啬，豳地的忠厚，陈地以巫觋之风著称，秦地以车马武力雄强，又何曾能用同一标准概括呢？那么圣人为什么各自保留它们的本来面貌而不废弃呢？因为取其出于自然本性，没有凭借外物，不追求诡异修饰、夸耀胜人来满足心意、炫耀耳目。如果一定互相借取，务求诡饰夸胜来快意炫目，像今天人们所作的那样，那么各国的歌谣风俗就会混成一种风格，不能彼此辨别，采诗的人又凭什么观察它们呢？我因此知道古今人的诗并没有不同，而成为诗的方式却不同。大江南北的歌谣风俗彼此不能相互替代，难道不是清楚明显吗？” 它们发而成为声诗，大体上北方以迅疾爽朗为主，南方人就讥笑它粗糙；南方以婉转华丽为主，北方人就嫌它柔弱。但归根到底，只要不违背自然应感而发的情感，即使孔子在世也都会有所取法。南北人又有什么可相互嘲笑的呢？我是吴地人，所以知道吴人的诗。自国初高阳诸公以婉丽诗风倡导，稍稍取法唐调，二百年来作者辈出。虽然这些人的才力禀赋各不相同，但都以吴人的身份写吴地语言，尽力发挥自身偏长，各自能够成为一家。即使偶尔显得柔弱，也终究不至于洗掉本质而使它流于浅薄。我还来得及见到其中一些人。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北方诗风日益强盛，突然压倒南方人的气势，年轻人争相依附，任意发议论、逞口舌，奔驰追逐，呼喊喧闹。于是和平、雅淡的声调日益稀少，傲慢、轻浮、浅薄的声音日益炽盛；率意作词，揣度方向，却不知道究竟遵循的是哪一种风气。至于剪裁缀合华丽词语，使篇章错落，情景看似无穷而转换却有限，起初令人惊艳，最终却因屡见而不再新鲜。这就是所谓想逃离吴地，却反而离唐诗更远了。所以我曾经坚持说法：诗歌没有比今天更盛的，也没有比今天更衰的。适逢卢中翰仲谔拿一部先世遗稿给我看，大概是他的祖父伯仲师陈师召二先生所作，我替他读完了全书。我看见他们的诗，雅正而以质朴为胜，能够因情感和景物的触发，依照自然本性写出，完全没有当时诡饰夸胜的习气，真是差不多达到理想了！我所说的“还来得及见到其中一些人”，是因为二位先生都在肃皇帝即位初年做官；那时天下承接历朝熙和融洽之后，民俗接近质朴，士大夫大多重视根本实际而轻视借用虚饰，他们说话都表达自己真正能够说的话；即使不能说，也一定不肯抄袭别人的话来当作自己的话。何况二位卢先生又都是善于言说的人，他们的诗内外通透，像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假使今天的年轻人读它，简直会认为只是乡野人的话。唉，这确实就是乡野人的话，那么孔子所说的“跟从先进”，除了二位先生还能到哪里去呢？所以我乐意为他们的诗作序，把它交给中翰君刊刻流传，使观察民风的人能够借此评论吴地的时代。《阳明先生重游九华诗卷后序》【万廷言】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因此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我诵读阳明先生《重游九华诸诗》，并评论他所处的时代，大概就是毅皇帝南巡金陵召见他的时候吧？当时先生已经擒获濠逆凶恶之徒，却有人争夺功劳、暗中构陷，明里排挤，置于左腹之地；皇帝召他到采石，却近在咫尺而不能奉见至尊，祸患又不可测，确实十分危险。那些被生死祸福交错所惊惧的人，低头丧气，畏缩窥伺，不能保全自身；而世人所称的机敏有谋略之士，又乘机取巧，侥幸于片刻之间，这些本来都不值得称道。那些豪杰君子善于处置患难，不忘忠诚，也不过是屏息等候治罪，直到天亮不能入睡，绕着床榻叹息罢了；还从未有像先生这样，能够看淡得失的分别，齐同死生的缘故，洞然忘怀，在山川草木之间从容咏叹，快乐却不忘记忧患，温厚和乐而不失恭敬。唉，这正是九华诗作成的原因，也是诵读它的人应当评论其时代的原因吧？因为先生良知的本体虚明莹澈，明朗如太虚，洞察天地，死生、利害、祸福的变化，正如阴阳昼夜、惨淡舒展、消退增长在眼前交替；遇到它便安然处之，触及它便随即回应，正好彰显我的良知；各种变化显现为圆融通达的作用，竟不足以动摇他一丝一毫。有时感触积存，念虑凝滞，略有尚未融通之处，那么太虚无边无际，阴翳便会间杂产生；用清风荡涤它，用日月照耀它，用平旦的清明使它安息，用太和之气温煦它，忽然不知不觉间转成轻云，化为祥瑞之气；郁结阴暗逐渐消散，广阔天空重新澄澈晴朗。人们反而乐于把这种变化看作庆贺和祥瑞，却不知道消融变化的妙处，实在就在从容咏歌之间：超然地得到释放，融和地得到解脱，便同天地一起流行了。所以观读这些诗而评论其时代，然后才知道先生的自我快乐，正是用来深深施展自己力量的方式。伊川所说“学者要学习如何处置患难”，其中的要旨确实在这里，更加可以知道先生是千古豪杰，后世应当加以推重并取法的人。假如只把它看成辞藻，不过是骚人墨客善于经营语言罢了，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呢？唉，先生所处的是生死利害这样重大的境地，尚且能够如此，何况富贵贫贱、得失毁誉这些小事，我们难道可以自行坠落、患得患失吗？隆庆丁卯年，我在汀州，幕僚周君子显拿这卷诗给我看，于是感念先生的学问，评论他的时代，谨慎地写在卷末。子显的父亲曾同先生交往，子显年轻时也有志向，反复诵读先生的诗，并思考他的家学。子显虽然尚未得到际遇，也应当能够通过咏歌从容来自我调适；至于贫贱、困穷、显达，都不应成为忧愁之事。这样或许就能推论先生的真实学问，而不只是诵读先生的诗。《许孟中壬申所寄和诗后序》【万廷言】

译起初，嘉靖壬戌年，我因为参加考试来到京城，和孟诚李君在人群中结识许孟中君，于是借兵部主事南离钱君的宅舍定交。没过几天，我们三人一同考中进士。李君很早就得到家学传授；我不肖，跟随念庵罗先生，听闻以主静为根本的学说，两人常常互相讨论。许君是唐一庵先生的门人，认为我们两人的话很恰当，每天都喜欢听我们谈论。李君英俊爽朗、卓异出众；我本来迟钝而固守己见，别人见了说我清高简朴。许君内心刚正而外表和厚，温和可爱，所以我们两人尤其喜欢接近他，以此互相润益。自从初次相识到许君在南部授官，中间十多个 月，没有一天不聚在一起。我们两人任西曹郎，每次出官署，马头所指向的方向，两家的仆役不用询问就知道是去拜访许君。许君出门，仆役也不用询问就知道他是去找我们两人。三人的交情就是这样。不久，许君赴留都巡视真州盐务，李君称病回南山，我们各自两年没有相见。后来我奉命出使经过真州，和许君泛舟长江，登金山，在临江楼上徘徊了几天，各自都有所得而分别。又过一年，我任礼部官，许君改任吏部，我们再次在京城相聚。按照吏部旧例，官署闭门以避嫌疑，但我和许君每天讲学，仍像在西曹时一样，于是人们便认为我们有结党嫌疑。丁卯年，隆庆改元的春天，我出任云南督学，不久便被贬离职。许君也因病请求归乡。从此许君卧居苕水之上，我最终因获罪被斥退，闭居桑林，彼此又有四年没有相见。庚午年冬天，许君任兵备雷廉，经过桑林时，李君已经先被起复，也在广东任官。我想到将来能同许君再次聚于京城，而李君却因为生病以及居家守丧，不能同往。如今两位朋友正欢聚未尽，而我却已经被排除在外。所以我写诗寄给李君，其中有“想君论到同心处，回首应怜少一人”这样的句子，实在是深有所感，并不只是在离合、困厄和通达之间感慨。又过一年，壬申年秋天，许君调任入闽，从虔州寄诗来问候我。当时正逢祖母去世，又有次子建明因病夭折，悲痛接连而来，没有空闲阅读。不久，许君竟因从前在吏部讲学的缘故，被贬为淮扬的官员。今年春天，我卧病桑林，静静追想往事，取出前诗阅读，看见许君和我的诗中写道：“可怜万里同心者，犹是当年鼎足人。”我反复诵读，不能放下手，三个人竟如此不能彼此忘怀。从初次认识许君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中间行迹各不相同，哪一天不在彼此思念之中呢？我们当然有离合之感，又何曾有一念放在困穷或显达上呢？我和你们三人的心志相距已经很远了，而世人正要掌握贵贱的权柄，伸缩进退来决定人的荣辱，这也是不对的。虽然如此，这种心情却不容易说清。于是我记起往年和您夜坐在枕江楼时，山石瘦削，水位下降，惊急的水流如雷声般喧响在耳边。不一会儿，声响突然止息，四周幽静得仿佛洗去了喧嚣尘垢；当时我们游览所见的景物，起初也同您一样对此感到惊异。打开窗俯视，只见潮水上涨，石头都被淹没，水面平静如镜；月亮悬在海边，月光随着潮水涨满，只听见报晓的鸟声。于是我们和您豪迈地环顾四周，抖擞衣襟，站在千仞高峰之巅，思考返身求诚、践行圣贤教化、存养精神以及上下同流这些实际功夫，于是各自作诗告别。唉，如今又过去十年了。抚今追昔，我的心体是否仍如皓皓精纯之物，洋溢于江汉之间，终究不会再被遮蔽呢？读到您寄来的诗，风格超迈，意趣精澈，常常能从言辞之外看出这种心意，那么两位如今互相切磋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了。只是我历经艰难，固执停滞依然如昔，反复读诗三遍，更增惭愧感叹，因此叙述这些写下来，交给两位：一份收藏在家中，以见我们三人同心之处确实存在；又记下我的惭愧，希望两位终究不要忘记。万历改元五月午日 《泛舟诗序》【万廷言】我家世代居住在东溪之上。溪水北面是太湖，纵长五里，横宽约为纵长的一半，环绕溪上，形如玉玦。两岸有许多老树，其中最奇异的是一千多株大松树，像屏风舒展、墙壁高耸，森然秀美而深沉浓郁。夏秋之月从两岸空隙升起时，天空开阔，水色清澄，松林把月影收纳其中，幽暗的光辉深碧，上下浑然一色。划船逆着水波而上，凉风徐徐吹来，仿佛置身大圆智镜之中，不知自己身在什么时代。溪水南面是小港，向上通到三江口，汇入东西两条大河，曲折流下，通达防城，约二百里。可游之处，从溪旁左转的枫树潭开始，水流曲折清澈，沙白滩浅，小船和白鸟一起浮沉其间。从这里到石冈十五里，港水向北流，而石冈反折向南，孤峰拔地数十仞，群松覆盖峰顶。月夜望去，像鸾鸟停驻、猛虎挺立；那里还有一座禅师庵。登高扶栏远望，万顷良田铺展，星光落在平野上；朱罗阁、皂西山、万寿山的胜景，隐隐约约都映入眼帘。万历乙亥年仲夏望日之后的夜晚，湖水刚刚平静，明月亮如白昼，家父命我划船举杯，邀请族父太常君吴子维兴，带着两三个子弟到湖上赏月。第二天夜里，太常君把船从潭中驶到石冈，吴子闇卿、实卿也一同前来。我们振衣登高，饮酒尽兴，直到海天发白、星光将残，才醉醺醺地分别。又过了一天，大家各自作诗来记述这件事。闇卿对我说：“自有湖山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快乐；这些诗不能不流传，请你在卷首写几句话。”我说：“这正是《秦风·蒹葭》这首诗所以创作的道理。诗中所谓的‘伊人’，姓名本来无法考知；他一定是眼光高远、精神超拔于万物之上、飘然处在尘垢之外的人。那时秦国的风俗，对外在驰驱、斗猛争强，内在却俯首听命于宦官佞幸；急于夸诈而崇尚斩获首级，已经不必等到商鞅教化之后才如此。当时的高人逸士苦于浑浊世道难以容身，想奋张羽翼，在清波浩渺之上洗涤自身；可是环顾四周又没有同类，于是远远眺望蒹葭，借追寻水中人的兴致来寄托心情，希望多少能有所寄托，却未必真有一个可以追寻到的‘伊人’。然而如今诵读这首诗，感受它的志趣，芦苇长在水边，真仿佛有一个伊人在那里，使人将要提起衣裳追随他，忘了这原来只是寓言。这就是‘诗可以兴’，不是确实如此吗？何况求学修道的君子凝聚精神，遗忘耳目之欲，吸取清晨初生的清气，洗涤自己邪淫污秽的积习；使太虚之精气在江汉秋阳的清洁中充分洗濯，亲身保持清明而与万物同游，足以使廉者更加刚正、懦者树立志气、振起衰败的风气。即使只是吟咏徘徊的一会儿，也会使山川为之凝神。”

译他的才华秀美，如日月灌注光华；即使百世之后，直到云霄尽头、土地极处，也必将明明白白地长久存在于人们的视听之中，并且越来越显著。又何必把目光投向蒹葭的缥缈之处呢？它感动人的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我固然还做不到，但幸逢清明时代，没有簪组官场的牵累，姓名混同于鹿豕之间，能够放任身心于溪山泉石的幽静清凉之中，以道德的芳香滋润自己，以蒹葭上的零露为食，心境与自然相融，哪里还只是寓言呢？所以这首诗确实不能不流传。请您记住。我曾说，史书有不可信的地方，评论却贵在合乎实情。谢太傅在东山时，仿佛无意于天下；等到辅佐晋朝，却把桓温、符坚看作在手掌之间搏弄小儿，最终成就大业。这是因为他胸中蓄积深厚，能顺应事物来驾驭感情，有些地方不是常人容易测度的；史书却以折断木屐来讥笑他，实在错了。子瞻被贬谪到齐安时，清高自守，傲视一世，固然不免有被知者责备的地方；但渡海以后，他的造诣日益深邃，差不多就是所谓把得失、生死看得齐平的人了。他的高风大节，难道不正应当比作秦诗所谓的‘伊人’吗？世俗儒者却过分刻薄地讥讽他，不也是过错吗？诗中提到了两位君子，因此一并写下来流传，等待求学修道的君子来鉴察。《秋泛使君湖诗序》【宋仪望】我从春天开始巡视河东，过了夏天，进入秋天，才巡行各个支郡。经过临晋时，听说有个称为五姓湖的地方，湖上有寺，寺旁多深林古木，于是我绕道前去观看，因而感慨长叹道：‘唉！晋地土层深厚，水源深藏，掘地几十尺才得到泉水，而泉水多咸苦卤涩，实在令人苦恼。唯独这个湖周围数十里，水流回旋，水面漫溢，和吴地的横塘、越地的鉴湖没有不同，却只被当地人用来捕鱼牟利，湖因此竟冒用了五姓这个名字，唉，也真是奇怪！’从前柳子厚被贬到桂阳，以愚命名一条溪流，自己说溪流因此蒙受侮辱；然而依靠他的文章，终于流传到今天。唯独令人奇怪的是，他写《晋问》时，竟没有叙述这个湖，使它不能和愚溪一起闻名于世，难道地方显达或隐晦本来就有定数吗？我既然坐在湖上，便划船泛游，徜徉了一会儿，作诗叩舷而歌，大概真如江南佳境一般。又感念李白任郎官时的游览，于是改名为使君湖。唉！这个地方自虞、夏以来，都是京畿附近的土地。当时君臣都战战兢兢地互相警戒，只把治理水土、教导农耕作为要务；至于宴饮游乐，大概遥远得从未听说过。夏后氏衰微以后，太康才开始游猎，纵情嬉戏没有节制，当时群臣都怨恨他，《五子之歌》读来使人凄凉惋惜、流泪不止。不久便发生了后羿篡夺政权的事情，这才知道自古以来君臣战栗畏惧，如同坠入深渊，不敢有一天放纵自身，确实是有原因的！确实是有原因的！从虞、夏直到今天，将近几千年；据我所见，这里的风俗都竭力从事商贾和农耕，完全没有所谓亭馆台榭的景观，大概还留有先王的遗风。然而到了嗜利积财、贪鄙无厌这一点，又已经不是虞、夏的旧俗了。我不必远举例子，就说湖水本来是用来便利百姓的，却常常有人为争水灌田而互相争斗，聚众杀人，捏造谣言，株连牵累动辄达到百十人。他们起初只是因逐利之心互相猜忌，以险恶心肠互相倾轧，最终竟使亲戚成为仇人，乡党成为敌对者。像这样，难道只是小人才会如此吗？由此说来，这个湖虽然有幸得到我的欣赏，恐怕终究免不了受到当地人的辱没，后人还会更加讥笑我的愚蠢。诗共三首，一并刻在湖上寺中。《选诗序》【孙慎行】《诗经》所说的兴、观、群、怨，关键在于侍奉父亲和侍奉君主，而我还要加上广泛认识事物。如果后世谈诗的人只把广泛认识事物放在首位，而把君父之道遗漏，那么即使谈兴、观、群、怨，也会茫然无所归着。竹林诸贤，是不可以兴发正道的；他们所谓的兴，只是以清谈寄托傲气，成为逃避祸患的藏身处。建安才子，是不可以群合于正道的；他们所谓的群，只是铺陈文辞、驰骋议论，作为私门的凭借。蔡文姬的《胡笳曲》，是不可以使人哀悼正道的；它所谓的哀，只是苟且偷生、忘却义理的胡妇之声。六朝华丽丰赡的文章，是不可以用来观照世道的；它所谓的观，只是淫靡流荡、沿袭习气，像优伶曲艺中的酒宴。这对于君父大义，简直是毁坏墙垣、引盗入室；既然如此，哪里还谈得上赞助流传教化呢？唐太宗既没有搜求、整顿正确的诗道，高宗、中宗以后反而更加煽动传播。陈子昂名义上说要恢复古风，实际上只是振兴了声调格律，并没有振兴义理。为周代创作赋篇当然很好，是古今共同尊崇的。唯独谈到李白、杜甫，人们只知道他们才高百代、滋养后世词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君父大义也十分光明。杜子美一餐饭也不忘君主，人们还知道这一点；而太白以诗作谏，《乌栖曲》《清平调》《苏台越中作》，真是所谓歌咏仍不足以表达，便用长篇言说；长篇言说仍不足，便发出嗟叹的人。从此以后继起的诗人，没有不以宗法大义为根本的；个人一身的穷达得失，与诗歌兴味的关系还很浅，而世道的衰败、离乱、艰危和防患，追念古人、哀悼今事，则如波澜横贯江汉，气节挺立如山峰剑刃，声韵凄切如金石，文辞铺陈穷尽如锦绣交错。既不蹈袭前人，也不借助古事，只求把情态写到极致才停止；不合乎这一道理的，便不收入选本。自古以来君父相同，自古以来义理也相同。如果激发它却不能使人感动，就像没有孔的锥子，又有什么用呢？何况相隔遥远、如胡越一般而不尊崇周室，又怎么能取法那种像枭鸟叫声、恶鸟嘴喙般的声音呢？大概自武后、韦后之朝起，君父大义大为泄漏、越轨，到了后来的各代更加衰败。即使像王维、元稹、李商隐等才华优美的人，尚且有才而不得志、为世所不齿的情况，非杰出者更不能自我拔擢。我曾用四种标准斟酌裁定：如太白的歌曲、七言古风，有压迫一世、激发人心的气概，这就是可以兴发正道的。白乐天的新乐府，极力铺陈百年世变，这就是可以观照世道的。杜子美的《北征》《秋兴》《收京》，历经艰难而不加讥诽，这就是可以发怨的。太白的《宫中行乐词》《闺情诗》，写得深厚而没有艳冶放荡，这就是可以使人群合于正道的。类似这些的作品，多得如山藏谷立，无法估量。这里只举出大致类别；我又按人格来斟酌裁定：张九龄曲江、韩愈昌黎、孟郊东野、柳宗元次山、岑参达夫、孟浩然襄阳，以大义为可以兴发正道。

译随州宾客刘长卿、柳州浪仙贾岛、玉川卢仝清峻的声调，可以用来发怨。陆龟蒙袭美、元稹微之、李商隐义山、李益仲初、韩偓文昌、杜牧樊川的铺陈，可以用来观照世道。可以使人群合于正道的作品，集中有很多。即使属于这些类别的作品，也像明珠翠羽间杂而不可划定界限。这里只举出大致类别，此外一两篇显得奇特、被著录的作品，也数不胜数。所谓海味山珍，合口便停止品尝；大略只能举出这些。北海李邕、睢阳张巡、鲁公颜真卿、表圣司空图的大节，可以与一代人的人伦相并，我遗憾不能多看到他们的诗。谈论诗歌的著作，广泛认识事物本来就是兴、观、群、怨的资助。看见诗人的名字，便深入体察他的性情和类别，于是这种兴发随之产生；这是作者最用力的地方。楚辞极力铺陈椒、兰、桂、芷、虬、螭、鸾、凰等意象，比兴念念不忘君主和国家，没有别的缘故，这正是《诗经》风雅传统的遗绪。如果各家从风雅开始立意，而不只是从楚骚取得格调，那么除李白、杜甫以外，韩愈、柳宗元如今还没有见到可以相比的人。各家固然没有楚骚那样的才华，却未尝没有楚骚那样的心。它们的声音清冽，志趣高洁，意致雅正，思虑深沉，文质彬彬地善于把广泛认识事物的资质用于君父之道，大体都是楚骚的流派，而不是太平时代的风气。韩愈所说，和平之音平淡，忧思之声深远，欢乐愉悦的言辞难以写好，忧愁苦痛的话却容易写得动人。世俗的评论者将要责怪我不看重那些作品的华美，却看重这些作品的黯淡。可是我安守自己的本色，不会因此改变。《尹于皇诗序》【李维桢】自从有人提出诗能使人困穷的说法，又说隐居山林的士人行为高尚，贫贱者便把它寄托在诗上，认为诗人一定困穷之后才能写得精工。可是唐尧、虞舜的喜歌，商、周兴起的《雅》《颂》，难道是穷士所作吗？大概才华有赖于条件才能兴发，也需要助力才能成长。若是颈项枯槁、居于狭小柴门之中，耳目所见，记忆和心中所经营的事情，范围不超过早晚，地方不超过寻丈，幽暗、狭窄、枯寂、郁结，即使有所构思，也不免带有寒酸局促的情态，难道是才华不如别人吗？实在是居处使他如此。我平日所敬重交游的尹于皇，是中丞公的长子；从舞象之年起，文思便锋利敏锐，前后主持学政的使者没有不把他列为高等的。他所到之处，王侯卿相都与他分庭抗礼，递上文书请他作序，认为于皇不可能是穷士。然而年过壮年，姓名仍未列入贤能书；黄口小儿能背诵村学究的说法，田舍老人不识一个字，带着金钱去讨好贵人、穿着青衿游走乡校，于皇竟和他们并列为伍。时局艰难，国事混乱，中丞公深切忧虑国事不得休息，于皇难道能安然无事、心中毫无忧虑吗？说于皇不是穷士也不可以。于皇摒弃绮罗服饰的爱好，轻视公车应试的技艺，遨游于书册之中，以先民为准则；曾经跟随中丞公办事，四方的奇书必定购买，奇人必定拜访，奇异的境地必定前往，奇异的事情必定考察；听到声誉便想结交，同道合志便相互应和。因此他的诗以《诗经》三百篇为宗，取法汉魏，兼收六朝、三唐，广泛储蓄而严格遵循师法；遇到景物有所触，事情有所感，感情有所寄托，必定把它写入诗中。看他所作的《栴檀斋稿》，体裁共有九卷，诗篇将近一万首，其中有十言诗。京都宫阙的宏伟华丽，大地河山的灵秀，衣冠玉帛的雍容，边塞兵戎的悲壮，博学大儒的闲雅，逸民独行者的修洁，忠臣贞女的坚贞挺立，侠客酒人的慷慨，羁旅者和弃妇的凄恻，无不具备，无不刻画得像真的一样。华丽的作品不流于浮夸，淡泊的作品不局促于边幅，开阔的作品不失粗豪，奇峭的作品不违背典则；精神与境界相合，气势随着意趣畅达。外界纷至沓来的万物，使人应接不暇，却都听命于寸管，在笔下操纵陶冶，写出来仿佛出自一人之手，既可以采入太史之书，也可以交给太师歌唱，足以称为大方之家。假使于皇穷困，只能仰面看屋梁，腐坏笔毫，摩挲胡须，耳中只有蛙蚓般的声音不离泥滓，他的见识和智慧又能得到什么增益，兴致又如何发扬？何况还能得到这样如玉屑般美好的言辞吗？所以我由尹于皇而相信，诗不一定要因困穷才能写得精工。于皇不因自己的困穷而自我局限，也不因自己不困穷而自我夸耀；一时受到压抑，却能伸展于千秋之后。只是才华像于皇这样的人，未有最终居于人下的。尹氏的先祖有尹吉甫，他的诗风极其美好，诗篇非常宏硕；但他的后裔不能继承先业，后来因世袭卿位而受到《春秋》的讥刺。于皇努力吧！将来继承中丞之职，出身显达而建立功业，使清风和美德如穆公一般，继承并光大尹吉甫的美业。诗能使人困穷吗？让众人赞叹佩服，也就洗雪了这种说法。《徐文长诗选题辞》【李维桢】我和朱少钦、邵世忠、罗一甫同在馆中，几次称赞同郡人徐文长的才华。当时徐文长已经因大辟之罪被关在狱中。沔人萧君遍任比部郎，负责巡按两浙，托我替他解脱。三位朋友诵读他的四六文、奏疏以及两三篇诗，大多有意味。后来全集刊行，却很不一样。袁中郎晚年喜欢他，大力题评；当时天下正尊崇袁中郎，于是众人一齐推许徐文长。高雅博大的士人却说袁中郎像追逐嗅痂的癖好一样，不可作为法则。诗文自有正法，自有最高境界；情理事物，哪一样没有经过古人之口，而要去取法古人所不屑说的呢？自命不凡地标榜，往往显出自己不知分量。从前颜延年轻视汤惠休的诗，说不过是里巷歌谣，正好误导后来的年轻人。像徐文长集中有许多有毛病的句子和重复的字，也会误导人不少。甬东薛千仭奋然说：‘文长的佳作自有其佳处，为什么要因为瑕疵遮蔽美玉？’于是便成了一件笑谈；他选取其中的精华来流传。对徐文长来说，这是忠臣之举；对袁中郎来说，这是有益的朋友。徐文长曾在李文定先生幕下任职，后来不合而离去。他在狱中有一篇谢文定的启文，说：‘三次反省自身，如果自认为忠诚，又何难于禽兽？七次放走而最终擒获，终究会使蛮邦信服吗？’如今文集中没有收录，想来是嫌它太过屈抑，因避讳而删去了。千仭用意忠厚，类似这样的作品也想依照这个例子选入沈句章的诗。诗道和交游之道，或许能在其中复兴吧？《唐叔达诗序》【王衡】

译嘉定人唐叔达，年轻时便以奇异的才华闻名。不到三十岁，就停止了举子的学业。有人问他：‘你如今喜好什么？’他说：‘喜欢读书。’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他说：‘没有什么目的。’他沉浮于乡里之间，舌头不能辩说，笔也不能谋生。人们多认为他迂腐，只有同乡两三个博雅君子极力推重佩服，认为叔达是当今无人可比的人。我当时也颇有想要加入他们的疑惑。癸巳年，我随家父到京城寓所，叔达也在其中。当时士气还很舒展，投匦上书陈说利弊的人纷纷而来。叔达私下议论某事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详细说明事情始末沿革的缘故，胸中仿佛早已有成案。当时东西两面正在交战，万里之外的军书所报情势无法预测，唯独叔达预先判断：某人将会喜欢惹事，某事将会造成祸害，或者军队不能顺从将领的意图，或者两位将领彼此不和。不久果然如此。我惊讶地问他：‘你怎么知道？’叔达说：‘我看古人在某时发生的某事与此相似，只是暗自推想罢了。’平常他喜欢嘲笑那些空有拳头、张口说大话的人，说他们像木雕的骏马、泥塑的蛟龙，不能实际使用。酒喝到兴浓气盛时，他常常捋着胡须大声说：‘假如我能得志，我会成为李文饶那样的人吗？’我默然不答，别人却哑然失笑，认为他不过如此。他和人交往，见面还不到两次，便想对人吐露肝胆；如果遇到纷争困难，暗中极力替人周旋解脱，却又当面揭出对方的短处，使人痛切地自我惩戒。多数人不能忍受，甚至有人因此反过来怨恨他。他家有一百亩田地，和寡侄、寡妹共同拥有；他把田租借出去，自己住在京城两年，所得全部用来修治学校、周济贫困者，交游于是洗手归隐。他在屋后锄出几畦地，剪韭菜、种白菜，只求勉强自给而已。我曾劝告他：‘君子为别人也为自己，应当也有缓急之分；与交情浅的人说深话，约束自己过严而要求别人过宽，都不合适。’叔达默然不语，但最终不能改变。他写世俗应酬文章，以写肥腻华靡的辞藻为耻，所以常常不能合乎别人的心意。然而他议论利害、描写情景，名言纷然，古老的法度自然疏宕，今人不能赶上。他偶尔用方寸大小的覆瓿纸，写杂体诗，字迹像墨鸦；我看见后击节赞叹，却常常用别的话打断，没有读完。等到再次寻找观看，已经被堆放在几案上沾满尘土了。不久我的朋友王冏伯拉他一起北上，搜集他的遗诗刻成一卷，我才得以读到。五言古诗高远闲淡，比方回、储光羲、韦应物也不逊色，甚至超过他们。七言古诗取法杜甫，专门肖似他的精神。五、七言律诗出入王维、刘长卿之间，才情横溢；没有一首能比得上《落花诗》。虽然它不受格律束缚，总的说来没有粉饰气和酸腐气。唉！如今天下诗坛书籍栋积，数量是往昔百倍；大的能借势逐名，小的也只为摆脱贫困，颇有清真绝俗、仿佛这种只言片语的人，但我却不知道如今天下文章和气节未必…… 于是竟没有古人那样的要旨；假如古人生活在今天，一定不能挑取世俗的名声，也一定不肯自己求取名声。由此看来，天下士人如果都这样就好了。诗集编成后，我对叔达说：‘您确实洒脱不凡；虽然名誉没有显扬，却是朋友们的过错。’于是替他在卷尾叙述事情的大概。《李长蘅檀园近诗序》【程嘉燧】我和长蘅都喜欢以诗画自娱。长蘅谦虚自持、博爱待人，才力敏捷，往往不把自己看得太重。我则意志笃定，类似于自矜谨慎，但内心不能没有求取名声的念头。不久前长蘅屡次受挫，而心智更加恬淡，容貌更加丰润，仿佛能够超然遗世而游，因此自己也不知道所得日益达到精妙。他曾到云楼，在湖上留连；他的画被好事者收藏，运走时动辄装满箱笼。偶然在别处见到，仿佛观看古代名画，心里简直不能得到它。至于诗歌，大多随手写成，尤其不能尽数看到。比如《夜游皋亭龙居诗》，已经刻在山中石上，我才第一次传诵它；即使同时代的老成之士，也都认为自己的诗赶不上它。从前人说：‘后世谁能理解我、评定我的文章呢？’我曾经为这句话叹息。往年闽中宋瑴比玉，在客人座上见到我的诗，于是相隔数千里来寻访我，经过多年才相识，艰难竟到了这种程度。因此我每次和长蘅兄弟以及正叔等相对而坐，私下感叹：我们虽然比不上古人，却也不是没有应当流传于世、能够讽谏切责、赞美或讥刺的作品；只是为合乎性情而摹写事物，耗费时日、劳役心神，也已经很多了。到了如今却彼此略不相示，使那些同时代、同乡里、志同道合的人，遥远得仿佛处在异域，只给后人留下生不同时的感叹，难道不可惜吗？我又看到古人流传下来的文章，多是在零落散亡的遗存中搜集起来的，而给它们作标志和序言，往往只用几句话便确定下来。大概美好的事物不会被遮蔽，评论经过长久时间自然会合乎实情，事物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通达之人的意思，是把爱诗爱画看作一种毛病；至于流传还是不流传，都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我从楚地归来，乘船无聊，追忆一生旧诗八百篇，完全不拿给人看；即使长蘅请求抄录一份，我仍然局促羞怯，不肯拿出来。然而酒喝得酣畅淋漓、新朋友在面前时，我又不知不觉手舞口诵，滔滔不绝直到半夜不能停止。大概这种事情只能对知己说，也只可相视一笑。甲寅年初夏，我将要游历广陵，住在长蘅家中，夜里谈论诗歌，约定一起游黄山，并且让他给我的近诗作序。这年中秋，比玉从白下而来，我们一同在金焦赏月，住在江边寺院两夜，击鼓、弹琴、对树长啸，有时超过半夜。偶然想起长蘅临别时的话，姑且来不及为他的诗作序，而暂且这样叙述我们两人的心意。《唐叔达咏物诗序》【程嘉燧】壬子年冬天，叔达偶然写了二十多篇咏雁字的诗，当时人都惊叹认为无与伦比。不久又写成三十篇和韵《落花诗》，总共押了几种韵，语言更加豪迈。叔达为人志向大、议论高，平日胸襟豁达，唯独喜爱古人的奇特节操和伟大行为，以及古今谋臣策士的谋略。当他讨论成败兴亡的缘故时，神气昂扬，仿佛亲身处在其中。至于词人华丽绮靡的作品，他读不到一篇结束，便常常合上书卷丢开；大概他的心意是不愿以诗人的身份自命。不久前他曾寄信到武昌，听说我喜欢读荀卿的书，便远远对我说：‘我和你都老了，在世上没有什么用处，不如体味庄周、列御寇的精微言论，用来养生，保全天年。’等我回来见到他时，他容貌头发郁然，时常闭门戒酒，东城南陌很少留下他的足迹，简直成了一个茫然的野人。即使相对整天坐着，也只是安静地俯仰沉默，萧然无所事事，万物都不能扰动他的心思。至于偶然游戏之作，却是多么刚健而丰富，率真而精工！诗都是放笔写成，语言不加修饰，所以风神跌宕，思绪和意趣如疾风涌起，势不可挡。他描写事物的体态变化多端，用典没有痕迹，幽深微妙而又浩瀚奔放；即使那些苦吟到笔毫腐烂的诗人，终其一生也赶不上。

译难道不是他雄健俊逸、奇特峭拔的气质，老来无处施用，偶然溢出而成为诙谐奇异的作品吗？譬如金玉深藏，蛟龙深潜，而山海间的光怪灵气时常泄露一丝，有着不可测量的神奇。先生从年轻时所作的诗文，都气骨高妙，像他的为人一样，但无意求其流传于当世。唯独前后所作咏物七言近体诗，几乎有些诙谐滑稽的作品，被好事者传抄，刻成总共一百零四篇，这也可以说盛大了。我姑且叙述它的大概，使后来的读者知道，他并非有意作文，并不只是词人中的豪杰。《松寥诗引》【程嘉燧】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诗，松寥山在大江之中，焦山湛公便用它为阁命名。我乙亥年夏天去寻访洞庭润公而没有遇到，便留在阁中，和湛公谈诗品茶，直到整夜不能入睡。临行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江山以九月最美，你能再来一次吗？’此后我两次来到山中，却都没有遇到他。壬寅年十月大风之夜，我在墙壁上题诗说：‘寺外风江防去津，峰头木脱月相亲。僧斋归处窻如烛，始觉寒风是主人。’又过了十多年，甲寅年我再次渡江，当时润公正在金山演说《法华经》，湛公也来邀请我在中秋相会。我和宋比玉乘船到松寥，因此遇到了等慈等公。他年轻时曾在闽地做诸生，喜欢琴而且善于作诗，向来和比玉友善；他一见我就像平日相交一样，都是前世的契合。我们停留二十天，到重阳才分别，原本约定夏天一起住在山中，抄写《圆觉经》。第二年春天，湛公便去世了。丁巳年我卧病虞山，等公也在那里，常和我说警策的话。戊午年与他分别向西而行，偶然一次登上焦山，那天风阴惨，堂宇萧萧，空旷寂静。我在西廊台阶之间低回徘徊，仿佛听见老湛公哑哑地吟诵，心中感到凄然。旧年刻印的诗分为两卷：凡是丙午年所作的，题为《雪浪》；甲寅年所作的，题为《松寥》。记下我晚年才遇到禅门老人，归心于空寂；他所保存下来的诗，不过是唾弃旧日习气之后的残余罢了。不久钱太史来信说：‘等公也圆寂了，拂水草已经长到一丈深了！’我不觉投书失声，于是追述这些事情，写在卷首作为引言。辛酉年清明日，偈庵书。《李宋倡和诗序》【程嘉燧】去年秋天，我到南都去拜访比玉李翁沮脩，一见面就像平生好友一样欢喜，于是邀请我游龙泉山，我当时未能同行。九日那天他便作诗寄托怀念。等我读到他那些山居诗，令人飘然产生超脱尘俗的想法。今年秋天，沮脩将把前后和韵往复的五言、七言和杂体诗若干篇合刻，名为《李宋倡和诗》，并托我作序。我当时在上党，正有客人向我叙说《程宋倡和集》已经在南都刊行数年。比玉年轻时就以才华闻名，在闽中才气豪迈；他胸襟宽阔疏放，饮酒整夜不醉，兴浓耳热时，落笔如风雨，数千言也不能停下。他曾在客人座上看到我的诗，便相隔数千里来求交。后来短暂游历吴越，又留在南雍十多年；他的名篇秀句、醉后沉着的残墨，流散在人间，常常遍布僧窗和客舍墙壁。虽然时常受到高人显贵赞叹，却两次应试都被主考官摈弃，沉沦失意，所以他的诗浩荡淋漓，多是山巅水涯间萧散自娱的言辞。我的诗则在困顿拙劣、憔悴寒饿之间发出幽微的声音，大多来自羁旅草野；称为穷人的唱和诗，是合适的。如今李翁家世显贵，子孙先后都已成为进士，本人身受簪绂之贵，家中又有封邑俸禄，是所谓王公大人志得意满的人，却能够逐字推敲、寻声合节，来和寒士竞争，甚至层层铺叙、篇篇相接，这又是为什么呢？沮脩曾拜至人为师，追求长生久视的道术；正要摒弃万物来养护精神，与造物者同游时，比玉近年来却更加恬淡，沉浮于世俗同辈之间，忘怀得失，心中没有丝毫困顿失意的叹息。他的浩然之气，都是从势利、安逸享受和潦倒穷困之外产生的，所以文章的声气不必等待调节和安排便自然合拍。譬如脱离尘俗的鹤，在阴处发出和鸣，声音清越高亢，直上云汉。后人诵读他的诗，想见他的为人，恍惚如同在千载之上作揖拜见司马子微、李太白一流的人物，一定会有徘徊欣慕、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学习的人，哪里只是寻常文士唱和的篇什，像候虫时鸟一样能够仿佛相比呢？近世朋友之道缺失，士气不振；比玉才气横绝海内，和人交往便吐露肺腑，即使处于穷困，也从不以言语神色迎合别人。他在吴地独自以真诚待人，我和李长蘅住在南都时，只有沮脩尤其善待他。虽然他年轻时曾被先太守公录取，有通家之谊，但两人的交契并不因为这个。丙寅年冬，比玉回闽地祭扫祖墓，吴中误传说宋某病重将死。沮脩在惊惶中寝食难安，形迹之间显出至诚，发誓要料理他的家事，和我一起收集他的遗文，希望仍能有古人那种生死相交而不相负的情义。崇祯戊辰年冬，吴地下友人程嘉燧书。《沈雨若诗草序》【李流芳】去年中秋，我在西湖等待月亮，因而流连于两山之间，直到红叶落尽才回来。雨若后来到达，先于我离开。他在湖上没有几天，而且刚刚病愈，扶着手杖，跛行而走。然而两高、三竺等名胜，没有幽深之处不去探访，没有奇异之处不作诗歌赞咏，每天都能得到几十篇诗。我游览所到之处，竟说不出一句话，只题画、随笔写了几篇而已。见到雨若的诗，我畏惧它数量太多。但又佩服它们写得精工，不敢拿出来给他看。雨若却想让我为他的诗作序。

译我又哪里敢呢？还记得和雨若在六和塔看潮，喝完酒后，和他并肩乘轿走在虎跑山间，彼此谈论诗歌，十分融洽。雨若似乎把我当作懂诗的人；虽然我不懂诗，却能懂诗人的感情。诗人的感情，忧悲喜乐和世俗人没有不同，但它离开世俗却很远。为什么呢？因为世俗人的感情，本来没有能够达到诗人这种程度的。雨若外表明显瘦弱，又有傲然的骨气，孤独的胸怀独自前行，耿耿不忘的心情，面对普通人时仿佛总也无法完全表达。我知道雨若对于感情是深厚的。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东西。长篇言说仍不足以表达，便接着吟咏歌唱、发出感叹；明知它要走向哪里，却无法把它说尽，所以调节驾驭它而写出来，音调节奏便产生了。仿佛引导它使之发言，实际上又控制它，使它不能把话全部说尽。不是不想说尽，而是不能说尽，所以说是无可奈何。既然如此，人们对诗却一定要求它把一切说尽，也就不是懂诗的人了。我曾喜爱古人‘钟情吾辈’这句话，认为它类似于没有达到感情与忘情的境界，似是而非。必须让感情走到它所要去的极处，穷尽之后再返回，才可以达到忘情；这不是不够深情的人能够接近的，只有真正钟情的人才能接近。由此说来，雨若或许将会在诗歌上有所进益吧？请用这个道理来验证他。《蔬斋诗序》【李流芳】愚公的《蔬斋诗》已经刻印三次了。我曾经为其中两集作序，分别两年后，愚公的诗又装满了箱子，拿出来给我看；他的格调更加精工，也更加能够表达自己想说的话。我说：‘您这样作诗，是要用它求取名声吗？还是因为心中有不得不这样做的事情呢？’杜子美说：‘诗句不能惊动世人，至死也不停笔。’而白乐天写完诗后，想让年老的婢女读它，也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两人的用心不同，但在追求精工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然而我曾有疑问，认为诗的道路本来出于性情，是不得已才吟咏歌唱、发出感叹而写出来，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理解。把它激发得高亢，使人惊异；或者压低得平易，使人通晓，难道还会有真实的性情吗？有人说：‘不是这样。人的性情和所有人的性情并没有两样。人人想表达而能够表达的，必定通晓；人人想表达却不能表达，而有人替他表达出来的，必定令人惊异，这也不是两回事。’既然如此，诗歌追求精工，本来就是追求表达自己的性情罢了。诗歌流传已久而且数量很多，凡是作诗的人不从自己的性情中寻求，而只从纸面上的诗歌中寻求，拾取堆砌的陈词来写，那么诗歌的衰亡已经很久了。愚公是有诗歌性情的人。他生在山水之乡，有园庐、仆妾、舟车、琴酒、书画以及各种玩赏之物可以用来取乐，却整天袖手吟哦；这种乐趣大概超过其他爱好。这一定是把诗看作性情之物，不得已才从心中流出，并不是只求写得精工来抬高名声。难道可以这样说吗？愚公有一位宠爱的姬妾，喜欢绘画，也能作诗；愚公亲自为她的诗集作序并刊行。愚公又能把自己所爱好的东西用来启发这个人，这也就是性情所产生的作用罢了。《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余姚黄宗羲编

译序六十一 诗集 《操缦草》【谭元春】我十六岁时就学习作诗，起初没有师承，也不懂声律上的毛病；手头只有一种《文选》本子，喜欢它不受四声韵的限制，可以出入变通，便私下取法仿作，几乎把它的写法全部摹拟了，只按照它的诗题、篇幅长短、起止格节，换掉其中的词语，自己还以为和拟古诗大体相似。过了三年，才有人教我作近体诗；那时我也粗略懂得诗意，有人问我仿作《古诗十九首》以及韦苏州、襄阳、孟浩然以下各家的诗，我便羞得满脸通红。又过了几年，我稍有进步，连陆士衡的拟古诗、江文通的代拟诗等作品，私心也觉得不满意；于是广泛地在古诗和近体诗之间徘徊博览，从未专心用力，直到今天还为此惭愧。但总算还知道其中高下升降的道理，执笔运思时，往往有一两个字接近古意；这也是十六岁时几乎全面刻画古诗，暗中为我打下的根基。然而用力不专，是我的过错。我到豫章后，万子茂先、陈子士业都说熊子伯甘长于乐府和五言古诗。不久伯甘来到，我拿过他的诗看，乐府、五言古诗占十分之六，其他各种体裁占十分之四；一卷之中篇数多寡分配如此，已经令人欣喜。看他的乐府诗，乐府诗以能够配合管弦乐器演奏为长处，如今却不知道究竟怎样。不如选取其中那些脱离常格的作品，例如《五祀》《牧童》《敲莲子》《夜》等，这些就是脱离常格的，而且是脱离常格而奇特的。看他的五言古诗，苍劲而淡远，深厚而淳朴，比兴的传统还存在，胎骨浑然一体。我知道他是用心吸取古诗的气韵，却不在上面摇动它的波澜，而是使它向下落实；这是古诗作者的手段，没有不相合的。我尤其喜欢他既能合乎传统又能脱离常格；既合又离，难道只是表面上装作相合吗？看他的各种诗体，脱离常格就在其中；而这种脱离，也正是从他的乐府诗、五言古诗而来的，这又有什么害处呢？我因此问伯甘，伯甘说：“书没有不读的，只是不喜欢读近代的文集罢了。”唉，这就说到根本上了！诗歌的衰落，是从读近代文集开始的；读那类文集劳苦太多，而写作古体诗的劳苦太少。近代文集，形势上处在必然下降的地位，而我却用心灵和眼目接受它的熏染，哪里还会有上升的可能呢？您不读它，确实是对的。我曾经遗憾古今作诗的限制：为什么不止于古体诗，偏偏又有律诗？还要加以雕琢、绣饰，接着又把诗句减去一半来截断它，这实在太不古雅了。人们耗尽一生的岁月，废寝忘食地追求这种东西，精力都消耗在这里，反而把古诗看作剩余之物；更糊涂的人，竟反而认为古诗容易。大到郊庙祭祀，小到田野生活，将来恐怕连真正的声音都无法保存了。我虽然已经衰老了，仍愿意跟随伯甘深入探究，不敢忘记当年读《文选》时的情怀。谢于楚《历由草》引【袁宏道】古人说诗能够使人穷困，又说诗并不是能使人穷困，而是穷困之后才能写得精工。假如真是穷困之后才能精工，那么曹氏父子就应当成为鄙俗之人，谢客也不会有《芙蓉》一类作品，昭明兄弟也只能以富贵绮丽终身了。只有说诗能够使人穷困，似乎确实有些道理。亲近笔墨，便疏远了筹谋生计，这是第一种不相合；气概高傲，语言率直，使人自然疏远，这是第二种不相合；富人厌恶他刺伤钱财，像仇敌一样憎恨他；贵人忌惮他触犯官场，像躲避鬼祟一样避开他，这是第三种不相合。三者有其一，都足以使人穷困，何况三者兼有？所以说：“一天拿起笔管，三顿饭都荒废，妻子儿女以此为羞，宗族亲党也因此发怒。”这种东西有什么益处？人们连极细小的事情都不肯放过，而我们这些人却酷爱它。我和于楚交往多年，最初在歙县，后来在白下、广陵、燕市，每次见面都拿诗互相质问，竭力追求古代作者的境界。今年春天忽然在柳浪见到他，衣服上积着一寸左右的尘土，这种情形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我问他分别以来遇到了什么，他默默无言；试着解开他的行装，只见他的诗更加丰富，语言更加奇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我叹息说：“谢郎穷困到了这种地步，而诗兴还没有停止，这里面大概有鬼在作祟，不是正常的命运吧。”苏轼说王子立的话真好：他有招致穷困的条件，又和子瞻亲近，还想求得黄鲁直相交；他的穷困恐怕很难治好了。我的才华比不上古人，可我的穷困却不止超过他们一倍。世上见到我的人，都吐唾沫、害怕我的气息，生怕受到传染。于楚到深山来拜访我，是我的大幸；然而我们两人的气质趣味恰好足以彼此增益得很厉害，并不是趋利避害的办法。于楚不能忍受穷困，幸好还来得及焚烧笔砚；我也从此改做别的事业吧。陶孝若《枕中呓》引【袁宏道】人被逼迫而呼喊时，不会选择声音；并不是不想选择，而是郁结之气与口舌相触，突然发出的声音超过了选择。古代写成风格作品的人，多半出自劳苦之人和思念丈夫的妇女；若不是劳苦之人、思妇替士大夫增饰文采，而是郁结之情未能充分发泄，便会文辞胜过真情。因此，吐露这种感情的人不真切，听到的人也不会受到激发。我同门好友陶孝若，擅长写诗；他病中随口吟咏，挥笔很快便写成合乎格律的诗。郁结之情没有比疾病中的人更深的了；他的诗忽然鸣响，像瓶中发出的焦急声，是水火猛然相激；忽然又辗转曲折，像灌木被风缠绕，悲意来时便吟咏往复，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承受了什么。总之，他的感情真实，语言直率，所以劳苦之人、思妇的作品反而胜过士大夫，而呻吟中得到的诗句往往比平日更加畅快。并不是疾病能够写文章，而是疾病中的感情足以成为文章；也不是疾病中的感情全都能成为文辞，而是疾病之作不借助修饰。因此，通达之人很看重它。《解脱集》二序【江盈科】中郎从武林回来，给我看《解脱集》共两卷，都是各种体裁的诗。我为它作序并加以传播。不久，君渡过长江，寄居真州，把后两卷寄来给我看，原来是他浪游时写的山水记以及和朋友往来的各种书信。我每读一篇，没有一次不欣然开怀，有时甚至跳跃呼叫，不能自我控制。唉！中郎的语言真是天下奇妙。近代文人所写的游记，不论有多少，大体都是叙述山川云水、亭台楼榭、草木古迹而已，像地方志一样。中郎所叙写的佳山胜水，连同它们喜怒动静的性情，都描画得如同活的一般。譬如画像，别人只画外在的皮肤，您却画出了精神情态。至于书信，一言一字都是心中想说的话，信笔直书，处处进入奇妙境界。我看李陵答苏武的信，悲愤激烈，千年以后读来还令人扼腕；嵇中散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写出懒散怠慢、箕踞而坐的姿态，直到今天还仿佛能看见他本人。这大概是因为感情真实、情境具体，把肺腑揭示给人看，人们看了没有不感动的。中郎的各种书信，多的几百字，少的几十字，总之都是从真实感情和实际情境中流出，和嵇康、李陵虽相隔时代而落笔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其中有一些彼此往来、互相辩驳的书信，机锋迅疾，议论明朗透彻，即使排击当世能言善辩的人，号称博学善辩者，一旦遭遇他的锋芒，也无不败退，这已经很奇特了。总而言之，有中郎的胆识，有中郎的见识，又有中郎的才华，然后才能写出这种超越世俗、绝尘而出的文章。否则，依傍别人的门户，拾取别人剩下的话，模仿古人越像，离古人的精神反而越远；和中郎相比，何止相差千里。《解脱集》引【江盈科】中郎因病辞去官职，官职解除后病也好了，于是浪迹于两浙、新安一带的山水之间，共数月之久。回来经过姑苏时，我在江上遇见您；您行囊中所存的诗有若干首，自己题名为《解脱集》，我喜爱得不忍移开目光，于是为它作序并传播。序说：人所承受的才华各不相同，所以表现在题咏中的面貌也各自不同。譬如蚕丝，黄丝、白丝从蚕腹中抽出，便结成不同形状的茧。至于会稽的野蚕茧，从江淹文集中所说的情形看，经过鱼化、缫丝等变化，往往织成奇异的锦，这正是造化偶然灵幻所造成的，哪里是桑妇之手能够做到、可以同日而语的呢？我看古代擅长写诗的作家，大致有三类：有正，有奇，还有奇中之奇。唐代杜工部的诗，典故广博而考核精确，包罗万物，又锤炼到极致，往往吐出惊人的语句。譬如石季伦宴请宾客，盘中美味和山珍海味水陆齐备，其中又间杂出现麟脯、凤炙这样的天下罕见之味；这就是以正为主而兼有奇。李青莲运用典故不一定像杜甫那样精核，用书也不一定像杜甫那样丰富，但超脱奇妙，飘飘然仿佛要成仙，清冷得像列子驾风而行；这就是专以奇取胜。至于长吉，典故不一定是古人有过的，语言也不一定是世人能够理解的，他呕心沥血创造诗句，突兀而怪异奇特，像海天之间的蜃楼，琼楼玉宇，以及人物飞行奔走的形态，若有若无，若隐若现，无法端详辨认；这难道不能称为不属于正、不属于奇，而只是奇中之奇吗？大概有唐三百年，奇异才华的人只有一个。中郎写诗，最以摹仿为可耻；对于长吉，也未必是有意学习他。只是我看他那些突兀怪特的地方，不能说不是当今的李长吉。自从您的诗流传出来，善于领悟的人才知道，才子的心肠各自都有真正的诗，就像春蚕腹中各自都有蚕丝一样，不需要借助外物。总之，您的才华终究像会稽的蚕茧，是由造化的灵异变化而生成的，这可以说是世间一种最奇特的奇。那些习惯于诗歌套语的人，有的并不完全厌恶您的作品，却认为它不合古法。唉！牛鬼蛇神尚且免不了遭受后世的议论，何况是您呢？然而长吉终究仍是唐三百年中独一无二的人。了解我的人少，能与我相知的人才可贵；这就是评论诗歌的大概原则。《锦帆集序》【江盈科】锦帆泾，是吴王当年乘坐楼船、奏箫击鼓，和美人西施在这里游乐歌舞的地方。经过今天千百年，霸业如烟消散，美人已经化为黄土，而锦帆泾的水却宛然如旧。姑苏的吴地官署，正坐落在它的上方。这条水环抱着城邑，像玉环一样。乙未年，我的朋友中郎袁君来到吴地做县令，竭尽力量图谋百姓的利益，早晚辛劳操持，使憔悴困苦的民众赖以顿时复苏。过了一年多，君因为过度劳累成病，上书请求归去，前后请求七次才获准解除政务离开。君性情超脱颖悟，深明名理，才思敏妙，熟悉词赋。只是第一次出仕做官，所有这些才能都被搁置了；偶尔触景生兴，感慨时事，抒写言辞，才有所题咏撰著。过了两年，也终于编成一帙。君将要离任时，朋友方子公略加编次，付梓刊行，并请我为君作序。君自己题名为《锦帆集》。大概我曾到吴地官署拜访君，君指着这条水向我夸耀说：“这就是锦帆泾，是吴王霸业留下的遗迹；我如今能够抚有它，不也很快意吗！”但实际上君忙于文书簿册，连饮食沐浴几乎都荒废了，劳苦和我一样。我于是感叹说：“同样是一条锦帆泾，在吴王时代，满船都是箫鼓之声；到了吴县令身上，却只有两部鞭子和棰杖。” 吴王使用它时，有红姝绿娥，左边歌唱，右边奏弦；吴县令治理它时，却面对疲惫的百姓和困苦的民众，早晨安抚，晚上慰问。过去为什么欢乐，如今为什么痛苦？一个七尺高的男子，处境相同，所遭遇的苦乐为什么竟会相差到这种地步？虽然如此，人生有尽头，苦乐也有尽头，只有山水没有尽头。掌握有限的才能，在无穷的山水之间游历，而能够和山水一同不朽的，难道不是文章吗？君的诗词以及杂著收在这部集子里的，大体都是从心中自然而出，思绪从根底抽发，采摘眼前景物，运用超越形象的精思。拿来阅读，句句字字都仿佛要飞起来，真叫人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唉！在霸业之后能够无穷无尽的，是这条水吗？能够和这条水一同无穷无尽的，是这部集子吗？君年纪最轻，将来在名山事业上还没有尽头，于是锦帆泾独自依托这部集子流传。假如吴王有知，愿意借助中郎的笔力，不吝惜让西施为君捧砚，使君的文采显出奇异，能够这样吗？我所治理的百花洲就在它的前面，而我每天只沾沾自喜于刑名和簿书，不能写下题咏撰著，使百花洲借此流传，那么百花洲的遭遇，远远比不上这条锦帆泾了。假使西施有灵，请问江郎梦中的彩笔，到如今又在哪里呢？我实在没有话可以回答了。《敝箧集》引【江盈科】世上称说诗歌的人，必定说唐诗；称说唐诗的人，必定说初唐、盛唐，只有中郎不是这样。他说：说诗为什么一定要唐诗？又为什么一定要初唐、盛唐？总要以出自性灵的诗才是真诗。性灵从心窍中发出，又偶然与外境相遇；外境所偶然触发的，心能够摄取；心想要吐露的，手腕能够运转写出。心能够摄取外境，那么即使蝼蚁、蜜蜂、蝎子，也都足以寄托兴致，不一定非要写雎鸠、驺虞。手腕能够运转内心，那么即使诙谐的词句、戏谑的语言，也都足以使人观感，不一定非要使用端庄正大的文辞。用心摄取外境，用手腕运转内心，那么性灵没有不能完全表达的，这就叫真诗。又为什么一定要唐诗？又为什么一定要对初唐、盛唐沾沾自喜呢？中郎曾经和我同船泛游蠡泽，恰好案上有一部唐诗，他指着对我说：“唐人的诗，不论写得好不好，只要拿来读，它的色泽就鲜明妍丽，好像早晚刚刚脱离笔砚。今人的诗，即使写得好，然而句句字字都拾取别人的零碎，刚离开笔砚就已经像旧诗了。这是因为唐人千年以后仍然新鲜，今人一离手就陈旧，难道不是因为前者流自性灵，后者出于摹拟，来源本来不同吗？”茄子、瓜、梨、枣刚上市时，一文钱一颗，人们争着吃；而放到来年，熏猪肉、腊兔肉十钱一碗，座客却投箸不肯下筷。

译大概新鲜的东西受人喜爱，陈旧的东西受人厌弃，这是事物的一般道理，诗歌也是如此。新的，人们争着喜爱；旧的，人们争着厌恶。流自性灵的，不求新却自然新；出自摹拟的，竭力摆脱陈旧，反而变得陈旧。由此看来，诗只要期望从性灵中流出罢了，又何必一定要唐诗？何必一定要对初唐、盛唐沾沾自喜呢？这就是中郎评论诗歌的大意。君在童年时已经能写诗，下笔数百字，无不近似唐诗。君自己却嘲笑说：“为什么不自己写诗，反而把唐诗当作故居，平日一题咏便弃置不录。”等到君在吴地做了两年县令，因病请求归去，朋友方子公替他检查图书，装入行李，从破旧箱子里找到君的一部诗集，读后惊叹得合不拢嘴，说：“奇怪啊！有这样的东西，却拿来供蛀虫吃；难道它没有完全填满蛀虫的肚子，里面还剩下一些东西吗？”于是略加编次，付梓刊行，题名为《敝箧集》。古琴桐木放在灶下，后来却发出了至高的声音，说的就是中郎这部集子。《桃花洞天草》引【江盈科】《桃花洞天图经》所称的第三十六洞天之外，另有一处洞天。我家住在洞天之中，本来淡然无所追慕于世俗；但偶尔与世俗发生牵连，身处喧嚣繁华之中，便时时忆念洞天的景色，可以一一叙述出来。春风吹拂，和气渐盛，溪水刚刚变绿，仙花灿烂，如蒸腾成红霞，又流散成落花；我和苏、王诸君泛着轻舟，在白马浪光之间，差不多就要遇见传说中那个问路的渔郎，和他问答了。到了夏天，梅溪岸边、绿萝水滨，青莎铺展千顷，翠竹生长万竿，彩色的鸟儿上下嬉戏，黄鸟来往鸣叫；我们便一起迎着薰风，坐在绿荫下，陶然自得，嫌弃这一天过得像一年那么长。到了秋天，漳江、浔阳两座寺院彼此映照，明亮的月亮从东方升起，澄澈的水波含着玉璧，俯仰之间天地澄明，清湛如玉壶；我们便拍着肩、拉着手，坐在月光中调奏瑶琴、吹奏洞箫，往往兴致大发，直到丙夜仍不入睡。不久北风带来寒意，万花凋谢，有时黄云暗淡，琼花四处飞舞；这里的山峰玲珑，水面凝聚着碧色，我们便一起穿上绨袍，扶着竹杖，出城游赏，问酒家在哪里，买酒痛饮以压住寒气，高声歌唱着回来。既然如此，洞天的景色随着四季流转变换，我们乘着时序游乐，和景物一同感到适意，哪一个时刻不是逍遥婆娑的时候呢？只是我自甘低头受书本拘束，不能像瞿、黄诸君那样游于无言的境界，时常把从天趣中领会到的东西发为文辞，实在不知道写得好还是不好；但就如今筐箧中所收藏的文字而言，终究不能说不是从洞天中来的。挖掘洞天的秘密，本来应当遗世独立、羽化登仙，如今却用这些微薄的文字来承担，难道不会让瞿、黄诸君掩口而笑吗？然而归根到底，只要各自适合自己的适意之处，那么我和诸君都甘心如此。苏、王另有文集，这里只略加提及，以记下当时相聚的雅趣罢了。《明文海》卷二百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