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序十九

译《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余姚黄宗羲编，第十九篇序 著述 《刘子威杂爼序》【江盈科】柱史刘子威先生拿出他编纂的一部书给我看，题名叫《杂爼》。大体上把天地间奇伟、绝特的事物，以及文事、武事，汇集分为四类，燕语、吴都考也附在其中。读这部书，里面多是耳目未曾经历的奇伟绝特之事，有时推求道理，按理本来不可能，却又在事情上偶然存在。我于是叹息说：“道理真是无穷，而子威先生宏博的见识和高雅的学问，实在不是别人能够赶上的啊！”刘子威自己作序说：“这部书是拿来给初学者看的；至于我所涉猎的范围，则多得无法尽述。”体会他这句话，既看出谦逊，也看出自我夸许。他所包罗汇集的范围虽然广大，却并不是因此就能穷尽一切。道理无穷，人的知识却有限；只有能够用有限去探究无穷，之后才知道有限之物本来不能穷尽无穷。总的说来，积蓄的多少决定所见的大小。过去籛铿西行，在道路上遇到姜子牙，知道他将要前往周地做官，便抚摸他的头说：“你年纪还小，为什么不暂且学习呢？却这么早就出仕！”当时姜子牙已经八十岁，籛铿仍把他看作少年，并告诫他不要过早求仕。大概籛铿正因为享有八百岁的寿命，所以把八十岁的姜子牙看作少年，认为他出仕太早；不是籛铿，就不能有这样的见识。贾商也是这样：挑担的人得到一金，便以为可以致富；阳翟的大商人积累万金成为巨富，却不至于偷取嬴秦天下的财富，也不盗窃著述的声名。不只是因为他知道天下的利益并不全在巨额财富；越贪求就越富有，越富有就越觉得不足。人对学问的贪求，也是如此。我看历代传记记载，像中垒校尉刘向那样博览、茂先那样博闻、边笥那样善于藏书的人，每个时代都数不出几位。到了我朝二百多年，号称博洽的，只有蜀人杨用修、吴人王元美最为著名，加上子威先生，三人并称鼎足。先生所著诗文有若干卷，所辑其他书籍有若干种，多到无法尽读。仅就今天《杂爼》一书所采录的内容来说，不知道涉及几百家。突然看它，譬如进入石季伦的房中，看到十尺高的红珊瑚，便知道他的财富可以匹敌一国，难道还一定要把他的全部收藏都打开给你看吗？可是先生却不满足地说：“我拿它给初学者看，至于我所涉猎的范围，多得无法尽述。”唉，这不是谦逊，也不是夸耀自己包罗汇集得广。总之，从别人眼里看子威，子威是极其博学的；从无穷的道理看子威，即使子威的博学达到极点，在道理面前也只不过是极其有限。孔子能够认识商羊、考察萍实、辨识肃慎之箭和防风氏的骨头，说到博学没有人能超过孔子；但庄子却笑他说：“孔丘对于大道，岂不就像醯中的小虫吗？” 庄子并不是说狂妄的话，他是说，以大道来衡量孔子，孔子也有穷尽之处。如今如果天下没有庄子，那也就罢了；假如有庄子这样的人，怎么知道他不会笑先生像醯中的小虫呢？先生自序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或者我又听说，古代柱下史掌管藏书，所以老聃被称为博大真人。那么，像子威先生这样的人，称作柱下史也是可以的。《重刻唐文粹引》【江盈科】古人把德行、功业和言论列为三种不朽。考察这三种不朽的虚实，德行和功业属于实际；论说它们作用的远近，德行和功业的作用只在一时，言论的作用则由一时延伸到万世。然而德行和功业，反而要借助言论来成为不朽。言论所关系的事情实在重大啊！言论精美的就是文章。六经的文章最为崇高。六经以外，评论者往往推重秦、汉，因为它们距离上古还不远，保有未经雕琢的意味。到了唐代，人们便认为不及汉代；到了宋代，又认为不及唐代。这是世运有升有降造成的，没有谁能够改变。总的说来，每个时代都有文章，每种文章都有极致之处，可以彼此并存，不能偏废。何不观察百代呢？春天有桃李，夏天有芙蕖，秋天有菊，冬天有梅；有的以艳丽取胜，有的以清淡取胜。总之，造化的精气按照时令节候泄露在草木之中，各自形成自然的光华。人的心灵精气泄露出来成为文章，也是每个时代都有的。所以那些大声尊古卑今的人，有所独自推崇，有所独自贬抑，也还没有明白四时运行和草木变化的道理。怎么可以同他们讨论文章呢？唐朝享有天下三百年，其中诗歌最为著名，文章只有韩愈、柳宗元列入大家，其他人不很著名。然而在这三百年间，声名卓著、才学宏大的文士，各自竭尽心思，各自穷极文理，从肺腑中抽出锦绣，从唇吻间吐出烟霞。人才多得无法计算，篇章也难以一一列举。那么，除韩愈、柳宗元二人之外，其他人的文章都可以不流传吗？这实在是大错大谬！何况李唐一代的朝政兴替、国俗美恶，以及礼乐名物的沿革和兴废，忠孝节烈、功勋事业和劳绩武功，正史没有完全记载的，有时会偶然见于叙述、记志之中，可以补足史书的缺漏。所谓把言论作为不朽的凭借，正是指这些。既然如此，唐代文章怎么可以不流传呢？宋代有吴兴人姚宝臣，自称用力十年，选取唐代一朝的文章，选择其中最好的，得到一百卷，题名《文粹》，刊刻流传，他对于李唐的功劳很大。过了几百年，书版逐渐湮没。嘉靖年间，姑苏国子生徐焴捐出资财重新刊刻，到如今又渐渐散失了。金子是后来俊秀之士，也是有志于这门文章的人，于是校正其中的错误，补刻此书，收藏在自家私塾中。文章题作“粹”，譬如观赏名园中的花朵，群芳各具姿态，争奇斗胜。我从其中摘取最好的，放在瓶中；这样赏心悦目，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呢？但我认为，终究不如让百代文章并存更为宏大。假如世上有有力量的人，把古今文章全部取来，从唐、宋以外，连同三国、晋、隋、南北朝、五代和元代一起刊刻流传，岂不是天地间的壮观、千秋以来的盛事吗？那些见识不能周遍阅读、力量不能全部搜集，却只说“秦汉，秦汉”的人，这同守着一枝瓶花而忘记无穷无尽的万紫千红宝藏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漆园先生所嘲笑的醯中小虫。《来氏〈易注图说略〉序》【郑之惠】

译毛肖寰先生偶然寄居湖南，同我谈论《易经》，于是拿出一册《梁山来征君图说》交给我。这是替我的老师青螺先生作序刊刻的，毛公又重新抄录它；大体上是用错综、变互来推求圣人立象的意义，同时说明后世儒者抛弃卦象、凭臆测牵强附会的错误，真是谈论《易经》的一部奇书。我十岁就学习《易经》，却并不懂《易经》，妄自以为《易》道广大而不可思议，偏偏在举目所见之间，往往能够遇到它；但在举目所见之间，也有不容思议的地方。圣人正是用不能思议的东西来取象；至于不可思议的道理，则使理和象都不能抛弃，尤其不能废弃卦象，也不能抑制它，更不可能这样做。天开始、地形成，时令运行、万物生长，耳聪目明，手能持物、脚能行走，全都是象，也全都是《易》。羲皇用六画摹写宇宙的变化，文王《周易》的文辞写成，在六画下面作了注脚，指示并列出宇宙中的名物形象给人看，使人从举目可见的事物循迹而入，却不自知罢了。如果果真要扫除卦象，那么宇宙间的事物能够全部扫除吗？卦象本来没有问题，反而是义理出了毛病。来征君极少有主观臆说；我家郑康成、肇明把卦象错综的端倪彰显于康伯，变互之法又在邵尧夫那里考察占筮；这些都是各自推本于孔子《十翼》的旨意。来征君把它们发扬、表彰并全部收录，如果没有神明的领悟，凭什么能够这样深信不疑呢？于是节选《图序》十六篇交付刻工刊刻，也希望海内谈论《易经》的人共同公议，这也是毛公的意思。六十四卦启发图中之义，举一卦为例；《十翼图》把乾、坤二卦的彖辞分别解释成一种意义，我认为这种意义还不安妥。汇集各家注文，多数都是为了阐明图说，这些也暂且省略不论。只是我还有两个疑问：一个在卦象之内，一个在卦象之外。既然有错综、变互，而错综、变互又彼此相互错综，那么一爻已经包含八卦，八卦已经包含宇宙间各种卦象了。为什么卦辞只举出一两个卦象？难道是因为这个卦象、这一爻更加不可改变吗？还是知道诗歌有比、兴，只举一例来等待触类旁通呢？按照来征君的说法，从孔子到现在两千多年，能够明白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为什么又说“百姓也能参与并掌握”呢？又为什么说“百姓都使用它”呢？难道所说的“与能”另有一种鼓舞人的妙处，使人虽不知道为什么，却不能不这样做，并且先于卦象而成立吗？《易》因为不可思议所以广大，因为不容思议所以神妙。像我这样的人，正是被思议所困，又凭什么能够知道《易》呢？梁山相隔万里，道路又怎么能使我前去交往？来征君把我心中被遮蔽的地方全都揭发出来了。《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余姚黄宗羲编，第二十篇序 著述 《叙七克》【郑以伟】《记》说：人，是天地的心。人处在天地包覆的中央，就像人的腹中有心一样；那么，人和万物的运动，难道都是同时发生的吗？所以人一落地就哑然哭泣，不久便欢然大笑，这是因为顺从和违逆的缘故。顺从和违逆产生的根源，在于把落地以后形成的“自己”认作真正的自己，从此不再知道无我的自我。无我是寂静；顺从自我便形成喜爱，违逆自我便形成憎恶。于是从婴儿时期开始，见识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为骄傲、嫉妒、吝啬、愤怒、贪食、淫欲、懈怠，大约可以归纳为七种，但追究起来，不过是哭和笑的变化罢了。然而人的本性起初哪里有这个自我呢？不妨拿澄湛的水来比喻：水被风吹动，就跳跃如飞沫，皱缩如鱼鳞，吼声如雷。水的本体并没有受损。不一会儿水又澄清了，这种澄湛也不是从外面取得的，而是水的本性原本寂静。所以说风使水动，可以；说水体被风破坏了，就不可以。再试着拿泥土和人来比喻：泥土本来同人没有爱憎，把它捏成孟娵，宋玉就会惆怅；捏成嫫姆，背柴的人就会认为丑陋；又有时把它捏成鬼神，人们便奔走到各家的社祠去祭祀。把它捏成瓶盂，人们就拿来作为器皿使用，却不知道这就是先前的泥土。把捏塑的形状解开，爱、憎、敬、慢也就都消失了。世间一切可喜、可恶、可怪、可恒常的境界，都属于一块泥土这一类，所以万物的本性也是寂静的。因此说泥土有不同的捏塑形状，可以；说泥土有不同的本质，就不可以。只是人在寂静之中执着一个私我，于是各种欲望像闪动的钩锁一样紧紧胶着，使人不能自行解脱。所以《乐记》说：“人生下来时是寂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动，这是本性的欲望。外物来到，认识作用发生，然后喜爱和憎恶才显现出来。”这里不说“情的欲望”，而说“性的欲望”，是为了说明运动的本体原本寂静；又不说“感物而有知”，而说“物至而知知”，是为了说明寂静的作用本身就是运动。喜爱和憎恶并不是本性的疾病；一旦附着于私我，外物到来，人就被外物同化了。外物到来而人不被同化，就是以无私我而生喜爱，以无私我而憎恶可憎之物。譬如婴儿每天哭、每天笑，还不知道有自我，哪里知道什么是顺从、什么是违逆？只是因为一落地便有了自我。这个自我一生出来，七种欲望便一齐发生。譬如飞蛾扑火，是因为有飞蛾这个自我；所以蚋虫聚集于醋，是因为有蚋虫这个自我。由于没有飞蛾这个自我，蚋虫不会扑向火；由于没有蚋虫这个自我，飞蛾不会聚集在醋上。所以直到秦、越彼此非难，肉食者、素食者彼此嘲笑，也都是因为各自有一个自我。自我，是欲望的根源，就像盗贼的首领一样。我的老师说：“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所谓克己，就是以静为主。以静为主，那么自己的心就没有停泊之处，于是自然能够克制欲望。正如大树上的虫子，到处都可以停留，却不能爬到火焰上去，因为火能够克制它。”凡是统帅取得胜利，敌人说的“克”，是摧毁坚固、攻陷敌阵的结果；廓清扫除，是坚毅；攻破敌人的谋略、削弱其祸患，是预先筹划。不过，统帅若不能静定，就无法战胜敌人。只是寻找贼人的所在而扑击，可以叫作交战，却不能叫作克制。这种克制，是使攻伐、怨恨和欲望不至于施行，并不是仁爱。虽然如此，弓箭收在箭囊里，便同枯树枝没有区别；把弓箭收起，还不如把空虚无物收起那样毫无触犯。可是天下被箭射死的人并不少，想要找出那些枯树枝，又怎么可能呢？顺阳厐子怜悯世人欲望太多，写作《七克》来使他们觉悟：一是伏傲，二是平妬，三是解贪，四是熄忿，五是戒饕，六是坊淫，七是策怠。读它，就像站在射侯下面，不知不觉使人内心志意端正，外在形体挺直；又像鸧鹒能够治愈刚强，青棠能够触发愤怒，饕餮受到惩治贪欲，敝笱讥刺淫乱。至于防怠一篇，又可以用来纠正懒惰之人的错误。只要看上一眼，很少有人不会惊醒而有所领悟。如果能够收起弓箭，使它不再用于杀人，并用来辅助世道人心，也不能说没有补益。《春秋》抑制柤的防守，却称许黄池之会，赞美吴王冠帽端正，并借用成周的礼制，这是因为它得到了尊崇周王的体统。吴王夫差说：“好冠帽，拿来好冠帽！”他仰慕中国的冠帽，尚且还可以给予他，何况仰慕义理而来、借用圣人言语的人呢？虽然不知道这是否符合以静为主的道理，却也可以算作善于借用。因此我乐意替它在篇首作序，并且用周元公的学说再加以商榷，因为所谓“不正直，道就不能显现”。《泰西水法》序【郑以伟】这部《泰西水法》，是熊先生把利先生的志向承接并传述下来的。书中有五种方法：一是龙尾图，共五种；二是玉衡图，共四种；三是恒升图，共四种；四是水库图，共三种；最后是药露等器具图，共一种。用这些器具取水，可以省力而功效加倍。徐太史子先已经为它作了谱录，最为详尽。打开书卷，不必亲眼见到器具，按照文字便可以制造。书写成后，中国不必担忧它不能流传。自天地开辟以来，治水用具屡次改变：在标枝时代，人们用手捧水饮用；不久以后有瓠、盂、尊、井。让用手捧水的人看见这些，难道不是最巧妙的吗？虽然已经使用，却还没有推广。后来挖掘鸿井，使田地接受水的滋润，范围扩大了，却仍不完备。再后来田间阡陌开辟，陂池兴建，雨云仿佛从畚锸中出现，虽然完备了，却还没有机械。又后来桔槔出现，有了机械，但井田、陂池也再不可复见。古代水土事务共同归于一官，总由司空统领。土地方面的工作越不修治，水利器具就越精巧。精巧固然是产生于困窘吗？然而还没有像这种方法这样有利的。田地不能恢复，井田又能怎么办呢？必得十年才能把百姓的田地收归官府，必得十年才能在官田中开沟划浍。坟墓、房屋、城郭造成的阻隔，更不必说，必须废弃二十多年的耕作才行。

译这难道可以防止吗？想来，水田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我郡徐伯继尚宝曾经做过一次却失败了，世人于是因噎废食。如今的农民仰望天空盼望下雨，只能取土龙来祈祷罢了。我家世代务农，见到乡土最为湿润，一旦放晴便引桔江水到田里；连续十天下雨，又把田水排回江中。遇到严重旱灾，就集资制造水车，像碓上加轮，在外面安置水筒，前高后低，使水源源不断。一昼夜可以灌溉二十钟水，但必须有急流才行，否则这种方法就无能为力。又有山民用竹筒引泉灌溉，不耗费人力，但必须有山泉，否则方法也无能为力。这种方法却能用于急流，如吴越；也能用于缓流；能用于山泉，如燕齐；也能用于平坦荒地。根据当地便利，有时采用中原的方法，有时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补足水车的不足，使百姓都能使用。这就是所谓巧妙产生于困窘，而困窘又因巧妙而得到解决吗？有人说《考工记》可以补充《冬官》，我却认为《冬官》并没有亡失，只是错杂在其他官职篇章中，如稻人、潴沟一类。徐太史的文章已经很像《考工记》，这套水法即使不敢说能补入《冬官》，或许也可以补充《稻人》的内容，并不是墨子所说的蜚鸢那一类。利先生是欧逻巴人，曾同他的同伴以宾客身份侍奉朝廷。甲辰年，我在都城认识他。他有绿色的眼睛、盘曲的胡须，同他说话，举止恭敬而有道德君子的风范。我休假离去时，利先生已经去世。我曾写诗哭悼他。到壬子年再次赶赴朝廷时，墓上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我悲伤了很久，于是去拜访熊先生，看见他家中削制的、髹漆的、绳结的器具，原来都是治水器具。他当时每天花钱买水饮用，却仍切切思念水田的利益，并且想把这种利益推广到远方。这样的人，哪里是区区追随利先生的才智所能相比的呢？永乐年间，神机火枪的方法从交南取得；嘉靖年间，刀法从佛郎机取得；鸟嘴炮的方法从日本取得。然而这些只是金属和火器的用途。学习金火之术以谋求利益，却轻视水土而废弃巧法，就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活人，这怎么可以呢？大体说来，西洋之学尊崇上天而擅长历法，算术精通勾股。我常想学习，却苦于没有空闲。至于他们谈论物理，我愿意同他们无穷无尽地辩难，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现在只论述他们的水法。重刻陆宣公奏议序【黄道周】人已经病重，才寻找良医；国家已经病重，才看重谋士。这大概就是如今人们才想起陆公言论的原因。陆公从书生起家，谈论时政，没过几年便参与机密政务，使悍卒为之流泪，使猜忌的君主因此敞开心扉。虽然有时势际遇的作用，难道只是文章的力量吗？史书称他的论谏有一百多篇，都以仁义为根本，切合当时，光照后世。世上的贤者甚至把他比作伊尹、吕尚，虽然有所过誉，但以他的才干而言，也确实难得。当陆公所处之时，天下正在重新构造，大势已经决定：藩镇兴起，国库枯竭，各处都设置了防御军队。假使让今天的贤者来处理，也不过是制定条例、扩大储备、喂饱战马、磨利兵器，等待四方变乱罢了。然而陆公刚从播迁流离之后，谈论的却是淳厚和缓的政事，舍弃众人所重视的末节而提出扩大储蓄，认为散财可以聚集百姓，了解民情可以得到众人拥护，以精诚为根本，推进三代盛世的意旨。假使今天的贤者听到这些话，也会认为它们空泛迂阔，顺口附和而内心排斥。然而到了今天，天下没有不知道诵读陆公言论的人。凡人的智慧都在事后显得充足，在事前却感到迫切，因此议论在事前多有混乱，到事后才确定。十家组成的市闾被盗贼夺走牛马，才敲击里鼓，聚集族人，耗费酒食，夜不能安；时间久了厌倦此事，反而认为遵循礼义、谨慎修筑墙垣便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建中初年，陆公正任翰林。马燧讨伐河北，久久不能决胜，于是请求增援。朝廷询问陆公，他认为军队不在多，拖延久了必然发生变化，只会徒劳运输粮饷，却不能擒获贼人；不如把山东交给泽潞去牵制，调回神策军来巩固关内。当时朝廷也觉得他的意见迂阔。后来泾原士卒发动叛乱，天下骚动，人们这才知道陆公的见识。君子不幸生在不能不发言的时代，又不幸使自己的话应验，于是天下无法安享不必听取忠言的福分，君子也不能不承受发言的祸患。后世的人置身事外，拿着镜子推测当时情形，其原因显而易见。然而，君子的心意能够完全表现在言论中的，也很少。考察陆公任宰相，是在贞元中期，天子已经脱离艰难，感到猛兽爪牙的比喻，想让中尉在宫内掌握兵权。当时刘希暹、白志贞已经败亡废黜，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又将兴起。陆公认为，天下的祸患如果不从边疆爆发，就必然从禁卫军中爆发。天子的心意既没有扩展而接受陆公在朝廷上的言论，就必然会缓慢地转入宦官的言论。只是陆公的见解早已说出，言辞又过于明察，所以他独自洁身自守，断绝交往。他拒绝边将的馈赠问候，一心一意地献给天子。即使边将赠送刀锥这样的微物，陆公也不屑接受。由此推而广之，他堵塞侥幸进身的门路，关闭传递奉承的道路，暗中夺去宦官势力的声势，为天子保全名器。像关于赏赐散官、拒绝边地馈赠，以及论述元从功臣的几篇奏疏，其中的用意都可以由此推知。自陆公离去以后，延龄任用窦、霍，淮蔡开始放肆喧嚣；宦官掌握兵权的祸患，也终于同藩镇之祸相始终。由此看来，陆公在言论中表现出的见识，仍然没有完全发挥。陆公所完全说出的，是内在的治国之道和对外的边防谋略，使天子消除贪婪猜疑的根源，使边臣得到实际防御的方法。上情能够被了解，下民能够聚集，即使不裁撤防军、不淘汰神策军近身的爪牙，也未必难以治理。可惜当时再没有能理解他的人，我想今天的贤者恐怕也仍未理解。即使不能完全理解，只要看看他所论治道、边计的五要、九弊、八利、六失等篇，也不至于轻率地把天下当作侥幸试验。因此我再次付诸刻版，同当世君子共同阐释它。邹南皋先生理学要语序【蒋德璟】

译我蒋德璟十岁时随父亲在江上，便知道有吉水南皋邹公，是海内伟人。等到考中进士，我经老师匪莪何公和同年友须弥刘君介绍，准备跟随他学习，却因家讳而回去。然而我每次读《愿学》前后编、《防语》讲义等书，没有不把它们当作蓍草和蔡草那样珍重的。邹公门人、峡江曾使君任职于泉州，利用军政空闲选编邹公论学的要语，交给何师长公舅悌刻印，又寄信给我，让我从集中再摘录补充不足之处，并写信告诫说：“来信中有一天不可不读《名臣录》的话，莫非这同金谿所谓把外在说法作为主宰，使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反而成为客体相似吗？”我听后猛然醒悟。上天赋予我的，就是天命之性；遵循这种本性便是大人，向外寻求反而失去了赤子之心。这部集子讨论义理本身与后天习染的区别，正是金谿不同于新安之处，因此迟至三百多年后，到了姚江，学说才开始得到伸展。姚江又得到吉州诸位君子的推明，等到华亭主持国政，为它表彰推广，其道理才大为流行，以至于今天，良知这一线光明时隐时现。不是良知有明有灭，而是学者把良知当作客体的过错。自羲皇、尧帝直到普通人，上天赋予我的本性难道会有两个吗？把它作为主宰，就是首先超出万物的圣人；把它作为客体，就只是被外物交接、牵引罢了。客体意识如果不停留，渐渐就会把自己当作奴隶，所以孟子认为这是失去了本心。姚江诸公反复剖析此理，不亚于排斥杨朱、墨翟，斥责佛教、老子；但他们这样做都是不得已，并不是喜好争辩。邹公的学说实际以金谿为根本，例如他说一生的成败取决于最初的一念，这一念就是能够同天地、日月、鬼神相质证的念头；一真则百事皆真，一念不真则百事皆不真。读《易》读到“复亨，刚反”，他说：“刚阳不返回，神明便不能进入。”读到金夫，又说：“这是亲自做我自身的主人。”千劫万生承受灵性、孕育精粹而来，怎么能一见金钱便失去自身呢？又说：“只要肯安顿此心，时时都是父母未生以前的境界；越是妄自搜求，越是想求取证验，时时又都是父母已经生我之后的境界。”这些话都是从“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参悟进去的，因此无论困穷如夜郎，还是显达而掌管铨选谏诤；无论长久困居山岩沟壑，还是突然登上台阁，他的本性始终没有增损。回头看姚江先生，他确实毫无惭色。我又记得邹公两件事：他起初弹劾江陵夺情，获罪戍守江陵，后来攻击他的言论蜂拥而起，他却独自不苛刻追究。晚年又特意上疏说明江陵对社稷的功劳，可以说毫无私我。东方发生战事时，他首先倡议在京师建立首善书院，有人以空疏迂阔来阻挠，不久书院却改成了宦官祠堂。唉！假使人人都诵述孔子，怎么会到了歌颂权臣、把他们比作伊尹、周公的地步？由此才知道圣贤防止世道败坏的作用已经相隔很远了。姚江的《传习录》，是由他的门人徐曰仁、钱德洪亲手编成的。我最喜爱其中写给顾东桥、聂文蔚等人的书信，认为他是孟子以后第一人。使君所编的这部书，也多是论学的文字，其中把义理言语合编成篇的部分，更有不少前贤没有说出的内容。我的资质平庸，年轻时稍稍知道羡慕求学，却逐渐泛滥于词章、经世之学以及佛、道两家，也已经多年。近来才开始后悔没有得到真正的下手处，所以一听到使君的教导，便不觉舍弃外在追求而回头向内寻求。又请使君追随邹公之师，将此书附在聂文蔚先辈之后，悬挂画像，拜受姚江之义。马还初掖垣封事序【蒋德璟】皇上慎重地把解除禁锢、重新起用官员的事交给铨部，疏通废籍一百四十多人，其中贤能而只有我们福建的黄防玄、官允、马达生三位给谏首先得到召用，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此前黄防玄三次上疏救援华亭，马达生专门上疏弹劾监视之臣，海内士人都推重他们的名声，认为是中兴时期真正的君子，而皇上内心确实记挂他们，所以他们虽因别的罪名离职，却很快又得到意外的起用。我既私下为福建庆幸，又暗中知道群臣的才干品行，早已被圣明洞察，按次召回，指日可待。马达生被核查兵马簿册所涉及之事时，军国大计最为重大，一切恩怨、责备和赞誉都置之度外；最困难的是边镇兵员实际缩减、马匹实际上空缺、军饷实际上虚浮，骄兵猾将如鸟同穴。即使催促的檄文像雨一样下发，也没有可以回复的实际结果，只是画饼而已。我常见马达生亲手剖析、睁眼搜求，耗尽心血，却无可奈何地皱眉。他所列三十八项建议，裁减官员、裁减军饷、淘汰冗兵三十多万，总的以简练为主。我记得司马杨公修龄将要入秦时，曾拿剿抚之事向我询问。我回答说：“我不懂兵事，只略懂读书；士人不熟悉科举业，就不能用于带兵；不熟悉击刺，就不能上阵作战。决意如此，如果确实可以作战，那么剿抚之事只管交给我。” 戚少保练兵，防止粗疏朴拙，去除游荡狡猾之徒；刀、枪、棍、筅分别选择明白技艺的教师，逐渐教习演练，士兵之间亲如父子，义如师徒兄弟。大致一个营先得到十人、百人，把他们合成强劲的军队，所向无敌。不淘汰士兵，士兵自然精锐；不裁减军饷，军饷自然节省；不另定营制，营制也会自然确定。原来是借训练暗中实行淘汰，后来才知道，增加兵员、增加军饷、频繁调募、广泛加派、设置各种乐输房号名色、搜括穷民而贻误边疆，都是不求根本的过错。以前用兵时，头盔多得像云，后来却都化成了妇女的头巾。议论的人责怪他们不忠，我却独自为他们没有受过训练而悲伤。譬如白皙纨绔子弟，长久习惯奢侈懒惰，遇到文场上的竞争尚且胆战心惊、十分可怜，却认为他们志向不向上，未免苛刻。间或把认清操作和训练，比作指西说东；对于刻苦训练这一途径，他们完全没有梦见，却反过来说士兵不能训练，这不是更加助长不训练吗？马达生核查九边情形，既然十分审慎，尤其严格对待取舍，不敢拿环瑱之类的虚礼试探皇上。他与我吃饭，除一蔬一菜外没有多余财物，他家门庭清简如水。他从前同我为同年，一同观政，我只把他看作端正厚道的长者，哪里知道他竟是这样的大手笔。他说监视一职只是暂时设置，原本应比照监察官的条例，不应比照巡抚、总兵的条例。唉！如今竟将它比照总督的条例了。各边都有内总督，于是真正总督的责任就减轻了；京营有内总提，于是真正督协的责任就减轻了；两淮有内总理，于是巡盐御史的责任就减轻了。对外看来像是受到牵制，实际上却借此减轻了自己的责任，这未尝不是臣下的利益，难道可以不深思吗？馆丈王公痴仙读《达生封事》，作诗代替序文，黄防玄和诗说：“人从破冢中出来，船正向沃焦山驶去。”如今两位贤者自身已经从沃焦山出来，可天下的事情正在漏水的船中，怎么忍心袖手旁观？我姑且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些封事总共有六十多篇，不能全部论述，只论其中重大的。《理学经纬十书》序【蒋德璟】

译我泉州的黄季弢先生亲手著有《道南一脉》和《两孝经》，流传于世，又拿出《经纬十书》给我看。此人从羲皇、尧帝一直论到明代；他的书从六经一直论到语录、训诂；他的文字在三十三母之外，凡是涉及学术的内容，都分派别、析条理，搜集广泛而没有遗漏，尤其对于朱、陆、王三家学说的辨析，最为透彻明畅。我读后再三感叹说：“这部书多么丰富啊！”我小时候本来怀疑讲学。学说从傅说开始，而孔子在《易》兑卦的系辞中说“讲习”。夏、商、周三代时，家家都有学校，不需要专门讲学。即使孔子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讲学，也没有其他学派。至于佛、道二家，自成不同门派，也不需要排斥便自然出现。鹅湖以后，有人标举德性，有人标举问学；“格致”一条，几乎成为争讼之府，都是为了羲皇、尧帝以来的诸位圣人，却彼此责骂得比排斥佛、道更厉害。为什么呢？况且佛、道二家精深的部分本来都是儒学的余绪，只是窃取其余绪而遗弃整体罢了。可是因为要排斥佛、道，便把圣贤言语中无言、空言、觉悟的一面都认为接近佛教，推开而不接受，反而强取粗浅部分同佛教争斗，这也就更加接近佛教了。所以如今的士大夫没有不礼敬《楞严经》、诵读《法华经》、皈依净土的，仿佛认为佛理精深胜过儒学，已经不再有异议。这并不是佛教自身做到的，而是因为儒者不能自有其精微之处，反而把它推让给佛教。假使人们知道儒学的精微本来无所不具，那么佛书中高明的部分，恐怕仍在曾子、子思的范围之内；至于它汪洋奇肆的地方，也不过同儒家庄周、驺衍相当。一旦用洙泗之学加以统摄，已经绰绰有余，为什么还要排斥呢？天下研习经义、凭借科举求取功名的人，假如尊崇朱熹而又属于姚江一派，那么全都可以说成是陆九渊、王守仁。即使有人因为禅学而怀疑王、陆，晦翁晚年自己也有关于章句支离、不能求之于己而只求之于书的议论，而且还说：“天命之性本来没有儒、佛之别，那么连佛教也都处在天命之中。”如果真正的晦翁出现，真正的羲皇、尧帝、孔子也就出现了。因此，《姚江定论》一书足以成为考亭的功臣，那些拘守章句的人并没有得到晦翁的深意。黄先生说得好：“禅学也有南宗、北宗，神秀‘时时勤拂拭’的偈语像朱学，慧能‘本来无一物’的偈语像陆学。然而禅家从未争论胜负，朱、陆的门徒却争论不休；舍弃身心而驰逐口舌，居处廊庑却评论堂奥。唉！这难道不可以退一步反省了吗？”闽学从将乐龟山开始，大概是亲自得到二程作为老师，而晦翁是二程门人的再传弟子。当时延平、建宁之间名儒辈出，明白四书、诗、易纯用朱熹之注，《尚书》用蔡沈之传，《春秋》用胡安国之传，四海之内都承受闽学，而我们泉州却空虚。斋紫峰、紫溪九我等几位先生，又亲自为温陵开创学统。泉州贤人圣人众多，学术在这里最为兴盛。黄先生又能网罗前代学说，以自己的独到理解作出判断，使四书、六经再没有剩余的义理，这难道不是既艰难又伟大吗？我的老师匪莪何公曾经上疏向朝廷推荐黄先生，我的堂弟又为他家聘请的人，详细知道先生内在的操守：淡泊穆静而深远，俨然是有道德的君子。唉！像黄先生这样讲学，才是可取的。因此我直以为先生能够继承道南一脉，在此叙述他这部书的大意。《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余姚黄宗羲编

译序二十一 著述 《五经蠡言》序【蒋德璟】明代专门依据经书取士，士人很少能够兼通多经。然而从孔门的子夏、商瞿、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这些人开始，也都只以一经闻名。汉景帝、汉武帝以后，经学大师层出不穷，但一个人仍不能独自穷尽一部经书的内容，往往要多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况且每次诏令五经诸儒在石渠阁、白虎观讲论异同，由皇帝亲临裁决，可见其困难如此。后来如郑玄、王通、颜师古、孔颖达以及宋代程、朱诸位大儒，却都兼通五经，论述撰写十分丰富。为什么孔门弟子觉得困难，而后世诸儒反而容易呢？进入明代，杨慎、邓元锡尤其以博雅著称。杨慎专门辨析异同，邓元锡则在深究方面格外艰苦。我父亲把诸子分别教授一经，我又得到《易》，不能通解，便又学习《诗》，旁及《书》《礼》《春秋》，学习它们的训诂，所以也没有真正通解。最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如《易》一定要标举占筮来解释师卦，《书》要订正《武成》，《诗》要扫除小序，《礼》多用汉代说法参证古义，《春秋》竟舍弃左氏而依从胡安国，这些都是古今争论的疑案。其他如金矢不是赎金，已日不一定是干支，嫔虞不是亵渎虞姓，戡黎不是文王之事，逊荒不是逃奔周地，驺虞不是野兽，郑、卫之诗不是淫诗，周公居东不是东征，履帝武不是高辛氏因玄鸟卵而生，孔子并非不知道父亲的墓地，鲁国郊禘也不是成王所赐；周正以子月还是寅月为正月；许止、赵盾的案件应不应当掩盖罪责；滕子不书为侯，季札不书为大夫，是否属于贬抑，这些问题多得连仆役也数不完。我想着，若能遇到使三代以前的事情都通晓透彻的名儒，替这些问题揭开覆盖，便可以得到答案。许君大赓读了《蠡言》，高兴得起身舞蹈说：“奇异啊！大海不是用蠡勺所能测量的，但一只蠡勺已经把海的本性表现尽了。”五经就是学术的大海，自古以来汲取研习的人大概有上万家，却终究没有穷尽它，为什么呢？汉、唐是为了经书而运用经书，宋代则以自己的学说运用经书。为了经书而运用经书，弊病在拘泥；按自己的意旨运用经书，弊病在乖戾。汉、唐、宋诸人都可以说是经学功臣，但宋人看汉人、今人看宋人，都自以为是忠于经书的臣子。由此才知道经书比大海还广大。我的朋友黄防玄，精通十三经。他曾说要把《易》黄图寄到京城，我拿出来同馆中人一起读，彼此叹服，认为即使杨子云也不能完成甲子之役。漳州有颜茂猷，凭五经二十三篇考中，许大赓又凭这部书使它流传于世。闽地为什么有这么多才俊啊！大赓学问广博而品行端正，以乡试第一名的声望居家，闭门修成不朽的事业。他日后凭经学经世济民，一定会有卓然自立、表彰于世的人；那时他就像饮尽大海的长虹、运行海上的大鹏，难道还会没有人谈论这只测海的蠡勺吗？《鉴杓》序【蒋德璟】撰写史书很难，阅读史书也不容易。我在史馆任职时，看见所编纂的实录，都是采集科抄、章奏和起居注三类材料；但科抄遗漏很多，十件中只能得到三四件。起居注除文书房传谕、内阁揭帖之外，寥寥无几，只能拿各曹掌故和邸报参照补充。有一两个执笔者把史料看得腐烂，连朝报也不认真阅读；稍高明的，凭胸中成见处理，偶尔揣测时局趋向，借此安排褒贬。至于相隔一百多年，文献全部湮没，野史便同正史杂行于世。由今天想来，古今史书大概都不能完全相信。皇上即位初年，在文华殿平台召对，我有幸同同僚拿着笔，侍奉御榻，皇帝的一言一动都必须记录。刚走出宫殿，恍惚如梦，彼此举述所见，已经不免有捕捉云彩、抚摸太阳般的疑惑，更何况其他事情呢？然而士大夫反而从残缺的简册中作出判断，悬空推断耳目之外的事情，所以他们精通时可以有功于史学，而其弊端也曾使史家受骗。我的朋友吴比部田年，自从他的父亲惺初先生同福清叶公阅读中秘书以来，便以古文辞著称；任柱史时，所到之处都有声望。他的弟弟们也继承其业。去年春天，比部奉使归来，闲暇时取涑水《通鉴》的论列，命名为《鉴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例如说舜在岱宗烧柴，是巡狩而不是封禅；太公没有阴符，子房也未必有黄石公传授的奇书。明着像荆轲、聂政，暗中像红线；聂政多耗费了一个姐姐，荆轲多耗费了一个田氏。光鲁仲连以义不肯向秦称帝，只要少费一封给聊城的书信。汉光武的赤伏符，是仿照赤帝之子的故事；严子陵垂钓隐居，陈希夷睡眠隐居。佛教传入中国，是被谄媚佛教的人牵引拉扯进来的，佛教本来未必愿意进入中国。杨关西拒绝暮夜送来的金钱，妙处在于他的子孙步行、吃素。顺帝宠爱乳母山阳君，李固能够建立制度让她出宫。华歆以狗续龙，应该交给狐狸、貉子吃尽。孙权向曹操称臣，并不是三分天下。魏征谄媚柔顺，没有忠臣的骨气；他宁愿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因此无法向李建成谢罪。高力士是田令孜一类人的始作俑者。这些议论都在已有定案之外，对上下千古之事作出了卓越的平反，极有卓越见识。如果比部真能对史学有功，让他探访金匮石室中的文献，一定远胜我们这些人。不过我还有一件想商榷的事：本朝皇室档案秘藏而不可窥见，各种稗史、通纪、传信之书又多有错陋，容易误导后来的学者。试着以实录为纲，合并郑端简、王弇州以及我的老师何氏《名山记》一类的材料，编成一部《明书》，怎么样？我才智不敏，又因病不能完成，只请求留待有德有才的君子。《元和御览诗》序【潘之恒】诗由真情达到极致，只有合乎本性才最为亲切。凡是抒发志向、陈述言辞，如果不是本性所安适的状态，就没有能够确定其真情的。拿唐诗来验证，大概可以得到性情的正道；在唐代选诗中，如张侯射中靶心，有的同代，有的同朝野，虽相隔千古却如同一时，他们的风调自然相合，不可更改。如今看《元和御览诗》，其中所收仅三十人，收入诗作不到三百首，同世间所选的十分之九并不相同。正如箫、竽、箜篌，指法不同而音律相同；有所持守，声调便有所协调，所以值得流传。友人汪腾远从古箱中得到抄本，拿来给我看。我读后心醉十天，至今还没有醒来。这些诗之所以精妙，以幻境为根本，以灵气为胎质，以想象为因由，以虚空为典故，以迁变流动为精神。难道它们是把清爽美好的药物当作病痛，把美味芹菜当作嗜好，生于药石而献给至尊吗？难道只是让曼妙的声音在空林深谷中长啸，却没有声音来阻遏、回响来应和，便把它们看作不同于幼鸟的叫声吗？这就像记录黍粒、分析微尘一样难以辨别。大概因为他们同社作诗，同朝做官，同心隐居，所选作品处在中唐、晚唐之间，好像打开同一个窍孔，出自同一张口。它们同今天词坛所推崇的风格表面相距很远，实际上却相当。

译删去枝蔓衍生的部分，保存颖异硕大的篇章；削减繁复华饰，崇尚朴素真实。腾远先生正因为拥有这些作品，所以喜爱它们；正因为理解它们，所以乐于传播。至于精通校勘，一字不错，那只是他的余事。近来刊刻唐诗选本，如《英灵集》《河岳英灵集》《搜玉》《极玄集》《中国秀才调》，都有善本流传，唯独两部佳作尚未刊行。《弘秀》是宋代选本，《剪绡》《尊前》是唐词，若能依次举出刊行，对风雅的补益不浅。然而我仍凭老眼期待，先为这部集子作序，标举为各种选本之首，只求使耳目畅快、获得新的欣赏。过去陆务观依据允言墓碑撰成《唐旧书》，不如我以品评诗歌作为谷士的依据。方职方的评论说得好：“诗文之道，由情感推进，由本性成就。你的情感无所不至，而本性却有独特操守，这就叫作能够使自己的情感合乎本性，难道不是情性相通吗？”我佩服他懂得正确的话，于是把它写在篇首，拿来同声气相投的人质证。《金焦二山刻石经》序【钱府】汉明帝时，佛法开始传入中国，最先到达的只有《四十二章经》，用贝叶抄写、以线贯穿，还没有三藏的名目。梵文横向书写，也没有华夏文字。因果报应之说，也没有关于心性精微的理论。此后僧教逐渐通行，梵僧成群聚集，佛经传来，难道只是白马寺能够容纳而已吗？到了隋唐，多次翻译、重译，收藏在绫绢包裹的书阁中，竟有五千三百部之多。唉，也太盛大了！然而纸张传抄、笔墨书写，流通十分困难；口诵心记，又容易脱落。于是雕版印刷兴起于景德末年，而石刻经文则见于幽州南山石洞。佛藏开始遍布塞内了。金山起初是泽心寺所在地，焦山则是南朝举行醮祭的山和戍守之地。相传焦光居住于此，其名胜同金山相当。自古从未有人把石刻经文安置在两山之中，直到今天才由新安詹生开始。詹生一向擅长书法，又很会诙谐；有一天用纯灰洗涤内心，忏悔过去的罪业，起初逃离儒学，最终又逃离佛教，发愿在金山刻《四十二章经》和《金刚经》，在焦山刻《道德清净经》。他广泛募捐、劝募，奔走南北，苦心经营，脚上磨出厚茧，却以此为乐而不知疲倦，难道不值得嘉许推重吗？佛藏已经极其宏富，不能再增加了。道藏自宋代王钦若把洞真、洞元、洞神分为三洞，又把太清、太平、太真正一列为四部，其中夹杂收录了许多方术技艺，也旁采各家著作；又把《老子》一书列入洞真，于是老子便成为玄元之祖。其他如《清净经》《五厨经》《心印经》，同类书籍还很多，但仔细推究，都是道德学说的后代流派罢了。詹生始终感应奇异梦境，发誓竭尽此生力量，一定要把它们抄写、刻印，收藏在名山之中，使之流传不朽，难道不是末劫中护持道法的杰出丈夫吗？我唯独悲叹鸿都石经，自蔡中郎去世以后，寥寥千年，虽然魏、周、隋、唐各代不断迁移变换，但古文、篆书、隶书终究都不存在了。如今汉碑消磨殆尽，唐刻仅有保存；学士大夫研习圣人言语、沐浴圣人教化，凭明经取得科第，谁不是依靠遗留经书的力量呢？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倡导、经营这件事，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佛、道两家因果报应的学说足以震动并维系人心，而我们圣人的教化落实在日常行为中，若有若无，便一概交给无人闻问了吗？况且诗篇残缺，书籍伪乱，礼制毁坏，音乐崩坏，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像佛、道二家那样的人来护持法统罢了。我希望詹生兼修儒、佛，先从诸经开始，后以《论语》《孟子》继之，一定会有奇异之人出现在和乐兴盛的朝代，共同承担这项伟业，永远不停息，这难道不伟大吗？姑且写下这些，留待后人验证。《易解》序【唐俞】《易》大概是最为高深的了吧？圣人说：“设立卦象来穷尽意旨。”但意旨终究不可能完全穷尽，所以神妙没有固定方所，《易》也没有固定形体。必须等待能够引申触类的人来阐发它。世人习惯于接受老师的说法，党同伐异，守着枯朽之见不肯改变，哪里足以理解《易》呢？我曾想，道的根本有三种：伏羲、文王之道，黄帝之道，老子之道。老子的道德学说、黄帝的符书，读者往往把它们看作幽深诡异，因为它们的宗旨都在于反用，而《易》讲的也是逆数，于是反而好像《易》在讲它们，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是因为考亭的正统解释已经奉为功令，像日月星辰一样不可动摇，稍想提出不同意见，便被说成狐禅。哪里知道《易》的道理深奥秘密，圣人洗心退藏，玄妙又玄妙，难道只用一套笼统的君道、臣道说法就可以打发过去？李白所说“白发死章句”，难道不确实如此吗？然而时代不断变迁，豪杰相继出现，各自举起一面旗帜，似乎都想夺取焦京的地位，解开濂洛学派的束缚。这时即使从九泉之下起用考亭，先前已经定论的地方，也必然会有相同和不同。没有见识的人却偏偏抓住他的短处，把他当作众人射击的靶子，又怎么能成为朱氏的功臣？我因此痛恨开创错误之人的弊病，也痛恨随声附和的祸患。即使在这部《易解》中稍稍加以诠释订正，我也知道自己孤陋寡闻，见识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笔力也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只是记得麻衣道者有句话：“任凭心地驰骋，不要在注脚上盘旋。”姑且在这里标出一个方向，让浅薄的人看见自己的浅薄，深刻的人看见自己的深刻罢了。偶然同客人谈到此事，略微指陈其中的大意。客人说：“从前辅嗣善于解《易》，而您的名字恰好相同，您莫非就是中郎氏的顾邕吗？”我回答说：“我哪里能够理解《易》呢？”又想到《易》的名称像庐山、衡山一样，一天之中可以呈现十二种颜色，变化就是如此。所以方术家谈征兆应验，道家谈服食养生，儒家谈性命，各自都有精微的义理，可以流传万世。到了科举帖括之学，轻侮《易》就更厉害了；抄袭陈旧、杂乱浅陋的文字，面对它们简直令人作呕。当年圣人所说“绝韦灭漆”，果真就是指这种情形吗？我的意思是，兔卦鸡占，也还胜过研朱滴露的空疏学问。世上如果有精通《易》的人，就应随着变化所趋，乘着递相更替的春秋，与天为伴，弥补日月的不全，使万物在无声中化成，神明存在于自身，这样才可以轻视我的学说了。《小窗清纪》序【何伟然】燕园宁野的别业叫作小窗。《燕园之别》是宁野的别作，《清纪》是小窗的别述。一个人静坐在幽静的窗下，不读书，枯坐有什么用？读书而不著述，死读又有什么意义？宁野读书并且著述，也就没有辜负这番静坐。然而呆坐容易枯燥，如果没有外在事物逼迫他起来，精神便不会振作。窗外江水如练、山色青翠，远远映入他的书架，仿佛使书中的脉络也要飞动起来；窗内梧桐的影子、花的阴影、柳烟、竹月，交相掩映在书案之间，无不是撩拨人的语言。得到的趣味深厚而发扬开来，自然就灵异了。书名以“清”为名，是因为宁野感情热烈，而环境逐渐清冷，想把小窗作为摄取境界的门户，使人不知不觉体会到清味的深长。虽然如此，豪侠的性情已经形成，难道会被环境改变吗？我知道宁野所处的境界越清冷，他的内心反而越炽热。《广清纪》序【何伟然】

译我和吴宁野最初编纂《清纪》，海内翻刻了两次。王经倩起来加以扩充，这部书就更加奇特了。海内爱好它的人如同嗜食甘蔗到了尽头，早早备好芙蓉粉养护的纸张，等待抄录副本；又用蔷薇露洗手，等待展开书卷。经倩说：“这与欣赏有什么关系，竟使人如此珍爱它呢？这是因为‘清’名的可贵啊。”清名可贵吗？清名本来就自有可贵之处，只是无奈乡村愚夫不懂什么叫清，把山林幽壑中隐藏不显的事物与游手好闲、无赖之徒等同看待，那么清名就会成为寒酸的讥笑对象。对名声的讥刺从此得到纵容，于是蛰伏如龙的俊秀人物、伏处如骥的烈士、栖身如鸡的贤彦，都厌恶这个名目而想躲避它。清名怎么可以躲避呢？大体看来，上天取其清气，朝廷取其清时，官府取其清吏，禅门取其清规，仙界取其清班，鬼取其清魂；山川因清而秀丽吐露，草木因清而芬芳散发，昆虫因清而声韵冷峭。天下若没有这个“清”字，就不能成为世界；只怕世俗承载不了“清名”罢了。如果它像冰雪之神、玉石之仪，像世外佳人，世人正可借它来洗涤自己，又为什么要躲避呢？一定要等乡村愚夫认识到它，才认为“清”名可贵，那么“清”反而成了投合世俗的东西。只是奇怪，那些工于矫饰、爱护名声的人起来，竟成了“清”中的异端：眉目仪容全是游荡情态的装束，举止步态总是落入恶趣。流慧的牙齿美得无可比拟，穿着衣冠却匍匐于地，肆意嘲弄山林；朱衣紫服夺去了本色，淫靡和浮艳混乱其中。若没有大雅之士主持，不免有混入清流、冲破堤防的忧患。然而，大雅之士自认清雅，也未必全都正确：把讥风嘲月、品水论山当作清雅的言语，便使麈尾失去了经术；把松涛竹声、鸟语花声当作清雅的韵致，便使休明失去了鼓吹；把居岩观川、煮茶焚香当作清雅的事情，便使闲居失去了抱负。这样一来，矫饰名声的人也能混杂其中，名声怎么会不失去自身的尊贵呢？我将用什么来收复清名一贯的尊贵呢？只有读书这一条。俗话说：“读书可以医治世俗习气。”如今那些轻视“清客”之名而肆意凌辱他人的人，暂且不论。即使那些求清反得浊、求雅反而流俗的人，也只是胸中没有一点学问，所以故意装出疏淡的样子，反而显得粗鄙。假使他们读书，就会收敛精神、端肃气息，洗去尘俗、驱除浊气，使品格美好、声名通达，哪里还会只是偷取“清”的表面、沿袭“清”的皮相，和游手好闲之徒互相争强呢？一旦不读书，一切表现就全都错了。即使乡村愚夫认识了“清名”，又有什么妨碍呢？我只希望读这部纪的人，能够明白它为什么称为“清”，收获清名之所以可贵的道理，那么《清纪》就不只是游手好闲者的借口了。虽然如此，人们只怕是不喜欢“清”名；天下没有相继堕入恶趣的人，只要幸而避开一个俗字，以清名自我寄托，那么清名仍然值得珍重，也就不必躲避它。说到这里，不觉清泪将要洒落。经倩说：“现在才知道，清是天地万物和人民的根本，是千古高人逸士的根基啊。真是深远美好！”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二十二。著述 《于司直金石志序》【金铉】欧阳先生记述岘山，说元凯把功绩铭刻在两块石碑上，一块投入汉水深渊，一块放置在山上；这说明他知道山陵深谷会有迁变，却不知道石碑也有时会磨灭。我认为并非如此：人活在世上，如果确实有坚定的志向和真实的气概，把它凝结在金石文字之间，那么长久的事物还可以凭借金石而获得寿命，更何况险要之处也去到、幽深之处也探寻，古今并不缺少爱好奇异事物的人呢？可是我每次和同道谈到金石文字，他们都茫然不知从哪里搜集，只能抱残守缺，自古以来就令人感慨。难道欧阳先生的话，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说的吗？可是《集古录》又为什么急切地不断搜集呢？难道不是怜惜那两块石碑，想设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吗？还是说其中存在不变的东西，而上天借奇人来为它作表彰呢？我询问司直，司直说：“不是这样。欧阳先生说石碑会磨灭，确实是有感于卓越人物和奇异之士建立不朽事业，却被后世粗鄙嫉妒之人无穷无尽地埋没，所以才说这话，并不是对顽石有什么遗憾。这正是和编写《集古》一书同样的遥远想法罢了。我们生得虽晚，难道能让古代通达之士讥笑吗？于是彼此结成僻盟，广泛搜览天下的金石文字，盟誓说：‘舌头所能谈到的，即使是险岩幽谷，也要竭尽力量寻求；舌头所能问到的，即使是樵夫牧童，也要详细询问。’ 如果有不遵守约定的，就替六一居士鸣鼓进攻他。然而我仍遗憾郁郁困居在这里，不能立即轻装远行，周游海内来完成这个大愿。司直于是汇总其中的目录，编成若干卷，用来拓展那些庸碌腐儒的胸襟，也把它作为搜求奇异事物的檄文，代替我脚力和舌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司直常说，我们这些人的学问文章，都应该和金石一样长寿；这部编录完成后，如果连金石都不能同样经历明暗盛衰，难道也足以由此看出一点端倪吗？他的风雅卓异，实在是欧阳永叔之后的第一人了。” 《诗经偶笺自引》【万时华】我隐居偏僻之地，心无旁骛，家世以《诗》为业，闲居时偶然有所见解，便随手记录下来，义理和类别不能说深刻。蜷伏久了，忽然又写成一部书，题名为《偶笺》。子夏读书，有人时也以此为乐，无人时也以此为乐。孔子认为，他只是看见了表面，还没有看见内里。孔子说：我曾经用尽心力钻研其中，前面有高大的堤防，后面有深谷；《诗》的精微，大概就是这样吧。偶然谈论《诗》，又能有什么呢？然而今天的君子诵读《诗》却受到蒙蔽，未必不是由于偶然失误所致。《诗》虽然可与五经并列，但它的精微与其他经书不同：有时接近它反而离它远，有时浅看它却见到深意，有时明白说出却隐藏深意，有时像在笑却其实是在叹息，有时表面反说而实际是正说。今天的君子只知道《诗》是一部经，却不知道《诗》之所以成为诗，这是第一重蒙蔽。谢太傅曾经问人，《毛诗》中哪一句最好？遏用“杨柳依依”回答，谢公所欣赏的却是“訏谟定命，远犹辰告”这两句。谭友夏也说，读《诗》不能把《国风》和《雅》《颂》用同一种趣味来读，而且觉得《雅》《颂》比《国风》更有意味。容易进入的便径直进入，终究是读书人的毛病。今天的君子缺少这种玄妙的旨趣，这是第二重蒙蔽。至于因为经书有传注便只追随传注而迷失经义，因为传注产生训诂便沿袭训诂而迷失传注本意，私塾教师在讲堂上辗转相传，讹误越来越多。古人吟咏感叹、情思放纵，神境超然恍惚，却一定要硬把字句提炼出来作为纲目，强行疏解它的枝派作为定论，结果千年风雅竟被弄成迂拙腐朽的书。唉，蒙蔽又更严重了！孟子论说解读《诗》要“以意逆志”，但相隔千年之上、千年之下，又从哪里去推求古人的志意呢？大抵是眼光所及之处，偶然与古人的精妙义理相遇；在没有固定缘由的情况下，作诗人的志意有时偶然灵动，读诗人的心意也有时偶然被触发。天下事物中不能用力量强行取得、却偶尔能够遇到的，只有精微之物才是如此。癸酉中和节，时华自识。《周太仆四书解序》【章世纯】人的聪明才智起源于天地；明亮出于日月，聪慧出于虚空。天地获得完整的本性，人分有其中一部分；人不肯让给天地，于是各自以见闻相互沟通，取其会合而形成自己的才能。能够相互沟通，就靠语言；语言能够传到远方，就靠书籍。书是语言留下的痕迹，语言是智慧的车乘。凭借它来求得沟通，这是圣人最初创制文字时所做的事，大概很艰难。五方之人各用自己的声音给事物命名，纷纷杂杂而来，如同鸟鸣兽语，混乱错杂。表示起行的声音，有“爰”“维”；夸张指事的词语，有“彼”“其”“之”“斯”；转注的声调，有“若”“乃”“于”“厥”；表示停顿的韵脚，有“忌”“只”“矣”“兮”；表示是非的应答，有“然”“否”“喻”“咈”等等。五方语言各有不同，君王考察文字，于是兼收并用来求得沟通。既然借相互沟通来取得理解，然而若出的是冀州圣人，朔北的语言常常成为主导；安邑、亳都的圣人出现，中原的说法有时成为主流；岐、雍的圣人出现，西方的语言又成为标准。随着时代推移，语音相互转变，因讹误而形成变化，假借字使用繁多，再加上木牍、竹简的限制，文字便趋于简约。于是“何”成为假借，“益”成为“溢”，“弑”用来区别上下，“战”分作征伐讨伐；有的是圣贤所确定的，有的是民间使用而安定下来的。先前求取沟通的办法，反而因为文字增多而形成隔阂，这就不是一个圣人的制度所能终止的了。于是又有圣人出来，为它作《尔雅》以统摄各类；《春秋左氏传》发明凡例和言例，以概括其中的义旨。解释古语的学问，后来有贾、郑、马、颜撰写阐发义理的文章；再后来有周、程、张、朱诸人。于是《诗》《书》成了渡船和船桨，而这几位君子就是年长的三老，撑船、牵引、运载、驾驭它们，使它们渡过吴越之地。由此看来，古今训诂解释的学问，归根到底只是为了使它通达罢了，只是为了使它明白罢了。作者不能完全明白自己的意思，本来就不能算作者；读者不能明白作者的意思，本来就不能算读者。然而，因爵禄而成为士人的人多了，士人多了，解说的人也多了；解说的人多了，便在缝隙中窥视争斗，像在水面测量河流，纷乱更加严重，用解释遮蔽经书，用传注覆盖经义。周、程、张、朱这些人，反而又成了盗用周、程、张、朱之名者的对象。如今太仆氏一出来加以纠正，一篇之中先举出大义，这是周、程、张、朱的志向；一句之中把字词逐一说明，这是贾、马、郑、颜的事业；合起来翻译全篇，以尽其起承转合的情趣，又是当今制艺代言的体式。用他所明白的，使别人也明白；用他所独到的，使别人也获得独到的理解。他在手指之间提挈着日月运行，使天下后世的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这真正可以沟通今古的隔阂，与天地争一争使万物通达的能力了吧？《两朝诗选序》【尹民兴】

译陈皇士把《两朝诗选》托付给我，请我作序。我拱手说：“水有堤防阻拦激荡，才形成波浪；人有堤防约束，才显出节操。礼教，就是百姓的堤防。毁坏堤防、破坏教化，水势滔滔，便会放纵流入沟壑。孔子为此悲怆。过去圣王不与人争竞才力，只把古代礼乐谨慎地保存在学校中，使百姓习惯于安定并感到喜悦，守护礼乐，就像农夫获得收成一样。难道还要另造背离正道的乖戾节操，使天下陷入混乱吗？从这里寻求，从那里取得，这就是所谓国家的元气。”先高皇帝深深通晓这个道理，铲除不义之后，立即选用儒臣，公开修订礼制法典，于是孝子忠臣恭敬守礼而有所成就。所以靖难之日，诛杀淫暴苛酷之人，看他们丧失性命如同抛弃泥土。到了议定礼制、建立太子之时，血肉飞溅于台阶宫殿之间也不悔恨，难道是有所攀求预谋吗？只是各自都极其安于自己的心意罢了。当时众人的心如同藩篱，悖逆节操的行为没有发生；维系天下的关键，不在金版六韬，而在升降揖让之中，这是最根本、最安逸的办法。有治理偏邪的人，反而挖毁先王的堤防，优待奖赏冯道，品评选择古迹，唯独赞美狄公，仿佛说：‘这才是不依靠螺纹盘盂一类器物而能安定人家国的人。’ 百姓趋逐利益，本来就像弓弦张开一样难以遏止。先王用礼来约束他们，用义来劫制他们，用美名来抗拒他们，用祸灾来警示他们，但百姓仍有偷偷发作的。如今有人张口大声宣称：“礼义不足以约束人，名声和祸患也不足以警戒人。”这就像废弃墙垣、毁坏城墙，招呼盗贼进屋，百姓将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了。最终魏客酿成奸谋，李孽犯下凶逆，两朝的大臣屈身弯腰、任人鞭挞，甚至像妇女一样屈服，难道都是安心放纵的吗？禽兽般的行为，有时也会被他们找出借口，不过是追逐利益如同奔马，顿时忘记了臣子的节操。那些卑微浅陋之徒，不值得评论。即使老狐狸的毒性尚未衰减，五王的功烈尚未显著，夺取裘衣这类小事，又怎么能补益七尺之躯的孤臣呢？事情有益于一时，却不足以在冰霜之后留下光彩，君子就不去做。中行穆子不接受击鼓投降，是害怕贾氏在边鄙怀有二心，何况治理国家、安定君主这样的大事呢？一个人的言论，足以扰乱诸夏，所以言语不可不谨慎。烈皇帝手持强健的斧钺，铲除逆贼、揭发奸臣；如果有三四位名臣辅弼夹助其间，自然会迅疾如雷霆，剪除蔓延的祸根，甚至回头一看已经没有什么敌人，只好暂且显示镇静。魏客、田崔咸被公开处死，而各类彪悍如虎之徒多逃入山林；诸位君子又不能洁身自守、恭谨共事，反而向明主献媚，既给小人留下口实，又日夜防备构陷他们，明主也渐渐疏远了这些君子。于是追究回想那些逆贼，邪党杂然进用，正如破旧衣服不足以御寒，便借虎豹皮毛来遮蔽身体。他们没有彻底造成伤害，能防备到哪里呢？两朝的祸患，起于破坏先王的堤防，终于树立的堤防不高不固，人们无所畏惧。没有畏惧，就敢于胡作非为。譬如向南行走的人，没有预定方向，怎么能不向北走呢？两朝遗留下来的诗，本来仍是先王的法度，也是道德教化传给百姓的先声。诵读其中愿望诚厚、能够削薄浇漓风气的诗，可以敦厚人心；诵读其中方正而又有所挠曲挑动的诗，可以使争端平息；诵读其中崇高、卑下和幽僻的情状，可以激发志气；诵读其中端直而又旁出曲折的内容，可以使人受到感化。用它来磨砺狂夫言论掀起的波澜，使法度在残缺之后得以保存。虽然说只是声歌，也并非小小的补益。”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序二十三。著述 《畸人传序》【作者姓名缺】唉！误害天下的，难道是庸人吗？庸人，就是屈原所说的党人。屈原说：“党人鄙陋固执，本来不知道我所珍藏的道理；肩负重任、承载丰盛，却陷入停滞而不能前进。”又说：“诽谤贤俊、怀疑杰出人物，本来就是庸人的状态。”事情始于诽谤猜疑，终于鄙陋固执；始于鄙陋固执，终于陷入停滞。唉！党人的庸陋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当他们琐碎挑剔、像猛禽一样攻击，树立旗帜、设置屏障时，自己并不认为鄙陋；一旦脱手经营官场，身势迅疾圆滑如弹丸，自己也不认为固执。一旦海上风波撼动山岳，坐失千金之壶，便全都遭逢灭顶之灾。难道还有堤坝足以崩决洪流、扛住万石载重而使水面安澜的吗？身体和尾部都已经沾湿，精神魂魄枯萎零落。这时便藏身狗洞，抱颐如鸡栖，输送金钱求缓死，媒介女子以求进身，破族灭宗、出卖朋友、杀害君主，没有什么做不出来。所谓庸人，于是成为大逆、穷凶、极险之人。追究他们脚踏粪土、污秽不堪，虽勉强延续残喘，本来就是行尸罢了。不称他们为庸人，可以吗？天下已经遭受庸人的祸害，之后才想到用畸人来挽救，也已经晚了。炉子坏了便熔毁重铸，大厦倾倒便拆除更新；人已经坏了，难道还能用坏人来挽救坏人吗？新莽篡位，天下都陷入污浊。歌颂德行，就有千万人跟着歌颂；指斥罪行，就有千万人跟着哭泣。人心像发狂醉酒，天日昏暗不明。忽然邓禹、冯异、寇恂、贾复等人如从天而降；安禄山叛乱，海内风行草偃。忽然颜真卿、张巡、李光弼、郭子仪成为海中高峰、天上砥柱。汉室衰微时，群雄一同兴起，原先没有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的说法，却由荀彧突然提出；原先没有保有江东、凭借长江全境据守的说法，却由鲁肃突然提出；原先没有跨据荆州、益州，安抚苗、獠，凭荆州进逼宛、洛，从秦川出兵进逼长安的说法，却由孔明突然提出。这也真奇异啊！大概是上天开启了他们的聪明，并不是人力能够谋划的。这就叫畸人。所以说：畸人，是在人中显得奇异而与天相等；反过来说，庸人就是在天道上显得乖僻，却只与常人相同。上天所不允许的事，却想用降俘罪囚充任萧管，奖赏诱导凶逆，把廓清天下的责任交给他们，收罗豺狼而把百姓社稷托付给他们，这就像用油脂洗去污垢、用鸩酒解除醉意一样。跛者看不起跛者，跛者又彼此成为跛者。推倒前车的是庸人，推动后车继续前进的又是庸人，辗转陷入停滞，可怜这些人一直坠在险坎之中，没有终止的时候。难道不是庸人的种子滋生蔓延，而耕除铲治的方法失误了吗？如今那些被细小诱饵引来送命的，是□鱼；躲在一处角落等待弋射的，是洲上的野鸭；翻倒粟米便呼朋引伴的，是雀鸟之群；喜欢青草而鸣叫的，是麋鹿之群。庸人啄食污秽、谋求渡桥，呼唤同伴以图生存，也不过是雀、鹜、鱼、麋的智力罢了。正因为这样，披着羊皮的客人为什么竟痴痴向菜佣吐唾沫，而从驴上跌下来的老人还要假装睡觉，不愿醒来呢？《名士传序》【作者姓名缺】孟氏问杨朱：“人不过是人罢了，为什么还要追求名声呢？”杨朱说：“追求名声，是为了富有、尊贵、死后留名、惠及子孙。”孟氏问：“名声对​​子孙有什么益处呢？”杨朱说：“名声反而使自身劳苦，使内心焦灼。凭借名声的人，恩泽可以兼及宗族亲党，何况子孙呢？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定防止廉洁，这样就贫穷；追求名声的人，必定谦让，这样就卑贱；追求名声的人，必定亲自出面，成为显眼的靶子，这样就会被射中。这三件事，对富贵和死亡有什么用呢？真实的名声使人贫穷，虚假的名声使人富有；真实的名声使人卑贱，虚假的名声使人尊贵；真实的名声使人死亡，虚假的名声使人存活。实际与名声分离，名声也与实际分离，所谓名声不过是虚假罢了。名实散乱，于是公孙龙痛恨这种状况，想要纠正它，借助事物取譬，固守‘白’的辨析，说白马不是马。他说：‘白’是颜色的名称，‘马’是形体的名称；形体不是颜色，颜色也不是形体。说颜色时，形体不应一同包括；说形体时，颜色也不应随之而来。如今把二者合起来称为一种事物，是错误的。’他想推演这套辨析，用来端正名实、教化天下。同时喜欢辨析的桓子、惠施一类人，又进一步演说：‘狗不是犬，犬可以成为羊；白狗、黑黄、马骊、牛三。’关于狗马的说法，放荡诡异而更加奇怪，名实也更加混乱。所以刘昼说：“名声越是假借，实际就越相反，于是回头看狗像人，转过来白也成了黑。如今指着狗说像人，本来是不相类的；按照相似的形象推论，说狗像玃，玃像狚，狚像人，那么狗就像人了。”我替他纠正说：“狗也是马，马也是狗，狗马也是人，这就是它们的实情。实际情形彼此背离，没有止境。把它们合起来称为一物而不疑惑，是因为名实已经混乱了。”把枭称作鸾，把莎称作芝，把跖称作夷，把嫫称作施，把褒姒、妲己称作姜、姒，把坟墓称作园绮，把商臣、许止称作舜，把王莽、曹操、司马懿、温峤称作周公，把伊尹、殷、房玄龄称作管仲、乐毅，把臣仆称作皋、箕。唉，既然用这种名目来命名，难道不也会用这种标准来评判士人吗？华子鱼、褚彦回，有士人的名声，实际上却逼迫母后、出卖旧主。王夷甫、沈休文，有士人的名声，实际上却向胡羯乞求性命、劝人尊奉称帝。苏叔党、赵子昂，有士人的名声，实际上却穿着丧服进入宦官之门，忘记宗族而侍奉仇敌。所以汉代士人尊重名节，成排地争相赴死，牺牲自身、灭绝宗族也不推辞；后世士人修饰虚名，却低头苟且偷生，献出妻室、屠杀亲族也不感到愤怒。把这种名声当作富贵，它就成了富贵；把这种名声当作死亡，就等于不死；把这种东西说成不是狗马，它就不是狗马。又为什么要说“狗不是犬，马不是马，名声不是士人，士人不是名声”呢？所以天下最混乱的东西，没有比狗马和名声更严重的了。这是公孙龙、桓子、惠施之流所没有辨明的。于是写作《名士传》第一【篇次缺】。《忠义传序》【作者姓名缺】

译公孙述拔刀劫持王皓，王皓说：“犬马尚且知道主人，何况人呢？”于是伏剑而死。把这件事交给使者，是因为王皓认为人报答主人的心意应当超过犬马；如今却反过来，说道：“人尚且不知道主人，何况犬马呢？”这是第一种悖逆。凡是性情接近人的动物，人一定会怜爱它。谈到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蜜蜂奉王、蚂蚁成国等事情，即使在昏庸暴虐者面前，人们也未尝不温和庄重地听取。至于谈到马能够为节操殉死、狗能够为主人复仇，即使商臣、许止、王莽、曹操、司马懿、温峤，也会异口同声赞美它们的善行。如今指着士大夫说：“你是曾参、闵子骞，你是龙逢、比干，你是颜真卿，是常山、嵇侍中。”他们却迟疑退缩、额头出汗，没有谁敢承当；这就是把美德给予犬马，反而把凶恶当作自己的品行。又是一种悖逆。有时看见怪事：秦国的狗逃走而守护齐国的城门，魏国的马逃走而背负燕国客人，人们便共同痛恨，认为这是妖异。更有甚者，听说有人饲养的狗反而咬它的主人，修整的马厩反而伤害它的主人，即使不是同一家庭的人，也会痛惜这种不祥，并协力把它们肢解撕裂。如今驾着人的车马，反而冲撞、进攻人的疆域；享受人的俸禄，反而借用粮食抢夺人的土地，却又拿恩惠和教化告诫犬马，把叛逆凶恶掩饰起来。这是第三种悖逆。具备这三种悖逆，天下必定会沐浴在祸乱之中。沐浴之后心就会颠倒，心颠倒便谋划反常。所谓反常，就像迷惑和改变一样：把不洁之物当作香气，把腥血当作美味；毁坏皮肤头发当作修饰，交换家室当作礼仪；把摧毁城邑的哭声当作笑声，把怒涛般的愤怒当作喜悦，把声讨罪行的檄文当作医治，把咬舌喷血的辱骂当作苍蝇飞过耳边的声音。谈论贞臣、恭子、义友、烈妇，反而认为是清醒者发狂、白日见鬼。于是舍弃沐浴在污秽中的人，反而把忠义陈述给犬马，难道是说狗马也可以谈论忠义吗？依我的看法，没有忠义的人，甚至不能算作犬马。为什么呢？没有忠义，就像豺狼不可接近、毒蛇蜥蜴不可亲近。人们提防豺狼、毒蛇蜥蜴，却不提防犬马，是因为犬马的忠义足以依赖。假使犬马竟成为崔杼、赵盾那样的人，趁主人醉酒熟睡，登床解剖主人身体，那么家家都会相互告诫，户户都会把它们杀尽，犬马就没有一个活口了。假使犬马竟成为张柔、张弘、范蒲、寿庚、孙胜夫、吕文焕、刘整那样的人，联合率领异族颠覆主人的宗庙社稷，逼迫孤儿寡妇流落沧波，那么主人的邦国宗族难道还会留下一个人吗？所以说：“没有忠义，必定连犬马也不能算。”我特意把犬马抬高到人的地位，拿人来与它们类比，反复曲折地说明，含着内心的悲愤、包容污垢来谈论这件事。唉，这件事，是子庆不能哭、士龙不能笑、刘四法秀不能骂、谈天炙毂也不能戏谑的；而我还喋喋不休地把它传述下来。那些沐浴在污秽中的人，大概会认为我不是人吧？于是写作《忠义狗马传》第二十七。《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二十四。文集 《徐教授文集序》【宋濂】曹丕说：“文章，是不会朽坏的盛大事业。为什么呢？”山岳高大，有时也会崩塌；河流浩荡，有时也会枯竭；金石最坚固，也有时会销蚀剥落。文章寄托在竹帛之间，并没有超出它们，却说它能够不朽，大概是因为天地之间有形之物都会败坏，而文章是道所寄寓的地方。道没有形体，它能够使文章达到不朽，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天地尚未分判时，道存在于天地之中；天地已经分判后，道存在于圣贤之中；圣贤去世后，道存在于六经之中。凡是存心养性的道理、穷究神妙而知晓变化的方法、天人与万物相互感应的机理、国家治乱存亡的征候，无不完整地记载在六经之中。皇极依赖它来建立常伦，依赖它来理顺人心，依赖它来端正政教，这难道是小事吗？后世立言的人，必须期望不违背经义，才可以称作文；否则就不配与此相比。因此，像飞沙走石、飘忽奔放的，不是文章；像牛鬼蛇神、诡异荒诞而不合经典、又不能使人通达的，不是文章；像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只使五音繁杂而淫靡过度的，不是文章；因愤怒而发作、言辞专门讥刺、怨恨勃然兴起而缺少和平顺畅的，不是文章；纵横捭阖、粉饰错误、助长邪说，只务求欺骗他人的，不是文章；枯槁瘦弱、艰苦生涩，刺喉滞口，读来无法断句的，不是文章；使用隐晦言辞、谜语，又夹杂诙谐的，不是文章；事类失去伦次、次序体例不严谨，把黄钟和瓦釜并列，把春天的繁茂和秋天的枯萎一起写出，杂乱无章、刺伤眼目的，不是文章；臭腐卑劣、萎靡不振，像穿着下里巴人的衣服而不合尺度的，不是文章。这样的情形不能全部列举。一定要旋转如乾坤，辉映如日月，开合如阴阳，变化如风雷，神妙作用与鬼神相同；大的方面能够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也能为天下国家所用，这才可以称作文；否则不配与此相比。因此文章之所以可贵，在于向前越过千万世而看不见它的开始，向后越过千万世而不知道它的终结，有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作用；它能够达到不朽，正是理所当然的。曹丕哪里足以知道这些？他不过是说鲁国孔融等七子，学问没有遗漏，文辞没有凭借外物，足以使声名流传后世罢了，哪里知道什么是文章呢？

译传记中说：“语言用来充分表达志意，文章用来充分表达语言；语言没有文采，传播就不会久远。” 这就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的文章，文章之外没有道，道之外也没有文章。鲜明地载录在道德仁义言语中的，就是道；有条理地呈现在礼乐刑政器具中的，就是文章。道积聚在自身，文章不必刻意求工便自然精工；如果不致力于明白道理，即使像蠹鱼一样在书册之间进出，到老死为止，也没有一句话可以返回于道。自从孟子去世以后，世上不再有真正的文章。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得到它的皮肤；韩愈、欧阳修得到它的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位先生得到它的心髓。看五位先生所著的文章，精妙地运转造化而不违背它，百世之后等待圣人来评判也不会迷惑。这种文章，不是宋代的文章，而是唐虞三代的文章；也不只是唐虞三代的文章，而是六经的文章。文章达到六经的境界，已经极致完备，这才开始无愧于文章吧？世上立言的人为什么反而背离它而离开它呢？我的朋友天台徐君大章，天资绝伦，从小学习文章，就期望用文章承载道义。凡不是六经中所有的，便不再轻易把心思放在上面。他蕴积已久，文章名声显著于江南。洪武年间，曾被召入史馆修撰《大明日历》，后来出任武林教授，每天以讲经说道为职事。远近的学生没有不趋向他的，像水流奔赴沟壑一样。当时修撰《大明日历》，我正担任总裁，常常和大章谈论文章，私下感叹如今的作者为什么与古人相差如此之远。大章深深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去年我经过武林，得以看到他的文集若干卷。如今我在山中居住，空闲时间较多，因应大章门人的请求，随意替它作篇序言。唉！世上若有豪杰之士，知道文章与道理并不是两回事，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没有错误；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便会说我好高骛远、夸大责难。我只听凭他们评说，不必再加以辩解。《叶夷仲文集序》【宋濂】临海叶君夷仲，是宋丞相西涧先生同族的后代。夷仲天生资质非凡，他的文章进步，就像繁茂的树木向上生长、春日的潮水不断上涨，天天更新、月月兴盛，大概还没有止境。不久前，他由茂才科举荐于乡里，奉命出使安南，没有辱没君主的使命，因功擢升为高唐州判官，转任睢宁县知县，求学仍然勤勉不懈。他的弟弟广武卫知事惠仲把文章汇集成编，厘定为若干卷，前来请求我作序，来了六七次仍不厌倦。我年纪增长，志气衰退，提笔所写的都是没有精气神的话，很像梦话。读到夷仲的文章，正使我敬畏，哪里还有闲暇，哪里又敢为他作序呢？虽然如此，也不敢不说几句话。从前先师黄文献公曾说：“作文的方法，以群经为根本，以司马迁、班固两部史书为波澜。根本不繁茂，就无法达到道的源头；波澜不广阔，就无法穷尽事物的变化。舍弃这两者来作文，不过是枯木死灰罢了。”我私下记住这句话，不敢忘记。于是取出一部经书，按次序穷究它；有不理解的，整夜思考，思考不通，有时一直到天亮。这样过了许多年，才大略明白其中的纲要，却仍不敢认为自己已经正确。我又把群经聚集在身边，反复温习推演，这样也经过了许多年，才知道圣人并没有死去；他们代替上天出来治理天下、规范世道、扶助风俗，其作用数千年仍如同一日。然而我仍不敢认为已经足够。早晚讽诵吟咏，沉潜其中所得到的益处，是看见片言之间可以包容数百句话，文章越简约而意义越无穷。由此再去读司马迁、班固的书，便势如破竹，没有停滞阻碍。权衡已经悬起，万物的轻重便没有能够逃脱判断的了。然而我仍不敢认为这很容易。考察本末以核验纲要，严格辨明褒贬以求得判断，探究幽深隐微以穷尽精微，分析章句以辨别体裁；事情本来已经灿然明白，作者创作的意图也清楚而不虚妄。由此用来判定诸子百家的异同，便如同分辨黑白，再没有困难。等到外物有所触发、内心有所趋向，便充沛地发为文章，轻快飘逸地汇聚成篇，连续滚滚而来而不衰竭，声势浩荡，大处无所不包，小处没有遗漏。唉！我用五十年的功夫，所得仅仅如此；今年年事又增长，感慨这些旧日学业反而荒废，将凭什么对夷仲说呢？夷仲的各种作品，温厚醇正而有典章法度，飘逸洒脱而有思想情致，文辞简洁古雅而不庞杂，精神丰厚而不单薄，可以说是善于立言的人了。在同辈人的作品中寻求，还没有看见能与他匹敌的。只要不断进步，古人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因此我忘掉自己的固陋，把平日所得写在篇首，夷仲应当会有所取用。虽然如此，文辞只是道的末端。夷仲正将承担治理百姓社稷的职责，应当致力于以德施政，使他的道义更加昌明。《朱葵山文集序》【宋濂】文章不以能够说话为可贵，而以不能不说为可贵。日月光明，星辰灿烂，并不是故意要这样明亮，而是不能不明亮；江河流动，草木茂盛，并不是想要流动和茂盛，而是不能不流动、不能不茂盛。这就是天地间最高的文章，是人力所不能达到的。圣贤也一样。三代的《诗》，四位圣人的《易》，孔子的《春秋》，何曾刻意追求文采呢？道充满在内，事情触发于外，于是表现为语言，不能不形成文章。所以四经的文章流传百世而没有错误，天下人都以它为法则和标准。自从这种道理不再明白，学习的人看见圣贤的文章，喜欢它能够不朽，于是开始模仿它的语言，把模仿做得工巧，文章反而越来越削弱。上天生下这个人，就赋予他这样的道；有这样的道，就有这样的文章。假如能够明白道理并把它发为文章，还有谁能抵挡呢？然而这样的人太少了。这就是后世文章赶不上古代的原因。后世文章增加百句话也不知道多余，删减十句话也看不出不足，正因为它不以道为根本罢了。这不是由于不能不说却勉强说出的弊病吗？圣贤经书中原本没有说出的地方，只增加一字便嫌多。

译经书中原本说出的地方，删去一字便显得简略。因为圣贤不以追求文采为志向，所以这种文章最终没有人能够超过。由此可知，以文章为志向的人，并不是真正能作文的人；只有以道为志向的人才能做到。元朝末年，莆田有位朱先生，名文霆，因为研究经学而取得显贵官职，也有政绩，这些人人都知道；但他所写的文章，世人却很少知道。他的孙子进士朱防，近来把文章拿给我看，文辞醇厚而义理明白。凡是不合于义理的，即使勉强也不说；他所说的，没有不以道为根本的。只是因为他以道为志而不以文章扬名，所以谈论文章的人忽略了他。唉！人们如果能够根据我的话去寻求先生的文章，大概就能得到其中保存的道理。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总管的身份退休；他的历任官职和政绩，见于我所撰写的墓铭，所以这里不再记载。《白云藁序》【宋濂】刘勰评论文章说：“论、说、辞、序，以《易》统摄它们的开头；诏、策、章、奏，以《书》揭示它们的源流；赋、颂、歌、赞，以《诗》建立它们的根本；铭、诔、箴、祝，以《礼》总括它们的端绪；纪、传、文、檄，以《春秋》作为它们的根基。” 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固然知道文章以经书为根本，但我还认为它没有说尽。为什么呢？《易》的彖辞、象辞中有押韵的，是《诗》这一类；《周颂》铺陈叙述而不协韵，难道不接近《书》吗？《书》中的《禹贡》《顾命》，就是序、纪一类文章的宗祖；《礼》中的《檀弓》《乐记》，难道不是论说中最精妙的吗？何况《春秋》谨严，诸经的体裁又没有不兼具的吗？交错综合推求，五经各自具备多种文章方法，不能只用一件事来指称它们。大概苍苍高悬在上的，是天；天不能说话，圣人代替它说话。经书是圣人所制定的，实在如同天然形成。日月星辰光明布列，山川草木森然罗列，无不由它系联、为它覆盖，都是一股元气周流而融会贯通。假如一定要强行索求、分别配属，不是愚蠢就是迷惑。经书所包含的内容如此广大，世上学习文章的人，难道可以不尊奉它，把它作为法则吗？我的朋友朱先生伯贤，凭借纯厚笃实的资质而留心辞章，先秦、两汉直到近代的文章，无不广泛阅读。用功日久，清楚看见其中是非的真实，又选取接近正道、没有瑕疵的文章，汇集成书。蝇头小字，动辄达到数十册。” 时常拿出来吟诵，过了一会儿感叹说：“学习文章却不以六经为根本，不就像只欣赏培塿的低小，却忽略嵩山、华山的高大吗？”于是又把力量用在六经上，功夫比从前加倍。过了几年，胸中浩然，仿佛有所领悟，便拿起笔来写下。凡是阴阳消长盈虚的运行、百姓万物伦常品类的道理、万事万物屈伸变化的情状，都随着事情显现出来，源源不断，简直不知道它的尽头。而且文章体制虽多却不繁冗，简约而有法度，神气流动，精魄苍劲，确实可以说是灿然如藻饰火纹的文章了。宋濂有志于作文，志向不在伯贤之下；古今各位文章大家，他也多有用心研究。等到游学于黄文献公门下，黄公教导他说：“学习文章，要以六经为根本，以司马迁、班固的两部史书作为波澜。两部史书可以暂且缓一缓，为什么不先致力于六经呢？”宋濂取来六经反复温习研读，不知寒暑昼夜，如今已经四十个春秋了。用心的艰苦，虽与伯贤相同，但伯贤所达到的境界，宋濂实在连大概也无法窥见。然而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便是树立言论。树立言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自孟子以来，致力于此的人并非不多，但求其能够与六经并传的，舂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周元公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车轮车辕即使装饰得很华美，而人不能使用它，也只是徒然装饰罢了，何况是一辆空车呢？所以，文章没有道就不能成立，没有道就不能充实，没有道就不能流行。因为他的心与道

译合一，道又与天合一，所以他说出的话无不合于经义。周元公难道曾经拘拘然地学习写文章吗？我宋濂和伯贤，也应当共同勉励自己才是。伯贤拿《白云藁》若干卷请我作序，因此我特意详细论述它，使人知道伯贤的文章完全以六经为根本；至于那些把摹仿近代文风当作美事的人，或许也能从中有所启发吧？伯贤名叫右，是天台人，著述很多。所谓《春秋类编》《三史钩》《▯秦汉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传》，都分别流传刊行。” 《樗散杂言》序——宋濂 《樗散杂言》，是金华许存礼君所作的诗。我曾经得到并读过它，喜爱它取法于赋、比、兴，与古代作者有相近之处，便对存礼说：“当今的诗，我颇为广泛地读过；寻求像您这样的诗人，在一百一十人中，也只见到一两人。若不是经过三十年的磨炼，使光彩精纯、精神和谐畅达，怎么能像芙蕖出水一样，不沾染一丝尘埃，达到这样的境界呢？”世俗之人沉溺于荤腥肥甘，未必能够理解您。然而至宝不能任其光芒埋没、色彩隐藏，我应当替您作序，使它流传下去。不久，存礼让侍史抄录他的全集，在龙门山中拿给我看，我于是替它写道：“诗发展到三百篇，就到此为止了；但它的体制有三种经脉、三种纬线。所谓三经，就是风、雅、颂，音乐声调和乐章的部分由此建立；所谓三纬，就是赋、比、兴，创作体制和裁制方法由此确定。所以《周官》所说的太师教导国子，必定要让他们掌握这六项，即三经和三纬，从而详细听辨诗的音节，体味它纯正的义理，培养端正的性情。诗的功用深远而重大，大概就是这样。唉！学习诗的人，难道可以不取它作为法则吗？学习诗的人本来就不可不取它作为法则。至于品评裁量是否端正、是否合乎物我一体的公允，格调高昂却不过分激烈，悲哀却不流于鄙陋，那么评论诗的人又怎么可以不把它作为衡量的标准呢？诗第一次变化而成为《楚辞》，虽然体制有所不同，但至于缘情托物，用忧愁眷恋、恳切悲恻的情意，寄托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感情，仍然同诗一样。第二次变化而成为汉魏诗篇，它的古朴固然比不上《楚骚》，但能够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也保有古诗遗留下来的美好。第三次变化而成为晋、宋诸诗，便逐渐远离古风，有所得也有所失，不是言辞所能完全说尽的。唉！三次变化以后，天下难道还会有诗吗？并不是没有诗，而是合于古道的诗很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狂风卷起沙尘，天地白昼昏暗，雨和冰雹交相降下，万物都失去光彩；不知道孔子删定的诗中，是否有这样的作品呢？堆砌组织事实，夸耀喜爱华丽辞藻，偏僻艰涩而难以理解，硬说成玄妙深奥；不知道孔子删定的诗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作品呢？写牛鬼蛇神，施展奸诈诡谲的技巧，庞杂荒诞而虚幻，使人无法追问究诘；不知道孔子删定的诗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作品呢？像这样的情况，几乎数也数不清。孔子，是我们这些人所希望学习的人。孔子取舍诗歌是那样，而后世作者却成了这样，还能称它为诗吗？” 唐、宋各位名家，像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说完全没有不及于此的，还是说这种作品太多了呢？如今以诗闻名于世的人，蜂拥而起，如泉水涌出。他们与唐、宋诗相比，似乎又有所不及，姑且放置不论。间或有人倡导所谓江南体，轻浮浅薄而急躁，简直像乡间小人突然学习高雅的谈论，却夹杂着粗俗的言语。我每次一见到这种诗，总是闭上眼睛不去看它。诗竟到了使人不愿看的地步，那么世道人心的衰落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这就是我读存礼的诗时，不由得深感喜爱，继而又为之叹息的原因。唉！假使从一个乡传播到一个县，从一个县传播到一个州，从一个州传播到四方，处处都有像存礼这样的人，那么诗的道路或许可以恢复古风了吧

译？我虽然不会作诗，但评论诗歌，自认为还有一天的长处；因此喜爱存礼的作品，不等他请求，便自行替他作了这篇序。不是深通诗学的人，大概无法理解我的用意所在。

译《剡源集》序——宋濂 我宋濂曾向黄文献公学习文章。黄公在宋朝末年那些文辞之士中，乐于称道而不停止的，只有剡源戴先生。于是我每天搜求戴先生的文章，却始终不能多多得到。后来朝廷下诏编纂《元史》，命我总领裁定此事；遇到史料缺失的地方，便上报朝廷，派遣使者到各郡各国访求。我私下认为，戴先生的著作关系到前朝，应该很多，于是嘱咐使者进入鄞地，在鄞地遍访搜求。先生的乡国或许会有保存下来的，没过多久，有司果然把《剡源集》二十八卷进呈上来。我这才得以全部阅览，于是写道：文章发展到宋朝末年，弊病已经持续很久了。公卿大夫把应酬实用看作紧要，以诙谐戏谑为体裁，以骈偶对仗为奇特，厚着脸皮自负名声高显。稍微高明一些的，便穿凿经义，牵强合于声律，孜孜不倦地把文章当作哗众取宠的工具。再稍高明一些的，便剽窃前代贤人的语录，辅以方言，堆积十篇百篇也不停止，还说：‘我将要用它来阐明道理，何必讲究文章呢？’再稍高明一些的，喜欢驰骋宏博，便把精华和粗疏混杂在一起，大略不顾绳墨法度；爱慕古奥，便删去语气助词，以至于句子无法通顺。想要矫正弊病，弊病反而更加滋长。我私下想到，文章存在于世间，就像日月高悬于天空；即使狂风暴雨不断发生，也不能遮蔽、侵蚀它的光明。” 我只是奇怪，当时的士人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来阻挡这股狂澜呢？转念又想，豪杰之士哪一代会没有呢？只是我所见浅陋狭窄，所以很少能够认识他们，并非事实真是如此。等到读到戴先生的文章，只见它新颖而不雕琢，清丽而不显露；如同晴日的山峦从云中显现，姿态横逸，连绵翩然不断；又如通畅的河流曲折回环，十步九折，却没有直冲奔涌的弊病。唉！这不就是接近所谓豪杰之士的人吗？戴先生七岁便懂得学习文章，咸淳年间进入太学，按照三舍法升为内舍生。不久，他在礼部考试中列第十名，考中进士乙科，调任建宁府教授；后来升任临安教授、户部掌故，这些职务都没有就任。宋朝灭亡前后，被元朝执政者推荐，起用为信州教授，那时先生已经六十一岁了。不久又调任婺州，他因病辞职。后来六年去世。当初先生考中进士后，感慨宋朝末年文风鄙陋，便毅然自立，与众不同。时间一久，四方人士争相取法，所以至元、大德年间，东南的文章大家都归依于他，先生对此没有异议。先生去世才六十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或字，实在令人悲哀。我在史局任职时，既已奉命把他汇入《儒学传》中；后来任国子监司业，又准备抄录他的《剡源集》，带回去给众人看。先生的同乡夏君闗来替这件事撰写了文辞。国子正方与先生的孙子资先商议把它刊刻在木板上，夏君于是请求我题写序辞，并且说，真正深知先生的人只有黄文献公；黄公既然不能撰写，您幸勿推辞。于是我忘却了僭越，替它作了序。像这样，唉！丰城的宝剑、荆山的美玉，总是埋藏在泉壤之中已经很久，但它们发出的神光直贯霄汉，终究不能被掩盖。说的不就是戴先生吗？先生名表元，字帅初，又字曾伯，是庆元奉化州人。” 《朱悦道文藁》后题——宋濂 以上是一卷乌伤朱君悦道所作的文章。我读完后，喜爱它说理明白、文辞通顺，便对几位同人说：“文辞的弊病已经很久了！摘取蜡液来装饰花朵，以逞现妖媚艳丽，不能说不迷惑人的眼睛。但拿它同元气流行、万紫千红、遍开于洛阳名园相比，当然远远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呢？有生命的意趣在运行，与死气沉沉、色泽枯槁的东西，难道可以并论吗？”古人写文章，是把亲身实行、内心体会到的东西写成言语；言语有醇厚或有瑕疵，只取决于学问有浅有深罢了。后世却不是这样，以文学来写文章，都是凭臆测和想象创作，明白道理的君子未尝不会一笑置之。如今悦道的文章，议论必定以六经为根本，并以濂洛关闽之学作为辅翼，已经走上康庄大道了。长安虽然遥远，哪里会有到不了的地方呢？若同那些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颠沛困顿、而虎豹蛇虺纵横交错于面前的文章相比，岂止相差万万！悦道不只是停留在空泛的言语上，还想着亲自践履来验证，这一点尤其远远超过一般人。我虽然留意于文章，但体道不深，所说的话又多有瑕疵，实在对悦道深感惭愧。即使想痛下决心自我惩戒、洗刷过失，而秋发已经纷纷披落在肩头了。可惜啊！我对悦道的期望很高；悦道器量气度清正纯粹，确实足以实现我的期望。” 将来道理彰明、德行树立，而文章更加昌盛，我无疑应当列在能够理解和评论其文章的人中。所以我把同几位同人所说的话记录下来，题写在这卷文章的后面。《题永新县令乌继善文集后》——宋濂 世上的学者一定要有老师。即使是各种工匠和技艺的行业，也一定要有人相互传授，然后才能达到其中的深奥境界。何况写文章的人，要发掘造化的奥秘，贯通古今的传统；如果没有人加以统摄，使其开合变化，那么凭什么穷尽它变化莫测的妙处呢？不从老师那里得到传授，怎么可以呢？我的家乡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的学问，发为精深严谨简约的文章，教导学生；从篇、章、句、字，全都有法度，往往跟从他学习的人，都能得到文章的旨趣。他们所达到的境界固然有浅深高下的不同，但文章体裁始终不失古意。四明梦堂噩师虽然身处佛门，却能长期同先生交游，先生写文章的方法，他确实都听闻并学习过。乌君继善从小便跟随梦堂学习文章，凡是先生指点传授的，都全部告诉了乌君。因此乌君写的文章，峻拔洁净如明月、明珠，起伏变化如春江的波涛。我于是对几位同人说：‘一定要像乌君这样，然后才可以谈论文章。’如果没有老师传授，难道能够轻易达到这种境界吗？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有一匹美丽的锦缎，假如交给朝市中的裁缝来制作，他能够合乎尺寸而且穿着合体；若交给岩穴中的粗劣工匠，便会左边低、右边高，上面宽大、下面收窄。锦缎固然还是锦缎，但不合身又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老师传授的文章，也不过就是这样罢了。我年老而且多病，文章一概推辞不再写，即使偶尔有一两篇，也多半要仰仗别人代劳。唯独喜爱乌君的文章，亲自题写之后才把它归还。唉！我生在世上，虽然居住在先生的乡里，却不能传承先生的学问；对于乌君的文章，心中难道能没有遗憾吗？乌君名斯道，继善是他的字。他是明州慈溪人，曾任化州石龙县令，调任吉州永新县令。他为人温润如玉，大概正与他的文章相称吧。

译《书郑子美文集序》【王祎】郑子美先生所作的文章，我十年前曾得到过他论述汉、唐的文章，很是嫌他的辞句不全都精纯，体制也往往有违背法度的地方，内心并不喜欢。今年秋天，我又得到他的《师山集》，全部读完，看到他立论议论，致力于辨明道理、谈论名分义理，大概急切地以扶植世道人教自我表现，内心于是赞叹佩服。这才惭愧先前对先生的了解不够深入。即便如此，如果只凭文章来认识先生，并不是真正认识先生。要评论先生，应当从他一生的大节来看。当初，先生隐居在乡里，教导别人、待人接物，都以名分义理为准。至正年间，宰臣把他的名声上报朝廷，诏命任用他为翰林待制，并赐给他上等酒和币帛。先生因痛恨当时社会正把奔走钻营形成风气，想要加以抑制，便上疏陈辞。他说：‘我听说，学问有浅有深，别人不能知道，臣自己实在知道。所谓“我对于这个还不能相信”，难道敢贪求冒领恩宠荣誉来欺骗自己的内心吗？酒和币帛，是天下用来奉献给陛下的东西；陛下可以私自赏赐给人，臣不敢不接受。名位和器物，是祖宗留给陛下、让陛下与天下贤者共同使用的东西；陛下不可以私自授予人，臣不敢不辞谢。’ 奏疏呈给朝廷后，朝廷没有强迫他。不久，徽城发生了战乱。守城的人将要强行招致他，使他为己所用，先生严厉地拒绝说：“我难道是侍奉两个姓氏的人吗？”于是被拘禁在郡中，受到屈辱很久，但忠贞之心一点也没有改变。亲戚朋友带着器具和食物来供养他，他便从容地同他们尽情欢乐，并且告诉他们自己必死的情形。他的妻子派人对他说：“您如果死了，我也要跟您一同到地下去。”先生对她说：“你果真跟随我去死，我难道还会有遗憾吗？”第二天，他穿戴好衣冠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自缢而死。唉！先生在出仕与退隐、生与死的关头，大节如此显著，那么世人只凭文章来认识先生，难道足以穷尽先生吗？何况那些凭文章求知先生的人，不考察他用来表现自己的实际行动，只是一味追逐言辞的末节，他们对先生的了解就更浅了。唐代司空表圣、韩致元所作的文章，大多近于纤弱靡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他们在出仕、退处、生存、死亡的关头，能够不失正道，在节操义理所在之处，君子大概十分赞许他们。他们能够不朽的地方，应当在那些方面，而不在文章辞采方面。我担心读先生文章的人，会像我从前所嫌弃的那样去看待它，所以私下记下这些话，用来告诫他们。世上若有善于识别言论的人，他一定会说我能够识别人吧？”}], 先生名玉，字子美，是徽州人。《潜溪后集序》〔赵汸〕 《潜溪前集》共十卷，卷首有陈公众仲的序。《文浦阳义塾》已经刻印流传；至于后集，手稿日益增多，卷帙却还没有编完。宋公写信来，请汸为后集的宗旨作序。只是我久病，荒废学业，过了一年仍没有答复。又想到我与宋公相知有来由，曾经遍读前集，只是可惜陈公还有没有把这些内容全部说尽的地方。这样看来，后集本来不能没有序。汸既然不敢推辞，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作序说：把修饰辞藻作为文章，这并不是古法，大概起源于汉代西京吧？太史公为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作传，说他们因善于缀辑文章而被君主知晓；然而他们都不能列入儒林传，而孔子的弟子却另立传记。这说明把辞章称为文章、却不以经书为根本，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了唐代韩子、宋代欧阳公、曾子固相继出现，才开始考察六经来建立言论；他们器量见识宏大，学问广博，志向节操坚定，又足以振兴并发扬这一传统。文章辞语的功用从此才显得可贵。即使朱子继承周敦颐、二程的学统，仍然诵习、效法并表彰它，不敢忽视。叶正则在东南显名，正值道学重新昌明的时代，却刻意修饰辞章，不遵循旧有道路，反而背离、侵越，堵塞了根源；与韩愈、欧阳修在千年之后特然兴起，并且知道尊崇仰慕的对象相比，他究竟怎样，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君子评论浙东前代名人，必定以东莱吕公为归依，难道不是因为他博学而能把握要领，能够自得其师，即使把他比作孔门弟子子游、子夏一类的人也无愧吗？至于文辞通达、义理明白，不在陈旧说法中迂回纠缠，而且确实与吕公相合的，百余年间没有比侍讲黄公更好的了。景濂父出生在吕公的乡里，又长期游学于黄公门下；他的学问以经书为师，尤其精通《周礼》。他出入百家，钩探深奥，寻求隐微，大概是要凭此成就自己，而不只是借来作文。他作文时，只因才高思敏，放开或收束，无不合宜，却从未存心追求写作。等到他发愤选择学术道路时，直斥辞章为淫靡之言，华丽文采为积久的污秽，希望削除删落，径直走向道德之路；而对于吕公尤其反复吟咏、思慕赞叹，仿佛不能自已地要说出来，那么他对于轻重一类的分别、得失的关键，观察得已经很明白了。他的别集流行于世，难道只是想凭文辞扬名后世吗？我所了解的景濂父，大致就是这样。至于陈公说作文一定要由老师传授之后才可以，景濂父既不以此自夸，而我又不足以谈论此事。不过我曾听袁公伯长问先师虞公伯生说：作文应当怎样？虞公说：“你是浙江人。你想知道作文，应当去问浙江的厨师。”我是四川人，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袁公说：“厨师哪里需要懂文章？”虞公说：“四川人做厨师，粗块大肉，浓醋厚酱，不是不痛快饱足，却使饮食的滋味变得单薄。浙江的厨师却不是这样，凡是水产陆产，都选择柔嫩甘美的，调和汤汁，按适当的方法澄清，不断洗涤；看起来清冷如水，而五味的调和各自达到应有的程度。羽毛、鳞甲、介壳类的珍味，也不改变它们原有的性质。所以我说，作文的妙处，只有浙江的厨师懂得。”袁公大概惊讶地称善。自从虞公说了这番话，求学者私下议论，认为如果不是黄公的文章，就不足以当得起这番比喻。众仲曾向虞公学习，而景濂父是黄公的门徒。两位先生所传授指点的，确实与其他门派不同吗？善于阅读这部文集的人，就能明白了。《郑士亨东游集》序【刘基】

译我当初在杭州与豫章郑士亨相遇，观察他的为人，品读他的文章，于是同他结为忘年之交。我们天天互相拜访，谈论文章，常常从白天谈到黑夜还嫌不够。各自有所心得，便互相庆贺安慰，叫来酒一起饮用。谈到近世作文的人，若不是达官贵人，或善于阿谀、却不合时宜的人，便不敢把文章给人看；士亨不会阿谀，又没有做官，所以不敢把文章示人，只把它们写下来收藏，认为这样也胜过博弈。如果有一天能够流传后世，那么也可以使人受到警戒、受到感发，不至于毫无益处，也不违背古代圣贤的心意。虽然他不指望文章一定流传，却也未尝不希望它流传。那年冬十月，有个叫牛谅的人看到了郑先生的文章，非常高兴，带领朋友闻正把它们辑集刻印成书，请我作序。我对此十分惊异。埋藏在泥土中的璞玉，虽然不自行求售，却不能隐藏它的光彩。说卞和不常有，可以；说世间没有卞和，难道可以吗？我曾以为只有我认识郑先生的文章，却没想到又有两位先生。那两个人喜欢作文，却不取法当时世俗所趋向的对象，偏偏仰慕处于卑位的郑先生，这是为什么呢？我既为郑先生的文章能够流传于世而高兴，又为这两人能够识别人们所不能识的东西、从流俗中自拔出来为它作传而高兴。于是作序。《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四，余姚黄宗羲编 序二十五 文集 《说斋先生文粹》序【苏伯衡】宋代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导并阐明性理之学，号称道学，彼此传授；到乾道、淳熙年间，紫阳朱子、广汉张子、东莱吕子鼎立于一时，东南的学者都一致尊奉他们。说斋唐公生于这个时代，又与吕子同住在婺州，却独自推重经制之学，真可以说是特然兴起的人物了，难道是故意标新立异吗？考论道统，由周、程等人向上追溯到孔子、孟子；由孔、孟向上追溯到三王；再向上追溯到五帝。所谓经制，就是三王、五帝治理天下的事迹。听说：‘治理以道为根本，道以心为根本，能够得到心与道，然后才可以谈治理。’这样看来，经制和性理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假如只从事性理而不讲经制，不就近于有体而无用吗？唐公推重经制，是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的，怎么能说他标新立异呢？唐公与他的父亲侍御史尧封、哥哥饶州教授仲温、乐平主簿仲义，都是绍兴年间的名进士；他们在家庭之中互相师友，不仅史学极其精通，而且尤其深通诸经。唐公自称不专门主张某一种学说，不勉强求同；把各种说法藏之于心，拿来考察圣人的言论，符合的就取用，有疑问的就暂置不论。他又认为，三代的治国方法全都载在经书中，明白可以见诸实际施行；后世把它们看作空话，所以治理不如古代。他的志向是怎样的呢？天文、地理、王道霸道、兵政农政、礼乐、刑法政令、制度数量、郊祀宗庙、学校、井田、疆域等，无不在遗留下来的典籍中穷究探寻，贯通考察其中的缘故，仿佛亲眼见到一样。把上下古今的事加以调和斟酌，用来综合世事的变化；精微和粗略、根本和末节，一并兼顾。他的造诣又是怎样的呢？假如他能够实现志愿并大力施行，把帝王的大经大法在千年之后重新举明，辅佐成就一代君王的治理，使天下人重新看见唐虞三代的盛况，那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他天性廉正刚直，利益不能使他回头，权势不能使他屈服，因此触犯众人的地方很多，诽谤指责也都归于他；仕途尚未通达显贵，便突然自行引退。他想在事业上施展的抱负，只能推托到著述中去，这正是君子们追悔而深为惋惜的地方。他所著的书有：《六经解》一百五十卷，《九经发题》《经史难答》《孝经解》《愚书》各一卷，《诸史精义》一百卷，《帝王经世图谱》十卷，《乾道秘府群书新录》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详辨》各二卷，《故事备要》《词科杂录》各四卷，《陆宣公奏议详解》十卷，《说斋文集》四十卷。如今距离唐公去世将近二百年，接连经历兵火，流传于世的只有《经世图谱》；其他各书的精义，能够传下来的大概也没有多少了。扬雄说过：‘人活着，书就存在；人死了，书也就亡失。’想从唐公的书中寻求唐公，而他的书又是这样的，岂不是更加令人痛惜吗？他的孙子怀敬为此竭力搜访，得到了文集。看士介所作的序，才知道这是重刻本；加上《发题》《愚书》，足成四十卷，而且其中多是骈俪文章和应酬应用之作。这样看来，也不是原来汇编的旧本了。想从中采择编成《文粹》，以嘉惠后来的学者，又担心自己见闻少、见识浅，贸然取舍，犯下不可为的罪过。伯衡说：‘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凭一己之见，取舍秦汉直到本朝数百上千年各家作品，编成《文选》。宋代姚铉也曾凭一己之见，取舍唐代三百年各家作品，编成《文粹》。至于《文鉴》一类的书，更难以一一列举。至于昌黎韩愈的文章，他自称取法六经的旨意，谁能够取舍它呢？可是唐公曾选取其中二十六篇编成《韩子》。如今这次编选，也是同样的意思，为什么不可以呢？假如这部集子刊行，唐公的学术大概也可以粗略地显现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千百年〕 在唐公之后写作的人，有志于学问却无从看到他的书，一旦得到并读到它，难道不会深感如同获得拱璧一样珍贵吗！’于是怀敬选取论议、记序、书铭、奏议、杂著、职方等一百五十四篇，厘定为十卷。《发题》《愚书》放在前面，词科文章仍列在后面，共十五卷。他不嫌弃我，请我作序。伯衡年老鄙陋，哪里足以了解唐公呢？只是私下赞赏怀敬没有丢弃家学，欣喜后来求学的人有可以考察的材料，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些。并且借此表明，唐公在流俗之中、绝学之后特然兴起，他所蕴含的精微、所达到的高妙，并不全在这部文集中，但总比完全没有凭据要好。《洁庵集》序【苏伯衡】《洁庵集》中收有诗文若干篇，是平阳孔子升先生的作品，由同乡门人林与直、敬伯汇编。敬伯告诉我说：‘先生的志向在于树立德行，树立功业尚且不是他的志向，何况著述文章呢？然而先生由进士科出身，虽然不求凭文辞流传于世，但来求作文的人本来就把先生看作第一人。那么先生即使想不著述，又怎么能够不著述呢？我曾听先生说：“文章不是应用之文，应用之文也不是文章。”这是至理。凡是我所作的，不过是应用之文罢了，我哪里敢自称文章？因此先生虽然写作，却从未留下稿本；子弟和门人私下抄录，也并不多。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绵属和与直汇辑成八卷，附诗四卷，因先生自号而题为《洁庵集》。一两位志同道合者将要刻版，使它永远流传，冒昧请您作序。’我拿来读它，觉得义理完备，气势昌盛，意旨精密，辞语通达，典雅有法而严谨，温厚纯正而整肃峻拔，内容广博而不是拼凑，明白而不浅近，不加粉饰却有文采，不经雕琢却有光辉。古代所谓有德必有言，大概就是这样。评论文章，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

译至于诗，则接近人的性情而不受格式界限拘束，有从容吟咏叹息的情思，保留着《风》《雅》和《楚辞》的遗意。然而先生自己却看得很低，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世上作文的人，对学问没有所闻，对道没有所得，却把语言写得险涩当作奇特，把用字写得偏僻怪异当作古雅，把意思写得隐晦当作深奥，把体制写得突兀当作高妙，而这些正是流俗所崇尚的吗？先生不迎合这种风气，或许自以为不足以追逐世俗所好，所以才这样吧？唉！文辞的鄙陋，没有比那种风气更严重的了。难道能说先生会这样做吗？有人抛弃粮食而进食蚬蛤，也有人舍弃布帛而选择毛毯。假如不珍视先生的文章，只把流俗所谓的文章当作珍贵，那么同这种人有什么区别呢？蚬蛤可以适口，却不能解除饥饿；毛毯可以悦目，却不能御寒。养生终究要靠粮食而不是蚬蛤，度过一年终究要靠布帛而不是毛毯。先生的文章，就是布帛，就是粮食，是世上不可缺少、人们也不能不珍视的东西。敬伯对先生遗稿如此恳切，可以说是知道什么值得珍贵的人了。这样看来，先生有敬伯，不就像扬子云有侯芭一样吗？先生的世系、爵里和生平事迹，详见墓碑，这里不再重复。《刘樗园先生文集》序【方孝孺】学术把教化看作盛衰的标志，文章和学术互为表里。豪杰之士固然不必等到受教化之后才明白道理，然而先王之所以勤勤恳恳地把教化放在首位而不敢忽视，是因为认为天下人不可能人人生来就有见闻和明辨能力。我们向天下施行教化，使过分的人有所抑制而归于中正，使不足的人有所仰望而努力追求。最高的德行一旦统一，各种事务也就治理好了。周代强盛时，即使卑微到街巷中的人，远到出身于遥远异域的人，随口说出的话，也都符合仁义的旨意。等到周代日久而衰，著书的人虽以千百计，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完全合乎道，但宏博深奥，都各有自己的心得。譬如黍、稷、稻、粱，滋味虽然不同，却都可以使人吃饱喝足，从来不必像后世文士那样，剽窃袭取浮泛的谈论和空虚的言语。自周代以来，教化最为详明、最能得到先王心意的，没有比宋代更好的，所以宋代的学术最接近古代。大儒硕学都深明道德性命的道理，远远追寻孔、孟的足迹，把自己视为他们的同道。其他凭文辞驰名当时的人，也都以六艺为根据，义理精密而旨趣深远，气势充盛而论说详尽，各自有所承传，不肯任意沿袭他人，大概都是教化造成的。有元一百多年间，宋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几乎全部消亡；能写文章的士人并不少，辞采声调也不可说不精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百年〕 等到看他们的成就，不过是掠取旧说作为自己的言论；要寻求他们学术上的独到所得，哪里只是比不上宋代那些名闻天下的人呢？凡是生在那个时代、见过宋代遗风的人，都自认为不能及。宁海在宋代是诗书文物兴盛的地方，距离南渡后的国都很近，所以闻名于世的士人很多。宋代衰落时，兵政刑政虽然不振，教化却还存在；取士制度渐渐弊坏，风俗却没有败坏。因此它的文章虽然不能不比盛世下降，但学术的醇厚终究还不至于很愧对古人。樗园刘先生年轻时游学钱塘，入宋代太学求学，并同名士大夫交往。当时距离乾道、淳熙年间的诸位大儒还不远，文献传承丰富，很多都可以考见，所以先生的学问渊博崇高，得到圣贤学说的大要。他写文章朴实丰茂、质实厚重，不说奇异绝俗的言论，而是舒缓从容、铺陈纵意，一定把意思表达清楚才停止。越探究越深，越品味越悠长。他把那些只有华丽辞藻而没有实际内容、以讨人喜欢为务的文章看得远远不相称。先生所尊敬、认为善的人，只有同乡阆风舒公景、薛南山陈先生寿；与他交往而彼此敬重的，则有剡源戴公师初、鄞地袁公伯长。袁公后来在元朝做显官，名声传遍海内。戴公的文章也在当时流传，阆风、南山和先生都自称是宋朝遗民，不屑于做官，所以他们的文章和品行虽然高尚，却没有在世上大为显扬。知道并传述他们的，只有乡里人罢了。如今距离那时已经五六十年，故老相继沦没，知道先生名声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假如再经历几代，难道还会有人知道这些文章的可贵吗？像先生这样有学术而不能流传，是后死者的责任。因此我选取其中最好的文章，编成若干卷，并且推究他的学术源流，详细记载下来，使人知道先生的独到造诣深厚，不是近代那些能作文的人所能比的。先生名庄孙，字正仲，号樗园。著有《周礼辑传》《易说》，如今已经失传。《张彦辉文集》序【方孝孺】从前说文章与政事相通，不过是概括而言。归根结底考察，文章实际上同作者的为人相类似。战国以来，先从著名的人说起：庄周为人具有把天地置于壶中观照、把万物形态尽行包容的气度，所以他的文章宏大博洽而放达纵肆，飘飘然如云游龙翔，高举而无可比拟。荀卿恭敬而好礼，所以他的文章敦厚严正，如大儒老师，衣冠伟然，揖让进退全都有法度。韩非、李斯为人峭刻酷虐，所以他们的文章缠绕深切，排击纠结，联缀文辞，如同执法官审理案件，务求把意思说尽，使人无从应对。司马迁豪迈不羁，宽厚豁达而容易触发感情，所以他的文章高耸如恒山、华山，浩荡如江河，曲折周密，像家人父子交谈一样；不崇尚藻饰，却终究无法仿学。司马相如有侠客和美丈夫的仪容，所以他的文章绮丽柔曼而美好，如清歌绕梁，合乎节拍，听来悦耳。贾谊年少而意气慷慨，想建立功业却不能实现，所以他的文章深厚恳切而富有谋略，悲壮而激切。扬雄拘谨自守，木讷而少有风骨气节，所以他的文章拘束谨慎，模仿偷取，艰涩不流畅；虽然用心劳苦，距离道却实在很远。再往下到魏、晋直至隋代，文风流丽淫靡，浮泛急促繁琐，几乎到了没有文章的地步。

译只有陶渊明以冲淡旷达、天然质朴的性情，从肺腑中发出，不加雕琢；他表达道意通达，描写事物准确，稍稍接近古人。韩退之在中唐兴起，才开始大力振兴文风。退之是俊杰，善于辨析论说，所以他的文章能开能合、阴阳相济，奇特绝妙而变化多端，震动时如雷霆，淡泊时如《韶》《濩》，卓然成为一家之言。同时代还有柳子厚、李元宾、李习之等人。子厚为人精致警敏，习之志向远大、见识深远，元宾性情激烈而善于立论，所以他们的文章都各自类似于本人。五代的弊病比魏、隋之间更严重；宋代兴起后，到欧阳永叔、苏子瞻、王介甫、曾子固，文章才开始完备。永叔厚重深沉，所以他的文章曲折委婉而平和，不作峭拔诡怪的姿态，却有肃穆悠长的余韵。子瞻身材魁伟、气象宏博，气势高峻而力量雄健，所以他的文章常常震惊、超绝一世，不作婉转亲昵的细语。介甫心胸较为狭窄，容纳不多，简约沉默而有裁制，所以他的文章能够以简约取胜。子固俨然是儒者，所以他的文章纯粹明白、纯正无瑕，出入于礼乐法度之中。南渡以后，真希元、魏华甫以典章文物为文，陈同甫以纵横之学为文，其他凭文章显名的人也非常多。流传到末流，文章又败坏了。元兴以来，以文章自负而著名的人，百年之间接踵而出，受到世人称道的有姚寛甫、虞伯生、黄晋卿、欧阳原功。寛甫敦厚端庄，仪态威严，身旁佩着玉佩，所以他的文章沉郁而宏厚。伯生天资聪颖，才能超群，谈论古代故事和遗留下来的制度，整天说也说不完，所以他的文章铺陈丰富，没有边际，难以作为准则。晋卿谨慎知礼，所以他的文章谨守格局、遵循法度，考证切实恰当，不放纵而严密。原功博学多闻，所以他的文章繁富而不急迫。到了现在，则有潜溪先生出现了。先生凭借诚笃、和厚、刚毅的资质，宏大深奥、玄妙精微的见识，发为文章。原功称赞他的文章，说他像淮阴侯韩信统率百万军队，百战百胜，意志丝毫不受震慑；又像列子驾御长风，轻盈地飞升，不沾染尘土。他足以彰显一代文章的盛况，追步古代作者而与之并列，近代无人可以相比。由此看来，从古到今，文章各不相同，大体上是由于人各不相同，难道不是这样吗？虽然不同的是文辞，不能不同的却是道。譬如金、石、丝、竹，材质不同，但发出声音却相同；江、河、淮、海，名称不同，但都是蓄水之处；日、月、星、火，形态不同，但能够照明则相同。人的文章各不相同，就像人的形貌各不相同；但不可不同的，是天下之道都根源于人心，这一点是一致的。所以立言的人很多，只是文章的枝属；能够阐明道而不刻意求异的，才进入了道的范围。人写文章，难道是故意要写得各不相同吗？人的形貌人人不同，声音、笑容和容貌也人人不同，因此说出的话本来就不能强求完全相同，也不必拘泥于必须相同。道理明白了，文章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道理并不容易明白，文章写得高妙，道理却未必达到同样境界，这就是文章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唉，道与文章都达到极致的，大概只有圣贤吧！圣人的文章著于诸经，是道得以流传的途径；贤人的文章盛行于伊洛之间，是用来阐明此道的；但他们的文章从未相同，他们的道却从未不同。根据他们的道去探求他们的文章，是善于学习文章的人；只袭取他们的文辞而忘掉道，就不值得同他谈论了。但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世上有人自称不师法古人的文辞，于是剽窃拼凑、搜罗怪异，杂取艰深的词语，铺排错杂而成文，用来掩饰自己鄙陋的思想，以至于无法断句，使人诵读却不明白意思，还以为文章本来就该这样。也有人鉴于这种弊病，便懒散放纵、不加思考，编集陈旧之说，沿袭旧例，混杂而不加修饰；更有甚者，采用乡里闲谈和街巷俚语、粗鄙戏谑之辞，写在书册上，认为这样就是阐明道理，于是把文章和道割裂为二者，彼此互相诋毁。又有人看到这种情况，便放言攻击，认为古代的道不能用今天的文章来解释，今天的文章也不应学习古人的文辞。这三种做法虽然不同，却都错了。不师法古人，不算文章；只师法古人的文辞，也不能成为文章。能够写好文章的，大概只有学习古人的道吧！道理明白，气势就旺盛；气势旺盛，文章自然会写得好。文章自然写得好，就是所谓与作者的品格相类而又不违背道。人的品格有高下不同，文章也随之不同，不能强求。曾经坚持这个说法，私下观察天下的文章，归入这三种情况的很多，但也有不愧于古人的。今年我在京师居住时，跟随潜溪先生学习，得到句曲张君彦辉的文章来阅读。他的语言疏朗爽利，像陶元亮；善于持论，像李元宾。我料想此人一定文雅端谨、和善平易，是个君子。虽然还没有见过他，却一直记在心中。今年有幸见到他，果然与从前的设想相合，而且得以看到他的全部文章。他的文辞不拘泥于古人，务求出自自己，却没有艰深或鄙俗的毛病，往往本于圣贤之道，大概可以说接近真正的文章了。如果当今之人能够精进而不知疲倦，又有什么难处呢？这就是我不能不有所感触而说这些话的原因。虽然如此，文章之道广大，我又哪里足以懂得它呢？《逊志斋文集序》【林右】奔流而不能停止的，是形势；习惯而不能改变的，是风俗。随着形势一起前进、同风俗一起随波逐流的，是普通人。知道形势和风俗所趋向，却能坚定地以圣贤自守，不被它们浸染的，是君子。不仅不被形势和风俗浸染，而且我的一言一行所达到的地方，天下的形势都随之确定，天下的风俗都随之改变。譬如猛烈的风、震响的雷，鼓动震撼上下，没有什么高大的东西不被摧毁，没有什么幽深的地方不能波及；即使有坚强挺立、不可屈挠的东西，也会安然地在它下面委顿衰弱。这不是圣贤豪杰之士不能担当的。周朝末年，孔子的门徒已经去世，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天下。孟子在平民中慨然奋起，修明仁义之道，于是杨墨之说便衰废了。孟子以后，经历秦汉，既遭遇焚书坑儒的灾祸，天下学者又看不到完整的经书，而佛教、老子的门徒倡导私说，鼓动天下，天下人都相互拜师尊奉他们，说：“这就是当今的圣人。”以致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其祸害比杨墨之说更严重；即使凭韩文公的雄才大略，最终也不能使天下改变。到了宋代程颐、朱熹诸先生出现，彻底扫除陋习，一下子使天下回归大道之中，天下人翻然悔悟，说：“我们的道本来就在这里。”

译这样以后，老子、佛教的学说便没有用处了。唉！当它们肆意宣扬邪说，趁着我们的道无人维护，在其中残害正道，根盘曲、枝蔓散布，牢牢扎在人心之中，已经弥漫得无法拔除了。上天如果不在天下生出程颐、朱熹，那么天下人终日昏昧，就像盲人在黑夜中行走，怎么能够看见青天和白日呢？所以说：能够定天下的形势、改变天下的风俗，非圣贤豪杰之士不能做到。有像云一样的大船，才能驶向无边无际的大海；有乌获那样的力量，才能背负千钧重物；有足以盖世的才干，才能剖析天下的事务。才干不足以盖世，却想剖析天下的事务，就像乘小船驶向大海、驱使羸弱的人背负重物一样，不必等有见识的人说明，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必忧虑天下的形势不能由我来确定、天下的风俗不能由我来改变，只须忧虑我没有足以盖世的学问罢了。那郭林宗、王导一类人，忙忙碌碌处在士大夫之间，尚且能使天下人效法他们，何况我佩戴并奉行圣贤之学，难道还要说天下的形势不能由我来确定、天下的风俗不能由我来改变吗？可惜如今的学者却不是这样，何况他们听闻前朝的旧习，偷取成说作为文章，掺杂老子、佛教之说来充作博学，志气污浊低下，议论卑微浅薄，拘谨琐屑，再也没有大人君子的气度。我的朋友方君希直奋然起身说：“这难道足以称为学问吗？不以伊尹、周公那样的心志侍奉君主，就是损害君主；不以孔子、孟子的学问作为学问，就是损害自身。发表言论、持守议论，全都以至理为根本，符合天道，自程颐、朱熹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天下有志之士，没有不推崇他的言论的，都将抛弃自己所学而跟随他。唉！这难道不是豪杰用心之处吗？普通人世世代代出生，豪杰之士却不多见；如今在我的希直身上见到了豪杰，难道不也是我的愿望吗？希直的文章，我已经评论过了。譬如春气刚刚到来，津液般的润泽之色充满广阔天地，飞翔、潜游、活动和生长的万物各自都显出生机，天下人没有不相信它的。这还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概括来说，他最大的长处不在这里。虽然如此，文章是用来通达志向的；不看他的文章，凭什么知道他的志向所在呢？所以我又为他的文章作了这篇序。” 《操缦稿序》【林右】我们台郡虽然偏僻地处海角，但文学之士往往可以同上国相比。唐、宋以来，姓名载入史书的人暂且不论，只拿我们这一辈人来看，如方希直、郭士渊、王修德，接连出现而成为当世雄杰，文章流传于世。当年潜溪太史公见到方君的文章，感叹说：“真是奇才啊！”于是把他留在身边，不忍心让他离去。后来又见到王、郭二君的文章，感慨地说：“我的道兴盛起来了！”先生以自身承担文章之道的重任，是天下人取法的对象。譬如称量事物的秤，难道会偏向三位君子中的某一位吗？关键在于文章所表现出的真实内容，言语往往不知不觉就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因太史公的话，取来三位君子的文章阅读。方君的文章像春气刚到，津液般的润泽之色充满广阔天地，飞翔、潜游、活动和生长的万物各有生机。郭君的文章像苍鹰盘旋于高空，纵横飞翔，东西驰骋，起初没有固定的方向，而俊逸的气势自然使人敬畏。王君的文章像明月落入澄澈的江水，上下一色，清净而绝无尘垢，清明之气仿佛可以捧取。由此与三位君子往来，他们不认为我不值得交谈，曾亲手抄写自己的文章送给我。我把它们放在座右，想要竭尽心力追随他们的足迹，却一天天不能做到；一想到这些，心中从未不感到惭愧。今年王君经过钟离，来探望我在客舍中的住处，拿出他的文章让我评论。我知道他是拿我开玩笑。虽然如此，我偶然曾听说：事物有五种颜色，五色的变化无穷无尽；事物有五种味道，五味的变化也无穷无尽。色彩和滋味存在于事物之中，而它们的变化取决于人。人的才智各不相同，事物也各随人的才智而变化，这就是变化没有穷尽的原因。文章存在于天地之间，也正是如此。它的基本纲常和法则本于圣人，至于深浅、精粗、高下、轻重，则各随作者而不同。所以自古以来，虽然历代相隔遥远，作者人数众多，但体制反复变化，意气代代不同。譬如人，人人都有一张脸，但每张脸的相貌各不相同，难道不是各自穷尽了变化吗？由此看来，便知道拘守固定的色彩和滋味而不知变化，不是善于写文章的人。王修德写文章，不诡异，也不随波逐流，只守正道；不拘泥，也不专断，只以合乎义理为宜。这就是他的文章超过常人的地方，他也可以说是善于变化了吧？虽然如此，我听说古代君子，自己改变已经不难，使天下都发生相应变化才难。自前代以来，文章千人一面，像刻制符信一样，读起来令人厌倦。那么能够变化而贯通的人，难道不就在王修德和诸位君子之中吗？《静学斋文集序》【林右】上天对于人，富贵、名声、寿命都不是特别吝惜；至于文章，却非常吝惜。为什么呢？一代兴盛时，位列上公、封土为大国、名声充满天下而寿至高寿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可是文章之士不过三五人。其中三五人中，能够使天下和后世珍视他们的文章并流传下来的，又没有几人。以天下之大，真正有这种才能的也不过三五人；以万世之久，能够流传下来的又不过几人。这不是上天特别吝惜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让他们出生在世上竟如此寥寥无几呢？唉，我明白了。文章之士能够探究造化的本源，穷究圣人的道理，考察古今人事的得失，把有形之物推演为无形，又使无形之物生成有形。世间显赫的人，可以被他们写得湮没；世间沉沦的人，可以被他们写得显赫。他们驰骋笔墨所到之处，即使英雄也无法评论，鬼神也无法窥知，浩浩荡荡地同天地争夺造化万物的功用。天地如果不聚集至精至纯的元气，就不足以使这样的人出生于世。即使想不珍惜他们，也办不到。生育他们很难，所以特别珍惜；而使他们少量出生于世，也是理数如此。如今使天下生出数百万人，又损耗了天地的元气吗？

译而天地的元气，必定要借助文人而宣泄出来。想要不珍惜文人，可以吗？世上能够写文章的人，却不知道上天特别珍惜他们的用意。一旦处在草野之中，就向人呼号；见到豪官权势之人，便甘愿奔走奉承，连闲暇都没有。殊不想，他可以尊贵，我可以卑贱；上天为什么使他多、使我少？这就说明我比他更尊贵。即使处在饥寒之中，也仍然值得珍视。却反而向权势者屈服压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懂得自爱呢？我观察古今文人，不屈服的很少。即使韩文公那样贤明，也不免如此。我没有一次不为他深深叹息。陈君原采的文章，严肃庄重，像大儒执守礼法，进退周旋都合乎规矩法度；它的和畅通达，又像巧匠施展技艺，收放反复、机关转移之间，完全不是出于勉强安排。在世间寻求像原采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几个。原采曾说：“赵孟那样的尊贵，不是我的愿望；陶朱公那样的富有，不是我的仰慕。假使我的文章能够像古代圣贤，这就是我的心愿。”他的气节光明正直，不向权势之家屈服。疾风吹破房屋，他收拢被子坐着，诵读仍不停息。原采难道没有思想吗？大概上天给予我的东西十分厚重，所以我不得不自重。然而，自重的原因，不是凭借自己拥有的东西而对世人骄傲怠慢，而是为了尊重上天。过去傅钦之想拜见陈后山，知道后山贫困，便带着金钱前去；谈话片刻之间，金钱竟不敢拿出来。傅钦之真是太了解人了，也说明后山善于自处，所以傅钦之公开称诵后山的文章而不衰。原采就是另一个陈后山吗？陈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者呢？唉，世俗风气日益下降，士人不以文章自重，都只是把文章带在身上作为求取富贵的资本罢了。如果你能得到像原采这样的人并同他交友，难道不是我的愿望吗？所以叙述他的文章，以说明他值得珍重的地方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周佥宪文集序》【解缙】永乐庚寅年春天，我从交广入朝，路过虎头城下。云南佥宪周君彦奇奉表前往行在，夜里在驿站叫我相见，欢喜异常。他拿出一编文章给我看，第二天早晨便告别离去。从赣州到吉州五百多里，我日夜阅读这些文章，忘了睡觉和吃饭。乡山已经在望，也无暇应接。忽然船停泊在文江岸边，到了家中，文章还拿在手里。宾客们都传阅，共同赞叹周君的官位一天天显达，文章也随之共同进步。周君出身名门，自幼聪颖。他在宣城任学官时，宣城本来就是著名郡县，他却不因作为人师而自大。后来入宫应试，询问五经、百史和时务，正如古代所谓宏词科，一挥笔便写下万言，十次转换论题，文辞和义理都宏伟，朝廷中无人不惊叹佩服。不久被授任国子监博士，却没有接受。后来擢升为刑科给事中，每天与三司豪迈辩论，公开直言，竭力争辩，百官全都屈服。于是越级升任现在的官职，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调和内外关系。与勋旧和宿将共同办事，和其他方面的长官相比，实在难能可贵。有人每天忙得应接不暇，而周君竟能如此从容地写出丰富的文章，难道不是不倚仗聪敏而更加勤奋吗？如今又能看到他的全部文章，大概是他所经历的雄奇山川，又得到涵养而发抒出来了。感慨我一生所走过的地方，和周君略有不同：我曾登上华岳，探究黄河源头，也考察周、秦、两汉、唐、宋经营治理的遗迹，这些经历也足以开阔我的气概，却不如周君所经历的遥远而广大。周君把文章给我看，是我的幸运。然而从前孔子只向南到过楚国，向西到过黄河；我和周君所经历的地方，有些是圣人未曾见过的。圣人的文章保存下来的可以看到：议论有《易大传》，叙事有《春秋》，回答问题和记载言行有《论语》，这难道是有所凭借于外物吗？难道是有所凭借于外物吗？” 《西游集后序》【解缙】我的朋友康君以宁，是吉州永新县人，洪武甲子年考中进士，任太平府推官，后来被贬居横浦二十多年。每年所写的迎送、序述、悲喜离合以及赏玩事物、陶适性情的作品，都收在其中。用它来比较他今昔学问的进步，以及交游往来、岁时事物的更替，可以作为闲居时的阅读材料；并不是刻意删削来求工整，也不是夸多争胜、迎合外界而写给别人看的。前篇序言由范君仲纶所作，称庐陵的文章自欧阳修以后代有传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只是还不知道我们庐陵诗人的源流。源头始于周朝末年，有九位避世者隐居在玉笥山，多作四言诗，刻在石壁之间，郡人往往仿效他们，于是庐陵的四言诗开始兴盛。汉代封安成王、长沙王，淮南王的宾客又多往来于荒祠古墓之间，所刻文字都还保存着。到了晋代，许逊、郭璞、殷仲立都游历庐陵，五言、七言诗又兴盛起来。唐代杜审言任吉州司户，诗学才开始大为兴盛，庐陵的律诗尤其兴盛。吉州诗人堂的创作由此而来。南唐的刘洞、夏宝松，各自擅长其家法。宋代盛时，彭应求（一作元忠）被称为南国诗人。江西诗派的葛敏修，擅长雄健风格，各种体裁也都具备了。到了元代初年，范德机向杨学瑞传授学问，杨学瑞的儿子又跟随范德机学习，正如邵庵虞公所说，得到了范公文章的骨力，于是庐陵写歌行的人大为兴盛，数也数不清。说到永新，我还得到一位人物，就是萃乐吴先生以宁，他是乡里的前辈。他所得到的学问和文章应当有所承续，所以不刻意求工而自然工整吧。康君还未老，幸而以后所作应当更加丰富；将来回乡拜访诗人堂时，再同他认真讨论。无论屈伸荣辱、进退变化如何万端，他快乐平易的性情却始终如一。雷鸣风雨、天色昏暗，变化万端，而日月的光辉和景象却常常崭新。康君一定会有能够惠赐并教导我的东西吧？《省愆集序》【黄淮】

译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大力兴办文治，谋求达到太平，慎重选拔儒臣，设置内阁安置他们，使他们负责论说谋议，掌管内外制诰，参与机要事务。而臣淮只是凭借浅陋的学问，〔“黍”疑为“厕”〕列在其中。永乐已丑年，皇帝车驾巡狩北京，今上皇帝居于东宫监国，臣淮和几位辅臣奉朝廷命令，侍奉在太子左右。癸巳年再次巡狩，也像上次一样。接受命令后战战兢兢，不分早晚，不敢懈怠，发誓竭尽自己的愚钝才能，谋求报答皇恩。然而资质朴拙而愚钝，因此处理事情违背常理，有不符合皇上旨意的地方。第二年秋天，被逮捕押往北京，自料应当受到显著的惩罚，却又蒙受皇恩怜悯，和其他人一起被置于狱中，让我自行反省过错。这是多么幸运啊！在狱中超过十年，受到惩戒之后，别无他事可做，凡是眼睛看到而心中有所感触的，全都表现在诗中。甲辰年秋天，恰逢今上皇帝即位，广施恩典，大赦天下，臣淮得以保全性命、恢复喘息，又跟在诸位大夫后面，利用退朝休息的闲暇，细细整理腹中旧稿，得到诗、赋、词、曲合计若干篇，汇编次序成册，命名为《省愆集》，以表明自己不忘前事。唉！先儒评论诗歌，认为人困穷之后作品才会工巧。近古以来，如李白、杜甫、柳子厚、刘禹锡诸位名公，他们的著述都盛作于困顿郁抑之后，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传诵。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人，处在困境中已经很久，而监狱禁令又严密，眼睛看不到书册，手不能亲自拿笔写信，口不能同宾客交谈，旧日学问日益消耗，精神越来越昏暗，情趣越来越低下，志向越来越穷困，文辞越来越拙劣，实在很惭愧。然而篇章中所记载的，有的追忆平日的见闻，用来铺陈朝廷的盛美；有的感念皇恩、眷恋宫阙，以表达自己希望报答的私愿；有的回望叹息，以寄托思念家庭的情怀；至于遇到时令、见到景物，用来排遣兴致、怡悦心神的，也全都出于真情，大概也不能废弃。因此把它们收藏在箱笥中，留给子孙，使阅读的人知道我处在困境中的大致情形，至于工巧还是拙劣，又有什么关系呢？《东园先生文集序》【吴溥】有一位儒生，〔“一生”疑为“儒生”〕礼仪举止十分娴雅，带着一册书送给我，在招鹤亭下把它放到案几上，拜了两拜请求说：“我是东园先生的儿子。家父的文章不下数千百篇，家父不懂得自行珍重，稿本多被人拿走，散失之后只剩下这一册，大概只是千百篇中的十分之一。如今将要刊刻印行，希望您作序，使它永久流传。”我说：“文章能否流传，取决于作者本人，不取决于序文。先生的文章，难道还要等待序文才能流传吗？而且文章有序，是用来说明作者的意旨的。像我这样愚昧浅陋，哪里足以窥见先生的心意，又怎么敢为他的文章作序呢？”推辞不能获准，我打开书卷阅读，还没有读完几篇，就整理衣襟叹息说：“先生的文章很像苏洵。现在我明白了：它气势旺盛，思想深沉，文辞端正而不阿谀，辨析广博而不杂乱；自苏洵以后，没有人能超过他。”不久我又怀疑自己说得荒诞，认为苏洵不过是西蜀的一个平民，晚年受到推荐才得到一官半职，最终只做到主簿；而我先生年轻时就考中高科，入翰林成为法从之臣，历任官职至大司徒。他们的出处显达和隐晦如此不同，而先生文章又没有一句一字袭用苏洵，把他同苏洵相比，难道不是不合伦类吗？后来我读完它，反复思考了十多天，才豁然醒悟，说：“这正应当相同，我并没有妄说。苏洵年轻时不喜爱学习，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几年以后才下笔作文；我先生刚入翰林便归卧屏山读书二十多年，他的修养积蓄时间很长，所以志向诚笃，积累深厚，因此发为文章较迟；他的见解真实，所以取舍精当。声音、实际、根本、末节没有一处不同，又何必因显达与隐晦而疑惑呢？但略有不同的是，苏洵以平民身份立论，所论都是朝廷之事；先生身居大僚，所作却多是山林之文，其中用意有难以明白的地方，难道就是所谓身处江湖便忧虑君主，身在朝廷便忧虑百姓，换到哪里都一样吗？这本来不妨碍他们相同。”从前苏洵曾以文章拜谒张益州，张益州称许他的文章像司马子长；又拿文章拜谒欧阳文忠公，欧阳文忠称许他像荀子。荀子，是古代的大儒；司马子长，是古代的良史；都是后世仰望而无法企及的人。苏洵以平民身份拜谒名公卿，能得到这样的称誉，已经不算卑微了；但苏洵当时接受这些称誉，并没有感到十分喜悦。如今我是先生门下的学生，却妄自称说先生的文章像苏洵，怎么能得到先生的喜爱呢？苏洵说：“喜欢称道别人的优点却不阿谀奉承，是因为那个人确实值得这样的称誉。”我是喜欢称道先生优点的人，并不是为了阿谀奉承来求得他的欢心，所以始终以苏洵为话题，把这些话写在末尾的书页上，交给您。

译《书居士外集序》【邹缉】我年轻时客居游历新淦，新淦的仁和有个叫李继武的人，敬重士人而喜爱文章，尤其喜欢收藏古文奇书。听说有人有异书、世人珍重的书，不论价格多少，他总是重价购买。曾经得到故礼部侍郎曾鲁所校订的欧阳公《居士内外集》，知道这是奇宝，便收藏起来。我曾借到他的外集，那是刻本，大字本，上下边栏都十分宽阔。曾公全都亲自校勘，其中缺失的刻板很多，又亲手补全。曾氏家中有许多古书，他所校订的各个版本，有吉本、家本、刊本等集子；各种版本的异同以及改易、增补、删减之处，都用朱笔小字写在书页上下左右，字迹极其谨严细密，常常写满边栏。想来他的用心是多么缜密啊！如果没有日积月累的勤勉，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这时曾公已经去世很久，而他的儿子因事获罪，家产被籍没，官府把书籍分散售卖，所以李继武才买到它。我非常惋惜曾公勤勉用心，而他的子孙却不能保存并完整传承，实在可恨。又因为《外集》的文章很少有流传的，其中所考订的异文尤其难得，于是取来详细抄录。至于曾公校订的《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年，永丰县令蔡玘已经为它刻板，建宁书坊又重新刊刻流传，那么这部《外集》也应当同它一并流行。后来我任职太学，居住在京师，再也无法看到李氏收藏的本子，深感爱惜。吏部侍郎练公子宁是爱好古籍的君子，见到它很喜欢，于是借走，过了很久也没有归还。〔“防子宁”疑为“逮子宁”〕等到子宁因事去世，这部集子也就失传了。我又为此来回惋惜不已。李氏后来恢复本姓胡，出任松江华亭丞，集子收藏在家中。他有个儿子患风狂病，这部集子的存亡便不得而知。李氏如今又已去世，那么这部集子流落散亡，必然是这样了，难道不更加令人感慨吗？这部本子是我在永乐九年借义门郑氏的本子抄录的，大概那时我已经得到《居士集》，所以又抄录此本，作为全集。所抄虽然不能说精善，又没有曾氏考订异文的功夫，但我自认为是邹氏家中的奇书。又过了五年，我再次从北京护从回到京师，入宫拜见皇太子，得到赏赐的欧阳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装订修缮整齐，实在是更加珍贵的东西。既然珍藏秘护了它，想到这部抄本得来不易，于是详细叙述我一生爱慕欧阳修文章的心情，以及前后得到和失去这些书的缘故，并把我的感慨一并系在这里。《抑庵文集序》【萧镃】太宗皇帝治理天下时，首先选拔二十八名进士进入翰林，任庶吉士，让他们全部阅读宫中秘书，写文章一定要上追古代作者；给他们优厚的俸禄，却要求他们取得成就。当时凡是入选的人无不奋发努力、磨炼砥砺，争先恐后，但显著超出众人的不过三五人。泰和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宣德初年，二十八人中显达的没有几人，只有先生与永丰曾公、临川王公一同被授任詹事府少詹事。当时三位公的文章，在内则京城流传，在外则远方流传，不仅缙绅士人，即使普通人和小孩子，也常常传诵。因此三位詹事的名声，暗中已经在天下独占鳌头。后来曾公先去世，正统年间，先生与临川王公先后由翰林馆阁出任列卿，地位更加尊贵，文章也更加受重视。于是当时称为“二王”，没有异议。不久临川王公又去世，自景泰以来，独步当世的，就只有先生一人了。当诸位公读书时，太宗多次考阅他们，对他们说：“文章能够同韩愈、欧阳修相称，难道是天生的吗？你们只要努力学习，难道还怕当今没有韩、欧一流的人吗？”先生的天资聪敏绝伦，超过常人，又蒙受皇上的培养，加上自己的求学问道，从六经、诸子、史书以及百家之言中，纵横贯通，无不化为己有。因此他写文章时浩大充沛，不必劳心苦思，数千百言一落笔便能完成。他的文章漫无边际地铺展开来，像大河长川，沿流回旋、曲折转折，片刻之间便写尽万种情状，完全没有凝滞之意。它宏阔放纵而高古，像连绵山峰和重叠山岭，层层高耸、间隔挺出，秀美的气势向上逼近霄汉，看不出雕琢削刻的痕迹。大概他的文章体制宏大，所以声势震动人心；他的蓄积深厚，所以流传影响深远。这就是他形成一家之言、受到当世推重的原因，难道是偶然的吗？于是他的儿子、翰林检讨希稷汇编整理成若干卷，请我作序。韩退之的文章由李汉作序，欧阳公的文章由陈师道作序，都曾被当时人讥笑。如今先生的文章由我萧镃作序，难道不会成为陈、李一类吗？虽然如此，陈、李的序也因韩、欧的文章而流传，那么萧镃为先生作序未必不是幸运。因此作序而不推辞。先生名直，字行俭，别号抑庵，清正忠贞、气节高大，是朝廷中巍然卓立的老成之臣。现任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年七十四。”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五，余姚黄宗羲编

译序二十六 文集 《马石田文集序》【李东阳】天地间的气化流行不止，所以凡是运行于上天的，不只是和风丽日才算美好，阴天、晨昏晦暗、风云的变化、雷电的光烈，也时常存在。排列在大地上的，高山大川的流动和耸立本来如此；即使是穷崖绝谷，也一定有奇异的草木、羽毛鳞介之物作为祥瑞，想要抹去它们也办不到。人也是这样，虽然时代和地域有治乱美恶的不同，但文章和功业会随着所处环境而自行显现，这究竟为什么呢？是气化造成的。当气机的开合操纵、天地鼓风箱的启闭之时，便鸣响为声音，绚丽为色彩，凝聚为实体，播扬为芬芳。所谓万物，都被包容在其中，却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人的灵性，小则能够改变自己的气质，大则能够转动造化的机枢；他们用来立身垂训、使声名光辉流传不朽，自然也有其道理。然而这种人世代不多见，地方也不多产；至于气息消尽、湮灭无闻的，又有多少呢？所以评论者最终把这一切归结于气化之中，难道不是不得已吗？正因为湮灭容易而不朽困难，所以无论时代还是地域，都必定要选取文章功业卓著的人，表彰并传扬他们，使他们不与万物一同混没，这本来就是君子应做的事。元朝进入中原并成为统治者，大概是自有天地气化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况。八九十年间休养生息，把旃裘当作冠帽和鞋履，把盾牌当作铅刀和书板，却也用诗书吟诵，制作文章，传播歌咏，能够声名震动一代、流传四方，这也不是虚妄之说。大概并不是只有生长在中原、出身南国，而且世代传承、人人学习之后才有这种才能。由此可以看出，人的良知良能无不具备，而文章功业存在于天下，没有什么不能通过教化而培养出来。马文贞公出身西部，居住在光州，著有《石田集》若干卷。公去世以后，淮东廉访使苏伯修向朝廷请求刊刻传行，但到了元末散失，已经很久没有在世间流通。如今山西按察使熊君腾霄是光州人，曾任监察御史，出任甘肃按察使，有乡里的先生把抄本托付给他，说书中已经有缺漏而无从查证。熊君听说公有后裔在肃州，请求前去访问。他遍历各郡，过了很久才找到马铁牛，派人向他询问，果然从墙上找到公为母夫人撰写的墓铭石刻一纸，除此之外一无所获。熊君任按察使很久以后，在政务闲暇亲自编校，重新刻印传播，而伯修以及陈编修众仲的旧序也都保存其中。他们对公的称述十分完备。考察《元史》，又称赞他的文章精美丰赡，尤其尽力于诗歌，圆润严密、清新秀丽，没有一篇不能流传，确实是一代杰作。至于他议论典礼兴革、处理政事、摧折奸邪、弹劾恶人，多次被贬黜却不悔改，大概也有风骨节操。识见者从他的文章中探求这些，也可以看出来。公名祖常，字伯庸，官至枢密副使，后来调任陕西行台中丞，没有赴任，去世后追赠河南行省右丞，加上护军，封魏郡公，谥号文贞。“石田”是他的别号，文集因此命名，如今沿用旧称。《倪文禧公集序》【李东阳】文章本来是一回事，但施用的地方不同，所以体裁也随之不同。馆阁文章，用来铺陈典章、辅助教化，其体制大概典雅端正、宏大正当，明白而不晦涩，通达而不滞塞，专门适合实用。山林文章，崇尚志向节操，远离声名利禄，其体制则清峻奇拔，洗涤陈旧、削除冗杂，以形成一家之论。这两类文章本来都是天下不可缺少的，但追究到极致，确实有不能相合的地方。所以君子观察一个人的文章，不必认识他的面貌，不必听到他的议论，也不必亲眼看到他的施为，只要看他的器量、见识、才能和作用是否与这种文章相称，或者适合另一种文章，就完全可以把它区分开来。即使时代不同、朝代相异，按照我的说法去考察，也没有不能发现的。何况亲耳亲眼所接触到的风尚、声誉、义理和气概，正在天下兴盛而不可磨灭之时呢？我有幸同青溪倪先生舜咨为同年，交情最深；早已看到他先父文禧公的文章，也乐于向天下士人诵说公的旧作。公居住南京时遭遇火灾，亲手抢出几帙旧稿，青溪又竭力搜检，找到了它们。可惜散失的仍然很多，不能全部抄录。公去世以后，青溪便取公亲自编订的文章，刻成三十二卷流传。我开始得以完整看到它们，写作并感叹说：我国朝开创基业于淮河以西，统一了天下，山川精气完全承受于上天。自高皇帝时起，宋学士宋濂等诸公首先承担制作文章的职责，但还没有得到相应地位。文皇帝改变政治风气后，杨文贞等诸公迅速崛起，振兴文风。天下得到休养、涵养，直到英宗即位初年，富庶的成效可以说达到了极盛。此后刘文安等诸公出现，到了宪宗时，他们的作用仍未停止。当时又有文僖公这样的人，同他们前后相继，发扬光大，名声十分显著。他在景泰年间奉命作赋、作诗，宦官常常站在那里等着拿去进呈；至于其他碑版金石之文，更是如云涌、如河溢，丰沛得无法抵挡。他曾奉命出使朝鲜，席间奉命挥笔写作，几乎不需构思，朝鲜人都惊得缩颈吐舌，惊叹不止。等到回国刊刻，他的作品编成集子，直到今天还保存着。大概公有雄伟的才华、卓绝的见识，学问充实自身，又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典雅端正、明白通达，卓然具有馆阁文章的体格，不是隐居山林的人所能达到的。所以他虽然在朝廷中处境艰险，晚年才登上通显要职，不能完全得到任用，但他在典章制度和教化方面，补足一代盛况，成为后人观法的材料，这难道不是不朽的事业吗？从前孙盛作《晋春秋》，流传到外国，后来有人在辽东得到它。宋代孙甫作《唐书》，十分珍惜自己的著作，曾经在火灾之后只抢回自己的书，其他东西都不再顾及。这篇文章在出仕和退处方面正与上述情况相同，然而孙盛、孙甫二人的书最终没有在世上流传，是因为他们的子孙不足以继承。文僖公修撰英宗实录，尚未完成便去世；青溪接着进入翰林，把完成此事作为成绩上报。与前代相比，这或许有班固、司马迁的遗风吧？而且青溪任学士、礼部侍郎，后来又任尚书，继承父亲的美德，这在当代极为少见。他的德行事业能够显著流传，对公也有光彩。后世称道江东倪氏的盛况，大概不只是因为文章珍贵，而文章正是这种盛况的凭证。这当然不能不传下去。公讳谦，字克让，学者称为静存先生。已未年进士及第，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退休后去世，追赠太子少保；“文僖”是赐予的谥号。文章有《玉堂稿》一百卷、《上谷稿》八卷、《归田稿》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合计一百七十卷。于是汇聚编成家集，由青溪和他的弟弟、工部主事阜等共同收藏；《辽海编》则另行流传于世。《呆斋先生文集序》【李东阳】

译我文安呆斋先生遗文若干卷，都是先生亲自选定的，有的按类别编排，有的按年代编排，从应试的程文、试策、讲章、奏疏、应制代言之作，直到著述、赋咏、应答之作，全都收录其中。我年轻时曾私下向东阳先生求取科第，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奉诏从先生受学，得以聆听他的论说。先生说，写文章必须先博大而后简约，譬如山一样，必须能出云雨、产宝玉、生长材木禽兽，而朽木粪土也杂处其中，这样才足以成为岳、成为镇山。譬如水一样，必须能吞吐日月、蓄藏鱼龙、变现蛟蜃，而污泥浊水来到也不拒绝，承受它们而无所不容，这样才足以成为河、江、海。古代所谓大家，都是如此。若只是逐句锤炼文字，探求时有穷尽，取用后又有剩余，不过成为孤峰绝涧罢了，哪里足以成就其宏大呢？至于他舒展纸张构思，面对客人挥笔书写，正写旁添，日影尚未移动，太阳也未西斜，稿纸不曾更换，而典册金石之文施用于朝廷、传播于四方的，往往都是这样。慢慢考察这些文章，便能看出它们如水深静、山高峙立，又如水流曲折绵延；有顿挫，也有奔放；奇正并用，变化无常，众人都为之惊愕、赞叹、羡慕，认为无法企及。后来我登上秘阁，与先生辨析疑义、考核古训，有时一天吟咏百首诗，有时一挥笔便写成九篇制诰。曾有人询问宋代人的姓名，先生提笔就在案上写出，排列他们的世代次序，像谱系一样，于是判定某人是谁的儿子、某人是谁的侄子。词臣学士们常常夸赞这件事。原来先生的父亲石潭封君曾教他遍读经史，却告诫他不要作文；后来看到他私下写的文章，才有了“八面受敌”的赞誉。于是任凭他自由作文，等到他考中乡试，却奇怪他没有列入优等，说如果不能在春试中夺魁，就不再见他。结果先生果然以礼部会试第一名及第。这是因为他厚积之后才有所发售，守持充盈之后才有所发抒，胸中积蓄满溢而流露于文采笔墨，其文章如此宏大，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古人说文章与气运有高下；若从作者本人来评论，那么他的情志、操守和行为也可以考察而知。国朝洪武初年，文运开始兴起，宋潜溪诸公已远不可见。永乐以后直到正统年间，杨文贞公实际掌握文坛权柄，乡里俊彦常常把文章归于先生。文贞的文章也是亲自选定的，世人都佩服其精纯，而后人竟刻成续集，多达数十卷。先生曾经汇集余稿加以焚毁，世人所传诵的作品中，有些也没有收录；如今保存下来的，不过十分之四五罢了。可见他虽以博学教人，对自己要求却如此简约。这难道就是所谓小处有所惭愧而大处极为美好，其中还存在不是末学浅见所能测知的地方吗？像汉代的刘向、宋代的刘敞，都是博览群书，以文章著名，却没有得到任用。先生纯正坚定、朴实厚重的心性，远远超出流俗。他从容任职于翰林院，到了晚年才开始受到重用，但任用的时间也不长。虽然他的功业没有完成，但他的文章雄伟，在当时大为显扬，实在是一代的盛事啊！先生曾经阅看我在东阳阁中所作的试文，当时我在炎热天气中进呈赋文，先生对我说：“我老了，即使不死，也应当离去了；你一定要努力。”我虽知道自己爱好学习，却没有什么成就，眼睛熟读先生遗文，耳中还留存着先生善于诱导的教诲，不知不觉眼泪已经交颊而下。这部集子，是先生的儿子庐州府通判稼在庐州刻印的，原本字体很大、版式很细密，不便翻阅。先生的次子、南京太常寺少卿称，又重新刻印。此时先生门下的学生都已散去，只有我辞去政务居住在京城，谨慎地为这部集子作序，置于卷首。先生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死后追赠尚书，谥号文安，学者称它为《呆斋先生集》；以书斋名为集名，仍沿用旧称。至于先生的姓名、字号、籍贯，天下人都知道，行状、墓志等文字中也可以互相参见。《倪文毅公集序》【李东阳】文章有记载之文，有讲读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赋咏之文。记载之文崇尚严谨，讲读之文崇尚切实，敷奏之文崇尚直截，著述赋咏之文崇尚丰富。只要各自遵循所崇尚的特点而适合其用途，这才可以称为文章。然而前面几类文章，都用于朝廷、台阁、各部门和馆局之间，用来辅助政务、增益政令，并施行于天下。只有所谓著述赋咏之文，才能贯通隐显，因为人情、物理、风俗、名教，无处不存在。即使不是作者所能亲自施行的，也是作者所能论说的；而他所论说的，又能穷尽深奥、博大，无所不尽。若能兼备这两种用途和能力，一代之中也很少见。假如不能得到文章应有的特点，只徒然把它当作文，那么不过是枝蔓的辞句和说法，即使施行于天下，也没有实际用处，更何况那些不被任用的文章呢？青溪倪先生二十岁便考中进士，历任翰林编修、侍读，直到学士。曾经修撰《英庙实录》和《宪宗文华大训》，他的记载之文秘藏于史局，世人无法看到。先生在经筵讲读经书时，根据书史传记，以时事阐明义理，明白畅达，有能震动天听、回转圣心的地方；但这种功劳仍隐藏而难以被人知晓。后来出任礼部侍郎，升为尚书，加太子少保，改任南京吏部、兵部参赞留务，入朝掌管吏部。像罢黜淫祠、拒绝异物、谨慎对待上天警戒、遵守旧章等各篇奏疏，也都考察古义、稽考旧典，极力陈述利害，文辞严正、义理端正，具有古人向君主进言的体制。因此，他的文章见于敷奏之间，天下人都倾耳注目，明显知道功业是由此建立的，并不是徒然具备文书簿册、遵循条文格式而已，实在可以称为有用的文章。至于他的词赋、碑表、序记、著述、赋咏等作品，长篇大章如泉水涌出、山峰拔地而起，声声相应、回响相答，情思兴致纵逸发扬，事情和道理兼备，像庖丁在全牛内部游刃有余，又像沿着水势曲折处安然前行。这本来是他的天资所赋、平素学业所成，用来在一时显扬、传播四方的文章；在先生看来，也不过是余力所及罢了。看那些十日锤炼、数月雕琢，篇章逐字追求、句子反复琢磨的人，先生本来就没有时间去做，也是不屑于去做。先生的父亲文僖公，在正统年间以文章闻名，有文集流传于世，我曾得到并为它作序。先生的文章亲自编订，以他的号命名为《青溪漫稿》。知府熊君桂在徽州刻印，先生的嗣子、中书舍人霦请我作序。我与先生同年考中进士，同入翰林，志向事业相合，情谊极其亲厚。既然已经为他的事迹和品行的大端作了铭文，唯独对于他的文章还有没有完全阐发之处，所以为它写在简册前面。先生名岳，字舜咨，追赠荣禄大夫、少保，文毅是赐予的谥号。我国朝父子都入翰林任学士，并且都谥为“文”，实在是从倪氏开始的。而且以文集世代相传并刻印流行的，除了金华王忠文公之外，也没有再见过第二例。这也可以由此显示一代文运的盛况了。《张东海集序》【李东阳】

译东海之滨有位张汝弼先生，曾经观海而有所领悟，于是以“东海”自号。他年轻时擅长草书，雄伟俊逸，自成一家；同时代以书法著名的人，都没有能比得上他。碑刻、书板和卷帙流传到远近各地，甚至传到外国，于是东海先生的名声遍及天下。他作诗清新精炼、脱离俗气，努力追踪古代作品；兴致所到，信手挥笔，大多不打草稿。即使有所写作，也因为用草书书写，常常被别人拿走。先生自己也说刻印文集太多，想要纠正当时的弊病，便不再把心思放在其中。清丽的词句、警策的句子，时常有人传诵，但见到他全集的人，大概很少。他作文，随着事情、接触外物而有所感发，必定以义理为根本，不写华丽的枝叶之辞；又特别慎重，不肯苟且下笔。再加上没有稿本，所以流传的就更少。因此，他的书法遮蔽了他的诗，诗又遮蔽了他的文章。评论者便说，技艺达到极致的人不能兼擅两种技艺；这并不是真正了解先生。先生去世将近二十年，他的儿子广西按察副使弘宜也已去世。家中又遭遇火灾，兵科给事中弘至检查各种旧箱笼，连十分之一也找不到。又从亲友所藏以及胥吏私下抄录的作品中访求，得到其中的二三成，汇为一卷，但当时流传诵读的作品，仍未收齐。由于续录还没有完成，便随着所得作品的先后次序编排，准备刻印流传。凭先生的诗文，竟然只保存到这种程度，实在太可惜了。从前评论书法的人，一定先看人品，难道只有书法如此吗？人的品格，也一定以道德为先。所谓道德，并不一定非要像禹那样行走、像舜那样举止，穿着尧的服饰，才算达到最高境界；只要义与利、正与邪不在内心中混淆，涵养日久，精华自然从外在显发出来，如同珍珠藏于蚌中、美玉蕴于石内，有不可遮掩的光彩。先生晚年才考中科第，任兵部郎官的时间最长；志向操守光明正直，不肯污浊地迎合他人；开口议论，无所顾忌，从未谄媚以求取得进身机会。他内心所自负的抱负，往往在词章中表现出来。后来任南安知府，约束自己、爱护百姓，政绩很适合他的为人。不久便辞官离去，所以他的政事又被文章遮蔽，而他的文章保存下来的也只有这些，难道不是更加可惜吗？然而空青、丹砂、金膏、水碧，即使一颗颗拿来赏玩，也知道它们是至宝，本来不必堆满盘子、装满箱笼才算富有，何况文章呢？何况那个人本身值得尊重呢？假使后世知道这个人的可贵，那么他的文章也会更加珍贵。先生名弼，字汝弼，松之，是华亭人。他在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卒于弘治丁巳年，享年六十岁【缺字】。儿子弘宜、弘至都相继考中进士，弘至任翰林院庶吉士，使家学世代相传。弘正、弘玉、弘金、弘圭都没有失去法度。后来诸孙中接续兴起的人，也相继而来。张氏的文章典籍，确实可以从这里征集起来。文集编成后，弘至把书送到京师，通过翰林侍读学士顾士廉，请我作序。唉，我的话哪里足以使先生更加尊重呢？《匏翁家藏集序》【李东阳】《匏翁家藏集》七十卷，是吴文定公所著并亲自编定的。诗三十卷，不分体裁，以年月先后为次序。文章四十卷，则分体汇编，而先后次序也隐约包含其中。大概只编入那些还能辨识、而散佚在世间的作品，至于无法收集的就不在其中。吴公已经归葬故乡，他的儿子中书舍人奭在家乡刻印，尚未完成。等到服丧期满，他来到京师，把这件事托付给吴公的侄子奕。几个月后，他来信说诗卷刻成了；又过几个月，又来信说文卷刻成了。奭拿着文集告诉我，请我在卷首作序。我读后惆怅叹息说：“语言发而成章就是文章，文章发而成声就是诗。诗和文都叫作言语，但各自有体制而不相混乱。像典、谟、训、诰、誓、命，以及爻、彖之类是文章；风、雅、颂以及赋、比、兴之类是诗。后世有所变化，凡序、记、书、疏、箴、铭、赞、颂之类都属于文，辞、赋、歌、行、吟、谣之类都属于诗。它们距离古代虽然遥远，但体制本来仍然存在。那些才力不足的人，文章粗疏浅陋、局促滞涩，想进步却做不到；勉强超过常规，有的不是失于奇巧，便是失于艰涩；不是失于夸张荒诞，便是漫无边际而无所归宿。于是作者虽然很多，文章的体制反而更加衰败了。然而语言发自内心，是行为的外在表现，内心一定有所涵养，然后才能发为言语。文章有体制，就像行为有节度一样。如果只是追求文字的美，而行为不能与之相称，那么言语不过是偶然相合，碰巧说中了。以古文著名的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吴公年轻时以经学应付程试，后来遍读《左传》、司马迁的史书，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诸家的文章，想把旧日学业全部抛弃。等到被部使逼迫，考取甲科，任职史局，文章的名声传遍天下。年老居于台阁，却未能充分施展，始终专心于所谓文章。因此他作诗深厚浓郁，脱去凡俗浅近，而独存古意；作文典雅而不俗，畅达而不浮泛，以义理约束文字，形成一家之言。由此看来，他的见识真实正确，操行端正谨慎，情趣冲淡而无所牵累，并不只是通过观察他的仪容、聆听他的议论才能知道。他的文章流传于世，本来是不可缺少的。从前有人说：“一代只有几个人，一个人只有几篇文章。”那些已经消散泯灭的作品姑且不论；如今在成帙的文集之间寻找，若不是世人选录的文章，也很难成为可供观览的作品。有识见、懂得文章体裁的君子，依照体裁来考察，吴公的文章难道不是取之不尽、读之不厌的吗？既然如此，那么那些散佚的作品还应当广泛搜求，使它们完全呈现于天下，不要只说是家藏而已。《叶文庄公集序》【李东阳】

译叶文庄公的文集有若干卷，卷帙相同而名称不同。名为《水东稿》的，是他任诸生、给事中、参政、都御史以及巡抚宣府时所作；名为《开封纪行稿》的，是他任给事中奉命出使河南时所作；名为《菉竹堂稿》的，是他在广东任西巡抚时所作；名为《泾东稿》的，是他任礼部、吏部侍郎时所作。诗按次序汇录，文章则按体裁分类，都是叶公亲自编定的。总称为《文庄集》，是他的儿子贡士晨所命名的，大概是准备向天下传播，不敢把它只看作私人文集。我曾读它并评论说：叶公的文章博取多方而深有造诣，其中从欧阳文忠公处学得的最多。叶公虽然从未自称如此，但看他的文章曲折有余、委婉完备，详尽而不使人厌烦，就知道是欧阳之学。欧阳之学，苏文忠公说，学习它的人都知道以贯通经书、学习古人为高，以挽救时弊、推行正道为贤，以冒犯皇帝颜面、敢于进谏为忠。可见欧阳在天下之所以受重，并不只是因为文章。后世写欧阳体的人，还没有得到他的曲折有余，便先流于迟缓软弱；还没有得到他的委婉完备，便已经失于琐碎繁缛；他们常常以为文章难写，弊病也正如此。假如只得到他的文章，却没有得到文章之所以受到天下尊重的根本，那么尚且会被人轻视，更何况两方面都失去的人呢？叶公勤奋好学、喜爱古道，志向在于切实救济时世。他在朝廷陈述意见、提出建议和纠正弊政，很多都被采纳；在藩镇任职，威严与恩惠并施；在部曹任职，明察清正、操守高雅，始终不变。有时事情违背他的志向、拂逆他的心意，不能尽情施展，他便叹息皱眉，像是想罢休却又不能罢休。这样看来，他从欧阳之学中得到的，难道还不多吗，更何况文章呢？如今评论者不问是否可行，文章必定归给翰林，政务必定推给法家；坚持这样的看法，势必不能不把二者分开。假如能持守法令，又以经籍为根基、以文章为文饰，为天下所看重，难道不是人所难以做到的吗？国朝文臣获赐谥号“文”的，翰林院以外，近来只有吴文恪公讷、魏文靖公骥、姚文敏公防和叶公。综观当世，确实很难再得到这样的人。我出生得晚，所接见的不过一二人；叶公对于我所敬重的翁岳公是知己，所以我虽不敢说真正了解叶公，却有幸接触过他的言论，得知他的根本。我凡是为叶公筹划的，并不只是为了向当世传述。因此依照贡士晨的请求作这篇序。叶公名盛，字与中，别号及庵；著有《奏议录》和《水东日记》，那是他家中所收藏的，所以这里不再收载。《野古集序》【龚诩】世人把粗暴浮躁、庸俗粗鄙的事物，大都称为“野”；把正直方正、廉洁耿介的人，大都称为“古”。我生长在乡野之间，所交往的不过是黄发儿童和白发老人。因此踪迹很少涉足权势利益之途，谈论不过越出耕作放牧之事，衣冠不随时俗，礼貌不迎合习俗。我的一言一动，往往都不能使人听来和谐、看着悦目，也不能合乎人的心意。有人因此骂我“野”，有人因此称我“古”。我听了以后私下揣度自己：骂我野的人，确实说中了我的实际，不值得深深责怪；称我古的人，是虚浮的赞誉，超过了我的实际，我不敢承受。于是兼取这两个字给书斋命名，希望早晚看到它时能有所警戒，借此去掉自己的“野”，逐渐达到“古”罢了。然而我平生喜爱吟诗，写成的不过一百多篇，其中鄙俗浅陋、迂腐荒诞，正是所谓吴地歌谣、巴地俚曲。将来即使不以把它们留给诗坛作家取笑为耻，也还是把它们编成一集，因书斋之名题为《野古集》。我这点心意，并不敢拿来比拟古人。传记中有句话说：“诗是表达志向的。”我的立意和措辞本来远远比不上千古之人，但一个乡野人的诚挚心意，或许还可以略微看出来。天顺癸酉八月中秋日，逸老龚诩大章自序。《重刻云阳李先生文集序》【谢铎】读书人有不被世俗改变、又能随时代而自立，并且一定要尽力实现自己的内心愿望、以此为满足的，这本来就是古代所谓豪杰，而君子不会认为他们做得过分。唉，像云阳先生李公，才真正是这样的人啊！当时，元朝拥有天下将近几百年，天下太平已经几十年，后来才实行科举，它的教化对人的影响还不深。先生以进士高第起家，任翰林官，眼看就要受到重用，却因为亲属的缘故到江南奉养亲人。等到元朝将要灭亡时，他又慨然想要效力一方，以完成侍奉君主的道义；后来终于辞去新朝任命，沉默隐退，悲伤惋惜，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心志。唉，陈良是楚地人，楚地并不全是南蛮之地，陈良一旦从流俗中脱颖而出，君子尚且认为他能如鸟出幽谷、迁居高树，是豪杰之士。何况生长在那样的时代，无法逃离天地之间，最终却能凭古道战胜自己的人呢？有人说，像先生这样的豪杰，既然不是元朝真正得到并拥有的人，那么应当起来辅佐我朝，维持新朝的治理，这大概也不算过分。唉，王彦章只是凭一杆铁枪称雄，却为梁朝效死；梁朝的罪恶，和天下其他朝代的罪恶一样，君子尚且取法于他的忠诚。像先生这样的人，又怎么可以只根据他所处的时代来评论呢？如果说他生不逢时，他的出仕或退处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那么这本来正是先生深深悲哀、不幸叹息的地方，也是君子不敢置之不顾的地方。先生名祁，字一初，是长沙茶陵人，与翰林院学士宾之公同出于西平王之后，文章和德业前后辉映，大概是李氏家族积累长久、发扬深远，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还是上天用来阻塞先生的遭际，将要在今天大为昌盛吗？当初，先生从茶陵避乱迁居吉安永新，去世后便安葬在那里。学士公曾为他的墓表文，如今顾天锡君镇守吉安，又想到他作为乡邦典范值得追念，先生的文章确实不可缺少；但旧刻本日渐散失，也许先生不能不向后人留意的心愿，就是要重新刻印，以求不朽。我同学士公结交最深、最久，详细知道先生的经历，所以叙述评论这些事，把它交给顾君。也许先生身处变乱时的志向，能够在天下后世稍稍得到说明；至于他的文章是否流传，难道是几句话所能轻易决定其轻重的吗？《见素集序》【张诩】

译文章以挽救时弊为可贵。自中古以来的文章，如韩退之的《佛骨表》、欧阳永叔的《朋党论》、胡澹庵的《乞斩秦桧疏》；诗如杜少陵的《八哀诗》、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等，排斥异端，尊崇正道，斥责奸邪谄媚之人，百世以后读到它们，仍然使人毛发森然竖起，恨不得生在同一时代，愿意为他们执鞭随从。再往下的作品，不过是争斗富丽、夸耀技巧，即使极其工巧精致，也只是取得悦人耳目的效果，对于纲常和世道没有关系。果真如此，文章又有什么可贵之处，为什么一定要靠这种文章流传后世呢？当初我赴京参加会试，在士友家中有幸看到莆田见素先生林公任秋官员外郎时上奏宪宗皇帝的奏疏草稿，反复读了三遍，流下眼泪，看见他弹劾奸邪之人、纠察权贵宠臣，凛然有如斧钺般严厉，而忠诚恳切、刚直不阿洋溢在字里行间，几乎像高举日月星辰、使山岳震动。林公虽然因此获罪而被贬到远方，但一时之间国家的是非和士人的气节都依赖这篇奏疏，评论者说它与胡澹庵的一疏不相上下。文章能达到这样，难道不是所谓挽救时弊的文章吗？不久林公被召回，在留都任职，历任外台长官；有一天拂袖离开朝廷，抗章上奏后当晚就上路，从未等候答复。数年后，先帝因言官的推荐起用林公为佥都御史，他在大江南北执掌风纪，贪污的官吏大多望风解下印绶离去；即使当权的宦官、素来号称凶悍狡黠的人，也因此收敛行迹、暗中躲避。林公出仕而挽救时弊，他的功业伟大，又处处如此，哪里只是表现在文章中而已呢？假使林公在朝廷任职，一定能够设法平息淮南的谋划；在边疆任职，一定能够使西方之人胆寒；即使在山林之中，上天也一定会使他的一丝力量重于九鼎。大概林公精神和心术寄托所在，有些不是常人容易窥测的，所以发而为文为诗，或用于赠送，或用于酬答，或用于寄托，虽然体制类别不同、风格旨趣有别，但总的说来，它们与从前那篇挽救时弊的奏疏之意相差无几。既然如此，林公的文章即使想吝惜而不让它流传于世，也不可能做到。可是林公正谦退地认为这些不过是酱瓿上的小意思罢了，哪里会把它们当作自我满足的资本呢？他偶尔亲手编成文集，共五十多卷，以他的别号“见素”命名。他不远数千里，写信寄给我说：“你为我给它作序吧。”我收到信时已经接近黄昏，急忙点灯畅快阅读，第二天便拿起笔来，以此表明我对林公的仰慕至极，也把能够托名于这部文集视为荣幸，仓促之间竟忘了自己的浅陋，也顾不上推辞。《漱石轩诗文卷后语》【张宁】读书人不可以喜好奇异。奇异，是正道的反面。不得已而涉足奇异，尚且比正道更令人厌恶，何况还要刻意追求它呢？古人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创立言论。既然已经居于其次，就不是最高境界；而且还不合正道，可以吗？孙子荆回答王武子的话，实际上与苏长公“着饭吃衣”的戏谑话相互对应。世上喜好奇异的人于是共同称赞它，直到今天甚至还为它穿凿附会，寻求使这种说法能够成立。正大的文风已经衰亡，为什么人的心思竟然如此不古呢？古人所谓雅言、至言、善言、格言，都敦厚实在、周密通达，切合道理而符合人情，通晓明白而没有弊病。人们不懂得它们的价值，习惯于它们而不加察觉，大都把它们看作平常话，却偏偏甘心把心思用在谈笑的材料上。诙谐滑稽的风气怎么会不一天比一天盛行呢？何况孙子荆本来是由于错误才开始，而一时之间辩说快捷，偶然涉入奇异，尚且受到如此重视。那么那些纵横捭阖、随机应变、因事制宜的人，真正有值得称奇的地方；像战国时代的士人一样，还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不能凭此在当时振作起来呢？唉，雕饰刻镂的东西陈列在前，纯朴的东西就只好退避。言语不能美善，却希望行为美好，难啊！不过，人的文才和世道的运势有高下变化。战国列国的文章不同于三代，唐宋的文章不同于秦汉。正道变化而成为奇异，奇异又必将变化为荒诞。荒诞不能成为正道，也不能有所作为，所以三代以后只怕人们不好奇。喜好奇异的人，过失远远超过常人。乡里的长者孙学勤以此给书轩命名，他一定是对此有所见解。不然，就是因为“漱石”是同姓的名人，便取来给子孙看；这难道是常人所会喜好的吗？《瑞石山房集序》【张宁】紫阳羽士范栖云把瑞石山房的各种作品编成文集，准备刻板流传，请我作序。我曾经遍游吴山，周遍观览鳌峰的岩洞，若论浑厚完整、广大博大，应当略逊于飞来峰；但若论清丽华美、奇异绝妙，却超过飞来峰。这本来是上天用来包揽群山秀色、集中在一处的地方，应当是杭城中山水景色第一。天地的文采，显现在天地之间；上下之间，只有星辰山泽最为显著，能够阐明幽深的奥秘、成就天地人三才之功的，必定先要有言语来表达。然而若不能通达它的妙处，就不能达到相应的言语境界。自古以来，能说出至理之言的人没有几个；后世登高作赋的人，一时之间构思超拔、语言出众，传播于人口，往往能与《风》《雅》并存。他们的言语虽然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也足以使人完整看到人文风貌，自然不能不保存下来。此山每年登临游览、远眺观赏，从无空缺的日子，题咏著作应当加倍于寻常。如今把所有作品合在一起，从元代萨天锡以下，只有一百五十多章，这是为什么没有言语留下的人这样多呢？唉，人生在世，才华与命运常常相违，忧愁与欢乐又常常相继；既不能自行建立丰功伟业、获得盛大声望，又不能借助所遇之事调适心情，在所处境遇中获得快乐，凭借言论表现自己，便这样泛泛交往而过，声名踪迹随即磨灭，几乎还不如凋落的花、坠下的叶子尚能暂时留存，这难道不可惜吗？君子以后世没有声名为可耻；如果不是圣贤哲人，却把留下名言当作余事，谁能做到呢？这部编集以瑞石山房的胜景为事实的开端，流传之后受到感发，必定会有不肯跟在人后面的至言之士到来。如果还要用押韵的诗语互相争胜，不如暂且让萨翁独自占据第一。《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序二十七 文集 《马易之金台集序》【张志道】诗到了唐代而兴盛，大概被选入诗集的作者不下五百多家，人人各不相同，但又共同属于唐诗。唐代的大家，首先要称杜陵先生。善于学习杜甫的人，一定以《二南》《风》《雅》为根本，取法汉魏乐府和古诗，以晋宋齐梁诸家的作品作为枝叶，然后才可以接近杜甫。因为必须穷尽各家风格的变化，才能成就一家自己的所得。否则，既以跟在别人后面为耻，又立志自成一家，最终却不能超越古人，反而愧对所谓大家；近代诗人已经可以作为鉴戒。从前唐代韩愈、柳宗元被称为文章中的杰出人物，每天学习两汉文章而写作。我认为诗也一样，怎么可以不学习古人呢？但学习古人，难道只是模仿外形相似罢了？葛罗鲁氏马君易之，以诗闻名于当世。我得到他的《金台集》来读，五言短篇流畅华美而稳妥适宜；七言长篇充沛畅达而条理明晰；近体五言、七言诗，精密细致而华美润泽。它们都想追踪大历、贞元年间诸诗人的作品；而《颍川老翁》《新乡媪》《芒山巢湖》《新堤谣》等篇，又以白居易的丰富充实寄托其中，兼有张籍质朴古雅而不浅薄、平易而不深僻的特点。可见他学习唐人而又能自有所得，确实得到了唐诗的精髓。我在京师认识易之，已经超过十五年。等到看到他游历两都，经过邓、郏而返回吴越；他赴任时横渡大海向北而上，出使时凌越长河向南而行；他的游览雄壮而见闻丰富。我知道他的诗雄伟浑厚、深沉郁结而又顿挫有力，语言似乎已经说尽而意味仍有余，或许将要进于杜甫的境界了吧？易之因为我在翰林词林之中，便请我作序。善于作诗本来就很难，而真正辨识一首诗属于哪一家哪一家的风格，也确实不容易。我赞赏易之的才华超过本国诗人，并认为我朝的诗道将要重新达到唐代的盛况。于是写下这篇序。《西村集序》【卢襄】我年轻时有志于古文，但离家时没有藏书，于是取法近代；后来又因为力量不足以远求，便从附近开始。我听乡里的长者说：吴兴有张渊先生，长洲有沈周先生，我吴地有杜璚先生，吴江有史鉴先生，他们的著述都值得取法。于是我日夜寻求诸位先生的作品，得到一篇就口头诵读、亲手抄录，但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全集。史先生则不轻易出仕和交游，积累日月也很难得到他的文章。后来我又寻访诸位先生的为人，发现他们都像龙潜泥蟠一样深藏不露、探究幽玄、博览深察，同时又遵守礼法、谨慎守度，是纯正王道教化下的百姓。当时在朝廷和民间的名公卿，以及在当地办理事务的人，如前武功伯天全徐公、礼部尚书文定吴公、兵部尚书恭毅王公，都同布衣交往，互相讨论，商量古今，谋划利害；而沈先生、史先生的名声在公卿之间尤其显赫。诸位先生去世后，三四十年之间，竟再也听不到隐逸君子的作品，难道是声名踪迹都隐没了，还是偶然没有这样的人了呢？而诸位先生的作品却更加广泛流传在人们口中。嘉靖癸未年春，史先生的孙子臣与我同年考中进士，臣的儿子璧又与我家通家往来，于是请取史先生的作品，把过去没有见过的全部搜检出来交给我。那情形就像夜光明月，商人知道它是至宝，想求取却得不到；一旦全部得到，当然有无法抑制的喜悦。于是我日夜阅读：读他的赋，辞意宏大铺陈而不流于淫靡，体制也完备。读他的古诗，辞意淡雅而不令人厌倦，真是隽永吧？读他的近体诗，辞意峻拔整齐，简约而深远，超出声律对偶之外。读他的序，像美玉的光彩四面流溢，秩序井然，文理鲜明。读他的记，辞句精核而事情完整，可以称为善于记事。读他写墓铭的文章，真实记录而不接近谄媚，使生者得到安慰，使死者没有遗憾吧？读他的杂著，体制闲逸，文辞斑斑可观；如商代彝器、汉代鼎器，其款识本来就各有不同。等读到他的水利议、部政书、诛巫之文、革奸之对，便叹息说：这不是词人的文章，而是慷慨激愤、忧虑世风败坏而上位者不加体恤、政务有缺而百姓日益困苦，不得已才发出的言论。唉，真是有根本啊！世人曾说文章家有两种：台阁经世之文，山林避世之文。史先生居住在震泽之滨，耕作而读书，垂钓而游乐，爵禄不能进入他的心中，难道不是所谓山林之士吗？然而采集他的论著，其中有足以经世致用的文章；他在台阁中所具备的才略，本来已经表现出来，而那些名公卿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了。先生具备这样的才能，却没有来得及施展，所以把它发扬在子孙身上。天道也不会有差错吧！璧将向父亲请求，把先生的遗稿交付刻印，让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先生字明古，别号西村，所以名为《西村集》。各种体裁总共若干卷。《玉笥集序》【桑悦】浙江慈溪的王用仁君，是博雅之士，由进士出身，任练川知县，一年多后政事通达、人民和睦，于是整治并兴办文教之事。他认为元代思廉张先生的《玉笥集》长于咏史，有古乐府遗风，想把它刻印流传。用仁是我任浙江贡举时所取中的士人，后来我调任柳州归来，他恳切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我取来一看，他的诗如干将、莫邪宝剑刚从磨刀石上磨出，光芒逼人，不能正视；又如训练有素的鹰隼，盘旋于秋日天空，呼唤它便能俯冲而下。品味他的词意，大概是以李贺为老师，所以字句精炼奇峭，足以使鬼胆破裂，使巴地歌唱者哑口无言。铁崖杨维祯当时号称海内诗豪，也对他极力称许不止，这岂是容易得到的评价吗？我才智不敏，却喜爱观览古今诗文并为它们品评。三代的文章暂且不论。西汉初年，文章极其浑厚；东汉渐渐趋向对偶，像范蔚宗这样杰出的人，反而起了倡导作用。由汉末经过三国、六朝，俳体文章更加盛行。唐朝兴起一百多年后，昌黎韩公出现，他的文章才重新返回古道。唐末到五代，延续到宋初，文格更加卑弱；像王元之之类，虽号称作者，也不过是随波逐浪，慢慢冒出一些泡沫罢了。

译如果不是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四位先生相继并立，难道还能一扫相沿的习气，雄峙于百代之上吗？不久，南宋晚期的作者又全都追求奇巧纤丽，看上去像堆叠的梨子，品味起来却像咀嚼蜡块。梅溪、诚斋以下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了。元朝继承宋朝而兴起，文体稍有改变，务求雄健有力，论说注释连绵不绝，多少能够强作人意。到了元末，词章又澎湃满耳，清幽寂静得没有声息，放纵而能永远流传的作品，却绝对找不到。看看张、杨二公的作品，不就可以明白了吗？唉，文章虽然是儒者末技，但能够传世的文章，必须把天地纳入法度之中，使古今融为一家；叩击它会有回响，投掷它会有回应；言语简洁而意味充足，语气淡泊而滋味深长，这才差不多算得上好文章。这哪里是初学者一步就能达到的呢？一定要从诗入门，观察它语言意境的工巧，能够陈述旧事、振起衰朽，逐渐达到平易深远的境界，这才可以称为能文。用仁擅长古文词，他刻印这部诗集，不能说没有这样的用意。我朝的著述，上承三代，也并不算过分。掌握天下文运的人，还希望以此自我勉励。《重刊虚舟集序》【桑悦】袁州太守、八闽三山人王世英先生，由著名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授任地官主事，历任副郎直到现在的职务。他把文章和学行发扬为政事，具有古代良吏的风范。公务之余，他慨然想到同乡前辈王孟旸君以文章闻名于当世，他所作的《虚舟集》版片腐坏、不能流传，于是寻求善本，打算重新翻刻，请我写话放在卷首。我看孟旸的文章，只有《读书评》一篇，像宜僚抛弄弹丸，向左而向右，向右而向左，变化不可确定；看他的诗，则像西域的龙马，经过都城、越过险阻，偶尔有所踌躇，最终却绝不是凡马的步伐。孟旸确实是善于言辞的人吗？孟旸当时声名很大，受知于人，被推荐为翰林院检讨，入内侍奉经筵，总裁《永乐大典》。晚年与大将军英国公一起检阅交趾军队后归来，最终因为无辜而被囚禁致死。声誉和毁谤彼此相互依伏，看看吴地王汝玉把孟旸的诗评入陈拾遗、李谪仙的堂室，庐陵解缙则说他的诗凌驾汉唐，如果眉山苏轼看见，也应当避开炉灶而烧毁自己的作品。根据这两人的话，便可知道当时盛大的声誉。他的声誉像山一样高，他的诋毁也像海一样深。孟旸一生的死生荣辱所系如此。还说，想要有所树立，不必说出口；想要有所作为，不必亲自实行。这就是天下大同的时代，而淳厚的风俗已经散失很久了。人与人意见不同便互相猜忌，互相猜忌便彼此憎恨，憎恨达到极点，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古今都是这样，士人君子难道容易处世吗？仔细观察古人，他们有的逃避聪明而装作愚笨，舍弃谨慎而表现狂放，倚着长笑来应付万变，借沉醉酣饮来忘却万象；虽然都失于中正之道，但推究他们的内心，不过是想借此逃避世俗，他们的情状或许还可以宽恕。像范滂、嵇康这类人，不失为狂放而有操守的士人；如果处在有道的时代，就会成就他们，磨砺他们，使他们发挥一方面的才能。即使退居山林，结交孙登而摈斥支遁，也足以在后世成就他们的名声。何至于全天下都没有可以依凭之处，任凭范滂、嵇康之流顺着自己的性情而去，最终归于偏激，更何况还使他们不得善终呢？孟旸临终前留下自作的诔文一篇，和陶渊明、秦少游自挽诗的意趣相同，兼有陶渊明的旷达和秦少游的凄怆，读到今天仍使人泪流不止。从前把孟旸置于死地的人，如今又在哪里呢？只不过留下让千古唾骂的罪名罢了。果真有像世英这样的贤能太守，为他表彰文章，使之流传不朽吗？君子看到这里，就知道想要有所树立，不能因为畏惧世俗而不修养自己；而世上那些想排挤君子的人，料想他们的作为必定会成为后世的美谈。凡是不考察事物的功用，以及不能安顿自己生命的人，都足以败坏一代的政治教化罢了；他们的罪过终究不能宽赦，但这样也可以稍加警戒，使自身和世道的美好得以成就。孟旸的文集以“虚舟”为名，似乎懂得处世的道理，却终于不能免祸；这正是范晔所说的“智慧足以认识它，却没有仁德来守住它”，也是古人被人取笑为只顾眼前的原因。《西原集》序【蔡羽】嘉靖已亥年秋天，文选郎中、谯郡人薛君采，把他的《西原集》寄信给翰林孔目蔡羽，请我为它作序。东方曼倩说过：“谈论哪有那么容易！”诗难道真是容易谈论的吗？薛君是深于诗道的人。书已经刻印流行了，却又请我作序。诗难道真是容易谈论的吗？《诗经》三百篇有六义，风体各异而雅诗内容广博，赋铺陈而兴寄托，发自人的性情，止于礼义；这就是风雅的大概。民间歌谣，反映政事有大小、君王有升降，这是雅诗的区别。所以朝廷演奏雅诗，歌咏君王的德行和功业；颂诗不能忘记这些功德，所以用于郊庙祭祀。孔子删定诗篇而周朝衰微以后，采诗之使不再出自诸侯的士大夫；聘问、庆贺、饮至、公卿宴享、出行饯别时，各自举出已经成篇的诗来讽诵歌咏，没有听说另有专门创作的诗。诗道沉寂已经很久了。楚辞兴起，赋体出现，并和诗歌合为一体；枚乘、苏武、李陵改变四言诗而作五言诗，柏梁体又改变为七言，但都没有盛行。汉代四百五十年间，没有诗赋能够掩盖它们的光彩。曹植、刘桢兴起，诗道中兴；晋、宋、齐、梁各有名家，彼此不能互相贬低。谢朓以后直到江总，古诗逐渐衰落而格律诗形成了。沉溺于哀伤的情思，不能长久流传。唐初诸家沿袭这种趋势，创作近体诗；与古诗相比虽然不同，但含蓄委婉的方法还保存着。到了盛唐，诗情激越奋发，唯恐气势达不到极致，所以歌咏内容丰富而格律篇幅较长，这是赋体流变后的归宿。李白、杜甫任情发挥豪迈刚健的气势，却失于放纵急促；虽然是为了挽救当时诗道的衰弊，但已经离古诗很远了。宋代三百年间，诗人多有困顿，效法杜甫正是其中的过失。薛君博通古事而且记忆力强，从周、汉以来的诗歌，没有不深入研究的；有时采撷其中的精华，有时推重其中的义理和情趣。所以他写诗，语言华美而思想温厚，意境圆融而气韵流畅。诗的格局虽然由学问形成，但方向能否超越常格，实在取决于天赋。君采天资贞正秀美，意趣高雅闲适，所以善于感受、善于叙述，简约而不急迫，详尽而不令人厌倦。这部集子共有若干篇，读来使人不能释手。本朝诗歌并不十分兴盛，大概是承袭宋、元的弊病。弘治、正德年间，诗风逐渐开放，但仍多因袭学习杜甫。嘉靖以来，诗人步伐高迈，力求摆脱当时的流俗，君采尤其卓异。人的内在修养充足，然后一家之言才能形成；一家之言形成，然后文章才能树立。唉！内蕴融会凝聚、涵泳千古，非学力不能做到；但其中又有不是单凭努力便能预先获得的东西。诗难道真是容易谈论的吗？《徐君始丰稿》序【杨循吉】

译自从我来居住在雁荡村，每天早晨打开过去收藏的书来读，因此得以窥见徐先生的文章。他的言辞宏大奔放、广博雄健，确实是卓然不凡的伟丈夫。然而徐先生不过只做了杭州教授罢了。唉，这是多么压抑啊！从徐先生的文章看来，假使把他从低微的属官中提拔出来，授予一个显贵重要的职位，他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如果让他仅仅止步于此而死去，那么士人有才能，难道一定都能得到任用吗？士人没有被任用，才能就无法显现，只能凭借自己的言论罢了。除去这些，还能从什么地方观察他呢？所以诸葛亮当初只是南阳的一介布衣，先主只在一次接见之间，就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难道他当时已经有过哪怕一点功劳吗？也不过是听取他的言论而任用他罢了。后世人根据他的言论来观察他，也只能从文章中认识他而已。假如一个人从未经历实际任事而建立功劳，那么即使他的言论中有王霸之业的宏大谋略，显著可见，人们也不会完全相信。这样看来，徐先生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不过止步于教授呢？所以士人的学问即使已经成就，也未必真能在世上得到重用，只像漂浮在天地之间，等待适逢自己的际遇罢了。那些得到任用的人，功业显著、名声不朽，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干一定达到这种程度，也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合适的地位，情势使他们不能不如此，并不是真的有人预先识别了他们。所以古代的士人常常愿意为知己者而死，实在值得这样去死。一个人把姓名隐藏在山林之中，世上没有言论可以看见他，人们不知道他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有人每天同人交往并发表言论，却仍未见有人真正了解他，那么士人难道不会自己恐惧而感到羞耻吗？在徐先生那个时代，姑且不说有没有荐举者。到了今天，却大不相同。假如有名望的士人，必定遭人嫉妒并被排挤，哪里还指望有人议论推荐呢？即使侥幸得到一个职位，也必定有人用文饰来遮掩他，别人也就无从较量他的才干。至于想凭文章自我拔擢，那就只能到此为止了。然而士人难道可以仅凭空言便轻视吗？士人不能被任用，并不只是徐先生一人如此。我读他的文章而为之悲伤，所以写下这些议论。《书〈元丰类稿〉后》【何乔新】南丰曾先生的文章，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宋以后，《续稿》和《外集》散失，没有流传。开禧年间，建昌郡守赵汝砺才从先生的族孙曾潍那里得到这部书，但缺漏错误很多，于是和郡丞陈东共同续编《稿外集》，校订并删去伪作，依据旧题目和注释定为四十卷，抄写流传。元末又毁于兵火，国初只有《类稿》收藏在秘阁，士大夫很少能够见到。永乐初年，李文毅公担任庶吉士，在秘阁读书，每天记录数篇，休沐日就抄录下来，如今书坊所刻《南丰文粹》十卷就是这些。正统年间，昆池赵司业赵琬才得到《类稿》全书，把它交给宜兴县令邹旦刊刻；然而错字很多，读者以此为苦。成化年间，南丰县令杨参又取宜兴本在本县重刻，接连承袭错误，不能加以订正。太学生赵玺访得旧本，尽力校勘，但仍未能完全完善。我取《文粹》《文鉴》等书互相参校，这才稍微可以诵读。《文鉴》载有杂识二首，以及《书〈魏郑公传〉后》，《类稿》中没有；推想一定是《续稿》所收，所以附录在《类稿》的末尾。唉！先生出生在洛学尚未兴起以前，却独自懂得致知、诚意、正心的学说；馆阁中的各篇序文，都充满温厚的道德言论，可见他的学问已经纯粹。至于把这种学问发抒为赋和诗歌，平实、典雅而刚健，仅次于韩愈。世上有人说他不能作诗，难道不是妄说吗？校勘完成后，谨慎地记在卷末。《书〈孟左司文集〉后》【刘尚宾】我读太原孟左司的《己亥文集》，其中《书林》等铭文和诗歌，辞意庄重典雅，绵密繁丽，有《诗经》三百篇中《楚茨》《梁山》《崧高》《烝民》的风格。又读《蔡泽说》《范雎客》《又说蔡泽》等篇，确实掌握了战国时代游说者的机变和权谋。那些贪婪之徒追逐私利，刚烈之士舍身追求名节，内心精气炽盛，正被功名和权势牢牢束缚；一旦听到这些话，立刻就会像冰消瓦解一样醒悟。又读《学圃记》《鬻宅记》《义猫记》等篇，其中人物的眉目心思、举止言笑，都极像柳子厚；把它们放进柳宗元的河东文集里，几乎不能辨别。儒者必定能够作文，而古文却不容易得到。一个人仰慕并崇尚古代的道，就能写古文。所谓古文，就是承载作者所实行的古道。如今看孟左司，他的行为纯厚，所以文章古雅；文章古雅而品格又高，本来是北方学者，所以声音洪亮；兼有南方土地的清新，所以神情秀发，这就可以称为一家之言了。元朝占有天下以后，文章的风气大体有三次变化。刘秉忠、长江、大河，规模宏阔而气势疏放；静修的文章变化多端，如蝉蜕一般，仿佛许平仲；又有圣贤胸中的道理，反复讲说王道。卢疏斋、姚牧庵的文章苛细严密、考核精细，这是元朝初年的文气。马伯庸、宋诚夫、袁伯长等人，铺陈宏大，援引翔实，这是元朝中期的文气。至于任意驰骋，才气向外发散，广泛漫衍而逐渐浸润，却没有雄壮激越气势的，是虞雍公、揭文贞所代表的近代文气。文章和国家共同经历盛衰的运势；文气既然衰竭，天下国家的气象也就萧条不振，日益走向《苕之华》中“什么草不枯黄”的衰暮景象了。然而孟左司的《己亥文集》又出现在虞、揭之后，受到这种文气的限制，却没有随着文气一同变化而衰微，原因是什么呢？如今上天授命给我国，抛弃旧俗而不再采用，继承并恢复古代圣哲君王的大业，这是要使左司掉转车辙向南而归，正如楚国有人才而晋国任用他一样，使他借助韶、濩的乐声，歌咏文物之盛；宫商相互发扬，钟磬金石交相奏响，震荡中土各郡，悠扬于江右诸州，以求充分呈现雄伟文章的实际风貌。只有学问达到知天命的人，才会如此；但我说这些，并不能算妄言。当时转而归向南方的人有两个，其中还有一个人，他是谁呢？就是舒州太守余廷心。廷心文章古雅纯正，使用清明之气；清气容易流散，所以很快先于他人陨落，这大概就是他的命运吧。《药房居士集》序【祝廷心】

译古书说：“看见一个国家的礼制，就能知道它的政治；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能知道它的德行。” 后世的礼乐已经不足以考察了。那么根据文章来考察作者所处的遭遇，大概也可以由此观察当时社会的变化吧？士人生在世上，以承受万事的身体去行事，经历是非，得到祸福的途径。除非离开社会、隔绝世俗，不接触世事，或者身处极其盛平而有道的时代，否则怎能使忧劳悲愤不在心中产生感触呢？怎能使怨恨、愤懑、叹息不显现在言语中呢？三代之际，道术、政治、教化没有比那时更盛的，贤士君子也没有比那时更多的。然而考察《诗经》风、雅所收的作品，和平欢乐的声音仍不能超过忧愁悲伤，歌颂赞美的言辞仍不能抵消讥刺怨怼，更何况相隔数千年、时代不同而事情遥远的后世呢？汉、唐、宋传国各有三四百年，而它们最为强盛、没有忧患的时期只占三分之一。士人有幸遇到盛世的，大概很多；但看他们的论述，仍有的发出困顿无聊、害怕获罪而遭受诽谤的感叹。大概社会安定了，家庭却可能不安；自身得意了，却有时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事情有参差而不整齐，本来就是常理吧？那么言语文章难以完全出于正道，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元氏完全占有中原九十二年，既不把政权交给士人，也不以法度来束缚他们。所以士人做官，如果遵循义理、守住自身，就可以获得名位而不遭祸患。然而以父母妻子所托付的身体，不能避免同世事接触；有时职任违背自己的才能，又被琐碎事务纠缠，并受到吏员职责的约束，怎么能从容无累于心呢？像浦江郑先生仲舒所遭遇的情形，大概是世上最少有的。先生家族聚族而居，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弟，衣服饮食都有固定供给；掌管冠礼、婚礼、宾礼、祭礼和徭役等事，也各有固定安排。除了主持家中自己的学业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放在心上。他出仕朝廷，历任翰林、经筵、太学、太常，或担任其中的属官，或掌管其中的教务，每天和世上的名人、大儒从容讲论，从来没有参与文书、钱粮等烦杂事务。等到国运衰落、朝代更易，他奉身归乡，成为有德望的老成人，享受甘美精细、华贵丰盛的奉养；每逢岁时，便同宾客兄弟游乐、宴饮、登高远眺，子孙和侍从有几十人，无论到哪里都无不适意。于是写文章、作诗来叙述自己的快乐。我和先生交游，他的侄子叔度得到他所著的《药房居士集》，拿来给我读；其中言语都恬静愉悦、顺适广大、和平厚重，对外界没有什么希求，对内心没有什么激发，好像没有听到世间的忧患；不平、感慨、愤懑之语，在其中一点也看不到。唉！这是多么幸运啊！世上有志于文章的人，有的被事变夺去机会，不能充分发挥才华；有的困滞于见闻寡陋，无法开拓自己的情趣。所以最终变得狭隘浅陋，不足以流传。根据先生的遭遇来寻求他的文章，又根据文章所表现的内容来评论他所处的时代。这难道只是一个人的言论吗？难道只是今世少有的情形吗？《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后序》【章懋】进士唐君尚虞治理兰溪时，用儒学修饰吏治，善于履行职责，能够协调上下，声誉一致传扬。于是他在处理政务之余，查阅地方志，访求遗书，礼敬乡贤，准备兴办废弛的事业、振兴坠废的教化、提高教化而改善风俗。这时，香溪先生范公的后裔范永昌拿出家藏文集，共二十二卷。这大概是先生侄子、右史防斋分类编定的。唐君读后感叹说：“先生的文章，世人知道诵读学习的，只有《心箴》罢了，其他作品大多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看他的言论，例如把知耻看作进入道的开端，认为古代圣贤没有不是经过悔悟而成就的；又说学习就是觉悟，如果心都不能存守，还谈什么觉悟？这些都从学问中超然自得，极能警醒启发人，并不只是《心箴》值得取法。所以朱子有‘不知道跟谁学习’的话，前辈说他从孟子那里所得最多。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豪杰之士吗？幸好这部集子还保存着，怎么能让它湮没而不流传呢？”于是命人刻版印行，以惠及求学者，并让我在末尾作记。我私下想到，先生的学问、文章和立身的大节，侍郎陈公岩肖、礼部吴公正传已经作了详尽的序文。我出生得晚，没有机会亲自听闻前辈的教诲；至于先生所达到的境界，我连万分之一也未能窥见，又哪里敢赞美他的文辞呢？我只是想到，吾乡圣贤的学问，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而疏浚其源头的事情，是从先生开始的。后来又有东莱兄弟讲授丽泽之学；再后来何氏、王氏、金氏、许氏相继承接而获得考亭的道统，道学的传承于是兴盛起来。若不是先生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如今正值道学传承中断之后，唐君又用先生的文章来倡导它，他对我们同道士人的期望不浅。难道天意又想大力昌盛这种道统的传承吗？不然，为什么从前把它隐藏起来，而现在又使它显明呢？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在数百年之后遥想他的为人，难道能不奋发而兴起吗？这就是我因唐君刻印此集而再次产生的感慨。《删〈圭峰集〉题后》【崔铣】罗景鸣是个振拔奇异的人。所以他的言论敏捷，常有奇异的见闻，却吝于遵守典常；他对细小事情看得明白，对大体却昏暗不明。然而他能够约束自己，伟大的言辞不被衰颓的习气扰乱。从前西涯公处在刘瑾、张永当权的时代，臣子的气节已经不可言说了。士人们为自己的私利，即使对他们曲意宽贷也要同他们交往，几乎丧失了是非之心。景鸣责备这种行为，援引大义，愿意削去门人名籍。朱宸濠将要叛乱时，派使者带着金钱到山中馈赠景鸣。景鸣知道后，当夜逃走；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唉，真是刚烈啊！我删去他的文章，删掉若干没有意义的篇章，留下的都可以传给后人观览，共六卷若干篇。《何氏集》序【王廷相】

译古今论者说：文章随着时代变化，并不是这样，归根到底在于人罢了。唐虞三代，施行礼乐来教化，诗书弘扬教训，义理旨趣温厚典雅，形式内容相称；用来修养自身，道德就能树立；用来施行于政事，政治就能修明，这实在是文章的极致。汉、魏以后就不同了，辞采繁多，道理减少，论述趋于辩巧，旨趣流于浅近，日益走向变化，这就是所谓世道的变化。考察董仲舒、贾谊、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诸位贤者，他们各自运用文章的机衡，追述古代训诫；当代的文章规范，不能拘束他们。如今综合考察这八个人，他们大概都凭自身造就羽翼，凌驾文坛了。若不是在于人，又能在于什么呢？我的朋友大复何子仲默，年轻时就能作文，下笔片刻之间，数千言连续不断。十六岁便考中乡试。到了京师，学士大夫仰慕他的神采文才，没有不屈尊登门拜访、求见认识他的。及至登第，他与北地李献吉结为文社朋友，考察叙述古代，彰明久远的典范，摈弃积习，开始开启贤才的蕴藏。一时的修辞之士全都一致尊奉他们，称作“李何”。如今详细考察他的文章，近于谋略而可比《雅》诗，兼合《楚辞》、骈俪和《文选》的风格，远则追踪周、汉，俯视六朝；温厚醇正、典雅华美，文采丰盛，精妙的意绪和宏大的裁制，无不完备。把它标举彰显出来，将与日月并明，朗照于太空，这难道不是高迈独立、超出世俗、不受时代拘束吗？古人称他足以雄视百代，这篇序文确实如此。浚川子曾经同孟望之谈论大复，说他是隔世才有的精气所钟，天地造化积蓄灵秀已久，一旦勃然附着于人，哪里会有不神奇的呢？所以他一出生就能作文，就懂得事理，就贤明，就老成，就有古人的风范；若不是神明般的领悟，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对于人的典籍坟典，谁不探求道的旨意，谁不解释文章辞藻，谁不修养风调，谁不遵循德行，谁不学习终极规范而终于不能相似？只是上天赋予他的领悟还没有神妙罢了。孟望之也认为如此。正德年间，我在四川主持学政，大复在关中主持学政。有一天他写信来说：“孔子、孟子已经遥远了，学问渐渐支离，途径分岔了；后辈昏昧不明。我得到一些讨论学问的文字数十篇，与你约定在边界相会，约期下月讲论，但最终竟没有来。如今文集中也没有看到这些论说，难道终究没有写成吗？还是遗失了呢？可悲啊，可悲啊！他未能完成这些事情竟然如此，实在是天意造成的。”渔石唐子说：“凭何子的才华，如果能够长寿，把学问扩充广大，持续论述而不停息，大概会像河汉一样浩瀚而无边。唉，难道不是这样吗？”大复全集刊刻流传已久，却仍没有请人作序。他的外甥王朝良哭着对我说：“您是我舅父的知己，这篇话不是您来写，还有谁呢？” 唉，天地造化把大复夺走了，这篇文章却从此流传下来。他的精气应当和元气一同存在，即使天地造化也不能把它夺走。古人所说华美的形质可以长久潜藏，而神灵般的遗迹不会消灭，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澄江文集》序【罗玘】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已经带着自己足以用于世的才能，归老于澄江之畔，而江边士人正庆幸先生归来，认为后辈小子可以有所造就。然而朝廷中的几位老成之臣，静下来思考，起身发表言论；学士大夫想向先生请教疑难并与之辩论，以及新进士人仰慕先生的名声、想求见先生的，也未必不私下遗憾先生离去。先生离去，是人们厌恶他并排挤他造成的；当他们设下陷阱、落井下石时，难道仅仅以排挤先生离朝为快吗？至于得到先生的文章来阅读，即使文章写于仓促之间，也一定读完一篇才停止，并且每每感叹其艰深；他们内心其实也很敬重先生。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凡是一个人有所厌恶，必先有所嫉忌；有所嫉忌，必先有所畏惧。先生的文章既然已经使人畏惧，而他又以坦率平易、正直诚信、旷达无城府来遮掩自己，同时显露出英锐刚毅果断的气势来处理事务，那么即使先生只是低微官职、末等属官，不被人挂在嘴边，也仍然不能免祸。先生受到伤害，大概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太显著；更何况他每天同权要枢臣相处，才能又已经超过他们，想避免被嫉妒和厌恶，怎么可能呢？先生能够保全自身而离去，而如今他的文章仍然足以牵系人们的期望，这是幸运。如今先生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安逸，心境一天比一天舒畅，也更加能够收敛自己的精华，在篇章著作中充分发扬，必定会有超过他在位时的作品。先生在位时，他的文章尚且使人畏惧并遭人嫉忌，那么如今可以使人畏惧的地方大概一定更加突出，而那些嫉忌他的人或许可以稍稍躲避了。何况再过几十年，今天仰望先生的人也会湮没或死亡，而凡是嫉忌先生的人又怎么能够长久存在呢？至于先生真正令人畏惧的地方，将伟然独存，和天地争相长久。凡是把名字附在先生文章上的人，也都将有所依赖。扬雄作《太玄》，刘歆想把它作为盖酱坛的废物看待，只有桓谭、侯芭相信它一定会流传。如今嫉忌先生的人，大概只想排挤他的本人罢了，却不敢像刘歆对待扬雄那样对待先生，他们难道也有见识吗？可惜他们心胸不够宽广，谋划又不善，实在可笑。石埭县吴德纯来担任本县知县，得到先生的一卷文章，在先生名下冠以先生的号，题为《澄江文集》，准备刊刻流传，并让我作序。我和德纯都是先生的门人，难道能让桓谭、侯芭专美于前吗？所以僭越地写在后面。《联芳类稿》序【罗玘】我读五代《南唐书》，看到当时凭文学自我显扬的人，例如宋齐丘，他自认为即使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再生，也不过如此。等到读到他所写的文章，文调都鄙俗可笑；尤其是他所著《化书》，更加平凡浅近、没有根据，和乡野巫师、市井卜者相提并论，其中牵强附会、触犯名教的地方尤其多。何况他的下等作品呢？由此才知道，衰世厄运、干戈征伐，不只是政治足以受到指责、百姓遭遇不幸，文章也因此萎靡不振。可悲啊！宋朝拥有天下一百年，到庆历、元丰年间，可以说是盛世了。而天下文学之士如泉水般涌现，即使将门子弟，也学习写文章，穿着白衣参加进士科举。将帅大多通晓古今，甚至羁縻地区的将帅，也修筑学宫，招请名士，教育自己的子弟，像杨日俨父子那样。可见文章风气的变化，也必定是在长期积累的治理之后才会兴盛而和洽。如今天下安治已经一百多年，宋朝还不足以相提并论。有人不谈诗书，就会受到世人的羞辱。每三年一次的大比中，将门子弟有的考中高科；即使极远的羁縻地区，近来也是这样，并不只是内地如此。据我所听说，贵州宣慰使宋从頫，在文章诗赋方面，能够放开手臂大胆创作，并且流传四方。

译他的志向是想同中原的大家相互较量，难道只是通晓古今、考取科第的人值得一提吗？他的弟弟如晦，是一位隐士，秀美而且善于作文。从頫和他轮流唱和，积累了几十年，终于编成书册，有所谓《联芳类稿》，用来记载他们兄弟的作品。如今这部书还保存在家中，总的说来，虽然未必每篇都醇正合于道，却确实足以不朽。然而他们在偏远地方成为豪杰，不被环境改变，又以家学传播宣扬敦厚和睦的风气，成为荒远地区的鲜明旗帜，用来感化推动当地，这对于世道的帮助并不小。相比那些修筑学宫、教育子弟，却只知道独善其家，而且还不知道究竟能否成功的人，史书尚且把他们视为贤者，差距实在太远了。继任的使君宋浩然，是从頫的儿子，很有父亲的风范。他痛惜两位父亲手泽所存，于是把这部稿子交给乡里进士周鸾，周鸾来到京师请我作序。周鸾说：“这将要刻在木版上。”我暗自惊叹，偏远之地竟有这样的家族：既有这样的兄长，又有这样的弟弟；既有这样的父亲，又有这样的儿子，必定差不多可以同中原的世家相比了。这不仅是宋代所没有的，即使古代也未曾有过，何况是在衰乱的时代呢？如果不是当今长期治理、渐渐受到教化熏陶，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家族？所以我乐意为他们申说。从頫名昻，号省斋；如晦名昱，号宜庵。大概“昻”有仰望、俯省其政的意思；“昱”同“如晦”相配，正适合隐居。他们取名取号的意义也很精妙。唉！读这部稿子的人，千万不要因为他们同姓，就一概把它说成是《化书》。《张愈光诗文选》序【杨慎】古书说：“儒者同当代人居处，同古人考察。”这话究竟指什么呢？所谓考察古人，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孟子说：“穿尧所穿的衣服，诵读尧所说的话，实行尧所实行的行为，这就是尧罢了。”这就是同古人考察学习的实际意义。韩愈领会了其中的解释，他说：“喜爱古人的言语，喜爱古人的道。”既然想考察古人，衣着崇尚尚且如此，更何况不朽的言论呢？难道会把古人的心声当作虚无混沌之物而轻视它吗？假如戴着冠飞融的冠缨，却谈论犹龙的学说；嘴里说着侏儒般鄙俗的话，却坐在那里行章甫之礼，那么也明显和古人不相类似了。言论不可不考察古人，就是这个道理。我的朋友永昌张愈光，天生资质奇异，聪颖秀拔，未到弱冠就能写诗，有惊人的句子。长大以后，更加用力学习古人，博览群书，条理贯通，论辩雄健而深厚古雅；精神搜求如雷霆震击，上探汉、魏，下取李白、杜甫；从早到晚吟咏讽诵，穷尽明暗昼夜，不追求工巧，也不流于平庸，不相似便不停笔。这就是愈光的诗吗？句子必定有《公羊传》《谷梁传》的古雅，字法必定有科斗、籀书的古意；万卷书的丰富内容聚集其中，仿佛一只囊袋包罗万象，一个专治经学的人也不能只凭一己之力解释完。这就是愈光的文章吗？我和张子从少年起就是诗文朋友，观察规矩、浸染文采，已经五十多年了。张子的诗一天比一天精工，文章一天比一天奇崛，我几乎只能瞪眼望着他的后面。张子不嫌弃我，于是让我选取他从少年直到老年的作品，选出确实必能流传的，共若干卷，总名为《张愈光诗文选》。唉！您在这种技艺上，可以说已经用尽一生的心力了。只是因为没有在仕途上施展，而专心于此，所以能够确定它必定流传；而考察古人的功效，难道不是在这里得到证明了吗？愈光年轻时，开始写古诗古文，有人因不懂而讥笑并惊骇；他自信日益深厚，反而使人惊异诧叹。到了晚年，人们终于相信并佩服他。唉，古代的言论竟这样难以同当世相合，何况在今天实行古道，那些讥笑和惊骇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愈光作文章，长处在于通晓古代，却不善于迎合世俗。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声名震动京师，很受父执白崖乔公的知遇。乔公想让他赶快做官，叫他参加铨选，使他立即升入清要职位；他不肯接受，归来居住。不久，他又北上求仕，所到之处都不合意，便浩然掉转车头，逃隐到荒野，百姓自称其名号，他的足迹不进入官府。他曾自己说：“凡是我吐露言辞、寄赠给穷困而重节义的朋友，常常有万言不尽的才思；对于通达而善于周旋的朋友，往往才说几句话便穷尽了我的拙劣。”大概他的道路同古人相合，他的言辞训法取自古人，根源就在这里。诗文开始汇集并分别编排；短小的文章贵在精炼，荒僻的声音和氛围……共十多种，每一种都由当代文人为它作序，一并附在文集开头的篇页上。《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六。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序二十八。文集。《刘文简公文集后序》【赵贞吉】当初我进入史馆时，努力寻求文简刘公的文集，却一直没有见到。过了二十年，如今才在金陵见到，这是刘公的玄孙宗之依据宁国本重新刊刻的。起初，刘公考中蜀地乡试第一名，以成化丁未科进士第二人的身份进入翰林，任职太史。当时，合州邹公汝愚也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大概一年之内，蜀地得到两位奇士，文章和才器功业都在当时名列第一。没有多久，邹公因灾变应诏直言，上疏斥责贵臣，于是被贬，最终死去。他死时才二十四岁。刘公则雍容地任侍从，留在馆阁三十多年，做到大宗伯，死在任上。武皇末年，他几乎就要进入内阁执掌政事了。只是有事情压制，不能上达，所以世人都知道刘公积蓄才华、等待时机，却未能充分施展，认为这是遗憾。唉，至于他的意旨所在，大略已经具备在这部书中了。从前我求看刘公文集，只希望看他的文采罢了。如今稍稍经历世事变故，处在忧患之中，才知道世道盛衰的原因；又更加看重寻求刘公意旨的所在。听年长者说，先朝居于侍从、禁林的臣子，都崇尚质朴、遵守法度，谨慎小心。他们租屋居住，借马出行，凑几十文钱饮酒，闭门减少交游，人人都知道自我谨慎持重。等到他们逐渐掌握权力、任用官员时，更加避开权势，远离权势的形迹，以祖宗法度为国家是非标准，时时刻刻都害怕稍有偏离，仿佛那就是令人恐惧、不可赦免的大罪。他们清廉自守、承担重任，不事张扬炫耀。唉！仅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文章了。当时各部门勤于处理案牍，只重视吏治事务；至于著作，便都推说：“这是翰林的职分，不是我的事业。”即使翰林也说：“文章是我的职责。”他们不追求繁饰，而崇尚质朴正直、厚重温和、畅达端正而没有枝蔓。提笔叙事，辞句好像不足，气势却常常有余。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人相信道义、相信法度，淳厚的风俗大为盛行，天下充实富足，将士勇猛、战马强健，馆舍充盈，没有轻慢的文书，边境没有侵犯疆土的事情。这也是世道最盛、士人发挥效用最充分的时候。刘公大概始终经历了弘治、正德时代。这正是盛极而思变、局势半合半离的时期。如今看他的文集，收束合于尺度，不失老成；文章都典雅充实，辞意崇尚纲要，辨析而不放纵，多是持正长者的言论。诗歌兴发而含有讽谏，没有绮丽靡曼、幽隐玄妙的习气。我没有赶上亲见刘公，只能通过他的言论来探求他的志意所在；这同前面所说的情况很少不相合。假如刘公没有早逝，能够在晚年掌握政务，必定能成为维系纲纪的人，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崩溃放纵。可悲啊，士人是世道由盛转衰的原因；文章是士人由盛转衰的表现；世道又是文章由盛转衰的原因。所以我考察刘公的文章，必先评论刘公所处的时代，并为他未能最终施展抱负而惋惜，难道过分吗？如今评论者都责怪邹公，认为他如果不严厉直言，后来必定会大受世用；只是怀着愤懑而死，毫无益处。唉！谁能保证邹公保持沉默就不会死呢？即使文简公委曲周旋、退处等待三十年，谁不说他已经谨慎自守，却仍然会被一瞥之间错过？假如半夜在山谷中遇到沉舟，又将责怪谁呢？士人与时代相遇的艰难，已经不是一天了。邹公的文集后来由吴公献臣在成都刊刻，我曾经全部读过，也像邹公本人一样英发。唉！我这个后辈怎敢忘记各位先哲的美德呢？写信答复我的朋友宗之，以回应他继承先人事业的勤劳。《重刻阳明先生文粹序》【赵贞吉】当初编成《阳明文粹》并刊刻它的，是都御史宋阳山。如今在扶风重新刊刻的，是佥事带川梁君。梁君名许，从前曾任御史，请求让王先生配享孔庙。如今又刊刻他的书；这两位君子都把我看作年长一日的人，早已知道我不能收藏、掩藏自己的狂言。序文说：这部编本多收录了与闽学议论旨意不同的内容，大概是王先生的学问进入理学境界后最初的论述，所以能够廓清、冲破理路上的障碍，明白地向人显示实行的方法。唉！我自从懂事以来，就知道诵读谈说先生的言论。我见世上的儒生，起初惊骇王先生的异说而攻击他；中途又喜爱王先生的奇异，反过来帮助攻击他的人；最后羡慕王先生坚持异说，便想凌驾于他的学说之上，于是王氏之学又仿佛自己变得奇异了。有个童子听我这样说，进来问道：“听说天下没有两条道，圣人没有两颗心，学习为什么贵在求异呢？”我说：“唉，小孩子懂得什么？学问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却借助名言来修养心性，势必不能不有所不同。从前闽学、洛学的儒者已经不同于唐、汉的儒者，唐、汉的儒者又不同于邹鲁的儒者；三千弟子、七十贤人的一流人物，各自坚持自己的不同，进入孔门而想争辩，最终都被孔子的名言难住，只能像愚者一样回去，所以说：‘即使想跟随他，也没有途径了。’” 这样，不同的说法就能够会合，道术也就统一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有圣人作为依归。所以圣人，是各种言论的宗主，也是道的岸边。众车分道奔驰在宽阔的大路上，前进后退的差异，是车鞭使它们如此；众舟顺流逆流行驶在广阔的津渡，回旋冲突的差异，是船桨使它们如此；众多言论在名言中混杂纷乱，而喧嚣争辩是非的差异，是见识使它们如此。至于行路的人到了家，就连车也一并放下了，哪里还用得着车鞭？渡河的人到了岸，就连船也一并舍弃了，哪里还用得着船桨？求学的人到了圣人门下，就连各种名言和见识也一并防止偏离了，哪里还用得着自己的见识？所以，知道圣人的人，把自我衡量当作家，不使自己同别人不同；把衡量别人当作岸，也不使别人同自己不同。假如闽、浙两位大儒遇到孔子而奉他为师，一定会堵塞产生异说的源头，而不让它的末流继续扩散。童子说：“大人凭什么知道这些呢？”回答说：“我曾经考察孔子回答众弟子的问题，因而知道道术是可以统一的。”唉！这种境界太少见了，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班固说：‘仲尼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七十弟子逝世后，大义发生了分歧。于是诸子百家的异说又竞相兴起，终于发展到无法穷究的地步。’ 孟子孟轲以雄辩折服众人，却不能使异说熄灭；庄子庄周以自然天籁加以调和，却不能使它们齐一，使后世的人不幸再也看不到古人的纯正完整。各种纷纷杂乱的说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真可悲啊。《西陂集》序【徐阶】

译从前韩愈曾说：“欢娱时的言辞难以写得工巧，而困苦时的言辞容易写得好。”依我徐阶看来，并不是这样。言辞难道不是发自内心的吗？古人用义理涵养自己的内心，无论富贵、贫贱、祸患、困苦，都淡泊自守，不能在内心引起动摇，所以表现在言语上，没有忧戚，也没有欢喜，没有所得，也没有所失，只是和蔼中正平和地流露出来；这样一来，即使是欢娱或困苦，也尚且不会使他有所偏移，又怎么能说他的辞句有工巧或拙劣呢？后世心性之学不明白，人们沉溺于利禄得失之中，一切取决于外界遭遇。于是士大夫之流，明明写志得意满，却流于骄傲；叙说成功，却流于夸耀；沉迷宴饮享乐的，言论淫靡而以炫耀为能事；身处光荣地位的，辞句鄙俗浅陋，使壮士贞士相互传诵而以为羞耻。退而考察山林隐士的作品，却见其规模气象虽有时患于枯槁悲愁，但兴致格调仍有可观之处，于是便认为诗歌的工拙取决于欢娱和困苦的不同情状，却不知道那些不善于写欢娱的人，正是被欢娱所动的人。江西按察使西陂先生刘公，早年就以诗著名；他所遵循的法度直追汉魏，至于唐代以来的诸位大家，则不屑谈论。然而刘公起初任职司寇，是显要的官职；后来出任镇江太守，是声望很高的郡；又持督学使者的节符在三晋之间任职，地位清贵而显要；有时曾因触犯时忌而归乡，不久又起任湖藩参政，升任现职，官位尊贵，声望极重。按照刘公所遭遇的处境来推测人情，他大概多处于欢娱之中；而这部集子收录刘公在湖南、江西所作的诗，冲和平正，古朴典雅，宏阔深远，俊逸不凡，和和穆穆，具有公卿佩玉执圭般的风度，而烟霞丘壑的情趣也自然存在其中。唉，这难道真能用“欢娱时难以写得工巧、困苦时容易写得好”来解释吗？徐阶由此认识到刘公的修养。从前癸未年，刘公在礼闱主持考试，徐阶正是在那年考中进士，在朝廷拜见刘公；后来又曾在京口任职，直到今天才更加有机会朝夕相处。世人常把给达官贵人馈赠礼物当作敬意，刘公甚至不能举出所交往者姓名字号的大小；宾客往来的应酬，裁决事务和接待应酬每天很少有片刻空闲，但神情却潇洒得像无事一般。刘公的心，难道是欢娱所能动摇的吗？他作诗的工巧，难道是偶然的吗？刘公在被征用以前所作的诗，每年各自编成一集，并以干支甲子命名；这部集子独称“二楚”，是因为湖南在长江之南，江西在长江之西，都是古代楚国封域的旧地。只是篇数比前集少了十之八九，虽然如此，正如以空青、丹砂来看它们的微小颗粒，也足以由此推知其余了。《陆文裕公集》序【徐阶】《陆文裕公集》一百卷，是他的儿子、国子生陆楫刻印的。陆公名深，字子渊，是上海人。考中弘治己丑进士，历任官职，升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文裕”是他的谥号。陆公从年轻时文章就很有名，做了翰林官以后，以写文章为职业，因此他的著作一天比一天精工而丰富。每写成一篇，士大夫们就竞相传诵，推重赞许他。但陆公曾说：“文章以用来阐明道理、通达政务为上，以记载事实、辅助经义为贤，不是专门追求轮辕雕饰之美而已。”文章的作用，广泛而宏大。落实到自身，就是德行的纯正；施用于事务，就是道的显明；记录在简册上，就是教训的昭著。古代圣人凭借文章经纬天地，纲纪人伦，教化天下，给万世留下法则。因此，宣播出来成为诰命，汇聚起来成为典谟，删定撰述成为经书，笔削记录成为史书；即使出自圣人之手，也只是文章的一端罢了。可是后世不明察，只把文字本身当作文章，于是把道德、功业、文章分成三条道路。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又把所谓文字归入浮华靡丽、诡异荒诞的作品，文章因而流为俳优的末技、家人的俚语；这样同人文和世道又有什么关系，哪里能够接近古代作者的万分之一呢？只有陆公的见解不是这样，所以在辅助经义方面，有《诗微》《有道南三书》《有学说》《有同异录》；在论述政务方面，有《处置盐法考》《有裨圣学光治体疏》《有西川用兵书》《有备边弥盗赈饥诸疏问》；在记载事实方面，有《翰林志》《经筵词》《郊祀录》《孙炎花云传》；至于国家的典章、各官署的旧事，散见于碑志、序记中的尤其多。总括他的言论，可以用来通达道理；举出他的学说，可以用来治理政务，这确实说明陆公深通文章。徐阶往年曾有幸侍奉陆公，私下观察他的志向，他大概坚定地以经世济民自许。因此在翰林、国子监任职时，屡次上书议论政事；在山西督学、在楚地参与藩政、在蜀地巡行宣抚时，都对当地士民有功有德。然而世人却只称陆公为文章的宗师，难道是因为那一方面遮蔽了这一方面吗？还是谈论文章的人沉溺于旧有传闻而造成的呢？陆公去世两周年后，这部集子出版。陆公地位没有升到卿辅，寿命也不到七十岁，他那些关于经世济民的文章虽没有完全显名于当时，但所谓辅助经义、记载事实、通达政务的文章，幸而还可以在这部集子中得到考见。如此说来，这部集子的刊刻，确实是那些尊论陆公的人不可废弃的吧？陆楫如此恳切办理，是很应该的。从前陆公曾经重修《苏文忠传》，大学士桂洲先生夏公为陆公写墓志，也把陆公同文忠公苏轼相比。天下人都称赞夏公知人。唉！后世把陆公同苏文忠公合在一起比较，应该会更加明白徐阶这篇序文的意义。陆公的文集并不是阿谀之作。《条麓堂集》序【王家屏】太师张文毅公去世时，我王家屏已经为他叙述生平，并请当代的显贵大臣为他铭刻墓志、在墓道上立碑，足以流传不朽了。过了一年，张公的儿子考功诸君汇集张公遗稿若干卷，将要刊刻流传后世，又嘱托我作序。我并不是懂得文章的人，但既然了解张公的为人，难道敢说不了解他的言论吗？张公曾对我说：“文章有一定的体制，却没有专门限定的材料。譬如宫室，体制就是堂、寝、门、廊；材料就是梁、柱、椽、桷等。体制希望完备，材料希望充足；没有不在材料上丰富而在体制上完备的。关键在于广泛储蓄，细小宏大一概收取；由心构思，由手裁制，下笔安排有法，这样也就足以执掌文墨，跻身工匠之林了。何必一尺一寸地摹仿古人，才称得上作者呢？”我拜受教诲，退下后考察古人的制作，文章体制随时代变化，材料也略有不同；然而以才艺承载道理，以道理经世济民，其轨迹原来没有不相通的。近世才华文士厌弃璞玉而羡慕雕饰，争相以修习古文辞相互夸耀排斥；当时不在造诣上竞争，却在夸张上竞争。文章摹仿西京以前，诗歌摹仿大历以前，剽窃章法，搜取句子，偶然得到片言只语的精妙，早晨翻书，晚上就铺陈成篇，反复在笔端玩弄的，不过是有数的艳丽空话罢了。

译材料缺乏，却妄求体制完备，所以越是用力仿效，技艺反而越卑下，也就不足为怪了。张公天生资质非凡，聪敏颖悟，记忆力强；他还是童子时，父亲嵋川翁在外经商，屡次购买寻求四方奇书，用车载来送给张公，张公胸中的藏书已经不止惠施的五车了。等到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又能够尽情阅读秘府所藏的金版玉箱之书，于是涵养积蓄日益丰富，探讨研究日益更新，气格才情也日益畅达。因此发为文章，无论是内阁草拟的诏令、金石碑铭的篇章、旃厦中的讲论、枢庭中的奏对，乃至副墨所掌的文书、口耳相传的诵读，都该典雅时典雅，该说理时说理，该质实时质实，该华丽时华丽；就像在邓林取用斧斤，又到豫章的林薮中丈量取材，圆方横直，完全随心经营，构筑成清庙明堂，左右有偏殿翼护，八面窗户玲珑，九重门阙开阔，观看的人无不精神振奋、眼花缭乱。若要穷究他匠心所在，鲁般、倕不能说尽他的法式，轮扁也不能穷尽他的技巧。总之，他的心同道相通，道同技艺融合，材料没有不充足的，体制没有不完备的。《诗经》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所以才能相像。”这是说张公的文章像他本来具有的德性，并不是说世上那些摹拟古文辞的作家；那些人连自己的技艺都不能穷尽，更不用说能相像了。即使说张公的文章相像古人，其最高处也不过同司马迁、班固、扬雄、刘向等人相等，次一等的也只能比肩曹植、刘桢、沈约、宋之问罢了。谁能同张公荷囊侍奉君主左右，文饰帝王制度，铺陈皇极之道相比呢？他的宏大谋略足以经纬天地，包罗三才；他的余绪功业也足以光耀一代的法度。若把这种摹拟拿来比较，应该同浑厚朴实的典谟相配，同铿锵有力的雅颂相和。难道西京以及大历以前的作者，能够窥见他的藩篱而进入他的门户吗？后世若有真正懂得文章的人，拿张公这部文集同墓志、墓道碑合起来考察，就应当能够从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间看出张公的为人；而我所了解的张公，十成还不能概括一二成。这里只用这些话回复考功诸君，慰藉他们无穷的思念罢了。《宗伯冯先生文集》序【于慎行】北海冯公，是当今杰出的贤臣。刚成年入朝，早早便升到八座之位。他宏大的谋略、高雅的气度，光照朝班。国家大政和重要机务，多有参与。世人正需要他辅佐治理，以预兆太平，却不料青鬓美颜，突然骑箕星而去世了。这是天地的精灵、国家的气运造成的，对此还能说什么呢？冯公病重时，他的朋友侍御原君请求把他的遗稿刊刻出来；冯公再三推辞，最后拿出来交给他，说：“一定要请东阿为我作序，大概可以办成。”我和冯公同朝为官，一同探讨文苑之事，颇为相知。至于他的政绩、事业、见识和谋略，已有王、沈两位公为他撰写的志文，可以取信万世，不必再作辞说；所以只根据侍御的诗来综合叙述他的文章。序说：古人说有三种可以不朽的事，立言居其一。关键在于谋求功业、辅佐德政；若不是文章，怎么能流传久远？所以文章尤其是承载功业而使之不朽的东西。天地之间有形有质的物体，没有能够不朽的，必定要经过变化才会不朽。金石虽然坚硬，尚且会被侵蚀而腐朽；土木虽然厚实，也会被虫蛀、朽烂而毁坏。只有不停止变化，才可能不朽。水势浩荡，代代流动不息，会腐朽吗？火焰熊熊，传递而不熄灭，会腐朽吗？什么叫作变化呢？人的精神精华吐露出来成为言语，言语的条理要旨铺展开来成为文章。文章必须有变化并达到化境；如果没有变化而想要高飞远举、虎视天下、树立千载的标志，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近世的名家纷纷出现，若不是先秦、西京的文章，就不许谈论，也不许下笔；至于把赵宋的文章视为泥土糟粕，认为卑下浅薄，连眉山苏氏的家法也仿佛说：“姑且舍弃这些吧。”我年轻时学习文章，也曾这样认为。后来久加思考，才知并不是这样。因为先秦、西京的文章变化之后才成为眉山苏氏；眉山苏氏的文章变化之后，才成为弇州氏王世贞的文章。眉山氏发掘秦汉文章的精髓，使其体制变化而趋于虚灵；弇州氏吸收眉山氏的经纬，使其材料变化而具有古意。这种变化是一致的。世人不明白，一概把它看作赵宋文章，或一概看作先秦、西京文章，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已。况且先秦、西京时代，难道有谁以某种“文体”自我标榜吗？漆园庄子的汪洋恣肆，是论著之书；韩非的精密切实，是说理辨析之文；长沙贾谊的宏富充实，是陈述对策的奏牍；龙门司马迁的深远放达，是记事叙述的史书。它们都是苏轼酝酿而成文章的来源。何不曾经取来考察？把它扩展为宏大的篇章，压缩为简短的言语，哪里还能找到它们的轨迹，哪里还能寻到斧凿痕迹？所以能够不刻意成为秦汉文章，然后才能真正具有秦汉文章的精神。这才是不朽的文章。为什么呢？又因为它达到了神妙变化的境界。如果不以精神贯通它，而只让体制合一；不以体制贯通它，而只摹仿辞句，那就只是事物的外在形质罢了。它一时兴起，一时毁坏；一时新鲜，一时陈旧，怎么能够不朽呢？如今看冯公的文章，外在的色泽肌理哪里像秦汉文章？但它的精神脉络，又哪里不像秦汉文章？他的修辞广博而不泛滥，构思深沉而不诡谲，辞藻综合华美而不雕琢，命名用语深奥而不晦涩；他的议论辨说，深远探究幽微恍惚，进入精微玄妙之境，越深入越深厚，越发出越畅达，难以窥测端倪，其中有庄子而没有庄子的弊病。他指陈政体，陈述机宜，缜密的笔墨用一句话决断，宏大的谋略可以陈述到万里之外，名实必然相符，权变与正道相互辅助，其中有韩非而没有韩非的弊病。他的奏对、献纳之章，辨析官制、敦厚典章，考察古代、参照今天，义理宏阔而切实，文辞明亮而委婉，可以纳入君主的耳目，光彩足以同玉德相比，其中有贾谊而没有贾谊的弊病。他铺陈叙述事理，纵横开合，文势如虹流波诡，却法度森严，没有一点阻滞散佚，其中有司马迁而没有司马迁的弊病。至于百家之说、六代之体，也全都具有却不曾拘泥于它们，全都运用却不曾显露其运用；如江海吞吐涵泳，削磨洗涤，横向衡量找不到边际，纵向探寻找不到开端。

译所以在眉山苏轼之后，能够把秦汉文章变化为虚灵之境的，我认为只有冯公接近这种境界。近来先正诸公急切称说摹拟、议论，以求成就文章的变化，难道不是名言吗？然而摹拟、议论，是为了成就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却姑且把摹拟、议论当作文章，究竟成就了什么呢？酒醴由曲蘖酿成，但曲蘖不是酒；汤液由药石制成，但药石不是汤。如果把酒醴当成淡水，只去饮用酒糟；把汤液当成清冷之物，只去咀嚼药渣，这样的文章会像文章吗？且不论秦汉文章，凡是立言之家，会把这种东西看成什么呢？即使赵宋诸贤也会捧腹大笑，哪里只会说苏氏呢？所以我说，冯公的文章可以不朽，是因为它接近于化境。只是它还没有完全达到的地方在于：苏公的文章像在盘中奔走的珍珠，放纵铺陈而不可捉摸，流动而不受拘束；冯公的文章却像出匣的宝剑，受到压抑仍不可遏止。这是时运不能顺遂心愿、年寿没有等待才力充分发挥的缘故。唉！这是上天将要伤害这种文章吗？为世道感慨的人替一代惋惜九鼎般的人才，评论文章的人替千古揭示天球般的宝物，其心情是相同的。我掩袖长叹，不知眼泪从何而来。侍御能够传播他的著述，使之像杨氏的《君山》那样流传；至于不能阐明其流别，使之像左氏的《玄宴》那样流传，我深感惭愧，因此不能推辞。至于有韵的文章，古代从建安开始，往下直到唐代；近代从高、王开始，旁及杜甫，这些又是当世人所不能达到的，我曾另作序说明，所以这里不再重复论述。《太师李文定公文集》序【于慎行】先师李文定公，在世宗朝廷对策考试中名列第一，凭借深厚的学问和醇正的德行，受到皇帝的赏识，逐步参与国家大政。到穆宗受到宠信任用时，又升任首辅。李公感念两朝知遇之恩，竭尽忠诚和才智，经营治理教化的枢纽。他所施行的历次政务，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处，总的归结是使天下和平宁静、休养生息，从未有意大幅更张。然而我于慎行曾跟随左史之后考察朝政，常说李公对国家有大功，只是世人还不能深刻认识。嘉靖末年，一两个掌权大臣沿袭严厉苛刻的办法来奉承皇帝威势，天下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措手，国家元气几乎被削伤。自徐文贞公用宽政辅佐穆宗以后，百姓渐渐安乐，沐浴在恩德之中。李公继承其后，措施更加宏大宽厚，温和调和内外，天下和乐，好像在华胥国中享受太平。到李公罢职后，继任者急于求治，重新操持以名分法令约束天下，天下又几乎要双脚并立、步步谨慎了。大约前后数十年来，政治风俗的总体情形就是如此；而四方安宁，安稳得像倒扣的盂，直到今天太平极盛，实在是李公在其中三四年间休养生息、增长元气的力量。譬如四时的气候，有风雷冲击，有霜雪肃杀，但仍有和暖的阳气充满六合之间，温养万物，不使它们凋零，这就是李公能够深厚培植国家元气，从而成就太平事业；他的功劳不小了。就如庚午年秋天，敌方大酋长叩关请求设置官署，满朝大臣仍然犹豫，没有人敢决断，甚至有人预先设想失败，想加以阻挠。李公在帷幄之中提出谋划，借助筹策，只用几句话便定下方案，使那些椎髻之长回转面孔向内归附，九边的官吏士卒收起铠甲、拿起农具，烽火边警至今将近二十年没有传来。不出樽俎之间便折服对手、消弭祸难，建立万世长久的边防，这功劳应当怎样评说呢？只是李公用无形的德行调和天下，用并不猛烈的威势镇服天下，所以天下享受他的恩赐却不知道源头；对于李公宽宏的气度和纯厚的操守，天下没有异议，却还不能完全叙述他的才干，才干也真是难以窥知啊。李公执掌政权时，同他共事的几位大臣都是天下英杰，各有足以扶持国家之处，谁也不肯居于人下；而李公从容镇定、庄严肃穆地处在他们之上，垂着鱼袋，系着绶带，不动声色，几位大臣也都向他倾吐心腹，把锋芒和才智收藏在李公面前。即使在他离任之前，假使没有办法使这些人屈服，也只是像石丞相那样醇厚谨慎，未必能够做到。况且臣子的功劳达到扭转困局、开创太平，使福泽遍及众生，增盛无疆的美好事业，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他的才干了。不过，互相安定配合，才干如水，本身没有滋味；只有调和五味才成为味道。辅相本身不以一己才干为才干，而以群臣的才干合用为才干。这正是本书所歌颂的李公纯正美善、断然有为的功烈。李公的功业之所以难以企及，是因为李公去世六年后，门人少司寇延津李公从李公的后嗣尚宝君兄弟那里得到遗集若干卷，在东省刊刻，请我于慎行写在卷末。我也是李公的门人，不能编纂著述来阐明先师的德行美善，反而让司寇专美于前，惭愧至深，因此不敢推辞。集中的各种文体都完备，各有法度裁制；总的说来，根本在于义理深奥，融会群言，内质如金玉，文采郁然光华而不靠雕饰；又如海纳百川，冲和深静而不靠剽窃，这正是大雅的体制、经世的言辞。没有机会侍奉李公的人，读他的文章，也可以想见他的风采。至于他辅相天下的功业，以及他的才干，世人固然有习以为常而不察觉的地方；门人后辈哪敢用管窥蠡测来估量万分之一？这里只是向后世表明，使人知道我国有这样纯正美善的臣子，辅佐太平事业达到如此地步。《海岳山房存稿》序【于慎行】我跟随少宰叶公结识郭汝承，见他议论宏阔广大，只恨相识太晚。少宰对我说：“你还没有见过他的文章。”郭汝承于是把尊父海岳征君的存稿给我看。当时我正在黄石山楼避暑，挥汗读了三遍，看见文章含蓄深沉，构思雄奇杰出，渊源深远而境界超拔，纵横回旋而深沉郁结，极尽文章的变化，于是私下感叹说：“少宰的称许，难道是虚言吗？”如今谈论文章的人，大多说这种道术上不在台阁文章之中，下不在山林文章之中，这是什么说法呢？恐怕是因为台阁文章从容典重，却缺少奇崛的观感；山林文章枯槁寂寥，却缺少宏大丰富的积蓄，只看到它们的长处而不能兼见短处，所以被世人讥议罢了。成化、弘治以前的台阁文章，我不敢妄加判断；嘉靖、隆庆以后台阁文章的情形，我不必再说，是非得失留待千秋评价即可。至于明朝兴起以来，山林之士能够参与这种文章事业的，实在很少。茂秦、太初能写有韵的文章，次楩能写骚体，如今被称为杰出的布衣，稍微能够写出《昭明文选》中的语句；若以宏篇巨制、上下千古、自成一家来衡量，寥寥无几。持这种论调的人见识浅陋，也就不奇怪了。

译征君的文章全都在这里，姑且不论山林之士，即使那些昂然自命为作者的学士大夫，有的胸中包罗天地，字句带着风霜；有的文采俊秀如飞驰的璇玑，清声如玉石相击；同这些文章相比，难道能不逊色一筹吗？前代山林之士掌握写作权力的，没有谁超过苏明允。苏洵认为漆园吏庄子的文章汪洋，自己则是诗人中的优游者、骚人中的精深者、司马迁和班固中的雄健者、孙武和吴起中的简切者，投向什么方向都能得心应手。可是漆园的文章汪洋浩渺，若断若续，常使读者不易解释，所以是文章家的绝技。征君的文章不像眉山苏轼，却纵横辨析、博大精深，很得庄子的意味。至于其中一种沉郁萦回、峭拔冲天、气势压地的情致，它的源流我认为大多来自漆园。征君本人风流高旷，超然远出于流俗，也非常像庄子。我平生很喜欢推重布衣中隐约不显的人才，却不认识征君；而征君在世时所交往的多是贤能大夫，如徐子与等，也都以作者闻名。如今征君的文章直到现在还没有流传于世，而那些喋喋不休、喧嚣争辩的人还说台阁、山林都没有文章，实在令人感慨。吴楚之地人才强盛，几乎使齐晋失去执牛耳的地位，文坛君子本来就应当对此负责。如果要到宋、鲁去寻求礼乐，向他们询问并亲眼观察，然后赞叹其美，那么舍弃征君，还能取谁呢？这话骤然说给人听，有的人不捂耳朵就会瞪裂眼睛；但总有一天会知道它并没有错。因此我校订这部稿子并付梓，以回复少宰。恰好汝承来问序文，于是为他写下这些话。有一位熟悉征君的人又说：郭征君的气节情谊像鲁仲连，通达明敏像贾长沙，善于记事像司马迁，博学综览而深厚，不会像扬子云那样因奇字疑义而使人难以理解。虞秘书要求概括他的文章，那么我前面所说的眉山、漆园，或许是比较接近的。郭汝承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我最终还是把他同苏氏相比。《金舆山房稿》后序【于慎行】从前我于慎行请假回乡居住，每年到泺上拜见老师棠川先生。最后一次，先生拿出一部书，对我说：“这是我平生保存的稿子。”他命我校订，并准备收藏副本。我接受后完成了校订，核正讹误，删去烦冗，保存了其中七八成，回报给先生。那年冬天，先生略有疾病，突然写信告诉我：“岁在壬午，我恐怕会有龙蛇之厄，以身后之事连累你。”我瞪着眼没有回答。第二年六月，先生在乡里住宅去世，我赶去伏地哭泣，于是请求他的继承诸君把箱中遗稿全部拿出来，发现我亲手校订的稿本也在其中，便带回去，准备同同门朋友商议，使它永久流传。过了八年，邵大中丞在楚地任职，派使者到长安，询问先生的藏书在哪里。我斋戒沐浴三夜，拜谢后把书交给他。中丞过了一年完成刊刻。适逢中丞回朝，请云中相君和汪司马公在卷首题辞，我谨在卷后写道：所谓公卿大臣的文章，是因为其中含有他们的学术修养和才德，具备治理当世的才能，可以刊载流传。幸而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他的文章有些不见于书本，而见于金匮石室的收藏；即使受到挫折，才德和经纶没有完全施展，那么他的经纶事业虽未能用于当世，也可以在著作中考见，这就是所谓公卿大臣的文章。如今禹、皋陶的谋议，伊挚的训诫，傅说的命辞，周公、召公的诰文，同《雅》《颂》浑厚质朴、典雅有法，都是万世文章的祖宗。然而天下并不把它们称作禹、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个人的文章，而是编入《诗经》《尚书》，作为一代帝王制度的完备记录；这是因为他们的学术修养同治国之道相通，不是个人自成一家的言论。下至汉代，齐鲁名儒，韦长孺、匡稚圭这一类人，都凭经术发迹，官至三公；他们有所陈述建白，并不超出师说，史传所记也不称为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因为有关世务，而不是专门为自己写文章。自六朝衰弊直到唐代，做公卿大臣的人才开始专门写宏大夸饰的辞章，同文人学士在笔墨之间争长短，如苏颋、李峤以下，各自把文章当作私有之物，不关心世道的治乱，那么他们的学术修养和经世才能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刊载流传的了。古人说：“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是不朽的盛事。”为什么偏偏把它弄得如此狭隘呢？先生凭大戴之学传承经学，早年列身翰苑，在潜邸辅导穆宗，培养成就圣德，后来辅佐皇帝即位而升迁，进而登上宰辅之位；仅仅任职一年，就上书辞去，在金舆之下营造自己的莵裘之地。那时先生年纪才刚开始任官，所以先生对于世道，可以说是得到机会却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先生的才干没有什么不适宜，他的学问没有什么不曾窥见。逸经、外史，汲冢、禹穴的书籍，玄宗内典，金经玉笈中的言论，阴阳、医卜、百家技艺的书，当代典章文物、钱粮军队、山川险要的关键，法家判例的文字，以及一时士人的品流、山林泽国隐逸的人才，没有一样不储藏在胸中、掌握在手上。而他的储藏好像虚空，朴实得像尚未显露，这就是所谓成为天下溪谷的人。凭借这些才能充分用于世道，或许可以辅佐太平，超越三代而达到更高境界，哪里还用说汉代以后呢？只是他的学术修养和经纶治国的才能，在当世没有完全发挥，而从叙述歌咏之间流露出来；文章根本、道艺体制、事物情状，往往显出余绪，有可以考察而知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公卿大臣的文章。先生著作中重要的，有《金华启沃之篇》，其中有经史直解，另行流传于世。较大的作品是内制代言之文，关系诏令的重大职责，不敢私自收录。南宫奏牍不能全部收入，只收取其中艰深而重大的，所以今天文集所刻的，仅是他一生著述的五六成罢了。

译所谓有些文章不见于书本，却藏在金匮石室之中，其秘密如此；而那些未能实际施用、却可以在文章中考见的经纶才略，又盛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古代帝王的臣子、辅佐之臣，以及齐鲁经学大儒所记载流传的文章，本来也没有超过它的。还用得着专门谈辞章吗？或者我听说，济南自边宗伯廷实以文雅开创风气以来，先生同李于麟相继而起，彼此扶持，竭力挽回浇薄的风气，力求恢复古道。虽然各自或有所擅长，未必能够互相压倒，却能够互相成就。李公已经凭文章在当世树立声名，先生身居高位，没有闲暇以文章自我标榜，世人也认为他是承明殿中著作之臣，只是履行本职而已。如今考察先生的文章，上承六经，下浸润两汉，深思入于玄妙，铿锵之音合乎声律，确实能够挽救末世而使它复归古道。即使退一步，同文人学士在辞章雅正的坛场上论定高下，他也将执掌牛耳、号令群伦，更何况公卿大臣经世济民的事业，清楚显明到如此地步呢？难道造物主将要吝惜让他发挥作用，却使他能够长久流传吗？唉！先生去世将近十年，墓上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却还没有一块石碑刻着牲礼、表明他的爵位姓氏；除了铭钟、书旃之外，流传在人间的，只有这一部文集了。难道还要让它重新湮没而无人听闻吗？那侯芭、李汉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所以我对于先生的嘱托，以及对于大中丞的高义，深感惭愧和感动。《弇州续稿》序【穆文熙】明朝兴起二百年，到嘉靖、隆庆时期，文章才大为昌盛。士大夫家族车马相接，而论著编纂丰富、体制完备的，没有比大司寇元美王先生更盛的。王先生任抚军时刻印有四部稿，海内有眼有口的人，已经像驿马传递一样传播它。后来王公从司寇任上归来，病势危急，汇集尚未刻印的稿子交给小儿子王骏。不久王骏去世，长子驾部君继续办理此事。经过两年，文集才完成。在此以前，四部稿之外还有《弇州外集》，出自商人之手，其中略有增删，杂乱失真。王氏诸子于是同诸位同道聚集各处材料，时常依据原稿订正疑误、刊除讹谬，不凭自己的意思判定高下。于是尺牍片札、名山大川的收藏，全部登载在简册上，天下人才开始看到王公的完整面貌。王公二十岁登仕，中间经历大艰难大危险，沉沦废弃了数年，又在四方任官十多年，最后疲倦而归隐玄门。当时我同王公比邻而居，四方仰慕他的声光而来的人接踵不断。余波也波及我，我不胜其苦，只得闭门谢客；而王公独自广泛应酬，从不推辞。清斋对客，常常直到夜半，谈唱和诵经两种声音同时进行而互不冲突。唉，王公大概就是所谓天授而非人力所能达到的人。王氏自永嘉迁徙以来，长淮的秀美气运全都汇聚到海上；海上千年以来，有光彩浮现、祥瑞之气充塞的，难道不就是王公吗？难道不就是王公吗？海水受到激荡便形成潮，受到风吹便形成波；那断沟积水受到激荡也会形成潮，受到风吹也会形成波。然而海能够这样，江能够这样，湖能够这样，陂、泽能够这样，而泉水不能成为大海；各种声音相合，彼此余裕和不足的征兆，自然不同。当王公年轻时，一些才俊在字句章法上琐碎堆砌，估量自己不能震动文坛，想借助大力量的人来树旗，却用虚声震撼王公。王公稍稍自负而回应他们，不免略微流露出有余之势；但后来文思如屋瓦倾建、云气奔涌，最终归于雄浑。到了晚年，看尽天地间盛衰祸福的倚伏、江河山谷的迁流，以及国家政体的真实、是非才品文章的真正脉络，于纷繁盛大之时忽然领悟到水落石出的道理。因此他的诗和文章完全脱去尖角和束缚，以恬淡自然为宗旨。即使是柔弱妇人和小童，只要有一点值得记录的事，他也能随问随答，精神相会，声韵相应，精华凝结而文采流动，内心苦心经营而滋味甘美，目光所及便足以成篇。浩浩荡荡，如同玉磬金钟声调畅达，鸟兽起舞，宫商齐鸣，草木也随之震动。譬如观海，只有那种水势浩荡、无边无际、天水相接的景象才是宏大的观赏对象，难道一定要等到怒涛翻滚、狂风雷动、阴火夜燃、海市蜃楼清晨凝结，惊骇地面对大海叹息，才称得上宏大吗？世人议论文章，常常说古今之人不能相比。古人蕴藏质朴本真，没有馈赠请托、书信往来的纠缠，没有毁誉恩仇的困窘，只求各自抒发见解而已，所以表达意思并不困难。后世衰乱浅陋，谁又能免除这些牵累呢？把心藏在笔墨的攻守之中，以口舌资助品评人物。在这样的时代，想要沉浮于下层民间，迎合众人的心意，却根本不失古代作者的本旨，这不是更加困难吗？王公晚年才开始喜爱子瞻苏轼。苏轼是命世之才，然而时代衰落以后，也不免纵横驰骋于议论之中，执着于道理的变动，反而用来显示奇异。唯独我王元美能够脱离当今迎合应酬、唱和奉承的风气，自成一个王元美吗？如今那些表面尊崇王元美的人，看见他的诗文，便说：“这是司马迁，这是班固，这是汉魏，这是盛唐。”如果一定要逐字逐句摹仿司马迁、班固、汉魏、盛唐，那么在王公所处的时代，大概也有比装饰描画更高明的东西了。流传还不到几十年，新旧风气就已经变换，世人已经笑它们索然无味、没有奇异之处。只有伟大的才力把陈腐之物投入熔炉，便能使一切簇新；正如槐、柳、榆、柞都只是普通柴薪，却可以用来改变万物。因此嘉靖、隆庆之间同王公车马相连、一起兴起的人，都因王公而受到重视，并不是他们有能力使王公受到重视。我这里只是评论我所认识的王元美罢了。《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八，余姚黄宗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