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二百七十

译《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二 诗集 《沈从先诗序》【徐熥】从前友人陈履吉游历长安回来，谈起吴门的沈从先，口中一直不停。当时从先才二十岁，我读他所作的《众刻草》，虽然只是尝到鼎中一块肉，却已经知道全鼎的滋味。不久因为履吉，我得以请求同从先交往；从先也不鄙弃我，相隔数千里，书信往来不断。辛卯年，我有燕地之行，到了吴门却病倒了，几天不省人事；然而神志虽然昏乱，心里却一直挂念从先，时时躺在床上问：“沈郎没有什么病吧？”寻找了十天也没有找到，最终只好离开。第二年，仲弟兴公进入吴地，才得以到从先的住处拜访致礼；回来后记下他的住址说：“某乡某里，有着圭窦荜门、廊下风气的地方，就是那里。”今年我再次经过吴阊，太阳已经西斜，进去寻找从先的住处，邻人却说他已经搬走了。我踉踉跄跄走出阊阖门，想找船却没有找到，同行的王生元直和我露宿江岸直到天明，最终还是离开了。不久我从建业回来，才终于和从先握手相见，这之后的喜悦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从先正因脚病不能走出庭院，我依依不舍，不忍离去，便让童仆把被褥搬到那里。从先贫穷，不能为我这个小孩子设置床榻，只得和王生一起盘腿坐在几案上；于是我得以读完他所写的《尊己》《撚枝》《闭户》等集子。乐府古诗取材于汉代，近体诗从唐代获得格调，但总的说来都只是抒发自己所得的情意，不一定要古人说过什么，也不一定要古人讲过什么；如果已经像早晨的花朵一样被自己看透，就只把它当作咳唾，不拿来劳烦笔墨。即使把它放入古人之中，又有谁能够辨认出来呢？诗是用来表达志意的。沈从先三十天吃不上九顿饭，衣襟破旧得露出胳膊肘，却闭门弦歌，声音如金石般铿锵；这种志趣操守，即使列入参宪之中，也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人心中装着古人，拿起笔来写作，反而去拾取零碎陈言，落入时人的窠臼。诵读他的诗，评论他的时代，那么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从先饥寒流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却学习这种不能售用的事业来在世上活动。唉！从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自己的归宿。唉，当履吉谈到从先时，说他姿态娟秀，有潘安、叔宝的风度；不到十多年，便憔悴枯槁，已经成了壮年人。从今天到老死，不知还有多少年月，却竟被荣通和困穷牵制成这样拘谨，也实在太迷惑了。藜藿和膏粱，粗布短衣和纨绮华服，所适合的人各不相同，但最终都归于消亡；士人所求的，不过是看自己能否不朽罢了。后世若有杨子云，才会知道杨子云这件事是美谈。从先，努力吧！《陈惟秦诗序》【徐熥】我既然困顿于公车考试，渐渐厌弃旧日事业，便和仲、季二位闭门谢客，以写文章自我娱乐。来往的人中，最要好的没有谁比得上陈氏。惟秦住在南郊的柯屿，离城远达三十里。每次进城，必定住在我家；我们叫来浊酒，一同吃粗粮。有时过了一个月、十天才分别，而惟秦的兴致仍然很高。有时出游，从不以疲倦为借口推辞；有时分题押韵，客人还在谦让、没有准备好，惟秦已经在喉间低声吟哦了。有时秉烛夜谈，直到更漏深沉也不睡；即使我先睡着，睡醒之后仍能听见惟秦在窗壁之间呻吟。他嗜学苦吟，就是如此。他写的诗，不喜欢蹈袭别人的语言，都是呕心剔肝写成的，但最终并不违背诗法。然而他性情谦逊，一首诗写成，必定私下问我可不可以，然后才拿出来给客人看。有一天我很欣赏他的诗，故意说不好来试探他，惟秦立即加以删改，脸色反而更加平和，我大笑起来才停止。所以他的诗锤炼精工，而构思格局又与众不同。他天性恬淡，不过问家产。和他交游的都是山林草野之士，遇到达官贵人便面红心热，只会凿坏逃遁罢了。当今世上执笔作文的人，稍微能辨别四声，便拖着衣襟、弹着剑，到显贵之家求见，以谋取钱财来养活妻子儿女。惟秦质朴刚强而近于鲁钝，足迹不越过四境，姓名也不挂在缙绅名册上，只独自居处在蓬蒿之下，想凭五言诗向后世求得知音；至于后世究竟会是什么人知道他，也实在令人迷惑。我今年游历燕地，把惟秦的一册诗放在行囊里，想交付刊刻，而且还在等待机会。经过吴兴谢在杭任司理的地方，他看见后想交给刻工。在杭和惟秦是微贱时的朋友，称为同社，所以即使刊行他的诗，也不会伤害惟秦不求人的操守。我于是答应并把诗交给他。在杭离开山东，坐镇苕水这里，已经三年了；眼睛所见无非钱粮簿书，耳朵所听无非斥责和刑杖。一天读到故友的诗，当然欣然有所契合，就像弱年失乡的人回到了故乡。像在杭这样的人，可以说没有因身在官场而羞惭薜萝，却使猿鸟也感到有光了。这件事将要说是布衣提升了司理，还是司理使布衣增重呢？有见识的人自然能够辨别。《林若抚梅咏》引【俞琬纶】我和林若抚结下了岁寒之交，寄托着千古人的情怀、千古人的心意，彼此相期，却不能用言语相互说明。我性情疏落，这是我的痼疾；这种约定一经在疏落中订立，就更应当略加抹去。交情大体冷落而带有寒意，对若抚尤其寒冷；大概两种寒意相遇，寒气就更加凛冽。冰投入炉中会消失罢了，却决不会改变成火，这就是寒冷的品德。濯锦江边，大概和棘门寒塘相去甚远，但难道不是千古的情怀吗？然而又不能不有所忧虑。若抚特意在湖上作了百首咏梅诗，身材修长地来到，把诗投给我，寥落地离去。令人怀念啊，令人怀念！他的长啸和歌唱，使陇头云朵遥远，花落春枯，千里之外只剩霜下的根，一封诗中满是寒意。这难道是在写梅吗？这难道是在写诗吗？若抚名叫云凤，是苏州人。崇祯庚午年，我在南京跟随他学诗，他赠给我的诗极多，如今都失去了，只记得他赠给我以及吴子远、周元亮的同庚诗中的一联：“谁家得种三株树，老我如登群玉峰。”他的诗稿不知道落在谁手里，恐怕将要湮没了。《国朝诗余序》【钱允治】

译词是诗的余绪，曲又是词的余绪。李太白有《草堂集》，收载《忆秦娥》《菩萨蛮》两调，是千古词家的鼻祖，所以宋人有《草堂诗余》。至于分类笺释，则始于前朝人所作，大体像《六家文选》，必定要指出某句出自某人，未免牵强附会，尤其为苏轼所厌恶。现在这部集子完全遵循旧本，同时广泛搜求采集，汇集本朝名人所作，续在两集之后，共有若干卷；然而不过是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仍有很多遗失。和陈明卿孝廉略作注释，稍加标记，但也不过是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仍有很多遗漏。我私下认为，汉人的文章、晋人的书法、唐人的诗、宋人的词、元人的曲，各自擅长所长，各自达到极致，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学问能窥见二酉，才华兼擅三长，也不能兼备各代之盛。词到了宋代，无论欧阳修、晁补之、苏轼、黄庭坚，即使方外之人和闺阁女子，也没有不销魂惊魄、流丽动人的；就连唐人七岁女子，也能够写成篇章，为什么呢？时代有所限制，形势有所发展，天地间本有的声音，不在这里发出，就会在那里发出；即使让曹植、刘桢降低标准来写，也一定做不到，这究竟是时代使然吗？是形势使然吗？这是不能勉强的。我朝抑制诗赋，以经学来考核士人；士人不被世俗完全拘束，间或也多有涉猎诗赋，并非没有文采，但求其专门精工、称得上华美的，千人中也未必有一个。国初诸老眉毛如犁、登临龙门，尚且沿袭宋代和李氏的风流体制；到了成化、弘治以来，李东阳、何景明等相继出现，又以此为可耻而不屑去做。后来诗坛之士试着玩弄这种体制，才华被诗句遮蔽，情趣被义理淹没，体段虽然还在，却很少称得上正当行家。正德、嘉靖以后，才稍稍恢复旧貌，而弇山人挺拔秀出、声名振响，把他的作品和欧阳修、晁补之、苏轼、黄庭坚放在一起，几乎不能辨别，又是为什么呢？天运流转，天才迅速迸发，天地间的奇才终究不会永远屈服于腐朽的程式，必定会从藻饰雕琢的篇章中透露出来；这是时代使然吗？是形势使然吗？这是不能勉强的。然而词是诗的余绪，词兴盛而诗衰亡，并不是诗真的亡了，而是事理塞满篇章，情与景两相受伤。曲是词的余绪，曲兴盛而词泯灭，也不是词真的泯灭，而是雕琢过度，反而侵蚀了情趣。诗歌衰落以后，词的筋骨完全显露，距离汉代乐府已经相差千里。词衰落以后，曲几乎没有含蓄蕴藉，连欧阳修、苏轼都不屑于这样做；但其中感情极深的语句，仍能使人一唱三叹。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世事如江河奔流，已经无法挽回了。唉！一个时代兴起，必定有一个时代的文体；我朝鉴戒前代，文教郁郁盛美，光辉照耀天下，即使是填词这种小技，也超过宋元而上，这不是国家文运昌盛、人才兴盛，又怎么能够达到呢？这次因为太末翁少麓勉强为之汇集，但见闻不广，收录艰难，而且时日紧迫，引用也不合适，难免顾此失彼，遗失篇目、造成讹误，哪里能够和《草堂》《花间》《词苑》等诸集相比美呢？又惭愧自己吟风咏月，对世道人心没有补益。然而可以通过词来考察声音，通过声音来了解音律，通过音律来认识音乐；使商音宫音相应，羽声角声刻画清楚，铿锵鼓舞，推及郊庙和朝廷之上，未必没有帮助。懂得音乐的君子，希望还可以借此加以纠正。《翁仍诗集序》【吴伯与】世人所称赞的美好事物，必定首先是富贵；文章的流传，比富贵更加重要。因此，上天不能把两者兼给一个人，人也不能同时兼得。假如生来就是世族，已经拥有富贵，耳目四肢的享受都是上天给的；自己已经满足于这些甘美，又去在文章上刻苦用功，世俗的情感便无暇顾及。所谓穷困而写得精工，不过是把全部力量用于争取造物主所取的一端，这就容易满足了。况且男子生在世上，所能凭借的只是时运到来；恐怕自身不能恰好遇到时运，一旦遇到，又免不了构织琐碎、奔竞追逐。像上官子兰那样，屈身隐伏而又睁眼不平地呼号，几乎接近天籁，也是应该的。然而屈原继承《风》《雅》，本来就是因幽忧而采诗，并且观察各国的风俗。《周南》《召南》，哪一篇不是心气和平、适合于所遭遇的处境？至于龙门的世业，太史公本来就身处富贵；建安文坛，坐拥美玉而联章，也同样高峻。哪里一定要处于穷困呢？我和翁仍年轻时就谈论进取事业，彼此苦苦责勉。没有谁比我这个老人更穷困，我抱着一部经书游历四方，对于诗道来说还像马在耕田。翁仍承继世业，很早就在乡试中举，下笔无所不快，纵横浩荡，深沉如水波风涛，奇异如海中飓风，端正如山岳峻厉。大概取源于《风》《雅》，又有什么能够超过它呢？在翁仍之前的人，还自己叙述说：“穷困忧愁并不妨碍精工。”翁仍在才华方面有余，在志趣方面却似乎不足。才华有余，所以放纵心意所向，如群蜂同时飞起、百鸟同时应和，不能压抑。志趣似乎不足，所以不放纵自己所遇之境的适意处，而是引导心思深入幽微，追求奇异博大，像陆海般的收藏充溢积聚、丰足不止。因此同他交往的人不会忘记他作品的完整，他也不取法于刻意取法，不忌讳作品多；这是上天用来报答他的勤奋。我向南游历数年之间，登上钟山，走过台城，游览雨花、献花等名胜，看见艳丽的像蛾眉，幻奇的像图画，淡泊的像贫士，朴素未加雕琢却精工的像文章，富丽而炫耀的像冠盖；有的闲逸以待，有的劳苦奔走，纷纷行走，像豪客酒狂，千姿百态，确实像博物多才、剽掠古今的人，大概就是这样。于是翁仍又说：诗以雅为居。人人都谈诗，也人人都谈雅。所谓雅，是三代盛世歌咏它的盛德大业，合起来所称的名称。翁仍外貌盛壮而气概果决，从此以此体察大道，谈论功业；我所惊惧期待的前途，还没有到尽头。翁仍果真会辜负我的话吗？

译《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三 诗集 《刘上甫诗序》【周诗雅】俗话说：“诗能使人穷困。”这不是诗能够使人穷困，而是穷困本来就是诗的境界。又说：“愁苦的言辞容易写得精工。”这不是愁苦特别富于辞藻，而是辞藻在凄清逼迫中被催逼出来，愁苦才成为精工的境界。因此楚国臣子离开国家，汉宫女子告别宫殿，都是凭真实感情造出真实语言；雪灾侵袭早晨吟咏，霜天夜里拍击胡笳，都是用真实语言描摹真实感情。字字都是眼泪，字字都通向真实的名理，古今没有不同。像我朝的卢次楩，作为楚囚，喷涌出他卓异而难以降服的气概；徐文长身处羁旅，绵邈地寄托着空寂高远的思想。读两位先生的诗，入口像荆棘，入喉像尖刺，进入心脾又像一种耿耿在怀、平素难以咽下的滋味；反复寻找品尝，才知道它如菽粟般平实而另有滋味，忽然发出感叹。唉！这正是两位先生的诗所以不朽的原因，也是穷愁寂寞使名士流传千古、使才人的三寸之舌自负而没有结果的原因。玄妙的亭子、突兀的书写，都在一触即有阻碍的地方，唯独给他们以可以承受的力量；这不能说不是造化对穷愁寂寞者的宠爱。刘上甫胸中怀有奇异的姿态，落笔就像从会稽神蚕茧中抽出丝来，自然形成天成的文藻。他的诗起初艳丽近似王、李，后来自己目光渐高、内心渐怯，这些诗便被他视为肝脏和虫臂一样微不足道。他的意趣必定一天比一天真实，声调必定一天比一天新创，格调必定一天比一天古雅，字句必定一天比一天新颖。似深似浅，似远似近，其中有一种天机运行其间。大概是因为他本来就有高贵的骨气，又在困顿失意中锻炼神情，在险阻中加深阅历。上甫每次饮酒之后，耳后生风，鼻尖冒火，以白眼看人，人们无不感叹他神思高远。向颜斋因为赞美酒而取名，今又以“逸醉”题署，知道上甫的傀儡形骸之中，有浇灌不尽的真性情在。我希望上甫不要改变自己的襟怀志向，百篇诗配一斗酒，实在足以不朽，何必温柔琐屑地过问家人的生产生活呢？社中有伯始师、慕生兄，我们从前很久就以韵语相互约定。上甫难道不记得庚戌年春天郊野的诗咏吗？我们四五个兄弟，洗涤心肠、雕刻肺腑来写作。如今我在忙碌的红尘中，孤负了白社，上甫恐怕将要讥笑我像猿鹤一样脱离尘世了。吟哦醉逸的诗篇，以此惭愧于我的辛劳和恭敬；为醉乡拈取一瓣香，希望可以像古人用蔷薇露水洗手后开启阅读那样。上甫又将把卢、徐的诗看轻而抛弃了吧。《官子诗》引【杜诏先】天下谈论诗歌的人，固然各人都有不同吗？清新、博大、华丽的不同道路，独创、准古的不同方法，竭力追求自然的不同崇尚，我认为全都对；可惜这都只是后半段的说法。道理在于治玉。现在这里有一块美玉，有人想把它琢成钗，有人想把它镂成环，有人想把它剖成玉玦，有人想把它磨成玉珥，也有人想仍然把它作为璞玉。然而它之所以可贵，首先必定在于质地本身，是玉。既然是玉，那么怎样加工都可以；如果不是玉而只是石头，即使琢它、镂它、剖它、磨它、保持原状，也全都不合适。现在世上所说的清新博丽、独创准古、竭力追求自然等名目，不过是琢、镂、剖、磨、保持原状的说法；却都不先问它究竟是不是玉。所以各人拿着一块石头，坐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交叉处，讲求时样，摹仿古式，夸耀自己的独见，岂止是眼力已经耗尽、彼此互相讥笑，却不知道最后和瓦砾一样被抛弃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质地不是玉，方法再多又有什么用？我的朋友官凝之写诗不是这样。他构思精心细致，有时也粗枝大叶、浑浑噩噩，有时又工巧到极点、错落精致；但总的说来，他可贵的地方，在于璠璵、结绿那样的质地，时时隐约显现在笔墨之前、篇章之外，这才是所谓的玉。其余那些做法，都不是官凝之所屑于采用的。唉！如今天下战马临近郊野，中原丧失了气势；我曾在半夜拍着枕头，想到我高帝的丰功大业，想私下比拟唐代柳宗元、宋代谢皋羽，排列叙述他们栉风沐雨、直到制礼作乐的事迹，为国家写成若干篇雅诗，以备采择；但我的才分不高，见闻孤陋，还没有完成。即便如此，这是一件大事，郊坛上的琮璧，不是玉又凭什么奉献？官子，请和我一起努力。

译《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四 诗集 《香雪山房叙稿》【郑之玄】仲声来到桃源，有一部《香雪斋诗》。全篇清冷，姿态韵味几乎绝妙，俨然是正始之音，进入王维、孟浩然的境界。过了很久，仲声受到林职方先生的诗禁，先生命令他不要再写，并且和他的家人约定：从今以后以文章代替诗，每写成一篇文章，就带着酒菜来让我痛饮；如果写成一首诗，就带着一百钱到大田县缴纳罚金。秦比部先生听说后加以揶揄，又写了四句送给他：“请君吟诗禁莫坚，劝君戒君俱同年，如何听戒不听劝，只爱一百大田钱。”仲声因此笑倒，于是诗禁又放松了。我认为劝诗、戒诗、禁诗、作诗，这几件事都是非常痛快的事情，把它们留在诗集中，便是将来桃源的一段佳话，不能不记下。以仲声的才华，负有八面锋芒，尽得四声之长；长矛一挥便如使者传令，鼓钟齐鸣相应，哪里会有诗与文互相抵触的呢？况且如果没有敌国就罢了，一旦遇到敌国，他在这条道路上治理它就像商鞅，起用它就像齐桓公、晋文公，势必得意满足才肯停止。而他的诗确实可以比正始，可以比王维、孟浩然；那些割裂风雅、把赝品冒充宋代、把公安派冒充全唐、把公安派替代历下派的人，仲声一定不会做。那么，仲声为什么不听劝戒，却又再次听从劝说呢？《郭闇生诗序》【郑之玄】诗，是性情的文字。性情所到之处，情感一往而深，韵味便由此产生，不是勉强搜求能够得到的。赠别诗不如苏武、李陵，酬答诗不如元稹、白居易，游山诗不如谢灵运，饮酒诗不如陶渊明，忧悲诗不如杜甫，闲适诗不如李白，大概是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性情罢了。诗最苦人的，没有比应酬诗更甚的了。本来不是自己的志趣，却勉强写作，韵味自然阻塞，只剩下白白应付的言语，自己读了尚且恶心，何况能使别人兴发感动吗？我郡称得上诗人的，到今天已经很多了，但寻求其中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却没有多少。如今读闇生的诗，令人流连把玩，直到读完，还唯恐它已经读尽。闇生的笔墨，在应酬之作中毫无尘俗气，极少有那些对山川的留咏、花竹的品题；不是漫不经心地强行搜求，而有一种独自歌咏、独自领会的意味，从口中自然流出，在笔下自然完成。韵味新颖而谐叶，骨力峭拔而平和，这就是所谓性情。至于他吐纳风流、徘徊于香艳之间，尤其擅长，这是自成一家的言论，哪里应当惭愧呢？我年轻时也以能诗著称，后来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尘俗所触，风雅之兴全无。偶尔有所创作，也不敢拿出来给人看。闇生年少而才华正盛，他删削后仅存的诗篇，尚有三百多首，足以拿给世人看。这就是我赞叹闇生才华、佩服他勇气的原因。唉！不出于性情而作诗的人，难道真的没有吗？《熊公逺诗序》【郑之玄】豫章人士说：江右诗派起源于陶渊明，而世人竞相指称黄太史、山谷为江右诗派，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我说，即使说山谷张扬了江右诗派，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陶渊明闲淡自然，他那些模拟《和陶》诸作的诗，性情是无法仿效的。比如《饮酒》《乞食》一类诗，如果接着去写，便没有意味了。黄山谷苍凉孤峭，自成一家，在诗道上足以称为狂狷之士。苏东坡常称他的品行可以匹配古人，文章冠绝当世；同时游于苏公门下的人，都没有达到他的程度。大概前代先生喜欢拿开元、大历的诗格严格约束天下作诗的人，反而使诗道不振。近来海内士人开始能够喜爱晚唐、宋、元的作品，于是山谷诸诗竟成了词坛中被人咀嚼取味的珍品。熊君公逺，是江右所产的人才。他的人品和文章既如玉树挺立、霞光高举，读他的诗，则体格气韵清华，格调力量高峻超拔；在笔墨之外，另有深厚的感情，即使开元、大历的诗，也不会同他交换。难道这是因为他有所承继的诗派才这样吗？世上学习作诗的人，他们未必没有从周游山川时所见、从俯仰今昔之间获得诗材。公逺年少时就渡江涉澧，先到金陵，后来入巴蜀，搜求无暇；到了陈子昂拾遗的草堂、刘梓州的文冢，在彰明遥想李青莲，在浣花怀念杜工部；又对于近代的杨用修、袁中郎等君子，无不徘徊叹息，想见其人，并把这种感情发为诗篇。由此看来，他胸中的情怀难道只是这些吗？他对于诗道的志趣实在深厚。凭公逺这样的才华，如果让他尽情写出尚未显现的才学，来鼓吹盛世的风雅，世上又有谁能赶得上他呢？《陈古白诗序》【郑之玄】我在梦中盼望了十年，才得到古白这样的朋友。初次见面，便结成了如杵臼般亲密的交情。古白非常厌恶喧闹，闭门读书；而我恰好在中秋前后到了山中，僧舍、妓席、酒坊、花肆，我全都流连其中。古白反而认为这是壮举，表示赞许。后来我们谈论诗歌，意见相合；又互相读了彼此的诗，都很欣赏。于是我说：“唐宋人的诗可以彼此兼取，不能彼此偏废。特别尊崇唐诗的人贬低宋诗，特别尊崇宋诗的人贬低唐诗，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唐诗的长处在于声韵，宋诗的长处在于才情。声韵不足，而才情又古今无人能及，这一点本来就可以明白。只有胸中空空的人读唐诗，读了几句便吐弃，却还惊叹唐音；这就像病马、腐鼠，实在不堪到了极点。于是他舍弃宋诗，反而有披头散发之过，而旁观者还觉得能使耳目一新。可见趋向宋诗，是因为唐诗难学；厌恶所谓唐诗的，并不是厌恶唐诗，而是厌恶今人所作的唐诗。”古白说：“我只会写性情之诗，也只喜欢能够写性情诗的人，其他一概不问。如今古白的诗纵横而有韵味，清新聪颖而富才气，取境务求真实，立意务求畅快，确实是所谓性情之诗，不是那些有意在唐宋之间取舍的人所能达到的。”古白在本朝诗人中很少有屈居人下的，所喜爱的是李空同、徐文长、宗子相等人；大概古白的诗，也可以从这些人身上看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五 诗集 《自言序》【郑之玄】我仰卧在书斋中，想到自己的精神已经腐朽，于是写下“流水不腐”四个字来激励自己，并稍微取来前代先贤所作的文章阅读。斋前的梅花开得很晚，我留连到迫近年末，舍不得回去。回去时便带一枝梅花，关在一间屋子里，每天效法先贤的所作所为。家人告诉我饭将烧尽了，便隔着门缝同他说：“我正在作文，没有空闲知道这些。”家人以为我是在说梦话。这样过了五天，竟写成九首，题作《守岁》。我想，古代诗人中困顿的，没有比孟郊、贾岛之流更甚的，大概他们也像我一样痴心，不懂得出门拜访别人。天寒岁暮，生计寂寥，不过在除夕写一两首诗记下年月罢了；我追逐贫困而所得却格外丰厚，像这样便算是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年岁。于是约定在除日完成诗稿，备办酒和肉祭祀，然后拿出来给志同道合的人看。《石桃诗草自序》【蒋德璟】先观察使凭借《易经》起家，我八岁时也学习《易经》，却苦于不能明白。等到我跟随他到江山署中，先父退食以后，亲自教导几个孩子，大家朗诵经书，心里奇怪我，认为这个孩子聪明悟性竟如此之高，却偏偏对《易经》怎么样呢？于是试着让我诵读《诗经》，我刚打开书卷便欢喜跳跃，好像同《诗经》三百篇早有缘分。从此每诵读一篇，他没有不称赞的，间或举杯赏我说：“你是紫垣中的小星。”于是让兄弟们各自专攻一部经书。我既幸运地凭诗经中举，弟弟瑗中举于《春秋》，长兄子鸣雷中举于《尚书》，我也勤奋努力，不甘落后。然而我对于诗，始终有未能理解的地方。年少时没有诗学老师，只凭自己的意思去作诗。间或取来毛氏、郑氏、鲁氏、韩氏诸家之说，参照《诗纪》《诗缉》，以及乡人黄恭肃的《蠡测》，私下认为《毛诗序》距离诗篇较近，传闻可信的地方一定很多；宋人距离毛公又相隔一千多年，却竟把《毛诗序》全部扫除而取代它，这是第一个疑点。子产、叔向等人都是《春秋》中的贤卿贤相，他们所作的诗多属于《郑风》，如今却误把《郑风》认作郑国的淫声，统统视为《桑中》一类，这是第二个疑点。诗是为音乐而作的，和其他经书不同；即使《风》《雅》《颂》也各不相同。凡房中之歌、朝会、征伐、燕飨、郊庙、方社等诗篇，体裁既然不同，音节便各有差异。即使把汉魏乐府和盛唐名家分门别类、各自专攻，也不容易仿佛了解；如今腐儒所作的八股文，又多出自不懂诗也不懂赋的人，他们连唐诗宋语都不明白，怎么能够理解《诗经》三百篇呢？这是第三个疑点。孔子说，诗可以用来表达心志，可以引发联想，可以观察风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情；可以侍奉父亲、侍奉君主，可以参与政事、应对宾客；运用它，还能得到无穷的余味。如今学习《诗经》的人比学习其他经书的更多，却完全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一世的学士大夫用心钻研、用手追摹，积年累月，却仍不能窥见古人的境界。仅仅以征夫思念妻子这一类诗为例，便是第四个疑点。这四个疑点，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明白，那么同读《易经》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实在愧对先父在庭前对我的教诲。石桃曾在先赠公的丙舍中读书，我在丙辰、戊午年也曾在那里读书，诗稿大多散失，不能保存。门人和儿辈重新刊刻它，于是写下我的惭愧给儿子看，同时也希望诸位真正善于学习诗歌的君子能够有所领会。《旗亭问咏序》【唐俞】如今世上执笔作文的人大多都能自称会作诗，难道诗和文章将没有区别了吗？有人说，谈诗就像谈禅，取的是其中的妙悟。既然妙悟如此，文章之道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我看云霞绚丽，泉石发声，这已经是形态和声音的极致了。然而没有风，它们就不会在浮萍间运动而遍及六合；有蕴含就必然要吐露，没有触发就不会兴起，这就是诗人的思绪、文人的意趣。可是功令束缚人，有奇特之才也只能自我压抑，使凌空奔驰的马勉强戴上嚼子和笼头，使照地而行的龙反而借助灯烛来显形；时运未至，品评便难以整齐。陈子昂曾以琴碎而求高价，王维曾向贵主献身求进，倚门卖笑，实在都很急切；关于酒杯饭食的议论，识者对此也有相同的感慨。只是大雅之音已经不起，正恐怕知音稀少；濮水之曲自我珍重，寒山之歌又向谁诉说？所谓寻求能解诗之人，确实不容易。唐代有三位诗人，在旗亭赊酒，以诗句最为自负，可惜把诗句交给歌伎来唱，某甲某乙，这同今天士子等待主考官取舍，情形颇为相似。唉！唐代以诗取士，却不能得到杜甫，反而让“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独自凭借歌女的吟唱占了上风。既然如此，一生所说的那些话转眼便忘，反而还不如那些歌女；那么，子还能作上官昭容《明月夜光》那样的鉴别者，不是很奇怪吗？我们这些人孤高失意而自负奇才，既不能得到粗疏而侥幸的成功，又常常感念甄氏寄托的思绪，凭吊湘水抒写哀怨，低声吟咏《梁甫》，感叹《新婚别》。游历多年，放声长啸高歌；一切风烟草树以及山川所呈现的愉悦和忧愤之情，没有不收入笔端的。借八股文聊以谋生，声名光彩难以掩盖，冷暖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唯有标新立异、赠送难得的作品，白白谈论黄友生的乐趣，多少胜过考取一个功名。去年，会稽余公逊、赤城陈木叔和我在戍所读书，互相唱和往来；雪夜燃着篝火，欣赏彼此的佳句。我们在雉坛结盟，至今已经是第二次了。公逊已经飞腾于云霄，而我们这些人还在沼泽中自守；杏园里的百舌鸟有谁沉醉？花旁片言可以流传千秋，一吟便流下两行眼泪，难道就是诗人所谓困穷而后工吗？回忆从前在京城，我同公逊在杵臼之间结交；闭门之中自有异人，望气便可预知，品德操守如水镜一般，这些只足以稍稍自慰，却不敢轻易抛掷新渠之瓢。木叔的才华也足以与他抗衡。公逊是东南的竹箭，宛委山的双珪，才华横溢于三洲，奇才争胜于五泄；一次在鉴水酬唱，一次在龙山相会。明年若做一个贪睡的汉子，只怕又要扪心自问是否无可避免，又要捏着鼻子思量该怎么办了。木叔再次到来，和沈彦方诸位兄长聚集在苕水之上；留他住宿的朱阆仙邀请各位名士，并有诗社作品刊刻流传。

译阆仙向来喜欢雅游，声气所到之处，除了我郡以外，白门、檇李的英才也无不纷纷聚集，彼此会合。大家吐露秘思，抽写妍词，传播芳名，发扬文采；文辞条理灿然，云蒸霞蔚，绵密而奇丽，真是美好而畅快！然而我们交游的情形大略相同，年末处境萧然，免不了要借世人的品评来稍稍增重身价。即使写一首《凉州词》，不必同王少伯、高达夫争较高下；大家围炉避席，欢笑以待，只恐怕当时那些著名作品的艳丽奢华，未必能得到真正的奇赏。我私下曾怀疑近世才士的毛病，正如昔人讥刺扬子云不能真正奇特却喜欢标榜奇特一样。即使是稗官野史、虞人象胥，读者也还能从中得到趣味。有人说海错足以满足口腹，山珍海味、毛皮毡毯可以稍稍修饰文锦；而那些柔媚的妹妹们学习诗体，就像香奁中的裙裾脂粉、素妆和雅步举止，即使出自曹植、刘桢、沈约、谢朓，也反而显得像衰弱的曹丕、李商隐。妄想名山大川之外另有神奇的山丘、火穴，脚不能到，心却想去。唉，文章到了今天，伪造鼎器般的伪书泛滥，拿着武器攻击传注，几乎成为一场劫难，于是终于变成繁杂的声调。我们这些人各自具有真诚的本心，不说欺骗人的话；彼此相视而心意相通，有和谐畅快而没有相互讥刺，或许还可以达到杜少陵所说的有道义的交游。看看那些揣摩世俗、以汉阴老人之橰自命、在文坛互相倾轧、不断发动空林之战的人；如果人的风气如此，已经有卑劣的诗魔侵入肺腑，那么即使七步成诗、八叉成篇，也不值得夸耀。这又是我们这些人自我称许、自我嘲笑，并不向同辈求取出路。倘若将来天子采纳新的声调，把它写入乐府，诗社中的兄弟应当相信自己：文章之中有国色，曲调之外有知音；声名传遍人间，光彩照在几案上。那时一定会有像高适那样通达的人，不会只把《白雪》之调、《箜篌》之歌彼此秘密珍藏、互相看重。还应当想到今天小窗前面对冻雨、抱膝长吟、以斗酒自我慰劳、怀藏珍玉以待时价的情形；听隔座之人品评，受到赞赏固然欣喜，被舍弃也同样可以高兴。旗亭中的询问，即使属于新诗，也完全可以谱入乐曲；难道不会有人说，正是这样，反而再也找不到当时的情景了吗？《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六 诗集 《讹草自题》【唐俞】这个世界尽是讹传。从《齐谐》、白雀开天开始，便是讹传的祖先；此后牛鬼蛇神，种种说法不一。于是有寄身槐安、飘游罗刹、骑鲸、化鹤、扰龙、修羊、陪伴入笼的双鹅、因渡河而感叹“三豕”的故事，有云中鸡犬、月下箜篌等说法；究竟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呢？只好把疑问传下去，也把可信之事传下去。何况还有爱憎之人的言论、捕风捉影的传闻、来去如浮萍断梗的踪迹、仓促变化中究竟谁作主、宠辱又凭什么呢？于是我的朋友木叔刚刚进入春明门，忽然便被视为乌有，成为先生了。等到他乘着天边归去的船，布帆安然无恙，大家又惊讶地把他比作伯有，仰慕他如文成，欢悦地把他比作更生。众人又喧哗说：“这正是诗题啊。”我早知木叔是博学多识的君子，能够辨识实沈、台骀，自然可以使鬼怪不能作祟，哪里还需要向南斗求寿、向度索山祈祷呢？况且你正在从事修史著文的事业，上帝即使命你离去，你还留下了一半史才；子京留下两根椽子，影子里也有人把你留住，本来不用劳烦诸位君子忧愁。木叔满腹都是不合时宜的东西，在诗文中哭笑；满腹不合时宜的诗文，则寄托于酒，隐逸于美色。他带着刘伶的铁锹，化作郑泉的酒壶，跟随蜂蝶追逐莲花香气，在宽袖上沾染唾液的光华，即使死去也再没有遗憾。虽然如此，七尺之躯可以轻弃，只怕微言绝灭；天性偏爱美好之物，这一生的快乐，反而就是使生命获得快乐罢了。姑且让我们一起说些荒唐话：你扮作优孟的衣冠，我便充当黎丘的供奉。是《大招》呢，还是《七发》呢？让李白含声不语，感念巨卿托梦；姑且借五言诗宫调徵调的声韵，来抵当三日庚申的守护。这件事是讹传，这句话也是讹传。于是给它题名为《讹草》，让博雅而好事的人破涕为笑。

译《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七 诗集 《黄太冲野园诗序》【罗万藻】黄太冲，是勾余的才士，是故侍御、赠太仆卿白安公的嗣子、公子。太仆公怀有忠贞正直的节操，触犯了逆珰的威势，上疏直言，死在北寺，天下没有人敢公开为他说话。太冲在弱冠之年伏在宫阙之下为父申诉冤屈，义举震动当世，人们都说：“忠臣有这样的儿子！”太冲虽然有才华，哪里有空闲凭文章才彩显露自己，同才人韵士争一席之地呢？壬申年冬，昆山朱浮石先生作为太仆公的门人，亲手拿着太冲所作的一册诗给我看；我因太仆公的遭遇而悲伤，声音和眼泪一同涌出。这真是汝南郭亮那样的风节，千年后再次出现。然而我读太冲的诗，感慨愤懑、寄托于物的诗占十分之一，咏叹时事的占十分之三，赠答诗占十分之五，闺中之语占十分之一；他从未自行写明年月，但从他的词句推求他的心志，大概因太仆公的事情而发愤创作的很多。这正是浮石先生悲伤的原因。古人谈忠孝，感情悲哀激切而有所次第，有事实便有条理；何况这些话出自雄文博学之士，冲口而出，再配以声韵，足以感通天地鬼神，其中的道理确实如此。大概不是有意求作韵语，却不能不成为韵语，这就是所谓散文长说仍不足以表达，于是又加以咏叹。三百篇失传之后，便有《离骚》出现，于是接续《风》《雅》，成为后代词赋的祖先。屈子所坚持的义理兼及亲人和贤者，假如没有遭遇上官、子兰之流，《离骚》也不会产生。《骚》这个名称所表达的就是忧愁，所以屈原特别凭借他的忧愁流传后世；一千多年以后，宋朝遗民谢翱又凭借哭祭文天祥使自己不朽，他的《晞发》诸诗，先儒认为可以直追盛唐以前。皋羽平日学习经义，参加进士科考试，假如没有遭遇宋末的灾难，没有因感念文信公之死而悲痛，他也不会作诗；所以皋羽的诗正是随着他的哭声一同产生的。这说明感情不断，言语便不能不发；一切文字都是如此，何况诗道呢？太冲才华英伟磊落，又凭借少年人的意气，因此如今他的诗幽深曲折而多悲郁深思，同饱经世故的老成之人相似。他的《铁琴》《死战》《马老》《狐行》等篇，题咏事物、称举名称，也颇同屈原《山鬼》《国殇》、谢翱《铁如意》《玉麈尾》的写法。至于那些写闺中红粉丽事的诗，难道就是所谓借男女之情寄托心志，也同宓妃、佚女、《洗蓝曲》《楚女谣》的意味相类吗？他的感情为什么这样峭拔而深沉！悲哀之心受到触动，所以没有一句不急切，因此说，他因太仆公的事情而发愤创作的诗实在很多。道理越往后传，风骨就越刚烈，古今都是如此；文章的概况，也可以由此观察世道的规律。太冲怀有极其深厚的忠孝之情，心中积存的忧愤和不平已经极深，后来才满溢出来写成诗，所以他的诗不只是为了作诗而作诗；又铿锵急切，绝不委靡，风骨气势逼近古人，这就是我把他列为这种诗人的原因。屈原的忧愁、皋羽的哭泣，也只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否则，倘若太冲生逢圣明之世，忠臣的冤魂已经昭雪，党人的碑石已经被推倒，凭他的才华，一旦被任用于世，便不是屈原、谢翱二人所能相提并论的了。《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八 诗集 《诗存自序》【陆符】《毛诗序》说：“诗，是心志所趋向的表现。”又说：“感情从内心激发出来，便表现在言语上。”陆士衡说：“诗因缘于感情而辞藻绮丽。”沈休文说：“欣赏喜好各有不同，构思格调也彼此相异。”由此说来，脱离感情和志向，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为诗的。志向达到极点，感情便产生；景物于是前来触动它。自《诗经》三百篇以来，《骚》《赋》、乐府、五言七言歌行、律诗绝句，构思格调奇诡多变，如云层相接、波涛相属。总而言之，大多是有感情的话。没有感情的话，不能长久令人观看。袭用古人的尖新句子和短小律诗，迎合权势、谄媚君主，拿交游买卖声色，难道是感情吗？我的诗，开始于“芗泽”一类的情境，初听衣襟解开、酒意刚刚上涌、粉痕可辨的语句，大概是少年时情感集中所作的诗句。从此以后，大多是断章残句，来往于胸臆之间，却都因感情而起，又在措辞上受阻。到了壬戌年，才积累了较多诗稿：有酬答的，有赠寄的，有咏物的，有表达志向的，有孤愤牢骚的，有一往情深而旖旎的，有登山临水、悠然有所遇的，有闭门倚床、寂静中偶然所得的。总之，它们不足以同古人相比；只是如果不是我的志意所寄托之处，我便徘徊烦躁、口干舌燥，整天都不能润笔写成一篇。我的作品中，真正能够让我在古人面前舒展眉头的所得，只有不拿来结交、制造声色这一点罢了。然而，当时的人正看重科举功名，尊崇制义；诗赋不能用来入仕，而荣誉名声又不能从市井交游、制造声色中取得，便没有什么可以装饰无能之人的外表、夸耀谋生的本领。因此我果断地从此辞谢这些事情，希望稍稍回应时人的期望，最终完成古人的志向。于是取出积存的诗稿，删去一半，保存下来；从壬戌到丙寅，共得到诗赋九十六首，给这个编集题名《壬丙诗存》，收藏在箱笥之中。《姚天逋诗叙》【尹民兴】艾轩说：诗的萌芽在楚国生长，大概《诗经》的《风》开始于江汉，《骚》发端于三闾大夫。楚人把正直、宏大、激昂的气势发泄在诗歌中，所以对内可以贡献丹心，对外可以显示峻拔的仪表；静静吟诵它，便会肃然生出怀想。有人却说，和平温厚是诗的典范。逐渐把漂浮柔弱当作和平，把没有纲纪当作温厚，把卑微猥琐当作温和；习惯于兄弟亲戚间的低声细语，却惊骇诋毁四方的言论，便称为平和。又把畅快闲适的情怀、抗扬的声调和雅正的情致、缅怀雕镂脂粉的风流、尖锐争胜的文采、嘲弄正言、嬉戏高论，都当作诗，使人荡然不知是非治乱所在；养成这种心态而施行政令，便会把苟合盗诞来装饰邪文奸言，奉为上策，把诽谤直言正色视为迂阔劳苦。相互影响、相互浸染，这样就不足以持守国政、治理百姓了。这正是我们这些人的忧虑。《春秋》一书，是继《诗经》而作的。假使二百四十年间的臣子都像踏在严霜白雪之中，难道“温厚和平”四个字就足以概括这部书吗？由此也可以知道诗了。诗的体制严正，是用来遏制懒散、贪婪、暴戾之气，纠正其端正笃实的。它的声调雄壮，震动百姓的聋瞽，使他们把心志倾泄到聪明正直的朝廷。至于《芭》诗的意义像敲击铜盘，指向太阳；又像大象的鼻子告诉人要用杵，使人仿佛来到盘龙的深渊前，不敢轻易窥测。这样以后，四部经书并峙，才足以洗涤天下，这也就是天下最尊贵崇尚的东西。天逋是庄重之士，他作诗使用巨阙这样的利剑，而不用琚佩这样的饰物；使用阴平这样的劲力，而不用芜杂柔弱之声；在无妄的时代采取狂狷的态度，不采用没有是非、没有讽刺、闭塞尧舜之门的作风，确实是楚国的英才之论，也通达了《春秋》与《诗经》的深远旨趣。有人说：天逋精通杜诗，所以能够制造华美奇妙的作品，广泛应对而没有固定范围。我对此加以讥评。从前伍子胥和文种，生前并不相同；文种死后，伍子胥从海上取走文种，驾着波涛的车轮，一先一后同样激扬，所以说，同类者未必亲近，亲近者未必相同。由此我知道天逋的诗了。从前我的朋友曾遭遇大灾，众人烧煮调和来浇灌它，天逋却坚定不变，这本来就是天逋的诗库。一个人若具备刚大明挺的气概，把它发泄在文章中、流注在事业里，到哪里会不善美呢？譬如神母飞乳，五百道乳汁一同流下，落入千个孩子口中，难道能够计算其中的分别吗？精纯专一而贯通万事，本来就是如此。我看天逋把这种气势奔放地流行于天地之间，安抚万物，难道只是为了畅快诗情吗？《某小吏学诗序之》【尹民兴】士人如果怀有一点长处，就像蛰伏的虫子，刚刚振作起来，蠢蠢欲动地想要破土而出。你的诗歌装满箱笥，在楚地游历十年，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呢？某人说：“我本来就不愿让人知道。诗一旦迫于求知名，便一定会役使我的心灵，迎合别人的眼光。譬如灯光能够照耀四方，一旦限制在墙缝之中，便只剩下明显的一线。世人的眼光远不如墙缝宽，而我的光明会日渐缩小到近处，直到灯火燃尽、薪柴烧完才停止。那《诗经》三百篇，原本是一时的淫女、情夫、孤臣、孽子，用来发泄自己狂惑的感情；他们也不知道哪一句和平、哪一句温厚。假如知道数百年后有一个鲁国男子删定这些诗，把它们作为千万世的经典，恐怕他们也会瑟瑟然雕饰自己才写出，便不能放开心胸、舒展志意，自由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我守持这种志向二十年，自我陶醉，自我畅快，自我颠狂，自我放纵，不喜欢世人的讥笑弹劾来扰乱这颗心。我说：“你的话多么伟大！把这种心推行到治理天下上，就是孙武用兵、卫鞅施法、李牧守边、子产治理郑国的道理，难道还只是作诗吗？这几个人都把心置于毁誉、得失之外，所以能够坚守自己的方法直到成功。世间那些不能谋划大事的小儒，往往是因为好名之心太重，而瞻前顾后的顾虑太多。” 孔子神情肃穆地思考说：“甯武子的愚，是说愚者像那几个人一样，不懂得顾虑毁誉和得失。”唉！我到哪里才能得到这样的人，同他一起共理天下呢？《叙翼子弟诗》【尹民兴】

译我和昭弟从吴越回来，常常胸中有刚烈激昂的气势，彼此冲撞，化成诗句，以求痛快。有一天，我们各自拿出若干首，给本县的诗人先生看。先生大笑说：“你们两人的诗，就像让鼻子负责吃饭，让嘴巴负责嗅闻，五官全错乱了。我不屑看你们的诗。”于是我们颓然自弃了一个月。时间久了，刚烈激昂的气势越来越多，无处倾泻，便又抽出原先的吟稿来读，越发打破旧有的格局。哥哥唱，弟弟和；左边歌唱，右边舞蹈。起初是让鼻子负责吃饭，如今凡是有孔的都成了鼻子；起初是让嘴巴负责嗅闻，如今凡是有声音的都成了嘴巴。不久，翼子告诉我：“难道你已经忘了诗先生的话吗？”我说：“人作诗，就像天地造化造生人一样，只要精气充足，至于口耳的大小、骨肉的高低厚薄、气机的流转，自然各不相同，而上天也不会限制它。鲁国那位圣人，身躯横向五亩，腰围十围，难道因为他被树立为圣人的标准，矮小的人便从此断绝了登圣之阶吗？这仍然只是大小长短的说法。龟的骨头露在外面，虾的肠子藏在里面，脑虫用翅膀发声，蛰虫的口腹细小。至于草木，有的先开花后结果，有的先结果后开花，有的不花却结果，有的根朝向天、枝长向地；奇异变化层出不穷，造化也没有穷尽的时候。假如让腐儒掌管阴阳，每天早晨规定一种形态，晚上又给万物定一个范式，战战兢兢地求取、拘拘谨谨地衡量，那么造化早就停止了。翼子说：“诗从哪里开始呢？”我说：“谈论诗就像谈论用兵，关键在于运用的妙处存于心中。这正是古代将领能够取得百战百胜的原因，而虞舜、夏禹时代的诗歌也因此成了《诗经》三百篇的曾祖父。譬如山水，泰山高，所以能吐出奇云；溟海深，所以能掀起壮阔的波涛。若凭污秽不洁的胸襟来筹度高超深远的声响，就像在小沟中寻求巨浪，在土堆上期待云彩。”我回忆弟弟刚开始学走路时，每天礼拜大士一千次；母亲病重将危，便祈祷佛像一百天，光明充满闺房，病因此痊愈。他曾接受某人的钱，仔细考虑后认为不合义，便划船走了一百里把钱送还；类似的事情很多，这正是弟弟诗歌的根本。既然有姜嫄，就一定会生下圣人后稷；既然有太姒，就一定会养育宁王。内里充实，外在便有文采，诗也是如此。没有听说后稷因为形貌像大人康霍，便去西伯那里寻求外形上的相似。《叙洞庭秋诗》【尹民兴】四时的政令交替而成其主宰，秋天最终趋于圆满充盈，本来是天地安乐休息的时节。但《礼记》说：“秋，就是愁。”管氏也说：“秋的德性是忧哀。”为什么呢？我曾经仔细体察过这些话。幼小的事物，众人认为没有才能，等到它的枝柯长高，便会拔掉它的根。羽毛丰满，就会招来罗网；野兽肥壮有泽，就会遭到火烧；天下的祸害潜伏在盛大美好的事物中，不能一概说尽。由此可以知道，践履成功比践踏老虎更难，保守结局的滋味比饮药还苦。因此圣人特别谨慎小心。凭圣人的才智，跨越天下还有什么吝惜的呢？可是伯禹仍拜受昌言，姬旦仍停止进食、洗沐。也就是说：“堂上的粪便如果不清除，郊外的草就不会看见它的茂盛。”桥泄之气如果不拔除，百鬼就会想毁掉已经成就的事业；千人共同指斥它，它就会倒下。日月迅疾地运行，治理之事也要一贯到底；终身都要详察，如同排列曲折的道路。天地在万物成就、百宝邻近成熟之际产生忧愁，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如今试着全面观察秋天：谷物茂盛明丽，泽中果实稀疏而成熟，羽毛之属以及烟海中的兽类、介类都在生长。这难道不是天地的丰积吗？然而凄凄的秋风，是它的叹息；严霜皑皑，是它的恐惧战栗；秋气以猛烈之势冲击万物，是它肃穆而幽深的思虑。所以说：“秋，是岁时金气收敛的气息，用刚劲切迫来裁制万物。” 些庵于是吟咏洞庭之秋，写成三十章，这个道理究竟在哪里呢？洞庭，是水汇聚的地方，是龙鱼百怪兴盛之区。它水声震天、浮山相连，正适合观看夏天万物舒展、和气布散，追随春天的生长；到了秋天，便要把这些东西收束进囊中。些庵说：“我在冯闳的深谷中保存聚敛之神，处于奇异幽深的区域而形成清明平和的气象。”这看法很好。追逐广大的人，志气放荡而不能收敛；迷恋奇异的人，反常而违背伦类；处在至大之中却局限于至精确之处，面对极险境地反而趋向至平。不是忧愁，就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些庵因此由盛大的夏季转入收敛，并用诗作警戒抑制，这就是古人翼翼谨慎的心意吗？我回忆曾和些庵乘船渡过岳阳，雷雨大作，我说：“可以写一首洞庭雷雨诗。”却没有写成。如今所谓秋天的雷雨，是赞助阳气秀发、宣泄养育美材的；秋天则用来黜退、疏散、越过并修洁万类。先有黜退的下沉之意，然后才能宣发养育；先有下沉、骄盛的抑制和修洁的深密园苑，然后才能退藏入密。您掌握事物的根本，我守持它的锋芒。我在波澜间游历，而您已经开始掌握万事的才能。对于天下，您如同工倕运转规矩，而精神之府并不受拘束。那么如今诗歌雕琢瑕疵、磨治美玉而刀刃不受损伤，也许正是领会了这个道理吧？既然倡导了这个见解，便会合同诗坛，把殷翼流逝于丘陵，认为勤奋实践的人已经很少了。同姓而创发新声的，是些庵的叔父野臣；异姓而敲响钟声、作颂歌的，是岑岚袁子。袁子是襄阳人，意气丰盛，擅长家仲之学。又有人说：“秋，就是趋走踉跄，是前进而不停止的形象。”只有忧愁之后才能前进；一旦前进，便会迅速向前，自然不能停下。所以晋文公重耳的进取，曹卫生的超越，勾践的前进，以及会稽之地所产生的作为；齐、秦之间的荣盛，和夫差面前的战马虽在，却不能动摇他的精神，真正都有一湖寒水、波澄叶落的意味。忧愁是多么强健啊！秋天是多么矫健啊！《叙程禹开香雪诗》【尹民兴】我来到琴水，见到程禹开，便急切地向他致敬。他吉祥而安然，好像群玉山的山冈，平正而不险，又处处合乎规矩。他已经拿出《香雪》中的新诗；眉毛胡须已经茂盛，衣带佩饰美好整齐。把他的天性气度同文章合起来看，也仿佛浸润在圣贤的精气之中，深深寄宿于道德礼法的居所。考察他的先父铉吉氏，骨骼挺拔、仪表非凡，步履高峻地行于堂皇之上；他又是程二先生的杰出后裔。禹开气质清明，文辞方正，实在是理所当然。古代选拔士人，一定出自世代卿大夫之家，是因为他们积累美德而流传光彩。五臣的祖先，都凭淳厚光明、敦厚博大，弘扬天地之功。后裔功业丰盛，成为诸夏仰望的师表；即使在市肆中鼓刀，伯昌也能载录，所以古代的选举制度实在不能同今天相提并论。然而姜姓是伯益的后代，伯益能够观测百物、辅佐虞廷，后世才开始设置选拔茂才异等之士的科目。如今不考察祖先的德行，反而让穷困鄙陋、童蒙昏昧的人参加考试；一旦有了职位，吏治杂乱而淳正不足，就难以同古代相提并论了。禹开顺承先德，早已在文章中流露出来；如果升任名位，以德行辅佐时政，那么诗歌声名的细小功劳便不值得说了。程二先生广泛施惠的事业，难道会不在今天显现吗？我正全面观察，等待他的成就。

译《序熊耳臣诗略》【尹民兴】我从《武成》中取用两三处罢了。《武成》是圣天子命令之书，用来说明他武功讨伐的显赫功绩。子舆氏还没有到牧野，为什么能够登上下达这篇文辞呢？这是因为道理有独到之处，不必听从古法；树木有坚强挺立的性质，也不必顺从天意。熊耳臣的诗崇尚古代，或有违背古法之处，或大幅度同古人争胜；甲胄衣裳、弓矢，都取自灵台之宫，而不向别国借取粮饷，这就是万胜的车毂和足部；只有胸腹中有根柢，才能运用这些东西。熊耳臣同古人争胜，应当先看他的胸腹根柢。掌握丹砂的矿穴，王公便可以奉为宾客；取得鱼盐之利，东海便能成就霸业。哪里有贫穷寒微却能获得百次振兴的呢？这就是以才力同古人角逐。我所说的古代，上至尧禅让给舜，也包括古代文章。孟子直接说：“不对，天子不能把天下让给别人。”忽然把古代已有的成功变成我的无有，把古代没有作为变成我的所有；把古代融入我而归于一个模式，包容天地的府藏，如同囊袋一般。三年以后再读这些诗吧。熊耳臣的诗，我将悠然迷失在它的边际之中。《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序六十九 赠序 《题唐子华画赠邵思善诗卷后》【朱升】至正五年，吴兴唐公子华任我们县的县令，我寄居在他门下，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善。唐公时时拿出古今名画以及他自己所画的作品给我看，并且称赞其中的趣味。我对这门道很懵懂，所以不知道欣赏爱好，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看见一样。唐公心中不高兴，说：“难道他明白其他事情，偏偏只对绘画昏暗无知吗？这大概是轻视我的画吧。”我察觉到这一点，便稍稍留意绘画。有一天，我和唐公一同去拜访提茗廉父，墙壁上有唐公画的四幅画，我观看后很喜欢。唐公说：“这是我二十年前所画的。”我心里盘算：“这大概不佳。”如果顺着唐公请他指出不佳之处、说明某一笔为什么好，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大概；但我不想急忙唐突他。等到我们再次前往时，画已经卷起来收藏了。我一向同县东门的邵桂堂老翁友善，他的孙子孜思善当时跟随我读书。看见唐公的画，便立刻喜爱仰慕，目不转睛，手不释卷，就像我对天地的化育和圣贤的学问有所领悟一样。唐公大为高兴，便进一步教导他。唐公任期届满，带着思善回去；邵生放弃其他事务，因此能够领会唐公的意趣。四方听说有这样一位善于鉴赏的人，便有人赠给他诗文，愿意同他交往，称许之至。可见思善在绘画上确实精妙。绘画这门道，本来应当追求形似。如今却说只求形似便不能超越，应该把技巧视为精妙；如今又把拙朴看作古意，大概一定自有他的道理。我收藏了思善从前所作的几幅画，请给我几年时间，等我完成婚嫁之事，彻底除去书生习气，然后把画卷带出来。在喜爱山水、风日清佳的时候，请思善指出从前错误而如今正确的地方，指出在某处、某一笔，使我当年没有从唐公那里得到的东西，如今能够得到。思善也很高兴，所以特意写在画卷的末尾作为记录。辛卯年秋九月既望，朱升拜手题记。《赠陈伯柔序》【王祎】元朝以来，长江以西有两位大儒，一位是吴文正公，一位是虞文靖公。文正的学问以研治经学为主，对群经全都整理订正其中错乱的篇简，剖析其中的疑义，阐发前代儒者未曾阐发的道理，并汇集而成一体；他的讨论广博周详，根基深厚牢固，比起汉代那些专守一经、以名家自居的儒者来，远有不同。文靖的学问以修饰文辞为主，对于文章辞藻，通过涵养气质来培植根本，通过辨析言辞来充分发挥作用，总是为了承载这种道并传给后世。因此，他辅助圣人教化，润饰人文，卓然成为一代人所共同尊崇、并自成一家之言的人。二位先生的学问，虽然路径不同，仿佛方向有异，但归根到底都是圣贤所奉行的道，趋向其实只有

译一个罢了。后来的学者，怎么可以妄加议论呢？当二位先生讲学时，天下学者都欣然拜他们为师，跟随他们游学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乡里人从学于他们门下，叫陈伯柔。伯柔研治经学，就追溯文正的根本；修习文辞，则取法于文靖。他的学术渊源，确实有不可抹杀的根据。以我所结交的二位先生门下弟子来看，像伯柔这样的人，为什么如此少见呢？如今二位先生已经不能再起而相见了，所以我能够结交伯柔，就像亲自聆听二位先生的绪论，在二位先生门下作揖而承受他们的声望与光彩一样，竟忘了自己出生得太晚。伯柔见识高明，而且坚定地相信自己；守持志向、秉持节操，不求迎合流俗。遭逢世事多变之后，更加准备隐晦自处，不肯苟且求取仕进，大概希望著立言论来接续二位先生的足迹。今年他将近六十岁，也已经老了。从前伯柔游历江东时，文靖曾赠给他一篇文章，认为伯柔有志于圣贤之学，而二程子的学问本来没有什么异同，并且极力归结到天德王道的理论上；可见文靖对伯柔的期望是多么深厚。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我曾读到那篇文章，深为感慨。前代贤哲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种学术文化失传的余绪，就像千钧重物只系于一根头发；要继承它、承接它，难道不在于人吗？伯柔因荐举而出仕，再次调任越地的诸暨县。如今做州县官的，只不过整日处理簿书、应付期限和防备事务，这哪里足以发挥人的长处呢？所以我对伯柔又举出虞公的话来对他说：这样看来，伯柔所承担的责任，大概也是很重的；至于我，又哪里足以真正了解它呢？写下这些话以作识别，表明我了解伯柔，原本绝不是草率而已。《赠岳德清序》【苏伯衡】往年金华同知潘叔闻眼睛患病，请周汉臣来为他医治。汉臣出入叔闻家中，我多次见到他。他的门徒中有一位岳生，从来没有不和他一同来往的。汉臣治疗叔闻的病，凡是针灸、汤药、熨法，以及药剂的调配、煎煮、增减，全都交给岳生办理。等到叔闻病愈，汉臣辞别回去。我也被征召赴京。我在京师承受俸禄，过了八年才获准请求回乡奉养亲人。回去以后，别人问起汉臣，才知道他将要去世了。至于岳生，我本来已经忘记了。去年冬天，有人拿着胡先生遗赠给岳德清的诗给我看，说起德清，我曾经认识他。我也不记得他原来是汉臣的门徒。六月，德清来拜访我，我们彼此问候慰劳，我才知道他就是往年随汉臣一同出入叔闻家中的人，原本是旧相识。可是我竟忘了他，那么我见到德清，怎么能不又高兴又惭愧呢？德清是故鄂忠武王的后裔，家居严陵，在浙江东部的名山深处采药，往往留下他的足迹；而且他一向喜爱金华的长山，一到那里就眷恋不舍，不能离去。他所到之处，人们没有不空出馆舍来等待他的。替人治疗眼病，近来常有奇效，那么德清能够继承汉臣的医术，也就可以知道了。我于是问德清，人的眼病总共有多少种，症状情形是怎样的。德清引用古代医方书，说眼病的情况非常详尽，大体有十七八种证候，名称和症状各不相同。我又问，治疗这些病都有办法，还是有的没有办法？他回答说：“只有失明的人无法治疗，其余的都有治疗的方法。”既然这样，天下就没有不可治的眼病了。我说：“是这样。”我拍着大腿说：“唉，德清先生，你知道我的病吗？我的眼睛和别人一样，可我偏偏只能看清寻丈以内的东西；寻丈以内的树木，是黑是黄，公的母的，都分辨不出。这是我的朋友，我却盯着他看而不向他作揖；那不是我的朋友，我反而拱手迎接，因此动不动就招致过错和讥刺。不知道这究竟类似古方书中的哪一种证候？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治疗它呢？不过，我本来还能在寻丈以内辨别黑白、美丑、真假。先生即使不替我治疗，也还可以了。唉，德清先生，你还知道有一种人的病比我的病更重，而且正是我认为最严重的病吗？近来雨水不能按时降下，我们婺州遭遇旱灾，溪流断绝，车辆也无从使用。因此方圆千里，不论高田低田，全都变成枯槁的土地，黍稷等庄稼没有不枯黄死亡的。然而那些

译掌管政事、享受肉食的人仿佛看不见，也不加以察省，反而督促属吏和胥吏，日夜征取足额的常租。他们看见百姓中少壮者面带菜色，老弱者相继饿死，却和昏聩、蒙昧、目盲的人没有区别。”

译看他们的眼睛，明明不是昏聩、蒙昧、目盲，却不知道这究竟类似古方书中的哪一种证候，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治疗呢？这些人本来是朝廷派来主持政务、判断百姓是非曲直的人。先生如果不能治疗他们，那么他们对于贤能与否、是非、利害、曲直、废置、取舍、顺从或违逆、颠倒错谬等事情，每一件都像这样，那百姓将怎么办呢？德清推辞说：“这不是眼病。如果不是眼病，那是什么病呢？”我回答说：“这叫心盲。人的病，所患的疾病很多；医生所能医治的病，道理和方法却很少。何况拿心盲之人的病去责成医治眼病的人，这也能叫医生吗？即使是低贱的医工，又怎么能够治疗呢？不过，凡人的疾病，一定有它的由来；找到病因，治疗它就会痊愈，这是不变的道理。这些人的心盲，也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我私下认为，如果用治疗阿大夫、即墨大夫那样的办法来治疗他们，又何必担心治不好呢？那又何必使用我这个医治眼病的人呢？”我赞赏他的辩说，于是把他的话按次序写下来告诉那些掌握黜陟权柄的人，同时也借此表明，我平素了解德清，并不是偶然的。《赠蔡山人序》【宋玄僖】能够了解自己的命运，然后才可以谈论别人的命运。命运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富贵贫贱，是命；寿夭祸福，也是命。命运悬系于天，天所做的事深远而不可测，人想要预言它将怎样发生，想要不出差错实在太难了！因此，不了解自己命运的人，不能谈论别人的命运。知道命运的人就是君子，君子的心不被外物遮蔽，对事理没有不能洞察的。既然已经洞察事理，对于富贵贫贱、寿夭祸福，就一任天的作为安排，而无不感到安乐。既能使自己安乐，又把这些话告诉别人说：“富贵是命。知命的人不骄纵、不冒险，这样才可以长久守住富贵。贫贱是命。知命的人不谄媚、不放纵，这样才可以长久处在贫贱之中。寿夭祸福是命。知命的人不苟且偷生、不损伤生命，那么长寿就是他应得的长寿，早夭也不是非分的早夭；不贪求不足取的东西、不冒险涉险，那么福就是他应得的福，祸也不是无故降临的祸。”这些话，人们如果听从了，对世间教化难道不是有所帮助吗？以一个普通人的话而能有助于世间教化，除了君子还有谁能做到呢？那么，术数之学又怎么样呢？上虞蔡某是一位山人，早年曾学习进士业，考试不顺利，便听任命运，归隐田野，不在时俗中争竞，这不正是了解自己命运的人吗？他到了中年，难以维持生计，于是依据五行书推算人生出生的年月日所对应的日辰，并以此来劝导人。对于富贵的人，劝他们不要骄纵、不要冒险；对于贫贱的人，劝他们不要谄媚、不要放纵；对于寿夭祸福，劝人不要苟且偷生、不要损伤生命，不要贪求不足取的东西、不要冒险涉险。替人谈论命运，而所劝说的内容如此，这难道不是用君子的道路来对待自己、也对待别人吗？否则，他为什么不专门崇尚术数之学呢？我是长期处在贫贱中的人，今年春天在田野间遇到山人，听到他的话，知道他有志于君子之道，心中暗自高兴。正好他请我写话，所以我写下这些送给他。《赠钱文则序》【高启】韩文公的诗中有一句说：“我出生的时候，月亮运行在南斗。”苏文忠公说，韩公的身命坐落在磨蝎宫。而我的命也处在这个宫位，所以一生所遭受的毁誉颇为相似。磨蝎就是星纪所在的星次，是斗宿运行所经过的地方。星命家说，身命处在这里的人，多半凭文章显名。以二位公来看，难道确实如此吗？我是后辈晚学，隔着数百年仰慕二位公，自然没有资格与他们相比。而我的命也处在磨蝎宫，又和文忠公一样生于丙子年，这是幸运，偶然和他们相同。二位公的声名虽然在当世极其显赫，却遭受排斥和诋毁，几乎无立足之地。仕途虽曾在朝廷显达，却又被贬到阳山，谪居潮州，流窜在罗浮、儋耳之间，翻越山岭、渡过大海，冒着瘴气雾霭，与蛮人海兽为伍，他们的困厄也够深重了。看看我这样平庸的人，虽然不能取得盛大的声誉，也没有遭到排斥诽谤，何况又遇到圣明的君主，忝居禁署官职，承受恩典得以回归，不必担忧被流放荒远之地，这是幸运，不曾和他们相同。然而二位公的文章和德业，光辉照耀千古；我却早早遭遇艰难忧患，中年又奔走忙碌，学问没有增进，文章也没有可取之处，将要泯然无闻，归入众人之列，这是不幸，不能和他们相同。唉！” 既然命运所处的星宫相同，就应当没有什么不同，可为什么相距竟如此遥远呢？大概困厄或显达、得到或失去取决于命运，智慧谋虑和贤能与否却在于人自身。在于人的事情可以努力做到，由于命运的事情却不能强求。世上的人常常拿不能强求的事情责备命运，却不拿可以做到的事情责备自己，所以多半自我宽恕，还以为自己侥幸得到。像二位公这样，他们所走的道路相同，文章学问也相同，所以即使毁誉、困达本来不必相同，最终也会因自身而相同。那么我不能和他们相同，原因就在这里，哪里是命运的罪过呢？山阳的钱文则能够推演星象来谈论人的祸福，没有不奇异地应验的，士大夫多称赞传扬他。他将要游历湖海，请我写话相赠，所以我写下这些用来自我警戒的道理送给他，也让他遇到那些自我宽恕、以为侥幸的人时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文则读书而喜好修养，善于弹琴，这只是他的余事罢了。《赠郑显则序》【方孝孺】天下谈论文章的人，喜欢简约艰涩的，便主张奇诡；喜欢铺陈畅达的，便主张平易，这两种都不对。文章不能不工巧，却为什么要喜好奇诡呢？文章不能不通达，却为什么要流于浅易呢？把浅易当作通达，把奇诡当作工巧，这样几乎没有不走到怪诞而庸俗的地步。善于写文章的人，贵在使意旨奇特而文辞平易。突然读起来，绵延不绝，觉得很容易懂；慢慢思考推求，即使最用心、最工巧的人也不能超过它。像这样的文章，才是最高妙的文章吧？圣贤的文章和后世的文辞，在纯粹与驳杂、工巧与拙劣、多与少方面，差别并不太远。但世人看待圣贤文章，仿佛它天然如此，不敢指着它加以模拟，是因为它不刻意使文辞奇特，却使意旨奇特。所以天下喜好奇诡的人，没有能赶得上它的。假如它的意旨不能超过常人，只是文辞修饰得好，那么它哪里算得上奇特呢？日月在天空中，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运行，昼夜交替而有明暗，朔望之间有盈亏，自从有天地以来，从未改变。天本来不必刻意求异来惊骇人的视听，然而时间越久越显得新鲜，范围越广越没有穷尽，这才是最大的奇特，又何必再求什么不同呢？至于鬼火的变化消灭，不能用理性推求它的踪迹，虽然好像奇特，但它作为光明之物的意义却很微小。

译近代文士中有喜好奇诡的，用荒诞艰涩的文辞来装饰浅易的意旨，攻击讥刺当世的文章，愚昧的人群起附和跟从，而三吴各郡尤其严重。这些人都是拿鬼火来诋毁日月的人。他们的力量虽然不足以损害这种文章，但如果不消灭、不禁止斥责他们，又怎么能恢复古代文章的盛况呢？今天的天子怜悯这个时代不如古代，选取太学之士加以教导，我郡的郑显则也在其中。显则写文章，不喜好奇诡，也不流于浅易，大概是学习而得其正道的人。我私下有志于改变天下的文章，却忧虑不能结交天下贤者；如果真能得到几十位像显则这样的人，使他们趋向古人的道路，在世上表现自己，那么文章崇高而广大，尚且可以期待，何况其他方面呢？只是至今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感慨呢？我听说文章和教化相互消长，怎么知道如今的文章果真不可以像古代呢？显则如果确实依据我的话去寻求，凡与我的话相合的，我就不称他为今日的士人。《赠王仲缙序》【方孝孺】饿了就吃，饱了就嬉游，经营私利而奔逐利益，活着没有声名，死后也没有可记述之处的人，是普通人。吃东西时思考，思考后实行，不担忧自身困穷，却担忧道义没有修明；不害怕家中没有财物，却害怕名声不能显扬的人，是君子。普通人所做的事，切身而且很快见效，因此世人趋向于做这种事的很多；君子所致力的事情，见效本来缓慢，功绩也来得迟，所以普通人多嘲笑他们，却不知道普通人所做的事情，正是君子所悲哀的。过去我乘船从金陵回来，停泊在姑苏城下，船夫指着城中的大宅子对我说：“这里原来是元朝伪吴张氏的宫殿。”我问现在他的家族在哪里，回答说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我又问那个人的名字，回答说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到了钱塘，经过西湖，船夫多次向我说起林处士的事：“这里是处士从前的住宅，这里是处士的坟墓，这里是处士曾经游览的地方。”我没有一次不为此长叹。张氏强盛时，占有数州的财富，享有王侯的尊贵，驱使百万百姓来供给自己的欲望；他的车马服饰、宫室、妾媵珍宝、侍从军队，都僭越仿效帝王车舆，自以为是一时的雄主。可是如今还不到十年，竟变成这样。林处士在宋代时，住着破屋，穿着破旧衣服，带着瘦弱的童子和野鹤，出入于烟霞水石之间，他的贫困无与伦比。如今过了二三百年，林处士的姓名仍然清楚地留在人们耳目中，那么区区的富贵有什么值得说的，士人的贫贱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况且处士只是一位诗人，他所立身自处的境界，并不能像圣贤那样宏大深远，能够阐明此道、使后世得到善化；即使这样尚且能做到如此，何况那些以圣贤为希望的君子呢？我的朋友乌伤人王仲缙，年轻而好学，他所立的志向非常美好，乡里人却暗自嘲笑他，认为他迂腐。仲缙告诉我，我担心他因众人的嘲笑而意志消沉，所以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使仲缙知道求学是足以依靠的，更加想着自我勉励；也使普通人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值得夸耀，没有闲暇嘲笑别人，反而为自己悲哀。《赠金溪吴仲实序》【方孝孺】道根本在于人的心，并不是幽深玄远到不可知，只是人很少知道它，被邪说迷惑罢了。古代宣扬邪说的人，他们的言论、方法和名称都不同，他们自己也认为不同于圣人的道，所以他们的学说容易受到攻击，明智的人不相信它。后世宣扬邪说的人，言论和方法虽然也不同，到了问他们的名号时，却自称是儒者；问他们所尊奉的根源，又说自己得到了圣人的传承，因此聪明人和愚昧人都沉溺其中。圣人的道记载在经书中，是可以知道的，从来没有让人到博文约礼之外去求道。圣人去世以后，能够阐明道理的人没有超过子思、孟子；二人的言论接近圣道，而自身离圣人已经很远；概括他们的原则，根本在于天命；说到具体事情，则愚夫愚妇都可以明白。他们也从不发表幽暗渺茫的说法，使人无法追问。后世邪说却说：文章不必广博，礼仪不必简约，道的奥妙不能用言语传授。唉，这果真是道吗？以圣人的智慧明睿、七十弟子的伟大杰出，他们远远超过常人，然而还一定要学习《诗》《书》《礼》《乐》六艺的文章，一直到终身都不厌弃。那些邪说却说：六经不必学习，必须到自己的内心去求，等到突然明白、忽然觉悟以后才可以。唉，这果真是什么道吗？况且经书的创作，是为了什么呢？圣人想到自己的生命不能长久存在，想要使后世得到善化，所以把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记载下来，让人取法罢了。如今有人一定说不必使用经书也可以成为圣贤，难道邪说竟胜过圣人吗？抛弃书本文字和言语，断绝思想思虑，禁锢自己的耳目而不让它们发挥作用，却侥幸希望在一旦之间顿悟，这是西域的异端学说，是使自身愚昧、不能用于世事的方法。还有一种学术上的谬误，竟把自己附会为圣人而说：“圣人的道本来就是这样。”这不仅欺骗了自己，又欺骗了后来的学者，迷惑得多么严重啊！自从这条道不再明白以来，想要迷惑百姓的人也多了。然而墨家不避讳称自己为墨家，杨朱学派不避讳称自己为杨朱学派，申不害、韩非、老子、佛教的门徒也各自不避讳以自己的名称相称，所以放言批斥、驱除他们，人们随即就能确定其名目，他们造成的危害也可以止息。天下最大的祸害，没有比名义上正确而实际上错误更严重的了：实质是异端，名义上却冒充圣贤，这正是士人跟从他们很多的原因。但这不是那些人的过错，跟从他们的人才是愚蠢的。如今有人抛弃稻黍而去吃橡实，即使没有见识的人也知道这是愚蠢。抛弃孔子、子思、孟子而不以他们为师，却去寻求类似异端的学说并拜它为师，谁会认为这是聪明呢？金溪吴仲实，是一位儒者，学习孔子、子思、孟子的道，而且不因流俗而改变。他做学问，内容十分丰富；写文章，极其通达。这些正是那些邪说所抛弃的，而吴君却专心致力于此。我仰慕他善于求学，他从京师将要回乡，所以论述邪说的危害来赠给他，使他把这些话告诉乡里人。唉！这条道不明白已经很久了。认为我的话正确的，难道是有志于道的人吗？《赠顺庆太守章弘载序》【汪伟】

译如今县、州、府长官的名称，都知道是区别而来的，以所治理的地方来称呼其主宰，大概就是一府、一州、一县的主宰。家中的长者，俗语也叫家主；称作“主”，是因为一家人的责任都集中在他身上。老弱和僮奴需要供养衣食，邻里姻亲需要吊丧庆贺，官府方面有赋役、祭祀、宾客、嫁娶、丧葬的需要，至于防备旱灾、抵御外侮、教训子弟，也都是家主的责任。即便果蔬鸡豚这些小事，一旦处理不好，便说明治家之道有缺，而别人不会替他承担忧患；做家主的责任就是这样艰难。由家庭积成乡，由乡积成县，由县积成州、府，形势虽然不同，所遵循的道理却是一样的。所主掌的范围越大，责任就越艰难。任何一件事不能得到妥善安排，大家都只希望主官来解决；如果不能替他们作主，他们就会自行处理。让人各自自行作主，这正是天下混乱的原因。饥寒无人抚恤，于是劫夺的计谋就会实行；争讼无人裁理，于是凶暴仇杀的恶行就会形成；强者无人制约，弱者无人扶植，于是任性逞强、专断蛮横的风气就会兴起。这些都是没有主宰的弊病。嘉靖二年冬，南京勋部郎中余干章弘载，升任四川顺庆府顺庆所领的二州七县长官。辖地大约千余里，户数以万计，不知有多少；而他一旦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宰，庄严地位居其上并承担百姓的忧患，这哪里是小小的任用呢？章君以进士中的优异成绩任职郎署，清廉谨慎的操守、平易和乐的行为，长期积累了声望；而且他博学能文，用儒术来修饰吏治，古代所称的循良之吏都是这样。作为主官的道理，本来不超出这些，章君完全能够做到。临行时，他的同僚司务以及子部的诸位贤者一同来请我写赠言，并说：“这是旧例，不能推辞。”于是我作《主说》送给他。《赠太学生石大用序》【陈敬宗】太学生石大用，是蓟州丰顺县人。他从县学秀才升入太学已经多年，处在六馆诸生之中，恭谨整饬，只是努力坚定志向，专心求学，从不稍稍自我炫耀，所以从祭酒、司业以下的人都不太知道他的为人。正统甲子年夏天，祭酒李先生被困首木于太学，三天不能解脱；炎热的暑气蒸腾郁积，李先生年老昏聩，不能承受。大用忧惧地向众人号呼说：“老师如同父亲，老师父亲遭逢艰难，做弟子的怎么忍心坐视不管？”大用察觉众人的意志不与自己相合，于是退下关门，写奏疏恳请代替老师受困。李先生急忙派人阻止他，他不听；同辈也劝阻他，他也不听。大用奋然变色说道：“朋友遭遇急难，古诗还歌咏脊令相救，何况老师呢？”仍然不听，最终带着奏疏前去拜见银防。银防为难他，并且用法律威吓他。大用说：“我因义而死，也因义而生，有什么可怕的？”银防知道无法压制阻拦他，于是把他的请求上报皇上，并且将二人一并释放。于是朝廷中文武官员和士绅无不叹息说：“这是前代仅有、而今世绝无的事情。”争着想求见他的面容。我听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国子司业阳城因护送薛约而被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的何蕃、季偿、王鲁卿、李谠等二百人叩拜在宫阙之下，请求留下阳城任职；但他们在宫阙前停留数日，被官吏阻挡压制，不能上奏。何蕃等人都流泪哭泣为他饯行，并立碑记载他的德行。集贤院正字柳宗元写信给何蕃等人祝贺，认为从前李膺、嵇康时代，太学诸生叩击宫阙据理申诉，我还说过，千百年以后不可能再见到这样的事，没想到今天竟然出现了。如今石大用如此卓异，我也认为从何蕃他们以后，千百年不可能再见到这样的事，没想到今天竟然出现了。何蕃等人伏在宫阙前数日，最终也没有能够上达；而大用的诚意深厚真切，能够感动天听，在片刻之间排除并解除艰难困阻，那么他的贤能似乎超过了古人。老师虽然不属于五伦之一，但五伦不能不由此彰明，所以在三种事奉的道理上是相同的。天下凡是做老师和弟子的，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但说千百年不可再见，大概是因为老师的教诲没有真实德行，弟子的求学没有真诚之心，上下名分只是依稀仿照典故而已，把师生之道看成空洞的器物，所以没有再出现这样的事也就不奇怪了。李先生秉持仁德、引导义理，凡是他在太学施行的教诲，没有不是出于真实德行的。太学生常有二千人，而受到陶铸熏陶、涵养于醇厚美善之中的人很多。大用到这时发扬了平日积累的品德，奋勇而不顾利害，只知践履义理，这固然出于大用本人的天性禀赋。也是李先生长期引导训诲、潜移默化达到极致的结果。李先生对于阳公，石大用对于何蕃等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天下凡是做老师和弟子的，难道不会也有听到这种风声而奋发起来的吗？这一年，大用凭《书经》在京闱乡试中取得显著成绩，列入高等。谈论此事的人都说这是积善的报应，道理或许确实如此。因此把这件事传播到歌咏中，用来为后世的名教作劝勉。诗说：“有一位伟岸的石氏后生，义气激荡于内心。他陈述深厚真切的诚意，直达天子的听闻。皇帝说：‘释放这个人，恢复他的章服，用以显扬名教。’新近的教化养育着士人，簪缨貂珰以及儒生士绅，都一同作词赞颂。这个人多么卓异啊！棫朴、菁莪所培育的众多贤士，本来都同属一类；众多人才如薪中翘楚，石大用脱颖而出，奏报功绩。起初只是他首先倡导义举，众人还在远远观望；现在传播赞颂之声，怎能不惭愧得汗颜？师生之间三种事奉的道理相同，为什么不尊崇呢？如今若不笃实奉行，便是惭愧而辜负圣门。师道危急将要倾颓，延平先生把它扶植起来；陶冶涵养醇厚美善，明显的成效正在这里。先生身边的高足，前后都是国家的士人。在众人之中，大用奋然崛起；山中有巨材，群木把它遮蔽。把珍贵人才贡献到明堂，公输般也会羞惭。上天保佑善类，没有一种德行不获报答。显著地选拔到高科，使斯文有了光彩。昌黎为他作传记，集贤院正字写信来祝贺。” 我作这首歌诗，永远传扬他的美好声誉。《赠梁先生助教国子序》【岳正】

译君臣关系以义为主，父子关系以恩为主，恩与义兼备、以二者为主的，是师生关系。先王不再出现，大道便逐渐昏暗；君臣之间，靠典章刑法辅助，有的人却遭受刑罚而伤害了义；父子之间，以天性为根本，有的人却违背天性而损害了恩。弯弓对着羿，拿起武器反叛，这些事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就今天来说，在上面的人成为掌握符信、执掌教条、坐在讲席上的先生；在下面的人穿着章甫缝掖之服，夹着书册，像雁阵一样站在台阶下，被称为弟子。这不过是天下学校中的师生，徒然借助势力勉强结合而强行加上的称号罢了。选取一郡一邑的贤俊之士，集中到一座学校中，其中有勇敢的人，有聪明的人，有灵巧的人，有善于言谈的人，有崇尚意气而不受屈挠的人，他们才气的优美，本来各有不同。用权势压服他们，用法令使他们整齐，可以使他们表面顺从，却不能使内心顺从；可以使他们外表服从，却不能使他们真诚服从。做这样的老师，难道不难吗？顺天府学，是各地学校的宗主，设在京师。京师广大，是贤才汇集的地方；士人游学于此，在耳濡目染之外，所谓聪明、勇敢、灵巧、能言善辩而崇尚意气的人，大概有些不用询问便能了解、不用学习便能掌握的地方。毗陵梁先生惟介，从武学教授调任来主持这项政务。谈论的人大都说，凡是主持京师学校，应当致力于精练、勤勉、敏捷；如果约束不严格、教条不严密，那么权贵子弟和游惰之人就会进行贿赂渎职，从中找到可乘之隙，这显然不可行。梁先生却把这些做法一概去除，早晚坐在堂上掌握要领，任性真率、顺意而行，淡泊得仿佛没有刻意谋划什么。然而聪明的人忘掉了自己的机谋，勇敢的人失去了逞强之心，灵巧的人收敛了自己的才能，能言的人收起了辩才，崇尚意气的人改变了刚强直率而变得和顺；彼此不猜忌，上下相互亲善，欢悦中含有恩情，严正中存有义理，这是多么盛美啊！今年梁先生升任助教，国子监京学的诸位君子不忍心先生舍弃自己离去，便相继把他们的情意告诉我，所以我叙述其中缘由，作为赠给先生的话。《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九，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

译赠序 《赠段可久序》【丘濬】如今的县令，就是古代的百里侯。他对于百姓有父子的道理，对于属吏有君臣的道理，对于学校有师生的道理。士人开始做官，便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和几千户百姓，可以把他们当作君主、父亲、老师来对待，也就可以施行自己的志向了。然而世上的做官者往往重视京城内的职位而轻视地方，一旦考中科举，就把州县看得像陷阱一样，唯恐自己不幸而掉进去。这些人难道是担忧自己的职责难以称职吗？担忧百姓难以教化吗？担忧属吏难以驾驭吗？担忧政事难以修明兴办吗？都不是。只是因为他们胸中的勃勃之气难以平息罢了。即使如此，掌管郡县而常常没有光彩的官员，都有说辞，难道只有今天才这样吗？唐代府帅去拜见大府长官，必定穿戎服，左手握刀，右边系着弓箭，包头穿裤靴，到郊外迎接。令狐峘任吉州刺史，拜见齐映时，从容步行上前，没有包头，因而立即受到责罚。府帅拜见大府长官、刺史拜见观察使尚且如此，那么县令就可想而知了。宋代使者巡行所属各地，属县在郊外迎接，往往远在数十里之外；有时遇到连绵大雨，远远望见马头，片刻间使者到达，便跪拜在泥水中，过了很久也不敢起身。到了馆舍，仍拱手站在座位下面，三次跪拜进酒，卑下受辱得太厉害了。然而当时韩昌黎以闻名天下的大儒身份，被贬为阳山县令；朱紫阳以震动一世的大才，任同安县主簿，却没有听说他们因为骄傲倔强而受到当时的责罚。考察他们之所以获罪的原因，原来是因为排斥异端、触犯权贵。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上下名分所应当尽到的是非公理不容昏昧，可以在道理上屈服，却不能在权势面前屈服吗？我的朋友段可久，年轻时就负有奇异的气概，喜爱阅读史传，仰慕古代豪杰士人的为人，不肯阿谀随从、落在人后。考中进士后，便因病获准请假，居家生活；对于富贵利达，他大概淡漠得很。如今不得已，才起身接受任命，得以出任登州福山县知县。唉，可久难道只是治理百里的才干吗？即使如此，用大才试任小县，就像让千里马奔驰在几十里的地方，不必担心它不能到达；用能拉百石的强弓射几十步外的靶子，不必担心射不中。可久，你去吧！希望你能够以明理来驾驭意气，不要像小丈夫那样，把勃勃之气积在胸中，把悻悻之色显在脸上；对于上下名分不肯安守，面对权势利禄时却又唯恐自己叩头低首落在人后。这样会成为科举出身的拖累，实在太大了。我把可久当作朋友，彼此了解最深，趁他出行，仰慕古人赠言规劝友人的义理，正要有所规诫。恰好地官主事刘世英带领各位朋友嘱托我写文章来光耀他的出行，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赠给可久。难道不会与我的话有所不同吗？《赠书庵刘先生序》【柯暹】凡是在天地之间有形体的，都是物。天上光明而有常的，是太阳和星辰；地上广大而不可测的，是海洋和山岳。像风云雷电的变化运动，雨露霜雪的降下散布，草木鸟兽的繁衍生长，蛟龙鱼鳖潜藏其中，数也数不尽。假使一个人穷尽一种事物并完全了解它，尚且会说做不到，何况众多事物呢？假使一个人在一方之内穷尽众物，尚且会说做不到，何况广大到接天连地的范围呢？假使一个人在一时之间穷尽天下万物，尚且会说做不到，何况从今天追溯到古代、千万年以前呢？天下所有人都说做不到，没有人敢讥笑他们。我们儒者凭借典籍贯通古今，凭借知识穷究造化。圣人经书、贤人传记，灿烂如日月星辰；三纲五常，沉重超过海岳。事事物物，不只是有形有色、会变化降布、会繁育潜藏而能够用言语说出的，也都是应当知道、应当实行的。这个道理广大，求学也艰难。天下以儒者自称的人很多，但寻求那些能够完全认识并极力实践它的人却很少。我们的夫子以一贯之的道理推究天时，承接水土，体察古今，考察三王而不谬误，建立天地之道而不违背，询问鬼神而无疑惑。确实，道理是极其广大，学习它也极其艰难。进入这门学问的人，谁不想达到它的极致？可是出来以后，有的人就把它分裂成两个方面，好像只看见太阳和星辰的繁多、山的高峻、海的浩瀚，却没有渡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在当时尚且不能避免这种情况，何况时代越久、距离越远呢？如今的学者，有人只见到这昭昭可见的一点、一撮土的大小、一块石头的大小、一勺水的数量，便认为天下之大可以由此穷尽，却不求达到极致，这是自以为大。有的人只见到天地覆盖承载之间的光明、变化、降布，以及不可测而繁育潜藏的现象，便认为天地之所以广大、古今之所以变化，不可能逐一经历也不可能穷尽，于是也不求达到极致，这是自以为小。然而他们不知道，天上悬挂的形象虽然难以完全知晓，天的枢纽和极点却有一定的位置；疆域虽然难以完全知晓，道路却是可以通行的。万事万物都根本于一个道理，从方寸之心可以扩展到六合。事物有形的方面，如高下、浅深、厚薄、多寡、轻重、大小、长短，都可以确定名称；无形的方面，如枉直、顺逆、张弛、通塞、是非、当否，也不能混淆。坐下来求索它的极致，都是可以得到的。颜子、孟子善于学习圣人，达到“卓尔”“跃如”的境地，应当有所见识。世上没有颜子、孟子这样的弟子，也没有孔子这样的老师；他们先获得了广大深远的道理，超过众人，因此成为众人的老师。把它的极致指示出来，使人知道天为什么成为天；把它的道路指示出来，使人知道地为什么成为地，把高峻广阔、深远无边的境域变成可供攀登渡越的阶梯，使跟随他游学的人也能渐渐到达那遥远广大之境，这哪里容易得到呢？文阳是海内闻名的大县，三尺高的儿童没有不拜有老师的。一时之间被称为老师的人很多，唯独书庵刘先生凭借家传的《诗》《书》两经，穷究其中的深奥，出仕则能在有司那里得到认可，退居则成为乡邑的老师。凡是到他门下的人，一定都满怀充实而有所收获；出门后考中科举、升至显达的人前后相接。宣德甲寅年，我因中书许公的关系得以在公署延请他，选择士绅子弟中可以教导的，跟随他学习。先生严格订立规矩，端正求学的阶梯和道路，把成就后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大小事情都条理分明，有问必知，有惑必解。他作为老师，实在是很难得的。无论年长年幼，大家都乐于跟随他，不愿片刻离开他的身边。如今因为年终将要到先祠祭祀，他告假回去。我和诸生蔓薫以及二三位学生担心他从此离开，便请我挽留他。我于是记起自己做官三十年，乘船行走在江湖之间，掌船若遇到合适的人，风涛便不会惊险，渡口岸边也可以辨认；遇不到合适的人，行船不安，饮食和停泊不安，甚至睡在船中遇到覆船，几乎丧命。

译想到从前能够使我的船安稳的人，我至今还在切切思念，何况诸位学生正锐意求学，处在畅游无边、迷失于广大境域的时候，得到指示道路、指出渡口岸边，怎么会不思考自己应当依归、并加以尊崇呢？先生以孔门使人成就善性的道理为心，知道诸生是可以教导的，一定不会等到我说了以后才不抛弃他们。先生说：“是这样。”诸生欣喜地拜送先生，葛山于是与他告别。《赠太史罗先生序》【邵宝】太史南城罗公因病请假在家，病愈后将要北上。我正好巡视学校，从建昌经宜黄到他的乡里，于是预先为罗公饯行。罗公的两个侄孙罗城、罗里以生员身份侍奉罗公，起身进入内室。我问二位罗生罗公将走哪条道路，罗城说：“走浙江。浙江的道路平坦却迂远，迂远胜过平坦，他将走这条路。”罗里说：“走长江。长江的道路快捷却险峻，险峻不及快捷，他将走这条路。”不久罗公出来，我便把这件事问他。罗公说：“他们只是猜测罢了。这两条路我都不走。浙江的路确实平坦却迂远，我曾经走过，迂远并不是我所厌恶的；长江的路确实快捷却险峻，我也曾经走过，险峻并不是我所厌恶的。然而这次出行，却都不走它们。我将从鄱阳出发到安庆，渡过长江向北，经过楚、陈、宋、鲁、齐、赵，直到京师。道路大约三千多里，计算所经过的地方，我将渡过淮河、沁水；嵩山、行山、恒山、岱山，我将远望它们。历代帝王的都城、圣贤的故里、神灵英杰的祠墓，我将去拜谒；那些残碑断碣倚靠墙壁、横卧庭院的，我将阅读；那些平原沃野中属于古代井田遗迹的，我将考察。那些著名城邑、声望显赫的城镇中属于古代封建遗迹的，我将游览；那些高岩绝壁中属于古代关隘的，我将考察；那些高大的陵墓、隆起的山丘中属于古代防御、盟誓之坛的，以及那些长坡、宽谷中属于古代战争场所的，我又将凭吊、作赋。听到的就采录，看到的就绘图；可以献上的就献上，可以记录的就记录下来。一路行走一路观察，观察了就学习，学习了就作为我所用的资粮，不会白白经过。过去吴国季札出使、汉代司马子长游历，直到今天仍被视为盛事，称颂不衰。我曾经认为他们气概豪壮。近来我虽然向西奔走关陕，向东渡过瀛海、博海，向南经过婺越，向北到达并州、冀州，足迹遍及天下一半，却唯独遗漏了中原。这就像谈论道路的人遗漏孔子、孟子，谈论功业的人遗漏大禹、皋陶，评论世道的人遗漏唐虞三代，君子不会认为这种人有见识。我对此感到遗憾。所以即使浙江道路迂远、长江道路险峻，我也一定要走中原。我的年纪也将老了，若舍弃这条路不走，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听了笑着说：“您对世事确实很熟悉。以奇特作为文章，以险峻作为操行。四十岁才开始做官，任官十六年了，还没有调任。我本来就知道您不怕道路迂远和险峻。不过，中原的道路，是天下通行的大道。它所经过的地方，确实有许多如您所说的。” 您回京后，天子任用您，充任顾问；退朝后代天子传达诏令，并且执笔记录天下大事，这就是您的职分。凡有不应答的，您一旦应答必定宏大；凡有不制定的，您一旦制定必定正当；凡有不记载的，您一旦记载必定正直。正直、正当、宏大，都是天下通行的大道。您把这些用于中原，作用实在很大；而这次出行也不可能没有助益。即使道路迂远而险峻，您又有什么遗憾呢？我因问路而得到这番话，便把它赠给您。请两位罗生记住，我将拿这番话来验证您。” 赠教谕林以永序【张诩】大道不能彰明，是因为旁门歧途危害了它。所谓旁门歧途，就是凡是牵强附会、创立主观说法来扰乱圣人之道，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使初学者茫然不知应当从哪里止步的，都属于这一类。如今释、老、申、韩、杨、墨之学属于旁门歧途，人人都知道而远离它们。至于那些以儒学名世、却在学习上有所偏差的人，自己没有察觉言论的乖谬；这类旁门歧途，世人不只是浑浑然不知道而已，还会因而受到它的迷惑，竟把圣人之道也一并认为如此，终身茫然不知所归的人，恐怕少有了。古人把孟轲的功绩与大禹相配，难道不是说挽救人心比挽救生命更重要吗？唉，这难道是小事吗？姑且举从前儒者所谓“道学体统”的说法为例。他们说：所谓道学，并不是有极其幽深、难以穷尽的道理，也不是有极其高远、难以实行的事情。唉，这话也算对了。《易经》说：‘超过这一范围以后，便没有谁能够知道了。’《中庸》说：‘它的仁厚深沉，它的渊深幽邃，它的广大如天。’如果不是坚定地具有聪明、圣智而通达天德的人，谁能够知道它呢？孟子说：实行了却不明白，习惯了却不察觉，终身遵循它却不知道它的道理，这样的人很多。孔门弟子三千人，而德行这一科，只有颜回、闵子骞等几个人可以当得起。由此看来，道理果真容易穷究吗？大道果真容易实行吗？又有人说：实行不努力，即使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境界，也不过是空话。至于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境界，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做到。既然学习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还何必谈实行和努力呢？这正是所谓牵强附会、创立主观说法来扰乱圣人之道，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的说法。如此说来，又何必一定要等到释、老、申、韩、杨、墨，才称为旁门歧途呢？莆田林有年，字以永，清修好学，是古来有志于学的人。他家贫母老，以乡贡进士起家，任萧山教谕，后来接替我到广东东莞任职，跟随我游学已有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古人达到大道的精妙之处，不是吝惜不说，实在是担心如果学问不是自己体悟所得，就只会增加口耳之学，所以姑且等待他慢慢悟入。如今他任满九年，北上赴任，他的学生林逢、陆宗政等请我作文相赠。此前林以永把新刻的《正学楷梯》送给我。我很担心他自行划定界限，不能等同于向六经、四书求取学问，使之与自己的心相契合，探究学术源流，修成宏大事业，却只被区区旁门歧途所迷惑。因此姑且用这一句话来破除它。赠吴献臣赴成都序【李承箕】

译心中不摇摆不定，不忙于迎来送往，浑厚端正而谨慎，他存心如此。只遵从正道，不拘泥于旧有的踪迹，不随同流俗，他处理每件事都如此。刚强勇毅，不畏惧万般强暴，不欺凌任何弱小，他与世相处也如此。这是太平时代的伟大人物。这样的人处在太平时代，官位必定高，俸禄必定厚，人人都把他当作仪范而仰望依靠。把峥嵘作为高峻，把辨析明察作为明智，他存心如此。施行仁爱却温柔软弱，行义却孤立拘执，他处理每件事都如此。熙熙攘攘地来往，随波逐流地进退，他与世相处也如此。这是浊乱时代的“大人”。这样的人处在浊世，官位也必定高，俸禄也必定厚，人人都把他当作仪范而仰望依靠。我曾认为，不奉承弥子瑕而在卫国获得地位，也不与善射者相比却能捕获禽兽。古代圣贤就是这样：开始这样，最终也这样；富贵时这样，贫贱时也这样。我将同他们一起饱饮仁义，以声誉光明自身，遨游于云霄，出入于古今。舍弃这些，便没有什么值得我用力的了。吴君献臣，以成化丁未年进士身份，任顺德知县八年，升任四川成都府同知。成都府统辖三十一个州县，应该也会有很多人景仰追随他。何况如今正是太平时代，献臣难道不会成为太平时代的伟大人物吗？僚簿武宁人张如玘请我作文赠给他，我有幸与献臣是旧交，所以替他写下这些话。赠尚宝司丞沈廷美序【张弼】中书舍人、东吴人沈廷美升任尚宝司丞，有议论的人说：‘廷美的才干、谋略和器量，足以任繁剧的官署，执掌国家法令，治理大郡，办理大藩事务，参与国家大政。过去因为他的文章才艺，让他掌管中书事务，只使用了他的才能中的一二，却舍弃了八九，评论人才的人还为此感到可惜。如今让他掌管天子的玺印符节，固然更加重要了，但岂不是埋没了他的抱负，压抑了他的施展呢？’驾部郎张弼听到后说：‘错了，错了。从前东阜子申、齐金父都带着千金，在西北各地奔走，购买良马。过了一年，他们在甘凉之间遇到一匹骏马，都争着想得到它，反而彼此翻脸，不能相容。东阜子申说：‘我想得到马，是为了增强作战威势、抵御敌人，这是国家的大事。这匹马力气充足，胆气雄壮，脚下无论山冈、陵坡还是泥泽都能通过，眼中不怕箭石、戈矛，把千里之路看得如同驿站之间的短途，背负金甲也如同背负绢帛。除了它，恐怕就没有马了。你究竟想做什么，竟来抢夺我看中的马？’齐金父说：‘我使用马，是入朝时驻驾銮坡，护卫仙仗；出行时驾御玉辂，奔驰天街。马必须不妄自振动缰绳，不妄自喷鼻，不妄自抬蹄，回旋转折合乎法度，缰绳收放都合乎仪礼。难道只因为它毛色纯正、品性良善、气力充足，而且不受惊、不骚扰人，就够了吗？’ 我看过的马很多，除了它恐怕就没有马了。’东阜子申说：‘唉！这是供人观赏美色的器具，为什么要同我争夺？’于是二人共同到伊文子那里评判。伊文子说：‘仪仗护卫所用的马，要选其中精良的；行军列阵之间，则使用粗壮的。具备粗长之处的，百匹中有一匹；具备精良之处的，千匹中有一匹；粗长、精良兼备的，万匹中有一匹。挑选一万匹得到一匹，难道不应当把它归给天子乘用吗？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个判断了。’于是齐金父奉上这匹马进献，众人都佩服伊文子善于评马。不让廷美去办理大藩事务、治理大郡、执掌国家法令、处理繁剧官署、参与国家大政，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议论的人于是安静下来，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天子身边的近臣，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才能，以便缓急之时能够有所济助，这与只负责一方、掌领一事的人属于不同等级。廷美这次升迁，是用人者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肤浅的见识和喧嚣的议论，哪里能够知道呢？不过，人的才能，努力修养就会日益扩大，满足自满、松弛懈怠就会日益削弱。廷美难道会自满吗？如果将来不断受到任用，前途还有什么达不到的呢？因此写下这篇赠序。赠铸印局副使陈启易序【张弼】从前秦国派九方皋相马，他回来报告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派人去看，原来是黑色的公马；马送来后，果然是天下最好的马。大概是得到了马的精髓，而忘记了它的外在形貌。世俗评论人物，只凭籍贯和声望来说，哪里是真正了解人物呢？所以一见到高官显爵，就往往说他贤能；一见到地位低下的人，就认为他愚笨，这种迷惑太深了。田野中的秀士、山泽间的清贫之人、屠户和商贩中的杰出者，他们的才智难道果真都在高官显爵之下吗？像京师汇聚的百官，难道果真个个都是适合其职位的人吗？这样评论人物，差得太远了。金台人陈启易，在礼部任铸印局副使，确实是低微的官职。我同他交往，不计较他任什么官，只知道他对书法精通六体，在绘画上达到妙品境界，在诗歌上清新丰润；待人接物恭敬而不谄媚，和气而不随波；守职坚定勤勉，廉洁公正；侍奉上官顺从而不屈服，对待下属威严而宽容。不过，我同启易交往，也只是了解了他的外在表现；真正了解他的精髓的，难道是中书舍人李应祯吗？启易从小跟随伯父通政公在南京，后来又曾到姑苏从师。李应祯同他交往已久，曾称许他孝友端正宽厚，有做官的才能。铸印局副使并不是他的志向，他大概另有所待。这一点是我还不足以了解的。然而启易曾因墨法精妙而受到好友赏识，便常常为他们传神写照，这大概将要完全得到他的精髓了吧？对于游艺之事，即使没有得到精髓，也不算大的损失。但启易是否也曾只从人的外在表现来观察人呢？没有。他的同局官员卢大用等人希望我写几句话，表彰他的长处，宣泄他的郁结。唉！哪里能够得到九方皋相马的本领，来品评天下的士人呢？我不禁为启易发出千里马困于盐车的感叹。赠余干章干卿西还诗序【谢复】今年春天，我县学生章君干卿同他的同学叶君本深侍奉老师胡君耒臣，带着《春秋》到祁门游学，希望充实、增长自己的学问，已经有所收获，将要告辞回乡。祁门人中到余干游学的，如我的堂弟谢宣等，承蒙二位君子厚爱，临别时请善于作诗的人为他们送行，并且索要我的诗，还请求我为这些诗作序引。我想，《春秋》原是鲁国史书的旧名，是我们的夫子孔子修订它，以此为万世留下法则的。汉朝兴起后，才开始把《春秋》三传设置为学官课程；到王氏新说造成厄运时，学校不再设置相关官学，贡举也不再以此取士，后世学者于是把《春秋》当成可疑的书而不再讲习。北方学者尤其稀少；在江南，只有吉州安成、蕲州麻城、广东东莞以及徽州祁门四处独享盛名。我是祁门人，请允许我谈谈它的源流。祁门本是下等县邑，从来没有因《春秋》而闻名。前朝时，先正环谷汪先生才从他的祖父东山居士那里听闻我紫阳朱夫子的学说。紫阳夫子一传为勉斋黄氏，再传为双峰饶氏。东山居士曾向双峰学习，而环谷先生实际上继承了他的传授，所以他的学问是有源流承继的。后来他以《春秋》取得乡试荐举，第二年礼部会试时因与主考官的论议不合，退居后编纂各家疏义，以教导后世。

译等到环谷先生去世，他的学说便衰微了。五十年后，正值皇明永乐末年，又得到我的外祖父居易周先生，能够推阐明白这部书来教导学者；后来又有人凭借这部经书考中礼闱，于是祁门的《春秋》学才重新振兴。又过三年，到了宣德丁未年，恰好剑江孙曰让带着他的外祖父右厓吴公所传授的中山季氏《春秋》来主持学校事务；中山季氏的学问，大概得自朱子门人张主一的再传，与我们环谷先生所传的学问同出一源。从此研习这部经书的人接连考中高科，登上显要官职，前后相继，于是祁门的《春秋》学便在天下显名，与安成等地不相上下了。远近来游学的士人一天比一天多，以文章、品行、事功著名的人也常常有；至于考取科名、开始做官，反而只是余事罢了。二位君子的才智超过常人，俊秀的同游者日益增多，而且不自满自足，逆流而上，经历三百六十滩，忘记险阻，带着自己的学问前来求得订正，可以说是真正好学了。只是还不知道你们所学的，究竟是要追随环谷先生的高尚足迹，吸取紫阳夫子的余泽，向上追溯洙水、泗水之间的学统，探究孔夫子删削经书的深意，以此治理世务；还是要听从当时老师的说法，兼学传注、八股，雕琢章句，只为取得科第罢了？我无法知道。如今你们带着所听闻的学问归去，再向四方求教；在礼闱之间同我的学生们互相切磋，每天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那一定能够得到正确的学说了。谁知道余干的《春秋》学不会因此兴盛起来？江南专门研习这部经书的人，难道不会接连兴起吗？这是我的私愿，也是二位君子应当努力的事。至于惜别留连的情意，诗人已经说得很完备了，我何必再多说呢？赠周莹归省序【王守仁】永康人周莹，字德纯，曾经向应子元忠学习，后来又来拜见阳明子，请求进一步指教。阳明子说：‘你是从应子那里来的吗？’周莹说：‘是。’‘应子怎样教你？’‘没有别的话，只是每天教导我学习希圣希贤，不要沉溺于流俗。并且说：‘这正是我曾经向阳明子求正的学问。你如果不相信我，为什么不亲自去见他呢？’所以我不远千里来拜见您。’阳明子说：‘你来这里，难道还有什么没有相信的吗？’‘相信了。’‘既然相信了，为什么还要来？’‘还没有得到实行它的方法。’阳明子说：‘你既然已经得到方法了，对我就没有什么需要了。’周生惊惧，过了一会儿说：‘先生因为应子的缘故，希望您最终赐给我教诲。’阳明子说：‘你已经得到了，对我没有什么需要。’周生惊惧地起身，茫然了片刻说：‘我周莹愚钝，没有得到方法，先生难道是在戏弄我吗？希望您最终赐给我教诲。’阳明子说：‘你从永康来到这里，路程有多远？’‘超过千里。’‘很远了。是乘船来的吗？’‘乘船之后又上岸步行。’ 阳明子说：‘辛苦了。现在是六月，也很热吧？’‘路上的暑热尤其厉害。’‘艰难了。你带着粮食和费用，和童仆一起来的吗？’‘走到半路童仆病了，于是舍弃借来的资粮，独自上路。’‘这就更加艰难了。你来这里既遥远又劳苦，艰难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不就此回去，反而一定要来？难道有谁强迫你吗？’周莹说：‘我到了先生门下，对于劳苦艰难，实在是以此为乐，难道会因为这些就回去，还要等别人强迫我来吗？’阳明子说：‘这就是我所说的，你已经得到方法了。你的志向是想到我的门下，于是便直接来到我的门下，并不借助别人。你立志学习圣贤之学，难道会有不能达到圣贤境界的地方吗？难道还要借助别人吗？你舍弃乘船而走陆路，抛下童仆和借来的资粮，冒着酷暑来到这里，那么你又是从哪里获得这种方法的呢？’周生欣然起身拜谢说：‘这就是您所说的方法吗？还是我本来已经有了方法，却迷惑于说法，一定要等先生说出后才豁然明白，那又是什么原因呢？’阳明子说：‘你没有见过烧石头求取石灰吗？火力已经充足了，只要得到水便会化开。你回去到应子那里，使自己的火力充足；我将储存一担石的水，等待你再次来见我。’ 赠郑德夫归省序【王守仁】西安人郑德夫将要向阳明子学习，听到士大夫中有人议论说这是禅学，便又同江山人周以善暂且到阳明子的门人那里考察他的学说；如果不是禅学，再暂且亲自到阳明子门下听他的学说。大约过了十九天，他才释然明白阳明子的学说不是禅学，于是开始行弟子礼，以老师的礼节侍奉他。他问阳明子说：‘佛教与儒学有什么不同吗？’阳明子说：‘你不要在儒学和佛教之间寻求异同，只要寻求正确的学说来学习就可以了。’郑德夫说：‘正确与错误由谁来辨别呢？’阳明子说：‘你不要在讲说中寻求是非，要向自己的内心求取，能够使内心安定的就是正确的。’郑德夫说：‘内心又凭什么能够判定是非呢？’阳明子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口对于甘苦的辨别，和易牙相同；眼对于美丑的辨别，和离娄相同；心对于是非的辨别，和圣人相同。有人之所以昏昧，是因为他的心对道不能像口对滋味、眼对颜色那样真切，于是私欲得以乘隙蒙蔽它。你只须努力确立这种真诚罢了。你只需担心心对于道不能像口对于滋味、眼对于颜色那样真切，又何必担心自己不能辨别甘苦美丑呢？’ 郑德夫说：‘那么五经所记载的、四书所传述的，难道全都没有用吗？’阳明子说：‘谁说它们没有用呢？它们正是甘苦美丑所在的地方。如果没有真诚的心去求取它们，那就只是谈论滋味、议论颜色罢了，又有谁能够从中得到甘苦美丑的真实呢？’后来郑德夫告辞回乡，请阳明子把这番说法写下来，于是阳明子写了这篇文章。赠陆原静序【黄绾】

译世人所说的豪杰之士，是使道德归于纯正，在独处时见识和操行都很高；在成就自己、对待他人时，可以听从，也可以不听从，听从不是苟且附和；可以违背，也可以不违背，违背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大概归根结底，只在于道罢了，哪里还求取别的呢？这就是君子认识大道、成就德行的地方。陆君原静，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吧？阳明先生就像祥瑞的景星、凤凰，人人都知道他的价值。可是他却被权要忌恨，言官承接风向，交相指责他的西江军功是冒领的，又说他的学术是伪学，异说喧腾，没人敢出面议论。唯独陆君上疏抗辩，自称是阳明先生的门人而不推辞。有人责怪他说：‘我只求天下的道理安定罢了，毁誉得失，我哪里能够知道？’到了我皇上关于典礼的主张，如同日月运行在天空，人人都能看见。可是权要极力主持异议，想要考定孝宗，众人争相附和；即使平素号称君子的人，也都惭愧地随风倒向，路上以目示意，没人敢表示不同。陆君于是依据《公羊》学说，上疏主张考定武宗，后来又后悔说：‘我错了，我错了。’想要请求改正，不久因母丧离职。等到服丧期满来到京城，正好《明伦大典》修成，陆君以自己的言论被载入典册为耻，认为不妥，于是上疏自我辩白。有人责怪他说：‘我只求天下的道理安定罢了，毁誉得失，我哪里能够知道？’像陆君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违背众人而独立，有过错能够改正，归依大道而不流于世俗；不是豪杰之士，能够做到这样吗？自从世间的教化不再彰明，人们把诵说当作学问，却不知道从内心推求孝道、依据本性求取道理，习惯于世俗儒者的闭塞浅陋，失去了随时变通的适宜，这种内心的迷乱错误已经不是一天了。而且人的本性秉受于天，极其长久而不会坠失；悔悟的契机，是由陆君开启的。天下那些丧失本性的人，谁不会忧惧地说：‘我错了，我错了？’唉！小时候学习它，长大后相信它，这不应归罪于相信，而应归罪于习惯。起初认为古非今，后来有所觉悟；觉悟之后悔恨，悔恨之后改正，这是盛大的德行。这就是君子认识大道并取得功效的地方。那年六月，吏部任命陆君补任南京刑部主事副职，他将要出行时经过我这里，谈及告别，我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也将把陆君的义行昭示于世人，如此而已。赠王汝中序【黄绾】王汝中选任南京职方司主事，将要出行，同道之士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对汝中说：‘你向我们阳明先生学习已经多年了，听先生的教诲也很熟悉了。你是否听说过西方学术中有一个显扬宗旨的宗派？如果遵循其宗旨并加以显明，本来没有什么弊病。我们的学说难道能同西方学说相比吗？只是外在迹象有可以相比之处，不得不为你说明。良知固然是我们先生的教诲；但你是否知道，独自知觉的心就是良知，也同样是先生的教诲？从前尧传授给舜，起初没有别的话，只说‘诚信地把握那个中’罢了。舜传授给禹，才增加几句话：‘人心危险，道心幽微；精心辨析，专一守持，诚信地把握那个中。’中就是道。道在哪里呢？就在人的独知之心那一念极其细微的地方，所以说‘道心幽微’。道一旦施用，就会有过与不及，这就是恶产生的原因。因此指出用功的方法说‘精心辨析，专一守持’。精，就是思考；一，就是道。思考而得到道，就不会有过与不及。所以说‘人心危险’，用来告诫人谨慎。道心、人心本来是一心，以一心来精研、专守它，这就是万古道统的真正传承。孔门致知格物的教诲，克己复礼的教导，曾子、子思关于慎独的深意，孟子所谓反求其情的学说，全都根本出于这里。’ 到了宋代儒者开始治学时，大都借禅学作为入门途径，高明的从禅学的上乘进入，浅陋的从禅学的下乘进入。禅学是出世、寂灭之事，同我们圣人治理世务的道路相比，简直有天渊般的悬隔。圣人的道路，都依据天地生生不息的原则建立，以自然无差错的道理为准；所以说本体时，便说：‘《易经》有太极，皇天建立它的最高准则，天生育众民，万物都有形体，万物都有法则。’说用功时，便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学问要不断光明，人一定要有所不为，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然而禅学都以空为根本，所以说本体时便说：‘地、水、火、风四大并非实有，色、受、想、行、识五蕴全都为空。’说用功时便说：‘应当无所执著而生起此心，无所谓无，也没有连“无”本身。’禅学所说的二乘，只是有自然和勉强的不同。自然的，知道一切为空，便使之归空；勉强的，必须持守公案，然后使之归空。所以从二乘而来的人，哪里能够一下子舍弃空无呢？这就是所谓言语说得不精确，选择又不详审。因此他们论说戒慎于看不见之处、恐惧于听不见之时，便说：‘心体本来虚空，原本没有任何征兆；即使在自身，也有无法看见、无法听见的地方，这就是无极太极的妙处。’ 这就是这种学问产生谬误的原因。他们完全不知道，君子之所以达到别人不能达到的境界，正在于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别人看不见的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独自看见的地方，其中有天理法则。依循它而行，就是所谓暗中修养而日益显明；违背它，便是所谓表面显著而日益消亡。他们又论说无声无臭，便说：心如果生起意念，就是有声有臭；心如果不起意念，就是无声无臭，于是便说无思、无为、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他们却不知道，声臭也就是声色，都是指外在事物而言；意、必、固、我，都是指邪曲的状态而言。心的职能就是思考，思考便能得到，不思考便不能得到。所谓得到，就是得到中，得到道罢了；既然得到中、得到道，就已经止于至善了。超过这个境界，还要思考什么、作为什么、存什么意念、坚持什么、固执什么、自我执著什么呢？如果在此之外又生起思虑、作为、意念、执著和自我，那就都是外在而邪曲的了。所谓相差一丝一毫，错误便会扩大到千里之外，这一点不能不辨明。独知之心具有知觉，才是良知；有了知觉而进一步思考，才是圣学功夫的根本。这是圣学宗旨中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今天应当迅速彰明的地方。如果这一点不能显明，学问就不是正当的学问，最终全都不能成就，渐渐陷入邪妄放荡之中，其弊害将不可挽救，哪里说得尽呢！汝中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发生差错，那么我们的学问确实足以传给天下后世，等待圣人而不使他们迷惑；对于先王之道，难道不是增添光彩吗？我因此写下这些话赠给他。《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一

译赠序 赠南浔人丁叟序【杨循吉】士人所以学习，是将来要为天下所用。自己没有办法显现，又担心别人不相信，所以把自己所有的学问写成文章。大概会记下这样的话：‘我的用处，一定应当如此。’这就是士人写文章的原因，而不是空话。到了后世，求取士人不凭文章，喜爱士人文章的人也很少，于是士人的文章更加低贱。士人抱着自己的文章却无处出售，公卿看待它，只把它当作润色文辞、增饰辞采的工具；如果不以此来尊重士人的文章，那还不如不写。幸而还有没有权势的人、不得志的朋友，偶尔又喜爱文章，士人姑且也用它来自慰，彼此拿出内心和志向所得的东西，一同阅读，以此为乐。然而这难道是士人的愿望吗？我年轻时也是士人，深切有志于学习，学问尚未达到，不敢拿文章去拜访求教于人。我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是否喜爱文章。南浔人丁叟，从未读过书，却勤勤恳恳来求我的文章，这究竟是从谁那里得到的文章观念呢？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我认为，士人的文章如果不为天下人所喜爱，那么只要有人前来求取，即使他什么都不懂，也可以给他。可是如果士人的文章竟使丁叟喜爱，而对士人自身毫无用处，那也就值得叹息了。这难道又是我的愿望吗？赠李典籍序【崔铣】高陵李先生任典籍三年，考核成绩列为上等，将要回南京国子监，司谏吕道夫和我一同前去为他饯行。李先生是我的朋友吕太史仲木的岳父。我的朋友的贤能，天下没有不知道的。李先生恬静高雅、沉着笃实，见到他容貌的人便消除了吝啬，和他交谈的人便去了浮躁。从前孔子称赞子贱，说鲁国有君子。所谓君子，教化一旦建立，社会便会改变。宋代有石介，是太学直讲。自从石介振兴太学以来，所以知道道理值得尊崇，并不取决于官职；人值得作为老师，也不依赖权势。李先生的职务是典籍。自经书以下的典籍全都在这里，共有几十万卷。当年不能诵读其文辞，累世不能穷究其学问，太史公已经为此感到忧虑。李先生的道，就存在于经书之中。学者厌倦实行，于是深谈性命之理，丢失了根本；于是增长了宽带皮革装饰的习气。开始时凭经书进学，后来却同经书相违背。所以学习词赋，只说屈原、曹植罢了，不说《风》《雅》；学习文章，只说司马迁、班固罢了，不说典诰；学习训诂，只说王肃、郑玄罢了，不说子思、孟子；学习事功，只说律例罢了，不说经术；学习玄理，只说虚静罢了，不说孝悌；学习通达变化，只说谋略权术罢了，不说仁义。更严重的，抄取古人的义理而改换文字，降低自己的成就却抬高自己的议论，一代代增加、沿袭，借此取得名声。学者都眼花迷乱而不知道要领。我听说，古代诗歌有三千篇，孔子删定为三百篇，之后才可以诵读、取法。仰慕父母，是孝子的行为实践；六经，是醇厚士人的学问。因此，经书与实行相合，学习习惯相同；学习习惯相同，德行就能建立；德行建立，教化就能推行；教化推行之后，天下国家才可以随之得到治理。赠吉安张太守序【马中锡】六曹都是官署，世人却独多称道刑官。人们认为，只要任刑曹官，刑曹的各种事务便都熟悉；只要精通法律学问，终身办理政务便足够了，看其他官职仿佛都不值得做。因此人们常常赞美刑曹官，刑曹官也因此自我夸耀。我不敢说这种说法全都正确，也不敢大力宣扬它。成化甲辰年，春官员外郎张君抑之因任职年久有劳绩，升任吉安太守。抑之的先父曾经辅佐太平郡幕，有遗留下来的恩爱，百姓至今还怀念他。御史邹公辅是吉安人，于是请我写文章赠给张君。我过去不敢公开说的话，如今可以说了。大江以西本来就有许多事务繁重的郡，然而十三郡之中，吉安号称尤其繁剧。近年来风俗渐趋浇薄，百姓好争讼，如果没有长者坐镇其间，就不能默默挽回他们奔突的势头，暗中消除他们的桀骜，难道只是精通刑名法律的人便能熟悉并办好吗？我在谏官台任职至今八年，校阅刑书，封驳错误，所熟见的就是所谓刑名法律。奸诈的人舞弄文法以谋求利益，廉洁的人繁饰文辞以接近名声，刻薄的人深文周纳以显示威严，一件事不经过一两次转折就会陷入疑狱；既然如此，所谓学问又在哪里，哪里谈得上熟悉并办理呢？我也曾经听说过抑之的为人。他为人专门实行长者之道，存心宽恕，判决案件公平，作文从没有一味严酷、深文巧诋的言辞。他容貌谦和，气度冲淡虚静，不自我夸耀；精通法律学问，却不自称精通。凭这些来治理吉安，实在很容易，哪里一定要借助那些人呢？如果只要精通刑名就能办事、熟悉法律就能治理，那么商鞅、韩非一类人早就超过伊尹、吕尚，而孔子、孟子也早已失去地位了。六经是检点内心的书，法律是惩罚人的书。学者明白经义而施用于现实，尚且可以借法律作为辅助；奸诈虚伪却会败坏心术，何况流于法家之学呢？观察抑之的风度，再向上追溯他先人的遗泽，抑之的贤能固然有来由；他治理百姓的政绩不同寻常，确实有仁爱之心，果然不是一种刑名所能概括的。譬如驱使猕猴：驯养它的人当然能使它发挥作用，扑打它的人也可以使它发挥作用，二者在市场上相互较量，看起来没有不同。等到把猕猴放入树林，在林中招呼它，驯养的猕猴看见便会回来，被扑打的猕猴看见便会逃走。法家像是扑打猕猴的人，抑之像是驯养猕猴的人。驯养和扑打，方法不同，取得的效果也不同。吉安的百姓如果也知道审慎选择，那就可以了。赠李明府汝弼序【马中锡】进士李君汝弼补任襄陵县令，人们看他风范如墙壁般挺立，操守严正，正人君子的气概仿佛可以捧取，于是预料他的政绩一定可观。有人一心勉励他将来入朝任台郎，甚至把这种意思写在文章和言语中，大多是隐约的言辞而少有直白的讽谏。唯独我认为不应如此。天下的事情，没有仰慕彼处而不妨害此处的。照这些人的话去做，就是要让天下做县令的人动不动便以台郎自许，然后不敢怠慢政务。我看天下的县令从此就要坏了。譬如吃饭和打猎：刚一下筷子，心里想着太牢，那么粗米饭必定觉得无味；刚一出发，志在追逐麋鹿，那么回头看兔子，也就不奇怪他不能仔细选择了。如今期望别人有美好的政绩，却诱导别人追求显要官职，同这有什么不同？只怕他专心致力于彼处，那么用心治理此处就会杂乱，而谋求两全，恐怕难免毁弃一方而迁就另一方。况且如今做县令的人，天子凭什么知道他贤能而提拔任用呢？必定要先得到太守的认可，再得到台省的认可，然后得到铨曹的认可，使上级听闻他的贤能，才召入朝中任台郎。否则即使贤能，也不能自行显达；而想做县令的人却心神不宁地追求这些认可，可以吗？这种弊端必定会使人背弃兔子去追麋鹿，吐掉谷粒去啄肉，巧饰政绩以求取任用。

译这种念头一萌发，就会设计出万般机巧；新的声誉天天归来，旧日学问全部背弃，君子忽然流于下等，正人渐渐变成曲士。说这种话，正是在引导他们。太守是有司，征收赋税是有司的事务；台省是执掌监察法令的官署，纠察人们违法是他们的职责；铨曹是负责官员升降的官署，以名声操守来决定官员进退。然而只有巧诈的人能够迎合他们的嗜好，取得他们的欢心。因此，用征收赋税来迎合太守，就是从百姓那里搜取；如同在河川捕鱼、在原野打猎，渔网举起便没有漏掉的鱼，罗网合拢便没有逃掉的兽，太守的心意就满足了。用严守法令来迎合台省，即使法令苛细严密，也不顾政务像虎一样奔驰，台省的心意就满足了。用虚假的名节来迎合铨曹，于是身穿布衣、口食粗食的人成排出现，借此欺骗世人，铨曹的心意就满足了。迎合得大，就有大的收获；迎合得小，就有小的收获；不迎合，就什么也得不到。谁还会抱守拙朴而不去巧妙迎合呢？这种弊端必定发展到天下的县邑没有一个贤能的县令，直到天下的县令没有一件善政，然后才会停止。所以我非常不赞成用追求官职来勉励汝弼。不过，垂涎鼎中食物不能用来教导乌获，而举起鼎的人一定是乌获；学习唱歌不能用来责求韩娥，而善于唱歌的人一定是韩娥；窥视骢马、斜睨獬豸的人，本来不可以在正人君子面前喋喋不休地逞口舌；然而隼、鹘、雕、鹗这一类鸟，难道能够舍弃正人君子吗？这样说来，我对汝弼是有所私下期望的。赠张巡司序【马中锡】蓧人张汝诚凭借精深的吏治才干，在公府任职多年，获得官职，任即墨右仓；又过了几年，因办理出纳事务有成绩，晋升品秩，任武进奔牛镇巡司。他因为姻亲关系到我的官署来拜见我，见到他时，他的眼光已经茫然，头发也斑白了。我上前告诉他说：“你知道巡司官的职责吗？”官职以巡检为名，那么职责就在于平息盗贼，而各种事务都以巡察为要。然而如今的盗贼不容易平息，盗贼的情况也不容易察知。从前的盗贼是因为贫穷，如今富裕的人也有时做盗贼；从前的盗贼是因为愚昧，如今号称士人的人也混杂其中；从前的盗贼害怕法律，如今却轻视法律、玩弄法律。负责搜捕的官员和巡逻的士卒，侦察他们所到之处，乘其不备加以捕捉，所凭借的只是法律罢了。盗贼既然轻视法律，法律就不足以制伏他们；法律不足以制伏他们，我们平息盗贼的方法也就穷尽了。即使巡察查究极其精明，也无处施用。况且巡司是低级官员，高位大臣才是发踪指示的人；主管督理的官员因为收受很多贿赂而替他们通报消息，掌管案牍的人因为彼此熟悉而替他们改换姓名，权势人家替他们作窝藏的主人，不敢查问；受宠贵人替他们保庇，恩主又不能完全依法处理。低级官员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展力量呢？这必定要端正朝廷的根本，使源头清明；防止孤立特立的操守败坏，以此激励节操；倡导舆论的公正，以此端正风俗。源头清明，盗贼就无处藏身；节操树立，盗贼就知道羞耻；风俗端正，盗贼就无处容身。不烦劳刑罚诛戮，盗贼也可以逐渐平息。然而这不是汝诚一人的事情，也不是片刻谈话所能说尽的。抵御盗贼时要严密侦察异常情况，查明实情后要哀怜宽恕，不要因捕获而喜悦。汝诚所应当尽力的，不过如此罢了。那些危险的言论和高深的议论，对汝诚有什么帮助呢？他将要出行，我姑且只同他饮酒罢了。汝诚皱眉说：‘这实在太难了，确实不是我敢于承担的。’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他，遇到清廉有节、才干敏捷的人，便拿来告诉他，或许可以借此办成一些事情，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赠黄子省曾序》【霍韬】从前读《文恪公哀荣录》，知道文恪公有一位门人叫省曾黄子，是公门下的高才弟子，擅长文辞。后来又读《空同集》，看见空同同黄子往来的书信，又看见黄子为《空同集》所作的序，于是又知道黄子特别喜好古文辞，自己所作的文章逼近六朝。他曾说：‘江南才士中像黄子这样的，可以凭文章在世上树立声名。可惜不能相聚交谈，或许共同努力便能一同推进古道。’而黄子还曾帮助我摆脱困厄。今年秋天中旬，黄子从姑苏来，经过我的古楼，与我聚谈了好几天。我又看了他为《水经》所作的序，以及他叙述《西京杂记》等书的文章，便说：‘黄子是博雅之士。’后来又看了他叙述《高士传》的文章，以及叙述《洙泗本源》的文章，于是又说：‘读《高士叙论》，可以知道您的志向所向往的境界；至于《洙泗本源》，我几乎还不了解。’这也有能够启发我的地方吗？如今黄子将要告别归去，问道：‘您有什么教诲我的吗？’渭厓子说：‘我哪里能对您有所帮助呢？我荒疏浅陋，又哪里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呢？如果说学习以广博地了解古人为要，那么您已经很博学了。至于古文辞，您也已经自成一家了。’ 这些都是我无法再给您增加的东西。我曾听说，求学要以洞察根本大道为要，而要警戒自己沉溺于小道。譬如有一座拥有万口井的城邑，城中的街道小路纵横相连，分成什伍，纷繁复杂，数量也有上万条。有一只蚂蚁说：‘我要沿着小路走上大路，依次考察什伍各处，默默把它们记住。’即使累月经年，它所走过而认识的，也数不清有多少条路。有一种鸟叫鹳，是鹳鹤一类的鸟，振翅飞过万井城的道路，只看一眼就全都明白。求学也就是这样罢了。黄子对于大道务求见到大意，您一定会成为那只鹳鸟，不需要等待我的言语。我这样浅陋，又哪里能对您有所帮助呢？最终成就大道的，只有黄子您了。《赠王跃之还建昌序》【夏良胜】文与武本来是一回事，到了后世才分成两途。如今想使它们合一，难了。兵与农本来也是一回事，到了后世才分成两途。如今想使它们合一，也难了。这是谈论经世之务的人常说的话。然而有什么办法可以容易地使它们合一呢？每当听到穿儒服的人谈论兵法，指点筹划强敌，仿佛敌人就在眼前，称赞他的人就说这是文武才干。穿铠甲的人稍稍从事笔墨，衣带整束得像贫寒读书人，人们也就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兵制沿袭弊坏，坐食俸禄使农民困苦，兵籍大半空缺，征调又不足，按照户籍抽取壮丁，直到用威势和财货才算完事。突然有警报，又驱赶这些人让他们冲在前面，希望即使受伤失败也可以逃避法律。追究原因，就说：‘这是因为赋税本来就有出兵的意思。’唉！如果这样就叫作文武、兵农合一，那是多么容易啊！欧阳子说‘使天下困苦来养成祸乱的说法已经空了’，可是武士出征时却像被遗弃在市集上，书生用来制敌，一试便失败，难道只有刘秩这样吗？古代的文是用来资助武的，如今的武却用来冒充文；古代的农中寓有兵，如今的兵反而使农民受害。所以现在所谓文武合一，我想恢复古代的分工，却已经做不到了；现在所谓兵农合一，我想恢复古代的分工，也已经做不到了。然而习俗风气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规章制度也不是可以草率议定、随意变通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人。

译那么，心怀天下忧患的人在一方任职，君长难道不会对他寄予厚望吗？千户侯王君跃之，是我年轻时以文字相交的朋友。这次回去守卫我们的邦国，他对于武事本来就应当深入讲求；而邦伯韩君又将成为王跃之的岳父，也算有所遭遇了。志向彼此成全，类似的感触又相互激发，那么树立军队来保卫农民，也就差不多可以实现了。并且替我致意说：‘我也是谈论兵事的人，但如今已经罢了。然而难道只是罢了而已吗？我是思考怎样使文武、兵农合一，只是还没有找到办法。’ 《赠郑子荣还曲江序》【张岳】郑君子荣将要回曲江，来我这里告别。我请他饮酒，并问他所走的道路。他说：‘有两条路：向西出新林浦，逆流经过采石进入湖口，泛舟渡过鄱阳湖，到达豫章城下回去，这条路较为简易，却有鄱阳湖风涛的危险；向东绕道一千多里，以避开鄱阳湖，经过吴地，横穿两浙，绕过衢州、信州，也可以到豫章。但道路迂回曲折、缓慢，不如向西那条路快捷。’我说：‘只管上路，约定到达的日期就行了。不要为了求快而冒险；路途中所经过的地方，山川道路的曲直和行程的快慢，本来就是引导人到达目的地的条件。只要不停下，没有到不了的地方。鄱阳湖的风涛，昏暗多变，片刻之间景象就不同，使人心惊神战。等到不久风浪平定，水面平如手掌，一日奔驰千里，难道不足以使到达目的地的人畅快吗？但如果幸而遇到风浪，就整顿行装向东出发，放慢马缰，徐徐行进；这样到达目的地，确实稳妥而安全。’唉，天下从来没有没有长久、遥远而不能到达的道路，只是善于处世的人，不能胜过走捷径、侥幸求成的心；治学被私见所拘束，却把自己的见解说成是非；把成败寄托在人的侥幸和小小的计谋上，把功业能否成功寄托于天意。这难道是没有任何地方可到达，借此来使自己的内心确信吗？在君子看来，这样的人往往徘徊退避，根本不敢向其中迈出一步。所以，难与易是形势造成的，近与远、久与暂是时机造成的，裁量安排它们靠的是义，化解并忘掉它们靠的是道。道义所安定的地方，使命就树立起来了。所以说：‘不知道命运，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难道你只是回去而已吗？子荣拜了两拜，说：‘我是守仁，询问出行而得到持守自身的方法，哪里敢不早晚恭敬奉行。’于是我再次斟酒给他喝，同他告别。《赠郡丞春江李侯序》【张岳】我从前在京师住了很久，幸好官务清闲、事务很少，喜欢同胸襟开阔、辩才博学的人谈论古今制度的得失。谈到兵制的末流时，没有一次不慨然长叹。人的心灵具有灵性，可以使相隔百世、遍处四海的人彼此相通；至于血气的刚柔强弱，即使父母兄弟也不能彼此相授。如今让从军的人世代承袭，违背他们原有的水土风气，到数千里以外去行军作战，往往未必足以任用。百姓因为世代从军，征调骚扰，困苦到了极点；而戎卫的符檄交相下达，年年月月没有停止，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忧虑，只是把这归于无可奈何，说是法律本来如此。唉，法律固然如此，执行法律的本意难道不在人吗？余干李侯辅佐治理本郡，郡中事务没有一件不参与，也没有一件做得不好，尤其专门负责清理戎籍。他曾叹息说：‘如今天下兵备松弛、百姓困苦，养兵的费用已经耗尽百姓的膏血，供养他们还要驱使困顿衰疲的百姓去补足那些没有益处的名额。我的权势和职位不能及于远处，但这些都是我的百姓，我岂敢轻视他们？’所以他辅佐卫所五年，每当四方戎卫的符檄送到，就辨别真伪，估量远近，审察各家人口多少、贫困疲弱的情况，权衡哪些应当出征、哪些不应当出征；只要可以使本地百姓免于征发，便全部留下，不遣送出去。大体上，李侯凭借自己的权势和职位能够做到的，都这样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职位和守地有限、不是李侯所能管辖的地方，他便同我一样共同忧虑叹息，也没有办法。天下的治理，如果不是法律制度明确完备，就不足以约束人心、防备世事变化；等到法律已经发生弊病，却不知道如何变通，只是一再发布命令、加严禁令，那么法律的弊病反而会更加深固而无法解决。这样看来，当今值得叹息的难道只有一件事吗？唉，哪里能够得到千百位李侯，分布在各郡，使我们的百姓得到苏息呢？御史简公采录李侯的善政，对他加以表彰奖励，大概也是因为真正了解李侯，所以我作此序。《赠王与乔南归序》【张岳】嘉靖乙酉年冬天，我北上京师，仙溪王君与乔将要赴铨曹参加选授，正好与我同行。我曾进入武夷山，登上幔亭峰，泛江到淮水，逆泗水而上，往来经过齐鲁旧地；遇到令人触景动心的景物，或古今贤达留下的遗迹，便总是徘徊瞻望，不能立即离去。与乔是儒者子弟，往往能够举出史册所记载的事情，同我共同评论它们的是非可否。到了京师，幸好职务稍微清闲，我抱病少出门，与乔也能利用闲暇，多次来往，谈论故乡的桑麻、节候，以此畅快开阔幽居中的胸怀。这样又过了三个月，与乔已经领到选官的文书，将要回去了。我告诉他说：‘士人不远行游历，就不足以知道天地宇宙的广大。对于宇宙间的事情，与其在一间屋子里深思博考，哪里比得上让足迹通达四方，使心力和目力都达到遥远之处，然后才能穷尽无穷的变化呢？’当初我和与乔北上时，寒潮刚开始退缩，船停滞在江边河洲，冰雪交相凝结，严寒逼人却不觉得十分难受，是因为豪气胜过了它。如今暑气炎热、郁结蒸腾，行路的人都以为苦，我想留住与乔，等到秋天再同行，却不能做到，难道不是浩荡的归乡之思也有力量胜过暑热吗？阴阳寒暑的变化是巨大的，人心有了所向往的目标，尚且能够胜过这种变化，何况内心以义理为主，那么贫富贵贱、荣辱生死的纷扰，真如飘风浮云一般，怎么能够使人心中留有芥蒂呢？与乔所任的官职叫阴阳训术。阴阳的道理不容易穷究诘问；至于气与数，所谓寒暑的变化，就是其中较大的表现，不把义理弄明白，就不足以认识它。您回去吧，您的兄长与奇读书穷理，一定对此有所心得，试着把我的话拿去问他。《赠年友陈士特司教新泰序》【张岳】

译古人说司马子长的文章得到山川的帮助，我曾考察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从龙门向南迁徙到江淮，又到会稽、禹穴，再转向九疑山、沅水、湘水，已经吸取了各地的精华秀丽。于是沿着汶水、泗水向北，纵览齐鲁的都城，巍然突起的是泰山，奇异怪特的是邹峄山的刻石，宛然可以看见周代周旋揖让的遗迹，仿佛能同神灵相接的，是孔子讲射礼的射圃。所以子长的文章浑厚深沉、雄健壮盛而又舒缓曲折，并且不失法度，可以说达到了极致。我喜爱他的文辞，想象他旧日游历的地方，又遗憾自己没有子长那样的奇伟气概，不能循着他的足迹游历。今年夏天，我的年友陈君士特被任命为新泰学博。新泰在泰山脚下，是鲁国旧都所在地，孔子遗留的风气还存在。所谓巍然突起、奇异怪特、宛然可见其遗迹、仿佛能同神灵相接的景物，都在远近交错的视野中，可以按着遗迹考察而知。何况士特从南方边远之地起身，向北游历京师，又向东来到这里，确实可以说追随子长看到了宏大的景观。然而子长所得到的，也只是借此使他的文章雄健罢了。孔子的道理在六经中，他行事的实际记载在《春秋》中，而《春秋》对鲁国记载尤其详细。当时会盟、战争、征伐所涉及的地方，荒城颓垣并没有随着人的代际更替一同消失，至今仍常常散见于鲁国东西两郊。想象当时的人和事情，考察其中的是非成败，也有使人叹息感伤、不能自已的地方。这些对于士特专门学问的帮助，难道会在子长文章的帮助之下吗？古代求学的人已经有义理来涵养自己的心了，至于其他用来辅助涵养的手段，也种类很多而且无不具备。在学校中，有释奠、释菜之礼；释奠有音乐，释菜合于舞蹈。音乐有德有辞，舞蹈有位置，又在射礼中练习，以观察人的德性；一切都以礼乐作为节制，详细情况就是如此。如今这些全都废弃而不讲了，勉强保存的也都苟且破碎，不足以作为法则。鲁地有圣人的遗风，难道没有听闻并知道它的人吗？士特将同人讲习并实行这些礼法，用来教导当地人，使他们养心成德，难道只是取法于足迹所到之处罢了？士特将要赴新泰，来向我告别，所以我特意为他详细说明他在鲁地任职值得欣喜的原因，就是这些。《赠大参孙公毅庵序》【张岳】古人评论士人的操行得失，非常谨慎地辨析方与圆的区别。自灵均已经有这种说法，他说：‘方与圆怎么能够周全相合呢？谁能同道不同的人彼此相安？’可见他并不认为圆滑就是好。柳子厚反过来说：‘人应当内方而外圆，内方才能守持，外圆才能通行。’我认为内外的道理是一致的，既然有意于使外在圆滑，那么内心所守的方正又怎能牢固不变呢？孟子说：‘规和矩，是方圆的极致。’这些都说明其中存在着天理法则。圣贤之道，天理具备于心中，根据时势处置而顺宜，以适应实际用途，从来没有不方正的时候，却也从来没有不圆通的时候。所以求学者用来持身应变的道理，难道一定要看他外在表现出的方圆形迹吗？也不过是反求于心，严格守住内在的天理法则罢了。我二十三岁时，开始在浦城认识毅庵孙公。六年之后，又在南都见到他；再过十一年，也就是如今，又在广右见到他。孙公的经历，是从县令做到给舍、少参、宪副，得罪当权者后降职为典史，后来渐渐起用到现在的官职。他对于得失祸福、去留升降的变化，全都经历过，却从未因此改变最初的操守，难道不是刚正方直而自信的士人吗？方与圆都是天理法则；没有圆通，就无法成就方正；没有方正，圆通也无从发挥。然而有时不得已而到了过分的地步，那么宁可过于方正，也不要过于圆滑。因此说：‘立身行事要有羞耻之心；’又说：‘人要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都是希望人以方正来磨砺自己。方正如果合乎节度，不至于抗拒而成为激烈，不至于狭窄而成为偏隘，不至于执着而成为滞碍，也就是圆通了。何况像孙公这样没有这些弊病而又完备地守持原则的人，用来适应天下的事务，还有什么地方不合宜呢？孙公由广西参政改任江西，曾经同他共事的人都应当赠言。我因为受到孙公知遇，他命我作文，所以冒昧推述他操守行事的实际情况来告诉别人，这也是我自己愿意学习的榜样。《赠冐玉华游南雍序》【林春】冐玉华先生以选贡身份来到京师，将参加春官在大廷举行的制策考试。如今要游览南雍东城，我一向居住乡里，难道能没有话赠给他的行程吗？大概上天生人的才性，彼此相差并不很远；人之所以后来相差遥远，往往是丢失了最初的本性。因此，有才能的人自己看见自己的才能，有时反而会被才能所驱使，最终成了小技艺；能够自我涵养的人，则会就着自己才能所接近的领域加以补益修饰，用来文饰自己的才能，发挥其中的精粹。假如说：‘把本来存在于我心中的东西直接抒发出来’，再根据典籍所传承的内容，我只管精进就是了，这有什么妨碍呢？何况美善和喜爱可以流传，言语文章和德行可以远播，即使大贤也不能避免，哪里能说这不是学习呢？唉！从古人立言和今人的用心，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从前孔子评论文章说：‘辞语通达就够了。’这不是说临写文章时修饰辞藻、拼缀事迹来描写感情。因为事实在言语之前，意旨因文章而显现；所以有孝敬父母之心的人，言语自然和蔼；有忠于君主之心的人，言语自然恳切。言语发自内心，意旨充足来自涵养；不求言语刻意通达，意旨充足而文章自然流畅；不追求文辞华美，言语一旦写成，道理自然寄托其中。就像水流涌来，源头不会枯竭，水流自然绵长；水流既长，蓄积必然广大，浩浩荡荡充满流溢，风吹过便产生文采，天光云影彼此映照而增添光色，形态随着感触变化，顺势应物，有许多内容无法全部隐藏。

译这究竟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呢？气势聚集而不散失，力量振作而不衰减，精神显露而不隐藏，浩荡而肃穆，没人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说：“逝去的一切就像这流水一样啊，日夜不停。”这就是写文章的法则。如果只是摘取前人的话来发挥自己内心的积累，思想不能融会，言辞不能畅达，内心没有主宰，气势不能抒发，大概就免不了牵强附会、勉强搜求；精神的感发、意趣的舒缓从容，也不能使人听到时心意融洽、见到时神色动容。这难道是天赋才质不同吗？只是涵养不同罢了。玉华先生防负有俊异的才华，年长后善于写作；等到他的涵养有所成就，又因为父兄多贤，家世代代讲习《诗》《礼》，所以才华成就有根本，涵养必定遵循正道，不只是文章足以显扬自身，将来获得更大际遇也是可以预期的。如今他南行，难道不会有机会表现自己，从而增厚自己的涵养吗？我曾游历南雍，见那里尊卑名分十分严明，礼仪十分肃穆；在堂下拜见国子先生，没有人敢和他接谈言语。那里的道术如此尊崇，我才知道高才之士往往更加谦下，盛德之人也更加自持；即使是气概足以盖过一世、外表若愚的人，也将自觉不足而且收敛锋芒。大概东南的贤才都聚集在这里，人文教化实在从南方开始；君子亲近老师、选择朋友来增厚自己的涵养，不能不谦卑地接受教益。所以，名震一世的贤才不断出现，君子的交游也很奇特；玉华前往那里，难道不会抚今庆幸，多少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吗？何况才华在这种环境中还会更加美好，性情更加纯粹和谐；涵养在这里能够成就，也会更加宏大。将来他必定在乡里声望日重，子弟们跟随侍奉；通过铨司考选而上下都敬服，预先涵养的文章才华也将在此大为显扬。至于考中一科的荣耀，只是取决于遭遇是否适合的偶然之数，何必计较呢？何况将来还会有科第，玉华也不会吝惜这次游学；早成或晚发，又是造化厚待我们的一种方式。至于君子自我涵养的功夫，又不完全受限于天赋，这些话哪里足以用来勉励玉华呢？赠送少府吴竺原述职事【薛甲】有些事情合乎法令，却违背人情，君子有时认为它正确，但未必真的正确；也有些事情合乎人情，却违背法令，君子有时认为它错误，但未必真的错误。南方蛮夷不恭敬，朝廷收集天下的精兵猛将，屯聚在东南，又派元老统领他们，朝廷大臣从声讨和征伐的角度看，似乎应当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然而屯兵的地方，都是耕种的土地；服役的人，都是耕种的百姓。如果一定认为这样做正确，那么东南的财赋从哪里产生？西北的军饷又由哪里供给？把这种做法认定为正确，还是不可以的。至于打开关塞、互通贸易，使边远地区的百姓可以在法度之外自由往来，必然会有人触犯禁令，与法令不合。然而内地百姓能够耕种和养蚕，海外货物能够流通，其中又有利益所在。难道能因为它不合乎法令，就断定它错误吗？君子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必定衡量轻重、估计缓急，所以法令有时不必拘泥，名声有时也不必一味顾全。从前鲁国人猎取禽兽而比较多少，孔子跟随他们；子贡赎回鲁国人却不接受赎金，孔子后来又批评他。不接受赎金，是保全清白名声；猎取而比较，是争端之事。舍弃清白名声而选择避免争端，圣人的考虑难道会达不到这一层吗？而一定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知道拘泥于法令、追逐名声，并不是安定人情、合乎治道的办法。人情得不到安定，就是大乱的根源。皇明包容整个宇宙作为国家，把宇宙间所有东西都作为财赋；而财物的产出，最多最大的没有比得上海洋。海水煮成盐，已经用来供应军国所需；至于利益中不能全部取用的，就全部归给百姓；那些不可能由朝廷完全取得的利益，也全部归给四方远地。虽然其中设有市舶司等官署，设置提举等官员，防范限制的措施未曾不具备，但砍柴、捕鱼的人不禁，互相交易的人不禁，大体上都属于法网疏漏、连大鱼也能逃脱的情形。王者用财物聚集人民，却反而疏疏落落到这种地步，这正是孔子不拘泥法令、不追逐名声的深意。况且殊方异域的人带着价值百千万镒的重货，驾船漂泊在拍天的巨浪中，不等官船开放就同中国人交往，可以说是“番人犯禁”；但他们并没有从中国取走货物。中国人拿出自家所有的货物，不等官船开放就同殊方异域的人交往，可以说是“中国人犯禁”；但他们并没有从越地夺取货物。中国人与殊方异域的人共同违犯天子的禁令，各自欣然满足自己的愿望，却不扰乱内地百姓；内地百姓也没有受到殊方异域侵扰的忧患，从而安宁地从事生产，安定地耕种收获，不给朝廷以及公卿百官增添忧虑；那么，不拘泥于法令，正是为了更深地维护法令；不追逐表面名声，正是为了更深地成全真实名声。所以说：不去治理遥远荒僻之地，才是深远的治理之道。有人不能明察这一点，反而说法令不足以穷尽奸邪，于是把法令制定得更加周密；又说名声不足以完全符合事实，于是把名声修饰得更加清白。最终，法令越周密，奸邪越无法禁绝；名声越清白，实际内容反而越不足。如今番人之所以敢驾驶小船出入三江五湖，不借助向导，经过两浙，侵犯留都，仿佛进入无人之境而毫无严惮，都是过去主张毁坏防御设施、诛杀通番者的言论造成的。过去宽松，他们反而不来；如今严厉，他们却更加触犯禁令。这其中的是非、利害、轻重、缓急，已经显然明白了。按照过去的办法看，极其容易；按照现在的办法看，极其困难。舍弃困难而采取容易的办法，这是人人都能做却没有人去做的事情，只是因为没有人把其中是非、利害、轻重、缓急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天子。即使有能言善辩的人，也没有可以进言的时机。虞廷规定，官员述职时陈述政事；就是说，凡是应当进言的事情，都在述职时提出。如今正值嘉靖丙辰年，到了述职的时候，天子忧虑东南多事，免去各郡县长官的职务，而让副职代理。吴君竺原，是我们郡的副职。陈述政事的原则并不区别正职和副职，那么竺原就是应当进言的人。我们县令金侯某，因为竺原将要出行，又因为他曾经对本县有恩，便向我征求文字。我认为当今最紧要的事务，没有比治理夷人的政策更优先的；于是把其中的是非、利害、轻重、缓急详细写下来，回复金侯，让他借此交给竺原，并且说：“这些话是可以进言的了。”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二。

译赠序。《赠徐子容序》【王鏊】洞庭山有东西两座，并峙于太湖之中，俗谚说东山富贵，西山富裕。大概从明朝开国直到今天，高科及第、显达做官的人都出在东山，西山却没有名声。西山人未尝不学习，也不是没有才华秀异的人。于是人们都说：“是地方造成了这种情形。”一个人这样说，万人便随声附和，认定这事毫无疑问。父兄因此断绝子弟求学的道路，不再让他们学习；子弟也因此断绝自己的前程，不再学习。徐氏有一人不这样，他是山中的世家子弟，独独不随众。他的儿子缙跟随我学习已有五年，他资质秀异而且有文才，是可以进取的人。起初我把读书的方法教给他，他惶恐不安；后来我把修辞的方法教给他，他先是敬畏，继而豁然开朗、文思充沛。缙已经不是从前的缙了。戊午年顺天解试，他名列高等。人们都说：“西山长期无人中高科的局面，到这时终于被打破了。”从前的荒废，究竟是天意造成的，还是人造成的？如今的突破，究竟是天意造成的，还是人造成的？事情的困难在于首先有人去做。蜀地鄙陋，相如首先在那里振兴文风；闽地鄙陋，欧阳詹首先在那里振兴文风；于是两地都凭文章显名。东西两座洞庭山并峙而竞相秀美，西山尤其宽阔平衍，有山泉禽鱼的乐趣，有橘树、竹箭的丰饶，有金庭、玉柱这样的胜景，是东南的福地。山川之气盘旋曲折，长久隐藏于古代，直到今天才开始显发。它一旦显发，必定盛大，难道只是一场科举及第吗？或许也正是从这一次科第开始。天下有一种大荒废，并不是说科举无人中第，而是道统久已失传。汉代有董仲舒，才开始有所突破；唐代有韩退之，才开始有所突破；宋代有濂溪诸公，又有所突破。我还没有亲眼看到最终的成就。你有意承担这个责任吗？升堂拜见双亲后，驾车北行，说走就走，不要迟疑拖延才回来。《赠谢给谏序》【赵贞吉】谢右溪先生入朝任谏官，非常仰慕学问，曾说：“我从事于学习，就不会再怀疑言论了。”后来因病请求离职归乡，说：“我不能不怀疑言论，还是专心从事学习吧。”不过，朋友越来越远，难以辨析言论，我大概会困顿吧？于是各位君子谋划写一篇安定志向、阐明学问的文章，便把这件事交给我。我答应说：“是，是。”最尊贵的是道，最快乐的是学习。学习是为了闻知道，志向是为了成就学习。然而，学习不能取信于内心已经很久了；正因为不相信自己的本心，所以志向无从树立。大概只要不失去这颗心，就叫作志；只要不失去这个志，就能进入道的境域。如今先不相信本心，志向又从哪里产生呢？志向毁坏而仍学习，难怪会辗转向外寻求，使自己蒙蔽得更加深重。我的看法是，必须先清除蒙蔽，然后才能共同学习。因此古代朋友早晚聚集相处，先王施行教化，也一定让人群居于学校、按次序列位，然后才能有所成就，这是有原因的。求学者的蒙蔽，有的是窥测前代圣人，模仿揣度后代贤者，摘取美好言论，装饰善行，使身心彼此牵制，徒然互相阻碍；这种念头一旦习惯，便自我欺骗说：“志向的问题，在于不相信自己的本心，而依仿虚妄的念头，迟疑徘徊，抄袭取巧。” 有的人从自己的胸臆中取法，悬空树立标准，把标准当作老师，又另生出种种念头，常常受制于法则，暗中受到牵绊，始终不能停止；抱持这种情识，便自我欺骗说：“志向的问题，在于不相信自己的本心，而依凭虚妄的念头，形成虚幻恍惚的意见。”有的人沉醉于旧有典籍，奔逐于文学，研究幽深繁杂的问题，增加见闻，剽窃空泛的议论，写出支离破碎的著述，身心漂泊，到老也没有声名；言语之间又处处矜持，顾惜影响，浸淫日久，家业和著述颇有成就，便自我欺骗说：“志向的问题，在于不相信自己的本心，而任意放纵妄念，纷纷扰扰地玩弄外物。”又有的人颇知向学，却厌恶安静、喜爱活动，或厌恶活动、喜爱安静；处于安静时没有主宰，杂念轮转，苦闷而不安；处于活动中追逐外物，环境一变，内心也随之改变，烦恼又生。有的滞留于安静而昏沉，把昏沉当作归宿；有的追逐活动而使精神离开身体；有的看管内心、驰求外物，把它当作切近的功夫；有的检点防范、罗列条目，把它当作自我修治。这些枝节最为繁多，最终都归于荒废学习。它们的蒙蔽在于不相信自己的本心，而妄自生出支离杂乱的念头。又有的人志向并不真切，却寄托心意于矜持名声，依傍仁义的道路而自以为是；每天制造劳心的虚伪行为，却觉察不到自己的错误，只停留在弥补漏洞、装饰外表、修饰别人所见所闻上，所以贪欲的根日益深固，而智慧的种子将要耗尽。然而人的本性并不会灭绝，本来明知而且独自纯良的心，有时因为考察古事而发奋，有时听到别人的话而惭愧不安，有时因身处顺境而真知忽然开启，遥想自己能够有所作为；有时因为欲望达到极点而天理之心重新显现，便期待获得解脱；有时怜惜岁月不能停留，有时感叹古人难以企及；有时在清风明月之下畅然自在，有时在急雨烈风之前畅然追悔。这些都是本心忽然明白的端绪，不可使它昏昧。但旧念已经成熟，而新知还在萌发；成熟的旧念有欲望可以依凭，抬眼便能看见它；新生的善念没有根基可以依据，稍一转身便遗失了，所以最终仍归于不学习、没有志向罢了。它的蒙蔽在于不相信自己的本心，而立足无所凭借。前面所说五种蒙蔽，只是大略而言。五种蒙蔽彼此交错，互相滋生，蒙蔽便没有穷尽。如今想直接获得本心并坚定地相信它，只有彻底摧毁各种蒙蔽，达到洞然无疑的境地，本心自然明朗，不借助修习；本性自然充足，不等待向外寻求。天地万物只有一个本体，并无两个，到处都具备，浩大而充满周遍。然而，如果没有老师朋友的渊源教诲，没有彼此砥砺切磋的功夫，奋力超脱尘俗、卓然立于万物之上的人，又有谁能领会这一点？我长期混迹宦途，而学问渐渐归于统一；京师聚集了豪杰，教诲我的东西也就无穷无尽。谢先生为孤独离群而忧虑，果真是这样吗？不过，谢先生本来明知的心，同天地万物共有其纯良；同百姓日常生活共有其能力；同千古万古已经逝去和将要到来的圣贤共有其神妙领悟。怀疑这一点，是谢先生真正的疑；相信这一点，是谢先生真正的信。真正的疑，其本体就是信；真正的信，其作用就是疑。想要除去疑，并不是真正的信；想要求得信，反而会更加疑。这就叫作不借助修习的心，不等待向外寻求的本性。谢先生能够相信我的话吗？鸟鸣花落，都是老师和资助我修行道术的人向我显示的妙用，哪里还有什么离群索居的困苦呢？不过，五种蒙蔽中的人如果被我的话迷惑，那么我又将成为蒙蔽别人的人了。各位君子认为怎么样？请替我告诉西川的有志之士，认为怎么样？《赠杨朋石升祠祭副郎序》【赵贞吉】

译嘉靖甲寅年夏天，我获释罪过来到南方，起身抱着公文留在留都文选司任郎官。困顿卑屈，再也没有过去那种进取之心了。哪里还有从前修立声名、建立功业的气概呢？大概已经渐渐衰退了。直到看见世上那些建立名声、树立节操，才智出众、足以成为栋梁的人，又常常内心喜悦激动，外表也表现出来；同穿草鞋的人交往，拍掌谈论事业，这正是所谓不知自己是什么心情。人们见我这样，以为我仍然是从前的我吗？不知道我将要遮掩自己的声名光彩，隐藏自己的狂放愚拙，以便逃避正直之士，早晚离去，和穿草鞋的人为伍罢了。我的朋友华亭杨子防殷，是我到南都时所喜欢结交的人之一。他忘记自己身处困顿卑屈的境地，多次同我谈论当世事务，述说往古事迹。谈及时常常愤慨，述说时又常常击节。过去那种修名立事、刚劲挺拔、抗争严厉的意气，时而突然震动，又时而衡量收敛。即使杨子也认为我仍是从前的我。杨子博学多闻，修养名声、砥砺品行，践履大道而选择道路，将来一定会成为世人的栋梁。我敬重他、喜爱他，实在是内心真正了解他。只是杨君似乎不知道我的志意已经衰退，这是什么缘故呢？以杨君的明察，怎么能说他不了解我呢？我内心如此，而外表表现得又是那样，杨君相信我已经闭塞德性，也就难怪了。过了不久，杨子升任礼部祠祭员外郎，恰好将要离去，船也快要准备好了。考功万子、验封杨子、稽勋黄子、涂子，都是杨子的旧同僚朋友。因为我和杨子相识不久而交情深厚，理应交给我一张简帖，请我撰写赠辞。唉，我喜爱杨子难道还会超过这个程度吗？士人不致力于学习就鄙陋，不崇尚节操就衰败。那些鄙陋衰败的人，删削见闻，轻薄名节，磨去方正而曲意迎合世俗；以贫贱为耻，以显荣为贵，追逐世间利益而得三倍之利，洋洋自得地谈论仁义，距离发掘坟墓的耻辱还远吗？您却矫健自持、奋发前进，确实仰慕古代的大雅之士和当今卓越之人，选择道路十分审慎。《诗经》说：“偶然相遇，正合我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不过，杨君正要投身世路，而我的志向在于避开世俗而离去；当初的邂逅将要使我们背道而驰，先前的称心如意，不久就会变成彼此思念。四位君子都是有用于世的才士，和杨君志趣相同；他们彼此相知，却未必和我一样相互思念，这就是分别。您又是我难以忘怀的人。古代君子，进身时不隐瞒君主，退处时不忘记世道；士人是国家的栋梁。我不敢忘记世道，怎么敢忘记士人呢？唉，我徘徊无所用之于世，却能够遇到足以有益于世的士人；即使自身困顿卑屈，大概也已经获得很多了。代赠司马曾确庵平戎入觐序【赵贞吉】皇上即位后，命都御史曾公讨伐并治理西戎的不安定局面，三年后才成功平定。天子惊异于他的才干，提拔他为兵部右侍郎。出行日期已经确定，于是成都守徐君任职已两年多，承担了统率军队、处理繁重事务的责任。两位贤者相互接近，相知必然深厚；相互了解的两人即将分别，相互仰慕必然迫切，这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徐君同他的属下内江令陈子商议说：“我拿什么来报答抚台公知遇我的情义呢？哪里能找到一个善于言辞、又为公所知的人，替我表达心意，使我这不敏之身仿佛随着他的话侍奉公出行呢？”便让陈子作中介，把这件事托付给乡野老人。于是我对陈子说：“我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但公实在了解我。这些话确实不能不说。”起初我给公写信说：“公懂得道，也懂得用兵；但我还没有把道理说完。”如今再把内心积蓄的一番话全部说出来，让太守借我的手来壮大公出行时的声色，可以吗？陈子说：“如果这样，实在是徐守的光彩；即使是进谏，也有幸得到荣宠。”于是我说道：“所谓道，就是通达万物的名称。能够通达万物，必定先能通达自身。从没有不通达自身却能够通达万物的人。上下四方，而自身处在其中，这就叫作物。所谓矩，是通达万物的体；所谓累，是通达矩的用。唉，这也很难啊！关键在于必须有根本。

译《传》说：“君子有一条根本道路，必须依靠忠信才能得到它。” 最忠诚的人，能够通晓万物的本性，以至忘却自身；最守信的人，能够通达人情，以至忘却自己的私意。因此，最忠诚的人处理最重大的事情时，忘却自身百骸，只存一念而已。孤独而坚定的忠诚一旦发出，连金石都可以感化，天下还有谁能够抵挡它呢？所以能够成就事业，妙用无穷。最守信的人面对自己所统辖的事务时，忘却众人的疑虑，只寄托于一个真实的信念。最守信者所感召的力量，连豚鱼都可以感化，天下还有谁能够离弃他呢？所以能够掌握事机，智慧的作用不可测度。至于用兵，也不过是道中的一件事罢了。把兵事看作诡道，若不是最忠诚的人就不能实行；把兵事看作诈术，若不是最守信的人就不能成功。我们蜀地，是天下古来贤哲共同经营的地方。其中深通这一道理的，大概只有诸葛孔明吧？南征南中时，他把孤忠寄托在君主身上，把至信寄托于敌人；相隔千年，至今仍然生气勃勃。如今曾公平定戎乱的节略，大概很像孔明吧？盛美啊！这难道不是因为圣明的君主亲临统治，道术将要兴盛，士气与世运交相昌盛，而曾公成为它的先导吗？十年以前，各地疲困不堪，已经很久不敢指望用忠信来振作衰败的风气了。如今主上以年少而明哲之身承受天命，我们宰相为人才缺少助力而忧虑，以西南一隅的事务来让您在艰难中施展，并不是因为那里便利。当时，曾公看待自己应当尽心侍奉的事情，就像曾参、闵子骞看待父母一样。他能在无形中看见，在无声中听见，专心守持，顾念践履，哪怕只走半步也不忘记。因此，他的忠诚已经通达，而他的信义也达到了极致。将帅信任他，士卒信任他，百官、士人和农民也都信任他。蛮人忽然就被平定，转眼之间就被消灭了，人们幽深难测地不知其中缘由。这就叫作至忠，并不是像孔明平定南中那样，为了使他们得以生存、扩大疆域，所以把信任寄托给敌人。曾公平定都蛮，是想消灭他们以安定华夏百姓，所以把信任寄托给敌人的敌人。这又是兵法的变化。陈子问：什么叫敌人的敌人？我说：兵法说，攻城是下策，攻心是上策。能够攻破敌人之心的，才叫作敌人的敌人。用信任设下罗网使他们归附，这是取得攻心之术的上策。淮蔡的李祐、淮肥的朱序、辽东的田畴，得到这些人，都能使敌人自行瓦解，甚至忘却原来的立场。这就叫作攻心，也是曾公平定戎乱的功劳凭证。所以我说：曾公既懂得大道，又懂得兵法。懂得大道，是曾公学问的根本；懂得兵法，是曾公博学而通达术数。古代的贤哲，没有不达到道术的境界，以等待世间任用的。假如世间的祸患常常很少，而人才和才术常常很多，那么就不必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假如世间的祸患常常很多，而人才和才术又不足以任用，那么君主、父亲、家庭和国家的责任还能托付给谁呢？古代的儒者不得任用而老去，就把道术传给别人，为后世人才作打算。以此为准则，却还有浅陋的儒者抱着破旧的棉絮自以为高尚，吃薇菜豆叶而傲视世人，说：“我是在修养儒者的品行。”问到世间的事务，就说：“还没有空暇。”这怎么称得上儒者呢？从前冉有和季孙氏布置车阵，非常精通。季孙问：“您对于用兵已经很精通了，这是您的天性吗？还是有所传授呢？”冉有说：“唉，都是孔夫子教给我的。”这又算什么没有行动、没有空暇呢？况且我听说，能够在一身之中扩充道术，以备世间任用的，是才士；必须通达人己之理以后才能做到。能够在天下扩充道术，使一世的人才足以供一世任用的，是仁人；必须通达人己并且通达天道以后才能做到。曾公这次行动难道是徒然的吗？我对曾公的期望，难道不是仁人所应做的事吗？这些话，可以让太守用来壮大曾公的行程吗？陈子说：“先生的话意义太大了。我谨慎地接过简册，把它写下来告诉我们的太守，使他把话传达给曾公，不敢拖延。” 《赠申阳邹太守序》【刘绘】儒者有修养品行、建立功业、取得官位、事业显赫、声名长久远播的，其中只有才能和节操都高尚，施行于当世，而当世也都佩服他罢了。然而，才能通达的人，议论容易放纵；节操严谨的人，议论又容易狭隘。孔子说：“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难道说的不是这种情况吗？所以，士人凭恃才性，往往不以小节为羞，却喜好功名，光耀于《春秋》之中；有的人趁时势取得卿相之位，达到极高的富贵，也不知满足。守节之士则抱守孤高的操行，发表高亢的议论，遵循正义，居处空室、以桑木为门轴，含水充饥也觉得快意；然而他们常常不合于任用，却也能在当时取得声名。这两类人，古人的事业各有成就，后人评论品评也各不相同。若以中正持平的论断衡量，必定是大贤君子才有推移变化、裁制调和的妙用。从前我任谏官、翰林时，曾与荆川唐公议论政事。荆川坚持重视节义，说：“节操胜过才能，尚且算是得到自己；有了才能却丧失节操，又哪里还谈得上才能？”所以我观察士人的取舍，就像恪守廉洁、沉静少言的人，即使才能没有明显表现，也必定把他归入清正之流。于是说，士人的廉洁就如同女子的贞洁，这是名言。我说，近代文山公文天祥正气贯日月，向来又喜欢豪奢、纵情声妓，这是什么缘故呢？荆川说：“古人的德业，有可以学习的，也有不可以学习的。像文山公，我只学习他的正气；他的豪奢声妓，我完全不学习，也就可以了。”后来江西罗念庵把一封信送给我，其中说：“士大夫处理事务，必须寻求本心；如果任凭才性而不从本心上求取，那么事情即使极其奇伟，最终也会归于变诈。”罗念庵一向与荆川交好。两人的学问当时都寄托着士林的期望，而见识大致相合。我自从任谏官时触犯罪过，出任渝州太守，三年间常常因自我检讨而战战兢兢，始终牢记在心，期望不辜负朋友。退居家中十年，静观各州郡的守令是否廉洁或污浊，因而想到百姓的祸福以及一方利害的大小，荆川和罗念庵二位的话又像针砭和契券一样，不可违背。我听说信阳太守邹君治理政务，操守严谨清白，自我持守，与官吏百姓丝毫不相沾染，台阶上没有请托之私，馆舍里没有供养食客的费用；百姓歌颂传播，其他贪墨的守令听见了，都感到惭愧反省。我心中记着他的名声，私下敬慕他。乙卯年秋天，邹君赴省参加考试，主持选拔文章，录取我的长子为第一名，于是凭借文章同我父子结交，情谊深厚。我的长子前去致谢，在官署留了几天，回来告诉我说，邹君年轻时曾跟随荆川先生游学，性情沉溺于淡泊，饮食服饰一概如同寒士，确实是我的老师。我很高兴这与所听到的相合，感叹说：“荆川公在东南倡导古学，他的门人弟子相传从事科举，有的在科举道路上通达，有的专心诗文而想逼近前代，谁能像邹君这样笃信并践行他的学说，使恩惠施及百姓万物呢？他大概得到了荆川学说的精髓吧！”

译今年夏季六月，巡抚、巡按交相上章推荐邹君，他在各郡中名列第一。节判贾君率领同僚、官吏和百姓前来祝贺，于是向我征求赠言。我不会写文章，距离信阳又将近三百里，对他的治理和施政，装点郡务的实际情况，无法亲自考察。只是听说他珍重清白的德行，远近之人都归附他；这足以说明他坚定地守持老师的训诫，较大的方面已经值得称述了。冉求搜刮财物，公绰不愿这样做，孔子在评论成德之人时却把二者兼取。难道圣贤对于自己要求严格，是为了给世人作榜样；而任用人才时，又取其能够顺应时势、成就功名的一面吗？当时我没有同荆川充分讨论这个问题，如今不知道邹君会怎样看待呢？唉，唉！灵秀的冰光照耀深渊，芬芳的美玉秀出山谷，士人因为清洁自守而成为世间的珍宝。古人悬鱼以彰显节操，留下某种物件来表明耿介，物虽微小而志向贞洁芳美，千百年来人心都共同赞美。如今朝廷庙堂之上若有人听说邹君，难道不会认为这是铜章墨绶之中的光彩吗？《赠上元簿何君怀珍序》【徐阶】凡是天下能够有所建树、使声名流传而不朽的人，究竟是依靠人，还是依靠职位呢？有了人才，没有职位就不能成事；有了职位，没有人才，职位本身也不能成事。那么这两者之中，什么更重要？回答说：人才更重要。天下的事情，有占据职位却没有成就的；却没有没有人才而能够成功的。我对上元县主簿何怀珍君有所感慨。何君起初任广东白沙巡检。白沙背山临海，盗寇出没没有定时，何君常常能够捕获他们的首领。佛朗国人驾蜈蚣船入侵，船的形制上宽下尖，四周栽植木桩，一百人击桨，来去迅疾，弓箭、石块都不能击破；又设置大小火铳相互贯通，把铁丸装在其中，每次发射可达二百步，常常杀死十多人，官吏士卒没有人能够抵御。何君暗中行走，诱使他们的党羽，完全弄清了他们的办法后回来，于是用他们的技术攻击他们，贼人不敢再靠近。广东人因此得到安宁。唉！何君不过是巡检，他的职位并没有藩司、按察司、牧守那样尊贵，他的资历也没有三公、孤卿、辅弼那样的希望；但广东的盗寇，是上级不能制止的，何君却独自能够捕获并击退他们，这难道确实有不依赖职位的地方吗？自从有广东以来，盗寇之患并非一天两天；在那里任职的官吏也不止一个，但能够卓然建立功业，使后人歌颂他的功劳而不使其坠失的，直到何君才第一次见到。我不能不对在位的诸位君子稍稍寄予希望。广东有山海间的小盗寇，还不足以决定大局轻重；佛朗国人的祸患却可以说非常急迫。假使当时不是何君拼死尽力谋划此事，能够这么快使局势安定吗？所以我庆幸广东百姓得以受到何君的庇护，又惋惜他不幸没有被安置在藩司、按察司、牧守之位，不能充分发挥才干来保卫百姓。如今天子英明圣睿，谋求天下安定的心意长久以来没有一日忘怀；从广东的史事直到天下各处，何君这种风范，想来也会使人内心警醒吧？如果内心能够警醒，就一定会想办法使名声传于世间。果真如此，我看治理天下、实现安定的功业就不难达成了，请让我替天下向此事道贺。何君名儒，字怀珍，是江西宁都人。他将赴上元任职，柱鸿胪等若干人对我说：“您一向了解柯君，不能没有话来赠送他。”我说：“好。”于是作了这篇序，用来勉励士绅。《赠黄孟伟南归序》【陈琛】南京刑部广东司郎中黄孟伟，二十岁左右时学习写作科举文章。有人说：“这个人质朴笃实，不能写华丽藻饰的文章，取得科第一定很晚。”可是他在二十三岁时就考中乡试，二十七岁登进士第。后来任刑部主事，又有人说：“这个人刚强而方正，刚强就会用法猛烈，方正就很少能与仕途相协调，一定不利。”可是他以清廉谨慎、明察宽恕著称，远近士大夫没有不同意见。我因此知道，质朴的美好本来就含有文采，刚强的善良可以接近仁厚，行为方正的人也未尝不圆通于智慧。然而，人的深浅实在不容易看清，我又怎么敢说自己能够完全了解孟伟呢？这次因六年考核成绩优异，按照惯例得以请求回乡省亲。临行时，大理林君茂贞和我福建同乡的诸位大夫带着酒来为他送别，对我说，我和孟伟有一日之长，不可以没有话。并且说：“做官时的显荣、归乡时的荣耀，以及春风中穿彩衣的欢乐，都不必多说；希望把孟伟列入古人之中，并以长远而宏大的事业来期望他。”我说：“您和孟伟都是同安人。同安前辈苏丞湘，字子审，在熙宁年间因为不依附王介甫而罢官归乡，您认为这个人怎么样？” 茂贞说：“不依附王介甫，就是正人君子，还有什么可议论的？”我说：“钓矶丘先生丘葵，也是同安人。处在衰败的时代，收敛心志而不出仕，怎么样？”茂贞说：“这当然也是正人君子，只是因为隐居而没有建立功业、发表主张罢了。”然而，这两位先生都是千载以来的人物，我们和孟伟愿意学习他们，却还没有达到。我于是起身感叹道：“王介甫有经世济民的抱负，认为《周礼》一定可以实行。苏公从未说过一句称许其施行是正确的，钓矶却确然认为应当遵循《周礼》。这两位先生的意见本来就有不同，而茂贞、孟伟却都向他们学习，并且自认为达不到他们的境界。那么义理本来就是无穷的，各人的见解也不必完全相同，关键只在于这个人的品行是否端正罢了。品行端正，自古以来并不一定要事事沿袭古人的旧路。苏公不依附王介甫，并不一定是认为《周礼》完全不能施行；假如钓矶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也不一定认为《周礼》每一条都适合今天。身处今天的时代，穿今天的衣服，司马光穿古制衣裳，伊川先生戴高高的幞头，也有人会感到惊讶。唉！古道难以实行，已经很久了。仰慕古人而能够深知古道的人，又哪里容易得到呢？我既然不敢说完全了解孟伟，那么对于古道本来就有不能完全了解的地方，又有什么话可以赠给他呢？” 他要出行时，我姑且跟随各位大夫一起饮酒。《赠邢秀才归揭阳序》【陈琛】

译东广揭阳的秀才邢生邢照之，从千里之外带着行粮来到我的馆舍，向我询问诗，我不会作诗；向我询问文章，我不会作文；向我询问疑难义理，我不能讲解章句。他在年末告辞回乡，因为从远方来却没有听到什么而感到歉意。我告诉他说：“我饿了，就应当吃饭，马上就吃；我渴了，就应当饮水，马上就喝；我困倦了，就应当睡觉，马上就抚着枕头睡下；睡足了，就应当起身，马上就整理衣服起床。慢慢地行走，安安静静地坐着。我不会作诗，就取读古人的诗，如陶靖节的平淡、邵尧夫的闲适，时时歌咏它们，没有空暇顾及李白、杜甫、黄庭坚、陈师道的高吟绝唱。我不会作文，就取读古人的文章，如周濂溪的《太极图说》、张横渠的《西铭》，时时诵读它们，没有空暇顾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雄文大笔。我不能讲解章句，就取读程颐、朱熹所作《四书》《五经》的传疏，时时浏览，以免失去圣贤所阐明的大经大旨所在，没有空暇顾及陈北溪、饶双峰诸先生层层叠叠、重复繁衍的解释。这样最简约、最容易，最能自得其暇、自由安逸；遇到风，就同风一起清爽；遇到月，就同月一起明亮；遇到黄色的菊花、白色的梅花，就采食花英、寻求梅花的笑意，与它们共同体会其中的趣味。” 读书的士大夫、种田的老人和乡野的老者，有时也会与我相遇，我便同他们谈论古今。谈到太平时代，就欣然微笑；谈到衰败和否塞，就忧伤叹息。谈到大贤君子的经纶谋划和施政设施、英雄豪杰的叱咤风云和纵横驰骋，就感慨激发、发愤振作，跃然而起如同疯狂，恨不得把西江的水全都吸尽，时时吐在高耸万仞的崖壁上。起初并不知道自己愚钝木讷、迂腐拙劣，不合时世的任用。我之所以成为我，就是这样；我告诉您的，也只有这些。”我把这些话写下来送给他，让他收藏在箱子里，三年以后再拿出来看；又过三年，觉得这些话太繁琐了，于是卷起它们丢掉。《赠胡思巗山人序》【翁万达】胡山人，是一个奇异的人。他本是浙东天台所产生的异士，意气不凡，拥有许多奇异的技艺。从前，南海郡由我的朋友邹一山负责政务，他勤于职事，告诫守门人谢绝游客，客人来了也不得接见。山人来到后，却独自请求会见，而且只作长揖，不行跪拜礼。一山惊讶地迎接他；山人居留期间同他交谈，一山非常高兴，并赠给他文章。那篇文章极其雅丽，在闽粤之间传诵，于是闽粤人都知道山人是奇人。后来山人带着一山的书信，奔赴苍梧来见我，情形如同初见一山；我也像一山那样，对山人十分敬重。适逢有交州之役，我驻军龙凭，扎营于念涯，便带着山人一同起居。山人坐卧都混同于土著汉人之中，即使有人想辨认他，也找不到。山人时时阅读军中记载，讲说兵法清楚明白，帮助我谋划战略；有时我拿问题考问山人，他能够分辨其说的是非优劣。一天，督府蔡半洲公下檄文给我和各位文武同僚，命令我们率兵讨伐叛乱首领及其数百名党羽，先用假投降的办法进入各营，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要侦察清楚。我担心事情泄露，祸患将从身边发生。适逢各位同僚拿着督府檄文到我这里陈说，我故意把檄文烧掉，同僚们十分愤怒。我称病不起，又召来叛酋及其党羽，让他们全都以头撞地、撞出血来谢罪，借此把他们遣往别处，只留下罪魁和恶党中不可宽赦的数十人，交给平日亲近的汉官领带，假装巡视关隘营垒，埋伏精兵将他们擒获，而山人并不知道这件事。那数十人都是骁勇强悍、矫健有力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一当百；他们行动时从不解甲，只有下雨才解甲。伏兵利用他们解甲的机会，本来还想改变计划，借打猎作为援助，而山人也不知道。第二天正要打猎，我拿这件事询问山人，说：“下雨了。”山人说：“观察星象占卜，应该不会下雨。”我说：“不下雨就可以打猎吗？”山人说：“打猎一定会大有收获，而且会得到异兽。”到了早晨，我约各位同僚和山人在营地以东二十里打猎，宰杀牲畜犒享士卒，摆开筵席欢娱，有的人击壶，有的人弹棋。不久，看见一个骑马的人远远而来，我看着山人说：“莫非就是捕获异兽的人吗？”山人没有明白，各位同僚只是彼此相顾，也没有明白。适逢有人报告那数十人已经全部被捆绑擒获，各位同僚和山人才大悟，明白这是烧檄文、出猎的计策，都起身向我致谢；我也向各位同僚和山人道谢，并且说：“山人啊，山人啊，山人的话应验了！”山人狂叫着索取大杯，像鲸鱼一样痛饮，又婆娑起舞，击鼓而歌；各位同僚也有人又唱又舞，大家酩酊大醉后才散去。过了十多天，交州平定。因为我想改葬先母，山人又向东奔赴潮州，为我选择吉利的墓地。我回去后找不到墓穴，放声大哭，山人也哭了。后来找到了吉利的墓穴，我欣喜不已，山人也欣喜不已。安葬母亲的事情办完后，我派人带着金钱去酬谢山人。山人恼怒，不肯接受，说：“山人是为了钱财吗？你这样做，岂不是把山人看轻了吗？”我说：“只把它当作送行的礼物罢了。”山人才笑了一笑，告别离去。山人于是定居在南海。此后四五年，我一直念念不忘山人。适逢山人到京城，上书请求投身军旅，奏书共数百多字，内容可取吗？其中谈到霸王出入、韩信和白起的讥刺切责，当时看见的人都大为惊异。司马职方氏急忙索取山人的言论，山人滔滔不绝，于是发檄文让山人到我的朔方军来。我高兴地对山人说：“山人想再到浚稽、五原之间打猎，把羯奴、天骄当作异兽吗？赵地、晋地有雄镇，可以去游览一番。”山人于是游览赵、晋之间。这样一来，赵、晋人也都知道山人是奇人。赵、晋与闽、粤，是南北最偏远的地方，可是那里的人人都知道山人的名声。即使中外贤能的公卿士大夫，也没有不争先敬重山人的。像一山和我这样的人，难道不确实是奇异之人中的奇异之人吗？然而我正打算恢复平民服色，买山种药，作为安身养生的计划；又打算同一山先生在金石之间结庐，谈论学问、著书立说，使志向凌驾于浮云之上，超越九州的车辙踪迹。闲暇时登临阴罗山，眺望凤凰山，慢慢考察地理，寻找所谓青乌、牛眠之地，打算把山人的奇异秘术收藏起来，山人却反而仿效旧日的我，谈论剑术、挽起衣袖做事吗？山人如果想凭这些事情在竹帛上留下名声，流传并光耀后代，是不难做到的。山人如今将要回天台安葬他的母亲，等他再来时，我已经在海上了；但我一定会把旧日佩带的弓剑以及一箧图书留下送给山人。《赠宪使莓厓周公入粤序》【宗臣】

译鄞县周公先前奉皇上的命令来督理福建的粮储。不久，他入朝拜见皇上，皇上认为周公应当回到福建，而广东距离福建最近，适逢广东宪使职位空缺，皇上于是任命周公为广东宪使。任命的使命到达福建时，方伯杨公感叹说：“周公为什么又要出仕？即使出仕，为什么是广东？”他是在询问宗子。宗子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吗？”杨公说：“皇上的意思是什么？”宗子说：“我读秦汉之际的史事，知道广东难以治理，但没有比今天更难的了。从前的困难，在于有人占有广东。当汉朝强盛时，吕嘉违背王太后的主张，凭恃广东强盛，不肯向朝廷归附一人，天子甚至命令伏波、楼船、戈船三将军，统领数十万人向下经苍梧、牂牁前去讨伐。然而君臣上下的谋划坚定不动摇，正是因为所针对的是吕嘉，而与广东百姓无关。如今的海岛夷人是什么样呢？竟然能够凭一个朝夕之间从异域来的人，和我广东人交好。广东人每天酿造美酒、烹煮大肉来等待他们到来；即使他们不来，也还要驾大船装载酒肉和棉絮丝帛赠送给他们。官府稍稍加以诘问，他们就逃到夷人中间，让夷人拿刀大喊，攻城劫掠，往往杀死数百人后离去。官府上书陈述情况，皇上并不是不想命令大将军统领百万军队，把所有亲近夷人的人全部捕杀；只是想到这些都是自己的百姓，与其急于动用兵力，不如暂且整饬法令、施行宪法，所以把三尺之法交给您。皇上的用意深远啊。” 杨公说：“周公奉皇上的命令前去，难道要严厉办理吗？”宗子说：“我知道周公不想严厉。三尺之法就是法律，天下没有法律而不严明的。周公为什么偏偏不能严明执行呢？”唉！广东人亲近夷人，难道真是把他们当作父子兄弟吗？恐怕只是夷人拿能够使他们生存的东西来招诱他们，而治理广东的人又总是用严刑酷罚把他们逼向死亡。喜欢生存、厌恶死亡，是人的常情。给他生路却不趋向，面对死亡却不逃避，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如今的办法，不如放宽那些使他们走向死亡的手段，逐渐向他们显示生存的道路；宁可让他们在内部稍稍放纵，来试探我们的法令，也不要使法网过密而无法胜任，为了在外部求得一时痛快而导致我们的法令断绝。这样，他们看待我们的生路，就不会与看待夷人所给予的生路不同；既然如此，夷人又怎么能夺走这条生路呢？这就是平息乱事的方法。如果早晨议论杀一个人，晚上又议论杀一个人，那么他们的内心就会更加惊恐；惊恐就会疑虑，疑虑就会作乱。即使派遣大将军统领数百万人把他们全部捕杀，又怎么忍心呢？所以说：‘周公应当是不严厉的，这也正是皇上的意思。’希望周公记住这一点。按照旧例，同僚们一同迁任离去，常常会有人写赠言。” 当时周公径直前往广东，来信询问赠言的内容。杨公于是命宗子把这些话告诉他。宗子便把他同杨公所说的转告周公。周公最初被皇上擢用为御史，因触犯权贵而被斥退。后来又任县官，做藩司、按察司的官员，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如果不是皇上非常挂念广东，哪里还会让周公南下呢？如今皇上将要召回周公了。《赠萧文彧序》【何景明】萧文彧先生同我的父兄交游了几十年，同我交游也有六七年。他博学高雅，志向笃实；凡是世间那些诘难、嘲侮之事，众人正喧闹不已时，文彧却独自漠然，仿佛全然不知道。我更加喜爱他。他说的话多半合乎我的心意，我曾对他说：“您大概就是那种澄澈却不会过分清冽、搅动却不会变得浑浊的人吧？”我考中进士后，他屡次远道来访，于是征求我的意见，请我为他取一个别号。我了解文彧，怎么能推辞呢？于是给他取号为“古峰”。唉！凿破混沌之后，世道一派接一派地充满各种虚伪；有一天，我曾高卧在北窗下，迎着风，想象无怀氏、葛天氏时代的百姓，感慨自己与那种境界相隔已远。后来走过西华玉井，看见它的山峰高峻、清寒、耸立，由此又向南望见匡庐五老峰，鸟巢置于空中，山气含着鸿蒙，白雪降落在太古般的山岭上，于是登上罗浮七十二峰，飞临云上。分别以来，我常常梦见这个境界：登上石阶，披拂苍翠，在烟霞深处放声高歌，同华胥氏往来，不知道还有人间。那么，文彧的“古峰”，也属于这一类吗？然而文彧世代为江西望族，汉唐以来的声望光华，至今更加显著；他家乡土地古老，如同树枝标举、野鹿出没；他的容貌古朴，如同太羹玄酒；他的文章古朴；我所说的澄澈却不清冽、搅动却不浑浊，是说他的心灵古朴。既然这样，文彧的“古峰”将要凌驾太虚，进入广漠之境，到“无何有之乡”去寻求它，哪里还需要等待我的话呢？《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余姚黄宗羲编纂，序七十三。

译赠序。《赠李司训序》【唐顺之】。古今的变化，真是奇怪啊！古代任用官员以才能为标准，虽然没有什么不加选择的，但只要有一技之长以上，都可以量才器使。至于学校的教师，则谨慎而认真地考察说：“他有道吗？他有德吗？他的道德高尚而纯正吗？”要求完备到了何等程度啊！古代有的人把卿相之职交给他，他并不畏惧；把盘根错节的难题交给他，他也不回避。至于任命他为教师，他却退缩不前，像受到惊吓一样，说：“我不能胜任。”即使是亚圣、大贤，仍然不敢轻视教师这一职务。又说“人的祸患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退让回避到了何等程度啊！如今却不是这样，既不衡量那个人有无才能，便草率地授予他教师之职，说：“他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不衡量自己有无能力，便傲然担当教师，说：“我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唉！古代所吝惜、不肯授予那些有道却未臻高尚、有德却尚未纯正之人的职位，如今不问其人，人人都可以得到。古代亚圣、大贤所谦让的职位，如今人人都不谦让。这难道不奇怪吗？有人说：“如今学校教师的职责确实没有什么困难，不过是核算粮食供给，督促学生参加岁试和散试，如此而已。” 其中较高的，也不过是讲解章句、督课文字，如此而已。假如教师所做的教师之事只是这样，那么谁不能做呢？如果说“不只是这样而已”，那么就一定要修明教化、振兴礼乐，然后才可以无愧于教师之职。既然如此，有志之士担任这个官职，能够不畏惧吗？又怎么能只傲然自得呢？况且不衡量那个人便草率授予他教师之职，叫作用人失当；不衡量自己的能力便傲然担当，叫作既误己又误人。误人的人，既然已经耽误了别人，就无法再补救；误己的人，所失去的只是自己，还可以努力补救。《说命》说：“教人和学习，各占一半。”古人对于教人，从来没有不学习的；而他们的学习也从来没有不取资于教人的，这就是所谓可以努力补救的地方。嘉靖丁酉年，我才在宜兴认识司训李君，[“防”疑为“方”]当时李君调任临安教谕，于是诸生爱戴他，不忍心让他离去，便共同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知道李君是忠厚诚实的长者，气度温和而言语确实，能够与当时那些做教师的人不同，可以说是有志之士。司训和教谕虽然同为学官，但司训在官职上是副职，势力不能专断；不能专断，责任还较轻。教谕在官职上是长官，一所学校的事务都由他专任；专任，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李君难道真的只会傲然担当这一职务吗？他难道不也应当畏惧吗？唉！李君还是应当自我勉励，致力于学习，以求有所补益才好。如果只是说：“不过如此而已，不过如此而已”，那么我又何必说什么来赠给您呢？《赠训导丘君序》【唐顺之】。古代在学校任职的人，都是本乡或本国的长者；他们的身份体貌受到极其尊崇，俸禄待遇也十分丰厚。在国学中，天子甚至亲自为他们进献馈食、醤酳和酒爵；在乡学中，乡里的大夫尊敬并侍奉他们，如同对待老师。因此，子弟中不心悦诚服、安然接受他们教导的很少。如今在学校任职的人就不同了：馈食、醤酳、酒爵的礼仪，在国学中已经废止很久；而在郡邑学校任职的人，每天只领取几斗廪禄，每月初一和十五，低着头、快步走，在太守和县令的庭院中作揖甚至俯伏，观察他们的脸色是怒是喜，并以此决定自己的忧喜。即使这样，子弟中不以相貌轻视教师、背后嘲笑教师的也很少了。所以，古代在学校任职通常容易，如今在学校任职通常困难。虽然如此，古代并不是只白白提高礼遇而已，本来还要求他们自身具备德行道艺，并善于规范事物、教化引导风俗。弟子手执经书提出各种问题，以观察我如何应答；郡邑的卿大夫遇有大事，也来请求指教，以解决他们的疑惑。如果有一样不符合要求，责任就不可以推诿；而如今除了考核经书、参加岁试和散试以外，什么责任也没有，于是安闲自得，吃饱了便睡而已。所以，如今在学校任职通常容易，古代在学校任职通常困难。然而，如今所谓的困难，只是对待他们的人待遇菲薄罢了，而担任其职的人未尝不把这种处境看作便利。古代所谓的容易，只是对待他们的人待遇优厚罢了，而担任其职的人未尝不因此感到畏惧。古代的容易果真容易吗？如今的困难果真困难吗？虽然如此，如今确实有更加困难的地方：古代的道理不能用来要求今天的人，但今天的官职却正是古代的官职。别人虽然不用古代的道理要求我，但我既然担任古代的官职，又怎么能不按照古代的道理要求自己呢？按照古代的道理要求自己，就是享受今天的俸禄，却承担古代的事务；这样一来，形势将更加龃龉而难以施行。况且古代凭借极其尊崇的地位来管教那些心悦诚服的子弟，他们的教化推行起来难道不容易吗？但即使如此，仍有子弟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改，便把他们迁到郊外和遂地，甚至屏弃到远方；这说明古代的责任尚且还有不能完全尽到的地方。何况凭借极其卑下的地位，面对那些表面上以教师相貌相待、背后却嘲笑教师的子弟，想驱使他们顺服地接受我的教导，希望像古人那样培养人才、改善风俗，又不辜负自己按照古道所作的自我要求，这一定能够做到吗？所以，古代所谓的困难，尚且有时还有容易之处；如今所谓的容易，最终却有非常困难的地方。虽然如此，也只在于尽自己的努力罢了。假如自身所具备的德行道艺完备，那么即使形势使教化难以推行，我本身也已经无愧于古人了。自从我还是诸生以来，所见到的人不知有多少了。想找一两位能够尽心尽力的人，却始终找不到。等到往来于仕途，又向天下人询问，不知接触过多少人了；想找一两位能够尽心尽力的人，仍然找不到。难道古今人的才德不能相及，往往都是这样吗？还是因为对待他们的人待遇菲薄，所以他们也不能自我成就吗？像丘君这样的人，是不是正是我所要寻找的那种尽心尽力的人呢？丘君地位卑下，却没有什么能使自身屈服；生活贫困，却没有什么能使自己沾染于利禄。对于当今人们那种琐屑拘谨的姿态，丘君一点也没有。他的德行和才艺究竟与古人相比如何，我还不知道。因为对待者待遇的厚薄，而认为其人品德高下的，有这样的事；因为其人品德的高下，而认为对待者待遇厚薄的，也有这样的事。假使那些琐屑拘谨的人生在古代，古代也未必不薄待他们；假使有德行道艺的人生在今天，又怎么知道当今不会用尊崇优厚的待遇对待他们呢？我曾向丘君在学校的诸位弟子询问丘君，众人都说：“丘先生，是我们的老师。”那么，他已经不同于那些表面以相貌轻视老师、背后嘲笑老师的人了。古语不是说过：“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吗？从今以后，丘君的德行会日益成就，才艺会日益精进，声誉也会日益传播。

译如此说来，所谓乡大夫尊敬并侍奉他，以及郡邑卿大夫前来向他请教的情形，怎么知道不会出现在丘君身上呢？我既对古今任学官之职的困难和容易有所感慨，又为丘君成为我所寻求的人而高兴，并希望古道能够复兴，且从丘君开始。于是应诸位弟子的请求，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给丘君的序。时在嘉靖丙午年秋七月，于是没有推辞，写下这篇序文。《赠竹屿吕通判序》【唐顺之】。如今那些谈论蠲免灾害赋税办法的人，我已经了解了。有关部门把灾情上报，主计部门的长官根据灾害程度，调整应蠲免的数额；按理说，灾害的程度与蠲免的数额应当相称。然而主计官怀疑有关部门上报的灾情不可信，必定把数额削减三分之一以内；有关部门也预先知道主计官不相信自己的上报，必定把数额增加到三分之一以外。大体说来，主计官蠲免灾赋时，先削减十分之三，按十分之七计算；有关部门上报灾情时，先增加十分之三，按十分之十计算。这样，有关部门增加的部分正好与主计官削减的部分相互抵补，蠲免数额与灾害程度才恰好相当，不至于有多有少。假如按照实际灾情上报，那么蠲免数额通常就不能达到应有的比例。然而，灾害在七成以下，都属于中等饥荒或小饥荒，还可以虚增那一部分数额，以求不失去按实际比例蠲免的数额。至于大饥荒，实际灾情已经超过十分之十；超过十分之十以后，有关部门当然不能再增加虚假的三成，以等待主计官削减了。这样，实际蠲免也只能按十分之七为止，于是大饥荒的蠲免数额通常不能达到相应比例。蠲免数额既然已经不能与灾害程度相当，何况所谓蠲免的比例，又不是把各项合并计算。其法规定：留在本地的税粮蠲免，解送上缴的税粮不蠲免。大体说来，一个州县的税粮中，解送上缴的占十分之七八，留在本地的十分中不能达到二三分。只在留存的二三成中计算，蠲免其中的十分之七；这样把留存和解送的税粮合计为十分，实际只蠲免其中十分之一二罢了。于是，所谓十分中蠲免七成只是虚数，实际蠲免的只有十分之一二。假如虚报的蠲免数额还不到七成，那么实际蠲免的数额还应依次少于十分之一二。灾害的数额虚增到十分之十以上，而蠲免的数额却削减到十分之一二，这就像全身都已经残破不堪，却只给它增加一根毫毛。不过还算有一根毫毛的增益；何况所谓这一根毫毛的增益，又未必真正到达百姓手中。有时有关部门不可能人人贤能，胥吏实际掌握着税粮散发和征收的权柄。蠲免诏令下达了，他们却把诏令藏起来不公布。鞭打催逼接连施行，限期不断逼近，直到百姓一点欠负也没有了，他们才把诏令拿出来张贴在墙上；那时自然已经没有蠲免的用处了。这样，蠲免进入公仓是虚的，计入私仓才是实的。有十分的灾害，最终却连一根毫毛的蠲免也得不到，唉，这也真是可叹啊！章丘吕君在我所在的常州任通判，是负责督促税收的官员。吕君操守修洁，馈赠财物一概不接受，可以说洁白清明，不被污秽所染。他的才能精于勾稽核算，胥吏不能欺骗他。再观察他的志向，大概是不愿把催征赋税当作功劳的吧；难道古人所谓抚恤百姓，反而只在催科征税上用力，不是这样吗？己亥年，他将要进京，事情办成后将返回郡中，来请求我写几句话相赠。当时东南各郡遭受大灾，米价每斗一百钱，连中等人家以上也不能备办稠粥。乡野百姓有的剥树皮来吃。我不知道负责财政的人是否能够按照实际数目减免赋税呢？还是仍然免不了征收？是否只减去三分，像从前那样？将把留在当地征收的和解送上缴的数目合并计算而予以减免吗？还是仍然不能免除？不予减免解送的，是否还像从前那样？吕君既然负责督征税粮，本来只说是知道接受主管财政者的成数而已，知道盈余数额并转运上缴而已。主管财政者所裁定的，是解送者不能减免的。这是吕君不能专擅的事。至于从官府和民间的盈余亏欠中酌情裁补，掌握贫富之间的取予；减少鞭笞，宽缓缴纳期限，使凡应减免的，即使只有一丝一毫也一定送达百姓，而不减免的也不至于急迫苛刻、伤害百姓——这些才是吕君可以专擅的事。君只需做好自己能够专擅的事。我已经把君能够专擅的事告诉君了，而君也将相信并实行它。那么，君不能专擅的事，又怎知不会有人把我的说法告诉主管财政者呢？又怎知主管财政者不会相信并实行它呢？这样看来，东南的百姓大概也差不多可以虽饥饿而不受伤害了吧？《赠蔡道卿序》【唐顺之】嘉靖己丑年，我第一次在同年进士中认识道卿，不久便和他一同在吏部任职。过了几年，道卿任刑部郎官，我在京师见到他。又过了几年，道卿被贬为广德同知，我在金陵负责防务，而道卿恰好到那里任职，于是又在金陵见到了他。自从第一次见到道卿，他相貌朴实而气质温和，如同美好的金子蕴藏在矿石之中。第二次见他时，他的容貌光彩焕发，气度充沛；拿古人的书来问他，没有什么不通晓的，偶尔写作文章，大都能同当时的文士一较高下，如同虎豹不肯隐藏自己的斑纹，灿烂的光彩时时显露在外。再次见到他时，他容貌的光彩已经凝定，气度的充沛已经转为内敛。同他交谈，不是六经的精蕴便不肯开口；进一步叩问他，不是君子之儒的学问，便不存放在胸中，如同草木将要凋落，花朵收敛，把元气归还到根部。道卿还不到三十岁，而我三次见到道卿，也不过在四五年之间罢了。他既然已经多次变化，深浅难以测度，而且卓然有志于道。假使过了这数十年，我不知道还能见道卿几次，也不知道那时道卿的容貌、言辞、气度将会怎样，而他在道上的造诣又将怎样？他难道就是所谓能够迅速变化成才的人吗？求学的人，真正难得的并不是才华值得珍贵，而是听闻大道艰难。

译圣贤之道本来平易简约，求学的人却常常以它为难，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不是歧路太多而误导了他们吗？所以求学的人一定要专一自己的志向，然后才能精进。诸子百家和各种技艺，没有一样不令人喜爱、令人仰慕，也没有一样不能依附于圣贤之道。后生的耳目喜好奇异而不能选择，正当力量积蓄、气势锐利时，力量积蓄就一定要有所喷涌宣泄，若不泛滥便不足以尽情发挥；气势锐利，又以不及于某一种技艺为耻，哪里还能夺去那些可喜可爱的东西，专心从事于平淡无味到了极点的大道呢？他们学习时，只怕自己学得不广，却不知道学得太广恰好足以使心沉溺；他们搜罗铺陈时，只怕自己文章不文饰，却不知道文饰恰好足以丧失本质。等到力量因无所不搜而磨损，气势因无所不扩张而耗竭，于是先前那些可喜可慕的东西，有的像捕捉影子一样不可得到，有的即使得到了，也不足以修养身心和涵养性情，反而使心沉溺、使本质丧失。这时才想返回大道，可是力量已经磨损而不能果断前进，气势已经耗竭而不能重新振作。大体说来，少年中刚强锐利的人，不担心进步难以精纯，却常常担心志向不能专一；等到力量磨损、气势耗竭，虽然有时不再担心志向不专一，却常常担心进步难以精纯。道卿已经收敛了外在的光华，把元气归还根本，使自己的志向专一了。唉，他聚集全部的气力，不让它有所渗漏宣泄，而一心把它输注到大道上去。这样长久下去却还没有所闻所成，我是不相信的。对于道卿来说，只要精纯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就够了。如今道卿升任庐州，临行之际，广德诸生彭某等人来请求我写文章相赠。我想坚定道卿的志向并勉励他的进步，所以姑且写下这些话，等待日后再见道卿罢了。《赠宜兴尹林君序》【唐顺之】宜兴四面环山，出产许多竹木名材、熊和狶等异兽，以及丰富的柿、栗、茶荈。当地百姓擅长编织鞋子、治理丝葛，也善于狩猎射箭，靠本地土地自给自足，不向四方商人经营贸易；四方商人也因为那里偏僻遥远，很少到达。当地百姓终身见不到都城的绮丽和奇邪之人，自己老死在山岩沟壑之间，因此风俗俭朴鄙陋，木讷愚直而畏惧官吏，少有诉讼，山泽税赋不用督促便会缴纳。做官的人既喜欢当地淳厚的风俗，又没有宾客往来、迎送应酬，可以优游安逸、抬高身价；而且有回溪、峻岭、飞泉、石窟，都在城郭方圆数十里以内，闲暇时可以到那里游玩，尽情享受幽人逸士所喜爱的景物，因而忘了自己身为官吏。大凡在东南做官的人，没有不把宜兴看作好地方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后来敦厚朴实的风气渐渐消失，投机逐利的习气稍稍兴起，当地百姓变得善于纵横应对，已经和大都喧闹市场中的人没有区别；豪门富户争相追求浮华奢侈，同吴会争强斗胜，山谷中的百姓往往凭借险要地势逃避税赋，有的敲锣聚众，拿着木棒阻挡捕捉他们的官差，情况紧急时便逃入邻境，无法禁止，甚至有的还同长吏争吵诉讼。只有那山溪泉石的优美景色不改于从前，而做官的人也苦于文书繁多而劳累，无暇前往游乐。当地风俗这样发生了不同的变迁。我曾登上铜棺山，泛舟荆溪，走遍两处洞穴，周遍观览那里的山川旧迹，希望能重新看到古代敦厚朴实的风气，却不可得，因而感慨长叹。当地老人对我说：“从前的官吏多是长者，善于抚慰安顺百姓；后来做官的人看见百姓富足，又觉得他们愚蠢好控制，于是多方张设罗网，侵夺盘剥，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奸诈虚伪的风气也开始萌生。”由此看来，风俗的趋向，大体在于长吏。如今我见到了林侯，林侯大概就是所谓的长者。侯本来凭经术考取高等第，态度恭谨儒雅，不像执掌刑法的官吏；他处理政务时严于律己而宽待别人，从不把依靠敲扑刑罚、盘问搜查作为能干，然而在短短一月之间，百姓已经从四面八方仰慕他了。他的政务公平、诉讼得到处理，尤其超过法吏所能达到的程度。难道宜兴古代的风气还保存着吗？林侯为什么能这样迅速地治理好地方呢？百姓对于官吏，就像金铁处在熔炉和铸造场中，任凭官吏怎样铸造。南阳喜欢经商，召信臣便用本业使他们富裕；颍川喜欢告发揭露，韩延寿便用礼让教化他们。南阳、颍川本来并不是素来风俗良好的地方，受到二位君子的教化后，众人全都改变了面貌和风气，何况宜兴旧日就以淳厚风俗著称呢？如果林侯能够这样在暗中潜移默化地引导百姓，我知道宜兴百姓恢复敦厚风俗，而我也能够亲眼看到它兴盛的景象，已经可以期待了。我与林侯有同年之谊，又和宜兴是邻县，所以不只是称颂林侯的政绩，也对林侯寄托深切的希望。《赠赵千户序》【王慎中】从前武人的仪容，戴着豭冠，佩着鱼符，穿短后衣，抚剑而谈；不难饮酒，喧哗叫喊；目光直视而不能侧看，声音高亢而不能低下；手脚力量有余，强健而不可制服，于是便用蹴踘、蹶张、投石、超距来宣泄急躁、舒展气势。若是弯腰低头，羞惭地陪笑而柔顺，声音低婉、衣带飘动，随着别人俯仰，那就不是武人的本色了。永宁卫右所千户赵君伯龄，世代都是武人，本来应当具有那样的仪容；但依我所见，他却全都相反，这是为什么呢？从前的武人，仪容既然如此，行为也往往暴戾放纵、忿怒嫉妒，所到之处总要殴打别人来使自己快意；他们贪财好色，便抢夺财物、挟持妇女而无所顾忌。太平日久，文法施行，武人往往被视为悖逆凶恶，上司总是拿法律条文来困辱杀戮他们。于是武人的仪容受到世人极大的诟骂，却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固然不对，仪容却是本色；那些人过分惩戒自己，想借此免祸，便改变仪容来迎合世俗、求得上司容纳。这样一来，即使他们进退行止、手舞足蹈不再惊动人们的耳目，而[缺字]强果敢奋发的气概也不再有从前的效用，难道不是值得忧虑的吗？况且仪容已经不对，行为最终也不能在旧有习惯上发生大的改变，这是两方面都失去了。伯龄谨慎细密，自我约束，用恩意抚慰士卒，唯恐他们受到伤害；尤其廉洁于钱财，自己贫穷也不侵扰下属，他的行为是正确的。我只是奇怪他的仪容反而改变了，难道不是想表现自己来迎合世俗，希望得到上司任用吗？然而他终究孤零零地处在军伍之中，没有办法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职事任用也轮不到他，才能和勇力无从施展；饮酒不能喝醉，醉了也不敢狂言，只是衣带飘动，随着别人俯仰，用来消磨沮丧自己的气势，实在可悲。文法盛行，凶恶悖逆的人不能放纵，可是谨慎自持的人也无法显露自己的不同，这将使武人把什么作为榜样呢？我对此非常忧虑，所以写这些话赠给赵君。《赠督府胡公进秩宫保序》【周诗】

译我朝圣祖、神宗建立极则、统御天下，以文治经营、以武功辅佐，四海安定太平，至今已经垂治二百余年。如今我皇上登临帝位，德行与上天相合，百灵都来效顺，六合之内，连侏离、卉毳之属也无不翘首向内，仰望中兴的功业，光照千古，没有谁能与之匹敌。近来东夷不得安定，对于我朝王法，推究其根源，实在是我国叛逆中的奸黠之徒王直首先倡导并煽动的。起初王直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弓箭星坠入怀中；不久天降大雪，王直暗自因此自负。长大后，他结交一批无赖亡命之徒，渡海进入海中，起初以贸易为业，号称船主，后来凭借威势和信誉使各岛夷人畏服。各岛夷人没有不服从他、听他指挥的，久而久之，他竟僭越称为徽王，在海上横行。恰逢我边疆长久安宁，武备稍有松弛，王直便占据萨摩洲作为巢穴，并时常派各岛夷人分道入境，肆意劫掠，甚至攻陷城邑、杀死将领和官吏，吴、越、闽、粤之间千里骚扰不安，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当时并不是没有在帷幄中谋划、授予兵权的臣子，也不是没有勇猛善战、抵御敌人的将士，大家一起竭尽谋略和力量，但最终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却很少。恰逢胡公以有声望的御史身份奉皇上简命，巡按两浙，遇到这多难的时局，忧惧皇上忧虑，于是亲自披挂甲胄，冒着矢石，激励将士，多次取得特别重大的胜利。他没有因为职在激励纠察，便等到最后才剪除敌寇；也没有因为职责专在风纪，便玩忽边患。皇上知道胡公的忠诚可以托付大事，一再升迁他为少司马、右都御史，总制浙直军务，并允许他便宜行事，仿佛说东南的事情全都交给胡公办理。胡公感激皇上的知遇，想着要厚重地报答效力，更加竭尽谋略，发誓清除海疆。自开府以来，大小数十战，诛杀和俘获的敌人多得无法计算。然而他尤其深思祸乱的根源，彻底洞察这场叛乱的开始，认为首领不消灭，枝蔓怎能除尽？可是王直正雄踞险远之地，不是早晚之间可以争取的，只有在风涛舟楫之间对他有利可图。于是秘密上疏报告，皇上知道胡公的方略有根据，贼寇已经在掌握之中，多次下达温旨，期望他成就大功。正当这时，胡公的筹划深沉秘密，不仅普通人不能理解，就是将校、部曲、士大夫，也很少有人能窥见其中的深意。此前，王直的母亲、妻子、儿女一直被关在金华狱中，胡公释放他们并优厚供养，便派谋士到王直那里，宣示朝廷的威德以及胡公委曲成全、厚待他的心意，使他能够趁机立功、保全母亲妻子，同时暗中借此离间、拉拢与他相交的岛夷人。王直一向认为中国容易对付，势力形成犄角，[缺字]然而前来，大概他的意思是上面可以有所施展，下面也不失为一条谋略。[原文残缺]官府封锁关隘、请求开市之类的事情。胡公预先知道他的计谋，开合之间把握时机，慢慢将他拘捕禁锢，这才公开处置。于是把他的罪状列奏皇上，得到准许，便在市朝公开处死，并把首级传示海上。由此边疆停止警报，将士解下铠甲。振扬了天子的赫赫威严，夺去了岛夷人的旗帜，端正了惩治叛逆的法典，宣泄了神人共同的愤怒。于是田野重新安宁，里巷安居，化妖氛为祥光，把呻吟变成歌舞。从前尹吉甫向玁狁奏报战功，方叔在荆蛮建立壮烈谋略，条侯平定七国之乱，晋公取得淮蔡的功绩，尚且要借助声威与武力，积累多年，使兵器染血、敌人的尸体遍布原野，从未有过一旦定计、万全收功的事情。更没有像这样消灭积久而骄横的雄主，不费一片铠甲、一支箭。这样的奇功，皇上嘉奖他伟大的功绩，于是采纳有关部门的意见，晋升他的官秩为宫保，并荫封一个儿子为锦衣千户。胡公接受诏命后惊惶说道：“这全靠主上神圣明察，万里之外在朝廷中谋划、在宫中裁断，才除掉了这个元凶。我有什么功劳呢？”他恳切上疏辞谢，不能安然接受。而议论的人正说胡公的爵位还不足以酬答劳绩，功劳超过了赏赐。宋太祖尚且爱惜枢密相臣武惠，周公在东征时还谦让大功。圣明的君主不吝惜爵位，忠臣却不居功，这难道不是千载相合的美事吗？胡公的新任命下达后，县里的长官李君派使者赶到白下，请求我写文章赠给胡公。我想胡公的功勋巍峨辉煌，他的事迹将刻在太常，声名和诗歌将同皇上的神武光明一起流传到无穷；至于叙述功德、宣扬盛美、昭示后来的人，那是史官的职责。因此写下这篇序，作为赠给胡公的文章。《赠严宗源序》【徐渭】楚国的钟仪被囚禁在晋军中，晋景公见到他并询问，知道他是楚国的乐官使者，便让他弹琴取乐；我本来确实会弹琴。如今因为内难被拘禁，欢乐过去、悲哀到来，常常想弹一次琴，却再也无法得到琴。每天同我相处的，是十多个巡逻窥伺的士卒和几十个罪犯，他们脸上涂漆、鼻子仰起，像义刹一样。面对的是手铐、脚镣、绳索、鞭子等刑具；看到的是白日里成群的狗奔跑争食人的食物；所受的苦楚，是虮虱搬家般遍布衣馆。我只有一件破旧的絮衣，没有一张琴可以娱乐，却有各种苦难来加重困窘。因此，若不是非常亲旧、足以踏进这个地方的人，绝不会到这里来；可是葑之村有一位严君宗源，与我并没有平生交情，却同我的故友任君的侄子某人一起来，先拿一只猪蹄和酒肉食物到这里供我饮食，使我稍稍不感到痛苦，反而觉得快乐，不愿马上离去。我对此感到奇怪，便多次询问。某人告诉我：宗源年轻时极其聪明，书只看一遍，不再重读便全都记住。后来正值父亲去世，才停止读书，经营家事。然而他为人轻视钱财，重视意气，孝敬母亲，慈爱子女；在别人遭遇患难时急于相助，值得记载的共有几件事。他施舍给予别人，从不责求偿还，像这样的人还能有谁呢？凭他的品行如此，当然应当在我被囚禁时安慰我而不离弃我了。我听说后，想设法记载他的为人，稍稍彰明他的德行，所以他第二次来时，写下几句话交还给他。唉！鱼儿相互吐沫来滋润彼此，不如相忘于江湖。如今既然不能回到江湖，假如能够相互用唾沫润泽，难道不仍然胜过已经死亡吗？《赠郡守张白斋公致仕序》【方良永】

译士君子出仕或退处没有固定的方式，只看是否合乎正道罢了。真正能看清什么是正道的人，大概很少。热衷进取的人沉溺于出仕，是不对的；安然退处的人甘心于退处，也不对。为什么品评人物的人总是称许退处，掌管铨选的人也常常留意这样的人，并加以奖励来表示劝勉，难道不是因为出仕若不合乎正道，只是自我丧失，而返回正道还足以激励风俗吗？唉，这真足以让世道感慨了！像我郡守白斋张公的出仕和退处，难道都近于真正看清正道吗？还是只是受到当今的奖励称许，徒然获得了激励风俗的名声呢？张公年轻时便有奇异的节操，厌恶世俗之学，写文章一定上溯晋、魏；写五言诗一定出入于陶渊明、谢灵运之间，锤炼推敲陈师道、黄庭坚的诗法，有时写出新奇的句子，奇崛变化如龙行天空、蛟出深谷，雷电幽暗，风雨交作，没有人能够测度。张公既然胸怀远大，便无意于求取仕进；有人劝他参加进士考试，他总是摇头不答。因为父亲翁先生督促责备得严厉，才不得已从事科举学业。考中进士以后，又抛开功名，因此在诗文上的造诣更加专一，那些以才名著称的人反而落在他后面。他由进士任大理官，治理我郡时对众人宽厚，处理事务简约，不屑于求取能吏的名声，也不追求速成。公堂白日寂静时，他便寄托兴致、抒写胸怀，时常同素翁右台唱和，间或挥洒墨迹，写茅龙体草书，笔力遒劲而有法度，石翁内翰也几乎不能超过他。张公对于富贵一向淡泊，在郡中任职六年，两次请求归乡；今年春天归心更加迫切，公文屡次上呈，而巡按、藩司、臬司诸公都慰留不许，他于是亲自上疏，情意迫切、言辞恳切，仿佛一天也不能留下。他看待绯衣象简，还不如角巾野服方便；双旌五马，还不如小船短桨舒适；黄堂上的屏障和官署，还不如茅斋中的几案砚台幽静清洁。莆田的山水虽然奇异优美，他却一直未能游览一次；又哪里比得上四明的湖光山色属于自己，可以早晚到达并以此为乐呢？张公决意归去，确实是有道理的。巡按胡公知道张公不可挽留，于是援引安于退处的先例，请求让他转任后致仕，皇上也嘉许张公的志向，下交吏部商议，升任张公为福建参政，使他能够实现请求而离去。诏报传来，张公欣然收拾行李上路。像张公这样的人，难道是始终保全名声而没有污点缺失的人吗？《泰》卦初九说：“连结茅草，因为同类而一起前进。”张公出仕，难道不就是这样吗？《遯》卦九五说：“美好的退隐，守正则吉。”张公退处，又有什么辜负它的地方呢？所以说张公出仕和退处都合乎正道，可以；说他受到当今的奖励称许，获得了激励风俗的声誉，也可以。为什么呢？勇于退处的人实在难得。两所学校的诸位文士感念张公的德行，一同请求我写文章相赠；我又承蒙张公知遇，怎么忍心以文才不足为由推辞呢？所以叙述张公出仕、退处的正当，以壮其行，并借此答复诸位文士的请求。张公名琦，字君玉，是望族之后。《赠郡博蔡我斋致仕序》【方良永】士君子修养自身的大节有两件：明白义理，决定进退取舍。然而这两件事并不容易做到。沉溺于利益的人会忘记义，急于出仕的人常常依依不舍，不能忍心离去。像我斋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称得上做到了吧？我斋年轻时承受家庭教诲，长大后跟随阳明王先生游学，有志向、有气节，不做世俗之学。丁卯年乡试中举，礼部会试未中，心想教官之职可以任用，阳明先生阻止他说：“你以为教官容易做吗？低头抬头受人支配，都是一样的。”从此回家卧居，十年不出。丁丑年考中进士，仍然遵循最初的心愿，上疏请求得到教授之职，任教于我郡。上任不到十天，便想辞去，说：“阳明先生没有欺骗我。”乡中士绅恳切挽留，他于是同诸生约定：端正志趣方向，笃实履行实践；不要傲慢自高，也不要谄媚卑下；不要圆滑逢迎、曲意周旋来媚世合俗。于是学生的拜师礼和馈赠一概不接受，除了奉养母亲之外，对其他物质都淡然处之。祭祀一定洁净虔诚，乡饮酒礼一定慎重选择参加者，不沿袭旧日的习惯。于是掌教而因忧患离任的人得到资助，诸生中贫困的人得到资助，不计较资助出入的多寡。刚满六个月，士人的风气便完全改变，而辞去的心志又萌发了。十月十五日，他穿戴冠服辞别圣庙，同郡中诸生告别说：“我没有缘分再做你们的老师了。” 诸生都叹息流泪，跪着请求说：“弟子在郡学，有的已经二十多年，有的近十年、七八年，还有的三四年，如今才开始得到我们的老师，为什么来得这样晚，离去又这样急呢？”我斋说：“我离去，和我来时一样。陶靖节在彭泽任职八十天，而我任职已经超过他一倍了。你们几个人又何必担心没有老师呢？”诸生知道他决意不能留下，便奔走请求乡中士绅；士绅们群起挽留仍不可，于是召画师画像，准备为他立祠，并请求我写话来颂扬他的美德。我听说有道之人重视内在修养，不肯把自己丧失在外物中，反而把外物看得重、把自身看得轻，这叫作颠倒的人。我斋明白义利的区别，决断于出仕和退处的关键，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不能说是有道之士吗？我知道他离去回到故乡，并不只是放浪江湖、适意地享受闲云野鹤般的性情而已，他将以乡里先生自居，用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得到的学问陶冶后进，使前来考察德行、请教学业的人不虚此行；日后他们出仕做官，也都将自己树立起来而无所作为。我斋的退处，其实等同于出仕，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不过诸生恋恋不舍、不忍他离去的心情，仍然郁结而不能解脱。我辞别的文章写得拙劣，无法立即替他们解开这种心情。《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四

译赠序 题卷赠杨功部北上【何迁】起初我还没有到这里时，已经听说华亭杨子朋石讲求敦厚践行的学问，在当时显著有名。等到我到达这里，和他相处了一年，他却没有来请求我写文章。于是杨子有时替我尽力说明，我也时时把他的心意放在前面。有一天，杨子忽然振作起来说：“唉！何子尚且不能把这些话告诉我吗？况且圣人的学问，本来就是我所求取的。”我便笑着请求他说：“那么，你有意于圣人的学问吗？将要由此进入圣人的道吗？难道可以凭敦厚践行来取得它吗？圣人的学问，修养以性为根本，所以它的本体以虚为主。后世的学问，修养以行为根本，所以它的用心在于显现。存心于显现，精神就向外观察；精神向外观察，行为就必然修饰。然而，光明显著，正是本性的凿伤。它流传下去，便达到夸耀名声。以虚为主，精神就在内心蕴藏；精神在内心蕴藏，性情就必然得到修养。然而，暗中充实而自然彰明，正是行为成就的结果；发展到极点，便可以达到大道。你究竟学习了什么，竟然在这两者之间加以分别？或许你会有所改变吧？”于是杨子惊醒般地思考，凝神般地观察。过了三个月，他充实自得，仿佛有所领悟而进入其中。于是他考察六经，以诸儒的学说作证明，研究佛、道二氏的学问，并把它推广到飞动的事物、挺立的山川、声音歌咏和感应之间。凡是过去所禁止而不去顾及的事物，他一概举出，在心中旁通融会。于是长叹说：“唉！圣人的学问，难道就在这里吗？难道就在这里吗？”虽然如此，我将要同他分别了。性不可以这样作为近道的关键，这件事已经很久了，而我反而又把他最初变化而有所领悟的地方阻隔在其中，只独自去追求它。这样怎么能够进入大道呢？我又笑着请求他说：“从前孔子门下，那些乐于同群相处的人都是如此；但得到孔子承认、认为差可近道的，只有颜氏之子把它做到了。这种对于性的领悟，果真是由别人而来的吗？还是由自己而来呢？”所以学习而有所领悟，那么便在沉默中成就自己，以性为本而不以行为为本；因此即使同众人背离习俗，德行也不会孤单。学习而不能领悟，那么只是多多学习、记诵知识，以行为为本而不以性为本；因此即使同众人处在同一方向，道反而更加遥远。孔子大概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实行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既然如此，学习而想要进入大道，本来就不妨独自探求吧？于是杨子咧嘴一笑，告辞而去。嘉靖庚戌十月十日，写于正已堂宴养深处。题卷赠杨椒山北上【何迁】戊申年夏天，我因获罪被贬谪调任，到了南都；容城杨椒山先以司封的身份在省中任职，我当时还没有请求他来交谈。过了几个月，杨子来访，谈话时涉及问学，我观察他的内心，大概已经兴味盎然而有所发动了。于是我同诸位僚友德化九崖余子、慈溪龙山张子、同安方洲洪子、华亭朋石杨子、汉州任斋涂子，在省中结成五日之会。那时已经是己酉年冬天。第二年庚戌，金陵白野殷子代替龙山子到来，一时之间探问学问的心意更加互相激发，不能停止。不久，杨子因考核政绩将要出行，我为他送行，叹息说：“唉！杨子，这次出行就远了。难道不可以宁愿忘掉所学习的吗？学习同习染相关，已经很久了。朋友，就是受习染的地方。过去在乡里，是年幼时学习，随着自己的资质而受习染；现在，是求学而受习染，用来改变自己的资质；这两者都从朋友那里有所取得。受什么样的习染，怎能不加以辨别呢？过去乡里的习染，是用节操、气概、名声、义理相互砥砺，用功勋、功业、技艺、文章相互期望，从童年时便如此。有的人刚强，有的人柔弱，资质各有偏重，而习染都顺着它发展。反观自己的本性，刚柔如果能够得到中正，便不会有不足。这样的习染，难道不是圣人所不屑于做的吗？” 为什么呢？因为只是根据资质受习染，不曾根据学问受习染。所谓学，是修养自己的本性，将要用它改变资质，趋向中正的功夫。学习一定有所见解，但见解若不能归于沉默涵养，便只是精神意识，不是本性的明觉；学习一定有所造诣，但造诣若不深厚，便只是袭取外来，不是本性的直接涵养；学习一定有所施行，但施行若不能合乎时机，便只是用力于形魄，不是本性顺应天然而发动。本性，是上天所承载的道理，无声无臭；有所见却如同无所见，才是真知；有所造却如同无所造，才是真实造诣；有所施行却如同无所施行，才是恰当的行动。所以根据学问受习染，不能离开节操、气概、名义、功勋、功业、技艺、文章这些方面，却又不拘泥于节操、气概、名义、功勋、功业、技艺、文章的外在痕迹；这样不就能使资质得到改变并趋向中正了吗？中正，是本性自然的本体，是圣人用来知晓天道的东西。如今这种习染，确实从这里产生；既然是这样受习染，那么对于朋友便一日也不能舍弃。近年省中五日之会，就是这样。杨子在这里舍弃了原来的习染，事事已经有所收获，再回头看乡里的习染，难道能不加以辨别吗？虽然如此，杨子就要分别了。从这里返回故乡，进京朝见，朋友会更加多，所受习染会更加广，他将要用今天所受的习染去倡导别人、同别人一起受习染吗？还是会因循故乡原有的习染而受习染，并且忘掉自己原来所受的习染呢？我本来知道杨子一定能够彻底辨明这些问题；对于大道，他已经想通了一大半。”杨子说：“知天之旨，我本来就要这样做。事事都去实行，希望不要忘失所受的习染。过一年再举行这次会聚时，我一定会有东西来答复您。” 《赠十峰丈人文》【王格】王子卸任后，梁大夫归返楚国，和十峰丈人在京源的水边相遇。王子说：“老人家来了！我私下听说您有最大的快乐，隐居在山坳里，连续十座山峰像是在一室中献艺，确实有这回事吗？”丈人说：“是，是。只是山野沟壑中的人，姑且以此自娱，不敢向通达的人谈说。”王子说：“唉，这是什么话！我听说至人不为外物所累，大隐士一定深藏不露。我已经走出金门，辞谢青紫官服，正要在泉石间娱悦心志，在林薮中屈身隐居，高高拱手辞别时人，同您做朋友，您为什么如此深地拒绝我呢？”丈人说：“哪里敢这样！承蒙大夫不以我为鄙陋，降低身份以礼相待草野之人，请允许我和大夫游览一次，可以吗？”于是命昆仑给欵段马喂草料，装载偏提酒器，趁天明出发。丈人在前，王子在后，沿着县邑向南，翻越山岭，涉过山涧，道路险峻幽暗，越往前走越奇异。过了很久，终于到达丈人的山峰。丈人便手持长房的手杖，脚穿谢客屐，携着王子登山。登了一整天，到达山顶。这时向北俯临圣岭，那里有仲尼的车辙遗迹；向南远眺龙山，那里有陆生的旧居遗址；向东眺望天门，那里是汉帝出师经过的道路；向西面对钓台，那里还留存着严子陵避世的踪迹。

译所谓十座山峰，层层叠叠，像串联的明珠；山峰中间有奇花异草、高大的竹子和成丛的树木，可以采来做蔬菜，也可以砍伐取柴；有珍禽怪兽，形态奇异、鸣声婉转，可以观赏、聆听；有高耸的岩石，清冷的泉水，可以坐在那里饮用；有荡漾的云霞，清美的风月，可以抚玩欣赏。王子心神震动、眼睛惊异，整日享尽快乐，便和丈人扶杖而歌，唱了几阕《招隐》之词。丈人说：“您疲倦了，请下山到鄙人的居所休息。”王子答应了，于是来到他的屋舍。屋舍依山峰而建，草堂有数亩地，精致洁净，超脱尘俗。只见孙子迎到门口，衣襟佩玉铿锵清越；书架上有姬公、孔子的典籍，口中谈论老子、周易的学说。众人都济济整肃、雍容和穆，环绕丈人侍立。随后，他们给我吃山田出产的精美食物，用山中集市的美酒使我饱饮，带我同山中宾客交游，让我住在山中屋舍。世外的快乐，丈人几十年来都拥有，而王子在一天之内便同他共同享受了。事情完毕，丈人便作揖说：“听说大夫有文辞，很受人称道；现在请发挥您的秘藏心思，施展您的美妙文辞，为鄙人写一篇文章，使它永远珍藏在山中，可以吗？”王子咧嘴笑道：“从前孔子受到微生的讥诮，仲由在荷蓧丈人那里没有得到礼遇；如今老人家凭借轻视世俗、放纵心志的行为，享有深藏山林的快乐，却反而看重我的文章，您这位倦游之人比古人贤达多了。” 于是便拿起笔，叙述了事情的缘由。《赠汪子擢守永州郡序》【陆铨】都水司在工曹所掌的事务中，唯独繁重而又受到牵制，无法施行。宦官拿着一张便条下到公堂，大司空捧着它向百姓催办输送，唯恐不谨慎；每日运送、每月缴纳，谁敢落后，也谁敢不去计算其余数额。汪子从南户曹调任而来，看到一件件事情，便叹息说：“英明的天子在上，长期积弊难道还不能彻底洗涤清除吗？”于是随事上疏，出纳只查核，滥用奢侈只节制，盈余只保留，估办按实价办理。过了几个月，宫中没有无理索取，官府没有虚耗费用，商人没有冒领贷借，吏员没有横加需索。大司空说：“有才干的人替朝廷节省浮费，每年以万计，竟然能够这样吗？”于是嘉靖庚寅八月，汪子出任永州郡守。大司空仿佛失去了左右手，汪子也仿佛有些不能释然。他的朋友陆子听说后感叹说：“唉！志向要达到终点，事情要取得成功，汪子在这件事上真是别人不能赶上的。王良驾驭千里骏马，将要闯过羊肠般险峻的道路，难道只让众人擦亮眼睛看着他吗？他已经安排好驰驱的节奏、清理好马的步调，本来正想在众目注视之下施展一番技艺，却忽然换成另一匹马，使他在半路上解下缰绳，王良难道不会扼腕叹息吗？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不免拘泥于已经办成的事情，而不能从天下大局上作通达的观察。” 汪子认为当今的弊病，难道只有工曹最严重吗？除工曹之外，需要救治的事情应当像抢救火灾一样，不能稍稍迟缓，难道没有比工曹更严重的吗？从前有人喜欢怜悯穷人、赈济他们，出门看见穿粗衣、吃粗食的人，便拿出所有东西救济；走到途中看见没有衣服、没有食物的人，又拿尽所有东西救济；走到国门之外，看见面色如菜、将要倒毙、空腹仅存一息的人，便想着怎样振救他们，却已经没有救济的器物了。工曹的弊病，莫非还只是处在看见粗衣粗食之人的阶段吗？天下的事情，离京师越远，弊病便越滋长。永州处在蛮夷地区之中，供给费用被用来抵御外侮，统一的法令因为迁就蛮俗而废弛；以强悍的风气开启争斗，以怯弱懒惰使人失业；刑法只作羁縻，改变律赋以迁就逃亡者，削减额数。湖广各郡中称为难治的地方，一定要数到永州。看见穿粗衣、吃粗食的人便想耗尽所有来救济，哪比得上使面色如菜的饿殍活下来，使空腹将死的人获得生命呢？那功劳不是更多吗？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汪子，汪子说：“这话通达啊！急于办事而把情感留待事情已经过去之后，正是说的这种情况。”于是把文轴交给陆子，让他写下这些话带去。《匠喻赠陈尹》【马驸】东郭氏的富人准备修治住宅，便让家人寻找高明的工匠。奴仆不知道该怎样做，只是雇用普通工匠吗？他表面上雇用普通工匠，暗中却把那些高明工匠藏起来而任用他们。进入东郭氏的门，黔地的枫木、楚地的豫章、徂徕山的松木、吴地的槠木、越地的椐木、闽地的柟木、东海的椿木、太行山的槚木、南山的梓木、蜀地的杉木、鹊华山的桐木，全都被搬运到庭院，充满道路、堵塞通路，必须交叠着脚才能前进。于是把这些木材一概交给普通工匠。普通工匠得意洋洋地接受了，进屋估定最高的工价，约定日期将要动工。东郭氏偶然经过，要求取出木材查看。其中用作正中最高栋梁的，是北郊的老樗木；左边承接屋脊的，是则地的楮木；承受拱木并嵌入柱顶的，是下里氏的朴木。普通工匠把后部弄得高低不平，却顺着前部施工；左边挖出孔洞，右边完好的部分也被削空来相互配合。木材弯曲、倾斜、收缩、削勒，削薄翼部而压低横木，材料已经毁坏了一半多。东郭氏大为惊骇，鞭打奴仆并驱逐普通工匠。后来才遇到别人，详细询问。有人告诉他说，秀州南边有一位工匠，修治他主人家的屋舍，工钱公道而不过分；如今工程已经完毕，正要替换下来。东郭氏派人急忙求请这位工匠，工匠果然来了。他看上去温和，听他说话也不惊动人。进入屋内，慢慢向众工匠交代：“某件木料用来做某处，把某件木料换掉，以除去它的危险；把它做得高大些，提升它的优良之处；完全改变普通工匠的做法，全部重新制作。” 东郭氏又来查看，发现这里进深很深而横向宽广，屋檐向外展开如鸟翼，檐牙整齐；屋脊和承受结构都是天下上好的材料，至于椽头、长椽、方椽、欂栌、侏儒、椳闑、扂楔等，也没有不是合适材料就不用的。东郭氏大喜过望，认为自己太晚才发现这位工匠。后来房屋建成，他又拿上等工钱来给工匠，工匠不接受，只取其中等工钱说：“我以前修建秀宅，从未贪取上等工钱，因为我知道主人把我看作荣耀。然而我听说，君子引导常道来成就事业，小人聚集空虚之名来卖弄声誉，我难道能因为那样做而改变这种做法吗？”过了不久，天子开设明堂接受天下诸侯朝见，寻求良工主持营建。匠氏以工匠的名声应召，工匠于是进入王宫。江都人把陈令的才能告诉越西生时，越西生正和客人谈论工匠的事，笑着说：“果然是这一类人啊！事情虽不同，道理却相同，这就是把工匠的事作为譬喻归结出来了。” 《叙循守赠致斋黄公》【陈昌积】

译自古以来担任地方长官的人，施行教化、引导百姓，政绩纯正卓著，什么时候不是依靠儒术呢？他们探究道德的根本，作为振兴百姓、治理天下的源头。查考过去的文书记录，没有不著名的。汉代许多荐绅先生中，文翁教化蜀地，有《春秋》之学；平当治理黄河，有《禹贡》之说；赣君主持郡政，以文雅为根本；彭宣主持地方政务，从《讐易》中获得治理之道。至于孔安国、龚少卿一类人，都是学士所说的善人长者。既然承担了治理百姓的责任，就应当发挥平素所学，严肃认真地把合宜的措施用于治理。虽然施政的门类不同，但都各有根本。这就像琼茅有茎，能够承接鬼神，并不是徒然夸耀自己的长处；它的产出特殊而且丰厚。俗话说：“有道之人的门庭，仪表和法度都具备。”从前官府中，政务烦苦而损伤恩德，假如朱邑、郑弘与定襄的义纵、河内的温舒、程较、鸷敢等人同堂共治，也不会有不同的治理方式而只有唯唯诺诺。总而言之，能守道遵循法度，培植根本、滋养源流，使吏治日益兴盛，不至于败坏职守，关键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别人。吉地原是斗牛分野，也是喜好礼义的郡。起初从来没有不敦厚坚实、文采秀美的，今天却渐渐衰败，变得强悍狡黠。前后贤良的二千石，都在郡史中有记载，我非常敬重他们。依我所听闻，明代兴起以来，有金华朱子、绛人蔺子、宁波陈子、江浦张子、句章黄子，这五个人，可以称为表率。他们之所以如此，都是用儒术润饰政务，使仁义在当世显现。从现在回头考察他们的事迹：朱子省去扑击之刑，勉励士人研习经术；蔺子废除银矿开采，政事必先禀告母亲；陈子断绝请托寄情，久而久之更加有利于百姓、为人所爱；张子放宽门禁，廉洁足以成为仪范；黄子亲自施行教化，使幼儿也不诋毁、懒惰、退缩，不与那些奸猾之徒同列，并诛杀不贞的妇人。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接近儒术吗？至于把他们的事迹传播到歌咏中、刻写在碑铭上，也都是有所劝导讽谏、采录教化的意义，可以帮助流布文教。言语不是徒然树立，政令也不是徒然发布，所以说：“登高而达到感通，百姓的言辞、才智和斟酌，可以用来兴办事业、成为大夫，何况传述先王的话，不是仁义就不肯发愤的人呢？”广施并获得非同寻常的利益，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近世那些只计较细微利害的人，不窥察经术，不辨别真伪，只凭阴险狡猾、内心凶狠，刻薄深酷、痛入骨髓，排斥善良豪杰，在境外结交势力，自以为可以喧哗众人、压倒商贾，凭唇舌攀附显贵，然而最终只是庸庸碌碌地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同只听传闻、以耳代食有什么不同？我为这类人悲哀，他们自己陷害自己，因此论列这些循良长吏，使担任地方官的人知道儒术有巨大的受用。《赠高白洲陟贵阳节推序》【侯一元】讲学行礼，没有比师儒更适宜的；明辨刑法、辅助教化，没有比司法官更重要的。这两件事，一件在先，一件在后。礼本来要用刑来辅助，而刑也会因礼而减少。白洲高先生，是江右的名人，也是节母的儿子。太夫人的节操极高，事迹详载于《冰节流芳录》中。先生确实继承了她的德行，也忠诚守信、刚强坚毅。他考中高科后，任县令，因为正直之道不容于人，来到我瓯地教书。我亲眼见过他端正方严的操守，因此敬重他。他教育诸生，必定践履规矩，少讲繁文缛节，却严格遵守科举的指示。只要违背他的教诲，即使是老资格的学者也不宽赦。诸生也因此服从他。我考察宋儒关中的学术，独独把礼放在首位，与濂洛之学不同，最终规矩确立而成就很多。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乡饮酒礼，是学校的嘉礼。高皇帝把天下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又用礼使之齐一，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了。万历己卯年冬天，郡伯想举行这一礼仪，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我。我没有德行，本来坚决推辞而不能推脱，也只是因为先生主持这件事。先生为什么偏偏看重我呢？行礼那天，先生实际担任司正，我听到了他的教诲，心意顿时洒然，因而改变了脸色和容态，觉得这些话可以终身佩服奉行。不久，任命传来，任命先生为贵阳节推。贵阳是省防之地，节推是司法官。先是降下典章、折服百姓，继而制定刑法、教化道德，三方面的功业，先生都有份，也真是伟大啊！于是先生的同僚和诸生到我这里请求写文章赠别。唉，我还能说什么呢？请把先生曾经教诲我的话作为赠言，可以吗？有人说：如今的乡饮酒礼，难道还是周公旧制吗？我说：我见过圣祖的仪注和释例，确实是周公旧制。天下有三种最受尊敬的事物，而此礼只取其中两种，那就是德行和年龄。主人一定在东方，为什么？因为那本来就是主人的位置。主人在东，宾客在西，又特别尊重宾客，所以让他面向南。宾客稍偏西，是为了避开君主和老师的正位。至于僎，是公卿大夫中退休而来观礼的人，所以也尊敬地安排在北面而稍偏东，其意思仍同于宾客。不是有德之人，本来就不会来；公卿大夫若没有年长的资格，也本来不会退休来此。两者都具备，并不是因为爵位。那么，主人在东，本来不是屈居；宾客、僎在北，和介在西，也本来不是处于边角位置。至于把仁气、义气兼列于两方，用介来辅佐宾客，用僎来辅佐主人，那不过是汉人的文饰罢了。后来宋儒严陵方氏才开始替这种安排作具体说明。他难道不知道“隅”本来是童子所坐的位置，而主人在下、辅佐者在上；今天的僎本来就不是古代的僎吗？这种礼制，大概自古相沿至元代，后来我太祖才开始阐明它。这难道不能说是大圣人的作为，直接承接周公，并与周公相媲美吗？礼有根本、有文饰，也有变通。凡是礼的具体形式，都是文饰；尊重德行、尊尚年长，才是根本。如今平民中的老人，像管宁、安王彦方这样的人，不可多得；而公卿大夫来观礼的也很少。既然如此，把僎当作宾客而缺少其他人员，姑且用来完备宾主之礼，保存尊齿尚德的意义，难道不也是变通的合宜做法和圣祖的心意吗？只是惭愧我不是合适的人。至于先生举觯时所称的“做臣子要尽忠，做儿子要尽孝，早起晚睡，不辱没自己的父母”这几句话，终身奉行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先生如今前往贵阳去主持礼仪，能否依照圣祖仪注的旧制，达到周公礼仪的精神呢？虽然那里不是中原，如果也能像春秋时郯子那样，成为仲尼深深赞叹并向其学习的人，那就好了。人与人如果相互习染于礼，就一定会远离刑罚；耳目浸润于俎豆、辞让的礼仪，就会自然脱离粗鄙争讼、受刑受辱的痛苦，如同离开荆棘而走上康庄大道。先生去吧！司法官的职务，难道可以坐着长啸而轻易完成吗？由此清要的仕途上升，达到三方面的功业，大概是可以期待的。我正要拭目以待。

译《赠别敬所王子序》【侯一元】引导人走上正路，促成美善而替除邪恶，希望不只是自己成功，这难道不是朋友的力量吗？即使舜、文王那样的圣人，也还有四邻、四友之臣，何况求学之士呢？所以居处时相互观摩，出行时相互赠言慰勉，这种传统由来已久。至于彼此仰慕深厚，千里之外也驾车来访；鸡黍相待的信约，历经一年也不改变，那又是更次一等的了。唉，大概朋友已经很久不再真正成为朋友了。我年轻时曾仰慕学问，读濂洛之书而喜爱它，想求朋友却不可得，于是内心独自欢喜。久而久之，兴致更加衰退。后来研习古文，喜爱庄周、司马迁，间或遇到一些学士，往往也有彼此喜爱者，谈论起来很愉快。我才力不足，不能深入其中，却也自认为游历过他们的门墙。近壮年时做官，学习法令，便和诸法家一起研习法律、讲求治理；广泛观察当世的名流巨公、循吏节士以及声名显赫、功业卓著的人，心中跃然仰慕。退下来估量自己的能力，差距实在太远，又未尝不惆怅遗憾。然而我还有一件可以自得的事，就是能够同那些贤者豪杰交游，从而获得声誉。年纪已经过了盛年，气血大为衰减，从前的嗜好也更加衰退，反而对从前少有仰慕的人开始念念不忘，希望或许能遇到真正的朋友；大概到了晚年，才遇到了敬所王子。王子本是台州的贫寒士人，我的同年秦大史先生发现他非同寻常，便把女儿嫁给他；王子果然凭文章名闻当世。等到王子做官，又明敏而有操守，富有气魄，所任之处都称为好官，董士士等人一致归附他。他常在闲暇时翻阅经书、叙述史事，并推广来教导别人；这时王子循循善诱，对道术的理解已经很深了。王子转任广东参议，我有幸与他官署相邻，住所相近，进出时读到他的文章，司马子长也不过如此。谈论政事，练达而慷慨，贾谊、陆贽一流人物凡是成为名家的才华，王子全都具备。然而我对王子还有独到的看法：他的文章和品行确实从内心流出，与世间华丽浮艳、外表炫饰以求取名声者趣味不同，这就是所谓亲身实行的君子吧？我已经向王子问道，王子果然是懂得道的人。王子说：“如今的学者诵习孔氏的法则，难道不是为了求仁吗？只是自己的毛病像疣和痈一样，怀着疼痛却不能去掉，于是向外寻求药物，多听多见，难道这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呢？”于是拿出两编书给我看，讨论朱熹、陆九渊的学说，以阐明致一之旨，溯流而上探求源头；这样，王子的学问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我愚钝，无法再反驳，间或曾请教王子说：“所谓多闻多识，果真是外在的吗？耳朵本来不能拒绝声音，眼睛本来不能拒绝色彩，所以《传》说‘贯通内外的道’，又说‘万物归一，一是万物的分化’。多听多见，难道真的算多吗？”像王子对于古代典籍，没有不探究的；亲身经历践履的事情，也没有不熟习的。那么王子如果还要自我责备，说这些都是向外驰求，而不是本性与道，那么王子如今能够截断流俗、越过险阻、自己通达于道，也正是依靠典籍和实践作为梯航的力量。因此君子一定要有朋友，还要尊尚古代贤人，以增益自己的德行：上等之士有一个，中等之士有十个，下等之士有一百个。自从有民众以来，从未改变过。至于把耳目看成漏洞、把见闻看成弊病，那是异端学说所持守的。浅陋之士借此放纵自己的狂妄，说：‘依靠我的规矩就能创造方圆。’唉，规矩既然已经磨损，便以精神为圣人、以成见为老师，先王经营天下的制度和法则，难道不几乎要废弃了吗？大道每五百年兴盛一次，有时由人听闻，有时由人亲见，礼乐就是如此。礼的区别有三百条，细化到极致有三千条，可以说很多了。然而孔子周游天下，几乎每件事都要询问，因知礼而著称，而他说：“不合礼就不能立身。”博闻而能约取，颜氏子已经铸成这种境界。儒者直到今天仍守持它，他们之所以要悬挂于宗庙祝官和有司之上，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老氏把仁义从礼中剖析出来，便认为礼浅薄而讥刺它；但老子本来也是懂礼的人。所以我认为，老子并不是鄙薄礼，而是他所见到的礼流于浅薄。佛氏的弊病在于见闻，也在于把见闻本身看成弊病。因此，善于运用它的人能从中获益，不善于运用的人就会失去它。由此推论，王子的文章和气节，怎么就一定不是道术呢？道术又怎么就一定不是气节和文章呢？我把这个道理反复向王子说明，已经多次了。王子有时也用言语滋润启发我，或许可以有所进益吧？我在江湖间居住不久，王子已经动身入朝祝贺了。王子天资卓异，独立自成，不凭借外力；我却是衰弱的病人，把王子当作药石，怎么能有一天离开王子呢？王子将怎样安置我呢？然而我听说王子出行时，正亲手抄写孔氏的书，带着经史等书籍，勤勉地同志同道合的人探讨，寻求立身行事的道理。王子对于见闻学识，本来并没有舍弃。王子先前那样说，难道是推究文章而以忠心来救助我吗？唉，这正是王子对待我的方式，实在深厚啊！所以写下此文作为赠别。《赠别王道思序》【顾璘】上天将要兴盛一个时代的文章，必定会生出天资卓绝的贤才，使他们努力学习、喜爱古道，从而成就事业。考察前代可以看见，今天也同样如此。我观察天下，像王子道思，就是这样的人。道思二十岁中进士，任郎官，读书过目成诵，文章文采灿然；曾主持广东考试，所刻录的文章非常奇异。我因此记住他的姓名。今年他来任南京礼部主客郎中，恰好我称赞他的试文，他却皱眉说：“您是在称赞我吗？”他说：“我起初学习文章，喜欢摹拟古人，最先学习六经的语言，后来学习《左氏》，又学习司马迁、班固。应试文章就是这种东西，大概正是扬雄所说的雕虫小技吧？近来才喜爱昌黎的文章，说：‘看到它难以企及，才知道过去为什么把它看得容易。’”我惊讶地说：“有这种事吗？”如今英才贤士都轻视昌黎的文章，而道思却浅尝朱熹在晦庵所阐明的道理，凭聪慧的资质和坚强的气概，竟然谦逊到这个地步吗？再见他时，他又说：“古代圣人必定有所学习，后世有时失去了这种传承。因此秦汉以后，虽然纯厚有德、笃实行善的人很多，终究不能称为圣人，难道是因为真正得到入道门户的人太少了吗？”我于是整肃衣襟向他致敬，说：“您真是远超常人啊！如今天下有两大祸患：异端邪说和败坏道德的行为没有被保存下来。

译学习道术却致力于空虚，学习文章却致力于奇异，最终会动摇人心、损伤国体，这不是小事。圣人之道，从洒扫应对一直到精微义理、入神境界，起初并没有两样，只在于安然实行还是勉强实行罢了。如今的学者抛弃亲身实践而寻求虚无，大概是不知道圣人的静是无欲，却把它理解成无所作为。可是他们又说：‘不是佛、老的玄妙寂静，难道不就是道吗？’至于文章，只要阐明道理、通达意思就够了，深浅大小，全看各自所达到的境界。六经文体各异，难道不是众圣人的不同成就吗？摹拟得惟妙惟肖，也不过是画工罢了。君子以此为可耻。道思说：‘如今的贤者，他们的言论都不同于此，请让我记住这番话。’又过了几个月，道思接受任命为山东督学；这正是他从政所遵循的两方面。诸公作诗赠送他，我于是写下前面的议论作为序引。是非的真实情形，愿您最终裁定。成就伟大事业以承受天意，大概就在这次任职了。《赠杨子任序》【顾璘】杨子子任将要监管芜湖的税务，因厌恶其中的杂乱而愤然作诗说：“我听说袭取芳香的人会吐弃鲍鱼之肆，坚持清洁的人会远离污泥之池。掌握财利，是高士所感到羞惭的；政务涉及聚敛，仁人便会皱眉。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我宁可把檄文交回省中，向朝廷请求退休，隐居以追随自己的志趣，怎么能压抑志向、劳苦自身，承受世俗的猜疑和议论呢？”东桥子听了，笑着说：“这和我听到的不同！难道不是政务吗？你只取清白，谁来处理杂乱？选择便利之处、顺从私意，这是巧于钻营的官吏所希望的。你难道会这样做吗？君子致力于加强自己不可改变的操守，而不忧虑事情是否难以办成。因此德行成于独立，功业断绝于众人疑虑；这样之后才称得上坚贞坚定。美玉经打磨而不变薄，是因为质地坚硬；水中花朵出于泥而不沾污，是因为本性洁净。伊尹放逐君主，人们反而更加称颂他的忠诚；柳下惠在昏暗夜里怀抱女子，人们反而更加相信他的操守。这不都是因为自己能够胜任吗？你掌管这项政务，只要公私分明，官政就会清明；义利界限严明，内在德性就会坚定；把毁誉置之度外，浮言就会受挫。至于拿筹码核算权衡、收取金钱进贡，那是这项职务本来就有的事务，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的节操高尚而器量远大，人们正期望你成为辅弼大臣，幸勿把志向看浅。要自我审视，也要让有道之人能够观察你。第二天，子任便束好书、包好粮，告辞上路离去。《赠归少防赴滇南序》【茅坤】近代以来，士大夫在京城做官的人，往往从取得仕籍一直做到老年，也不愿一天离开京城。轮到补任藩司、臬司、郡县官职时，又多选择便利的地方来结交关系；稍微调到边远地区，不是被贬，就是孤立无援、没有深厚靠山的人。这期间，我独自考察古代传记，那些所谓以奇特节操自我欣赏的人，有的主动请求出使绝域；他们飘逸豪迈的气概，如果不是世间乡里儿女的情感所能羁绊和濡染的，何等壮烈啊！我多次因此暗中寻求天下士人，近来听说长洲归公到来，他当初由给谏上疏言事，出任佥都御史巡按浙江，我很怀疑他是孤立而且【缺字】。过了三年，又听说他要前往滇南。滇南偏处象郡、百越最南的边界，距离京师万里，是士大夫不喜欢游历的地方。归公引车出发那天，脸上没有离别的愁色。我在钱塘道上设酒为他饯行，并对他说：“听说汉武皇帝曾在长安上林苑中，命水衡都尉挖池仿照昆明池，用来演习水战；那种意气就是如此，这也是他能够鞭挞四方的原因。”归公如今进入滇南，应当经过昆明池之下，观览那里的山川道路胜景，间或看看伏波将军奋勇建立战功的地方，难道不会有昂然自得之心吗？唉！归公如果把那里的山川道路胜景画下来带回来，今天那些做官而故意不离开长安的人，见到后还指手画脚，我又知道他们必定会爽然若失，羞惭得汗流浃背、汗水沾湿衣服了。《贺陶中丞平连寇序》【王渐逵】青萝王子说：天下的军队，是难以测度的；原野上的军队次之，而处在险绝之地的最难测度。天下的谋略，是难以预料的；人的因素次之，而不容施展力量的情况最难预料。因此说天下险绝的地方，没有超过山的；说天下没有施展力量的地方，没有超过海的。广东的盗寇，向东通到漳、汀，向北连接雩、赣，向西直到郴、桂，抵达湖南，来往出没，没人能测知其境域。因此两广是山寇聚集的渊薮。大海巨浸，辽阔得看不到渡口和边际，四周连接岛屿，风向潮流不断变化，船只难以凭力量航行。因此两广也是海寇汇聚之处。我朝设置官职、确定制度，三边和两广都称为重镇。浙江司马中丞陶公奉命前往安抚，恰逢盗寇聚集猖獗之时。陶公文武兼备、德行卓著，远近都信服他，深密的机谋和策略，胸中本来就很充足。因此他能在虎门招降海寇，在高电摧毁西山盗巢。这次又上奏报功，连阳等地的盗乱都被平定，没有遗漏。不到几年，便平定这三处盗寇。考察马援的铜柱、狄青的昆仑功业，也没有超过他。虽然这是天威所到之处，但中丞的功勋确实不可诬蔑。此前陶公尚未镇抚之前，西方出现像白色匹练一样的白气。占卜说：这是战争的妖气，它的下面应当有战事。只有有德之人才能消除它。西方属酉，酉有自刑之义，其德属丙；丙是己的次位，属于南方。等到中丞到来，果然用南海的军队平定了战事。过了好几年，这句话才应验。英德知县何世纶来见我，请我写贺文。我没有文才，但曾向轩辕氏的遗说学习刑德之术；那些言论深究而幽奥。我又向孙武、吴起一流学习险易之谋；那些言论严密而简略。我还从星官的书中学习天人感应的占候；那些言论散逸而难以捉摸，宏大放纵而不近常情，所以我认为它迂阔。如今看中丞如此运用，越发可见古人的学说并没有错误，我从前所学的东西也得到验证。这样以后，我才不再疑惑，并私下感到欣慰庆幸。因此对于中丞，我不能不尽力说几句话。《贺胡梅林序》【薛应旂】

译人们常说：天下没有难以处理的事情；但事情一旦摆到面前，天下很少有能够处理它的人。何况如今东南的盗寇，土豪、倭夷彼此内外呼应，暗中窥伺，而我方的虚实动静，他们全都知道；他们乘隙伺机，诡谲闪烁，如同蜂群聚集、鸟群分散，没人能测出端倪。与西北的军队相比，虽然西北敌军长驱直入，但消息会预先传来，还可以预先设法防御，实际完全不同。况且太平日久，江左安逸，人们不习武，一旦遭遇这种兵祸而眼花于兵革，比起九边将士天天同敌人对垒，更是大不相同。这难道不是天下最难处理的事情吗？此前的统帅因此把事情办坏，也就不奇怪了。梅林胡公起初以御史身份巡按浙江，亲眼见到盗寇势力，内心痛惜百姓残破，于是奋然立下荡平盗寇的志向。监军王江歼灭其丑类三千多人，已经夺走了他们的胆气、剥落了他们的魂魄。事情上报后，皇帝提升胡公为御史大夫、总督军务。于是他设谋筹划，不避危难和嫌疑，盗魁徐海、陈东、叶麻相继被擒获消灭。只有王直号称徽王，拥兵于海岛，又分派人马进入内地。若出兵征讨，洪波弱水的险阻正是他们所凭据的；若设法招抚，徐海、陈东被消灭的事情，他们或许也已经知道了。天下的事情，再没有比这更难处理的了。胡公于是周密筹划，曲折设法，最终把王直招致麾下，依法处置。于是闽浙、江淮数千里所受的惨害，以及东海三十六岛的妖氛，一旦廓清平定；士民都举手加额，满路欢呼，全都实现了重新获得生命的愿望。天子听闻后嘉奖他，特意晋升他为太子太保，赐给他蟒玉，并录用他的儿子入直禁中近侍，以彰显特殊赏赐。兵宪宜峰陈君、镜湖熊君，职掌一方军务，为这件盛事高兴，嘱托我写文章庆贺。我认为胡公的德行在人心，功勋在社稷，声望在天下，应该刻在彝鼎上、载入太史的史册。一时能写文章的人，执笔挥翰的文士，无不称颂胡公是周代的方叔、召虎，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的裴度、郭子仪，宋代的韩琦、范仲淹，不能说不了解胡公。又何必借助我的话呢？然而几位公卿处理的是容易的事，而胡公处理的是艰难的事，这一点或许还没有被人完全了解。我前面说的困难已经很难了，但还有一些不是语言能够说明的事情，只有胡公亲自承担，胡公自己知道罢了。古代出兵时在宗庙接受成命，出了国门以外的事情，则由将军自行裁决。所以胡公相持防守了几年，每天用牛肉和酒犒劳士卒，却不认为这是怠惰；忽然出兵作战，损失军队数百上千，也不认为这是失败。公家的日常供给，每天耗费千金，任由他调度出入而不认为浪费，正因为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如今胡公才刚一举事，尚未理解的人便拿起笔墨议论他的后果。假如胡公为了避嫌远疑，只作保全自身、保护家族的打算，大事就会错失。胡公却决心从事，一意报效君主，把自身的利害得失全都置之度外，说：“事情由我做，就应当这样；别人怎么议论，我不敢知道。”诚意积累而获得信任，感动达到极点而得到回应，今天取得大功，难道是偶然的吗？此前言官请求设立赏格，有能主持奇谋、活捉王直的人，封伯爵并赏万金。有关部门议定后上报，诏书说：“可以。”到这时有人提起这件事，胡公便说：“古代臣子所能做的事情，即使有感天动地的德行、盖世无双的功劳，也都是由于君主专一委任才取得的。不然，像乐毅在几个月内攻下齐国七十多城，功劳不可谓不高，但骑劫代替他为将之后又怎样呢？今天的事情，全靠主上圣明，既不二心也不疑惑，才终于有所成就。臣怎么敢把上天的功劳贪过来当作自己的力量呢？”这正是大圣大贤无我的心胸，也是古代臣子侍奉君主的道义，胡公本来就具备这些。凭这种心胸处理天下事务，即使最困难的事，也当然可以做得像容易事一样。我国家养育士人二百年，文武之士前后相继，但像胡公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所以这不只是值得为胡公庆贺。我还知道胡公的隐忧仍未结束。议论者说江浙不是上等边防，自古英雄起事也往往不把那里作为首要目标。但如今国家财赋全在东南，吴越一带互为唇齿，未必不是奸贼窥伺之地，比西北更值得忧虑。胡公一定会深思熟虑、谨慎防守，重新谋划封疆守备，暗中消除、默默夺取敌势，永远解除九重天子南望的忧虑。这本来是胡公分外的事务，但我区区愚见，也不能不再三向胡公告诫。《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五

译赠序 《赠钱怀白驿宰序》【陈有年】我读《春秋外传》：单襄公经过陈国，因陈国没有在边境迎候他而认为陈国轻慢职守；齐桓公在葵丘会盟，陈述王政时也说“不要轻慢宾客和行旅”。我未尝不感叹先王设置官职的严密和建立政制的周详。我国家疆域濒临海边，是天下交通汇集之处，舟车往来、船桅聚集的地方，大都设置驿站。驿站有驿丞，就是古代接待宾客的意思。从前我奉使命经过燕、鲁，历经楚、越，见到背弩的人奔驰，负责供应住宿的人整饬接待，文书没有堵塞，来往事务全都供应周备。我认为太平盛世就应当如此；但其中积久的弊病，也多得不能尽数考察。为什么呢？从前的风俗本来淳厚，县邑中没有三成游荡之人，人们也没有奢侈的观赏；居家便勤于耕植，出行便自己携带粮食。旅舍中无事而吃白食的人，十人中不到一个。风俗渐渐流变，欺诈虚伪开始萌发，于是有人装饰自己的都邑，纵情追逐利益，巧诈而出人意外，但还知道有所顾忌。旅舍中无事而吃白食的人，十人中不到三个。后来旗帜一立便纷纷跟随，各种欺诈一齐到来，有的冒称权贵之家，有的假借军中文书，有的同无赖之徒做交易，像狐狸遮掩、恶狼威胁一样，和官府公然奔驰往来，仿佛本来就该如此。旅舍中无事而吃白食的人，大概超过一半了。况且世间必须有上下尊卑的区别，然后才能安定百姓的心志，所以公家不能供给私人，负载者不能乘坐器物。韦藩经过洛阳时，仍然不改变旧制，难道只是吝惜财物，或许还有更深的教化意义。如今交通汇集、都邑防守、舟车辐辏、船桅聚集的地方，却让小人与君子混杂，破坏上下界限而不加辨别，靠什么安定百姓的心志、向天下示范呢？看到这些，我不禁长叹。驿丞事务繁杂、地位卑微，有人说驿丞不过是催促送行、检查徒役完毕罢了。然而按照国家制度，往来人员中有欺诈冒充的，驿丞可以讯问查察；饮食仓廪是否供应，可以掌握约束；这些都载在法令中，可以查考。自己分内不该做的却想去做，叫作侵职；自己分内应做的却不做，叫作旷职。只因为一向把驿丞看作繁杂卑微的职位，驿丞也因职位卑微而不自立，所以早晚奔走回避，眼看着小人与君子混在一起。若使弊病被人知道，哪一种情况比这更严重呢？这正是我长叹的原因。我县的钱子被授予荆州潘溪驿驿丞，即将上任；因为和我有乡里亲戚的交情，来告辞并请求赠言，所以我把从前感叹的事情详细说了出来。有客人听到后叹息说：“您和驿丞有什么不同？那些身着青紫官服却旷职的人，都是把官位当作旅舍。您又和驿丞有什么不同呢？”我听了顿时茫然自失。这话虽然激烈，却不能说没有见地；然而钱子既来求言，从道义上我不能推辞，只好把我能够做的事，以及其他告诫告诉他。《赠柱国大都督东湖陆公序》【董份】明朝兴起后设置武进士科，考试步射、骑射和射革，又命儒臣策问，以文章辞采选取人才。等到他们成为统率军队的大臣，又尊宠他们，授予柱国、保傅等职，使他们在宴会间参与机密、赞助谋略；这是为了兼用文武之才，兼收股肱之臣来辅佐成就政治教化。太平日久，近来各边警报告急，将帅中有人说武科只考步骑射革就够了，想坐在营帐中筹划而担当大将之任，掌握军旗、发布号令，谋划周全而制胜百战；但没有文章学问做不到。若想秉持忠义大节，对内承担国家重任，对外关系天下安危，身处朝廷之上，不战而坐取胜利，那么不深通文武、又有所得于道的人，更是不能做到。假如专门考步骑射革，那么这样的人从哪里显现出来呢？依我所见，如今东湖陆公就是这样的人。陆公曾由武科进身，逐渐得到提拔任用。当时皇帝南巡以尽大孝，车驾驻跸卫辉，陆公随侍，内心激动而徬徨，仰观星象，依着北斗的斗柄前行，绕行庭院而不停步。夜过半时，行宫起火，突然烧到寝殿，陆公望见后立即奔去，背负皇帝冲出火光。当时亲自扈从的贵近大臣因赶路疲困，有的睡着，有的惊醒，有的甚至驾车出行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仓皇混乱；而陆公亲自捧护皇帝，如同赤日悬在九天之上。这正像舜遇烈风雷雨而不迷乱、武王遇火流烧到王船而不动摇，确实是大圣人的气度。遥想当时百神拥护降临，恍惚闪烁其中，仿佛有神灵在驱使；陆公凭借精诚忠心恰好与神明相谋，辅佐拥戴、扶持护卫，其功烈也十分奇异。然而贵近之臣以自己没有参与为耻，又嫉妒陆公显露功劳，因此功劳最终没有被记录。但皇帝也因此知道他的才干和忠诚，更加任用他，让他掌管锦衣卫事务。锦衣卫统领各校尉，查问隐伏、察觉非常之事；事务极其秘密，承受诏狱并亲自向皇帝复命，委任极其专一。由于权力专一且事务秘密，有关部门不敢为难，一切文法也不能约束。因此各校尉有所依凭便作奸，百姓也可以用贿赂校尉来谋取利益。陆公说：“这不能不严厉惩治。”于是立即逮捕那些大豪强，其中有许多与人交通、倚仗权势、根基坚固而难以治理的人；一天之内便收捕论罪，查出巨额贪赃，贿赂校尉的人全部黜退，朝廷上下都战栗。他审察法条中不便之处，立即加以更改，卫所之中肃然清明。他所承办的诏狱，压力如泰山、威势如雷霆，陆公都亲身承担而没有被摧折毁伤。他苦心经营、设法保全的人和事，多得无法计数。他整顿纲纪、勇于屏除邪恶、保护善类，就是这样。当时权势之家侧目窥视陆公，而陆公持守节操、清白自持，断绝嫌疑、远离防范，使人没有可以乘隙挑衅的机会，事情终于如此。因此众人佩服陆公，皇帝更加知道他任事不避艰难、献身而没有二心，于是更加任用他。天下人无论是否了解陆公，都认为他一向自守，具有如素丝、冰玉般的操行；他侍奉皇帝有断金裂石般坚定的节操，所以内外推重、上下赞美仰慕。他向来以诚信待人。去年北方军队侵入内地，京师戒严，祸患近在肘腋之间，城中又遭蹂躏，甚至可能成为心腹之患。唯独陆公坐镇其中，骄横的军队不敢伸臂妄动，百姓也没有动摇，于是他参与帷幄谋划，帮助完成平定之业。若不是陆公威名早著、忠义有根本，怎么能担当此事？所以小人中那些想趁有事而行私心的人，依靠陆公压制阻止他们的邪念；即使不用等到他们显露声色，也知道他们难以夺取权力。君子中那些感叹王室、怀有隐忧的人，依靠陆公壮大激励他们的志气；即使不用等到事变发生，也知道有所凭借。陆公不就是卓然为国、成为社稷屏障的人吗？天下称许陆公，必定认为他是武科选得人才的典范；谈论武科的人，也必定把陆公作为法式。唉，盛美已经如此了！我私下认为，陆公所树立的成就达到这种程度，士人本来不敢再仰望他的门墙；然而陆公多次到贤公卿大夫之间拜访，请教并引荐宾客，谦恭自处，仿佛总在自我谦抑；专门前往询问天下大计、经传深奥的旨意，分析其中疑义。正当文书簿册交相纷至、应酬无暇之时，他考察德行、讨论道理，内心却总是安闲。

译等到宾客退去，他便打扫堂屋廊庑之间，放下帘子靠着几案；身边有图籍史书，喜欢作深沉精湛的思考，必定探究到精微极致，一旦有所所得便陶然自得。内心沉思而外表又多方礼敬士人，追溯他的学术由来，其渊源实在深远。人们只知道陆公功名显赫，却不知道他所得的一切其实来自学问。那么，我所说的忠义大节、对内承担国家重任、对外关系安危、深通文武而有所得于道的人，不正是陆公吗？从前绛侯周勃进入北军，一声呼喊便使汉室安定，掌握天子玉玺而交给皇帝，可以说是忠勋之冠，但史书却讥笑他缺少文才。卫将军卫青立于朝廷，淮南王蓄谋叛乱，因畏惧他而不敢发动，可以说是国家所倚重的人，但人们又责怪他没有学问。士人缺少文才而又不喜爱士人，是古代将帅的过失，太多了。只有勤学，陆公难道不是超过古人了吗？况且这两个人成就如此卓著，仍然不能因为没有学问而不受人讥责，谁能说武科选得人才而不必以文学约束，是不是荒谬的议论呢？今年十月是陆公的诞辰，西河霍君镇守浙江，多次来请求我写寿文，态度十分恳切。我认为古人往往到了年长之后才写寿文；如今陆公正值壮年，而我听说古人相见时，为祝贺对方起身，也都说“为寿”。并不只是因为年纪。我同陆公交情深厚，佩服他的德行而深知他的为人，早就想一展胸中所藏、写下他的事迹赠给他，却一直没有机会。恰逢西河君如此恳切；西河君与陆公同榜考中武进士，于是我借序述陆公的贤能，使天下知道武科取得人才的盛况，实在是从陆公开始的，以此作为祝贺。《赠王按察伯和序》【俞允文】古代选拔士人，一定希望网罗天下人才，因此设置科举不局限于一种途径。天子仍有征召的命令，各幕府、州郡又可以自行辟用人才。有的人任职有才干，就推荐给天子，使他接受任命；对于网罗人才来说，可以说周密到极点了。然而当时怀才抱负的士人，仍然有仕途不顺、怀才不遇的感叹。如今国家专门任用而最为重视的，只有甲科；征召之制完全不再实行，因此遗漏埋没的人才难以计数。往往有人到了牙齿危坏、头发脱落，困顿挫折于蓬草茅屋、尘土堆积之下，也很少有机会获得一官半职来施展自己的长处。所以士人只要有一线机会可以求得通达，就没有不去争取的，这难道是士人的过错吗？王君伯和，具有沉静敏悟的资质，保持端庄高雅的风度，钻研精微的典籍，涵泳其中的道理，卓然成为文词英才，本来有一天可以希求世所罕有的荣显，却偏偏遭遇坎坷，改隶太学，在六馆士人中争雄，最终也没有得到相合的机会。防属者诏令下达后，太学生中有能以财物供给国家的，不论年资，立即破格授予官职。大家都认为，士人不遇的情形到了这里，而这样的遭遇确实是世所罕见的典制。伯和于是委屈自己应诏，获得按察知事一职。他的姻亲、太学生梁汝抡将要前往祝贺，便向我索求一篇贺词。我说：“汉代的文学家没有谁能超过司马相如，他起初也不得志，还是凭资财做了郎官。孝顺友爱的典范没有谁能超过卜式，他也因输送粮饷到边地而官至丞相。士人长期困顿而突然遇到时机，不应再拘泥于一条道路。像伯和这样贤能的人，本来应当由科举出身，而这次典制尤其非同寻常，虽然并非他的志愿，大概正所谓不遇之中又遇到了吧。”王大理元美曾说他家族兴盛，考中甲科、获得组绶的人共有十一人，伯和的尊父光州公正是其中之一。伯和承继了家族盛大的声誉，而且年少志壮，凭借才华施展于政务，必定能够迅速建立功名，继承家族的美名；要超出通常的规范，关键就在这里。伯抡拿着这篇文章前去，谁会说不对呢？随后他又说确实如此，于是我写成这篇序文。《赠汪生序》【万廷言】我听说，君子的学习，在于使内心空明。内心不空明，就没有能够与道相契合的。对此，我慨叹世上的君子不加思考，却妄谈道理。绍兴的汪生来求学而且能写诗，不远数千里拿诗来拜访我，罗原因而请求我说几句话为他送别；他是谈论诗歌的人。我过去曾从子夏论诗而知道学习之道，如今姑且从诗歌谈起。过去晦庵先生早年闭门学习陶渊明，十日锻炼、逐月琢磨，逐句模拟，逐声推求适宜，已经很像了，却还没有完全达到仿佛神似的程度，为什么呢？先生顾念、观照义理之道的心太强，而急于立言的志向又太早了。东坡先生晚年在海外学习陶渊明，洗去铅华，收敛压抑豪迈之气，也几乎相似了；然而把他的诗放入陶集之中，仍然不是同一手笔，为什么呢？先生模拟和唱和的心意还没有消融，而刻意追求冲淡的志向横亘在心中。两位先生的学问、笔力、精深造诣和奇妙思想，难道在靖节先生之下吗？可是诗歌终究不能超过他，正是因为靖节起初并没有顾念义理之道、刻意追求冲淡的心思，而两位先生多了这一层念头。他心空而两位先生心不空。心空，灵窍虚静明澈，创作机趣自然流出；心不空，主观见解横亘阻塞，灵机和思绪多半勉强凑合，诗歌的品格正由此不同。因此写诗本来就不可以不使内心空明。孔子说：“颜回大概接近道了吧，因为他屡屡处于空明状态。”明道先生解释说：“内心空明才能容纳道，那么道贵在空明，难道仅仅对诗歌如此吗？”有志于道的人可以深思这一点。不过，我看这实在很难。诗歌只是一种技艺，它与道相比，大小难易究竟怎样呢？两位先生又都是千古英贤，他们的德行、志意、风操和气节，与泰山长河争雄并盛；相比世间那些蝇、蜗、蠛、蠓，根本不值得使他们片刻介意，只因为顾念义理之道、刻意追求冲淡这一善念横在心中，始终不能彻底克服，于是使他们的吟咏之间稍稍损失了天然的声音，比陶渊明略逊一筹。何况道本来就极其精微，而世上的君子又处在纷华奢靡、放荡不羁的时代，长期积累的习气熏染蒸腾，浸透肌肤而沉入骨髓，灵窍受到的阻塞，和一个善念横亘在心中的情形，恐怕不能相提并论了。若不是用长江之水洗濯，用清风荡涤，消除顽滞、去掉污秽，日日淘汰、月月熔炼，竭尽万死一生的力量，怎么能使胸中晶莹洁净、光明通透，超然达到解脱之境，使内心空明以承受道呢？我从未听说过。两位先生尚且不能空掉一个善念来完成本来容易的事，我们这些人竟想用粗疏冒进的功夫去除掉熏染浸透、沉积已久的污秽，再承受那困难的事情，不也大多是不自量力吗？所以只有颜回才接近道，因为说他能够不迁怒、不贰过；这不也是很难吗？

译然而还有更难的。传记说：“内心没有天然的游息，六种感官便彼此争夺。”这就是说，道就是空明；没有不悟得空明而能使心空明的。若连空明都没有领悟，心又怎能空明呢？从人的身体由头顶到脚跟，全都是形质；从天地之间上接天、下蟠地，全都是物象；从一万年直到一呼一吸，从往古到今天，念念迁流，全都是实事。君子收敛内心，俯仰之间静静观察其中，空明应当到哪里去求呢？我不会写诗，却曾经在学习上苦心用功。白沙先生说过：“三十年来学习炼空，凡人的身体仍处在有无之间。”每次诵读这句话，我都抚心叹息。汪生，你能否思考此理来启发我呢？汪生家乡的前辈龙溪王先生，是悟得空明的人；幸而你从他那里得到这些道理，请来告诉我。希望你最终能够继承颜氏之学。《赠薛生南归叙》【郭万程】郭子说：我常读史书，看到司马子长的文章，浑厚浩大、雄奇杰出，仿佛包罗万宇，百物无所遗漏，却因此感到惊异。后来读到他自叙中说：我少时生长在龙门，二十岁时南游江淮一带，到会稽探访禹穴，窥览九疑山，泛舟沅湘，向北渡过汶水、泗水，齐鲁的故都、孔子遗留下来的风俗教化，都周遍游览了。这才释然叹息说：文章的成就在这里吗？各地土壤不同，风气各有所宜，即使工匠一类的人编织、剪裁、雕刻，技艺同样精巧，他们所制物品的色泽神采，南北货物也完全不能相同。秦地、粤地的人出生时声音相同，长大后形成不同习俗，经过多次翻译仍不能互相通晓，就是这个道理。何况种植技艺、学习文章的士人，如果没有上圣大贤那样的资质，他们的声律风雅，能够不受居住地域和长期习俗的拘束阻滞吗？我的朋友薛生舜选，随从他的尊父司谏先生来到京师，跟随我学习经学，已经三年了。他谨守礼法、喜好道义，选择合宜的地方才行走，这些本来就是他的素质；至于学习学问文艺，与从前相比，日益大不相同。我于是进一步告诉他说：薛生，你懂得通达各地的学问，是不是得益于交友众多呢？凡是与你同业的几十个人，交往已经遍及天下了。山东田生考祥、王生师舜、邢生子仪，都是我夫子乡里的人。传记称说齐鲁的风俗淳厚雅正、重视礼仪，所以从那里发出的文章，依稀有太和之音。陕西吕生时见，来自丰镐的故墟，是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教化。看他的文章气概，刚正方直，仿佛达官大老一样，别人不敢冒犯，足以振兴人心。湖广刘生子鉴，字子宣，他的节操气度慷慨，声调文采飘逸洒脱，是屈平、杜甫遗留下来的风韵。安庆的郭生德卿、九江的蔡生思善，居住在吴楚交界之地，那里的风俗勤勉警惕、磨炼奋发，他们的文章含蓄简约平淡，有陶氏教化的遗风。至于京师的曾生良锡、殷生仁甫，以及我福建建浦的张生君美，虽然南北风俗习气不能一概而论，但他们身处京畿文物之地、先儒阙里之乡，品格风致自然不能拿偏僻地方的士人来相比。我和薛生都来自闽地偏远之乡，承受濒海之地的习俗。能够得到各地众多士人聚集交往，渐渐受到熏陶教化，合备中和之气，就像长日不断增益，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啊，幸运啊！薛生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形成的吗？薛生拜了两拜，起身说道：我当初渡江向北时，只见各地风景和士人的习气截然不同，虽然每天向他们谈说高妙的道理，却有不能很快改变他们的地方。等到相处久了，见闻广博，阅历丰富，胸襟气度广大美好，所得已经深入内心，最终没有什么不能相合的，这才知道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百般思虑最终相同。虽然归去时道路不同，只是最初所受的习染各不相同罢了。我难道敢忘记几位君子的功劳吗？况且将要与几位君子告别离去，我的故乡难道不会失去它所处的地位吗？郭子说：“道路虽然不同，归宿却相同，百般思虑最终一致，这是《易》的道理，也是孔门的教训。薛生能够说出这些，哪里只是学习文艺而已呢？你可以回去了。”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六

译送别序 《送江浙参政偰公赴司农少卿序》【赵汸，公名世南】国家在中原经历战乱之后，所到之处都成了废墟。圣明天子想到应当对此悲悯并使百姓安定聚集，于是访求熟悉农田事务、忠厚通达的故老宿儒，任命为劝农使，系着印绶，带领属官巡视田野乡里，召集父老兄弟、子弟家人，对他们讲说劝告。开辟荒芜，疏通沟渠，划定田间道路，借给耕牛，贷给粮食，一切顺应百姓的愿望加以引导。又派属吏巡视邻近郡县，招徕流民归来。当时江南百姓苦于繁重差役，应召而来的人很多。不到几年，人口和生产大大恢复。官府的设置、对上级的供给，才得以施行政令。于是罢除劝农使，把他的权力归还给宪府，郡县长官都把劝农列入官衔。大司农司实际总管考核这件事。这大概是古代后稷之官，到我朝才重新恢复；至于它同前代掌管财赋出纳、调节利害的职掌相比，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太平日久，良法美意渐渐失去了原来的精神。我曾见江南郡县，每年使者巡视所属地区，县中小吏先跑到田野，督促里胥在官道旁凡有墙、沟、篱笆，类似园圃的地方，就立两根木头，大书“畦桑”二字挂在那里。使者下车，首先询问农桑，成了惯例。小吏在前引路到“畦桑”处，使者按视，百姓扶老携幼偷偷旁观，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种树的文书已经上报大司农了。如果担任农事职务的人都像这样做，那么朝廷拥有四方财富的实绩，又从哪里能够充实呢？古代帝王能够长治久安，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能使天下百姓均齐一统地奉养君上，没有偏差罢了。如今经费的来源以东南为深潭，大河以北水旱灾害屡次发生，流亡百姓尚未恢复，居民很少。二帝三王划分井田、治理牧地之处，燕、赵、齐、晋、梁、宋、鲁、卫依靠它们而富强的地方，如今丘墟遗迹大多荒芜湮没，无人治理。哪里才能得到宽衣博带的人，从容走在田间道路上，慰劳招来、安抚聚集百姓，使一切恢复到至元圣明时代那样呢？大司农地位尊贵而职权专一，长官、次官和卿佐都是公卿辅相，这些人中一定有想到此事的。至正九年冬十一月，诏令任命江浙行中书省参政事偰公为司农少卿。偰公是北庭的文儒，由初科进士高等出身，历任省、宪官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他正是古人所说的天子的宝贵臣子。举起国家的旧典，使之恢复唐虞三代的至治，难道不在于公吗？士人百姓怀念公的盛德，很多都表现在歌颂中。我的言语只是田野樵夫的忧虑；若不是公贤能，就无法传达上去，所以我私下附和他们的说法。《送郑征君应诏入翰林诗序》【赵汸】至正十五年冬，诏令任命新安郑子美先生为翰林待制。当时先生卧病在精舍，使者和郡中监守官员传达朝廷的厚意，先生坚决推辞，久久不能接受诏命。宪使鄱阳周公在郡中，亲自为他劝驾。他的门生弟子进言说：“如今圣天子汇集群策来清理海内，大丞相集中众人的思想来谋求治理功业，不惜拿禁苑应对顾问的职位，从山林中起用先生，难道只是因为先生精通翰墨、擅长文章吗？先生学通古今，在乡里以诗书礼乐教人，长于谈论治乱兴衰，守正直言，不忘忧虑世事。先生如果不出仕，朝廷将怎么办呢？”先生的病渐渐好了，于是幡然说道：“报答朝廷，是我一向的志愿。我将辞别官府接受征召，亲自拜见圣主，只陈说我想说的话罢了。”于是命人赶快整理行装，选定日期，和使者一同北行。郡中的长官副职、县大夫以及寄居当地的公卿士绅，在郡城南门外设酒饯行，为先生送别。乡里的耆老俊彦、文学诸生，又共同作歌诗，歌咏感叹他的出行。我休阳赵汸因病不能跟随士绅之后，又不善于作诗，便献言说：“先生应诏入朝，能够充分陈说天下大事，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今天下的祸患，只是盗贼罢了。他们从淮蔡一带发动叛乱，占据江湖各地，到处蜂拥而起，造成的祸害已经很严重了。然而其中的雄杰凭借众多党羽，有功名、智谋和力量，足以纵横驰骋、四处扩张的，也没有听说有谁出现。与前代中世的大盗相比，他们连十分之一也赶不上，似乎不足以平定。国家凭借四海全盛的力量，命令将领出师，至今五六年，民力已经困竭，而盗贼仍未平息，这是为什么呢？不根据天下大势来确定进攻防守的适宜策略，却到处进行盲目作战；不寻求智勇兼备、真正能够任用为将领统率军队的人，反而让台省贵人和郡县庸吏纷纷起来，共同掌握军队的权力。自轩辕氏以来，从没有靠这样做而保全军队、取得胜利的。依靠行省讨伐盗贼，让御史台督察，就像平时一样；而贿赂凶徒、纵容顽民，诛求、劫夺的弊端，军队溃败、将领被杀，反复败坏的根由，朝廷始终没有自知。兵力和财力两方面都已匮乏，郡县之间却繁重征收、横加搜刮，一切以虚假名目损害百姓，而上级大官正拘泥文法、墨守常规，不思考变通和长久的办法。赏罚是用兵的大权。赏罚不明，是非混乱，天下士人不再以功名自期，中世以来治理安定、平定乱世的方术，行军克敌的办法，也都废弃而无人讲求。我不知道这样治理天下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群盗大的跨越郡县，小的占据一城，根基已经牢固。如果不彻底纠正以前的过失，却想用几年时间削平他们，怎么可能呢？替国家谋划，应当兼并两淮以南、江湖之间的全部地区，寻求险要形便之地，设置四五个大镇。每镇屯驻精兵二万人，选拔士大夫中公正廉洁、有威望信用、能用方略安抚将士、爱护百姓、招纳降附而可以担任大将的人，授予他一镇的权力。慎重选拔内外有文武才学的人担任副职。凡是辟用士人、招募士兵、刑赏律令、训练规程、进退节度、土木工程、城池守御、禁令防务等，都由朝廷考察求取旧例制定为法，授予他们执行。郎官、博士出入侦察视察，以便供给朝廷谋划；事情无论大小，都允许专门上报。各镇列阵屯兵，巍然相望，脉络贯通，首尾如一。对内可以尊崇京师的声势，对外可以消除奸雄的野心。那些像鼠窃狗偷一样进退无所凭据的人，将会不战自服。尤其强悍的盗贼，四镇出兵从两侧夹击进攻，没有不攻破的。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郡县之间，都应把百姓编成什伍，互相守望防卫，不让他们在基层离散逃亡。一家有三个男子，就选出其中最强壮的一人充任郡守的士兵。

译用大户的赋税供给他们衣食，各郡都选拔贤能的守令来防御，并让各位将领带兵固守边界。郡守必须兼有军政民政权力，然后在缓急之时才有希望；否则，即使加重他们丢失土地的罪责，也没有用。这一制度一旦确定，各地都有防备，民心就不会动摇。让各郡各自统辖军队，保卫一郡百姓，而四五个大藩镇都掌握成建制的军队，占据有利地势来扫清群盗，这确实是当前安定东南的急务。至于识人的明察、任用驱使的方法，在朝廷。过去汉朝以六万兵讨伐西羌诸族，赵充国制定策略，必定分兵屯田以等待敌人疲敝，重视万全之计。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攻打吴楚，始终不肯同梁国分兵，是审慎判断形势。李德裕平定泽潞，军中的利害，有些连将帅不知道而朝廷却知道，正是掌握居中控制外围的方法。如今群盗微小，并没有汉代七国、唐代藩镇那样强大，而赵充国、周亚夫、李德裕的旧有谋略，正是今日应当学习的。赵汸没有谋臣策士的才略。当我在避难途中，早晨不能想到晚上，每每遗憾民间的利害不能上达，以至于到了今天，因此借乡先生出行的机会，私下献上田野百姓的思虑。先生如果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即使向朝廷陈说也可以。至于事情根本和源头的深切道理，有些不是草野之士所能知道的，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说尽的，这要靠先生了。假使朝廷在一时之间收获得到士人的功效，而先生的功劳惠及天下，那么即使把它铭刻在彝鼎上、谱入弦歌中，也是可以的。难道只能成为一时一乡的歌咏感叹吗？《送高则诚归永嘉序》【赵汸】高君则诚学问广博而深厚，文章高妙而丰赡。他还是举子时，已经成为学者所归依的人。考中进士后，调任括苍郡录事。他以学问引导人、爱护百姓，治理和教化都很完备。郡官前宪副徐公非常敬重惊异于他，任期届满时不忍听任他离去，便在学宫设置绛帐，亲自率领弟子迎接高君，请他讲学。行中书省听闻他的名声，征召他为丞相掾。儒生推重他的才华，法吏推许他的干练通达。高君也一向以名节自我勉励，公卿大夫都器重他的品行才能。每逢其他属官有事，总是让高君兼办。高君查考典章，判定是非，应对事务如流水般顺畅。遇到他认为不可行的事，便上报政事堂，慷慨请求离职。当时东南安定，藩府无事。参政赵郡苏公正以文治振兴人才，高君与临川葛元哲一同受到称誉，每天承受教诲议论，声名更加隆盛。不久台州百姓发动武装，僭据城邑，驱使壮丁聚集党徒，在海浦连接数百艘大船以自我固守。帅府官吏不能治理，有位行省大臣统率各郡军队平定了他们。行省大臣认为高君是温州人，熟悉濒海事务，便选他作为自己的随从。高君也希望借此机会得以施展才能。当时浙东帅达公以除掉凶乱为己任，一见高君便十分欢喜。幕府建立后，高君却因为议论政事不合，避开不办理文书。于是军队出动超过三季，最终朝廷派大臣从京师前来，传达皇上的意思安抚他们，这以后事情才平定。解除戒严，分置宪司，列举各位将校在缓急之时买卖取利的便利，唯独没有听到高君说一句话。任期届满之日，他回到省城告归。于是交游之士都来拜访高君，并且说：儒者即使临事时不被任用，最终仍能坚持自己的操守来自我表明，值得为高君庆贺。高君摆设祭器、酒宴款待客人，酒过数巡，笑着对座中人说：“前辈说，士子腹中藏有学问，从乡里起身通达朝廷，取得爵位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真是荣耀到了极点；谁知道这却是忧患的开始呢？我过去还轻视这话，如今才相信。虽然如此，我现在正要卸下吏职归乡，可以和乡人子弟谈论《诗》《书》礼义，适时游览赤城、雁荡诸山，俯视涧水泉流，仰看云气树木，仍然没有失去原来的自己。”当时客人多是高君同乡，大家为他的归来高兴，都非常欢喜。有一人从末席起身说：“朝廷用科举取士已经很久了。当时正值太平，从军国大事到各官署的日常事务，全都不必等士人参与才可以办成。士人也因此得以在繁杂的文书之间浮沉，稍有牵制，便效法庸吏，以方便的文辞为自己解脱；由此贤能与不肖混杂，有志之士没有办法显露自己。高君在去留之间产生悠然的远想，不也是应该的吗？然而如今中原多故，圣明天子和贤能宰相幸而有一天能够惩治膏粱子弟、刀笔吏的弊病，尽量选用有才的进士。若任用像我们高君这样的人，即使他想立刻逃入山林，也将做不到。这样说来，入朝可以参与朝廷，陪同老成之臣发表正直的议论；出任郡县，可以把恩德施加给疲敝的百姓。使非凡的功劳和盛大的业绩在一时之间显赫，以报答清明朝廷设置科举、盛意求才的本心。这难道不是高君平素的志向，也是我们同道所希望于高君的吗？”众人都说是，于是共同举杯，嘱托高君作《白驹》诗来告别。《送操公琬先生归番阳序》【赵汸】圣明天子平定海内后，把前朝遗留下来的图籍、史书和典籍全部运回京师。于是下诏修撰《元史》，起用山林中遗逸的士人，让他们执笔修史。凡是在官的文人儒士，朝廷没有参与修史的臣子，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来响应诏令。我赵汸因衰老多病，多次推辞征召，也误在被选之中。使者到郡，太守和属吏都能说明我的病情，却没有人肯承担拒绝征召的责任，所以我最终不能推辞。船经过严陵，恰好前任太史、金华宋公景濂也来到这里，说：“已有诏书在临漳召王子充了。”我说：“我的衰病日益加重，不是可以出仕的人，即使出去也不能对事情有所补益。所幸的是，平生故友在久别之后又能相见，这件事一定有并非偶然的缘故。”宋公说：“是啊。”我和宋公已经数年没有相见，而王子充则有十多年没有相见了。到了京师以后，听说番阳操公琬先生在书馆卧病，早晚都可能把病情上报朝廷；如果得到允许，就可以回归私第。我又想到番阳、歙县相接，从弱冠时就知道先生，先生研究经学和诸子百氏，著作充满家中。我的几位兄长住在番阳，和先生有姻亲友好关系。每次相见，他们总能谈到先生的动静，但我一直未能认识先生；如今竟能在这里相见，岂不是正合于前面所说的并非偶然吗？

译从此以后，我每天上堂同诸公从事笔墨事务，退下来便探望先生的病。先生病情稍有好转，就让我和他连床而卧，谈论经史，昼夜不断地互相问难，一刻也不停。我对此实在惭愧。不久礼部尚书崔公、侍郎伟公一同来到局中，因将要得到先生并向他告别。先生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告知同舍。同舍之士无不惋惜先生归去，都作诗赠送先生。我承蒙先生知遇有由，于是向先生进言说：“先生要归去了。士人处在山林和处在朝廷不同，对于著述也是如此。编纂解释群经，辨析百氏学说，在家则著作充满栋梁之间，出门则书籍多得使牛马流汗。即使其中的学说不一定全都符合圣人的意思，如果不是平素从事此业的人，也不敢加以议论。崇尚古学，珍重文章，凌厉汉唐，向上比拟三代，使偏远乡里的后进、见闻浅薄的士人看了目眩神惊，不敢出声。即使反复诵读、自我衡量，终身也不能做到，更何况陶冶性情、吟咏风月，有时用单句，有时用对偶句，得到世人称许，这些都足以扬名后世。即使有时对作者或对人没有什么实际益处，不遭鬼神责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山林之士所能获得的好处。至于朝廷之士就不是这样了。太史公广泛搜集旧闻，上接《春秋》，下至麟趾，叙写高帝创业、文帝景帝守成，直到今天还使人如同亲眼看见；《封禅书》《平准书》《货殖列传》等，都是劝谏之书。然而后世却把它们看成诽谤。韩退之未得志时，想要撰写一部唐代经书，以流传无穷；进入史馆以后，便不敢再有所作为。柳子厚苦苦劝说，也没有使他稍有动摇。他仅仅因为执掌修成《顺宗实录》几卷，最终就困于谗言之口，逃窜而去，未能留下完整篇章。司马文正公受到神宗知遇，撰写《资治通鉴》，将近十九年才完成，却还有小人拿鄙陋的言句来诋毁它。这些都是巨人硕德，声名和实际都得到上下认可，以著书立说为大业的人，尚且有时遭遇如此。如今我们带着山林中的学问登上朝廷，因茫然自失而凛然不敢任意发挥，难道不是有所畏惧才这样吗？幸而依靠天子的圣明，姑且按照旧有志向修成史书。凡是删改取舍，都由圣上的裁断决定，不因我们不能做到的事情责罪诸生。这恩德实在深厚。于是先生得以以病为由辞归，而像我这样支离昏昧的人，也得以参与听闻修纂之事。自以为这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因此对于先生的离行，我唯独不能没有感触，确实是有原因的。先生说：“你暂且慢些走，我在番阳、歙县之间等你，相距不远了。” 《送国子正苏君还金华山中序》【宋濂】同郡的苏君平仲，在成均教授皇族子弟已有五年。近臣有人向皇上推荐他的才能，当天便被召见，亲自擢升为国史编摩。平仲到丞相府辞谢说：“禁林地位清贵，天天侍奉天子左右，充任顾问。我从小就有眼疾，虽然粗通文史，实在不足以胜任，怎敢接受。”丞相把这件事上报，皇上也没有强迫他。铨曹将要另行奏请授官，平仲想到离开父母已经很久，望见天边飞云，心中慨然有所感，又跑去向丞相说明，丞相答应了他。临行日期将近，和他交游的人更加舍不得他离去，都写作诗歌，把诗篇交给我，请我作序。平仲是我一向敬畏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若论家世，三苏的名声闻于天下，盛德厚望直到今天仍与岷山、峨眉山争雄；遗留下来的书籍流传四海，像日月光明、风雷喷涌，像璇玉相缀、瑶球高悬，像韶乐钧音鸣奏、律吕和谐，足以作为百世师表，世人没有不同意见，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若论学术，他咀嚼乡学的美善，上溯道学源流于伊洛，下承学术轨迹于关中、闽中；义理精微，分析得像蚕丝一样细密，训诂考证的是非，判别得如黑白分明；既已心中凝定并亲身践履，又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若论辞章，体裁严整相称，姿态纵横洒脱，如同春日阳光照临万物：有的从根，有的从芽，有的像花卉，有的像枝条，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圆有的扁，各自顺应事物本性而舒展，没有相同的。那些胶滞拘束、始终固守一种体式而不改变的文章，比起来又怎么样呢？所以大夫、士人、公卿想作文章，必定说：“我去向苏君请教。”平仲的美好声誉蓬勃兴起，光彩灿烂，无法遮掩，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如果一定要说，那还有一件事。古代国家有国史，下至闾巷之间也有闾史，都依据职守而不遗漏，记载善恶来劝勉告诫本国。史书的法则见于《尚书》，完备于《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几乎如山岳有固定形体，不可更改。太史迁另出新意，轻易改变编年旧制，创立十二本纪来叙述帝王，十表来贯通岁月，八书来记载政事，三十世家来记录公侯，七十列传来记载士庶；历代史官遵循这种体例，而《春秋》的义例就隐没了。荀悦、萧颖士颇有讥评，却不能大力匡正。到了司马温国公光，才开始取法《春秋》，采录关系国家盛衰、百姓安危的事情，起于周威烈王，止于五代，成就一家之言，名为《资治通鉴》。刘恕直截了当地说，司马迁不能同他相比，大概公论也是这样。五代以后由宋承继，宋以后又由元承继。宋代有李焘，虽然曾经撰写编年史异同之论，却把各种说法都并存下来；大概是不敢承担史家创作的责任，只是广泛记载、详尽叙述，等待后人删削。元史幸而新近修成，即使遗漏了十四朝的事迹，也仍然灿然可观。若有人能够搜集编纂以续接司马迁的史书，难道不会在今天出现吗？平仲的学术如此丰富，辞章又如此优美。他向东回去后，在早晚定省父母之外，集合各地俊才，翻阅新旧所藏的书籍，独自执掌删削编定，完成一部百代不可磨灭的典籍。这人将不是平仲吗？平仲家中，少公认为司马迁的史书浅近、不学、疏略、轻信，向上考察《诗》《书》，向下考究《春秋》以及秦汉杂记，写成一部古史，至今仍在流传。平仲凭借家世的美德，充分施展公正的鉴别裁断，使人称赞说：“苏氏一门，世世都能成就他们的美德。这人将不是我们的平仲吗？”我不聪敏，凭荒唐的学问、夹杂平庸的见识，曾想有所著作，却玩弄时光、虚度日子，始终不能完成。今年年事已高，两鬓斑白，身体不强健，精神也渐渐衰退了。

译我只仗恃寸管，写些无用的空文，来应付四方的请求，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如果不寄希望于平仲，还能希望谁呢？平仲将要出行，六馆士人一起在龙江之上为他饯行。我望着晴空中孤独飞行的云，观看白日迅速流逝，斟满大杯酒，嘱咐平仲说：“岁月不等待我们，临别的话不值得拿来玷污平仲。我深深希望你的，是完成不朽的盛大事业，成为鉴照世人的大龟。平仲请听我说，愿举起这杯酒为你祝寿。”平仲说：“怎敢不遵从您的吩咐！”说完一饮而尽。于是举手告别。《送徐大年还淳安序》【宋濂】观察人的方法，应当察看他的内心，不可拘泥于外在行迹。是否出仕，有时没有空暇去讨论。内心在朝廷，即使身穿布衣，执笔染翰，也足以铺陈宏伟事业，对至高的教化有所补益。倘若志向不在这里，即使系着铜印、佩着黑绶，早晨接受诉讼，晚上查阅狱案，政绩也微小得没有可称道的。古代君子，大概特别谨慎对待这一点。我对于徐君大年归去，不能没有感触。大年出生在淳安万山之中，博通典籍，辞藻丰美，在浙河东西很有声名。当皇上兴起，招纳儒雅之士时，大年欣然穿上山人的服装，奔赴京师之下，参与修撰前代史书。史书修成后，恰逢有诏令召集诸儒讨论礼制，大年又参与其中。朝廷议定将要授官，大年以旧病推辞。去年秋天，中书省奉诏纂修日历，朝廷官员各自推荐所知之人。我认为大年了解事情的本末和义例，可以考察古今会通，而没有前后失当、轻重失衡的弊病，便将他的姓名上奏，使者持书下达郡国。大年立即欣然接受命令，到宫阙入馆。此后他低头采集资料，唯恐有一件事情遗漏；记注中有缺略的，全都补足成为完整文章。日历修成后，朝廷又准备授给他官职，大年像先前一样坚决推辞。唉！假使大年起初接受任命做一县令长，不过是处理文书、完成期限，招徕百姓、安抚百姓，再大一些也只是使教化施行于百里之地罢了。一旦以白身被召入史馆，详细记载重大事情，使圣明天子的宏大谋略和伟大功业显赫于万古，与天地同样无穷。这项功劳同试任县宰相比，哪个重、哪个轻？即使不出仕，也等于出仕了。假使他从此终老山林，也可以说没有辜负国家，也可以说没有辜负学问。世上喜好议论的人，看见他辞去俸禄归乡，便鼓唇弄舌，得意地互相夸奖；不是说他洁身自好、自命清高，就是说他独善其身、固守穷困。士人遭逢不愿治理天下的时代，敞开胸怀呈献美玉，却没有人抬眼看他，所以不得已退隐。如今正当尧舜在上、贤能之臣满朝的时候，竟凭此怀疑大年，说他洁身自高，就是诬蔑。士人不学习便罢，既然学习，就一定期待为世所用。譬如大商人使用囤积居奇的办法，珍贵货物充满市区，却摇铃向众人喊道：“我不卖，我不卖。”天下绝没有这样的道理。这样窥测大年，说他故作高洁，都是诬蔑，完全不是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不过，从前宋朝盛时，布衣进入史馆的只有六七人，而且都是两制、八座推荐引进的，责任实在很重。大年虽然没有接受俸禄，皇上的恩宠所加，广大深厚远胜从前。大年将用什么来报效自己呢？况且他年龄还不算大，沉重的疾病也有退去、无需服药的时候；他应当手扶拐杖走到朝门，充分施展胸中所蕴藏的学问，使世俗为之惊动，让先前怀疑、窥伺他的人瞪大眼睛，不敢再说一句话，这样出仕与退处两方面都没有遗憾。否则，长期往山林而不思归来，每天同猿鹤为友，以云霞为食，以泉石漱口，固然高洁高远，但如果不出仕，又如何面对不出仕便是不合义的责难呢？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甘肃卫经历张敏行之官序》【宋濂】长安人张敏行，是至正癸卯年的进士。进入国朝以来，部使者推荐起用他，擢升为翰林典籍。当时四库的书大多收藏在文华堂，文华堂位于禁宫之中，过去是众多俊秀读书学习的地方，距离奉天门不到百步，皇帝曾经驾临那里。敏行早早入朝，已经端坐在堂中；中使有时传达诏令索取书籍，他就打开钥匙把书送上去，像这样过了两年。他虽然得以经常接近日月般的圣光，却还没有机会拜见皇帝、通报姓名。一天，皇上驾临东房，远远看见敏行举止从容地进入堂中，便召他上前，慰问得十分周到，并且说：“你会作诗吗？”敏行回答：“臣虽然不会，愿意学习。”皇上于是命他作诗。敏行研墨润笔，跪着写成进呈。皇上看完很高兴，说：“诗写得很好，北方所产的人才像你这样的，正如铁中铮铮之材。”从此敏行每天承受皇上的顾问。皇上看出他的性情忠诚厚实，可以任事，特意任命他为甘肃卫经历，赐给内府白金五十两、钱一万二千文，以荣耀他的出行。凡是同他交游的人，都作诗赠送。我当时在禁林任侍讲，送他到都门外，手持酒杯站着说：“甘肃在汉代是酒泉、张掖等郡，起初因为张骞的建议，修建城池官府，逐渐迁徙百姓充实那里，使西域与中原隔绝，从而斩断匈奴的右臂。” 当时匈奴强悍，西域还没有全部归服，所以他的谋略不得不如此。如今皇明当政，天威所到之处，势如雷霆；西域称臣的国家接踵连途，而元朝君主的遗裔逃窜在沙漠中，勉强苟延残喘，惴惴不安地自保，谁敢拿着一支箭向东进犯？这已经不是汉代的情形了。圣明天子特别顾念百姓长期遭受战祸，不能安宁，因此设置卫所、屯田，一方面防备意外，一方面招抚创伤残破的百姓，这项责任也十分重大。敏行也知道自己此行责任重大，应当引导、宣扬皇上的恩德，说道：‘我皇一视同仁，并不区别南方和北方，日夜只忧虑你们百姓；恐怕你们寒冷，所以派人来给你们衣裘；恐怕你们饥饿，所以让人来供给你们食物；有的没有耕牛，就给你们牛；有的没有打猎的用具，就赏给你们马和弓。你们可以安心了！’百姓纵声说道：‘我们从水深火热中离开，登上安乐的席位，怎么会不快乐？将要看到背着毡帐、穿着毳衣的人络绎而来了。’经历幕府长官的职务，凡事都应当过问，敏行应当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皇上，不要像在翰林院时那样正襟危坐吟诗，自求安逸。将来辅佐筹划而取得成功后，他骑着赭白马，四处游历凭吊古迹，说道：‘这里是霍去病攻打匈奴的地方，这里是公孙贺击败敌军的遗迹。’ 把马乳酿成的酒斟满壶，翻着白眼望天而饮；醉后耳朵发热，便吟咏成诗，抒发一生磊落不平的气概，这也是奇男子所应做的事。敏行认为怎么样？敏行高兴地说：‘先生的话说到极点了，这就作为序吧。’ 送许时用回越中的序【宋濂】

译婺州和越地相邻，越地所属的县有嵊县，许氏世代居住在那里，世世代代以诗书礼法相传，是当地的名门，而许时用又是其中最杰出的人。宋濂家在婺州金华，距离嵊县不远，年少时就听说过时用的名声。当时正以文章学问相互切磋，风雨不避、昼夜不分，正襟危坐在一间屋子里，竟无暇相见。等到我们一同参加浙江乡试，在成百上千人中随众进退，却没有人替我们引见，因此又不能相见。此后，时用凭《礼经》考取高等名次，任诸暨州判官。金华到诸暨，比到嵊县还近，我将骑驴到他的官署去拜访他。时用又进入行御史台，治理百官机构；那里的职权清严，即使是时用也不宜同人交往，我也不敢去见他。还没过多久，金华遭遇兵乱，士大夫像蚂蚁一样奔逃，只有流子里是可以安居的地方，我赶紧带着妻子儿女前往躲避。流子里隶属诸暨，位于嵊县东南，走几里路就到了。那时我内心忧苦而且多有畏惧，当地居民往往欺凌外来避难的人；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便常常遮蔽行路的树林，抢掠他们的行囊，财物稍多的，有时甚至被杀死，因此也不能去见时用。等到战事稍稍平息，我回到金华，每天采药自娱，偶尔想起时用，便想约上两三个人去拜访他，以排解往日的思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去年冬天，时用奉弓旌征召，使者催促他上路，急迫得像流星飞火，因此又没能相见。我私下想，时用是英俊之士，此次出行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鸾台、凤阁这样的显要职位，他将依次升任，什么时候才能辞官归来呢？即使时用想回来，皇上也未必会答应。我虽然比时用小一岁，如今却已经白发苍苍成为老翁，估计还有什么机会到南京去呢？既然不能到南京，又怎么能和时用面对面拍掌谈笑呢？我感慨地遥想了很久。恰逢朝廷编纂《元史》，宰相奉特别诏令起用我为总裁官，使者也像先前一样催促我。我将要整理行装时，时用到达武林才不过十天。我又想，修史责任重大，应当由博学多识的人来承担，我哪里敢参与呢？借此机会前往，或许能见上一面，这对时用来说难道不也是非常幸运吗？我到了南京，住在龙江河边，正要打听时用馆舍所在，忽然有一位魁梧的男子来见我。我问他的姓名，他急忙说：‘我就是许时用，你难道不是景濂吗？’我又惊又喜，来不及回答，赶紧请他入内就座，详细说起五次想见他却不能相见的缘故。时用知道我思念他已久，我们也彼此尽情倾诉；凡是清晨有风、夜晚有月的时候，没有不相互往来的。一天，他忽然凄然落泪，说：‘我是前朝的进士，年纪也老了，实在不值得辱没当今盛世；可是使者不了解我，送来礼物强迫我上路。我不敢违抗，如今已经到丞相府陈述请求了。丞相如果把我的请求转告皇上，我就能回乡务农，那就不只是满足了。’过了一天，他又来告诉我：‘圣明天子宽厚仁慈，如今已经采纳丞相的意见，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已经在大江边备好了船，你承蒙我厚意，幸好写几句话作为告别。唉！婺州和越地土地相接，彼此相见本来很容易。可是相隔四十年，始终未能实现，后来才在千里之外相见；相隔远时或三四年，近时也有一年，我们相互谈论学问，尽情抒发情怀，也是可以的。还不到两个月你就要离开，离开以后，或许买一只小船相随五六百里，采撷江边幽静美丽的花朵，殷勤地道别，也未尝不可。可是修史事务繁忙，脚步不敢越出都城门，只能惆怅地告别。告别以后，一两年间或许还能像今天这样再次相聚，那也还可以。然而从前尚且如此，从今以后，难道还能一定约定时间并实现吗？人事的错综不齐，哪里说得尽，还用再谈时用的离别吗？虽然如此，时用这次归去，对于保全名节关系重大。’ 时用采蕺山的蕺菜，饮鉴湖的水，每天和求学的人谈论经书，把这当作快乐，这究竟是谁的恩赐呢？实在是因为遇上了有道的朝廷，所以能够承受皇上广大的恩泽，并且恰好合乎出仕或退处的道理。宣扬皇上的恩德，使它昭著传播到四方，是史臣的职责，因此我不推辞，把这件事写下来。至于个人聚散的缘故，不过是个人的私事，本来就应当放在不必计较的范围之内。送邓贯道回云阳的序【宋濂】《周官》的制度，以乡里的三类事物教导百姓，并从中选拔人才。所谓三类事物，如六德、六行、六艺就是。其中六行之一便是友爱亲族。解释者说：友爱，是亲近外亲。人出生以后，对内有同族，对外有亲戚，彼此欢悦而有恩爱相亲，彼此文雅而有礼节相接，大体都出自人伦常道的正理，所以选拔人才时，特别要从这里考察他的品行。唉，时代久远，风俗纷乱，古代的道理已经很久不明了。如今却在云阳邓贯道身上看到了它。贯道本是儒家之人，家境富裕而又喜爱礼法，御史大夫陈公的姐姐嫁给了他。过去居家时，陈公和贯道没有一天不亲近相处；有时讲论道德性命的深奥道理，有时品评古今人物的盛衰，甚至在云亭月榭之间饮酒赋诗，抒发冲和的情怀，那种快乐大概非常融洽。到了元朝末年战事兴起，各地骚乱，贯道躲避到山岩深谷中，深藏不出。陈公辗转奔走于江南一带，选择真正的君主作为归依，投身风云际会之中，声名兴起，功业日益显盛。贯道与陈公没有见面，已经十二年了。洪武七年冬天，贯道非常思念陈公，经过湖湘，泛舟渡过大江，直抵南京，想同陈公相会。陈公听说贯道到了，也高兴得不能自持，出城到龙关迎接他。两人一起叙说战乱中的离合，询问旧友的生死存亡，悲喜交集，举酒洒在地上祭奠，各自暗中庆幸欣喜。从此共同相处将近一个月。贯道因为离家太久，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归乡兴致，再也无法遏制。我于是对他说：‘自辛卯年以来，群雄争战，尘雾遮蔽天日；父子分散在东西，亲戚姻亲分处南北，那种离别的思念，实在有不忍说出的痛苦。如今四海清明，车辆轮距相同，文字统一；水陆跋涉数万里，翻山住宿、乘船夜宿，都没有丝毫蜂虿般的祸患。有亲族在遥远地方的，不去也就罢了，一旦前往，计算日程便可以到达。贯道也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实在是因为皇帝的恩德广泛施加，如同天覆盖万物、地承载万物，广大得难以名状，这才得以达到这种地步。听说贯道学问丰富，擅长文章，为什么不稍稍抒发自己的积蓄，用来辅助治理教化呢？’贯道说：‘我老了，不能被任用了。’即便如此，云阳有紫阳山，七十一座山峰排列如画，秀美之气十分雄厚，自汉代以来就是封侯之地；唐代虽有退隐高士，却没有大显身手的人，直到陈公才凭借正大廉平的学问，出仕辅佐盛世，足以配得上这里山川的胜景。

译贯道回去时，应当把陈公的事迹详细告诉那些隐居山林、怀抱道术的人，并且告诉他们：‘圣明天子在上，现在可以出仕了。’我敬爱贯道，深厚地遵守亲族友爱的道义，所以引用《周官》六行中的一条来作序赠给他。诗作从侍讲学士乐公以下，共十八人，分题作九首，古诗、今诗各作一首。送东阳马生序【宋濂】我年幼时就爱好学习。家里贫穷，没有办法得到书来读。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借书，亲手抄录，计算着日期按时归还。天气非常寒冷，砚台里的水结成了冰，手指不能弯曲伸直，也不因此停下。抄完后跑着送还，不敢稍微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许多人愿意把书借给我，我也就能够遍览各种书籍。成年以后，更加仰慕圣贤之道，又担心没有博学的老师和有名望的人可以交往，曾经赶到百里之外，跟随乡里的前辈，拿着经书向他请教。前辈道德高尚、声望尊隆，门人弟子挤满了屋子，却从来没有稍稍放缓言辞、改变脸色。我站在他身旁侍候，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下身子、侧着耳朵恭敬请教。有时遇到他的斥责，脸色更加恭敬，礼数更加周到，不敢说一句话来辩解；等到他高兴了，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最终还是有所收获。我从师求学时，背着书箱，拖着鞋子，在深山大谷中行走。隆冬凛冽的寒风中，大雪深达几尺，脚上的皮肤冻裂了也不知道。到了旅舍，四肢僵硬不能动，侍女拿热水浇洗灌注，又用被子盖了很久，才暖和过来。寄居在旅店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新鲜肥美的食物可以享用。同舍的学生都穿着绣有花纹的丝绸衣服，戴着红色帽带和宝石装饰的帽子，腰间系着白玉环，左边佩刀，右边挂着香囊，光彩照人，像神仙一样。我却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破衣服处在他们中间，完全没有羡慕艳羡的意思，因为心中有足以快乐的事情，便不知道口腹和身体的享受不如别人。我求学时的勤奋和艰苦，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我虽然已经年老，却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仍然有幸列在君子之中，承受天子的恩宠和光荣，跟随在公卿之后，每天侍坐在旁，准备接受询问，天下人也错误地称扬我的姓名，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如今各位学生在太学学习，官府每天供给廪禄，父母每年赠送冬衣和夏衣，没有挨冻受饿的忧患；坐在高大的房屋里诵读诗书，没有奔走劳苦；有司业、博士担任老师，凡是请问没有不告知的，凡是求取没有得不到的；一切应该有的书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像我那样亲手抄写、向别人借来才能看到。他们学业不精、品德没有养成，如果不是天资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专一，哪里是别人的过错呢？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经两年，同辈人很称赞他的贤能。我到京师朝见时，马生以同乡子弟的身份来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见面礼，文辞非常流畅通达。我同他谈论辩析，言辞温和，脸色平和。他说自己年少时在学习上用心很苦，这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的人了。他将要回去拜见父母，我特意把求学的艰难讲给他听；说我勉励同乡后辈学习，正是我的志愿。如果有人诋毁我是在夸耀自己际遇的显赫，并因此向同乡人炫耀骄傲，难道是了解我的人吗？送陈庭学序【宋濂】西南的山川，只有川蜀最为奇险。然而那里距离中原有万里之遥，陆路有剑阁、栈道的险阻，水路有瞿唐峡、滟滪堆的祸患。骑马行走在竹林之间，山峰高的，连续十多天也看不到山顶；登上高处俯视，绝壁深谷有万丈之高，幽深得无法测知尽头，连肝胆都为之震颤。乘船而行，江中岩石坚硬锋利，波涛凶猛，旋涡诡异，船只稍稍偏离尺寸，便会粉碎沉没，落入水中让鱼鳖饱食。到达那里困难到这种程度，所以不是有权势力量的官员不能游历；不是有才华、善文章的人，即使游历也没有收获；不是身体强壮的人，大多会老死在那里，喜爱奇景的人因此感到遗憾。天台陈君庭学能写诗，凭中书左司掾的身份，多次跟随大将北征立功，升任四川等处行中书省郡指挥司照磨，从水路到达成都。成都，是川蜀的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曾经居住在那里，也是英雄俊杰征战、驻守的遗迹所在，是诗人文士游览、眺望、饮酒、射猎、赋诗、歌咏欢呼的地方；庭学没有一处不亲自游览。游览以后必定写诗，记述当地景物和时代变迁，因此他的诗越来越精工。过了三年，按惯例辞官回乡，在京师与我相会；他的气度更加充沛，言辞更加雄壮，志趣更加高远，大概是得到山水助益太多了。我深深感到惭愧。我年轻时曾经有志于游遍天下，只是因为学业没有完成而无暇成行。等到年纪壮盛可以出游时，四方又兴起战乱，无处可以落脚。到了如今圣明君主兴起、天下安定，直到海边的四方合为一家，而我的年龄已经超过老年了。想要像庭学那样游历，还能办得到吗？然而我听说古代的贤士，如颜回、原宪，都坐守在简陋的屋子里，蓬蒿长到遮没门户，可是他们的志意常常充实，好像能够包容天地；这是什么缘故呢？莫非他们所得的东西，来自山林之外吗？庭学回去后试着探求它，如果有所收获，就把它告诉我；那样我将不只感到一次惭愧了。《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七

译送序 送陈仲经赴京师序【胡翰】括苍陈仲经将要前往京师，他的姻亲朋友韩进之请我写几句赠言。我问：‘仲经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是医生。’我问：‘您了解他的医术吗？’他说：‘不了解。从前河东张仲举曾称说他的医术本于东垣李氏，并且擅长针法，那么这个人本来就是善于行医的。’我无暇谈论针砭，曾听说李氏的学说：观察人的疾病和消瘦，认为根本在于中气不足；善于治疗身体，以脾胃为主；在内伤外感、有余不足之间谨慎施治，穷究病势溃泻、升降、沉浮的道理，随着证候增减药物而制定方剂，他的用意大致可以看出来了。因此世人多推崇它。曾有中风而麻木不仁的人，医生诊视后，给他服用数斤人参，病竟然痊愈。有患痢疾的，有患蛊病的，医生诊视后，取白术、当归，辅以其他药剂，又投以木香；这样伤害中气，通常所用的药物就应该去掉。患痢疾的人服药三个月也没有痊愈，医生又把蛊病的证候看得不足，投用某种药剂，也没有痊愈。我母亲起初患热病而不出汗，头部和胁部都剧烈疼痛，到了第七天气息阻滞，医生诊视她，有人说这是伤寒，有人说不是；病情将要危重，医生却仍然安然地看着她而已。等我到了京师，京师的医生中比这更严重十倍的也有，只是他们并不都以李氏学说为准。唉！明之的弊病，是世人把元气不足当作外伤、淫邪，却反而泻损心肺，这就更加断绝了人体的表气。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研究李明之学说的人，大都把寒邪积滞当作元气不足来辨别；如果观察脉象而偶尔遇到真正的内伤，医术就神妙了。可惜这样的人往往因此死亡，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有原因的。从前扁鹊说：凡是外伤有余的证候，必定表现在左手脉上；左手主表，所以人迎脉缓而大，超过气口脉一倍，有时超过两倍，有时超过三倍。内伤不足的证候，必定表现在右手脉上；右手主里，所以气口脉大，超过人迎脉一倍；伤势严重的，若在少阴则超过两倍，在太阴则超过三倍。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吗？如今学习这门学问的人，只得到医书所说的内容，却没有得到医书没有说出的要旨，因此对于脉理本来就不能完全明白。如果不能明白，误诊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唐代许胤宗不愿著书，认为脉象的征候幽微而难以阐明，自己心里所理解的，口头无法表达。今天看来，胤宗这话难道不可信吗？世人都知道针砭刺入人体，一经拨动便能看见病情的反应，像飞箭一样迅速，所以不敢轻易使用。即使使用药物，也都应当像使用针砭一样谨慎观察，难道不是差不多可以避免祸患吗？我还没有见过仲经，却贸然把这些话告诉他，是因为看重进之的请求。把我所见到的情况告诉他，是希望他谨慎行医。仲经如果确实能够精审脉理，又能谨慎用药，就是善于学习李氏的人了。张君在翰林院时，向来善于推举和奖掖士人。仲经此行之后，我看他家门外必定会鞋子挤满了。送吴思道回金陵的序【胡翰】东南地区的都城，都称金陵最好。起初我到那里，跟随先生长者考察德行、询问道理，才知道李公晋仲的贤能。其次是陈子恭许允，他超过同辈而崛起，是本地的俊杰。子恭常常和朋友们一同进山，来到大江边，四面环顾、徘徊流连；从翠微山顶下来，在清凉寺休息，拈花挥尘，谈笑取乐。怀玉郑复初先生作诗，萨天锡和诸位学生都作诗唱和，这大概也是一时的高雅风流。后来我第二次到金陵，寻找这些人，却往往只见他们随着公文调遣奔走四方，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再后来我又到那里，山川景物已经改变，寻找那些还活着的人，却没有一个不已经化为异物的。等我来到信安一带，这也是我过去游览过的地方；当地百姓和物产遭受战火祸害，逃往其他郡县，凋敝困顿更加严重。只是我的朋友大多是宾客游士，其中有个吴思道，是晋仲的同乡，和许允一同作为同行者。过去我虽然没来得及认识他，但他长期交游于诸公之间，诸公早已多次向我谈起他的事情，历历如在眼前。我想晋仲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如今在世事变迁之后见到他的同乡，难道不也算幸运吗？思道为人非常正直，却不刻意求异于人；才干很高，却不求向世俗炫售；志趣仰慕古雅，尤其擅长绘画，又喜欢弹瑟。他在学校任职，却困顿于贫寒，郡县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那些了解他的人又没有力量振拔他。于是他向我作揖告别，我便叙述盛衰的缘故、离合的情感来宽慰他说：‘天地的变化，终结之后必有开始。只知道常道而不知道变化，是过分拘泥于常道；只知道变化而不知道常道，是轻率动荡。拘泥则困顿，轻率则凶险，这都是不懂天道。所以凤凰乘风而行，圣人顺应时势而动。上天将要开启局面时，圣人就会兴起，贤人君子也会出世。你回去后观察黄旗紫盖的气象，就知道我的话可以得到验证了。希望你不要效法白面书生，只让蠹虫啃食经传，枯槁而死却默默无闻。你就上路吧！’ 送胡先生的序【王祎】姑且论说我们婺州学术的美盛。宋朝南渡以来，东莱吕成公、龙川陈文毅公、说斋大著唐公同时兴起。吕公以圣贤之学自任，向上承接道统的重任。唐公的学问，大概在深入探究帝王经世治国的大义；陈公又阐明皇帝、帝王、霸者的谋略，有志于建立事功。考察他们各自立身立言的成就，虽然不能苟且认为完全相同，但他们所讲的道理都显著地写在文章中，文章也都是用来承载道理的。文章的义理和道学，哪里有不同呢？元朝以来，仁山金文安公把从北山何文定公、鲁斋王文宪公那里继承来的学问继续传授；白云许文懿公，确实以道学使其家族闻名。还有司丞永康胡公、待制蒲阳柳公、侍讲乌伤黄公，以及礼部兰溪吴公、翰林东阳张公，则以文章家的身份闻名。虽然看起来门户不同、趋向各异，但探究他们立言的根本宗旨，都显著地表现在文章中；文章都承载着道，原本从未有真正不同之处。深厚而精纯啊，他们都可以说是学习圣贤的人。因此八十年间，前后相继，都是世间的大儒，天下人全都尊奉他们为老师。为什么后来的年轻人，反而因为他们表面上的不同，就怀疑他们实际上的相同呢？

译谈论道学的人，把穷究训诂当作最高境界；谈论文章的人，把修饰文辞当作最重要的本领。双方各自树立标榜，互相排斥诋毁，却不探究贯通本源、归于根本的道理。于是诸公的志业日渐衰落，学术的弊病也发展到无法尽数说明的地步。所以我和仲申胡先生每当谈到这件事，没有不长叹的。大概是感慨乡里的学术源流，不可不努力继承。唉，先生大概可以说是能够继承的人吗？先生天资器识卓绝，自许公、柳公以下，都广泛考察、精心思索，根基深厚牢固。先生的言辞明白洁净、俊逸刚健，善于自由驰骋，凭借雄伟的文章和深奥的学问，在东省著名。然而他一向没有做官求进的意愿，如今宰臣很看重他的才华名声，派使者征聘他，又郑重地把政教之事托付给他，于是授任他为三衢郡文学。我私下告诫他说：‘师道不曾确立，已经很久了；何况近年来海内多有变故，只顾寻找战事，礼乐俎豆之事废弃而不再讲习。然而硕果不食，是君子不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道理。主持一郡的教化，虽然职位并不显赫，但道统的兴起就系于此。过去文昭公在湖学任教时，分设经义、治事等科来教育弟子，凡是出自他门下的人都成为有用之材。’ 东都谈论师道的人，没有比文昭公当时更盛的。文昭公是先生的远祖，他用来教育湖学的方法，先生在衢州难道不能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吗？唉！继承乡里学术的美盛，担当师道的重任，这是我对先生最大的期望。先生认为这样对吗？送汪尚志东游诗序【赵防谦】登临泰山以后，低矮的山丘土堆就不足以形容它的幽深隐秘和起伏变化；观看东海以后，深潭水洲、溪流池沼就不足以相比它的深沉潜藏和变幻奇怪。因此豪放不羁的士人，往往把天下当作自己的邻里；遇到知己，便携手放歌，在云霞、山峰、岛屿之间尽情欢乐；遇不到知己，就栖身山林、居处旷野，放声歌唱、悲声长啸。哪里像那些拘谨琐屑的人，只在乡里之间留恋故土呢？我的朋友汪尚志，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广泛通晓经史，尤其擅长吟咏。他曾经写五言、七言以及长短句诗，游历过金陵，探访过西北的名山大地。后来与世俗不合，于是逃居在四明的山林之中。他还认为自己尚未同东海相契，想要驾船前去泛游，以拓展自己的志趣，抒发郁积的愤懑。壬戌年春天，他经过我在山中的居所，把东游的打算告诉我。他拿出朋友们为他送行所作的几首诗，说：‘您也有诗赠给我吗？’我于是问他：‘您前往东海，是要像姜太公一类的人那样顺应时势、与时进退吗？还是要像安期生、羡门子一类的人那样，以居住在蓬莱、方丈为乐吗？抑或是要窥看日出，聆听风起，观赏浩瀚的波涛、蛟龙鼍鱼的出没、龙鲸的变化、星辰月影的映照，以及神灵歌唱、鬼魅欢笑，从而使文章写得飞扬跳脱、奇伟壮阔吗？’ 他说：‘我姑且先去吧，至于我将得到什么、要到哪里去，还不知道会是怎样呢。’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于是我写成这篇《送东游诗序》。送赵中孚诗卷后序【赵防谦】凡是古代圣贤、名士、英杰、俊良之流，闻名于天下和后世的，都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所立志。所以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孟子说：‘崇尚高尚的志向。’孔子、孟子以前，夏商周三代盛世，道理大为彰明，写在六经之中，卓然显著，本来不必多说。考察孔子、孟子以后，如荀况、司马迁、扬雄、班固、陈寿、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以文章为志；韩信、卫青、班超、邓禹、诸葛武侯、李勣、郭子仪、张浚以武功为志；董仲舒、管宁、陶渊明、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朱熹以道为志；龚遂、黄霸、房玄龄、杜如晦、韩琦、富弼以治理太平为志；苏武、杨彪、王导、颜真卿、文天祥以忠贞为志；江革、茅容、王祥、朱寿昌以孝行​​为志；枚乘、曹植、王粲、谢灵运、杜甫、李白以诗歌为志；程邈、王次仲、史游、蔡邕、钟繇、王逸少、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以书法为志。他们都把志向做到极致，沉潜专一而以此为乐，所以名声在后世显耀，经历千万代也不会湮没。下至卜筮、医术、数术、技艺、博弈、射艺一类的人，虽然不能像圣贤英俊那样长久显赫，但他们所存留的也不同于庸常之人、禽兽草木随生随灭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专心所在，深入其中的奥妙，咀嚼其精华，而不以劳苦为辞。宋人赵中孚，是有志之士。他在县学完成学业时，生活如虀盐般清苦淡泊，却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侍奉父母时，勤劳尽心，使父母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奉养，也不因困苦疲惫而懈怠。他以道、孝、诗文为志，这些志向已经足以得到证明。如今由于荐举而登上朝廷，那么对于忠诚和治理太平之道，必定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志向，难道会让朋友失望吗？他出行时，凡是同辈之人都作诗规劝他，有的人已经在诗中称颂他。我又在诗卷末尾申说他远大的志向，大概也是把他已经做到的事情作为对中孚的称颂，把他尚未做到的事情作为对中孚的规劝，希望中孚一定达到古代圣贤、名士、英雄、俊良的境界才停止。中孚不要认为我的话是冒犯吧？送易生序【陶安】本朝特别重视、珍惜名位爵禄，在铨选方面优先看待中州人。中州人凭借刀笔文章取得功名，入朝可以拜为宰相；从科举出身的，往往登上高位，参与国家大政。才华学问足以隐居的人，也常被征召授官；即使只有一技一能，经人援引或郑重推荐，取得绯袍紫服也不难。中州人于是遍布朝廷内外，在当时享有荣耀。只有南方人受到铨选制度的限制，省部、枢密院以及掌管风纪的显要职位，全都置而不用，做官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山林草野中的士人甘愿隐遁，穷究义理、保持高尚，终身从事文学。因此近些年来，对四书五经的论说解释越来越精纯，编纂附益也越来越精密，这些书遍布天下。圣贤之道如日月高悬天空、江河流行大地，光辉润泽无所不到，使朱子理学的余绪更加兴盛昌明，它的源流确实是有来由的。由此观察当今世道，南方士人有志于名位爵禄的，大多往北方寻求；北方士人有志于文学的，大多来南方寻求。求取名位爵禄有命数，能否得到还不能预期；求取文学、专心穷究义理，却必定能够有所收获。南阳易生彦忠，气质朴厚，生长在北方，年纪已经成年，游学姑熟，跟随我研究义理、写作文章。他身材高大，处在众人之中，朝夕往来，专心勤奋，诚实坚定。

译如今他告别北归，朋友们把赠诗合成一卷，请我为卷首作序。我认为，易生南来，是因为立志于文学。学习没有比穷究义理更重要的，义理集中在四书五经之中；要把它体会于心，验证于自身，用坚强刚毅的力量去践行，以宽宏裕如的气量来涵养，使德行在内心成就，文章在外部显现。况且他出生在北方，名位爵禄本来抬脚就可以得到。唉，文学艰难而名位爵禄容易，这些话正应该告诫中州的人。送胡先生回金华的序【苏伯衡】前年的秋天，我因为才德不足而忝居成均教官，恰逢许先生担任大司成，我们相处得十分亲密而快乐。没过几个月，张君孟兼也来担任学录。我们三人都是婺州人，大家彼此爱慕，婺州的士人朋友也很多了。等到诏书征召儒臣编纂《元史》，宋先生凭前任起居注的身份先来，胡先生凭前任郡博士的身份接着来，王先生又以漳州通守的身份随后而来，我们相见更加亲密快乐。这三位也都是婺州人，大家都说婺州确实有很多士人朋友，而我和诸位先生也私下庆幸这次聚会十分盛大。士大夫出仕游宦，在所到之处，一旦遇到同郡同乡、同井里的人，快乐本来就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何况所遇到的人还有亲戚的情谊、同门的雅谊，又都把文章学问作为职业，彼此以议论熏染，以笔墨相辉映，能够互相观摩、互相促进，这种快乐哪里能估量呢？许先生回去已经超过一年，如今史书修成，胡先生又以年老为由一同辞官回去，那么我内心怎么能不感到遗憾呢？虽然如此，若论东南有文献的地方，还没有超过我们婺州的。这里人才众多，学术精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近年来被公私事务繁多所迫，所以如果不是父兄十分贤能，就没有闲暇教导；如果子弟没有超卓的才华、独特的见识，不能坚持学业到底的人也很多。将来如果到婺州求取人才，却像到铁炉步去寻找釜鬲、钱镈、刀斧一样，难道不是大可惭愧吗？我私下对此感到忧惧。幸好乡里有教化，如同古代所说的父师、少师；如今有许先生，今后又有胡先生回去，把早年传承的学问推广给那里的子弟，使他们受到熏陶而成就事业，又有什么困难呢？这样人才秀美地涌现，足以成为国家的光荣，而且我们还来得及亲眼看到，那快乐又哪里能估量呢？这就是我对于先生回去，开始时感到遗憾，后来却转而感到喜悦的原因。从前孔仲尼想到鲁国同乡子弟志向大而行动简略，于是回去加以裁正。如今两位先生当然不敢自比孔仲尼，但两位先生是学习孔仲尼的人。孔仲尼对于鲁国，两位先生对于婺州，都是对父母之邦尽责；而婺州也是我的父母之邦，那么就应当用孔仲尼造就鲁国学生的方法来造就婺州学生。我所期待的难道只有两位先生吗？先生回去后，请代我向许先生问候于四贤精舍，幸好替我致谢。送徐先生回严陵的序【高启】严陵徐先生大年曾被征召到京师，参与修撰《元史》，书成后上呈朝廷。皇帝下诏选择参与编纂修订的人授官，先生以年老为由极力请求归还故乡。恰逢春官商议修订五礼，作为一代典章，于是又上奏挽留他。不久，五礼之书又修成了。先生坚决重申先前的请求，大臣知道他的志向，不愿强迫他劳烦政事，于是命有关部门备办礼仪，送他回乡。京城的士大夫一起在幕府门外设宴为他饯行。有人说：‘先生的学问应当供皇帝顾问，先生的文章应当掌管诏令，先生的经术和操守应当在成均担任学生的老师，如今这些都无法实现。只是现在让先生以平民身份老死家中归去，虽然合乎先生的志愿，难道不值得掌握任用人才权柄的人惋惜吗？’我上前为此解释说：‘皇上刚刚登上帝位，首先下诏征召贤才，又要求郡国每年贡举士人，希望同他们共同谋求天下太平，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因此，像贾山那样的人，成群结队地来到朝廷，如同百川奔赴大海，隐士的居所几乎都空了。朝廷以各种官职等待任用人才，就像木匠选材，大材小材都要取用，难道唯独遗漏了先生吗？先王施政，最重要的是顺应人情，也最重要的是厚植民俗。能力不能承担的人，不强迫他去做；确有正义而值得许可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完成。因此人们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能保全廉耻之心，崇尚廉耻的风气也由此兴起。’ 如今先生因为年齿和头发都已不再强盛，厌倦奔波驰骋的劳苦，留恋退居隐处的快乐，坚决辞谢而请求归去。上面的人不违背他的请求，大概是要放他归于山林，使他像鸟飞鱼游一样生活在至善的教化之中，以此彰显我们天子的仁爱；同时也要以此劝勉天下，使人们都崇尚退让而停止浮躁争竞。顺应人情、厚重民俗，确实就在这里。所以宁可失去一个士人的任用，也不觉得可惜，因为所得到的意义更大。否则，先生难道是苟且离去的人，大臣难道是抛弃人才的人吗？何况先生归去以后，一定能够著书立言来教益众人，吟咏赋诗来宣扬圣上的恩泽，那么又不是只顾洁身自好、独自离去而毫无补益的人了。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我又听说汉高祖中兴时，严光不肯屈服，后世没有不尊崇他的。如今先生的乡里正是严光的乡里，曾经游览他耕作、垂钓的地方，面对高山长水，想象瞻仰遗留下来的风范，一定会同千载以前的严光产生深远的契合。如今这次归去，难道不会辜负从前的志愿吗？如果我生逢圣明时代，却不能稍有补益，只知怀恩求禄而不肯像先生这样离去，那我实在有愧于先生。’于是那位发言的人认为这些话说得对，请我写下来赠给先生，以作告别的记载。送张履顺再入胄监序【乌斯道】汉元始年间，曾设置太学博士。太学舍旁排列着槐树，形成集市，命令各地学生拿本郡出产的物品互相交易，并彼此作揖谦让、谈论学问。我想，古代天子供养士人，用六乐教育他们，后来又用六学教育他们，为什么不专门用这些来教育，却还要让他们进行贸易呢？我反复推求其中的意思，没有得到答案，便错误地推测说：汉代未曾废弃六学，只是特意把学生比作物品吧？各郡的物品都是有用之物，就像学生都是有用的人才；各郡各有自己的物品，就像四方各有各的人才；各郡的物品都汇集到太学，就像四方的人才都汇集到太学；物品有高下、有长短，就像人才有高下、有长短。拿自己的短处和低劣处去交换别人的长处和高明处，那么天下的物品就全都具备在自己这里。大凡通晓《诗》的人不通晓《书》，通晓《书》的人不通晓《易》，通晓《易》的人不通晓《春秋》和礼乐。用自己所通晓的去交换别人所通晓的，那么六学就都具备在自己这里；这就像用自己物品的短处和低处交换别人物品的长处和高处一样，十分明显。学生们果真能够这样从事学习，那么还有人才不能完备的吗？才能完备，德行就完备；德行完备，就会表现在文章中，施行于事业上，在朝廷建立功勋，也就不难了。

译太学中关于“贸易”的意思，难道是这样吗？定海县学的诸生张履顺，专治《诗经》，凭借才俊被选入国子监学习，已经有些日子了；因丁母忧回家读礼，如今服丧期满，又回到国子监，将要启程时，他的同门朋友们相继作歌赋诗为他饯行，请我为这些诗作序。我看如今朝廷取士，虽然有许多办法，却独独把国子监看得最为重要，也把儒生视为席上的珍宝。珍宝是什么呢？像金璧、翠羽、象牙、犀角、珠贝一类，贵重而为世人所称道，究竟应当怎样呢？履顺确实是贵重之物，不是本郡所有的寻常物品可以相比的。这次前往，希望他更加珍惜自身，必定不要辜负朝廷的期望，这就可以了。履顺服丧而不违背礼制，这是孝子的常道，我不再详细叙说，只把太学中“贸易”的事情作个比喻来告诫他，希望他能体会我的话。《送郑千之序》〔贝琼〕 四明人郑千之前往中州时，国子监中与他交游的诸生，在江边备酒为他饯行。走了两天，到达途中，他寄信给我贝琼说：“我真幸运，得列于您的门生之中！如今主管百里之邑的教化，而且住在国都之内，难道不能赠我一句话吗？”又说：“何不也来观水呢？”海门的波涛，一昼夜总要涨落两次，足以验证天地运行的规律，你已经能够看到了。经过姑苏，又见到了震泽蓄积的水势。随后渡过长江，溯淮水而上，鱼龙盘曲交错，凫雁飞翔聚集，以及水势的深广，都可以看见。至于那些溪涧沟渠之类的小水，早晨盈满、晚上干涸，连一片草叶也容不下，有什么值得看的呢？然而这还不是最值得看的。水有源头而又最为巨大者，没有超过黄河的。黄河大概从昆仑山到积石山，从积石山到龙门，如同从天上落下，穿行在山峡之间，绵延数百里；又被巨石盘曲夹束，前面阻塞而后面狭窄，不能曲折舒缓、漫流铺展开去。因此它暴怒喧腾，声势不是长江、淮河的众多支流可以抵挡的。等到山势尽而河岸开阔，河水便豁然奔放，绕过华阴，经过砥柱山，流下孟津，经过洛水入黄河之处，注入大伾山一带，抵达洚水，向北转而向南，向南转而向东，一日奔流千里，平坦地来到大陆，直奔大海。正因为它的气势强悍，阻挡它，它反而更加奋起；正因为它的声音洪大，扰动它，它反而更加震响。水势如云翻腾涌动，怒势如雷霆奔走，碰撞它的没有不崩毁的，正面抵挡它的没有不失败的。这就是黄河的奇观，表现在龙门的阻塞处；若没有龙门，也无法显现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假如没有这样的源头，只是早晨盈满、晚上干涸，想求得它涣散而形成的文采、激荡而发出的声势，怎么可能呢？士人遭困而后通达，也是这样。圣人不必多加说明。像唐代的韩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代的欧阳永叔、苏子瞻，所谓天下的士人，也都是从困顿颠沛中奋起的；那么揭阳、柳州、夜郎、防子、夷陵、儋耳这些地方，难道不就像黄河的龙门一样吗？六位先生到了这些地方，道理更加彰明，文章更加奇伟，声誉更加崇高，又有谁能够抗拒他们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积蓄，类似于黄河有源而且源头最大。所以我曾说，万物超出寻常，若不受压抑就不能振起，若不被阻塞就不能昌盛。今天的屈抑，是后日的伸展；今天的伸展，也可能成为后日的屈抑。这是必然的道理，不可欺罔。君子因此观察它，并反观自身。郑千之参加有司考试，终于在四十人的取选中名列第一。他将赴礼部考试，众人都说他一定会在当时显达；但如果职位不能与他的才能相称，难道他内心不会忧闷吗？却不知道，促成他进步的契机，实际上正在这里。这是上天用来成就他伟大的办法，使他的心志受到磨炼，补足他尚未达到的地方，并不只是为了让他成为弟子、胜过老师。希望他更加努力，不要懈怠；我虽然老了，也当拭目以待。《送稽古刘先生还乡序》〔朱善〕 江西士人爱好古学的，没有比庐陵更盛的；庐陵士人爱好古学的，没有比刘君更盛的。刘君在南昌授徒，跟随他交游的弟子，都称他为“稽古先生”。刘君也接受这个称呼，自称“稽古”。洪武丙辰年冬十一月，刘君收拾书籍将要回庐陵，前来告别，并且说：“别人用‘稽古’来称呼我，还不足以成为稽古；您以稽古来称许我，这才真是稽古。”我说：“我所谓的稽古有三种说法，不知道您将要考察古人的心意吗？考察古人的事迹吗？还是考察古人的文章呢？如果考察古人的心意，那么尧、舜、禹精纯专一、执守中道，商汤、周武建立中道、树立准则，孔门一以贯之的忠恕；果真能够端正地居处、端正地思考，使彼此的意念互相防范，那么古人的心法就在这里了。如果考察古人的事迹，那么尧的平阳，舜的箕山，商的防稽，汤的景亳，文王、武王的丰、镐，下面直到齐、晋的会盟，燕、赵的攻伐围困，楚、汉的战争，邹、鲁诸儒的讲学研习，必定要像太史公那样周游而广泛观览；这样以后，圣贤揖让退逊的雍容，征伐行动的奋发扬厉，巡狩、会朝的严肃，英雄豪杰的沉默、怒斥、叱咤、嬉笑、傲慢和辱骂，也一定都有父老遗民能够讲述。” 然而先生已经老了，我担心他不能遍历这些地方。如果考察古人的文章，那么四位圣人的《易》，四代的《书》，齐、鲁、韩、毛四家之《诗》，高堂生、大戴、小戴的《礼》，公羊、谷梁、贾谊、董仲舒所传的《春秋》，下至《庄子》《离骚》以及诸子、史书，没有不搜罗的，可以说宏大而纵横广博。至于仓颉的鸟迹书，岐阳的石鼓文，孔壁中发现的科斗文，商汤的盘，周代的卣，龚伯的敦，卫国孔悝的鼎，以及岱山、邹峄山、岣嵝山、浯溪的石刻，凡是汉、魏以来的碑刻彝器，古文、篆书、籀书、隶书各家的字迹，深藏在绝壁穷谷中的遗文，散落在偏僻边远地区的遗逸，都是古今的奇珍、华夏的伟观。然而如果没有像欧阳先生那样内心真诚爱好并竭力搜求的精神，又怎么能够立即搜集齐全呢？您将考察什么呢？”刘君于是慨然说：“向外求取，路远而困难；向内求取，路近而容易。我愿意从容易的做起。”

译《尚书》说：“考察古人的德行。” 又说：“考察谋划在于上天。”上天的道理，就是人的德行；从古人那里考察德行而有所验证，从上天那里考察道理而没有违逆，希望这样便可以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人而无愧了吧？”我说：“这话说得对。”在刘君启程之际，谨将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赠言。《送赵永明之金华序》〔王琦〕 有志于远大之学的人，并不只是想靠文章辞藻自我炫耀罢了。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离开道而只在文章上求工巧，是不存在的。世人说：文章是语言的精华，语言不精炼就不足以成为文章。因此白天疲于诵读，夜里耗费心思，铺陈缕述、连缀叠加，借缘饰和雕绘来求工巧，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最终也不过像游说之士的浮夸言辞、俳优的戏谑谈笑，以及老儒生用来欺骗后辈、后辈用来侮弄同列的话语罢了。这与道毫无关系。道，是用来扶持纲常、继承典则的。如今向老师学习，就说：他虽然擅长这一方面，却在那一方面有错误；他虽然在那一方面有长处，却在这一方面有所不足，我也姑且跟着他学习。向朋友请教，就说：他虽然比我有长处，但才智不如我；他虽然在学问上比我后进，但智慧不及我，我也姑且跟着他交友。这对于道都没有可取之处。唉！只追求语言精炼而与道无关，只求学问专门而道却无所取。假使枝蔓的言辞日益兴盛，错误的学说日益传播，诋毁、非难、争辩、议论、讥讽、诽谤、排斥、攻击，那么文章怎么能不成为学者的累赘呢？我过去向金华潜溪宋公学习，听到他议论的余绪，从来没有不把这些作为深切警戒的。黄岩人赵永明，刚到二十岁便写文章，远远超过同辈，但我还没有和他交友。今年秋天我到郡城，友人林公辅拿出永明的几篇文章给我看，都光彩灿烂、内容充实，宏大宽阔而纵横奔放；比类引证，各有值得称道之处，而且将要跟随潜溪公请教取正，他大概是有志于远大学问的人吧？文章本来就不足以成为永明的累赘。文中子说：文章啊文章，难道只是随便写作吗？一定要贯通于道。学习啊学习，难道只是广泛诵读吗？一定要有益于义。我诵读这段话已经很久了，对于永明的行为，不敢不把它告诉永明。以后他来拜访我，一定会像宋公教导永明那样教导我；那也一定不会超出文中子这番话的意思。《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八 送序 《送王修德序》〔郭濬〕 在因快乐而快乐的时候，并不知道快乐之所以为快乐；在因悲伤而悲伤的时候，也不知道悲伤之所以为悲伤。只有已经悲伤而又快乐、已经快乐而又悲伤之后，才知道悲与乐的真实。我在朋友聚散离合之际体会到了这一点。过去乡里中因气节义气而彼此倾许的，只有十几个人。像兄长一样敬事的有四人：叶居升、许自修、叶士期、黄远迪。像弟弟一样爱护的有五人：卢希鲁、李季行、张怀佐、赵东彝。地位相等、相互看待的则有王君进德、张君原望、杨君文遇、杨君汝器以及我王修德，共五人。十几个人相聚交谈时，剖析圣贤义理精微深奥之处，探讨古今成败得失祸福的根源，辨别人物贤与不肖、出仕与退隐、是非与邪正，直到鬼神的幽微、礼乐的显著，无不相互切磋，以求达到最恰当。闲暇时便在清风明月下饮酒作诗，谈笑直到天亮，高声歌唱，声音如金石般铿锵，激烈之气震动云汉，简直把天地当作旅舍，把万物看作刍狗，把古人看得不足为道，把功名看得不难取得；这种快乐，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一天之间却像星星分散般离别，南北相隔、生死存亡各不相同，有的迟迟困守在穷困闲寂之地，有的沉溺在车尘马足之中；使胶漆般的盟誓像风吹、电闪一样消逝，这种悲伤难道会浅吗？然而，长久相聚的人把快乐当作常态，长久离别的人把悲伤当作惯常，所以都不知道悲伤之所以为悲伤、快乐之所以为快乐。如今我羁旅孤身住在旅舍，正好与修德相遇，便倒空行囊买酒，点烛直到半夜；酒意浓、耳朵发热，呜呜而歌，胸襟肺腑间一点凝滞也没有。我的欢畅鼓舞，正自以为即使龙门跃化的快乐也不足以比喻这种舒适，可是离别的悲伤又接踵而来；在长路上握手，彼此相看，眼泪流下好几行。人情到了这个地步，还能说不是悲乐的真实吗？修德回去后，各位朋友一定会慰劳他，请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曾经在悲伤之后与我共同欢乐，在欢乐之后又与我相离，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送卓景高序》〔王叔英〕 我的朋友卓景高，因为品行和学业修养深厚，受到人们称誉已经很久了。今年夏天，嘉兴海盐县学奉浙江参议公之命，派两名学生走数百里，带着礼物到景高家，请他到学校讲授经学。弟子们准备出发已经有些日子了。我与景高交情最深，于是赠他说：“韩愈说过：弟子未必不如老师，老师也未必比弟子贤能。世俗浅陋的儒生不懂这个道理，只要处在老师的位置，便总不肯谦下，专门以博闻多识自夸，要求弟子笃诚信服。然而所听闻的未必广博，所知晓的未必很多，所以在传授和答问之间，往往遮掩自己的短处而显露长处，隐藏自己的无知而假装知道，内心欺骗自己，对外欺骗别人，这样造成的危害很大。”我过去和朋友一起向仙居张先生学习，又一起侍奉黄岩陈先生。这两位先生都是我们乡里的名师宿儒。张先生记忆力强、见闻广博，各种经书都研究；但他写文章常拿给弟子看，学习作文的人让他评论是非，只要所说正确，他从来没有不采纳的，这就是不遮掩自己的短处。陈先生虽然见闻记诵有限，却专精于《尚书》；弟子请教而他有不知道的，从不强辩回答，不是说忘记了，就是说我还没有考察过，这就是不隐藏自己的无知。” 所以当时门下那些轻浮鄙陋、没有见识的人，有的议论两位先生的短处；而忠厚有见识的人，都佩服他们的贤能。我这些年来也冒昧地做老师，常常想到两位先生的做法，因此从不敢欺骗自己的弟子。唉！那些欺骗弟子的人，难道是喜欢这样做吗？大概也是因为有所羞耻才这样做的。却不知道天下古今的事变无穷无尽，即使贤人圣人也不能全部知道，何况求学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