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五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五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奏疏九》。《乞创立以存根本疏》【王渐逵】。臣卧病在荒僻的水滨，每次读朝廷邸报，以及听到传闻，都由此看出陛下具有英明的资质，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因此，陛下志向的运用、才能的施展，远远超出寻常同列之人，不像那些因循守旧而招致蛊乱、不明白变通时宜，委靡不振而失去刚断权柄的人。自古以来的君主，必须有非凡的志向和非凡的才能，然后才能建立非凡的功业。以陛下的志向和才能来看，这是古今少有的。陛下欣慕太平之治，想恢复古代制度，不把自己看作汉、唐以下的君主，陛下的志向由此可见。然而臣近来听说陛下有所创立建设，只得到古人制度枝叶的大概，而臣下参与筹划讨论的，也都只谈枝叶；至于根本大节，却没有深入研究。古人之所以施行制度、创立法令，能够达到一代之治，其中必定有主旨；不知道主旨，只说我要创制立法，来求得与古人相合，这就是招致祸乱的道路。所谓主旨，就是根本大节；所谓法制，就是枝叶。而且如今士人写文章，也一定先确定主旨；主旨一旦确立，条理脉络便能分析清楚，枝叶也就可以由此生长出来。况且陛下此前所建立的制度，臣不知道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想仰慕古人的良法而只求形式相合吗？还是想求得古人的善治，再施行于今日呢？陛下为什么不反求自己的内心，思考上天为什么要立君，君主为什么接受上天的使命？这样就能够得到制度所应当依据的主旨。主旨既已确立，就可以把古人的一切法制取来，在天下恢复实行，不必认为不对；其中有不合今日的，就可以把古人的成法全部变通更新，也不必认为过分。如今不确立主旨，不探究根本大节的归宿，却只在一两项枝叶是否相合上纷纷争论，使浅学之士肆意鼓噪议论，甚至把陛下比作王莽、宇文泰一流，并连同古代圣主的法制一概扫除，这实在是陛下开启了这种局面。陛下如果确实有志于上古之治，每天同二三位辅臣以及侍从、讲读之官共同阐明上天立君以治理百姓的意旨，深入研究并加以推行，坚定志向、努力实行，宁可学习圣人而尚未达到，也不要以后世君主为满足；把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当作自己的忧患，不要把一时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功绩，这才是周公、三王的思想，也是孔子汇集四代制度的精神。由此推扩这种心意并贯彻实行，那么郊祀的分别，就是用来敬奉上天【原文“敬天蚕”疑有讹字】；亲自耕田，就是用来劝导百姓；礼乐教化的创制，也必定会像《二典》所记载的那样，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哪里是浅薄学识、偏颇见解所能测知其万分之一的呢？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的志向和才能确实超越后世君主；但又感慨陛下和辅导大臣不能先研究根本大节的究竟，只拘泥于枝叶纷纭，从而开启浅学之士的议论，增加天下的疑惑。因此臣不顾冒昧上奏，希望陛下思考并实行；如此，天下百姓幸甚，圣王的法制也幸甚。《议礼奏稿》【罗虞臣】。臣为遵奉明确的圣旨、陈述浅陋意见，以端正礼仪制度、彰明圣德一事上奏。近来礼部题奏奉行圣谕之事。奉圣旨说：建造宗庙是大事，是礼制中最为吉祥的事情。如今既然已经占卜得吉，就应当迅速奉命营造。但时代不同于古代。有人认为皇兄皇后的丧事尚未结束，不可以立即举行。你们礼部再通知部院、各司、寺、翰林、科道等官员，赶快议论后上报。朕说不许只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说；各人都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尽。钦此。臣由此仰见陛下的心胸既明察又虚怀。只有具有虚明之心，才可以谈论礼制、侍奉神明。臣又由此仰见，陛下的治理可以比肩唐虞三代的盛治。臣愚以为，礼官的议论一定能够上承明诏，把陛下虚明的德行宣示天下。然而昨日看到邸报，礼官的议论同臣私下的想法相互违背，臣开始感到惊骇。我冒昧认为，礼官辜负陛下太多了。推究礼官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祖先尊贵、皇后卑下，建庙之事重大，而叔嫂之间没有服丧关系、丧礼较轻吗？皇后低于祖先，而祭祀重于丧事；显然不可以因为卑下而废弃尊贵，也不可以因为轻丧而夺去重祭。臣私下认为，庄肃皇后以母仪天下的名号联系臣民已经很久了，那么尊贵之人谁能超过天下之母呢？庄肃皇后虽然如今还在世，并未去世；但从将来而言，难道不会成为宗庙的主祭之人吗？陛下对于庄肃皇后虽然没有规定丧服制度，但从群臣方面来说，难道将不为她服斩衰吗？《礼》规定，天子为皇后服齐衰；齐衰是服丧三年的丧服。为什么要服齐衰？因为对皇后有母亲之道。那么天下最重大的事情，哪有超过服三年之丧的呢？庄肃皇后以母仪临天下将近三十年，而群臣在武宗庙中接受俸禄、享有封土也已经十六年了。所以群臣为她服斩衰，是因为有君臣之义；说他们有受俸禄、食封土的恩德。因义而服丧服，因恩而称衰服。因此，服丧是用来表达哀痛的。如今陛下将要营建九庙，举行告庙、请神之礼，那么在文庙中执事以及督率百工服役的，难道不是在朝群臣吗？在朝群臣，难道会有不把庄肃皇后当作母亲看待的吗？群臣把庄肃皇后视为母亲，那么新丧尚未久，哀哭还没有停止，却让他们参加宗庙工程，他们将穿丧服还是吉服呢？穿丧服不能进入宗庙；穿吉服，又不是居三年丧者所忍心穿的。《传》说：“吉凶不能穿同样的服装，歌唱和哭泣不能用同样的声音。”我看群臣内心一定会脸红惭愧、忧伤不安。有人也许认为营建之事由陛下主持，并不妨碍举行，但臣要说：陛下是以孝道教化天下的。

译陛下的孝行，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循的，是天下人所效法的，也是后世所观瞻的。为什么不教群臣成全他们的孝心，却突然夺去他们的真情，让他们参加宗庙工程，使陛下朝廷中出现失礼的臣子呢？陛下对于庄肃皇后本来没有规定的丧服制度。《礼》说：“叔叔不抚恤嫂嫂，嫂嫂不抚恤叔叔。”叔嫂之间没有丧服，大概是为了推远亲属关系。然而人的感情，听到嫂嫂去世，没有不忧伤的。所以说：“子思哭嫂嫂，设灵位而不穿丧服，是制度规定；感到哀痛，是人的真情。”真情不能遮蔽义理，制度不能夺去恩情。陛下对于庄肃皇后的丧事，已经停止朝参，撤去钟鼓之声，又穿素服祭奠，那么陛下内心一定有感慨的神色、悲伤的容貌，表现在礼仪之中，绝不只是遵循旧例做给群臣看的美事而已。如今距离告庙之日只有十天左右。臣认为陛下的心志还不能立即和缓，感慨悲怆还不能立即平复，却仓促举行告庙、请神之礼，这不是专心致意、精诚明达而与神明交通的道理。从前曾子问孔子说：“天子举行禘祭、郊祭、社祭、五祀之祭，祭器已经陈列，如果皇后去世了，该怎么办？” 孔子说：“停止三年之丧期间的祭祀，不祭祀祖先。先由祝官取出各位神主，把它们收藏在祖庙中，等到丧期哭祭结束。这样做，是因为象征活人，为凶事而聚集；说明哀痛悲伤的感情，人与鬼是相同的。”周武王有营建洛邑的志向却没有完成，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天下，以完成武王的志愿，并命召公相看宅地、经营营建，却是在成王即位三年之后。丧服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能认为丧服尚未除，就适宜用吉事占卜呢？如今皇后的丧事，既然是天下臣子服丧三年的丧事，那么告庙、请神之礼不能立即举行，营建工程也应当缓办；而礼官的议论却想在丧服尚未结束期间举行吉礼，岂不是与周公、孔子的旨意相违背吗？何况礼有常经，也有变通；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君子对待礼，要依据常经而审察变通，会合同类而通达异处。所以可以停止就停止，是礼的常道；不可以停止而不能停止，是礼的变通。像《顾命》中给伯禽穿戴冕服，军中有金革之事，都是礼的变通，是不可以停止而不能停止的事情。如今告庙、请神之礼，大概始于陛下营建宗庙。告庙的典礼并非沿用旧制，日期也不是不可更改的期限；即使再次占卜日期再举行，也不是延误时日。庄肃皇后的丧事既然已经按日易月计算，那么所避讳的不过是十天或一个月之间，难道唯独不能改日重新占卜吗？与其穿着丧服而失礼来求吉，哪如除去丧事上的障碍而获得合礼之吉呢？这是可以停止的事情。礼官顺从众议、附会迎合，首先提出不可缓办的说法来欺骗陛下，臣不知道他们依据的是什么。从前鲁国在太庙举行祭祀，公子遂去世，到举行绎祭时，乐工全部入内而撤去籥管。为大夫服丧尚且已经撤去绎祭的乐器，君子还认为本来可以停止绎祭。绎祭既然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春秋》说“犹绎”，就是讥刺这种做法。为大夫之丧尚且停止宗庙的绎祭，何况是天子的皇后呢？礼官的议论，臣不知道他们依据的是什么。内心恭敬而礼节完备，叫作懂礼；内心哀痛而居处俭约，叫作懂得服丧。如今礼官忘记皇后的丧事而遵从吉礼，能说他们懂得服丧吗？带着哀伤悲痛的心情，陪同陛下谒见太庙神主，能说他们懂礼吗？舍弃哀痛与恭敬，却称这种礼为可以传给天下、供后世观看、可以彰显陛下虚明之德，臣就更不明白了。臣愚钝，年少时不知学习，见识浅陋荒疏，哪里敢自称能够达到懂礼之人的末流？但按照臣的主张，考察古制有依据，揣度自己的内心也能安宁；按照礼官的主张，则事情没有明确的证据，道理却成了强行违背内心。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万一收回已经下达的成命，仍命礼官等丧期结束后再择吉日，勘察安排营建工程，那么天下和后世将认为陛下对宗庙尽孝、对庄肃皇后厚爱，并且胜过那些小臣。这样一件事就具备三种善行了。臣恭敬诵读陛下有“各尽所谓”的训示，而礼官不能尽心端正言辞、援引古代典章来符合陛下的意旨，因此不避斧钺刑罚，冒昧上奏陈述。恭请陛下嘉许采纳，臣惶恐战栗、恳切祈求之至。为此撰具奏本，亲自携带呈上，谨恭敬奉闻，伏候陛下敕示。《请终丧制疏》【马从谦】尚宝司司丞臣马从谦谨为借助圣心来崇尚至孝、斟酌古代制度之事，恭敬上奏。臣听说，三年之丧，从天子直到庶人，父母去世的丧事不分贵贱，规定都是一样的。然而贤者的孝心，仍然没有穷尽。大体说来，古代圣帝明王揆度天理、根据人情，制定适中的制度，传给天下万世，必定使情感过度的人俯身靠近制度，使情感尚未达到的人踮脚赶上制度。这并不是说这样就足以完全报答父母，只是借此稍稍相称于父母养育三年所给予的情爱罢了。起初并不是为了在外表上矫饰，以求得别人的赞誉、避免别人的讥议，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才可以尽到人子的心意。这种礼，是用来彰明天命、效法上天法则、建立天下纲纪的，并不是人力所能创制的；也是用来敦厚人伦、成全人性的，都是人用来敬奉天道的。因此说：“奉养生者不足以承担大事，只有送死才能承担大事。”又说：“顺着内心实行孝道。”又说：“亲人之丧，本来就是自己竭尽心力的事情。”考察虞舜摄政二十八年，帝尧去世，百姓如同丧父丧母；三年之内，天下停止享乐，八音不作。舜为尧服三年之丧，禹为舜服三年之丧；太甲尚未进入亳，高宗居于谅阴，成王、康王的制度比古代更加严密，都是三年。

译所以孔子说：“何必要只说高宗呢？古代的人都是这样。”由此看来，从尧、舜直到三代的盛世君王，虽然制度不能没有增减损益，却唯独三年之丧从未有过改变。至于贬低、废弃古制，减少丧期，真是汉文帝所作所为的鄙陋啊！按日易月的制度直到今天还在实行，儿子为了自己方便而忘记父亲，臣子为了自己方便而忘记君主，没有人不知道这样不对，却终于不能恢复古制，只因贪图自身方便的私心。即使如此，凭滕文公这样的小国君主，尚且能在方圆五十里的国家恢复古制，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可惜汉、唐、宋的英明君主习惯于群臣的议论，身为堂堂天下万姓之主，却敢于忘记亲人，甘愿陷入汉文帝的鄙陋制度。其间晋武帝曾议论而未实行，魏孝文帝实行而不完备，周高祖只在五服亲属之内实行而没有涉及群臣，宋代贤君能在宫闱之中实行，却不能明确制定制度、广泛示范天下，实在是等待今日大圣人来改定了。近来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去世，虽然遗诏规定按日易月，有司不过照旧准备仪节，陛下正处在忧伤痛苦之中，无暇详细议论，便仓促批答；臣知道陛下的内心，一定有不能自我克制的地方，只是在寻求竭尽孝心的方法罢了。所谓“自尽”，是说这种感情不是人心所能安排、时制所能拘束的。它根植于内心，发于感情，连在醒着和睡梦中都在发生，起居之间都充满了这种情感，没有办法自行禁止。果真如何可以看出来呢？近来角门传发敕令时，哀痛之意惨烈苦楚；修建陵墓、兴工服役时，陛下冒着严寒奔走察看，群臣无不为此感动流泪，跟随臣前往。因此臣知道陛下的内心，一定不可能甘心如此。制度命令天下臣民，都可以为天下臣民的父母服满三年之丧；违背者以违制论罪，这是用礼义驱策天下。陛下却独自遵守按日易月的制度，恐怕不是亲身实行、率先天下的孝道，所以臣知道陛下的内心，一定不可能甘心如此。臣听说陛下在蒲邸时，天启仲慧，尚且能够坚持为睿宗献皇帝服丧，直到其宾天；如今却不能对大行章圣皇太后实行，这岂不是圣人在天子之位，反而不能议定礼制、考订典章吗？所以臣知道陛下的内心，一定不可能甘心如此。恭敬看到我朝制定制度、革除旧习，超越近古，真是完美至极。至于郊祀、建立四庙九庙、正定皇天的称号、取消孔子的封号，以及籍田、明堂等依次兴办，更可以彻底洗刷近代的鄙陋，向上追踪唐虞三代的盛大轨范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至于丧礼，却仍然独自因循简陋，不能真正切实地向天下显示孝道，所以臣知道陛下的内心，一定不可能甘心如此。从前哭临之日，臣看见九貉、八蛮前来朝见的各国君长，无不穿上丧服奔赴天朝的盛典，也无不因哀悼陛下的哀痛而流泪；朝鲜陪臣还执守礼节。他们是认为圣明君主的举动可以树立华夏的典范，成为万世的表率。近来陵墓的议论慎重而未决，丧期制度广泛采纳舆论：一方面说有见解的人就应当进言，另一方面说也不必谦让礼官；这更加显出陛下虚心听取意见、委曲诱导群臣的深厚心意，都是不能自已的至情。臣私下认为，以陛下恳切而不能自已的至情，加上中外臣民、四方万国的仰望，应当赶快充分宣示您的深意，竭力返回古道，制定制度、建立法律，如同把日月高悬在中天，使万世作为君主而又身为人子的，都能对父母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一举措，揆度天理有根本，根据人情能安稳，推行四海可以成为准则，等待百世圣人也不会改变，那么大圣人的孝道就可以光照天下，流传无穷。这一举措，若不寄望于今日的圣明君主，还能寄望于谁呢？臣恐怕按日易月的制度已经执行完毕，内外都改穿吉服了。梓宫停放在殡宫，实在有令人不安之处，将来不能不使陛下后悔。这就是臣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有人或许认为哀诏已经发布，不能更改。臣愚见认为，事情固然有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改的，也有即使反复更改十次也不算有害的，关键只在于礼的是非如何罢了。今日之事，只应当在哀诏发布之后改定。因为哀诏是奉行大行皇太后的遗意，改定制度又是圣天子仰承、报答皇太后的孝心。有人认为三年太久，恐怕妨碍百姓办吉事。臣愚见认为，这不过是袭用汉代鄙陋制度者借口说的话罢了，难道可以舍重就轻、降低标准以迎合天下人的情绪，而阻碍我们天性中最深厚的爱吗？不过，这件事也不难办，不必拘泥于三年之内什么话都不说、万事全废，也不必径直禁止三年内嫁娶、毁坏四时祭祀。请命礼官广泛考察唐虞三代的古制，采集汉、唐、宋诸儒的议论，同时参考宋朝宫闱中实行三年丧的礼仪制度，互相参订；贯通古今，斟酌轻重，变通权宜，上面不废弃郊庙之礼，下面不废弃天下万机，然后上奏请陛下裁定，以服满三年。这样或许教化引导有根本，统纪没有遗漏，人的本性出于同一根源，礼制也没有两样；天下万世作为人子而守礼的人，就无须再议论了。臣此前任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也曾列于礼官末位；虽愚昧，但偶有所得，不敢不为陛下陈述。《财用诎乏，恳乞圣明节省疏》【刘体干】臣考虑近来北部边境骚动，烽火警报日益频繁，陛下赫然震怒，于是召集义师，奋然准备大举出兵讨伐。但一时国家所需的经费往往告急，各位提出建议的臣子，有的想征收历年拖欠的户赋，有的想增加数省的赋额，无非因为供应太多、调度难以接续，于是提出这种万不得已的办法，暂且缓解紧急困难，帮助军费开支。臣愚昧，不懂得增加财源的大计，只听宋臣苏轼说过：“如今的办法，没有比充裕财力更好。但所谓充裕财力，不是索求钱财而增加它，而是除去那些损害财力的事情罢了。”由苏轼的话看来，今日的事情不在于纷纷征敛，而在于革除冗员、清理冗费，这才是当今理财的第一要义。臣不暇远考，只曾见原任礼部尚书霍韬的奏疏说：“我朝自成化五年起，武职已经超过八万人了；合计文职，大概已经超过十万人了。”这本是霍韬的话，而且还只是说成化五年以前的情况。计算到今天，历年因边功升授的、勋贵传请的，不知有多少，所以武职又不止八万人了。各衙门增设的官职、大臣恩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所以合计文职又不止十万人了。

译臣由此推断，成化五年的官吏，相比洪武初年的官吏已经算是冗员；今天的官吏，相比成化五年的官吏又更加冗滥。远一点作比较，宋代制度只有三万四千多名官员，唐代制度只有一万八千多名，汉代制度只有七千五百多名；而唐虞设置官员只用百人，夏、商的官员数量也不过加倍，哪里只是加倍而已？不但如此，其他如内官宦臣领取俸禄的人员逐渐增多，没有尽头；锦衣卫官校奏请备选、充任的逐渐增多，也没有限制；中书科等衙门乞求恩典、带俸任职的越来越滥，没有区分规划。极其琐碎的还有礼部的译字生、鸿胪寺的通事序班、光禄寺的厨役、神乐观的乐舞生，以及宫内各监局的勇士、匠人，还有因善于写字和承办大工程而升迁授官的人。这些人中，有的献媚攀附，门路不一；有的像苍蝇逐臭、狗鼠偷窃，营求私利的窠臼很多，臣不能全部列举，大概已经比祖宗时期多出千万倍了。这些人都张口等待供养，仰赖陛下供给。比如勇士、匠人，是地位最卑贱的人员，勇士每月有月粮一石、马料豆九斗、谷草三十束；匠人每月有月粮一石、折价米三斗五升，所耗费的财物已经非常巨大。至于每一个官员，还有车舆、仆役、俸禄等费用，所耗费的又不止这些。他们这样糜耗国家财赋，难道只是很少吗？户口还是祖宗时的户口，赋税还是祖宗时的赋税；唯独到了用度，竟增加了百倍。这就是收入少、支出多。譬如富室大家，生计和从前一样，但供给宾客的钱、供养仆役的费用，比从前反而更加奢侈，那么拥有千金的产业，哪有不很快耗尽的呢？这就是蛀蚀国家、耗损财物的根源，应当严厉惩治、赶快革除。不从这里设法解决，却对困苦无聊的百姓琐琐取足，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愚昧，恭请陛下敕令各有关衙门：除目前听候征调的官员和在营军士不予查核外，其余内外大小衙门，凡冒滥领取粮饷的人员以及前面所说的各类人数，逐一查核议定，哪些人应当保留，哪些人应当革除，扣除计算、确定拟议妥当，编造完整册籍奏报缴纳。仍请颁明诏令，务必一切从简从约，使人看到为国节省的意旨。这是臣所说革除冗员的第一件事。臣近来又查得，光禄寺卿高澄等题奏说，本寺所耗费的钱粮，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累计节余白银不下七八十万。自嘉靖二十年以后，本寺的供应日益增加，每年应支的银两又有许多拖欠，以致供应不足，情况就是这样。臣又查得，本寺进献御用的果品等物，原来没有规定数额，临到期限只凭内官开具的小票数目交纳。果品送进以后，小票随即拿出；第二天内官又把前一天送进的果品卖给本寺的行户，用来准备再次交纳。臣当然知道圣明节俭的品德始终如一，而前后数量有多有少的差异，确实是内官从中渗漏侵吞造成的。大概在制度初定时，各项物品都有大致的等级数量；到了供应之时，却很难核查。本寺官员不敢追问真伪，不敢辨别是非，于是贪婪冒领之徒得以自行方便、任意取用。臣没想到尧舜在上、忧虑时局、爱惜费用，每日勤勉不懈，而这些人的贪利营私竟毫无忌惮到如此地步。然而这还只是从光禄寺一处说起，其他负责供应的衙门，其中转移侵盗的情形，还有不容易全部计算的。臣曾读《周礼》，看到周公对于凡是君王的膳食、酒浆、住宿、丧服等费用，一一规定数量；又在年终由太宰依据九式节制用度，大概也是圣人防止奸弊的深意。臣愚昧，恭请陛下仿效成周的典制，敕令礼部把内外各有关供应衙门所需的物品、钱粮，再三斟酌议定：如某衙门一天应当使用多少物品，合计一年应当使用多少钱粮，都明确开列，上奏请陛下裁定，作为固定法令。每到年终，仍选派科道官一员，逐项查核盘点，奏报缴纳，以防冒领耗费。这样，丰俭都有确定数目，领取的人不能妄取，盈亏也有固定规章，供应的人不能妄供；纠察、防范、查核的事情也能在其中实行，那么隐瞒掩饰便无处容身，国库的财货就会充裕有余。这是臣所说清理冗费的第一件事。冗员、冗费两项清除后，损害财力的事情就会消失；损害财力的事情消失，充裕财力自然会到来，征收欠户、增加赋额的事情就可以不必议论了。有人说臣等所见或许不是救急救难的办法，臣却认为，清除两种冗余，所忧虑的只是执行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如果主管大臣确实能够仰承圣意，竭力奉行，那么节省的费用应当不下数十万金。早晨在那里能够节省数十万金的费用，晚上这里就能得到数十万金的积蓄，见效非常迅速，施行也确实容易。百姓不受扰害，国家也不会匮乏。况且按月计算虽不足，按年计算却有余；一个月既然能积蓄数十万金，一年应当能积蓄数百万金。这就是所谓耕种三年必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如此办法怎么会不能实行呢？何况如今天下府、州、县的百姓财产荡然离散，乡里萧条，哀号困苦的情形远非从前可比。虽然各地官府急于督促征收，但在鞭打刑罚也不能奏效之时，固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想办法缴纳的心；然而在死亡、贫困、无力供养之后，也很难保证他们一定有能力缴清，那也只不过是徒然把名字挂在簿册上、施加刑罚罢了。因此，节约费用、爱护百姓的道理，臣当然不敢在这种时候妄谈迂阔之论；但对于眼前办理事务的办法，臣也不敢完全认为就是正确的。即使欠户全都按照各位臣子的主张征收，而聚集起来吃国家粮饷的冗员仍旧存在，侵吞盗窃冗费的人仍旧存在，那也不过与世人所说的扬汤止沸没有区别。薪柴不抽掉，沸腾终究不会停止，反复扬汤又有什么益处？臣当然知道，这对耗空匮乏的祸患没有补救作用。而且这些人都是贪得无厌之徒，一旦侥幸获利的门路打开，必然会逐渐蔓延而不止；将来的官吏怎么会不比今天更加冗滥呢？

译贪欲的沟壑没有填满，必然会泛滥到没有止境；将来的费用怎么会不比今天更加冗滥呢？百姓中欠税的人会因此更加亏欠，已经增加的赋额也难以再增加；即使有一百个刘晏出现，又有什么可以下手施行的地方呢？所以臣敢说，冗员革除、冗费清理，即使不征收欠户、不增加赋额，也能使贫穷变得富足；不革除冗官、不清理冗费，即使天天征收欠户、日日增加赋额，也能使富足变得贫穷。臣愚昧而一片诚心，仍希望陛下念及时事多艰，怜悯民生尚未安定，把节省费用的念头断然付诸实行，并告诫各衙门主管大臣务必切实执行，不得暗中庇护、拖延岁月，曲意包容、彼此顾惜颜面，使这些人凭借关系侥幸求得苟免。其中如有这类弊端，以及应当革除、应当清理的有关衙门人员，胆敢推诿调换、抗拒违抗，或煽动浮言、暗中阻挠破坏的，准许臣等科道官访查得实后指名弹劾治罪。仍请遍谕京城内外各司，除关系紧要的军务外，其余一切不急需用都一并裁减。这样国家就会丰足富裕，没有功业不能成就；士卒吃饱，敌人来战就能取胜；对那些愚蠢的边民，宽恕他们就如舜感化有苗，不宽恕他们就如殷高宗攻克鬼方；这不只是像汉文帝那样宽恕，也不只是像唐太宗那样用兵。进退、伸缩无不掌握在我们手中，事业兴隆如汤、武，功业光耀祖宗，难道不足以昭示天下、流传后世吗？如果失去现在这个机会而不谋划，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臣恐怕敌人没有一年不来侵犯，边防也没有一年不加强；边防没有一年不加强，钱粮就没有一年不耗费。府库已经枯竭，调度正很繁重，根本已经空虚，而蛀蚀耗损仍不停止。倘若不幸再加上二三千里范围的灾害，或者连续多年的歉收，钱财已经耗尽而计策穷尽，敌人已经到来而力量屈竭，到那时就不能不使朝廷更加忧虑了。这难道是臣等缓慢苟安、拱手沉默、坐视不管的时候吗？臣因此不顾浅陋，列出条例上呈圣听，恭请陛下怜悯臣迫切而不能自已的心情，宽赦臣冒昧无知的罪过，留心采纳并俯允施行，天下幸甚，臣也幸甚。《鉴亮建言臣工以昭圣德疏》【岑用宾】臣等在南垣任职，接到邸报，恭敬看到七月内太常寺少卿周怡上了一本奏疏，为感激天恩深厚，竭尽血诚，图谋报答万分之一，其中分条陈述端正君主志向、修养德业等事情，奉到圣旨说：“周怡这个人抗拒违抗，降二级调到外任使用，吏部知道。”谨此奉行。臣等私下想到，周怡从前侍奉先帝，因为进言获罪，削职为民二十多年；如今遇到昌盛时代，承蒙陛下推究先帝遗诏、召用旧臣的恩典，重新授予原职，不久又破格升擢，直接做到现在的官职，他的遭遇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周怡正应当恭敬承受陛下的美德尚且来不及，怎么会突然抗拒违抗，而自取朝廷的罪罚呢？过了十多天又接到邸报，其中抄录了周怡前一篇奏疏的全文。臣等再三披阅，才看到他的奏疏中言语多率直、任情直说而毫无顾忌，确实失去人臣恭顺的体态，似乎同陛下所说“审慎选择所说的话来承顺朕意”的训谕略有违背。陛下以大义责备他，定罪为抗拒违抗，酌情降职调任，略加警戒，这实在是天高地厚的恩德；对周怡来说，也应当感戴无穷。臣等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臣等私下思量，天子的尊贵如同上天，天子的威严如同雷霆；一个人若不是失心疯，他怎么肯抗拒上天、触犯雷霆呢？古语说：“责难于君，叫作恭敬；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叫作敬慎。”臣子向君主进言，有时是顺承辅助，有时是匡正救助，都是努力实行恭敬的实际行动，尽到忠于君主的道义罢了。考察古代虞舜的朝廷，帝舜君临天下、居于上位，大禹的才智如此高明，难道不知道舜的盛大德行、光明重华吗？可是他仍然勤勉地告诫进言，没有什么隐瞒回避。如今经书传记中所见的，正是这样恳切。忠臣侍奉君主，必定防止祸患渐渐形成；听他的话似乎固执，探究他的用意却是美好的。这是自古以来在祸乱未发生时治理国家、在危亡未出现时保全邦国的良策。周怡只是因为感激先帝使他获得保全的深厚恩德，感激陛下录用他以及破格越级提升的奇遇，所以想效法虞廷臣子侍奉君主的方式，向陛下尽其愚忠，稍稍倾吐平生如葵藿向日般的诚心。看他的奏疏开头说：“受到非同寻常的恩典，就应当有非同寻常的报答；遇到世所罕有的机遇，就应当施展世所罕有的义行。”他的感情就可以看出来了。虽然其中有些话过于狂妄愚直，没有加以审慎选择，但他的内心实在没有别的意图；难道他敢故意这样做，抗拒陛下天地般的尊严、触犯陛下雷霆般的威势，甘心招致不可预测的灾祸吗？陛下若能反复思考、俯察其意而宽容采纳，未必不能成为对陛下高深圣德的一点微小补益。这样，周怡希望尽忠的初心就实现了。如果一定要逐字计较、逐句挑剔，那么日月照临之下，火炬就失去了微小的光亮；雷霆震动迅疾之时，万物就失去了原有的形态。周怡以狂妄盲昧的言辞上触天威，到那时又将用什么话为自己辩解呢？

译《书》说：“良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却有利于修身行事。” 古人说君主圣明，臣子才会直言，实在有深刻的意义。陛下天资聪颖圣神，宽厚仁慈、气度宏大，即位以来虚心接受谏言，进言的道路广泛开通。登极诏书中又有允许众人直言无隐的条款，最后还以“赞助圣明法度、辅佐皇帝事业”的训谕作结，说明忠诚尽职的臣子仍可有所帮助；用来扩大进言纳谏的门路、诱导扶助臣僚，确实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周怡感逢千载难遇的时机，想找得到效忠的地方，他竭尽诚意进言，务求贡献忠言，完全没有察觉自己的话竟率直到这种程度罢了。周怡能够直言，恰好足以彰显陛下极其圣明。臣等还以为陛下应当赶快奖赏他，为什么反而因为他的直言而治罪呢？周怡和其他被起用的臣子，过去都因进言获罪；他们的忠诚显著，天下没有不传诵的。近来陛下收录起用他们，也一定是因为他们当日论事的忠诚。如今群臣正各自庆幸能够遇到明主而侍奉他，以伸展尚未完成的志向，哪里知道没过多久，周怡又首先因为进言受到谴责？这样不仅陛下起用周怡及诸臣的初心似乎显得前后不同，那些列于起废之臣中的人，想要效力的心，难道不会因此几乎产生疑虑和阻碍吗？何况陛下治周怡的罪，本来是因为他的奏疏中有一两处言辞直率，便不加审慎选择而治罪，这确实是对的。然而臣等参阅他的奏疏，其中也有这样的话：“惟愿陛下万年千载，永远保有四海的富足，长久居于九五之尊；子孙成千上万，万国协和。这样或许能使臣鄙陋的心愿稍稍舒展，万一能够如此。”他顺承颂祷的诚心，怎么样呢？既然可以摘取他违抗的言辞而治罪，难道独独不能嘉许他顺承颂祝的话，姑且宽宥他吗？那些士人过去因说危言、守峻节而获罪废置，后来重新甄别起用，大多改变操守、磨平棱角；而周怡却能够像这样吐露肺腑。即使他的言辞狂妄愚直，类似抗拒违抗，但始终保持正直的操守，丝毫没有改变，也值得嘉许。臣等同周怡素来没有交往友好的关系，今天却恳切地在君父面前为他申诉，并不是敢于结党营私来违逆陛下，实在是周怡的情由有可以体谅之处，周怡的罪过有可以原谅之处，或许只是担心陛下阅览时稍有疏略，未曾加以察看罢了。有可体谅之处却不体谅，有可原谅之处却不原谅，对于圣明神武的德行仍然是稍有欠缺。将来天下后世会怎样评价陛下呢？臣等掌管耳目监察的职司，在此时闭口不言、不向上奏告，也是辜负了陛下任用臣等的职责。天下后世又将怎样评价臣等呢？这就是臣等不顾愚昧、不容自己不进言的原因。仰望陛下扩大天地般的度量，施展广大深厚的仁德，明察臣等的愚昧之处，宽免周怡抗拒违抗的罪过，或者恢复他的原职，或者酌情改任其他衙门，使他能够受到激励，谋求日后的功效，以最终报答圣恩。这样或许能够包容广被天下，圣德更加光明；大小臣工都得到适当成全，群臣争相自勉。臣等不胜恳切欣喜地盼望至极。《明文海》卷五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五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 《劾张桂诸臣疏》【陆粲】臣谨慎考察，大学士张璁、桂蕚都凭借凶险的资质、乖僻的学问，悖逆傲慢而极为不敬，完全没有人臣的礼节；仅凭这些，已经不能容于圣明之世了。臣愚见认为，君主驾驭臣下，有功固然不能不赏，有罪也不能不诛。张璁、桂蕚微小的功劳已经承受厚赏，那么他们有罪，难道唯独可以不诛吗？这只在于陛下裁断罢了。然而张璁虽然刚愎自用、执拗难改，顾其手段还比较粗疏，造成的危害还较浅。桂蕚外表似乎宽厚迂缓，内心其实深刻严酷；他嫉妒残忍的毒性，发自内心如蝮蛇猛兽，触犯他的人必死。拿两人比较，桂蕚的奸邪尤其严重。臣姑且举几件事来说：尚书王琼奸诈贪婪、阴险恶毒，在正德年间结交权奸，扰乱海内，罪不容诛。自从桂蕚等掌权，王琼让他的女婿和家人暗中留在京城，日夜钻营刺探，送给桂蕚等人的贿赂多达巨万；桂蕚接连上章极力推荐，张璁在内阁从中主持，王琼于是得到起用。桂蕚还替他说：“任用有功劳的人不如任用有过错的人；王琼虽然有过错，但才能不能抛弃。”如果真像这句话所说，那么小人中有才能的都可以放纵作恶而无罪，难道共工、驩兜在舜时就不会被诛杀了吗？任用凶恶之人给国家造成祸患，难道是大臣以人事奉君主的道义吗？昌化人邵杰本是邵氏的养子，在争夺承袭伯爵时，尚书胡世宁是邵氏的亲邻，而邵杰的主母昌化伯夫人又做了邵家媳妇几十年，他们都明知邵杰的来历。桂蕚接受邵杰的贿赂，竭力为他主张，终于使他承袭爵位，使奴仆小人滥受封爵，与勋戚世袭贵族同列，辱国太甚。桂蕚一向厚待医官李梦鹤，借口进献书籍，凭借关系授予官职，又让他住在自己附近，暗中开便门以便往来；连同序班桂林以及桂蕚的管家吴从周，三人都被人称为“念一官”，尤其受到桂蕚听信。三人专门替人说情、接受赃物，路上的人都知道。桂蕚又引荐同乡周时望为文选郎中，与他串通卖官选官；凡是好官、好地方，都由其同乡通过关说得到。桂蕚则容许宠妾收受贿赂，事情败露后销毁假银并退还；周时望则放纵悍妻收赃，临到离任时还因收金钱而与人翻脸。周时望倚仗桂蕚的势力，肆无忌惮。又如南京太仆寺少卿一职已经议定裁革，桂蕚想把它留给自己的人，仍然含糊上报空缺；仅这一件事，其他欺瞒隐弊也可以推知。他自知公论不能容忍，于是托言养病离去。如果让这些人侥幸免罪，奸臣还有什么可以惩戒的呢？陛下不妨命吏部查核桂蕚任职时大选、急选所任用的官员，有没有偏私厚待同乡的情况。对于外官推升的人员，把他们同历年抚按、守巡的考语相互比对，再考察各官资历深浅、是否应当升迁，奸弊自然会显露出来。况且吏部是六部之首，文选司又是各司之首，历来都选择清廉谨慎、有声名的人担任。如今周时望离开后，接替他的是胡森，另有主事杨麒、王激，这三人都是辅臣的同乡亲戚。铨选这一要害之地，完全任用私人；升降、罢黜、任用、夺职，全凭他们的欲望。每逢重要职位有空缺，外面私下议论说一定会由江西人或浙江人得到，后来果然如此。时间久了也成了习惯，人们竟不再觉得奇怪。此前因霍韬进言，已经议准京堂及外官有缺时，各部属员可以相互推举任用。自桂蕚在部以来，戴时宗、姜清由即中径直升为少卿，丁汝防由员外郎径直升为副使，萧璆由主事径直升为佥事，其他各部也有这样的例子吗？他们故意违背明文规定，以买卖私人恩情；不但不怕人言，也不怕陛下了。官爵是用来等待天下贤能之才的，偏私徇情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令人极其愤怒吗？桂蕚主持选官刚超过一年，所作的奸弊多得不可胜数。他任用同乡故旧，如原任工部尚书、现已致仕的刘麟，是桂蕚妻子的表亲。刘麟偏激躁急、自以为是，狂妄诡诈、不合情理；对外表现得矫揉激烈，以求取得流俗的名声，暗中却经营关说，为奸雄充实钱袋。虽然已经罢官，仍像漏网之鱼。礼部侍郎严嵩，是桂蕚儿子的老师。他起初掌管成均，因为调拨历法而大受舆论非议，不久升任卿贰，于是感恩而更加巩固私交。佥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转任后直接进入都察院，依附迎合的痕迹很明显。南京太仆寺少卿夏尚朴，从知府任职一年便升为卿贰，寺卿的情状由此可以看出。礼部员外郎张敔，通晓律历，借此结交取知，怀揣金钱替人请托。御史戴金迎合上司的风向，弹劾大臣时公开写谄媚之辞，表现在奏牍上，甘心做鹰犬一类的人，严重败坏了言官的体统。这些都是桂蕚的死党，彼此勾结营私作奸。其他如礼部尚书李时，外表柔和善良，实际上逢迎狡猾多智之人，把心腹安插在群邪之中；他刚入仕时，本来就依附于张璁、桂蕚这两个凶人，掌权后越级取得清要显职，尸位素餐，实在可耻；又倚仗官势虐害同乡，弹劾告发之事屡有传闻。右谕德彭泽，则因被罢黜而钻营改任其他官职，导致“夜间馈送金壶”的谣言流传。他们相互汲引，依附权贵之家，玷污了玊堂清贵的选任。这些人都是暗中厚待璁、表面依附蕚的人，谄媚奸佞之辈彼此效法，竟成风气，人心和士风败坏到了极点。蕚等人的威势已经很大，党羽又多，天下人都畏惧他们，走路都要重叠双脚，屏住呼吸，直到此前也没有人敢公开说他们的不是。天启皇帝已经觉察并识破了他们的奸诈。他们自己知道罪大恶极，无处容身，只得厚着脸皮列于朝班，希望得到宽赦。如果不赶快除掉他们，臣担心凶恶之人的本性不会改变，怙恶不悛的罪行反而会更加严重。眼前决不会有安宁的日子，将来必定成为社稷的忧患。伏望皇上振奋刚断之威，赶快把璁、蕚等人诛杀或流放，以向天下谢罪。仍请把他们的心腹，如周时望、李梦鹤、桂林吴从周等人，逮捕送交法司，明确依法治罪。对于那些阿谀逢迎、谄媚求宠之徒，也请严加惩治，作为臣下依附下属、欺罔君上的警戒。这样或许公道得以彰明，人心感到痛快，天灾可以消除，民怨可以平息；贤能之才的进用有了阶梯，天下清平也就可以期待，足以符合皇上恳切图治的一片盛心了。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进呈《礼记集注》的奏稿【华钥】

译原任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臣华钥谨奏：为恭敬遵行先前诏令，请求端正礼经，以崇尚圣学一事。臣听说，六经的道理同归一处，而礼乐的作用最为急切。礼乐并不是从外界强加而来的；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礼存在于内心，“和”是乐由此通达。礼和乐本来不是两种东西，所谓同归，也不过是归结于自己的内心罢了。如今《易》《诗》《书》《春秋》用来阐明礼乐的道理，《礼记》用来阐明礼乐的文辞。所谓“文”，是指品级节制、文章辞采、器物形制和尺度数量。学习的人不只是学习品级节制、文章辞采、器物形制和尺度数量，而是要由此达到中和的实质，并不在于多说空话。《礼记》一书，精粗杂陈，其中多是《仪礼》的传文，也夹杂着周末、秦、汉诸儒的说法，其中有附会牵强之处，显然不能全都视为先王的典制。然而，舍弃此书，先王的典制就无从考据，所以这部书本身不能废弃，考证、训释也不可缺少，只在于读者如何选择和执守罢了。至于汉代郑玄的注，许多地方颇有独到所得；宋代大儒朱熹说他的文字简约而意思完备，有时几个字采用同一种训释，有时一个字兼有几种用法，实际上对郑注颇为取法；但其中也曾夹杂纬学，有些重要义理还不够精确。唐代孔颖达又依照郑玄的注，分段为它作疏，唯独在仪礼、文辞和尺度数量的细节上考辨得很详尽，但文字更加繁琐，大概是精纯与驳杂相间。从此以后，训释虽然很多，大概没有能超过它的。我朝洪武三年，第一次诏令天下开科取士，把所应学习的经书示知天下；《礼记》则以古注疏为本。这是我皇祖圣学高明、千古独到的见解。当时并非不想删削繁杂、恢复古制以成就圣经，只是草创建国，来不及顾及罢了。如今国家培养士人有《礼记大全》，考察它的凡例，是以陈氏集说为宗旨，各家的说法凡能互相发明或补足其不足的，分列注在下方；不合适的就不采用。因此海内流传学习的，只有宋末陈澔所作的集说。既然《礼记》并非纯粹都是先王的典制，初学者只要把音义、章句弄明白也就够了。陈澔却于是铺陈敷演，形成一套说法，合计不下数万字；与古文相比，有的地方正文讹误而混淆真相，有的地方简断破碎而没有头绪，有的地方训释鄙陋而失去本义。学习者既困于篇帙太多，又把加倍的精力耗费在集说的繁琐上，最终茫然不知归宿。所谓“约束于礼”，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臣曾经潜心研读此书，专门以古注为宗旨，随自己的体会所得，便亲手记录下来以供自识；后来读到宋、元诸儒的书，见有能够互相发明的，就撮取其要义收入其中。一切纬书之说和枝蔓的言辞，都不混杂采入。时间久了，积累编成一书。然而臣读书不多，见识有限，常常暗自感到惭愧。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登极以来，礼文的盛况与古代同样隆盛，实在是千年难逢的时机。可是海内学习这部书的人，仍抱守芜杂的说法而没有觉悟；培养士人、兴举贤能的人，心里知道这一点，却还不敢贸然依从。臣私下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前常常困于公务，不敢越出职分议论政事。近来因居家休养，专心研究旧日学问，于是取出过去的记录，重新加以校订，分章析句，所求不过是使音义容易明白，大旨容易理解罢了。至于各章之下的其他说法，也多是迎合采录者的意思，略加删取、提要、省略，希望读者能够知道归宿。篇目依照旧次分卷，共四十四卷，名为《礼记集注》。现谨抄写正本一部、副本一部，装订进呈。伏望陛下俯察臣的一片愚忠，稍加留意阅览。如果认为臣的言论没有错误，特命馆阁儒臣把《礼记》的古注疏逐一编订整理，或者备取臣这部集注以校核得失，作为草创工作的些许依据；务必博采众长，折中▯至理，仰承先前诏令所定的宏谋，表彰先王遗留下来的典制。还希望陛下凭借神明高远的智慧，掌握考订文献的大权，就《礼记》各篇删削繁衍的文字，裁定成一部正确的经书，颁布给学官，这实在会使圣学的渊源在千万世之后更加光彩。臣对战战兢兢祈求恳请到了极点，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令。请求慎重选择左右近侍、尽快停止斋醮的奏疏【蒋冕】臣某等谨题：为慎重选择左右近侍，迅速停止斋醮，以光大圣德一事。臣等私下认为，君主一身，是天下的根本。要使君主的出入起居、事事都尽善，关键在于身前身后所用的全是正直之人。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每天行正直的道路，那么奸佞之徒不用斥逐，自然会远去。异端邪妄的说法，又从哪里产生呢？臣等早在正德十六年四月初，已经具文启奏昭圣慈寿皇太后，请求命司礼监官员把尚冠、尚衣等四执事以及膳房、茶房、殿内答应、掌宫、侍卫、牌子等各类人员，逐一预先选用老成持重、谨慎周密、小心谨慎的人来侍奉陛下。凡曾经在先朝随侍并坏事的人员，一概不许滥用。此事也已经懿旨施行。等到陛下刚登极时，臣等又曾极力进言，异端邪说亵渎经书、扰乱人伦、伤害风俗，应该立即彻底禁绝；又分条奏陈慎始修德十二件事，写成牌额悬挂在殿壁上。其中一件说，凡是斋醮、禳祷，都必须预先杜绝其端绪，不可轻易相信。不料近来常常设置斋醮，宠幸任用僧道，超过平常，远近传闻，无不惊骇。推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从前那些坏事人员名下的掌家、管家等人，勾结番、汉僧道，花言巧语进行欺骗蛊惑，以致陛下没有察觉，错误地加以信任。

译各人名下的这些人员，过去坏事不止一端。到了今天，仍然拿斋醮一事来试探圣心。斋醮之事，是异端邪说用来欺骗蛊惑当时世俗之人的手段，不过借这个名目谋取衣食罢了。佛家的三宝、道家的三清，名称虽然不同，实际上都是虚妄荒诞、欺诬蒙骗的说法，正是圣王必定禁止的。过去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此道，无所不用其极，一个饿死在台城，一个被金人长期拘系；宗庙社稷化为废墟，百姓遭受涂炭，想求福没有得到，反而招来了灾祸。史册记载得很清楚。假如两位君主当时身边的侍从都是正人君子，怎么会遭受这样的祸患呢？两位君主的事暂且不详细讨论，只说近来刘瑾修建玄明宫，钱宁修建石经山祠，张雄修建大慧寺，张锐修建寿昌寺，于经修建碧云寺，张忠修建隆恩宫，耗费金银数也数不清。他们本来都想借此求福，然而全都遭到诛杀或流放，家产彻底败亡，丝毫没有得到佛和天尊的庇佑。由此看来，这些事不值得相信，已经很明白了。无奈谗邪小人公然肆意炫惑，不遵守祖宗法度，也不畏惧天下议论，竟使宫禁之内修建斋醮。斋醮，使万乘之尊亲自莅临坛场，对上迷惑圣听，对下欺骗愚俗，使人以为可以种福田、求利益、除灾患、致祥瑞。却不知道近来各地亢旱、风霾频繁发生，为什么不诵一部经、念一个咒来消除它们呢？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的流贼焚烧抢劫、杀戮百姓，为什么不驱使神兵、役使鬼将来扫平他们呢？陛下只要拿这些事来验证，斋醮无益反有损害，不必等到辨析就清楚了。何况陛下亲临坛场，行香拜箓，也十分劳累。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移用到御前讲筵上？设置斋醮，耗费钱粮也已经很多了，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粮移来救济穷困？正道与异端不能同时并立，心思既然系在异端上，就必定不能专注于正道。邪说一旦传入，圣贤的经训自然就会被疏远；传播到天下，流传到后世，成为陛下圣德的累赘就不小了，并不只是损害圣治、耗费侵蚀民财而已。臣等职在辅导君主、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培养君德，这是分内当然之事。只是过去积累的诚意还不够，言辞虽然反复恳切，却没有得到采纳。如今不得已在朝廷上公开说出，是认为不这样就不足以震动天听。因此不顾冒犯，率直上奏。伏望圣明包容采纳臣等的意见，特命司礼监官员将前面所说那些有名的蛊惑诱导人员逐一查出，先把首恶从重追究治罪，其余借机攀附、阿谀依附的人全部斥退，不让他们仍像从前一样随侍。再命礼部查访外面的寺观中与他们同恶相济、内外勾结售奸的人，僧道一体治罪。又命光禄寺查明近来每次斋醮取用过的米、面、蔬菜、果品等数目，再命内库查报赏赐给各相关人员的衬施银两等物，各自列明数目进呈，以便查究追缴，杜绝冒领滥用。还请大施乾断，把一切没有益处的斋醮全部停止免除，今后只把敬天法祖、修德保身作为首要事务，那么圣治会更加隆盛，圣寿自然延长，圣德更加光明；这正是使国祚绵延千万年而无穷的关键所在。臣等对忠诚恳切的仰望，实在到了极点。关于复核进呈《乐律》的奏疏【王健】题为《进呈乐律，效尽愚忠，以图补报之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礼部收到太常寺典簿李文察等奏闻的奏本，奉圣旨说：“礼部看过后来说。”谨遵圣旨，将抄件送到本司，转呈本部臣等。臣等私下认为，古代圣王在天下安定后制定礼制，在功业完成后制作乐章。治理有条理的，礼制就完备；功业伟大的，乐制就齐全。所以礼乐是用来整齐上下、调和百姓万物、显现天地之情、沟通鬼神之德的，是治国之道最为急切、不可偏废的事情。从前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定都之后，首先命儒臣修撰《大明集礼》，乐制也附在其中。他在圣论中说过：“治理天下的方法，不过礼、乐二者罢了。如果通晓礼而不通晓乐，就不能用来善化人心、导出治国之道；通晓乐而不通晓礼，就不能用来振兴纲纪、建立大中之道。必须礼乐并行，然后教化才能醇厚统一。”由此可见太祖皇帝天赋全智、见识超凡而深远，观察光明宏大的道理，洞察教化治理的根源；他用来昭示后世的思想，是多么盛大啊！过去有人说礼乐要经过百年才能兴盛，明智的人还暗自认为这太迟了，把它看作是不忠不恕的议论。何况如今圣明的时代重光累治，已经延续将近二百年，那么礼乐的兴盛难道不正在此时吗？恭敬地思量，我皇上继承大统、登临帝位，执守中道、保全和气，德泽洋溢，施及四方，延及众生。治国功业隆盛显赫，伦理制度完备周全，祭祀天地，禋祭日月，礼拜先农，享祭宗庙，各项礼制都巍然盛大、光彩焕发，这已经彰明了一代的大典，垂示万古的宏规。然而宗庙之乐仍有未完备之处，这是因为乐经没有流传，乐教没有受到崇尚；所谓心里通达的人想求知却没有老师，懂得它的人想教却没有学生，所以振兴乐教尤其困难。我曾庄重诵读御制《圜丘乐章》，其中天机流动，道妙显露，仰望可以窥见圣心对于音乐有神明般的领会。数年以来，德化涵养培育，风声感召人心，一两位臣工渐渐能够谈论其中的意义，曾有人奏请恢复古乐以增益盛典，也有人请求复兴古乐以辅助圣政。然而他们的说法仍较为简略。如今太常寺典簿文察依据前面的缘由奏进《古乐筌蹄》《青宫乐调》等书，就所撰内容而言较为详密。臣等看过这些书，其中有对“生黄钟”的叙述和补充解释，是为了取得音声；对大司乐所说六变、八变、九变有所推明，是为了调和声调；

译文舞、武舞的行列有分别归属，是为了确定舞位；箫、管、钟、镛之类，以及诸虞、青宫的乐制，兼取虞、周而施用，都是依据经书考察传文，贯通各种典籍，所制定的方法颇有所得。对于古代的论说，也没有违背前贤，差不多可以说是用心勤苦而且懂得音乐的教化了。不过其中“大报”一节，想移到冬至后九日；如果因此改动历法，那么享祀和受贺不能失去次序，这一点终究看不出可行。其他内容也有拘泥而未能融通、偏于一端而未能完备的地方。大概是因为乐的意义本来就难以知晓，节气的推候也不容易考定，所以不能因为一两处错误就把全书一并废弃。对于前面奏进的这些书，请下令太常寺等衙门，选取其中适合当今施用的内容，挑选能歌善舞的童子加以学习，每季度末到本部接受考核，以区别勤惰。臣等又查得，嘉靖十七年六月间，原先该官曾奏进《乐记补说》《补注》等书，本部题奏后奉钦依，委派该官会同协律郎昝议金、司乐王重卿、陈文铎等官员教习，等到声律调和、节气应验后，再奏进另行议定擢用。近来臣等当面考试，粗略看来已经很可观，加上这次撰述详密，也足见他修治本职、尽心职守。在等待命令下达期间，本部移文咨报吏部，并查核他的年资，议定是否应当擢升任用；除此之外，仍委托他按照从前的办法继续教习，使他更加竭尽心力、更加发扬本职。这样，用来考定中正之声、彰明宣扬和气的成果，应当会比现在更有进步，而礼乐也会一同兴盛，这就是其中的道理。再查本官分条陈述的九件事，是为了发挥书中没有尽述的意思，虽然未必完全恰当，大体与前面的议论相同。总的说来，其义在于尊崇君主，其志在于光耀国家，应当一并议处。谨将上述事项分别列明可否，恭请圣裁。缘由是进呈乐律、效尽愚忠，以图补报；又奉钦依“礼部看过后来说”的圣旨，事情道理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奏，请圣上裁定。一是广泛考察古乐，以兼采众长。臣考察《周礼》所载，周代的礼乐兼用前代制度，例如舞《云门》祭祀天神，是兼用黄帝的乐；舞《咸池》祭祀地神，是兼用尧的乐；舞《大夏》祭祀山川，是兼用禹的乐；舞《大濩》享祭先妣，是兼用汤的乐。大概各种乐各有适宜的用途，兼用它们才能达到全面盛大，所以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臣恭读太祖高皇帝谕告礼官的话：“近代音乐流传失真已经很久，究察起来非常困难，卿等应当在这方面用心研究，或许可以恢复古人的本意。”由此可知，太祖高皇帝当时一直把恢复古乐作为急务，只是没有来得及完成。如今臣在本朝圣乐之外，编撰《古乐筌蹄》九卷，以备皇上兼用古乐的盛举。伏望圣明采择，那么对于二帝三皇的乐制，或有所损或有所益，都可以兼取其大成。前项议论考察得，《周礼》记载周代礼乐兼用前代制度，《大明集礼》也曾在乐篇中记述过，原官所说大概就出于此，并非没有根据而随意说的。不过本朝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制定雅乐施行将近二百年，恐怕难以仓促改变。五帝并不沿袭同一种乐制，孔子也说“乐则韶舞”，没有听说一定要兼用前代的乐。音乐的施用不一定非要兼用，也不必拘泥于不兼用，关键只在于它是否善美罢了。等候命令下达后，责令本官与本寺懂得音乐的官员共同议处：如果一定认为兼用八代之乐才算全面盛大，就督促乐童等另行演习；如果不必如此，就暂且仍旧，只务求演习纯熟，以备使用。二是完备律吕，以校正乐器。臣恭读太祖高皇帝谕告礼官的话：“古代的律吕协调天地自然之气，后世的律吕却出于人为的智巧私意。”这圣明的训谕意义宏大，深得轩辕氏制定律吕的本意。因此命协律郎冷谦把合声定为黄钟宫，四声定为太簇商，一声定为姑洗角，尺声定为林钟徵，工声定为南吕羽。臣听这些声音，与管子所说的“宫声如牛在地窖中鸣叫，商声如离群的羊，角声如野鸡登上树鸣叫，声音急促而清亮，徵声如背负猪豕忽然惊骇，羽声如鸟在树上鸣叫”完全吻合，没有差别。不必等到飞灰、积黍来验证，天地之气自然就协调了。可惜当时礼官未能扩充圣祖五音的精妙，制成六律六吕的律管。所以钟悬、磬悬虽然有十六件，但七音以外的都闲置不用，都是因为律吕不全，七音之外没有标准来校正。孟子说：“即使有师旷那样的耳聪，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何况不是师旷，舍弃律吕，又凭什么校正五音呢？臣如今依照太祖高皇帝所定的合声作为律吕的原始音，约为九寸，宽三分；由此按损益相生之法，制成律吕的正管十二支；又把九加倍为十八、三加倍为六，作为律吕倍数之管，也有十二支。把正管和倍管相对吹奏，声音中和纯粹，可以用来校正五音、调和钟鼓、制作笙箫，实在是太祖高皇帝所规定的完整音律，并非臣愚昧之见所敢妄自创制。伏望皇上下令太常寺收藏保管，凡遇到制作八音乐器时，就用它来调和，这样乐器的声音都能得到校正。前项议论考察得，钟悬、磬悬虽然有十六件，但七音以外的闲置不用，都是因为律吕不全，无法校正。这种弊病由来已久，自秦代以下，旋宫之法不再使用，历代保存的只有黄钟宫一个调。十二律中只使用七声，其余五调称为哑钟。唐太宗时，祖孝孙、张文收；周世宗时，王朴，都曾一再校正，悬挂的乐器才没有缺失。后来因循重复，又毁坏残缺。如今本官能够依照太祖高皇帝命冷谦所定的合声，制成正管、倍管相对吹奏，使完整音律的盛美在当明朝重新显现，似乎很有见识。等候命令下达后，令太常寺官员收藏保管；凡遇到制作八音，就取来调和，不可把它当作无用的空器。

译三是编排五音，以备培养德性。臣考察虞舜命夔掌管乐教、教育贵族子弟的事，就知道东宫不可没有音乐。东宫的音乐与郊庙、朝廷的音乐略有不同，不可不加以辨别后使用。大君最为尊贵，音乐以黄钟为主；皇太子次于大君尊贵，音乐以太簇为主。黄钟是十二律的父，而太簇是黄钟的长子。典籍说：宫代表君，商代表臣，角代表民，徵代表事，羽代表物。有君才有臣，有臣才有民，有民才有事，有事才有物。因此大君的音乐完整使用宫、徵、商、羽、角，以显示统辖君臣、治理百姓、处理政事、完备万物的意义。东宫属官都统属于大君，不敢专擅；百姓尚未治理，政事尚未兴起，万物尚未施用。因此音乐只使用本宫，而商、角、徵、羽各宫都隐含集中在本宫之内。有它们的音，却还没有达到各自的宫调，表示崇尚德性，浑然含藏于内而尚未发出，作为将来功业的根本。臣已经在《古乐筌蹄》第一卷中作了详细解释，颇为明白而有根据。臣依据这个道理，编撰三卷，名为《皇明青宫乐调》，用来备作东宫培养德性的音乐。伏望皇上采纳施用，那么正直、温厚、中和的教化每天都能听到，忠孝聪明的德性每天都能养成，而我皇上的盛德大业将长久无穷，与天地一同流传。前项议论考察得，虞舜教育贵族子弟的音乐，称为“律和声”，又说“八音能够协调，没有互相侵夺次序，神人与人因此和谐”，没有听说以太簇为主。大君的音乐以黄钟为主，皇太子的音乐以太簇为主，这种说法是本官首先提出的。然而由于考察校正正音，进而阐明大礼，虽然未必出自古人，似乎也算有见识。不过考察本朝制度，朝会、宴享都使用大乐；如今进呈的《青宫乐调》却是雅乐。至尊与次尊虽然应当有所区别，但大乐和雅乐难道也应当不同吗？臣等私下认为，音乐不必区分大乐、雅乐，只要歌词正当、曲调平淡而节拍舒缓宏大，就正是雅乐。我国朝正是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形成一代的制度。过去子贡称说古代美善的音乐，说它“向后世显示尊卑长幼的次序”。既然至尊与次尊有所区别，就已经掌握了制作音乐的根本，即使施行大乐，也没有什么不可。孟子说：“今天的音乐就如同古代的音乐。” 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等候命令下达后，交给教坊演习备用。四是预先调校琴瑟，以完备八音。音乐有八音，就如同天地有八风一样；缺少一种风，天地就无法完成其化育，由此可知缺少一种音也不能成就完整的音乐，这一点很明白。何况琴瑟的声音清越，适合与人声相合，所以说琴瑟常常只是空置的乐器，很少有人弹奏；即使弹奏，也很少能取得正确的声音。大概是因为琴瑟长期贮存在内库，临近祭祀才领取出来，琴弦已经腐朽，大多无法调校；瑟柱有时又因临时弹奏而倒下。因此弹琴瑟的人不求声音正确，只求不要断弦、倒柱，以免获罪。琴弦断、瑟柱倒，偶然失礼，是小的过失；琴瑟失音，却把它当作旧习惯，是大的过失。怎么可以因为小过失而犯下大过失呢？伏望皇上命令各坛，今后临近祭祀时，预先选择精致、新美的琴弦，及早调校，或许临时可以避免断弦倒柱的忧患。偶尔发生了，也稍微宽恕其罪，不要全部追究；这样掌管琴瑟的人才能尽展所长，丝类乐器也就能完备八音。前项议论考察得，琴有大琴、中琴、小琴、七弦琴；瑟有大瑟、中瑟、小瑟、次小瑟。《大明集礼》记载得很完备，大概都是堂上的乐器，取其声音轻清、与人声相配，正是本官所引用的“琴瑟以咏”。周、汉相承，歌者在堂上，不设置钟鼓；宫架在庭院，不设置琴瑟，这也是虞舜遗留下来的制度。可是八音不可没有琴瑟，早已有这种说法，所以我朝重视它们。近年来琴瑟长期贮藏导致弦腐、柱倒，人们只求免罪，不再追求声音正确，这种弊病大概一直相互因袭。本官长期亲眼见到这种情况，所以说得详细，他的用心也可以说是勤勉了。等候命令下达后，令神乐观今后在各坛临近祭祀时，务必精心选择新弦，预先调试演习。如果仍像从前那样因循，以至耽误事情，听凭本部参究。五是备齐正确的钟磬，以调节五音。钟磬是用来调节五音高低的，就如同军队的金鼓用来表示进退方向一样。如今各坛的钟磬，声音大多不正确。大概因为最初铸造、选取音调时没有弄清楚，使用日久，逐渐改变了原来的音调。于是钟磬不能调节五音，只能凭歌工来确定高低，其中不合律吕的地方恐怕很多。而且我朝旧制，钟鼓各悬十六件。既然悬置了十六件，就应当平均使用。如今虽然有十六件的数目，但取用字音的只有七件，其余都徒然设置。既然没有字、没有音，凭什么完备大成之乐呢？恐怕这不是旧制的本意。伏望皇上今后如果重新铸造郊庙钟磬，都应使用律吕之管来调和，使旧制十六种音调完整具备，这样乐器齐备而音调也正确。前项议论考察得，《大明集礼》记载钟类有八种，磬类有三种。本官这番议论，是针对编钟、编磬提出的。小钟、大磬编排悬挂，数量为十六，各自对应律吕。郑康成所说“十六枚同在一簴，称为堵”，就是这种情况。最初并不是不想平均使用，只是后来徒然设置。只是乐工因循守旧，终于造成取用字音的只有七种，其余都没有字、没有音。确实不能算是完备的音乐。不过既然没有平均使用，那么最初铸造时选取音调是否准确，现在也无法知道。如今仓促之间很难议论重铸；即使议论重铸，铸造者的能力也很难马上超过当初铸造的人。然而本官也说，如果遇到重新铸造的机会，自己本来就会迟疑。等候命令下达后，先令他们督促演习，平均使用十六件；如果不合律吕，再另行奏请裁定。

译六是考察恢复排箫，以辅助箫籧。排箫的旧制有十二管，由长到短逐渐变化，以对应十二律，所以用来辅助箫籧的声音。箫籧各有六个孔，内部包含十二个音，也就是一个孔兼有两个音。兼音之中恐怕难以校正，所以用排箫来辅助。排箫和箫籧都是竹制，因而以竹辅助竹，声音可以校正。近年本寺前任卿张鹗不知道旧制的音调，取排箫重新制造，形状像山峰，吹奏时完全不能成音，所谓外表可观而不能使用，和儿童游戏没有两样。如今应当全部废除这种制度，恢复国初的旧制，也用律吕之管调和。排箫十二管的声音都正确，箫籧也就得到辅助。前项议论考察得，排箫就是《大明集礼》所载的籥箫，大概用来辅助箫笛。虽然有十二管，但有正数、倍数之分，以对应十二律。正声、倍声，就是郭璞所说的二十四管、无底而善于应和的排箫。臣曾经检验查看太常寺旧藏的排箫，形制较小；本官新近制造的，形制较大。《尔雅》说：“大的箫叫籁，小的叫筊。”那么旧藏的已经讹变成筊而不是籁了。何况取新造的来吹奏，声音果然悦耳，似乎符合古代籁箫的制度。等候命令下达后，令该寺今后作乐时使用它来辅助箫笛；旧藏的既然不能成音，就放置不用。七是重视埙箎，以保存质朴纯正之音。埙、箎两种声音，最为浑浊而又最为细微，与笙箫一同演奏时，就被笙箫压过而难以听见。因为难以听见，所以吹奏的人多不追求声音正确，只是拿着空器具凑数罢了。殊不知难以听见之中也有真正值得听取的声音，最浑浊、最细微的音中蕴含着极大而精妙的道理。大概箫籧得到这种质朴之音而显得厚重，古人把它看作质素之音。声音有了质素，然后才有华美；就像绘画要先有素底，工于忠信的人然后才可以学习礼。声音虽然浑浊细微，但它所取的意义如此重大。那么作乐的人，难道可以不重视这两种乐器吗？伏望皇上命令演奏音乐的官员，今后演乐必须先演小成：先钟磬，次埙箎，次琴瑟，次箫籧、排笙，次笙、镛，次舞；前后合成大成而通演。这样大小乐器都得到施展，八音各自发挥妙处，音乐之道就完成了。前项议论考察得，《大明集礼》记载埙、箎各有大小；考察可知，用土制成的是埙，用竹制成的是箎，它们的声音相互应和，所以《诗经》说“长兄吹埙，次弟吹箎”，又说“如埙如箎”；《周官》也把笙诗一并掌管并教授。本官说声音虽然浑浊细微，但它所取的意义重大，这正符合《乐记》把埙箎作为德音之音的说法。不过《乐记》说“圣人制作埙箎，然后用钟磬来调和”，所以解释者认为，埙箎在开始时唱出德音，钟磬在最后调和德音；而这里说“先钟磬，次埙箎”，大概一个指制作音乐的意旨，一个指演奏音乐的次序，并没有不同，更可见埙箎应当受到重视。等候命令下达后，令演乐官今后按照本官的议论演奏。八是崇尚乐教，以兴起音乐之学。臣考察《周礼》，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则，用来治理国家的乐政，并会合全国贵族子弟进行教育。当时乐德、乐语、乐舞的学习都有师承，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的深奥道理，甚至下达到民间里巷，因此治理出于一途，礼乐教化在世上大为推行。如今施教的人重视诗书，礼还只是在学习、实行之间，能够知道它的意义；至于乐，则完全没有老师传授，律尺的长短、声音的清浊，士大夫没有人懂得其中的道理，确实如宋儒朱熹所说。我太祖高皇帝定都建国之初，首先把礼乐视为急务，特意设立礼乐二局，征召天下年高而有学问的儒者，分局讲求研究，用意十分宏大。如今可以效法他的本意，在国学特别设置一斋，或者在礼部另立一局，如古人所谓经义、治事之学，先征召天下通晓乐理的儒者主持教导；再令郡县举荐资质通敏、专心治学的人，补为弟子员。学成之后授予官职；遇到大比之年，允许乐生参加考试，如果确实精通乐经，就酌量确定录取若干名，这样或许能鼓励士人。音乐得到正道，乐经就会与礼经一同兴盛，乐化就会与礼化一同隆盛，唐虞雍熙的治理也会在今天重现。伏望皇上表彰乐经，使它不再混杂于礼乐之中。这样一部乐经长期废弃于前朝，到了我朝才大为彰明，难道不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吗？前项议论考察得，本官主张在国学特别设置一斋、礼部另立一局，先征召天下通晓乐理的人主持教导，无非是想兴复古乐。不过往年也曾奉钦命荐举人才，至今没有听说有真正懂得音乐的人可以应诏。既然主持教导的人尚且没有，竟又泛泛地推及郡县来寻求补充弟子员，又有什么益处呢？圣明的德化感召，当然会有像后世防、旷那样的人出现，来彰显一代的盛美；至于汉代以下的邕、朂、逸等人的遗响，都不足以与之相比。但这恐怕不是一斋一局所能得到的人才。又说遇到大比之年允许乐生参加考试，这是扩大侥幸求进的门路、开启旁通之路，必定会从此开始。况且近年来所谓冒籍者，本来都是改学诗、书、春秋、礼经的士人。经书本来是五经之一，却只在一经中禁止，又引导他们改学，也太不均衡了。等候命令下达后，令其加意演习；至于所说的一斋一局，似乎难以另行设置。

译九是编纂乐书，以广泛流传音乐。臣考察《汉书·礼乐志》说：“六经的道理同归一处，礼乐的作用最为急切。”由此可知，乐有经书由来已久。三代以后，这部经书失传，如今所能见到的，只有《戴记》中的《乐记》和《周礼》保存的内容，例如大司乐的几章罢了。从汉代到宋代，儒者各有著述，如司马迁的《律术》、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朱熹的《通解钟律》，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古代乐经，但也可以由此探求根源。依臣愚见，想请命史官把这些书分类汇编成一部书。至于我朝所用郊庙乐章，也仿照《大明集礼》的体例编成完整一帙，使学者能够看到千古以来的完整内容以及我朝制度制作的盛大，难道不好吗？前项议论考察得，经书是用来承载道理的；如果道理存在，即使只有数语附见其中，也自然足以使用，不必再制作许多文牍、累积篇帙，也不必另立一部经书。《虞书》中教育贵族子弟的言辞、《戴记》的《乐记》《周礼》中大司乐的几章，已经是乐经的义理。如今世上失传的，是原始音律罢了；即使制作许多文牍、累积篇帙，另立一部经书，又怎么能补救原始音律的亡失呢？从前宋代建中靖国年间，陈旸著《乐书》二百卷，记载音乐之道相当详备。又不只是司马迁有《律术》、蔡元定有《律吕新书》、朱熹有《通解钟律》。况且史官既然不是通晓音乐的人，一旦命令他们分类编成乐书，也不过是把前面几部书重新抄写翻刻一遍罢了，这对音乐的流传有什么关系？至于所谓郊庙乐章，既然已经载在《大明集礼》中，那本来就是我朝礼乐的全书；却说“仿照《大明集礼》编成完整一帙”，这是错误的。等候命令下达后，将他所议的事项停止不办。还宫奏疏【王同祖】奏请仰赖圣明顺应乾元之运，效法上天、体察元德，居于正位，以使圣治隆盛、圣躬安宁。臣听说，君王顺应天运而兴起，必定体察乾元、革新政治；效法上天而行事，必定建立皇极、居于中央，这正是上古以来的治道。什么叫作体察元德？臣听说，“元”是众善之首，也是乾道的起始。皇上登临九有、统治天下，至今已有二十一年，圣德神功广大覆盖四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然而正值“三七之防”[疑]，所以一旦在寝宫发生变故；若不是圣德感动上天、上天眷顾圣上，怎么能够这样转危为安呢？因此，我太祖高皇帝在《祖训》一书中，反复以警戒为言，实在是有道理的。皇上蒙受这样的眷佑，这正是今日革新的契机。《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所受的天命却正在更新。”说的就是这个。臣希望皇上顺应乾元之运，把一切恩惠推行开来，赦免过失，宽宥罪过，恩泽普及四方，与天下百姓重新开始；这就是臣所说的体察元德以使圣治隆盛。什么叫作居于正位？臣听说，天象中有紫微垣，就是中央宫位、北极星所在之处。所以君王效法上天，必定居于中央而驾驭四方。我太祖高皇帝《祖训》说：“乾清宫，是朕的正寝。” 其中所垂示的训诫，意义十分重大。臣私下看到，皇上近年常住西苑。臣认为西苑偏处一隅，宫墙低浅狭窄，哪里是万乘之尊临朝居住的地方？近来发生的变故，足以令人寒心。臣希望皇上迁入乾清宫居住。《尚书》说：“君王建立大中正道，收聚这五种福分，把它们广泛赐给百姓。”说的就是这个。这就是臣所说的居正位以使圣躬安宁。臣想，皇上圣明神武，统御天下，天与人相互感应。臣只是从管中窥天，哪里能有所补益？但臣近来观察时局变化，内心实在惊惶；一念忠诚，使我不能自已。恭请圣明俯察并采纳臣的意见。如果臣所说有可取之处，乞请敕令礼部详细议论是否可行，最后听凭皇上裁决。臣愚昧无知，若能如此，实在万分幸运。《辟雍纪事》【王同祖】嘉靖壬寅年十月初一，国子监司业王公和祭酒张公一同到西苑去，途中经过皇上居住的万寿宫，看到宫墙低浅狭窄，门禁稀疏简略，官员和其他人往来出入没有常规。王公心中警惕，认为如今边塞骚动，很多奸人暗中潜伏在京城，而且宫门靠近西安门，市井喧闹嘈杂，一旦发生突然变故，灾祸就不可预测。大臣多年以来没有一个人敢劝皇上回宫，台谏官也不敢进言。这月二十一日，忽然发生御寝大变，圣上几乎遇危而获安；此后大臣、台谏只上疏慰问安宁、庆贺平安罢了。司业王公于是竭尽忠诚，激发义愤，起草奏疏却没有上呈，还在等待有人先行进言。到了十二月十五日以后，最终没有敢进言的人，王公于是发誓以死相争，以“体元”“居正”两件事委婉劝谏，希望打动皇上的心。十九日，他到左顺门叩拜，上呈奏疏。二十日一更时分，司礼监官员把奏疏呈给皇上御览。二十一日早晨，王公铺藁席在朝房中等待治罪。这天巳时，有奉宣[疑]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学士翟銮、严嵩申时到西苑，诸臣都进去。戌时，皇上降下密封御札，谕告四位大臣，札中说：“现在召你们来，是因为王同祖的主张似乎难以实行；既然如此，不如传位并改元，以成就至正之义。” “我的皇曾祖考英宗改元，才有景泰这一朝。朕昨天遭遇的祸害与此略同，只是传位才是适当的办法，这样或许朕还能仰承仁爱，得以安生。王同祖所说有可取之处的，是‘三七之变’。如今时运不如古代，若不是至圣大贤，恐怕不能担当此事，应当仔细思量。”不久，皇上召四位大臣进入万寿宫，当面谕示说：“王同祖所说，他的主要意思只是劝我回宫，这是他献纳忠言。他又先说改元，是想打动我回宫，这也是他的忠心。我只是要把皇位传给东宫。”四位大臣叩头，都说：“东宫年幼，怎么可以传位？”皇上说：“别人不敢谈这件事，他却敢进言，是有所凭恃的。”严公说：“他不过是一个儒臣，有什么凭恃？”皇上说：“几年前在山陵时，李时和夏言曾当面推荐他，说他是真儒。我回答说：‘古代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样的真儒，今天又见到真儒了。’”皇上又说：“改元的事怎么样？”其中一位大臣说：“似乎会造成变乱。”皇上说：“我朝天顺年间改元，也曾如此。”又说：“他既然有奏疏，为什么不在我遭遇变故之后立即进言？”

译“如今已经帮着过年了，为什么还逼着我要实行？”又说：“萼璁当时议论大礼，只是杨廷和不肯替他主持，因而激成了事端。”皇上又说了许多事情，说：“他似乎急于求取功名。他若从容一些，哪一种官职会没有他做？”四位大臣都唯唯听命。皇上说：“如今不能不加以惩治。我怕后面还会有人这样说。”四位大臣出来，到了无逸殿值房。内阁大臣票拟说：“本朝原来没有再次改元的制度，王同祖擅自上疏扰乱，实在狂妄。”都察院参看后把意见送来。二十二日，命令下到都察院，要求拟题弹劾；二十五日呈上；二十六日五更时皇上看过，发给内阁票拟。有奉宣[疑]，四位大臣戌时到西苑。四位大臣先到东阁，皇上又有密札谕告他们。原来是因为礼部题请：正月初一的日食没有达到分数，不应举行救护仪式，请皇上减少礼仪，免临殿受朝。三位老臣再次进呈票拟，拟定都察院奏称王同祖妄议改元、倡导邪说惑乱众人，本应逮捕审问，姑且从宽降二级调往外任。奏疏封入后，不久送到西苑。皇上又降下札谕，十分震怒。四位大臣不知如何回奏御札，于是请罪。皇上又降御札说：“乾清宫不吉祥，为什么还要我回宫？” 四位大臣战战兢兢地等待命令，直到四更时才被遣出，也没有能够面见皇上。二十七日申时，又发下修改后的票拟，说：“暂且拟定革去民籍，不准起用。”这天一更时再次呈览。二十八日，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二十九日辰时，命令下达。三十日早晨，王公入朝谢恩。司业王公最初进言时，料定自己必死，没想到圣上深知他的忠心，曲意从宽宽宥，放他回归田里，使他优游于山林之间。古人所说“吉人自有天相”，确实是有道理的。我私下因此把事情的始末记述如下。《治安疏》【海瑞】臣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和万物的主人。正因为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人，所负责任极其重大。凡是百姓生活中的利弊，只要有一项处理不当，就会有不称职的地方。因此，作为君主的治道，应当没有不完备之处；同时还要把责任交给群臣，让他们尽情进言。群臣能够尽情进言，君主之道才称得上完备。从前那些一味求得君主容纳、讨好逢迎、曲意顺从，导致灾祸被阻隔而君主听不到的人，就不值得再说了。过度谋虑的人又说：“君子担心明主，忧虑太平时代。”明明是太平时代，却因为担心不太平而忧虑；明明是贤明君主，却因为担心不贤明而使他陷入危险，这岂不是使他反而陷入昏乱、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吗？这不是通达的说法。臣蒙受国家深厚恩典，请秉持有犯必言、毫不隐瞒的原则：美就是美，不加一丝虚假赞美；过错就是过错，不丝毫忌讳过错。不为讨好逢迎，也不顾虑过多，谨慎地披露肝胆，向陛下陈说。汉代贾谊向汉文帝陈述政事时说：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只有臣认为还没有。天下安定而且治理得好，如果不是愚昧，就是欺骗。汉文帝是汉代的贤君，贾谊并不是苛刻地求全责备。文帝性情仁厚，较为柔和慈爱、宽恕恭俭，能够具有亲近百姓的美德，安闲退让；但仍有许多懈怠废弛的政事，没有追究其中的弊病，如果一概把这种情况称为安定太平，那就是愚昧。不追究他的才力所不能达到之处，却一概把政治称颂为安定太平，那就是欺骗。陛下把自己同汉文帝相比，觉得怎么样？陛下天资英明果断，睿智见识远超常人，可以成为尧、舜，也可以成为禹、汤、文王、武王；再往下，即使比作汉宣帝的励精图治、光武帝的宽宏大度、唐太宗的英武无敌、唐宪宗平定僭乱的志向、宋仁宗的仁慈宽恕，凡是其中一种长处，陛下都完全能够做到。陛下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一新地与天下重新开始。略举大概：以《敬一箴》规诫敬畏来涵养心性，确定冠服制度以辨明等级，除去圣贤和土地神的泥木塑像，收夺宦官在内外的权力，毁掉元世祖而不加祭祀，祭祀孔子并推及他的先世。天下欣欣然，认为将大有作为；有见识的人仰望陛下，认为辅佐宰相选得其人，太平指日可待，这不是虚言。虽然比汉文帝还差得很远，但文帝能够充实他仁慈宽恕的本性，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吕祖谦称许他不把百姓的财力和民情耗尽，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天下虽然还不能完全称为治理安定，但仓库粮食充足，百姓多能安康富足；三代以后，大家都称他为贤君。陛下则锐意进取没有多久，就被妄念牵引而离开正道；反而把刚强明断用错了地方，认为长生可以求得，一心从事玄修。拥有四海财富，却不说这些财富都是百姓的膏血，反而兴修土木二十多年，不顾朝廷纲纪法度。纲纪松弛了，屡次推行各种扩充事例，名分和节制也泛滥了。二王不能相见，世人认为陛下薄待父子之情；因为猜疑、诽谤而杀戮侮辱臣下，世人认为陛下薄待君臣之情；留恋西苑而不回宫，世人认为陛下薄待夫妇之情。天下官吏贪污，百姓无法生活；水灾旱灾没有定时，盗贼日益猖獗。自陛下登极初年，这些现象也有，只是还没有这么严重。如今赋税徭役烦琐增加，天下各处竞相仿效。陛下耗费财产礼佛，日益严重，百姓家中已经空虚如悬磬。十多年来，天下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天下人于是根据陛下改元的年号臆测说：“嘉靖，就是说家家都清净而没有财物可用。”近来严嵩被罢相、严世蕃被处极刑，稍微让人感到快意，一时之间人人称颂。然而严嵩罢相以后，不过是回到严嵩未任宰相以前的样子罢了，并不是大为清明的世界，比汉文帝相差还远。天下人轻视陛下，已经很久了，这是内外群臣都知道的事，只是知道了却忌讳不说。《诗经》说：“君主职位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今天所依赖的，是群臣辅弼、匡正、挽救过失，使陛下归于正道，这正是群臣的责任。圣人难道完全没有过错吗？古代设置官职来辅佐政务、施惠百姓，已经足够了，不必专门责成他们进谏。保氏掌管劝谏君王的过失，也不必另行设置这个职位。

译像木材需要绳墨、金属需要磨砺一样，圣贤也不必等待别人来告诫。如今却修斋建醮，群臣相继进香求宝，户部派人四处搜求。陛下错误地举措，群臣错误地顺从，没有一个人为陛下直言匡正。君臣之间相互赞许、进善而拒邪的风气和道理，已经遥不可闻了。这是欺骗得太严重了。然而群臣内心惭愧、气馁，退朝后却在背后议论，表面上仍顺从陛下；埋没自己的本心，反而歌颂陛下，这种欺君之罪该有多大？天下，是陛下的家。没有人不顾念自己的家；内外群臣各有职守，也各有进言的责任，都是为了安定陛下的家业，使它像磐石一样稳固。一心从事玄修，是陛下的心被迷惑了；过于苛刻决断，是陛下的感情有所偏执。难道能说陛下不顾念自己的家和亲人之情吗？群臣顾虑自身、看重身家，得到一个官职后，多半因欺骗而失败；不事事都失败，只是有些地方不足以符合陛下的心意。若不是这样，就是君心和臣心偶然不相契合，于是便说陛下轻贱薄待群臣。群臣所学的是端正内心的学问，他们所说的话，有时不免夹杂私心，有时也失于详慎，确实如胡寅所说会扰乱政事，有些地方不足以符合陛下的心意。若不是这样，就是君意和臣意偶然不相契合，于是便说陛下自以为是、拒绝进谏、固执己见。陛下一两件事情上表现出的不当迹象，群臣就臆测陛下千百件事全都如此；即使知道陛下有错误，最终也不放过群臣欺君之罪，这实在太重了。《礼记》说：“上位者疑惑，百姓就会迷惑；下情难以知晓，君主就会劳苦。”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群臣把谋求自身和家族的心同畏惧之心结合起来，臣子的职责就不明白了。臣已经根据一两件事情的表现，为群臣作了解释。您求取长生的心同被迷惑的心结合起来，臣也有话涉及君臣之道；君道不正，臣请求再次为陛下说明。陛下的错误很多，最大的端绪在于修斋建醮。修斋建醮是为了求长生。自古圣贤只说修养自身、安立天命，只说顺应并接受正当的命运。天地赋予人而成为人的性命，这道理已经包括尽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圣德最盛的君主，也不能长久活在世上而不死；何况从汉、唐、宋以来，也没有见过方外之士能够活到今天。陛下能够访求这种术法的，只有陶仲文。陛下称他为老师，但陶仲文已经死了。陶仲文尚且不能长生，陛下又为什么这样执着地求取长生？至于所谓上天赐下仙桃、药丸，更是荒诞怪异。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中出现，于是依据它背上的图文画成八卦。大禹治水时，神龟背负文字出于洛水，于是依照次序排列它，形成九畴。河图、洛书确实是这样的祥瑞，用来泄露万古不传的秘密。上天并不吝惜大道，所以把它显现出来；圣人借助这些圣迹向天下开示，就像日月星辰排列布置而形成历法一样，并不是虚妄之事。宋真宗在乾祐山得到天书，孙奭劝谏说：“上天还说了什么？难道真有书吗？”桃子必须采摘后才能得到，药物也必须经过人工捣制才能制成。如今它们没有任何缘由就来到这里，难道桃子和药物长了脚自己走来的吗？赐下它们的上天有手把它们递来的吗？陛下从事玄修多年，却一无所得。到如今，身边的奸人迎合陛下玄修的妄念，以区区桃子药物求长生，这是道理上不可能有的事；由此可知玄修毫无益处。陛下又将认为，只要悬挂刑罚和赏赐来督促臣下，分职理政有人，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事，而玄修也没有害处了吗？人年少时学习，若没有学习如何使君主受到辅佐、百姓得到恩泽的学问；壮年时实行，也没有使君主受益、百姓得利的特殊用心。太甲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道理中去寻求；有话顺从你的意志，也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顺耳的话未必就是合乎正道的话。就近来看严嵩，他有哪一点不顺从陛下？过去他因为贪婪窃取而得势，如今又变成违逆根本的人。梁材坚守道义、恪守职守，正是陛下认为违逆的人。梁材历任官职都有声誉，担任户部官员时，直到今天仍首屈一指。虽然近来严嵩被抄没家产，百官有了警惕之心，不再用积聚贿赂来求取升迁，稍微有所洗心革面。然而严嵩罢相以后，不过是回到严嵩未任相以前的样子罢了。群臣宁可做严嵩那样的顺从者，也不愿做梁材那样的固执守正者。如今严重的贪求财利，较轻的只是拖延时日；即使有被人称道的，也不过是身在朝廷而已。朝廷与山林之间相互争斗，内心热衷而头脑混乱，遇事犹豫苟且、敷衍行事。按理说，清洁自身、推究事物，承担天下重任，使国家长久昌盛，最终一定要依赖这样的人。可是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因为有某些事牵制了他们的心，使他们不能纯粹精诚、清白自持吗？陛下希望群臣只执行自己的意旨而不违背，却又以效忠责成他们，把辅佐之任交给他们，说是要让他们帮助自己明察听闻；同时又希望他们顺从玄修和土木工程的错误。这就好像股肱和耳目不为腹心服务，却只供陛下自行观看、听闻和行动。即使有像仪衍那样的臣子，也不可能成就君主实现志愿、百姓依道而行的事业，这是没有道理的。陛下如果确实知道玄修没有益处，就应当使臣下改过、百姓受到影响，天下安定与否、政治治理与否，都由此彻底觉悟悔改；每天临朝，召见宰相、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刷几十年来效法道君的错误，使自己处在尧舜禹汤文武的境界，也使群臣洗刷几十年来阿谀君主的耻辱，把自己置于皋陶、伊尹、傅说一类贤臣的行列，君臣相互前后辅佐，明君贤臣和谐相处，彼此直言规谏。宫内的宦官、宫妾，宫外的光禄寺厨役，以及锦衣卫中受恩荫、各衙门领取俸禄的人，凡是没有事情却占据官职的人，也太多了。上至内厨、内库，下至户部、工部所属各厂，以及缎绢、粮料、珠宝、器用、木材等物品，也有太多积存而无用，或用在不该用的地方。群臣一定有人会为陛下进言；群臣进言，陛下实行，这只在陛下稍加节省之间罢了。京城的一两金，在田野间相当于百两金。一旦节省，国家就会有余财，百姓就会有积蓄，不知会增加多少。陛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各官都有职掌；从前职守端正、职守完备，而如今职守废弛、职守苟且，因循敷衍，不认真、不尽职，却自以为是。应当敦促从根本上实行，以端正士人风气；停止向上献媚纳贡，以清理仕途；让官吏和将领长期任职，以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训练、选拔军士，以充实征募；驱逐靠游食为生的僧道，使他们回归士农工商四民；责令府、州、县兼顾富民与教化，使礼俗形成；恢复屯田和盐业的本色收入，以充裕边疆储备；均平田赋和丁役，以救济困苦；对于天下官员的侵吞、将领的怯懦、吏员的奸诈、刑罚上的丝毫姑息，都应一一整治。这样必能成就仁厚广大、崇高光明、长久深远的事业。

译群臣一定有人会为陛下进言；群臣进言，陛下实行，这只在陛下振作精神之间罢了。一旦振作起来，各种废弛的政事就都能兴举，百般弊病就都能铲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理便会灿然复兴。陛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节省费用、振作政务，也并不需要陛下亲自劳苦。九卿总揽纲要，百官分担职责；各地巡抚、巡按以及科道官负责纠察举劾，在其中肃清弊端。陛下掌握大纲，考核治理要务，责成群臣取得成效。劳心于访求贤才，放心于任用人才，就像上天在上运行，而四时六气各得其序，这就是恭敬持身、无为而治的道理。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这是固有的本性。百姓和万物和乐融洽，熏陶而成太和，陛下的本性中自然就有真正的快乐。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同天地并列。道与上天相通，命运由自己建立，陛下的本性中自然就有真正的长寿。这是道理上本来存在、很快就能达到并立即见效的事。至于服食那些不能使人长生的药物，远远地幻想飞升，都是道理上不存在的事。道理上不存在，却急切地散发爵禄，竭尽精神，从事玄修来追求，悬想空思，捕风捉影，终身如此，难道可以吗？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在这件事上不进言，还能再说什么呢？大臣贪恋俸禄，表面上却替陛下遮掩；小臣害怕获罪，当面只知道顺从；陛下有无法知道、无法改正和实行的事情，臣常常为此遗憾。因此臣冒死竭尽忠诚，恳切地为陛下陈说。只要陛下在改变心意、转变方向之间作出一次反省，天下治理与否、百姓万物安定与否，就由此决定了。伏望陛下为宗庙社稷留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实在承受不住战栗恐惧至极的心情。《明文海》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五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一。《时政切要疏》【张居正】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有根本大计，也有紧急要务。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建立皇极，以作为臣民表率，这是谋求治理的根本大计；审察时机、估量形势，革新政治、使百姓得到适宜的治理，这是挽救时局的紧急要务。根本虽然建立了，却不能革新政治以求善治，就好比琴瑟音调不合，不拆开重新调弦，就无法演奏。恭敬地想到我皇上登基以来，端正自身、修养德行、讲学勤政，始终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省财用、爱护百姓为务。谋求治理的根本，已经建立了。但近来风俗人情因积习而产生弊病，已经有颓靡不振的趋势，也有积重难返的苗头。如果不稍加改革，恐怕无法使天下耳目一新、统一天下人的心志。臣不顾愚昧浅陋，日夜思考，谨就当今所适宜的事情分列六项，逐条陈述，恭请圣明采择。臣又想到，臣有幸凭经学得到圣主知遇，充任辅弼之臣，早晚同诸位同僚恭敬协和，凡有所见，本来可以随事进忠，似乎不必另外提出建议。但臣愚昧昏暗，切实看到皇上有志在必行的决心，却深沉静默，臣下无法窥测；天下有愿意求治的心，却因旧习沿袭，不知应当趋向何处。所以臣不敢顾忌形迹，披露心腹，上陈意见，希望彰明君主的德行，统一众人的志向，并没有别的用意。伏乞圣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也幸甚。一、统一议论。臣听说，天下事情，谋划贵在周详，实行贵在有力；谋划可以听取众人意见，决断却在于君主独断。汉代大臣申公说：“治理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际实行得怎么样。”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朝廷上的议论太多：有时同一件事甲说可以、乙说不行；有时同一个人早晨还被视为夷狄，晚上就被视为圣贤；有时前后意见不知不觉互相背离；有时毁誉自相矛盾。是非混淆在口舌之间，任用和罢黜取决于爱憎，政令频繁更改，事务没有纲纪。又常看到督抚等官

译刚到地方，按惯例就上奏陈列条款，有的空泛地说上几件事，有的更换几个官员，竞相雕琢文辞，阅览的人常被它迷惑，不是说此人有才，就是说此人能够任事。其实他们刚刚到任，地方的利弊哪里能全部了解，属官的贤能与否又哪里能洞察，不过是从众人的议论中采听罢了。读他的文章，虽然好像文采灿烂，但究竟目的何在，茫然还没有实际效果。等到时间久了，甚至连他们自己所说的话也忘掉了。比如去年皇上因为盗贼入侵内地，特意敕令廷臣集合议论防御之策；当时众说纷纭，各种意见都提出了，如今又将满一年了。他们所说的是否果真全部实行了？所实行的是否果真有实际成效？又如蓟镇的事情，最初提出建议的人说：“我想要这样这样。”负责此事的人也说：“我想要这样这样。”没有过多久，将领之间便不能相互合作，士兵在队伍中喧哗，不同意见纷纷兴起，讹言接连传来；于是主张停止练兵的人又纷纷出现了。臣私下认为，事情没有完全有利，也没有完全有害；人有长处，也有短处，关键在于权衡利弊多少，斟酌长短是否适宜，委任人才并责成他们完成任务，这样才或许能有所成效。如今开始时谋划不周详，后来因为人言而实行；最终又不能坚持，又因为人言而停止；再加上爱憎相互攻击，意见横生，谗言偶尔说中，流言四处传播，追查起来又找不到根源，听取这些话的人不胜其困惑。因此人心怀疑而产生二心，动不动就看见虚妄欺诈，白白耗费岁月，难以看见成功。俗话说：“手指太多会扰乱视线，言语太多会扰乱听闻。”这是当前最大的祸患。伏望皇上从今以后振作精神治理国政，主宰政治变化，扫除无用的空话，追求亲自实行的实际成效。想要做一件事，必须在开始时审慎谋划，务求妥当；谋划已经周详，就应当果断实行，如同唐宪宗讨伐淮西、蔡州，虽有百般阻挠，最终也没有因此动摇。想要任用一个人，必须在开始时慎重选择，务求与职位相称；已经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信任并任用他，如同魏文侯任用乐羊，虽然后来诽谤他的奏书装满箱子，最终也没有因此动摇。再次乞请皇上明白而郑重地降下谕旨：各部、院等衙门今后都应体察朝廷减少事务、崇尚实际的意旨，所有章奏务必简洁切实，是非可否必须明白直陈，不得彼此推诿，只是寄托于空话。大小群臣也都应秉持公心、坚守正道，以诚心正道相互对待，把努力修治职务作为要务，改变浮薄而归于厚重，崇尚质朴而减少文饰，这样或许治理可以兴盛，风俗也可以改变。二、振兴纲纪。臣听说，君主以一人之身居于亿兆百姓之上，临制广大的四海，之所以能使天下都服从他的教令，整齐而不混乱，只靠纲纪罢了。纲好比网的绳子，纪好比丝的总束。《诗经》说：“勤勉努力的君王，使纲纪遍及四方。”这是君主掌握政权的权柄，不可以有一天反过来被别人掌握。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纲纪不严肃，法度不能实行；上下都一味姑息，百事全都随意迁就；把模棱两可称作调停，把委曲迁就称作善于处理。法令所加，只在卑微低贱的人身上；而强横顽固者即使破坏法令、触犯纲纪，也没有人追究。礼制所约束的，反而是朝廷中的人；处于下位的人有时越过礼理、侵犯名分，却安然不知道害怕。将要形成陵夷衰败的风气，指挥和驾驭也将难以施行，这正是贾谊所说的“乖戾”[疑]，实在值得深深忧虑。然而人情习惯于玩忽法纪已经很久，突然整顿，必定会有人说这是违背人情，也会有人说这是急切苛严。臣请求加以说明。徇情和顺情，名义虽相同，实际却不同；振作和操切，事情看似相近，用意却有差别。所谓顺情，是顺应人情共同希望的事而施行它，《大学》所谓“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

译的，就厌恶它”。所谓徇情，则是不顾道理的是非、事情的可否，只以迎合人情为便利。所谓振作，是整齐严肃，悬示法令给百姓，使他们不敢触犯；这就是孔子所说“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齐他们”。所谓操切，则只是施行严刑峻法，残酷地役使百姓。所以人情可以顺应，却不可一味徇从；法令应当严明，却不应严酷。伏望皇上振奋刚健果断的意志，普施日月般的明察，张扬法纪以肃清群臣，掌握权纲以端正百官制度；刑罚、赏赐、任用、罢免，一概归于公道，不必曲意迎合私情。

译政事、教化和号令，都必须由皇上裁断，不要因浮泛议论而纷纷更改。法令应当施加的，即使贵近之人也不宽宥；事情受到冤屈的，即使疏远卑贱之人也必须申雪。仍乞请敕令下达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制定宪纲的事情和原则，再加以申明告诫，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辅佐皇上明察振作、励精图治，使体统端正，朝廷尊严，下面也有法度可守。三、重视诏令。臣听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落实到百姓中的人。君主不掌握命令，就没有威权；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并落实到百姓，就没有法度，这是导致大乱的道路。臣考察旧规，凡各衙门章奏奉到圣旨，有“某部看过后来说”的，必定是关系重大机务的紧要事情；有“某部知道”的，虽然似乎稍缓，也一定是应当办理的事务，或者关系各地百姓的利弊，该衙门自然应斟酌缓急次序，上奏回复。至于由圣意直接发出、特意降下敕谕的，又与通常情况不同，更应立即奉行，不得阻塞。天子的号令，好比风雷；如果风不能吹动、雷不能击发，那么天地造化的运行就会停滞，乾坤的作用也会停止。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的诏旨屡被废置而不能执行，抄送到各衙门便一概搁置；有的已经题奏并奉钦准，却全都视为废纸，禁令不能制止，命令不能执行。至于应当勘查、应当回报而奉旨下令办理的事情，各地官员尤其迟慢；有一件查勘事务，几十年还不能办完的，文书卷宗堆积起来，多半沉埋废置，相关作证的人有一半已经记入鬼籍；年月久远，事情多已失真，于是让漏网之人最终逃脱。国家有不能申理的法令，蒙受冤屈的人只能暗自痛苦；人们怀抱无法昭雪的冤屈，是非凭什么才能明白？赏罚凭什么才能适当？伏望敕令各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然奉到明旨，必须在数日之内立即上奏回复。若事情的道理已经清楚、容易判断，就应当依据道理立即剖析裁断，不要只推给抚按议处，以致拖延。凡应当议论、勘察、审问、奏报的，也要斟酌事情缓急和道路远近，严格规定期限，责令及时上奏。有关部门应设立编号簿册，登记并注销。若有超过期限不行文奏报的，就如实查问弹劾，按违制之罪治罪。吏部就以此考察官员的勤惰，作为评定贤能与否的依据；这样以后，人人都会想尽职尽责，事务也不会壅滞。四、核实名实。臣听说，君主驾驭臣下，靠的只是赏罚和任用、罢黜；要使任用、罢黜、赏罚恰当，只在于综合考核名声和实际罢了。臣常看到朝廷想任用一个人时，主管此事的人就叹息人才不足。臣认为，古今人才相差并不很远，君主掌握任用、罢黜、给予和剥夺的权力，用来驱使天下士人，想求得什么人才会得不到，却说世上没有人才？臣不相信。只是名声和实际没有核实，选择不够精细，所任用的人不是当前急需的，所选取的人也不是所需要的，于是君主的爵位赏赐不受重视，人人怀有侥幸心理。牛和骏马并驾而行，彼此都疲惫；优劣混杂在一起，就像众人一起吹奏而无法分辨，人才怎么会不显得缺乏？事情怎么会办得成功？臣请大略说说其中情形：器物一定要试用后才知道利钝，马一定要试验后才知道劣良。如今任用人才却不是这样：称说一个人的才干，不必用事情来检验；把事情交给他，也不必再考核他的成效。等到败坏事情时，又未必明确正当地治他的罪。质朴愚钝而少文采的人，因为被认为没有用而受到讥笑；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的人，却凭借虚名获得称誉；豪放正直的人，因为违逆时俗而难以合群；圆滑逢迎时势的人，却因为善于钻营而容易变换姿态。某人的才干虽然可以任用，有时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轻视忽略；某人的才干本来没有可取之处，有时却因为名声很高而受到尊敬礼遇。有时因为一件事做得好，就终身借此作为资本；有时因为一次行动有差错，众人便非议他，把它当作一生的毛病。再加上官职不能长期任用，事情不责成取得成效，调任过于频繁，升转过于仓促，资格限制过于拘泥，毁誉又不符合实际。又有一种风气，士大夫一心经营名声，反而舍弃本职，对所任事务茫然无知。掌管钱粮的，不知道收支数目；主管刑名的，不熟悉律例条文。官员的职守既然丧失，事情又凭什么能够办成？凡此都叫作名声和实际相背离。这样一来，真正有才干、有实际能力的人凭什么得到进用？百官各部门的职责又凭什么能够完成？所以臣冒昧认为，世上不怕没有人才，只怕没有使用人才的方法。如果得到正确的方法，那么天下所有事情，只要是君主想做的，就没有不能响应的。臣希望皇上慎重对待官爵名器，爱惜爵禄赏赐；任用人必须考察他的最终成效，授予职任必须求其恰当。凡对国家有功，即使是千金赏赐、通侯印绶，也不应吝惜；凡对国家无功，即使是微小的笑脸、卑贱的敝裤，也不要轻易给予。仍乞请敕令下达吏部，严格考核官员的法则，审察名实的归属，遵照祖宗旧规：凡京官以及任职三年、六年考满的，不得一概引用旧例恢复官职、滥给恩典，必须明白列出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若功过尚未明显到可以立即升降官职，乞请把诰命、敕命、勋阶等项目斟酌裁定，略微分出等级，以表示激励和劝勉。至于任用、罢黜、升迁、退处，一概以功绩实效为准，不要徒然被名声迷惑，不要完全拘泥于资格，不要因毁誉而动摇，不要夹杂爱憎，不要因为一件事就概括评价他一生，不要因为一个小过失就遮蔽他的大节。京城各衙门的佐贰官，必须衡量其才能器识所适宜的职务来授予。平时应让他们研究本职事务，辅佐长官。如果把官库储藏的物资全部催促解送，以致各省库藏空虚，遇到水旱灾害，只能眼看百姓死亡而不能赈济；两广军队供给军饷的渠道百出，却无力支撑，这就是国力尚未充实而元气已经耗损。臣深切认为，上天所生的财物，无论在官府还是在百姓那里，总数只有这么多。譬如人的禀赋有强有弱，本来各有不同；善于养生的人，只是节制爱惜，不因嗜欲损害身体，也都足以抵御疾病、延长寿命。从前汉昭帝承接汉武帝多事之后，天下空虚耗损，霍光辅佐他，节俭省用，与百姓休息，实行数年后，百姓富足安定，国家费用于是充足。既然如此，与其设法征求，从有限的财物中搜刮，来使百姓困苦，哪里比得上用心节俭，从自给有余中取得，使百姓更加富厚？仰想到皇上即位以来，凡是各种斋醮、土木和过度奢侈的费用，都已经停办革除，即使大禹那样勤劳节俭，也不过如此。

译然而臣认为，纠正弯曲的东西，必定要超过正直的程度；在百姓穷困、财物耗尽的时候，如果不痛下决心加以节省，恐怕无法挽救。伏望皇上体恤百姓贫穷，施惠于国家根本，对于一切不急需的工程、没有益处的征办，全部停止免除，敦尚俭朴，以身为天下表率。仍乞请敕令下达吏部，慎重选用良吏，牧养小民。各地守令贤能与否、考核优劣，只要是操守端正清廉、真心爱护百姓的，才给予上等考核、称职评价，不按通常次序破格提拔任用。若只是善于侍奉上官、能够办理文书，而对百姓没有实际政绩，即使有才能干练，也只给予中等考核。贪污罪行明显的，不必引用旧例发遣，只把所犯赃物私财严格追缴并合，押送发往各边，令其自行缴纳；缴完后发回原籍为民。这样不但可以惩治贪官，也可以作为充实边疆的帮助。长官有缺额，就由佐贰官代任，不必另外寻找属官。官员熟悉旧章、尽心职守的，任满九年，也照吏部升授京职，或者直接转为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中品级相同的堂上官，不必彼此调补。各处巡抚官，如果确实适合地方而且任职已久，可以就在当地加官进秩，不必再调往其他省。布政、按察二司的官员，参议任职已久即可升为参政，佥事任职已久即可升为副使，不必彼此调换多次，徒然增加劳扰。这样一来，人人都有专门职务，事情都有专人负责，人才也不必担心缺乏。五、巩固国家根本。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想要抵御外敌，必须先安定内部。《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会安宁。” 自古以来，即使是天下极其太平的时候，也不能没有盗贼的忧患。只要百姓安乐，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即使有外患，国家根本深厚稳固，自然可以无忧。只有当百姓忧愁困苦而想要作乱，民不聊生之后，盗贼才会乘机兴起。大概安定百姓，就可以同他们行义；百姓处于危困之中，就容易同他们做坏事，形势就是这样。恭逢皇上继承大统，首先下达蠲免抚恤的诏令，百姓都欣喜振奋，正切盼着重新获得生机。唯独去年因元年蠲免赋税一半，国家用度不足，加上边防费用重大，内库空虚，不得已派四名御史分道督促赋税，派三名都御史清理屯田和盐课，这些都是权宜之计，用来补救国家用度的急需，但百姓于是有人苦于搜刮征敛。臣近日访察外间舆论，都说这样做不便。由于各位御史被派出后亲眼看见百姓穷苦，也没有别的办法。清查一事，只请求下诏户部，尽心考察财用日益匮乏的原因，弊病究竟在哪里；如今想要设法治理，应当从何处入手？现在风俗奢侈糜费，官民的服饰、房舍都没有限制；对外，豪强兼并土地，赋税征收后分配不均，花分诡寄，依仗强横顽抗而不缴纳田粮，使小民受到偏重的负担。官府营造工程中，侵吞欺骗、冒领亏空，奸徒从中牟利，徒有名目而没有实效。各衙门掌管的官钱官粮，完全没有稽查，有人假借公事谋取私利，官吏的弊端日益增多。以上这些耗费财力、危害百姓的重大弊病，如果追究那些损害财物的人并予以革除，那么又何必向劳苦百姓索取，从而自行损耗国家的元气呢？前面所说的催督御史，事情办完之后，应立即命令他们回京，此后不必再派，以免再次成为地方的祸害。至于各处屯盐所派的都御史，是否应召回另行任用？只责成主管的抚按官，让他们尽心清理，也请下诏有关部门从长计议，具奏裁定。今后上下都只务求清心省事，安静而不扰民，这样百姓的生活就可以安定，国家根本也能获得安宁。第一，整饬军备。臣认为当今最值得忧虑的事情，没有比边防更重的；朝廷之上应当日夜谋划的，也没有比边防更急迫的。近年来边患日益深重，边防事务长期废弛。近来屡次承奉圣谕，严厉告诫边臣，人人都想奋发，一时之间督抚、

译将领、令官等颇称得人，目前的守御似乎也略有准备。然而臣认为，如果不彻底整治一次，祸患不会停止。但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易谈论，必须从容审慎地谋划，用计谋战胜敌人。如今最重要的防御，没有比先治理自身更好的；而其中的关键，只在皇上奋发振作，首先坚定圣意。圣意坚定，怀有忠心、蕴藏谋略的士人就能在面前发挥作用。如今议论此事的人都说：我们的军队不多，粮食不足，将帅又没有选得合适的人。臣认为这三点都不足以成为忧患。军队不怕少，怕的是弱。如今军伍虽然缺额，但粮册都还存在。如果能够按照名册征集，清查冒名占役的人，适当地招募补充，切实训练，哪里还怕没有军队？削减无用而不急需的费用，把财力集中起来抚养作战的将士，哪里还怕没有钱粮？悬赏重奖以鼓励有功者，放宽文法以伸张将领的权力，那么忠勇之士谁不想奋发？又何必担忧没有将领？臣所忧虑的，只是中原没有奋发激励的志气，因循怠惰，姑且只求偷安；这样即使有军队、粮食和良将，恐怕也不能有所作为。因此臣希望皇上赶快谋划先治理自身，坚定一定要有所作为的志向，任用谋臣，修明并推行实际政务，不求眼前小功，不忘将来有事，周密谋划、审慎实行，不出五年，边境就可以安定。至于目前自守的防务，最重要的是选用边地官吏，训练乡兵，修守墩堡，命令百姓耕种放牧，时常检选精锐，出兵攻击敌人的空虚之处以牵制他们。即使敌人入侵，也不至于遭受重大损失。这几项措施，昨天虽然已经由内阁和有关部门议定施行，臣仍担心人心苟且懈怠，日久之后又只用繁文缛节来敷衍塞责。伏请下诏兵部，再次告诫各边督抚，务必把前面所说的事情切实实行；等秋防结束之日，严查有没有实际成效，大规模实行赏罚，使沿边各郡处处都有准备，不敢窥伺。又据祖宗时期京营的军队有数十万，如今虽然不足，仍可得到八九万人。假如训练得法，难道会全都没有用吗？只是士卒习于骄惰，法令难以执行，虽然春秋两季操练，也只是徒具形式罢了。臣考察古礼以及我祖宗的旧例，都有大阅之礼，用来演习武事、防备意外。如今京城内外的守备单薄疲弱，臣常常以此为忧。伏请下诏戎政大臣，严格申明军政，设法训练。每年或隔年在季冬农闲之时，恭请圣驾亲自前来校阅：一是考察将官是否贤能，二是观察军士勇敢还是怯懦。技艺精良的，分别赏赐；年老体弱而不能胜任的，立即淘汰更换。这样做，不仅能使京城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取得以重驭轻的办法，而且这一举动传到远近，都知道皇上重视武备、整顿军务，也足以挫败敌人的谋划，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这确实是转弱为强的一个关键。明制体以重王言，疏【张居正】臣私下考察，内阁大臣的职务，专门负责起草诏令、代替皇上发言，所以官职称为知制诰。如果制词失去体制，以致轻慢、损害皇上的言辞，内阁大臣就是失职。谨按旧规，凡是官员应当颁给诰敕的，由有关部门题请并奉钦准，手本送到内阁；撰述官先拟好稿子，送臣等审看详定、修改，誊写后进呈，等候批红发下；撰述官加盖关防、登记编号，然后发给中书舍人书写轴文、加盖宝印。这是确定的制度。至于制命的文辞，贵在简明严肃、庄重典雅，这才合乎体制。查得成化、弘治年间，诰敕叙述本人履历功绩，不过一百多字；祖父母、父母、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至于庆典普施恩典，文辞更为简略，因为只是概括适用恩例，同考核功绩不同，所以以恩赐普被为荣耀，不必详述其履历；这就是制词的体制。近年以来，社会风气崇尚干求，文辞多浮华靡丽，撰述官沿袭旧弊，往往不等候进呈，先把文稿传给别人看；其中的词语又过分夸张奢侈，多到数百上千字，有的本来没有实际功劳，却虚假地加以赞美；有的事情涉及隐秘，却竭力宣扬。臣等正要替他们重新订定，而本人已经先拿

译到稿子登上诰轴了。诰敕，是朝廷用来告谕臣下的；臣下谄媚君主尚且称为佞，何况上级谄媚下级，这是什么道理？

译查得嘉靖十二年，大学士张孚敬等上疏请求重视诰敕之事，奉世宗肃皇帝圣旨说：“你们所说的，已经足以表明敬慎的诚意。近年以来，确实诰词的文辞浮泛夸誉，甚至达到数百字，极不合制体，也极不合王言。今后都要删去浮词，以保存实际内容。”钦此。又有该官员上疏弹劾制敕房办事人员，大理寺评事岳梁拟写南京兵部尚书陶琰的赠官诰文，文辞浮夸荒诞，又不先送内阁审看，擅自进呈等事，奉世宗肃皇帝圣旨说：“你们另行撰写诰文给我看。岳梁卖弄浮词，轻视制词，不遵守前面的旨意，着令法司提审。”钦此。当时是嘉靖初年，诰敕的文字与成化、弘治年间相比虽然稍微繁多，但还没有近年这样严重。臣私下认为，礼制贵在遵从先例，文辞崇尚体制和要旨，何况命令的文辞是一代的典制，要传布四方，垂示后世，所关系的并非小事；这属于臣等掌管的职务，不能不加以厘正。伏请皇上念及朝廷体统应当尊重，国家典制应当遵守，下诏臣等告诫各位撰述官，从今以后凡是撰写制诰，必须恢复古制、崇尚实质，不得徇私饰情。不得使用败坏制体的文辞；文字尚未进呈，也不得预先传给别人观看，以此经营私人交情。这样，皇上的言辞就会受到重视，国家体统就会得到尊崇，臣等也能够守住自己的常职了。申明冠礼疏【孙存】礼部主客清吏司署郎中、主事臣孙存谨奏，为申明冠礼之事。近来臣曾上奏请求皇帝陛下举行冠礼，伏承诏令下礼部复议，奉圣旨说：“既然先朝都没有举行，罢免此事。”钦此，谨敬遵行。臣由此仰见陛下虚心听取意见、不存成见和执念的盛德。原来本部说，《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说：“人君办理成人之事，哪里还需要行冠礼？”因此我英宗皇帝、武宗皇帝都没有举行冠礼，陛下因采纳这句话而罢止此事。如果本部详细说明天子的冠礼是我太祖高皇帝制定的圣制，也是历代已经实行的制度，那么陛下也将认可这番话而举行冠礼了。臣谨按《家语》记载，周公让祝雍诵祝辞说：“吉祥的月份、吉祥的日子，君王开始加戴成人之冠，去除少年的心志，想着承担衮服之职，敬谨地顺从昊天，以六合为法式，遵循您的祖先，永远没有穷尽。”这就是周公所行的冠礼。历代汉、魏、晋、唐帝王的冠礼，大体都以此为祖本。《博物记》记载汉孝昭帝的冠礼祝辞说：“陛下发扬先帝的光辉，以承受上天的嘉祥福佑，敬奉仲春的吉日，普遍遵循大道的境域，秉持并率领百福的吉祥灵气，开始加戴昭明的成人之冠，推远幼年冲弱的心志，蕴含文武的纯厚德行，恭敬勤勉地祭祀高祖的清庙，六合之内没有不承受法式的，永远同上天一样无穷无尽。” 《后汉书》记载，正月甲子或丙子是吉日，可以加戴成人之冠。仪式依照冠礼举行，皇帝乘舆，先穿缁布衣，再戴进贤冠，随后戴爵弁，最后戴通天冠，都在高祖庙中依礼谒见；又在世祖庙中举行。兴平元年正月甲子，皇帝加戴成人之冠，司徒淳于嘉担任宾，皇帝加赐玄纁和驷马。这就是汉代天子的冠礼。《三国志》记载魏天子的冠礼只加一次，相关说法与《家语》相互发明：“士人的冠礼要加三次，是因为三加表示已经成人。至于天子，没有规定加冠次数的文字，是因为天子将要登上帝位、统治臣下，尊贵达到极点、德行完备，哪里能和士人相同呢？”这就是魏帝的冠礼。《晋书》记载，穆帝、孝武帝将要举行冠礼时，都先用币帛告祭宗庙，完成后又到宗庙谒见。江左各帝将要举行冠礼时，钟磬等乐器预先陈设，百官陪位；又预先在殿上铺设大床，御府令捧着冕冠、头巾、簪、导以及衮服，交给侍中、常侍。太尉替皇帝加帻，太保替皇帝加冕。太尉跪读祝文说：“吉祥的月份、吉祥的日子，开始加戴成人之冠；皇帝仪容肃穆，想着弘扬衮服之职，敬谨顺从昊天，以六合为法式，遵循祖先，永远没有穷尽；长寿而吉祥，承受这些盛大的福泽。”加冠完毕，侍中系上玄色冠带，常侍脱下皇帝的绛纱服，换上衮服。事情办完后，太保率领群臣奉酒向皇帝祝贺。王公以下祝皇帝万岁三次，才退下。这就是晋代天子的冠礼。《唐书》卷四说：“嘉礼中，皇帝开始加戴成人之冠，有关官员择定日期，向天地和宗庙报告。祝辞说：‘吉祥的月份、吉祥的日子，开始加戴成人之冠；长寿而吉祥，以承受盛大的福泽。’于是举行冠礼。这就是唐代天子的冠礼。”如今说天子没有冠礼，那么这些记载难道全都不对吗？我太祖超越历代帝王，亲自汇集五礼，所制定的天子冠礼，大概取法于周代：向郊庙奏告，百官陪位，在殿上行礼，进献醴酒、称贺，大概取法于晋；只加一次冕冠，取法于魏；祝辞典雅，取法于唐。如今陛下将要举行冠礼，确实应当叙述我太祖的礼制并加以实行，先用币帛告祭天地宗庙，再诏告文武群臣，在奉天正殿举行，由文武大臣代理行礼，以太师、太尉辅相。使臣子们欢喜，实现他们高呼万岁、舞蹈庆贺的愿望；那么四海百姓听说后，都会欣喜而面露喜色，互相告诉说：“圣明的天子加冠了，又实行太祖的政令了。”天下从此太平，岂不是光明伟大吗？至于如今所要举行的方式，以巍巍天子的冠礼而言，官员不参与仪式，史官不记载此事，天地没有奏告的文辞，臣民没有庆贺的仪节，不让元老大臣辅相，却让近侍宦官辅相；不在面向群臣的正殿举行，却在日常居住的寝殿举行，臣私下实在替圣明惋惜。

译况且臣所论说的，并不是说陛下不举行三加之礼，就是不重视成人礼的开始；而是说陛下不举行一加之礼，就不完备天子冠礼的仪式。三加，是士人的冠礼，《仪礼》所记载的就是这种。从元子以下都如此，因为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一加，是天子的冠礼，周代实行，魏时王衍也实行，详细记载于《大明集礼》。只有天子实行这种礼，它与士人的礼不同，意义也就与士人不同。士人的冠礼，是成人之礼；君主的冠礼，是成为统治人民的君主之礼。《家语》所说“人君不冠”，是说人君不实行士人的冠礼，难道是说人君不实行天子的冠礼吗？况且《家语》的文字不像六经，意义有时与圣人相悖，大概是不可完全相信的书。至于《大明集礼》的冠礼，取法于周公，参考历代制度，并斟酌取舍于我圣祖，完全是可以施行的成法。我圣祖曾经命群臣议论，不要拘泥于古今各说各异，于是亲自裁定并制定为固定制度，说：“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正是因为三代的礼制彼此不相沿袭，时王所定的制度才应当遵守。凡是亲自制定的制度，都是精神、心术运作的结果，是万世不变的固定体制。如果认为天子冠礼的制度违背孔子的话，那么我圣祖在万机之余博览群书，难道唯独遗漏《家语》，却一定要遵从周公的制度吗？他必定心中有所概括斟酌，在制度上有所损益，以求合乎中道。至于我英宗、武宗没有举行冠礼，也只是当时的疑议而已。与其效法当时的疑议，哪里比得上效法圣祖不可磨灭的成法呢？有人说，周公以叔父的身份摄政，所以给成王举行冠礼，是把他当作成人；后世臣下则不能与此相同。臣认为这话尤其荒谬。大体说来，成王是君，周公是臣，君臣之间的义理在天地之间无可逃避，哪里在于叔父身份？哪里在于摄政？正因为如此，天下君臣的关系才能确定，所以周代君臣的名分，也就是万世君臣的名分。周公可以给成王举行冠礼，本来就足以说明冠礼没有不可施行于天子的道理。如今陛下举行冠礼的日期临近，臣又冒昧打扰圣聪，已来不及改变事情，只能承受冒犯天威的罪过。但臣心中有所想，不能不全部说出。倘蒙圣明采纳，那么大婚还在半月之后，尚且可以重新择日举行冠礼。臣说完之后，恐怕有人会以不是正月甲子为理由反对；但汉惠帝在三月举行冠礼，本来就不一定非要在正月加冠。伏望皇上仰遵祖训，俯赐圣断，向元老儒臣询问，毅然恢复举行隆盛的古礼，这就是修养自身、教化百姓的大端，也是敬天法祖的一条道路。臣非常清楚，如今天下的事务有许多比这件事更重大；陛下有股肱大臣寄托政务，有耳目官员掌管监察，有直言不讳的六卿，有各司其职的百官。既然这些人已经说过了，像臣这样卑微愚昧的人，只陈述冠礼这一件事，尚且不能得到实行，哪里还敢谈论其他事情呢？臣惶恐至极，只能叩首待罪。先夫子说：孙存，字性父，滁阳人，官至河南布政使。他所著的《丰山集》，文章多为应酬之作，也略带理学内容。乞行攀送梓宫疏【孙继皋】奏为古今的大纲大常绝不可亏损，国家的大典大礼绝不可缺少，冒昧恳请圣明扶病攀送母后灵柩，以光大圣人的大孝，慰藉四海共同的哀情。臣在本月十五日，忽然由礼部接到圣旨：“朕自闰八月初旬，偶然痰液流注到左足，行动行走不便。如今大行皇妣将要启程，朕不能恭敬地亲自攀送，悲哀痛苦至极。着令派人代朕行礼，你们回去传示，务必洁净、敬慎、恭谨、诚心地办理供奉之事。钦此。”臣反复捧读，反复思量。由所谓“痰液流注左足，行动行走不便”，可见圣上实在是万不得已；由所谓“洁净敬慎恭谨诚心地办理供奉之事”，可见圣心又实在万分不安。然而，皇上是纲常的主持者，也是典礼的宗主。如今这件事一旦这样办成，皇上日后必定亲自追悔，又必定追究群臣的罪责，认为群臣虽然不说，却是觉得朝廷无人。臣岂敢不先说出来，使皇上不至于日后后悔呢？皇上的大孝早已闻名天下，不必说母后生前享受天下最优厚的奉养；即使母后刚去世、皇上穿上丧服时，皇上也是一边奔走一边哭泣，哭得极其悲哀，这是外廷所听闻的。皇上为母后上慈谥、奏告册宝，升降、荐献、哀戚以及礼仪步行，经过宫门之后才登舆，这是外廷亲眼所见的。大概上天造就大圣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不会有过失，往往就是这样。如今只为一次攀送，却因为疾病而使九仞高山功亏一篑，臣私下替皇上感到惋惜。而且皇上如果不出宫，宫中眷属必定不能披帷来到午门；神帛朝祖，也必定要降下来，借奠献使者之手代为行礼。宫中眷属不送灵柩，还是小事。神帛是什么帛？朝祖是什么仪式？奠献使者是什么人？却冒昧令他们代行，不知母后的神灵肯接受这种帛吗，肯凭依它吗？列圣在天的神灵肯接受使者吗，肯降临鉴察吗？古人对于亲人的丧事，即使是细小物件、微末事情，也一定诚实守信，一定亲自躬行；如今却在重大事情上不免有所亏缺。臣又替皇上深深惋惜。然而皇上本来说：“我只是患痰，行动不便罢了。”臣请允许我进言。现在礼制规定居丧期间不得沐浴、饮酒、吃肉，但有患病的缘故就可以沐浴、饮酒、吃肉。皇上如果确实只是患痰、行动不便，那么乘舆出午门等门，由人从旁扶掖而完成礼仪，有什么不可以呢？亲人的丧事关系到天子，也只在于亲自前往罢了。事情关系到大纲常、大典礼，天下四海都在观看，万代后世都将瞻仰，实在就在这一举动上。臣不胜像犬马一样的忠心，抒发自己的愚忠，只希望皇上深思并努力实行，不要留下悔恨。臣冒昧陈述这些话，惶恐至极，恭候治罪。史职疏【张位】

译臣听说古代左史记载行动，右史记载言语，所以当时圣明君主和贤能臣子治理天下的事迹，鲜明地展现在后世观者面前。历代的制度设置虽不相同，但这种职任同样重要。我朝祖宗还设置起居注官，所以《圣政记》《日历》等书，使谋略功业极为彰明，确实是光明时代启迪后世的典范。后来因为详细确定史官职责，让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专门负责记载的事情，于是起居注也被废止。如今国史官员虽然设置了，但只是名义存在，实际职责已经废弛。臣近来参与纂修，深切看见先朝政事不过把现存章疏加以概括来记载；如果不是出自诏令、见于臣下奏议，近事就因为没有根据而略去，远事就因为不知道而遗漏，其中的精神脉络往往不能前后贯通，以致圣代宏大的谋略、丰厚的功业郁结而没有彰明，这不是用来比美前代美德、光照后世法则的办法。过去听说史官中也有人随所见所闻暗中记载在奏疏中，但因为没有专门负责此事，往往中途停止。记载既然失去了职责，只让野史流传，混淆事实、失去真实，实在毫无意义。何况不遇到纂修之时，史官只是充数占位，无法自行效力，白白每天耗费大官的供给；如果按照名义追究实际，将来该怎么说呢？这件事关系重大，天下人都知道应该恢复这种制度，已经很久了。恭逢圣朝年历更新，圣君贤臣相遇，凡是讲习经典、勤于政务、君臣问答、警戒劝勉以及盛大美善的事情，有许多没有见于章疏，却被朝廷内外传诵；没有记载作为凭据，确实是典制上的缺失。身居此职却不能举办公务，是守官者的耻辱；君主圣明而德政不能广为人知，是有关部门的过错。依臣愚见，如今不必大加变更，也不必另创官名等级，只令现任诸臣每天轮流派几人进入史馆值班，等候有关圣旨，以及朝讲、召对、宫禁之中、游习之间，凡是师保能够得知的一言一行，都恭敬地根据见闻记录下来。各衙门奏报和施行的大事，奏疏下达六科后，也应依据原委记载其梗概，收藏在秘府，以备查考。而且如今的史臣将来要作为储备讲论、辅弼、直谏的人选，如果只学古而不了解当今，怎么等待任用？若能使他们每天都有见闻，明白熟悉国家的政体，将来充任顾问，遇到大事就不怕没有准备。天下的事情，不知道错误却安于现状，还可以说是无知；如今既然明明知道，改变并不困难，却迟疑徘徊，没有人肯首先提出，究竟还要等待什么？臣对此深感忧虑，不只是这一件事如此。伏请下诏内阁和有关部门共同计议，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事情也没有妨碍，特赐斟酌施行，那么美盛之事能够流传，国家典制可以完备，职责可以修明，人才可以储备于治国之道，未必不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建辅城定兵制疏【张位】奏为修建辅城、确定兵制，以巩固万年皇图之事。臣听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尚书》说：“划定郊外疆界，谨慎巩固封疆守备，以使四海安宁。”大概险要不设置，就无法防守；国家尊严，王畿坚固，根本稳固，天下才会安定。国家定都燕京，雄伟险胜，超过九重，处于尊高之地，三面邻近边境，本来就与前代建都中原不同。成祖文皇帝三次犁庭北伐，凭借强盛的武力平定草原，创设这些建设留待后人。想到自从撤去大宁的防务、失守东胜之后，关隘更加接近京师，拱卫京城更应严密。如今京城东面距离蓟镇不到二百里，西面距离宣镇不到四百里，东南面距离天津海口不到二百里，西南面距离紫荆关道路不到三百里；早晨冲击关隘，晚上就能抵达京郊，铁骑乘风而来，势不可挡。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却隐藏着极其危险的形势，防守还不周密，地势险要也没有充分利用，大家长期以来都怀有隐忧。嘉靖庚戌年间，敌骑闯入边关，直抵城下；京城内百姓以及粮食等所需，一旦城门关闭，内外就会阻隔。况且如今北方边境骚动，倭患正盛，更应赶紧筹划防备。臣私下认为，应当在京城附近周围十里以内外，选择水土良好、地势便利而又处于要害的地方，特别修建四座辅城，用来防卫京师。每城设置一万士兵，内设营房安置军士，外设教场照常操练，彼此声势相应、形成犄角，就有所凭借而无所畏惧。突然有外患时，城门可以开合；依照祖宗五军旧制，就以三大营现正操练的官兵作为中军大营，四城各拨营兵一万人分派训练；或者查取京卫五十四屯以及京营三屯的余丁，挑选精壮补足人数；选择前后左右五府现任、懂军事的官员统领，都听从戎政大臣节制，偏将、副将等将领一律按照大营的制度办理。城内同时设置仓场，各自储存一年的草料和粮食；再设置宪司文臣二人监临督饷，使他们熟悉军事，以储备边地人才；酌量拨给靠近城池的田地，让军士耕种，以优厚地供养赡养他们。四角互相联系设置墩堡，以严密守望；四周开通沟渠，栽植树木，以遏制戎马。险要足以防守，兵力足以防卫，这才是国家巩固根本的谋划，是万年不变的计策。臣曾考察汉代设置南北二军，宋代设置禁军、厢军，彼此制约以求安定。我太祖定都金陵，凭借长江天险，又设置浦子口大营，屯兵积粮，确实有深远的用意。臣看到如今讲求武备的人，只计算兵力，不考察兵制；因为兵力弱小，就有耗费的忧患；兵力强大，又有肘腋之患。虎豹在山中，凭恃自己的牙爪，尾大不掉，权力轻重倒置，因此应当命令各位将官从营军中挑选一千或数百名强壮勇敢的人，稍微增加他们的俸禄和粮饷，常置于左右；就以这一千或数百人充任伍长、甲正等部队名目，根据将领官职的高低来确定人数的多少和等级差别，使名分彼此维系，苦乐彼此相通，像臂膀和手指一样可以指挥，遇到缓急可以依靠。或者一营之中树立旗帜，彼此的势力足以相互制约；或者一个人脱下头巾、起身反抗，上下的力量也足以相互钳制。编制和名数既然明确，人数越多越好。这又是使将领巩固根本的办法，不仅可以施行于京营，也可以施行于各边。若说四座辅城的兵力还少，那么请从京畿八府州县的民壮中再行挑选补足；或者酌量以入班的军士凑补，或者以招募的人众在事情安定后继续增加；仍命令巡视京营的科道官一体稽查阅验。此制度一旦确定，不仅可以壮大居重驭轻的形势，而且可以消除骄横强悍、喧嚣呼叫的事情。有人说营建费用太多，时局困窘而难以举事；但长远的谋划，难道一定要在早晚之间完成吗？限定几年完成，又何必担心迟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有人说，防守在于四方边境，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如果在宫城深处设置防备，恐怕会显示出张皇的样子，只是重复通常的说法，最终反而耽误大事。其实，非同寻常的祸患，正是百姓所害怕的；等到防备建成，天下就安然无事。譬如富裕人家想要防止外来侵犯，必须加固篱笆、守好门户，然后家室才能安宁；告诫僮仆、严密防备，然后盗贼才难以侵犯。如今修建城池、整顿兵制的建议，正是加固守备、防御祸患的办法。平民尚且能为一家谋划，何况以天子的尊贵，难道可以不为皇居万世长久考虑吗？臣谨绘制城图一幅，恭敬进呈御览，伏请下诏有关部门及时会同议定，等边事稍微安定之后，依次举行。宗庙社稷和天下生灵将不胜庆幸。《明文海》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五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二 国用匮乏有由疏【赵世卿】国家钱粮的征收有固定数额，税粮、马草、农桑、盐钞叫作正课；各运司征收的叫作盐课；各钞关征收的叫作关课；税契、赎锾、香商、鱼茶、屯折、富户等项目叫作杂课。除去直接解送边镇的，大约有三百七十余万两。此外，开纳、撙省、军兴、搜括等银，是非按时令的额外税课，大约五六十万两不等。合计这些项目，才足有四百余万两，用来承担一年的支出。近年来权宜开采的命令一下，各处抚按、司道和有司都仰体皇上不忍加派小民的意思，于是把一切杂课，如每年山东的香商等税一万五千五百余两、福建的屯折等银三万四千八百余两、南直隶徽宁等府的税契银六万两、江西的商税盐课等银二万六千七百余两，改归内使征收，于是臣部的杂课丧失了。其中杂课不足，官府无节制地搜刮，百姓不得不拿应征的银钱暂时免受鞭打，有司不得不把已经收完的正税酌量挪作他用；上官也体谅他们爱护百姓、实在出于不得已的心情，曲意替他们弥补遮掩，以致三年之间各省直拖欠一百九十九万多两，而臣部的正课也亏空了。山东运司每年被分割去一万五千余两银子，两淮运司另外设立超额盐引八万道，于是臣部的盐课被阻塞了。原定关课三十三万五千余两，二十五年新增银八万二千两；如今旅客稀少，商人裹足不前，只解送完二十六万二千余两，于是臣部的关课被夺去了。高淮开纳，中书李敬开授挥使，于是臣部事例之课被分割了。关中军兴、撙省等银，每年七万余两，全都抵作矿税；各省援例请求，于是臣部额外的税课落空了。其他如南直隶苏州等十八府州，自万历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价、军饷、造船等项目借用本部银三十八万七千六百余两；浙江自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价借用本部银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余两；陕西羊绒协济，自十三年起至三十年止，共用银十四万二千五百余两；四州议定留存陕西济边银，自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止，都由太仓补发银十五万两。云南自十二年起至三十年止，每年题请留存提举司解送京城的课银，共五十七万两，而臣部拖欠的税课又如此之多。国家的财利来源只有这些项目，却处处被宦官掌握；天下的钱粮也只有这些定额，却到处各自取用。到了应当挪移抵补的时候，想要再开财利来源已经没有可以开辟的地方，想要加紧催征，势头也难以再加紧。这就像捆住双手却要求拿东西，绑住双脚却要求奔跑，实在已经困难了。而近年来征讨哱拜的费用超过一百余万两银子，两次征讨倭寇的费用超过五百九十五万四千余两，征讨播州的费用超过一百二十二万七千余两，铺宫、典礼的费用超过三百六十万余两，历年增加的进贡、采买共用去五百余万两。收入如此，支出却如此，即使在全盛时代也承受不了，何况是今天？老库将要耗尽，京粮告竭，太仓没有能够支撑过一年的储备，漕运也有眼前的阻碍。九边的士兵动不动就说要鼓噪，徐州、颍州一带近来又有揭竿而起的迹象。自古以来，从没有公私财力像今天这样穷乏。皇上聪明绝世，事事都清楚，请仔细察看臣所条陈的这些内容，哪有一个字是欺骗妄言？臣部的职守既被夺取又被分割，臣还能够另外想出什么办法吗？繁重征敛和只按正当需要征收，哪一个更急迫？这一边增加，那一边就空虚，数目十分清楚。皇上如果确实能够安静深思，果断地下定决心。长远的事情臣不敢奢望，只希望仍然实行十年前的政务，使臣部能够履行十年前的职守；臣用来等待天下收入的办法仍同从前一样，也就是用来供应皇上支出的办法仍同从前一样。这样，内部可以消除财用匮乏的忧虑，外部可以消除不可预料的变乱，全在皇上一念转变之间。如今剥削侵夺百姓，百姓所受的危害已经到了极点；支撑周转的办法，臣已经穷尽。臣的个人安危本来不足论说，但皇上的金瓯大宝，我也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忧危疏【吕坤】臣听说，天下治乱的征兆显现在天上，天下治乱的实际结果则由人招致。臣私下看到元旦以来，天气昏暗发黄，日光黯淡。占卜者认为这是乱世的征兆。当今天下的形势，乱象已经显现，而导致动乱的关键尚未发动；天下人的乱心已经形成，而作乱的人还没有倡导。如今的政务，都是拨动这个关键使它发动，帮助作乱之人使他们倡乱。陛下知道天子之所以尊贵的原因吗？是因为聚集天下亿万生灵而居于他们之上。又知道亿万生灵为什么愿意有天子吗？是因为依赖天子的休养生息来保全自己的身家。所以说，君民是一体的，祸福忧乐彼此相关。想要使灵长的国脉延续万年，只有“固结人心”四个字。过去二帝三王做君主，难道不知道崇高富贵可以凭恃吗？但他们却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君身的安危、社稷的存亡，掌握在百姓手中。所以说五帝爱护百姓，三王敬畏百姓。世上大概有四类希望天下发生动乱的百姓，他们都是夺取天下者所凭借的力量，也是守护天下者所畏惧的对象。第一类是无聊之民：衣食温饱没有办法，自己和家庭都困苦；安于贫困、守住本分的人，未必能够造成世变、发动战争，或许只能苟且活着，于是怀有想要作乱的心，以求暂缓片刻的死亡。

译第二类是无行之民：意气高傲，性情强悍，轻视法令、把生命看得很轻；有的结党占据窝点、开设赌场，有的呼朋引类斗鸡走狗，平时爱好玉帛和女子，却受到法律拘束；一旦发生变乱，就抢劫奸淫，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三类是邪说之民：以白莲教结社，约定在黑夜相会，教主传递教令，名下人数成千上万；他们越过乡里、隔着省份，秘密地独自往来，感情如同一家人，义气如同共同生死；倘若有人发出号召，这些就是归附的人。第四类是不轨之民：怀有争夺帝位、图谋称王的心思，筹划乘机制造事端；有的观察天象变化来煽惑人心，有的趁百姓忧愁而收拢结纳众人的意志，只希望眼前发生变乱，不愿天下太平。这四类人，哪个朝代没有？圣明的君王约束自己、爱护百姓，减损上面的负担、增加下面的利益，那么无聊之民就会归附恩德，无行之民就会遵守法律，邪说之民就没有地方施展奸谋，不轨之民就不能施展智计。这四类人都是我的赤子，一旦失去他们的心，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这四类人也都可能成为我的仇敌。从前元朝的疆土比我朝还大，天下在动乱前正处于全盛；我太祖以平民身份、单身一人，手提三尺剑，轻易就取得天下，为什么呢？因为四类百姓的人心，前元失去了，而太祖收取了。如今的人心，臣哪里敢妄加评论？只是希望陛下选择那些对国家没有益处、对天下有益处的事情来施行罢了。请允许臣说一说收取人心的大事，可以吗？洮兰之间，天气寒冷、土地贫瘠，小民没有办法谋生，只能织羊绒、做买卖来糊口。自从传制造以来，数量多而期限紧迫，宫廷和官府把任务分派到民间，急迫得像星火一样。百姓苦于催逼，于是抛弃农事来捻线的，有数十万户；从事织作的人聚集起来有数万人。提花、染色，日夜不停地劳作，成千上万双手经过一年还织不成十匹。而且这种织物，晾晒得不及时就会生白蛀虫；风吹日晒过于频繁，红色又容易脱落。积存得越多越令人忧心，长期积压也没有益处。至于山西的织物、苏州杭州的纱罗缎绢，每年的定额本来已经充足，增加织造难道是因为缺乏吗？臣认为，与其积存而无用，不如确定为固定的常额。比如四季袍服每年使用一千匹，那么一年现造，一年预造；这样既减轻宫中收取、储藏的负担，每年都有新织的，天下也没有过多征取的忧虑，人人都乐意办理。而且花样想要更新，就随时改造；这里增加数量，就在那里减少机户；把挪借的工银调剂使用，用有余补不足。这样对陛下没有损害，却对百姓有益，又何必顾虑而不实行呢？至于饶州的瓷器、西域的回青，都是有余而非急需的物品，只会白白使敲骨吸髓的百姓更加劳苦。希望陛下一概停止这些事务，使江南、陕西的民心收复。内府宫廷自然需要大木，但采伐木材的苦处，陛下听说过吗？臣只拿一根木材来说：直径八尺的木材，不是百年不能长成；有的孤零零生在万仞悬崖边，有的成片长在千重山岭之外。寒暑、口渴、饥饿、瘟疫、瘴疠，至于因此死亡的人就更不必说了。等一根木材刚砍倒，千人也难以搬动，每天都要祭祀神明，每次行进不过几步。倘若遇到艰险之处，跌伤、压死的人常有一百几十个。蜀地百姓说：“进山一千人，出山只有五百人。”其中的苦难可想而知。至于木材磕碰的地方，难道会没有伤痕吗？但官府责罚百姓，说不合规格，仍然认为没有用处，又重新进山伐木。每根木材，官价虽说是一千两，近来运到京城，百姓花费不止万金。臣看见川、贵、湖广百姓谈到采木，没有不哽咽的。况且木材能生火，堆积久了容易焚烧；前年的山西厂灾就是这样。如今大工程所需木料既已报足，采办新林只需留待以后使用。倘若减少数量、延长年限、减小尺寸、提高价格，那么川、贵、湖广的民心也会收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山林湖泽中的资源，本来不是山泽可以任意抛弃的东西；但既然是天下的财宝，就应当同天下人共享。所谓矿产，是把天下的大祸藏在大利之中的东西。因此军国用度告急时，才可像嘉靖年间开采湖南矿那样开矿；但只要命令该省抚按，谁敢侵夺利益、祸害百姓？南阳等府连续数年遭受饥荒，今天的百姓和前几年的一样困苦，甚至有儿子吃父亲的肉、百姓吃鹰粪的事。陛下发银赈济百姓，却自行申报殷实户，结果百姓有一半惊逃。凡官府供应、矿工工食、官兵口粮，都依靠殷实户办理，百姓多被拖累而死。郧阳巡抚马鸾先前写信给臣，说六十多顷的地方，常常聚集十万人。文家洞近二千人，开采三个月，只见到十六处砂矿，银矿究竟有没有、费用究竟多少，也就大致可以知道了。伏乞下令各省使臣，严禁私自采挖砂矿，不许借口解送而侵夺百姓。凡有侵夺小民、捏造罪名危害地方的人，必须处死，绝不赦免。这样各省的民心也会收复。官店的租银，理应收取解送。自从赵承勋说有四千两，皇店又由朝廷开设，并派遣内臣，权势就更重了。市井之地，是贫民求得一升一合来养活身家性命的地方。陛下以万乘之尊，何必依赖那锥尖般微小的财利，却损害这崇高的根本大体呢？况且冯保进入店铺经营，房屋有多少，怎么会每年有四千金的房租呢？解送上缴的数目既然有四千两，征收的银两难道只多几倍吗？如果不夺取市民的财物，又到哪里才能凑足呢？即使内臣廉洁安静，不扰害市民，但长随下面各有长随，挂搭之中又有挂搭，强行吞并、横加侵吞，独占和群体侵夺交相为害，内臣怎么能知道百姓的冤屈，百姓又到哪里申诉？杨村、张湾，南面通向各省，北面连接都城，是天下咽喉之地。陛下锁住这咽喉，不到一年，商贾就不会到来，缓急所需将从哪里取得？臣希望陛下把两店的内臣仍召回京城，原定的租银责令当地有司照数解送。这一举措实行后，京畿百姓的民心就会收复。刑法是用来平定天下人的情理、使犯罪者心服的。应当从轻还是从重，太祖已经定为法律；情节重而罪名轻的，列位圣祖又增定为条例。如果轻重可以迎合君主喜怒，那么律例就不再是确定不变的法律。臣在刑部任职获罪已经三年了，常常看见诏狱一下，秉公持平的人大多违逆皇上心意，严重时还会加重罪名；而顺从上意从重拟罪的司法官，都符合圣心，所以司法官常常迁就上意来逃避谴责和怒斥。比如近日李吉等人本来并没有把持之罪，却一定要拟判充军；

译张泽等人只是预先缴纳局料，却一定要追缴银两。这些都是确实的冤屈，臣等不敢坚持上奏，陛下又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冤情？臣希望陛下俯从司法部门的公正判断，努力遵守祖宗的法律，那么监狱中囚犯的民心也会收复。自古圣明的君主，难道喜欢听诽谤的话吗？然而他们仍下诏求言、奖赏直谏之臣，是因为知道天下的存亡取决于言路的通达或闭塞。言官是朝廷的耳目，不能不加以重视。近年来，新进的小官生员喜欢夸耀名节，于是激怒陛下，波及台省官员；被驱逐的已经很多，选补也全都停止了。臣认为宫门深邃幽暗，法座高大森严，如果不广泛传达四方的声音，怎么能明察万里之外？陛下听到的，都是众人敢于说的话；那些不敢说的，陛下就无法听到了。臣希望陛下思考祖宗广设言官的用意，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言官，查核因进言获罪而被逐的臣僚，分别召回任用。应当恢复官职的，就立即恢复；应当调取任用的，就尽早调取。以后如果有人心术品行不正、所上意见不合适，下令吏部分别降职或黜退，这也足以表示惩罚了。何至于既禁锢过去的人，又堵绝将来的进言，使潜伏的奸邪得意，养成壅蔽的祸患呢？至于天下多有变故，全靠官吏镇压安抚。吏部任用人才，本来是为了谋求社稷安定，这是关系国家最急迫、最重大的事情。如果吏部用人不当，就听任科道官纠察弹劾，立即罢免斥退；如果吏部用得其人，就听任它推升、选取，及早批准施行。这样，练兵督饷的人就不会有废缺职事的情况，候选待补的官员也不会有典卖家产的忧虑，士大夫的民心也会收复。我朝的敌国外患，只有南北两边最为强盛。倭寇居住在大海之中，哪里能够渡海运粮，像野猪一样突入中原？又哪里能够从浙、闽逐步蚕食上国？只是朝鲜附着在东部边陲，靠近我国左翼；平壤西邻鸭绿江，晋州正对登莱。倘若倭奴夺取朝鲜，把朝鲜的民众作为兵力，凭借朝鲜的土地供给粮食，在那里生聚、训练，窥伺天朝，进则截断漕运，防守通仓而断绝我们的粮道；退则营守全庆，守住平壤而窥伺我辽东。不到一年，京师就会坐困，这是国家的大忧患。我国如果联合朝鲜，就是两个我国，两个我国尚且要担心胜负；倭寇夺取朝鲜，就成为两个倭寇，两个倭寇更要耗费支撑抵御的力量。臣认为朝鲜一旦失陷，势必必须争夺。与其等失陷以后再争，哪里比得上在尚未破亡之前救援呢？与其凭单独的力量抵御两个倭寇，哪里比得上联合两方面的力量抵御一个倭寇呢？如今朝鲜请求出兵，我们却意见不一；答应出兵又拖延日期，有人说属国遥远，出兵戍守困难，有人说军饷难以筹措。俗话说：“小的花费反而吝惜，大的花费却没有好处。”如今朝鲜危在旦夕，而我们的谋划却必须拖延数年。希望陛下早日决定大事，合并力量向东征讨，那么属国百姓的民心也会收复。解送到京的钱粮，花费一物十倍，筹办已经艰难，转运更困难。如果对实际使用有益，积贮得稍多又有什么可嫌呢？如今十库的财货、各厂的物料粗劣不堪使用；有些本来已经腐朽无用，更多的是上缴后年年堆积，陈旧的物品实在可惜。倘若每年查验一次，每年夏天晾晒三遍，对不堪使用的严加滥收之刑，对腐朽虫蛀的重罚守藏之罪，就可以变坏为好、以旧换新。只要一年准备出三年的资用，就可以暂时把实物解送改为折色解送，既不使国用匮乏，也不浪费百姓财物。陛下稍加留意，每年节省不下百万。这样，解送纳粮者的民心也会收复。京师是朝廷的腹心之地。祖宗时曾经迁徙富户来充实京师；富民是贫民赖以生活的人。如今京师贫民不少于百万，九门一关闭，煤和米就不能流通；一天没有煤米，炊烟就会立即断绝。如果发生庚戌年那样的事情，京师戒严，即使仓场只够官军守御使用，城中的富户也正可以准备应付紧急情况、劝导借贷的资财。如今商人有所谓预先缴纳，借贷又有铺垫的惯例；一旦报入官府，百年都不能改变。上层富户和下层贫民各自受到摧残：各衙门凭印结随意拘捕押送，轻率的小吏贪婪如饥饿的豺狼，兵卒凶狠如展翅的猛虎；没有批票却声称奉命勾摄，把善良柔弱的人诬为奸盗。下层贫民又受房号重于优免的滥科之害，苦于名目繁多；一人承担多种差役，一件事情带来多重祸害，于是贫者更加贫困。自从抄没法令加重，株连的人增多，若被指为替人转寄财物，便连同籍没全家资财；若被诬陷为拥有多项赃物，便互相攀扯亲戚朋友。住宅一被查封，鸡犬猪羊大半饿死；一个人被带走，亲戚骨肉也不敢收留。再加上官吏执法严酷、兵卒搜查苦虐，臣曾亲眼见过，闭上眼睛都感到酸鼻。这难道只是正犯的家属、重罪的人吗？只因一个字牵连，百口也难以解脱。陛下知道这些，一定会怜悯他们。伏望裁减不急迫的上纳，禁止监收时的铺垫，严惩欺骗侵夺，加重需索财物的罪责，清理繁杂差役，确定优免的规则，慎重办理抄没，那么都城百姓的民心就会收复。祖宗以来，有一日三次上朝的，有三日上朝一次的，也有一日上朝一次的。这大概是因为君主一人振作精神，万事就会严肃，即使朝门和宫门早早开闭，谁敢兴起邪念妄想？陛下已经很久不上朝了，民心的懈怠松弛到了极点，奸邪窥伺的机会也已经成熟，守卫官军只是虚应故事罢了。可是宫门钥匙仍旧早早发出，众人仍旧早早入宫。如今乾清宫修造逼近御前，军夫来往，谁能辨认面貌？万一发生意外，靠什么应对？臣希望从今发宫钥匙改在天明时，军夫到日出时才放入。不是军国紧急之事，务必谨慎，不要在黄昏夜间传宣。陛下难道会说：“世宗晚年不上朝，也没有外患吗？”只是如今的人心已经不是昔日的人心，唯愿陛下慎重。章奏不批阅，先朝间或有不如今日的情况，大多留在宫中，原来是奏疏的照入，恐怕有极少数疏漏的奏进。外廷无从得知，万一有国家大事，有人拦截实封，却对外宣称“已经留中”，外面的人知道吗？万一有人伪传诏令而匿下不封还，却对外宣称“已经进缴”，陛下知道吗？如今陛下精明，中官谨慎畏惧，必定不会有这种事。

译臣担心圣子神孙把这当作家法遵守，倘若有人借机作奸，什么变故不能发生？臣希望从今以后，凡留在宫中的章奏，每月在御前发出一张“未览揭帖”，其中写明某人某人的奏章还没有批下，交防极门转发各衙门备查。对于缴还的御札原本，请批写“知道了”三字，发给有关科备查。这样君臣虽然不能面对面交谈，上下之间仍不会有欺骗蒙蔽；所关系重大，不能不防。臣观察陛下从前曾步行到郊坛祈祷，发银赈济百姓，并不是忘记百姓；朝廷没有一件事情长期壅塞，奏疏没有隔四天还不批下的，也不是怠慢政事。可是如今章奏停滞过半，百姓忧愁却得不到体恤。在如今春秋正盛的年纪，难道没有日夜忧劳的事情吗？只是忧虑不能富足罢了。自古帝王希望富足的，也很多，史册记载的，打开书就可以知道。陛下试试看那些时候，是太平还是混乱？君主安稳还是危险？天下的财物，只有这么多；君主想富，天下必然贫穷；天下贫穷，君主难道还能独自富有吗？所以说：“同天下百姓的欲求，百姓就共同享受；专夺百姓的欲求，百姓就共同夺取。”天下百姓困穷、财物耗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时候了。臣把一片血诚仰望上天、叩拜大地，斋戒住宿七日，反复思考万端，却难以裁定这迫切的〔缺字〕，恭敬地奉上这篇忧虑危急的奏疏。陛下倘若相信臣，就把臣已经说出的意见慨然赐予施行；把臣还没有说出的事情再加以整顿，把宫中的勤劳转移到勤理众多政务上，把有利国家的念头推及有利百姓，那么人心将会欢悦，天意也会转回。臣所说的是天下大计，臣已经写在奏疏中，却不敢告诉别人，希望陛下秘密实行臣的意见。如果确实出自圣意，就请长久保存臣的奏疏，以验证将来。臣日夜祈祷上天，只愿臣的话不要应验；假如臣的话真的应验，陛下即使后悔，又哪里还来得及呢？《明文海》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五十九，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三 请求退休的第一篇奏疏【徐学谟】为感念恩德而倾吐少许愚见，请求恩准罢官归乡，以回应人们的议论，保全国家体面。近来，通政司参议梁子琦因为没有参加复核寿宫之事，怀疑臣加以阻抑，特意上疏弹劾臣欺骗蒙蔽。奉圣旨说：“朝廷吉祥的典礼，怎么能任意发泄忿怒、争强好胜，捏造情由上奏扰乱？”有关衙门知道。钦此。仰仗皇上的圣明如日月，斥责谗言、申明冤屈，臣正感激天恩尚且来不及，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是相地选择的始末没有机会传达到九重之上，因而臣的心迹还没有明白。所以臣斗胆在君父面前申诉。臣查得本年二月间，皇上虔诚占卜寿宫，命国公徐文璧、大学士张四维、司礼监太监张宏等前往相看选择，又从内外官员中挑选熟悉地理且在京者，命臣列名上报。臣于是访得新升任南京刑部尚书的陈道基、通政司参议梁子琦，以及朝觐的贵州佥事胡宥，都精通风水，奏请让他们一同前往踏看。臣究竟有什么私心呢？不过是想集思广益，来帮助完成圣天子万年陵寝的吉祥营建罢了。是臣推荐了子琦，并不是想陷害他。只是子琦性情固执，出言夸张荒诞，每到一处动辄喧哗争论，众人认为对的他必定认为错，众人认为错的他必定认为对。于是他常常同陈道基等人、钦天监官张邦垣等人以及术士连世昌等人争执，几乎要挽袖动手。臣起初私下里很鄙视他。后来他又自己提出八处地点，附上图说，其中有“景陵不吉，导致英宗土木之难”等话。臣不胜惊骇诧异：士人百姓之家做一件善事，尚且要图求吉兆；如今正值虔诚卜选的开始，他竟忍心说出臣子讳忌不敢说的事情。现在他的图说还在御前，可以查验，这是多么狂妄悖逆、肆无忌惮啊！幸好皇上没有加罪于他，子琦反而更加放纵。近来奉旨重新复核，臣与工部尚书杨巍等人把他所献的八处地点逐一同子琦踏看。除了蔡家山、长岭、山东井右边的平冈、地景陵左山等处，连子琦自己也认为只是凑数；虽然全都走遍了，总体上都没有值得观览的地方。只有他所称的珠窝圈极好，但那地方隐藏在回岩旁的幽深角落里，道路倾斜险峻，轿子和马匹难以通过，同去的大臣都不能前进。当时臣如果不去，他一定会找借口，所以臣不顾年老疲惫，同各位术士勉强跟随，一步一跌，深入二三里，才到达那里；只见两岸高墙般耸立，左右宽度不到十几武，中间横着一条山涧。臣说：“这个地方虽然奇特，如今将要怎样经营？况且每年大雨时节，水流奔涌灌注，宝城能够安稳吗？”子琦无言以对，但他的怒气已经勃勃发作。又到了石门沟，山中术士稍稍称赞它的山势聚结，但它坐南朝北，不是面向光明、适合君主居住的地方，似乎也难以采用。子琦更加不能忍受。又向西到了黄山寺第一岭，依术士说那里完全可以使用，但它处在献裕二陵之间，位置次序不合适。子琦说：“今天不用，后来圣子神孙还要用。”臣说：“在今天我们不得不尽自己的心力，先取来等待皇上裁决。”这些话尚书杨巍、守备太监尚文和钦天监诸臣都共同听见了，何曾有过“不要管他”这样的话？但子琦却诬陷臣说过你我之类的话，说这些话不应当用于朝廷，是大不敬。上天在上，耳目众多，难以掩盖；如今可以当面对质并加以证明。又向西曲折走到德胜口，那已经是靠近关塞的荒漠之地了，而且地势像倒扣的蒸笼，神道难以通达，同诸陵不能相互拱向，绝不是万乘之尊所居的地方。子琦因为众人的意见不支持他，更加愤懑。至于如今选取的形龙山、大峪山两处，子琦到达那里时，只听见他呵斥术士的声音；他不但连看也没有正眼看，甚至脚都没有走遍那里，不知依据什么竟极力诋毁丑化它们。到了晚上，臣与杨巍等人商议，杨巍说此事需要调停，以防子琦再开口，于是公开确定形龙山为第一，姑且把子琦选取的石门山沟山列为第二，大峪山列为第三，又把子琦选取的黄山寺第一岭附列为备选；这样一来，臣与子琦起初并没有完全抛弃他的风水之术。可是子琦立即变了脸色，骂臣说：“你怎么能把术士选取的地方排在我的前面？”臣回答说：“今天讨论的是地方，不是官位。况且臣虽然不懂风水之说，但君主脚踏大地、头顶苍天，亿万生灵的命运都由他造就；至于占卜年数和世代，自有预先确定的吉祥征兆。如今所选的地方，只求形势高耸，堂局宽广深远，便可以选用，不同于士人百姓之家想凭地下风水求福，何必靠口舌争胜呢？”所以臣回奏中有“圣意所注之处就是吉祥土地”的话。这次复核，臣实在担心众说纷纭，圣驾祭陵的日期又近，倘若再次产生横议，必定耽误大事。况且子琦正逢万寿之期，名册尚未发出，而这次出行又只是复核他所选的地点，并不是重新踏看时所进行的工作，所以奏疏中没有列他的名字；说臣疏漏，倒还可以。子琦与臣同乡，既然想效忠，就应当敞开心胸、坦诚相告，或者告诉臣想要同行，或者自己上疏请求同行，都没有什么不可；为什么竟要发泄忿怒、肆意攻击，搜集其他事情来污蔑臣，还诬陷臣犯有欺骗蒙蔽之罪，这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