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八余姚黄宗羲编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八，余姚黄宗羲编 解二 《充然子解》（顾慤） 我既然被放逐、受辱，身处南方荒远之地，钱囊中没有余金，衣服破旧不完整，又被编入军籍；武夫怒声呵斥，我扛锄背戈，疲于奔命，呼吸着有毒的瘴气，不分寒暑都不得间歇；世上没有知己，名声也不能彰显，勤苦服役，可以说是穷困到了极点。但我并不以自己的穷困为穷困，自号为“充然子”，并且取这个名号命名自己的居所，又亲自题写匾额；用自己的号来遮蔽自己的姓和字，忽然间仿佛与这个世间不再相干。考察我的为人，我谨慎守信，崇尚节操，重义轻生，勇气骤然奋发；平日常常仰慕公孙杵臼的行为，只恨不能和他一同进退出处、托付死生。甚至慷慨激烈的情怀，还形诸歌咏，以便想见他的为人。我赞美颜讐侍奉双亲的事情，却悲伤当世没有仲由，没有人把金子送到卫国来赎人。我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尊敬老师、重视道义的锐气，如果能得到仲尼来侍奉他，便可以掩盖公良孺的名声。然而我浅陋粗疏，安于小有成就，读古代圣贤的书还没有读通《语》《孟》，就动笔写文章，动辄累积数千上百字，常常凭管窥之见颠倒前人的是非，还说君子学习是为了求得闻道；道果真就在这些文章里吗？哪里值得穷尽岁月、耗损精神，拾取陈旧言辞，雕琢琐细文辞，以便向当时人夸耀工巧呢？无奈我的谋划陷于迂阔，拙于经营家庭，只能吃粗米、喝藜羹，屡屡陷入匮乏；既不能供养自己，又不能向当时的权贵游士哭诉饥饿，只是稍稍凭借辞藻来表现自己。凡是身居官位的君子，没有不加以叹息并勉励我，来帮助我勤奋上进。永乐己丑年春天，我曾因天官卿的推荐，被起用到青宫任事，授官为正字，却从未因利禄而改变心志。后来又因正字之职遭到斥逐，也从未因忧患而降低志向；安然地饮食，整日以此为乐，竟不知道自己一次跌倒竟到了这种地步。众人还责怪我傲慢孤高，酷似不近人情的人；而充然子只拱手大笑，假装道歉说自己疏远偏僻，众人最终也没有谁知道他所得的是什么。看他的言语、行动、神态和脸色，只见他胸襟浩然、容貌深沉；不拘泥于曲折细小的廉让来表示谦逊，也不使用繁琐言辞来争辩；能屈己随圆而就方正，摒弃机巧而推尊质朴，与外物广泛相处却没有滞碍的感情。有位浪迹湖海的士人觉得奇怪，问道：“您承袭先人的事业，早年在东壁任职，垂着绅带、端正笏板，侍奉在皇帝身旁，乐于看见绝域荒远的异族贡物接踵而来，漂洋过海来到朝廷；四方人物如云聚集，威仪盛大光耀，华夏同受教化；在尧的宫阶前开口谈论当世盛况，仰承王化而歌颂圣德；退下来则订正六经的错误，刻画摹写，取法于皇上，以赞助当时的制度，彰明盛大的典礼；于是登上云霄之上，朝见日月。” 凭借这些光荣登上蓬莱，列入鹓鸟般的朝班，带着自己的全部才学在当时炫耀；而自己私下专长的事情正好得到施展，在意料之外击中关键，乘着志气纵情追求，必定能够实现愿望。时运真好啊！您当时面色喜悦，为得到机遇而欢欣，我还无法知道。谁知一旦所爱好的事情不合上意，处处发生龃龉，困顿失意于军伍之间，失身成为披甲执兵的人。我本来以为您在瘴疠之地会吓破胆，连闲暇也没有。如今您反而以‘充然’自命，又用它命名自己的寓所，不忧惧不安，也不因得意而欣喜，把身世看作浮云，忘掉做苦役之人的可耻。追究这其中的道理，本来不是愚昧之人所能深刻理解的。然而有人议论说，您把屈辱看成伸展，把失败看成成功，这是说内心并不真实；内心不真实，就会使本末相违、真情与外表相悖；本末相违，就会成为不祥。不祥不只会招来一时的讥笑，也会为来日开启悔恨的开端。请问明德之人，为什么还要采取这样的矫饰呢？”充然子舒缓地笑着说：“唉，您哪里知道我的意思呢？我年轻时靠父母供给衣食，被安逸享乐豢养，纵情于六经，沉溺于见闻，带着天性中安逸的一面与陈腐的事物一起变化；没有经历世事，不知道时局艰难；把青紫官服的荣耀看得如同芥草般微贱，认为伸手就能取得；在吴楚之间谈论胸中郁积的见解，口头上滔滔不绝，不能忘怀。我追溯姚、姒，向下评论嬴、刘，旁及赵宋，没有什么不凭自己的见解加以探究的；把前代兴废、治乱的关键都概括在舌端，与天下人的好恶和才智无穷无尽地相互辩论。游历所到之处既广，见闻也更加开阔，于是暗自得意，认为过去所凭恃的就在这里。后来再进一步到京师谈论，却十有九件不合。终军年纪已经老了，年齿和精力却更加壮盛，到这时才稍稍明白，功名事业也未必可以倚靠它而一定成功。”后来我侥幸遇到机遇，仅仅在当时取得了一点名声；追究它的由来，实在是出于偶然，我也从未知道所谓得到名位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在困顿贫乏之后，我才怅然悲悼身外之事：富贵不值得羡慕，穷困也不值得叹息。无论身处朝廷还是山林，无论尊贵还是卑贱、劳苦还是安逸，只要能够通达我的心意、养护我的气息、舒畅我的四肢，使我获得一时的安适，便无处不是我一生的志向。先生用这些话来诘问鄙人，鄙人不敢隐瞒，愿意承受您关于明白人伦的教诲。客人说：“您的情意真实而且言辞有理，莫非是学习孔孟的人吗？如果是这样，我愚钝不敏，请就孔孟之道加以说明。”我说：“是。”客人说：“我私下听说，古人所称的圣贤，没有谁能比得上孔子、孟子。孔孟凭什么能够闻名于天下后世呢？” 也只是因为他们的道能够济助时世，功业能够落实于实际作用，恩泽施及无穷罢了。仲尼担任委吏、乘田、司寇时，急切地求得施展自己，只计算能否伸张大道，对班次资历的高低大略视若未闻；所以长沮、桀溺一再开口讽刺他，认为夫子的德行或许正因此而有所缺憾。然而圣人感叹“天下有道”的时候，宁愿做这些事情，也不愿做另一种事情。孟轲奔走于七国之间，掌握仁义的关键，反而改变世人的嗜好，不去弹奏供齐门享乐的瑟，这是为了贫困吗？是为了奉养吗？也只是急于推行大道，援救天下陷于困境的人罢了。圣贤是万世的标准，所以说：“君子居于朝廷之上，就忧虑他的百姓；处在江湖的远方，就忧虑他的君主。”这样看来，进身仕途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从未有一天忘记天下而让自己安逸。您是学习孔孟的人，至于您最终离开国家、被当时抛弃的缘故，我不能知道。如果您所说的是，事情只要适合于俯仰之间的安适，反躬自身去寻求，就欣然把它当作意外的遭遇，那么我也可以对此有所说法。为什么因为一次跌倒的困累，就立刻改变最初的心志呢？不这样的话，充实到了盈满，数目到了极点；盈满不能再增加盈满，最终必然转为亏损；到了极点不能再增加极点，必然要凭借新的根本重新开始。

译这就是欹器铭文创作的缘由；而您反复谈论充实与亏损、不能胜任自我持守的情形，也就可以由此预见了。充然子唯唯诺诺而又不完全赞同地回答说：“固然啊，先生您所求取的圣贤，大概与我所听闻的不同。鄙人所听闻的，和别人不同，请陈述我的浅陋见解，只有先生加以选择。周朝衰微以后，贤明的君王不再出现，礼乐委弃于地，圣人之道几乎消尽，诈术和武力相互逞强，天下趋于败坏，比洪水尚未平定时的形势还要严重。当时孔子、孟子承担圣贤的责任，出而应对灼热沸腾的变乱，实在是敬畏天命而怜悯百姓的困穷。于是不得已操持渡河之舟，触犯蛟龙，冒着风波，冲决横流而把它引入大海，使权术的冲击舒缓为平安的水流，使仁义道德一举被置于股掌之上；把危险的桅杆、强劲的船桨，在转动舵柄的一刻化为安稳，而神态庄严、毫无恐惧，简直不只是倚靠南山而坐在平原上。因此，用它阻挡狂澜的冲击便能奋起，用它拯救鱼鳖般的百姓便能使其变化，用它承担万世的责任便能完成。如此说来，圣贤难道没有所凭恃的东西吗？如今圣人在位，四海如同一家，掌握天命，运转造化；远方受到安抚，边荒和要地都宾服；使赤子安坐于安乐之席，把坚如磐石的根基安置在万世不可动摇的稳固之中。众多贤士接连出现，稷、契般的人才充满朝廷，文事安闲、武功兴盛，政事确实都已修治；正要制定礼乐、修治封禅，在泰山刻石，写下一个朝代的伟大功绩，以求把光辉和福祚流传到无穷无尽。” 何况我凭着愚钝鲁莽的资质，生逢太平时代，那么在田野间耕作凿井，以祝愿天下如尧时那样长久，也只是分内的事情罢了，哪里还需要另作追求呢？况且鄙人就像一只仅仅能够渡过沟渠的简陋小舟，不幸若强迫它成为渡大河的工具，必然只会造成漂浮沉没的溺亡。我知道自己不足以担当这种任务。近来曾经忘记自己能力的限度，带着不足以担当重任的器具求取试用，稍稍涉入大海便遭遇危险；失意而归，船夫战栗而奋力划桨的气势，比从前强烈百倍；而我这惴惴不安的身体，侥幸没有成为水獭捕食之物，已经所剩无几了。先生不考察时世的治乱、士人的贤能或不肖，就轻率地把圣贤的责任加在别人身上，这和强迫泽中的麋鹿披上麒麟、犀牛的纹章有什么不同？厌恶穷困、喜爱显达，是天下人共同的心情；但是命运所在，不可以凭侥幸而求取进身。因此君子在那一方面不能得志，即使吃蔬菜喝清水，弯曲手臂当作枕头，也足以寄托自己的快乐。哪里需要鼓动弱小的力量去抗拒车轮，触犯他人的机关，只求免于因一次触怒而毙命呢？我曾读《秦丞相斯传》，由此领会了太史公的深意。为什么呢？自期望有所作为，本来就是志士的负累；东门牵黄犬的叹息，正是从羡慕屋檐下老鼠的渐进之心产生的。先生用求取富贵利禄的道路来推求圣贤，大概与我所听闻的不同。鄙人所听闻的，和别人不同：任用我，我就出来做事；不用我，我就退藏。仲尼有这样的话：“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绝对肯定，不要固执，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七十弟子把它记录下来，写在书中。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等待就长久等待，可以迅速行动就迅速行动。孟轲把圣人的时宜之道告诫后学。

译《传》不是说过吗：“穷困时独善自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这就是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的原因。可是先生似乎还没有彻底探究这一点；我虽然固陋，却曾经向长者承受过教诲。君子安守自己所处的地位而行事，不希望超越本分之外：处在富贵地位，就按富贵的处境行事；处在贫贱地位，就按贫贱的处境行事；处在夷狄之地，就按夷狄之地的处境行事；处在患难之中，就按患难的处境行事。如今我所处的地位究竟怎样，先生的话却已经过头了。况且君子的器量，必定要达到不可测量的广大境地；有了限度和尺度，反而会被外物牵累。因此晏子不愿让人指名评论他的治理政绩，房玄龄、杜如晦不让执笔者品评他们的相业，张良甩袖离去、陶朱公到五湖问津的做法，也是这样。若一定要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鄙人的事业就可以被指点议论了。先生何不寻求鲁仲连、黄叔度那样的为人呢？牛套在车箱中，马驾在车辕上，鹰隼关在樊笼里，这三者难道不是不足以跳跃来求得自身便利吗？只是因为处在控制驾驭之下。因此牛不能任意触撞，马不能任意踢踏，鹰隼不能任意搏击。不幸的是，看到它们低头贴耳依附于人而不离开，便指称这是它们物性的安常状态，那就错了。我如果放开它们，又有谁知道它们不会像喜鹊一样振翅高飞而欢喜，认为先前仅仅免于鼎镬之灾，不过差在毫发之间呢？” 鱼在江湖中彼此忘却，不知道江湖有多深；兽在山林沼泽中彼此忘却，不知道山林沼泽有多广。一旦知道沼泽的深广，也未必不是侥幸逃脱罗网和诱饵之后才得到的。人们有句常说的话：鲲鹏、斥鷃各自适合自己的欲求；螟蛉、蝼蚁各自得到自己的归宿；巢父、田父和帝尧各自安顿自己的志向；泰山和秋毫各自安于自己所能承受的分量。唉！上天给予我的究竟是什么？我难道可以坐视违背天意而获罪吗？也只是随遇而安，处在困境中仍能通达，委身于大化，把道理作为始终不变的依据，洞察死生得失，如同看太虚中浮云的变化；以虚静接受益处，以宁静发动行动，和乐陶然，与元气浑然相融，在无何有之乡彼此忘却罢了。我难道故意要表现得光明灿烂、声名显赫，矫异于世而独立自守，使自己局限于匹夫匹妇的器量吗？我又怎么知道盈亏、满覆的道理，不会因此成为困扰我终身的祸患呢？先生教我求取世俗功名的道路，似乎是说：委屈真情以迎合外物，驱使众人的欲望来为自己求取仕进；进身时不辞劳苦，退处时不避耻辱；急切钻营、阿谀逢迎，以欺骗求取，有死也不肯安居。一定要做到不奔走争逐，不苟且求得，不荒废自己的职守，不被贿赂蒙蔽；抗守大节，触犯君王的逆鳞，迎接仁义的时机，以造就雍熙的政治；进用贤能，举荐人才，去除奸邪，远离谄佞，约束君心的向背，使它归于至中。如果富贵的加临偶然违背我顺理办事的原则，即使是万乘之君的卿相，我也不会屑于一日之间去就任。倘若侥幸遇到道义相合、诚信相通，言语被听取、计策得施行，那么一定要使社稷依靠我而稳固，朝廷依靠我而尊严，边远地区依靠我而安定低服，天下苍生依靠我而保全性命；使日月依靠我而正常运行，使山川依靠我而安守常态，使禽兽草木依靠我而各得其性；使尧、舜、汤、文、周公、孔子的道依靠我而不至于坠落人间。谋略在朝廷中施行，廉耻、礼让的风气像雷霆一样遍行九州；俸禄官位在当时显赫，功业显著而不可磨灭；使天下的怨仇者闭口不敢私下议论；政事成功便归功于时势，恩宠达到极点便以忠诚善为后计，势位尊贵却以卑下礼遇下属，道得以伸张便实行它。这样，我的志向才会安宁；道受到阻塞而不能实行，我就坚守它而不与之相通。士人可以终身困顿并且受辱，道却不可以有一天稍稍屈服。啊，美好啊！这实在是天下大同所趋向的方向，也是有志于百姓者共同的愿望。”客人于是低头默默领会，收敛狂妄而进言说：“我如今才知道，明德先生所说的，确实是深厚凝重、深远坚定的器量。不过，富贵能够改变人，很多人都会沉溺其中。我私下担心，愚昧的人尚且过多忧虑，只怕您的定见已经有了，却还不能在这件事上增加定力。为什么不努力呢？”充然子于是整理衣襟站起来，拜了两拜谢道：“我真可以说是天下最愚昧的人了！我一直处在先生器量的范围之中，竟然整天都没有自知。”于是宾客们坐下来，把这番问答的话记录下来，说：“谨敬地接受您的教诲。” 《礼解》（顾彦夫） 妇女有七种可以被休弃的情形，古代已经把它们载入经书，今天又颁布在法律中，难道圣人有时失于残忍吗？这是不得已而预先为此设置防范。大概知道不顺从父母可以被休弃，也许就能遵守妇道；知道没有儿子可以被休弃，也许就能允许丈夫纳妾以求得子嗣；知道淫乱可以被休弃，也许就能用礼法约束自己；知道嫉妒可以被休弃，也许就能不违背丈夫；知道恶疾可以被休弃，也许就能让丈夫另娶；知道多言可以被休弃，也许就能戒除长舌；知道偷盗可以被休弃，也许就能谨慎对待取予。以此作为防范，却没有人改变，那么做丈夫的，怎么能不休弃她呢？如果姑息迁就、苟且容忍，这对家门造成的祸患就会非常严重。如今的士大夫对于妇女确实可以被休弃的情形，却把它看得像鬼怪神妖一样；不但不能休弃，甚至没有人敢触犯。有人休弃妻子，人们便认为他薄情寡德而加以指责；做官的人往往因此受到牵连而不能振作。唉，这就是天下妇女所以放纵行事而没有顾忌的原因。有人说：仪法和榜样在自己身上，我不责备自己却责备妇人，可以吗？难道没有想到孔门三代都曾出妻吗？难道作为仪法榜样的道理也有亏缺吗？只是因为妇女阴暗邪恶的性情无法教化，无可奈何才把她休弃罢了。如果有三种不休弃的条件却仍然休弃她，这才是失于残忍。世上的君子，应当遵守经义来评论天下的变化，执守法律来判定天下的罪过，希望不要为妇人树立错误的标帜。在如今的时代，如果有人能够休弃确实应当休弃的妻子，我一定说他懂得经义，一定说他懂得法律，一定说他是大丈夫。假如忍气吞声、暗中忍耐，反而受妇人控制，即使可以休弃却不休弃，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什么人呢？又一解（顾彦夫）

译天下那些疲弱、衰老、残废、患病的人，都是仁人所怜悯的，唯恐他们失去安身之处。何况妻子把丈夫看作上天，终身仰赖他；如果不幸患有恶疾，做丈夫的怎么忍心休弃她呢？圣人把恶疾列为七种休弃情形之一，难道不是被仁慈牵累了吗？回答说：这正是它成为仁慈的原因。妇女属于阴性，强悍嫉妒本来是她们常有的情性；况且一旦患有恶疾，性情随之变坏的，十人中往往有八九人。假如她认为自己是我的妻子，地位与丈夫相等，即使患恶疾也不能休弃，那么她的丈夫就不能再娶，也不允许纳妾来接续香火，终身便没有儿子。这正是圣人深思熟虑，把它列为七种休弃之一，使丈夫不敢对此置问，从而生出善心。休弃没有儿子的妇女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再娶由丈夫决定，纳妾也由丈夫决定，妇女便有所警戒反省，可以改变而趋向善良。何况人人都有不忍伤害他人的心，对于已经改去恶行、趋向善良的妇女，谁忍心休弃她呢？同她生，同她死，也是可以的，即使得到奖赏，也不忍心休弃她。况且还有三种不休弃的条款来容纳她。如此说来，圣人规定休弃恶疾妇女，并不是要抛弃她，而是要留下她、以仁慈对待她，并不是要断绝她；这是为万世做丈夫的人确立大的界限，也为万世做妇人的人确立大的防范。这难道不是圣人的仁慈吗？《问社解》（郭造卿） 天子建立诸侯国，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宗庙的意义，是尊崇祖先、报答根本、追思始源；社稷的意义，是维系国家、重视百姓、敬慎政事。社稷的意义重大。古代建立社的用意，在经书和传记中记载得很详细。周朝自武王战胜商朝以后，把社分赐给诸侯。鲁国有两社：一座叫周社，一座叫亳社。鲁哀公四年，亳社发生火灾，所以鲁哀公询问此事。那么应当回答的有三点。看庄公到齐国时，曹刿引用成典解释说：“这不是先王的训诫，也不是用来使人遵循的。”社从勾龙氏以后，其制度在《周礼》中记载得很详细。鲁国自有社以来，也有现成的事迹可以叙述。《祭法》说：“大夫以下的人聚集成群建立社，叫作置社。”这是因为大夫不能独占土地，所以借此表示土地有所尊奉。《春秋》讥刺遂地之事，是厌恶大夫专擅政权。鲁定公在周社与三桓结盟，又在亳社与国人结盟；大夫竟然在社前要挟诸侯结盟，这种擅专就更严重了。像这样，就应当加以劝谏。君主不能保全社稷，甚至把社改作庙，在上面遮盖屋宇而不能通达阳气，在下面架设栈道而不能通达阴气；连尸主也用刑官来担任，以此作为戒惧，这就是对社稷的侮辱。至于诸侯的社，天子可以改变设置之处。鲁国到了哀公时，社稷已经危急了。亳社发生火灾，更何况国家已经亡失社稷呢？这正应当责备过去的过失，使后人有所监戒。宰我不知道这一点，竟以土宜种植树木来回答。夏朝都城安邑适宜种松，殷朝都城亳适宜种柏，周朝都城丰、镐适宜种栗。各国的社并不都是松、柏和栗。古代失传的《尚书》篇章说：“大社只有松，东社只有柏，南社只有梓，西社只有栗，北社只有槐。”这也未必一定要按照各代来分别说明。况且说栗树使百姓战栗，那么松树、柏树又取它们什么意义呢？这些都是妄加的回答，而孔子不加以辨驳，是因为宰我昧于社稷的大义，孔子惋惜他不能为社稷增重，却只说松、柏、栗，还说栗树使民战栗，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说的战栗，不过是说百姓在社前致敬，战战兢兢、斋戒谨慎，并不是取人在社前受戮的意思；如果说这是启发当时君主杀伐的心，也未免近于深文周纳了。况且假如认为话既已说出，无法再挽救，那么责备他说“过去的事就不要追究”也就可以了。答问之间未必能成为既成事实；如果事情已经办成了，却又说事情尚未办成而擅自举行，这又是什么呢？考察臣子对君父进言劝谏的情况，从未听说老师和弟子之间可以称为劝谏。圣人的话，我断定不是这样。何况八佾舞于庭、雍诗撤祭之类的事情，都是事情已经完成后才加以评论的。既然已经给了他五秉粟，既然已经让他的门人做臣子，却都还加以评论，为什么呢？讨伐颛臾、在旅山祭祀泰山，都是事情已经完成了，又何必还要让他们挽救、制止呢？替季氏聚敛财富的人，孔子击鼓声讨他；让子羔做费邑宰，又斥责他残害别人的子弟，为什么不以事情已经过去为由而只责怪他呢？竟然这样吗！” 《南东其亩解》（郭造卿） 《禹贡》记载雍州说：“荆山、岐山已经祭祀，终南山物产丰盛，直到鸟鼠山；高原低湿地的治理已经取得成效，直到猪野。”这就是南山已经被禹治理的疆域，也是“畇畇原隰”的证据。大概治水成功，是从高处向低处进行，所以先说山，次说高原低湿地，并不是没有意义。刘执中说：“周朝定都镐京，南面距离终南山很近，那里田地唯独荒废，所以这里以南山说起。”关于划定疆界、治理田地的制度，刘氏已经在小注中说得很详细了。他又说：“南东其亩，是顺应地势和水势所趋向的方向，这就说对了。”天下的大势，地形没有不向东南倾斜的，难道其中没有向西北低下的地方吗？制定田制也应当顺应地势。不过这首诗专门说东南，并不是借此来反见西北。考察《禹贡》说“沣水从终南山发源，向东流入渭水”，如果向南下注，那么终南山的水势大体就是向东南流下。“注”是田垄的意思。这本于《尚书》《传》所说的“垄就是亩”；《史记·陈胜传》说“停止耕作走到田垄上”，师古说：“田地中隆起的地方。”《尔雅》说“丘像亩”，既然亩是丘，那么亩也就是高处。《食货志》说：“后稷一亩三道，宽一尺、深一尺，堆筑垄土，直到垄土筑尽，才与亩面相平。”那么亩就不只是深一尺、宽一尺了。人们知道“田”是指田地，却不知道“畆”这个名称的由来。古代以步量地，横竖各百步为一畆，用封土划定界限，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田塍。《说文》所谓的“田畦”就是它。从畆的内部来说，称为田；从田的界限来说，称为畆。若不是这样加以辨别，凭什么区分这畆和那畆呢？如今人们把田称作畆，把畆叫作塍，就像只知道二和五而不知道十，只是习惯如此却不加考察罢了。《周礼》说：“稻人用沟来排水，用遂来均水。”《遂人》说：“每夫之间有遂，十夫之间有沟；井田方圆一里，田有九百畆。”这里说十夫，是举整数而言。遂是水流通行的渠道，深、宽各二尺，位于百畆之间，是一夫单独通行的水道：田水流入沟，沟水流入田。沟是汇聚水的地方，深、宽各四尺，位于百畆之外，是九夫共同使用的水道。遂水灌田，必须依靠沟；田水流入遂，也必须由沟排出。由此推及洫、浍、川、海，田界水道的大体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土地虽无不同的土质，也一定要审察其朝向和背向是否适宜；水流不能平行直流，高处低处必须顺应地势。地势向东低下，水便向东流注，所以在东面横挖沟来承受它。遂要引田水流入沟，必定从高处直向低处才顺畅。

译东面既低下，又与沟横向相接，没有承受遂水的道理；西面地势高，水不能逆势流去，而且隔着田地，难以通到沟，也不适合设置遂。北面也像西面一样地势高，同样不能设置遂。只有南面与东面都向下倾斜，遂又从西向东直达沟渠，所以遂在南面，畆也随之设置在南面；不能再把畆设置在东面，因此也把畆设在南面，使田中的水，耕作时蓄在畆内，收获时排出去。借畆来防水，又使遂水经常流通，不至于溢入田中。遇到干旱，就引沟水进入遂；遇到水涝，就引遂水流入沟；这些都受畆东侧的限制。畆大致如此，因为遂向东南流，所以畆也向东南设置。注家说“向西南开门”，正可作为证明。大概田在遂的北面，就把畆设在南面；田在遂的西面，就把畆设在东面。正如田在北面，门就向南开；田在东面，门就向西开一样。若从沟来讨论，沟在东面，田就在西面；沟在南面，田就在北面。《诗经》特别依据遂来论说，因为田水必定流向遂，再到达沟；沟水也必定经过遂，才能灌入田中。大体上说，沟和遂都在东南方；畆既然依随遂而设，那么从田在西北方来看，畆也都在东南方。有人说，从西向东流的水不会溢到南面，从北向南流的水不会溢到东面；这是拘泥于田在西北的说法，应该说不会溢到北面、溢到西面才对。有人知道遂在东南方，便说南面的畆是为了阻挡向东的水，东面的畆是为了阻挡向南的水；其实不一定如此。遂比沟浅二尺，即使水全部流入遂中，水势也会自然趋向沟渠，不会要等到畆阻挡它才向东南流。正如《左传》中齐国佐所说：“先王划分治理天下，考察土地的宜忌，来施行有利于民的措施。”所以《诗经》说：“我划定疆界，我治理土地，畆向南、向东设置。”郑玄在《稍人》注中说：“‘丘乘’的‘乘’字，读音同‘维禹敶之’的‘敶’，其训释为‘乘’。”贾公彦疏说：“郑玄依据《韩诗》作解释，‘敶’是军阵，所以训为‘乘’。”那部《诗经》疏说“畇畇”是均分田地的意思，因此把“畇畇”解释为均田。《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九，余姚黄宗羲编，解三 《乳母庙训》【仇俊卿】事情贵在合乎经典，形势却忌讳树立先例。假如乳母可以建庙，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汉灵帝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左雄上奏说：“按照尚书台旧有的成例，没有授予乳母爵位和封邑的制度。只有孝安皇帝改变、扰乱旧典，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她活着时被天下人咀嚼非议，死后却使天下人欣喜庆幸。最初封她为野王君时，汉阳发生地震；如今封宋娥为山阳君，京城又发生震动。女宠专权而阴气在上，她带来的灾祸尤其紧急。这些都只是生前爵位封邑的荣耀，尚且还没有为她们建立庙宇。至于创立庙宇，难道可以轻率地答应吗？从前东晋元帝因为王妃虞氏先死，想为她立庙，王导和贺循讨论虞氏之庙，还说在名分上尚不完备，在道理上则改变常规。以帝王之子的妃子立庙，尚且有许多争议，何况特意为乳母设立一座庙，恐怕更不合乎法理。如今嘉靖庚辛年间，嘉禾创建乳母庙，不仅等同于封野王君、山阳君。大水成为灾害，三吴地区被水淹没，百谷没有收成，这难道不是阴气侵淫作孽的应验，仍然像汉代地震那样吗？有见识的人在街巷中议论，却不能用大义裁断对宠幸之人的过分恩宠，难道没有听说王莽氏建立祖庙后，灾异接连不断吗？”有人说：“这并不是向朝廷请命而建立的，而是用私财盈余择取吉日，建成飞檐高耸的庙宇。当时担任郡侯的人，改动预备仓的公地来确定庙址，拆除四周近处的民居以扩大规模，早晚亲临施工地点，还感叹自己不能厚加馈赠，以满足自己的快意。” 唉，他向上邀进、求取功名的心思也真勤勉啊！汉孝武帝处置乳母的办法很好，东方朔为她设法营救，直到韩晋公仍能守法，这样懂礼的人实在不可多得。宋太宗责罚益王的乳母，用来端正辅导之道，这大概就是治理国家的借鉴吧？按《礼记》说：“世子刚出生，就由士的妻子或大夫的妾背负，先让太卜占卜吉利，得到吉兆后才让她哺乳。”所谓哺乳世子，不应在宫内宦官的嫔妾中选，也不应在外面的平民妇女中随便选，必须使用士大夫的妻子或妾。即使是士大夫的妻妾，也不能轻率选用，必须等太卜报告吉兆以后，才能任用。举世子可以推知太子也是如此。这样选用乳母，哪里会有乳母骄横放纵的弊病？重视国家根本的人，应当以此为法。《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