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九

译送行序。《郑启范北上序》【舒芬】郑君将要赴京入朝，来向我告别。我们坐谈了一整天，他历数乡里先贤在忠、孝、廉、节、刚健、正直、方正等方面的德行，说：“我的老师也就在这些人中。”又说：“近来名士大夫中，有的偏党陆九渊而攻击朱熹，使我不知道谁是谁非。”他的话显得十分惊惧。我认为郑君既然学习古道而以古人为师，又能就近向乡里先贤学习，他的见识志趣很值得赞许。至于朱陆之辨，这是学术上的大问题，于是告诉他说：“如今有才智的人想要粉饰虚名、鼓动后进，就只有尊崇德性的说法可以掩饰过去。若说到求学问道，就必须穷究天地的高厚，参考百王的显明典章，穷极礼乐的中和之理，讨论鬼神的情状，以及万种变化所以应对、万物所以命名的道理；这些事情中，大概有许多是不能伪造的。所以偏党陆氏的人，并不是为了求道，只是偷取其中一节来欺骗人；反对朱熹的人，也不是为了求道，只是没有见到朱熹学说的完整体系。”启范说：“这话确实对。”不过，自从朱、陆两家门人以来，彼此就已经不能相容，必然各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我说：“他们的禀赋不同，进入道的途径不能不不同；他们的见识志趣相同，达到最高的道理也不能不相同。朱熹是不容轻易议论的。看陆氏与赵生讨论讲明和践履的书信，难道他只是偏重尊崇德性而不知道求学问道吗？” 那么，朱、陆二人可以相提并论吗？我说：“周敦颐树立的德行可以继承圣人，他建立的学说可以列入经书。陆九渊却把他看作穆修、陈抟一类的人，又诋毁‘无极’是老庄的学说，这样看来，他在认识德行和认识言论两方面都错了。”有人说陆氏的高明超过朱晦庵，难道真是这样吗？启范高兴地起身说：“是的。”于是告别。第二天，廖师贤、郭征卿二位君子说：“也有郑先生来向你告别吗？”我说：“见识志趣，是学术偏正的根本；学术，是人才纯杂的根本；人才，是治道兴衰的根本。我看他的见识志趣很高，他和我谈论学术，也切中当时的弊病；让他在国家守住一个官职，希望他不要辜负国家吧。”廖君说：“这话仁厚。”便把这番话写下来，以坚定郑子的心志。《蔡希渊致仕序》【舒芬】道并不像豫樟那样，豫樟生长也一定要经过百年才成材。天下道统的兴衰，难道是容易的事吗？所以它兴盛时，不是一朝一夕，必定要经历数百上千年；它衰败时，也不是一朝一夕，必定要经历数百上千年。从伏羲到孔子之间，并不是没有扰乱道统的人，但总的说来都处在道统兴盛的时期。看看《十五国风》，其中妇女女子所说的话，到今天仍成为经典；《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即使是仆隶差役，也没有不能谈说先王礼义来守持自己的。这不正是道统兴盛的实际情形吗？从战国到宋代之间，也不是没有阐明道统的人，但总的说来都处在道统衰败的时期。看看十七史所记载的，上层没有礼义，下层没有学问，人伦纲常败坏，篡夺偷窃、横行放纵；其中被称为英主名臣的人，修治内心、检点自身，用律法约束他人，有时还不如二代的胥吏。这不正是道统衰败的实际情形吗？周敦颐的圣德，足以继承伏羲、孔子，却不能使道统兴盛，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王公的地位上。因此，即使五百年出现一位圣人，也只是道统有所继承，未必就能兴盛。道统的兴盛，是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若非圣人接连处在天子之位，不能做到，何况还能够预定时期吗？所以从伏羲到孔子，正是道统将要衰败的时候，即使孔子也不能使它兴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从孔子到周子，道统正处于衰败之中，周子又怎么能够使它兴盛呢？如今道统的兴盛，尚且没有确定的时期。我的同年蔡希渊，想凭一个教授的职位使道统兴盛，那也只是还没有想通罢了。即使如此，如果有契所处的职位和时势，有益、稷、皋陶那样的老师和谦让精神，那么人未尝不能有所作为，天道也未尝不能兴盛。如今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却果然一心相信自己的志向，因此他离开官职，几乎到了不能挽回的地步。蔡君将要离开时，同年陈扬、刘实夫、廖师贤、郭澂卿一同到林贞孚那里，都没能向他告别，却赠给他一些话，大概是对这条道有所寄意吧。舒芬说：“宁可让道存在于世间，而不要让它只存在于我身上。”希渊说：“是。”于是告别。《送佥事陈君序》【罗玘】《尚书》记载大禹出征有苗；《易经》称说高宗讨伐鬼方，商诗《殷武》也歌咏此事；周宣王有《采芑》南征之诗，春秋时有齐桓公、晋文公在陉、濮的战役，皇帝、王、霸的事业相继而来。古人如果不能有一天忘记衡山、巫山、长江、汉水之间，难道是古人急于得到楚地吗？把那里作为都城，它位置偏僻；论土地，田地低下而贫瘠，泥泞很多，沼泽广布；论贡赋和包篚，羽毛、齿革以及金、银、铜三品，都出产于其他州，那里反而多有这些东西。战争，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那么，古人也有不得已的战争吗？唉！这大概就是古人因某事在这里行动，而其征兆在那里应验；事情发生在一时，忧患却延及千万世的原因吧？《诗经》说：“崧山高大，是众山之尊，巍峨直入云天；高大的山岳降下神灵，生出了甫侯和申伯；申伯、甫侯，都是周朝的栋梁。”这是说崧山作为山岳，靠近王都，远近郊甸长期得到治理，望秩祭祀的礼仪必然相通；它的神灵受到享祀，理应降下神灵而生贤人，仿佛是对此的回报。衡山也是山岳，长江、汉水也是大川，它们的尊贵难道比崧山低吗？只是它们偏处南方边远地区，何况不顺从者盘踞在那里，使皇帝的道路因此不通，巡狩和望秩的礼仪也荒废了。那里的神气怎么能同中原流通，又还希望它会有别的表现呢？所以古人之所以不能有一天忘记那里，是因为不顺从者阻塞了它。讨伐不顺从者，是要把那里山川的尊贵提高到可以和崧山相匹敌的地位。使它与崧山相匹敌，本来就是希望那里生出申伯、甫侯那样的人才。然而不一定要亲眼看见这种结果，因为那是后世拥有天下的公侯所能看见的。可是经过数百上千年，时代已经不是原来的时代，巡狩、望秩的礼仪变成了封禅、祷祠的仪式，即使崧山也免不了成为神灵的羞辱，何况衡山呢？所以唐代韩愈只推测那里或许会有奇异、忠信的百姓出生，却仍有未能亲眼见到的叹息。申伯、甫侯，难道只是奇异、忠信而已吗？他们还没有出生而有待于今日的盛世，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出来；即使已经出生，也未必不会出现在学校和书院之中。假如主管学校教育的人真能洞察古代而明察今日，就应当安坐而得到他们，那就可以为天下庆贺了。泰和人陈文鸣，由刑部员外郎被选任此职。陈君以前任庶吉士，和我是同馆同乡。相信他能够洞察古今，在这件事上一定会有所际遇。因此应同僚请求为他赠行，特意把这些话告诉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送尹君归历城序》【罗玘】

译历城尹君在弘治八年夏四月来到京师，太师英国公亲自迎接他，把他接入馆舍。洞门敞开，冰簟铺在安适的床榻上；给仆人白饭，给小马青刍。早晨进来洗脸漱口，夜里焚烧沉香和兰香，手持火炬，亮如白昼。每天设一席宴饮，礼品按班次送来，仿佛五督府的都督、都尉、侯以及伯、戚畹豪贵们争相邀请他赴宴。英国公有贵客啊！当时英国公爵位居上公，是天子的师臣，参与机务，统领大军，像长城一样屹立，是国家的重臣。而尹君又是太守之子、太子太保太宰公的弟弟、翰林侍讲君的叔父。这次奉太宰之命，把侍讲君的女儿嫁给英国公的嗣子锐，合卺礼已经完成。于是到易水边迎风，登黄金台远望居庸，远眺渔阳、上谷、云中。唉，中原内外的重大屏障，就在这里。然后抚摸高阁，凭借居高临下、如建瓴水的形势，俯视下面。运送粮草的车队，番邦商人和蛮地商人，马蹄相接，来往交错；市场排列着万家店铺，珍贵货物充盈溢出，商贩纷纷攘攘其中。骑马的、乘车辇的、被人抬着的、挑担的、背负物品的、穿着铠甲奔驰的、拿着戈矛快走的、聚在一起谈话的、弹弦乐器站立歌唱的、呵斥着乘车高行的，声音像雷一样，尘土飞扬遮蔽天空，看得人眼花心摇。回到馆舍休息，庭院中满是优伶，丝竹竞相奏响，鱼龙、角觝等技艺在金碗玉壶旁轮番登场。稍稍吃饱之后，又见丹红的栏杆斜斜伸入，瑶台俯临翠竹红花，雕饰的台阶高出池面，清风送来凉意，浓荫营造出幽静气氛，神清气爽、胸襟开阔，仿佛身在仙洞，有时竟忘了自己的白发已经插满簪子，也忘了自己身在客地。唉，天下人远望京师，仿佛在天上；有谁不愿像这样前往呢？然而运输粮饷的人劳累于体力，办理狱讼的人劳累于形体，入朝觐见、考核官员的人劳累于心思，调剂有无、经营贸易的人劳累于谋划。这些人虽然身处可以享乐的地方，最终却没有可以享乐的时候，想要完全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快乐，大概也没有谁能做到。只有尹君的婚姻显贵，仅次于天子一等；又恰逢丰亨豫大之时，没有一兵一卒出征使统军将帅劳苦，所以能够利用闲暇娱乐亲友宾客，尽情享受上位者丰厚的俸禄赏赐。尹君又世代显贵富裕，此次来京，所谓劳心、劳力、劳形骸、劳谋划的事情全都没有，理应老年仍不失其乐，可以说两方面都遇上了盛事。五月上旬吉日，尹君向英国公告别，请求回去。英国公说：“在我的讲学帷幕之下，怎么能不宣扬这件美事呢？”于是嘱托我作序，我谨写下此序。《送刘君知丰城序》【罗玘】弘治壬子年冬十一月，我到京城的第二天，进士刘君出任丰城县令。县中在朝为官的人聚集起来饮酒为他饯行，请我主持酒席。酒喝到一半，大家共同说道：“我们县靠近江边，县城承受吉安各郡汇合的水流；到了县城西面，没有高山巨石阻挡，于是江水浩荡绵延，缓慢流淌。县城像张口承受江水、把它衔住一样；每逢北风推动浪涛，江水便侵蚀河岸，河岸底部遂被掏空，年年容易崩塌；暴涨时，江水又常常汇集起来绕过县城后面冲出，县城又像漂浮的木筏。百姓惶恐不安，没有办法谋生。如今上天幸而恩赐刘君，难道是要使我们暂时缓解这场灾祸吗？”刘君笑而不答。大概刘君凭三传经义考取南宫第一，世代显贵荣耀，对于治理政事没有什么难处；他心里难道不认为县里需要治理的事情只有江患吗？不过，刘君是楚地人。楚地有九泽，是水乡。我也不能置江患于不顾，以表达县人的心意。这条江上，漂浮着船只，有诸蕃的贡物、交广的赋税、中州的商货，每天将近千艘；在江上从事各种活动的，有捕鱼的、垂钓的、游泳的、泅水的、嬉游的，地方人大概有一半都靠江谋事。当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早晨扬帆，傍晚摇橹，船声上下相闻，各自满足愿望而归；在平坦的道路上乘安稳的车，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谁会不幸而拥有这样一条江呢？有时万窍同时怒吹，雷电一齐而来，高接天际的巨浪颠簸冲荡山谷；蛟、鳄、鼍、鲵乘机窥伺，即使平素以水事自任的人，也会魂魄被夺、双腿发抖，无法在其中安身；葬身鱼腹的人，又哪里数得清，难道只是河岸被侵蚀的灾祸而已吗？那么，不幸而拥有这条江，也是人之常情。如今刘君每天面对这条江，一眼就能看见那些不幸的事情，他的内心应当多么忧戚？这时试着想一想，县人难道也会有不幸吗？自从天地形成以来，就有这条江；人的幸运和不幸在其中日日相继，即使天地这样广大，也无可奈何，何况人又能责怪谁呢？可是县里的人一有幸运或不幸，就说：“这都是县令替我们造成的。”如今刘君又将把责任推给谁呢？这样看来，刘君的名声从这条江得到的必定很多，何况还要治理它呢？不过，这条江将来也会形成洲渚，长满草木，用来打柴放牧；还会积水成池，用来灌溉，使丰城百姓得到丰厚利益，从刘君开始；而江水向东流去，汇合岷江朝宗于大海，大概也会和刘君一样日益壮大。众人都向刘君敬酒，酒席结束后，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的行程。《送郭君知上海序》【罗玘】进士卢龙人郭君出任上海县知县，县人在京城的会合起来为他送行，送到郊外，并且重视县里得到这样一位长官，请我写几句话。众人都说：“上海是东海之地，卢龙濒临北海，也是同一个海。盐卤咸涩，水土相同；潮汐和飓风按时发生，气候相同；鱼、盐、蒲、苇等物产相同。它在京畿附近，属于赤县，所隶属的关系相同；没有宣使、监司管辖，官员能够施行自己意志的条件也相同。既然郭君从小所见所习的情况相同，那么治理所到之地的方式也会相同，我们只要等着看郭君政绩成功，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使如此，郭君也能马上断定两地真的相同吗？郭君从这里出发，路程三千里，要乘船才能到达。到任那天，掀开船篷向四面望去：连绵茂盛的，是稻子，不要以为是艾蒿；烟雾蒙蒙的，是村落聚居处烧火做饭的炊烟，不要以为是野外焚烧；听到喧闹哄然的声音，是集市的喧声，不要以为是追逐受惊的鹿而发出的叫喊；帆影翩翩、织布般穿行在江中的，是载粮船和布船，不要以为是毡车上的旗幡；进入市场，听到历历的声音，是出售文茵、纨绮的店铺，不要以为是在准备供张迎接县令；坐在县堂上听到纷纷而来的诉状，是受人侵害的诉讼，不要以为是真有盗墓、掠夺之徒。

译这样看来，不等一天就已经清楚可辨了，两地果真相同吗？清晨便有六百二十里内的粮运事务官吏会集，官吏拿漕运账目来报告，说共有三十多万石。郭君想一想，卢龙也有这些吗？郭君想想卢龙所没有的东西，就会知道朝廷任用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两地相同。朝廷不是因为相同而任用你，你难道反而要因为相同而治理上海吗？我起初想不说这些，现在也不得不说了，请你自己选择吧。《送李君知华亭序》【罗玘】阳曲，是晋国分出的冀地；潼关，是秦国分出的雍地；华亭，是吴国分出的扬地。春秋时期，晋国邻近秦国，是有婚姻关系的国家，而且彼此如唇齿相依。然而两国也各自珍惜本国的人才，授予官职，作为客卿的也没有多少。秦、晋把本国人限制在本国做官，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何况吴国在海边自成强盛之势，与晋国相距遥远，彼此风马牛不相及。晋人尚且不在秦国做官，又怎么会到吴国做官呢？言偃出任武城县令，是吴人到中原做官的例子；他也是到老师那里求学，因而出仕罢了。中原人到吴地做官，本来从未听说过。秦汉以来多次变更，天下已经不是春秋的天下，吴地也不是春秋的吴地。发展到今天，形势的倒置相差悬殊。整个中原的赋税，还比不上江南的一半；整个江南的赋税，还比不上吴地各县的一半。古人称秦、雍为‘陆海’，是说陆地物产丰富得像海一样。吴地濒海，难道它真的就是海吗？所以朝廷任用官员的办法，可以治理晋地的，未必可以治理秦地，不能拿来治理秦地；可以治理秦地的，未必可以治理吴地，也不能拿来治理吴地。尤其县里的长官更难任用，应该选通晓经学、熟悉古代、辨析广博的人来担任。我的同乡阳曲人李君，先前凭进士身份出任秦地潼关知县，潼关治理得很好，却因父母丧事离任。恰逢华亭县职位空缺，而李君正好到来，于是奉命前往；一方面是表彰他以前的功劳，另一方面是等待他今后的成效，他有日益进步的势头，不必等到聪明人才能看出。我只是认为，世人各有各的遭遇，不只是取决于个人贤能或不贤能。春秋时期，管夷吾、晏婴、子产、狐偃、赵衰等人，也都是一时的豪杰，却终身被限制在本国做官。他们未必走遍各国的山川道路，未必交互考察各地民俗风土；他们才能的施展，难道只能满足一国卿相的需要，却不配在王朝中列名吗？这是时代限制他们的过错。如今的做官者果真都比这几个人贤能吗？还是也只是和他们并肩而已？像李君出仕还不到五年，已经先向西到秦、雍，忽然又向东到吴、扬；再过几十年，不知他会超越凡庸多少，他日益显赫、成为众人瞻仰的地位，本来不必再说。然而他周游各地、增长见识的壮观经历，也远远超过那几个人。只是秦汉以来，当时显赫、真正值得羡慕的人，往往都随万物湮没而无人知晓，而那几个人却仿佛还有人认识他们的面貌。这样看来，一个人只要贤能，他的身体可以受到地域限制，但他的美好名声本来就不可能受到限制。何况如今已不是限制人才的时代，而李君又有志于古道，不肯受到限制呢？李君以前治理潼关，以严明的法令为主，又用温和的方式辅助；大概晋、冀、秦、雍的治理体制，大致都适合这样做。到了华亭，县中有名望地位的人请我把这些话告诉他，因为他们了解李君，想让他的政绩被上级听见。李君笑着说：“该严厉时严厉，该温和时温和，随着时势而适宜。”于是大家都知道李君果然不会被固定的政术所限制，便共同为他饯行，请我写序。《送锦衣张侯序》【罗玘】一年将尽，燕赵之间，那些厌恶劳动的子弟把饮食、赌博、下棋的钱财花得差不多了，便想做强盗和小偷，越来越急切；他们常常窥伺朔风卷起尘土，便跃马冲出，在大道上奔驰，箭声飕飕。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和一千名壮夫，在手被冻伤、脚生冻疮、饥饿虚弱困顿之余，也不免战栗失色，俯伏下来献出钱袋，在顷刻间免除祸患，实在是害怕他们。何况南方人向来柔弱，路途遥远而疲惫，三尺童子也能制服他们。他们所携带的东西，本来就是他们的财物，又哪里会选择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呢？在那时，人的性命悬在他们手中，真是强悍如翼虎。国门向南有三条道路，比其他地方更多，大概因为河水结冰不能行船，天下贡道从这里经过。所以法令规定，三条道路每年派遣锦衣卫指挥三人，手持符节，率领卫士分头出巡。出发必在子月望日，又派三名御史一同临察。凡掌管军民事务的官员，都接受檄文指挥而办事，目标只是平定盗患、安宁百姓、充足国用、增加财货罢了。今年中路轮到张侯养直，张侯是我的朋友。他年轻时做武学生，在武艺考场上没有达到愿望，却压抑自己转入右阶，当时还只是百户。他曾多次在边境同各部作战，凭此得到现在的官职；他的廉洁刚毅为大帅所知，大帅以他的名义请求，才有这次任命，不是通常的制度。今天张侯树起军旗出郊，骑着铺虎皮鞯的马，背弓佩箭，仆姑插在冰上；卫士屏住呼吸、低头站立，不敢吐唾沫，不敢仰视；靠近他便像小孩一样快步走开，离开后便像鸿雁一样直立，整齐如斧削，僵直如尸。人人都认为张侯很能整肃士卒，说盗贼本来就在他的掌握之中。我却知道他从前作战时，半夜斩下许多首级，献到军门，就像杀狐狸老鼠一样容易。如今抵御这些盗贼，当然需要强健敏捷，但难道会比边患更加严重吗？他们出没奔突，必定只是轻骑放缰，四处游走，无固定营舍；难道会像敌军那样有毡车、穹庐、区脱，并且倾尽兵众来造成重势吗？依我看，不过是一群穿墙入室、撬箱盗窃之徒罢了。假如道路上的旅人除去畏惧之心，合力抵抗，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形势相互牵制，他们本来就无能为力，哪里还用劳烦天子的勇士出动呢？何况张侯斩杀敌人之后的勇气，视这些人如跳蚤虱子一样，根本没有他们下手的地方。整肃士卒也只是末节。饯别宴上有诗，我总括诗的意思作了这篇序。《送黎文渊序》【罗玘】

译建昌为郡，辖有四县。郡治在南城县，县城位于黎水、盱水交汇处，在凤凰山南面。城南从通济门出去，一百二十里是南丰县，再一百二十里是广昌县；向东从武胜门出去，越过黎水、盱水一百里是新城县。南城县向北不到三十里，已经是抚州的临川、金溪二县。它大概是本郡的边缘，也是要害之地，所以设置戍卫来镇守，防备意外。如今撤去卫所，仍然作为守御所。元末，伪平章以强大势力擅自割据，在此建伪都，僭越称王；宣德年间，荆地又在这里建国。城墙、楼橹、门社的高大，台池苑囿的华丽高深，草料、牧场、仓廪、马厩的丰足，钟、竽、笳、角、漏刻、柝声的喧闹，羽旗、旌旗、纛幢的林立，嬉游歌舞的娱乐，骑射弋猎的便利，很有京城的气象。难道是王都曾经相继建在这里才这样吗？然而看它奇花异卉、珍果嘉蔬以及酒醴的滋味，确实可以同洛阳、姑苏、钱塘的繁盛争雄。总的说来，土地的肥美、山川的优胜，或许足以招致这些盛况。广昌居于上游，林木竹丛浓密，瘴气毒雾能杀人；新城较为肥沃平坦，南丰多是坚硬贫瘠的土地，都不能同南城相比。那里的百姓也多半老死在田园中，本来不能像南城百姓那样通达而善于经商，乐于远游；南城人遍布海内外。我曾游历天下，即使是只有十户人家的小邑、只有三家店铺的集市，我也能张口饮酒，打开袋子接受粮食，醉饱后嬉游，因为同乡里人很多。最后一次到京师，在南郭南市遇到几个同乡偶然交谈，我以为只是碰巧。随后隔着墙呼喊我的同乡，在高门华堂中坐着交谈的也是我的同乡。我惊叹说：“啊，同乡为什么这样多！”我参与顺天府的各项事务，前来祝贺的有近百人，其中南郭人占了一半。丁仕隆拥有很多财产而喜爱文学，黎文渊随从车驾出行而多才多艺，他们都像平生好友一样对待我。我掌管史事至今八年，文渊已经老了，请求他的长官让他与儿子益国一同担任卫所军校，执掌羽旗仪仗归乡。回乡以后仍然享受官府俸饷，拖着衣裾出入玉门，何等荣耀！然而浴于盱水，射取游鱼，登上凤凰山，放纸鸢，倚在通济门、武胜门上，笑着指着挑担进城的人说：“三个县的山民来了！”这些都是年轻时的事。如今虎旅守卫城门，没有人敢喧哗，也没有人敢随意出入；山川已列为禁地，鸟兽鱼鳖全都成为禁物。难道还能再得到这样的生活吗？只愿你饮醇酒，享受余年，回乡养老，享受乡园的盛况；再招呼仕隆等人一同归来，使人们说南城人喜欢远游，远游却不是忘记归返的人，这对地方风俗不也有帮助吗？八月上旬吉日，仕隆和文渊一同来告别，我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赠礼，就把这些话赠给你们。《送蔡君之任序》【罗玘】我考中进士以后，回头看同年们，都是天下的英才。当时正争相师法唐人来作诗，诗作每天相互较量，品格也日益提高。中书舍人蔡从善又独自受到众人惊异。一时之间，凡是父母老人庆贺祝寿、父母老人忧戚哀悼、远行出游、园林胜景赏玩、山水草木虫鱼图画等题材，没有不向他索诗的；否则，人们就不认为是绝妙诗卷，也不会珍重它。如今他出任南方刑部员外郎，有人私下议论说，执掌法律的官吏不是诗人适合担任的职位；我却担心执掌法律的官吏未必都是真正的诗人。诗歌描写事物，最高可以写到日月列星的运行，深入可以达到深渊泉源，扩展可以写到风的吹拂、云的飘游、雷霆的劈击，以及雨露雪霜冰雹的降落，昆虫草木生生不息。大的可以写海、岳、山、川，小的可以进入秋毫纤尘般不可见的境地；变化可以写成日月的薄蚀、飓风、鬼风、妖气、雷神的斧击、坠落的星辰；可以写成石头、肉、狗、老人；雨水可以写成血，沧海淤塞可以写成桑田，也可以写成息壤、飞来峰。祥瑞可以在天上成为庆云、甘露，在地上成为醴泉，在万物中成为灵芝、麒麟、凤凰；对于人，可以成为居住的宫室、使用的器物、彰显身体的冠裳、使群体互相信任的符玺权衡。它如果造成伤害，就可以成为守卫的城郭、平定暴乱的兵甲；在宗庙祭祀以报答，在学校学习以渐渐陶冶；如果又嫌这些拘束，就有投壶、博弈、蹴踘的器具，有鱼龙曼衍、角觝的幻术；至于收敛心志而修炼神仙服食吐纳之术，放纵情怀而成为孤云野水的景观、水边巢穴和石洞居所，以及樵夫的斧头、渔人的歌、农人的鼛鼓、巫医百工和踏黄之流，乌蛮、白翟的发髻辫发，都纷纷可以入诗。然而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都搜罗进诗的囊中，随时取用，然后才可以称为诗；又一定要用五味调和，使它可以咀嚼；用五声调节，使它可以听闻；用五彩施加，使它可以观赏。唉，诗哪里是容易作的呢！假如把作诗的这种心思移来处理天下政务，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何况刑法官吏所处理的政务只是一件事，怎么足以穷尽诗人的才能呢？所以我担心执掌法律的官吏未必全都是诗人。蔡从善回乡任职，经过自己的家，探望他的父母；同僚嘱托我赠言。我希望从善不要在庭中迟疑，应当迅速就任所掌管的事务；使他处理法律政务像发箭一样迅疾，天下最终一定会信服他，也会重新看重诗人以诗才从政的声望，从我们同年开始，不也很好吗？《送华君之任序》【罗玘】杭州府推官无锡人华君，先前是我在建昌府任职时的推官。我服丧期满入朝时，无锡人士都来问华君的情况。我说：“华君正瘦得像腊人，脸色黑得像土炭，眉毛胡须下垂，几乎要剃掉了；你们想过给他饮食吗？他的屋子空得像悬挂的磬，钱袋丢在地上，行人遇到还踢开而不顾；你们想过救济他吗？”我都替你们郑重地转告了，大家又惊又笑，认为我荒诞欺骗得太厉害，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在诽谤。我于是说：“我建昌府有益国这件差役，大宦官突然在暑天到来，地方百姓全然不知道。官吏集合出来迎诏，诏书一到匦中就算完事；于是挥旗立表，登屋牵引彩饰，百人雷鸣般呼喊，像鸟张翼飞翔、像马奔驰践踏，瓦片破裂，竹子折断，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屋里的妇女奔走，孩子发抖，有人掉入井中、溺于沟窦，瘦弱病人躺在床上喘息等死，即使鸡狗也惊惶躲避，无处逃遁。占卜祝史传令说：‘皇帝的命令要在东边墙上修筑，东边的人向西边墙上行贿，西边的人也要行贿。’都科官说：‘我要砍光那片树林，我要烧制那片泥土，拿什么安置我的炉灶？拿什么砍伐我的础石？’有人说要修缮我的馆舍，有人说要准备我的饮食，有人说要多少匹马，有人说要多少皂隶。有人扑打我的里胥，里胥躲藏；有人辱骂我的县丞，县丞躲藏。

译我们县令也惴惴不安，自己感到恐惧，把一切都托付给华君。华君请求亲自拿着彩饰，告诫东西两边的人不要收受贿赂。贿赂有固定的惩罚，彩饰有一定的规格，树林、土壤、馆舍、驿传、车马都按制度办理；没有凭恃，也没有不充足的，全部都有固定供应。于是百姓不苦于劳役，工匠不被偏重劳累，厨役和仓吏也不说匮乏，大宦官才稍稍收敛他的欲望，削弱了他的威势。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他不睡不食，拿出自己的所有来帮助官府费用，只有华君一人如此。这是我据实称述华君，难道反而是荒诞和诽谤吗？华君的治理还不止这些。众人这才释然，称赞华君，使无锡人的声望增加，认为他应当受到上等赏赐，得到破格提升。如今华君遭逢母丧期，最终仍然以原官调任杭州离去。大家又嘱托华君同宗弟弟济之来请求我写几句话安慰他。唉，赏罚升降，我地位卑微，不能预先知道。也许我们建昌偏僻低下，华君虽努力治理，主管者未必知道；即使像我这样的人称说华君，又有谁会听呢？而杭州正是天下最上层的人所关注、耳目所及之处。何况那里士人汇聚，声名传播广泛，说话必定有人相信。华君不要改变我在建昌看到的治绩，把它带到杭州去；声名通达显赫的机会就在这里，无锡人可以安然，不必再替华君忧戚了。《送虞部王君诗序》【罗玘】虞部郎中王君因病向皇上请求，回乡奉养老二、老三陪侍父亲。王君的两个儿子对我说：“儿子侍奉父亲，要有腋下的扶持，乘船要有锚，药物要有固定的供应，尝膳要有固定的安排；只要看到没有危险、没有忧患，永丰就是可以归去的地方。”有人说：“你们过分了，王君并没有病得很重。”王君先前以行人司副使出使淮地，又出使蜀地，刚一有机会便回家拜见父母，不能让出使的节符长久停在家里，于是驱车追赶上路。如今虽然在郎署任职，但内心郁结不乐，睡觉像醒着，咽食像要吐出，走路像急趋，思考像遗忘，心神不宁。上下求医来诊断，王君自己也说：“我病了。”我看见他的父母解除了忧虑。唉，王君难道真是病人吗？我说：“王君独自以这种方式称病，志趣高尚啊。”我曾读过东西两宫的医籍，某人咳嗽，某人生疽，某人头部麻痹，某人眼睛有眵，某人牙齿疼痛，某人痰气上冲，这种病常常占十二三分。然而他们仍骑马在道路上递送名刺，在屋里饮酒娱乐宾客，在官署坐着喝斥鞭笞，在郊外亭台池馆别墅里整日嬉游，接连不断。这些人其实没有病，却自以为有病。至于面黄憔悴、低头行走，身体弯曲如磬，跛行拖步越过门槛，翻墙便病得不能过去，喘息呻吟着赶去入朝班列，实际上已经匍匐了；这才是真有病。却自以为还没有病。自以为有病的人，怎么知道等到病已经很重时，反而不会自以为还没有病呢？自以为没有病的人，怎么知道当他还没有病时，反而不会自以为有病呢？这两种念头每天在胸中循环，他连自身的事情都顾不过来，又哪里有空思念父母并为父母忧病呢？所以我赞叹王君独自称病。有人又说：“王君虽然因病离职回乡，却又担心给父母留下忧戚，便托词说：‘把两个儿子带回去，让他们入学；将要给他们举行冠礼、婚礼，以此使父母欢喜，不愿以患病的名义回去。’”我于是更加赞叹王君。做官远离父母，本来就会因思念亲情而忧苦，却未必真的忧苦成病；如果服药就能治好，也未必立即请求离职；即使请求而归去，也未必不说“我是因为生病才回去”，那么父母难道不会忧戚吗？父母也就可能因此病倒。这样看来，思念父母而因病归去，是多么困难啊！而能够因病归去的人，我只见到王君；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我更加赞叹王君。众人都一致评论我的话说：“各人的赠言大意大多相同。”于是我记录下来作了这篇序。《明文海》卷二百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二

译送序 《送马布云序》【李梦阳】马君布云在户部任主事已经四年了。一天，他办完职事离开，同僚已经集资为他饯行，又嘱托我写几句话。我有幸身为下属，每天把文书簿册和期限差役作为事务，哪里能说出什么话呢？即便如此，我私下也有所听闻。君臣之间的道义，是道不相合就离去，进言不被听取就离去，得不到应有的官职就离去。去年到离任的时候，据我看，布云的年龄还未到，不是因为年老；布云以前任中书舍人九年，能够尽到职责，于是升任户部主事。布云又能办好户部事务，先在太仓督运粮食，官吏不敢作奸，于是又被举荐督运天津粮食。天津人都啧啧称赞他的清明，这并不是得不到官职，也不是所谓言论触犯上意、道不同志不合；那么为什么突然离去？在没有可离开的理由时仍然离去，我由此知道布云的贤能。士大夫把官职当作家业，进退的道义被排斥而无人讲论，于是有人老死在职位上还不觉悟；品行污秽、行迹诡异的人竟安然列于朝班，面对诋毁辱骂也不顾惜，甚至有人病卧床褥，还每天探问授官、免职、调任、升迁的消息。假如他们不做事也就罢了，若果真做事，能够因为不得已而听命吗，志趣不合又能离去吗？唉，我由此知道布云的贤能。假如布云因为得不到官职而离去，因为进言不被听取而离去，因为道不同而离去，因为年老而离去，因为疾病而离去，仍然是贤能的，何况他没有可离开的理由却突然离去呢？做官好比航海，百般危险都具备：逆流而行就危险，冒险闯入就会沉溺；不知道应该离开却不离开，叫作逆势；知道可以离开却不离开，叫作冒犯。布云这次离去，好比逆着平静的水波航行，兴致和意愿已经到了尽头，便舍船登岸，难道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吗？布云身材魁伟，胡须漂亮，豪爽而崇尚义气，年轻时在科举考试中稍有失意，年老后又未能取得更高成就。他的官职一定会得到考核认可，剩下的岁月一定会生出贤能的子孙，使家族昌盛广大；不这样的话，又凭什么同那些身处危险、陷于沉溺的人区别开来呢？《送东谷序》【康海】东谷子由昆山调任盩厔，在盩厔居住了三年，才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经过我这里告别。又过了十三天，我到思政轩为东谷子饯行，看到眼前景物，追想往事，感慨地生出怀想。于是作诗悲歌赠给东谷子，诗作成后，便写下这篇序记在卷上。唉，士人平日居处时，没有不以天下的道理为是、以不合理的为非，自认为像契那样能够凭信物借贷一样。然而天下的事情常常超出精神思虑之外：本来是对的，有时却显得不对；本来是错的，有时却又显得正确。于是圣人的道理不能为天下所信，奸诈之徒反而做了不该做的事，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东西，这种情况往往存在。所以小人扰乱君子，邪说夺取正当的言辞，最终使士大夫开口说话时，好的不知道是好，坏的不知道是坏。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尚且有处士横加议论，在当时制造疑惑，这个缘故难道是一日积成的吗？关中各郡县的官吏中，尊崇廉耻、遵守德义的只有一两人，往往受到众多言论的憎恨；而贪婪饕餮、侥幸求进的人，反而递上荐举文书。这不只是当权者的过错，也是长期习惯却不加察觉、身处其中却不感到怀疑造成的；自弘治末年，大体都是这样。东谷子以有名的进士身份出任两个繁剧县的县令，不幸处在这种流俗之中，志向坚贞、操守严正，却没有被上级知道；百姓安定，政治兴盛，可是声誉却没有达到相称的程度。他做官十年，贫困困厄，忧愁否塞，不能因为这些而推诿给仆役；诋毁越来越多，而操守越来越坚定，处境越来越艰难，而内心却越来越舒展。由此看来，岂止可以在关中做官，即使治理天下也可以。《易经》说：“震雷惊动百里，却不丢失匙和鬯酒。”东谷子从吴地到秦地，行程数千里，所遭遇的事情竟像符节相合一样，因此能够独自凭借无瑕的品行处身其中。诋毁、赞誉、忧患纷纷来到面前，却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内心。如此，即使古人也已经很难做到。如今士大夫把古人难以做到的事情都加在别人身上，却拿普通人的才干来要求他们；一旦得到一点认可，又固执地沉溺于喜怒之中，严重违背他们原来的意旨。这样，即使周公、孔子站在他们面前，也没有不被他们非难的。这种人的本意，并不是真的要非难周公、孔子；只要名声不是旦和丘，那么即使有一百个周公、孔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非难的。我在彭麓有别业，杂处民间，广泛考察他的政绩，亲眼见过他的为人：有美德而不自我夸耀，怀有才器却无人赏识；他的过错究竟应归到哪里呢？东谷子已经要走了。然而天下如此广大，士大夫如此众多，没有人像我以及渼陂、石岗、东岩、泾野、太微那样深知东谷，何况东谷本来就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了解才这样做的呢？如果是为了求得别人的了解才这样做，那么就说明另有企图，而不会专心做这件事了。别人知不知道，难道是东谷的志向吗？送丰原学先生序【王九思】四明丰原学先生在翰林院任侍讲，参与编纂《孝庙实录》有功，晋升为右谕德。但任谕德没有多久，就奉皇上的命令到南京翰林院任职。这件事大概发生在正德己巳年六月。当他临别时，先生说：“你为什么不赐教于我呢？”当时，九思也由检讨调任文选司主事，因为公务牵累，未能成行。第二年庚午秋天，罪人被捕获，而我却因乡里之事获罪。由于吏部有权，便被贬为寿州同知。寿州距离南京五百里，先生写信慰问我，称我为“执事”，说：“执事所学的是端正内心的学问，究竟触犯了哪位逆寺之人？我就不知道了。”又说：“执事是不愿意赐教于我吗？”当时又因为公务未能成行。在寿州住了一年，辛未年冬十二月，皇上采纳谏臣的意见，大意说：“寿州同知先前在翰林院，后来出任吏部官员，却狼藉贿赂，破坏选官制度，应当罢免弃置，以应合上天的变异。”于是皇上批复说：“同知已经退休了。”先生听说后，又写信慰问我，说：“唉！玉石一同焚毁，竟到了这种地步。执事不亲近罪人，这是满朝都知道的，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弄清楚呢？

译执事本来只是知道桑梓故乡的乐趣，哪里知道感慨世道的人会是什么心情呢？”又说：“执事竟然还是不肯赐教于我。”我读完信，于是感奋激发，叹息说：“唉，世上难道还会有了解我的人吗？人本来就有明白礼义、却不善于了解人心的。果真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那么九思就是小人中最卑劣的，天地不能容纳他，鬼神也要斥责他。又为什么要把他的话说成这样呢？如果因为他说的是自己的事情，那么世上难道缺少别人，偏偏一定要说小人的话吗？唉，世上难道还会有了解我的人吗？”过去在翰林院时，大多奉诏作制诰而寓含讽谏，寄托在著述中而褒贬俱备，与群臣相处时也显露规劝告诫。九思虽然不才，本来就承受过先生的教诲。像这样已有十年。等到先生南行，我反复诵读经籍典章、古文遗书，真是意味深长！就像开启清庙，奏响金石之乐，美妙而盛大啊！只是九思没有机会参与其中。最近私下听说皇上的意旨，是要开明堂、兴礼乐，陶铸万物，超越唐虞，这还不可预知吗？这难道会缺少人才吗？不久就会召回先生了！而我退居山岩谷地，做个老农老圃，终身如此也就可以了。庄周说：“小的智慧比不上大的智慧，所以鲲鹏属于大智慧的一类，蝉、鸦、斑鸠、鹌鹑属于小智慧的一类。” 大概也只是各自安于自己的本分罢了。所以说：“智慧小却谋划大事，很少有不失败的。”我只是想到世上没有了解我的人；然而像先生这样的人，又远远离别，不能等待了。先前想对先生说的话，也已经漫无边际，无法再详尽述说了。屈原说：“竭尽忠诚来侍奉君主，反而离开群体，成为多余的赘疣。”又说：“交往不能终始如一啊，怨恨因此绵长。”所以水流受到搏击，势头就会激烈；感情达到极点，就会兴发感慨。幽暗、昏昧、险阻、闭塞，困顿、违逆、压抑、郁结，使日月不能照临，山岳也因此崩摧。因此烈士壮士有击剑悲歌、捶胸流泪，乃至痛哭而不能自知的。唉，可惜啊！了解我的人说我内心忧愁，不了解我的人却说我有什么追求？算了吧！但如果不是先生，谁会不说小人的文章是在掩饰过错呢？送王令序【王九思】我在翰林院时，常常见到考核官员政绩的典礼。那年春正月，天子完成郊祀，过了十天，驾临奉天门临朝听政。这一天，各部门开始奏报政事。于是，各省、府、州、县的官员都赶到御桥南面，跪下脱帽，俯伏把头贴地，等待治罪。刑部尚书率领左右侍郎站在御街北面，面向北跪下宣读弹劾奏文。接着，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也各有弹劾奏文，分别推举一名老成官员，面向北跪读。大意是说：各省、府、州、县的官员，如果不能胜任职务，就应当依法处置，以示惩罚和劝勉。我一共见过三次，天子都亲口发布宽宥的诏令，特意赦免他们，以勉励他们以后努力取得成效。于是，各省、府、州、县的官员不下万余人，立即跳跃着叩头谢恩，口呼万岁，声音像春雷在空中回响。退出后，第二天一早，他们穿着公服到午门外谢恩。然后，吏部把官员的黜陟情况上报皇帝。弘治壬戌年，吏部上奏说：各省、府、州、县的官员中有政绩特别突出的，不能只停留在记录上，应当逐渐加以表彰，以勉励杰出人才。于是推举了两人：一人是大名知府韩福，一人是宜阳知县胡献敬。皇帝看了奏章十分高兴，命令在礼部赐宴。不久，两人都升迁了，这大概是近代少有的典章，我有幸亲眼见到。自从我被派出任外郡官员，逃伏在山林草莽之间，经历考核官员政绩的典礼又有三次了，却没有听说有像壬戌年那样受到表彰擢拔的。也许山城偏僻，邸报传不到；也许有这样的事而我们没有听见；又或者本来就没有，都是无法知道的。正德庚辰年春天，又到了考核的时期，我们县的县令王君早晚收拾行装，准备北上。县里的士大夫谋划送他一些礼物，请我为他作序。王君本来就有许多善政，这次出行，贤能的推荐已经送到藩司、臬司，考核也在吏部进行。我想，皇帝励精图治，如果重新举行先朝的典章，那么继韩福、胡献敬二人而兴起的，或许就是王君吧？这还不能预知。至于在奉天门奏报政事，不过是我偶然提及罢了。送幕吏陈君序【王廷相】以恩惠抚养百姓，施行教化以培植德行，缉捕暴徒，革除奸邪，使百姓安乐地生活在田野乡里。你的施政有这样的作为。你淡泊自守，一点私利也不经营，志向清洁而操守坚贞，使人仰望你，如同仰望明亮的太阳。你的品行操守有这样的表现。像这样的人，百姓一定拥戴他，有关官员一定赞美他；他因为贤能而得到升迁，升迁后登上显要的官阶，也是必然的。以刻薄严峻作为公正，以搜刮聚敛作为能干，不体恤百姓的隐忧，只把严酷如苍鹰、猛暴如乳虎作为志向。你的施政若是这样，百姓一定怨恨你，有关官员一定厌恶你；你因为不肖而被弃置，弃置后困顿于草野，也必然如此。有些人不能明察而核实政绩，贤能者反而退下，不肖者反而升进，这是颠倒错乱的政治。能够不使下级成为有关官员的祸患，也不使上级成为国家大政的累赘，已经很少见了。仪封典史陈君天秩，今年因考核任职情况而罢归。县令说：“夺走了我的良佐，我的政务靠什么来辅助呢？”百姓说：“舍弃了我的幕僚，我的生活靠什么来得到恩惠呢？”他们忧惧不安，仿佛不忍心他遭遇这种事，却又无处申诉；而陈君却安然处之，没有鄙薄之心，没有怨言，也没有忧戚的神色，回到江边捕鱼，回到泽畔耕种，仿佛大大获得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快乐，已经忘却外物与自身、得失之间的分别。陈君难道不是贤能的人吗？况且黜退或升进贤能与不肖，是国家的大政。天下广大而遥远，各种职务上的人是否贤能，本来不是一个人的耳目所能全部周察的，势必要托付给有关官员。如果所托非人，那么善于侥幸取巧的人就会掩盖自己的丑行，善于逢迎的人就会博取声誉；执法者把守正视为过错，把刻意守道者视为不通世务，甚至还没有见到本人，便错误地把少壮当作衰老；还没有考察政绩，便错误地把平易看作软弱。像陈君这样贤能却遭受牵连的人，数也数不清。唉，一个县的县尉，他的得失所关系的还算少。骑劫取代田单为将而乐毅灭亡，于是齐国七十座城都被收复；李林甫做宰相而使张九龄退居，开元之治也因此不能终结。可见治乱的关键，不在灾异祥瑞和妖孽，而在贤能与不肖的进退，这才是最大的关键。我在陈君罢归之时，怎么能不为黜陟之政三次叹息呢？送仪宾刘君还秦中序【杨循吉】

译秦地和吴地东西相望，在如今这个时代，秦地是天下最雄奇杰出的地方，吴地是天下最繁盛华美的地方。今天谈论山川形势险要的，一定说秦；谈论物产丰富的，一定说吴。所以游览观光的人，如果从南方到北方，那么秦地实在不能不去；不去秦地，就无法知道山川险固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从北方到南方，那么吴地也实在不能不去；不去吴地，就无法知道赋税物产丰盛到了这样的程度。人如果能向西游览秦地，向东游览吴地，即使不再游览别处，也足以尽情享受游览之乐了。我是吴地人，曾经仰慕秦地却没有机会游览，只是见到了东南的美景，没有见到秦地的胜景。如今仪宾刘君生于秦地而向东游览吴地，既尽览秦地的胜景，又兼得吴地的美好，岂不是很伟大吗？不过，还有可以谈论的地方，您愿意听吗？过去秦地在列国时期，以一座关塞自我限制，不与诸侯往来；即使到了汉朝定都、唐朝建立国家，也无不凭借险要地势向东控制天下，这并不是王者向世人展示公正之道。吴地在春秋时期偏处海滨，鱼盐谷帛，也不过只是一个国家的利益罢了。后来吴王刘濞骄横，权势衰落，所凭据的地方也时常分裂为偏僻之地，不能长久纳入贡赋。如今天下统一，四方教化融洽，完全撤除黄河的防备，使秦地成为西部的外屏，而吴地的财赋一并纳入度支，这不是太平盛治才能做到的吗？而我与您作为这两地的人，能够这样游览它们，又将是多么幸运啊！唉，西边有秦地的险固，东边有吴地的粮饷，这确实是今天国家所凭借的资源。人人都知道这些；然而因为山川形胜而拥有这样的财赋，今天天下的治理实际由此产生，这一点人们哪里知道呢？您这次出行，我没有别的话可说，就谈谈我们有幸处在盛世，彼此共同欢庆吧。您性情和易，恭敬谨慎，喜好学习而嗜爱文章，是国宾中的贤者。送杨起岩序【陆容】云间杨起岩跟随内翰陆鼎仪先生游学，过了一年将要回去。娄东的士人请我写话赠给他。当时我多次往来于鼎仪先生处，也曾听说起岩的为人；等到他到我门下拜见时，我又看见他衣冠整齐，举止谨慎，言语应对毫不苟且，确实可以说是正在不断进步、尚未停止的人啊！所以因诸位的请求而为他进言。从前鲁国有个富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轻暖的衣服不能使他舒适，肥美甘甜的食物不能使他爱吃，细毡和高大的房屋也不能使他乐于居住，反而穿污秽的衣服，吃肮脏腐败的食物，把腐鼠的土壤、鲍鱼的店铺当作终日所处之地。然而他也以自己病得奇怪为羞耻，遍访乡里的医生。乡里的医生用针石的毒力来熨治，用汤药、液剂、醪酒、甜酒来攻治，却没有治好。他听说千里之外有像秦越人那样的医生，于是准备行装，包裹粮食，用尽一天的力气赶去见他。到了那里，针石、熨治和汤液、醪醴的攻治，并没有超过乡医；但他的饮食爱好逐渐恢复正常，一天比一天好。富人于是连跑带跳地回去，向乡里夸耀，乡里的医生没有谁能回答他。过了一年，病又发作了，所有医生都笑他。为什么呢？最初患病，是被欲望蒙蔽而失去了正常的好恶；为此感到羞耻并寻求治疗，是内心明白；众多医生不能奏效，是因为他把治疗看得轻慢；不久就痊愈，是因为心志专一，所以容易见效；过了一年病又复发，是由于自满自足反过来伤害了自己。起岩过去究竟因什么而自我困病，我当然无法知道。他在乡里的学校游学，同乡的贤士都交往了多年，但仍不满足自己的志向；如今不远数百里到这里来游学，这不就像舍弃乡里的医生而仰慕越人那样高明的医生吗？现在他听到道理而前往，充实而有所收获，这不就像寻求治疗、恢复正常后悠然归来吗？用枯槁药石来治愈疾病，是医师的功劳；节制、爱护、防止复发，不再使疾病发生，则在于病人自己，医师不能代替。君子求学，怎么能在这里有二心呢？起岩此后要谨慎地对待这件事，不要忘记自己的疾病，那么也将渐渐进入心胸宽广、身体安适的境地；至于皮肤表面的浅病，君子就不会把它当作病了。否则，我担心先生长者会把你视为有病的人，那又岂止是被众多医生暗中讥笑而已呢！送提学孔文谷先生序【张治道】具备遵循礼法、践履道德的品德，就能开启教化的源头；处在衰颓萎靡的时代，得到片刻的帮助也能有所振兴。因此人才的兴起，关系到提学官教化的助力，也关系到时运的盛衰。这难道不是最困难的事情吗？我朝建立一百六十年，天下科举大约有五十多科。时运的盛衰、人才的消长、监司和提学官的得失，不仅近代如此，即使推及久远，也可以说明。自嘉靖以来，辅臣上奏，派遣有文名的京官主持各省乡试，所有校阅文章、选取士人的事情都由他们专任。从此校阅不再通报监司，声名也不采纳提学的意见。进入考院后，每天只把编定试录当作急务，编辑、补奏困难重重，整日无暇进食。对于众多士人文章的优劣高下，茫然不知省察。更严重的，全部委托给内帘，御史、藩司、臬司诸位官员竟不能有所参与。这样一来，没有才干的人可以侥幸升进，而豪杰俊秀、已有声名的士人却多被遗漏而不能录取。试录又只出于主试者一人的见解，不能兼采众长，体制破碎，文辞意义乖僻；一时之间传诵模仿，竟形成风气，几乎不能改变。这难道不是一种时运的厄运吗？嘉靖癸巳年，关中提学职位空缺，朝廷于是命我文谷孔先生前来。第二年甲午恰逢开科，先生深深忧虑士人的习气已经偏失，科举取士过于苟且，于是敦厚崇尚教化，严格制定科举条规。贤良的士人必先以根本功夫作文，必定取法秦汉文章；删去繁杂，铲除枝蔓，削平异说而归于一致，改变近来险涩乖戾的习气，恢复成化、弘治年间博雅浑厚的文风。士人于是文质彬彬，盛况大振。这又是一种时运的转变。不久，朝廷又废止京官主持考试，仍由监司主持考试。文谷听说后高兴地说：“这次考试一定能够得到人才，而士人中颖异杰出者必定全都录取。”到考试时，便把所取的士人推荐给巡按御史范子仁。子仁说：“有这样的士人，科举名额还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把他们传示给藩司、臬司诸位官员。诸位说：“有这样的士人，科举名额还有什么关系呢？”西安守夏君又根据他们的优异成绩继续考试，没有一个不是一人抵得百人的。等到依照制度考试，共取六十五人：案首三十六人，优等二十八人，遗材一人，全部是先生所选取的。这本来就是时运所难得的，而先生担任提学所取得的成效、教化的兴盛，以及转移风气、造就人才的妙处，超过前后任何时期。这岂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呢？八月癸巳，先生按照惯例因贡生名额而左迁归去。门生举人张文卿率领各位举人对我说：“我们的宗师孔先生将要出行了，我们不忍心与他分别，请先生写几句话，而我于是这样答应了他们。”

译至于先生的德行、文章、节义和操守，有许多不是凡庸之人所能企及的；将来他如果建立功业于朝廷，以自己的风范感动天下，士人树立功勋、表彰业绩，成为一代伟人，这又不是各位士子所能认识的，而我的言语也还远远不能说尽。唉，完全选取一方的人才来侍奉君主，却因为衰老平庸的七名贡生而被贬黜削职。君子推行大道的艰难，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慨叹，实在令人慨叹。送提学刘松石先生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序【张治道】嘉靖丁亥年，松石刘老先生由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陕西的士大夫不忍心先生离去，陕西的父老百姓哀叫不已，就像婴儿失去了慈母。他们不知道先生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而得到百姓的爱戴，百姓对先生的感戴为什么这样深？况且先生来到关中还不到一年，而他的职务又不专门管理民政。士人感戴他本来是自然的，百姓为什么也感戴他呢？有人说：先生在武宗朝时，曾经巡按关中，因此百姓直到今天还思念他。我说：关中自从明朝以来，担任巡按的又不只是先生一个人，百姓为什么偏偏思念先生？有人说：关中自从有巡按以来，巡按所面对的困难，从没有像先生任职时这样严重。先生在正德癸酉年来到关中，当时太监廖堂担任镇守；廖堂的弟弟廖鹏凭锦衣卫指挥的身份侍奉皇帝左右。廖鹏的儿子廖恺又凭借狡猾奸诈、结党营私而闻名于当时；对下勾结钱宁，把他当作心腹，对上挟持朝廷来扩张暴虐的气焰。陕西的官府从巡抚、巡按以下，都望风奔走，没有人敢对他们怎么样。凡是派来陕西巡按的人，无不惴惴不安，只想苟且敷衍，拖延时日。因此廖堂的恶行日益张扬，而百姓的困苦日益加重。这一年恰逢陕西巡按职位空缺，朝廷舆论便认为应当派先生前来。廖鹏听说后害怕了，于是假托与先生有深厚交情来求见，说：“我希望从今以后能够在先生门下侍候，以求得到先生的教诲。”但他的真实意图，是想来到关中，依靠哥哥廖堂来谋划搜刮财物。当时廖鹏正遇到被任命到南京任职的机会，他以母亲年老、不敢离开膝下为理由推辞，朝廷准许他留在京城奉养母亲。先生立即严厉地说：“听说你推辞南京的任命而不赴任，是为了奉养母亲；那么你又怎么能前往关中呢？即使想去，难道不考虑朝廷的命令吗？”廖鹏无言以对，立即快步退出，从此不敢来到关中。他暗中写信给廖堂说：“刘御史不是其他御史可比，你应当赶快避开他。”不久先生到任，立即纠察廖堂的不法行为，查明他的奸邪枉曲，捆绑他的党羽；一切危害百姓、蛀蚀国家的政事，全都剪除革除，没有留下余弊。凡是河南那种深藏钩取、巧取豪夺的手段，一点也不敢在关中施行。施行数月之后，官府清明，纲纪端正，百姓安居乐业。廖堂不能忍受，于是向皇帝上奏，又重金贿赂廖鹏的党羽来诬陷先生。皇帝于是派锦衣卫前来逮捕。逮捕先生那天，天地仿佛变了颜色，恶风震荡飞扬。百姓攀住车辕，甚至有人死在车辙之下【咸宁人郭镇死于车辙之下】，使车不能前行。在此以前，廖堂告诫有关官吏和下级官员，不许私下相送，送行者治罪；又派遣随从暗中窥探先生的行止，别人都不敢靠近。后来聚集的百姓有数万人，喧呼跳跃，哭声震动原野，仿佛将要因此引发动乱。廖堂害怕了，收敛自己的党羽，召回窥探的人，不敢再让一个人靠近车下。等到案件送达皇帝面前，皇帝终于察知这是诬陷，便把先生贬为金坛县丞。后来升任湖州府知府，又升任山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不久改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如今又将要升迁了。唉，在先生还没有来之前，百姓思念他，就像婴儿思念慈母；好不容易来了，如今又要舍弃他们而离去，百姓对他的感戴怎么会不更加深重呢？这是因为先生的心，没有一天不在关中；而关中百姓的心，也没有一天不在先生身上。况且先生前来主持学校教育时，扩大《棫朴》所象征的教化，开启玄牝之门，选拔奇异人才，删去繁芜、铲除枝蔓；士人接受教诲，就像回声响应声音一样迅速。几个月之间，文风振兴，道义兴起；这又是各位士子所感戴、而百姓还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不忍先生离去的心意，怎么会不更加深重呢？思念先生，其他御史又怎么能相比？凭借这样的品行，即使治理天下也可以，难道只是关中吗？难道只是关中吗？治道等人，都是先生考试选取的士人。于是我亲自见到了先生的善良和谋略，便记叙这些事情，借以同先生这样的人告别。先生品格高尚，行为义理峻洁，富贵、利益、通达没有一样能动摇他的内心；这些也是天下人共同听闻的。我另有文章记载，此处不再赘述。送华源防游南雍序【储巏】如今天下的士人到内廷参加考试，只有进士和岁贡士，才由御史监临、由禁卫环护，考试既严格又隆重。即使偶尔有贤良、遗逸之士被推荐来到朝廷，也不过是由有关官员考试，再把情况上报而已。建国初年，进士录取名额还没有确定，有一年发榜只取一百一十人；当时充任各部门、府署卿大夫的候选人，能够胜任职务并建立功业的，大多是岁贡士。承平日久，朝廷逐渐加以甄别，然而士人中自立自负、最终建立的功业不低于进士的，仍然常常有。到了如今，却渐渐比不上了。唉，难道人才远远不同于从前吗？大概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祖宗取得天下后，在征战杀伐的余波中，正值儒学衰微熄灭、人才尚未兴盛之时，于是得到谁就任用谁。趁着国家强盛富足、人才精明奋发的时候，又用迅疾进取的气势鼓舞他们，同时以赏罚惩劝的实际措施相辅佐。当时的人才，怎么可以用科目类别来分别呢？如今却把众多士人一同招来供养，以年限限制学习，以年限选取贡生；贡生已经贡入，又以年限限制注选；将要选授官职，又以年限限制授官。年龄受到阻碍，地域受到拘束，学业荒废，志气沮丧；到了某一天考核功劳、核实成绩，却让他们与新进士人同等竞争，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译上天所生的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代之用。即使历代君主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旨设置科目、分类搜求人才，大体也不会超出这些人才。所以汉代称为贤良文学、茂才、孝廉，隋唐以后称为明经、有道、进士、制科，只是随着时代改变而更换名称罢了。我看从前充任贤良文学的人，就是后来所谓明经、有道的人；后来参加诗赋制科的人，就是从前所谓茂才、孝廉的人。难道还要向不同的时代借人才吗？由此可见，今天的进士和岁贡士，起初也都是同样的人才，只是有关官府录用的方法，以及士人自我要求的方式不同，所以后来成就显得有差别罢了。假使今天完全废除科举，只要求各郡国每年贡士，那么世上那些趋向、崇尚并号称进士的人，也都要借这个途径出仕，难道能逃避有关官府的选取，而借别的道路来显示自己吗？我的朋友华源防，忠厚而文雅谨慎，明敏而通达练达；从小学习进士业，勤奋而精专。只是受到造物者的困厄，多次参加乡试都不顺利；今年以贡生身份来到春官，参加考试后，文章出众，位列前茅，文辞灿然，意气雄盛，士大夫和众多士人都认为他非同寻常。事情办完后，又到南雍游学；扬州人在朝廷做官的，以及曾经与他往来的人，都来嘱托我写文。我写这些话来赠给巏。巏与源防是同乡，又有连续的交游，交情最久。源防的母亲孺人守寡而有节操，今年将近八十岁。源防是因为年长而成为贡生，并不是他本来的愿望，只是姑且用这件事来安慰母亲的心。巏所以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是要告诉南雍的士人。将来如果他拟定高科，位列显贵官职，以才学事业闻名于世，使人不敢再因为他只是岁贡士而轻视他，这大概就在此行了吧？大概就在此行了吧！送郑先生知博白县序【储巏】当初先生在泰地主持教育时，巏年十七八岁，位列诸生之后，先生唯独奖掖我，并私下对我说：“《春秋》这一部经书，自从先圣删削编定以后，历经许多大儒作注解释，其中隐微的言辞、深奥的意义，大多已经阐明，然而仍有可以讨论的地方。我曾经脱离传注，直接取圣经来诵读玩味，它的文辞简约，记事确实，意义深厚，道理正直。当时各国国君、卿大夫的功罪，诸侯之间盟会、征伐、聘问的是非，中国与四夷的内外，乱臣贼子隐藏的微情，没有不明白地记载在简册上的，其中有些不需要依靠三传也能看见。求学的人如果从这里有所领会，那么做儿子、做臣子，面对大事、决断大疑，几乎就不困难了。”先生资质敏锐，可以进一步传授给他。那时我正学习《毛诗》，专心于举子业，没有闲暇，但希望将来有机会。到癸卯年我考中乡试，甲辰年便贡入春官，又赐进士出身，想前去请教先生所传的学说，却已经没有机会了。唉，学问没有比得到师友帮助更大的益处。古人有越过境界、离开国家跟随老师游学的，幸而接近老师，即使遭受饥饿、触犯艰难、濒临死亡，也不忍离去，确实是因为他们所喜爱的正在这里。我有幸受到先生亲临教诲，先生还想把自己所得传授给我，携带我登上高明的境界，不能说不是过分的幸运；但我庸惰贪玩，虚度光阴，最终没有真正从事学习，实在令人慨叹。又过了一年，巏任南京考功，先生也任职满九年，等待吏部选授。当道者看重他的才干，破格授予博白县知县。先生路过江东时，巏前去拜见他。先生说：“我是卑微的官员，借助你的名声稍微有所闻，你为什么不赠送我几句话呢？”巏说：“先生通晓《春秋》经，剔除浮伪，独自获得圣人的精纯要旨，用力勤奋而且长久。巏虽然没有完成这门学业，但博白县的百姓中一定有豪杰、特出、俊伟的人，又何必担心没有可以传授的人呢？不过过去只能在文字议论之间表现出来，如今却可以治理方圆百里的地方，把所学安置在政务中施行，这本来就是先生的夙愿。论说《五经》有《春秋》，就像法律有条例，带着它治理天下都绰绰有余，何况治理一个县呢？”我谨以这些话作为赠言。《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三

译送序 送高郡传序【王渐逵】天下的谈论有三种，最高的是问学，其次是诗文辞章，最低的只是戏谑。天下人的进取也有三种，最高的是修养身心，其次是建立政绩，最低的只是官位品秩。我曾用这三种标准来观察天下的大夫士人：谈论尚且滑稽以及时事中可以取乐玩赏的事情，便聚集在一起，挽手联袂，滔滔不绝；谈论古今诗文的，大概十人中有两三人；谈到义理而共同商量考订的，更少，几乎只有十分之一。又用这些标准来观察他们内心深处的心术，便看到他们叙说年资功劳，考究资格次序，或者暗中投机以求超越快捷，或者巧于迎合而多次得中；那些感叹年老、哀叹地位卑微的心情，流露在脸上的，都是这样的人。有志于当世政务、希望建立盛大功勋的人，也很少。何况那些专心研究圣贤之学，希望用来治理身心，使自己没有污点、没有疏漏，不只是停留在讲说的空文上的人，哪里只是十分之一，几乎是千百人中才有一个。因此，我实在为广陵高子感到高兴。当高子来到五陵主持教化时，树立师道，训导学生，考核课业，奖赏惩罚，都有章程制度，我已经觉得奇异。后来听说甘泉翁在天关讲学，大巡洪公率领诸生以师礼事奉他，高子便欣然首先倡议集合，早晚听讲而不停止，又能从旁辅翼、推行这件事，使我广文馆的人能够听闻圣贤之学，这有高子的力量。因此，我实在为高子感到高兴。高子对我说：“学习并且按时温习，不过就是不停止罢了。唉，高子难道懂得这个道理吗？所谓心，就是不停止。所谓学问，就是学习这个；所谓进取，就是在这个方面进步。如今太阳一天运行三百六十度而成为一周，第二天又运行一周，经历万古仍然如此，这就是不停止。如今水从源泉流向溪涧，从溪涧流向江河，江河已经很大了却还没有到达终点，直到流入大海。说到天下不停止的东西，不过是天和水罢了。况且天地人称为三才，人的名义如此重大，必须完全履行人的道理，然后才配称为人。那些蚊、蚋、虾、蠓，聚集在天地之间，忽出忽没，腐烂败坏而渐渐消灭，难道可以同它们谈论人的道理吗？说话却达不到义理，以及孜孜不倦地窥伺、窃取官位品秩来沾沾自喜、暖暖自得而在世上默默无闻的人，也不过是蚊、蚋、虾、蠓罢了。追求从事这些事情，能算不停止吗？因此我观察这些事情，对高子此行更加有所感触，不能停止于言语，所以作了这篇赠言。” 送方棠陵序【王渐逵】棠陵子从前在湖南，弃官归来，做一个逃避官府的吏人，栖居在山中，想和穿梭于天地间的桹溪鹁鸠、蜉蝣为伴，以此逃避世俗。然而巢穴还没有筑成，便有了我广府的任命。棠陵子怅然前往广府，又想成为骑六羊的仙人，想翻越西樵山，寻找罗浮山，到飞云之上访求葛稚川、轩辕黄帝。然而羊还没有骑上，便又有了福建的任命。棠陵子又怅然离开前往福建。棠陵子不是不想把这些愿望兼而有之，只是万物不能同时拥有两种状态，本来就是造物者的安排。我听说道有其限制，时有其变化，智慧有不能施用的时候，行为有不能兼顾的方面。那种清虚寥寂的境界，贤哲之士不是可以凭自己的愿望占有，也不是可以凭自己的愿望居处的。只有穿草衣、居岩穴、吸食霞气、吞咽清风的同伴，上天才本来怜悯他们而把这种生活赐给他们；否则就是因为他们困顿笨拙。世上的士人，如果贤能足以统率别人，才干足以为世所用，那么上天一定要显扬他的身份，厚待他的禀赋，竭尽他的心志，使他的身体劳苦而成就他。即使他想和穿草衣、食霞气的人争一丘一壑，成排杂处在清虚寥寂的地方，形势也大概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棠陵子贤能足以统率别人却不肯居于其位，才干足以为世所用却没有发挥，这本来就是上天对万物有所吝惜，而棠陵恰好两样都占有了，难怪造物者对他吝惜而不肯放行。我只是苦于自己的笨拙，因此能够在山水之间从容游荡。将来我游历各处胜景，穷尽它们的变化而归来时，应当把大道的盈虚征兆、天地冲和空旷的道理，同棠陵一起谈论；棠陵到那时就不会再困惑了。送李三洲序【王渐逵】青萝王子听说三洲李子要出行，便走出青萝为他送行。经过珠江时，有位客人拦住王子问：“您要到哪里去？”王子说：“听说三洲子要出行，所以出来为他送行。”客人说：“三洲子要到哪里去？”王子说：“到京师去。”客人说：“到京师做官吗？”王子说：“是去做官。”客人说：“我住在这里，已经见过您送行很多次了。那些出行的人，不是您的亲戚，就是您的朋友故旧，再不然就是与您相识相知的人。我听说，栖息山谷的人不能与飞上云天的同类为伍，穿草衣的人不能与佩带圭组的官员混杂。您进取时不能与贤人共同顺应时运、矫正行为、建立功业，退处时又不能远离荒野丛莽、收敛光耀、保持清白真实以自我约束；照这样计算您的作为，难道没有不足吗？”王子说：“您的见识多么固执而狭隘啊！与万物一同造化，是贤达者的机运；排斥群体、断绝同类，是偏狭之士的见解。您没有看见那些著姓家族吗？有的在天街上成为羽仪，有的在史册上登记功名，有的隐迹于旅店商贾之间，有的驰骋于樵夫渔夫的事业。大家联合智慧、并用力量，表达诚心、贡献劳绩。那些处在家中的，不是有病困顿，就是笨拙愚钝。劳逸彼此交替，聪明和平庸各有用途，但经营家庭却是相同的。如今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百姓万物就是同一群亲属，才能高低就像同一家族中的子弟，出仕和居家就是共同经营、相互救济。因此契、禹以及巢父、许由，之所以不因行为不同而互相嫉妒，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相同；人参、茯苓、苍术、附子，之所以不因药性剂量不同而不能调和，是因为它们的道理相通。所以说：‘没有出行的人，靠什么输送？没有居家的人，靠什么储藏？’我所送行的人，都是我的同道，都是有才而能共同承担事情的人，都是能够成就家庭、成就国家的人。我想要做的，他们都先替我做了；我所不足的，他们都替我补足了。我安于自己的疾病和笨拙，正是因为有两三个这样的朋友在身边，我还有什么不足呢？您的见识，大概不是通达事理的人了。”客人离开后，王子到三洲子那里，把这些话告诉他。三洲子说：“您的话多么博大啊！您就留下吧。”王子说：“您就出行吧，我替您守住这里。”后来有一天，听说有人戴葛巾、穿宽大的衣服，自在地往来于罗浮白云之间，在岩石山谷间大书特书，张扬子您的形象，那个人一定就是我吧。送林巽峯序【王渐逵】

译王子说：自从战国末年诸子百家、各姓氏兴起，汉代训诂学兴起，唐宋科举之途兴起，天下的学术日益分裂、衰败、混乱，已经不可挽救。然而幸而没有随之一起灭亡的，只是因为本心还存在罢了。世上那些沉溺功名利禄、嗜欲的人，又从中加以削弱、丧失和消磨。他们中有才智高明的人起来，往往又迷失了原来的道路，各人凭自己的见解妄加揣测。等到求不可得，便又厌恶众人并头陷入昏乱污浊之中，把一切归于无可奈何。于是老氏、佛氏两家中狡黠的人出现了，穷尽我们幸存而未亡的本心，把它窜改、颠倒，用来愚弄这个世道，于是便有了清净无为的论说、真空出世的言论，并鼓吹传播这些学说。他们中才智高明的人，寻求我们圣贤的道路却再也找不到，又不甘心并头沉沦在功利昏乱的场所，于是开始以他们的说法为可取、为与众不同，便靠近它来歇肩。唉，这也真是可悲啊！假使我们圣贤的学说明白显著，老氏、佛氏两家的人将惊惧而低头还来不及，哪里敢放纵地逃入邪说呢？不幸圣贤之学没有彰明，二氏反而又偷取其中的残渣，转过来鼓动迷惑世人。才智高明的人便说：我姑且依附这里歇肩罢了，并不是喜爱他们的道术。那些想救世的人又说：我姑且用这种说法来使昏乱沉溺的人苏醒罢了，但还不敢明白说出赞助它的话。如今被视为才智高明的人，正大声呼喊、倡导召集，又替它说：佛氏的教义与我们儒家没有不同。又说：世俗儒者的学问已经堕入二乘了。那些无知的人戴着儒者的帽子、穿着儒者的衣服，却亲自走入异端；他们放纵妄为的归宿，又成群喧嚣，替它扩张羽翼。譬如厌恶渣滓的人，反而甘心咀嚼渣滓，却不知道精髓才是美味；又如旅途疲惫的人，正酣然鼾睡，却不知道家庭才是安适之处。他们的愚昧、不加思考，实在太过分了。我自从进入京城，听说这种说法盛行，便深深忧虑。等到寻求同僚中志同道合的人，才得到巽峰林先生。林先生是才智高明的人，我有幸与他相接相慰，每天共同辩论，才终于归于一致。如今他又告别我而离去，我的助力再次孤单；又担心林先生此行或许会对昏乱污浊的世道感到厌倦，姑且依附它而歇肩，那就不是我对林先生的期望了。我和林先生之间有朋友的道义，所以在他出行时，便以朋友之道规劝他。送伦白山到留都任司成序【王渐逵】陶冶作为一种技艺，是小技；但它的用途极为急切，所产生的利益极为广泛。不过，如果得不到技艺高超的工匠，就不能成功。我家乡在南海之滨，那里有两个乡都以陶冶闻名。一个叫佛山，这里冶炼业很多。冶炼者一定要等候、寻求技艺高超的工匠，丰厚地供给他们饮食，极其尊敬地侍奉他们。一旦找不到这样的工匠，就不敢自作主张；即使自作主张，也一定不合适，必须求得工匠才停止。因此佛山的冶炼业遍布天下。另一个叫石湾，这里制陶业很多。制陶者也一定要等候、寻求技艺高超的工匠，饮食和尊奉同冶炼者一样。因此石湾的陶器遍布两广，并旁及海外各国。然而人们却忘了它们的由来，以为人人都能做。唉！假使天下人都能做好这种技艺，世上就可以没有工匠了；假使天下人都能完善自己的天性，世上就可以没有老师了。所以冶炼工匠，是铸造五金的模范；老师，是陶铸五性之人的模范。我同年进士白山伦先生，由宫谕升任南京国子监司成，在成均教书。我听说天地之气聚集在东南，留都是英才哲人的渊薮。但气势过于旺盛，便可能泛滥弥漫，放纵不羁而不守法度，人的性情于是不能中和，不能不期待有人来加以规范。伦先生德行充裕、学问深厚，掌握文章而以礼为法，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在讲席上辅佐教化。这是人们的典范，也是这个世道所求的人。陶冶一定要把技艺学好，然后才能周遍地发挥用途；君子一定要把道学好，然后才能成就他人。我因此知道伦先生必定大有建树。伦先生家在魁冈，邻近佛山、石湾这两个工艺发达的地方，他平素所听闻的就是这些。将来扩充朝廷的台垣园囿，导天下归于至中，使许多善人成为王国的根基，大家都会在南海之滨夸赞说：‘这个善于陶铸人才的人，一定就是我们的伦先生。’己 送陈滦州序【殷云霄】云霄年幼时侍奉先父在昌黎，曾经和燕赵少年在古长城下纵马奔驰，放眼观看奇特险要的地势以及各部族在缝隙小道间出没往来的情形，徘徊感慨，想询问元顺帝当年逃遁的道路，但当时的故老都已经不在了。大概天下已经太平了。向北看大漠平沙、漫野衰草，浩浩荡荡而没有人的踪迹，使人产生封狼居胥、系单于之颈的感慨。当先帝休养生息时，华夏各部族不敢稍有侵犯边塞，边吏每天拿着名册到军门报告，回来后躺下便没有别的事情。军士往往抱着幼子放牧鸡豚，有时带着弓箭去猎狐兔。滦南有座孤山，我带着椒浆到石上祭奠，歌咏《西山》之章，想起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想和他们交游，却不可得，眼泪鼻涕交相流到脸颊，最终惆怅地返回。特意登上碣石最高峰，向西望去，只见连绵的岩石和幽深的山谷，大山深处多有虎豹熊罴潜伏。向东游览，则见大海浩渺，与天相接没有边际；隐约可见几座岛屿，像野鸭和海鸥漂泊停留在巨大的波涛和深广的海水中。这里难道有能够餐食沆瀣、挟带日月、跨骑虬螭、招来仙人，与之共同遨游八极之外的人吗？自先父因忧患辞官归家，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屡遭忧患、艰难和疾病，躲避寇盗，如今又奔走南北，学习做官，只求得到升斗之禄来奉养双亲。往日的意气已经衰败疲惫，几乎不再存在。如今因陈君出行，往事的耿耿之情没有完全忘却，仍有所感。我过去曾和边地的故老谈论：‘北平塞外多有山谷险要隐蔽之处，山海诸关是边民入贡的道路。有险要之地，就便于埋伏藏匿；熟悉道路，就容易来往。’那时我常进入云中、榆关，唯独没有来这里，为什么呢？他们说：‘这正是应该忧虑的地方。’当年我年轻轻率，不再追问这是什么话，如今才明白。人心常常在没有忧患时懈怠，而祸患多从忽视之处发生。近来齐、赵、宋、鲁之间，有一群无籍之徒聚集十多人，左手拿弓，右手握着几支箭，奔驰呼叫着进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打开城门，坐进公馆，宰牛杀猪，宴饮作乐数日，又让同伙分头抢掠村落，掳走子女和财帛，扬长出城离去，竟没有人敢过问。正是因为太平日久，百姓不知道还有战争。何况北平自古就是匈奴屡次入侵的地方，距离如今的京师，轻骑一两天便可到达，怎么能忽视而不修整武备呢？陈君慷慨而有大节，他任太守时应当有超出文书和常规之外的作为，所以姑且和他谈这些。送程君启赴任黄梅序【熊过】

译从前我年轻时，曹南王先生考试《渡泸论》，我献上文章说：‘这在兵法上，就像齐桓公会盟江、黄诸国，近似于此。’曹南先生认为我的主旨非常奇特，评为第一。然而那只是带着防备坐而论道罢了。等到我渡过江汉之水，经过黄梅，从广济向北，抵达宋墟，观察那里的山川盘曲回绕，又登上破头、冯茂二山，大概才见到了所谓‘黄’的情形。那里的人没有不魁梧杰出、精悍紧勇的，天下太平时有的便隐居于异端之学；一旦有事，他们便萌发出来，那种回旋飞翔、咆哮奋发的心气，也正是当地风气所造成的。等到我想追问彭茔、徐真逸的根源，思考消除它们的办法时，他们遗留下来的俘虏都已老去、化为尘土而消尽，无法知道了，大概这里有道之长久存在，并且长期相安无事吧。祸福相因、感应相通，难道又有什么常态吗？然而我看《春秋》的文字，荆国失去黄国时，中原强盛，僭越的势头稍稍收敛；等到荆国灭掉黄国，中原终于被扰乱，《春秋》也再不能加以制约了。《诗经》说：‘惩罚荆、舒。’惩罚荆、舒，难道不应当看黄国来衡量轻重吗？我与程启君共同传习经学，是同舍学生；我考试写《渡泸论》时，程启已经见到并和我商量过。我经过黄梅而询问彭、徐二人的缘故，却不曾和程启君同在一起。如今程启君竟凭防牒任黄梅县令，熟悉听闻扰乱中原的奸邪祸患，又思考这里长久太平的情形，以察看祸福相因、感应相通的机理，他将凭什么来施行政事呢？有人说：‘百姓的许多罪恶，都是随着情欲产生的；如今正应当迅速使他们改过，只要治理情欲以恢复本性就够了，哪里还用谈风气呢？’破头、冯茂山一带的人，大都自称宏忍，可是他们的教法却极力把放纵情欲视为祸害。假如能够把每个人都教导好，是否就能在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上有所收获呢？果真能够惩治荆、舒扰乱中原的奸邪习气吗？我正因获罪而被贬到滇地，将要渡过泸水离去。滇、泸之地，是庄蹻所建立和治理的地方，它与黄梅都和楚国的事情有关；不忘记彼此交相警戒，也是我和程先生的情义。吴渐磐迁任宾州叙【任瀚】我自嘉靖年间因病辞官归山以来，和天下旧交故人不相互问候，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即使有当权而有势力的人，时常按时节相互推挽，却也不敢完全说是心心相知。万历年间，黔南有位渐磐吴君来到这里。他起初分发在西充任训导，奔走百里才到嘉陵江边；一到便来拜访我在陶父钓台的居所，我们共同坐在沧浪烟雾之中，分荆而坐，相互会面，谈论纷纷，仿佛平生就已欢聚。他饱学而厌恶空疏的经术，每次说话往往都有领悟，确实得到孔子、颜回学问的宗旨。他熟悉通晓世务，连汉廷老吏也有所不及；和他考订古今人物，大多推许有操守的士人，斥退奸雄，从不稍加宽贷。因此当时乡里那些气焰熏天的人，他都全然不去理会。我则在江汉垂钓，有客经过却不来问候，只有吴君每逢岁时伏腊，带着一斗酒来慰劳我。又时常搜寻奇景、探访险境，往往作豪迈长诗互相唱和，历经数次寒暑而兴致不衰。若拿古人来比较，即使延陵季子的高义也不能超过他。唉！吴君大概就是我所说的心心相知的人吧！后来他担任县学博士，设置讲座，招收诸生在馆舍学习，每天勤勉于诵读。到了秋天，以明经选举的人数是往年的几倍。开府澽滨的张公听说他的贤能，下檄文加以奖励，说剑南数十州中，作育士人而不知疲倦、砥砺品行而有方法的，只有吴君一人。高皇帝从前在建康时，曾选取一县教谕张九韶，召到宫阙之下应对，赐给制书说：‘张韶德行厚重、操行纯正，学问广博、言语可信，可以在史馆任著作。’于是升他的官为翰林编修。唉！吴君有古人的高尚义气，经学明白、品行修洁，善于作育士人，持守正道而不阿附。假使他处在穆陵开国的时候，负责侍从君主、供奉起居，不知和张九韶相比谁更专长。如今将按资历升任宾川郡博士，宾川是吴君的故国。把吴君用来教导西充的办法移去教导宾川，难道会有不同的道理吗？至于承明殿著作这样的官职，如果像文雉立在庭中，徒然夸耀羽毛，而鸣叫声又不合宫商，那不是我所应当期望于吴君的，所以略而不谈。送故人赵别驾辞别永康序【任瀚】过去我在宫阙侍奉，一时馆阁中的贵游子弟，大多是天雄、瀛海一带有文献传统的旧家子弟。有个赵左峰，年方弱冠却已经蓄长须，善于谈论兵法，我在昭王台下与他相见。大概燕赵之间本来就多慷慨有气节的人。后来我因抗疏获罪归山，二十年间和赵君如同隔世。今上继位五年，我正沿着蔡防，探访禹穴，凭吊先秦蜀郡太守的故墟、沬水离堆以及神君囚禁怪龙的地方，看见雄城高达百雉，关塞曲折，城墙女墙排列如齿，跨越险峻山岩而伸展出去；悬空的谯楼、高耸的飞阁，直直地向上逼近云霄，这就是灌城。询问掌握专符的人是谁，原来是瀛海的赵左峰。咦，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按说赵君从晋阳幕府起家，历任仆卿的佐官，调任阆州别驾，督办永康军粮饷，前后任官总共六次考核。到这时当权者才列举他的年资劳绩，上奏朝廷，才使他得以凭二千石的待遇出任径州太守。这不是太迟暮了吗？臣子处在当今世道，正应当执持正直之弦；不去钻营刺探权势者的窟穴，却到了白头还沉沦在边州，像我的左峰这样的人，真是一时守道明义的刚烈丈夫啊！赵君既总理边地粮饷，又兼掌灌城符印，一丝一毫也不取求。永康军过去有很多戎垒，连接雪山三镇的通道；自从赵君增修楼橹、敌台，谨慎守护关梁和斥候，羌人不敢出没。塞上的碉房，敌人再也不能据守侵扰。石下中行旅和运粮士卒往来于粮道，如同走在唐代的道路上。维州西边靠近雪山，古人所称的无忧城，如今就在永康了。我将乘一叶扁舟向南，漂游潇湘、洞庭；你正好来向我辞别，向东出褒斜，奔走在咸阳原上。伯劳和飞燕各自飞去，这一生哪里还会有再相见的时候？骊驹已经停在门前，江声呜咽；我们在关塞风烟中分手，我惆怅地为你写下这篇《垂老别》。送五岳陈公升任福建按察使序【任瀚】

译过去我待罪于宫坊，曾和沔阳童士畴共同结成诗社；当时听说竟陵城外有一位所谓苏山公的人，大概以文采蔚然、以诗歌成名，其为人朴实忠厚、明达有气节，具有古人的道义，很想见他一面却没有机会。二十年后才见到他的儿子玉叔，在嘉陵江边，真是郢、鄂、湘、汉之间奇异峻拔的士人。玉叔从学习做童生起，便想以辞赋雄视天下；近来的《秦淮》《嵩少》《岷峨》《黄蓬》等作品，累计已有数百万字，各自编排成卷，即使居丧睡草席枕土块，也仍然不停止作诗。他所任官职所到之处，遇到天下知名而能写文章的人，无不广泛征求他们的文字，作为序引，并刻印传播于世。古今以文章著名的人，沉溺于这种事业，竭力写作而不知厌倦，像玉叔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非常劳苦吗？他又偏爱山水，脚步所到之处，几乎遍及天下。到他主持考核、分巡各地时，前后政绩多在蜀地；如今转任按察使，将要离开蜀地进入闽地。孔门中颜回、子路一类的人，远行时一定先问朋友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玉叔每次来访，曾对我说：‘节制视听，谨慎保养精神元气，不要让思虑纷纷扰扰来劳累我的生命。’他所说的对待我的办法很厚重。这次出行，潮阳太守周君问应当拿什么赠给陈使君，我便把玉叔的话告诉他，实在不愿玉叔劳碌奔波，只为了求取一首诗。天下文章之学，损耗精神元气、伤害性命，没有比诗更厉害的了！大丈夫生在世上，不担心不能建立功勋、树立名声，只担心听闻不到道。诗有什么用呢？楚国有位三闾大夫，是古代通达大道的人。他说：‘道可以接受而不能传授，不要扰乱它而使它奇异，它将自然而然；一气极其神妙，难道要在半夜保持虚静来等待它吗？无为之先，大概出自空峒丈人，他是黄帝、尧、舜的老师。’玉叔对我说‘节制视听，爱惜保养精神元气，不要让思虑纷纷扰扰’，与此相近了。我大概就根据这些话来忠告玉叔此行，并观察他的后日；诗有什么用呢？这天在江门使君处饮酒饯别，我起身传令座中客人，谁谈论诗，就罚他饮一斗酒。送节推泗山唐君考绩序【任瀚】自从郡县制度建立，各府设置统帅，地位相当于列侯，统辖治理属地；但一定要有节推辅佐，分掌群狱刑罚，共同审听其中的是非，这就是司法参军。凡是郡县狱讼有不公正之处，监司、部使臣不能亲自处理平反的，都听凭节推审决、判谳、上报；年终上交司寇，以辅助嘉石、肺石的政务。他对于补益国家法制最为重要，所以朝廷近侍职位有空缺时，按例只有节推能够补任台谏官。若不是老成而有才干谋略、熟悉世务、聪明洞察，案件一隐伏就交给他掌理司法参军，便一天也不能安稳。唐君任顺庆节推已经三年，详慎谨严，通达练熟，案件中没有冤狱；凡有平反之事，他都竭力亲自担当，与当权者争论可否。他查出案卷中州府钱帛储积的情况，登记钱粮增减，细微到毫发；一切虚报支破、侵吞渔取、侵没等弊端，几乎全都揭发出来，吏员不敢贪污财货、作奸犯科。明年他将上京接受考核，接受殿最考功官按照‘考核政绩是区别官员才能’的制度评定。一时主管铨选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声，并且将要为台谏官得到人才而庆贺。唐公的仕途从这里将大大展开吧？我想，唐君任节推时执法任事，与当权者争论可否，他在殿最中的等第取决于冢宰考功。后来他做御史、谏议大夫，向承明殿上抗疏，与天子争论可否；他的殿最等第取决于天下后世，所负的责任越重，他的殿最也就越高。至于那些碌碌无为、迎合上意，依附有权势的人来取得显贵官职，即使安然坐在政事堂，参与评议军国大事，他们在殿最上也没有可取之处。既然他们在殿最上没有可取之处，又何必使用考绩呢？送桃溪潘年兄还六安序【张岳】六安的潘宗鲁君和我们同年考中进士，被授任行人。己卯年夏天，他和我们一起因罪被罢职，来到南京任国子监学正。当时各司中一同离职的有若干人，来到南都的也有若干人。在国子监的，有黄子忠君、刘伯绣君、李民望君、潘君以及我张维乔。不久，潘君因为太夫人年老而且疾病缠身，请求归养。潘君才识明达，是我们这些人的取法对象，如今却要收敛才华，到桃溪岸边奉养母亲，这对于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然而我听说，士人有的整天相对而坐，心却互不相知；也有的相隔千里却心神相交，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心是上天之心，理是上天之理。山林薮泽和宽广的都市大道，所见无非都是天；默默生成万物，大概有不必用语言却彼此信服、不凭形体却彼此契合的东西，何况我们和潘君之间情意深厚呢？潘君将要出行，诸君都有诗，认为应当用言语赠别。我没有什么才能，哪里能说得好？姑且说出我不能释然于离别的心情，以此显明我们几个人的情谊罢了。《衢州篇》为李太守邦良作【吕柟】

译南礼部精膳司郎中李邦良奉命出任衢州太守，于是和同僚谈及衢州，说：‘这个地方前后有四位太守，大都被诉讼赶走；后来又身体单薄、疾病很多，怎么办呢？’泾野子说：‘前面四位太守的离去，恐怕不全是衢州人的过错，必定是他们的心意有许多衢州人还不知道。’邦良这次前往，应该使衢州人都知道他的心意。知道他的心意，百姓不喜悦的就少了；这样治理衢州又有什么困难呢？邦良也曾听说汉代张骞穷究黄河源头的事吗？他向西到葱岭、山星宿海，所经过的地方有许多浡泥、古理、淡巴、婆罗、阿哇、忽鲁等族，他们大多兽心鸟嘴，不是人所居住的地方。张骞往返数年，却不曾受到伤害。又听说夏代大禹疏导江汉的事吗？向南到彭蠡、洞庭，所游历的地方有岣嵝、祝融、酉阳的险峻，三峿、匡庐、龙防、储潭的阻隔；其中幽灵神怪、鬼魅妖怪，都不是人可以安居的地方。大禹往来将近八年，也没有遇到它们的伤害。大概张骞的心意，人人都知道他是为了穷究黄河源头、沟通远方，并没有别的意图，所以即使虎豹犀象也都逃避了。大禹的心意，人人都知道他是为了消除水患、使百姓安居，并没有其他阴谋，所以即使魑魅魍魉也都潜藏不出。假使邦良在衢州时，爱惜当地的狮橘，便拿它来贿赂上官，早晨取十筐，晚上取一百筥；喜爱当地的藤纸，便用它来充实自己的私室，每天取十一，满月取一万，那么他的心意确实是衢州人所不知道的，当然就会有因为橘子少而发怒、因为筐筥太大而怨恨的事情了。恐怕前面四位太守的离去也是由此造成的。假使邦良在衢州，看到姑蔑以南，从烂柯山直到九龙、浮盖之间，凡是常山、江山的地区，有田地数千顷，便鞭打那些不治理塘洲的人；有田地不修整陂塍，便笞打他们的皮肤；农闲正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稍稍休息。太末以北，从峥嵘直到唐台、石门一带，凡是龙游、开化的田野，有桑树数万株，不浸浴蚕种便给他脚上加桎梏，不用盆缫丝便给他手上加枷锁；蚕月将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稍稍逃逸。那么三衢百姓没有不说：‘鞭打我的人不是要虐待我，而是希望我有粮食，男子已经在田野歌唱了；给我加桎梏的人不是要害我，而是希望我有衣服，妇女已经勤劳地在织机旁劳动了。’这样，我们邦良的心意就像白日高悬天空、清流流在地上，人人无不仰望他的照临、借取他的恩泽，难道还会有一个人不知道吗？即使鲁国的公仪休、郑国的子产、汉代的黄霸、龚遂，也都可以和他相抗衡了，哪里还可以拿他们和前面四位太守比较高下呢？况且邦良质朴正直、喜爱善行，沉浸于学习而不知疲倦。他过去在北礼部任职，遇到法律上有违背之处，也坚持原则并陈述义理。他向我发言时，本来就已经有以百姓为父母的根本心意了。这种志向、意念和声誉，衢州人已经先知道了。前面所说的话，是根据邦良自谦的话来为他解释罢了。送刘任丘序【吕柟】京畿附近的县，如任丘，是地域广大而又有诗礼文物传统的地方。任丘的卿大夫，大都向太宰求取人才，经过众人选拔，得到我的朋友静斋刘克艰来担任县令。于是我们乡里的士绅都想赠给他一些话，并说我和静斋少年时一同受教，同学时正值壮年，常常一同游学，应该由我来为他说几句。五月十五日，我在西郊为静斋饯行。静斋离开席位说：‘我听说您已经听到诸君有成篇的话，特意嘱托我说明，我和您的交情已经不是一天了。假如我不廉洁，您能够断绝与我的交往，不必教导；假如我不公正，您能够断绝与我的交往，也不必教导。我如果有不这样做的地方，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您呢？只是事情到来而明察有所不及，政令施行而法度没有建立，那就是我日夜恐惧、盼望您来指示我的地方。’吕柟说：‘自正德以来，百姓的力量困竭，想到做盗贼而不思考善良；民俗很想争斗而不思考和睦。到今天将近二十年，都是做官吏的人贪私而教坏他们的结果。如今您已经能够廉洁而且公正，在任丘又有什么可忧虑的，还担心自己不明察、不立法吗？虽然如此，如今这里有一面明镜，可以分辨毫厘、照见幽隐，并不是不明亮；假使把它仓促放置而侧着安放，那么即使拿它去照看美人，也只能看见她的耳目偏斜、容貌丑陋，实在可厌。’ 如今这里有一道陡峭的山壑，足以阻止逾越和侵犯，并不是没有法度；假使牵引绳索、架设木桥，那么即使拿它给懦弱的人看，也只会成为开出小路、帮助亲近者往来的工具，因而变得可以轻慢。所以君子只怕自己不廉洁，不担心没有法度；只怕自己不公正，不担心不能明察。因此孔子用不贪欲来止盗，公仪休因为防止织布、拔掉葵菜而能够治理鲁国。静斋说：‘这样看来，廉洁公正也不是容易的事吗？’我说：‘是的。你没有看见终南山中的禅子吗？他是真正的士人吗？隐居在幽岩暗室之中，三十年不与人交往，以为既然达到了寂静，仙佛之道就可以坐等获得了。一天有朋友带他进入长安城，经过柳市以东，粉黛女子、妖冶声曲映入眼中、充塞耳中，于是竟忘掉了自己三十年的功夫。周京有个士人，年已老迈，家中收藏古代的尺度和衡器，自称传自夏商，用来校准物品，分寸、锱铢都没有差错。后来有一天进入秦国市场，鞅讥笑他的尺，冉讥笑他的引，睢改动他的锤，泽移动他的系，于是有时把千钧说成轻，有时把一尺布说成长，自己却不知道。静斋说：‘廉洁公正的困难，也会达到这种程度吗？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我说：‘我东郊的园圃里有一株桑树，树上有鸤鸠孵出几个小鸟，早晨喂食从上到下，晚上喂食从下到上，即使有争食的，也不扰乱次序地给它们食物。不久几个月后，鸟雏都嘴硬羽健，没有一只不会飞的。’ 我西边的邻居有一位老妇人，生了几个女儿。长女像西施，已经嫁出去了；次女头发稀少，次女眉毛粗重，次女脸黑得像漆，次女耳朵短。吉士经过她们，却不来询问。老妇人于是和媒婆商量，给女儿们剪头发、修整鬓发，拿铅粉出来、替她们画眉，把妆奁中的脂粉全都倒出来为她们化妆，又给她们更换重量为十铢的耳环。三年以内，几个女儿全都嫁出去了。唉！您如果真像东园里的鸤鸠，明察之道有什么不能实行的？您如果真像西邻的老妇人，法度有什么不能建立的？纠正顽固的言论要像邻家老妇人，针砭愚昧的言论要像园中鸤鸠。因此有仁爱，就能拒绝不廉洁；有正义，就能拒绝不公正。只有仁和义，请您努力奉行。又何必担心明察有所不及、法度不能建立呢？如果不嫌弃我的话，请把它作为赠言。《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四

译送序 别周龙冈【念庵】先母所生而幸存下来的孩子，只有我和姐姐两人。姐姐许配给龙冈周君，后来因为眼睛有病，周君便入赘到我家，过了一年就夭亡了。因此我看待龙冈，就像姐姐仍然活着一样。我十四岁时还没有写文章，龙冈时常替我讲东泉老师的举业方法。后来他在赣地拜阳明王先生为师，又时常替我讲学问的正统传承以及冀闇斋努力用功的事情。我于是慨然立志从事圣贤的事业。父母怜爱我，不让我走出家门，但每次见到龙冈，都没有不自己愤发努力的。龙冈身体多病，科举文章没有完成；然而他的性情品行淳厚诚实，和当初同我谈论时相比，没有丝毫改变。我虽凭两种学业得到虚名，却也确实受到当年那些话的感动；如今年已将老，最终仍然没有成就。白沙有句话说：‘白头不负垂髫志。’我记得在城南入馆求学时，我们同心相约的话，每一个字都带着一滴泪。年幼时，哪里想到竟到了白头？即使到了白头，又哪里想到所期待的竟只到这里？交游之人充满面前，又有谁可以再告诉呢？所以每次见到龙冈，我也没有不暗自悲伤的。龙冈比我大六岁，如今以太学生身份等待参加公车选拔，而且已经三次了。当初谈论两种学业时，他对自己的期许是怎样的？又哪里想到竟会止步于此？他过去不能因为长期患病而改变自己的性情品行，难道会因为寄身于一个官职就接受流俗的改变吗？我记得龙冈曾经从赣地抱病归来，搭乘庐陵刘子吉的船。刘子吉和阳明先生一向交厚，善于防御；他的母亲去世后，前往请阳明撰写墓志，实际上又以濠州之事暗中邀约结盟，没有谈合便返回。刘子吉看见龙冈呻吟昏沉，以为他睡得很熟，便叫门人王储叹息说：‘起初我专门依靠阳明，两天里多次用言语劝说他；如果他还不能明白我的意思，连一点关键之处也得不到同意，那就明摆着不能上这条船了。这件事将要成功了吗？况且我哪里能凭一己之身承担重担呢？’王储拱手说：‘先生气力衰弱，如今天下大事都托付给先生，先生还能退避推托到哪里呢？阳明又哪里值得说有他或没有他呢？’刘子吉说：‘这本来就在我自己，多得到几个人会更好。阳明只不过曾经用兵罢了。’王储说：‘先生认为阳明有才吗？我看他胆怯。’刘子吉说：‘确实如此，赣州不过是山洞里的贱民和髦头而已，他却整天练兵，好像面对大敌，何其张皇啊！’两人一起大笑而罢。龙冈回到住处，把这些话告诉我，那是己卯年二月。这年六月，濠反叛，子吉和王储依附了他。七月，阳明先生率兵讨贼。八月，俘获濠王。当时议论的人纷纷说：‘这是依附濠王并资助他来谋取利益的人。’ 有人说：‘他和刘子吉约定后中途改变，是出卖朋友。’有人说：‘擒获濠王的是伍吉安，却把功劳夺来归于自己。’我和龙冈暗自叹息，却不能辨明真相。等到看见诋毁阳明先生的人，我问他们说：‘我厌恶你们这种说法。’说的是正确的而行为却错误，大概是虚伪的。龙冈的舌头还在，到了京师，见到四方人士，还有没有人为从前的说法辩护呢？何不把这些告诉我？遇到这样的人就告诉他，以解除他的疑惑，并且告诉他：‘趁着现在及时修养贤圣之业吧，不要像我一样到了老年只徒然悲伤。’ 尹道舆任太和县令序【罗洪先】道舆和我在山岩中栖居、在山谷中饮水，彼此不分离已有十多年。因为母亲年老而出仕求禄，得到苏州崇明县的任命。崇明在东海之中数百里，奔走拜谒、听取各部使者的命令，必须驾驶快船、乘着风帆，整天之后才能靠岸。海风忽然变化，没有定向，船只被吹得东西摇荡；稍有偏差，便会桅杆倾倒、船舵损坏，往往无法救治。当地百姓以捕鱼为业，出没于惊涛巨浪之中，性情不怕死；即使人数多少不相敌，他们也会彼此屠杀肢解，把对方的财产全部夺走而归，并不以此为忌讳。我同年进士中有被任命到那里的人，连续哭了好几天，跑到吏部以死发誓，不敢前往。道舆参加县令考试时，已经得到浦城，却被有势力的人夺去，改换为这个地方。道舆脸色不变，欣然上路。有来慰问的人，他回答说：‘在我之前去、在我之后来的，不知有多少人了。任崇明县令的难道只有我吗？’我正要纵观天地之间的景物，漂浮渡海又正好满足平生愿望，实在很庆幸而无所忧虑。他在崇明任职两年，驾船往来，几次接近危险，心志最终没有动摇。他替百姓免除徭役、节省费用，丈量土地并禁止暴行。崇明百姓把他像父母一样拥戴，不敢做盗贼，深深负荷明府的恩德。县邑被海水侵蚀，百姓拿出余力准备迁徙躲避。后来他因母亲去世守丧离职，百姓哭泣追送，有人一直送到他家。走到浙江时倭寇之乱发生了；仿佛有上天的幸运，他被起复，回到京师。各位贵人听说他治理崇明的情况，都争相想让他治理自己的乡邑，希望得到他。主管官员不能决定，于是补授他为滇地太和县令。各位贵人因此感到遗憾，便写诗歌为他壮行。太和距离云南还要三十多舍，离中原万里之遥。议论的人怜惜他母亲年老，无不啧啧叹息。道舆脸色不变，欣然上路。回去看望母亲，见母亲仍然健康，虽然即将离别，却并不忧伤。我送他说：‘古代做官的人，不仅不选择土地和百姓，而且还以艰难、重大、困苦、疲劳的任务为请求；他们的心意是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胜任，实在不可以把劳苦推给别人。别人考虑不到的地方，自己一定还有所等待。假如地方安好、百姓淳朴，人人都可以安卧而治理成功，又哪里一定需要我呢？’太和与崇明相比，远近相差很多。我听说大理是滇地的名郡，它的山川奇异诡特，实在是西南的大观，是太史公想纵目观览却不能到达的地方。那里的风俗歌谣、习尚风情，同中原几乎没有区别。当地士人大多雅秀而博大，道路所经过的高山深箐，幽深绝险、突兀奇特的景象，都可以使人解除形体的劳苦而激发性灵。和惊涛巨浪中沉没漂荡的变化相比，这些哪里能同日而语呢？您确实还怕什么？况且您和我在山岩中栖居、在山谷中饮水，所共同期望的是什么呢？将把天地看作一体，把万物看作生生不息的机体，使疾病、疼痛、创伤和瘙痒都与天下相通，而我的心胸舒展，没有任何牵累。无论远近、险夷，千万种不相同的地方，都是我应当踏足之处，又有什么可分别的呢？我知道您是借此来实现奉养母亲的志向，而不要只为口腹身体着想。我将要遭逢炊臼之变，既然不能跟随京师各位贵人之后写诗歌为您壮行，便把我所见所听的事情写下来，等您政绩成就后一起考察。送蒋助教序【归有光】

译全州蒋先生在昆山任教六年，入京担任国子监助教。昆山的学生四百多人，跟随两位先生到城门外为他饯行，并请我写文章为他作序。国家文治兴盛和谐，天下万里之内，无论远近的士人，都通晓六艺，文质彬彬地出来供王国任用。所以先生从岭表而来，在京畿主持教育，如今又升任天子的成均。把他在一县施教的情况推及天下，就可以知道其意义了。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懂得朝廷君臣的礼仪。其中才智秀异的人，便从乡学转入庠序；庠序中才智秀异的人，再从国学转入少学。诸侯每年把少学中才智出众的人贡给天子，让他们在太学学习，称为造士，然后授予爵位和任命。如今州县的贡举，接近古代逐级升进的制度；而太学的官属，也选取郡邑博士中的优等者。这难道也是沿袭古代的意义而制定的吗？夏、商、周三代教养人才的制度，已经不能完全考详了，但遗留下来的书籍还可以使我们知道其中一二。自宋代的大儒以来，就把《戴记》所记载的《大学》篇看作古代大学教人的方法。他们的学说认为，古代那些能够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的人，一定先从穷究事物、获得知识开始；再诚实意念、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治理国家，然后天下才能太平。这篇文章所作的是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条理十分清楚。然而近世的说法，却又不是这样。在太学求学，却不知道太学为何设教，那么用来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究竟是什么办法呢？天下的士人正喧闹着争论。至于以前所说的学说，不过是用来应付有司的要求；而把自己创立的学说当作私门传授的深奥宗旨，有司反而无从参与。这难道不是违背建立学校、设置学官的本意吗？如今科举的条例，重要的是把它当作固定不变的说法，徒然学习它的辞句罢了。假如探求它的本意，那么六经和圣人的言论，有些并不是一个人的说法所能确定的。汉代的儒者，号称各有专门，至于辨析重大的是非异同，纷纷致力于求得正确结论，而不偏执一端，所以才有石渠阁、白虎观的论议。这正是用来统一道德、使风俗相同的办法。天子效法上天、考察古制，几十年来，郊祀、封禅、宗庙、明堂的礼仪，多有裁定；而且皇帝亲临太学已有两次了。但我独自怀疑，如今六馆的条规，仍受拘于软弱怯懦的议论；每月考查、每季考试，并不能用来培养天下人才，以充分体察天子崇尚教化、激励贤能的心意，反而只能得到些琐碎鄙陋、随波逐俗的人，学习那些辞句来应付有司的条例。这并不是用来振兴四方太平的根本、制定礼乐、镇抚四方夷族的办法。我是太学的学生，所以趁先生将要出行，私下拿这些话向您请教。《送张司训序》【归有光】从前天下刚刚安定时，士人只要有一项才能、一种技艺，都想着奋发进取、建立功业，以便在世上显露自己；上面用来甄别、升降、激励、劝勉他们的办法，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天下的小官，他们的名声常常能够传到天子的朝廷。早晨做了善事，晚上就能上报朝廷，表彰提拔的命令随即下达；晚上做了恶事，早晨就会被上报朝廷，诛罚削黜的命令也随即下达。因此怀有不肖之心的人有所畏惧，不敢放纵；凡是受命任职的人，都能自我珍爱，不轻易毁弃自身。正因如此，才能鼓舞、改变一代人的人才风气，使贤能者常常从下级官吏中崛起，卓然成为天下的希望；而庸碌冗杂、没有才能的人，终身沉沦，也不敢有非分的想法。太平日久以后，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大都凭资历和次序竞相奔走、横行驰骋，排列在天下的重要职位上，以施行他们放纵的意愿。穷乡僻壤的百姓愁苦呼告，而那些攀援权势、凭借关系、巧用文辞遮掩过失的人，时时还能得到忠勤的褒奖。至于仁人志士，不幸困顿于卑微的职位，竭尽力量施行自己的志向，即使受他们恩惠的人交口称赞，上面的人仍然充耳不闻，只按照自己的意图在其中衡量取舍。公论在下层，而上层不知道；这就是有识之士郁结失意、长声叹息的原因。夹江张先生主持本县的教化，宽厚和易、乐观平易，不设置防范隔阂；而他正直的操守，也不因权势利诱而受阻屈服。先生爱护士人，士人爱戴先生，不只是像家人父子一般。县里的人，从缙绅先生直到市井儿童，都听说他的贤能。近来有同州任命下达，没有不为之叹息的；大家到处访问那些在长安做官的士大夫，知道那里的风土比不上我们吴中，都替先生担忧，认为先生这样贤能，应当得到显著提拔，使他超出常例；如今却反而奔走于普通调任之中，这就是大家对先生离去不能不感到遗憾的原因。天下的官职，从上面的公卿到下面州县的官吏，等级不知有多少；数到学官，这难道是有意考察其能否胜任、决定升降进退的吗？既然如此，又怎么能知道我们县里百姓对先生的感情竟是这样呢？我作为弟子，在学宫侍奉先生四年，见先生两次遭遇女婿丧事，寡妇孀女，年老之人还要抚养怀抱幼孙，客居在千里之外。先生的官职，又是世人所谓穷苦寂寞、百无聊赖的职位，但他处之泰然，从未露出怨色。至于在毫厘之间计较得失，那不是先生的心意，只是我和县中百姓的感情不能自已，才会如此。《送童少瑜序》【归有光】越中人多到我们吴中来，以卖书为业。过去童少瑜曾随父亲游历昆山，那时还很年轻。几年前，他把船停在娄江，我经过那里，少瑜拿诗给我看，已经超过常人。今年他又来了，我的朋友周维岳见我思念他父亲，想到我和他父亲交往的旧情，便对我说，少瑜孤单地漂泊在外，遗憾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不久少瑜拿诗来给我，诗更加清新俊逸，值得诵读。然而少瑜对我依恋不舍，有求学问道的意思，我尤其挂念他。我曾见元人题写在自己所刻书上的话：‘自从科举废止，古书渐渐出现，我实在为这件事深深叹息。’如今读进士之书的学业日益兴盛，士人却不再知道有书了。不读书却以此求学，这是子路式的巧辩，也是孔子所厌恶的。难怪他们内不知修养自己的道理，外不知面对他人的方法，纷纷每天争逐荣华利禄，形成流俗，这正是天下常有的人才之患。少瑜对于书，大概都能历历诵读，因此我更加惊异于少瑜。典籍，是天下的神妙之物。人每天和它相处，性灵一定会有能够自我开发的地方。玉藏在山中，草木便滋润；深渊中产生明珠，山崖便不会枯竭。书籍聚集的地方，应当有如金宝般的气象，有如卿云般盘曲覆盖在上面；受到它滋润的人，就不会枯竭。

译庄渠先生曾对我说：‘广东陈元诚年少时从未识字，有一天自己受到感动，拿出《四子书》整日向它叩拜，忽然就能识字了。’由此可知书的神妙，但并不是书本身能够成为神灵。古人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精神从未不存在；今人虽然距离古人很远，但他们的精神也未尝不能与古人相遇。这就是书籍可贵的原因。虽然如此，如今的学者只把书看作土偶木梗罢了。少瑜靠卖古书为生，却几乎不能振作自己。如今想要探求古书的意义，我恐怕他会更加困窘。年终时他将前往锡山寄居，回到太末；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送狄承式序》【归有光】我和狄承式一同参加乡试，在礼部考试也都没有考中。我认为我们来参加科举，只希望考中罢了；考不中就应当浩然返乡，即使困厄贫穷也不必忧虑。但承式独自把谋求俸禄奉养父母看作急务，留连京城，送我到崇文门外，说将来应当能在浙江做官，便约我同游钱塘西湖；远一些则在天台、雁荡之间，他想做东道主。然而几次都没有实现，今年才得到青田的任职。青田处在万山之中，足以和他的门徒读书讲道，悠闲自得。近年浙东学者受到阳明之学的影响，学习致良知。承式为人敦厚朴实、收敛谨慎，不喜欢空谈，但内心有自己的心得；如今做了教师，不能只是默默不语，也将拿出自己的见解，考察讨论与阳明之学相同还是不同。浙东道学的兴盛，大概始于宋朝末年。何文定公得到黄勉斋的传授，后来有王防之、金吉甫、许益之，世人称为婺州四先生。许益之的弟子是黄晋卿，宋景濂、王子充也都出自黄晋卿门下。高皇帝初定建康时，青田刘文成公确实和景濂以及丽水叶景渊、龙泉章三益四人最先应召而来。当时，他们居住在礼贤馆，每天一起秘密商议，浙东的儒者都在那里。国家兴办礼乐、制定制度、建立学校、培养士人，科举的法制全都出自宋儒；它的渊源就是如此。近年以来，处州的科举中全郡竟看不见一个中式的人，有人便把那里看作深山荒僻、绝少人迹的地区，却不知道天地山川之气，有时只是积蓄着尚未发泄。果实繁多的树，果实不能硕大；即使县里贡送几十个人，也未必就能说得到了人才。瓯粤区区二百年间出了文成公这样做皇帝老师的人，不能说是缺少人才。天下太平日久，士大夫不知道军事，一旦边疆有警，便束手无策；如果只希望勇猛强悍的人来解决问题，那么古代所谓在学宫举行合射、献俘首的仪式又是为了什么呢？文成公以书生身份面对方国珍在海上起兵，便毅然制定谋略将其消灭，又辅佐舒穆噜元帅擒灭山中盗寇，最终保卫乡里，带领全城归附兴王的事业。他的文武大略，不能只用一乡一国的人才标准来衡量。承式进入文成公的故乡，观览那里的山川，并和当地子弟交游，难道能不感慨而有所触动吗？山川之气积蓄了二百年，没有不发泄出来的；何况用先王之道、六经和孔孟的话来教导他们，将来必定会有括苍的文武忠孝之士出来。成为国家所任用的人才。《送程龙峯罢归序》【王慎中】嘉靖二十三年，制度规定应当考核天下各部门的官吏，罢免的共有若干人。我们泉州儒学教授程龙峯，名字列在有病官员的名册中，应当交还职务离去。程君在学校里，正修复废弛、振兴衰败，搜集遗失、弥补缺漏，把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作为职责，早起晚睡，丝毫不懈怠。他耳聪目明，智慧增长、精力充沛，不只是精神有余，意气也没有衰减。至于耳目所经营留意的，手足所履行掌持的，涉及器物、数量以及礼仪等琐细繁重劳累的事务，没有不极力完成、胜任有余的。不知掌管考核的人依据什么考察，却把他列为有病呢？黜陟的典章，本来是要评定贤能与不肖，以决定废置。人有病还是没有病，是命运所决定的；评定贤能与不肖，不能借此作为依据。何况把他列为有病的人，竟然并没有病吗？人的贤能与不肖藏在心术之中，表现于治理行为，其内在情况难以看见，而外在形似又容易使人迷惑，所以这种评定常常失实。它不像有病与否，可以根据形体判断、由身体确定。如今所谓有病，既有这样的错误，那么关于贤能与不肖的评定，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深有感触的地方。还有一件不同的事：古人尊养老者而不要求他们请教；老师，是应当侍奉的人，而不是用来侍奉别人的人。这就是所谓以道德赢得民众的意思。要求他们筋力强健，考核他们身体是否强壮，是对待卑微、局促的末等官吏的办法。古代侍奉老师的人，老师吃饭时，担心他被饭噎住；吃肉时，担心他被肉卡住，便为他祝祷。老师坐着居住时，设有凭几；出行时备有手杖，这些都是侍奉老师、为他准备扶助衰弱、治疗疾病的器具。从未听说因为有病便罢免老师。古代的道理，难道今天就不能实行吗？程君的同僚和他所教的学生，都痛惜程君离去，说他并没有病。因此我评论当今的过失，并谈到古代的义理，使人知道程君即使确实有病，也不应当让他离去。先生离职以后，收拢自己所学的知识教乡里的子弟，在山水之间悠然漫步；步履轻快，吃饭能够大口吞咽、吃肉能够大块咀嚼，精神矍铄而自得。倘有客人惊讶地问：‘您怎么没有病呢？’他便姑且回答：‘从前有病，如今已经痊愈了，不是很好吗？’ 《送俞志辅序》【王慎中】活着应当封万户侯，死后应当用马革裹尸。这是古代贪求功名、献身节义的英雄所说的话，是一种慷慨自许。他们活着以封侯为快乐，不惜一死来求取侯爵。既然已经得到侯爵，又怎么会去死呢？狗马充实在外厩，玉帛充满内府，子女和声色之美充斥身边；供耳目享用的东西已经满足，口腹身体的奉养也已经完备，只忧虑每天时间不够罢了，又怎么会去死呢？不只是这样，他们起初冒险犯难、忘却死亡，志向本来就不在死亡，而在于封侯。然而确实有死去的人；所谓以此为始终，他们所面对的事情有不得不死的地方，难道真是他们自己预先所夸耀的那样吗？慷慨之士并未在世上断绝，他们自矜奋发、自我许诺，我将凭什么相信他们呢？回答说：他们所面对的事情中，有冒险犯难而志向不在封侯的人，我将凭这一点相信他们。自从国家用武举选求天下勇将以来，几百年中，我们泉州还没有人应试。我朋友俞志辅，开始奋发而出，以百户身份考中武举。他平日的起居行动都和军旅为伴，击剑、驰槊，视为玩弄棰棒的游戏；开弓放箭，视为投掷石块的娱乐；穿甲戴盔、骑坐鞍马，就像躺卧在席枕上、穿着绫罗一样便利。

译他任金门千户、汀漳守备都指挥时，所到之处都和士卒同甘共苦。灶上没有精米，厨房里没有储藏的肉，但营伍中的井、仓、灶等设施一定准备得很完善；他抚慰、慰劳、勉励士卒，人人都亲自做到，唯恐伤害他们。他的诚心和悲悯从内心发出，遍及外在行动，并不只是脸色仁厚、言辞宽厚罢了。我看见他所做的事，曾反驳他说：所谓大将，应当看他的谋略和筹划怎样，哪里在于亲自拿着凶器，和士卒比试技艺、较量勇力呢？难道身体不能承受衣服、箭不能穿透铠甲的人，就不能统率大军、位居征南将军吗？号令明确而严厉，威势能够达到，即使召集市井乌合之众，也可以使他们向前赴死；只要人人都能真心归附，然后再带他们冲向白刃。那种自己在行军厨房丢弃精美粮肉，却让士卒面有饥色的人，难道不是汉代的名将吗？您回答我说：‘凡是我所做的事，一定从竭尽自己开始。不熟悉军事而苟且占据权位，不赢得人心却想使用他们的力量，我认为这是没有尽到自己本分，所以不这样做。如今如果谋略筹划明白了，又熟悉军事，号令威严振作，并且还能得到士卒之心，岂不是更加全面而没有忧患吗？况且古代有些人并未早先熟习军事，却能够担任将领；没有平素培养士卒，却能够建立功勋。他们被推举出来，凿开凶门而走在前面，凭借权力可以斩杀、割裂人而不受法律制约，所以能用威势使众人服从，并可以立功。’ 如今将领没有杀人的权力，受到的制约反而更多，我又将率领士卒同他们一起赴死。如果平时不先蓄养他们的心志，他们就会突然离散逃跑。士卒果真愿意跟随我，而我自己又不熟悉军事，便强硬地率领他们去做；这先前岂不是把老虎交给肉吗？我即使不怕死，难道竟要因为不熟悉军事而死吗？根据他说的话考察他的作为，难道他果真会被狗马、玉帛、声色、子女妨害志向吗？我相信您能够赴死，正因为这一点。如今边疆上因军队覆败、将领丧失而造成的祸患屡屡出现。皇上正听到战鼓而思念将帅，不久将召用您，一定不会吝惜高爵来酬答立功之臣。您既然熟悉军事，又平素抚慰士卒，所到之处应当没有不成功的。您本来应当封侯，却没有机会献身；我的说法将不能应验。我确实相信您，但人们将不会相信我的话。即使人们本来就不相信我，我却更加相信自己。人们应当相信这一点：您并不是虚妄地做广众中的佥书都指挥。我写这篇序作为赠言。《送陈百户序》【王慎中】善于骑马的人不能忘记奔驰，善于射箭的人不能忘记张弓。他们的身体习惯于衔辔、玦彇之类的器具，内心喜爱尽力控制、放纵、收放自如的本领。假如让他们在街巷、里门、曲折狭窄处受到约束、困顿，只能局促地待在一室之内；眼睛被面前的墙堵住，双脚只能走到四角。过了一个月、一个时节而不能施展一次本领，就会怅然不乐。所以看见平冈高坡，便想着披甲骑马奔驰；看见宽阔场地和平坦园圃，便想着张弓引箭射击。有这种技艺的人，本来就喜欢使它得到施展。勇敢、武健、刚毅的人，以争斗为傲、以作战为乐，按剑而谈，喜欢困难、庆幸危险；听到战鼓便意气奋发，抚摸铠甲头盔便神色严厉。闲居无事时，常常怀有死于疆场的心愿。如今要让他们在坛坛罐罐、盆盆圈牢之间享受饱食，抱着妻子、带着孩子终老，忽然把一生气息耗尽在床席之上，难怪他们会有所不乐。泉州卫百户陈经纶，是一位果敢勇武的人。百户本来只是小校，泉州又是内地。陈君虽然以争斗为傲、以作战为乐，却没有地方施展勇力。一天因事来到京城，便向兵部自荐，请求隶属两广军门，担任赞画官。军门统辖五营，那里山岩洞穴如牙齿般盘踞，是蛮、徭等杂族繁衍的地方；人有人的形体却具有野兽般的知识和习性，持械呼啸，到处都有。那里没有一天不用兵，因此陈君喜欢勇武而能够隶属此地，这也正是骑手遇到平原高坡、射手遇到宽阔场地和平坦园圃。既有熟练的技艺，又得到便利的地方，心因战鼓的喧响而激动，气势因铠甲的庄严而充盈，这是多么壮盛啊！然而也可以说是快乐。陈君这样请求，本来就是求死；如果反过来顾念自身，考虑退回，哪里还是他请求前往的本意呢？但是如今司马中丞张净峯公，正任两广总制。我听说张公镇守当地，文武兼备，以仁义行军；对于那些大恶巨酋、不能教化降服的人，便搜捕剿灭；对于可以教化降服的人，都使其人口牲畜不致断绝，以对待野兽般从容地在宴席间安抚他们，停止战争，直到威名传遍四方。陈君确实以争斗为傲、以作战为乐，但盗寇发动得更加稀少，军队不轻易出动，即使有时能施展勇力，也已经不能满足他争斗作战的愿望。张公用兵，每每把军法授予将佐，不许他们越过教诫、违背期限、擅自行动；常常节制他们的滥用武力而养其锐气，不把穷尽武力当作功劳。这样能用兵就不会躁进失败，消灭盗贼也不会滥杀。陈君确实勇武而且有所施展，又能够善于取胜、保全归来，那么哪里还能得到战死的机会呢？陈君对此难道不会感到不快乐吗？把睡觉吃饭都不忘记死亡，是壮士的志向。将要以死为追求，求死却得不到，便因此不快乐，岂不是过于壮烈了吗？这难道只是要践行匹夫之勇吗？我已经赞许了您；您此去既得到施展本领的地方，又幸运地遇到值得侍奉的长官，勇力有地方使用，却没有战死的机会。我写这篇序为您送行，希望不要因为过于壮烈而有所不快乐。《送沈青门序》【王慎中】不得志的诗人，有性情灵感触发的能力，却没有外物役使、拘束、纠缠的祸害，这就是上天之民的闲适快乐。他们看待富贵之人，应当像看待栏中的猴子、圈里的猪一样，内心怜悯，却不觉得值得羡慕。接近名位、器物、恩宠和赏赐，世人所谓尊贵华美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瓦砾、泥炭、琐碎而腐朽污秽的东西。然而我观察唐代不得志的诗人，却没有把拜谒显贵看作禁戒；他们呈送诗卷、投递书轴，左顾右盼，几乎希望侥幸得到一次相遇，如同秦关、燕壁之间游说的宾客，车马相连，奔走叩门，早晨在这里失望，晚上又希望到那里，惶惶然像有所逼迫而不能休息。我没有看见他们能够真正快乐。当时公卿可以荐举士人，节度使可以辟用官员，所以不得志的诗人虽然在科场失意，却多能因荐举、征辟而得到侥幸。这些人与显贵交游，显贵因欣赏他们的文辞才艺而自矜相誉，而他们借助、依靠权力的图谋也很深。那些显贵也都才学文章闻名一时，他们的诗歌风格并不在不得志者之下；只是能够不惜委屈自己来成就不得志诗人名声的，像张燕公对于孟浩然、贺监对于李白、柳子厚对于符载、杜牧对于张仲吉，几乎数不胜数。这样看来，唐代那些如今沦落江湖的人，未必就值得尊贵；而各位显贵能够成全他人的名声，他们的做法确实有值得推重之处。

译近世诗歌之道将要断绝，江湖之上能够作诗的人，和唐代相比，难得何止千百人中才有一两个。而士大夫取得高资历、居于显要职位，大概有不少不会作诗；如果显贵所缺少的正在这里，而江湖之士的难得又如同前面所说，那么彼此求取的踪迹本来就应当在这里，而不应当在那里。况且这类人与那类人交游，没有荐举的门路，也没有征辟任用的途径；那类人也不能从这类人身上借助什么，在彼此唱和往来的过程中，果真只是互相欣赏才艺，而不是有什么惶惶求取的谋算。沦落江湖的人在今天确实非常可贵，可士大夫往往不知道如何成就他们的名声，以便把自己附会成唐代显贵那样的人，岂不是太过分了吗？钱塘青门山人沈仕，是江湖中能作诗的人；他从壮年起便强行远游四方，多和富贵之人交游，他能够委屈自己来成就青门的名声，这一点应当一定存在。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但从他来福建游历的经历推断，可以看出青门并没有什么可以凭借显贵的地方。青门进入福建时，穿着粗麻袍、盖着布被，只带一个黑脸且腿脚跛的童仆，孤零零、疲惫不堪。唐代那些以诗拜谒显贵的人，一次见面便想让对方取消半日宴享、停止供给一个姬妾的花费，像拿着债券讨债一样傲然索取，怎么会像青门这样疲惫呢？由此我知道了如今的显贵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江湖沦落之人。我闲居寂寞，已经断绝了在当世求取功名的念头；好事之徒反而屈尊让青门来和我交游。至于我不能给青门带来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只是并不以委屈自己为难，郑重地对待他；而且我也没有文章名声。即使弯腰匍匐，又怎么能使青门的身价增加分毫呢？替青门考虑，应当暂且改变计划，希望还有机会遇到真正赏识他的人。青门却对我说：‘这次来遇到您并归去以后，我也将终于隐居，不再对别人抱有希望了。’这话难道是欺骗吗？如果不是欺骗，那么青门孤零零地向南行走、陷于困顿，也就很自然了。古代有人得到一双璧玉、百镒黄金，却把它看得像毫毛一样轻，唯独认为有人用一句话了解自己最为重要。这是豪士和佳公子所能做的事，不是今天可以施行的。青门行走四方，从别人那里得到双璧、百镒黄金，本来应当不少；如今却拿着我这个岭外迂腐无用之人的一篇序文回去，说‘可以终身隐居了’。青门即使自己不认为是在欺骗世人，难道不也会有人把这看作欺骗吗？这实在可笑。《送林龙湖序》【王慎中】事情不能符合自己的职务，实际又不能符合自己的名位，君子整日为此惭愧；处在自己惭愧的地位，却内心不感到羞惭，并不是因为他糊涂、强悍，安然行事而强行拒绝，也不是因为他从未使职务与事情相合、使名位与实际相符，把事情常常隐藏在职务背后，把实际常常躲在名位之后；如果他确实认为自己足以担任该职而没有什么不能奏效，又担心占有其名而没有什么不相称，那么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这种情况，是世上君子初次入仕做官者的通病；我认为其中尤其严重的，是学官。学官这个名号意味着老师，他的职责是教人；然而学业不明、道德不立，却冒然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到处都是。问他的官名，是老师；问他的职责，是教人；问其本人，却是学业不明、道德不立，只是冒然占据职位罢了。他还要傲然承受这个名号，认为自己对于这个职位没有什么不足；又苟且接受这个职位，认为自己仍有不屑于此职的地方。我如果按照他的职责考察他，依据他的名号责备他，使他修治事务以后才配居其职，使他的实际充实以后才配拥有其名，他就会惊惧地四处张望，内心惕惧而惭愧，连逃避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傲然苟且呢？唉，事实不能彰显，名位和职务又不足以使占据它们的人内心惭愧，于是如今的学官开始成为士人仕途困顿、学习疲倦者休息的草庐；它的设置与废除，几乎对成败得失没有什么损益，而不成为世上的冗员劣品，实在没有多少了。人才不能成就，世道不能兴盛，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我对世间有这样的感受，假如其中有不感到惭愧的君子出现，即使来不及见到他，我也仍将听闻而仰慕；何况能够和他交友，在交游中获得快乐，彼此切磋又深厚呢？如今龙湖林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先生学习孔子、孟子的学问，道理已经明白，道德已经成就；像这样做人的老师，我相信他不会惭愧。人才的成就、世道的兴盛，我对先生寄托了深切希望；先生也曾经这样考察自己吗？士人中致力于求学的很少，通晓道理、成就德行的更没有听说过；难道是因为他的职分不专一，在修治事务方面仍有不符合本意的地方吗？那么先生担任这个官职，充实其实际而拥有其名，可以无愧；但要修治其事务而居于其职，也不能没有遗憾。如今先生离去担任河池知县，职责专一了，既有先生的实际，又得到修治事务的机会；人才的成就、世道的兴盛，必定将从河池开始。那些曾侍奉先生的学生，正因老师离去而惆怅，追悔从前的懈怠，振作今天的勇气。先生的讲论仍然存在，那么对于明白道理、成就德行也并非没有帮助。不必在先生身边，先生最终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吧？所以我替学生们述说他们的心意来赠给先生，也用这些话告诉学生们。《送求春尹谢梦麟序》【王慎中】在州县做官，守住职责却因功劳获罪，爱惜自身却因合乎义理而受到憎恶，大概都有它的原因。有些人固执清白，喜欢做危险激烈、震动炫耀之事，以此夸耀长处、标榜异行，反而被认为难以任用；他们竖起靶子等待射击，架起鼓来招人击打。上面的人不肯容忍下属，必定要胜过他。因此那些固执清白、刻意表现自己的人，正是用来使自己失败、留下缺点污点的。不然，就是不幸身处不适合自己的地方。肥沃的县、著名的地区，物产丰饶、城市华美，物产服饰和歌谣风俗，都是人所爱悦的，足以引起责问、招来征求；如果不能符合上意，也同样会招致祸患。做官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却想以功劳得到赏赐、以合乎义理的行为取得声誉，大概也很难。谢梦麟是永春所谓守职爱身的人，却因被弹劾而罢官离去。谢君谨慎畏惧、淳厚深沉，话语仿佛不愿出口，内心自我修整约束，绝不作外表装饰，显露峻峭之气来使上级不能忍受。永春又偏僻简陋、狭窄逼仄，处在群山之中，有虎豹的忧患、瘴疠的毒害，并没有珍奇物产和其他奢侈丰美之物来摇动人的耳目。然而谢君竟因此被弹劾。唉！做官的人想凭功名和合乎义理的行为尊重自身、施展志向，如今还到哪里去寻找、又凭什么劝人效力呢？谢君肃然独居在官舍，没有妻儿供养，吃粗米饭，喝芑菜豆叶汤，别人不能忍受这样的简约，而他却十分安然。

译刚听到罢官的消息，他便把书册和衣服被褥捆在一起，不满四五箱，只有两个黑头奴仆，孤零零地走着，像被拘禁的穷困旅人，见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做官归来。谢君临行时借友人来拜访我说：‘我被罢免离去，十分遗憾。如果能得到先生一句话，即使离去也不遗憾了。’唉！那些掌握权势、身居显位的人，力量足以颠倒黑白；当时那些依靠他们来判定官员贤能与否的人，全都聚集奔走，求取侥幸先得到一句话，把它看作荣辱。谢君既然不向他们求取，反而在意我的文章，难道认为我的话足以增加您的分量吗？从前的廉士仁人，苦苦思考、勤勉实行，一时困顿坎坷，却借君子之言使自己在世上得到表白，这样的人很多。这哪里是我的责任，又哪里足以符合您的期望呢？或许是因为我愚直孤特，触犯忤逆权贵近臣而遭到废弃，和您有相似之处；您于是喜爱这类人，想得到这类人的话吗？世俗所趋向的，是有权势、身居显位的人；您反而喜爱愚直孤特、枯槁离群的道路，喜欢他们无用的空话。取舍好恶颠倒到这种地步，因而被罢官，也很适宜。虽然如此，内心坚定的人不会苟且附和世俗，内在有所得的人不必等待外界给予。您的取舍好恶，难道也是因为独自有所心得而自信吗？若是这样，那么我的话又怎么能增加您的分量呢？《平凉令李侯入觐序》【浚谷】我们县正处在西部大道上，又夹杂着藩府、监司、监牧等官员的供给，种类繁多、没有止境；因此县令不能专心治理百姓，百姓的力量也不能专门用来承担公役，所以如今天下百姓都困苦，而我们县尤其困苦，县令治理起来比其他地方更难。自嘉靖甲午到戊申，霜降都冻死禾稼豆类。真定李侯来治理我们县时，正赶上这种灾害，因此尤其困难。李侯上面侍奉各司，旁边应对强势者，下面率领疲惫的百姓，直到己酉年秋天才获得大丰收，疲弱困乏的人逐渐苏醒，纷乱的督责也有了秩序。宪司认为李侯有才能，把他的事迹上报朝廷；朝廷也嘉奖我们县没有盗寇灾害，允许李侯入朝觐见。文学诸生替李侯交相庆贺，请我作话为他送行。我怜悯这些百姓的困苦，为他们向上面求援的人多而且屡次，但最终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一点筹划，难道仁人的作用在今天格外匮乏吗？大概是因为所任用的有时不是合适的人，而合适的人有时又没有被任用。如今李侯亲自承担这里的困难，他的才能又足以胜任这个职位，那么我所依赖、用来仁爱百姓并竭力为他们求援的人，除了李侯还能向谁诉说呢？大概平凉剥削百姓的事情很多，而使百姓获利的道路全都堵塞；李侯已经熟知一切，考察得很清楚，也明白那里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了。这样看来，那里本应舍弃，把它作为荒僻边塞，用来投掷给狐兔也就罢了。然而为什么每年还要劳烦派遣承明之臣、执宪之使，贤士大夫又车马相连、鱼贯而来，把那里当作驿舍呢？李侯拿着扫帚、奉承迎接，举手弯腰跪拜来侍奉他们，却只是说：‘这里有天子的土地和府库，有天子的人民和社稷。假如凡是天子任命的臣子，都能够曲意庇护、主持这里的事务，我将借此来为这些百姓求取怜悯。’如今土地将要耗尽，府库已经枯竭，人民十中仅存一人，祭坛已经成为别人的园圃，祭祀场所也没有了，究竟还有谁来庇护他们，又有谁来治理这个县呢？凭李侯的才能，本应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只是外在势力大于李侯，李侯对此无可奈何，而有力量处理此事的人又坐视不问。那么百姓的困穷难道将要完全达到极点了吗？县城乡邑的荒残难道将要成为废墟了吗？束手等待这种局面，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这次李侯将入朝觐见光明的天子，在丹墀接受清明的询问，若能借此提出筹划来回答，那么这些百姓或许还能共同接受仁人的恩赐吧？我每天都盼望着这一点。《送易教谕序》【赵时春】官吏的职责没有比教化养育更重要的，士人的志向没有比进退更高尚的。官吏知道养育并不难，却知道教化很难；士人知道进取并不难，却知道退处很难。平凉百姓得到养育已经很难，何况得到教化呢？圣明的君主不认为这里是鄙陋之地，选拔士人、建立学校，一视同仁地对待名都大邑。然而不肖者不能教化，贤者又不能施行教化的职责，就应当援引义理决定离去。虽然如此，士人能够依照义理决定进退的，有几个人呢？我闲居二十年，只遇到三个人：一位是藩府长史、新野乔木。那时缙绅还重视风俗教化，藩王又贤明，我替他申明道理，藩府便以此告诫群中不安分的人。又过了十八年，才得到一人：审理、齐肥雷楷。他在职务上的争辩十分激烈，受到下属的称誉极为全面，却受到上司的憎恶尤其严重。我在这时不避仇恨诽谤，援引义理来扩大他的主张，希望使那些巨大的蛀虫、结党淫乱的人，稍微知道天地之间有终究不可磨灭的人伦法则；或许他们会感到羞惭退缩，而世上的英明贤哲也有所继承，因而奋发。这就是我的志向。又过了一年，才再次得到一人：平凉儒学教谕、成都易书。他为人雅正朴素，没有得罪上司，只是想到自己的职责终究无法施行，于是抢先引退，尤其从容而合乎义理。唉！像这三位君子所任的官职，都不尊贵显要，他们在当时的离去也被看得很轻；我为什么偏偏违背世俗所崇尚的标准，而私下对三位君子有所取法呢？只是官职无论大小，都同样以教化养育为职责。士人有志于义，进退也不应因职位尊卑、得失而增减。假如在小职位上都不能尽职，又怎么能在大职位上有所作为？不能在卑微官职上勇于退让，又怎么知道他不会媕娿苟合，以求取显贵厚禄、谋求私利呢？士人一旦谋利，将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假使士人风俗发展到无所不至的地步，那么我们的百姓还能和谁一起得到保护呢？可悲啊！这就是为什么道路上饿死的人充斥田野，而王室使者反而转成私人的奴仆。何况还能责求他们养育和教化吗？所以我对能够退处的士人深有感触；易君归去时，我特意表彰他的姓名来彰显他，不再有所避讳。《送应太仆诗序》【赵时春】

译嘉靖丁亥年冬天，我从秘馆调任刑曹郎。当时同年进士中，在三法司试任政务以及已经担任御史、郎官、评事的，有六十多人。入内便并席讲论，出外便车马相连，言语正直、议论刚正，都聚集在一起讨论政理。衣冠人物、俊秀贤能，当时称为盛况。其中浙江遂昌儆庵应君，尤其有伟大的声望。又有一事，是查究勋将侵盗官物；他原来曾接受流贼的金钱，放他们渡河，审讯定罪后处以绞刑，案情记载在后来的《鉴录》中。当时他与郭勋是姻亲，郭勋想仍凭势力反过来吞噬执法官，唯独应君首先倡议，我接着查究。御史梁祖容又进行查究，三法司复审后上朝廷查办，司刑给事赵信臣又在朝廷上弹劾，案件才得以完备。两年后我被罢职，应君的声望更加振作。法律中也有重大案件，非应君不能治理。剧郡要地，众望必定归于应君。因此他从郎中出任济南知府，又任常州知府；虽违逆了权要的意愿而降调为宝庆知府，最终却得以督学湖广、督牧关西，又和我重逢。前后将近二十年。我闲废已久，把做官的制度品级和礼仪全忘了，所习惯的都是耕田种地的乡野姿态，处在缙绅之间很不容易。唯独应君因为旧交而收纳我，我的污行常常得到宽恕，我的迂阔言论也被认为有可取之处。当时我们又在崆峒、泾水之间戴巾着屦、自在游走，举杯饮酒、谈说往事为乐，也常常赋诗唱和。只是应君已经出现斑白头发，而我的两鬓胡须也白了。我们再次摘取诗句互相展示，大笑一场；不到几个月，应君将在九庙庆贺时，正是嘉靖丙午年初春。我作五言四章，其中包含着余悲。幸好他的同僚有人代他任职，又得以留居半年。随后应君又要恭贺圣节，我再次作七言三章，辞意稍稍平和，心情也舒畅些了，大概是庆幸自己的情感已经向朋友尽情表达，而作为臣子的义务也对君主尽到了。再杂入一些游览的诗，共十五章，写下我们相聚的快乐。诗卷只有我一人作成，其他人没有参加。由此可见应君不是随意交友，也可见我少有合得来的人，却被应君选中。将来应君政务闲暇时，取出这卷诗观看；我也吟诵旧稿，就像和您见面一样。自从有了宇宙，便有贤人圣人、英杰豪士；他们身处不同时代，内心却与同时代相合，只凭纸上几句话就能相知。我凭借这种方式同古人交友，已经很多了。后世的人，或许也会凭此同我交友吧？何况我和您同年中进士、同朝为官，又两次在乡里相遇；与我从前后的人那里所得的相比，您对我的知遇更加深厚。您又赠给我这些浅陋的言辞，可以长久在书卷之间交谈，本来不必再次见面便能彼此相知，也已经很多了。何况我还没有老，而您正要受到重用，在边疆战事之际，怎么知道我们不会有希望再也见不到面呢？我恭敬地记下这些话，等待您空出身边的位置。《送方太仆致仕序》，赵时春。我在山西督军任上罢职归来的那年春天，同年进士三桐方君也以原任御史出守泉府，任职久了，稍稍升为行太仆少卿，到了平凉。从丙戌年到这时，总共二十九年。方君为人廉正安静、敦厚有德，处在当世浊乱的环境中，本来就不是他所喜欢的；可是有关部门的文书久久不到，于是有人议论他办事迟缓。方君便请求退休，得到批准。他的朋友某君请我写些话送给他。如今世道相互激荡、变化已经很久了，随波而倒的人，世人称之为“合于时”。一个人还没有成为君子，整个世间都认为他这样是对的，但拿道来衡量却并不是这样。君子所遵从的，世间都认为不对，但拿道来衡量却是对的；君子就遵从这种合乎道的“对”。道也有合于时的时候，君子究竟应当遵从什么呢？答道：君子遵从的是合乎人情而又符合天理的事。时势混浊，只贪图欲望；人情纷乱，只追逐权势，那么君子究竟应当遵从什么呢？答道：君子遵从天。天是不可知的，人又常常违背它；考察那些能够长久而最终确定的事去遵从，那么天也就可以知道了。天在哪里确定呢？答道：确定于没有欲望。天因为没有欲望，所以能够长久；人因为欲望太多，彼此的势力暂时相合，最终却互相倾轧。富贵彼此冲撞，权力和利益互相争夺，欺诈和权术互相伤害，荣辱、生死交替横行。所以说，最终不可能长久；既然如此，怎么会有安定呢？时势长期处于没有安定的状态。众人驾着破船，顶着逆风恶浪去争夺骊龙的明珠，凌越蛟龙鳄鱼出没的深渊，只为捕取虾鱼来满足贪食之欲，却不担心桅杆倒下、船只覆没。君子凭借自己的明白来防止世俗的昏暗，凭借自己的诚实守信而不屑于阿谀喧嚣。君子不与时俗相合，本来就是如此。他的精神游息于万物之外，身体居处于至正之境；在腐臭、横逆的环境中，君子一刻也不肯停留。欲望虽然想坚守自己的立场，却没有办法奈何君子；时势又能把君子怎么样呢？方君大概正有意于此吧？我将和你一道走过首阳山，洗涤颍水，登临箕山，在严濑垂钓，汲取古代贤哲的高尚芬芳，以轩、尧、虞、周的盛德来抗衡这个时代，以此尊崇我们的君主，振兴衰败的风气。回头看那叔季之世，羿、浞、莽等人擅权的地方，在先贤殒命、遗骨朽坏的废墟上，令人怅然悲悼；愿用清流为之洗涤，用和风为之温煦，使他们的游魂在玄远清寂之中，内心惭愧而悔悟，变化成为元凯、十乱那样的贤臣，难道不是使天下长久安定的道路吗？方君欣然大笑，说：“我走了。”于是我整理这些话，放进行李之中。《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五。

译送别序。《送唐虞佐序》，董玘。我小时候经过兰谿，拜见听庵郑先生。郑先生是家父的同年，也是虞佐的外祖父，因此我得以认识虞佐。分别七年后，我们一同参加乡试，又一同参加礼部会试，我惭愧地先中了。又过了三年，虞佐也考中进士。我们都住在京师，时常互相往来，畅谈甚欢。不久，虞佐出任山东郯城知县，偶然经过这里来告别。我既惋惜他的离去，又看出他的神情似乎很忧虑，暗自奇怪，便问他：“我有一件难以想通的事，却找不到说法。谨慎办官，是我的志向，也是我能够努力做到的。簿书的烦琐、综理事务的劳苦，是我的职分，我不推辞。在人面前进退俯仰，也是臣下的本分，我不敢顾虑。我所说的困难而且深深忧虑的，是形势使事情无法推行。接受任命做县令，政令下达后，难道不由我来施行吗？百姓的贫富，难道不取决于我吗？我能够做的，我当然会做；我不能做的，又能怎么办呢？然而即使是我不能做的，本来也仍是我的责任。去年旱灾遍及四方，山东尤其严重。百姓相继逃亡而做盗贼的很多，可税收定例依旧不变，无名目之征却天天增加。我难道忍心看着他们困敝殆尽而不说话吗？” 即使说了也未必被听从，难道仅仅是不听而已吗？必定还会把它当作罪过。凭县令的微小官职，面对的上级全都是达官贵人，我能抗拒吗？顺从他们，我又不忍心让百姓更加困苦。而且我询问在这里游居的郯城人，他们说郯城长期荒废破败，百姓又喜欢打官司。这次前往，旧有制度若一概不改，大事恐怕会日益松弛，小事恐怕会被放任；若要改革，百姓还不信任我，必定会喧闹着认为我是在虐待他们。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唉！我在家享受俸禄时，县中那些苛害百姓的官吏很懈怠，像这类职位的人，我心里暗自认为他们不对。我曾想，假如让我担任其职，即使不敢奢望成为古代的循吏，也总能使一县得到一些恩泽。如今亲自做起来，竟然这样困难。我暗自担心将要辜负平生志愿，并且有愧于县令的名声，所以来向你谋划。”我说：“你只管前往，我知道郯城百姓一定会有所好转。我在京师住了几年，看见出任县令的人很多。他们心里念念不忘的，不是奔走奉承之事，就是谋求旌奖、荐举之计。有谁忧虑过百姓呢？只有你不是这样，郯城百姓一定会有所好转。旱灾使禾苗枯槁，桔槔总能有所帮助；漂泊江湖，一只水壶也能发挥作用。县令对于百姓，难道只是桔槔和一只水壶所能相比的吗？况且你没有见过驾车的人吗？” 车马不停地奔驰，马嚼子坏了脱落，马力已经耗尽。即使这时换作造父来驾驭，也仍免不了失败，必须先让马休息、换上缰辔，然后才能继续前进。唉！如今的百姓，大概也正处在嚼子破裂脱落的时候。你到任后要诚心诚意地谨慎办事，反复申明自己的言辞；上面有需要征取的东西，一定要想办法据理力争。争取而上面不听，也不要把它当作罪过，因为他们知道你本来就是为了百姓。下面有需要征发的东西，一定要想办法宽免。宽免而仍不能完全免除，也不要把它看作你在虐害百姓，因为他们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件件事情都去争取，虽然不一定全能得到同意，但总会有得到同意的；件件事情都设法宽免，虽然不一定全能免除，但总会有得到免除的。阳城被囚禁而有关部使离去，如今在上位的人，难道没有像他这样的吗？儿宽宽免百姓而使他们缴纳租税，输租的人络绎不绝，如今在下位的人，难道没有像他这样的吗？只是奉公的心意敌不过求取进身的心，就害怕触犯上级；和乐宽厚的心敌不过经营自身的私心，就忧虑无法救济百姓。你既然没有这些问题，又为什么担心事情难以推行呢？因为自己迎合时势，这是中等资质的人都能做到的；只有不因时势而改变自己，像阳城、儿宽这样的人，才会受到称道。那两位所处的情形，难道容易吗？你要努力啊！” 张弛的道理、因时制宜和改革的分寸，就在你自己。若没有你，无法使这样的百姓好转，也就不能胜任县令。虞佐起身道谢说：“您的话说得对！我将照此去做，也将拿这些话去请教外祖父。”于是叫人取笔写下这些话，便离去了。《送少司寇张公致政序》，董玘。我是海边人，曾经登山远望，俯视海门，看见商船张帆从远处驶来，不一会儿便航行数百里，靠岸后奇珍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人像鱼鳞一样聚集，我为此感慨而高兴。于是下山去询问船夫：“你们获利不是很多吗？”船夫惊讶地笑道：“你只看见了它的利益，哪里知道它的危害要多一倍呢？若天时恰好，船只平安无损，出货少而入货多，商人积聚资本，难道不确实是获利吗？可是像停泊在浅滩，四面望去没有同伴，风撞击船身、巨浪侵蚀船体，不分昼夜，你知道其中的苦处吗？巨浪翻腾，海面上下险峻，蛆虫和鳄鱼张口，生死只在转瞬之间，你知道吗？货物装载得太满，船帆疾驰争先，衣服和船板没有防备，便会被鱼龙吞食，你知道吗？”我曾和许多人一同在海上航行，有人一去便翻船，有人第一次航行贪图利益，第二次再去便翻船。像这样说来，究竟是利益超过危害，还是危害超过利益呢？我幸而先登上岸，没有使船货覆没，你只是恰好看见了这一情形，难道就认为所有人都如此吗？我于是茫然叹息说：“唉！做官的道路也像这样，前往而不知道停止，陷溺而不知道回头，那不是也很危险吗？”后来我进入仕途，到现在三十多年，用所听所见来验证：有的人困在一个官职上，几十年屈滞不得志，终于沉沦；有的人乘着时势奋发建功，一年之内多次升迁，却一次跌倒便垮掉；有的人竭尽才力、声名显著，却遭遇意料之外的灾祸；有的人俸禄官位已经达到极点，功成名就，最终仍陷入险难。他们仕途的迟速、得失、沉浮、颠仆和毁败，和船夫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而能够先登岸、不使船货覆没的人，又是多么少见啊！如今我正从张公应祥的离任中看到了这种情形。张公从诸生中奋起，考中进士，先后两次任大县县令，随后授任监察御史，久后升为我浙江按察副使，召入朝廷任大理右少卿，不久晋升为左少卿，转任左佥都御史，再升右副都御史，后来又任大理卿，升刑部左侍郎。他出入中外官场二十九年，官位品秩之高、声名荣誉之盛，有谁能比得上呢？如今他眼看年近六十四岁，便请求退休离去，萧然长久退隐，节操完整而名声保全。做官做到这样，难道不能说是先登岸而没有使船货覆没吗？可是有人还因为公的官位没有达到极点而感到遗憾；以公的操守品行坚定，长期熟练政务，在达到大理卿、侍郎之前，所任官职都未能坐暖席位，便又奉命到外地处理案件。他如此勤劳辛苦，假如他一心求取进身，哪一级官位不能登上？然而若不知道自我停止，就像下海后迷恋利益而一再出海的人了。

译公为什么还要留恋呢？何况这次归去，戴葛巾、穿野服，在沮漆之野自由生活；与波涛险峻、云门芒谷相比，荷亭竹榭的生活，哪一种更好呢？与在船上居住、海上过夜的忧苦相比，亲戚故旧聚在一起谈笑，心情愉快、精神舒畅，哪一种更好呢？不迷恋利益，本来就不会遭受相应的危害；不居恋荣华，哪里会担心受辱呢？白居易居易时所订的香山之约，以及每日所知的台池之乐，都是过去同僚中能够知止的人。祖述疏广、疏受而叹息，送李尉时道路上挤满送行者，是感情无法自已。贾谊《鵩鸟赋》、望海之诗，都是借寓言来表达志向。我和公是平民时的朋友，曾两次在蜀地相会，又在这里同僚共事。想当初在海边初次相逢，后来公来任宪副，实际负责海道事务，本来就熟悉海上的情形。因此公归去时，我便把这些话告诉他。《送徐子仁南归序》，陈沂。我的朋友徐君子仁，年轻时便以才艺自负，学习科举之业，声誉日益显著，而毁谤也随之而来，于是退居家中，停止仕进。然而徐君才华俊逸，技艺精湛而精神充沛，挥笔写作，无法自我抑制；他的文章使缙绅奔走，使当时名流惊叹，带着书策登门求教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名声更加远播。少傅徐文靖公曾推荐他到京师，却被忌妒者阻挠。太师李文正公爱惜他，始终不愿放弃，也最终没有能够任用他。先皇南巡旧京时，在御所召见他，又两次幸临他的居所，使他早晚都得以参与供奉事务。每逢制作青词、释赞、庆贺扬颂之辞，必定交给他进呈，正想授给他官职，皇帝却驾崩了。决定人的命运的是君主和宰相。宰相了解他却不能推荐，天子喜爱他却不能任用，难道不是天意吗？我常常看见那些奔走于市井、从事商业而又多机巧的人，人们笑他们说：“你有什么用呢？”后来在朝廷上见到他们，他们穿着盛大的冠服奔走回避，豪强贵人出行于道路上，武夫骑卒前后簇拥导引，正是先前被嘲笑的那类人。高爵厚禄反掌之间便得到，为什么唯独徐君如此艰难呢？唉！富贵、名声、长寿这四样，是天下人共同想要、共同尊崇的东西。然而尊贵可以变得卑贱，富有可以变得贫穷，人们得到它，也会失去它。唯独名声，越是压抑它，越会显扬；越是毁谤它，越会彰明。徐君虽然没有得到任用，但从公侯、大夫直到武夫、庸卒，没有谁不把得到他亲笔文章视为荣耀。若拿高爵厚禄来交换，究竟哪一样更为丰厚呢？徐君已经六十岁，精神焕发，气色神采不异于少壮，登上高寿之年是可以预期的。古人所说的身名俱泰，又哪里知道其他事情呢？《诗经》说：“差不多可以早晚勤勉，以长久保持最终的声誉。”请让我用得到上天所赐的这两样东西来为徐君祝福。《留别沈紫江序》，翁万达。大凡负有奇才的人，不怕毁谤，也能谦下待人；善于顺应他人的人，不掩藏自己的内心，也不损害美好的情谊。所以有的人只因一时相逢，意气却终身不变；有的人一生相处亲密，感情却如偶然相遇一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品类不同。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彼此有同有异，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样；才智相当，就并肩立志而互相谦让；造诣有深有浅，就各自舒展内心而居于高下之位。谦让就能敦厚，倨傲则不会保存情谊。这也是人情常态，怎么能强求呢？沈紫江将军，是粤西的杰出人物，也是当世名将。他强健敏捷、富有奇才，敦厚笃实、操守重义；但他不屑于对琐屑的文吏周旋，在贵官达人的琐细纠葛之间也不肯委曲逢迎，所以有人怀疑他倨傲而抛弃礼节，直率而显得刻薄。可是我观察将军已经很详细了。古人说：“了解别人并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被了解。”又说：“女子为了解自己的人而喜悦，士人为了解自己的人而死。”这话确实如此。我过去任苍梧牧时，初次与将军相会，听他的谈论，句句动人心意，才干、风度和见识远远超过诸将，我心中私下十分仰慕。此后有时得以听到他的消息，便因缘际会而记在心中。近来我承任藩臬之职，巡视南浔，将军辞官居家，我们多次相访，促膝交谈，直到更换仆役仍未尽兴，彼此推心置腹。时间久了，边疆机密和幕府议论必定相互参照告知，事情办完、奏报成功，没有一点差错。因此我更加敬重将军。将军也赞许我的言论，行动必定称善；有声望便相互求助响应，却没有结党营私的过错。大概我们的利益重得如同可以断金，感情亲近得如同同胞，始终不变，实在不是偶然。至于同袍之间互相往来、患难时彼此慰问，这只是天下朋友交往的共同义理，本来不必一一谈说。分别的日期已经临近，知己难以再遇。追念往昔，不禁长声叹息、久久怀想。为什么呢？过去我曾见将军平日不太喜欢饮酒，但每次和我饮酒就很高兴。酒意正酣时，他仰头赋诗，我弹剑相和；声音诚挚，有时又慷慨激昂，瞪目挥臂，斥责时事，意气仿佛要平定南疆、安定北边、树立铜柱、登上燕然，在当代建立奇功，在后世留下盛名。这固然是大丈夫的雄心，也是我的愿望。然而人的进退取舍取决于际遇，显达或困顿取决于时势。君子不昧于时势而用诡诈取巧，通达之士也不因没有际遇而损害本心。我如今才明白，山林泽薮的光荣，譬如朝廷市场对人的束缚；我压下在朝廷任职的感情，转身回到旧日栖居之地，写潘岳《闲居赋》，吟咏《左传》所载的招隐诗。将军的幽居情怀，难道会和我一样吗？若按将军所说，将来本当抛弃鹊印，收起龙韬，远离纷扰喧嚣，简弃烦琐急迫，慨然驾车来访我的潮阳，仰慕韩昌黎的遗风，在东浦清流中洗濯。我很幸运，愿穿着草鞋跟随您，与您一同登罗浮山，泛舟南海，在玄岭探寻灵异奇景，在扶桑穷尽浩荡水域；然后慢慢启程，越过大庾岭，溯长江而上，访问匡庐，凭吊白鹿洞，遍览天台、雁宕的胜景，出钱塘、泛西湖，到豫阳田氏子家问路并留宿。那时应当会有悠然相遇、豁然相通的情景；田氏子过去曾经和我约定过。将军也听说过这件事吗？让我们的志向凌驾浮云，车辙足迹遍及九州。将军若有兴致，就请成全我和田氏子二人。《顾远斋复河南佥事别序》，茅坤。

译顾公调任大名同知，三个月后又恢复河南佥事之职，便要离去。顾公是众人所称道的本乡先生。所属各县的九位长吏，盛备酒食、设帐饯行，在卫水边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于是起草文章，三次改稿，累积数百上千字，却不能完全表达心中的叩问。文章的声调低回，呜呜然凄清悲凉，恍惚像难以成声，于是把它烧掉。有位从事举杯走上前来说：“公的乡里情谊，是诸位大夫长久铭记于心的。他来到大名虽不久，我们为他饯饮，仿佛听见南风之弦；诸位大夫又恰好调往广平，来到这里，这正是所谓东西两州。写文章本来很容易，为什么早晨还命童子拿着绢帛和墨侍候在旁，到了晚上却不能答复呢？”难道是因为两位大夫都因获罪而被调到这里，又将分别离去，所以悲伤得不能只是抽泣，呻吟得不能只是叹息吗？我笑道：“难道说的是这个吗？”我曾详细读过传记，古代贤人志士在出处进退之间，从屈原、贾谊以下，哪里说得尽呢？其中有的人后来复起，有的人没有复起；有的人复起后又被放逐，有的人再次被放逐，过了很久才复起，这些都来不及细论。所以士人处在这种境遇中，就像江海中的水泡，显达、困顿、离别、聚合，都任凭它漂向哪里。我和顾公之间又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只是如今我跟随诸位送公到这水边，放眼眺望数千百年间迁臣逐客所走的道路，被迁徙而渡过这里的人不知有多少。自本朝建立以来，因为郡地富饶而偏僻，因获罪被迁来的人，前后相接。然而其中能够在此地建立功德，或者虽然暂时来到又离去，并没有留下功德，却只因名声而被采录在书册之中、在春秋伏腊时受人祭祀，留下宴游歌赏的遗迹，山民野老指着谈说，显赫得如同昨日的，只有文潞公彦博、韩魏公琦、欧阳文忠公修、苏侍郎辙，以及韩绛、刘挚、陈执中这一类五七位公卿，清清楚楚可以数出。其余的人都已经零落在烟波雾泽之间，再也无法寻求了。由此说来，古代贤人志士被迁徙而暂时寄居此地，留下的是行迹；他们离开之后仍有某种东西长久留存的，是道德和功名。所谓显达与困顿、离别与聚合，值得喜悦或悲伤之处，我不知道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指点、回望河山草莽，全部寄托着期望，难道能不悲歌感慨，仿佛古人所说的茫然爽然、若有所失吗？我知道顾公并不在意世俗所谓的显达困顿、离合聚散，所以对于公的离去，我反而闭口不能说话；大概我所看重的正在这里，而不在那些表面的事情上。顾公点头大笑，欣然大口饮酒，以此作别。《送王汝中序》，薛应旂。王汝中将要到京师报告政绩，向薛先生请求赠言。薛先生说：“汝中是王阳明的高足弟子，哪里是等待我的话的人呢？虽然如此，我也曾私下观察过你：周代末年孔子刚出生不久，承接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道统，整理《易》《书》《诗》《礼》《乐》《春秋》来教导天下，于是天下那些求问道德、请求学业的人，相继归附他，一时大概有三千人。孔子虽在匡地受困，在陈国受厄，求见七十多个君主而不被任用，历经种种艰险，仍然弦歌鼓瑟，毫不忍心携带二心。他们爱好孔门之道，就像众人共同饮用江河，各自按自己的容量取用；成就德行、通达才具，没有一种人才被弃置不用。然而孔子当时似乎已经不太能说话了，他的门人便说：‘我想不说话。’大概正是默默成就、不靠言说而获得信任，所以圣人的道最终在天下大为昌明。孔子去世以后，弟子离散，分别居住在诸侯各国，各自用自己的学说教导弟子；根本源流渐渐远离，末流越来越分裂，荒诞的文章彼此乖离，粉饰空虚以鼓动众人。于是庄周、列御寇、荀卿、李斯这些人，往往借附孔子之名，放纵他们无所顾忌的学说，使道术日益纷裂，最终酿成坑杀、焚书的惨祸，先王美好的教诲几乎化为灰烬。这难道不是多言所造成的祸患吗？幸而道源自上天，天不停息，道也不停息。汉代董仲舒、隋代王仲淹、唐代韩退之，都在其中逐渐倡导已经断绝的学术，延续到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于是建立学说、撰写论著，使这一道统得到极大阐明。此后门户争相兴起，弟子分立抗衡，议论越来越多，党禁随即发生。唉！这难道真是上天造成的吗？归根结底也是人为的。到了我明朝兴起，高皇帝阐明正学，尊崇真正的儒者；那时辅佐建国的元勋以及侍从诸臣、百工庶士，都敦厚务本、崇尚实际，诚恳质朴无华，学术习俗渐渐与三代同风。后来人文日益衰败，学者很爱追求奇异高胜，于是夸耀文辞的人，拼缀秦汉晋唐的糟粕，却对身心性命全然不知探究，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那些高谈理学的人，又往往只详细讲说德性、简易的道理，而把气节、义理、文章、政事一概视为卑下，不加讨论；专门主张无可无不可，不作保证，也不果断，只说义理所在，却多半把具体事情置之不顾。说话的人十分之九，亲身实行的人十分之一。只是这样无法使众人的心真正协调，于是群议喧哗，尚未见真诚感动他人，转眼已经形成江河相激的局势。我实在不知道它最终会走向哪里。唉！这难道是祖宗培养士人的遗谋，以及今天子敬一传心、教化天下的初衷吗？”汝中诚恳地讨论学问，不满足于浅近之说；他将怎样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究竟要如何探究到底呢？回想过去，我任慈谿知县时，唐应德对我说：“山阴王汝中，可以特意去拜访。”后来我改任江西学官，罗达夫也常常问起汝中的议论和起居。到了现在，与我一同在留都任官的士大夫，从邹谦之以下，多与王子相熟。一个时代中立志求学、喜好修养的人，如此勤勉仰慕汝中，难道会没有原因吗？汝中一定会研求事物的微妙根本，谨慎选择自己的趋向。至于他在兵部任职，掌管车驾、武选，那本来是王子的余事，不必说。我要说的是王子所从事、而与世道关系尤其重大的事情，因此为他的出行赠言，并请他告诉我应当如何处世。《送陆思南序》，薛应旂。

译晋川陆子担任南台御史的第二年，奉命巡视江上，整肃纲纪、举荐人才，很快便使风气影响整个区域。铨曹认为思南远在边徼之外，部落杂居，动不动就有警变，不是有才干声望的人，很少能够使他们服从，于是议定选拔有才干的御史镇守那里，便提升了晋川子。临行之日，乡里的学士大夫中在南方任职的，都称赞他的才干而惋惜他的离去。于是请薛先生赠言。薛先生说：古代所说的才是一回事，今天所说的才是两回事。古代的才是确定的名实，今天的才却只是虚有其名的职位。所以高阳氏八位才子、皋陶所说的九种德行，其实质是一样的。到了后来，敬仲凭借仗义使齐国兴盛，国侨凭借善于修辞守护郑国，君子对于他们的才干尚且不能没有议论，何况那些只会办理簿籍、呈报才能、迎合要求、熟悉仪文、出入权术机数的人，他们果真能够凭此成就远大事业吗？所以说，忠信笃敬，即使在蛮貊之地也能实行，这才是古人所谓的才。又说，启明而外表恭敬，表面静默而实际违背，这才是古人所谓的没有才。而且如今的风俗习惯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削去棱角、雕琢文饰，使浑厚质朴渐渐散失；繁复篇章、细密礼节，使敦厚朴实日益衰薄。彼此倾吐诚心，互相饮酒表示和睦，实际上却刀枪森然；扬眉激昂，倡言正义，实际上纲纪全都丧失。大体而言，中原之地十分之九都是这种情形，那么今天所谓的才也就可以知道了。偏远荒僻的部落虽然被称为冥顽，却还有刚直、朴实、简略的古代遗风。用诚心率领他们，很少有不信服的。文饰盛而质朴衰，正是孔子所以反复感叹，甚至想乘船入海、居住夷地的原因；有见识的人知道这不是故意说说而已。从前成都各杂居部落，文翁到任后，人们都兴办学校；渤海郡动乱用兵，龚遂到任后，盗贼都转而务农。这两人的事迹人人知道。他们何曾夸耀技能、炫示智术，鼓动变更制度来改变当地人的视听、控制他们的利害呢？不过是诚恳质朴、不失忠信笃敬的教训，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谓的才罢了。晋川子最初做官，任玉山知县时，我曾进入他的辖境一次，看见居住的人有歇息肩负的快乐，出行的人有走上道路的愿望，玉山百姓都歌颂他。后来他被征召为南台御史，我又看见他慷慨明达，以法度自守，南方士人没有不认为合宜的。这难道是装饰情态、修饰容貌、袭取矫强所能做到的吗？如今思南当然远在成都、渤海之间，但当地人的刚直、朴实、简略，比江南各地更容易使人信服。晋川子带着一贯的操守前往，那么汉代良吏二千石的政绩将会重新出现，忠信笃敬的才干也将在这里再次得到验证。将来按照汉代的旧例，让公卿从被表彰的人中选拔人才，晋川子又有什么可谦让的呢？《送张子行之佥宪陕西序》，姚涞。如今西北各镇地处边疆要冲，朝廷的防备十分严密。奉命在那里主持事务的，有大将、有中官、有总宪重臣；戍守队伍分布数百里，驻兵数万人。事情既然已有统属，仍担心事务繁重而松弛，于是又设置外台副职二人，分别治理当地，协助完成防务。各种军事事务，都要咨询谋议，由总宪裁定施行，用来整饬武备、加强边防。执徐年，我父亲在榆林巡视军队，我因入朝省亲而到那里。榆林本来就是重要的防地，我便去拜访各位老将询问情况。敌人的虚实，将领的勇怯，地势的险易远近，士卒的强弱聚散，仓廪粮饷的出纳盈缩，我大致知道了，但还来不及议论。近来我的同年张子行拜任陕西佥宪，治理榆林以西，请我写话赠给他。张子所治理的是边疆事务，我愿把所听闻的告诉他。中原所凭借来获得安定的，是边疆防守坚固。如今我们不能保持它的坚固，敌人大举入侵，千里之地便受创伤；小规模入侵，也会劫掠数座城池。即使有时敌人只带几十名骑兵到来，我们拥着全军也不敢轻易与之交战，这不是中原的利益，已经很久了。议论者有的想种植榆柳来阻缓敌骑奔驰，有的想排列剑戟来防御突袭，有的想加高塞墙来限制敌人进入，好像坐在屋里就能筹划解决。拿我所听到的情况来核对，这些都只是所谓画饼之谈。上天用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来满足百姓的使用，而边疆缺少其中三种：那里平沙浩荡，水流淹没马足，即使种树也不茂盛繁殖，所以木材的用途很少。短兵相接时，铠甲兵器粗劣破败，所谓铁器必须到遥远地方求取才够用，所以金属的用途很少。百姓多居住在窑洞中以从事耕牧，突发变故一到，立即成为鱼肉；大家共同修筑壁垒自我防守，可泥土却在百里之外，所以土的用途也很少。更严重的是，远处戍地缺水，只能占问雨水；近郊没有牧草，只能到塞外割取。边民冒死求生，而上面的人反而想用书生的议论来施行，难道不是太疏忽了吗？凡是那些空话、套话、实际上不能应验的说法，都是张子应当审慎对待的。虽然如此，天时造成的困难尚可推诿，至于如今所谓人谋方面的问题，我就更加迷惑了。评论世事时，对外急迫而对内缓慢；任用人才时，重视内地而轻视边疆。士大夫只图自身安逸，以承担繁重职任为羞耻，往往认为没有比管理劳役更辛苦的，没有比掌管财计更繁杂的，没有比审理诉讼更困难的，没有比治理军队更危险的。一旦有所委任，就畏缩不肯承担。若只责成他专长于一件事，他尚且这样说；至于边疆职任，却要一个人同时承担四方面的责任。边疆本来就是承担这些事务的地方，难易不只是多出一倍，议论者却从不察觉，为什么呢？张子所治理的四项责任尤其重大而专一，确实不是内地可以相比的。军吏若不能得到良才，轻易触犯禁令，就一概用法律约束，那么奸诈、贪婪的人都不能使用，放纵不羁的人又有谁来任用呢？粮仓没有终年的储备，我常常节省所发放的粮食，士卒经常吃不饱；天时有时又使收成减少，变故将不可预测，那么“庚癸之呼”又有谁来制止呢？公私都陷于困窘。敌人又常常破坏亭障，我每天都筹划修补废坏之处；服苦役的百姓甚至有甘心投降敌人而不知回归的，百姓不能承受劳役，那么举烽火、焚燧台的设施又有谁来修整呢？一镇兵力仅仅满二万人，其中骑兵又占十分之三四；私人财力无法供养他们的力量，赏格也无法振作他们的士气，还未交战而力量已经疲惫，凭什么让他们乐于赴战？而那些张弓控弦、箭镞飞鸣的祸患又有谁来抵御呢？刑狱难以独自承担，粮食难以从远方请求，劳役难以频繁接续，军队难以训练供养，而粮饷又供应不足，粮食问题造成的祸患尤其严重。执掌刀笔的人可以借机破坏功勋，持论议论的人可以轻视战功，这正是如今边疆的深重忧患，也是我所说的迷惑。张子正当壮年，才干和见识都很充足，对于这四项责任似乎还不足以完全发挥他的才用；然而我还不敢因此向张子道贺。

译依循风俗来建立事业，顺应时势来成就功劳，即使豪杰之士也会乐于去做；可是时势和风俗常常难以凭借，有志之士因此总会感慨。张子应当怎样处置呢？力量能够达到的地方，就竭尽谋略；时势所阻挠的地方，就充分议论，一定要使内地的人知道外地事务的重要，然后边疆事务才可以逐渐治理。否则，只求谨慎自保、避免获罪，上下彼此防范，盼望无事并把侥幸当作常态，边疆事务就会日益衰败。张子难道能够安然处之吗？张子听了我的话再思考，其中的是非一定会在心里豁然明白。我和张子交情深厚，也不敢把这些话说得浅薄，所以即使有些过分，仍把它们说出来，作为今天筹划边防的一点帮助。《送袁莪溪泉州府节推序》，傅夏器。我的同年袁莪溪被授任泉州府节推。泉州处在海边，距离京师八千里以上，距离藩城也大约三百里，所以百姓受到压抑、不能得到公平对待时，上不能到京城申诉，次不能到台省申诉，只能请求泉州府来主持公道。泉州又山海阻隔，奸盗出没；滨海航海捕鱼的百姓惯于攻杀，勇猛凶悍，动辄因愤怒互相砍杀伤害，甚至不顾杀人受诛。因此那里诉讼繁多。节推掌管刑狱，绣衣使者巡行部内时，常常让节推随行；凡民间诉讼，都先由节推审讯、取得口供，然后上报台省，所以节推实际上代替两台办理事务，而审断狱讼也更加繁重。掌管刑罚的人，是百姓生死的主宰。你不是泉州的司命，却是泉州百姓生死所系的人。说到刑罚，律令已经完备，难道只是因为它们完备就够了吗？从前圣人根据事情议定制度，并不专门制定刑罚；后来世道的虚伪日益严重，防范已经无能为力，于是只好从经典中求取依据，制定律令，这并不是圣人愿意这样做，而是不得已。因此，若能领会圣人爱惜生命的本意，即使法令完备，也不会苛刻施行；若不能领会其本意，只是一味拘守法律，手执尺把长的文书，在牢狱中锻炼构陷，写明某人犯某罪、适用某条律令、某事符合某项条例，格式都齐备，不过花费一天查阅文书便够了。如果这样做，一个小吏就够了。果蔬一类的小小馈赠，收集起来也可以构成受贿；极细微的言笑，也可以摘取出来定为罪过，真可说是大事可以论罪、小事也可以斩首，于是百姓开始手足无措。老子说：“天地不仁，把万物当作刍狗；圣人不仁，把万民当作刍狗。”这话虽然说得过分，但正是因为施刑的人没有领会圣人的本意，百姓才开始一抬头、一触目就会触犯法网；刑具相望，难道不是几乎把天下人全都当作刍狗了吗？世人常常严酷批评赵禹、张汤。以“见知”与“腹诽”定罪的法律，始自张汤；他深文巧诋，得到酷吏的恶名是应该的。赵禹常常依据法律、守持正道，也不能免于被指责；如果不能领会法律本意，只是一味用条文来绳治百姓，那么即使采用萧何所定的法律，查办弹劾百姓，也已经使他们有一半无法生活；即使拿他和张汤相比，也可以说相差不远。莪溪君精通经学、科举高中，立志常以龚遂、黄霸、卓茂、鲁恭自期，难道会把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术当作自己的过度计策吗？您主管刑法，也就是主管敝县百姓的性命，所以我替敝县百姓把这些话直说出来。” 《送小峯子序》，宋鉴。我从前自负有奇异的气概，曾跟随奇异之人吟咏歌唱，彼此情谊十分融洽，这才相信性情的舒展、精神的感通能够与造物相应，只有诗歌罢了，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于是编蓬作舍，鼓琴敲石，长声吟咏，把心神游放在尘世羁绊之外。然而我居住的地方在苕霅之间，是江南空旷幽闲的地区，不像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和大道，可以结交四方、容易传递声问；我平素又不熟悉官府，无从向上官替自己扬名。前辈所写的诗完全不同于世俗的体格，便写信与人辩论，人们都惊诧他的言论，于是相互诋毁非议，把他视为怪诞迂僻，他也并不很在意。几年之间，得到歙县九野孙子和同乡姻亲庚阳王子，与他们一同游览，俊逸的声名和清正的名誉才稍稍振起。乙巳年春天，赣地小峯黄先生偶然寄居在我的玉地；此前小峯曾任我郡长城令，我还没有按礼节正式相见。如今因孙、王二位结交，才得以会面。只见他整理衣襟、举步从容，座席之间气氛和谐；他的精神锋芒秀美清朗，使人心目开朗，我也暗自责怪自己的诗不应沿袭当时的弊病；他和我的谈论，仿佛早就有极深的契合。于是我们结交订盟，联缀美玉般的诗篇彼此唱和，连日累月，终于产生了积累已久、如同旧交的欢乐。如今他因事匆忙归去，出发就在眼前，我怀着依恋不舍之情，早晚还想挽留他，于是感慨今日、追念往事，写下这些话来叙述分别之情。况且，筑有高墙、设置密席，情绪纵横奔放，景物急促变幻；酒杯和菜肴纷杂交错，鞋履彼此相接，在排遣积郁惨痛之中暂得欢娱，把深厚的情意寄托在杯酒之间，这就是我和小峰交往的一种情形。至于像周代禊礼、郑国祓除那样，天气清和、节令美好；走在桂树与兰草夹道的路上，面对月下帷帐和风中帷幕，有时在茂盛柳树下分铺荆席、坐在花草之间，有时俯身窥视、侧身远眺于园圃之中，安适游乐而不放纵，这又是我和小峰交往的一种情形。等到喜爱山水、美好的游兴尚未止息，置身于阴森的树林和巨大的树木之间，曲折的山涧与清澈的池塘旁，早晨乘竹轿出行，傍晚乘帛制篷船归来；登高作赋以施展才华，临流赋诗以寄托兴致，赏心悦意，宛如欲界中的仙都，这又是我和小峰交往的一种情形。至于神奇经书、怪异典籍中的奇妙内容，以及美玉般的辞采、祥瑞文章的华丽之处，摩挲研读，编次删削，沉溺于精心阅读和熟练诵读之中；广泛通晓刘向关于古今的著作，旁通马融关于天下的学问，删去枝叶而探究根本，略去外在形迹而直达精神精髓，这才是我和小峰真正的交往，只是有些人还不知道罢了。创伤越大，疼痛必然越深；交情越牢固，离别必然越惨痛。我失意困顿、忧愁穷困，与世人没有声名和知交，这次因为几位朋友厚意周全地称誉我，又对小峰多方遮护，以成就他的声望；如今却有离散的愁怀，即使约定了会面的日期，旋即又只能重温往日的光影尘迹，而分别携手之后，只能遥相思念。长久思念，又哪里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呢？从前子高离开魏国，邹文涕泪交错流到面颊；苏卿进入汉地，李陵在黄河桥上握手送别。他们都依恋于出仕或退处、荣辱得失的道路，哪里比得上我和小峰的交情呢？可惜音信已经相隔遥远，想要论说报答之事也来不及了啊！《送沈君叔成序》【徐渭】叔成的父亲曾经仗剑出塞，拾取他先父遗蜕归来；随后又抱着书在宫阙之下号哭，擒获那两个虎、几只狐，以此泄愤，才拂袖归还乡里。他在野棠树旁勒马停驻，洒泪将事情报告给先父墓道。于是乡里称赞叔成为奇男子，说他没有辱没先父。事情办完后，他又带着短剑、骑着一头驴，将要渡过江淮向北，再到京师办事。他来向我告别时，看见我被枷锁束缚、身体拘挛，和老鼠争夺残剩的烤肉，虱子在身上爬动，瑟瑟发抖；宫殿成了我的头颅，破旧的被絮成了我的住所。成父忽然流下两行眼泪，大声说道：‘叔叔疲惫困顿到这种地步了吗？你那双曾经搏虎的手，现在怎么了？’我被他的话激励，虽然形貌已经像个孱弱的囚徒，气势却稍稍振作起来。于是作歌为他送别。《送太守鉴濵金公入觐序》【林应麒】

译人们都说：如今的郡守之官，就等同于古代的诸侯。考察周代，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国家；计算它们的封域，没有一个能抵得上今天的一个县。因此如今一个郡守所辖之地，兼有周代十几个诸侯国的土地，属地不能说不广。按照当今制度，六部尚书郎，非经过两次考核，不得轻易授任郡守。御史台和行省仿佛王者的机构，自称代天巡行，奔走于各地；二三品尊贵的大臣，就像学校里的博士、让弟子跟随的师长一样。郡守可以说是荣耀的职位，但也必定要接近两次考核才授予，不能说不重要。然而有见识的人却说，古代容易做郡守，今天难做，这是为什么呢？古代郡守的授任没有固定规制，治理政绩卓著的人，往往立即被召回朝廷补任三公，在上面没有人牵制他。因此他的志向容易伸展；又可以自行征辟属吏，在下斩杀二百石以下的官吏，没有人能够阻挠他。因此他的命令容易施行；俸禄二千石，足以使他的三族以及自己所认识的贫困者得到恩惠，在内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因此他的操守容易守护。如今却不同了。从巡抚、按察使、方伯、连帅以下，各道官员都可以交替巡历，以簿书考核和期限督察之间的事务督责郡中长吏。即使不是公务，有人东西南北行经他的辖境，郡守也必须出迎四三舍，屏退随从，低头拱手站在道路左边送行。来人出了辖境又返回，直到坐在公署门口的人唱报，郡守才敢入内趋拜到庭下，四拜匍匐。有询问时，总是战战兢兢地摸着膝盖仰头回答，和轿夫、仆役、吏员、承差等人雁行站立，察看堂上长官的脸色是忧是喜。像这样，怎么能希望他的志向得到伸展呢？县令、县丞、县尉以下的官员，只要稍微同当权者和权势人物熟悉，那么境内的豪强富户、拥有奇异财产或出入贵介公子之门的人，都能挟制郡守。郡守从早到晚惴惴不安，担心稍有违逆。像这样，怎么能希望他的政令得到施行呢？每年规定的俸禄是二百五十石，实际能领取的只有十分之一罢了；而且还要拿自己的财物送礼，彼此窥伺、互相希求，几乎没有一天空闲。像这样，怎么能希望他的操守保持廉洁呢？如今郡守实在太难做了。我因为不能迎合逢迎、忍受挫折，自甘流落、被摈斥在州县之间，将近二十年。拿这种情况来考察各郡的郡守，何止一百几十人？并不是所有郡守都同样艰难，而是君子之道太难实行。今年夏天，我才奉命来惠郡任副职，恰逢山阴鉴濵金公任郡守，得以每日受到他的熏陶。这样以后我才知道，金公作为下属面对上司，与各郡郡守相同；但他侍奉上司的方式却不同，从不因循迎合、不合礼法。作为金公的下属，与各郡相同；但他统御下属的方式却不同，刚正而不屈服。金公所得俸禄与各郡相同，但他守护俸禄的方法却不同，以节俭来帮助廉防。因此他断绝馈赠，羞于奔走逢迎，厌恶承顺他人，而人们并不认为他傲慢。他以风范激励属吏，裁抑豪强，一丝一毫也不宽贷，而人们并不认为他苛刻。他革除桥税，杜绝兑耗，清理纸赎，申明屠宰禁令；凡是迹象涉及可疑和嫌疑之事，他都像避开机关陷阱一样躲避，而人们并不认为他矫饰。金公任职至今还不到三年，荐举他的奏章却已五次上报，有谁的志向能比金公伸展得更充分呢？百姓安于本业，士人遵循他的教训；和平之时江右发生骚动，金公一到，百姓便倾巢而出迎谒，排列叩拜，欢呼不已，有谁的政令能像金公这样得到施行呢？关于他如金玉、如冰蘖般清廉的歌谣，千万人众口一词，三年如一日，有谁的廉名能比金公彰显得更明显呢？这就是古人因为条件容易而能有所作为，而金公却在艰难处境中有所作为；像硕果一样不被采食，除了金公，谁能做到这样艰难呢？如今圣天子洞察四方、光照无外，金公这次入朝，已经凭政绩考核得到最优，超擢本来就不必再占卜等待。然而君子并不只是要成就自身在艰难中的事业；要使天下人回心转意、归向教化，必定还应当有方法。金公能否趁此机会把这些方法陈奏给朝廷呢？金公在台谏任职时已经是真御史，如今经历政事更加长久，替世道忧虑的心也应当更加深切了。我谨恭敬地侧耳听候，这也是我们几位同僚朋友的意思，于是共同写下此文，以记载这次送别。《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六

译送别序 《送林次崖先生迁钦州序》【于廷寅】次崖先生，是当世的高士吧？他的学问醇厚深邃而且达到极致。他放达奇伟，行动却常常与世俗相离。不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多么清冷孤高啊！’至于他自己说：‘奸邪谄媚以求得官位，随俗浮沉以求安于时世，这些我做不到。’又说：‘古代的君子，被任用时就像龙蛇一样随万物变化；不被任用时，就退居闲处而著述。’广宁发生变乱时，先生大概曾三次发出叹息。然而议论此事的人往往都轻率地把它搁置一旁。懂得军事的人有几个呢？先生抗拒廷臣的议论，承受天子的怒色，奏疏下达后便被贬斥出京，调任钦州。于廷寅说：‘钦州不是古代象郡的土地吗？它在南粤之间。南粤是犀牛、大象居住的地方，是豺狼、老虎藏身的洞穴，是猿猴啼叫的地方，是山魅水怪迷惑人的地方，也是沙蜮螫害生物的地方。早晨有毒雾和不祥之云冲冒人的腹心，傍晚有长蛇猛兽磨牙砺爪来杀人。况且又远离天子，离开卿佐们所在的丹墀凤阁，被远远投置在那里，怎么能够居住呢？’即使如此，我也听说过：‘平素处在贫贱地位，便按贫贱的处境行事；平素遭逢患难，便按患难的处境行事。’所以处在本来的位置上就没有别的羡慕，安然接受所遇之境就可以实行自己的学问，因此能够安居而忘记环境的简陋。从前韩愈在唐代，苏轼、刘元城在宋代，都曾被荒远地投置到万里之外，一年中多次调动，但后来仍都恢复了原来的职位。何况先生此前曾在那里督学，教化当地文身之民，引导他们实行四种品行，整理他们的义理风俗；南广直到今天还在思念先生，遵循、实行并相继效法先生的教化，改去离散的风气而振兴更新，所感化归服的情形往往形成江汉、卫淇一带的风俗。这不正是周人的遗风吗？又听说，先生任廷尉时，常常忧惧不安，心中担忧君主的裁断颇为偏颇，害怕官箴被夷狄的风气损害，奏章笺表都已准备齐全，最终却只能反复作罢。既然在朝廷中推行正道尚且没有成功，如今反而居住在钦州。人们将以先生的德行自我勉励，少年将诵读先生的言论，士人将致力于学问，农民将安于长久的劳作；近处的人喜悦其政事，远处的人仰慕其声名，不使先生的学问落空。这同闭口不言、厚颜随俗、对是非一概附和相比，是非和富贵究竟哪一个得失更大呢？有志于德行的人重在根本和实际，守土之臣应当依照自己的官职尽责；只要能够称职而实实在在地前往，又有什么不能获得呢？钦州人性情朴厚，诉讼文书简少。性情朴厚便没有诡诈，诉讼简少便没有争斗，可以不用劳心而使他们自行治理。我有时著书，用来表现自己的见解，这正是所谓退居闲处而著述，是先生平素的本心。如今世上的事务崇尚圆滑通达而鄙弃正直，安守正道反而被认为不合时宜，人们一举一动都迎合时势，衡量一切都以求得利益为标准。甚至老成之士也把争先逐利当作要务，他们把先王的礼义看成什么了呢？众口同声地附和，拖延着把事情变成旧例；却又在污浊混乱之中突然飞上九仞高空，不让自己混同于污秽，不以沾染污垢为羞，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贤者豪杰吗？《送西泉刘侍御守巩昌序》【王梅】我的同年朋友刘尚友，是陕西宁夏人。他喜欢谈论军事，我常常和他讨论塞上的事情。他曾说：‘我们的军队和敌军交战，往往不能大获利益，这不只是因为兵器锋利或钝拙，也在于士卒能不能忍受饥饿疲劳、射术巧拙，以及性情是轻视生命还是看重生命。’我从小听长者说，塞外的马生下小马驹，估计它能够奔驰时，必定一两天不给它喂草；如果小马驹还依恋母马，就把它放到峻岭的山脚下，母马在下面嘶鸣，小马驹奋力向上奔跑。有的能跑上去，有的跑到一半便跌倒，有的在半山腰就不能前进，大概这就可以考察出它们的高下了。能跑上去的被选作骑乘战马，次等的用来换取中国的茶。茶本来就是他们急需的东西，所以选出的良马有时也能得到。自从金牌制度废除，商人的子弟私自贩茶，茶的价值更加低贱，优良的马匹便更加不能运来。太仆寺分发的马和苑马寺牧养的马，平时披着障泥，吃饱苜蓿，不是没有长得高大肥壮的；然而一听到鸣金便战栗，遇到疾风冲跑四五步就前进后退，在山坡上停顿、腾跃沟涧，不能走出寻丈，这样又哪里能用来作战呢？自从西泉刘侍御奉命巡视西部边疆，整顿振肃风纪，剔除弊病、举起废弛的政务，便又以余力断绝私商，平定互市买马之事，良马渐渐运来，而且一天比一天优良。近来关门有警，敌方将领曾一两次受挫，远处的敌迹不敢接近边塞，这功劳难道不在刘公吗？我不知道西泉的相貌如何，但陕西人凡是称说侍御的姓名，一定会说西泉。将来统领三边，成为天子的屏障，建立伟大功绩的，难道不就是这个人吗？我那时听到尚友的话，便已经认识他了。乙未年春三月，西泉因任职三年考核优异而升迁，出任巩昌太守。丰村金子把这件事告诉我，感慨地说：‘尚友真是懂得用人之道啊！这正是用人的意图，也是准备借巩昌来多方考验西泉。巩昌原是陇西、天水郡的旧地，是秦汉以来百战之场，处在羌戎、陇蜀交界，也是敌人屡次出入的地方。因此做这里的太守，贵在懂得军事，能够识大体；您应当教导百姓，使他们懂得方向、振作气概。若只让他使计谋见效，细碎地罗列公家钱粮和一两件诉讼之事，这只适合偏僻的郡县和鄙陋的邦国。西泉此行，以侍御的身份来做太守，职责将更加专一；把他过去在陕西施行的政事用于巩昌，便会更加熟练。因此，他凭吏治考核而升迁，并不值得惊异。’于是因丰村的请求，我说明其中的缘故，并且借此期待他施行新的政务。《送兵宪白坪髙公序》【陈昌积】

译湖西和岭北所属的郡县中，只有吉安是大地域；两地相交，物资聚集，百姓以此为生，风俗习惯也随之依附而渐渐败坏。吉安田地少、赋税重，土产稀少而人口众多，百姓贫弱困窘，许多家庭携带妻子儿女、举族到防州佣工求食而不返。公私各种办事人员，有一半由吉安人充任。那些拥有厚重资财的人，便贪图防州肥沃的田地，烧荒耕种，收入丰厚而赋税较少，又加倍购买田地以肥厚自己，反而把本地居民置于游荡闲散之中，借口逃避。于是吉安拖欠赋税、承担徭役的民户众多，唯独给乡里造成累患；那些居住在山岩险阻、深谷穷僻之间的人，耕种之事全都由吉安的佣民承担。吉安人口减少，而防州漏登记在户籍图册之外，这样怎么能使赋役公平呢？防州南部的富民居住在峒寨，不懂礼法，喜欢僭越车舆服饰，逞强斗狠而兴起诉讼。袁州、吉安靠讼事为生的刀笔之徒，地位高的便不做官吏，坐享防州南部上等富户的供养，每天替他们装饰门面、侵吞财物；次等的便伪造诏章、刻印文书，制作散官部劄，冒充告身，寻找客户中的富家子弟出售给他们，使他们冒充戴冠束带的官人，鞭笞乡里。一旦这些伪造之事全部暴露，清明的监司急切追捕，他们又各自改换姓名逃回本乡。湖西的逃犯，岭北不能追索；岭北的逃犯，湖西也不能追索；事情平息后仍照旧归来谋食。于是山岩深谷、道路险阻之地的百姓，无法忍受客户和本地富户层层虐待，便因此偷偷起事，甘愿充当凶恶盗寇的向导，逐渐浸染成势。又怎么能够把这些奸恶的萌芽全都铲除，使它们不再滋长呢？唉，赋役不能公平，奸恶萌芽不能断绝，诉讼越来越繁多，盗贼越来越横行，吉安、防州南部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正像宋国的火灾和郑国的水灾相互冲击、无法堵塞一样。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议论者说，两道之间诉讼繁多、盗寇丛生，在江西号称难治，因此巡按御史从来不让一个人兼辖兼摄。如今如果把湖西并入岭北，由兵备司一并治理，那么纲领相互联结，地域便容易控制；法令统一，实情便容易掌握；赋役可以调停斟酌而使之均平；奸党可以穷追搜捕，挖出祸根而使之无所藏身。只要从根本上齐整守信而不厌倦地实行，难道不能使教化兴起、盗贼平息吗？天下的事情成于统一，毁于纷乱离散；弊病到了极点而加以改革，也正应当如此。我曾经拿议论者的意见来求证，到了丙午、丁未年，湖西缺少人才，宪臣分巡、抚按便认为白坪髙公宽厚廉正而有威望，嘱托他兼理两道。公巡行两道，树立表率于众官，在发放赠金以充当供给费用的同时，体察百姓隐情，使他们每日都能容许前来呼诉。施行才一个月，湖岭交通要冲的百姓便不再知道有供帐接待的负担；凡是隐藏赋税、抗拒徭役以及像鸭子钻穴、蛟龙横行的恶人，开始能够依法置办。游荡寄居之人也渐渐散去，奸恶之事因此停止，局势颇为安宁。至于清查户籍、设置牌甲，创立保甲寓兵的条例；以及过去凭借机巧牟利、吞食两郡的人，还有那些偷窃、首领、劫夺权势之辈，全都来不及逃窜到其他省份；有的害怕无处可逃，只能徒然图谋议论者所说的统一治理之策。幸亏公亲眼看到了它的实际成效。两道的士人百姓正喁喁相语、接踵而来，屏息等待，希望公把事情办理到底，或许能够获得永远安置、赋役均平、铲除奸恶的福祉。可是公不久便升任浙江大参，启程离去。我不知道百姓低头叹息、丧失愿望的情形将会怎样。林竹溪大夫，具有文才品行而看重信诺，感念公不计身份差别的爱护，嘱托我陈昌积写下公治理两道、取得实际成效的事实。因此我再次提出议论者统一治理的主张，来告知公。这一主张，先前的提督已经上报朝廷了；只是把吉安的几个县割出，隶属于公。不久之后，公将在江右连续执掌旌旗节钺；或者很快接近天子而担任丞弼。您能最终实现议论者的见解，使两道百姓的心愿得到安慰吗？我一并写下这些话，等待结果。《送大中丞秋厓朱公序》【陈昌积】海防的毁坏，难道不是大概萌芽于我们的百姓引来海寇吗？海寇能够在我们的境内纵横，难道不是大概由于向上游行贿吗？其中的情状十分隐秘，而变化又难以预测；它逐渐形成之后再想平息，实在困难。温州、台州、漳州、泉州濒海的百姓居住，没有土穴和环堵土墙的庇护，俯仰之间的生活资用又没有肥田桑土可以供给，衣食势必要依靠在海上砍柴捕鱼来自己养活，所以那里的人没有不熟悉海上的。富裕的人卖掉肥沃的田地，把丰厚的藏财变成货物，便腰缠重资随船出海；琉球、暹罗等国来朝贡的使者也以此为商人，来时带着本国丰富而中国稀少的货物交易，回去时装载中国丰富而本国稀少的货物交易，辗转贩运交换，招募迁徙者作为自己的护卫。这些人也没有不熟悉海上的。因此象牙、犀角、玳瑁、伽楠、翡翠、明珠、椒、桂以及珍贵、优良、可爱喜人的货物，交错汇集于船舶之间。凡是善于泅水、熟悉游泳的人，也无不成群聚集到海上。把熟悉航海的人置于可喜货物面前，就像给兔狐投下甘美肥肉，谁能不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轻如秋毫而争相趋逐呢？所以小商人便蔑视那些比自己势力小、力量弱的人，抢走他们的货物并打倒他们；大商人便蔑视那些比自己势力小、力量弱的人，抢走他们的货物并打倒他们。弱肉强食，已经不停止劫掠、杀害良民来谋取利益了。何况他们还把船只荡入澎湃浩瀚、茫然没有渡口和边际的险境，驶入迅帆疾行、奔腾飞扬、冲击斥逐的海域；居处是装满储积、捆载货物、如堂如丘的大船，又凭借随波出入、使船像骑马一样能够迅速奔驰的本领，那么越地的人逃到闽地，闽地的人逃到越地；行动迟缓时，便衔接船头停在双屿，背靠山势、凭据水流来作自恃。乌鸦、鹜鸟和蚂蚁混杂在一起，不容易捕杀。起初还只是窥伺空隙，放肆行刺；如今竟然直接引导成群盗寇，横行于白昼抢劫。起初还带着商人的本钱入海，如今却直接空着双拳前往。获胜时利益全归大商人，一旦首先失败，便把卑贱的受雇佣工推出去抵挡刀锋。这难道不是他们的情状极为隐秘，而流出的祸害极难预料吗？一时之间，巡备、居守等主管官员曾经督率戍守海疆的士兵加以防御，却削减每月军粮来弥补失事的苦处，于是以财物诱使海寇私下达成交易。又曾招募当地壮民来侦察捕捉海寇，号称召用他们，却因为官府的赏赐不如海寇收买的丰厚，于是又以财物诱使海寇私下达成交易。况且海寇还能打通关节，暗中向上游官员少量行贿，制造“顺风买港”的说法来诱惑巡备官；又制造“入境拜见、缴纳海面镪”的说法来诱惑居守官。巡备、居守一旦甘心接受使他们熏心的财货而放入海寇，那么居守、巡备的禁令就松弛了。

译巡备、居守的禁令一松弛，盗寇便会登陆泛滥，所到之处都成为坦途，不必再依靠双屿港作为巢穴，没有一块地方不是他们储藏厚重财货、安置住宅的所在。既然不禁止他们逐渐滋长，又怎么能奇怪后来会发展成这样呢？难道要用斧头砍伐树木，却又不能成功吗？今天的天子察觉长期积存的弊病，采用宰臣的建议，隔几年便设置巡视官。于是下诏让秋厓朱公仍以都御史巡抚浙江，兼任巡视浙闽海道事务。朱公将要出发时，兵宪白坪髙公嘱托我陈昌积向公进言：我一向被认为不懂国事，拿什么来赠给公呢？即便如此，请允许我把所听闻的意见拿来向公请教，可以吗？如今议论海防的人，有的请求在温州、台州相邻的地方筑城设府，夺取双屿港建立水营，增加海军驻守，这是预先控制要害、捣毁巢穴的办法；有的请求建立保甲以互相侦察防范，这是沿用古代的方法。可是他们不知道，以迎接分子钱、归送海仪为名义的名目，以及游说达成交易、打通关节、收受贿赂的奸谋，有一半出自保甲中的人，怎么能全部相信他们呢？有的请求禁止一片船只和小艇，不许它们下海；这样一来海边没有一寸土地的百姓都将失去衣食来源，难道会安然等待死亡吗？这种祸患恐怕还会滋长得更加厉害。我认为扑灭火灾必须浇灭它的灼热之处，救治弊病必须系住它自身的根源。不遏制上游的贿赂，却想清除海军召用中的奸弊，难了；海军中的召用者不听命行事，却想使海寇不来盗扰我们的境界，也难了。公提督南赣时，威势的先声所到之处，贪墨者解下官印辞职；号令一发，旗帜便改换颜色；清理长期积存的弊病，细细洗涤、逐节铲除，是何等威风！您既然能够在这里做到这些，难道还会有不能在今天大有作为的吗？这本来就是有志于为世所用的人共同拭目以待的。《送敬所王先生赴广东少叅序》【许应元】我曾经说，学术分裂以后，拘泥固执的人用学说淹没经义，浮华的人用辩说破坏义理；专门禁锢异党、攻击异端的风气形成，钩连分割、离析经义的祸患兴起，于是纷纷争论同异；等到功利之说得以钻入缝隙，仇视真儒那种滔滔巧辩的作用，贪图一切事情都迅速见效，于是真儒的恩泽便郁滞不通，不能施行。大概这是求学的人喜欢彼此不相悦，却致力于互相争胜的过错。过去孔夫子修明六学以等待后世贤君，心中有意于后世，想施用那些尚未施行的学问。后来天下争战，六经残缺，七十弟子的声响已经断绝；到了晚周末年，仍有子游氏之儒、子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但也都一并受到诋毁。有人说：三位先生的学问难道没有得到孔子的本意吗？诋毁他们的人错了。应该说，这是后世老师的过失。言偃试任小邑，便致力于施行礼乐；卜商居住西河，西河人却对孔子产生疑惑；漆雕开准备出仕，回答说自己还没有取得信任。像这样的美好品行，难道是那些哗众取宠、专门迎合乱国者，苟且求取利益、扰乱世道的人所能相比的吗？然而时代离本源越远，过失就越严重，于是离弃本真，错误地奔逐末流虚伪；安于自己已经知道的，毁谤自己没有见过的。这样一来，辩说便喧闹于争斗诉讼之中，攻击诘难急迫得像操持兵戈，开启异说的道路并树立旗帜，兄弟同气之间在墙内相斗，却不顾外来的侮辱。当时以法吏为老师，学士逐渐受到排斥，有人被列入反复杂乱的名目，蒙受愚昧诬陷的讥刺；直到暴秦时代，终于发生了坑害儒生的祸患，这正是喜欢彼此不相悦、却致力于互相争胜的罪过。宋朝末年，朱子、陆子的门人不能体察两位老师学问的深厚，又各自以所听闻的片面见解相互讥议；同德合义的规矩日益缺失，专门炫耀自己以取悦世俗的风气更加炽烈。天下人纷纷追逐雅正辞章和规矩步态，而身体力行的功夫衰微了。因此到了元代，儒者的地位已经十分卑下。子贡问子石：‘你不学习《诗》吗？’子石说：‘我有空闲吗？父母要求我尽孝，兄弟要求我友爱，朋友要求我守信，我哪里有空闲呢？’子贡说：‘请把我的学问交给你，并以你为老师。’那个人连每天的时间都觉得不够，哪里还有空闲喋喋不休地占卜谈论呢？癸丑年六月，我奉命进入粤地，担任外台副职的候选人。当时王先生新甫刚刚任台佥，主管学官，时常谈论学术，也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新甫说：‘如果有人能够继承并阐明洙泗一带中断的事业，振兴两代以来留下的弊病；总括方略，通达智慧，进身时使仁者的功用彰显，退处时使先儒的典范具备，像这样的人，我愿意为他执鞭随行。’大概说的是阳明先生。后来有一天，他把自己所得的阳明先生著作全部拿给我看，又讨论朱子、陆子的学术本源，发现与我的看法没有不同，于是我便有意于阳明之学。第二年春天，新甫拜任广东布政使司参议，临行时对许应元说：‘您难道不打算规劝我吗？’ 应元进言说：‘您是王先生，我又凭什么规劝您呢？学习怕的是不能实行，实行又怕不能施用。如今您的学问不违背正道，措施和行动也不违背您的言论，可以说已经实行了。您在西粤施教，使西粤人士振作乡里旧俗，迁善改过，可以说已经施用了。两粤本来就是阳明先生施展学问的地方，您向东去，姑且完成先生未竟的事业。将来如果有人说，继承先生而兴起，在这里彰显儒者的功效，使那些功利之士闭口而不能插入他们的学说，果真如此，那个人一定就是您。’新甫起身拜谢说：‘这不是我所能担当的。’即便如此，您既然说了这些话，我怎敢不完成这项事业？’于是出发了。《送夏子公辅领教漳浦序》【屠应竣】本朝鉴于古代选举人才的方法，把制度写入功令，命令宪臣在四方主持学校，考察各郡国百姓中的俊秀之士，补充为学官弟子。凡是通晓一门技艺以上的人，每年发给廪禄；经过选拔认为可以任用的，列入春官名册上奏。于是命学士考核其中才能较低的人，罢免遣归；其中能够称职的，派往太学受业。成绩高等的，授予郡县各学学官的职位，再去教导弟子。等到他们能够任事，和科举出身者相差十五，得到的人才可谓文质彬彬、盛大兴盛了。近几十年来，教法日益松弛，宪臣便改为用廪禄收买人。那些享受廪禄已久的人，积累二三十年，不问是否合格，便动辄按资历上报春官；到了学士考试，也同样不问是否合格，便随意报称：‘怜悯年老，优惠贫困。’因此滥入太学的人越来越多，轻易授予郡国学官；学官又不能善于教导弟子，弊端相互沿袭，朝廷的德意被堵塞。于是天子下诏说：‘我听说贤能人才，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事务。选拔贤明、录用优秀，使他们都得到职位，以承接、辅佐国家的光明；如果局限在甲科之中，怎么会没有遗漏呢？近来有关官员上报各郡国的弟子，大多平庸无能、不能任用，朕对此非常忧虑。优待老人、惠及贫困，是用来养育普通百姓的；选拔贤才以辅佐治理，却说出这样的理由，国家还要依靠什么呢？’

译‘命令宗伯考察选择合格与否，务必黜退庸常老迈之人，不要拘泥于十七岁以上的限制，期望得到真正的人才，不要担心他们将来得到任用。’宗伯于是考试各地上报的学官弟子，共有几百人；屠子任郎官，得以参与阅览他们的文章，终于选得夏生等几人。其余又有几十人，当时省院多次考试，我总是说：‘这次夏生是第一名。’不久果然如此，我所说的没有不应验的。恰逢京师将要举行乡试，诏令允许夏生等人就近参加考试，我又说：‘夏生这几个人一定中举。’后来几人果然中举，唯独夏生没有应验我的话，最终却以高等成绩授任漳浦学教谕。他来向我告别时，神情惘然，面色失落，仿佛流露出不平之色。我便告诉他说：‘您还不知道吗？您当初和计偕一同到京城，本来是浮江溯淮，越过黄河，奔走齐鲁的都城，仰望岱宗的险峻吧？’他说：‘是的。’我说：‘如今这次回去，又将沿着旧路，向下经过钱塘，眺望东海，奔驰在吴楚之间，直到粤闽边疆吧？’他说：‘是的。’我说：‘您见过舟车行驶的便利吗？车轴转动、车轮滚滚，乘着长风行驶在平地上，车毂相撞、车辆鳞次栉比，转眼之间走过百里；即使波涛如倾泻、箭矢般激射，烽火奔驰，也还认为太慢。等到它冲撞横来的暴风，渡过水道，困在丛林和险峻山坡之间，良马疲惫，军队越过艰难之地，迟疑徘徊、回头张望，近在咫尺却不能前进。由此说来，顺利或逆利取决于形势，迟缓或迅速取决于时机。然而怎么可以不使车钩车轴坚固，不使飞舵周全灵便呢？有智慧的人不会因为形势不同而改变，君子也不会因为一时受到轻视而降低自己；应当顺应时机而遵循本心。因此我对您有所期望，您这次是否得售，我看待您仍和从前一样。《诗经》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鱼潜藏在深渊，有时跃到水边。’如果确实有内在的美德，又何必担忧不能彰显呢？君子履行恒常之道，小人却改变自己的方向；降低志向、役使自身，眩惑于外物而改变内心，这就像因恼怒干旱而废弃灌溉，因忧虑洪涝而放松堤防，困顿将无休止，哪里会有功效呢？您要努力啊！君主只任用贤才，不会遗漏偏僻卑微之处，去吧，好好珍重自己。您到漳浦教导漳浦的弟子，也应当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们。《送给事陈君使琉球序》【屠应防】琉球王世子清的表文说：‘臣世代蒙受中国的深厚恩德，受封立国于海岛，作为屏藩守卫东海之外。先臣凭借天子的神威和灵佑，得以寿终其位。孤臣清，商议继承王位之事，只能祈求天命，岂敢安然居处。谨冒死派陪臣长史潮与清渡海而来，奉表上闻。’诏书说：‘可以。’礼部议定册封典礼，选取适宜的人，列出使者姓名上报。按照旧例，使者共二人，由给事中担任正使前往。当时凡是应当前往的人，大多忧郁不安，动辄变色。陈君应和任吏科左给事中，有贤能的声誉，而且正当壮年，不怕远行，便把自己的名字上报。天子一向知道他的贤能，回复准许。临行辞别时，又下诏赐给他玉带和麒麟服。屠应埈说：‘东南之内归附中国的国家，有几十个，琉球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削平异域，各海外属国的君长震惧，交相拱手屈膝，称臣归化，于是琉球开始同中国通使朝贡。中国文皇帝时，命使者前去册立琉球国王，赐给册命，使他佩印绶、戴冠带，世代成为中国的外藩。琉球国王得以派遣王子入太学学习，于是受到琉球的宠遇，国王渐渐趋向中国的声教。天子亲自推行至德，中兴各国更加来效行职贡，不敢懈怠。圣上的恩惠光明施布，保存安定了荒远的后裔；这次琉球使者出行，实在是由陈君承担其事了。壮盛啊！我曾经读太史公的书，读到司马相如出使卭筰时，蜀郡太守和县令到郊外迎接，背着弓箭来表示尊宠，而相如最终也能完成出使任务，我没有一次不心情舒畅、由衷赞许。读到博望侯张骞的传记时，看到他以一介使者身份，凌越远海，和异域联结车轨，历经上古未曾称王的国家，为汉朝开辟通往远方的道路，随着水流推进、排除阻碍，我又惊喜叹息、心生仰慕；他的行动虽未必合乎古法，却有豪壮的志向。如今这是使者往来之地，沟通外邦的内臣，而使者一提到海外就忧郁变色，古今的人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陈君将要建立盛明朝廷的气节，光照燕、赵、齐、鲁的郊野；浮江到达黄河，越过淮水，溯钱塘江的波涛，驰骋回到故乡，他当地的官员也将面向北方先行开路，如同司马相如一样，这可以说是受到尊宠了。他又将驰赴东冶，沿着漳水而行，遥望无诸的地域，横渡海面向东而下，经过彭湖，指向中山，观看日月升落的地方，俯视蛟龙、巨鲸以及各种怪物嬉游，就像在陆地上驱赶牛马一样。蛮方的风俗将因天使而受到振兴，从王侯以下，戴着羽冠、装饰着螺饰，全都喘息着出来迎接拜谒；陈君手持符节、穿着礼服，向他们拱手作揖。无论他们知不知道，都将仰望陈君，以为他从天而降；这正是天下壮观的景象，也是极大的尊宠，是博望侯张骞纵然极力称说也未曾得到的经历。这不也很壮盛吗！何况您是天子身边的近侍之臣，即使到了蛮方，他们也将通过您来观察中国的礼法仪表。您的言语举止，是自身取法的准则，也是出使者的节操。宣扬彰明天子的法度，充分守护使命，把天子的德行作为风范示范给各蛮族，难道不正在于此吗？凭陈君的贤能，加上出使之事又如此壮盛，他不怕前往，我因此有了可以取法的榜样。《送双山先生序》【孟洋】人的遭遇是否受到赏识，难道有命运吗？不是这样的。从前卞和氏的璧玉，三次献给楚人，却都没有被察识，反而两次被砍断双足。这块璧玉并非不珍贵，献玉的人也并非没有，只是楚王不但没有察识，反而砍断了他的脚。珉、瓀、碔、砆等玉石，人们有时看见也会喜欢，把它们制成器物、佩饰，并不需要等待有人进献。木材也是这样：盘曲的树木，根柢盘结，树干弯曲奇异，左右看上一眼，便可以制成车舆使用；而楩、柟、豫章等良材，却可能腐朽在岩谷之间，木匠经过也不看顾。人也是这样。如今有人竭尽真诚来结交，尽情陈述自己的见解，希望得到知遇，但志趣不能相合，诚信也不被察识。所以明珠在夜间投出，有人按剑相视，都是这种情形。然而也有人偶然相逢，只说了一句话，便欢喜得如同平生故交。谚语说：‘白头相交仍像新识，倾盖相逢却如故交。’说的就是这个。由此看来，难道珉、瓀、碔、砆果真像和氏璧一样珍贵，楩、柟、豫章的良材果真不如盘曲树木的根柢奇特吗？倾盖相交的朋友，难道一定比白头相交的故交更贤明吗？由此可见，幸运而遇到知己，不幸而没有遇到，能否遇合，都是命运。孟洋我不肖，瑕疵鄙陋，急躁浅薄而顽劣，恶劣得很，当然比不上卞和氏的璧玉；而且狂放散漫、不合实用，也不像楩、柟、豫章之材那样美好。

译别人不了解我，原本也是应该的。即使我有所自我勉励，雕琢修养、建立功业，不敢落后于万物，终究也不过像碔砆之于美石、盘曲根柢之于良木罢了。而且我又没有机会先在大君子身边求得引荐；大君子见到我以后却怜悯我，以礼相待，使我不至于列在众人之中；又接纳引导我，使我能够舒展才能；保护防卫我，不让别人伤害、砍伐而玷污我。这同玉工不抛弃珉、瓀、碔、砆，又不抛弃盘曲奇异的树根；也同楩、柟、豫章之材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唉，这难道不是幸运吗？难道不是命运吗？我也曾列身朝廷，私下里曾仰慕大君子的声名，想求见却没有门路；如今却作为属吏来到这里，惴惴不安，只怕得罪您的左右。现在反而得到这样的待遇，还有什么幸运能比这更大呢？况且如今做官的人，没有不仰望上司、揣测他的喜怒，替他决定好恶，以求迎合他的心意。何况我过去触犯公议，已经被众人抛弃很久了。唯独有人保存、收录我，这难道是心怀利害私情、受拘束的世俗之人所能做到的吗？这就是我自以为幸运的原因，也因此庆幸天下竟有像大君子这样贤明的人。如今我将离开桂林向东而去，我所说的看重这次离别，并不是私人的感情，大概只是痛惜天下贤者难以相遇罢了。继大君子之后来到这里的人，能否得到知遇，我也不敢知道。既然说这都是命运，我又何必急于忧虑后来之事呢？《送宗子相序》【李攀龙】王元美曾经和我谈论天下士人，说子相对于梁生、徐生，可以说是少壮的千里马，一天能跑千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过了很久，梁生去了南海，徐子到金陵请求出仕，却没有得到调任。元美去了吴郡，天下的交游几乎都已经尽了。于是子相又因疾病离去，难道诗文对于人，竟能使人拥有的一切都无法施展吗？子相曾经说过：‘朝廷可以让没有文章的人执政，那么凤凰就不必在岐山鸣叫，麒麟也会变成梼杌。’这真是说中了道理，所谓万古以来只有一件事啊！当我和同类友人联缀事类、撰写文章，思考合于时宜的题旨时，灵感忽然来到又忽然失去，只能在迎来送往之间经营。已经竭尽我的才力却仍然写不出，一句话耗尽终日的力量仍然写不出，甚至一句话还不能停止思索，哪里顾得上其他事情呢？更不用说唐虞朝廷中明君贤臣相逢、欢喜兴起，君臣唱和的盛况；即使退一步说，朝廷不坐朝，宴会不参与，忧虑时政得失，以文章为主而委婉劝谏，说话的人不获罪，听到的人足以戒惧；通达世事变化而又怀念古代旧俗，这些事情我又有什么不能得到的呢？何况与古人心意相合，在一朝之间明白陈请，实际获得他们的心得和意旨；一封书信价值千金，得到它便感叹歌咏、手舞足蹈。超过这些以后的境界，就没有什么人能够知道了；不用说而彼此信任，这是把心意寄托给同心之人的境界。如果有人不能举一反三，我就屏息退避他罢了。既然强行要求别人，别人反而更加厌恶；既然要求别人相信自己，别人反而更加怀疑。他心里想：与其让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试探我的才能，难道不是宁可不要让他们来试探我的才能吗？还是说，不能让人试探我的才能，便是有病吗？这就叫作认为我竭尽才能、穷尽日力才得到的东西，难道他们会轻易听闻吗？这岂不是最大的不恭吗？为什么还要对此毫不顾惜？站在百世之上，使百世之后的人听到风声便奋发兴起，这就是早晚相遇的意思。四海之中若只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就如同并肩而来，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不能免于好名的嫌疑，那么即便沉沦在低级官吏之中，我也仍然怀有这颗不朽之心。只是，为什么要不合义理地希求侥幸，等待那不可等待的富贵，凭借心术的微妙和精神所到之处，便沾沾自喜地游说权贵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呢？《诗经》说“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就有咏歌。言辞危峻，性情便高峻清洁；语言深沉，意气便激越慷慨，能够使人产生孤臣孽子遭到摈弃、无处容身的感受，产生逃避尘世、与世俗隔绝的悲哀；能够处于污泥之中却不受污染，如同蝉蜕脱离滋生污垢之处的，才是诗。子相看待天下，又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做呢？先前吴舍人也曾对我说，子相在这方面并不是这样。凭子相的才能，处在吏部，哪里用得着担忧不能很快做到卿相呢？如果像这样委曲周旋，那就是世俗的看法：竭尽才能、耗尽日力去做无益之事，哪里知道要顺从自己的爱好呢？只是有一种人，实际上并没有穷尽一日的力量，却荒谬地写诗来窃取声誉；不了解他的人受了欺骗，还把他列入有名望者之中。至于被稍微聪明些的人看穿后，他便过分矫饰而失去分寸，不再辨别真伪，把天下贤者一概归入这种情形，于是子相也不能免于被怀疑。这样的情况是有的。然而这难道是诗的罪过吗？只是因为他的品行离开了正道罢了。人人都知道子相有些事情不肯做，那么就可以不离开正道了。若还有人怀疑子相，那就是这个人不值得相信。诗是难以说清的。《送王元美序》【李攀龙】据我看文章，国朝作者大约有几十家，闻名于世的，即使北地李献吉一类的人物，也属于其中。观察古人的修辞，宁可在义理方面有所失误。今天的文章，像晋江、毘陵的二三位君子，难道不也是家家传诵、户户诵读吗？然而他们立论太过，动不动就损伤气格；又害怕讲求修辞，以致义理胜过文辞，彼此掩盖。他们难道认为左丘明所记载的都是侏离之语，司马迁叙事都不近人情吗？所以同样的意旨、同样的事情，结撰成文却大不相同，是因为才力有达到和未达到的区别。后来的学士只把耳朵寄托于众人的议论，甚至不能自己提出一种见解，在文艺界随波浮沉，真伪相杂，于是使古代作者感叹千年之中没有知己。这和道路上的一群盲人有什么不同？他们让一个人带路，便互相拍着肩膀跟在他后面，接连不断地挤满道路；说是土堆，人人都踮起脚不肯踩下去；说是污秽之地，人人都拖着脚跟不肯前进；即使勉强迈步，始终也不肯自己行动。俗话说：“哪里懂得仁义？已经趋向利益的，便称他有德。”世上的儒者，只要能治理文牍、形成一种说法，便不怕与流俗相同，把它比作俚俗言语，而传播在典籍之中。又因为容易使人明白，便忘记它的鄙陋悖理，迎合流俗，相互沿袭窃取声誉，却不知道自己错了。等到见到能够写左氏、司马迁那样文章的人，又胡乱说那种文章不合时制，只是徒然耗费精神，为什么要写出这种不可读的语言呢？

译况且这种文章又有什么用呢？既然二三位君子的文章家家传诵、户户诵读，那么要超过一个人又有什么困难？即使王元美和二三位君子比较名声、衡量声誉，也确实不能凭一个人一时之间就立即夺取他们终身形成的见解，并且马上胜过天下趋之若鹜的人。文章之道，从儿童时期便学习的白纷之说，却想在一朝之间使人舍弃所学而跟从我；天色已晚、道路又远，他们哪里肯在不能确定达到的事情上劳苦自己的心志呢？夜里的虫子传递火光，并不怀疑太阳，这并不是虚妄的话。此前濮阳李先芳屡屡向王元美称道我；等到王元美见我时，正是在众人聚集的场合，他已经心里知道那就是我，稍微走近一些，便说：“文章是经世治国的大业，是不朽的盛事。如今评论当代作者而不把他们同李献吉一类相提并论的，知道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况且我从年轻时便撰写文章、编排事类，如今才得到一个真正相当的人。我愿意居于前面，举旗击鼓，一定要达到自己的愿望，与左丘明、司马迁在千年之后并肩而立。先生难道有意于此吗？”大约五年来，少年人常常谈到我，王元美却不予理会。他们说：“王世贞为什么竟然跟从那些贤人大夫去了解李先生呢？”从这以后，少年人才更加回头来了解我。齐鲁之间，他们对于文学虽有天性，但秦汉以来一向的学业已经散失，即使关中、洛阳的各个世家，也都逐渐从培植根基做起，等待贤王兴起，所以五百…… 年才有一位名震当世的人出现，尚且还算多的。吴越地区少遭兵火，诗书藏在市井之中，后生学士没有不执笔染墨的；然而滥竽充数者混杂其中，难以区别，想要超越众人而登上高处，实在很难。因此，能够写成李献吉一类文章的人，难道就是不能不成为李献吉一类的人吗？《送许簿之海宁序》【宗臣】我小时候侍奉父亲，父亲每次谈到乡里的长者，总要说“许先生”。父亲从束发之年起就跟随先生交游，先生比父亲年长几岁，父亲把他当作兄长来侍奉。后来我穿戴士大夫的服饰，交游于士大夫之间，才得以见到先生；每次见到他，我都感叹先生确实是位长者。乡里人也往往尊重敬仰先生。壬子年夏天，我任郎官掌管功曹事务，先生正好穿着鞋、拿着名册来拜谒吏部选官。我迎上去对先生说：“老人家如此茫然远道来到这里，实在辛苦了。”先生说：“我往年游学太学，侍奉大司成一共三年，长安的尘土早已落到衣袍上了。如今来这里，反而更加畅快了我的志愿，有什么辛苦呢？”后来他时时来访我，我便准备酒菜，采摘蔬菜请先生饮食。先生本来不喜欢饮酒，只是让侍子停止劝酒，自己只吃精米饭、喝稠粥，拿着匙、盂谈论家园往昔的事情，亲切恳切地说个不停。又陪他在庭院下面来回散步，等月亮升起才离去。秋天，我抱病披散着头发躺在枕上，先生又常常来问候我，坐着漫谈，什么都谈到了。我特别称赞先生节俭。先生说：“创造财富并不是为了私有于一人，怎么敢奢侈放纵呢？”他拿着自己所穿的青缣衣服给我看，说：“我穿这件衣服已经十年了，勉强向前看去，只比新缝的略有减少罢了。” 于是我叹息说：“这越发刺痛我的病啊。”后来我上疏请求归乡求医，先生在今年六月被授任海宁簿，顺路回家，我带着家人和朋友为他祭道送行。在路上我拉着先生的衣袖说：“先生出行吧，我知道您在宁海不会感到困难。”客人说：“话说得太容易了！怎么能这样轻易说呢？簿的品秩太低，即使出去做一县县令，也要弯腰拜请本县堂官；监司、御史持旄巡行州县，稍微尊贵一些的官员已经惶恐急忙奔走，匍匐跪拜；稍有不合意，便大怒斥责，官员伏在庭阶上，脱帽叩头，战战兢兢不能自持，没有人敢说一句话，何况簿呢？怎么能说不会困难？”我说：“唉，唉！难道是官职辜负了人，难道不是人辜负了官职吗？我看世人所称的有司，刚开始参加选官时就急切地有所希求；如果被选中好地方，选官之家便把名字揭示于朝廷，得意的人戴着高冠、束着宽带，洋洋得意地行走在道路上，同游的人赶紧拿酒来祝贺说：‘这一趟可以得到万金了。’如果没有得到好地方，就低头叹气、含泪对人，而别人也姑且安慰他说：‘即使得不到万金，几百金总可以得到，何必摆出这样凄惨的样子呢？’这种人已经不能洗涤自己的心了，刚到任便用眼睛估量礼物箱笼的厚薄，用言语表示高低，左右之人窥测他的心意，便防备着送上贿赂。” 于是他们日夜筹划搜求箱笥中的金钱，以此向妻子儿女炫耀；妻子儿女又日夜共同谋划侵夺钱财的办法。稍有不合心意，便鞭打那个人，直到打得皮肉糜烂、没有地方可再下手，也不顾家人怨恨、众人愤怒。这就是所谓尊贵的官员、大的郡守，难道竟不知道使人畏惧吗？先生家中本来富裕，到京城后，门客也有人以此来试探先生。先生如果像世俗之人那样在私下送贿、求取好地方，便会整顿衣襟正坐，谢绝客人说：‘我不是力量不足以照办，只是以这样做为可耻，我不肯做。’这就可以看见先生的心了。况且先生一件衣服穿十年，难道看重多得金钱吗？先生性情又慈仁，是位长者；即使赋税、诉讼最为紧急，施用笞杖已经惨不忍睹、令人心惊，何况借刑罚来掠夺钱财呢？即使监司、御史持旄巡行州县，先生也会神色恭敬、仪容庄严，安然往来，害怕什么呢？而监司、御史将会说：‘这是个官员，必定是廉洁而爱民的人。’先生也会因此得到提拔，又哪里会有困难呢？”先生起身拜谢说：“唉，宗子真是太了解我了！”于是长揖谢过客人，策马离去。《送孙晋卿还越序》【蔡汝楠】古人以文章互相师法。孔门的教诲说“博文”，归功时说“用文章使我广博”。说的就是这个文。它根本在内心，向外散开便成为枝叶；落实为行动、表达为言辞，只是其中的一端。后人相互师法的用意，与此正好相反，所以我曾经对此加以深辨，并分别考察各类情形。古人到外傅那里学习文学，其道理就在于佩巾、砺觿、几杖、笾豆以及言语、沉默、应答、进退、仪容、步趋等方面，无不有节度，都能默默改变人的心意，逐渐彰明其德行，达到人伦和各种政务的实际，通晓聚散的典制，心中怡然理解而没有愧疚。这样才可以称为文。然而言语一定要有文采，行为一定能够流传久远。世上那些掌管辞命的臣子和从事文学的儒者，又都是躬行实践有余暇时所学的成果，是盛德流露出来的余绪。后世学习文章，只钻研巧妙攫取、迅速见效的办法，运用贯穿、牵强附会的能力，以及排斥、开合、变化、幻化的技巧；凡是可以出售技艺、媒介求取利达的，便背着粮食、挑着斗笠前往跟从他们，以求彼此相像，教和学的本领也就以此为完成。只是他们的眼睛被富贵的趋向迷惑，精神被剽窃末技夺走，所以文章总是赶不上古人，而行为则大体尚未达到古人的程度。偶尔有志向之士，虽然在文章上极力施展，却尤其想回头考察自己的行为；于是如今看待行为，就像古人看待文章一样，又把行为寄托在闲暇之时，把它看作德行余绪罢了。

译我每每感叹，互相师法的道理大大背离古人，不愿意只用经义、辞章来开启传授学习的门径，使人更加沉溺于文章而对世道没有补益。从前我在金陵时，有几位不能推辞的朋友同我共同考究艺文，我没有一次不因此自我怀疑；同时又奇怪我的朋友唐君应德，天下缀辑文章的士人多出于他的门下。后来应德回信对我说：“科举业也是切磋学习的地方。天下豪杰都在其中相互熏染，舍弃这个，还能同谁交往呢？”我这才晓然深深理解他的意思，于是想在师法文章之中找到沿着时势变化而革新的道路。大概辞章和行为，是古人的盛美所在；后世的弊病，则是两方面都失去了。因此我想在这里寻求其中的道理，以寄托我的心志，姑且借助研习文章，逐渐明白文章与行为一致的道理。这大概就是我把失去的东西挽救为所得的办法。我刚遇到先宜人的丧事，服丧期已过练祥之祭，同道之人常常到山中来看我，我愿意挽留，也不敢坚决拒绝。每天摆出遗经，大力发表议论，借助言语诠释中细微的道理，突然因自己的领悟而奋然兴起。越人孙晋卿跟从我最久，关于道器一贯的宗旨，我对他说得很详细。我既然因文章辞章而感叹世道，又把全部话说出来彼此印证，可见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一天我到晋卿的馆舍，见晋卿亲自题写自己的居处为‘尽吾’。唉，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自得吗？古代贤人本来有人谦称自己只是承当夫子的文章，也有人说‘用文章使我广博，却竭尽了我的才力’。假如晋卿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在这件事上有所闻知，他将要自己使自己的文章更加广博了吗？至于他所谓的文，究竟只是拘滞于经义、词章，还是不拘滞于经义、词章呢？晋卿如果能够通达古人的文章，并归结到自我竭尽、躬行实践的学问上，就一定不会辜负相互师法的用意，而我也会得到彼此促进的益处。这样又不要说‘我自己已经竭尽了，却没有启发我’。《送大司成尹洞山序》【何良俊】安吉的永新，大概有两位先生：英庙时有刘文安先生，如今有洞山尹先生。永新虽然是个大县，但在皇帝身边任职的人也很少；若不时出现一人，便能奋发直上云霄，他所建立的功业必定卓异，成为所谓千万人中都能看见的人物。尹先生凭文章任侍从官二十年，是一位深沉凝重的人。当他准备接受顾问、参与机密谋议时，缓缓提出一条意见，便正中事情的关键；即使众人满庭，也没有谁能够超过他。先生一向被当时人推许为可以决定国家大事的人，说到这一点，一定要说尹先生。甲寅年五月，朝廷提升先生为南太学祭酒。先生奉命南下，到任才七天，又有新的任命下来，再任先生为北太学祭酒。当时留都的士人认为南北太学的官职等级相同，所培养的士人多少以及职责的繁简也大致相等，不应当频繁调换地点。况且作为天子国学的教师，乘驿传出行，县官为他清理道路，驿站准备供给和帐幕；南北既然相等，又何必往来频繁、催促如此之急，费用又如此巨大呢？我说：这不对。圣明的天子重视获得人才，所以调离先生去教育国子。然而自从先生离开，也许朝廷缺少讽谏议论之臣；一旦国家有大计，天子把事情交给宰相，宰相正想集中众人的意见，命百官议论可否，百官各持自己的说法，不能作出决断，有的又不能完全符合宰相的心意，宰相便说：‘假使尹先生还在，难道不会把他的意见折服吗？’ ‘替我催促车驾，召尹先生来。’南北太学教育士人的功效相等，只是在北太学还能得到讽谏议论的帮助，因此召回先生唯恐不够迅速。你却只想到路程远近和供顿费用，唉，你的见识多么浅陋啊！然而我确实有话要告诉先生。我读《刘文安宗斋集》，读到他登极时进言的篇章，其中陈述的十件事，如战阵、守御等策略，都细密详实而可以施行；末尾又归结到议政、修德上，既敦厚根本、重视内政，又有大舜在两阶修德的风范。如今东南西北都在用兵，西北靠近京城，每年讲习武事，都有成定的计划可以遵守；唯独东南长久没有寇患，祖宗的制度已经废坏殆尽，而南方倭虏狡猾凶恶，苏州、松江焚烧杀戮的惨状，先生大概也曾听到一二了。如今掌事者每天只知道请求增兵、聚集粮食，完全不讲求防备抵御的策略；大概是不能在海上拒敌，一旦任其进入内地，那么房屋密集如梳齿，沟渠港汊鳞次栉比，敌人可以藏形匿迹、设伏用计，即使有十万强兵，究竟又能施展什么？古人说中原和匈奴各有长处，如果违背对方的长处，就难以制胜。调遣军队也要依靠地利；不了解这一点，就是所谓违背对方长处的做法。况且我方的虚实，敌方全都详细知道。我军一旦集结，敌人必定逃走。一年之后，远道调来的军队驻留已久，势必想要归还。养兵而不使用，我们也会坐困，不免把他们分别遣散，而敌人的船只又会聚集在海上。东南地区的百姓向来不知道用兵，正如患了七年疾病才去寻找三年陈艾。如今遭受寇患已经两年多了，却几乎没有听说训练一支军队，专门依靠客兵，难道不是把事情想得太差了吗？君主和宰相侧身而坐，等待先生，先生一定会首先询问国家大计。国家大计，没有比这件事更优先的了，希望您还能设想出一条奇策，以符合朝廷内外的期望。我和先生是同郡人，承蒙先生深深知遇爱护。以上这些都是先生才智的余绪，而我还不停地说，是因为想帮助先生下定决心，希望先生不要因观望而自我沮丧。先生幸望深思。《送曹一坡赴任辰州通判序》【何良俊】

译嘉靖戊申年，曹君玉被朝廷选为试官，天子任命他为辰州通判。他辞别朝廷后，回到乡里，迎接母夫人一同前往。占卜确定了出行日期，期间他向友人何良俊请教说：“我从四方结交朋友，都是暗中观察其为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文采、才能和美质，然而却不如你善于做一个古人。你言语多刚直，不肯阿谀逢迎、随俗应付；别人的是非得失，你总是照实告诉别人，因此往往不被接受。我曾在旁边偷听过你一两次，那些话都确有根据而可以施行。其中有些话使听者脸色失去主张，舌头翘起而不能回答，于是他们更加诋毁你，甚至不把你列入交往之人的数目。我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早晚都恭敬畏惧，内心忧惧而发热，每天想着饮冰来自我宽解，恭敬地等待你的一句话。你的话也许过于直率，但我愿意用从前在旁边偷听时的心态来听取，那么我的疾病大概还有希望痊愈。请你试着把话告诉我！”良俊说：“是，是。你到前面来。你从前做经生时，曾和我一起在天台石梁王先生那里学习《诗经》。先生喜爱奇特高尚的节操，他所称道的都是古代有奇节的人，所以我和你谋划自立事业时，必定想成为古代有奇节的人。先生离开后，我和你一同参加计偕，前往京师；渡过长江，溯流经过淮水、泗水，越过吕梁的险处；经过彭城，观看楚汉交战的地方；沿着漕河向北，寻访先圣人经营谋划的遗迹；到了聊摄一带，想象鲁仲连遗留下来的风气；等到进入都城，寻访郭隗之台，想找到荆轲、高渐离游处的地方，与他们的遗风相交游。我们每天在燕市中低回流连，所遇之事只要有一件触动心意，便俯仰慷慨，半夜甚至会披衣起身坐着。” 当时我以为，如果能在天子台阶前得到盈尺之地，让我讨论古今成败以及近来民力凋敝的情况，说明兴农劝功的缘故；即使烽火箭镝充斥边境，也奉上咫尺之书，宣扬天子的威德，使人知道朝廷关心四海之外的事务；一定要活捉月支的使者带来，或者背着弩箭走在士卒前面开路，那么即使脑浆涂在沙漠中、骨髓流尽，我也不以为难。我看待那些进士高第、官居翰苑或台谏郎署的人，他们每天只知道厚取利禄，乘良马、吃肥肉，出入有呵喝簇拥，只顾自我夸耀炫示，这些事我实在鄙薄而不肯做。如今我沉沦草野十五年，你担任试官，仅仅得到一个通判的职位前往。通判是州郡的属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进士高第、官居翰苑或台谏郎署的人所鄙薄而不肯做的职位。你如今将怎样自处呢？然而我私下有话要告诉你：通判，是古代别驾一类的官职。西汉时郡中有太守、郡丞、别驾。唐永徽三年改别驾为长史，到宋代又改称通判。当时御史中丞孙抃上奏说，通判是古代监郡的职务，一州的利害全要依靠他的议论，并不同于一般僚属。天子把数千里百姓的性命托付给一个太守，又让通判参与他的谋议，难道可以因为官位卑下就轻视这种处境吗？从前东汉王允做小吏时，郡太守王球想任用奸邪之人路佛补任属吏，王允不肯迎合他的心意，直率地指出路佛的缺失。刺史邓盛听说后，立即乘车征召王允担任别驾。蜀地秦宓正处于困顿未显、屈居州里的时候，却有坚定明确的操守；诸葛孔明任益州牧时，便以别驾之职起用他。你试着说说，如今的进士、高官、翰苑、台谏、郎署之中，有谁能大致具有这两个人的风操和政绩吗？如果不能，那么进士高第、官居翰苑或台谏郎署的人，就不应当轻视通判。况且你本来没有像这两个人那样显著地表现自己，如今即使处在通判这个职位上，又哪里有负于你呢？你如今奉着版舆迎接母夫人向西而行，到任以后，每年取得一匹缣帛，再用纯緜作为副品，拿来给母夫人做衣服；时节又进献甘甜脆美的食物，让身边的人捧来奉上，说：‘这是百姓的力量，是天子的恩赐。我奉命治理天子的百姓，又能够奉养我的母亲，应当使全境百姓凡有母亲的，都不至于失去奉养。’经书说：‘取得众人的欢心来奉事自己的父母，所以在世时能使父母安宁。’假如有一个人的母亲稍有怨言，或者从百姓那里取来东西送给母夫人，只要有一件事做得不好，使百姓能够指责议论你，甚至牵连到母夫人，你们都不能算作孝。” 既然如此，你还应当按照图经考察当地旧事，采纳前任治理中好的做法，依次修订并施行，希望不要有愧于王子师、秦子勅等人。否则，就是你没有以厚重自处，于是使进士高第、官居翰苑或台谏郎署的人轻视通判，谁又能说这不应当呢？你不忌讳直话，所以我用直话告诉你。你还要在实际施行中深入探究，不要只说‘我的朋友何先生不过是善于谈论做古人罢了’。这样，辰州百姓确实会受到你的恩惠，我也将和你一同获得功劳。曹君说：‘我赞许您的话，哪里敢不恭敬地把它落实到施行上？’我请他试着把这些话写在册中，我将奉着它一同前往；于是良俊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七。

译送序。《送王孝廉序》【许孚远】从前我镇守建武时，得到一位贤才，名叫邓汝极。我按照孝廉的礼制访求并礼聘他，使他成为盱人士人所敬重仿效的榜样。等到我督学关中时，又得到一位贤才，名叫王欲立。我按照孝廉的礼制访求并礼聘他，使他成为秦地人士人所敬重仿效的榜样。邓汝极博学而志行高洁，著述丰富，可以比拟昔日的大儒；王欲立笃信好学，平素操行刚正清洁，可以对质于神明，这些都是我从心底佩服的人。海内本来贤才很多，但像这两位，实在不容易得到。近来赵汝师任司成，上疏向朝廷推荐天下士人三人，这两位也在其中。另一人是安福的刘元卿，刘先生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前些年我在金陵，曾在耿中丞的座间与他见过一次，他精神清明、端正耿介，有经世致用的才干。三个人的品格情调各不相同，但足以寄托天下人的希望，却是相同的。唉，真是贤才啊！我起初是在都城门外的萧寺认识王欲立的。欲立曾经脚病，又患肺病，身体羸弱得不能承受衣服的重量，已经辞去计偕，把功名置于度外，只独自以访求道理、寻求朋友为事，轻视千里路途而前往四方。我因此有了都城之谊。我离开关中时，欲立已经六十岁了，他却抬着篮舆送我到新丰路上，依依不舍，不忍分别，还约定以后相会，对我说：‘路途艰难，各自珍重。’刚过一年，欲立听说我谪居山中，竟从家中扶病冒寒，出武关，乘船沿江汉而下，绕道江右，进入黎州，在邓汝极家住了两个月；然后向东渡过浙江，到达我的山居，大约是己丑年五月。邓汝极派儿子邓仪跟随王欲立同行，王欲立的长子王宗也来追寻父亲，提前到了这里。我听说王欲立到来，仿佛他从天而降，欢喜得说不出话来，留他住了一个多月，和子弟、朋友朝夕相处。我看见王欲立庄严端肃、淡泊恬静，一经目击便能感到道存其中，他的熏陶和感化已经超出言辞之外。他的儿子王宗侍奉父亲吃饭、就寝，纯厚的孝情处处都可以看见。邓生邓仪把王欲立当作父亲，王欲立把邓仪当作儿子，完全没有世俗的拘迹，都是古人的做法。王欲立出门时，带着两位朋友、两个童仆；没过多久，三个人都畏惧长途艰难，相继告辞离去，只留下一个名叫彭道相的仆人。他陪王欲立经历险阻，备尝辛苦，却毫不推辞。彭道相从来不识字，跟随王欲立几个月，也受到感化而懂得了文字；他回答问话时能作成诗句，也很奇异。诗经说：‘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一个人行善如果确实真诚，那么无论亲疏、贤愚，都可以受到感化而进入其中。我难道不能从王欲立的行为中验证这件事吗？王欲立将要辞别回秦地，仍然感到惭愧而不满足，恋恋不舍地以古人赠言的意义来期望我。我惭愧没有什么可以回应他，只是想到王欲立的资质和造诣，假使处在孔门之中，应当在原宪、子夏之间，远非一般人可以企及。然而他对于问学仍然心情迫切，如同口渴、饥饿一样；那么他尚未明白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听说执守中道、安止不迁的道理，启发于虞廷，孔子揭示为止于至善，子思推演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千古圣贤相传的学脉，根本就在这里。如今不妨反观自己的内心：能止住吗？心念纷然往来，朋友又顺从你的思虑，内心可以断绝这些纷扰，但要使朋友的趋从与内心的中正、安止相合，最终恐怕难以求得。至于无所思、无所为，却能因感应而通达，只有至诚之人才能做到。我们这一类人本来还不能轻易达到；然而如果不能在实际上合于此道，就不是圣学。凭王欲立的精诚，假如有一天豁然领悟而得到安止之处，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就呢？愿我们彼此勉励。王欲立回去后，如果能始终以圣学作为秦地人士的宗法，并与横渠张子、吕与叔兄弟、泾野吕先生前后相辉映，那么这次出行才真正不是孤独的，也不只是用来慰答朝廷内外的希望罢了。于是我命王欲立的儿子王宗接受并收藏这篇文字，作为临别赠言。《送祁侯入觐序》【高攀龙】己酉年冬天，长洲县令山阴祁侯入朝觐见，祁侯的门人王生瑞琦想请我写几句话为他赠行。我说：‘祁侯是所谓豪杰之士，也是学习圣人之学的人；他的文章、政事不过是学问的余绪罢了。我不敢只谈祁侯的余绪，请让我诵说所听闻的道理。我听说，善于学习的人出仕以后，本性更加明朗；善于从政的人学习以后，对事物的道理更加透彻。为什么呢？天地之道，是对万物一视同仁而不二的；有所二分就是妄念。天地所呈现的万物，不过就是我的喜怒哀乐未发之心罢了；视、听、言、动都如同本来面目，真正执守其中。圣人的道理，为什么这样极其平易简约，而人们却自己把它看得困难呢？这是因为外有万般生起、灭去的感触，内有万般生起、灭去的私欲争斗。士人出仕做官，做官而成为县令，县令而治理通都大邑和赤县，他所面对的万般生灭变化无穷，而能不失去本来面目的人很少。应酬的烦杂、文书的冗多，虽然足以使我的形体和精神疲劳，却不足以夺去我的心志；足以夺去我的心志的，只是一官职位的得失罢了。一旦在这里彻底明白，便能达到格物致知；到了这个境界，好恶自然端正，是非自然明白，赏罚自然得当，也就接近执守中道了。如今祁侯入朝报告政绩，正处在万般生灭变化之中，也是格物致知的地方。假如不让一念插入他的本来面目之中，岂不是浩浩然成为天道的同类了吗？等他回去治理吴地百姓，又有什么万般生灭的事情足以扰乱他的思虑呢？’我所诵说的，是我听到却还不能做到的道理。祁侯说：‘对，也不全对。我所谓的万般生灭，与此不同。我正担心政令不能及时施行、百姓不能和谐相处，所以早晚思虑，哪里是在盘算一官职位的得失呢？’我便对王生说：‘记住它。祁侯所说的万般生灭，正是对万物不二。’ 《送蔡公之任南都序》【归子慕】

译从前，子慕是平民。平民不能借助交游去结交上官，而子慕又是昆山籍；于公所治理的地方，正与子慕的乡境相邻。辛卯年，县令考校士人，子慕参加其中。当时我只知道有县令，不知道有于公；只知道有县令，却不向县令有所求，何况向于公求助呢？没想到真正了解子慕的人竟是于公。于公了解子慕，是因为从县令那里看到子慕的试文，内心赞赏，特别加以褒奖。县令把他推荐到府，府又向督学推荐并大力推举，这些都是于公的力量。子慕就在这一年考中乡试，得以参加计偕。人的贵贱是命运，进退取舍是义理；进取功名是轻的，得到知己赏识是重的。子慕不只是因为以轻微的功名受到知遇而欢喜，于公却始终想用重要的道义来勉励他。于公爱护人是用道德来爱护，不是姑息；引导、批评是依据正义，不是用诡道曲意顺从。子慕并不是不能求人，而于公却能使人不必求人。不求人容易，能使人不求人困难。子慕行容易的事，尚且没有成功；于公却能行困难的事。把这种做法施行于一州，便没有人敢扰乱它。什么叫作行容易的事尚且不能成功？吴地的风俗是，士人一旦得到官命，往往就庇护自己的宗族亲党和田园，长久成为弊害，而风俗却不认为这是错误，反而说这是厚道。不只是庇护宗族亲党，还要庇护其他人。于公正要下令核查并揭露这些事情，子慕因为是亲哥哥的女婿，便为此向于公求情，使于公处于有负于公义的境地。于公写信给先太仆的同年好友周公，用大义相互规正，唯恐有所失误。两人相见不多，但每次见面都从容宴饮交谈，退下后于公总要自己反省刚才所说的话有没有夹杂私心。这以后，五六年的知己相遇，可以说是善始善终了。有人说：王相国地位极其尊贵，而于公对他的亲党也不屈从；凡是触犯法律的，便依法审理，这实在是困难。子慕说：不是这样。对于相国，按义理可以裁断，但人的感情有时确实难以割舍；然而对于相国仍按义理裁断，这是高明之人必然采取的做法。对于子慕，他出身平民，突然得到意外的知遇，双方一定会相互欢喜；相互欢喜，必然彼此亲近，而且不再自觉防范。唯独于公不这样，这才可以说是困难。对身份尊贵的相国尚且如此厚重，对子慕更是如此，其他事情就可以由此推知了。我不旁征其他事情来歌颂于公；引用其他事情来歌颂于公，虽然能概括于公的事迹，却会掩盖子慕的感情。况且规劝人常常担心说得不够尽，称誉人常常担心说得太尽，这是古人的道理，也是于公教导人的方式。近来于公寄来书信，子慕说：‘我要走了，白云已经在望；南都不是久留之地，正好去漳南山水之间，不费一文钱，只是想念我的故乡罢了。’ 于公就要出行了，愿于公常常保持这颗心，这样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自古以来能够承担天下大事的人，都是把富贵看得很轻的人。这也是子慕想要用来勉励于公的话。《送黄竹石序》【袁宏道】黄竹石从江陵背着破旧的书箱来长安拜访我。当时我正主管选官事务，选曹本来就是设置篱笆、插满荆棘的地方；我们没有及时见面，见面时又总被饮酒宴饮耽搁，没有别的话，只草草问候寒暖罢了。不久他辞别我而去，请我说一句话作为临别赠言。我说：‘你也遍观过三衢九陌了吗？污秽的尘土遮满天空，腥臭的风迎面扑鼻；行人就在道路上便溺，居住者把粪便堆在街市；椎埋屠狗之徒、衣服破旧打满补丁的男子、高高挽着发髻、穿着短裆衣的妇女，肩膀相连、脚跟相接。这也是天下最令人厌恶的景象。然而回头仰望云中，那里有凤凰宫阙和铜龙门，百官、宗庙都集中在那里；引路进入贯城的市场，夏代的璜、周代的天球，像太阳一样的璧、像月亮一样的珠，以及东海、南粤的珍奇异物，都陈列在那里。随后进入云韶之院，经过鸣珂之里，南方的南威、西方的西施、越地俊美的少年、吴地善于歌舞的儿童、公孙大娘的剑术、僚的丸技、贺怀智的琵琶、念奴的歌声、霓裳羽衣之舞、呼卢博簺的游戏，各种事物全都聚集在那里。如今山郡水郭，街巷从来没有不清秀的；衣冠人物从来没有不端雅的。然而只要有一个人穿着茜色衣服经过，便已经引来众人围观、惊骇指点；拿出汉唐的旧物一两件，众人便睁大眼睛，却不能叫出它的名称。’ 这样之后，才知道京师的广大，千万不要因为污秽尘土和腥臭之风，便认为都市的景观只有这些。古代的圣贤、豪杰、巨公、哲匠，不也如同京都的三衢九陌一样吗？文章吗？道吗？到了这里才达到极致。你回去后去寻求它们吧，还有足以作为老师的人。《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东里王公归里序》【蒋德璟】御史中丞、闽东里王公因为宣府监视太监王坤上疏诋毁内阁首辅之地位，便两次抗言指出内臣越权、辅臣失职，特意被召到文华殿面对皇帝，亲自接受诘问。王公内心诚恳、气度平和，应答详尽明朗，没有畏惧的容色，也没有怯懦的神情。内阁、九卿、台省一同入对的人，个个都自认不如他。皇帝的震怒因此消散，第二天，王公便得以削去官籍回乡。于是史臣蒋德璟拜手扬言说：‘美好啊，君主仁厚、臣子正直，他兼而有之。’因而感慨整个朝廷无人。难道只是整个朝廷吗？即使我蒋德璟具疏救助，也迟疑徘徊而不敢上呈，我惭愧得要死。皇上本来就是聪明果断、明辨是非、世所罕有的君主。他派遣内臣，明知这违背高皇帝关于内臣不得预政典兵的禁令，却援引成祖为例。然而成祖实际上并非如此。考察永乐年间，有内臣李兴奉诏出行慰劳暹罗王王琮，有郑和出行册封真腊王，并向西洋的古里、满刺加诸王赏赐，这些人都被派往遥远荒僻之地，如同高皇帝派遣聂庆童往西番传谕、以茶换马的事情一样，从来没有让他们预理政事、掌管军队。海外情况难以测知，朝廷不忍远道烦劳廷臣，所以让内臣承担海外奔走的差事；这正是成祖体恤群臣、轻视内臣的做法，难道可以据此把它作为内臣干政典兵的先例吗？

译其间只是命令马靖前往甘肃巡视，回来后报告情况；这也不过属于缉事、传达命令一类，事情办完就回来，并不是监军。李进前往山西采集对百姓有害的天花，皇帝反而下令让御史审问他，给他戴上刑具押送京师，并告谕都察院说：自古以来阉官玩弄权力、倾覆国家宗社，所以要尊重高皇帝的遗诫；当时约束、御制内臣的严厉就是如此。镇守太监始于洪熙，监军始于正统；神机火器设置监督官、法司共同审录，也都始于正统。京营共同整顿始于景泰，子侄得到封爵任官始于天顺。到了正德年间，八虎的势力达到极点，但他们随后都被诛杀削职，只有刘永诚的侄子刘聚还世袭伯爵、居于宁晋。魏忠贤于是援引此例，封自己为公。魏忠贤不值得一提，即使宁晋伯恐怕也应当议论削夺爵位。东厂不知道起于何时，西厂始于成化，内教场的设置以及边功冒领叙功都始于正德。大体上说，洪熙是内臣势力泛滥的开端，正统、正德使它滋长蔓延，这与成祖没有关系。可惜的是，皇上和肃皇帝都从藩王府入继大统，曾经完全撤除各处太监，号称再次中兴；如今却反而重蹈魏忠贤覆辙，而朝廷大臣也没有力量据理力争。以至于屡次烦劳皇帝谆谆告谕，耗费许多笔墨口舌；皇帝心里明知这样的派遣不对，却仍倚仗威权恩福在手，另有操纵安排，这才是最大的隐忧。汉宣帝任用恭、显，后来终于因此杀害萧望之；唐玄宗任用高力士，后来又有李辅国，逐渐酿成中平、甘露年间的祸乱，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这些事情都是英明君主开了头，后世竞相效法，才发展到如此地步。仔细考察开天辟地以来直到今天的历史，有任用宦官而导致混乱的，还没有任用宦官而得到治理的。二正以来，司礼监逐渐掌握了传达诏令的要地，权势一张一弛，已经不可过问，却又把兵马、钱粮的权力交给他们，使其分布在各处要害。他们所弹劾纠举的人，又设法拘捕、禁锢、削斥，以满足自己的意志；还把这些事宣扬到朝廷上，公开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以助长他们的气焰，于是外臣的气节日益衰靡，甚至彼此逢迎，只求保住富贵。天下的事情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外臣中当然也有不肖之人，然而若说天下的豪杰全都不如一个受过刑的宦官，我料想皇上一定不忍听到这种话。皇上既然严厉斥责王公，又明白把美好的名声归给他们，既然知道题目的美好，那么不美的地方在哪里呢？假如宦官任用无效却不撤换，我料想皇上也一定不会这样做。公即将起行，在这个人人噤若寒蝉、马匹也仿佛无声的时代，应当作出如凤鸣鸿飞般的举动；即使不求名声，名声自然会流传千秋，您不得推辞。等宦官被撤之后，皇上一定会想起您，召您回来；那时如果能进一步思考报答皇上的办法，也就可以了。我与黄宫允石斋、魏给谏倩石都是朋友，也都是公的同乡。三位君子相继离开朝廷，朝廷内外都为他们惋惜。但我独自知道皇上确实是尧舜一样的君主，必有召回三位君子的那一天，因此摘取这篇小疏的主旨赠给您，并且用来记下自己的惭愧。我也将跟随您之后归去。在湖山田亩之间，我将要弘扬您的风范，并发誓继承您的志向。《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八。杂序。《上饶张孟循行卷》【赵东山】。从前吴国公子札出使鲁国，观览《周南》《召南》以及《雅》《颂》，其中道德的大小、政治的盛衰，以及忧劳、勤勉、怨恨、思念的感情，没有一样不像亲眼见到的。后来孔子教导弟子，也用诵读诗歌的方法；他说，如果只是多读诗，却不能办理政事、应对宾客，那就是没有益处。诗歌之道与政治相通，本来就是这样吗？我曾听说，古代作诗的人，文辞和声调都出自内心的真实感情。人的感情，是礼乐的根源，也是治国之道由此产生的地方。士人将要学习成为卿大夫，以承担天下国家的事务，处理四方的政务，就必须充分了解人的感情，使之通达于礼乐。《诗经》三百篇，虽然时代不同、事情各异，但都是从人的本性中发出的感情，根本上是相同的。后世作诗的人，文辞和声调既然不是出自真实感情，自然就不能通于礼乐，也与政治的兴衰无关，君子还取它做什么呢？虽然如此，时代有古今之别，道路有污浊和兴盛的不同，但人的感情彼此相去并不远。汉代的《大风歌》作于汉代，而河汾王子能够知道其中仍存有称霸的心志；唐代作有《石壕吏》《新安吏》，魏国韩公也能从中感受到兵制的弊病。这些诗难道都不是出自感情吗？而两位公所说的又正是这个道理。士人若不以成为三代的卿大夫自我期许，不参与四方事务，而所学又不足以充分了解人的感情，那么后世的诗即使有与古诗相合的地方，也很少有人能够通晓它的意义。您张侯孟循父所作的诗，大概是有志于古道的吧？侯是上饶选拔出来的人才。癸卯年春天，他从旴江来到新安，为新安使君左辖公与总制王公缔结同姓之好。王公之所以深深敬重左辖公，并不在于他的礼物，而在于他所派的使者。礼成将要返回时，王公命郡中士人都作诗为他饯行，又拿出自己镇守当地时得到的诗文给大家看。侯在《星溪》一篇中，大概有所取法。后来作诗一章，题写在篇后，又亲笔抄录，寄给我在海宁山中的住处。我卧病多年，旧日所学全都忘了，于是反复诵读孟循父所作的诗，私下有所感触。充分了解人的感情，通达事物的变化，明白得失的踪迹，探究兴废的根由，这就是诗道所以能与政治相通的地方，大概也是古代卿大夫所学习的东西。孟循父掌握了这一点，所以最终促成了两位公的交好，并因成为贵宾而受到主人敬重，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就根据他诗中涉及的内容，推究季子的贤德、孔门的教育，以及近世名公巨卿的高明见识和远大器度，来扩展诗句之外所包含的意义。唉，我听说《国风》止于《泽陂》，大概正是春秋末期。如今四方多难，雅正的诗道日益衰落，若有伟大的人物能够上下贯通古今，深入考察真伪，以人的本性为准则，振兴并恢复诗道，那么文运重新昌盛的征兆，我对张侯是抱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