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墓文》十。文苑。明朝已故嘉议大夫、南京礼部右侍郎、负责南京国子监祭酒事务的白野先生殷公生平行状【余孟麟】万历辛巳年五月，南京礼部右侍郎白野先生殷公在家中去世。两个儿子将要赶赴京城，请求举行恤典，并拜谒大宗伯华亭陆公，请他撰写墓志铭。因为我这个晚辈请求告假回乡，便把撰写行状的事交给我。过去先父曾与殷公同榜中乡试，我这个晚辈又有幸承受世代讲学的情谊，后来却没有能力为他效劳，我哪里敢推辞呢？殷公名迈，字时训，号秋溟，又号白野。乡人过去大多受到他的厚德，称他为白野先生。家族世代是南京留守卫的人。曾祖父福，祖父冕，都因父亲的俸禄而隐居；后来因殷公显贵，追赠为承德郎、吏部主事。大概殷氏从承德公开始兴盛。承德公娶钱氏，生下殷公。殷公年少时聪颖敏捷，端庄安静；七岁时母亲去世，由外祖母翁氏抚养。开始读书，便能背诵；开始学习写文章，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十七岁参加考试，便成为民间诸生名册中的第一名。二十岁中乡荐。殷公年少丧父，平时一直怀着哀痛，因此刻苦自励尤其严厉，于是常常卧病，后来多次称病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三次应试策问都没有成功，已经在南雍肄业时，和江西单君山、何游闻一起学习阳明先生之学；后来又跟随少司成南野欧阳公讲论理道，内心有所契合，认为不静居就无法成就学问，于是隐居山寺，闭门默默涵养自己的领悟，持续了多年。三十岁时中嘉靖辛丑年进士。不久回乡省亲，癸卯年赴吏部，被授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甲辰年因病请求调往南方，改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这年八月，庙恩诏书到达，晋封父亲的官职如同他本人，母亲钱氏赠封安人，继母张氏封为安人。丙午年上报任职三年的考绩，冢宰西磐张公称赞他操守端正雅正，谋划精密周详。不久升任文选司郎中。遭父丧，服丧期满后仍授原官。虽然周旋于省闼之间，却不能忍受交际中的繁苛礼节，因此每逢劳累必然生病，病好后又常常复发。癸丑年上报任职六年的考绩，升任江西左参议。第二年甲寅年，总部调他到南京，他以疾病为由向有关司请假求退，未获允许。又过一年乙卯年，重新赴任，负责提调江西乡试。中丞午山程公、御史初泉吴公共同推荐他，都说他仪表文雅，品秩清正，德性深沉。虽然淡泊而不善于迎合时势，却有孤高贞正、可以激励风俗的品格，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丙辰年升任贵州提学副使，途中患病，于是毅然归去。中丞玉华高公认为殷公学问品行优异深厚，应当训导许多士子，催促他赴任，但殷公最终还是起草奏疏上奏。获准后，他便闭门谢客，世俗的一切爱好都洗除殆尽。他亲自题写斋壁说：“浮生将尽，正是元城断绝欲望之年；空馆中云气悠闲，正是正叔闭门静修的地方。”当时他年仅四十七岁。丙寅年，御史吉庵王公上疏推荐。第二年丁卯年，隆庆元年，御史栗庵宋公又上疏推荐。吏部因宣读诏令之事上题，获准起用，改授浙江提学副使。他刚到浙江省城，疾病发作，便移文请求退休。中丞玉泉赵公、御史仁庵王公都劝他留下。殷公到任后，广泛激励诸生，专心实行功令。当时有选贡的成例，殷公公开说：“向朝廷贡举士人，却不先考察德行，凭什么来教化人才呢？”直指使者答复说应当依照他的意见；这一年升降官员和诸生都称得其当。诸生沈廷诏休弃妻子周氏，周氏的父亲祯上诉。主管官员议论多年不能决定，殷公驳斥他的供词说：“周氏不敬重丈夫，欺凌妾室，自缢后离异，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周祯逞强刁钻，始终诉讼，应当依法论处。”于是命令廷诏收回供词，恢复周氏身份，人心一致称快。又有举人林万春病死，他的妻子也随之自尽，众人商议应当旌表。殷公却认为：“节妇之所以可贵，在于她终身立志守节，白头守寡，上侍奉公婆，下抚养幼儿，并不是说丈夫死了她就立即随死。丈夫守父母之丧，尚且称为毁伤身体但不毁灭性命，何况守丈夫的丧呢？这种行为超过了适度，不足以作为典范，只应酌量加以慰问抚恤罢了。”他的议论卓越而有大体。不久，升任江西右参政。第二年戊辰年，升任江西按察使，因病不能赴任，便移文请求退休。但中丞应谷刘公认为他退居山林十年，声望重于一时，急忙替他劝驾。五月，他投递弹劾自己的辞呈归乡，吏部把它搁置不办，仍让他赴任。不久升任四川右布政使，己巳年连续上疏，仍都被搁置。庚午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卿。这年九月，又上疏请求归乡，又被搁置。当时太仆寺法令松弛，而公务繁多，他在滁来等州县发现雇役中有冗余名额、伪造票据等弊病，便一一整顿，制定成法，希望民力能够复苏，公堂也能安静而整肃。第二年辛未年，他六十一岁，自己想到三十年的科举功名、四十年的孱弱疾病，却还要在风尘中忙乱，进退两难，只是徒然耗损身心，有什么益处呢？于是以疾病为由恳切辞职，获准休沐居住乡里。八月，因两宫徽号的恩典进阶一级。第二年癸酉年，今上万历改元。崌崃张公、明台向公共同推荐他。这年十月，升任南京太常寺卿。殷公修明并举行礼乐，恭敬地面对神明的恩赐，庄严肃穆。第二年七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遭母丧。丙子年十月，南京国子监缺少祭酒，主管爵位的官员看重这次选任，推举殷公为第一，于是让他以原官兼管祭酒事务。十二月，才服丧期满。第二年丁丑年，先后两次上疏辞职。当时言官以衰老多病为由议论他，殷公没有得到答复。后来皇帝下温和的诏旨挽留任用，殷公认为国家重视贤才，自己怎能推辞？而士人风气却这样奢靡，于是阐发明理之学，敦促奖励品行，六馆的士子一时都知道应当崇尚什么，文雅秩然地振作起来。过了几个月，正值秋季祭祀，他因脚病不能像礼仪要求的那样效力奔走，于是请求告老归乡。辞职的决心坚决，吏部陈述他清正高洁的声望，并说明他想归乡的情况，于是获准致仕；这时他六十六岁。归乡后病情更加严重，今年初夏忽然发病，自知将不起，预先交代后事。他独居一室，告诫家人不要靠近，只是焚香安静地居处。病势危急时，他右胁倚着席垫，曲肱作枕而死，像只是暂时小睡，大概已经接近解脱形骸了。唉！岁逢龙蛇，贤人叹息；如今是辛巳年，殷公竟然去世，难道这预言应验了吗？殷公生于正德七年八月初十日，卒于万历九年五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岁。

译嫡妻朱氏，封安人；侧室俞氏。儿子二人：长子序，是辛酉科举人；次子庆，是国子监生。女儿一人。孙子二人：长孙士龙，是府学学生；次孙士骐，都是序的儿子。孙女二人。曾孙一人，曾孙女一人。殷公天性恬静和穆，崇尚玄理，广泛游心于高远之学，超然于尘埃浊世之外。年轻时常常探求《大学》“格物致知”的意义，却不能得到解说，终日哽咽。后来收束耳目，澄心静思，久而久之，获得清明精深的领悟。他自己说，有一天在幽静寂寥中，忽然恍惚看见自己的良心，才知道这颗心虚融周遍，原本没有内外之分，而身体内部那个有形的心并不是我的本心。他又说，对于天命之性也有了真实的见解；这种超然洞明的所得，哪里可以轻易测度呢？因此他终日居住在门庭之内，谢绝请见拜访，专心以身心性命之学为务。常常编纂经传中的精微言论和名流的高雅见解，放在几案之间，用来观照省察。著有若干种书，藏在家中。大体都是世俗之外的言论；他自己也说著述不是自己的长处，所爱好也不在这里。古语说：不要只看一个人的开始，要看他的结局。殷公自从取得官籍，仿佛要出仕济世，却不受造化束缚，最终高隐退处，把自身寄托其中。因此他在官任上只占十分之三，在告假退居时占十分之七，疲倦了便归去，归去后又被起用，出仕退处都任其自然，而难进易退的操守，前后四十年如同一日。殷公虽然求退而不接近名声，但所到之处政绩从来没有不显著的。虽然表面上以和气待人，内心的界限却从来分明。虽然自处十分节俭，但奉行祭祀从来不薄。承德公性情一向严厉，殷公侍奉他始终恭敬敦厚，即使显贵之后也不懈怠。想到翁氏的抚养恩德，翁氏去世后便在家中祭祀，长久不忘。曾替兄长输纳粮食，请求散官以使兄长荣耀，又分割一处住宅给兄长居住，毫不吝惜。对待子侄都用礼法要求，他们无不谨慎遵奉他的教诲，不辜负殷公，因此没有像别人那样故意以奇异行为矫饰世俗、博取乡里的称誉。然而乡里之中，没有人不雅重他的品行。他在家奉养时，乡人纷纷仰慕他；等到去世，众人便抚着筵席，簌簌落泪，彼此悲泣。唉！古人所说的乡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的人，大概就是殷公这样的人吧。我这个晚辈曾在乡里跟随殷公，私下学习他对上可以编纂国史、对下可以表彰世间典范的作为。那是史官的事情，其他不再详论。至于他的显著事迹，只有留给那些大人物和贤大夫来选择评述了。谨撰此行状。《明通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穆公墓志铭》【王道】嘉靖己亥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卿玄庵穆公因病在家中去世。讣告传来，士林惊愕叹息。皇上悼念这位经筵儒臣，下诏追赠礼部右侍郎，谥号文简，派官员前往宣谕祭奠，并兼办营葬之事，大体上各种荣典都已备齐。殷公的儿子符奉诏书，测量规划墓地，准备在壬寅年某月某日办理丧葬。此前，他拿着太仆寺卿季守正先生撰写的行状，穿着丧服，躬身登门，向我请求撰写墓志铭。于是我想起过去跟随计吏赴试，有幸与殷公同榜，此后南北为官，经常能够相互往来讲习，从殷公那里获益超过三十年。晚年我们各自辞官居家，正打算会合来探究最高深的道理，殷公却不肯留下来等我。阐发他的内蕴来告示后世，本来就是后死者的责任。墓志铭哪里忍心推辞呢？殷公名孔晖，字伯潜，玄庵是他的自号。他的学问，世代居住在堂邑。曾祖父弘，是潞州训导；曾祖母南氏。祖父彪，号朴庵，是处士；祖母任氏。父亲清，是年高有学问的儒者；母亲任氏，继母黄氏。殷公显贵后蒙受推恩，最初追封父亲为征仕郎、翰林院检讨，追赠母亲为孺人；继母以及祖父、父亲都追赠为通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母和母亲都为淑人。殷公年少时聪颖而沉稳，还未成年文章便奇特古雅，被有识之士所器重。十八岁时遭母亲任淑人之丧，悲伤过度而呕血，以善于治丧闻名。弘治甲子年考中山东乡试第一名。乙丑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在内廷秘阁读书。丁卯年授翰林院检讨。己巳年参与编修孝庙实录完成，因违逆刘瑾的意旨，被调任南京礼部主事。刘瑾被诛后，恢复原职。辛未年任礼部会试同考官。壬申年升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癸酉年因父丧回乡，服丧期满后改任北国子监司业。不久遭继母黄氏之丧，服丧期满后改任翰林院侍讲，充任经筵讲官。嘉靖纪元壬午年，主持顺天乡试。乙酉年参与编修武庙实录完成，升任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修订武官续黄。丙戌年主持武举考试。殷公总共三次主持文坛选拔，每次都号称选得人才。试录刊出后，有识之士常常指出其中深于义理的文章说：“这是玄庵的手笔。”后来果然如此。这年入直便殿，负责日讲。殷公既然凭经学侍奉皇帝，认为经学足以施行，于是抒发自己的所得，写成讲义，简明恳切，寓含真诚的规谏，听到的人都敬畏肃然。不久升任掌院事，兼任撰写文官诰敕，首先遵从圣谕，崇尚雅正，革除浮华，于是确定了一代诰命文辞的体制。庚寅年冬十二月，皇帝在文华殿奉安先圣先师的神位，于是告诉讲臣，每人各自陈述经书中有关大义的一章，希望不要辜负皇帝的期望。殷公独取《孟子》末章，阐发其中“见知”“闻知”的深奥意义，以此敬顺圣天子承继群圣志业的心意。篇末进献意见，直指时弊，所说的是君臣相互启发、共同修养的实际情形，也是眼前紧要之事，用来仰望并副合圣明的期望。大意说，任用人才的人不肯体察圣心、布行公道，使得通过私下请求的人容易进用，遵循正道的人难以容身。因此内外大小臣工，没有不改变操守、趋附时势的；教化之道不能普遍施行，都由此而来。所以要使任人得当，就在于听取言论时做到审慎周详。偏听就会受蒙蔽，兼听才会明察。若把一个人的爱憎之言作为判断人才邪正的依据，那么在取舍人才的时候，或许就有尚未穷究事理的地方。奏疏呈入后，听到的人都认为说得正确。第二年春天某月某日，殷公已经赴京等待讲经，因为阴雨免朝，便随着众人返回。不久听说皇帝驾临文华殿，急忙骑马赶去，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上章自劾。第二天得到诏旨，改任南京尚宝司卿。满朝震惊错愕。给事中叶洪上言：“穆某是圣明时代的醇厚儒者，把他留在身边，一定足以辅益圣德。”

译没有得到答复。殷公只是循省自身、责备自己，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怨色。壬辰年转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癸巳年升任南京太常寺卿。殷公德行声望隆重，善类推举他为首。从任学士到官至太常寺卿，总共十次拟定他为侍郎人选，却都没有果真任用。然而舆论对他的推重反而更加昭著。甲午年夏天，他以疾病自陈，请求退休，获准致仕归乡。殷公从此闭门静养，与世俗相忘，而实际声望更加显著。荐举他的奏疏接连上呈，朝野众人议论纷纷，希望他再次被起用。不幸上天不肯留下这位贤人，突然到了今天。唉，悲痛啊！殷公资质禀赋纯厚，问学尤其深邃。起初留心古文辞，曾经窥见其中奥妙；后来知道它没有实际益处，便弃置不再作。于是专心于正学，穷究义理，并用来践履于身心。他所达到的卓越境界，可以和儒门先贤君子相比，不违背圣人之道，而殷公却不以此自满。他曾说，古人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如今对于性命的本源，只是熟读有关文字，却从未真正有所自得。即使自以为有所见解，又怎么知道不是被世俗的思想搅乱了心虑呢？于是他剔除遮蔽，努力扩充弘扬经训之外的学问；即使是世俗儒者斥为异端的佛、老之学，也都取来阅读，精心选择，详细说明，使之与我们圣人的学说相合。他说：“本性之中本来就没有这种分别的形相。”久而久之，他洞见道的本源，通达而归于一体。他曾论述心学的要旨说：“镜子照见美丑，而美丑不留着在镜子上；心应对事物，而事物不留着在心上。自来则来，自去则去，随应而起，随即寂然，如同鸟飞过天空，天空的本体并不受阻碍。”由此看来，殷公的所得确实玄妙。因此他的所得表现在行动上，不用刻意作为；没有矫饰而中正纯美，自然合乎礼法，所以孝友的实绩受到乡里推重，忠信的德行也为朝廷所信服。在南雍时，他的父亲封君正患风疾，殷公侍奉在身边，医药、饮食、寝息全都废弃不顾；父亲去世后，他悲伤得形销骨立，几乎不能承受丧事。后来继母去世，也像这样。有八个弟弟相继早逝，殷公长久哀悼，不能忘怀。弟弟们遗留下的孤儿，他都抚养到成年；对于宗族亲党、姻亲朋友，他亲爱周到，不因贫困而减损恩情。教导别人时常常以和气熏陶，使人乐于亲近他，因此登门求学的士人多有成就。他在朝廷任职虽久，但官位与德行不相称，未能充分施展；然而志向操守雅正，器量深沉。在事变纷纭、局势反复之际，许多人不能自持，殷公处在其中，却超然置身事外，坚定不移，淡泊自守。同朝士绅，无论趋向相同还是不同，都尊崇仰慕他，认为无人能够赶上。了解他德行的人到了极高的程度，甚至把他比作程伯子。晚年忽然患脾病，数月不能进食，但精神意志更加清明，文思焕发，写出的都是他自得之妙，流露出要涤除尘垢、遨游太清的意趣。他对于生死、来去，大概也已经洒脱自在了，差不多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闻道”境界。殷公所著有《读易录》《尚书困学》《前汉通纪》《诸史通编》《游艺集》，各若干卷。《大学千虑》《玄庵晚稿》则是病中所写的作品。生于成化己亥年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一岁。嫡妻张氏，封孺人，追赠淑人；继妻周氏，封淑人。儿子三人：长子箕，早年去世；次子符，是郡学生，质朴厚重而有文才，立志考取科第以振兴家声，因此把荫职让给弟弟，人人都称赞他贤德；次子筌，因荫恩成为国子监生。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国子监生刘孝孙，次女嫁给生员张绂。箕、符的两个女儿是张氏所生，筌是周氏所生。墓在城北的原野。铭文说：天地大化相互扶持，有生有灭，实际在最初本来相同。最初就是道的本源，稀微幽远，深邃绵延，玄妙而又玄妙。玄妙的德性深沉幽隐，脱去形体与质性，返回本流而归于完整的一体。流动之后纷然分散，各自偏私于自己的群类，道术于是分化。不相合也不公正，如蛙鸣蚁斗，玄妙的古风已遥远无踪。若没有大儒，谁来廓清这些区域，谁来掌握其中的枢纽呢？啊，美好的先生，以清静为正道，微妙而玄通。修养它于自身，德性于是成为真实，各种品行都敦厚诚实。才华飞扬于玉堂，手执经书侍立在皇帝身旁，皇帝说你贤良。修史取法《春秋》，言论足以替代殷、周，文饰并辅佐皇帝的谋略。墓地足以使你的志业施行，而臣不敢自居其功，于是退居留在京城。平坦和险阻、升迁和沉沦，都不能使我烦扰，我的玄妙本性本来存在。浩然向东归去，如玉蕴藏在山中、山因之生辉，声誉传闻如雷。上天不肯留下你，哲人于是凋零，珍贵的贤才衰亡，引起兴叹和悲痛。讣告使朝廷悲悼，颁赐恩典，改定谥名，始终都享有哀荣。早晨听闻道理，晚上即使死去也无憾；死后仍不被遗忘，先生归去而无所不在。太清境界庄严肃穆，神魂向上升行，遗留的魂魄封闭于此。把墓石埋在幽深的小路旁，传告亿万年，说这里就是玄庵。南京国子监司业孟河先生溧阳马公墓志铭【李春芳】隆庆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司成孟河马公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举人震伯遵照遗命，拿着少参环溪狄公斯彬撰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我手执行状，潸然泪下，说：“我忍心为马公撰铭吗？我和马公论交已有四十多年，又同榜考中进士，同在词林任官，还有孙子辈结为姻亲的情谊。为马公撰铭，除了我还能有谁？”于是写下行状并为他作铭。行状说：马公名一龙，字负图，号孟河，别号玉华子，是溧阳人。他的先祖是马服君的后裔，南海郡公马训跟随晋室南渡，于是定居溧阳。五世祖秀夫从了髻山迁居甓桥，人们称为甓桥马氏。祖父清，由国子监生出任卫经历。碧溪公性情质朴，正德辛未年考中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历次升迁后任寻甸军民府知府。娶许孺人，在河东里生下马公，因为有龙出现的祥瑞，所以取名为龙。马公天资聪颖奇异，童年便能作诗，读《尚书》就能理解其中艰涩难懂的语句。长大后广泛通晓群书，涉猎诸子百家，诗歌近似李白，文章近似庄子、孟子；以模拟前人的糟粕为耻，所以写作只直接抒写胸中自己所得的意趣，自然天成。他尤其精通书法，写字时悬腕运肘，落笔如飞，片刻便写满一幅，纵横开合，全随着心意所向。

译初看似乎难以辨认，仔细玩味，却能找到完整的条理和脉络，并不是随意乱写。知书法的人说，他是怀素之后第一人。碧溪公因直言获罪被贬，迁任寻甸，那里发生夷人叛乱，因而遭受诬陷入狱。马公当时还是诸生，便强忍疾病伏在宫阙之下上书，情辞哀切，世宗怜悯他而释放了父亲。不久援引成例进入国子监。嘉靖戊子年考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五篇策问详尽充实，天下士子争相诵读。碧溪公去世，马公痛惜父亲的冤屈，愤懑而终，悲伤得形销骨立，水浆都不入口，几乎不能活下去。母亲想尽办法劝慰开解，他才勉强进食。守庐三年，服丧期满，多次参加南宫会试都未中。当时我也屡试不遇，我们相视而笑说：‘我们这些人难道终究只是蓬蒿间的人吗？’丁未年，澶渊宫发生变故，晁公瑮认为他的文章奇特，便将其录取。阁臣一向重视马公的才华，特意打破年龄限制的成例，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当时许太孺人年事已高，马公便上疏请求终身奉养，回乡早晚承欢，欢快得像一个孩子。母亲去世时，他的悲伤毁损身体，像当年父亲去世一样。服丧期满后出任国史检讨，奉诏册封衡德二府，所有馈赠一概推辞不收。己未年任礼部会试分校官，崇尚雅正、贬黜浮华，所取之士都是知名人物。升任南京少司成，代理大司成事务，约束诸生，全部遵守规矩。诸生不喜欢受到约束，有人制造流言中伤马公，马公不为所动，说：‘我只知道尽我的职分罢了，哪里有空顾虑其他呢？’他上条陈陈述国子监八件事，其中多有讥切时政的话，同僚劝阻也没有成功。皇帝如今仍保存着那份草稿，于是马公上疏请求退休，浩然长往。后来他在方山山麓营建务本书院，每天与乡里的后辈在其中讲习，穷究心性之学，多年不进城市，有关官员很少见到他的面。他捐出数千斛粮食，重新修建尊经阁，亲手书写六经并刻在石上，众人都说他对学校有功。又建立合宗祠，置办一百多亩祭田，供给一年四时的祭祀；有余粮便储存起来，用来周济族中贫困的人。唉！世上才高的人大多疏忽实践，气概豪迈的人常常轻视同辈。马公有卓越的才华，具有豪迈的气概，年轻时虽然任性放达，中年后却受到约束，行动一定遵循义理。晚年涉足仕途，从未向权贵屈节，也没有被利欲熏心；孝敬父母、和睦宗族，又是他务本之学的重要内容。至于虚心接受善言，别人哪怕只有一项才能、一门技艺，他也一定称许佩服，认为自己不如对方，这是尤其难得的。像马公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所谓见识宏大、立志宏大的人吧！所著有《玉华子》《游艺集》五十六卷，流传于世。其中像《天问》一类的论说，差不多可以通达造化的本源了。百代以后，读他的书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马公生于弘治己未年五月初三日，享年七十三岁。铭文说：求学而致力于根本，就是孝亲，就是和睦宗族。做官而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也不会受辱。名声充满天下，神魂返回空寂之境。这是多么卓越的人，一代英杰。尚宝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阳李公行状。【邢侗】当时的作家大都推重历下李先生，那个人叫于鳞。不知道又有一位李先生出在濮上，他的年龄相同，在朝廷任职的时间相同，谈论议论也相同；但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历下李先生简约高贵，不亲近人，而濮上李先生刚强爽直，敢于决断，任侠而自豪。两人相互辩论，往来交游，对彼此的长处和短处都不宽容。后来历下李先生名声越来越高，濮上李先生仿佛被他的光芒遮蔽。于是濮上李先生修整兵器、储备粮草，从来没有一天忘记于鳞。濮上李先生名先芳，字伯承，起初号东岱，后来改号北山。元美仍以东岱之号命名诗笺。先生生来早慧，而且肤色洁白如玉。等到东宫选婚，先生被列入驸马人选，父母强行要他应婚。使者林君调侃他说：“李郎在濮上很好，皇帝把女婿乡留给你了。”先生正色说：“我只听说龙门，没有听说凤箫。”林君内心惭愧而又惊异。不久事情作罢归来，按例应当成为生员，先生独自不接受。过了两年参加考试才成为生员，二十岁中乡试，仅次于第五名。进士考试不中，离开后游学太学。三次落第而游学的道路更加广阔，积蓄的才华也日益奇异。丁未年考中南宫高等，等待补授后得到江西新喻县。新喻偏僻强悍，民俗疏放。先生上任后，大小贿赂官吏都不知道，县城毁坏，老虎夜里进入集市，蛇在寝门争斗，身边人交相指责先生。先生神色自若地说：“这个县向来像沐猴而冠，难道如今连三尺法令也没有了吗？”于是侦察阴冈的大盗谢某等人，把他们全部擒获依法论处；又查获豪强牧长和啬夫，将他们治罪。凡是他所审理的其他案件，裴仰三、刘本等人没有不惊叹得像见到神明一样的。县人章浚家中积累了数万家财，误被牵连为大盗，先生将他释放。章浚送一方砚台祝寿，先生说：“这是一块他山之石，放进库藏，不必过问。”一天，掌管库藏的官吏报告说，先前那方砚台并不是石头，实际上是白银。先生笑道：“陶泓这样的清廉士人，怎么能用白银来侮辱他！”立即召章浚来把砚台还给他。由此，新喻的政绩冠绝江西，最终却因为不善于曲意逢迎，三年后得到民曹职位。不久奉役留在南京，抵达住所时正赶上先任尚宝司官员去世，便艰难地操办完丧事。北上后改授刑部郎中。当时各位郎官中，高伯宗潜心研究经世之学，汇集本朝旧有典章，编成《鸿猷录》。先生亲手著书并说道：“我思考古人，确实得到了我的心意，难道我还要改变思路去从事别的事情吗？”于是辑录近代一切名家的诗作并加以整理。一年多后也成书，人们称为西曹的双璧，名声传遍朝廷。不久改任尚宝司丞。尚宝司清严，地位居九卿之右，往往可以轻易升任上卿。先生把同僚中靠父荫任官的人看作婴儿，他们渐渐不高兴，于是想要报复先生。己未年充任殿试受卷官，已经奉节册前往临德藩。德藩乡郡的地州县令长官，背负弓矢，驾驭五辆使车，如同临卬一样；先生对此全不在意。抚中丞万安朱公、直指襄阳刘公，都以气度才调著称，平日与先生交好，却只是平礼作揖并斜视他们，其他宾客都不能上前。使者的事务办完后，升任本司少卿。壬戌年再次充任殿试受卷官。这年，他的弟弟茂才同芳迎接母亲刘安人到京城宅邸奉养，先生倾尽钱囊为弟弟花费，因此得以候补赵府审理。副职母亲对此十分高兴。按照旧例，绣衣使者掌握方寸之印出行巡按，各部使者通常都到尚宝司交接印信。使者刘宋进来时，先生快步去接受印信；刘宋看见随从中的黑衣人，先生说：“印信还不足以接受，难道尚宝司还不足以与使者交接吗？”并且向黑衣人示意两次，使者对此大为怨恨。恰逢大计考核，便唆使那些刺探攻击的人在他的名册上做手脚，使他降为亳州同知。先生自负是因迁谪而来的人，一心决意攻击弊政，丝毫不回避。回到任所后，又有州守孙守即墨，凭借合并里甲旧庄的事情，先生把亳州事务交给他，替他制定期限和功课，督促他援引上报。那些闲散之人更加不安，于是指使校官刘某罗织其他事情排挤先生，又暗中与淮安刘通判谋划。

译这位通判正是因为先生以州同知的身份占据他的上座而恼恨先生。不久先生升任宁国丞，看见谢朓所咏的青山便感到快乐，听到鹊镇的钟声便觉得清冷悦耳。到了宁国，他坚持清白的政令，不歪曲自己去随顺他人，治理宁国与治理亳州没有不同，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畏惧他。由于先前校官和通判的中伤，他被台官弹劾，最终被罢职归入原籍。先生当时正值壮年，毫无忧戚之色，说：“上天大概是要把山林奉送给我，却又因为涡水这样的小事使我升进，我为什么不欢喜呢？况且隐藏在山中的事业，我已经得到其中十分之二三，而遗憾的还有十分之六七，难道不是我归隐安身的时候了吗？我将回乡参与乡里的盟会，搜罗鄄地的军队与中原相合，这样我就可以安度晚年了。”归乡后又过了两年，刘安人去世，他哀痛不因年事已高而减少，直到禫祭也没有减轻。抚中丞姜公向朝廷推荐他，奏疏被搁置，没有答复。先生在县城建造清平阁、蓬玄洞，在郊野营建防丘台、拾翠轩；穿着草鞋、戴着箨冠，在其中吟啸，从没有一天停止饮酒，也没有一天因饮酒而停止读诗书，更没有一天因读诗书而停止演奏管弦丝竹。先生家产本来丰厚，又善于运用计然、白圭的理财方法，家中计算钱帛粮食，衡量牛马，没有一样不合计数。后来，他把粮仓的粮食分给亲友，把粮笥里的粮食分给亲友，把衣囊中的衣物分给亲友，财物在急需时分给亲友；又把衾被和殓衣施惠于活着的人，如倪文学、朱节卿、赵累人、范贡士等许多人。对死者施惠的，有苏尚书、龚观察、邢宗义、侯继宋等许多人；对家族施惠的，有叔父四老、堂弟灵宝、仲升等，侄子如杜等，孙辈炳等许多人；对租住者施惠的，有余秀仁、周正照、杨仁等许多人。以肺腑相交的朋友，有朱学博、周太守、苏鸿胪、苏孝廉、苏右史；以艺文相交的朋友，有李于鳞、王元美、殷正甫、宗子相、徐子与、谢茂秦、黎惟敬、欧祯伯、张助甫、王师古、魏懋忠、傅伯俊、董元仲、宋登春；我的老师有束阿不佞；以官场交往又成为朋友的，有两位御史大夫南充王公、黄安耿公，两位大司马铜梁张公、登州陈公，以及一位督府重庆蹇公。众人彼此唱和鼓吹，比柳宗元所称的先友还要多得多。先生家中蓄养歌伎，规模超过蛮素园，胜过履道里的文柜，足以相配名山；他熟悉琵琶的乐理，近似白居易的《琵琶行》。他曾向苏八右史谈论这件事，说低沉深重、如牛在窖中鸣叫的，是宫调；野鸡登上树木的声调，是角调。其余可以类推。江东查八十听到这些后便拜服，晚年因眼睛昏花，把侍妾全部遣散，说：“我的骆马没有什么可卖伎的，只能节省驱使她们罢了。” 先生这个人，难道不正是白公乐天一类的人吗？即使他自题为“达生”，也并非虚妄。先生所著《东岱山房稿》三十卷，已经流传于世；此外还有《大学古本四书解》《毛诗考正》《春秋辨疑》《汉注疏臆》《老子本意解》《阴符经心经解》《五岳志略》《拾翠轩杂纂》《十三省歌谣》《本朝安壤新编》《古交编阐微录》《明诗纂》《医家须知》《壶天玉镜》《蓬玄杂录》，共五十万字，藏在家中。状文说：王元美为先生的诗作序时，说它像宋之问，像王维，像刘长卿；至于乐府，则说李攀龙的作品有时相合、有时相离。先生却认为“离”就是“合”，仿佛其中略有高下之别。乐府姑且不谈，只说歌行、律诗和绝句，那么唐代那三位诗人未必就能立即胜过李攀龙，李攀龙也未必完全应当归入偏颇一边。总的说来，李攀龙才气纵横超逸、孤高不群，声调从唇间迸发，震耳惊目，直透人心。若慢慢考察它，声音和内容相称，文辞如缫丝般温润，防守如麦饭般充实，那么先生难道甘愿在李攀龙之下吗？先生在辛巳年曾对我说：“我作诗时，王世贞才开始学诗；我在王元美那里见到李攀龙，王元美喜欢王元美自己，称许五子；而我却被淘汰了，于是我独来独往，五子也渐渐疏远了。试取我的话同五子比较，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所以这两位不应彼此逼迫，反而逐渐疏远了。我当时不敢回答，如今为先生执役已有十五年，哪里还能替双方说些敷衍好听的话？只是按照先生的指示来陈述先生罢了。大体说来，先前濮上之音流于淫靡，先生便用雅正之音改变它；李攀龙的文章拘守法式，先生便用通达来补救它；隆庆、万历年间的趋向偏于史学，先生便以《离骚》的精神主持它。李攀龙兴起于《白雪》，先生倡导《清平》；二人在濮上旧调之间此消彼长，彼此抗衡，而取舍从来没有完全相同过。先生的后代、鸿胪君奉先生临终的遗命，命我郝侗撰写行状，将要到宗伯师匄那里请他作铭。弟子替先生草拟行状，本来可以把糠秕说成珠玉；至于引导……便不能心丧记【赦敬】。我的老师、大宗伯李云中先生去世后，长子宗衍穿着斩衰丧服，匍匐跋涉三千里，到宫阙前伏地报告哀情。圣天子念及他历仕五朝、身为翰林旧臣，晋升他为宫保，发放国库银钱办理丧葬，又命守臣以礼祭奠。这样的恩典、诏书和哀悼褒奖，使九泉之下也增光添彩，在本县三百年来，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盛举。我这个白头老门生，独自抱病住在荒郊，白天柴门也紧闭，近三十年不能出门来襄助大事。远远看着这场盛典，便写信给天使说：“百姓靠君主治理，老师一生向北面事师、勤勉服役，直到死也是如此。孔子安葬时，门人都以臣下身份服丧；如今这件事，我难道不应当亲自奔走效劳吗？只是我年老多病、下肢残废，不能亲自执绋、背土、拿铲子覆上一抔土，活着留下遗憾，死后又有罪过，哪里还算得上弟子呢？”宗衍劝我说：“这有什么妨碍呢？老人不必用筋骨来行礼，死者也不把陪葬资财当作财富。您确实衰老了，但舌头还在，笔力也足以写大文章；不能用力帮助活人，就用文章赠给死者。先君去世后将因此不朽，我奉命来请您喝一杯薄酒。”第二天，他和弟弟宗工一同带着若干金钱来馈赠我，连负责文书记录的人也都得到赏赐。他们拜了两拜，叩头请求我撰写墓志、碑铭，又请友人周思皇从旁劝说我。我仓促之间没有隐瞒，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能去。”

译我拜了两拜，叩头推辞，退还了钱。宗衍面露愠色说：“不是不能，是不肯罢了。从前山人朱衡去世，您替他写过一篇佳传，为什么偏偏对我先父吝惜呢？难道因为只有一日的交情，便把生死看成两样心思吗？还是认为我们这些孤儿微不足道，不值得交谈，怀抱美玉却不肯出卖吗？我不能就此罢休，便在思皇那里屈指计数、暗自责问您：‘弟子替先生歌颂功德本是分内之事，可还要衡量自己是否胜任吗？’替长者折断树枝、追赶鞋子、奉上手杖，却对人说‘我不能’，这实在是抗命有罪。若责备您背负千钧重物走远路，气力已竭，又能怎么办？文人去世，应由文人作传；公卿大夫去世，应由公卿大夫题写铭文，这才是志同道合的知己，驾轻车走熟路；哪里是经生那些酸腐的训诂话可以充数的呢？这是不能做的第一点。您一生从未写过应酬文章，只有贫寒朋友朱山人去世时，草草写过一篇传。山人在灶下的名声事迹、儿女家常和柴米油盐的话，尚且如此；若是我老师，曾任青宫少保、天子的大宗伯，位居台辅，学问贯通天人，声望重如南金北斗，历任内外官职五十多年，仕途功业和文章著述彼此辉映，即使是善于谈天、能使车毂灼热的学者，也不容易详尽叙述。譬如从前王大司寇元美、汪大司马伯玉，如今的董大宗伯玄宰，官职相同、才学相同、学问相同，都是…… 既然应由同调的知己来写，却不去请那些人，反而滥加委托给衰老的门生，还拿山人作例子，这就像让丑妇去仿效西施，也是不行的第二点。别人写墓志铭，可以随口落笔，人们未必特别关注；李云中先生的墓志铭出自门生之手，不知要经过多少人反复审校、专门寻找瑕疵，而我以粗疏草率的才力承受这样的钳制捶打，写成后成为千万人笑谈的材料，这是不行的第三点。我虽然读书只限于翻阅，校勘著作也不过是解释经义、订正讹误、考辨道理疑难罢了。至于宏大的篇章、官制朝典、表彰功勋、勒刻钟鼎金石，也就是所谓碑版墓志铭，平生没有这种才力，也从未作过这种打算，未曾准备承担这样的差事；一旦不断催促督责，正所谓任务太重而能力不能胜任，路途太远而刑罚无法到达，这不就近似抓住人的短处、趁人困窘吗？这是不行的第四点。我的年纪已到七十四岁，像尸体一样苟存着一点余气，微薄的事业勉强做完，也将焚尽笔砚，把书束在高阁上，澄清心神默坐，等待最后一息断绝。到了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哪里还有空闲同毛笔结缘，自找纠缠呢？这是不行的第五点。这五点都是发自肺腑的要害，请宗衍不要再加察问，请您替我好好说明。思皇把这些话告诉宗衍，宗衍很不高兴地说：“文章是天下公器，师生之间有承继关系。功德不一定非要出自自己之手；用老师的道来报答老师，为什么不能做呢？”做了五十年门生的人，接受老师传授，读破万卷书，却不能替先生赞颂一句；著作装满箱子，写成的文章有几十种，却不肯替先生作一篇传，只是徒然数说：‘不能，不能。’我听说您已有五个不能，请让我说第六个。我心情困窘，言语塞滞，嘴里说不出话而心意却满溢，眼泪不断流下，直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平素从先生那里所受的教诲拿出来，援引其根本，与两三位同学一起相互发扬，来充当墓志铭，可以吗？啊，先生啊！您才华高超、学问广博，是一代文章的宗主和盟主，为士林所知。您的为人温和恭敬、醇厚美善，如玉如金；又豪迈仗义，重视诺言，喜欢施舍，不要求别人报答；气度高雅豁达，宽容多、违逆少，所以士人争相亲近依附，贤者愚者全都忘却差别，交游遍于海内。德行和道义尤其使您成为一代词林人物中独立的表率。无论远近、内外、亲疏和行路之人，乡里口碑和每月品评都一致，没有异议。我曾经想把游夏、冉闵四人合为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偏爱您才这样说。圣门的教学，大体分为两项：一是文章，二是德行。文章容易，德行困难。孔子尚且自称德行还没有做到，而文章则同常人差不多，何况普通人呢？文章又分为经术和词赋两类。词人喜爱文艺而诋毁经术，说经术只是陈旧话语，轻视德行道义而夸耀词赋，认为那才是风雅。因此，经生的文章和词人的文章，不能相提并论。我跟随先生学习，是从经术入门的；而先生教我写文章，却把德行道义放在首位。世人说词人缺少德行，庄重之士缺少文采；文章与德行都修养完备、德行道义和经术都极美的，古今只有孔子、孟子两位圣人，他们是千万世斯文的主宰。《论语》二十篇，以德行和言语为核心；《周易》十翼、《大学》《中庸》，把性命之学作为文章；《孟子》七篇，以涵养浩气来达到知言，以放纵淫邪、拒斥诐辞作为雄辩。因此，孔子的文章如祥瑞的太阳和云气、和煦的风与甘甜的雨；孟子的文章如高山流水、光风霁月。文章到了孔孟，正是所谓太阳高悬中天。三代以前，《虞典》《盘庚》《大诰》和《周易》彖爻的文章，深沉幽奥，像天将破晓、明暗交替之时；秦汉以后，诸子百家如蝉鸣蛙叫，像夕阳返照后渐落的余晖。不能说它们不是文章，但距离六经很远，距离道德也很远。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道路不同，姑且舍弃这种说法”。总的说来，经术谈义理，传记志书记录人物；义理本身没有偏爱或厌恶，而人物却有毁誉。若不是孔子，谁也不敢作《春秋》；即使游、夏也不能为它作解释。子贡喜欢评论人物，孔子却说“我没有闲暇做这件事”。司马迁撰写《世家》《列传》《年表》，假使让他写道德之学或庄子的《南华经》，一定做不到；老子、庄子若来写《史记》，则能够做到，却没有闲暇。这就是文章华美与质实之间取舍的大概。因此我闭门注释九经，历时十六年，才写出一点绪论。先生看见后很高兴，在末尾题写道：“我资质粗钝，而仲舆跟随我学习经术已久，我却没有用半句话给他启发指授，没想到晚年竟能得到这样的著作，真令人清醒振奋。仲舆幸好没有虚度一生。”他又题写在后面，正是为了记载这份欣幸。先生虽然过于谦逊，但这也足以说明经术是绝学。孔子、孟子去世以后，能把六经义理曲折通畅、旁通各处的人，百人中难有一个；能把经术与文章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的人，万人中也难有一个。只有我的老师兼具二者，却谦让而不自居。我是什么人，哪里敢兼取二者？所以我宁愿踏着前人的旧路，偏安做一个经生，也不愿掠夺兼并，做一个词人。

译况且，今天的词人，就是古人所说的商贩。他们凭借笔墨垄断市场，借助纸笔谋取市利，请人替自己作佳传并索取钱米，计算文字篇数来索要绢帛，把卖文章说成美谈，把收藏得多当作胜事。自古以来以卖文而积藏丰富的，只有唐代北海太守李邕；杜甫曾作诗讽刺他说：“为求拜谒奔走到他的门下，碑文遍布照耀四方。各人满怀期望而还，森然列起种种惯例。高大的屋宇挂着珊瑚钩，麒麟……织成的紫骝马随着佩剑；几乎没有一年不取义求利，众人都归向他求取周济，华美的排场掩盖不了多藏的污秽。”这难道不像孟子所说的“为了宫室、妻妾的供养，为了贫穷的人感激自己而去做”的人，难道不近似贪婪的商贾吗？我刚刚成年、离开经书之学时，就很鄙薄这种行为，并向先生请教。先生说：“是的，这些话写在《山草序》中。”我不愿舍弃所学来改变平生志向，哪里敢违背自己所知而辱没师门？假如我谄媚墓主、借墓志攫取金钱，就是用我所鄙贱的事情来侍奉老师；假如先生因为我不写墓志而责罚我，就是让世俗众人来责备我。一定不会这样。豫让说过：“国士以国士待我，我就以国士来报答他。”我拿什么报答先生呢？唐俟说：“别人对公子有恩德，不可以忘记。”我怎么忍心忘记先生呢？永垂不朽的是德行，永不泯灭的是内心。《传》说：“君子推重贤人的贤德，亲爱亲人的亲情，这样即使去世，也能永远不被忘记。” 先生把我当作贤者、亲近我，已经到了极点。我幼年多灾多难，如果没有先生，我就会成为锅里的鱼、砧板上的肉；我贫穷落魄，如果没有先生，我就会成为沟中的瘦骨、桑树下的饿殍；长大后没有本领，困顿而不能求学，如果不跟随先生交游，我就像井底之蛙，不知道天究竟有多大；又像墙壁中的孩子，不知道马究竟有几只脚。唉，我怎么忍心有一天忘记先生呢？按照礼，老师去世，弟子要在心中服丧三年。先生享年八十，得以善终，我只比他小六岁。人的寿命有限，而内心的哀痛无穷；我愿以心丧来度过余生。因此写下这篇记，记述我所以为先生服丧的缘故，是用心而不是用言语；让众人知道我所以铭刻先生、为先生作志的依据，不在言辞，而在内心。这篇文章就叫《心丧记》。崇祯四年仲冬，门人郝敬叩头拜撰。《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九，余姚黄宗羲编，墓文十一。儒林。《鹿皮子墓铭》【宋濂】。婺州东阳县有一位隐居君子，戴着华阳巾，把鹿皮裁制成衣服，在银谷涧中种植药材。春日阳光正盛时，他在飞花亭上观赏飘落的红花。亭下有流泉，花瓣飞落泉中，随着水流回旋，很久才流走。君子喜欢这种景致，每天前往观赏也不厌倦。后来他进入太霞洞，著书立说。他的书纵横博辨，认为自孟轲以来的诸家，都未能免于议论。元统年间，我宋濂曾到洞中拜访君子。君子穿着木屐走出来，请我坐到海棠花下；又命侍从准备酒浆、腌菜和肉酱，亲自拿杯斟酒劝饮，歌唱古词来取乐。酒喝完后，君子感慨地说：“秦汉以来，善于解说经书的人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又大多没有掌握经书的根本。淳熙以来，群儒的学说尤其与洙泗、伊洛一派不相同。我全部屏弃传注，只取六经遗文，精心思考了四十个春秋。一天，精神与心意融会贯通，清楚看见圣贤的大旨。这就像明月之珠，失落了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百姓，没有不茫然无措、天天寻找它的，始终不能得到。牧童却在大泽边获得了它，难道能因为人的身份卑贱，就连这颗明珠也不珍贵吗？如今我拿这个来解释六经，决意自认为可以在我之后裁断后世的学说。”宋濂于是离开席位问道：“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君子说：“我认为《九畴》就是六府三事，河图洛书就是《易》的象数，这些道理不可欺罔。用一句话统摄万种议论，使天下古今都没有疑义；用平常的话解释圣人之经，使乡野之人和君子都没有不同的说法。把神明所知称为智，知道天下万物各有区别称为礼，知道各类区别的适宜之处称为义，知道天地万物本为一体称为仁。仁复归于一体而达到和谐，称为乐。所谓天地万物一体，是经书和诸子学说的根本要旨；平等看待万物，则万物各有差别的秩序就会端正，家庭整齐、国家治理而天下太平。”宋濂没有明白，请求再问详细内容。君子说：“国家和天下就像一根树枝。树枝本为一体，却有十个枝叶；树枝有了枝叶而仍视为一体，对人来说就是仁。展开来看，枝叶有十个，等级也有十等；对人来说，就是君臣、父子、长幼的等级，以及刑罚、赏赐、给予、取用的不同，这就叫礼。把十看作十，是礼的差别；把十看作一，是仁的共同。差别越分明，志向越相同；礼越严格，仁就越深厚，这就是先王之道。差别越分明而志向越相同，所以把枝叶合在一起，再回头追究它们原来的根地，逐一列举并排定次序；若差别只差黍粒和铢两样微小之处，人便已经无法区别；如果像犬牙交错那样杂乱不齐，收拢起来不能合成一体，整体也就无法显现。礼越严格，仁越深厚；所以治理国家天下，如果不用礼，伦理纲常就会败坏，礼乐废弃而仁也灭亡。因此，洙泗、伊洛诸儒早晚所讲说的，都是天下万物各有差别的秩序，以及视、听、言、行的适宜原则；所掌握的只是礼的权柄罢了。所以学习圣人，必定要从礼开始。所谓一体而有万种差别，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也是洙泗、伊洛学说中无不统摄的原则。如果‘理一分殊’的道理被废弃，就会只执着枝叶而舍弃根本，洙泗、伊洛的精微要旨便无法看见，章句分析和附会解释兴起，六经遗文也就无法辨识了。我接受他的学说回去，间或曾拿它向通晓经书的人求证。有人说：近来学习经书的人，就像三尺高的儿童在戏台下看戏，只听见台上的说笑声，却看不见戏中人物的形状，因此不知道美丑，只相信别人所说的话。君子的论说真是伟大。也有人说：伊洛之学在淳熙年间大为彰明，不能轻易立即取舍。我从此以后为了贫困而出游求仕，奔走四方，没能再次拜访君子来听完他的学说。后来听说君子更加把这条道看作自己的责任，急切地唯恐它不能流传，昼夜不停，拿起笔把自己的见解写在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