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六

译《跋黄侍讲送郑仲舒序》【苏伯衡】。右边这篇是侍讲黄公送郑仲舒还朝的序。前一本是黄公的门人、如今任翰林应奉的傅藻所录，黄公亲自改定了二十八个字。后一本是黄公的亲笔，与抄录本有许多不同，大概是最初的草稿。伯衡前九年在南京见过这篇文，仲舒从战乱后的北平来到，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幸事。如今再次在麟溪之上看到它，已经装裱成卷了。我私下听说，黄公平生作文，凡是修改的地方总用浓墨涂去；脱稿之后，就用牙刷反复磨洗，直到纸张破烂才停止，随后一定投入水中，即使子侄也不让他们看见。如今他却当着仲舒的面加以改定，并且把初稿一并留给他，这种相知之深、相处之无间到了什么程度？那么他对仲舒的期望深远而重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黄公写这篇文章时，年已七十七岁。孟子所说的“达尊”，他大概兼而有之了，却并不自满自夸。面对文章详慎审察，书写字体端正谨严。《诗经》说：“虽然没有年高德劭的老人，尚且还有典范法则。”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初学的小子，炫耀才智能力，在人多的场合放笔疾书，完全不加检点，难道不应该稍稍感到惭愧吗？仲舒如今官职已成、声名已立，足以承当黄公的厚望，这是君子大多都能说出的。我独独把这一点表彰出来，作为世人的法则和警戒，也用来警戒自己。《跋陈子上书》【苏伯衡】。唉！看重自己的身体，爱护妻子儿女，不能忘记祖坟，不能离开乡里，这是人的常情。然而到了离开乡里、舍弃祖坟、抛下妻子儿女，把自己置于艰难险恶之地的地步，那是因为有比生命更看重的东西，有比妻子儿女更爱的对象，有比祖坟更不可忘怀的事，有比乡里更不可离开的地方。身体并不是不重要，只是有比身体更重要的东西；妻子儿女并不是不值得爱，只是有比妻子儿女更值得爱的东西；祖坟并不是可以忘记，只是有比祖坟更不可忘记的事情；乡里并不是可以离开，只是有比乡里更不可离开的地方。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舍弃那一边而选择这一边呢？然而不是能够辨明轻重的人，又怎么做得到呢？我读陈子上写给谢复元的信，没有一次不感叹他辨别轻重明白、取舍审慎，同时又为他恰好生逢这样的时代而悲伤。假使子上没有遭逢这个时代，那么他看重自己所看重的，爱护自己所爱的，不忘记自己不能忘记的，不离开自己不可离开的，就同寻常人一样了。唉！子上是多么不幸啊！子上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同被乡里推荐，一同参加礼部考试，后来又在四明见过一次，从此便永远诀别了。从前在京师，我跟随兵部揭伯防，得到他所撰写的《子上埋铭》，读后既敬重他的品行，又赞叹他的志向。如今读这两封信，更加相信他的品行高尚、志向伟大；虽然距离他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但那种凛然的生气仍然存在。唉！子上真是一位贤者啊！钱用壬、傅子敬、赵时泰、唐元嘉，都是子上同榜的进士。他们只看重自己所看重的，却不看重本来不可不看重的；爱自己所爱的，却不爱本来不可爱的人；不忘本来不能忘的，却忘了本来不可忘的；不离开本来不能离开的，却离开本来不可离开的地方，最终落得身首异处，妻子儿女受辱，祖坟无人祭扫，成为乡里的羞耻。这样看来，子上的不幸，原本还比不上这四人的不幸。子上虽然客死山东，但丧葬合乎礼制，祖坟和妻子儿女都安然无恙，乡里也因此感到荣耀。这样看来，子上难道真是不幸吗？可见辨明轻重是多么重要，取舍又是多么应当审慎。虽然如此，当初若没有谢复元，子上怎么能够决意离去，他的祖坟和妻子儿女又怎么能够保全？因此，子上得以实现离去的志愿，祖坟和妻子儿女得以保全而不遭其他祸患，都是因为谢复元能够曲折周全地加以调护。唉！复元真是子上的朋友啊！复元也真是一位贤者啊！《群书百考跋尾》【苏伯衡】。我从小的时候起，跟随长者交游，私下听闻他们讲说学问。宋代乾道、淳熙年间，义乌有一位杏溪先生，对于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历三类，没有不穷究根源、订正错误的；取材广博而考证精密，每一项事情绘成一图，逐渐达到一百幅，号称《群书百考说》。斋唐公听到他关于升陑分陕的学说，认为职方舆地全都装在他的胸中。大愚吕公读了他的《禹贡考》，认为这部书集中了前代儒者的成就。凭唐公的博洽、吕公的精详，他们如此推重先生，那么先生的书难道只是空谈著述之流吗？我想见它一面，等了将近三十年而没有机会，未尝不以此为遗憾。近来偶然遇到先生的孙子桴，向他询问，才知道书早已散失，只有十二、五篇还保存着。于是他拿出来给我看，我才得以见到，稍稍补偿了平日的愿望，又未尝不以此为幸。我还要寻求他的全书，来完成这项事业。唉！道与器什么时候真正分离过呢？经制所在的地方，也正是精义所在的地方。先生在数千百年前日夜思念先王，在残篇断简之中耗尽心力，阐明已经失传的学术的归旨，显示一代帝王的准则，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学者们正沉溺于思索空洞的言论，高谈性命之学，反而把这些看作近小的事情，不知道它们极其珍贵，难道不可悲吗？这部书距离散失还不到二百年，便将要完全湮没而无人传承，难道能说只是劳苦而收效甚微吗？也不过是因为世人喜好酸咸不同的口味，拘泥于切近浅近的意见，夸诞浮华的风气占了上风罢了。况且三代的制度，依托简册流传下来的，还保存了多少？朝廷有意考察古制，忽然有所询问，往往没有办法答复，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而这部书可以用于实际，有助于治国之道。它湮没失传的情形既然如此，仅存的部分最终也没有人讲习，这是什么缘故呢？何况如今连刻本都没有，那么后世出生的人，将不仅看不到全书而已。我因此不只是庆幸能够见到它，又抚摸书卷，为它感慨并忧惧。

译《书清晏阁记后》【苏伯衡】。洪武庚戌年秋，高丽国王派遣陪臣、刑部侍郎金柱来朝。金柱颇懂文墨，谦逊地结交朝廷名公，间或拿出这篇记给我看，说是他的八世祖金縁所作。按时代考察，实际是宋重和七年，当时渊圣在位。那时日子久了，习惯于安逸，沉溺于游乐，曾在宣和殿宴请宰辅蔡京、王黼等人，蔡京作《曲宴记》，流传四方，被认为是盛美之事。因此高丽听说后十分仰慕。清晏阁建成，金縁为它作了记。由此可知，上行下效，其影响竟到了这种程度。何况中国的君臣若以道德仁义教化天下，成为万方的表率，那么远方之国受到感动而仰慕效法，又会怎样呢？况且蛮夷偏僻鄙陋的国家，其文学侍从之臣中，也有像金縁这样善于记事、陈述义理的人。历代的词臣，大概不能不感到惭愧。宋代文治的美盛、教养人才的丰厚、人才的众多、言辞的工巧，不分内外远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因此把它记录下来。《环秀楼序》【朱升】。“秀”字，音悉救切。《说文》说：“秀，是禾的果实。”字形从禾，乃为声。根据孔子的话，秀在禾苗之后、果实之前，那么它就不是禾的果实。先儒认为《吐华》诗中说的“荼”，毛氏传解释为“茅秀”。有人说茅秀就是茅开花，这不对。茅尚未开花、刚从苞中长出时，柔软润泽，叫作“荑”；“荑”和“荼”读音相近。若已经开花，便蓬蓬然，诗人不应当拿它来作比喻。由此推想，禾的“秀”也是将要开花的状态。《尔雅》说：树木开花叫“华”，草开花叫“荣”；不开花而结实的，叫“秀”。后人把“秀”作为草木茂盛美好的通称，所以欧阳修称嘉禾为“秀”，苏东坡称花竹为“秀”。俯察之书以“秀”形容山，始于赤松；《述论》以“秀”形容水，始于管公明。自此以后，山经地志都沿用这种说法。登高的赋、临流的诗，写到“秀”的不可胜数。《王制》说：“命乡大夫评议士人，把优秀的提升到司徒那里，叫作选士。”司徒评议选士中的优秀者，提升到学校，叫作俊士。汉代开始举荐秀才，东汉为避世祖刘秀的讳，改称茂才。魏晋以来，又称秀才。到了唐朝中叶，秀才科的等级很高而且难以考取，没有人敢应试。汉代歌谣说：“天下的俊秀，要数王叔茂。”晋代罗含是江左的俊秀，谢道韫是闺房中的俊秀。宋代袁淑、谢庄说：“江东如果没有我，你就应当独自称秀。”以“秀”来形容人，始于孔子。人是五行之中最优秀的，人的灵气在周子那里得到极致。所谓人，就是得到天地精华而最为灵秀的存在。新安岩镇的方公在生坟旁边建楼，题名为“环秀”。想来这座楼近处有秀美的竹木环绕，远处有秀美的山水环绕，而秀美的人们在其中游览居住。游居其中的人是主人，环绕在外的景物是宾客。有这样的主人，才有这样的宾客。方公字圣清，正合“清秀”的意义。他的女婿孙仁远，是秀异之人。他汇集各位秀士的诗句，积成卷轴，请秀才朱升为它作序。《跋西台恸哭记后》【刘崧】。方文丞相在海上被捕时，我郡中有一个叫王鼎翁的人，是丞相同舍读书的朋友。他当即写文章生祭丞相，又亲笔写了几十封信，派人把它们张贴在通衢和馆舍，等候丞相经过看到，以此诀别。等听说丞相在燕市被杀，便又写了一篇祭文，设灵位向北遥望，哭泣祭奠。如果说庆幸丞相能够以死成全自己，那么丞相如何自处，本来不需要别人多说；可是像鼎翁这样的仁人，心意又是多么深厚啊！后来有个叫张毅翁的人，是丞相门下的宾客。他起初与十位义士跟随丞相赴燕，等丞相死后，毅翁用百金赎得丞相的首骨，徒步走了七千里，背着它安葬完整。有一天，他经过梅溪曾氏家，与刘惟吉、颜省身以及先祖实存府君四人，当晚在见山堂聚会。见山堂在梅溪上，距离丞相宅约一舍。曾氏是丞相的外家，堂名“见山”，是寄托对丞相的思念。当晚举酒三次祭奠，毅翁亲自作了一阕《摸鱼儿》，三人同声唱和，其中有“千年华表应有鹤归来”的句子。每唱一两遍，总是声泪俱下，直到呜咽得不能自持，才彼此掩袖离去。这首词至今还可以考见，可惜新近传录的书还没来得及载入，世上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看了张孟兼注释的《谢翱皋羽西台恸哭记》和《冬青树引》，才知道鼎翁的生死祭文与毅翁的《摸鱼儿》，大概彼此怀有同一种感情，前后发出同一种声音。因此把从先祖那里听闻的两件事记在卷末，使人知道当时忠义之士很多，他们在荒僻寂寞的水边所表现出的感激、愤怒和悲痛，不只是皋羽一人而已。《台江夜泛诗文后序》【王褒】。从前司马子长登临龙门，探访禹穴，在江淮之间徘徊，于是文气振发；苏子瞻远望泰山，驰骋黄河，在京畿以内纵览，于是文思宏大广博。这种观览形胜、访求遗迹、俯仰上下而贯通古今的做法，是豪杰之士共同具有的。但世上的人忙于追逐权势利益，疲于声色享受，安坐着以为得意，都把这种行为看作迂阔。唉！心胸狭窄，思想污浊的人，哪里会对此有所认识呢？洪武辛未年冬，凤阳王公子守正客居闽地，把船停泊在城下。闽郡郑孟宣、庐陵胡光大来访，于是脱下皮衣，命人置酒，三人同坐船中。此时霜降树叶脱落，月亮升起，水面上涨；他们经过回旋的水湾和螺女洲，回望粤王的旧基，祭奠屈原，洒酒祭伍子胥，向彭蠡致意。酒意浓时击节，北风吹来，便索取纸笔写文章，分题作诗。文章写成后便睡去，第二天把作品装在袖中，急忙拿来给我看。我反复诵读了四五遍，仿佛进入了大藏经阁，登上武库；虽然宝玉器物满眼都是，但隋侯之珠、卞和之璧、兌之戈、和氏之弓，终究赏玩不厌。公子又要求我为卷后作序。苏轼和司马迁所到的地方遥远，所见的事物广大，所以流露在文章中的气势振发而宏博。按照这种唱和来写，他们如果能够获得古人所获得的东西，那么世人所谓的所得，哪里值得一提呢？我写下来接在后面，怎能不产生形秽自惭的感觉。

译《跋刘府君墓碣后》【方孝孺】。李元宾的文章在当时最受韩退之推重，而韩退之为他写墓铭不过一百多字，称赞他的优点也不过十来句话，但除元宾之外没有人能够承当这些赞语。古人的文章简约而不繁冗，就是这样。近世写墓铭的人，文字多到几千字，少的也不少于几百字，否则求铭者便面有怒色，表示不满。这难道只是文章不如古人吗？其实是习俗的弊病积累已久了。我的朋友刘君刚养浩请太史公公为他的父亲、处士写墓铭，公所作铭文言辞简约而义理完备，得到了韩退之的用意，大概是想纠正积久的弊病，恢复古人的作法。养浩学习古道而钻研文章，所以公用古道来对待他。由此推求这位处士的为人，他大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善士吧。《题韩复阳墓铭后》【方孝孺】。爵位，是用来在当世取得尊贵地位的，并不是用来取信于后世的凭借。达官显贵如果没有值得流传的事迹，那么声名和身体都会一同消亡。隐居不得志的士人，如果道术和文章确实超过常人，即使居处困窘，他所拥有的德业也会像日月高悬一样昭著，谁能够遮掩它呢？世俗不能明察这一点，把传名后世的责任不寄托在道德上，而寄托在地位上。亲人去世后请求写墓铭，往往向官位显赫的人求取。更有甚者，有人向文士借来辞章，把自己的名字寄托在公卿之下。哪里知道古代能够传于后世的人，本来并不是因为禄位而显得重要呢？这种见识实在太鄙陋了！金华胡翰先生，曾经以平民身份进入史馆，后来出任衢府教授，退居乡里直到终老。士人中贫困的，没有超过他的。然而他的操守高洁耿介，文章典雅纯正，当时士人多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先生既不随意称誉别人，世俗又很少知道他的文章，所以四方得到他的文章的人极少。吴郡韩君奕拿先生为他先父所作的墓铭给我看，文中大力推许先父，从中可以看出他懂得欣赏并喜爱先生的文章。韩奕能够不同于众人地看待先生，急切地同他交谈，由此可以相信他的先父果然是奇异之士。我二十一岁时在金华见到先生，先生不以我年轻而轻视我，待我如国士，与我连续谈论了几天几夜。如今先生已经去世，再想重见他也不可能了。读他的文章，就像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容貌一样，因此写在卷末交给韩氏，使世俗知道韩氏求取先生的文章而不被拒绝，完全合乎古道。《题灵隐寺碑后》【方孝孺】。天地之间最坚固的东西，没有什么超过金、玉、木、石；最脆薄的东西，没有什么超过简、笔、缣、纸。雕琢石头、加工木材，铸造金属、烧制土坯，用来建成房屋。建成它很艰难，传承它也应当容易，而且能够长久。拿笔在纸上书写，顺手便能形成文章，如果不借助金石来刻录，当然容易毁灭。然而世上建造坚固之物的人，常常把它的流传寄托在容易毁坏的东西上，难道不是因为所托付的人值得依靠吗？钱塘的佛寺中最宏伟华丽的，叫灵隐寺。元皇庆壬子年，曾经改建并重新修造。到今天洪武癸酉年，只经过八十二个春秋，寻找寺中的一根椽、一片瓦，都已经被焚毁殆尽，毫无遗留。然而金华石塘胡公以及吴兴赵文敏公所撰写并书写的文章，记述寺院的创建、山水的胜景和楼阁房屋的华丽，只有一尺见方的纸那么多。诵读观看它们，当时的事情仍然俨然如在眼前。那么天下真正可以依靠来求得长久流传的东西，究竟应当寄托在哪里呢？由此也可以慨然生出感触。石塘在元代官位最不显赫，但品行最笃实，文章最奇特。赵公的声名最高，每当得到他的文章，必定欣然为他书写。由此又可见，假如确实值得依靠，本来不在于外物的贵贱，而二公超过常人的地方，也一定有超出文章笔墨之外的内容。可是世上尊重二公的人，正拘泥地只在这些文章笔墨上求取，而不知道到那更根本的地方去求取，岂不是更加令人感慨吗？翰林修撰练君子宁拿这卷书给我看。子宁学问广博而且很有文采，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九。

译杂序。《题项明轩先生笔后》【林右】。我听父老们说：“宋朝灭亡的时候，百姓不忍心归顺元朝，村落之间都筑起堡垒自行防守作战，直到力量耗尽，合家赴死也在所不辞。”等到改换衣冠，彼此相望而流泪，其中年长的人甚至终身坚守，不肯改换。唉！宋朝的恩德深入人心，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我曾考察，自三代以后，享有国家最久的，是汉、唐、宋。然而汉、唐灭亡时，它们的君主都得罪了天下，所以奸臣悍将乘机夺取政权。政权被夺的时候，百姓也安然接受，天下倾覆之后，甚至不知道先前哪个是汉、哪个是唐。像宋朝的诸位君主，都是仁义之人，只是不幸被强敌逼迫，突然灭亡。天下百姓就像赤子离开慈母一样，眷恋着深厚的恩养，怎么能够忘记呢？百姓如此不能忘记宋朝，那么当时接受宋朝俸禄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会稽明轩项先生，曾经在宋朝任郓州参军。元丞相伯颜驻兵金陵时，先生与御史贾余庆一同奉命出使到军前，面对伯颜直言不讳，丝毫没有畏惧。等到宋朝将亡，听说文丞相破关出战，遗憾不能与他一同赴死。唉！假使先生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必定会有所建树。如果上天不保佑宋朝，那么他的死节难道会在文丞相之后吗？只是他的官位不足以施展德行，姑且退居山林，所以因此抱恨，死也不能瞑目。先生的孙子项复，如今凭进士身份起家，任职于侍从之列，将要达到通显地位，这也是忠孝之家得到的报偿吗？《题雪夜清兴倡和后》【杨士奇】。右边是永乐七年正月，胡文穆公雪夜来访时唱和的诗。当年二月，公随从太宗皇帝巡守北京，我侍奉仁宗皇帝监国。当时善于绘画的人都到了北京。公说，到了北京一定要画一幅图，把两首诗附录在后面，给后人看。公到了北京以后，因当时职务繁忙，最终没有画成。回到南方后，我们又都被职务牵累，时间久了便不再想起这件事。我记得公曾对我说：“术士说我们两人在同僚中将来会一起老去退休，果然像他说的那样。那时各自准备一只小船，只需两个童子驾船。船中放些书册、楮纸、笔墨、酒壶酒杯和棋局，就像广访君那样。我把船停在你家门外一里左右，派童子去叫你。你径直上船，我们顺流而下到五云驿，望见芙蓉峰就掉转船头。到了你上船的地方，你独自回去。广不过问你竟自离去，你来访广也是这样，只是逆流到玉峡便回来。每年一定互相拜访五六次，用这种方式共同享受。”后来过了一年，公又对我说：“我们两人的情义实在像兄弟，谁后死就给先死者作铭。”我答应了他，当时只当作戏言。哪里想到公竟突然先我而死！公去世半年多后，我夜里梦见和公一起泛舟，从快阁到郡城下，同船十分快乐，还一起联句作诗。公起首句，我续第二、第三句；公续第四、第五句；我又续第六、第七、第八句，最后作结句。醒来后却忘了第五至第七三句，我悲痛得不能自持，于是补作一首诗说：“金螺山潇洒地对着芙蓉峰，鹭渚鱼洲幽深曲折地相通。远处树木和白云使秋色显得清净，故人的清雅兴致与酒船相同。河山在吟咏之后显得梦境般清冷，生死之交在感慨之中更加深厚。还想着胜缘如同往昔，一同骑着黄鹤飞过江东。”这才又想到乘船互访的约定，原来都是梦中的话。徒然留下我这个后死的人，又有什么快乐呢？公去世九年后，我才得以撰写他的墓碑。又过了十一年，我整理旧书，得到公雪夜来访时的诗和遗墨，仍然像新的一样。永嘉谢君庭循看了它，为此作了《雪夜清兴图》，于是我把自己和公唱和的诗附在公诗之后，以谢君的图置于卷首，并在卷末记下这些事。也借此谈到我们交游朋友的生死之情。正统二年秋九月七日，某记。《题六桧堂卷》【黄淮】。内心激发的愤怒，一定会在言辞和脸色上表现出来。从脸色上表现，发作迅疾而暴烈；从言辞中表现，含蓄委婉却意味深长。考察往古，蔺相如愤恨秦国欺骗赵国，想要把自己的头和玉一起撞碎；樊哙愤怒于鸿门宴背弃盟约，拔剑瞪眼威胁楚王，这是表现在脸色上的。国风感叹朝阳中草木茂盛，楚辞悲叹菉葹充满屋室，这是表现在言辞中的。脸色所表现的，虽然足以在一时快意；言辞所寄托的，确实足以给万世留下警戒。二者的浅深本来不能同日而语。如今看胡裒的六桧堂，大概也是把愤怒表现在言辞上的吧？胡裒是温州永嘉人，正当宋朝国运将尽时，隐居在华盖山中，以读书自娱。他对秦桧误国的愤怒深入骨髓，却无法伸展自己的志向。于是就在堂阶下面亲手种了六棵桧树，题写匾额为“六桧”。大概是因为“六”的读音与“戮”相同，借此表明秦桧的罪行，应当受到公开诛戮，希望将来能够实现自己平素的愿望。唉，胡裒究竟怀着什么心情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有像胡澹庵那样的人，向高宗上封事，请求把秦桧的头悬挂在藁街，言辞虽然恳切，却没有被采纳，何况胡裒没有得到朝廷任用呢？后来他虽然一度出仕，最终却因为奸臣专权、嫉妒排挤，只做到滁阳通判便停止了，白白使自己的空言与《国风》《楚骚》一同流传在书册中，实在可悲。然而他的气度从容，言辞意旨恳切深厚，后世读到的人足以感到寒心惊胆，确实不是那些只求一时快意的行为所能相比的。胡裒的九世孙镛汇集成卷，镛的儿子奥又请求士大夫写诗作文来彰显他的美德，他们也算善于继承先志的人吧。《题宋欧阳澈撰告身后》【杨士奇】。宋代陈东、欧阳澈都因进忠言而被杀。高宗朝后，高宗对此感到后悔。这份诰书就是褒奖抚恤他们的诏命。大概当初被小人蒙蔽，后来追悔的言辞虽然恳切，却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前车之覆还可以用来警戒后人，却没有人加以警惕。胡铨、韩紃主张和议，何充称说马伸有保存赵氏的功劳，梁勋说金兵必定到来，应当预先防备，他们都被远远流放。虽然没有被杀，也和死没有区别。哪里看得到他们因此受到警戒呢？唉！国家的祸患，没有比杀害进忠言的人更大的；臣子的灾祸，没有比因进忠言而被杀更惨的。这份诰书至今已有三百九十年，即使流传千年，也不能使人读到它时不悲痛哭泣。《题金陵送别卷后》【萧镃】。

译大理寺丞李君奎任监察御史时，曾奉命巡行浙江，恰逢户部侍郎、河南人王公在杭州督运，颇为不守纪律，李君立即弹劾上奏。后来他又巡行苏州、松江诸郡，郡中人相互说道：“这位御史大概就是曾经弹劾王侍郎的人。”众人都侧目戒惧，屏住呼吸，不敢触犯他。一时间谈到御史能够掌握大体，李君被称为第一。他回朝时，大夫士人相继作诗赠送，题为《金陵送别》。如今李君来请求我追作一篇。我认为古人作文章，都是记述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情，用来记录一时的真实；如果事后追作，就必须想象摹拟，结果免不了带有吹捧和讽咏的意味，失误很大。您为什么要取这种做法呢？我不敢把自己比作古人，但我和您都是学习古道的人。既然学习古道，就不能再拒绝您的严命，希望您不要责怪我。《书渭北张公吊祭国使王翰林文后》【程本立】。从前元世祖征取云南时，军队还没有出境，就派遣三位使者进入大理劝谕，答应不杀戮、不掠夺。三人说：“祖宗的法令规定，杀害诏使，城池攻下后一定屠城。万一蛮方执迷作恶，或杀害使臣，希望不要因为我们而使这座城被屠杀得没有一个活口。”三人到达后，对方却用欺骗手段杀害他们，把尸体肢解后挂在树下。军队到了城下，便命姚文献公枢把囊中所有缯帛撕开，写上禁止杀戮的命令，分头张贴在街巷，并急切寻找三位使者的首级。有人说：“投进洱水中了。”于是派渔人撒网寻找，却没有找到。便让文献公写文章祭奠，焚烧他们的遗骨，急忙送还三家；又赏给每家蛮口数十人，世代不让他们与中原人相通。秦州士子中有一人姓王，分到州中为蛮口，等他的儿子长大后再交还。三十年后，诏令西省大臣访求他们的家属，原先逃亡的蛮口已经成为郡中豪强，冒充有王氏之子。这件事见于姚文公燧的文集。我曾听说此事，感到悲痛。人没有比杀死自己更难的事，三位使者却不以死为难，反而以屠城为难，难道不能说是仁吗？然而他们的姓名和官位没有详细记载，子孙也没有最终享受到恩惠，用什么来劝勉天下后世做臣子的人呢？如今读渭北张公吊祭国使王翰林的文章，才知道上面有兼具五帝之德、功业超过三王的君主，那么近代的规模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下面有浮华英俊而道德深沉的臣子，那么那些庸碌的士人就不值得数说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元朝征讨大理时，出使是在兴兵之后，军队既然已经师出有名，形势又必定要夺取大理，即使三位使者能够劝其投降，也不可能保存段氏的国家。自元朝灭宋而取得天下以来，百年之间，上天实在已经厌弃它，眷顾的天命归于皇明，扫除洗涤，永远清平四海。元朝皇帝向北逃遁，天下已经平定，但遗留下来的梁王仍在西南负险固守，皇明的威势一时还没有完全到达。于是翰林待制臣王祎奉诏前往，向他说明天命，使他知道归顺的方向。他却自行断绝于上天，待制公因此遇害，梁王的国家也灭亡了。然而天朝仍过了八年才宣布罪状并出兵讨伐。与军队尚未出境便派遣使者相比，两者的规模大小如何呢？唉！一个人的生死关系到天下气运的离合，上天之所以不吝惜让公一死，大概是要借此剪除元朝的孽根。之所以剪除元朝的孽根，大概是要洗雪中国的耻辱，使天下人同心。因此从公自身所处的立场说，死可以轻如鸿毛；从公所关系的天下大事说，死又可以重于泰山。何况公凭借博古通今的学问、修养德行和操持行为的实践，发之为经世载道的文章，在当时流传声名并在后世留下光耀，又哪里是三位使者所能望其万一的呢？不然，为什么三位使者会这样默默无闻呢？云南平定十年后，贤王在蜀地，回望西南，感慨地发出思绪，仿佛说：“赞美善行要长久，憎恶恶行不能短浅；本朝文节之臣中，有像王待制这样的人，我难道可以不体恤他的后代吗？”于是命使者到金华访求公的家属，找到他的儿子王绅，字仲搢，把他带到蜀中，给予极其优厚的恩遇。还曾亲笔对近臣说：“这不是偏私王氏，而是用来劝勉忠臣。”唉，古代列王中有这样贤明的吗？那三位使者的子孙有这样荣耀吗？仲搢又向王请求，从蜀地奔赴云南，想寻找父亲的遗骨带回去，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便设立牌位祭奠，号哭悲痛，几乎气绝。于是渭北作文章来凭吊公的英灵，慰藉仲搢的悲哀。根据这篇文章来评论此事，那么天朝功德的盛大、王国风化的美好、臣子的忠诚和儿子的孝心，都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怎么能不说几句呢？虽然如此，编修《元史》时，公实为总裁，不知是否找到了三位使者的姓名并把他们记载下来？如果确实找到了并记载下来，那么三位使者也将依靠公而不朽了。《跋韩国华神道碑》【何乔新】。右边是宋代谏议大夫韩国华的神道碑，富弼、字彦国撰写，王珪、字禹玉书写。国华是魏国公忠献公的文章所记之人，富、王二公当时又常与忠献公同在政府任职，他们的文章和书法都足以流传。富公凭借功勋事业闻名于世，他的文章并不多见。如今看这篇碑文，叙事质朴却不粗俗，内容丰富却不杂乱，大概不是幼稚笔力所能达到的。宋代各位君主崇尚儒雅，公卿百官大多任用有文学修养的人，所以士大夫争相在学问上磨炼自己。在当时，即使不以文章闻名，文章也自然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富公就是如此。元代以来，任用为公卿大臣的，只取他们仪表魁伟、声音洪亮通畅，而凭文学进用的，十人中还不到一两个。因此即使是耳闻目见的近事，也懵然无知，不只是把“伏腊”误作“伏猎”、把“枤杜”误作“杖杜而已”。有人讥笑这种现象，阿谀谄媚的人又从旁替他们解释说：“应龙、稷、卨读过什么书？绛侯、灌婴都是厚重而少文的人。”掌握用人权柄的人于是认为这种情形是理所当然，毫不觉得奇怪。唉！把卿相的职位交给不学无术的人，难怪政治不如古代，真令人悲痛！

译《书岳鄂王庙记》【徐溥】。宋代建炎年间，金兀术南侵，攻陷常州，群盗四处劫掠，宜兴全境都遭到蹂躏。当时岳鄂王正率兵抵抗防御，县令迎接岳王，请他移兵驻屯在这里。军队出战屡屡获胜，于是保全了这里，使之无事，逃难到此的人也因此得以幸免。县里的人绘制岳王的画像，建祠祭祀他，学录周端朝实际为此写了记文。经过多年以后，人们习惯称为岳庙，后来讹传成东岳之神，每年时节男女混杂前来祈福。这样一来，大概是因为庙记已经亡佚，而岳王出兵时亲手书写、记载战功的小碑，后来修筑城墙时又被放置在乱石之间，没有人知道岳王的功劳了。近几年士大夫渐渐知道这件事，想要纠正谬误妄说，而小碑也因城墙崩塌而显露出来。虽然残缺不全，仍然可以据此考证而相信。岳王的功劳，大概终究不应被湮没。于是如今的县令、武陵人陈君重新修建这座庙，并且仍把周端朝的记文刻在石上。陈君报答功绩的心意，难道就是宋代县令戴君的心意吗？刻成之后，我因此把这件事写在后记中。文中说：岳王设置了方略，使马臯、慑林聚投降。然而史书却说：“盗贼郭吉逃入湖中，岳王派辩士马臯、林聚，使他们的部众全部投降。”这件事记载得不同，难道是马臯、林聚已经投降以后，岳王才派遣他们的吗？留待考证。《亳溪书舍》卷序【柯暹】宜兴县城西二十里有亳溪，上舍生尹廷佐的家就在这里。廷佐年少而喜爱学习，家中藏书很多，于是自号为“亳溪书舍”。等到他考取乡荐，来到京师，请求士大夫们写诗作文，编成一卷，来拜访我，请我为卷首作序。我起初并不认识廷佐，当时听刘养正、鲍景升谈论他的为人，两人的说法仿佛出自同一张口，便想见他一面。见到廷佐后，发现他年纪正盛，气质清雅，言语举止很有规矩，才相信二位所说并没有夸张。等到看到如今这部《亳溪书舍》卷，是我的朋友张士谦为他所作的记文，其中对他的勉励和期望无微不至。各位君子也都赞许他，与养正、景升所说没有不同；我相信他，也与他们没有不同，并且知道他被师友之间称为鸡群中的野鹤，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样我又凭什么来回应他的请求呢？一勺水像海水，虽然都是水，深浅却不同；一间低矮的茅屋像数仞高的房屋，虽然都是居所，高下却不同；普通人的话像圣人的话，虽然都是言语，是非却不同。亳溪靠近大江，离海不远，观察它的人知道水的深浅；书舍左右有邻居，远近有郡邑，还有都城，居住在那里的人知道房屋的高下。至于书籍的是非，六经以外，诸子、史书和百家之言，纷纷杂出，就像牛毛、蚕丝一样繁多。仁义道德的言论虽然广博，我所应当居处的正道、所应当走的正路，如果不能找到门径，就不容易进入。仁义道德的言论虽然把人引向荆棘丛生的道路，却能满足人的欲望；对此稍一疏忽，未尝不会渐渐陷入其中。廷佐践行这些道理已经很久，选择它们应当非常精审，而我又说这些话，恐怕就像拿下棋、射箭的规矩去规劝后羿射箭一样。不过，游学于圣人门下，我听说过“学习不知满足”；听说过“年龄越长，越应当学习”；听说过“学习就像赶不上什么似的”；听说过“做官有余力便学习”；却没有听说过知识可以穷尽、学习可以停止。过去晦庵朱先生用《易经》的“敬义”二字来命名书斋，从《中庸》的戒慎恐惧中得到持守敬意的根本，从《大学》的致知格物中得到明辨义理的端绪。刘屏山得到“不远复”三个字，认为那是进入德行的门径；范文正得到“忠恕”两个字，认为实行起来无穷无尽。廷佐在这些方面也一定有所领会，只是我还没有完全说尽，因而惆怅。我进不能以古人为师，退不能与世俗协调，自己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或者又认为，通达于今世未必一定要根本出于古代，协调于世俗未必一定要本于经典。我对这一点还不能相信，廷佐你自己选择吧。《书铁崖先生传后》【张汝弼】铁崖先生虽然出身于会稽，但寄居我松江的时间最长，遗稿也最多，所以先生去世将近百年后，松江稍微识字的人，没有不能说出先生名号的。然而说他号“边上梅”，却是我从未听说过的。难道“边梅”是先生居家时的别号，只在会稽各郡流行吗？先生在松江所写的名号，除“铁崖”之外，还有“铁雅”“铁笛”“铁史”“铁龙精”“铁仙”“铁龙仙”“伯老”“铁东维子”“抱遗先人”等，不止一个。至于《香奁诗》等作品，则署名“桃花梦叟”“锦窝老人”，这又是因事偶然所用的笔名，本来不是常用名号。他的常用名号不离一个“铁”字，虽然各自都有缘由，难道不也是因为他胸中有铮铮烈烈的气节，和这些名号相似吗？所以他随着居住地点不同而署居所之名，也不止一个。如“小蓬台”等名号，也都已经湮没无闻。只有草玄楼还在，在郡中迎仙桥的西面，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主人，如今竟成了朱氏的住宅。我曾向故老询问，大家都不知道先生的后代后来究竟怎样。今年我因为参加会试寓居京城，他的族孙豹也因贡生身份来到京城，恰好得以看见他搜集的《铁崖律赞》等作品，因而记下此事。

译《书陈佥宪先生墓志后》【张汝弼】已故国子学录、安福人李先生本素在华亭任教时，曾对我说：“台州陈先生璲任江西提学时，对求学者说：‘永乐年间修纂《大全》诸书，起初想要详细从容地完成，后来被逮捕之事催促，只得赶紧成书，各位儒者的言论有些来不及精心选择，难免彼此抵牾。只要虚心观察其中的道理，自然能够得到正确结论，不可以拘泥。’又听说宣德年间，章丘教谕、余姚人李应吉上疏朝廷说：‘《大全》中有取舍不恰当的地方，可以把意见交给礼部讨论；礼部再下达给天下学校，允许兼采各家学说，最终一概以理为判断标准。’唉！纂修大臣这样说，朝廷议论也这样说，大概是把它作为万世最公正的议论，用来启发后来的学者。拘泥的人心中没有权衡尺度，却拿它作为绝对判断，真是浅陋啊！” 《石钟山记》跋【张汝弼】我张汝弼是东吴人，从未亲自到过彭蠡湖口，只是曾诵读苏东坡的文章，知道其中有所谓石钟山。今年考取进士后，我在兵部观政，武库郎中王尚忠拿出这座山古今的题咏让我看。我痛快地读了一遍，叹息说：“唉！知音是多么难以遇到啊！难道只是知己之人难遇吗？自从天地形成，就有了这座山；把它命名为石钟山，究竟是谁真正知道其中缘故呢？郦道元、苏东坡也知道，李渤确实不知道。然而郦道元、苏东坡知道的，难道也还没有完全知道吗？郦道元说：‘风浪冲击石头而发出声音；’苏东坡说石头有缝隙孔窍，风浪进入其中而发声；他们说的都只是‘风’罢了。狂风怒涛奔腾冲撞的时候，究竟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难道只会是噌吰之声吗？难道会只是窾坎镗鎝之声吗？我想，那声音的雄伟奇异，必定是天下最奇特的景观，正体现在这里，不只是景王的无射钟、献子的歌钟而已。然而，狂风鼓动巨浪时，船还可以靠近去听；一旦遇到狂风怒浪，桅杆倾倒、船桨折断，谁还有空闲仔细听呢？那些评论它的人，正是渔夫船工不能用语言说明罢了。所以自古以来，竟没有一个人在文字中详细记载它。唉！人对于山，并不是有意存心遮蔽忌讳，只是连有知识的人尚且如此稀少。” 人以如此渺小的身躯寄托在百年之中，却一定要让别人完全了解自己，任凭自己所作所为都必须恰当，这难道不是迷惑吗？这就是古代豪杰常常少有知遇的原因。即使如此，如果对于没有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事情，却这样凭臆想下判断，那么将来若有人能够探究苏东坡的意思并详细告诉我，也就是这座山获得知遇了。”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九，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 杂序 《苏子由告身跋》【李东阳】右边这份宋代苏文定公苏辙的告身，是大观二年徽宗铸成八宝、颁布大赦后，加授他为中奉大夫的文书，收藏在霍山后裔文斌那里。景泰元年，文斌去世，他的妻子仵氏守节不嫁，抚养三岁的孤儿虎底长大。成化四年，因为祖业被邻人侵占，她带着虎底拿着诰书，向巡抚都御史王竑申诉。王公看见卷轴已经断裂，只剩下原来的绫质诰词和三省官名，尚书省的完整印章还在，便对仵氏说：“这是你家世代的恩泽，不能丢弃。”仵氏拿一匹绢，托六安卫张千户替她装裱。张千户却诬称这是抵押物，借给她若干两银子；她每次要去申诉，张千户总派人拦阻。后来仵氏去世，虎底年幼懦弱，不能伸张此事；张千户也十分贫困，便把诰书拿给范千户，换了六斛粮食。指挥使张时颇熟悉书史，把它掩藏起来取到手中。弘治十三年，张时经过庐州，知府马君金向他讲述此事，于是张时把它送给马君。马君带到南京，重新装裱完好，访求苏氏后人却没有结果。到弘治十八年，才找到虎底，于是取出诰书归还给他。唉，故家传下来的文献，以制诰最为重要，因为其中保存着国家的典章和任命。然而唐代中期，已经有人拿告身换一场醉酒了。像宋代强盛之时，这份诏书刚刚颁下，没过几年，所谓八宝就将成为俘获之物。后来岁月久远、朝代更替，子孙的坟墓也都失去了原来的乡里。这件东西能够保存下来，实在是屡次经历丧乱的变故，多次从抢夺偷窃者手中逃脱，之后才被保存下来，难道不可以说是艰难吗？既然如此，物品的存亡、得到与失去，本来确实有命数。至于马君仰慕古人、喜爱德行，把天下公有之物视为公物而不据为己有，这一点也不可磨灭。因此我已经记述了他建立三苏祠的事，又在卷尾为它题字。苏氏的后人，希望你们从今以后永远珍藏它吧！” 《书陆中所藏卷后》【李东阳】唉！我的朋友静逸陆先生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儿子中书舍人陆爰，把我过去与先生往来的几十张书札辑成一卷。大概自从先生初次出仕以来，近五十年的事情，都在其中。我展开卷册仔细观看，突然竟不知道这是谁的笔迹。于是抚摸着它叹息说：“人的老少差别，竟然会达到如此地步吗！”我年轻初入仕途、骤然得志的时候，文章粗疏轻率、简略草率，不知节制，本来就不能与静逸并驾齐驱。只是彼此意气相投，志趣相合，即使在仓促匆忙之间，也并没有相距太远。至于相互箴规、切磋砥砺，我从静逸那里得到的尤其多。根据当时考察事情，这些书札确实也有不能抛弃的价值。何况卷尾还有一张，是静逸自己来不及看到的。它处在保存与亡失、聚合与离散之间，其中的感慨哪里说得尽呢？我家私人稿本中所留存的不过一两件，而中书君却能够全部收藏并抄录，没有遗漏。这些虽是同赴庭受教、接受书札之外的事情，却也保存了他深厚怀念旧友、爱好文章和勤于学习的情谊。我起初看到它，不觉生出宋景文想烧掉少年时代作品的意思。慢慢思考后，知道他的心愿不可违背，而且自己也害怕到了老年，所得和进步还没有什么可供校量的地方，于是替他在卷首作了题识、在卷尾作了跋，惆怅地把它归还给他。

译《书东莱先生手稿后》【李东阳】右边这幅东莱先生所作的《送张孟序》手稿，过去收藏在张孟远的外孙潘日敏家中。元代末年金华的几位名士，如胡汲仲、柳道传、吴正传，都有题识，知道确实是东莱先生的亲笔。但纸张和墨迹已经磨损，开头一行已经无法断句，每一行下面的一个字都被横向截去，只能根据意思来安排读法，勉强还可以成篇。然而胡汲仲却称张孟远为张孟阳，不知依据是什么？考察张孟远的名字是杰，从意义上说“孟远”更接近原名，难道“孟阳”是他的别字？还是胡汲仲写错了？手稿前面有个叫朱崈的人，自称宋朝遗民，说自己有幸生在宋亡前三四十年，得以讲明诸位老先生的学问；因而感叹后来的年轻人看待咸淳，已经又隔着一个宇宙，并且他和潘日敏所题的文字都不写年号，而写“甲申”，即元世祖二十一年。当时宋朝已经改换了天下，老儒宿学仍然为文教制度的变革、衣冠人物的苦难而感伤，不忍把自己列入蒙元朝廷趋奉逢迎的行列，东莱先生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善俗，在这里还没有泯灭。可是时间久了，连这一点也失去了，人们竟只以前朝的旧物互相夸耀，这是什么缘故呢？艾都宪德润收藏的古书画非常丰富，近来得到这幅手稿，唯独对它格外珍重。他偶尔拿给我看，我对此也有所感慨。至于东莱先生的文章和道德，是天下以及后世共同知道的，这里就不敢再赘述了。《交游别录》序【黄孔昭】景泰年间，我在县学读书，和我交往的有陈君儒珍、张君存茂、王君希文、应君志顺、高君廷美、谢君世懋；世懋的侄子鸣治，林君克宪，克宪的堂弟一中，共十人，都是对我有益的朋友。后来我和一中考取景泰丙子科乡试，鸣治考取天顺己卯科乡试；庚辰年我考中进士，任工部官职。甲申年，鸣治考中进士，任翰林官。丙戌年，一中也考中进士，任刑部官，这就是成化三年。于是我们三人有幸一同在朝廷任职，彼此踪迹越来越密切，情谊也越来越深厚。居处志向相同，行事道路一致，家门又同在一个里巷；退朝后没有事情，便有人拿酒壶酒杯来唱和，以自我舒展，像这样从不间断十天半月。有时因为事情彼此相隔很远，便只担心离开群体、孤独居处。凡是请求益处、相互劝勉、相互规戒的话，最终都在往来的诗文书札中表达出来。像这样前后超过十年，始终如一；即使家中的妻子儿女也都知道彼此通有无、救急难，从来不曾因为你我之别而对细微小事斤斤计较。我虽然性情淡薄，但从任工部直到今天，前后没有明显的过错，也只是多亏了两位朋友的帮助。因此我们乡里称说一时布衣之间交游的盛况，一定要归于我们几个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从前辈称赞仕途中交情契合的真挚，也一定要归于我们几个人。今年春天，一中因推选而任福建佥宪，我当然为我们共同的道义更加能够有所作为、并且能够专心施行于一方而高兴；但又不能不对他依依不舍，难道这是私人的感情吗？古人说忧虑江湖之事，一中正有这种忧虑；而身在朝廷的我们二人，大概也未尝没有这种忧虑。虽然如此，我所交往的这十个人中，世懋已经去世，儒珍、存茂、克宪还困居于学校，希文、志顺以上舍生的身份成为乡进士，与我共同居家；廷美则正进入南雍。还不到几十年，大家便都离散而不能常聚。如今一中又被王命调走，我怎么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于是我和鸣治取出过去与一中往来的诗作，共计若干首，作序编录下来送给一中，用来记载长久交好的情谊。唉！几十年后再拿出这些诗来读，我们十个人又怎能知道离散的人不会重新聚集，聚集的人不会再次离散呢？只希望亲近亲厚而不亲疏有别，贫困时不忘本、不屈服，显达时不骄傲，这样或许不辱没前代贤人的教诲，子孙也可以世世代代讲论这种情谊而不违背；否则，这部诗录又有什么可珍贵的呢？” 《五同会序》【吴宽】自从有人类以来，时代茫茫无穷。人活在其中，大抵不过百年。生在我以前的人，我仰望他们，却不能与他们相接；生在我以后的人，我回头看他们，却不能等待他们长大。能在无穷的时代中彼此相遇并生在同一时代，这也太难得了！既然生在同一时代，有的人居住地又有南北之隔；居住在同一乡里，做官时又有内外之分。假使居住同乡、做官同朝，岂不是更加难得吗？但是，即使这三点都相同，如果志向不同、道路相同，那也不过像古今、南北、内外一样，又有什么难得的呢？吴地人出仕做官的，通常多于天下其他地方。如今在当世显达的吴人，仅有五位：都御史、长洲人陈玉汝，礼部侍郎、常熟人李贤世，太仆寺卿、吴江人吴禹畴，吏部侍郎、古吴人王济之，以及我，共五人。去年，五个人在公务之余常常聚会，有人准备酒菜；入座按年龄确定次序，谈话因声音和谐而畅快；以正道互相责勉，以疑惑互相辨析。兴致所到，便表现在吟咏歌唱中；事情有所感触，常常发为议论。我们差不多符合古人所说的“莫逆之交”：同一时代、同一乡里、同一朝廷，而且志向相同、道路相同。因此给它命名为“五同会”，也就是说，是五个人的同会。禹畴认为越地人丁君擅长绘画，便请他把这件事画成图，装饰成一幅长卷，又推举我为卷首作序。图中坐在左边的是我，和我并坐的是世贤，前面走着的是玉汝，其次是济之，再其次是禹畴。五个人的容貌都十分相像，神采奕奕；只有我白发苍颜，衰颓而显老，真是可叹。五人起初约定要不断相继聚会。没过多久，玉汝升任副都御史，赴南京任职；济之也因父母丧事离职。从此聚会的只剩下三个人。我年纪已经很大，又将引退，即使后来加入的人会使聚会重新兴盛，我也确实无法等待了。

译《书先忠壮公封王宣命后》【程敏政】考察旧谱，忠壮公的宣命写作“封忠烈显惠灵顺善应王”。近来我在琴川壶溪谱中得到全文，才知道原文是把“封忠烈王”三个汉字和蒙古字分行书写的。考察宋、元制度，凡是封赠各类神祠的爵位，共分五等，按次序递进；封号从二字增加到八字，到八字为止。忠壮公起初多次加封，达到八字侯，后来又多次加封，达到八字公。元代开始才封为二字王，而旧谱说一开始就封八字王，大概是由于宋代封八字公，因而牵连误写成八字王。又考察敕牒和宣命，所施用的对象不同；这份文书本是敕牒，却称为宣命，怀疑当时二者可以并行使用。宋代制度中也有拜授使相的，有的颁降麻制，有的只使用制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同年刘君易字序》【曾鹤龄】他父亲名友，字“古之道”。这个字不合乎字义，也不合乎音韵，是友的过错。知道他的过错却不替他纠正，那么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过错，与先前给他取字的人相同了。一天退朝后的闲暇时间，修撰尹凤岐、陈叔刚、孙曰恭，主事洪宗器，坐在我家里阅读文字。其中有一段说礼部主事刘球求“乐”，尹君笑着说：“‘求乐’的‘乐’，应当读作音乐的‘乐’吗？还是读作‘益者三乐’的‘乐’？还是读作‘乐而不淫’的‘乐’？究竟应当遵从哪一种呢？”我说：“是音乐的‘乐’。”尹君又挥动衣袖，伸开双腿坐着说：“名字既然叫‘球’，那么球向什么地方求乐呢？应该是乐来求球，这在字义上就不恰当了。而且三种读音都可以读通，在音韵上也不和谐。不替他改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陈君、洪君相互看了看，说：“试着商量一下。”应当怎样改呢？于是请教孙君。孙君退让了很久，才说：“‘球’的读音属于石部，石头的精华是玉，所以有时可以用‘玉’代替‘石’。《邹孟氏》说：‘玉振之也，就是终结各条理的事。’如今九成之乐在朝廷演奏，用玉来作终止声，而且有显明的含义，应当改为‘廷振’，或许能和他的名字相互照应。” 尹君说：“对。”在座的客人都说：“对。”第二天把这个意见告诉馆阁中的人，立即有人应声说：“刘君年纪已经接近知命之年，也是长者了，何必还要改呢？”不久大家共同筹划这件事，都说：“人的寿命上限是一百岁，算起来刘君还不到一半。如果确实替他改了名字，后辈在称呼他时就会产生敬意，而且时间还很长，怎么可以因循不改呢？”《易经》说：“不远复，无祗悔。”为他改字是恰当的，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刘君。刘君说：“我只是担心还不相称罢了，如果确实这样称呼我，岂敢不唯唯听从。”我退下后又思考这件事：刘君策试名列上等，任职春官，又被举荐进入经筵，并兼任太史，所经历的全都是礼乐之地，除了“球”的“廷振”，还能是什么呢？难道这只是我们这些人的愿望所造成的吗？于是跟着给他改了字，使天下士人不至于说我们这些人轻率；因而作序请刘君改字，并说凡是相互称呼的称谓都应当如此。《独树轩图记跋》【张宁】王瑞所居住的芝松里，外门向西稍远处有一棵大椿树，树干专门立在前墙旁，尚未高出两层房屋，枝叶向四面伸展，树下覆盖着盘曲繁茂的枝条。远远望去，从里社都能看见它，但不知道它已经存在多少年了。成化初年，他姑母的丈夫陈秋鸿经过那里，很喜欢这棵树，于是把旧藏的徐大章手书《独树轩记》和徐益所配的图送给他，用来欣赏文物偶然相合，并成就王瑞的美意。王瑞把它层层包裹收藏起来，请我题词。天下的事物，偶然出现就显得珍贵，珍贵了就一定会被取用；群体出现就显得平凡，平凡了就容易被舍弃。珍贵与平凡、获得与丧失，大概常常各占一半。如今杭州各山中有许多故宋遗留下来的树木，当年徐大章记载柞树时，芝松里的椿树已经长成大树；那里的柞树独自受到众人赏识，而这里的椿树很多，所以无人听闻。如今相隔不过几十年，春波已经空无一棵旧树的萌蘖，而芝松的椿树直到今天仍然苍翠如常，生机没有穷尽。我所说的珍贵与平凡、获得与丧失各占一半，不正是这样吗？事物能够保存还是灭亡，存在长久还是短暂，本来确实各有命数。至于能否长久、能否接近，也不能说完全不由人决定。春波那棵树只是因为大章租居在那里，居住者来去不定；房主又没有姓名可以流传；一听到工匠来求取，便毫不吝惜地答应，只说几句感谢工匠的话，那么房主是什么样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柞树既然一定会被取用，难道还能落在椿树之后吗？王瑞读书而爱好古物，博学高雅，不同流俗，除去茅草而选择居所，确实有杜子美的志趣。他对于书画墨迹的流传，只要稍微有些形似，像记文、图画这样的东西，也都如此珍爱看重，何况是自己家中种植的树呢？回头看春波，远远不能与它相比。因此，事物的珍贵或平凡、长久或短暂，必定要等待人的作用才能确定，不只是植物如此，事情也都如此；把一切都归之于命数，并不是扶助世道的说法。又听说古代有一种椿树，春秋两季都以八千岁为一周期；如今芝松的树木在人、物、时、事几方面恰好相遇，难道不是那种古椿树的遗种吗？请让我借此祝愿王瑞长寿。《题炼雪斋诗文册》【张宁】陆羽《茶经》所记载的原有方法十分完备，其中对茶叶等级、烹煮方法和火候节令的讲究，和神仙家锻炼丹药的方法很相似。至于辨别用水，则一定要选择幽静旷远之地、乳石间漫流的水，并且要远离停滞积水之处；这又和陶谷烹雪煮茶的意趣相近。雪本来是和气凝结而成，不由地域决定，却仿佛自有真味。至于医书所说的上池之水，用来煮茶尤其合宜。把陆羽的方法和陶谷的事情结合起来，风致就更加高雅了。这就是把书斋命名为“炼雪”的本意。册中的作者都能探究深奥、通达高远，摆脱陈旧常规，提出精巧独到的见解。乡里的前辈在文章方面竟然如此奇特！因此我私下感叹，汉唐时代，文章还很典雅；公府以下，士大夫居室很少有人妄自题名夸耀。作文的人也只是记叙事实，再用议论加以文饰罢了，并不专门拿华丽名目互相夸耀。自宋到元，人就不如古人了。凡是乡居、林屋、山园、池馆，甚至放置一件器物、画一棵树石，都要巧立名称来互相炫耀。替这些东西作文的人，一概依照题目和别号来写，本来已经浅近。何况还有故意标新立异来构成说法、凭空造作来显示高明、迎合世俗来博取喜爱，争奇斗艳，拿不相类的事物来比拟迁就。上等的也不过是庄周、惠施一类人的习气，至于下等的，大概更是不值一提了。这对于记载事实又有什么关系呢？唉！淳朴一旦败坏，巧诈虚伪日益滋长，百姓的居处和饮食也不能不被名声和实际所迷惑，何况文章和品行呢！这部册子有图、有记、有说、有题咏，都是为崇德人陆景宣所作，后来被海昌人沈景晖得到。唉！从洪武到现在不过一百年，考察其中的文章书法，却已经不是今天所能比得上的了。回头看这些遗文，越发增添了我的长叹。《陈廷采水竹卷跋》【张宁】

译《水竹居记》序都写于至正二十四年，也就是元朝末年。记文说，六十年前，还有故老能够谈说水竹院落的美景，并且提到孝庙的金字御书；由此可知那是故宋时期的事。后来因为兵乱扰乱杭州，美好的境地荒芜废弃。事情关系到本朝，郑元祐为什么竟然完全不加省察顾念？他只是直说自己感慨今日、悲伤往昔，意思无穷无尽。推究其中隐含的曲折，必定有深远的忧虑和独到的见解，实在是痛惜天下重要的器物失去了掌管它的人。所以他借小事寄托大意，把它表现在文章中，并不只是为了写风景。自从进入圣朝，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不只是东南山水显示祥瑞、呈献吉兆，普天下率土之内的衣冠、礼乐、常伦和风俗教化，也全都恢复了中华旧制。假使元祐还在，那么当初记文中的悲伤感慨，必定会转变为颂文中的欣喜拥戴，也就可以接着写在这幅卷子上了。只是想到卷中的作者，从元祐以下，如杨孟载、杨铁崖、钱曲江诸位先生，都没有留下后续传述。充溪水竹居所后来迁到钱塘西溪密切相连的旧院落之地，这篇记文大概已经预先显示了这种征兆。清虚处士的孙子廷采拿遗卷来求我题写，因此写下几句话来答复他。壬午年冬天，汝佩告别我向北而去，参加南宫考试。不久，有我的门生从京城回来，告诉我说，汝佩因为南宫考试中有人暗中诋毁夫子之学，便不肯回答，离开考场，随后浩然东归，想来已经快到了。我听说后，忧郁不乐了很久。那位士人说：“汝佩这次应试，有志之士没有不敬仰羡慕他的，认为自尹彦明以后，直到今天才又见到这样的人。一个人离开骨肉亲人的爱护，带着粮食、束好行装，奔走数千里，参加为期三日的考试，竭尽精力，只希望投合主考官的好恶，求得一朝的成功，以期终身的荣耀，这是人人共有的心情。然而汝佩在这件事上，唯独能够不做他不愿做的事，不追求他不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是他有见到利益便思考义理、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的勇气，谁能在声色笑貌之间做到这样呢？这种心志，本来就是富贵不能使他迷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的心志。夫子听说后，应当跳跃欢喜，显然会赞许他。可是您反而忧郁不乐，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是说这个。”那位士人说：“那么汝佩这次应试，难道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吗？难道是因为汝佩供养父母的骨肉亲情，早晚都无法满足，所以也应该随时顺应，以稍稍缓解自己的贫困吗？” 如果这样，那么汝佩的志向就荒疏了。”我说：“不是说这个。”那位士人说：“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我默默不回答，他无法再问，便退了出去。后来汝佩已经回来，那位士人去问他：“先前我把你的事情问了夫子，夫子忧郁不乐；我说了这样这样的话，夫子又说了这样这样的话，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汝佩说：“起初我看见参加考试的人暗中诋毁我的夫子之学，顿时愤怒不平，认为我的夫子的学问是那样简易广大，夫子的言论是那样真切明白，夫子的心是那样仁厚宽恕、公正普遍。夫子怜悯人心陷溺，仿佛自己也坠入深渊沟壑之中；他冒着天下人的非难、讥笑、诋毁和辱骂，每天恳切地教导人，又有什么求取于世人呢？而世上的人竟然不觉察他的这种心意，反而彼此嫉妒、憎恨、诋毁到这种地步，我还可以和他们并立吗？罢了，我要跟随夫子长久地隐居于深山穷谷之中，不再和他们往来，也不再与他们见面，这就够了。”因此便浩然东归。归途中无所事事，才又专心致志地沉潜于夫子关于致知的教诲，心平气和，良知自然发露；然后忧郁不乐地说：“唉，我错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三日〕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志向就荒谬了。”我说：“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位士人说：“既然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默默地没有回答，那位士人无法再问下去，便退去了。后来，汝佩已经回去，那位士人前去问汝佩说：“先前我把你的事情向夫子询问了，夫子神色黯然，很不高兴；我说了这些，夫子又说了那些，你认为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汝佩说：“起初我看见那个‘发防者’暗中诋毁我的夫子的学说，便愤怒不平，认为我的夫子的学说竟是如此简易而广大，我的夫子的言论竟是如此真切而明白，我的夫子的心胸竟是如此仁慈、宽恕、公正而普遍。夫子怜悯人心陷溺，仿佛自己也坠入深渊沟壑之中；他不顾天下人的非难、讥笑、诋毁和辱骂，每天都这样谆谆教诲，难道他对世间还能有什么求取吗？可是世上的人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他这样的用心，反而彼此嫉妒、诋毁他到这种地步；我还能够同他们并立吗？算了，我将跟随夫子，永远前往深山穷谷罢了，不再同他们交往，也不再与他们相见，这样就算了。”因此，他便浩然归去。回去的路上无所事事，才又专心致志地沉潜于我夫子关于致知的教诲之中；心情平和之后，良知自然显发出来。随后，他神色黯然、不甚快乐地说：“唉，我错了。” 那位士人说：“那么您这样做，果然还有不可以的地方吗？”汝佩说：“不是说这个。我这样做也不能说不可以，但我这样做的原因，却有不可以的地方。我告诉你：起初我还没有见到夫子时，只是听说夫子的学问，也曾经讥笑、诋毁过它。等到见到夫子，亲自听到关于良知的教诲，才恍然大悟，清醒的油然之意在心中融通起来。起初我自己深切悔恨，痛切责备自己未能早日进入夫子门下，恨不得马上死去。如今虽然知道得很深，却还没有真正实行在自己身上；虽然相信得很坚定，却还没有使别人信服，因此仍然不免被人从自身方面毁谤。可是我竟然这样严厉地责备别人，而且那些人还从未亲自接受过我夫子的教诲。假使他们能够亲自接受教诲，又怎么知道今天讥笑、诋毁的人，来日不会像我一样痛悔、责备自己？不会像我一样深切了解而坚定相信？为什么忘记自己当初的困窘，却急于责备别人呢？夫子冒着天下人的讥笑、诋毁，每天恳切教导，只怕人不能进入善道；而我却反过来做了。我们之间相差，简直不能以一寸来计算。夫子忧郁不乐，大概正是因为爱护珊到了极点，也因为忧虑珊到了深处。即使如此，夫子的心却是宽广的、伟大的、远大的、深远的。在那些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内心深处，我哪里能够把一切都告诉你呢？”汝佩听明白了，把自己从夫子那里领会到的意思告诉我，请我询问。我点头却没有回答，沉默了很久。汝佩悚然一惊，仿佛有所省悟。第二天，他带着这卷文字来请我题写，说：“昨天承蒙夫子用不说话来教导我。珊侧耳听取，仿佛雷声震惊百里，粗疏之心和浮躁之气在一时之间全都消失了。请让我把这些话写下来。”

译《书东斋风雨卷后》【王守仁】悲、喜、忧、快这些情绪表现在眼前，起初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从前认为是愁苦凄郁之地，如今却把它当作快乐事情的，有这样的情况；从前是歌舞欢愉之地，如今经过那里却叹息咨嗟、潸然流泪的，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两种情绪无穷无尽地相互追随，又和不能持续到早晨的风雨有什么不同？如果反而把它们执着地留在心中，岂不是不通达之人的心态吗？我看《东斋风雨》的作品，本来也是写它一时所感所遇；风停雨止之后，那种感受和遭遇的情怀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而十年以后还在吟诵、感叹，难道不类似于梦中做仆役，醒来后还流泪的人吗？东斋主人靠着几案坐在蓬窗之下，听春天芹水的声响，品味夜晚屋檐下的寒声；从今天看来，只觉得其中有幽静闲适、自得其乐的趣味，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苦处。假使东斋主人当时得志而身居显要，后来一旦失势退居寂寞之处，他感念往昔的心情，与今天相比又会怎样呢？既然如此，把这些文字记录下来追忆品味，难道不会有心中洒然快乐、胸怀开阔而忘却言语的时候吗？而唱和的人却认为其中确实有苦处，写成仿佛承受不了鞭打杖责的言辞；这就像不能和他说梦一样，对于东斋主人的心意，实在相去太远了。《题方孝闻先生手简》【黄绾】我先祖过去收藏逊志先生的墨迹若干幅，其中有一封写给礼斋的信，是逊志的哥哥孝闻先生的亲笔。名字下面被剜去一半，还剩下一半。仔细看，原来是“闻”字的一半“户”。读信时，又看到“汉中舍弟”“小舍弟”等话。汉中是逊志任汉中教授时所用的称呼；“小舍弟”是弟弟孝友。这样就知道确实是孝闻先生的手笔。人们只知道他的弟弟值得敬重，却不知道他的哥哥也值得敬重。过去逊志曾说：“我之所以粗略通晓这门道理，成为士大夫之后，不只是父亲和老师教导的结果，也有我哥哥训诫、教导、扶持的功劳。”考察《修史私录》说：“先生字希学，是济宁太守愚庵先生的长子。年少时就有极高的孝性，十三岁丧母，便按照典礼办丧，吃粗食、饮清水，过了三年还未终止。父亲去世后，戒绝酒肉，居住睡眠在外面。祖母去世时也这样。每一次号哭悲恸，声音耗尽、气力竭绝，呕吐出血，要靠人扶持才能起身。于是渐渐形成羸弱的疾病，行走时弯腰驼背，但守礼更加坚定。亲戚乡里没有不称他为孝子的。他家一向贫困，不把一文钱、一尺绢私自留给妻子儿女；供养尊长、抚养幼小，衣食、宾客、祭祀、丧葬、婚嫁等费用都从家中支出，经营修补的事情也亲自承担，处处合乎礼节，节俭却不鄙陋。他平日从未离开过书本，遍学五经而尤其精通《易经》，精心探求圣贤的微妙旨趣；由致知达到诚身，由亲睦亲人达到爱护万物，务求切实履行，不说空话。他写文章作诗词，义理深厚、意旨深远；存心仁厚，待人和善宽恕。乡里有人发生争讼，不到郡县去，而是一起请他评判是非；他用一句话开导他们，没有人不心悦诚服。他的德性气度完美纯粹，才干器识优长，通晓世间事务，议论十分宏伟。”从这些情况来看，就知道世人只知道他的弟弟，果然并不知道他的哥哥吗？所以把这些一并记载下来，等待后世评论人物的人以此作为考证。《三山纪会录序》【舒芬】古代仁人的立言流传深远，即使历经百世也没有被人真正理解，《离骚》就是这样。自淮南王以后，解说《离骚》的有几十家，为什么仍然不能理解它呢？屈子是懂得道的人，《离骚》是他在诀别之际仍想传道的作品。解说者把它看作怨恨、诽谤、忧愁、愤懑之辞，大多把它当成楚声、湘累那样的悲哀之语，哪里是真懂《离骚》呢？传道的言语，在今天看来，难道不可以和子思、孟子的言论相互印证吗？屈子说：“道可以接受，却不能传授；它小则没有内在边界，大则没有穷尽。”这和子思所论的“费隐”相同吗？不同吗？他又说：“一气极其神妙，在深夜中存在；保持虚静以等待它，处在无为之前。”这和孟子所论的“夜气”相同吗？不同吗？况且自孟子以后，士人中有谁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屈子却说：“从前三王的纯粹德行，难道不是真正知道王道的纯粹吗？”又说：“汤、禹严肃而恭敬，周人论说治道而没有差错。啊，器度严肃恭敬而不忽怠，持守大中之道而没有差错。”这些话兼顾内外，包举根本和末节，难道不是关于三王所谓纯粹的言论吗？保存社稷、哀悯百姓的艰难、使天下登上王道，这与伊尹、吕尚以及屈子的心志相同，只是没有能够实现；但他也就以乐天安命自处了。即使《离骚》表现了他的志向，难道一定要把它的道理留给后世吗？有人见其中有“郁邑太息流涕”之类的字句，便说他是在发愤怨恨；见其中有挥斥蛟龙、驾驭蛟龙，以及从东津到西极之类的辞句，便说他是在嫉恨世俗、逃避现实。这难道是了解屈子未尝不是出于真诚地欢娱吗？正德己卯年，我因上书论事被调任司番舶。偶然在九月九日登上乌石的高处，长啸独吟，仿佛要驰骋于宇宙的辽阔之中。同年平嵩知道此事，带着酒来了。不久东冈、越坡、浴阳也都带酒而来，一边眺望一边吟咏，仿佛要为我斟酒、使我快乐。当天一直游到十日，四位朋友又来相伴，各自作了几首诗，嘱托我唱和，又让我把共同联句通录成一卷，以记载这次清雅的游赏。我认为这次同四位朋友的游赏确实很快乐。像我这样的人，正处在孤独偏远、忧虑祸患的境地，难道别人会认为这是快乐吗？从前屈子的快乐，世人却当作忧愁，连同他的道也一并废弃了。若不是四位朋友，还有谁能知道我啸咏的快乐呢？虽然如此，道若在我自身，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快乐；地位若在我自身，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忧愁。一场游赏又何必有所等待呢？诗录就要刊行了，我担心读者把它看作《离骚》一类的作品，所以借此叙述屈子的仁心，并先以此感谢四位朋友能够理解我。《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一。

译杂序。《四游记序》，作者方宏静。万历甲午年，我年七十八岁，造物主已经使我得到闲暇了；而且我一向有像嵇康那样的懒散性情，四方来信询问的事务，已经很久不能裁决。四壁所藏的图书，全都交给子弟们处理。唯一没有废弃的事，就是游览。从春天到秋天，有游览记并附有诗的，总共有四篇，命名为《四游》。游览所到的地方，近的不过里门，远的也没有超出柴门樗榆之间；其中较大的游赏，也不过如此。至于一座山丘的曲折之处，缓步攀登；幽深的山谷曲折绵延，每天涉足，便自成乐趣。有时同人一起登临，有时独自前往，不劳烦扶杖，动不动便又振衣而行。我常说，列子遇到南郭子，似乎颇有些不合情理；蒋诩同求仲、羊仲交往，又何尝不够广泛？因此，没有固定交往的田父，隔着篱笆也可以呼唤；有文采的读书人，倚着车辕也能应和。大概每天来一次的，并不是几个月才来一次的就算疏远，只是因为时辰好、兴致合适罢了。至于偏僻小巷中的雅谈、关于桑麻的亲切话语，心有所触动，手上来不及全部记下，往往随口吟成韵语，随意写成稿子，放在书囊中，来不及一一记录，另编为一帙。这些记稿有时带到白下，好事者见了便索取，子弟们无法满足他们，于是就刻印了。可是我所记的，大多只是直接写下所见所怀，希望能够保存那些不经意间流失的东西。至于诗，只是具备诗的形式，哪里能说工巧呢？况且校阅既然停止，文辞的修饰也失去了光彩，我怎能还去刻意搜求奇异之语，以求触犯上天、损害君子的名节？所以我远离了翰墨。心神游于淡泊寂静之境，行动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凭一技之长获得逍遥，天地四方尚且觉得狭窄，这就是天游。所谓天游，就是万物不能侵扰，平日安处顺境，以等待命运。我年岁已经随着时光流逝了，哪里还用得着劳碌奔波呢？难道还要刻画形貌、加以记述和吟咏吗？是我错了。《郭桐岗园亭序》，作者王廷栋。郭园，是我郡侯大梁桐岗郭公所修筑的园林。我听说这座园子与吹台相连。吹台，是往昔文献中艳称、宾客共同敬仰的地方。难道只是因为台本身的胜景吗？还因为孝王修筑了它，并且枚乘、司马相如等人曾游于其中。台确实雄伟；如果不是依附名贤的遗迹，怎么能够显扬于后世？既然如此，台的胜景，是由于人们看重它才显得珍贵。因此，我在这里不想夸大园林本身，而要郑重称说它的主人。自从郭公有了这座园子，便每天驾着轻车，从郭园到郊外，随即沿着曲折幽僻之处，走过深邃的路径，登高眺望开阔的景色。每当情趣与景色相合，便忘却形体，独自端坐，淡然忘记归去。于是，他广泛研读《乐志》一类的论说，拟作《闲居赋》一类的文章，整理钓鱼射猎的事务，储备宴饮娱乐的所需。那些叩门求见的人，不是像长沮、桀溺那样的人，便是像求仲、羊仲那样的朋友；那些考察仓廪、请求储藏的人，不是询问穜稑之类的种子，便是寻找播种栽植的器具；那些打开书箱、经常拿出来查验的，不是农桑的谱录，便是关于丰歉的占验；那些俯身倾听、完全遵从的，不是父老的训诫，便是长者的教导。至于校订六艺中的讹误缺漏，辨析百家学说的异同，穷究四时的变化，考察万物的始终，然后积蓄其中的言论和行为，取得它们的精华。向上可以叩问羲皇、孔子的深奥道理，向下可以进入贾谊、司马相如的门径；深处可以探求礼乐的本源，浅处可以涉猎各种技能的园地。他虽然困居一隅，志向却在五岳；悠闲自得地度过一年，所谋求的事业却足以流传不朽。这就是游而达到天游、观物而达到内观的人。所以，即使遇上五百年一逢的时运，正值贤才得到任用的时期，处在不必避讳、政治昌盛的时代，海内士大夫无不挽袖议论求进，弹冠等待征召，厌弃在家吃闲饭，急忙赶赴任所。唯独郭公像鸿雁渐飞一样，远远避开燕雀的群体；具有凤凰般的仪态，脱离尘埃污秽之上。这难道还会想着在天街上昂首飞翔、对荣华俸禄垂涎吗？等到长期涵养之后，潜藏的品德终于显现，升迁议论有了归宿，征召责成的诏令多次到来，事情既不是自己能够推辞的，义理上也无从逃避，于是才舍弃原来的服饰，系上郡守的印绶。所以，即使文书簿册纷乱，喜爱诗书的志趣也没有衰减；即使簪绂加身，心中仍然想着菱叶荷花般的隐逸服制。汉代的东方朔沉醉于金马门，司马相如托病居于文园，南朝谢朓在郡斋登楼远望，古今情形相同，心志和行迹也没有两样。我常说，必须先忘却尘世的人，之后才可以为世所用。为什么呢？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即使具备帝王的谋略、肩负救济天下的才能，若随顺世俗苟且求成，毁坏自己的廉隅，即使施政举措足以供人观瞻，也会陷入贪逐竞争之流，这种“美”并不是用来砥砺名声品行的。否则，沉溺于隐退沉沦，抱持愤懑而不顾一切，这固然是孤高耿介的节操，却违背中正之道，只是迂腐之士自我矜夸的空谈，并不是国家所能依赖的。又或者假装退隐来谋求进身，借寂寞无为来希求声名，把心思寄托在那边，却借道于此边，那么终南山的讥讽、北山的移文，便由此产生了。这是欺诈之徒的雄辩，也是山林隐士的耻辱。既然如此，像郭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文质相济，时而舒展、时而收敛，进退屈伸如龙蛇，隐显如日光时隐时现，譬如麒麟凤凰一样吗？反观今世士人，有的出身寒微，一旦突然显达，便夸耀声势，忘记自己的困苦。郭公却是至贵家族的枝叶，同姓宗族中的远亲。他本来从小见惯绮丽奢靡之事，却独独向儒生折节，发愤研习经术；因此他的谦抑俭约，比那些从茅屋中突然崛起的士人，反而还更为难得。这说明他对于世俗，确实可以说是超然出众而不受污染。至于他治理郡政，专心于根本，废弃浮华文饰；礼敬年高有德的旧人而疏远新进锐士；把先王训诏放在法令之前；奖励质朴而惩罚深刻巧诈的作为；在铲除弊害方面，对近似的嫌疑也必定宽贷。他本性深沉浑厚，窥伺钻营之人没有机会得逞，因此家中没有前来请托的宾客，案上没有暗中投递的文书，庭院中没有敢于欺骗的吏员，乡野间没有忍心背负他的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凭借强力教化的安仁，施展威势而使济固安定，公卿中等待次序任用的人，他必定能够位列三公。然而如今的法律沿袭汉代制度，凡侯国之人不得充任宿卫，并以此限制他们的子孙；即使其中有经世之智、匡正之才，切合世务而适应时用，也会使他们困厄阻塞而不能施展吗？唉！上天生出人才若是无意于此，那也就罢了；假如上天生出人才并非毫无用意，那么必定会有豪杰之士提出非同寻常的建议，革除因袭的弊病，使朝廷听取意见，解除积久的束缚，最终使郭公得到任用。既然如此，郭公即使想回到这座园子养老，难道很快就能如愿吗？园子啊，不要怨恨主人回来得晚。将来如果借助郭公的声望，使你能够同梁园并称，那么这座园子也不能说没有得到好的际遇。

译《跋东坡玉鼻骍公据卷》，作者罗玘。苏东坡担心李方叔把所遗留的玉鼻骍卖掉，便为他立下公据，以便凭据办理。公据就是契券，世间多有公陛氏的先人得到并收藏。我的机会在京城寓所看到它，因而感慨推知前代的情况：凡是买卖，大概没有不用契券的，何况田地房屋这样重要的产业，被称为世业，不用说也知道应当有契券。只是我不知道冯道当时习惯于卖国，国家尤其重要，他也曾经有契券吗？这件事应当同千古以来有志之士加以质问，附记在这卷末尾。《半江序》，作者李承箕。谢德明居住在紫水的曲折处，是古冈城西人。他以“半江”自号，他的志趣见识难道是尘俗中人所能有的吗？白沙先生曾为他吟咏八首诗。我曾经拜访半江，半江拿出来给我看。我说：“半江取江水的一半而不是全部，为什么呢？”心想他或许是从水中有所取意吧。他说：“一条江我得到一半，也足够让我终老了。江上来往、凭水利涉的人，顺境少，逆境多；阴惨、晦暗、清明的变化，显现在天上；而来去、欢欣和忧戚，则在内心激荡。我把那一半舍弃给别人，自己不去争取。”我从楚地经过吴地直到越地，天明便行，天暗便歇，心境平静，没有什么激荡。江水的一半，您愿意同我共有吗？然而半江闭门不出已经多年，他荡涤尘垢，不论来去，都停蓄于自然之中，这一点并不是我所能达到的。我听说溟海之上有许多奇异之人，混迹在捕鱼打猎者之间，不是一般人所能辨识的。半江也曾游于浩瀚无边、日浴星沉的天地之间而见到他们吗？请替我转告他说：“黄鹤楼西面的李承箕，曾在月夜登楼眺望东海而长啸，他大概不会把我看作尘土中的小虫吧！” 《新城最赏序》，作者夏良胜。古今开始设置郡县城邑，必定要有名称；名称是依据某种意义制定的。有的取自山川，有的取自物产，有的取自人事，有的取自祥瑞，有的取自封域，有的取自道路；有的改变旧名，有的恢复原名。像我们建昌郡，邻近建封，是根据地域命名的。郡所辖的县叫新城，我两次经过那里，却连一尺高的城墙也没有。按名称的意义来说，名不副实；查考地方志，也没有说明。勉强把它附会到前面几类之中，也都说不通，于是推测它隐约连接着飞鸢峄嵲和日山东岩。水流沿山麓曲折九转，洞穴中的水发出声响。游人拖着脚步前行，战战兢兢，不敢俯仰。看起来遇到雨涝时要涉水而过，并不便利。因此经历了多年，仍然像一座完整的城。有人说：县中多有君子，足以使它得到安宁和福泽。如今相继出现贤者，如陈公员韬、段公敏民，凭借他们使地方日益富足，就应当思考“新城”这个名称的意义。义理能够使它坚固，而且比城墙更为伟大。不过这样说，我还没有完全安心。我任刑曹官时，听说徐令绣上报修筑城墙的情状，惊讶地说：“竟有这样的事吗？这项工程的兴起，难道在命名的时候就已经预兆了吗？”后来我调任选部，听说徐令因服忧离职，担心工程会毁坏。继任者是黄君瑞卿，同僚长官鸥溪子说：“如果让他主持我州的学校，他施行教化，我一定响应。” 他说：“他在我省主持考试选拔人才时，确实选得其人。打开名册查找他的名字，巡院曾两次表彰，抚治也曾一次表彰。这样看来，预先判断新城建成不会困难，是没有问题的。”不久，我郡守的职位空缺，又得到韩公任职。韩公素有贤名，也知道应当同黄君瑞卿共同完成此事；要成就的并不只是城墙。今年某月，城墙果然报告竣工。韩公把情况上报监司、按察和巡抚，他们都下令复查核实。黄瑞卿因此获得功赏。由此更加相信韩公急于为百姓办事，又能容纳下属；黄瑞卿的实情得到上级信任，也使百姓安定。县丞、县尉以下的官吏，不敢把功劳据为己有，反而请求我写文章来宣扬他们。由此也知道，事情的成功有共同原因，失败却各有不同，并不是虚妄之说。唉，不过是一座城的工程，却有数百年的预兆；集合几位贤能之人，完成几年的工程，又不知道用了多少财物、多少力量，才最终成就。像这样艰难，难道反而不思考应当怎样守护它吗？然而，修成它的是县令为了百姓，守护它的则要靠百姓拥戴县令。县令不爱护百姓，有人会抛下城池离去；百姓不固守城池，也有人会溃散逃亡。难道只有城墙值得依靠吗？假使后世有人登城感叹说：“新城啊，新城，果然没有辜负这个名称。”大概它就能同山川争雄竞险；依靠城池生活的人，也会思念我们的黄瑞卿，就像后人思念陈公、段公一样。县中的君子们，把这些事记载在地方志中，这样的表彰难道还不算上等吗？《题李时行书卷后》，作者储巏。这卷上是苏东坡赠给王定国的诗，由乡里的前辈李公书写。当初，闽中的郑定公以书法闻名一时，名流争相仰慕他。李公得到他所书的秦观小词，亲手临摹了二十年，于是另创意态，放逸而闲雅秀丽，形成一家书法。李公性情最为疏远淡泊，唯独嗜好书法而不厌倦。每次经过朋友家，不问主人在不在，总是立即脱帽解衣解袜，边走边坐，吟诵墙壁上的诗，叫人拿来纸笔，迅速书写几十遍，欣然直到一天结束才离去。他的妻子曾经临产，李公替她准备汤药器具，就在炭灰上写字，手指比画，手腕牵动，一刻也不停。过了很久，听到孩子的啼哭声，才醒悟到妻子需要饮用汤药。李公名止，字时行，做官做到青州推官。他去世后，妻子儿女贫困无所归依，只得寄葬于青州，并在那里安家。唉，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李公的品行了。几十年前，李公的书法流落在民家中的还很多，当时人不懂得珍重；如今购买它的人出高价也无法得到。古人即使是文章书法这样的小事，也有在当时被湮没的；然而他们的光辉精采终究无法遮蔽，所以李公的书法也只是暂时隐晦，最终还是显扬了。这张纸是西园丘本和得到的，后来送给他的外甥方禾。西园喜爱古物，擅长诗歌，尤其温厚含蓄。李公去世已经六七年了，直到今天，里巷之间也不再有这样的人了。我感慨本郡前辈相继沦没，他们的遗闻往往不能流传；如今的人甚至有不知道、不认识他们姓名的，何况他们更大的事迹呢？我私下想访求并记录这些事，只是还没有闲暇。恰好方禾参加乡试，带着这卷书经过我这里，于是我叙述所听闻的情况，题写在卷首，再把它归还给他，希望读者知道李公的为人。我所感叹仰慕的，也不只是像李公书札那样的精妙而已。《长门四时赋序》，作者陈鹤。

译三坟的流传断绝了，九丘也失去了区别；五典的法度丧失了，八索也潜藏不显。孔子以素王之身居于后世，阐明大道、承继事业，使功业流传，而五经的教化仍如日光般不断增长；六诗的教化则像河流一样向前流逝。日光照耀万物，万物便和谐；河流流逝之后，便没有什么能够接续。因此楚辞继承经书，汉赋借兴寄托情志。此后便有建安、两京时代的华美论说，张衡《三都赋》的伟大成就；有《羽猎赋》《长杨赋》的盛况，《上林赋》《子虚赋》的华丽。左思博学多闻，才思几乎耗尽于《鹪鹩赋》；祢衡以才名著称，作成《鹦鹉赋》；有夸耀平乐观的富丽文章，有增饰铜雀台的绮丽辞采。悲哀时有庄忌感叹时命，愤懑时有贾谊发出痛惜的誓言。潘岳喜爱清静，于是写成《闲居赋》；王粲怀念故乡，于是登楼作赋。大的方面写天地幽深玄妙的道理，小的方面写万物品类和器用的情态；远则彰显山川江海的奇异，近则记述耳目所接触感受到的不同。篇章像枝条分叉、竹节剖开，文风随风传递，声调随之变化。体裁不止一类，名称难以全部说尽。然而全都是握珠雕玉般的文章，飞兔驰骥般的作品。星辰彩虹也要避让其光彩，金玉石头竞相发出声响。文采灿然，改变人的观感；声调铿锵，激荡人的耳朵。它们的写作，以情义为主，以事物形态为宾；借助形象来完备辞意，铺陈比喻来陈述志向；铺排条理枝叶的参差，借以显示政治风俗的美好或邪恶；发出鼓吹般温厚而强烈的声调，借以寄托时代教化的兴盛或危败。比兴并不直接暴露根本，起兴也不是徒然设置基础；必定以小事讽喻大事，托寄虚象来证明实情；借功业歌颂道德，彰明正理以迁善改过。写善事，是为了感发人的良心；写恶事，是为了惩戒放纵的意志。可以说是能够兴发情感、供人观览，而且尽善尽美的作品。张某二十岁时已经博学，游习各种技艺，出入诸史，超越百家，竭力探求新知，又有才能叙述古事。文坛通达之士把他看作博通之人，词章领域的豪杰共同称他为大家。他闲暇时在莲花馆游息，在芙蕖水边行走诵读。眼睛看到司马相如的赋，心中感动于陈皇后长门宫的故事；又怜惜其中具有楚辞般的哀声，并赞美它得到周诗般的正大之风。影子随着形体产生，声音随着回声响应。于是他追念并仰慕前代英才，遥远地采集群芳般的辞藻；对外舍弃珍玩，对内抽发玄妙的思绪。于是仿作此赋。辞章不止一篇，扩展为四篇，题名为《长门四时赋》。大意是：春天，花朵重新盛开，而人却难以再次年轻；夏天，万物正当繁盛，而红颜却先行衰落；秋天，羡慕牛郎织女能够按期相会，却为参星商星运行不同而凄凉；冬天，时序已经归于终结，而年老之后将有谁可以依靠。云做的衣裳、雨做的衣袖，徒然承受梦中的欢爱；凤凰车、羊车，也不再盼望它们出现在视线之中。玉阶上的碧草，随着愁绪一同生长；玉殿前的红桃，随着容颜衰老而渐渐凋落。柳枝般的纤腰惭愧不如楚地舞女，难以仿效她的婆娑；苎麻制成的吴地曲调也感到惭愧，最终只能化作呜咽。心意寄托在绿绮琴上，孤独的凤凰还在求取什么；情感托付给琵琶，离群的鸾鸟又在怨恨谁。她在荷池中面对自己的身影而哀悼。像这些流露出来的情绪，是感叹采莲时节已经晚了；把自己的身形比作月宫中的女子，想偷取仙药却没有门路；倚着团扇唱成歌曲，回忆卷衣侍奉的往事而更加增添怨恨。她感叹却不愤怒，悲哀却不伤痛；意思仿佛是感念君王的恩德仍然深厚，又怨恨自己的德行尚未修养完善；责怪自己过去的过失，同时希望上天的眷顾能够重新到来。文辞并不宏大铺张，体制出于简约；主次条理分明，赋比兴相互蕴含，实在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声调、近代少有的奇作。想要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便把《马赋》写在篇首；想要保存往事以供后人考察，就把它刻在山中的芳木上；同时也用来比较各地的文艺，供志同道合者谈笑娱乐，如此而已。《跋忠贤遗墨卷》，作者陆深。这卷上是师山郑先生的一首遗令，共八十六字。唉，其中的事迹太壮烈了！他的后裔旸偶然把它寄给我看，江东陆深于是命族人廉和僴装裱成卷，并附上余忠宣公的亲笔信一通、《元史》列传两篇、吕旭所作《郑忠歌》诗两篇。卷首篆题“忠贤遗墨”。查考史书，师山先生名玉，字子美，是歙县人，隐居授徒，征召他也不起。忠宣公名阙，字廷心，是庐州人，进士及第，守安庆，官至行省参政。两位先生是同乡，彼此交好；考察《东中语》，可知他们是莫逆之交。只是他们恰好也同时死守节义，遗令上题写的戊戌年，实际上是至正十八年。忠宣在这一年的正月殉节，师山死在此后六七个月。难道是师山已经听说忠宣尽节，知道忠宣的妻子伊伯氏也跟随丈夫而死，而师山的妻子也早已表示决心，毫不犹疑吗？难道他们平素就受到这种观感的影响吗？他们平常无事时，朋友之间相互砥砺，难道不只是彼此敬爱、相互激赏，使声誉流传无穷吗？到了变故来临、面对生死大事时，他们彼此信任得更加深厚，使后人追寻其中缘故而加以评论，几乎像是早已共同讲习、事先许诺过一样，这是多么崇高啊！感叹元氏凭借才力兴起，并没有丰功厚泽；到了末期，政治松弛放纵，纲纪败坏，偏爱皇族，而中原仁义礼乐的美好，向来没有亲身实行、真正践履的实际。至于南方士人，更加肆意排斥，终于酿成祸败，局面混乱得无法收拾。忠宣公承受深重的恩眷和责任，镇守在盗贼冲击之地，在孤城中彰明大节，到城破身碎之日，内心安定，义理也在此得到伸张。师山却只是一个穿布袍、栖身山岩的士人，遭逢吊民伐罪的军队，仍然一贯坚持坚定的志向，从容自裁，把身体性命看得如同丢弃冠帽和蔽膝一般；这样的行为实在难以做到。南方士人难道单单有什么对不起元朝的地方吗？我既为两位先生的节义悲悼，因而附记这些事情，深深感慨如此。旸字廷宾，是接受遗令者，也是忠宣公的嫡系后裔。唉，希望你们谨慎地把它收藏起来！《题樗寮墨册》，作者李黙。银台昆山张石川曾经赠给我樗寮的巨册墨迹，衡山、前峰两位内翰的题识相当详细。可惜“▯得咎”以下六十字不知道是谁补写的，怀疑一定是衡山题跋之后所写的笔迹。近来又得到樗寮所书杜甫《青丝近闻渔阳三诗》，笔意极像苏轼、黄庭坚，知道是赝本。然而卷末载有九芝邬尚吉的跋语，称赞他的书法有“硬弩踏箭，劲铁屈银”的譬喻，这却同石川巨册中的书法很相似。难道邬先生原本题的是自己的真迹，后来好事者抄摹并置入赝本，想以假乱真吗？我认为作书固然贵在师法古人，但如果笔势俯仰合宜，肥瘦各得其当，再加上神韵秀逸突出，不走偏僻的路径，也同样可以名传后世，何必一定要一笔一画都逼真地像古人，然后才算佳作呢？即使写文章也是如此。由此可知，世上的补本、赝本，都是过分仰慕古人的结果。我一向不懂书法，却随意说这些话来为自己解嘲，哪里知道不会被好事者讥笑鄙薄呢？

译《书李西涯所作〈山阴陈氏祠堂记〉后》，作者黄仲昭。我的朋友山阴陈直夫，能够在家业破败、族人流离之后恢复祖先的产业，又能够创建祠堂、置办祭田，使他的父祖能够在丘园桑梓之间重新享受祭祀。传记所说善于继承祖业、阐述先志的孝道，直夫具备了。西涯李先生为他的祠堂作记，说直夫所能尽的孝道，可以用来教导子孙，确实如此吗？东白张先生在记文后题写说，直夫的两个兄长相继去世，主持祭祀的人按次序应当是直夫。直夫曾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长兄，按宗法来说，显然不可。这一点不是我浅陋的学问所能理解的。大概直夫建立祠堂时，他的长兄还健在，确实曾经主持过祭祀；既然曾经主持祭祀，就是宗子。考察程子说：“礼制规定，长子不得作为别人的后嗣；如果没有兄弟，而且继承祖先的宗族断绝，也应当继承祖先。礼书虽然没有明说，却可以依据义理决定。”这可以看出，宗子一支断绝，不能不为他立后以主持祭祀。有人说，祠堂是直夫建立的，祭祀自然应由直夫主持，不必为他的兄长立后。我又听吕汲公说：“礼制规定，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应当用上等祭牲在宗子家中祭祀。”所以如今议论家庙，即使是因支子而建立的，也仍然由宗子主持祭祀，只是采用支子官阶所得的礼制。这又可以看出，祠堂虽然由庶子建立，祭祀却必定由宗子主持。东白先生以理学闻名一时，他的话一定有所依据，可惜我来不及请教其中的详细道理。因为直夫拿出这卷给我看，所以记下我这样的浅见。直夫请拿我的话去询问求证，倘若另有听闻，希望顺便告诉我。《明文海》卷三百。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二。杂序。《书〈玉晨观无梁殿落成碑〉》，作者马一龙。孟河子说：君子以体用之学修养自身，并把它施行于天下。凡是可以教化世俗、补益我道的事情，都应当立言显示教诲，不必挑选类别。像张道人全恩建造玉晨观无梁殿，十方檀越共同帮助完成，虽然不是儒者所乐于谈论的事，但他能够立定志向成就大事，轻视钱财而成全美事；推而论之，士君子努力办理功业来周济天下，听到他的风范，难道有不受鼓舞的吗？这个人并没有权势能够控制人的生死，也没有希求借此张扬、树立声誉、获取世间多余财物的私欲。殿宇的兴废和建成的难易，东桥顾公的文章中有记载，可以考察得知。然而他前后动用二十余万金的费用，凭一人之身聚集各方财物，不过是在都邑乡里的大街小巷中扩大自己的声誉，用善念感发众人的内心，使人乐于施舍；积累三十多年，竟没有人猜疑、阻挠。到了落成之时，都是十方人士拿出巨额钱财，施舍而毫不吝惜。没有别的原因，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立定志向、决定去做，谋虑长远、用心专一，公正持守、力量持久坚定；即使事情极其艰难浩大，也没有不能成功的。假使道人没有成事的志向，开始勤奋、后来懈怠，私自聚敛钱财，只为眼前打算，只求自己吃饱穿暖，那么他向人索取一尺帛、一斗粟，谁不会认为太多？又怎么能够聚集二十余万金，像这样轻易舍弃千金而毫不犹豫呢？一般人志向不够远大，私自聚敛财物只是为自身谋划，以留给子孙；即使探取一文钱，也要纷纷计较、寸步不让，又怎么肯轻易舍弃千金而一点不顾惜？道人志在有所作为，做事始终如一；每个人都看见他的心意，知道他没有私下的企图，都希望他成功，唯恐资财不足；等到资助他成功，又唯恐资助得不够多。按照这一点来评论天下士君子：他们占据名位、享受厚禄，富贵超过百姓，掌握威福大权，指顾呼吸之间，无不有人奔走听命。天下本来有许多事情容易得如此，然而他们每每把事情办坏、毫无功劳，成为天下的大耻辱，难道还不如区区一个道人吗？这实在值得深思。凡人立志不坚定，见到可欲之物便心乱；因为用心不公，便会随着被蒙蔽之处改变；谋虑不长远，就不能通达未来；力量不能持久，往前走就必然受阻，事情也不能成功。这四点是做事的大害，所以一个人开始做，众人却背离违拗。真正的机缘和感应，有些不是声音笑貌可以假装出来的；人们难道不愿意同我一起成就吗？否则，那些抬头仰望他的人，正庆幸他在上面有所统摄、在下面有所依归，没有一个行动而不与他相应。像张道人这样的人，可以供人观察，可以用来教化，也可以同他谈论君子之道。孔子说：“有教无类。”

译《跋王右丞画真迹》，作者祝允明。唉！魏晋六朝的遗迹，我已经无法看到了。进入唐代，本来应当以辋川为宗祖。山西有王摩诘所画的四景山水石本，方圆四尺，薛尚功等人的题识遍布其上。绘画之事哪里是金石所能完成的，也只是大体保存了它的形骨神肉罢了。由此可见，在当时已经稀有珍贵到极点，尚且有人设法琢磨保存，何况到了今天呢？如果能够见到它，岂不是人生极大的庆幸和快意吗？近来听说有一轴在亲军黄君那里，昨天终于得以捧读观览。大内后宰门有一根丹漆涂饰的巨大横木，用来支撑北门，不知已经有多少年了。成化年间，横木偶然坠地破裂，才发现原来是竹子；中间藏着三卷书画，其中一卷就是这件东西。听说它进呈御前，皇帝亲自一看；第二天，左右侍从请示应归谁掌管，当时亲军伯的父亲在司礼监侍奉，皇上于是把它赐给亲军，事情就是这样。画用细绢作底，高一尺二寸，长四尺有余，前后完整无缺，末尾下方用楷书写着三字：“王维制”。《西园雅集序》，作者何良俊。上海乔子启仁在读书之余修筑了一座园林，用来游赏休息，起初建在城外。嘉靖甲寅年，倭夷到来，园子毁于战乱。后来在城内重新修建，都在居所的西面，所以总称为西园。园中有紫芝堂、飞云、栖香霞馆、芙蓉池、碧梧馆、玉宇台、孤竹楼、梅花堂、崇兰馆等胜景。乔子别号水心，水心亭又是园中景色汇聚之处。水与石相互映衬，竹树繁茂，大约只不过几亩地，却使到访者觉得人情疏淡高远，隐约产生濠濮之间的情怀。乔子有文章，喜欢宾客；到上海来的客人一定拜访乔子，乔子常在园中款待他们。乔子擅长吟诗，凡是因为善于吟诗而来的客人，他一定同他们相互酬唱，较量胜负，争奇斗巧，诗句如珠玉相联。其他如题写匾额、题帖，也都是名人手笔，所以一时之间，乔氏西园便传播到吴中，成为著名的游赏之地。这并不只是因为园林景色优美。乔子把这些汇编成集，命名为《西园雅集集》，间或写信给太史公的仆役何良俊，请我为它作序。过去我曾跟随衡山先生游学，每次到吴中，先生一定邀请我到内室。先生喜欢谈论吴中的旧事，凡是高人雅士的奇异踪迹和优美遗迹，都娓娓道来，语言特别有味道；常常谈到一整天，忘了离开。有一天，他拿出《玉山名胜集》给我看。玉山，就是昆山顾仲瑛的别号。顾氏在前朝是东吴的望族，仲瑛读书好礼，他的园苑之盛称为江南第一，所谓玉山名胜，就是指那里。当时的名流如柯丹丘、杨铁崖、张贞居、倪云林、郑德明等，都乐于同他交游。那些名胜之处都经过诸位名家的品评题咏，正如《名胜集》所载；我还能记得其中不少，大体上题匾、题帖也都详细列出，同《西园雅集集》没有差别。唉，末世之人喜好名声、擅长夸耀，所以凡是家中积累千金、墙屋稍有修治的，必定想营造一座园林；至于士大夫之家，财力稍微宽裕，更以此相互争胜。大略说来，三吴城中的园苑像棋子一样遍布，侵占了市肆民居的大半；然而不过是近处聚集土石，远处引来木石，姑且用来在一时之间炫耀罢了。主人每天只关心田产、丘金和积聚的钱财，所看重的在那些财物，不在园林；所以没有听说他们款待一位佳客、举行一次雅集，园门锁闭，几年也不开几次，最后反而成了狐兔的住所。怎能不令人感叹，怎能不令人感叹！近代的事且不说，即使是前朝末年同顾仲瑛同时代的人，姑苏有陈氏绿水园，松江有瞿氏园苑，园林盛况号称浙西第一；嘉兴有陈爱山园，这些也都是较为著名的。然而它们不过散见于郡志等书，实际上只是留下了名称。若要像玉山名胜那样，即使园址早已经历黍离之变，名篇雅咏仍然流传于世；后世有像衡山先生这样的名德之士，又同我们一起赞叹欣赏它，自古以来，除了兰亭、辋川之外，未必还能一一见到这样的盛况。多么美好，多么盛大啊！如今观看乔子《西园雅集集》，其中宾客并不比柯丹丘、杨铁崖等诸公少，文章和诗歌又可以同他们并立争胜，而主人赏会宾客的情致，也大致可以看到了。那么怎么知道数百年之后，不会有像衡山先生这样的高人，再同别人一起赞叹欣赏它呢？所以我乐意为它作序。至于这座园林的胜景，诸公已经摹写尽了，我不便再加以记述。

译《书世泽隆思卷后》，作者何良俊。何良俊自从幼年束发读书以来，每逢读书之余，便喜欢邀请长者相见，询问前朝的旧事。凡是郡县政令的施行设置，以及田地农业丰歉、乡里之间财力盈缩的原因，都从耳闻目睹中取得，不愿意抄袭传说载入记录。长者说：国家自太祖、成祖驱除残暴势力以后，仁宗以来各位圣君遵守文治、修明政治。中间虽然经历土木之变，但景泰帝临朝监国、英宗复辟时，都更加修明文德。当时民力没有耗尽，朝廷还担心震惊四方，安抚整治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奔走在道路上。中外臣工恭敬承受皇帝的德意，只谨慎遵守科条，不想激昂生事、擅自发动机宜，所以上下安定顺服。朝廷凡有重大政令，只用公文下达到藩省，藩省再用公文下达到郡县。郡县督促，赋役长官负责；赋役长官坐在里门，按甲乙次序呼唤，百姓便立即集合，事情随即办成。因此百姓能够供给衣食、繁衍子孙，一生不认识官府的人，大概占十分之六。如今圣明天子想兴起尧舜之治，特别关心百姓；然而民力日益耗损，国家费用日益窘迫，四方拖欠的赋税日益积累。郡县认为赋役长官不值得信任，便登记编定百姓，按户列名。条文教令日益繁多，法网日益严密，百姓十分之一在家，十分之九在官府；鞭打、刑具密集得像凝结的油脂，有司日夜焦劳，事情却始终不能治理。前后两种治理方式固然并没有改变百姓，却为什么简约的制度容易遵循，急迫的制度却难以使人安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见识的人一定能够看出其中逐渐形成的变化。长者所称道的贤能郡太守，有常山的樊公、稷山的王公、鄢陵和宜春前后的两位刘公；贤能县令，有高安的陈公、临朐的冯公，以及何良俊亲自侍奉经历过的人。郡太守有汶上的路公、顺德前后的两位何公、长沙的熊公；县令有永丰的聂公、石首的方公。樊公通晓熟悉政务机宜，处置官事如同料理家事；他所兴办的事业，正是所谓恩德施于百姓、利益延及百世。稷山王公以清廉正直著称；鄢陵公和汶上后任的何公以宽厚长者闻名；宜春公和前任何公以精明敏捷著称；长沙熊公以文教显名。至于高安陈公，决断如割，既然他认定要坚持的事情，即使巡抚、巡按也不能改变，可以说是执法严峻。临朐冯公清廉谨慎，超出常人，一心为民，是近代所少有的。永丰聂公胸怀功业，有常山樊公的风范，又加以兴办学校、劝勉士人，几乎想要超过他。石首方公遇事从不推诿逃避，是高安陈公一类的人。这些都是声名显著、众所称道的人。然而自正德以来，监司的权力逐渐加重，凡是他们巡行经过的地方，藩省大臣即使是白发老成之人，也都谨慎地起拜、弯腰行礼；郡太守以下的官员在庭中趋行，长跪行礼，同仆役没有两样。长沙熊公任郡守时，只作长揖便退，傲然与人平视，御史不能忍受，最终以弹劾罢免了他。巡抚所到之处，胥吏们都有固定的贿赂；一旦不能满足其意愿，便搜求挑剔、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临朐冯公任县令时，却毅然说：“华亭的百姓，是我的子弟。割子弟的肉去喂养鹰犬，难道是抚养百姓的人所应做的吗？”最终不肯参与，于是也因调任而离去。临朐正好遇上华亭水灾，按惯例可以上报灾情。华亭有东西两个乡，西乡怕水灾，东乡怕旱灾；百姓户籍固定，而田产没有固定所在，一遇水旱，便以开荒为名，想出种种办法逃避赋役。当时有人报告要开垦荒地，冯公说：“开荒对百姓有五分利益，却会产生一百分的奸诈弊害，我不能用一百分的弊害换取五分的利益。”他不肯为奸诈之事提供便利，于是拒绝了，便大受巡抚张公的刁难。然而何良俊听说临朐冯公被拘捕时，甚至到了不能养活自己的地步，县中的士绅怜悯他的贫苦，替他筹办饭食。唉，从今天看来，难道不可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吗？古人说廉吏难以做成，确实不是虚话。从前沈瓒任丹徒县令，因为清廉洁白，不肯侍奉权贵，日益受到谗毁，最终被锁押到上方。沈瓒见天子为自己申辩说：“臣下只是因为清廉，无法供奉权贵，所以获罪。” 皇上问要人是谁，瓒便用手板指着四面说：“这些穿红衣的诸位贤人都是。”皇上知道他没有罪，便恢复了他的官职。至于临朐，他后来接近了皇上，临朐的事情终于得以昭雪；他调任萧县，升为尚书郎，历任官职后以按察副使身份回乡。他有四个儿子，都凭文章闻名海内：两人中乡试，两人考中甲科，历任官职都有声望和政绩。这就是上天报答公的深厚之处。谁说廉洁的官吏果真不能有所作为呢？到了辛亥年，华亭百姓都说：“前任县令冯公为了百姓而承受屈辱，丝毫没有畏惧回避。如今拖欠的赋税已有数年，官府想在一时之间全部征收，百姓接连死亡、尸体相枕。如果有人肯像我们冯公那样，为百姓承受屈辱，百姓的性命或许就能稍稍得到苏息吧？”于是他们在学校里商议，向抚台、巡按申明，共同把冯公奉祀在名宦祠中，每年祭祀他。唉，做官的人，得到上级官员的赞誉并不难，难的是得到下层百姓的心；一时得到民心并不难，难的是在身后仍维系百姓的思念。我们公离任已经四十多年了，而百姓思念他却如同当日，为什么呢？《记》中说：“桃李不说话，树下自然踩出小路。”大概是因为我们公一心为民，真诚感动了百姓罢了。我们公仕履经历的详细情况，郡中的大夫、士人已经记录撰述，大体都能说清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这里只叙述政事治理逐步改革的过程，以及冯公之所以使百姓长久思念他的缘故，来告诉在位者。《周莲坡荣封序》【王慎中】表面迹象相同而人的实质不同，这是庸人所忽略、智者所明白的。如今有些人没有在政事上接受考验，却空有某种职务的名号；没有享受到相应的俸禄，却遥遥拥有相应品秩的恩宠。上级不加选择地把这些职名、品秩授予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子孙应得的职务和品秩，再转而赐给他们的祖父，既不耗费国家的器物和名位，又可以作为那个人的荣耀。下级也不必衡量便接受它，认为这是自己子孙所得的职务和品秩，推及作为祖父的自己；并非因为有贤能，便可以安然享受皇上的赏赐。这就是如今所谓的封官。况且没有在政事上任职、也没有享受俸禄的人，难道一定都是没有才能的人吗？其中大概有怀藏道德、看重自身而不出仕，遗逸于世也不以为忧的人；也有怀有长处、身负奇才，多次求用于时而始终没有遇合，遭遇困顿、无从发泄，于是收敛志向而困穷的人。看重自身的人，对外在事物没有什么羡慕，虚有的职名和遥授的品秩不能使他荣耀；收敛志向而困穷的人，志向在于施展长处、显露奇才，也不肯把虚职遥秩当作荣耀和乐趣。然而上级把这些授给他们，他们却不能推辞，所以有被召而不去、授官而不屈从的，却没有被封赠而不接受的；这正是怀藏道德和怀才负奇的人。

译如果把他们子孙所得的职务和品秩推及他们，那就和把它授给没有才能的人没有区别了。这难道不就是所谓表面迹象相同，却不是庸人所能了解的吗？吴郡昆山的周莲坡公，他的儿子大礼君任兴化府知府。天子嘉奖大礼君长期在外任劳任怨，善于自守，谨守法律而以仁爱施于百姓，于是优厚地颁赐褒奖典礼，把他儿子的官职授给周公，以慰劳他儿子的勤劳，同时也用来表示宠荣。这样，周公也成了兴化府知府，在家族中受到尊崇。周公的夫人晏氏，被尊封为恭人。乡里没有不为周公和夫人感到荣耀的。周公却淡泊深藏，谦冲自下，守持一向朴素的本性，忘却外来的利益和重重珪玉、印绶的华贵。他自身并没有因为换上草衣、菱叶衣的简陋而有所改变，也没有因雕饰车毂、华美车茵的享受而改变；他的身体也没有因为这些而改变穴居石卧般的朴拙本色，漠然不知道声名、恩宠的尊贵和赏赐的可羡。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而不以虚得职秩为荣；他自得其乐的道路，并不是这些东西所能使之荣耀的吗？即便如此，所谓有道德的人，也不敢过分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上级的赏赐；有志向的人，乐于看到后继有人，而不一定非要亲自有所作为。周公怎么能不因此感到荣耀呢？周公之所以感到荣耀就是这样，这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兴化君的僚属郡丞吴君、节推章君，敬重侍奉他们长官的贤德，追溯他所得封赠的根由，并庆幸他所受封赠的盛大。他们想赠言给周公，于是请我作序。周公大概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只凭庸常见识来理解他的人吧？他会认为我的话能够有所阐明吗？《左太仆赠别卷序》【杨时春】秋季八月初一，各方官员都用金函在朝廷大庭奉上贺表，祝愿皇上万年长久、福祚无疆，这是为了彰显大一统，昭示臣下的敬意。嘉靖防防大荒落之年，陕西行太仆寺大卿东津左君亲自拜表上奏。于是他的僚属春城李君、宗室存一子，以及他的儿子沧江子，都显出惆怅惜别的神色。大家事先在泾水渡口修建亭馆，凡是引水通流、池塘交汇之处，以及花卉竹木幽静优美的地方，都各自押韵作诗歌唱，并举杯为他送饮。唱歌唱累了，饮酒饮倦了，就拉手道别，为他的到来欣喜，又为他的离去悲伤。诗词写满了一卷，沧江子把它们汇集成卷，请我命名，作为赠别之作。大凡左君出游，我多半都参加；而且他的唱和诗尤其多，所以不敢以狂妄疏略为辞，便在卷首题名为《泾津别意》，并作序说：“《诗经》三百篇中，大夫出行服役，君子慰劳他们的辞句占多数。然而《四牡》忧念父母，《出车》盼望山甫归来，《崧高》写申伯出行，《韩奕》写封韩侯并辞别朝见之礼；有的远离亲人，有的违别君主，这些已经不足多说了，何况《北山》所叹劳役不均、《小明》所畏惧罪网呢？这些情形不能拿来和今天相比。” 今天难道不是处在升平、极其欢乐的时代，上下交泰的时期吗？歌声呼喊在耳边相接，轻车使节在道路上相互交错，我有什么可忧虑这次分别的呢？不过，盛衰的规律相继而来，少壮的时光并不长久。追想这十七年间，我从秘阁读书，成为郎官；你恰好考中进士。那时我们眉目青涩、年少，都以为可以使自身达到稷、契那样的地位，乐于看见唐尧虞舜般的盛世。那时的志气旺盛，如今又怎么样了呢？年轻的变壮，壮年的变强，强盛的又衰老；而我愚钝低劣、身心摧败，更是不值得相比。少壮的变化已经足够令人悲伤了，更何况衰老迟暮时的分别呢？人的老少离合，就像泾水解冻后浮沉变化一样，有什么值得过分忧虑的呢？然而泾水的冰层解冻，水中沉浮之物在眼前变化，泾水本身却从未改变。我们如果能够在老少离合的变化中保持不变，又为什么要忧虑这次分别呢？因此我在泾水渡口送你，把这番话伸展开来赠给你。” 《吉安进士录序》【罗洪先】古人说过：“名声不一定要居首，居首也不一定有名。”这是感叹人的品行和科举名次不能完全相称。我朝开科取士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考中进士的有七百九十人，可以说非常兴盛了。而名人也往往出在其中，有足以成为千百世所仰望的人，这难道不是国家培养士人的成效吗？名次高低升降的趋势，不得不趋向这种局面吗？不过，谋略如罗洪文，宰相功业如杨文贞，忠义如颜沛县，其他政事、文学方面的人才更不可胜数，本来又不能全都以进士之名来衡量。如今进士录中题写的姓名、邑里、官爵都在，看着这些名字却不知道其为人，这对于进士人数的有无又有什么益处呢？但这只说到他们没有才能而已；有的人聚集恶名污秽，使人羞于同他为伍，想与他划清界限也做不到。这样一个人已经很过分了，又何必计较人数多寡呢？我曾听说，藩臬官中有人凭借进士身份鄙视督抚，一位藩臬官积愤难平。一天，他和那位督抚一同拜谒文庙，登上礼殿，指着四配、十哲的像戏弄督抚说：“您认识这些姓名吗？”督抚随即回答：“我不读书，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家的人，只听说都不是进士出身。”说笑的人惭愧了，无法应答。唉，做进士的人，如果他的母亲反而被这一类人讥笑，他还想成为千百世所仰望的人吗？这部录本起初是我们邑中学者邓君续编的，底本为庐陵同年华山鲁君所作，但遗漏和错误很多。我为它增加了科年、世系、里居、姓氏，并补录散佚的记载和近科尚未收入的人，共若干人。泗州鲁轩常君以进士身份任吉水知县，把它刻印流传；如今他任户部主事。《明文海》卷三百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二，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三

译杂序 《椒山杨公手书跋》【郑履准】分别以后，一边每天完成奏稿，一边日夜奔走赶赴京师，十八日到任。日食的第二天，我带着奏本到端门，听说内灵台要拿我，打了一百杖，知道题目不合，便赶快出来。连续多日心中怏怏不快，到十八日，所以又有了这篇奏疏。关于二王的奏本后面，原来还有一段，大意是说奸臣得以专权，都是由于皇上父子不能相见，后来全部删去了，只留下这两句。挨打后两条腿流出脓血四五十碗，肌肉溃烂，几乎看见骨头；如今幸好将要痊愈，每天心情也坦然，丝毫没有焦躁之意。南京的事情，主张并促成它，全都寄望于老先生；言语不能尽达心意，全部请您鉴察谅解。二月十一日，继盛叩首。我年轻时学习章句，每当从书册中诵读古代忠臣进谏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抚摸书卷长声叹息，希望能有一天在神明般的际遇中见到这样的人。壬子年夏天，我陪父亲在白下，见到椒山杨公。他向左顾盼，长须伟貌，声音如洪钟，一看便知道不是寻常人，我心中暗自仰慕他。几个月后，椒山奉召北上，我父亲嘱咐他说：“要等待时机行动，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椒山点头答应。到了京城，正遇日食的灾变；他早晨到任，晚上便上书指斥奸佞，触怒皇上，被押到宫阙前杖打，关进监狱。到癸丑年二月，他从狱中出来，托狱吏带出一张纸，辗转跋涉数千里，传到金陵。信中开头叙述上抗疏的缘由，中间叙述受刑的惨烈，末尾说明顺受刑罚的正理，又说金陵是根本重地，各项事务都仰仗主持，请求父亲承担重托。我父亲反复诵读数遍，弹指饮泣，真可说是虽死也不忘君主的人吗？乙卯年孟秋，我随父亲入京，而杨公在这一年冬天于西市受刑。人人都洒泪哭泣，杨公自己却神色怡然，只吟诵平生未完成的事情，留下来让后人补足罢了。戊午年四月，三殿发生火灾，人人都看见杨公显形：他头戴青巾，身穿素服，双眼炯炯有神，倚靠在午门西角的栏杆上，像是在指挥扑灭火势，过了一会儿才隐没。于是我想起天顺丁丑年承天门发生火灾时，于肃愍公也曾显形；烈焰向上感动了皇帝的心，皇帝于是归还了他的妻子儿女。可是杨公显形时，人人都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即使怜悯杨公的人，也只是在暗中窃窃叹息罢了。唉，杨公精诚忠贞、刚劲不屈的气概，与肃愍公不相上下；即使一时受到摧折，百世之后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凭吊湘水、哀悼郢都呢？甲子年仲春，我偶然打开破旧的匣子，看见杨公的手迹以及我父亲的跋文，追念往昔，濡笔记下事情的始末，如此而已。《跋王右丞霁雪卷》【冯梦祯】吴昆▯夫人与我的外族有姻亲关系，偶然带着这卷画给我看，说她的祖先得到它，是从管后载门的小火者那里取得的。火者家有铁栎木门闩，也有人说是漆布竹筒，摇动时会发出声音。一天被什么东西碰到，便破裂掉落出三卷画，这是其中之一。我起初没有深信，反复翻阅，不知不觉精神为之振奋。于是便觉得神峯吐出泉流，关门焚香，屏绝其他事情。画中春日园圃升起的烟霭，真像蚕吐丝、虫蛀木一样。至此，粉线的曲折，笔墨的浓淡、粗细、深浅，都各有意味。确实是王摩诘的精神与水墨相互融合，蒸炼成的至宝。几个月来，每当想起这幅画，就狂奔进入丈室，尽情无声地观赏。走出门看见世俗中的纷扰，实在让人厌恶得掩鼻。真实居士记于南翰林院寄乐亭。《先友尺牍题辞》【李维桢】国家承受明哲之治，重光延续二百多年。惟敬皇帝在位时，号称极其隆盛，民间多有长者的品行，崇尚光明进取的风气。文章典雅，诰命辞令深厚。即使士大夫之间书信往来，也质直简洁，没有多余的话；称谓不加虚饰；是非不隐瞒实情；交往不送厚重的贿赂。到了今天，言语甜美而内心苦涩，外表盛大而实际衰败。骈四俪六的文辞，繁复华丽超过了表章笺启。不只是下级用来侍奉上级，上级不给下级回信，便说：“这是轻视我。”然而内容却像牛头和马脯一样，完全不相干。尺牍之外，又有副启。起初有时用于请托，有时用于讥刺，不能掺杂其他话，应当具列姓名，就像宋代奏疏中的贴黄。如今却把它当作表示曲意、通达殷勤的东西，层层叠加到三四封，纠缠不清，实在不合体制。只是所建小侯家中，收藏有高祖王文襄恪公镇守湖广时所得的诸公尺牍若干篇，都是当时名流所写的八行书，表达心意，虽相隔千里却如当面，完全没有雕饰、冗杂、谄媚、卑鄙的姿态；由此可想见当时人心风俗醇厚朴实、真诚恳切，与今天有天地般的差别。若不是弘治年间，哪里能看到这样的书信呢？从前严子陵口授书信给人，使者嫌内容太少，请求再增加一些。子陵说：“是要买菜吗？” “还要再添些吗？”杜工部诗说：“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东。”虚浮的名声只能用来应付寒暄问候，泛泛的友爱不能挽救困厄中的羞辱。从来繁文缛节令人厌恶，就是这样。去掉奢侈、过分和极端，以此转移世俗风尚，这正是我们这些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所建收藏这些书信已经很可贵，又把它们刻印出来流传于世，他的用心深远啊。并不只是为了珍重先世的遗物而已。

译《书山林经济籍后》【严澂】“经济”是治理朝廷的事情，山林隐士凭什么也称为经济呢？有句话说：“士人不能只是贫穷卑贱地虚度一生，那么身在山林也一定有自己的事业。”事业就是事业，只是同朝廷中的事业不同；若说各自经营自己的事务，都可以称为经济罢了。试看看这部名册中的隐逸君子，他们的高尚风操与日月争辉，难道是徒然的吗？只是从来没有把他们分别列出品目、汇编成像这部名册一样的全书，而田叔创制了它，正合我的心意。这就譬如朝廷有《周礼》吧？拿来衡量比较，大概不能简单地用轻重来论。唉，《周礼》被王莽、王安石不善于运用，导致天下大乱。假如隐逸之士从这部名册中偶然获得一两点启发，就足以流传千古，再没有扰乱天下的祸害，它大概比《周礼》还重要吧？我还想用临池挥毫的笔砚、弹奏琴瑟的丝桐，补充名册中尚未完备的部分。正如《周官》的《考工记》，田 叔也会答应我吗【阙】从前在京师，因为志趣相投而彼此不拘形迹的朋友，元立、田叔和我一共三人。元立每天和我一起以禅悦为乐，田叔则诙谐幽默，富有野趣。野趣确实有助于禅悦，禅悦本来没有什么不能感到快乐的，何况是野趣呢？我们关系亲密是理所当然的。自从元立迁化以后，我独自往来山中，常常想起田叔，不知道他如今是什么情形。偶然有一天看见《山林经济籍》，仍然笑着说：“老夫在这里的兴致又恢复了不少，只是对泉石的沉溺已经深入膏肓了。不过这种膏肓之病容易治好，就像维摩诘卧病只是示现其迹，足以使顽愚者觉悟罢了。”阅读这部名册的人，如果说田叔的性命就在其中，那就是在痴人面前说梦话；必须逐条探寻，再领会其中转折的一层意思，才算真正读懂。《同善会序》【高攀龙】钱启新先生在毘陵倡导同善会，这个会每年在季月举行。所谓会，就是人们各自捐出一些财物，聚集储存起来；见到社会上有隐伏的困难，就用这些财物施助。没有依靠的人，寒冷的得到衣服，饥饿的得到食物，生病的得到药，死去的得到棺材。同善会的每个人都能行善。我们邑中的陈子志行听说后，高兴地说：“学习难道只能寄托在空洞的言语上吗？应当在事情上表现出来。这不就是把学问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吗？”他又问我攀龙：“我知道这样就叫作善，请您告诉我，善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唉！你的问题意义重大。善，不过是仁罢了；仁，不过是爱人罢了。所谓人，是合天下人而言的；合天下人来谈人，就如同合四肢来谈身体。我身上即使只有尺寸大小的皮肤，被刀斧割削，难道会麻木无知吗？天下如果有一个人颠沛困苦，我看见了，难道会麻木而内心毫无触动吗？所以善就是仁，仁就是爱人。” 志行说：“君子希望万物各得其所，却不能使万物一定都得到其所；广泛施舍、救济众人，连尧舜都还担心自己的力量不够，又能怎么办呢？” 我说：“一心追求广泛施救的人，是向别人求取条件；仁者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做起，就是在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行动。我只从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做起，天下人人都从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做起，哪里还分什么你我、大小、贫穷和显达呢？施助不就广泛了吗？救济不就惠及众人了吗？” 志行说：“听说行善一定会得到福报，那么为什么还有不灵验的呢？” 我说：“我向别人施德，并不是期待别人报答，也不是施给不报答我的人，却期待上天报答。若是为了求福才行善，那样行善便没有真正的福报。” 志行说：“人们知道行善一定会有福报，却仍然不肯行善，偏要无所作为却自称有所作为；难道要拿圣贤之道去责求路上的普通人吗？” 我说：“唉！这是不知道不行善是不可以的。对于自己的身体，被刀斧割削却麻木无知，一定是死人。对于天下百姓颠沛困苦却麻木无动于衷，和死人又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我们行善，就像口渴了喝水、饥饿了吃饭；饮食难道也是为了期待报答吗？” 志行说：“行善本来就没有福报吗？” 我说：“道路只有两条，就是仁与不仁。仁是使万物生长的道路，不仁是使万物死亡的道路。天下的灾祸虽然有千万种不同，全都是死亡之道；天下的福报虽然有千万种不同，全都是生长之道。仁就会产生生机，行善就会得到福报，如同形体和影子相随一样。有意求取福报的心，不是真正的仁；没有这种求取之心的善，才自然就是福报。”志行说：“好啊！我现在才知道，大身这件事就是所谓同善。” 《吕氏合谱序》【高攀龙】吕氏家族最为尊贵显盛，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贤者受到称道。有虞时把姜姓封在莒地，后来省去草字头而成为吕氏；从太公望以来，年代已经遥远久长了。吕氏居住在吴中，则从东莱公吕好问随驾南迁开始。有钦咨居住在常熟的沙溪，称为沙溪吕氏；有师颜在元末为躲避战乱迁到无锡奚山，称为奚山吕氏。两地各自编写族谱，追述自己的来历，子孙也各自世代守护。万历年间，奚山的老人和沙溪的老人偶然在旅舍相遇，互相询问，都说姓吕；再问各自的来历，也都说出某某祖先。于是两人都拜倒说：“啊呀，是同族！”回去后各自拿着族谱凭证，又都拜倒说：“果然是同族！”奚山老人于是把两部族谱合为一部，称为《吕氏合谱》，请我作序。我说：这不是很好吗？当他们在旅舍相遇时，本来只是同路之人，询问后知道是同族，那种欢乐就可以想见了。何况五服以内的亲族散居四方，一旦擦肩相逢而认出彼此，欢乐又当如何呢？对于同胞亲族，无缘无故彼此施加怒气，留下愤恨，像仇敌一样；一旦改变心意、重新交往，欢乐又当如何呢？上天生育万物，本来只有一个根源；人类诞生以来已经很久，后来因为地域不同、姓氏有别，于是各自设置城府、界限和攻伐的矛盾。追溯到百世以前、隔代相传的祖先，究竟是不是我们的宗族呢？已经无法知道了。因此族谱不可以停止编修。广泛寻求，如果不是我们族谱所载的人尚且无法知道，何况属于我们族谱的人，怎么敢不爱护呢？约略寻求，如果属于我们族谱的人离开本地，已经远远超过普通路人；何况是与我们同服、同宫、同气的亲族，怎么敢不爱护呢？所以族谱不可以停止编修。不过，对于我自身也有一部族谱。我之所以成为我自己，已经放任身心漂泊四方很久了；至于我是奚山人还是沙溪人，已经无法知道。通过学习来寻求它，一旦在旅舍相遇，彼此相视而笑说：“啊呀，原来是我！”那欢乐又当如何呢？如果我的族谱明白，那么天地之间，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没有什么不值得爱护的，何况属于族谱中的亲人呢？

译《书赵梦白尺牍卷后》【邹观光】赵梦白是个光明磊落、奋发奇异的人，豪迈放达，傲视一世。他任吏部郎时，因为上书触犯权贵，称病辞官归乡；后来再次起用，主持司内考察，又因为执法触犯权贵，被罢官为民。他的为人独具一格，所作诗、古文、词，不拘守旧有常规，间或写出警策之语，奇峭险峻，有峨眉山高耸半天的气势。他的文章和书法也各有绝妙之处：书法出入钟繇、王羲之之间，姿态横逸奔放。他临池学书的功夫更有三绝。屠长卿曾写信问我：“梦白眼中的小须弥，震旦一向喜欢诋毁前辈文章，李、何、王、李几乎没有立足之处，其他几个小人物也不值得费口舌，如今还是这样吗？”这是长卿所说。如今尺牍满卷，大略可以看出他的风概。信中又有一句说：“得到梦白等人的赞誉，才足以称为赞誉；得到某子甲的诋毁，也足以称为赞誉。”可见他自我品评和标举之高就是这样。《明文海》卷三百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三，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四 杂序 《书太行山语示陈山人》【袁宏道】陈山人是个爱好山水的人。有人说：“山人并不是真正爱好山水。古代爱好山水的人，与烟霞山岚相伴，与鹿猪游处，穿女萝，吃芝术。如今山人的足迹，十分之九在城市市场；对于名胜，也只是看一眼罢了，并不是真能爱好。”我说：不是这样。善于弹琴的人不一定要奏弦，善于饮酒的人不一定要喝醉，真正懂得山水的人不一定要住在岩洞、饮用山泉。孔子说：“智者喜爱水。”难道一定要到溪涧之后才算有智慧吗？如果这样，野鸭海鸥也都是哲人了。孔子又说：“仁者喜爱山。”难道一定要到山峦深谷之后才算仁吗？如果这样，猿猴也都是最高道德的人了。只是胸中的浩大境界，以及自身至高之气足以同山水抗衡，所以一旦相遇便深深相得。即使终身没有亲自遇见山水，精神也未尝不与之往来，这才叫真正的爱好。陈山人正是这样。从前有个书生带着一个仆人进入太行山，仆人看见路边的碑文，误读为“太形山”。书生笑着说：“是‘行’，不是‘形’。”仆人坚持争辩很久，于是书生说：“前面遇到懂的人，请他来作证；输的人罚一贯钱。”走了几里，见一位学究正在教童子读书，书生便上前询问，并把事情告诉他。学究说：“是太形山。”仆人大声欢叫，要求书生付输掉的钱。书生不得已给了他钱，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说法。他们离开学究走了几十步，书生又返回去对学究说：“刚才还替您解释，怎么会错得这样厉害？”学究说：“我宁可让您输掉一贯钱，也不能教那个俗人一辈子不知道太行山。”这句话非常有意味。我想山人读到这里，应当会捧腹大笑。《题岘山逸老会》【张维枢】岘山，旧名显山。郡中的群山，分成三支曲折延伸，通向城池。城南就是岘山，距离城池三里，很近。从郡府前准备楼船，带上几名船夫，就可以直接停靠在山下；登山远望，四面景色尽收眼底。南面排列着道场，北面盘绕着弁苍山。向东北可以看见城墙垛口像牙齿一样，万家灶火如炊烟升起。山原来枕临碧浪湖，我不前溪两条水从西南流来，回旋数百里，在山前停聚汇成一片湖区，水光如白绢，可以照见人影。湖中有一块像小船的石头，独自屹立在急流中央。石顶有一座塔，高耸如文笔冲天，直显出浮玉山的风致。只要登屐上山远望，山光水色、树木声响、渔歌，都仿佛不用离开衣襟带间便能得到，确实是胜地。我在庚戌年孟夏，奉命出任吴兴府长官，正好郑直指驻扎在本部，官员车马往来如织。岘山这一席地方，几乎成了传递公文、接待使者的驿站，只供厨夫、轿夫们磨刀歇脚，真是庸俗啊！太守不能增加山灵的尊贵，反而把它混同于污秽之地吗？后来我读杨升庵文集，看见他题跋刘南坦《岘山图》说：“这里田野交错种着粳稻，村落道路两旁满是桑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