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九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

译《明文海》卷三百十，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一 时文 《刻〈因是编〉序》【甲子四月冯元飏】天下纷纷扰扰，是因为是非太多。我想把它们统一起来，本来就做不到；既然不能统一，却一定要我把它们统一起来，那就请不要说什么“不对”，只专门说“对”。因为我放眼天下，很少有不对的东西。竖着的是人，横着的是兽，上面的是鸟，下面的是鱼。专说人，竖着的是鼻子，横着的是眼睛，上面的是头顶，下面的是脚趾；倒着长的是头发，顺着长的是胡须。口中吐出的是言语，手上写出的是文章；有韵的是诗，配合弦板的是曲；传于经、译于书，具备承题、破题、起讲、结尾的便是时文；中式后进呈的便是墨卷程文；交给□人的便是二十房，便是诗六房；它们不分施嫱、嫫母、丽姬、敦洽、毛嫱、夏姬、玄安、仁、孟阳，也不分《殷盘》《周诰》《秦碑》《汉疏》；八代衰落后，便是柳宗元的腐朽冗杂之文；不分汉、魏、六朝的初、盛、中、晚，也不分阳、五、张、尤、李、赤；不分秦青、韩娥、汉卿、实甫、傀儡歌、踏踏；不分瞿唐、向顾、三家村中拿笔仿写的学究。那个也有它的“对”，这个也有它的“对”；因为它有可取之处，便说它对，于是很少有不对的。那么，如今的诗六房确实是对的，它的一百三十六人自己说对，主考官交相说对，天下人道听途说、随声附和地说对，我又怎么能说它不对呢？那么就把它命名为“因是不可乎”吗？有人非难说：“对就是对了，为什么文章还有中与不中，中式后又有取与不取，取中后又有能行与不能行呢？”我沉默了很久，说：“像您所说的，也对。” 《陈昌基时文叙》【冯元飏】苏子瞻谈论酒，曾说自己不能饮酒却喜欢酒，天下没有比他更懂酒的人。我对于文章，也可以这样说。天下喜欢谈论文章却得不到机会谈文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每逢见到当时的人，有的研究诗和古文，一旦做了官，便一概厌弃、呕吐时文，不再谈论。我常常不以为然。诗文和古文正与时文同出一源，做官的事务又有什么妨碍呢？那些厌弃、呕吐时文的人，也不过是所谓“明公还没有领会酒中趣味”罢了。我在诸生、孝廉中浮沉了二十年，颇费心力钻研文章；中举入仕以后，做了工部官员，日夜分配筹算，计算土木工程，没工夫顾及这些。当时是庚午年，粤西应当有分校考试的差事，当初将要任命我，我因为同僚中有先达李愚公，不敢排在他前面，便推辞了。不久请假回乡，过了很久才回朝，补任春官；当权者按例应让我外任，起初拟定派我去其他郡国巡视学政，后来没有成行，而是负责东吴军务。过了一年，改任八闽学政，于是解下官帽束装，带着书籍上路。两台因为错误地认为我可以久任，便替我请求留任，最终奉到允许的批示，留在中留任。后来听说闽中士人很多为我将去而高兴，却又为我未能成行而遗憾。又过了一年，我因复社之事被贬谪离去，闽中人更加以没有早日得到我为遗憾。大概我一生喜欢谈论文，却常常没有遇到可以谈论文的机会，行迹大致如此。记得以前在礼曹任职时，我所主管的是各郡国的学政，负责校阅天下各学臣的试卷，只有山右袁临侯宪副衡量评定得精细明察，安排名次高低件件有意，无不使我心服。我暗中叹服，便向府主说明，最终把他考评为天下第一。于是退下来自己想，做试官本来就应当这样。我奉命主管闽学，不知不觉已经十年；看到好的文章便心生喜爱，认为这次出行，闽地难道不是士人的渊薮吗？一定要竭泽而渔般搜取人才；如果不能杜绝一切孤立而行、只顾自己意愿的做法，就不是好试官。忽然被停职夺官，真有身在凤凰池却不得施展的感叹。后来因复社之事被贬谪，才勉强自慰说：不能以发现、培养闽中文人才作为功劳，却幸而因闽中文人才获罪，也算没有辜负平生怀抱了。闽中陈子昌基，是我二十年来谈论文的老朋友。他寄信和诗来讥笑我。我回诗说：“并不是有意贪恋鲈鱼脍，只是无缘吃荔枝。”昌基又回信说：“您不来闽地，就像浮丘公不替人相鹤，九方皋不替人相骏马。”这番赞誉实在过分了。那两位贤人，我哪里敢和他们相比？我既爱谈论文又得不到谈论文的机会，简直就像杨贵妃不能吃荔枝一样。昌基有一卷时文，跋涉三千里装在信函中寄来，请我评论。八闽人文之美，当然不只是荔枝；有了我的昌基，全都在这里了。荔枝在君著作中被列为第一品；像昌基这样鲜明新颖、俊逸丰腴而奇异的文章，大小荔枝都不足以比拟它的滋味。把卷轴还给他时，仿佛三日之间手上都留着香气，真是一生中痛快而饱足的事。我虽然没有到闽地，每次见到昌基的信使到来，得到他的书信、诗和文章，总觉得像红尘中来了百十骑的快马。《时文易题辞》【陆符】历律、谶纬、壬遁、方技等学问，都是《易》所涉及的，却不能说这就是《易》的极致。然而精妙的数术和玄妙的技法，大概足以穷尽《易》的神理；若又能在不废弃传注义疏的情况下阐明它的道理，那么所谓传道授业者，紫阳《本义》算是其中一家。后世有“集大成”的说法，我国于是规定以此来考试士人。但太祖、太宗的明诏都说，举子可以杂用程颐传、注、疏，相关规定载在法令典章中。对于《四书》《五经》，又分别纂修《大全》，列在学校中。圣明的见识超过前代，确实不愿专守私家学说，使经学变得狭陋。后来的治《易》者贪恋捷径，认为它便于取得世俗功名，又善于投合拙劣的风气；他们把章句看作梳齿般密集，牵强附会，加以缘饰，掩盖自己的短处，文饰原本没有的内容。父亲教给儿子，老师传给弟子，早晚抄习锻炼，只等待有朝一日应试。《本义》的学问被滥用于时文，《易》的神明到此便穷尽了。因此我常常公开说道：历律、谶纬、壬遁、方技，尚且有《易》在其中；时文简直足以使《易》灭亡。《易》难道真能灭亡吗？黄楚望以经学著称，胜国时曾想取近代阐明义理精微的学问，加上汉儒博物考古的功夫，再以精思融会；若不能完全领会传注的得失，即使想与《易》的道理相契合，也无从做到。

译至于用两经应试，他说：《易》要阐明卦象，《春秋》要阐明书法。吴临川感叹，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今为时文寻找《易》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以蹄筌为譬喻的说法拘泥于王弼，互体之学又被排斥；马融、郑玄解释《易》象的神明之处，仿佛用《诗经》的兴体来概括。到了孔子十翼，反而因循简陋，割裂琐碎。我老师五十年所学，穷尽一生的神明，如果果真像今天所说的那样，难道可以不用借助编纂、无需传承吗？又哪里谈得上精妙奥秘不传，只能艰难地靠精思来相契合呢？《易》不可能灭亡；但若从这样的途径寻找解释，我一定认为那是呓语而不可信。我家世代学习《易》，我年轻时便喜欢竭尽心思，往往有孤独而明彻、使人惊异的见解，常常取诸家义疏，离合取舍，折中参订。后来考察朱子晚年对自己的《易》义也很不满意，而在《语录》《大全》的著述中，却多有抬高自己平常说法之处。至于我所说的孤明而不拘成法的见解，拿来和前儒比较，所触发、所引用的内容十有八九相同。两年以来，我俯读仰思，常常得到一百几十条，于是想取制义的大略，刊刻成家说，题名为《时文易藏》。准备在家中闲暇时打开阅读，不拿给别人看。我深知它不合当世的法度，但特意这样做，是想伸张“时文会使《易》灭亡”这句话，希望有一天把它悬示在通都大邑，使有见识的人豁然明白：一代弘扬文章、万心共同射取明经以求用世的事业，决不会没有所得。至于偏门技术以及旁逸、上下等方面的道理，我又退下来思考。传注义疏人人都自称已经穷尽《易》，但《易》的神明终究没有穷尽。朱熹、蓝田等人的质朴雕琢，以及鼓吹羽翼，和天地同生，和人心同出；仅有一百几十条，怎么能就说穷尽《易》呢？如果真能穷尽《易》，又何必有一百几十条？于是删取所记录的内容，得到五十六篇，称作“可以作为时文的《易》”。有人对它说：“所谓时文，就是要随着时势沉浮。”众人都感叹说，这一定是有见识的话。那些父亲教儿子、老师传弟子，早晚抄习锻炼，只等待有朝一日的人，哪里知道所谓经学的传授，有些精思是不能传给别人的呢？我说：“历律、谶纬、壬遁、方技，世人难道一定要屡屡知道吗？其中精妙的数术可以传授，却不能废弃。事情本来就有在这里而不在那里的区别。” 《时文易书后》【陆符】苏子瞻曾说：“三代衰落以后，学校废弛残缺；那时的人仍比后世贤明，是因为士人还不知道科举的利益。他们的言语文章虽然不一定都通达圣人之道，但卓异而可以任用的，无不出于内心所认为真实正确的东西。”所以在廷试策问士人时，他看见举人阿谀奉承、顺从圣旨，往往都能取得高名次，心中愤懑，于是拟写了一篇进士对策献上，表中说：“科场文章，关系到社会风俗。”又说：“皇上如果推广圣人的言论，或许可以补益万分之一；如果向四方开示，或许可以稍稍挽救风俗。”子瞻难道不知道拟写的对策必定不能补益登记在册的现实吗？只要对圣人言论和社会风俗有丝毫益处，他尚且不怕触犯忌讳而去做。科举的泛滥发展到时文，凡是利益所在，人人便随风而化。时文对于经学，社会风气又会怎样呢？难道因为它对科举没有利益，就应当让它湮没而不再写作吗？王俭说：“《易》的体制精微，实际上贯通群书，哪里可以只凭王弼一家的说法便认为已经完备？”虞集也说：“圣经深远，不是一人的见解可以穷尽。考试文章不应预先确立固定的成见，应当推取其中高明的。”通达之人的话，确实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文章是承载道理的器具；修饰文辞、树立诚意，《易》本来就这样说过。晁错、董仲舒、公孙弘这一类人，是汉代所谓的儒术之士，他们的文章都不能没有科举造成的弊病。扬子云著《太玄经》，可以说摆脱了这种弊病而称得上承载道理；然而他喜欢用艰深的辞藻来文饰浅陋，所谓真实正确的东西果真是这样吗？如果把这句话用来评价今天的时文，那么它简直不值得有丝毫期待；一类文章只求逢迎时势，另一类文章只想矫正风俗，因而不是适当的器具却往往具有相应的弊病。子瞻的《易传》未必全都达到了《易》的极致。各家注疏最终没有一家能超过它，是因为它的文章精妙。文章精妙，言语文章便不一定都通达圣人之道，却能卓异而有用于当世。《易》本来是开启天道的书，也是辅佐圣人的学问；它的体制精微，确实贯通群籍，因此若没有文章便不能阐明，没有精妙便不能流传，而若不是真实正确，也就不能卓绝于前后。我写时文《易》，曾经正是从其中真实正确的内容去寻求。假如有人能够读懂，必定会惊异它的道理，诧异它的意旨，认为这绝不适合考试文章，却又不得不在文情、章法、顿挫、唱叹之间回旋。苏子被贬谪到海外，因而完成了《易传》，常常把它和自己撰写的书、论语一并带在身边，带船渡海时在合浦受阻；夜里起来徘徊，抚摸着书叹息说：“上天还不想让它从这里流传出去。” 如今说它一定能渡过难关，子瞻又怎么能相信它最终一定能够渡过呢？真实正确的东西，终究一定不可能湮没。真实正确的东西，必定不可能湮没。时文对于《易》经学和社会风气，究竟会怎样呢？难道可以因为它对科举没有利益，便任其湮没而不再写作吗？《董笔公文稿叙》【陆符】从去年秋天起，我总是自行告诫自己：在此身此眼还没有见识一个古文奇字之前，手上不再拿一篇杂作；每天只取应合世俗的帖括强行记诵，便读便背，使心、口、手从此改变，以满足科举取士的要求。可是我的朋友笔公正刊刻他所收藏的一两种稿本，拿给当世人评定，又嘱托我作序，因此终于不能始终遵守自己的戒条。大概笔公的文章和为人，在当世有识者本来就希望拿出来共同鉴赏；我所能说的，也不过是说明他之所以为笔公罢了。笔公为人豪迈任侠，旷达超脱，不受世俗拘束；内心厌恶尘世杂事，常常独居僧舍，买下荒地修葺成精舍，竹窗蕉几，幽深窈窕，便在其中安卧休息，删削文章、诵读不止。举业之余，间或以诗酒自娱，披散头发，箕踞而坐，翻白眼长声啸歌。凡是伏地拜谒、迎合权贵、邀取声誉之事，他便深深退避隐藏，唯恐因此玷污自己；他大体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他写的文章也都萧散跌宕，超出束缚，洗涤名理，吐露灵心。他的文章如同他的为人，天机最为深邃。我所能说的笔公之所以为笔公，也就是这些了。如今国门之内刊行的稿本大部头地铺陈流布，读那些题词序文，人人都仿佛应当成为一代名家；这本来不是失意时俗之人应当说的话。至于一时同辈中那些狂惑失性的人，奔走掌理名士事务，贩卖声价，结社刊刻窗稿，在街市流布，窜取海内名胜人物的姓名，夸大自己的交游；明明从未见过面、握过手，却撰写评语跋文，仿佛最为亲密。

译每写出一篇文章，便拿它和左氏、《公羊传》《穀梁传》、韩非、《吕览》、管子、《淮南子》、庄子、屈原、荀子、列子、司马迁、班固、扬雄，直到唐宋大家相比；不说逼真相近，便说超过它们。而且不问左氏以下作者的事业：凡是能够著书传世、为今世看见的，他们的经营成就，历代不过几人，每人不过几篇，无不包涵天地，穷研性灵，才达到绝非偶然的境界。如今世上凡是大概从事文章的人，人人都起来兼擅这些事业；而那些兼擅的人又未必像著书、论纂中所说的古文辞作者那样经营事业，反而只想在制举义理中把一切都展示出来。仅仅这种自夸、浮躁、荒诞、妄诞横亘胸中，已经不值得再谈；既然文章的本心已经发生变化，又哪里有空闲和他们讨论文章的高下得失呢？董公仁处在西汉末年、曹魏初年，曾私下感叹：年轻人不以学问为根本，国士不以清修为事业；结党连群，随意褒贬赏罚；依附自己的人便赞叹得说不完，不依附的人便伪造瑕疵来陷害。欧阳先生称赞尹师鲁的文章，说它简练而有法度，认为六经只有《春秋》可以与之相比；又称许他的学问，说他通晓古今。这句话一定是求其真实而说的，也就是说，只有孔孟一派才当得起。那些依附者和仇视非依附者的人，满口赞叹，若要他们承认终身所作都简练而有法，却不肯承认其学问通晓古今，一定会认为那是极其轻薄的事，却不知道暗中以孔孟六经来剪裁文章，也不是当世有识之士所肯承认的。我诵习、效法欧阳公，而笔公也追怀前代贤人，心中非议同辈所作。因此我为笔公作序，也只是说明他之所以为笔公，正是希望当世有识之士知道，在狂惑失性的时尚之中，仍有像他这样守持孤心、高尚寄托的人；而我破坏自己的戒条，亲自撰写并称道与自己同心的人，也不至于满口结党依附，用来欺骗装饰世人的耳目，希望如此便无愧于欧阳公，也不至于留下让公仁叹息的事情。这样看来，人和文章必须像笔公一样，然后刊布稿草、拿去拜赠投献给当世，才没有不可。甲戌年立春后三日，写于环堵之斋阁。《且就编序》【陆符】西安余式如，癸酉年秋天，我在南屏与他相见；他拿出手稿给我看，气度宽宏，实在是非同寻常的人才。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别。今年他到了武林，又把近作投给我，并把他的文集命名为《且就》。我说：“为什么这样命名？”我曾听曾子说：“暂且从事自己的学业，晚上便自行反省；劳身以守持事业，这是君子的志向和事业。”我离开座位感叹道：“这就是士人的职责吗？”过去先王让有关官员向官府发布命令说：“各自修治你们的职分。”所谓修治的，就是这个。式如认为，如今天下还有知道日夕反省的人吗？不知道有日夕，又哪里会知道这一个日夕所应当做的事？又怎么肯像官员各自尽职那样，勤勉从事问学和德行，把它作为守持事业呢？我看见连帐相接、并席而坐、燃油接日的人是有的；他们饱食精美时物，以猎取世俗功名，眼睛只顾盯着训诂家的繁琐学说，内心却被纸册上轻浮的言论摇动。一旦通达仕途，登记为王臣，胸中的时文便衰老枯朽，顿时到了再也无法整理的地步。他们据以为业的，不是天下的历史、性命的道理，而是追逐纤巧时尚、结党求誉、欺骗上司陈说功劳、经营求取尊贵便利、购置田宅、弯腰靠墙结交权贵，扬眉吐气傲视同僚；白天黑夜沉醉于酒食，深夜又困于女色，望见床榻便睡去，不知道夜晚应当反省什么。看见天亮便起床，也不知道清晨应当成就什么。学士大夫失去职分，到如今时势危急，实在也可以说危险了。即使想同他们谈论古代君子尽职守业的志向和事业，天天引导众人，称颂日月升起而长久光明，又有什么益处呢？古代君子早晨接受学业，白天讲习贯通，晚上温习，夜里计算过失；他们这样勤勉反省自己、不敢立即安逸，全都是为了守业尽职，不虚度每日每夜。从此成为卿大夫，便考核职分、谋划政事，排列功绩、庇护家族，供职尽责，从家庭修养中取得充裕便利的学养；即使极其忙碌，也不因深奥、动荡、厌乱而相互挫折。天下于是都尊重士人的职分，天子也能收取他们的辅佐、宣导之功，并推及农、商、百工，使州闾宗族和睦安宁；师师相承，只遵循这样的道理，社会教化淳厚完备，福祉隆盛，难道不是大业所成吗？但这一切都与今天追逐时物的学业完全不同。守持不以时物为业的事业，我几乎正是在替式如忧虑了。式如资质淬炼而敏捷，熟悉经史百家；凡是地理、氏族、兵刑、医卜等书，人们收藏起来便不再阅读的，他不只浏览，大都还能理清始末，考订研究。他的学问博而能约，守持古人修治、举业、职业的方法，大体兼备；又喜爱修身自立，眼界高远，卓然立于人物之上，这一点确实做到了。所谓“且就”，就是在事业之内反省自己；身处其中的正是这样的人，难道会随着每日每夜迁移变化、弃置而去吗？我知道他珍惜光阴、计算过失便得到安心，怀抱古人的用心，与晦明风雨相伴而不自已；这种境界，不是今人所能企及并做到的。即使他挥笔落纸，所写虽是一时可以传世的事业，却具备古人树立诚意的修养；用“且就”命名他的文集，可以说是能够尊重并实行所听闻的道理，从而完成自己的职责。式如的成就，又哪里是饱食时物的人所能测量、所能望其项背的呢？如今皇上广泛寻求经学明白、品行修养高尚的人，共同解除困厄、使涣散者重新凝聚；而学士之家往往凭虚名浮气自我夸许，彼此迎合，心中只以守持产业为意，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失职。甚至有些人意气激昂、磨砺名节，但在大节上稍有亏失，文德又少有美善，便大多受到侧目而视、傲慢睥睨之人的对待，成为当世有志行者咬牙痛恨的对象，因而任意讥笑他们。这些人也从未听过曾子“日夕从事、反省自修”的教训，只是以自身去殉从外物罢了。从前孔门学问的传授，颜回靠默默领会，曾子靠听闻领受，盛大的德行和事业因此没有坠失一线。这不只是承担斯文的责任，也是我们道统的责任。除了式如，哪里还能使我重新擦亮眼睛、看见这样的人呢？《二江山中草叙》【失名】

译横山在武林最西边，溪山深曲幽僻，气象深邃古朴。我的朋友江道闇在那里筑室迁居，读书其中；他的弟弟江道禹也跟随他一同从事学业。我对此极为感慨羡慕，于是感到奇怪：如今的人急急忙忙追逐声誉，喘息流汗，彼此奔走依附，魂魄在醒梦之间几乎都不属于自己。而二江幽居山中，坦然行走，超然于世俗之人，浩然养护同心，抱持深沉的心志，吐纳于笔墨之间。所谓尘垢糠粃，尚且足以陶铸人心，何况借此参悟圣贤、抒写性情呢！如今人人都有稿本，家家都刻书，结社分门立户，谈论文像互相控告。学士抚摸估量应制取士的资本，甚至拿它来作为招摇排击的工具，一触目、一有小小冲突便互相撕裂；胸中布满机关陷阱，踏上去立即陷落；捏造科场文字，附会功令，以大话空论震动当权者，以骄矜浮躁求取名声，趁机渔利，简直想扰乱掌握天下的纲纪，煽动流俗。从前东汉末年，气节和文章互相激励，成为风气，志向高远的人维护世道，昌明俊秀。可是到了士大夫结交成林，起初以标榜清正刚直为名，后来又逃避隐匿，使清议凌驾于官方，士人舆论超过王法，已经开启群奸分裂、目无朝廷的趋势。确实，士风不是小事，世运正由此产生。如果怀有同舟遇风的心情，稍微知道覆巢压卵的危势，就一定不忍心把天下大事供给一个人的恣意妄为。争讼是祸乱的开始，所以说做事要谋划开端，又说争讼不可让它长久。如今天下盗贼横行，蔓延而不能治理；国家日夜忧劳，事务繁多，正要申明、整治科举制度，鼓舞士人，希望得到同心同道的人，出面互相扶助庇护。可是如今兵争之心时时出现在文章中，斗争之气日益增长于同人之间。过去的事情已经留下鉴戒，却只能徒然增加空话。哪里能够人人都像二江一样，保有这座空山，用来收拢魂魄、休息梦寐，在六艺中逍遥，在百家中吐纳，使声音和平，以求神明听闻呢？如果这样做了，天下朋友仍不能亲密如胶漆，官司诉讼仍不能停止，干戈仍不能收敛，那么其中的道理便都是虚妄，史籍记载也全是胡说了。难道会是这样吗？学校是风俗教化的首要场所，士人是百姓的希望，心术则是文章的根本。天下士人狂惑放纵，忠孝节义、经术功业，嘴里不停谈，手里不停写，却只知道起身比较各自的技艺，不肯退下来考察自己的内心，也可以说是浮伪过度泛滥了。应当使浮华转为沉实，使虚伪退而真实，那么山中的人才开始足以受到当世的尊重。士人即使登上朝廷，也不可以没有披蓑戴笠、寄志山林的心。我哪里是断定山中的人一定都是佳士？只是当今士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志向。士人如果只是用来维持交游、积存名声，让名声乘风而起，张扬羽翼，却不走到尽头，便会使心神漂荡而不得安定。内心所发生的变化，必定会使人变得狡诈而像商贩，厚颜而像优伶，阴险狠毒而残忍；甚至像婢妾、仆役那样逾越跳动，帽巾歪斜，咬牙切齿，暗中放肆地劫持他人。他们若成为莽夫，成为篡夺者，若成为祸乱的开始，兵祸的征兆便会给世间留下不可知的后果；到了那时，还能再依靠谁、庇护谁呢？有识之士私下鉴察前事，只怕祸患会更加严重。这难道是盛明之世所应当有的吗？况且国家如果果真忧劳于安定和攘除，想以此激励学校，那么就应当使百姓端正心术、统一文章。若舍弃山中之人，又能依靠谁呢？因此作《二江山中草叙》。《明文海》卷三百十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二 时文 《徐廷葵燕中草序》【李流芳】我和廷葵同榜十年了。虞山、疁水相距二百里，见面很少。丙辰年考试时，我们一同住在显灵道院，彼此为邻，早晚往来，没有间断。从那时开始，我才了解廷葵这个人和他的文章。廷葵外表浑厚而内心明朗，他文章的清正坚实、深沉厚重，也正像他的为人。冬天寒冷、夜晚漫长，我常常和廷葵围炉拥火，相对谈论文，旁及身世之事，絮叨不止，有时直到天亮。所住宫中有两座高阁，每逢雪后朝阳初升，便带酒登阁远眺，尽览西山秀色以及大内宫阙的壮丽。偶然得到名酒，一定互相招呼对饮，不醉不归。大概我认识廷葵以后，不觉身在远方；廷葵也说近来幽忧的疾病，得到我才豁然开朗，于是每天能饮一斗，这话并不虚假。不久，两人都被放逐；廷葵先出了都城，我还滞留在旅舍，从前的欢乐全都消尽。每次出门看见新贵人物，杂沓在长安道路上，便想到自己平生爱好和志趣迂阔，不肯在公车事业上细意经营，只好把青山当作终身自守之处。廷葵二十年的苦心，他的人品和文章都清正坚实、深沉厚重，实在都合乎福德之相，因而写成了这篇文章。只是人事寂寞而无定，哪里还可以再说呢？如今世人的眼界如豆，趋附腥膻、追逐臭味，连贤者也不能免。友人方孟旋曾和我相对感愤。今年孟旋已经中式，而且把同类中落第者的文章收集了几十人的，刻印在都门；而句曲张宾王每次落第后，便总是被评定为第一名，名家向新贵人索取文章的书信遍布长安，纸张也因此涨价。两人的意趣竟如此相反。唉，我和廷葵的文章究竟要走向哪里呢？我不能断定。把廷葵的文章反复读过，只觉得往日寒风密雪中围炉痛饮的情景，光影纷杂地浮现出来；这些感受留在纸上，不能没有一篇序文，于是写下此序，将稿本归还给他。丙辰年六月立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