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五十八

译是臣出于公心推荐子琦，子琦却以私人的忿恨报复臣。假如臣懂得风水，固执己见地坚持自己的说法，故意抗拒子琦并欺骗朝廷，说臣欺骗蒙蔽还可以。如今各处地点都是诸位大臣选取的，臣不过因职事在其中奔走而已；取舍的权力在复核的大臣，最后由皇上决定，臣哪里能凭私意作主？作为子琦，又何必怨恨臣到这种地步呢？然而臣不敢过分指责子琦，是因为阴阳术士聚众争论本来就是常态。只是子琦在奏疏中指臣为张居正、冯保的党羽，以此激怒皇上，他的说法又不知道从何而来。他说臣是张居正的党羽，是因为臣曾任荆州知府，而张居正是荆州人；那件事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当时张居正还只是编修，臣难道能预料他后来会当国，先行结交他，还送给他万金吗？景府请求讨伐沙市一事发生在四十一年，臣曾以社稷百姓不能作为王府供养的资财为由，坚持不肯答应；后来经过参问而最终保全性命，是依赖世宗皇帝宽宥。那时张居正官职尚小，哪里有什么力量庇护臣？这些久远的事情，不值得深加辨析。又有人说张居正侵占王府坟地、夺取民田，诬陷臣替他办理这两件事；事情有无，臣无法知道，但田土事务都属于本省巡抚，和臣的职掌无关，臣不能私自办理。他又诬陷臣结党张居正来倾害忠良。张居正夺情时，臣还在外任，即使想替他谋划，也做不到。说臣结党冯保，是因为驸马梁邦瑞被选之事原本在内廷办理，臣曾上疏请求京城子弟都不应入选，后来已经奉旨在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处派官另行选取；这一点后来诸王都明白。若说臣附和冯保，已经属于毫无根据的传闻，那么其余捏造之事也就可知了。至于臣同大学士申时行结为姻亲，这是同乡士大夫之间常有的事情，到处都是，有什么可奇怪的？杨日章偶然因风水闻名，所以带领他一起踏看；形龙山也不是他所选的，即使使用一名术士，又哪里算得上依附权势的诱饵？以上种种诬陷臣的事情，他全凭自己的话说出口，根本不顾事实毫无根据。推究子琦的用心，他并不是早就同臣有仇，只是攻击臣来求取升进罢了。臣的进退，对国家轻重何足道哉？但朝廷纲纪所系，人情依靠它来安定，世道依赖它来治理太平；如今圣治刚刚更新，内外恭敬肃穆，正在纠正文官安逸、武臣嬉游的弊病。子琦的职务在于进言，礼制上并不主管礼乐事务；既不是其官守范围，又没有言责，却忽然在一天之内放纵狂妄地咬人，在朝廷上散布诬言。正直的言论固然可以使国家兴盛，但巧辩的言论也可以扰乱政事；如果各衙门的官员都仿效这种做法而互相责难，那么九列之中人人都会自危。谗言和邪说败坏德行，难道是尧舜时代应当有的吗？这正是臣深深忧虑、甚至担心得过多的事情，所以不得不说一句来为自己申明，并不是为臣一身考虑。只是臣想到自己登记入仕已经三十四年，头发牙齿都衰颓了，本来没有一点长处可以记录，蒙受恩遇达到今天，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本分；职位很重而声望很轻，因此招来践踏。臣如果不赶紧退隐，又有什么脸面再玷污朝班？伏望皇上怜悯臣衰弱无能，赐臣告老还乡，另选贤能充任职务。到下个月圣驾祭陵时，子琦所献的八处地点仍然存在；如果皇上亲临复核，其中也有可以采用的，似乎不妨采用。臣又怎么敢固执先前的说法，阻抑子琦呢？如果实在不能使用，那么臣忠于皇上的心也可以明鉴，欺骗蒙蔽的罪名也可以自行解脱了。臣不胜惶恐，等待命令到来。拟请纠正孤竹渎乱封号的奏疏【郭造卿】臣考察：至元十八年，诏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至顺元年，颁赐庙额“圣清”。到我大明成化九年，诏令颁赐“清节”庙额和祝册，命守臣按春秋时令依仪礼行礼。这些都是守臣王玺所奏请的。臣谨考察：元代以前，鬼神都有封爵和赠谥，到了我太祖高皇帝下诏革除，一洗千古谬误，可以作为万世法则。如今孤竹庙额遵从革新的典制，但谥号仍沿用宋、元的封号，这不是尊崇祖宗诏令、重视清正风节的做法。伯夷、叔齐既然是百世师表，那么祭祀他们也应大略同祭祀先师孔子相等。古代祭祀先师，不追赠谥号，不赠封爵，不设置塑像，这是敬意达到极点。诸侯去世，天子根据其德行来议定谥号。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文，子贡认为不合礼制；既然如此，给孔子追谥难道可以吗？王公、太师等封号，都是后汉才赠给的，在此前从未有过。祭祀有神主、有尸；释奠先师有神主而没有尸。何况塑像本来是鄙俗之举，却错误地以为是尊崇，至圣的典礼怎么会这样？嘉靖初年，整顿孔庙祭祀制度，端正位号，革除爵谥，取消塑像，另行祭祀启圣。如今孤竹君已经有别祠，只是伯夷、叔齐的庙号还没有端正，爵谥和塑像也没有革除，这是守臣知道尊重前代贤正之人，却还没有通达礼制。礼官请求赐予庙额，却不知道封爵、谥号本来就是错误；况且“节”并不是用来称说圣人的。与其沿袭旧制称“圣清”，难道不更合于孟子的主张吗？孔子主张“没有一定不可行的，也没有一定必须行的”，历代却妄加爵谥，世宗皇帝全都洗除；这件事可以用来考察圣祖而不致谬误，也可以等待百世而不致迷惑，对伯夷、叔齐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太常寺已经去掉汉寿亭侯关云长的“武安王”称号，何况伯夷、叔齐不侍奉污秽的君主，不建立邪恶的朝廷，衣冠稍有不正，便远远避开，好像将被玷污一样，难道反而肯顺从流俗的制度，为他们塑造偶像吗？名分不正、言语不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愚见认为，孤竹伯夷、叔齐庙应当依照孔庙的例子，设置木主，称为“逸民先圣伯子”“逸民先贤叔子”；孤竹君庙应当称为“启仁”，否则凭什么祭祀他呢？如今仍然固守鄙陋旧制，是有关官员的责任。臣对此事积郁已久，伏乞圣明下令礼官详细议论，如果臣的话没有错误，请立即赐予施行。《明文海》卷五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六十，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四 议论改定北岳祭祀地点的奏疏【沈鲤】谨题为：仰承皇上的德意，请求端正祭祀制度，以使圣治更加隆盛。祠祭清吏司呈报，奉本部送来的礼科抄件：大同地方巡抚、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来贡上题，奉圣旨：“恒岳祭祀制度，着礼部查明后定议。”胡来贡所说如此，臣等谨查《浑源州志》记载：恒山在州南二十里，是古代北岳。山上有岳庙，为陶唐氏所建。舜时北巡狩至北岳，遇到大雪，便遥遥祭祀。忽然一块石头飞来坠落在帝王面前，名叫安王石，于是就在大茂山建庙。又过五年再次巡狩，这块石头又飞到曲阳，于是又在曲阳建庙。如今本州的恒山有道观，是唐武德年间道士高明素所建。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岳庙碑文记载：浑源恒山是古代北岳，自有虞氏每年十一月北巡狩，亲自举行望祀；后来飞石向东迁移，最终在曲阳建立祠庙，历代沿袭，因此恒山的祠庙废弃而不再举行祭祀。这就是浑源州志所记载的北岳情况。再考察《尚书·禹贡》冀州“恒卫既从”的注释说：恒水出自常山郡上曲阳县，恒山北谷在今天定州曲阳县西北，就是恒山。《周礼·职方氏》说，正北方是并州，其镇山是恒山，注释说在上曲阳县。《史记》记载赵简子把宝符藏在恒山，说：“从常山山上俯视代地，代地就可以夺取。”注释又说在上曲阳西北。杜佑《通典》和《文献通考》都说，定州曲阳县有北岳常山。《通鉴地理通释》也说，常山在定州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常水从这里流出。大概汉代设置恒山郡，因避汉文帝名讳改称常山，这些地方都是今天的真定。宣帝神爵元年下诏太常寺祭祀五岳四渎，北岳在常山之阳，也就是常山郡所属的县。唐武德、贞观年间的制度，在定州祭祀北岳恒山。大概到唐代又设置恒山郡。宋初沿用旧制，也在定州祭祀北岳。汉代碑刻已经不存，没有办法考证；唐、宋碑刻都详细记载北岳祠的祭祀事迹，可见曲阳祭祀北岳并不是始于五代，已经很明确了。元朝兴起于朔漠，本来应当在浑源祭祀，然而代代祭祀的碑记仍在曲阳。到了本朝洪武二年二月，首次奉太祖高皇帝之命，开始祭祀北岳。到洪武三年六月，下诏端正名号，定为常典，历代圣君继承帝位后都遵行不改。这就是北岳见载于曲阳县的情况。再考察曲阳县，隋代称恒阳县，恒山在县西北一百四十里。浑源州在元初称恒阴县，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的南面称阳，北面称阴，也有人说这些名称都指恒山而来，尚不能确定。后魏在桑干水北岸建立五岳四渎庙，考察《北史》，大概因为当时建都平城，便在这里统一祭祀岳渎，并不是因为北岳所在地在这里而专门祭祀。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请求整顿祭祀制度，本部复议说：北岳恒山之神在曲阳受祭，从汉、唐、宋一直到本朝，上下将近二千年从未改变。浑源州虽有恒山，也称北岳，但没有听说有祭祀制度，碑志也无法考察。礼制说：凡是祭祀，有废止的不能擅自恢复，也有兴起的不能擅自废止。如今一旦废弃这里而兴起那里，恐怕会有妨碍。奉孝宗皇帝圣旨，谨此遵行。如今根据前项缘由全部查核后呈报到礼部，查得大同巡抚都御史胡来贡请求把北岳改在浑源州恒山祭祀，皇上已经命令大臣出关，分别前往祭告。除本次祭告已经上题奉准，不容另行议论之外，查得改换岳祀之事关系重大。根据如今反复参详的结果，臣私下认为，典籍虽然广博，但必须以经传来裁定。典礼极其重要，不能轻易相信传闻。如今根据本官的请求，固然不是毫无依据，但他所引用的《虞书》和《魏史》文字，也只是说在恒山祭祀，并没有说明恒山究竟在哪里。至于《禹贡》说恒水出自常山郡上曲阳县，恒山北谷就是今天定州曲阳县，那么恒山在曲阳已经明确见于经文。汉神爵元年在上曲阳祭祀北岳，唐武德、贞观年间在定州祭祀北岳，这说明曲阳祭祀恒山并不是始于五代；大概历经二千多年，祭祀始终如一，确实是考证精确，并非随意因袭。所谓五代以后在曲阳祭祀，大概是因为宋朝失去幽州、并州，便在定州北岳祠中遥祭北镇医巫闾山，于是误以为是在望祭北岳。至于浑源称为北岳，只见于州志、碑文，考察经传却茫然没有依据，想来它的记载也是传闻造成的错误。即使州志中飞石等说法，本官也认为不合经义，难道可以据此改换祭祀地点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大体说来，恒山从太行山向东延伸，绵延千里，同属一个分野；在南面或北面，都可以取名为恒山。即使从山的向背来说，在山阴祭祀，终究不如在山阳祭祀正当。过去金世宗时，议论者因为都城在燕地，请求另行议定五岳；太常卿范洪极力说不可以，于是作罢。可见改换岳祀地点的事情，自古就很慎重；先臣尚书倪岳所说“有兴起的祭祀，不敢废止”，确实是千古不变的正确论断。况且我太祖高皇帝神圣开创天下，极其重视祭祀制度，当时山川地理无不绘图上报，而曲阳的祭祀仍然沿袭旧制。即使现在《大明集礼》所记载的汉、唐、宋祭祀北岳之事，也都在定州曲阳，同史书相合，可见当时考核已经十分详尽。二百多年间，国家有大事，必定派遣使臣祭告；高大的碑刻在祠庙下林立。如今恒山实在是京畿以内的重要镇山，孕育灵气已经很久；一旦毁掉庙貌、废弃碑刻，把祭祀移到边远之地，臣私下恐怕不能轻易这样做。何况浑源方面没有根据，曲阳方面有明确证据，又如此彰明显著呢？臣等再三斟酌议论，北岳恒山之神，确实应当遵照典制，仍在曲阳县祭祀。至于浑源州恒山，既然有洪武年间重修的庙宇，应当查照《弘治中原题行》的规定，由该镇巡抚衙门转令当地官司，酌情加以修葺，以保存古迹，这样或许可以两全。但此事关系典礼，臣等不敢擅自决定，伏候圣上裁断。议论开凿泇河的奏疏【李三才】

译考察黄河自开封、归德以下，应当通过运河入海，它的路线有三条：由兰阳道经考城到李吉口，经过坚城集，进入六座楼，流出茶城后通向徐州、邳州，这叫浊河，是中路；由曹县、单县经过丰沛，从飞云桥流出，泛行昭阳湖，进入龙塘，流出秦沟后通向徐州、邳州，这叫银河，是北路；由潘家口经过司家道口到何家堤，经符离道、睢宁进入宿迁，从小河口流入运河，这叫符离河，是南路。这三条路线，是近代以来黄河相继通行的道路。比较起来，南路虽然较近，但陵墓上方有隋堤阻挡，中间有九冈十八洼隔开，外面又有归仁堤防护，对陵墓没有危害。只是北面受山阻扼，南面靠近淮河，倘若淮流淤塞，不能逆流而上，就会冲毁堤防向南决口，这些都能扰乱淮河。淮河一乱，时间久了淮水也会淤塞；淮水淤塞，积水泥洳的祸患就会波及陵园。况且整个河道到宿迁、徐州、邳州，运道免不了告涸，那么南路就是利少害多。北路虽然靠近运道，但太行堤足以阻挡惊涛，徐吕洪足以使水流向东分散，而且汶水、泗水有接驳船只的便利。只是它的下游往往冲毁堤防，堤防一毁，鱼台、沛县之间城郭被夷平、交通道路毁坏，不仅祸害百姓，也会阻塞漕运；所以北路是利害相当。只有中路不偏南也不偏北，既远离陵墓，又有利于漕运，有利而无害，可以说是最完善的路线。前任督臣排除众议而作出决定，独力联合三省来兴办这项工程，也认为它能够得到安定保障。如今不惜巨大费用，一定要完成全部工程，一劳永逸，难道不是很好吗？只是因为资用不足，工程被削减，所以狂暴的水势已经回转，下游又泛滥；陵墓山麓虽然说地势高爽，运道仍然阻塞，大概已经得到很多好处，只是全部利益还没有收尽罢了。那么今天筹划这件事，应当怎么办呢？一百四十万的估册完整存在，从坚城到镇口，河道形状仍然清楚可见。请求向冏寺借金，向各省直借力，完成浊河的全部工程，取得中路长久的利益，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如今的时势已经不是过去的时势了，连绵暴雨肆虐，土地成了鱼鳖之地和沼泽；百姓若不死亡就只能迁徙，生灵将要灭尽。况且黄河工程不同于运河，官府估算的费用中，一部分是百姓的实际耗费；估册所列五十万，折合民间耗费不止一百万。在财力耗尽、百姓流离的时候，兴办劳民伤财的工程，只会眼看着运送畚土、肩挑铁锹的民夫立即变成揭竿斩木的反抗民众；到那时后悔，又来得及吗？所以挑浚浊河，是议论者不敢提出的事情。如果这样做，就会重新走贾鲁治理黄河的旧路，沿符离一带开道。把王所楼一带一直挑挖到小河口，使南路贯通，而北流转折处又不至于停滞，这难道能说是便宜之计吗？只是这条河道，如果不加修筑堤防，任凭河水漫流来分泄水势，便可以大规模开挖；若任凭河水夺道而扰乱淮河，则不可行。因为黄堌的新堤防，还可以设法应对河水冲决；而伤陵所隐藏的祸患，实在难以预先看清。这件事应当仔细考察、从容筹划，不能轻率地拿来试验。然而，守护运河堤防、开挖泇河，是势在必行的事，已经没有再作考虑的余地了。黄河水已经逼近太行，扼守堤防以抵御它，这叫作守护门庭的防务，是解救皮肤被剥之灾，必须立即决定，哪里还等着询问呢！只是开泇河一事，过去多次议论，最终都成了画饼，议论此事的人恐怕会因此产生疑虑。但臣等认为，开泇河的好处有六项，而没有必要疑虑的理由有两项。如今说治理黄河困难，是因为前代只求躲避它的祸害，而现在还要兼顾利用它的好处。所以，黄河由宿迁流入运河，徐州、邳州一带就会干涸，无法承载船只，这是没有水的困难；黄河由丰、沛流入运河，漕运堤防就会毁坏，无法通行牵引，这是有水的困难。泇河开通以后，漕运不再借助黄河，有水无水，只听任它自然变化；疏通、排泄、决水等事，都不必再做了。好处第一：黄河是运河的祸害。利用黄河一里，就有一里的祸害；避开黄河一里，就有一里的好处。用二百六十里的泇河避开三百三十里的黄河，二洪自然险阻，镇口自然淤塞，彼此互不相关。好处第二：河道应当治理，本来就不必问它是否有利于漕运，都是不能停止的事。只是漕运借助黄河，便由黄河来支配；由黄河支配，我们就会受黄河困扰，应当不怕劳费而治理它。漕运不借助黄河，便由我们来支配；由我们支配，我们就能根据河道情况治理它，应当仔细察看时机和形势来治理。仔细察看时机形势与不怕劳费这两点，其利害已经清楚可见了。好处第三：前些年估算全部工程，需要三百九十万；估算一半工程，需要二百六十万；即使朱尚书开挖一百四十里新河，费用也要四十万。如今只用二十万开挖二百六十里，比全部工程只是二十分之一，比一半工程只是十分之一，比开挖新河也是事半功倍。好处第四：长江以北、太行山以东，水患已经极其严重，老弱之人辗转死于沟壑，壮年人也四散到了各地。招募民夫开工，富民不至于苦于赔偿，贫民还可以借此养活自己，春荒得以缓解；工程兴起时正值麦熟，工程结束后人们便散去。用范仲淹修筑堤防、治理湖泊的办法，代替汲黯开仓赈济，即使对国家的长远计划没有补益，按计策仍然尚且要这样做。好处第五：粮船经过黄河洪道，大约在春季将尽的时候，因为害怕黄河上涨造成灾害。转入泇河后，即使逆着风浪航行，也可以早晚通行而不受妨碍；经过洪道的禁令可以放宽，参罚的拖累可以免除，即使运军不至于因为赶帮误事，所保全的利益也很多。好处第六：漕运不借助黄河，河防反而会疏忽，恐怕黄河最终任意横流，淹没凤阳、泗州。可是，开封、归德上下千里之地，未曾听说有只救济漕运而不兼治河道的，为什么呢？那里只是替百姓抵御灾害，尚且如此，何况这里是替陵寝抵御祸患呢？怎么敢疏忽防备！没有疑虑的理由第一：徐州是天下咽喉要地，怎么能一日之间使它变得萧条荒凉，还能称为重地吗？周太王迁到岐山，盘庚迁都到毫地，只须审察利害，哪里还问什么轻重？况且徐州被黄河淹没，只须片刻时间。徐州百姓安土重迁，听说开泇河的工程，还会痛心隐忧，说这是“夺走他们的利益”；这就像飞蛾扑火、苍蝇趋向腥臭之物，只看见眼前大利，顾不上灾害。一旦洪水突然到来，城池被淹，百姓沦为鱼鳖，再后悔也晚了。泇河开通后，徐州城中那些因贸易而迁居的人，必定会迁到泇河口，也必定会迁到沿口上下；即使土著居民因利益不在原处，也一定会选择高地居住。

译即使洪水能够冲破城池，沦为鱼鳖的人也一定会少一些；这就是在徐州预先防患、迁徙居民，使他们免于落入罗网陷阱。没有疑虑的理由第二：所以，泇河的开挖不必再作考虑，知道它是可以实行的。最初估算二十万，后来又估算石礓水工等准备工作增加三万，帮培太行堤估算到七万，总共可以按三十万计算。至于核查应当支出的钱粮，徐州库中剩余的钱，漕粮折价所得以及庐州、扬州贴夫银，再加上省直各地每年修缮费用的结余，并考虑预备的岁修钱粮多少以及是否已经解送到位，这些都不能确定，总数不及三分之二。再从各州县仓库中酌量调取粮食，并请求留下山东今年已经兑运的漕粮十万石，这样或许勉强够用，不敢妄想动用内帑。《国本防》【史孟麟】臣认为，册立太子的大典，贵在符合天下舆情，众人的意见一致，就是最正确的论说。自正月二十六日圣谕刚刚下达，人心惊惶不安，大小卿僚诸臣前后上了几十道奏疏，大概是因为一件过去认为绝对不可实行的事如今突然出现，所以大家都出于万不得已之心，共同激发义愤。臣实在担心圣上还没有遍览奏疏，谨把封章的总意撮要归纳，分条写成问答，私下帮助筹划万年大计，冒昧希望圣上在乙夜之时阅览。问：元辅王锡爵所拟定的等待嫡子、再封王的圣谕，是正确的吗？答：不是。朝廷的一举一动，必须遵守祖宗家法，并且为后世作长远考虑。祖宗朝没有东宫等待嫡子的条文，也没有皇长子封王的先例；这是为了重视储君，先使名分正当，维系人心。如今不册立长子，却要等待将来的嫡子，想让皇长子与皇三子、皇五子一同封王，轻视国本，紊乱名分，破坏祖宗家法，给子孙留下隐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问：如果确实如你所说，东宫不能等待嫡子，皇长子不能封王，那么世庙晚年没有册立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身份登极，这件事又应当怎样解释？答：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一，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第二子为裕王，即皇考的第三子为景王。这说明皇考并不是因为把皇长子当作裕王、与太子并列而封王的。皇祖是在即位初年册立太子的，并不是到了晚年仍不册立；这怎么能作为等待嫡子封王的先例呢？问：那么，祖训中关于册立嫡子的条文应当怎样解释？答：详细阅读祖训和法律全文，其中说：“凡是朝廷没有皇子，必须实行兄终弟及，只应册立嫡母所生的儿子；庶母所生的即使年长，也不得册立。如果奸臣抛弃嫡子而册立庶子，庶子必须安守本分，不得妄动，应派人送信告诉应当册立的嫡子，务必要让嫡子登上君位，朝廷立即诛杀奸臣。”这说的是藩王入继大统，如皇祖的情况，并不是继承先帝宗庙的情形。援引它，便违背祖训；臣下引用它，便会误导皇上。况且嫡子和长子同样重要，有嫡子便册立嫡子，没有听说没有嫡子却等待嫡子；没有嫡子便册立长子，也没有听说已有长子却把长子空置不立。问：一定有无嫡子而等待嫡子的情况吗？答：藩王中有这种情况。祖训《职制条》说：“藩王的嫡长子年满十岁，朝廷授予金册、金宝，册立为王世子。如果以庶子夺取嫡子地位，罪轻的降为庶人，罪重的流放远方。如果藩王年满三十岁还没有嫡子，他的庶子只能封为郡王。要等到藩王和正妃年满五十岁仍没有嫡子，才册立庶长子为王世子。”这就是藩王等待嫡子的例子。问：亲王可以等待嫡子，而东宫却不可以等待嫡子，为什么呢？答：这是祖宗为天下作深远忧虑的缘故。宗室藩王没有百姓和社稷，却重视宗统继承；因为重视宗统，所以长子不能先于嫡子册立；因为没有百姓和社稷，所以可以等待嫡子，世子也可以稍缓册立。至于朝廷则不是这样，天子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主人，太子是辅佐天子、共同主持宗庙社稷和百姓的人，储位一日也不能空缺，天子一日也不能没有副贰。因此帝王即位就册立太子，嫡子尚未出生就册立长子，确实是认为预先确定便可以守法；不能预先确定，就会争夺而混乱，国家安危都系于此。况且考察藩王制度，元妃生了儿子以后，便不再另立继室；后来选立的妾生了儿子，也不再称为嫡子。这样看来，藩王何尝不重视长子呢？如今把继承大统的条文援用于东宫，把藩王封爵的例子套用于天子，这究竟是遵守祖训，还是不遵守呢？恐怕不是祖宗为天下忧虑的本心吧？问：嫡子不能等待，已经听明白了。皇长子不能封王，也有说法吗？答：有。天子继承先帝统绪的后代，称为子、称为孙，所以名为皇太子、皇太孙；这是说以子孙身份承继祖宗，并不是给他封爵。旁支之子则可以封王，封王必定联系某一块封地，这是授予爵位、分封土地，使他成为藩臣。如今皇上继承帝位的继承人就是皇长子，他不能授予王爵，难道可以封王吗？一旦封王，皇长子的地位也就降低了。皇上所有的天下，都是皇长子所应继承的；如果封他为王，应当把什么地方封给他呢？所以皇三子、皇五子可以封王，而皇长子绝对不能封王。问：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元辅拟定的圣谕就是错误的了。至于他所引用的皇长子拜嫡之说，或许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实行，但皇上为什么不听从呢？答：不是这样。这确实是皇上所说的“不光明正大的办法”。中宫与皇帝地位相当，皇上有嫡子，便已经确定嫡子为嫡、庶子为庶；皇上没有嫡子，所有儿子都属于皇子，长子就是嫡子，哪里要等到行拜嫡礼之后，长子才成为太子呢？秦异人拜华阳夫人为母，汉惠帝皇后之子少帝即位，这些事都记载在典册中，被指为祸乱的开端。怎么能拿秦、汉一两件偶然发生的事，为本朝创立一套家法，给后世留下因收养而引发祸患的机会呢？问：这件事并不难明白，那么皇上为什么要采取权宜办法？元辅为什么要曲解引用？廷臣为什么要坚决争辩？皇上说自己受到诬陷，元辅担心受到诽谤，难道其中另有隐情吗？请把全部道理说完。答：皇上和元辅的心意，廷臣怎么能够知道？只是大家联名争辩、接连上疏恳求，并不是为了皇上一人，并不是为了皇长子封一个王，也不是为了辅臣避免一次诽谤，实在是担心从今以后形成先例，流弊无穷。

译假如从今以后，历代都没有嫡子，那么历代都没有东宫；长子不是太子，那么所有皇子都可以成为太子了。怎么能保证不会有人伪造遗诏，另行颁赐诏书，像赵高那样祸乱秦国呢？怎么能保证不会有人贪图拥立幼主以谋求权势，在宫禁中谋划篡夺，像阎显那样祸乱汉朝呢？怎么能保证不会有人因过分宠爱积累成嫌隙，投身求宠，窥伺储位，像魏王泰那样等待谋害承乾太子呢？怎么能保证不会有人因秘密言语不能实现，便制造狱案、株连多人，以危言惑乱皇上，像李林甫那样误导唐玄宗呢？怎么能保证不会有人趁宫中仓促混乱之时，从宫中传出一纸文书，拥立自己亲厚的人，正如司马光所担忧的呢？怎么能保证不会有群小窥伺，耳朵贴在墙边，借此在藩王府中树立功劳，正如李泌所害怕的呢？这些事情只要有一件发生，谁来承担责任？假使皇上想到这些，一定不忍让子孙遭遇这种情况；元辅想到这些，一定不忍让皇上遭遇这种情况；廷臣想到这些，也一定不忍让皇上的圣明受到损害。元辅承受皇上宠信，应该共同谋划安定宗社，难道会只有眼前这一计吗？正因为担心后患，才触犯忌讳，甘愿冒着被斧钺诛杀的危险来争辩。问：既然如此，那么中宫该怎么办？答：祖宗朝册立长子的事，并不是从今天才有。长子不过几岁，便已经册立；册立时中宫都还处在盛年，当时也没有听说以嫡母身份压制长子。到了晚年，也没有听说因为嫡子出生而同时册立两个储君，宫闱之中自有家法。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那么，以一时宫闱之情同万世宗社之计相比，在道理上是不能相敌的；为了万世宗社之计而忍耐，却不能忍耐一时宫闱的私情，也是不相称的。皇上难道应该把这种做法遗留给子孙吗？元辅难道应该因此误导皇上吗？《易经》说：“主持宗庙祭祀，莫如长子。”《左传》说：“国家有年长而贤明的君主，是社稷之福。”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理；言语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成功。”贾谊说：“天下的命运悬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德在于及早接受教诲。”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摇，天下就会震荡。”怎么能把天下大事当作儿戏？屈建说：“楚国必定多乱。一只兔子跑过街道，万人追逐；一人捉到它，万人便不再追逐。楚国宠爱的儿子太多，而嫡子的地位没有确定，混乱就从这里产生。”鲁国漆室的女子说：“我忧虑鲁君年老，太子还未确定；鲁国一旦有难，我自己必定也会受到牵连。”处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如果不依据道理、执守经典，阐明大义来从源头杜绝祸患，却只拿中宫作为解释，以封王作为权宜，等待并不一定会出现的嫡子，拖延十二岁皇长子册立的期限，破坏祖宗二百年来确定不变的制度，这是忽视主持宗庙的长子，违背正名原则，延缓教诲太子的道理，开启天下震荡的端绪；既没有漆室女子忧虑鲁国的心，又触犯屈建所说追逐兔子的警戒，违背人心，误害国计，实在太严重了。问：那么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呢？答：从前宋太宗向寇准谋划册立太子，寇准回答说：“陛下替天下选择君主，若与妇人、宦官商议，不可以；若与廷臣商议，也不可以。只应选择能够符合天下期望的人。”宋太宗首先表示赞同，于是仁宗册立英宗为太子。韩琦竭力赞成而毫不迟疑，皇帝最终交给中书省办理，不让宫人参与知晓。愿皇上像宋太宗、仁宗那样果断，元辅完全像寇准、韩琦那样忠诚，听从外廷群臣的期望，那么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明文海》卷六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六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五 弹劾方从哲的奏疏【孙慎行】臣获罪闲居在家，闭门七八年，不敢过问一件世事。恰逢皇祖、皇考相继去世，才勉强跟随群臣匍匐哭临，悲痛号哭，无处安置哀情。外间传闻纷纷，说皇考过早去世，虽然说是早有疾病，实在是因为医人进药不慎密，一时情形可怕而又可疑。我从邸报看到，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献红丸两粒，正是原任大学士方从哲所进。凡是进献御药，都必须由太医院官员呈上药方，并传示天下；药材切片也必须一一拣验明白，以免发生差错。可灼不是主管用药的官员，药丸中是什么药物不知道，是否适合皇考的病症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更不知道，却竟敢突然越职进献。按《春秋》，许国世子向父亲进药，父亲死后，世子因自伤被认为与弑父有关，绝食而死；《春秋》尚且不稍加宽容，直接记作许世子弑君。那么方从哲应当怎样处置呢？立即拔剑自杀以向皇考谢罪，是最高的义；闭门铺藁席等待司寇治罪，是次一等的义。可是他竟然安然傲慢，含混支吾地辩解。等到满朝官员攻击李可灼，他却只拟票令可灼回籍调理，难道是因为确实是他推荐可灼，害怕与他同罪吗？既然爱护可灼，难道反而忍心对待皇考吗？又难道因为自以为确实是忠于皇考、爱护皇考，却不知道这已经成了罪过吗？许世子为了爱护父亲而甘愿去死，尚且还不能为自己辩明，那么方从哲对皇考的爱又从哪里能够证明呢？况且我朝历代圣主升遐，曾经有大臣进献药物的事情吗？臣以为，即使没有弑君的意图，却造成了弑君的事实；想要推脱弑君的名声，反而更加无法逃避弑君的实情。《实录》中即使说这是出于忠爱的一片深心，是想替君父隐讳，也不敢不如实记载。若说方从哲接连进献红丸药两丸，片刻之后皇上就驾崩了，恐怕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向天下后世解释清楚了。况且方从哲不能向天下后世解释的，还不只是这一件事。此前又有传言说皇贵妃想要被立为皇后的事情。祖制从来没有把妃子立为皇后的先例，古今也没有皇帝驾崩后才立皇后的事情。贵妃受宠数十年，皇考英明，绝不曾有过像楚歌楚舞那样的哀怨姿态；即使到了病危弥留的几天，也不可能借机侥幸突然传出这种说法，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礼部奏疏中说，是内阁辅臣方从哲传出了这番话，其中很值得玩味和思考。若不是礼部坚持争辩，各科道官极力斥责贵戚，而贵戚随即上奏请求免议，几乎就要错误地立皇后，给宗庙社稷留下祸患了！作为接受顾命的元老重臣，却把这种异常的重大变故看得漫不经心，既不主持，也不置可否，任凭事情想办就办、想停就停；事情办成了便算完，掌握着这样重大的权力，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即使事情没有办成，他也已经任凭自己承受皇帝的恩宠，再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了。这是方从哲不能向天下后世解释的事情中的第一件。此前又有议论给皇上上谥号，称为恭皇帝的事情。议定谥号的文书虽然下发到有关部门，但拟定并进呈谥号的人，内阁大臣和有关部门都不能独自作主。宋朝的恭帝、端宗，都是国家将亡时的衰弱君主；我又考察，晋主投降宋朝，晋朝灭亡后，宋朝给他的谥号是晋恭帝；隋主投降唐朝，隋朝灭亡后，唐朝给他的谥号是隋恭帝；周主投降宋朝，周朝灭亡后，宋朝给他的谥号是周恭帝。皇祖在位四十八年，天下太平，缅甸平定，宁夏平定，倭患平定，播州平定，功业盛烈前所未有，难道没有其他美善而值得称颂的谥号，却要把他降格比作投降的君王和逃亡者的后裔吗？若不是言官事先加以纠正，就应当照这个议案把谥号公布于天下了。怎么忍心传说皇上曾经阅览前代史书，怎么忍心对此加以考虑呢？难道真是学问和才术都欠缺到了这种地步吗？这种荒谬悖乱，实在等于诅咒君主和国家，把它们视同弁髦一般轻贱。这是方从哲不能向天下后世解释的第二件事。此后又有选侍想要垂帘听政的事情。选侍身在宫中，怎么会知道前代曾有垂帘听政这样的重大变故？即使刘逊、李进忠这样的么魔小防，怎么竟敢如此胆大妄言？言官认为，刘逊、李进忠隔年已经盗窃珠宝，并把它们藏在方从哲家中。这件事很暧昧，即使方从哲也不肯承认。然而，他身为接受顾命的元臣，竟没有听说慷慨直言过一句。若不是九卿和言官紧急请求移宫，选侍一旦得志，皇上几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高皇帝的社稷将要断绝祭祀，实在令人寒心。听说当时方从哲迟疑拖延，不肯进宫，科臣拉着他进去；请求移宫时，他又不肯紧急请求，认为迟几天也没有关系。后来他又想急着退出，科臣拦住他让他留下，大声斥责说：“你难道是在李家做官、吃李家的饭吗？这样的情形，难道能忍心听闻吗？任凭妇人和宦官放纵横行，反而特别助长他们的气焰；忍受冲撞君主的傲慢无礼，却不替君主分忧。”这是方从哲不能向天下万世解释的第三件事。以这三件事为例，他进药一事的是非也就容易判断了。宰相辅臣应当极力担当的事情，他却一概苟且敷衍、泄露防范；宰相辅臣应当极其慎重、关系利害难测的事情，他却无缘无故勇猛地拿来尝试。进药一事还可以自称是出于忠心和爱护皇考，那么这三件事也还能自称是忠爱吗？这又是臣从头到尾反复深思方从哲之事，却不能替他作解的地方。臣若从礼部职掌论礼，每举出一件事，都足以说明他的罪恶逆天，万无一条可以活命的道路。若从吏部职掌论吏，他欺罔皇上、徇私行事；从兵部职掌论兵，他督促战事而误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从刑部职掌论刑，他放纵私情而轻蔑法律。他敢于触犯天下最大的名义和道理，酿成社稷大祸的事情，奏章多得不只是公车署都装满，臣也不能全部列举。即使只从礼部职掌论礼，也不过是就改朝换代之间的一时之事而言；至于其他罪恶逆天、万无一条生路的事，臣也不敢一一细数。大体说来，方从哲挟持私心、玩弄权术，少廉鲜耻；有威势和权力，不拿来奉公，而拿来奔走私门；有智慧和谋略，不拿来抵御外侮，而拿来残害国家根本。《春秋》所谓“无将”，汉代法律所谓“大逆不道”，也没有超过他的。以上这些，都是群臣极力攻击的，也正是皇上平素痛心遗恨的事。然而只是罢退他而不加罪，臣知道皇上英明洞察、神武深谋，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这些事情。只是皇上刚刚登上大宝，群情还没有安定，而方从哲又像猿猴般张牙舞爪，设置许多机关，倾轧恐吓内外。皇上虽然有铲除凶恶、洗雪耻辱的想法，正处在暂且容忍污垢、隐藏瑕疵的时候；群臣虽然有借剑刺奸、牵衣进谏的义气，也不能没有依凭城池、倚靠社稷的顾虑。如今光明将尽，大礼已经完成，宫闱安宁，贤能之臣分布朝列，天下百姓都仰望皇上，无不希望皇上赶快讨伐国贼。臣认为脓疮不及时割破，后来必定大溃；

译积累的蠹虫不除掉，最终一定会坏到极点。现在正是割破脓疮、除去蠹虫的时候。臣为此抱恨已久，早晚不得安宁。一旦承蒙召见，便想叩击宫门，发泄愤懑、竭尽忠诚，只因两足残废破裂，连半步也难以向前。臣至今仍有一番心意：臣看皇上大孝宏仁，追踪尧舜，对贵妃、选侍都优厚对待，可以说仁至义尽，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只是方从哲被宽免而不追问，怎样向九天之上的皇祖、皇考雪报不共戴天之仇？怎样彰明惩罚不轨之人的法令，使奸臣逆贼在后世销声匿迹？伏乞皇上大力振作乾纲，威严震怒，不要访察近习，因为近习都是方从哲所攀附援引的人；不要受忌讳拘束，因为这些忌讳正是方从哲所布置的。立即下令审理臣的奏章，令九卿、科道官员公正详细讨论。如果臣所说有道理，请将方从哲依法严加惩处，迅速施行两观之诛，并将李可灼严加拷问，置于极刑；如果臣有一句话不当，即使重重治罪，臣也心甘情愿。臣知道这道奏疏一出，自己就没有容身之处了。《明文海》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六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六 辅臣因离去而明心迹的奏疏【詹尔选】前些时候，臣上了一道《敬循职掌明剖是非》的奏疏，驳斥陈启新，并因此责备冢宰和各位辅臣，大意是说大臣担当责任不力，徇情而不发言。近日臣读到邸报，大学士钱士升因微臣职分、看详等事上了一道奏疏，奉到圣旨如此如此，臣不胜惊异。等得到辅臣和李璡的奏疏合起来看，才知道辅臣有不忍说出的情由，而且有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形势。不久辅臣引咎请求罢斥，不久又突然奉到令其回籍调理的圣旨。很明显，辅臣是因为票拟被罢退，是因为坚持争辩而离去。大臣之所以不肯说话，根本原因在于不肯离去；如今辅臣肯说话了，也肯离去了，上可以对九庙之灵，下可以接受后世清议，暗中以去留使明主的本心昭明，公开以气节为百官表率，臣实在为此感到荣耀，却又不能不替朝廷惋惜这一举动。皇上所不满于辅臣的，是认为他身为心腹重臣，却竟对圣明之主产生疑虑。臣对此有一番说法：孔子说，君主有诤臣，父亲有诤子。臣下之所以进谏，都是从疑虑产生的；如果没有疑虑，又何必进谏？自古以来，一德之士有谁能比得上唐尧、虞舜？当时皋陶陈述识人安民的谋略，禹却说“只有帝舜才最难做到”。如此看来，千古以来敢于疑问君主的人没有超过禹，而舜并没有因此贬斥他，反而忧惧不安，只怕禹的话没有说尽。所以，从明显之处观察，是小臣的做法；从疑虑之处进谏，才是近于讽谏，这才是真正大臣的事情，却没想到皇上竟把它当成过度忧虑、毫无根据。况且辅臣所说的是什么事呢？李璡不知皇上是尧舜般的君主，竟敢诱导皇上去做违背情理、违反法度、荼毒富民和缙绅的事情，这本是平庸君主都不屑做的事。这个关节一旦错失，大乱就将兴起，正是辅臣痛心如焚的时候；忽然又奉到改票的命令，于是揣摩皇意而未能妥当，也由于惊惧更深，便不自觉地急忙抗章。臣私下认为，辅臣这番举动还算差强人意，皇上正应当嘉许它，以便鼓励臣下，难道反而认为他是在猜疑君主、博取声誉吗？臣下无故猜疑君主，当然不是忠；但如果完全不敢怀疑，认为自己的君主万事万当，并以此作为信任君主的表现，恐怕只是借容悦之名冒充忠诚，也同样不是忠。臣下如果习惯于沽名钓誉，义理上是不敢这样做的；但臣下如果不以名誉激励天下，使天下臣子争相尸位保宠，逐渐形成少廉鲜耻的世界，难道又是国家的利益吗？何况如今天下欺骗皇上的人恐怕也不少。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人面对皇上，都是中等才质以下的人。他们只知道常规而不知道变化，只知道平稳而不知道奇变，只知道效法后世君王而不知道遵循远古制度。皇上想用尚方剑却不能奏效，将领骄纵怯懦日益严重；圣意想用恩礼感动将士，使他们畏惧斧钺，而人们却只看见亿万生灵徒然供军中旌旗之下拖延。对于贪婪冒进之人，皇上或许疑心臣下急于崇尚武力，便把穿甲执笔一同考核，不合要求的就不录用；圣意是要把聪明才技分别用于骑射，以补助武臣的不足，人们却竟卖牛买马，贬抑德行而只求武力。即使强盗混迹道路，而父兄不能保证子弟安全，人们便疑心皇上在文教方面有所迟缓。免除朝见的办法施行，皇上的意思是暂时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臣也认为是暂时缓解民困，但有人却怀疑朝廷的大义，嫌数万路费的钱财和驳问事务烦琐。皇上的意思是严惩奸顽，臣也认为应当严惩奸顽，但有人却怀疑千百年来的刑书，能否承受屡次加等处罚的混乱。君子担心驱逐防范不得其当，小人害怕惩罚牵连会留下门路。明知一切苟且的政令，有的抚心惭愧遗憾，有的当众叹息议论，隐情难以尽述。辅臣不过偶然因一件事替天下发愤而已，竟然因而郁郁不得志地离去。辅臣因为直言而离去，那么此后的大臣恐怕再也不敢说话了。大臣不敢说话，小臣就更加不能指望他们发言。每天同皇上说话的，只会是这些苛细刻薄、不识大体的人，似乎忠诚正直，实际上像狂人和痴人一样。事情得胜时便挺身而出承认，事情失败时便潜逃隐藏；惊扰人心，炫惑耳目，破坏既成制度，酿成隐患。天下的事情还怎么忍心说下去呢？伏乞皇上以远大之心胸处事，以简静原则作为法度，要求大臣尽辅弼、匡正过失的职责，形成言官敢于进谏的风气。严令内阁、各部院大臣，不得把钱士升被罢退作为戒条。宁可进献贤能、排斥不肖，也不要借口圣明独断来掩饰皇上的谦逊；宁可进礼退义，也不要借口君恩尚未报答来掩饰自己的久滞。务必使上下相互沟通，志气焕然一新，从而可以看到廓清天下、实现太平治理的谋略，成就纲纪和风俗的美善，或许有一天能够实现。《明文海》卷六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六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七 《救钱阁学疏》【黄道周】臣执掌文笔九年，没有收到丝毫成效，幸而因编修校订之职，分得桂海地区的一点光荣。臣退下来后感伤流泪，想到臣子献身国家，从一命之官以上，都有微小功劳足以弥补职位空缺，唯独臣什么也没有。又纵览古今，历代君主和臣子之间，必有两三个正直敢谏的人，声名照耀内外，而如今的诸位大臣也都没有这样的人，这正是臣慨叹不已的地方。臣曾看旧史，说台省诸臣自刘瑾摧残之后，十四年不敢议论政事。然而大礼议兴起后，百官在朝廷争辩，不避鼎镬，虽然人人未必有灼然明见，但其梗概气节、刚直挫折，各自还值得称道；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一概不敢违抗，大小官员都收声不言，共同借沉默来容忍。臣向来拘泥古法，初次出仕，不知道世上权变究竟如何，也不明白群臣面对明主为什么要阿谀逢迎。近来我私下看到，旧辅钱龙锡被逮捕拘押，戴着刑具锁链，面对法庭，向狱吏叩头，群臣相互看着，竟哑口无言；这是自有书传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形。古代的事暂且不谈，秦汉以后，宰相犯罪被拘押到请室，不过几天；如果不是大逆之罪，有的裁减罪责，有的予以宽赦，君主从来没有不因此感到痛惜的。如今累及辅臣的罪名，是昏庸、疏率，只是因为督责攀援而已。督臣受皇帝之剑，掌管边外军务，却忘君忘亲，败坏事情、误害国家，即使把他磔裂处死也不足以赎罪。阁臣坐在内阁中，遥遥推测边疆战事，不知道能否成功、成败如何，却只是连连叩头；这同鬼薪、城旦之刑又有什么差别呢？此前辅臣高拱曾因边功得到荫封锦衣，却坚决推辞不接受，说：“我本人从未到过疆场，却接受上等奖赏，一旦有失败，我到哪里逃避诛罚呢？”臣当时怀疑他这番话，以为不忠；如今看来，他的先见并没有错。凡是边疆战事，最难以说清，胜负相依，时而彼胜、时而此胜。如今阁臣因边事获罪被诛，后来的阁臣必定左顾右盼、犹豫不决，不敢承担边事；也会使边臣能够抓住一点瑕隙，把责任推卸给阁臣。今后的边臣一旦出事，必定摘取阁臣的一句话、一个词作为证据；这就等于使内阁之中与边墙之外成为两个隔绝的领域。自古宰相身逢明主之时，没有重大事故而伏斧钺受死的，只有汉代刘屈牦和先朝夏言。汉武帝决意使漠南空虚，心中怀疑丞相，北伐军队败亡，于是有一天突然破坏法度，杀掉刘屈牦。世宗决意放弃河套，心中怀疑夏言挑起边衅、妨碍玄修之事，于是有一天突然破坏法度，诛杀夏氏。如今东部边疆的谋划还没有确定，恢复失地的计划，君臣上下都在疑虑，没有一个男子敢据案执笔斩断骑墙观望的议案，却偏偏断然把决定加在一位累及的辅臣身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四年〕 累臣既没有收敛棋局、引杯饮酒的从容情致，廷臣又没有踢草戏马的嫌疑，却使三台之臣在贯城中灰心沉溺，使北斗斗柄的光芒在事理和形势中消失。臣常常看见衣冠之士彼此以眼神交谈，不是说“不敢说话”，就是说“怎么能够归去？”天下人心衰败萧瑟到了这种地步，还有谁挺直脊梁，承担安定内政、攘除外患的谋略呢？治理国家没有很多方法，最重要的是不能使外部轻视内部、下属怠慢上级、卑贱者压倒尊贵者。如今街巷间流传荒谬说法，说杀死累及的辅臣是替毛文龙报仇，朝廷只是自行替神人发泄愤怒，哪里曾考虑什么罪名？既然人情已经如此，边将必然骄纵；边将志气骄纵，阁臣的权力就会受损。所以杀一个阁臣替毛文龙报仇，还可以成为刘兴治树立旗帜的借口，那就不可以了。借一个阁臣来警戒边臣，今天把他作为前车之鉴，可以；但为政府日后打开祸根，却不可以。况且自陛下即位以来，辅臣受到重谴的已有九人。一代之间，能有几个宰辅？可是三年之内每次降罪都越来越重，到如今，正值尧舜般的盛世，却任用岳牧举荐的鲧，酿成滔天大祸；沉浮九年，难道能没有一点事迹吗？在这些放逐、诛罚之后，没有听说岳牧被拘押，却使皋陶烦劳审听。臣子侍奉君主，本应以尧舜为榜样；秦汉以来的做法，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如果想整顿群臣、广泛求取言论和功绩，不过仿照虞廷的旧事，命令各位廷臣分别陈述时政，考察询问所属各省，因而加以澄清整治，还有什么人才不会服从呢？如果想独自掌握威权、操纵天下，只须趁着辑瑞的时期，看到祥瑞将至，纲举目张，分别贵贱，辨明轻重，亲自发布恩德诏令，很快解除积滞，嘉奖天下而共同重新开始，使天下惊喜地称颂上天般的仁慈、神明般不轻杀的威严，又何必使牢狱中愤恨充盈、孤卿成排受罪，让四方传说天朝把狱吏看得很尊贵、士绅看得很卑贱呢？如今天下逐渐多事，人心逐渐离散，彼此观望，都怨恨一方。臣闭门半生，独立无党，对万事万物没有偏爱和依附。臣如果不说话，还有谁应当说呢？臣同累及的辅臣没有三次投刺拜访，也没有一揖之交，但估量这个人不过是中等资质。杀他不足以彰显威严，反而徒然损害国家。况且如今流寇声势正盛，四境多有防守之敌，决不能一面讼治毛帅，一面鼓励刘帅。如果天下果真没有人才，臣不自量力，请拿一把铅刀去效力。假如钱龙锡的罪过还可以赎免，臣请求停止清华之职，奔赴疆场，查看要害，约束东江，收拾辽东、广东，发誓一定做成一件足以抵当的事情，横卧原野草地，以此为累及的辅臣减去千分之一的死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人、三年〕 臣不是不爱惜身家，也不是不贪恋显达，实在是不忍在圣明之世，抱头沉默，与萤火野草一同腐朽，使后世刚直之士讥笑当时无人。臣亲手写的奏疏已经高过额头，铺着藁席等待命令，内心战栗到了极点。《明文海》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六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八 《易数疏》【黄道周】臣自幼学习《易》，以天道作为准则，以《诗经》《春秋》推求时运，向上向下考察典籍所载的二千四百年历史，考察治乱变化，几乎百无一失。臣所学本于周公、孔子，没有丝毫穿凿附会。其方法以《春秋》元年己未为起点，增加五十五年，得到周幽王甲子年。第二年十月辛卯朔发生日食，以此作为上下中分点，在二千一百六十年之内减去十四年，得到洪武元年戊申，作为大明的开端。戊申年至今二百六十四年，用干、屯、需、师三卦五爻来区分，在丁卯年大雪时进入师卦上六爻；这正是陛下即位的第一年，恰好对应师卦上六。爻辞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自从《易》辞用来告诫人事以来，没有比这更深切明白的了。大凡《易》的一卦对应六十七年零一百零五日，一爻对应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余，如今历程已经走过十分之四。陛下恭敬沉默而深明天道，曾经日夜思求贤才，但贤才终究不能很快得到；想通过惩戒警戒来杜绝小人，但小人终究也不能很快绝迹。正当陛下开创承继的初期，对外清除逆党，对内扫除权党，天下一致仰望太平。还不到四年，士人和百姓就离心离德，盗寇四处兴起，天下骚动不安，已经不能再安乐地生活。即使是见识深远、考虑长久的人，难道也能预料变乱会达到这种地步吗？臣看陛下的开承之运正符合“大君”的实际，而小人却掌握了权柄，怀有冒犯天命的心。在陛下那里，凭大君的明智，制服小人绰绰有余；在小人那里，凭冒犯天命的才智，却能击中大君没有察觉之处。臣自从进入京城以来，所见各位大臣几乎没有长远谋略，动辄形成苛细琐碎的政令。治理朝廷的人把督责作为要务，谈论治理边疆的人把姑息当作上策；陈述仁义道德，就认为是不合实际；谈论刀笔簿书，就认为是懂得当务之急。可以用片言折断的藤葛，却纠缠终年；只因一句话意见不同，便株连四起，使陛下长驾远驭的意图，逐渐陷入科条法令之中。臣子至诚尽忠、安定进献的心愿，在文网之中压抑消散。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既不足以使小人心服；推想事情的最终流弊，必定会承受小人的败亡。只是支吾周旋、苟且保持眼前局面，等到瑕疵和祸端形成，荒诞欺骗就会立即显露。比如往年遵永遭受兵灾，已经七八天了，记叙收复之事的人却把它说成千古奇功；又如近来山东遭受残害，已经有六七个县，却有边将说没有侵扰百姓一根毫毛。仅凭这两件事，远近的真实情形便大体可以知道了。凡是外廷臣子敢于欺骗蒙蔽陛下的，必定不是那些拘泥守文的人，而是那些玩弄权术、巧于机变的人；内廷臣子敢于欺骗蒙蔽陛下的，也必定不是在锥刀、丝帛、布匹等小事上，而是在依附权柄、攀附神灵等大事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四百年、元年、十月、二千一百六十年、二百六十四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十一年、零七十七日、四年〕 即使是深明事理、考虑长远的人，哪里会料想到变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臣看陛下正在开启并承担大君之位的实际责任，而小人却掌握权柄、受到任用，怀有违犯天命的心思。对于陛下来说，凭大君的明智，制服小人绰绰有余；对于小人来说，凭借违犯天命的才智，却能够钻入大君有所不察的地方。自从臣来到京城以来，所见各位大臣全都没有长远谋略，动辄把事情办成苛细琐碎的样子。治理朝廷政务的人把督察责罚看作要务，谈论治理边疆的人把姑息迁就当作上策。排列仁义道德的道理，便认为是不切实际；谈论刀笔文书、簿册案牍，便认为是懂得务实。片言就可以裁断的事情，却像藤蔓葛条一样拖延终年；只因一句话意见不合，便四处株连，使陛下驾驭长远、统御广大的意图，逐渐陷入科条法网之中。臣子们至诚恳切、安定国家并进献忠言的心愿，也在文法罗网之中郁结消磨。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既不足以使小人心服；推想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最终一定会承受小人造成的败局。他们只是支吾周旋、苟且占据眼前局面；一旦瑕疵和嫌隙形成，虚妄欺骗就会立即显露。比如往年遵永遭受兵乱，已经七八天了，而叙述收复经过的人却把它说成千古奇功；又如近来山东遭受残害，已经有六七个县了，而替叛乱将帅辩护的人却说没有侵犯秋毫。这两件事本身，就足以大略看出远近各处的真实情形了。凡是外廷各位大臣敢于欺骗蒙蔽陛下的，一定不是那些拘泥于成法、谨守文书的人，而是那些凭借权力、施展机巧的人；内廷各位大臣敢于欺骗蒙蔽陛下的，也一定不是在锥刀、丝帛、布匹等细微利益上计较的人，而是在阿附权柄、神秘丛杂的大事上作恶的人。只希望陛下超然省察，思考《易经》“地中有水”的卦象，知道民情的由来，以刚健中正之道与之相应；又从“师”卦明白用兵功业建立的缘由，于是旁征博考历代典籍。自汉、唐以来，任用处于军中而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有几个人？任用处于军中而导致国家混乱的，又有几个人？因此仰问圣贤：从孔子、孟子所称许的、针对君子而针砭小人的事情看，有多少？针对小人而针砭小人的事情，又有多少？自古至今，决没有吹毛求疵、计较细微之处而能成就远大谋略的，也没有收敛怨恨、树立威势而能成就太平盛世功业的。凡是小人看待事情，智慧往往在事情发生前短浅，言论却常在事情发生后冗长。不救援淩城，却说淩城必定不能修筑；不治理岛民，却说岛民必定不能任用。军队因长期困顿而溃败，就说祸乱产生于有军队；军饷因漏洞而耗尽，就说功业消失于没有军饷。这样混淆视听，直到局势极度败坏而再也无法挽回。臣看如今道德教化尚未弘扬，任用军队所带来的祸害，势必不能停止。从前夏禹征伐有苗，是仲尼所记载的；向戍主张弭兵，左丘明却非难他。如今陛下的意图在于把有才干者作为国家屏障和心腹，群臣的打算却在于苟且偷安、逃避祸患，上下相差悬殊，事情便不能成功。臣愚以为，匡正功业的办法在于确定天命，警戒乱国之道只在于不用小人。任用小人，即使没有边患，也足以导致祸乱；不用小人，即使有战争，也足以使国家得到治理。自古以来，只有酿成祸乱、造成祸乱的人，绝没有讨伐祸乱反而造成祸乱的事情。隋、梁、晋、宋的事迹不足称道；殷高宗武丁、周宣王的功业，在于自立自强。凡是君主学习，一概以天道为老师，就能洞察万物的情状；君主裁断事情，一概以圣贤为法则，天下人才就都会服从。自崇祯二年以来，凭借察察为明来去除蒙蔽，蒙蔽反而更多；凭借刑罚树立威势，威势反而更加耗尽。这正是到了反甲商而归依周公、孔子的时代，抛弃苛细而振举纲纪的时候。只希望陛下骤然深思：《易》象中阴阳当否交会之际，什么叫作丈人？什么叫作弟子？什么叫作长子？什么叫作小人？任用他们而使朝廷混乱，就罢黜他们，不要把朝廷当作试验场；任用他们而使边疆混乱，就罢黜他们，不要把边疆当作儿戏。由此确定天命、匡正功业，不过几年，三锡之勋就可以成就，无疆之福也会完全到来。臣考察自丁卯年大雪到戊寅年春分，共十一年零七十七日，全都处在《师》卦上六“勿用”的警戒之中，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尚书》说：“无疆惟休，亦无疆惟防。”臣的病已深入膏肓很久，痼疾又重新发作，不能冒着箭矢和石块来报答陛下，又不忍突然死去而把话全部带入地下。如果确实不为自己防护，吐露这番话后即使闭目而死，也没有愧疚。臣不敢穿凿附会地解释经传、冒犯圣明，使天下后世讥笑。黄石斋先生召对

译崇祯十一年七月初五日黎明，皇上穿着便服坐在门内，命五府和辅臣入内。辅臣列在东边，五府列在西边，各官都站在门槛外。吏部尚书商周祚、侍郎董羽宸；户部右侍郎署理事务许世荩；兵部辅臣杨嗣昌；刑部尚书刘之凤、侍郎王命璿；工部尚书刘遵宪、侍郎李觉斯；左都御史钟炌、佥都御史徐爌，依次奏对完毕。接着召少詹事黄道周。皇上说：“朕年幼时失去学习机会，长大后又没有什么见闻，只是时常在经筵听讲启发，略知一二。圣贤千言万语，总不过天理、人欲两端。没有所图而去做的，叫天理；有所图而去做的，叫人欲。人欲多一分，天理就减少一分。天理和人欲不能同时并立。你的三道奏疏不早不晚，偏偏在枚卜之后不久才上，可以说是无所图吗？”道周奏道：“圣贤之学深邃精微，不是臣所能达到的。若论天与人，不过是义和利的区别。为利的人，把功名爵禄据为己有，事事都要谋求自己的私利，这就是人欲。为义的人，以天下国家为心，事事都在天下国家上用力，这就是天理。臣的三道奏疏都是为了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从未为了自己的功名爵禄，所以臣相信自己当初确实没有私图。”皇上说：“上月二十八日，陈新甲的事，你怎么能当天写成奏疏？”道周奏道：“先前想推举不受守制限制的人时，已经知道是陈新甲；又因为杨嗣昌先行推荐，所以当天起草奏疏准备上呈，到了未时已经晚了，因而没有上奏。”皇上说：“三道奏疏都没有上，却说受限于时机，谁阻挠了你？什么叫时机？”道周奏道：“起初想上疏时，因为同乡道臣林兰防，科臣何楷又有奏疏，担心引起嫌疑。”皇上说：“同乡先上疏，便有嫌疑，今天难道就没有嫌疑吗？”道周奏道：“臣所奏的是天下纲常和边疆大计，如今不说，什么时候再说？所以不得不上奏。假如言路上已有别人说了，臣也可以不说；臣之所以说，是不得已。”皇上说：“近来言路大开，原本没有忌讳，为什么先前不说，偏要到简用之后才说？”道周奏道：“先前还可以不说，到了简用之后，就不得不说。今天不说，以后再也没有进言的日子了。” 况且高官厚禄，谁会不喜欢？臣沉默一段时间，也可以偷偷得到些升斗之禄，为先人求得诰命，为后人留下恩荫。何苦舍弃自己的功名，成为别人的话柄？皇上也可以明白臣心中没有私心了。”皇上说：“清廉原本是美德，但不能因此傲视他人。难道这不是我太祖的祖训吗：‘庸俗的儒生尊古非今，奸诈的官吏舞文弄法，正是指这类人。’”皇上又说：“姑且就从‘清’字说起，比如伯夷是圣人的清；如果只是小廉曲谨，不接受馈赠，只能叫廉，不能叫清。”道周奏道：“陈文子不能以强谏成就大节，但有可观之处。孔子说他清而未仁；伯夷、叔齐的大节可观，心地明净，所以孔子说他们是仁人。”皇上说：“你说的多有牵强。比如前天说智、仁、勇就是清，说任和也是清，也很牵强。”道周奏道：“臣前天所说的智、仁、勇，是说仁明武；其中的智、明二字，都从心体本来的清明而来，事事从心上做出，这就可以归于仁。”皇上说：“我前天驳斥你的话也不完全恰当，你又翻出许多说法来。比如说子思一生以诚明为根本，这话对；又说诚出于清、仁出于诚，这不就又隔了一层吗？” 道周奏道：“古人说‘闲邪存诚’，这个‘诚’字都是从清明而来；不清明，怎么能有诚？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就是诚能够产生仁的说法。凡是孝悌最为笃实，所以是仁的根本；有孝悌之心的人，才能治理天下、使万物发生。如果不孝不悌的人没有根本，怎么能生出枝叶？所以说至诚能够经纶天下的大经，建立天下的大本。纲常名教、礼义廉耻，都是根本上的事情；没有这个根本，哪里做得成事业？”奏疏还没说完，杨嗣昌出班跪奏道：“昨天黄道周上疏议论臣，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认为夺情起复本来不合常理，而臣的才力又不足以担当。昨天承蒙圣恩，又承受了非分的任用，臣于是上疏辞谢，不忍因为云霄般的仕途而违背居丧服制时的初心，随后又上了第二疏，说父亲去世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因此谋利，臣实在不敢承当；只是因为同僚等候臣入值，才不敢三次辞谢。”道周所列举的道理确实是这样，但他说臣在丧期中丧失本心、谋求推举和起复；臣不幸遭遇父亲去世，奔回乡里，又遭继母去世，居丧哀痛迷乱，身在四千里之外，哪里知道京城出现了兵部尚书的空缺？这就是他所说的经营谋求。” 道周所说的纲常二字，臣并不是生在空桑之中，难道不知道有父母吗？如今圣明在上，文武诸臣都在旁边，纲常二字臣不敢不剖析明白。所谓纲常，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关系还在父子关系之前。古代的君臣，是列国之间的君臣，可以离开此国而到彼国，所以可以避地、避色、避言。如今的君臣是一统天下的君臣，作为臣子、作为儿子，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即使臣的父亲、母亲都承受君恩而无处逃避，臣又能逃到哪里？若论仁义，仁不遗弃亲人，义不把君主放在后面，原本难以偏重。何况臣刚听到命令时，已经沥血上疏请求辞免；后来奉到明确的命令，抚按又敦促催办，臣有什么才能、有什么德业，敢安然留在家中而不仓皇奔命？走到保定时，臣上了第四疏，竭力请求服满丧期。疏中援引先朝杨荣、蹇义侍奉祖宗三四十年，一天也不敢离开左右，所以才有夺情之举，天下人能够体谅他们。如今臣子们只是随着人群进退，没有侍奉君主三四十年的事情，所以人们不能体谅。比如成祖夺杨荣、蹇义之情，却把给事中丁钰放逐；宪宗夺李贤之情，却允许王鉴等人终服丧期；

译世宗夺杨博之情，却罢免廖道南而不予叙用。祖宗朝并非任何人都夺情，正统年间的编修刘定之、成化年间的修撰罗伦，都是因为夺情一事而提出持正的议论。臣想如今词臣中一定有博通经史、亲近君主而善于论思的人，可以代臣极力进言，在君臣、父子之间求得两全。臣入京后听说道周品行、学术为人所推重，料想他一定会有持正的言论，可以使臣服满丧制后离去。没想到他的奏疏上来，竟自称不如郑鄤，臣这才叹息绝望。”皇上说：“朕正要问他这件事。”嗣昌奏道：“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郑鄤杖打母亲，比禽兽还不如；道周又不如郑鄤，还谈什么纲常？”皇上说：“你先前在关门时，你们父子多次上奏，朕都看过；你在外多年都没有携带家属，前些日子又多次奏报仍穿缟素，朕都知道。”道周又奏道：“大臣听到这样的议论，按义理应当退避，使小臣能够把话说完。汉、唐以来的旧例，谏官弹劾执政大臣，执政大臣都要出来听谏官当廷宣读弹劾文。臣虽不是言官，却从未有大臣跪在皇上面前争辩、不容臣把话说完的事情。” 皇上说：“你说了这么久，辅臣才奏对。”嗣昌奏道：“臣为了纲常名教，不能不剖白陈述，确实有失体统。道周确实属于清正之品，为众望所归，希望皇上采纳道周的话，放臣回乡。”皇上说：“你的才略敏捷老练，原是因为时局多艰，屡次下诏敦促，实在是不得已。即使被奏疏指责，也不是为了夺情。古人的人心多无私图，近来人的心思各有所主，所以孟子希望端正人心、止息邪说。古代的邪说另成一教，今天的邪说却直接附会在圣经贤传之中，对世道人心的危害更大。”道周奏道：“臣平生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听到别人的过错，就像听到父母的名讳。今天在皇上面前和嗣昌争辩，也已经失了体统。臣只是知道要为天下后世保留这纲常名教、天理人心罢了。”皇上说：“对君主说话也要有体统。你的奏疏前面还引用纲常，后面全是放肆地破口辱骂。”道周奏道：“臣哪里敢放肆辱骂？魏征说：‘臣愿做良臣，不愿做忠臣。’臣的奏疏中只有两句话，说公子开方不顾念父亲，管仲把他比作貑狗；李定不穿继母的丧服，当时把他比作人面枭。这两句话是臣说得过激了，也只是遇到明主才敢直言。” 皇上说：“既然说是直言，直言难道就是辱骂吗？”道周奏道：“臣下立言非常困难。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道纲维。’臣所说的纲常名教，是朝廷的纲常名教；所说的礼义廉耻，是朝廷的礼义廉耻。假如臣只是为了个人私利，本应缄默不言，自己取得富贵，何苦同他争辩？”皇上说：“你无缘无故污蔑诋毁大臣，又拿大题目来指说他，既不合伦常，也不合道理，总之是另有企图。”道周奏道：“宋臣司马光说过：‘臣如果有专门掌管的职司，就有不能说的话；如果是负责论思的臣子，就没有什么不能说。’臣是侍从论思之臣，和嗣昌并肩侍奉君主，哪里能说是诋毁大臣？臣从年轻读书到如今五十年，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能在君亲面前、在妻子儿女面前说明。臣二十岁时亲自耕田，手脚长满老茧；四十岁时父母去世，背土筑坟，簸箕、铁锹都亲自使用，实在不忍看见夺情的事情。”皇上说：“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说不如郑鄤？”道周奏道：“章子被全国人所厌弃，孟子却没有失去礼貌。孔子自己说：‘辞命之事，我不如宰予。’臣说的是文章不如郑鄤。”皇上说：“章子是不得志于父亲，哪里能同郑鄤杖打母亲相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皇上说：“你说不如郑鄤，正是结党偏袒。”道周奏道：“众人都厌恶的人，也必须仔细考察。刘挚说过：‘人怎么可以因为畏惧权势而回避，使皇上不知道是非的真相？’”皇上说：“陈新甲先任兵道，熟悉军情，任用他做巡抚；不幸遇到父母丧事，不得不遣他归去。如今内有盗乱、外有警报，不得不任用他。辅臣嗣昌推荐的人很多，不只是陈新甲一个。人人都不肯担当，哪怕有能力也没有用。你说他走邪路、求捷径，什么叫邪路？他派什么样的人来京城？求捷径的人有这样的贿赂吗？难道督抚的人才，朕一个也不知道？只听任人经营求取，威福予夺全出自臣下，然后朕才称心吗？你的奏疏中说‘防美容悦、叩首折躬’的是谁？”道周奏道：“臣不认识这个人。陈新甲只是说明，人心正，行为路径就都正；人心邪，行为路径就都邪。况且如今陈新甲在蜀中，听到命令已经需要两三个月，再加上辞谢往返，动辄需要八九个月。陈新甲来不了，卢象升就不能离职。假如陈新甲可以来，卢象升也可以不走。”皇上说：“陈新甲的服制将满，卢象升的父亲死在途中，为什么不放他离去？朕问你什么是求捷径、走邪路，你便答不上来，只是空泛地说他去了。” 皇上又指着奏疏问道：“你的奏疏中说打破非常的格局，来任用不祥之人。冠礼、婚礼是吉礼，丧礼、祭礼是凶礼。凶是相对于吉而言，这是说礼，难道人也成为凶人了吗？人人都有父母，父母都有年老的时候，岂不是人人都遭遇丧事、人人都是不祥之人了？”道周奏道：“按照礼制，服三年之丧时，君主的命令不能进入丧家门内。弹琴以后，才称为解除服制；没有解除服制以前，孝子自称凶人、不祥之人。古代行军礼时凿门而出，所以夺情只适用于疆场之外；使用凶礼，才可以这样做。”皇上说：“自称孝子，不过是因为哀痛自毁而谦称，难道真是凶人、真是不祥吗？外边可以这样做，里边也可以这样做，怎么区分内外？”道周奏道：“臣看嗣昌两年以来，今天也是墨衰，明天也是墨衰，不知道他哪一天遭遇丧事、哪一天起复。”皇上说：“当初起用他时已经过了小祥，如今已经两年，那时你为什么不说？偏偏等到今天简用他才说，可见你不是为了这件事。”道周奏道：“前后共有七道奏疏，只选了三道送来。”皇上起初认为他自请前往边疆；只有白圭曾经坐过司马之职，翁万达以尚书降为左司马，也都是自己陈奏请求离去。

译假使杨嗣昌在边疆，那么可以留下；在司马之职上，却不能留下；如果在司马之职，可以留下；在政府中，却不能留下。即使只让嗣昌一人这样做还可以，又召集群臣援引同类，使天下成为一个夺情的世界，就不可以了。臣因此直到今天不得不说。臣今天不说，将来再有进言的人，也会成为臣今天的耻辱。”皇上说：“如今人心有所图，就在纲常名教上借一个大题目来实现自己的私心。”道周奏道：“纲常名教本来就是陛下的纲常名教，哪里是臣一个人的私心？”皇上说：“朕正要问你，郑鄤五伦尽灭，昨天许曦等人把他的罪状说得很明白；还不如杂职官员，尚且有公论；大小臣工，却没有公论，这也可耻。”道周奏道：“臣如果为了功名富贵，只应当说郑鄤不孝，以此迎合权臣，难道不是很快就能取悦权臣、取得显贵吗？今天反而说不如郑鄤，正说明臣没有私图。宋人憎恶李定不为母亲服丧，才举荐孝子徐积，赐给他粮食和丝帛来倡导孝行。臣如果想救郑鄤，就应当弹劾杨嗣昌，而不是用这种办法救郑鄤。如今独立敢言的人少，进谗谄媚、当面奉承的人多，所以臣不得不说。”皇上说：“我的先师孔子代理宰相职务时，诛杀少正卯。少正卯当时也被称为有见闻；但他心术悖逆而险恶，行为邪僻而坚定，言论虚伪而善辩，记述丑恶却广博，顺从错误而加以润饰，五种罪过有一种，就不能免于君子的诛罚。” 如今的人大多类似这样。”道周奏道：“少正卯欺骗世人、窃取名声，心术不正，所以孔子诛杀他；臣的心术正，所以不同。”皇上说：“先前因为你偏激，稍微加以裁抑；后来听说你的操守，又恢复任用你。就是前些天酷暑劳顿之余，你写成一篇文章，虽然不切题，但才华也很可爱，所以特意任用你。没想到你竟这样偏执乖张、放肆恣意，本来应当逮捕审问；念在你是讲官，姑且命你起身出去，等候处分。”道周奏道：“今天不能把话说尽，就是臣辜负陛下；陛下今天杀臣，就是陛下辜负臣。”皇上说：“你都是空话，究竟一点着落也没有。一生的学问，只学会了一张谄佞的嘴，起来出去吧。”道周叩头，起身又奏道：“臣还要把忠、佞二字说明白。臣下在皇上面前独立敢言，才叫佞吗？难道在皇上面前进谗谄媚、当面奉承，反而叫忠吗？敢于争辩是非、辨明邪正，才叫佞吗？难道不敢争辩是非、辨明邪正，一味迎合取悦，反而叫忠吗？忠佞不分，邪正就不能明辨，凭什么达到治理？臣也不敢多说了。”皇上说：“不是轻易给你加上一个‘佞’字。朕问你这边的事，你却逃到那边去回答，不是佞是什么？” 如果说到红牌转换，支吾推诿就应当斩首，起来出去。”嗣昌奏道：“道周所说的，本来是经由愚臣受命任用，原是权宜和声望之事。皇上宽容道周，保全这纲常，可以教导天下万世的臣子。”皇上说：“也不只是为了卿。近来人心浇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只是不敢有像道周这样明目张胆放肆的，所以特意召他来当面训谕，以端正人心。既然卿为他申救，姑且命他等待处置。”嗣昌奏道：“皇上所论确实是诛心之法，但朝廷听取言论自有道理。道周又负有盛名，仍希望皇上宽容他。”皇上说：“这就是宽容了。”于是百官都出去，赐茶果并训谕完毕后，又召回听旨。皇上说：“如今内有盗乱，外有敌患，又有天灾地震，都是朕没有才德，不能感发诸臣公忠为国之心；不明智，不能辨别诸臣的是非邪正；不文，不能宣布德化；不武，不能削平祸乱。这一切都是朕的昏昧，也是朕的过错，已经影响人心，更关系国家气运和世道人心。有一类心怀机巧的人，专门结党同异、假公济私。朝廷简用一位大臣，他们便百般诋毁。按照祖宗的法律，应当怎样处置？看来外来的敌寇还容易治理，衣冠中的盗贼却难以治理。以后再有这类人，立即处以重典。诸臣各自洗涤心肠，消除成见，共同修治职责，共享太平之福。阁臣以下都承受诏命退下，皇上回宫。《明文海》卷六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六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奏疏十九 直陈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疏【华允诚】臣最为驽钝低下，却滥居清贵官秩，固守拘谨而自以为谅直，对圣明毫无补益。昨天因母亲年老请求退休，情势紧迫而呼天祈求，不知道已经违例，幸蒙圣慈特别降诏宽宥，感激得涕泪交流。半夜反省自己，既没有丝毫长处可以报效，即使再贪恋荣宠、畏惧祸患，徘徊犹豫而沉默不言，有话不说，就是同时辜负君主和亲人，还凭什么做人？臣私下看到，三四年来，皇上在上面焦劳，群臣百官在下面忙碌艰苦，匆忙勤勉，整天没有空闲；然而法令越来越繁密，臣民离心离德，人才几乎耗尽，国家根本受到损伤，这就是臣所说的可惜和可忧。凭皇上的圣德，又加上励精图治，何难亲自掌握大权，安坐而达到大治？可是当权诸臣借皇上的刚严，辅以舞文弄法、轻率断狱的手段；借皇上的综合考核，施展追究逃欠、掌握财计的才干，于是使太平和谐的时代竞相崇尚刑名，使清明的圣躬渐渐变成琐碎繁杂，把皇上图治的盛大心愿当成诸臣斗智的捷径，这是可惜之一。臣下主持政务、施展才能，所凭借的不过是这点精气；如今却只把窥伺细微旨意当作尽心，把挑剔琐碎过失当作快意，甚至使统领属员的大臣因回奏、认罪、封驳而惊魂，使重臣为接收奏本、守候科道、迎合风裁而奔命，只是徒然搜集事件；长吏考核只问钱粮，于是官员守职和进谏的责任全归于文牍繁杂，吏治民生全变成钩稽计较的事务，把众多士人修治职务的精神变成小人的奔走办理，这是可惜之二。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不是大小臣工同舟遇风的时候吗？可是朝廷不把人心当作忧患，政治根本不把人才当作重务，四海渐渐形成土崩瓦解的形势；诸臣却只存着分门别户的成见，意见彼此抵牾，议论越来越繁杂，于是使或剿或抚等同于筑舍，忽然任用、忽然舍弃，犹如举棋不定，把振兴国家、启迪圣明的时日用在昏聩无知的举动上，这是可惜之三。君主所以能够统摄天下，靠的是法律。如今雷霆般的刑罚所及，几乎没有人知道标准在哪里。丧师误国的王化贞，为什么同杨镐不同？清白自守、爱护百姓的余大成，为什么竟至于同孙元化一并逮捕？甚至一件事偶然办错、一句话偶然违逆，就随即加以审讯，使轻佻狡猾的人不以触犯法网为畏惧，反而使矜持自饰的人把对抗吏员当作荣耀；刑罚失当，斧钺便没有威严，这是可忧之一。国家所依赖来维持元气的，是公论。如今直言敢谏的士人一开口便立即被斥退，指斥奸邪、荐举贤能的奏章，不是被说成攻讦，就是被说成结党；不仅不采纳他们的话，还禁锢他们本人；不仅禁锢他们，还加给他们罪名，于是使诸臣彼此告诫而拱手沉默，噤声求容，是非共同被遮蔽，忠臣与谗臣相互混淆，这是可忧之二。国家所依赖来维护防线的，是廉耻。如今大臣掌握重权，大官却存着奴仆般的心态，小臣只会观望风色，很少有独立自守的气概。近来一旦派出宦官使者，便妄自尊大、傲慢无礼，敢于同他抗衡的只有两三个人。其余人奔走迎接，唯恐迟到；曲意逢迎，还担心获罪。皇上以为近臣可以依靠，却不知道侥幸钻营的门户已经打开；以为内臣可以任由自己操纵，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这样屈辱士大夫。贪求竞争成为风气，羞耻之心完全丧失，这是可忧之三。国家借以进用贤能、罢黜不肖的，是铨衡。古代丞相的职责，实际兼有如今阁臣和部臣的职权。权力既大又容易成为奸邪工具，所以本朝废除丞相，于是任用人才的职权由吏部掌握，阁臣不得侵夺。如今阁臣兼掌吏部的权力，对人可以抬举到膝下，也可以坠入深渊，一任自己的意愿，把朝廷的黜陟升降用来满足个人报复。考察、推举等公事都掌握在手中，而私人党羽遍布，势力日益倾向南北各方。边疆重任只是一味地调动更换，导致前车之覆接连重演，忧患独留给君主和父亲。甚至为了庇护同乡，逆党可以公开保举，弹劾清白之人的奏章反而成了罪案；为了排斥正直之类，讲官可以借题发挥逼迫驱逐，荐举人才的奏章反而成为判罪文书。皇上憎恶诸臣欺骗，欺骗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皇上恼怒诸臣擅权，擅权没有比这更专断的了；皇上厌恶诸臣结党，结党没有比这更牢固的了。威福下移，任用和处置完全颠倒；奸邪气焰熏灼，正气逐渐消磨，这是可忧之四。臣微小的心愿，是希望皇上崇尚德行、放宽刑罚，任用贤能、斥退佞臣；不要让至神至圣的资质被臣下误导，不要让治理人民、整治法度的大道被奸邪之人牵制；不要过分使用严刑，使士气人心日益趋于顽钝懦弱；不要偏听偏任，使名流和善良之士永远禁锢在清平时代。假如臣的话能够施行，即使因此以越职僭越进言之罪惩治臣，臣也感到无上荣耀，臣的母亲也没有遗憾了。请为三位孝廉赠官疏【陈子壮】题目是：“微臣巡按地方事务完毕，恭敬举荐真正的忠臣节士和真正的孝廉，仰求圣明鉴察裁决，赐予谥号、赠授官职，以劝勉忠臣、维持士人风气、彰显圣明教化。”礼部仪制司案卷呈报：奉本部送来的崇祯七年十月初十日礼科抄出，巡按苏松等处监察御史、现降职五级的祁彪佳上题前事，内称：朱纨，长洲县人，出生三日便遭遇家难，立即与母亲一同被关入狱中，后来靠有关官员查明冤屈；稍长成为诸生，孤苦自立，正德年间考中进士，任景、开二州知州，都以廉洁、仁惠、能干著称；升任南京驾部，任四川威茂兵备，当时因平定深沟诸部盗寇有功，历任广东左布政使，又因剿平獞贼升任都御史，巡抚南赣，转任巡抚闽浙。当时沿海奸民与番舶交通，借机谋求奸利，又以豪门大姓为主。朱纨受官后请求便宜行事；到任后，斥退贪污者数人，彻底追查与海舶通奸利的人，追究豪强根本，毫不宽贷；发兵平定漳州、同安盗寇，移师定海，多次击破岛夷；又在温盘、南麂等海洋大破贼寇。因为触犯时忌，多次上报捷报，只得到一次奖赏。后来全部平定佛朗机、黑白二番舶，俘获其首领及余众四百多人。有人说他将要发动变乱，朱纨下令诛杀首领，却被告发者诬陷弹劾，削职听勘。朱纨痛恨嫉妒自己的贪官大奸，认为自己必死，叹息说：‘我家里没有一文钱，而且多次凭气节行事，怎么能面对狱吏？’

译于是仰头服毒而死。陆粲，长洲县人，连续考中科举，选为庶吉士；因为不拜访道谢权贵，便出任工科给事中。他感激受命，三天后听到边境警报，立即上疏谈论军事；又请求开设弘文馆，与博学有道之士讲论政事，优待太学中通过乡试、会试的诸生，使他们的出路与进士相同。又上疏陈述四件事：一是长期任用官员，使考察谨慎；二是淘汰冗员；三是恢复制科；四是进言不避忌讳。当时法司与厂卫审理的案件意见不同，陆粲极力坚持法司的意见，于是被投入狱中，过了一个多月受杖刑后释放。又弹劾辅臣张孚敬、桂萼，并牵连各重要官员，夜里起草奏疏，庭院中有鬼啸声；陆粲大声说：‘我不过是男子一死，奏疏不能停止！’鬼啸于是寂静，奏疏上呈后，罢免两位辅臣，直声震动朝廷。又有人把流言上报，他再次入狱，被贬为都匀驿丞，升任永新县令，平反冤狱，擒获大盗，杖杀土豪。因母亲年老而辞官归乡，十八年不与朝臣通一字，郡县很少有人见到他的面。叶茂才，无锡县人，生来孝友，因母亲早逝而悲痛；每次从馆舍归来，都坐卧在父亲身边，按时问安省视。年轻时意气胜人，仿佛不可一世。万历己丑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三个月后告假。南归迎养老亲，改任工部，负责芜关税务，全部革除其他税项，不留一文钱；差事办完后，上缴多出的数千金，并上疏说：‘长期干旱之后得到通济，所以有多余的钱，请不要作为常例。’ 皇上赐给他白金、松布以表彰其奇异品行，改任南京吏部郎中，又请求告假归乡。起用为礼部郎中，历升太仆寺少卿。居家十五年，到这时才第一次出仕。当时言官议论彼此不同，抗疏相互牵连，他又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又过七年，起用为太仆寺、太常寺少卿，都不就任。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到任三个月便退休。终身穿布衣、吃粗食，居所只有三间堂屋。妻子安人年老了还纺织来供给稀粥；他同志同道之人讲论道德、互相切磋而不知疲倦。没有一张纸进入官府，即使小民和孩子也都知道他的清节。张基，吴江县人。嘉靖庚子年中举人，按例得到的坊金几乎全都分给宗族亲党。考试时有显贵者想为他疏通关节，他坚决谢绝不答应。这一年本来拟定为魁选，最终却落第。父亲去世后，他孝敬侍奉祖母。参加会试进京时，忽然想到祖母生病，立即返航。从此便谢绝应试，专心研究修养自身的学问。著有《孝经附注》《读书疑》《独鉴广頥》数十卷。隆庆初年，诏令搜访山林隐逸，抚按汇集推荐，他极力辞谢不接受。年成大旱荒，他赈济米数百斛。后来军务兴起，族人都承担差役，他不忍独自按例免除，便向官府请求代替族人服役，毁家纾难，财产耗尽也不顾惜。学问已有所得，他预先刻写死亡日期，到期便盘腿坐着去世。归子慕，昆山县人。万历辛卯年中举人，是文苑中的名臣归有光之子。年少丧父，每次读父亲遗书，必定捧书哭泣。母亲生病，他数月衣不解带；年轻时才情胜人，仿佛不可一世。后来从静坐默存的学问中有所领悟，他专心检讨自己的过错，像伤口刺心一样，一点也不宽宥自己，因此得病吐血。虽然制义文章天下无双，最终却完全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不参与士大夫的交游，不到府县，不接受当权者的问候馈赠。不替子弟参加考试托人请托；即使十分贫困，也抚养兄长的遗孤、供养弟弟的寡妇。他自处从没有不得意的言语，与人相处从没有不满足的神色，乡里的风俗都被他感化。刚到壮年便因病去世。朱陞宣，吴县人。万历壬子年中举人，想到父母年老，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往返不超过一百天。乙丑年忽然心有所感，急忙赶回。回家后父亲九十岁还健在，母亲刚满七十岁，正在安康奉养，十多天后却突然去世。有见识的人说这是诚孝感动所致，从此他便断绝了参加会试求仕的念头。在患病父亲身旁安置床榻，凡是一菜一粥，乃至贴身单衣、便器之类，没有不亲自照料的。他与先臣周顺昌从小是朋友，周顺昌遭遇宦官祸乱时，百姓号哭喊冤，前往冲击缇骑，全郡震恐，许多人躲避灾祸；唯独朱陞宣在周顺昌左右周旋。后来因亲人去世，忙于丧事却无力操办，以致患噎膈，最终以身殉节。孝门下跟随他交游的有一百多人，多是一时的名士。下葬那天，众人相对痛哭失声。以上三位是忠节之臣，刚劲的骨气不容掩饰；早早建立孤忠，九死回天的谏草至今仍有余香。他们一生恬淡退让，独自面对寝具和身影也无愧。三位孝廉学问修养达到纯粹境界，志向操守毫无遗憾。高雅文章悬于市中，士人都仰慕他们的风采；至于端正自身的至高品行，贤者尤其敬重他们的含蓄深厚。这确实与舆论完全相合，是国人所称的贤者。伏请圣明鉴察裁决，敕令有关部门复议。忠节之臣请赐谥号，孝廉之士请赠官阶。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除朱纨等人的赐谥应等候查访另行议定外，关于张基等人赠官一事，查考以往成例：由抚按荐举、因孝廉而授官的，如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江西举人刘元卿授国子监博士，邓元锡授翰林院待诏；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四川举人来知德、万历三十八年十月湖广举人瞿九思，都授翰林院待诏，均奉钦依，载在案卷。同样都是举人，既然生者的潜在德行已经得到表彰叙录，那么死者幽隐的芳德似乎更应优厚地加以褒奖。成例本来可以援引。以上意见随案呈送到本部。查得苏松巡按御史祁彪佳所举荐的孝廉、已故举人张基、归子慕、朱陞宣三人，去世有早有晚，事迹也各有不同；但大体上都以孝为经、以文章为纬，读书明理，守身奉亲，都有志于古人，而不同于流俗。乡里共同推重他们的义行，士绅都认为他们是贤者，巡按臣听取采择、列举上报请求，实在适宜。查考案卷，举人因荐举授官的旧例都在，但还没有死后赠职的先例。国家的名器本来应当严格掌握；但这些人已经去世，并不是依附权贵、钻营请托而求得的。他们的光焰虽然不足以灼热他人，但正直之道没有泯灭，潜藏的德行仍然芬芳。拟议在论定之后授予官职，似乎较为妥当。伏请下令吏部照刘元卿、邓元锡等人的先例，分别赠给一项官衔，以此劝勉喜好修养德行的人。因为对于三位举人死后所得的不过是虚名，而对于今日的士风和世教，却正是实际的成效。伏请皇上裁决施行。纠劾内臣移檄谒见疏【金铉】

译内臣监视官署却发移文檄告，这不合体制；臣微末的议论，渐渐得到验证。伏请圣明立即申令训饬，以保全士人的节操。臣在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恳切请求停止总理太监建造官署，是担心由此开启交结的渐进之门，断绝廉耻的防线；所争的事情很大，并不只是因为浪费钱财而没有益处。臣安静等候诏旨，却没有得到批发。不久，建署之举终于实行了。这在圣明自有裁断，臣不敢再写文书强行聒噪。可是昨天看见臣部司务应接总理太监张彝宪的信牌，其中写道：本监公署已经完工，选择初七日上任。关于两部司属官吏等前来谒见的一切仪注，应当按照部堂体制，由有关方面共同斟酌妥当，逐项详细开列，提前呈报。臣看后不胜惊异。张彝宪被派遣，本来是皇上让他监视两部出入钱粮，从未授予他以堂官属官的体制来临视两部的权力。如今张彝宪的移檄称“司属”，又称“合照部堂体制”，显然是想驱使清正官署的臣僚，一齐向宦寺屈节。试让张彝宪自己想想，皇上的敕谕中曾有这些话吗？祖宗的典章旧例中曾有这些话吗？况且张彝宪的职衔仍属于司礼监职掌，那么监视的体制本来同巡视相等。只是对于贪污侵夺、欺凌欺骗之事，任凭他们察觉。若一定要昂首抬脸、昧着良心，妄自尊大，凭皇上选拔任用的臣子身份，却让他们弯腰曲背；把本来已有的公堂属官，另行设置僭越妄为的仪礼；离开不可变更的公庭，强行压制刑余之人，那么彝宪几乎就要俨然以卿贰自居了。他心里不知道把诸位臣子置于何地？这岂不是使朝廷蒙羞、使当世士人受辱吗？何况从此以后彼此结交奔走，对方一天比一天骄横，这边一天比一天谄媚，触犯宪典而败坏士风，像臣前一篇奏疏所说的那样，其后患哪里说得尽呢？臣以身许国，面对圣明发誓不使自己有污点，生杀予夺都只听君父的命令，决不敢匍匐在彝宪威势独据的庭院中，以致触犯结交朋党的条款。伏望皇上俯察采纳臣的意见，下令彝宪不要错误地以部堂的体制自居，并告诫两部诸臣不要轻易以司属的体制自我防范。公署虽然设置了，彼此也决宜断绝往来，只把钱粮文册移送过去，以备查验核对，这样或许国家体制可以端正，士风也可以伸张。臣不胜惶恐，恭候圣命。崇祯四年二月初六日具奏。初九日奉圣旨：内臣总理钱粮及各官，遇有职务相关之事，自然应当以礼相见；其余事情不必通谒。金铉也不必借题发挥、激烈陈说，此事交给有关衙门知道。《明文海》卷六十五。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六十六，余姚黄宗羲编，诏表一。《定岳镇海渎名号诏》【王袆】诏书说：自从元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群雄纷纷兴起，疆土分裂，声教各不相同。朕从平民中奋起，把安定百姓作为心愿，训练将领、操练军队，平定华夏，使大一统得以端正。永远思考治理国家的道理，必定以礼为根本。考察各种祭祀典章，知道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封号始于唐代，尊崇的美称历代不断增加。朕思考这件事，却认为不应如此。岳、镇、海、渎都是高山大水，自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英灵之气聚集而成为神明，必定是受命于上帝，幽深微妙而不可测，哪里是国家所加的封号能够增饰的？亵渎礼制、违背常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忠臣烈士，虽然可以加以封号，但不应只以当时的称号为合宜。礼是用来彰明神人与人间的关系、端正名分的，不能僭越失当。现在下令依照古代制度，凡是岳、镇、海、渎，一律去掉前代所封的名号，只以山水本来的名称称呼其神。郡县城隍的神号，也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也依照当时初次册封的称号作为正式名号，后世溢美的称呼，一并革除。孔子彰明先王的重要道理，作为天下人的老师，用来整齐后世，这不是对一方一时有功者可以相比的。关于他的封爵，应该仍旧保留，这样神与人的关系之间，名正言顺，在道理上才是恰当的。用来称扬朕依礼祭祀、举行祭祀的本意，所以特此发布诏书，使所有人都知道。《进书表》【胡广】臣恭敬地认为，六经的道理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贯通天地，贯穿古今；放开来可以充满六合，收拢来则退藏于隐密之处；用在自身，自身就能修养；实行于家庭，家庭就能整齐；推行于国家，国家就能治理；施行于天下，天下就能太平。大概治理天下一定要穷究经书，然后道理才能明白，从来没有舍弃经书而能够治理好国家的。因此圣王留下法度，必定借助道理来启发世人；贤哲开创基业，必定考察古代来树立规范。所以伏羲依据河图推演八卦图画，大禹根据洛书赐予九畴，孔子删定《诗》《书》，修订《春秋》，寄托一代帝王的法度；周公陈述王业，制定礼乐，弘扬百世的规范。何况精诚专一、执守中道的传授，更加重视反复郑重的告诫和防范。像这些显著的事迹，明白清楚，足以观见。自从王道衰微以后，各种异说纷纷兴起，秦火焚烧之后的残余，加上汉代儒生穿凿附会的弊病，其中保存下来的道理延续得像一根细丝，没有人能够究明它的旨归，一切都趋向苟且因缘，旧习很少能够得到纠正。唉！圣人的道理不能实行，百代之中就没有善治；圣人的学问不能传承，千年之中就没有真正的儒者。于是使前人的道路难以寻觅，更加引发后世对前代修德之人的长久叹息。否塞必定会有防止它的办法，昏暗必定会有光明；由于濂、洛、关、闽之学兴起，尧、舜、禹、汤的道理才重新彰显，完全扫除丛杂荒芜的遮蔽，大大开启正学的宗旨。不幸的是，这种正论屡次受到狂妄之言的压制，刚刚扬起又被压下，并且在数百年间因循延误，最终也没有能够把各种学说归于一统，大概正是一定要等待今天。上天启发圣明，恰好承受盛大的时运。太祖高皇帝是天纵的圣人，以武功平定天下，以文教兴起太平，首先建立学校，颁赐书籍，培育人才，使政治日益兴盛，四海内外都欣然同受教化。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文武圣神，聪明睿智，继承大统，继述宏大的功勋；成功与盛德，即使三皇也不能超过，事业文章与天地日月同样广大。治理已经达到极致，却仍认为没有达到；功业已经完成，却仍认为没有完成；体会大道而谦虚冲和，心神游于高远境界。近来陛下断然下令，修订编纂六经，扩大弘扬道统的源流，大力振兴衰颓的斯文，发掘阐明幽深精微之处，钩稽编纂精深玄妙的内容，广泛采集先儒的格言，把它们作为前代圣人的辅翼，使众多途径归于一条轨道，使万般道理都归结于一个本原。大地承载、海洋包容，天空晴朗、太阳明亮；凭借这些来兴起教化，凭借这些来端正人心，使已经断绝、不能接续的学术余绪重新连接、重新联结，使已经昏暗、不能显明的深奥微妙重新彰显、重新著明，创立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制作，继述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功。这不只是为了在经筵中供人阅览，实际上还想颁布给天下，使人人都由正路求学，不被其他歧途迷惑；使家家学习孔孟，户户学习程朱，必定能够发挥真正儒者的作用。人人佩戴道德、奉行仁义，都趋向圣人境域的归宿。顿时恢复远古淳厚的风俗，一举洗去世代沿袭的鄙陋习气，光明完备，真是盛大啊！臣私下曾经观察，周朝衰落、道术废弛以后，急急惶惶地以这种道理维持社会教化的，只有师儒君子而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能够倡导阐明六经之道，继承前代圣人的统绪。这就是皇帝陛下所以远胜百王、超越千古的地方。臣广等不过是一介书生，粗略懂得章句，《大学》中贤者的关隘，我们完全没有达到它的深奥境界。戴着圆帽，穿着方头鞋，本来就惭愧列身于儒者之中。幸逢熙和融洽的时代，错误地忝任校勘之职，每次都接受既成的指教，又哪里需要我们有所施为？欣喜地看到书籍编成，怎么能不满心庆贺！愿与天下共享恩惠，使它的光辉照耀万古。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实行所知的道理，力求不辜负教育；端正其义理，阐明其道理，希望以此报答太平盛世。臣不胜瞻望上天、仰慕圣明、激切惶恐之至，谨奉表随书进呈，恭请圣上知悉。《拟进〈大明一统志〉表》【丘濬】臣恭敬地认为，日月一同照临，开启了千载以来的大明运数；天地所覆盖承载的地方，万国都归于正统。疆域图籍的广大，是古来从未有过的；地理志的编成，到今天最为盛大。自从天地人三才定位以来，历代交替兴起；封山疏浚河川，舜开始划分十二州的地域；排列爵位、分封土地，周朝防范和统辖一千八百国的君主。到了嬴秦开始设置郡县，继而刘汉进一步拓展疆土。自魏晋以来，向上到宋元，有的因处于旁支地位而不被承认，有的凭霸业偏安一方，有的威令不能通行，有的恩德未能普遍施及，都没有像我朝这样取得正当的国统、开辟如此广大的土地。德行和土地一同广大，政令和教化并行。南边以吴为都，北边以燕为都，在四方极远之地树立标准；大的设置为府，小的设置为县，总的关防归于三司。藩王府第分封并立，成为维系京城的坚固屏障；卫所遍布，广泛显示抵御外侮的威势；制度周密严整，气势彼此联结。南边越过铜柱，东边越过鳀波，全都纳入版图之内；西边横跨金河，北边延伸到狼望，大都归入声教所及。九服全都纳入域中，八方荒远之地也通过教化相通。青羌、黑濮等远方部族，长久以来相继来宾服；黄支、朱鸢等地，也都占候风向而接受官吏治理。禹的足迹没有到达的地方，章步的测量尚未遍及之地，土地上已经没有华夷的间隔，而治理独自超越今古。

译如果没有盛大的制度，怎么能彰显宏大的图谋？古代帝王承受天命建立国家，都有文献记载，以地理志来留给后世谋划。在虞朝有《禹贡》，在周朝有《职方》典籍；方册所记载的，还有管氏《地员》以及《吕览》中《始》篇等，百家的传说各不相同。馆阁所修纂的，如《元和郡县志》《开宝图经》，一代的典章可以考察；宋代编写的《寰宇记》，略有未明之处；元代撰述的《大统志》，内容浮泛而失实。因此我圣祖曾经命令儒臣编修，虽然采录已经不少，但编辑尚未完成，时机好像正在等待，事情难道是偶然的吗？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聪明超群，神圣出于天赋，承受历代的气数而亲自掌握，收揽政权而独自运转，光大昭显祖先的武功，广泛承受上天的休福。凡是圣贤治理天下的谋略，祖宗都曾留心阅览；祖宗等待完成此书的心愿，更使陛下深为忧念。陛下认为这部舆地之书关系重大，特地下诏命文学之士主管编纂：从九重宫廷接受完成此书的命令，从千古遗留下来的编籍中考察资料。上自圣经贤传，下至水志山经，发掘宫中秘府的收藏，汇集外史中所掌握的资料；遍阅历朝史书，旁搜百家之言，以及羽陵、宛委的奇文，汲冢、酉阳的逸典，玄妙的佛经、佛藏，小说、方言，无不搜罗，全部采集，贯串群籍，约略编成一部书；义例凡例，都有依据，辨明可信与可疑、正确与错误。又一一加以订正。首先辨明各方州域，其次推求星野的分野。建置有革除的，也有沿袭的；疆界有分开的，也有合并的。像水从源头流向下游，像树木由树干分出枝条。山川形势的不同，风俗物产的差异，无论大小都不遗漏。公署、学校之类，宫室、关梁之属，古今都加以记载。留下的，百姓爱戴；撤去的，百姓思念。官员的事迹，不是清廉贤能的就不记载；出仕时能够推行道义，退处时能够彰明道义。人物只选取著名贤者，不只是儒家，道家、佛家也一并收录；不只是华夏的风俗，四夷也附带记载。这是为了扩大圣道无不包容的胸怀，显示皇威没有边界。与以前的地志相比，确实可以说是纲举目张、条理分明而有纲要；增加了内容，却省略了文字，不浮泛，也不疏略。天下疆域的广阔仿佛就在掌握之中，天下的险易不出门户就可以知道。自从有地理志以来从未听闻如此之书，应当与圣经一同流传给后代。这实在是皇上继承先志、述行先事的孝道，是远胜百王、超越千古之处。臣等是章句腐儒、草野卑士，蒙受破格提拔，哪里能像楚国左史那样读遍九丘；忝居编纂之职，私下只敢比作晋司空创制六体。不能完全称合诏令，深怕有玩忽时日的过错；幸而看到书籍编成，略微有助于圣上清闲时的学习【阙】书同文，车同轨，成就大一统而使四海归向正道。上天作为车盖，大地作为车舆之中【阙】之间，而使万世永远得到依赖。《进〈历代通鉴纂要〉表》【李东阳】臣某等恭敬地承受先帝的敕谕，编纂修订《历代通鉴纂要》，如今已经成书，谨奉上进呈。臣东阳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言：臣恭敬地认为，世间有古今之分，史册可以鉴察兴衰的踪迹；圣人没有先后之别，文章彰明著述与继述的光辉。有些事情沿用旧例而形成新的体例，看似轻微，实际上意义重大。臣等主管编纂，职责切合规诫劝戒，哪里敢吝惜一点时间，来谋求效法万分之一呢？洪惟孝宗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行如尧天，圣明达到汤的境界，向古代训诰寻求广博见闻，向群臣发布明白的诏命。陛下认为先儒《纲目》一类的书本来是为了彰明正统，但上古帝王时代还没有汇编成书；下至宋元，卷帙尤其繁多，装满箱子、堆满栋梁，实在使四库收藏繁盛。陛下日夜勤政，哪里有三余的闲暇？亲自划分义例，预先赐予书名。寒来暑往经过两年，朱笔黑笔经过数人的手。攀援龙须却未能赶上先帝，抚摸蠹蚀的残简更增悲伤。臣才智不敏，对此深感惭愧，没有功劳可以记录。如今幸逢皇帝陛下英明超群、刚健居中，上承舜的重华之圣明，下超越启的贤能继道。实录正在金匮中修纂，余下的功业又将继续写入史册。这不只是摘取要旨、删去繁冗，也还要追究事情的结果而推求它的起因。政事一定考察其得失，行为一定彰明其忠奸。文字虽然省略，事情却已经完备；人虽然已经逝去，言论却独自留存。广泛采集各家史书的断片和概要，在品评之间陈述自己一点浅见，代为讲解。体例多沿用旧制，道理贵在折中，不在难以理解的地方徒然耗费精力，务求打开书卷就能有所收益。开始呈上第一帙，进呈阅读其经纬，逐渐完成全书，告成于寝庙。臣等有的亲自承受神明的授意，有的继续奉行皇上的诏谕，心中的微小功劳如河岳间的尘埃，见识浅陋如用蠡管窥测海天。治理历史的著作，始于英宗皇帝的馆局，而完成于神宗朝；《贞观政要》取法贞观君臣，却是在开元年间编纂。何况臣等如此庸劣，怎么能免于迟误？幸而粗略偿还了过去承受的责任，哪里敢夸说超过前人未有的成就。伏愿圣上不以圣人为自满，更加弘扬成就圣人的功业；日新又新，充分彰显知新的成效。考察治乱存亡的原因，作为赏罚升降的准则。以善人为师，难道要说还须向异代借取人才吗？建立合乎中正的制度、处理政事，才能把宽裕的福泽留给后代。谨将所修《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目录凡例》一卷，共六十册，随表进呈，恭请圣上知悉。《重进〈大明会典〉表》【李东阳】臣恭敬地认为，有谋略训诫留给子孙，便能为万世留下安乐福泽；考察会典、通典来施行典章礼制，便能彰明百代的宏大规范。大概不是天子就不能考订典章，但只有孝顺的人才能善于继承先志。自从结绳记事的政治时代以后，契刻文字依托书写流传。宫门外悬示法令，所讲的道理使家家户户都明白。制度完备于《周官》之后，经籍流传于秦火余烬之中。汉代法令大略定于三章，唐代制度仅颁行《六典》。大典在宋代垂成，但山河并未完整；经世之法在元代记载，却使人伦秩序有所败坏。正值上天厌弃乱世，恰逢圣主开创基业。高峻的德行、神奇的功业，包罗天地；宏大的纲领、重大的法度，施布光耀于臣民。文皇在昌盛时期继承统绪，列代圣君在绵延后世中承受福泽。政治随着习俗而改革，道理与治理相互配合。其间有时斟酌以适应时势，大体上都前后合乎节度。只是简册浩繁，条理众多；那些老儒、老吏也没有时间详尽考察，何况偏僻边远之地更不可能全部了解。因此博学贵在懂得纲要，必须穷尽典制然后才能归于要旨。想要使文献足以凭证，必须趁典章法令尚存之时完成。过去我孝皇帝的志愿，实际上是继承英宗皇帝的遗志；向上追溯历代朝廷，仰面考察烈祖。认为一代的制度，保存在各司职掌的书中；有的在晚年重新确定，有的由后世继续增修。

译发掘石室金縢中的秘密文献，征集两京百府的收藏。礼仪文书每每依据旧章，义例则特由皇帝裁断。命令官员分设局署，开设六馆进行编纂校勘；把各类事务归入有关曹司，完备记载百年来的损益。这部书上自洪武戊申年，下至弘治壬戌年秋。既提纲挈领，也删去繁杂而趋于简明。体制中重要的内容，即使细小也必定记录；法令中有益的内容，即使已经废止也仍然记载。希望能够像珍爱礼制那样保存旧物，并不敢拘泥图画去寻找骏马。文字务求通达，不压倒质实；确实可以流传的就记载，不能确定的就宁可保留疑问。制度不同于古代典籍，应当适合今天而不拘泥于古代；法令不同于纪传体史书，只叙述其事情而不记录其名目。篇题承受华美的褒奖，序文简册焕发云章般的赐文。书虽早已告成，却还没有来得及刊布。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具有尧的文德，勤学如汤。兵民的利弊，依次停止实行；礼乐章程，全都加以整理改革。特意命令臣等重新订正这部书。当卷帙粗略完成时，又承蒙皇上赐下华美的御文。将正本献入天府，副本存放在有关官署，希望所说的一定有可以实行的内容，使人们既已学习便没有不能明察的事情。譬如高悬空中的星宿，一抬头就能看见；如同车轮合于车辙的车辆，不出门户也能通行天下。臣等才力轻微如袜线，见识狭小如从瓮中观天。功业不嫌详尽贯通，只是沿用旧制，拂去尘土、扫除落叶。深知校阅困难，如同测量大海、窥望苍天，怎么能免于遗漏防范的过失？伏愿皇上上念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下知农耕收获的艰难，以善人为师；任用贤能，建立政事，只有使一心能够协调一致，不要让众多案件兼并混杂；不犯过错，也不忘记一切，遵循祖先的法度，使制度可以长久、事业可以宏大，与天地相配而使德业没有疆界。谨将校订的《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连同凡例共一百册，随表进呈，恭请圣上知悉。《进〈元史〉表》【宋濂】臣恭敬地认为，记载一代历史而编成史书，史法沿袭司马迁、班固的传统；考察前代君王的成法，周家以夏、殷为鉴戒。这是因为过去的兴亡，可以作为将来的法度和戒鉴。元氏建立国家，本来在朔漠地区创建基业，凭借兵戈争夺强盛；兼并部落历经十代，以逐水草为生，在一隅之地擅自称雄。到了成吉思汗的时候，大规模防守鄂诺河上游，开始尊定帝王名号，逐渐建立教化法令；既向近处攻取奈曼，又向远处进攻回纥，渡过黄河进逼西夏，越过居庸关俯瞰中原。太宗继承其业，金源便成为废墟；世祖承接其统治，宋朝的国运也就终结。建立常法，陈列纲纪，居尊位而驾驭卑下，放开宏大长远的规划，成就统一天下的基业。到了成宗，成为被称为愿意治理国家的君主，只遵守祖宗训诫，思考把谋划留给子孙。从此以后，年号大都称为隆平；丰亨豫大的言论，在天历年间受到鼓吹；离析溃散的祸患，则逐渐导致至正年间的局面。宠幸之人在内部蛊惑，权奸在外部蒙蔽。汉朝的法网只因过于疏阔，周朝的纲纪很快走向衰败；风纪法度之臣都成了不捕鼠的猫，将士全变成反过来咬人的狗。因此群雄争逐，九州分裂如瓜剖；风波徒然在重演中沸腾，山河最终归于真正的主人【中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奉承天命、承受运数，拯济世道、安定百姓，建立万世的宏大规划，继承百王的正统。大明兴起，微弱的火光便熄灭了，整个国土都焕发光辉；迅雷震响，众多声响便显得微弱，宏大的声音由此传播。皇上又想到国家盛衰的原因，于是推行忠厚仁爱的原则。众人都说，国家既然灭亡，名声也会随之灭亡；但臣独自认为，国家可以灭亡，史书却不应灭亡。于是特地下诏征召遗逸之士，希望求得公允的议论；文字不要艰深，事迹务必明白。只要善恶清楚地呈现在眼前，或许劝善惩恶就能对人有所裨益。这些都是皇上反复郑重的圣谕，更能看出圣心的广大。于是命令翰林学士臣宋濂、待制臣王袆、儒士臣汪克宽、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凯、臣陈基、臣赵壎、臣曾鲁、臣赵汸、臣张文海、臣徐尊生、臣黄箎、臣傅忠、臣王锜等，无不网罗搜集，严格加以采择。担心虚度时日、荒废光阴，常常接续日光，燃膏继晷。因此在五六月之间，完成了这部十三朝史。何况往代史籍的错误已经非常严重，而参考其他书籍又没有可靠凭据；即使竭尽忠勤，也难逃疏漏。至于元统年以后，则相关文献已经不存在，已经派遣使者从各处寻求，等待续编完成后再进呈。臣惭愧才识有限，不能称为三良；加之记述尚未周全，实在没有丝毫补益。臣濂忝居史馆重任，有幸看到书籍完成。可信的事情就记载可信，可疑的事情就记载可疑，只能在岁月中完成编纂校订。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哪里敢说能够像《春秋》那样进行褒贬。仰望皇上在深夜阅览，希望它成为千秋万代的鉴戒。所撰《元史》纪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二卷、目录二卷，共计一百三十万六千五百余字。谨抄写成一百二十册，随表进呈，恭请圣上知悉。《进〈历代通鉴纂要〉表》【张邦奇】臣某等恭敬地奉承先皇帝的敕谕，命令修订《历代通鉴纂要》，如今书已完成，进呈给皇上。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言：道有恒常的经则，贵在考察遵从与违背的实际情形；治理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常常取决于兴衰更替的根源。只是鉴戒和龟卜早已由前人确定，今日的考察占验更应精审。不观察过去的道路，怎么能开启前进的道路？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天生英明才资，每天更新圣学，遵循祖宗训诫，继承统绪不愧于成王、康王；广泛寻求贤哲君王，成就功业远期达到尧舜的境界。臣等有幸陪侍讲席，忝列儒臣，先皇不嫌弃臣等平庸愚钝，明令把编纂之职交给臣等。臣等分在秘阁，打开石渠阁的典册，穷尽心力寻求丰芑旧典的遗存，专心于简册；即使只有微尘涓滴般的报答，哪里敢在编纂校订上稍有忽视？何况惭愧自己才力如袜线，不能补助衮职的缺失，只希望采集前代事迹，供皇上夜间阅览。于是警惕又谨慎，共同勤勉、共同努力，希望完备一代的典籍，搜尽百家的书。自高辛氏以来，史书共有十九部；从故元往上，年代历经数千年。其中编册的庞杂，以及文辞的纷繁浩大，即使专门之士有时也来不及详察，何况皇上万机之余哪里能够全部阅览？只是事情贵在抓住要旨，所以载于典籍之外的事情，即使详细也有删去的；

译然而道理希望没有遗漏，那么结绳记事以前所传下来的文字，即使年代久远也要记载。《春秋》以前，依据圣经的裁断条例；威烈王以后，遵循《纲目》的法程。旁及辽、金，法则遵循今史，都务求成为实录，哪里是只记载疑事？规模体制的详略，有时一张纸也能考察百代；兴衰成败的原因，片刻之间便可以明白万年之事。过去汉儒编《说苑》，所记事情并不重大；唐代宰相编《金鉴》，文字不满万言。像欧阳修那样核实史实，也仍有未能阐明的地方；像司马光那样博洽，也难免受到轻信的讥评。内容完备却不繁冗，简约却不昏晦，遍观各代史书，没有比这部书更便利的。这些都是先皇能够开创的事业，也是对陛下善于继述的期望。然而医方虽然存在于古代，用药却要由人来决定。如果丢弃渔网而到水边，即使羡慕鱼又怎么能捕获？伏愿陛下慎重地从开始坚持到最后，从细微处谋划大事，以善人为师，一举一动都不违背成法；能够存心修养而成为圣人，仿佛升降之间都能看见先皇制定的诏命和宏大谋略，务必使自身治理与大道相同，遏制邪恶、褒扬善行，永远希望顺应天时而施行。臣等不胜瞻望上天、仰慕圣明、激切惶恐之至，谨将所修《历代通鉴纂要》若干卷，随表进呈，恭请圣上知悉。《圣驾临幸太学谢表》【林文俊】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等，于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奉钦定诏令，圣驾临幸太学，谨奉表称谢：臣等诚心欢喜，叩头再拜上言。臣恭敬地认为，典礼更新，百代都仰望大君有所作为；皇帝亲临辟雍，四方都看出太平运势正在兴盛。如今举行这项久未实行的盛大礼仪，于是使旧典更加光明。朝野共同欢喜，天地人与神都共享庆贺。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圣明出于天赋，德行每日更新。人伦秩序得到整顿，五常因此敦厚；礼乐兴起，百般制度都端正。何况太学是天下首善之地，尤其值得皇上留心，默默契合圣心，大大扫除世俗的偏见。陛下认为孔子被称为王，本来不合礼制，于是端正先师的名号；认为元人塑造孔子像的做法鄙陋而不合经典，特意遵循皇祖的制度，另设启圣祠，彰明父子之间的伦常。陪祀的先贤，一律去掉公侯封号，礼制不再僭越亵渎，道统更加尊崇。如今典礼焕然一新，劳烦至尊亲自加以光饰。当四海同文之时，恰逢皇帝即位十二年之初，于是选择吉日，举行这项盛事。六龙驾车捧持御驾，远道来到太学；万乘之尊亲执圭璧，亲自向先圣行释奠礼。崇尚儒学、尊重道统，考察古代、询问经义，儒生们喜悦洋溢，光辉流传于简册。臣等手执祭器奔走办事，于是有三氏的子孙参与其中；环绕桥门观看的，哪里只是六馆中的英俊人才。臣等近距离瞻仰皇上的威严容颜，奉受皇上恳切郑重的教诲。建立皇极而发布教言，这已经达到极致；观察人文以成就教化，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臣等身居师儒之职，有幸亲自遇到这盛美之事；幸而看见大人的虎变，愿意在众多士人之前率先奔走效劳。蒙赐座位，听皇上讲说《易》《书》，觉得自己得到的荣宠已经超过本分；皇上教导人一定先讲忠孝，臣等发誓谋求将来的报答。伏愿皇朝上配天、下配地，绵延一统天下的基业；愿皇上作为君主、作为师表，使天子享有万年的寿命。臣等不胜瞻望上天、仰慕圣明、激切惶恐之至，谨奉表称谢，恭请圣上知悉。《明文海》卷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六十七，余姚黄宗羲编，碑一。《敕建历代帝王庙碑》【宋讷】阴阳二气分判，人的纲常由此确立；大一统的基业建立，君主之道由此彰明。自上古以来，神圣之人相继兴起，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开创万世太平的治理。因此天地因他们而定位，四时因他们而有秩序，万物因他们而生长，大经大本因他们而建立，盛大的德业相承不绝，流传到今天。恭敬地想，圣天子承受上天光明的命令，开始修明人伦法纪，以建立人民的准则；继承皇帝、帝王的正统，扩展亿万年的宏大基业。考察古代制度，在京城建造庙宇，用来祭祀历代帝王，以重视天下一统。考察旧庙的地点，处在交通大道之间，防护却不严密。洪武二十一年秋，才下令改建于钦天山南面。到了第二年己巳年夏五月三日，工部尚书臣秦逵奏报工程完成，请求撰文刻石，皇帝诏令臣宋讷为此作记。臣忝居国子监之职，害怕不能胜任，却不敢推辞，谨拜手叩首说道：帝王的功德光明照耀上天，应当有清净的宗庙来安置神灵、施展敬意。历代以来，这件事关系到祭祀典章。三皇五帝祭祀于四望，只在周代有所见；尧、舜、禹、汤发迹开基以及所经过的地方，有的建有祠庙，派遣使者前去致祭，后世也有这种做法。至于在京城合建一座帝王庙，每年举行享祀礼，古代还没有听说过。皇上在江左定都建立基业，治理的功业已经完成，神人与人和谐相处，礼乐明备。凡是庙祀中亵渎礼制、违背常经、谄媚神灵而不合礼法的，一概去除。端正名分、确定正统，开始于三皇，继而是五帝，称为三王，称为两汉，称为唐，称为宋，称为元；他们承受天命，交替兴起，有的是禅让，有的是继承，功业相当，德行相称。把他们的塑像排列在殿庭，形貌用金玉装饰，衮衣冕冠光辉灿烂，聚集精气神灵，都安居于此。每年春秋两季仲月选择吉日，告诫士众；皇上登临宫殿，命令大臣斋戒清明、恭敬奉事；祭器洁净美好，黍稷丰盛洁净，祭品充足丰厚，神灵广大显赫地降临。这是推究根本、彰明盛大典礼的极致。每三年又命官员奉送香帛到陵寝，备办仪物按时致祭，也是为了彰明圣德、显现神灵，表示没有忘记。唉！上天生育百姓又为他们确立君主，是为了平定祸乱。使天下安康、救济天下，使万民富足成长、登上仁爱长寿的境域，都是因为奉行顺应天道而已。因此，三代以前以天下为公的君主，是上天所立；三代以后以天下为家、世袭天下的君主，也同样是上天所立。皇、帝、王相继兴起，汉、唐、宋交替兴盛，直到元代，都能够统一天下，继承正大统，以承受上天的恩惠并成为人民的准则。把他们这样排列次序，不也是合宜的吗？秦、晋以及隋朝，考察它们的功德不能没有惭愧，所以黜除在外，不列入其中。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敦促名实相符，重视义理道术，崇尚德行、报答功勋，具有大公至正的心胸，确实足以超越百王，为后世留下法则，永远不会厌倦。谨作铭文说：伟大的皇帝建立人的准则，能够与天地相配。大大彰明盛大的教化，以此端正至尊之位。以皇道而成皇，以帝道而成帝；历经夏、商、周，三王交替继承，和乐安宁，最终共同达到治理。啊，伟大的汉高祖，宽厚而有法度。光武帝奋发兴起，炎汉的国运因此炽盛。唐朝兴起于晋阳，于是取得帝王神器。太宗使光明再度显现，竭力实行仁义。光明昭著的宋朝，其德行能够与前代相类。到了元氏，也同样实行治理。丰厚的功业、盛大的德行，前后相继而光辉灿烂。庄严的新宫，深静而幽闭。帝王的形貌既然庄严，皇帝的神灵也就降临。祭祀芬芳，仪文极其完备。神灵升降于庭，神明于是来到。愿神灵保佑我大明，使国运能够永世长存。《黔宁昭靖王庙碑》【程本立】有非同寻常的际遇，才能成就非同寻常的功业；有非同寻常的功业，才能享有非同寻常的报偿。商汤兴起，是因为阿衡被聘用于莘野；周朝兴起，是因为尚父被载于渭水之滨。汉、唐、宋也是这样，凡有兴起，必定有所际遇。然而从道义上说是君臣，从亲情上说却如同父子。像我大明皇帝的黔宁王，前所未有。王姓沐，名英，字文英，是凤阳定远人。八岁时成为孤儿，遭逢元末大乱，家宅被战乱焚毁，跟随母亲逃难，母亲也病死了，孤苦无依，便到濠梁拜见皇上。皇上对此十分怜悯，与孝慈皇后把他抚养为儿子，赐姓朱。皇上在金陵即位，建立年号洪武，才下诏恢复他的本姓。王天性忠孝，厚重简默，虽然还在幼年，却不喜欢儿童游戏。十八岁时，任帐前都尉；由都尉升为广武卫亲军指挥使，改任广信卫亲军指挥使；授佥大都督府事，升任同知大都督。三十三岁时，封爵西平侯，授予铁券，赐号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官阶由昭勇将军、镇国将军升至荣禄大夫，勋位为柱国。以都尉镇守京口，以指挥使镇守广信，节制瓯闽；以同知大都督镇抚关西，都有威严和恩惠。天下的兵马，实际上都由大都督府总领。王在大都督府任职七年，裁决军机事务，全都没有滞留，符合皇上的心意。一次跟随大将南征，独自攻取铅山，攻下崇安，消灭陈友定，镇守闽溪十八寨，于是平定闽中；一次跟随大将北征，从古北口出兵，独自攻克灰山、全宁、嵩州，越过胪朐河，擒获元知院李宣，俘获男女一万人；一次任征西副将军，统领京畿军队，征伐川藏，抵达昆仑山，俘获男女也有一万人、马五千匹、牛羊十三万头；一次任征西将军，统领京畿、河南、陕西、山西各军，征讨朵甘之地，使其万户投降，又使实勒戬夷平其部落，平定纳琳七站之地，擒获洮州十八族番酋汪舒多尔济、鄂温都尔及其部众二万人，缴获马、牛、羊二十万头；一次统领陕西军队，从和林出兵，攻取集乃路，自宁夏经过贺兰山，渡过流沙，擒获元国公托和齐、元知院按珠，俘获其全部部众而归。天下已经大定，而梁王巴咱尔斡尔密是元朝遗孽，依仗云南地势险远，扣押我方使者，收纳我方逃亡之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千里〕

译皇上命令颖国公傅友德任征南将军，王任副将军，率领三十万军队讨伐梁王，旌旗遮蔽江面；皇上亲自从辰、沅两地陆路出兵，攻向罗鬼、普定，普安都被攻下，苗蛮、犵狫迎接投降。担心他们日后反悔，便沿着格孤山南面行进，出奇兵袭击毕节，进攻可渡河，都取得胜利。巴咱尔斡尔密派他的司徒达尔玛率精兵十万人，在曲靖抵挡我军。王说：“他以为我军深入疲惫，没有戒备之心。等到他没有戒备之心时，才可以击破他。”于是加倍赶路进军，还没有到白石江，忽然大雾四面弥漫。军队冲入雾中到达江边便停下，雾气散开后，两军彼此相望。达尔玛大惊，以为我军突然飞到，于是拥兵列阵于水上。傅征南急忙想渡江，王说：“不可以。”另派一军沿江逆流偷偷渡河，出现在敌军阵列后方，敲响铜角，竖起旗帜，在山谷间设置疑兵。达尔玛的军队想要混乱，王才催促军队渡江，先让勇猛而善于游水的人下水，挥长刀、举盾牌砍杀敌军并夺取渡口。敌军退却数里以后才敢列阵。我军渡江后，整齐列阵击鼓，炮声震动天地。交战数合，王放出铁骑冲击敌阵，于是大败敌军。生擒达尔玛，俘获披甲士卒二万人、战马一万匹，死者横尸十余里。巴咱尔斡尔密听说达尔玛战败，逃到滇池岛中，先勒死他的妃子，自己服药却没有死，便投水而死。父老争相从金马山出来，焚香遥拜，迎接王的军队。王进入鄯阐城，市场店铺没有改变，收取梁王的金印以及官府的符信、图籍，安抚当地百姓。这是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的事。从秋九月出兵，到这时共一百天，云南平定。分兵攻下乌撒，取得七星关以打通毕节；攻取建昌、澂江、临安、沅江、寻甸、楚雄、洱海，依次全都攻下。大理城依靠苍山西面的洱河作为险固屏障，是南诏皮罗阁所修筑的；龙首、龙尾二关号称险要。王亲自统兵攻取。土酋段世聚集五万人，扼守龙关，坚固得难以攻破。王把一支军队交给副将，夜里从小路绕到苍山后面，攀援树木、沿着山崖向上，竖立我军旗帜。天将亮时，敌军惊乱。王驾马渡河，河水达到马腹，将士跟随而渡，砍开关门冲入。敌军腹背受敌，于是溃退到城中；擒获段世，对于被胁迫跟从的人全部释放遣返。又分兵攻下鹤庆、丽江，收取三座营寨，攻破石门关，攻取永昌；从此西蕃的车里、平缅相继前来归附。云南平定以后，因疆域广大，把乌撒以东、越嶲以北的地方都划归四川，其余地方分别列为郡县。府、州、县、宣慰司、长官司共一百零八处，登记在册的现有户数为七万四千六百户；设置官员治理百姓，建立卫所守卫土地。乌撒、东川、建昌图谋叛变，王还与傅征南合兵攻下了它们，并攻克芒部。斩首三万级，缴获马、牛、羊数以万计。王师向东进发以后，鄯阐等蛮部乘机叛乱，聚集二十万众围城。都督冯诚率孤军坚守，把强弓劲弩埋伏在城墙上，贼兵一靠近就射击，往往应弦倒毙。等到贼兵懈怠，便出兵袭击，他们不敢立即攻城。王率领一万精锐前往救援，抵达曲靖后，派一名健步兵带着檄文潜入城中，约定作为内应，却被贼兵捉住。贼兵审问他时，都惊愕不已，彼此传告，连夜解围逃走。王入城以后，贼兵逃散到安宁、罗次、邵甸、富民、晋宁、大棋、江川各山中，仍凭险要筑栅据守；王于是分兵将他们全部消灭，斩首六万级，生擒四千人。各郡重新平定，便上奏朝廷。皇上大为喜悦，下诏让傅征南班师。王留下镇守云南，辨别各地物产以确定贡赋，按百姓人数均衡分配劳役，疏理政令条目，使当地百姓安宁便利。麓川以外有个国家叫平缅，车里以外有个国家叫八百媳妇，都请求归附朝廷。王镇守云南十年，得到皇上的恩赐，全都送交官府来补助军费。总共六次派将领讨伐贼寇：逋冠纠集浪穹、鹤庆、剑川各地，动辄互相响应作乱，便派大理卫指挥使郑祥出其不意地将他们消灭。平缅叛乱，在马龙他郎甸的摩沙勒筑寨，派都指挥使宁正将其击破，斩首一千五百级。东川蛮人占据乌路山筑寨；乌路山极其险峻，上下长达三百里，便派宁正率云南军与京畿大军形成犄角之势共同讨伐，杀死火头弄宗等五十九人，俘获男女以及马、牛、羊都以千计。阿资的母亲出而投降。教化三部不缴纳租赋，派临安卫指挥使王执讨伐平定。普安酋长密即叛乱，派贵州都指挥张泰将其击破。亲自率军讨贼共有四次：广南特磨道尚未归附，亲自率军讨伐，酋长出降。广西阿赤部叛乱，亲自率军讨伐，诛杀其酋长者满、矣清，俘获男女五千人。平缅以三十万众进犯定边，亲自率二万人讨伐，与贼对垒；派三百轻骑迎战，贼军出动一万人，乘坐三十头大象作战，一战便杀死贼兵数百人，缴获一头大象而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口〕 王说：“我知道贼兵不难击破。”第二天早晨，贼兵聚集军队，驱赶一百头大象列阵。大象背上都负着栏楯，左右两边用大竹筒装着短枪，骑象的人借助这种阵势来壮大声威。王把军队分为三部：冯诚统领前军，宁正统领左军，都指挥同知汤昭统领右军。于是下令说：“今天的战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前进取胜的，每人都赏赐一级，后退受挫的，一队人全部处死。”于是擂鼓交战，弩机发动，箭头像流星般飞射，烟尘飞扬，雷击电驰，大象全都受惊。北方贼军中勇猛有力的人，名叫实喇，也拼死作战。我军左军稍稍退却，王登高远望，命令左右侍从把左军主将的首级取来。左军主将远远看见一人举刀飞马而下，便指挥众人重新向前。王催促作战更加急迫，三军大声呐喊，展开激战。不一会儿，贼军大败，斩首三万级，俘虏一万人，生擒大象四十六头，其余大象身中乱箭，像刺猬一样死去。贼军渠帅刀斯郎埋也被一百多支箭射死。大象上的其余贼党逃走，死亡者百不存一。从此平缅每年进贡纳赋，不再反叛。阿资又叛乱，王亲自率军讨伐，在补冲击败他们，杀死、俘获其部众几乎殆尽。阿资仅仅独自逃脱，王军正在山间搜捕他。

译不久接到防谕，王返回镇守之地，以前军佥都督何福为平羌将军，宁正为参将，代替自己统领军队。阿资派他的儿子到王面前投降，王向朝廷请示，在越州设立卫所镇守他，于是停止用兵。每年考核屯田收入的增减，作为赏罚的依据；远近开垦的田地达到九十七万亩。由于滇池下游水道浅窄，久雨便泛滥，池边田地无法耕种，于是督率一万壮丁从池口开渠，引入滥川之中，疏浚并拓宽河道，不再发生水患；又使盐井的利益流通，招来商旅。选取平民中的俊秀子弟和各部酋长的子弟进入云南府学，初一、十五有时赐给他们饮食，一年四时有时赐给他们衣服。又命令在学校举行乡饮酒礼，百姓懂得尊敬长者、奉养老人，孝悌之风便兴盛起来。洪武二十年十月，王入朝，皇上在奉天殿设宴款待他，赐黄金二百两、白银五千两、缯帛一百匹，钞票以贯计共七万五千。因为西南百姓安于王的治理，又让他返回镇守云南。当初王留镇的第二年，孝慈皇后去世，他哭了三天，绝食不食，悲痛踊跃，几乎气绝。等到第二次镇守的第三年，皇太子去世，他哭号悲恸，哭得失声，饮食也减少；一天突然去世，那是洪武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日，享年四十八岁。官僚、士人、平民、胥吏、士卒，以及僧人、道士、儿童和老人，没有不奔到他家门前号哭的；一路上都哭泣诉说。讣告传到京师，皇上悲哭哀痛，不临朝一天，亲自撰写祭文，派礼官前往祭奠，又命继承爵位的儿子春护送灵柩回乡。下诏发兵护送丧葬队伍出境，所经过的卫、府、州、县都依礼设祭。灵柩出了金马山，送行者有万人，蛮夷酋长都极尽哀痛地哭泣。丧葬队伍从云南回来后，皇上下诏追封他为黔宁王，谥号昭靖；三代祖父都追封为黔宁王，三代祖母都追封为黔宁王夫人。冬十月庚午日，以王的礼制葬于江宁县长泰北乡观音山原。自灵柩归来直到下葬，皇上派使者祭奠三次，皇太孙和亲王也派使者祭奠。第二次下葬的第二天，诏令春承袭西平侯爵位，继承镇守云南的职责，赐白银若干万两。第二年，太常寺用太牢祭祀功臣庙中的王；云南父老和各部酋长共同请求建庙祭祀王，守臣上奏请求，皇上答应了。又过一年，庙宇建成，父老和各部酋长请求撰写碑文记载王的功勋德行，刻在庙中的石碑上。呜呼！自宋靖康之乱以来，战争蹂躏中原，一百五十年后终于到了元朝。元朝末年的政治败坏，神灵愤怒，百姓怨恨；天命归于我大明，扫除污秽，永远使四海清平，以承继大统。于是贤能豪杰一同出现，辅佐成就帝王的事业。至于西南六诏之地，一变而成为华夏的风俗，这难道不是当地百姓的大幸吗？王治理西南，用威武平定土地，功效似乎迅速，事情也容易反复；用德化使百姓融洽归顺，事情似乎缓慢，但功业却很难成就。评论者说唐代李西平不只是良将，还是良相，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王对于濂溪周子的《太极图》、横渠张子的《西铭》、西山真氏的《大学衍义》，都尊崇信奉并加以讲明；甚至把《太极图》和晦庵朱子的《白鹿洞规》刻在石上，立于云南府学。这样看来，汉代那些被称为刚强少文、不学无术的功臣，难道不应该对此感到惭愧吗？因为没有圣贤之学，就无法建立宏大的施政根本；没有将相的才干，就无法发挥深厚积蓄的作用。王能够以圣贤之学立身，又以将相的才干施用，所以远远超过常人。虽然如此，假使王生逢太平无事的时代，他所遭遇和得到的报偿，哪里能够始终像这样呢？所以说，这大概是天意吧！没有比山岳更高的，没有比河海更大的；我根基浅薄、才力不足，文辞鄙陋如尘土，哪里能赞颂王功德的万分之一？父老和各位酋长思念王，哀切请求我撰文，情意十分真挚，我便不自量力，谨依据王的行录加以叙述，并以诗歌系在文后。诗说：上帝威严显赫，降下命令给我大明，剪除祸乱，平定乱事，开创太平；于是授予我明臣良将，又赐给我辅弼之才。真龙兴起，云从龙而来；太阳升起，火炬的光便熄灭。他们奋力勇战，各自施展才干，功业显赫，声名和烈绩光耀四方。只有黔宁王，黔宁王开始出生，生于元朝末年，尚在幼年，天意难道是要把我大明从他身上割取出来吗？并不是要割取，实际上是要借此开启大明的事业。皇帝像父亲一样爱护他，皇后像母亲一样抚养他；先试任他为帐前都尉，继而任广武、广信指挥，统领兵卫。皇帝说：‘你来吧，你的功绩已经凝聚起来；做我的心腹，做我的股肱，早晚侍奉我。’任佥大都督，继而升为同知，屡次升迁至荣禄大夫、柱国。因为功勋，封为西平侯，建立侯爵；承袭爵位，以崇尚德行、报答功劳。铁券丹书，藏入金匮石室，子孙世代保有，永不厌弃。已经平定南粤，已经安定西陲，又向北平靖边境，威势行于九州之内。那西南地区，是古代的六诏，元朝遗留下来的余孽阻挡我朝声教。皇帝说：‘西平，你辅助征南将军出征，诛除蛇虫豕兽般的贼寇，消灭并平定他们。’楼船遮蔽江面，军队三十万人；乾坤仿佛回转，山岳被劈开，波涛被冲裂。悠悠的牂牁，巍峨的格孤山，罗鬼、犵狫都等待我军到来而获得新生。那些昏昧无知的人占据曲靖，竟敢阻挡我军，完全不畏惧天命。我军出征，势如霹雳雷霆；在白石大战，亲手捆缚敌军首领。于是振奋军队，喂饱战马，直入滇池，如同撕裂瓦片。元朝遗留下来的余孽，巢毁卵破；父老在郊外载歌载舞迎接王师，段氏政权也被擒获，没有谁不服。班师整军，献上俘虏，割取敌首。摩些、施顺，望祼、茫河，寻傅、汉裳，婆罗、秦婆，乌蛮、白蛮，东夷、西夷，穿鼻、长鬃，黑齿、绣面，丽木、金麸，朱提的白银，以及白雉、孔雀、驯象、犀牛；一百零八区、三十六部、七十座城门、八百媳妇，都已纳入版图，贡职也得到整治。朝廷大开明堂，使万国感怀而归顺。皇帝说：‘这些百姓都是我的赤子，应一视同仁，不分远近。’于是下诏给西平侯，让他安抚镇守当地，使寒者得到温暖，使饥者得到饱食。西平侯奉诏，叩首拜谢，早晚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懈怠；像抚摸、吹拂、温煦婴儿一样把百姓抱在怀中，像铲除田间高草一样清除积弊；对羊和狼分别施以宽厚和惩治，对庄稼和禾苗施以肥膏和润泽；兴办学校，敦促诗书学习，农闲时讲习武事，鼓舞边地。滇人有话说：‘我们也是人类，却远离恩德教化，只能任弱者被强者吞食。’

译如今为什么这样幸运，从前又有什么罪过？孩子有了父亲，妇女有了丈夫。滇人有话说：‘我们空虚而瘦弱，西平侯喂养我们，西平侯抚育我们。’西平侯说：‘唉，这哪里是我的功劳？只是皇帝的命令，只是皇帝的谋略。’上天为什么不仁慈，夺走了我们的父母？人们捶胸顿足地哭泣，匍匐奔走。九重宫阙深切眷顾，一天之内听到哀讯，皇帝震惊悲痛，停止临朝，颁下祭文，数备礼仪，举行祭奠，并写有诔文。追谥王，封黔宁侯，以嫡长子为继承人。黔宁王刚去世，人人无不悲哀；继承侯爵的人到来后，人人无不怀念。江宁的山冈上，墓地草木郁郁。滇人不忘记滇地，便建立庙宇。金马山在左，碧鸡山在右，高高耸立；千万年后，都将用来祭祀我们的王。《乡饮酒碑》【王彝】大明已经统一四海，于是大力兴修礼乐，用来革新当今的风俗，恢复古代的正道，为千万世作打算。至于乡饮酒礼，自近代以来，很少有人讲习。洪武五年，才开始诏令各郡国在孟春、孟冬举行这种礼仪，并宣读法律。当时江夏魏公正任苏州长官，恭敬谨慎地奉行诏令。礼仪举行了一两次以后，仍担心不能充分宣扬皇上的德意，所以第二年又参考《仪礼》，传授给经历李亨、教授贡颖之，让他们与郡中士人周南老、王行、徐用诚共同商议校订，并让张端和诸生互相练习。于是以释菜礼祭祀先圣先师，在孟冬的吉日癸未于郡学举行。大宾是前进士魏俊民，介宾是先圣五十四世孙思赒，僎宾是推官王芳，三宾是范廷征，众宾是邵允礼、钱琼等十一人。次僎是知吴县事曾黼、知长洲县事张其；乐正由张田担任，司正由滕权贤担任，能得到这样合适的人选。又特意安排三位老人入席：一位是昆山周寿谊，年满一百一十岁；一位是吴县杨茂，九十三岁；一位是林文友，九十二岁。他们都身体健壮、精神完足，行走坐立合乎礼仪；老人能够得到这样合适的人选，也正是如此。然后依次安排座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十三人，七十岁以上的六十二人，六十岁以上的四十七人；五十岁以上、站立着听取政令和劳役安排的有一百人。凡是在席位上的人的子弟，侍立的有二十八人。主宾、僎宾、介宾的赞相人员，以及掌管酒爵、豆笾、俎洗等事务的执事人员，都已齐备。又另设教授的座位，吴县教谕徐鼎、昆山教谕陈圭列在其后，训导十五人又列在其后。长洲教谕周敏因为侍奉他的父亲南老，降低身份面向北站立；常熟教谕傅著侍奉他的父亲玉，也降低身份面向北站立。全乡学以及六县弟子员中站立的共有一百六十人，文武官员和属吏中在席位上观看礼仪的有若干人，远近农民、工匠、商人观看的又以千计。魏公年近七十，面色却红润光彩，远远超出众人；一整天上下台阶、作揖行拜都不疲倦，他的儿子子盘侍立一旁，进退趋走也都合乎法度。礼仪明备，音乐和谐，众人都非常高兴。随后宣读法律，众人又肃然听讲，都说：‘如今皇帝圣明，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而这种礼仪我们亲眼见到了，真是幸运啊！’过了五天，周老人回昆山，魏公亲自出娄门到郊外，拜了两拜为他饯行。城中的士女观看的人又感慨不已，认为有幸见到这一幕，并且说：‘魏公对于别人的父兄，就像对自己的父兄一样；我们对于自己的父兄，应当怎样对待这位君子呢？’ 由此可知，魏公的政绩能够兴起孝道、兴起悌道，大概是很容易的。况且这几位老人出生于宋景定年间，经历元朝一百年，如今又遇到圣明的时代；或许上天生下这些老人，就是为了等待今天的仁寿，他们其实早在百年以前就已被安排好了。若没有魏公，谁能使他们显扬呢？我王彝住在魏公的辖境内，因病而废弃公务，仍得到搀扶牵引前来观看，这实在是百世难遇的盛事。因此我在堂下立碑作铭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百年〕 伟大的皇王啊，端正治理这片华夏之地；脱下战衣，举行郊祀和社祀，祭祀享献，朝会礼仪，礼制兴起，乐制建成，神与人都和谐。举行乡饮酒礼，正是乡饮酒礼，使天下万方共同遵行，让孝与义一同达到，使时代臻于和乐。显赫的魏公，治理我们的苏州百姓。公备有醇酒，使我们的嘉宾欢悦。嘉宾来到，担任僎宾和介宾。公在泮宫，宾客到来便行拜礼；从东壁取出俎肉，从东房端出食物；玄酒放在酒尊中，房门与门户位置相当；有勺有勺，盛满了酒爵。宾主再拜叩首，献酒并回敬。吹笙、击琴，弹瑟、吹箫，间或以歌声相和，乐声悠扬。老人头发花白，背部如龟，牙齿已经脱落，年满一百一十岁，长寿又岂有终尽？公行拜礼并馈送礼物，实在如同父兄一般，该用什么来奉献给他呢？竹笼中装着黑色和黄色的缯帛，宾客已经欢喜；说着返回，说着归去，酒足饭饱都承受公的恩赐。祝愿魏公长命百岁，愿我的子孙和公的子孙，都把公当作父兄，尽孝尽悌。公说：‘不对！天子明圣，天子万年长寿，愿他养育你们的子孙。’啊，苏州百姓，如今你们又恢复了古道。我作这首歌诗，来告知后世，并题名于缙绅之中。《仗锡禅寺纪绩碑》【乌斯道】古代逃离尘世空虚之地的人，一定选择灵秀幽深的地方居住。至于山水之气闭藏而不外泄、神灵呵护鬼怪禁制、世人无法寻迹看见的地方，更是佛教徒专门选择的所在，仗锡寺就是这样。此地向南距离郡治大约二百里，山在万壑深处，山路如蛇盘曲、如斗折向上；重重山峦叠叠峰岭，陡峭高峻直达天际，景色绝世无双。到了山顶，顶上平坦开阔而干燥高爽，可以建造房屋。清流四散飞泻，灌木层层青翠；天晴时必然湿润，暑天却仿佛带着棉衣。即使樵夫也很少常来。四周又有二百八十一座山峰，回环聚合、起伏不断，云霞时隐时现。内部七座山峰尤其瑰丽奇异，郡中的各座山都无法与之抗衡。唐龙纪年间，石霜、下长政两位高僧在藤湖开创基业于此，寺院建成后徒众聚集。天祐三年，吴王钱氏赐予现在的匾额。传了十代，到宋天圣四年，太白已禅师德行隆盛、声名显著，足以开创先业、裕益后人，于是又尊奉他为第一代祖师。宝元二年，匾额加上“延胜”二字。此后继承住持之位的人，大多是德高望重之士，他们栖云食雾，传承佛灯，延续香火，实在是东南地区著名的寺院。历年日久，寺院有时焚毁，有时修复；传到第五十二代时，遭逢极其艰难的时局，困于徭役，费用堆积如山，财产几乎耗尽，僧人日益逃匿，寺院也日益毁坏。

译到了仁让公承担佛法重任的时候，他痛切地想到各位祖师创业的艰难，倡导佛道不懈；如果不培植根本而使枝叶枯亡，即使有智谋和力量的人出来，想求得寺院恢复原状，又怎么可能呢？于是他竭尽心力，面容憔悴，亲自奔走于官府之间，招集逃散的僧众，修补毁坏的建筑，保守祖传事业。经过纲纪败坏、财物耗散之后，仅仅七年，寺院便如珍珠玉璧重新聚合，使圆顶方袍的僧人不再失望。如今住山的起予公，又努力继承遗业，竭力发扬前人的美德，带着文章请章蟾书写，并奔走到永新，请求我说：‘寺院过去的始末，曾刻载在乐石上，却因灾祸而不复存在；如今若不记述，那么建寺之初的功绩、谋求保存的功劳都会泯灭而无人传扬，怎敢劳烦先生以文章使它显扬于今日，并留给后人？’我说：过去各位祖师一定选择高深、安静、偏僻的地方居住，大概是为了明心养性；若不远离纷扰、去除喧哗，就无法专一耳目的作用。像这座山，哪里容易建立基业？哪里容易谋划成功呢？自从佛法传入中国，佛法有时受阻，寺院有时兴盛、有时废毁，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元朝国运衰败以后，天下大乱，寺院全都毁于战争。我们郡幸而没有遭受战乱，但因艰难而废毁的寺院，也有十之八九。这座仗锡禅寺将要断绝而重新振兴，虽然是各位祖师愿力深重，也有仁让、起予二位公的力量。从世间现象来看，寺院有兴盛也有废毁；从正法眼来看，寺院从来没有所谓兴废。然而如果没有世间现象，又凭什么彰显正法眼呢？从今以后，凡是主持这座山寺的人，都应鉴察过去、警戒将来，使这座寺院更加长久，能够敲钟击鼓，大力扩充讲席，纠正各种妄见；那么这样的功德，难道不也足以与各位祖师相称吗？寺院的栋宇、田地以及山中收入的利益，都详细刻在碑的背面，并系以诗说：东南的山，以明州的山最为兴盛；明州的山，以仗锡山最为优胜。它高高耸立直入云天，幽深之处由神灵掌管。它位于玄妙之境，早已等待贤哲之人。贤哲是谁？是张氏佛门中人。藤湖的长老，太白已禅师。寺基开阔，房舍高耸；创建事业的开始，倡导佛道的起点，名声如雷霆般迅疾，学徒如云聚集。此后继承住持之位的人，代代相传已超过五十代。若不是山灵，怎么能达到成功？若不是祖师圣德，怎么能达到安宁？元朝国运末期，根基几乎断绝；仁让公出现，便使新枝茂盛，使事业兴隆于开端。这样使传承长久，后人能够努力发扬，也使先祖光明显著。击鼓敲钟，环寺居住，列席受食；心中体会祖师的心愿，或许可以朝夕不忘。有章法，有制度，有声名，有光辉，使四方士人都归向这里。《大宁观碑》【刘定之】大宁观在大同府城中。大同是古代云中之地，汉高祖铲除秦朝、击败项羽，威势震动天下；然而到了这里，却被冒顿围困。拓跋魏据此兴起，并因此得到中原的一半；辽、金都把这里作为陪都，元朝沿袭这一做法，建立宗庙，设置社稷。我们大明把这里看作藩篱屏障和军事重地，驻兵数以千万计，连绵修筑城堡一百多处，用来控制朔漠，直达无边之地。大概从帝都回望，大同就是它的右翼；德威所及之远，岂是前代处在中原、控制边疆的地方可以相比的？确实足以称为大宁。洪武初年创建道观，以“大宁”为名，其中是有用意的。然而这里气候寒冷，所以山林中没有高大的良材；当地百姓又劳苦于戍守、运输和征战，因此在采木、伐石、烧陶、砌墙等工程上没有余暇建造房屋，在涂饰、粉刷、绘画等技巧上也并不熟习；所以王公将帅的府第、官府衙署尚且有不如中原之处，何况道观，自然只能因陋就简。如今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王公越来镇守大同，整饬法令、推行政务，已经多年，想要修新道观，但有所等待，尚未成功。太守郝渊，字缓德，曾任监察御史、知河间府，接连建立功绩，升任郡守，凡有兴革，都能遵守法度；王公嘉奖他，便把修新道观的事情交给他。郝君退下来后，和同僚率先捐出俸禄，又让道士张道维召集乐善好施者捐助财物。工程开始于成化三年丁亥某月，第二年戊子某月完工。最北面是五间正殿，正殿南面的甬道连接三间中殿，甬道东西两侧各有亭。中殿南面的甬道连接山门，甬道东面有鼓楼，西面有钟楼。四周建起回廊，东廊有两座殿，北面祭祀三官，南面祭祀灵官；西廊有两座殿，北面祭祀四圣，南面祭祀关公。各殿的间架、高、宽、深、远都按规定建造，屋角、窗棂、栏杆和门槛使光线更加明亮。香火供奉、洒扫事务，按早晚、节日和朔望确定制度；堆砌石山，栽种花卉，在沙地台阶种树，希望能够长久。工程完工后，文武官员、吏员、士兵、百姓、士人和妇女都来聚集观看，无不欣喜。大家说：‘过去我们来到这座道观，有所祈求和答谢；祥瑞降临、灾祸消除，盗寇被剿灭、物产丰足，虽然感念神灵的恩惠，却惭愧道观不相称；如今相称了，这功劳是有来由的。’于是希望立亭和碑，等待刻文记载事实。郝君曾跟随我学习，于是奉王公之命来请我撰文。这个地方之所以安宁和平，受到大化陶冶而超过前代，是因为有圣明君主在上，享有上天之心，施展神明谋略，以长缰驾驭远方。道观能够兴盛，则是因为贤臣总领纲纪，任用牧守治理，使神、人都能各得其宜。既然如此，那么这里的人衣食富足，奉祀神灵的美好功德难道会有穷尽吗？我记述完这件事，于是系以铭诗说：在极远的边塞之外，听不见军中的刁斗声，却听见道观中鼍鼓和鲸钟的宏鸣，鼓钟之声从清晨到黄昏都在警醒世人。看不见烽火，却看见华灯在夜间聚集于道观，明亮闪耀如同星辰。我皇治理天下，武功文治兼备；这样广大的天下，谁能像这里一样安宁？风调雨顺，禾黍遍布田野。天色将晚，牛羊归来；饮食适宜，乳酪也很充足。出门射猎，捕获威猛的老虎；回来举起酒杯，拍掌畅饮，醉意酣然。钱财和车辆、丝帛从塞南运来，家家富足，人人丰裕，百姓捐出财物而不贪惜，用来建造这座道观。千间楹柱用楩楠木建成，以尊崇神灵。神灵居于王者宫宇，垂衣而治，身披云霞，戴宝冠、持玉尘，与上天为伴，保佑我们的圣主。旁边殿中的神灵，有的含笑欢喜，有的瞪眼发怒，各自掌管自己的职司。我们的百姓有所依靠，你们不要骄纵；神灵将要消灭骄纵者。都宪出使持节，大将挥动旌旗，押着俘虏回到城中。过去观看的几名俘虏，进入山门后站在左边。关云长居其中，面色如涂朱，长着虬龙般的胡须，手中的单刀洁白明亮。狂妄的魂魄首先被诛灭，功业完毕；亭和碑高高耸立，龟趺承托，守臣将它树立。鳌岛仙书。《敕修河道功完之碑》【徐有贞】

译景泰四年冬十月十一日，天子因沙湾河道决口，长久不能治理，便在文渊阁召集左右丞弼以及百官，商议推举能够治水的人。众人一致认为我徐有贞符合诏命，于是天子赐给我玺书，命我前往。天子说：‘徐有贞，黄河决口至今已经十年，东方百姓陷于洪水之灾，劳苦于填塞堤防，没有安定居所。已经多次派人治理，却不能迅速成功；转运粮食的道路受阻，国家财政因此忧虑，我对此十分担心。现在任命你，你要前去治理，恭敬执行吧！’我徐有贞恭敬谨慎地接受诏命。到达之后，便奉行并宣扬皇上的明命，告诫官吏、整饬工役，安抚并使用民众，询问各方意见，率先兴办工程。随后周遍巡行，从东北到南西，越过济水、汶水，沿着卫水和沁水，顺着黄河河道经濮阳、范县返回。考察清楚水道的源流后，便根据地势安排水流，于是上奏天子说：‘我听说凡是平治水土，关键只在于了解天时、地利、人事而已。天时已经掌握，地利已经考察，人事也就应当尽力完成。况且水的性质，可以顺势疏导，不能逆势用土填塞。大禹治理洪水，顺着水势使它自行流行，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情势恰恰相反，所以治理困难。’ 黄河从雍州流到豫州，由险要坚固之地进入平坦开阔之处，水势已经放纵；又从豫州流向兖州，土质更加疏松，水势更加放纵，而沙湾以东所谓大洪口的地方正处在水流冲击之处，于是河水在那里决口，夺取济水、汶水入海的道路，使各条水流失去依循而泄出；堤防溃决，渠道淤塞，涝时泛滥，旱时干涸，这就是漕运道路所以受阻的原因。然而如果想突然用土堵塞决口，是不行的，所以已经溃决的更加溃决，已经淤塞的更加淤塞，始终没有人能救治。如今想要救治，请先防住水势，等水势平稳后再治理决口；决口止住后再疏浚淤泥，并因此制定方略，按时节调节水流，使它没有泛滥和干涸的祸患，必须这样然后才能成功。’皇帝说：‘可以。’我徐有贞于是筹划经营，修建治水的闸门和防水的渠道。渠道从张秋金堤的起点开始，向西南行九里到濮阳的泺，又九里到博陵的陂，再六里到寿张的沙河，又八里到东西影塘，再十五里到白岭的湾，又三里到李▯的崖；从李▯向上，又二十里到竹口莲花池，再三十里到大潴潭，于是越过范县和濮阳，又向西北上行数百里，经澶渊连接黄河和沁水。河水和沁水，水势过大就会造成灾害，水势微弱就有益处，所以遏制过大的水势，疏导微弱的水流，以平衡水势。工程完成后，把渠道命名为广济渠，把闸门命名为通源闸。渠道有分流和合流，闸门有上下之分；凡是从河流旁边分出而流势不顺的水道，就筑堰拦截。堰共有九道，长度和宽度都达到一万九千丈。堰设置以后，河水便不再向东冲击，沙湾于是改向北流，补济漕渠的干涸。阿西、鄄东、曹南、郓北一带的土地，脱离了低洼积水，依靠灌溉获得利益，达到数十万顷。行旅便利了，居民也安定了。徐有贞知道事情可以完成，于是综合考察古代方法，选取其中好的加以施行，并增添巧妙的设计。于是修筑大堰，上面设置水门，下面环绕虹堤。堰高三十六尺，厚度是高度的十倍。长伯水门宽三十六丈，厚度是宽度的两倍。堤厚与水门相同，高与堰相同，长度是水门的两倍。架设设施冲击水流、截断急流，用木栅和竹篱连接，填实以石，用铁加固。大体上把土、木、火、金合在一起使用。用来平衡水性后，又疏导汶水、泗水的源流，使各条河流汇合澶水、濮水的水流，再注入各处湖泽。于是疏浚漕渠，从沙湾向北到临清，共二百四十里；向南到济宁，共二百一十里。又在东昌的龙湾、魏湾修建泄水闸，共八座，用来衡量水量。水位超过一丈，就开闸放水泄流，都通入右河而流入大海。控制水源，下泄水流，既有所节制，又有所宣泄，从而平衡水道。因此水患被消除，水利得到兴盛。当初议论者多认为这件事难以办成，甚至想放弃修治渠道，改由河水、沁水通到海上来运输漕粮，但最终也无法实行。当时又有人提出征调京军防守河道的建议，徐有贞竭力上奏，请求免除沿河州县百姓的牧马和杂役，专门办理河防，以节省军费、缓解民力。天子听从了他。这项工程共使用人工：集中临时服役的四万五千多人，分批长期服役的一万三千多人；使用大小木材九万六千多根，使用竹子按竿计算，是木材数量的两倍；使用铁十二万斤、铁铤三千根、铁绳一百零八条、铁锅二千八百多口；使用麻一百万斤，荆条是它的两倍，稻草和秸秆又是荆条的两倍。至于石料和土方，则无法计算数量。然而官府所用粮食按石计算，仅五万石而已。从开始祭告、兴工，到工程完毕，共用了五百五十五天。当时水官、工部主事徐诩、山东布政使司参议云鹏、山东按察司佥事兰等，都认为治水自古以来就是难事，何况这里处在两京之间，是天下转运粮食、输送贡赋的必经之路；如果始终不能治理，造成的祸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白公的渠道用于灌溉而不用于漕运，郑公的渠道用于漕运而不用于进贡，工程都历经多年，费用都达到巨额。至于汉武帝时的瓠子决口，既不用于灌溉，也不用于漕运，更不用于进贡，然而工程长久不能完成，军民都疲敝不堪，最后直到皇帝亲自劳驾，投下玉璧和骏马，向神灵祈求之后才结束。拿那些工程与这次相比，哪件轻，哪件重；哪件难，哪件易？如今这项工程不到两年，费用没有重复征收，既可用于灌溉，又可用于漕运和进贡，没有一项不便利。这对于军国大计、百姓生计，意义重大而且利益深厚，难道可以不为后世记述吗？徐有贞说：‘这次成功，实在都是圣明天子的功劳；正因为天子使我能够成效，不被浮议夺去，所以才能成功。若不是天子极其明察，又能依靠谁呢？正因为天子使百姓能够安宁，不让他们苦于繁重劳役，所以才能如此。若不是天子极其仁慈，又能依赖谁呢？’我徐有贞对于臣子的职责，只怕不能胜任，哪里敢贪图上天和天子的功劳？只是天子至明至仁的德行，不能不加以记载。我曾在翰林院国史任职，亲自承受这种重任，不能因为避嫌而推辞，所以停止其他事务来撰写。于是拜手叩首，作文章说：

译皇帝安定九州，历年长久，承受上天的福佑。天下已经丰收富足，却有阴暗遮蔽用来防备，正午也能看见昧光。阳九百六，时运正逢困厄。龙蛇从陆地兴起，河水失去正常的流向。黄河在东平决口，漕运渠道因此倾毁。否泰相互更替，国运正在中兴。深重的忧患于是凝聚，天子说：‘唉！这项责任在我，我可以不谋划吗？谋划它实在十分紧迫。’七年过去，始终没有取得成效。王法所在这里，国家赋税所在这里，百姓便利所在这里。谁能承担并办成这件事？替我治理它！去除祸害、兴起利益，只有你徐有贞；努力替我前往办理，把有利于事情的办法贯彻下去。’臣下拜受使命，早朝严肃，晚间警惕，办理事务只求恭敬。于是驱车奔驰，询问谋划，测量规划。分开水势，堵住决口，疏通淤滞。分流已经顺畅，堤防已经稳固，防水渠道已经疏浚。于是修筑水门，锁固水势的根源。河防永远存在，有如龙的扫工，有如虹的堰。堤防层层重叠，水性因此顺从，水利因此畅通，水道因此统一。用于漕运，用于进贡，没有一项不能使用。国家的财政大计因此得到重视，只因天子明察，浮议没有实行，功业才得以完成；只因天子仁慈，加恩于东方百姓，百姓才得以安宁。臣拜首叩首，祝愿天子万寿，愿仁德和明察更加发扬。于是记载这些事实，刻在这块贞石上，昭示无穷后世。《海宁县障海塘碑》【张宁】海宁古代是盐官县，靠近大海；县南面上游有座山名叫赭山。赭山以南远处有两山相对而立，像一道门户，这就是浙江潮水进入的口门。年深日久，水流回旋停滞，赭山岸边长出沙洲像小岛，于是口门狭窄，潮水向东偏斜，冲击盐官曲折的岸边。宋嘉定年间，潮汐冲入盐官平原二十多里，史书说这是海水失去原来河道所造成的。成化十三年二月，海宁县潮水横向泛滥，冲毁堤塘，逼迫冲荡城邑；转眼之间，决口宽达数仞，祠庙、房屋、器物几乎全部沉没，距离外城不到半里的地方也被淹没；军民惊恐喘息，奔走呼号，全都两脚并立，等待灾难降临。县里把事情上报府中，府守陈某又把事情上报给钦差镇守太监李公和巡按监察御史侣公。二公将上报的事情询问三司，布政司杜公、按察使司杨公，又奉二公命令分别询问他们的属官参政李公、副使端公、参议卢公、佥事梁公。众人都来到当地，周遍察看，共同谋划，区分筹划防御办法，并一起祭祀神灵，准备完成工程。二公把事情托付给分巡佥事钱公，说：‘你承担的责任重大，关于供给不足和工程改易，都由你自行处置。’钱公于是亲自踏察原野和低湿之地，衡量材料，度量是否适宜；命令杭州、湖州、嘉兴的官属，顺应地势、依靠百姓，去临平安、吉等山采石。物料和木材堆积起来，船只转运牵挽，遮蔽河面而来。分别命把总指挥李公、通判何公兼管全部工程。开始采用汉代用牲口牵引绳索的方法，没有成功，于是砍木制成大柜，编竹制成长筏，将它们牵引下水，泛滥的水势才稍稍平定。人们知道工程有成功的趋势，都奋勇赶来做事；计算工期，按日积月，工程填塞堆垒逐渐密实，力量不断增加，渐渐可以期待完工。当时正值盛暑，钱公想到：‘我听说大禹治水，奏告上天而使赋税得到安定，并不只是防止水流泄漏而已。如今百姓流离失所还没有安定，农作物正开始播种，饥饿劳苦的人聚集在野外，一定会有疾病流行，不能急于求成。’因此虽然治理工程严厉推进，但间或总要安抚慰劳、接济招抚；无处居住的人迁到空屋暂住，赐给柴米；集中征集医药来治疗病人。又修筑十里副堤，护卫灌河，防止海水倒灌和盐卤侵害；仁义的声名被倡导传播，富人争相主动捐资施舍。百姓到这时才开始忘掉逃亡迁徙的念头。八月，海塘建成，恰好外面有沙土淤积阻挡水流，钱公于是加高培厚，填实空虚，使堤腹支撑、堤背承受压力，巍然筑成巨大的防潮堤，海水也恢复了原来的河道。这年冬天，拿出节余的钱财修缮文庙，扩大修建学宫土地，重建按察分司，并举行祭祀，报告工程完成。钱公又回到县城，县中父老过来相互交谈，说：‘过去元代延祐年间发生海患，财力极其困难，当时官员谋划很少，还被诬称使用异术。如今深沙铁神的遗迹就在我们这里附近，年年还能看见我的祖父走过忧郁之地，流着眼泪讲述当年的艰辛。’ 本朝永乐九年，海水决口，有关官府没有及时治理百姓，流离迁徙的有六千七百多户，淹没的田地有一千九百多顷。事情上报后，朝廷派保定侯孟英等人，征发苏州、湖州九郡的劳役，耗费巨资，前后持续了十三年，水患才开始平息。这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如今钱公只骑一匹马巡视各县，征集劳力不扰及百姓，劳作不牵累众人，只迁调三府一万二千人，仅仅七个多月，功绩就迅速完成了。水患大而费用省，用力少而见效快，与前面的事情相比，哪一个更贤能呢？工程刚开始时，震动仓促，像是面对强敌，即使有杰出的才能和巨大的力量，也来不及顾及旁边的事情。钱公能够竭尽心力，才能又从容周详、曲尽情理，用来庇护供养我们，调和救济我们，使我们的农事得以完成，使我们的妻子儿女安宁。凡是我们今天能够重新安居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都是钱公的恩赐。怎么能让他的功德湮没无闻呢？于是大家一起叩请县令孙纲、教谕彭永烈，又请我的朋友医官郜暹、庠生凌云翔和徐宽作中介，备办书信和礼物，奔走来征求我的文章，刻在石碑上。我想到，风浪上涨泛滥，凡是濒临大海的地区，没有不间或遭遇这种灾患的；至于冲击决裂、激流喷射，则只有浙江的地势经常如此。从延祐年间到今天，才一百五十年，海势已经三次变化。虽说这是气数的消长，却未尝不是由人的力量决定胜负；只是恐怕万物并非由天永远造成，终究还会恢复旧状，使赭山的沙洲重新露出，使沙滩上壅塞的泥沙再次被冲去。后来的继任者，如果没有人文记载可以查考，那么父老前日的忧患，或许还会落到他们的子孙身上。文章如果不记录事实，就不足以流传并取信后人。请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叙述出来，凡是有关的事项都刻在碑的背面：一方面用来显示今天的功绩，另一方面用来给后世提供治理的准则。重修海盐县儒学碑【张宁】

译海盐县自宋代建学以来，到本朝一共迁建、修缮了十一次。岁月久远，主管守护没有常规，残破毁坏、倾斜坍塌，几乎到了不能凭依休息的地步，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了。成化庚寅年，郡守方公正要兴修学校，恰逢监察御史刘珂、参政▯良、佥事周正正在巡视各部，察看学校，环顾之间来不及询问和考察，便把创办修建的事情委托给通判郑升。郑升素来善于办理事务，接受命令后十分谨慎，完全撤去破旧的材料，改用柏木：在中间建明伦堂，向南迁建中门，向北迁建后堂；东面建复礼斋，西面建由义斋；西北角建馔堂，东北角建仓廪；肄业舍在西边，以南为上；官署在东边，以北为上。又在庙东恢复宣公祠，在庙西仍建文昌祠；重门、两翼廊庑、围墙和屏障周密严整，左边是殿，右边是堂，庙与学相称。从动工到完工，仅仅经过八个多月，我们县的士人于是又有了归宿。唉，学校是士人的家。人如果没有家，就没有归宿；他出行求学，也只能随遇而止。治理世事的人知道这个道理，就一定先为士人置办居处，用礼乐陶冶他们，以科举功名期待他们，用禄位来待遇他们，使他们有确定的归向；这就是收罗天下人才而使他们归于一处的办法。周朝盛世时，乡、国都有学校，按时选拔宾客贤能，天下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到了周室衰微，直至战国，王政不能施行，学校废弃，士人于是发生变化：有人以求通达为务，奔走游说；有人热衷于战争；有人流为异端；有人聚为食客。风气随波而变，智慧被藏起来，年老者退让，却没有人振兴它们，这都由于士人没有归宿。士人泛滥浮荡，到了嬴秦，百姓厌恶纵横之术，秦便一概焚书坑儒，专门崇尚法令。士人所学更加没有方向和施展之处，师生传授也断绝了；有的转去耕作，有的依附刀笔吏，有的被迫编入军队，有的困顿而成为屠夫佣工。只求躲避当时的禁令，不再审察道义；一旦有人倡议谋划、发动事变，往往凭借彼此的智力和力量相互争斗，动辄导致祸乱，大体都出自没有归宿的士人。假如当初不致力于彻底铲除士人，而致力于恢复古制，让士人有所居处，那么那些骄横跋扈、逾越法度的人，本来都可能是从前通过宾兴制度选拔出来的贤能之士，怎么会发展到使国家空虚而迅速灭亡呢？汉、唐以后，学校勉强兴办，科举名目又多，士人的功业与时势相应，因循迁就，直到五代，儒者的门户已经荡然无存。上天开启人文，广泛施行教化；宋朝治理三百年，从未有一天废弃养育士人的场所。后来国运虽然艰难，学校和教育仍没有废止；官署有时紊乱，士人的舆论却始终存在。建炎、德祐年间，天命转移，人心却没有改变；虽然外部有人图谋，最终没有发生内部叛乱。国家扶持延续了一百多年，那些守节而死、与国家共始终的人，大多是学校培养的士人，大概是因为对他们的培养和任用都很优厚，所以国家安危与他们相互依靠。士人到了这个地步，又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家，把死亡当作归宿，不只是不会到别处去而已。唉！秦、宋两国的国势，强弱并不相同，但它们兴亡得失的原因竟然如此相似，难道真可以让士人长久没有归宿吗？恭敬地思念圣明的君主，继承周朝而超过宋朝；学校遍布天下，用来陶冶培养、期待士人的办法，举天下而统一施行，没有不尽力做到的。海盐虽然土地贫瘠，百姓聚居，没有丰厚的资财，但与往昔相比，人们都安于乡土、喜好文化，风俗崇尚明达，教化日益进步，不能用不义之事动摇他们，这是学校和士人所产生的功效。各位君子凭借士人的身份入仕，仰体圣上的心意，因此能够兴举弊政、振兴废弛，使我们这一类人大得安康，使学校成为他们的家，并最终成为吉祥贤士的归宿，这难道只是一个州的美事吗？即使把它推广到天下，也可以称为善政了。我原来也是这里的弟子员，旧日家门因此增光，深深地再次感到庆幸，于是记叙这件事，把它刻在石上。凡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何不归来呢！《明文海》卷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