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二

译《明文海》卷三百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十二，余姚黄宗羲编 序一百三 时文 《半舫斋稿序》【章世纯】我的朋友刘士云已经把他近来的制艺文章刻印了若干篇，我曾为他作序并传播于世。大意是说，文章有最高的标准，而世上那些拿八股文的格式来相互考校的人，本来就不知道我所严守的根本在哪里。即使他将要拿八股文的格式来规约我，而我用来回应他的，却从未合乎道，只是徒然以文章彼此讥刺，那么世人相互讥笑，难道会有完结吗？所以我再次为他作序说：治理古代的时代，道德纯一，风俗相同；那时的人，从朝廷、诸侯国、守土之臣、食采之卿、师臣、素王，以及山林岩穴中的人、农夫、妇女、儿童，无不学习，而他们的学问无不以道为根本。于是文章就在其中产生：从陈述谋议、申明训诫、制作命令、发布告示、铭刻器物、给事物命名，到聘问交好、问答、讨论、讲说、闺中吟咏、街巷歌谣等著述，他们的学问既以道为本，才力又足以在辞句中显现出来。虽然他们并无意于作文，但其高深典雅华美，终究不是后世善于作文的人所能赶上的。生在那个时代的士人，即使有时才力未必足以在辞句中显现出来，但因为他们在道上有所获得，所以也能懂得本末、内外的区别，不会被偏曲驳杂的学说所迷惑；这是先王的教化使他们成为这样的。周朝衰微，学术废弛，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一时那些聪明而有才力的士人，内心没有所得，外部又受到敌对学说的劫持，无不丧失自己所守的原则而离去。然而我曾读过他们的书，那些人大多沉着勇猛、精明强悍，能够自成一家之言，士人突然遇到他们，丧失自己所守的原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的制举业，如果用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书来代替自己的言论，那么就必定都应当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言论；他们的学问一定要以道为根本，而才力显现在辞句中，必须使人恍然看见三代的遗风，然后才无愧于古人。隆庆、万历以来，先是一变而成为老庄的虚诞，后来又一变而成为秦汉的驳杂，这样我还不至于讥刺它。有一些浅薄的小文人，想去掉老庄的虚诞，却并没有老庄那样精微深远的思想；想去掉秦汉的驳杂，却也没有秦汉文章那样雄奇深厚的气势。他们用来代替圣贤言论的，大多是街巷中讲师、腐儒的谈论，卑下而气弱，连圣贤万分之一都窥见不到；但因为这些说法接近于世俗，而且写起来容易，也能够一时鼓动士人，使他们跟从。即使如此，他们不过是厚着脸皮充当人师，以谋取衣食，本来就与我无关了。可奇怪的是，有些大人君子，反而这样做：他们的幽深取法于《易》，浑厚取法于《书》，风雅取法于《诗》，总括考核取法于三礼，比类叙事、缀辑文辞取法于《春秋》，又能够以濂洛关闽诸家的精微学说为根本，吸取诸子百家的才力，来畅达地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他们的文章高深、典雅、华美，虽然不能与三代相提并论，但终究不是秦汉那些善于作文的人所能赶上的。即使先贤重新生在世上，也不能改变这种标准。然而那些浅薄的小丈夫又跟着出来诋毁它。取通经学古之人的言论，同街巷腐儒比较取舍，这本来就很容易辨明。可是士人茫然丧失自己所守的原则，又并不是像晚周、先秦的士人那样，遇到老庄、杨墨那种雄辩的学说而被劫夺。推究这些人的情形，他们没有深远的思想可以自立，也没有文采可以感动众人，可聪明有才力的士人却成群地趋附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呢？想来是因为他们偷懒怯弱、庸俗污秽的学说，适合浅薄而根基不牢的人，所以人们不觉间纷纷附和了吧？不然，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气势和力量足以打动上官，能够毁谤别人，也能够称誉别人，于是聪明才智之士以及急于求取功名的人，违背自己心中明白的道理，低头侍奉他们；即使知道他们不对，也无可奈何。唉！拿街巷腐儒的说法，想要彻底废弃通经学古的言论，这难道不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罪人吗？刘士云本是世家子弟，生长在华丽衣裳、富贵家庭之中，却能完全屏弃声色犬马的嗜好，专心从事圣人之道。他对于圣人精微深奥的道理，已经懂得其本末源流，而他的才力又足以将它阐发出来。他所作的举子业，以《诗》《书》《礼》《乐》为根本，用来驾驭诸子百家的变化，这一点是可以考察而知道的。他的文章高深典雅，已经不是后世善于作文的人所能赶上；而且他卓然自守，所以即使晚周、先秦那些偏曲驳杂的言论也不能动摇他，更何况街巷讲师、腐儒的谈论，想拿格式来考校他，也已经太过分了。士云所守的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准则，而不是街巷讲师的准则。他们既然已经成为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罪人，而我的朋友这位大士却只拿文章离合、进退等小技巧，同他们争论格式，那就是舍弃大的问题而争论小的枝节了。以前宋朝之前有五代，唐朝之前有六朝；那时文章在声律、句式、字法、离合、进退等格式上，可以说极其严密，而文章的卑下鄙陋也已经到了极点。韩愈、欧阳修才开始彻底削除六朝、五代的习气，以六经的文章为诸儒倡导，天下后世一致尊奉他们。难道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是因为没有法则，才教给天下后世的吗？原来韩愈、欧阳修的法则，并不是六朝、五代所谓的法则。今后如果有人借古文辞的说法来谈举子业，不说六朝、五代的格式，而说韩愈、欧阳修的准则，那么这件事一定要从我的朋友刘士云开始了。《太行程生文序》【章世纯】天下有两种与兵事没有直接关系、却能在情势上招来兵祸的事情：文章过于盛行，是兵祸的征兆；财富奢侈到了极点，也是兵祸的征兆。如今科举文章没有比三吴更多的地方，而把刻意雕琢、苛细讲究作为文章，几乎成为全天下的风气。从前我看见房选文章在边地盛行，担心不是好事；不幸竟然猜中了，于是更加相信自己的看法。现在读程生的文章，仍然有这种忧虑。程生所处的是边地诸侯的地区，是使用武力的地方；那里所珍视的是一顿饭、一斗粟米，那里有强枪劲箭、冲锋撞击的人，而程生却以文章著名。他的文章矫健刚厉、壮阔奔放、妍丽灵动、飘逸流滑；它的外在色泽如天，它的内在质地如地。初看一眼，惊叹为我们这一类人中最优秀的，我固然为程生一人高兴；可是又不能不替天下忧虑。高兴，是因为他取得功名一定如同拾取寄放之物那样容易；忧虑，则是因为可能出现我前面所说的情形：譬如太行山以北另有武艺才干雄健俊秀的人，而程生的文章只是另一种调子；或者程生胸中另有用兵的才能，而这些文章只是外篇，那就可以不必论说。否则，文章最为秀异，力量又足以举世趋同，那么一个人的文章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文章，甚至整个国家都奉行它，那可怕的地步就到了极点。请问程君：除您之外，尚且有很多这样的人吗？还是只有您一个、没有第二个？我这是借此评论世道。《明文海》卷三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四 时文 《王子云制艺序》【罗万藻】我同子云志趣相投已经三十年了，到现在才仅仅再次见面；见面后又只是谈些气概方面的话，很少问寒问暖，有时彼此连一顿饭也无力备办，最终就告别了。两个人的交往，同古人相比又算是什么样子呢？庚辰年那次考试，我落榜后取道金陵，子云却因为贫困不能赴公车，被困在这里而不能回去。子云的才华哪里比郑庄差？行走千里却不带粮食，竟到了如此穷困的地步，为什么古今之人竟有如此不同呢？十年前，子云吐气如火，对我说他因为同朋友在文字上意见不合，想带着朋友一起投水而死，我称许他的壮烈。近来在大司马范公的席间同饮，他讲述神宗时同陈大士、茅祉生、费无学诸君聚会金陵，每天大肆宴饮、赋诗、谈文，彼此因一点嫌隙而互相摩擦，服气的人笑得合不拢嘴，争胜的人折损了傲气，其中许多事都是我未曾听闻的。如今子云虽然豪迈的性情没有改变，但我却为他的处境变化而悲伤。他凭借世家的身份，拥有名士的气概，平生以忠孝自许，喜欢让自己的情怀经历艰难来显现，而艰难也确实不断遇到。水西之变时，他的父亲太仆因为劳瘁死在军中；子云求取父亲的棺木而不得，便伏在宫阙前上书，悲痛哀恸到了濒死的程度，这是活人很少有的遭遇。过了很久，举荐孝廉并追赠太仆的诏书也下达了，他才稍稍得到宽慰；近来黄蕲之间又被流寇蹂躏，他的女儿晖元又因斥责贼人而死。直到如今，他仍在崎岖道路上辗转迁徙，享受不到一家团聚的欢乐，一件青袍年年像草一样困顿，甚至没有钱财回家。这固然是忠义之风，也是名士的情操。然而像子云这样豪迈的人，这难道是他愿意得到的生活吗？所以我为子云苦涩的处境而悲伤。曾经看见章溢先生《苦斋记》说：他的书斋在匡山山顶，下面只有白云，上面多是北风；从北方吹来的风，大多不甘美而善于造成苦味，所以植物中的味道都苦，而本性苦的东西也反而喜欢在那里生长。甘与苦随着事物本性相应，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但高山并不只有一种风，从北方来的风也未必都苦；否则，为什么生长在那座山上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以苦味闻名呢？那么苦难难道是匡山的本性吗？身负忠义的豪杰并不少，但遭遇并不都像子云这样，因此苦难也许就是子云的本性。现在赠送子云归去，应当帮助他写些豪放纵横的言谈，来增益他的心志。不过古人称说姜和桂的本性，年老了反而更加辛辣；辛辣和苦都是使人清醒警惕的味道，能够使人的精神振作。子云著书几十种，他对世人的益处，一定不会在豪迈自得的年月显现，而会在穷困忧愁、把自己显现出来的日子发挥。匡山的蜜，入口会刺痛舌头，过一会儿热气消除、烦闷解除；那里小鱼可以用来清酒，这就是苦味的功效。我写下这些话，附在朋友往来赠答的意义之后。《孙硕肤制艺小序》【罗万藻】我落第回乡，在广陵遇到了硕肤。相聚二十多天，都是失意落魄的人，彼此相处没有一句话不相投。然而硕肤年纪正壮，身材修长、姿态雄健，并没有减少他的傲岸豪迈；只是还不知道他同我沉默寂寥的分别之中是否另有深意。我将要离开广陵时，想到硕肤初次见面就把为文章作序的事托付给我，已经很久没有答复他。几十年的功业都寄托在这件事上，一旦不能使自己的笔墨自强，这种心情难道能够全部告诉硕肤吗？如今天下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说一句的了。硕肤具有博古的学业，具备常人两倍的气概，笔力高超，情致独特，字字都有气象，他必定是能够为世所用的人，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只是拿这些来勉励硕肤，说这种方法应当早在今天见效，但实际情形已经大大不是这样了。这样看来，硕肤日后虽然必定成为为世所用的人，却未必一定靠硕肤的文章；古人文章的灵气，遇到什么样的人，必然能够被人知道。如今人的文章如果也有灵气，那么能在昏昏默默、自己无法觉知的境地中遇到知音，也算是一种幸运。唉！如今天下的文章，难道还能再说出一句吗？《易》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同硕肤所谓无需言语却没有不相投合，正是属于可知与不可知之外的境界。《李小有制艺序》【罗万藻】小有做了三十年的名士，后来没有中第，却凭贤良方正的高等资格补任县令。以小有的才华，任用他完全足以胜任贤良、卿、大守、县令等职务；汉代所说的五府同时征辟、四司一同任命的那类人才，有时也很少见，而当时人们却不知道，这都是被他的制艺文章遮蔽了。近来朝廷内外多有变故，天子锐意求才，小有一旦得以在知己那里伸展才华，而且还被荐举征辟；征辟这一制度虽仿效汉代，实际是本朝的制度。既然得以被举荐，就可以同武班官员一同考察任用，有人甚至认为他将做到卿相；他从未有一天以臣下身份受举主役使，不像古书中所说的曹掾之类，所以小有的遭遇不能说不显赫。几个知己颇为他的际遇感到荣耀，而小有却把自己平生的制艺文章托付给我，请我为它作序，态度十分恳切。唉！这种心意又令人悲伤。当他束发开始作文时，只知道通过科举两榜进入富贵功名之路，不知道还有别的。很久以后不得志，才渐渐显露出精神、悟性和见识，把这些附着在求取不同于他人的富贵功名文章上，以寄托自己；这样所得的成就也太艰苦了。然而在当时，这些都只是古人所说的情绪炽烈、争相进取的文章，并不是立即同穷愁中著书、以求在后世显现自身的人所作的文章相同。后来终究不能得志，反而凭荐举征辟而起用，知道小有的人以为他已经没有遗憾；但小有想要让世人知道的东西，从此就要把它放在不必被人知道的位置了，难道能不悲伤吗？人生没有比心更亲近的东西，也没有比心更令人留恋的东西。一个人平生在苦难中经历的地方，撕裂筋脉、独自从性命中迸发出来的东西，都聚集在八股文章之中；即使已经知道它曾经被人采用，仍不能立即放下它而离去，更何况如今时势将要把它置于不再被人知晓的位置，而自己最终却凭功名被起用，想来只能寻找名山大川的灵气来酬答这份耿耿之心了。少年时以情绪炽烈、争相进取的气概作成文章，晚年又把穷愁中显现自身的心意流传下去，这是当时的事情，本来不是自己所能预料的；若说这样就没有遗憾，不过是勉强装出笑脸罢了。我因荐举也应当得到一个州的职位，但最终没有赴任，只是按照平常举人任监满后的例子，去参加谒选。盛名难以相副，只有小有一出来任职就可以了。然而我落第时，广陵的郑超宗为我的志向悲伤，想把我同张元祐的稿子合刻，并另外寄来他对文章的议论；我很感激他，这也是小有的心意。把这些附在这里，是为了显明我自己，也记下我之所以替小有作序的原因；他的志向最为亲切，读者应当一并替他挂念。《庚辰房书衡序》【罗万藻】

译六经、《语》《孟》的书籍中，涉及论文的内容往往都有，但没有比《孟子》更显著的。《孟子》自许说：‘我能辨明言辞。’后来又说：‘我也想端正人心，止息邪说。’他的意思大概是想凭辨明言辞来端正人心。如今制艺文章之家的盛行，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我从束发以来，起居寝处都在这种文章之中，直到如今头颅老去，时间不能说不长；现在才开始想看清当世文章的是非取舍，有人或许会对此怀疑。唉！战国游说之士最盛的时候，没有超过邹衍、驺奭以及稷下诸人的时代。孟子的七篇文章，艰难奔走于齐、梁、滕、宋的郊野，直到不得已才写作，寄托在圣人之徒的身份上，难道是喜欢争辩吗？如今海内统一，执笔作文的士人比官吏还多、比农夫少，却还不敢安然树立旗帜；异端争夺名位和道术，只有偷偷采用迎合时世的言语，厚着脸皮放纵自己，辗转互相师法，文字漫漶不清、没有止境罢了。我编选这部书，上等的标准是性情与学术彼此交融、互相剖析，沐浴于古义，并且附有伦常纲脉，成为可以流传后世的文章，这是第一等；次等是才华气格高岸，俯视一切，有的姿态情致清雅美好，佳句如碎玉纷落，也不失为可以任用的文章，这是第二等；再次是道理明白、表达清楚，严守自身，洗涤掉喧嚣混杂，宁可有瑕疵也不作虚伪的文章，用来使人少犯错误，这是第三等。把这三种标准坚持下去，来充分表达我向天下人正告的心意，也许就可以得到挽救。我仍然免不了害怕，因为过去豫章的文章成为警戒，被称为‘幽渺’；近来云间又以昌明博大的文章倡导天下。今年以来又听说天下人拿云间作为警戒，称为‘肤漫’。‘幽渺’难道是豫章文章的起初面貌吗？‘肤漫’难道是云间文章的开端吗？假如我今天写成《房书衡》，它还保持着房书衡最初的面貌；过了一年，假如相互传抄阅读而不停，日子一久就变成陈旧之作；厌弃陈旧之后，又依傍它另行变出，制造千奇百怪的形式，堆积拥挤而不相连接的字，杜撰生硬拗口的篇章，刺口扎心，弊病已经在以前的事情中显现了。到这个时候，即使六经圣贤的言语，也没有一个字不被人糟蹋于世间，被肢解得令人叹息，何况其他文章呢？那么即使有苦心自我奋勉写成的文章，又怎能希望它在世上长久流传而不受损害呢？像这样，正是所谓禄利之路造成的。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开放弟子名额，设置科目考试和射策，用利禄来劝诱；直到元始年间，已有许多年，传授经业的人逐渐兴盛，枝叶繁茂，一部经书的解释竟达到一百多万字，大师多到一千多人。古今人心由盛而变，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变化发展到无所不入的地步，蒙蔽、弊害、离散、困穷的祸患就会侵入言语，最终波及政事；这是孟子清楚看见并深深忧惧的事情，所以他端正人心的起点，在于止息邪说；止息邪说的根本，在于辨明言辞。如今能够辨明言辞、端正人心的学问，唯一应当寄托在上位者身上。在上位的人，就是天子，是替当时的治理求取人才的人。他承担的责任既然重大，有一天拿着衡量文章的尺度，面对众多士人，只要把庸俗昏昧的人斥退，把剽窃言说、彼此雷同的人斥退，把杜撰荒诞、背离义理、失去类别的人斥退，那么天下人将认为上位者能够辨明言辞；他们会因不求庸常而受到惩戒，也会忌讳把自己的内心显露出来，或许就会有所挽救。否则，下面认为不对的，上面却认为是对的；下面舍弃的，上面却取用。即使一百个孟子生在今天，又怎么能够挽救呢？既然如此，我编选这部书是为了什么？我也不过能够编成这样一部选本罢了。让天下人看见我的选本，其中没有欺骗昏昧、不本于心性之理的文章，也没有反复重叠、腐烂可鄙的文字；这就是我今天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界限。《叙任雪柯青凤轩艺》【尹民兴】神宗皇帝晚年，嘉鱼一带的文章已经长期不能通达春官。那时廉洁清正、面颊丰润的人，全都把土当作珍珠，把石头当作美玉，娶妻嫁女，光彩照人，难怪不会向宝物母亲收缩。雪柯任公，特别显扬而独自表明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于是拒绝粱肉而吃松芝，推开汤药而饮沆瀣；自己已经获得长寿，别人却得了疝病。他显扬自己所走的道路，于是轻视轩车高贵、颈项安逸的人，牵绳在崎岖险峻之地行走，用毡裹着阴平，已经取得天下而使别人毁坏高大的骨骼。他显扬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于是厌弃重重曲折的深宫、长廊、丰盛的马厩，讲求平坦简易，门户窗牖雷同，仿佛在天下结成水晶城，又复苏迷卢的一半，以放纵孤高奇异之志而俯视瞻望南赡部洲。一个国家的人用尽眼力，也不能探究其中的角落；用尽耳力，也听不清宫商羽角，起初都惊疑，最终发出诟骂和嘲笑。即使我们三四个人，能够领会其中的意味，仔细深察，也只是略略摸到幽深的根源，并不能完全窥见机关之室、转输之府。于是有一天他问我说：‘昨夜梦见老虎蹲在庭院里，这是什么祥兆呢？’我说：‘这是大人的虎变。’任公微笑说：‘不是这样。老虎和牛的力量相等，老虎最终能够腾跃起来，吃掉牛的肥肉，是因为老虎胆大厚实，牛胆怯薄弱。如今胆气达到眼睛，通达爪子，发出决断来护卫心君，这就叫作恒常奇异的府库。我用了二十年爪和眼的作用，心君从未片刻懈怠遗忘；之所以没有削弱、倾覆这座奇异府库，是因为我的胆汁充盈，足以守护它。我醒悟而佩服他的话。任公去世十年后，又有一天夜里梦见他对我说：‘你应当多读书、多请教。’读谁的书呢？书中说：‘能够读通本经四书，全部写成极其奇妙的文章，这才是善于读书。’ 醒来后，我惊惧荡漾，鼻中充满五寸长的气息，反复思索他关于胆的说法，难道这就是文章的深奥所在吗？胆是刚直之气；只有刚强而没有明察，就像醉了以后骑着劣马；只有正直而没有文采，就像盲人却争着高举脚步。毛孔肌理之外，必定还有某种东西，沉潜在幽暗的领域，在耳目所及与耳目所不及之处相互遭遇。所以它的显现，是以不显现来显现，在上下、深渊与苍天之间发挥变化视听的作用。任公的文章端正之处正在这里吗？正在这里吗？天道的尺度既已树立，便孕育出诸家：任家产生高大突出之人，泽家产生华美之人，挺拔者产生络属之才，旁出而高耸不下者产生于孤独的府库。一时考取、升入春官的有若干家，诟骂嘲笑者却以他们的责难为首。《明文海》卷三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十四，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五 图画 《题米氏山水图后》【方孝孺】自古以来最为盛大的时代，天下之间和谐同一、没有隔阂，纯粹美好而秀异杰出的气息充盈洋溢，所以贤能人才大多成批出现、接连被发现；父子兄弟都凭各自的长处在当时著称的，很多很多。宋朝东都时期尤其如此：辅相的功业有吕氏、范氏，道德的纯粹有程氏，文章有苏氏、曾氏、王氏、孔氏、刘氏，其他的多得数不胜数。米氏父子又各自凭绘画成为名家，也都独擅一时的妙处，难道只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吗？上天想要巩固一个人的国家，必定会产生人才来培植根本，使他们扶助而立定它、辅弼而羽翼它，或者跟随其后加以文饰润色；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现盛大之美。元晖这幅图，是他避居新昌时所作；山川、林木、山麓吐纳开合，有排斡元气的气势，确实可以同古代作品抗衡，不只是追配先人而已。想到人物凋零之后，洞察今昔，久久为之慨叹。《暮云春树图》【王褒】朋友关系是五伦之一，人生下来便具备五伦。虽然人的贤愚贵贱各不相同，却没有谁能够废弃它。正当彼此相聚游乐、彼此离别思念时，那种思念和游乐，都要通过言语表达出来才停止。言语本来不少，只是没有文章承载它，从口中说出便随即消灭；只有寄托在文章中，才能流传后世而不朽。唉！唐朝兴盛三百多年，因富贵权势而结交朋友的人数不胜数，都湮没无闻了。唯独杜少陵、李太白的友谊，片言只行至今仍被传诵，谁说文章不值得依凭呢？我曾读书并阅读唐代文集，知道太白年长于少陵，所以李白对杜甫，如《沙丘城寄杜甫》《尧祠亭宴别杜补阙》以及《饭颗山逢杜甫》等诗，措辞似乎都对少陵略有简省；而杜甫对李白，则推重他的诗，把他同阴铿、庾信、鲍照相比；又倾慕他这个人，于是赠诗给他、怀念他、梦见他，种种情形不一而足。看杜少陵在兵马交战的场所艰难奔走，在川陕之地历尽艰难，白发满头却仍守着遗民之节，自许为稷、契一流的人物，君子都赞许他。李太白虽然是天才卓越，曾任翰林供奉，但遭逢时运不偶，便借酒放纵自己，君子或许因此稍稍低看他。以太白看待少陵及稷、契一类的人物，理当仿佛只能望其项背了。少陵推重、倾慕太白到了这种程度，这才知道少陵交结朋友，真可说是能够长久而且能够尊敬朋友的了。我同有谦在二十岁左右相交甚好，名分虽是朋友，恩情却如兄弟。自从我游学京师，进入国子监，在湖湘一带任教，往返归省，又在京师相遇，将近二十年。他看待有谦的为人，能够得到甘美食物来奉养父母，便愉快欢喜；至于往来相处、对待朋友，则彼此切磋、快乐相处。从开始到现在，始终如同一天。前年春天，有谦凭才智被朝廷举荐，他的朋友马自牧取少陵的诗，绘成《暮云春树图》来赠送给有谦，并且不停地请求我作序。唉！醉后同被而眠，携手同行；相隔万里而彼此失散，茫然思念；那么我们两人的情趣，应当不减于少陵、太白。寂寞的书斋中，游子不能到来，我知道彼此都是如此。匡山归隐、鹿门相会的约期，我发誓日后一定相从。有谦能书写，也能作文；能够长久交友，也能够尊敬朋友。他来请求我的话，正如苍蝇依附骏马。我知道您不会忘记我，只怕您不相信我；那么江东的云、渭北的树，都在那里。有谦姓张，比我大一岁。《娥江送别图序》【谢肃】溧阳人达公贯道，任越州上虞县丞。任期已满，将要入朝到京师去。县里人士一起到娥江岸边为他送行。达公想登船，大家总是拉住他不让走；众人叹息感慨，不忍同他分别。于是达公起身，指着江水对众人说：‘从前我渡过江向东而来，担心自己不能辅佐政务，辱没朝廷的宠命。幸赖父老兄长能够教导，子弟能够遵循，三年中没有一件事牵累我。我如今得以向西渡江，赶路千里去朝见天子，这是多么深的幸运！不要因为不忍同我分别而这样。’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达公说：‘自从本朝拥有天下以来，在我们县任职的官员，不是严猛苛厉而使百姓受害，就是宽纵懈怠而使政事废弛；不是激切自矜而以为廉洁，就是苛察琐细而以为聪明。这些人都不懂得从政，往往免不了失败，所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到中书省接受考核来考察政绩。到中书省考绩，应当从您开始。您没有那些人的过失，难道是有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百姓之风吗？我们因此在同您分别时不忍心。’于是两次拜谢，与达公告别。达公登船，送行的人久久站立在水边。船已经开行，众人还注目不移；达公也倚着舵楼回头望着他们，徘徊不忍离去。当时天空放晴，潮水平缓，四面山色仿佛洗过；树叶飞落，飒飒凉风吹起它们，同飞鸟、游鱼一起在江流中上下，使人的离别之情纷乱不已，更加不能自我忍耐。有好事者把这件事绘成图画，题作《娥江送别图》，准备寄给达公，请我为它作序。我说，送达公分别的地方不在别处，而在娥江，是什么缘故呢？娥是曹氏的女儿。她的父亲盱善于治水，因为迎接伍君而被浪涛淹死；娥也死力援救，捞出父亲的尸体，这件事记载在汉代史书中。后世仰慕她，所以用她的名字命名这条江。然而伍君的忠、曹女的孝，都是臣子应有的大节。达公曾经用这些来教导县中人士；如今达公离去，县中人士一定要到江边送行，不只是因为没有忘记达公的教诲，也是希望达公能够完整保全大节。至于区区不忍分别的情感，哪里值得郑重地替达公说道呢？姑且一并写在图的末尾；能作诗的人又为它系上诗篇，希望达公能够有所观照、省察。《杏园雅集图后序》【杨荣】

译正统二年丁巳春三月初一，正逢休假的早晨，馆阁中的诸位公卿来拜访我，于是我邀请他们到居所的杏园。永嘉谢庭循君旅居之处离这里很近，也恰好前来相会。当时春日景色澄澈明朗，和风温暖舒畅，花卉竞相吐秀，芳香扑鼻。酒杯依次传递，琴声歌咏间或响起，众人的情怀萧散舒展，欢然快乐。谢君精通绘画，于是用设色之法画下同会诸公和当时的景物。倚着石屏坐着的有三人：左边是少傅、庐陵杨公，右边是荣我本人，左次是少詹事、泰和王公。靠着杏花坐着的有三人：中间是大宗伯、南郡杨公，左边是少詹事、临川王公，右边是侍读学士、文江钱公。缓步而来、最后到达的有四人：最前是左庶子、吉水周公，其次是侍读学士、安成李公，再其次是侍讲学士、泰和陈公，最后到达的是谢君。任锦衣卫千户的十人，都衣冠壮伟，华发相互映照。又有执事及身边侍奉的童子九人，料理饮食的侍从五人。景物的情趣韵味也完全达到美妙境界。庐陵公喜爱这幅图，题名为《杏园雅集》；已经为它作了序，又同诸公赋诗咏唱，编成一组，于是嘱托我记在图后。仰想国家历代圣主相承，谋求治理教化，以留传永久。我们这些人忝列侍从，沐浴深厚的恩典，已经有许多年了。如今圣明天子继承帝位，海内安宁，百姓万物康健富足，而近侍官员在每月初一、十五休沐，仍遵循旧有章法。我们几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适意之游，这都是皇上的恩赐。把这件事绘成图来记载太平盛世的盛况，当然也是合宜的。从前唐代有香山九老，宋代有洛社十二耆英，他们都因年高德劭而退休闲居，能够享受诗酒游乐的生活，后世把他们绘成图，作为美谈。他们是在退休之后形成的，而我们则是在任职之余，适意相同而踪迹不同。然而考察实际情形，他们的爵位经历并非同出一时，也不是共同任职于一个机构；如今我们的年齿声望虽不敢同昔人相比，但承受机密重任，共同任职于禁署，志趣相投，回望昔人，恐怕也不相让。后人怎么知道不会又羡慕今天的我们呢？即便如此，感念皇上的恩德而图谋报答，因宴饮游乐而警戒懈怠荒废。我虽然年老，仍愿跟随诸公之后，再加勉励。《王孟端山水画跋》【张宁】九龙山人王友石所画的山水一卷，横向宽四丈，高度仅有一尺。画法借远景来表现近景，以小来构成大，在高深上下之间获得了转折收放的妙处，并不只是能画平远而已。山川林木疏密合宜，山势似断而气脉相连，人物幽微细小，几乎看不见，但生气自然完整。虽然用的是生纸淡墨，皴擦渲染却淋漓浑融，不是世俗画工所能达到的。画中山的峰峦、峤岫、冈阜、林麓、巅陉、磝礐、嶂岭、壑谷、岩洞、砠埒，有的锐利而开展，有的倾斜而峭拔，有的俯视而悬空，有的跃起而停驻，有的下降而上升；高低隐显，回环曲折，平坦险峻，奇特峻厉；高耸而看不见起始，屈曲突出而不知道内部，盘旋回绕而无法测知边际。观画者心惊目眩，注视不暇，却不能穷究它最终止于何处；足以穷尽山的形态与气势，这不也神妙超逸吗？山林中的居处、田舍、山楼、野阁，屋舍在上下游彼此相望；有捕鱼的人、行走的人、居住的人、步行的人、骑马的人，偶然彼此交谈，聚集彼此交谈；人们在水陆之间相互接触，唯独没有在其中画一座佛塔或一个僧人。古人说图画有关乎风教，这话难道是真的吗？松江黄翰在卷首署题为《江山万里图》，黄翰未必真正深知绘画。画家把‘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作为六法之一；如果说这是一幅描绘万里封疆、各地景物反复变化的图，那么川原、里道、舟车、宅舍、人物和事物，都应当随着地方不同而变化；风云晴晦也难以凭意念确定。即使一泻千里的流水，难道没有平缓伸展、冲激曲折的差别吗？友石平生远行江湖，渡过黄河，越过太行山，出雁门关，遍览晋代的地区，胸中丘壑如此宏大，难道会不懂这些道理吗？只是他所画的景物妍丽滋润而闲旷，水木清华，池塘庐舍在左右相互映带，山边水旁各种物类彼此相称；其天然意趣显露出来，应该只是吴中一带的一幅景色罢了，哪里在于它是《万里图》呢？乡友陈廷用君家中收藏图画很多，说这幅画属于上品，应当珍重收藏，遇到懂得鉴赏的人时常拿出来观赏；千万不要让庸俗之人凭浮泛言语随意改变对这件奇物的看法。《观潮图跋》【张宁】四海之中，只有浙江潮最为险恶，即使像秦始皇帝那样勇猛强悍，也还害怕从狭窄处渡过。宋朝自庆历以来，杭州海潮屡次泛滥；嘉定年间，海潮冲击盐官，淹没平野二十多里。外界议论都以京畿附近受到威胁为忧虑，可当时每逢潮势盛大的时候，宫中上下却倾出观看，反而把它当作太平盛世的乐事，唯独不思考建炎初年苗傅、刘正彦因观潮而发动事变，几乎危及宗庙社稷。如今竟又甘心沉溺于这种事情，唉！安于享乐如同饮鸩，即使利害已经迫近自身，也一点空闲都没有来替自己谋划，何况还会有兴复国家的远大计划吗？张思廉和二杨所题的文字，都载在本集中。至于说这是李嵩所画，李嵩本是钱塘人，历经光宗、宁宗、理宗三朝，任画院待诏；他从眼前景物激发丹青藻绘，理应有超出世俗景物之处。如今图中完全没有宫廷人物、仪仗、供帐，也没有吴地风俗中刺青戏水之类的人群，只有空墙、空台榭、烟树凄迷，平静的水面和远山上下与帆樯相映罢了。披阅画卷的人，心中和眼前萦回的，是感慨、凭吊、惋惜之情，而不是追逐、攀附、赞美壮浪景象的想法。李嵩经营构思，情意寄寓在形象之外，难道也是预先看见将来，留下后世的鉴戒吗？杜子美诗说：‘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大概正是为这幅图题咏的。《仓颉图题语》【张宁】

译伏羲画八卦，创制文字契刻。到了黄帝的史官仓颉，重新整理古文，开启六书的源头。不是结绳记事的治理方式，到仓颉造字时才代替它。《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时，白天从天上降下谷粒，夜里鬼怪哭泣；又有人说是龙潜伏、兔子哭泣，这些都怪诞可疑。又说仓颉时代已有衣冠，创设礼仪制度；按照如今图画中的形象，他却都像蓬头赤脚、长着四只眼睛、身上披着草木，难道是因为他出生在接近人首蛇身的时代，异于常人的禀赋和野蛮的风俗仍然有所保留吗？大抵事情没有记载在六经中，言论没有得到孔子的认可，即使旁证也不足以作为依据，何况《淮南子》本来出于杂引附会、聚集繁杂、以见闻广博和奇异为能事的著作呢？唯独如今还能见到的字书，我怀疑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十五篇。自从造字有了确定的规范，凡天地的文理、古今的事情、人物的宜当、天下的治乱、风俗的盛衰，没有不与文字有关。向上追溯，可以接续丘索之书；向下推演，可以概括百代。得到其传承的人，周代有史籀，秦代有李斯，汉代有蔡邕，唐代有李淖斯，都是神会妙解、造诣登堂入室的人。近世周伯琦、陈思孝诸位君子，也都遵循法度规范，差不多可以成名。回头看晋唐以来的真书、行书、草书，不是没有精研笔墨、超越铅椠的地方。至于讨论文字的源流，能够使礼义追求而不违背正体文字的，这样的人也很少。古人说大篆是仓颉的后继、小篆的祖先；又说从隶书以下的文字，我不想观看，这确实是懂得文字根本的言论。文字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承载道理、宣扬教化，帮助百姓而已。宣扬教化，没有比教令更重要的；承载道理，没有比经典更优先的。经典降为史书，史书又分散而成为诸子、文集，文集流衍而成为百家异说。佛、老的书籍中邪正混杂，神人与世俗互相扰乱，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圣人的教化被拿来作为试艺，试艺又分化为官府文书，官府文书泛滥为胥吏、仆役、舆夫、皂隶的事务；朱笔墨笔批示、拘摄等私务，使人弃本逐末、求取利禄，百姓因文书而烦扰，也已经很久了。文章胜过实质的弊病，已经贯通明界幽界；鲁国圣人孔子早已有想要跟从先进的说法，何况今天呢？这样看来，鬼哭、天降谷粒，即使说必定没有，但著书者借此寄托警戒，确实可以说深明而长远。这难道是造字者的过错吗？是后人叙述它，却错误地用于不当之处的罪过。我的姨甥、卫使刘时泰，武略通达，治文勤学不倦，偶然带着这幅图来请求题字，于是我写下这些并题在图额上。《甲申十同年图诗序》【李东阳】甲申年，十位同年进士合绘一卷图。这十人中，九人在朝任职，另有一人从南京来朝，十人【“防”疑为“会”】在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吴兴闵公朝瑛的宅第中会集并绘图。图分为三组。自卷首看去，颧骨高耸、胡须浓密且大半已白、拱手向右侧坐的，是南京户部尚书、公安王公用敬；胡须稀疏、头发斑白、肩膀像鸢鸟般高耸、背部仿佛负有重物、坐在中间的，是吏部左侍郎、泌阳焦公孟阳；胡须稀疏、鬓发多而垂白、不加梳理、面骨棱角突起、向左而坐、右手拿着一册书且书页半开半合的，是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事务的黄岩谢公鸣治。另一组中，胡须稀疏、面色红润、笑时牙齿将要露出、左手握着衣带、向右而坐的，是工部尚书、郴州曾公克明；虎头方脸、大眼丰鼻、胡须微白而长、左手拿着牙牌、右手握带、坐在中左的，是闵公；白须红脸、面容苍老多皱、双手握带、坐在中右的，是工部右侍郎、泰和张公时达；没有胡须、面色红润、耸肩拱手、坐姿危正而且向左顾盼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另一组中，户部右侍郎、益都陈公廉夫面容略长而红，浓眉，胡须一半已白，稍向右而坐；兵部尚书、华容刘公时雍面容略方而长，须发皓白，左手握带，右手按膝，坐在中间；我面容略长而瘦，只有几根胡须，已经全白，神情中仿佛含有隐忧，右手拿着一卷书，像授予简册的样子，坐着面向左方，居于画卷最末。这十个人都由画工面对本人描绘相貌，大体都得到了各人的形貌和神态。只有焦公出使南方，来不及参加，便预先取用他从前的画像，所以只得到他的一半形貌。当天，谢公倡作诗，我们八人都作诗唱和，焦公回来后也作了和诗。古书说：“万物各不相同，是万物的本性。”十是成数，同时也是数目的一个阶段；我们十人能在四十多年中聚集到一起，实在不能算少。然而以二百五十人计算，连二十人都不到，所以说人数多也不可以。按年龄说，闵公七十四岁，张公比他小两岁，曾公又小两岁，谢、焦二公又各小一岁，刘、戴、陈、王四公又依次各小一岁；我在同年进士中年纪最小，今年五十七岁，也已经走向衰老了。回想从前那些年少和壮年时的人，如今若突然相逢，恐怕已经彼此不认识了。再按籍贯和姓氏来说，没有一个相同；按官职来说，只有六人相同。六部和都察院，其官署和职掌也不能完全相同。这就是所谓“各不相同”的情形。然而，抒发志向、效力国家，各自执掌自己的事务，以赞助和弘扬政治教化，使天下达到安乐太平的境地，这一点却从来没有不同。古语说：“人的心性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现在当然不能只凭相貌来评断一个人，又何必说爵位、年龄、宗族和乡里呢？孔子谈论成德之人，把“长久交往而不忘旧情”列为次一等，把廉正、智慧、勇敢、技艺、文章以及礼乐视为最高境界。这九位【原文称“九人”，但上文为十人，疑有脱误】的才华和品行，各种优长汇聚在一起，建立功业于天下，本来必将大有成就。只是我才拙而无所似，正担心名声和实际不相称，因此不敢辜负这种志愿。那么今天的会集，难道只是为了记录聚散离合、作为后世交往的凭证吗？唐代九位老人居于香山，宋代五位老人居于睢阳，吟诗宴饮，都发生在功成身退以后。如今我们十人都有国事和官府事务的责任，所以诗歌虽然和平宽裕，仍含有思念职守、勤于政事的意思。将来功业成就而退身，各自回到故乡，回头看，未必不能彼此唱和、共同歌咏太平之乐，来接续前代的故事。那么，这些诗也未必不是寄托感情、寓含意义的地方。因此我把诗篇汇集起来，作了这篇序，让各家分别收藏。闵公名珪，张公名达，曾公名鉴，谢公名铎，焦公名芳，刘公名大夏，戴公名【“▯”字漫漶】，王公名轼，陈公名清。现在各人都按字来称呼；我则是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长沙李东阳，字宾之。我们于天顺八年考中进士，会集在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次日作此序。

译写在《鸡坛清话》卷后【李东阳】今年我作《止诗》，特意用来告诫自己。鼎仪带着诗来，约定说：“《止诗》也想停止。”今年春天想停止，今年春天停止得还不真实，请把《止诗》取来，让它停止。我这首《止诗》正好寄给作《止诗》的人，我请求援引张汝弼的旧例，以一只鸡和一壶酒作为惩罚。我暗自估计，几天以后，一定会有人捆鸡载酒前来。鼎仪本来就没有真正停止，也不承认这个盟约。过了两个月，我病愈起身，游览大德观，因为受到鸣治老师的督促，作成联句四章。鼎仪听说后，写信来宣布惩罚。我说：“惩罚我固然应当，但不宜由我单独先受罚。假如您本来就不承认盟约，我也没有独自遵守盟约的道理。”鼎仪坚持不放，于是我带着鸡和酒前去受罚。起初，鸣治被督促作诗时说：“只管作吧，即使有人后来议论您，我们两人也确实承担这件事。”到这时，果然拿出猪肉三斤、蛤蜊几十只来帮助。明仲听说后说：“这是很好的聚会。”推掉其他事情前往。亨父也被鼎仪邀请来，共有六个人。鼎仪于是隆重设宴来娱乐客人，大家分韵赋诗，痛饮直到大醉。所谓胜负、奖赏和惩罚，最后都无法分辨，也不必分辨。过了几天，明仲夜里回来，乘着醉意作序；文章虽然写得好，但其中有些事情或许不合事实。我整理其中的始末，写在后面，使喜欢考究的人有所查考。写在《杏园雅集图》卷后，李【东阳】《杏园雅集图》一卷，是正统初年馆阁中的诸位老臣，从西杨公以下九人，在东杨公宅第中会集，各作一首诗，二位杨公作前后序。图是谢庭循所作。当时这部图本大概各家都有。我第一次在西杨公的儿子、太常少卿道术那里见到，第二次在西杨公的孙子、顺天府训导纶那里见到，第三次在南杨公的孙子、尚宝卿秦那里见到。它们的布局和意象都出于同一规制。大概是在谈笑、俯仰之余仓促摹写的，所以应当能在笔墨之外得到神韵。至于太常、尚宝二位以及东杨公的孙子、吏部员外郎旦，东王公的孙子、兵部司务仁，都是我所结识、见过其须发眉宇的人，确实没有什么不同。庭循不是文士，却能托身于宴饮和图画之间，难道不是因为他苦心爱好艺术，而这次雅集又不可没有图画记录的缘故吗？况且从洪武开创、永乐休养生息直到正统时期，天下富庶，百姓安定而官吏有声誉，朝廷和台阁之臣各得其职，才能从容调节政务而不陷入流连懈怠的境地，这是多么盛大的时代啊！只有君主能够信任臣下，臣下能够为君主忧劳，然后德业才能成就，大家各自享有盛世；这固然是人事所不能不尽力的，但归根究竟，其中也有气数存在。这样说来，这次雅集难道不也是千年难逢的时机吗？如今过了六十年，各家子孙仍能层层包裹、珍重保存，不使它失去原貌，更足以看出功德恩泽的深厚，以及文献相传并未泯灭。当时称文贞为西杨，称文敏为东杨，称文定为南杨，都是以居住的宅第来区别。称文端为东王、文安为西王，也是这个意思。如今尚宝所居住的赐第仍在东安门外，旧宅与西宅相距很近；而东宅所谓杏园已经换了主人，听说他家也有这幅图，只是我没有来得及见到。姑且记在这卷末尾，以答复尚宝的请求。题《雪景图》【杨守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柳子厚的诗。会稽俞仁本把这首诗的景象画了出来。我的鄞县同乡郑君光俊得到后收藏起来，请我题写在画上。我想起苏子瞻曾经讥评郑咎的诗，其中有“江上晚来堪画处，渔翁披得一蓑归”这样的句子，说那只是村塾中的话；又认为子厚前一首诗格调高，仿佛是上天赋予的，不可企及。然而他后来又说“渔蓑句好，真堪画”，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天会集结束退朝，正值初雪，回头看同行者身穿绛袍、佩着绣补服，仿佛以美玉和瑶草般的雪花点缀，悠然翱翔在金坡玉堂之间，清丽无比，也是一时人间的美景。于是我随口作了一首绝句：“白雪【‘防’疑为‘映’】红袍，人出金门下。诗翁殊未观，渔蓑独堪画。”同僚因此大笑。我不能作诗，即使作了诗也不能算诗。柳子厚既然特意为柳子厚的诗作跋，引用子瞻的诗评，而又把我这首小小的即兴绝句附在末尾，大概是想启发观看的人，也像当时我的同僚那样发笑。跋《卫灵公观马图》【蒋冕】《卫灵公观马图》一幅，上面有“子昂”二字，还有“赵氏子昂”印。懂得鉴定的人说，这是魏公的真迹。画中一人戴黑巾、穿素服，会集在长杨树下，是卫灵公的五位美姬；其中一人尚未成年，另有一名戴士人巾、穿士人服饰的人，怀疑就是后世所谓女侍中一类的人。两名圉人牵着缰绳，面向马头站立，身上都佩剑。另有一人扶着马臀，替它疏理尾毛。马是黄色的，马嚼子和缰绳都用金装饰。摹写精工细致，神韵流动，确实不是魏公不能画成。只是这件事在史书中很少见到，我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古代传记，不敢凭空断定它有无。不过私下想，这件事发生在卫灵公身上，或许确实有过。昭公二十年，卫灵公遭逢齐豹之变，流亡在草野之间。正好齐国公孙青来聘，以良马献给卫灵公，他接受后作为坐骑。过了九年，即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在干侯，季平子不归还马匹。卫灵公献上自己所乘的马，名叫启服。卫灵公自昭公七年进入《春秋》记载，到哀公二年才有在戚地发生的变故，前后四十三年。同一时期做诸侯的并不少，在《左氏传》中因马而被记载的，有的有，有的没有。唯独卫灵公的马出现过两次。他把马蓄养起来作为玩物，数量应当不少。史书遗漏而没有记载的事情，还很多。这幅图中的马，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但图中所表现的事情足以成为后世的鉴戒，有些道理不可不知道。在此以前一百年，卫灵公的七世祖名叫文公，曾经很留意养马。《▯风》诗人歌咏他说：“秉心塞渊，騋牝三千。”文公并不是把马当作玩物，而是以真诚之心施行善政，所以成效达到国家富足，马匹也如此繁衍。卫灵公不能仰承祖先的事业，他治理国家时，竟不知道应当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那样战战兢兢，反而纵情享乐、懈怠傲慢，只顾观看马匹。不在搜狩之时观看，而在游玩安逸的日子观看；不让贤人君子随从，却让身边受宠的小人随从。观看这幅图，还可以想见他沉溺游猎、荒怠政事的姿态，难道不是与他的祖先懿公喜爱仙鹤相同吗？这样说来，魏公画这幅图，并不是没有用意。

译题写《先圣先贤图赞》【吴讷】右边是宣圣及七十二弟子的赞文，由宋高宗撰写并亲自书写；图像则是龙眠李公麟所画。宋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建行宫。绍兴十四年正月，开始以岳飞的宅第改建太学；三月亲临，首先题写宣圣赞。后来从颜渊以下，也都撰写赞词，以表达褒扬崇敬之意。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将它刻在太学石碑上，并附有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所作的记。秦桧文中说：“孔圣以儒学设立教化，弟子都没有邪杂、背离和违背儒道的行为。如今士大夫的习气，有的还不纯正合于儒术，反而奔逐于狙诈、权变、诡谲之说，以侥幸求取功名利禄。”他的意思，大概是针对当时主张恢复失地的人说的。唉！靖康之祸中，徽宗、钦宗蒙受被俘之辱，汴京陷落，当时的臣子正应枕戈尝胆，谋求恢复。然而秦桧竭力主张和议，排斥众人的谋划，把一时忠义之人的言论全都指为狙诈、权变、诡谲之论。先儒朱熹说他倡导和议以误国，挟持敌国威势来要挟君主，他的罪行上通于天，即使死万次也不足以赎罪，正是这个意思。从前龟山杨先生在世时，曾建议停止王安石在孔庙中的配享，见识明达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吴讷不过是一介书生，幸运地处在圣明时代，充任掌管风纪的官员。这次在仁和县学看到石刻，发现秦桧的记文还与图赞并存，于是命人磨去他的文章，希望邪僻不正的言论和奸邪污秽的名声，不再夹杂在圣贤图像之后。然而想到它流传已经很久，仍谨慎地把这件事记下，以便后来观看的人有所考察。《萍会图序》【李梦阳】《萍会图》画的是王官中的十五个人：一名纪善、十二名教授和二十五名典膳，他们分别来自东西南北。出生地不同，却同在王官任职；官职不同，却同处一地。于是十五人约定说：“当初我们这些人出生在东西南北，本来没有想到会同在王官任职；即使知道有王官，哪里知道会同处一地呢？世事形势没有固定的形态，人的停留也没有确定的踪迹；我们怎么知道从今以后就不再分散到东西南北呢？”浮萍还没有接触水时，浮萍知道水吗？水知道浮萍吗？等到风吹过来，把花絮缠绕在水波回旋的地方，浮萍于是铺展在清水之上，根须深扎，泛动精气而化为神采，姿态柔美，随波上下嬉游，这才开始与水合为一体。所以有的人日日夜夜寻求某人，终身却没有相逢的机会；有的人在道路上偶然停下交谈，却并非平素相互闻名，这就叫偶然的结合。凡是聚合，没有不离散的。因此君子同处一地，必定聚集起来，以酒食相互欢乐。于是便有了会集；会集是用来维系情谊的，而会集终究会散，也有些像浮萍，所以称为“萍会”。分别以后，思念之情必然涉及彼此的容貌，子孙也会世代讲述这件事。世代讲述时一定会说：“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从前曾与某人同在王官、同处一地，大概就是那次萍会。”因此会集不能不绘图；绘图是用来永久展示并保存情义的办法。李氏先人也曾任王官，这次看到此地的图，叹息说：“这次会集多么美好啊！然而也要有时代条件才行。末世很少有能安稳睡觉的时候，危险的国家很少有能安然进食的时候。假如境内发生绿林、铜马之类的动乱，国内又没有河间、东平那样的美誉之地；即使有人以正道辅佐，君主却拒不信任，以良善之道引导，专横放纵的人却自行得志，那么诸位正背负着刺骨般的忧患和责任，肩担重负谋求迁徙，不能像穆生那样逃走，便像张衡那样离去；即使有维系感情、纪念会散、表示永存情义的心愿，也没有闲暇顾及，又哪里会有会集图呢？”所以说：“宁可让深渊中没有焦黑的鱼鳞，也只是时代使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明文海》卷三百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六 图画 题所观《苏汉臣瑞应图》【陈沂】南京内库中有一个漆球，守库人经常踢着玩，时间久了，球中空虚，发出声响。成化年间，有人从球上的裂缝处剖开它，发现里面包着几十层锦缎，内藏三幅画卷：一幅是阎立本《王会图》，一幅是王维《溪山积雪图》，一幅是苏汉臣《高宗瑞应图》，都被内廷宦官留守的人取走。后来《溪山积雪图》和《高宗瑞应图》都收藏在黄琳的富文堂。弘治壬戌年，我前去观看。王会图在一家玉工那里见到；黄琳奔赴京师后，两卷都被典押了。正德戊寅年，我在王舍人家观看瑞应图卷。嘉靖壬午、甲申两年，我又在张光禄家看到它，总共十二幅：第一幅，显仁皇后刚生下康王时的异象；第二幅，显仁皇后梦见神人告诫的话；第三幅，学习射箭时用两个袋子装着斛粟，康王举起双臂携带它们行走；第四幅，康王想用金帛与金国讲和，张邦昌作为副使；第五幅，将要出使金国时，显仁皇后为他送行，有个小女孩抱着四神，从人群中拥挤而出，众人都看不见她；第六幅，王云率领百姓拜谒崔庙，请求出使金国，众人杀死王云；第七幅，康王带兵进入河北，想宽释二圣，显仁皇后占卜棋局，算出进入九宫；第八幅，康王驻扎在磁州，金兵聚集很多，路旁老妇说金兵已经过了山东，于是康王返回；第九幅，驻扎在郓州，占卜在射飞仙台的吉凶；第十幅，遇到两只白兔，射击两次都射中；第十一幅，渡过黄河到达对岸，冰层解冻；第十二幅，军队包围京城，梦见钦宗脱下袍服给他穿。画中把宫室、园池、山河、沙塞、城市和人马的精妙之处全都表现出来，绡本轻薄得仿佛浮尘，青绿朱粉却如同新画的一样。我还记得《王会图》中的人物高五寸，各种相貌都精妙绝伦，夷人的名字用八分书写成。《溪山积雪图》的绡本长二尺多，颜色青绿，但神采已经大为减损了。这两卷如今不知在哪里。跋王右丞画真迹【祝允明】唉！魏晋六朝的遗迹，我已经无法看到了。进入唐代，本来应当以辋川的作品为宗祖。山西有摩诘的四景山水石本，方圆四尺还多一点，薛尚功等人的题识遍布其上。绘画之事哪里是金石文字所能辨别的，也只能大体保存它的形骨罢了。由此可见，在当时它就已经稀少珍贵到了极点，所以人们才设法刻石保存；何况是在数百年以后呢？如果能在石刻磨损断裂、拓本模糊之后，忽然看到真迹，难道不是人生极大的庆幸和快意吗？近来听说有一轴藏在亲军黄君那里，昨天终于得以捧读。大内后宰门有一根朱漆大木柱，不知已经多少年了。成化年间，木柱倒地破裂，才发现原来是髹漆竹筒，里面藏着三卷，其中一卷就是这幅画。听说有人进呈御览，第二天皇帝身边的人请求把它归还掌管；当时亲军伯的父亲任司礼监，正在皇帝身旁侍奉，皇上于是把它赐给了亲军。听说画用细绢， 高一尺二寸，长四尺有余，前后完整，末尾下方用楷书写着三个字：“王维制”。

译跋《狮子林图》【陆深】这卷《狮子林图》是徐幼文所作，共十二段，每段都有题名，用古篆隶书写成，唯独缺损了一段。按图看来，应当是雪堂云，各段分别配有五言诗，共十二首，没有署名。卷后有少师姚荣公的跋尾，可以想见当时的文雅风气，也可以补充后来的郡志。姚荣公称呼我的朋友幼文，说洪武年间他为师林如海绘制十二景，我曾经在画上题字，颇多赞誉。卷中的诗毫无疑问应当出自姚荣公之手，而诗文、书法和绘画都简洁明快。按幼文名贲，官做到河南左布政，擅长作诗，也能绘画，是吴门四杰之一。狮子林在吴城东北角，原是元代僧人维则的道场，最以奇胜著称。维则喜爱聚集奇石，石头形似狻猊，所以取佛教语汇给庵命名。第一幅图画一块石头，题名“狮子峰”，就是它。有人说维则从本中峰得到佛法；本中当时住在天目的狮子岩，这大概是为了说明师承授受的源头。姑苏《新志》说，维则字天如，姓谭，是至正初年人。但跋尾称“如海师”，难道就是这个人吗？只是姚荣公的跋作于永乐丁酉年，似乎是他的弟子构思后带到京师而作，所以才有“四十余年”的感叹，并为幼文、如海相继去世而生出感慨。我曾听说，荣公以少师身份回到吴地，去师子林拜访他的老师，却被拒之门外。到了夜深，他穿着便服去敲后门求见，只见一名僧人闭目端坐，只用手摸了摸他的头，说：“和尚还保留着这个啊。”大概是因为荣公功成名显，仍然保持僧人身份，所以没有蓄发。徐幼文说：“和尚把自己的事情撇在一边，却去管别人家的事情，怎么这样！”荣公怅然离去，真可以说是佛教中的一位“喝棒手”，乃是大善知识，难道就是维则吗？又听说荣公法名道衍，曾经向相城灵应观的道士席应真学习，完全获得了他的兵法机要，奉行弟子之礼；那么他回吴地所见的，难道就是席应真吗？不过风俗和交往有严格限制，轻视功名事业，在异学之中自有其人，不必深究究竟是谁，也可以了。闲暇日子偶然读到此卷，于是重新装裱，姑且记在这里。如果狮子林的题咏还有很多，而幼文也有自己的作品，天如的诗尤其值得诵读，便一并录在后面，供闲暇时浏览。

译跋《阳关图》【陆深】右边是唐代王右丞的诗，也就是世上流传的《阳关三叠》歌词。曲调还保存着，但重叠演唱的方法已经失传。从前我在京师时，曾与王阳明、都南濠讨论这件事；有人认为每句都分作三叠歌唱，有人认为只是把歌曲末句重叠三遍，始终没有定论，记载也各不相同。当时一定有曲谱，而今已经无从考察。有人认为每一句是一歌，每一歌为一叠，每叠便减少两个字，到第三叠时就只唱三个字。这样句句都成文，颇有舒缓委婉的曲调，似乎充分表达了离别缱绻之情，很有道理，但也不知道最终是否符合原词。这幅图是我收藏的李嵩旧本，思斋子命画工摹写。画中西方土地的景物，繁茂而有情致，可以供人观览，并不只是以工巧取胜。因此我把原词录在左边，并记下这番说法，请思斋子审察。《巫山图序》【习善言】《巫山图》是金川名门之子周敷典所珍爱收藏的。为什么呢？图后有私人印章题识，字迹已经无法辨认，只有“吴远”两个墨字还和原来一样。而且图画的气韵、骨力都达到了精妙境界，是今天的人难以企及的，毫无疑问是古画，所以值得敷典珍爱。巫山在夔府，有十二座山峰，名为望霞、翠屏、朝云、松峦、集仙、聚鹤、净坛、上升、起云、栖凤、登龙、圣泉。它们像玉圭一样挺立，笔直高耸，森然排列在云霄之间，下临大江，确实是西蜀的奇观，所以成为吴远极尽心意描绘的对象吧？敷典读书而喜爱奇景，志向在于游历四方，从年轻时起，在荆吴地区、齐鲁境内，直到南北两京，都亲自走过并观看当地胜景，胸中十分充实。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到过西蜀。因而巫山也从未亲眼见过。日前他寄居北京，偶然得到这幅图，便认为它足以满足自己平生的愿望，于是珍爱起来。既然如此，我想，山川是大地用来设置险要的地方。有土地的人有时凭借山川作为保障，巫山本来就是蜀地的险要。过去在三国和五代末期，即使想来一览，哪里能够做到呢？如今圣德远播，边境安定于四夷，喜欢游览的人不受所往之地限制，哪里都可以去。敷典果真有意于此吗？将来有一天，他沿三峡逆流而上，亲眼看到所谓十二峰，再打开这幅图，把实景与图画细微地比较形似与否，呼唤山灵来询问，回来后把它的胜景全部告诉我，并为我作一篇赋，以洗去宋玉《高唐赋》中阳台云雨故事的荒唐意味，也还不晚。《周南留著图录序》【赵贞吉】嘉靖辛酉年嘉平月，贞吉因皇帝赐予休假而回归故山，途经周南。当时友人德清蔡君子木领有镇抚节钺，驻守在那里，我们相见十分欢快。不久，他就把任君少海近日漫游函谷、崤山之间时留下的四幅图和赞诗给我看。我急忙读了一遍，感叹说：“这真是老氏一派的遗风啊！”蔡君说：“看你的样子，大概将要从此隐居了，难道不能替我略微写一篇像任君那样的文章吗？”我当即欣然答应。后来又悔恨这似乎有掠取他人名声之嫌，便谦辞推脱。于是蔡君派人到尉氏来索取，说：“没有文章，就不能空手回去。”我感念他的殷勤之意，便为七幅图作了说明，略加序言，命儿辈抄录寄给蔡君如下。这七幅图，我虽然有所承受和体会，但只是空抱着文章，尚未践行实际。心里知道其中的意义，嘴里却不能充分说出，只好把自己的见识全部倾诉给蔡君，仿佛与任君进行斗博，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但我的心意还是有话可说的。我是西方边远之地的鄙陋之人，今后将要收敛自己的声名光彩，和灶旁小儿、田间老农为伍，越来越与世俗不合。中原有道之士，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而为我开阔见闻、给予引导呢？万一凭借这些浅陋的文字，附在任君光彩的文章之后，借助蔡君传播的声名，使有眼光的老作家稍稍欣喜于我也能窥见其中一斑，或许他能飘然御风西行，为我打开重重关隘的钥匙，解决剖瓜般的疑惑；那么我的这一举动，偶然借着朽木上的文章，竟种下了投针入芥般的机缘。这难道不是因缘际会中的幸运之事吗？蔡君身处东海之滨，我回到西海，万里云山相隔，从此就要分别了。这部书，请你把它替我放在书箱里，遇到能够评判文章的人，试着为我展开看一看吧。我每天都盼望着、等待着，不要说我是睁着眼睛说梦话。《李光禄出使大同图序》【赵时春】大同占据云中、朔方一带。华夏与夷狄之间虽然声威和声誉远播四方，天下在华胥太平之境中受到感化，但大同的将士却要咬肉刺血，与胡虏搏斗，前面把敌人的头颅掷下，后面的人接着歌舞。即使金鼓、兵器、角抵以及绵延不绝的娱乐，一动辄耗费千万金，主管财政的人也决不会拿它与货财多少相比较；使者们牵衣相送，大概正是为了培养豪杰枭雄的气概，使鬼魅般的敌人和阴险的獍蜮之徒心惊，这本来不能用寻常的尺度来衡量。嘉靖戊戌年，朝廷又拨出数万犒军金，于是同郡光禄署署事李麟持符节、载着纲运前往，宣布圣明皇帝极其优厚的旨意。将士们都欢呼畅饮，吃饱喝足，叩头称颂万寿后退下，列着军乐、旌旗和麾旄为使臣送行。李君的同僚认为这是荣耀，便绘图记录事情的始末，托我写下这篇序言。只是，将士向君上祝颂、向使者致敬，难道仅仅是为了报答吗？即使如此，这也只是庸常之人感恩的方式，并不是君上对豪杰枭雄之士所期望的。我听说古代有豪杰枭雄之士，他们上面不因名分道义而在远方之人面前受辱，次之不因理势声色而在卿士面前受辱，下面不因形势强弱而在疆场上受辱。一个普通人为了正义大声疾呼，决意以风云之势造成变革，惨烈地把惩治奸邪作为自己的志向，何况集合三军万队的力量，自称是天子身边家家户户的臣民呢？近来胡虏屡次侵犯边塞，成为疆域的忧患；在古代豪杰枭雄之士看来，这是最下等的耻辱，必定拼死而不回头。集合三军万队的力量，拼死效命于仇敌，胡虏首领的脖子难道值得悬挂吗？胡虏的膏血难道值得玷污车轮马蹄吗？为什么只听说古人有这样的气概，却看不到今天大同的将士有这样的作为呢？用他们的名义召唤，他们就答应；给他们资财供养，他们就接受；责令他们承担事务，他们却张口结舌、畏缩怯懦，这难道足以称为豪杰枭雄吗？把庸常之人的感恩当作豪杰枭雄的报答，使者怎么能不设法开导他们呢？或者我又听说，言语说得深的人，外在形迹反而隐密；感受达到极点的人，报答也最为强烈。那么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说，莫非正是要使大同将士争相做豪杰枭雄之事，以报答君上吗？这件事将来必定会在疆场上自行显露出来，不是现在应当首先说出的，姑且等待吧。

译跋《萧奇士宣平劝农图》【罗洪先】《诗经》中有诗说：“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古代从天子直到诸侯、卿大夫，如果不是农事，就不会到郊外去巡视。然而只看他们临时住宿的地方，车马仆从并不繁多，供应馈赠和慰劳也不完备，虽然没有史料可查，却可以推想而知。宋代的郡守县令出行巡察，一定要记载观看农事，这还保留着祭祀时不忍杀羊的意味。如今制度和《大诰》等篇所作的规诫警告，多么亲切而深刻啊！我从开始任职以来，接触过很多士大夫，但问到当地风俗的人却很少，更何况肯亲自劳顿于田间阡陌呢？有时因其他事情漫然出行，乡里的里正便挨家挨户欢呼，集合各种器物，恭敬地等候，通宵达旦不停。官员一到，锣鼓旌旗齐鸣，舟车密集得像刺猬；田野百姓平时不认识官府，都惊慌逃窜，害怕因冲撞而获罪。所经过的地方，禾黍被践踏毁坏，鸡犬寂然，只恨官员不能赶快离去。唉！如果不改变今天的风俗，即使乡里设置田畯，每月歌唱《豳颂》，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曾听说周文襄巡行苏州时，只带一名老仆，裹着几天的粮食，骑一匹瘦弱的马，往来于田间察看水道。饿了就到送饭的人那里换取食物，天将黑时便到古寺投宿。第二天早晨让老仆自己做饭，吃过早饭，径自骑马离去。凭借这种方式，他完全了解了百姓的隐情，因此治理政绩被评为最好。如今距离文襄公的时代，本来并没有像距离三代那样遥远，可是风俗已经骤然不同到这种地步，真是奇怪。我的同乡萧君奇士任宣平县令，曾在春天出行劝农，人们就觉得不同寻常，甚至有人绘图来歌颂他。天下的事情，习以为常便会被遗忘，异乎寻常才会流传。萧君不过稍微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宣平却因此有了可传之事，也很奇怪。假如天下官员都像文襄公，那么萧君一定不会有这幅图；假如天下官员都像召伯，那么文襄公的事迹也应当不再流传。流传的事情越多，真正实行的人就越少，我因此忧闷。即使如此，稍微履行职责就得到百姓歌颂，由此可知那些不能履行职责反而加以伤害的人，百姓的怨恨和叹息从未忘记。明知百姓已经歌颂，又为他绘图，把声势和仪容表现得极其盛大，来夸张扩大这件事；而心怀怨恨叹息的人，不过是在腹中诽谤、在街巷议论罢了。没有人多次触犯讥刺上级的刑罚，以表明其中的实情。这究竟是治理百姓的人处置得过于刻薄，还是百姓自我约束得过于宽厚呢？萧文襄是我的乡里人，他保存这幅图，大概是要用来警戒自己。《周宪王所摹〈兰亭序〉》【俞允文】周宪王所摹《兰亭序》共有四种，丰君却认为这五种都是王羲之所摹，不知为什么。如今所谓唐摹赐本，就是唐太宗得到的辨才本，命欧阳询、褚遂良等人临摹的本子。当时欧阳询所摹的尤其逼真，于是刻石收藏在宫禁之中。石晋时被契丹带走；定武庆历年间，韩忠献公的女婿李氏把石碑埋在地下。后来他的儿子拖欠官府钱财，宋景文任定武守时，便以石碑抵偿，装入匣中收藏在府库。熙宁年间，薛师正的儿子绍彭又摹刻了一本。其他石碑的古刻有剥损，因湍流带左右五字来加以区别，这样定武本大概已有三种了。而且古刻的字略带肉感，如今流传的有肥、瘦两种。尤延之认为瘦本才是真正的定武本，王顺伯则认为肥本是真定武；但肥本如今也没有剥损，众说纷纭，似乎都没有可靠依据。褚遂良的临本有一本在同州，一本在归德。同州本后面有“延陵”印，而这一本是归德本。偶然向休宁金君讲述了它的始末。

译题《罗浮图》【许炯】罗浮山，是南海一带仰望的名山。周围三百多里，高度是普通山的十二倍。山峰有上百座，其中以飞云、玉鹅、麻姑、仙女、浮真、浮仙、锦绣、玳瑁最为著名。洞穴有十多个，其中以金沙、石臼、朱明、朱陵、黄龙、黄猿、水帘、蝴蝶最为著名。奇石有两处：一处叫跳鱼，一处叫伏虎。奇池有两处：一处叫阿耨，一处叫夜乐。奇泉有一处：叫卓锡。石门可以容下几席，石楼可以远望沧海。铁桥、铁柱，是山中最幽深的地方。山上有龙篵竹，粗大到几围；有五色雀，贵客到来时便先聚集。山下梅花很多，景象幻化迷人，变化不止一种。过去传说有一座山漂浮在海上而来，与罗山合并，铁桥就是断裂之处。这种说法不合经传。按道教书籍说，十大洞天中，罗浮山是其中之一。自从佛教和道教的教法流行以来，它们的门徒想要扩大自己的教派，于是把天下的名山胜地全部登记占有，说成是自己的地方。因此凡是一条幽深的山沟、一座深邃的山丘，必定有佛寺或道观在那里。反而我们儒者修养心性的地方没有所得。唉，这也确实令人感慨！此山在晋代有一位抱朴子、号王野人的人，因为采药而居住在那里，传说后来成仙离去。所以谈论这座山的人，一定把王野人和抱朴子归为代表。我认为不对。既然有天地，就有这座山，并不是两个人所能据有的。而这座山名扬天下，豫章罗氏也有重要关系。豫章罗氏在罗浮山修习静功，把学问传给李延平，李延平又传给朱考亭，实际上成为此山在斯文中的山岳。这样说来，这座山难道不是储积精华、孕育祥瑞的源头吗？我曾经说天下的山有八座，都是圣贤事业的根基，并不是佛、道之人所能轻重衡量的。第一座叫历山，是舜耕作的地方，虞舜使天下归顺的教化由此成就。第二座叫会稽，是大禹考察水土的地方，受命于天的符瑞由此出现。第三座叫岐山，是周文王建都的地方，仁厚的政治由此施行。第四座叫首阳，是伯夷、叔齐避居的地方，君臣之义由此彰明。第五座叫嵩岳，是申伯、甫侯降生的地方，中兴的功业由此得以凭借。第六座叫尼山，是仲尼祈祷的地方，大成圣人的德性由此凝聚。第七座叫罗浮，是豫章罗氏修习的地方，道统的传承由此开始。第八座叫武夷，是朱考亭修养学问的地方，著述的功业由此完成。有的圣贤成为君主，有的成为老师，所以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都受到教化，土地也因此获得不朽。至于更低下的，就像东山的妓女、终南山的捷径，这些事尚且会使山灵感到羞耻。山得到圣贤还是遇不到圣贤，也有命数吗？《易经》中艮卦代表山，卦辞说：“艮其止，止其所也。”所以一定要像前面所列的几位圣贤那样，各自安止于适当的位置，然后才可以谈论山的配享。佛教所说的寂灭、道教所说的清净，都没有安止在应处的位置上，又哪里足以成为山的尊重所在呢？有位客人游览罗浮山，把图画好带回来，偶然拿给我看。我看后有所感触，便写在图的前面，告诉喜欢游览的人：不要只说“抱朴子、王野人”罢了。赵子昂画【邢侗】荣禄公的肌肤像美玉一样莹润，神采如秋水般清澈，因此他在窗间挥笔，往往多有幽雅的情致。这一卷画的是疏落的树木和丛生的竹子，枝叶舒展呈现姿态，与片石相互掩映，风流清秀，贵在神韵，并不在景物多寡。莫非是魏国仙姬穿着紫色半臂，呼唤人来煮茶相对啜饮，已经又倚在水晶宫的栏杆上，迎受画中清凉的风？当时是特意请荣禄公画这幅的吗？荣禄公的其他画幅大多画重重山峦、厚厚山岭，青翠色彩灿烂；这一幅却独自显出神秀之气。西施还没有嫁给吴王时，完全不施脂粉，穿着白苎衣，在江边浣纱，大概只有那样才接近这幅画的意境。跋《钱塘夜潮图》【丁养浩】右边这幅《钱塘夜潮图》一卷，是新安王君甫从杭州某位僧人那里得到的。僧人说这是从先世收藏下来的，大概是杭州人所作。画的绢质和笔意，全都出自前元；可是题字却记的是宋朝年号，难道是他不忘故主，所以追录下来的吗？我曾见元人进入杭州那天，军队驻扎在江边，潮水连续三天没有到来。如今这幅图画的是月夜潮起，奔腾迅疾，使栖息的鸿雁、野鸭无不在苍茫烟雾的水边惊飞。它的怒气似乎真令人畏惧！可是它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敌人发怒，却在幽暗之中惊吓鸟类。难道伍子胥的怒气也有时会消散吗？我无法知道。唉！《纲鉴甲子图》序【刘应期】王介甫读苏子瞻《表忠观碑》的文字，座客说：“这是司马子长《诸侯王年表》一类的文章。”我认为这话说得对。太史公撰写《史记》一百三十卷，共五十万多字，其中各种表格，是全书文章中特别重要的部分。近来衡量史书，往往把这类内容删去不载，难道能说是懂得史书的大要吗？文章达到最高境界，圣人也不会轻易改变。《春秋》取法于《周礼》，《汉书》把“书”改作“志”，其余都以司马子长为准。苏子瞻凭文章才气轻侮前辈，自称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碑文叙述赵清献上奏的事，一个字也没有增删，这是为什么呢？我曾亲手翻阅司马光的目录，打算仿照年表的体例编一部纪年表，却因图表太繁太长，难以完成。后来从福建朋友林守一那里得到一幅《纲鉴甲子图》，高四尺，宽二尺多。图中写着甲子六十循环，每一格十八行，右边缩写数字五十二，起于周威烈王丙辰，左边止于当今崇祯某年，余下共三十五个甲子。上面用朱字标出历代年号，中间每个格眼都登记某元、某改元以及历年长短，统摄分合终始的数目，全都具备。挂在墙上观看，二千多年间的历史仿佛排列在眉眼之间。这一定是福建先民传授下来的，大概是杰出的构造。我接受并学习它，拿给同学黄太冲看。太冲又从尧甲辰补起，所补内容比原图多出不到两个甲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草稿完成后，我便按照紫阳依据《资治通鉴》撰写《纲目》的做法，从周威烈王开始；孔子作书从尧开始，《春秋》从鲁隐公、鲁平王开始，现在仍沿用福建图的旧制。把整幅图分成三幅，每幅右边增加一行甲子，开头冠以序文，随后把三图竖立展开，改作手册，阅览时便纵向展开；有所记忆，随时可以从袖中取出查看。把序文放在顶端，依次将三图纵向改为横向连接，纹理像“亓”字形的窗格，上面仍与旧图相同。这也改变了卦的方圆图式。以后若有作者续作，大概不必再改动它，并且附载旧题说：“历代纪年贯穿联系于甲子，没有遗漏。”虽然正统的意义还没有说明白，明朝的纪年也还不完备，姑且等待考究古事的人来考证。《明文海》卷三百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零七 技术 《赠地师詹仲芳序》【朱升】葬书的学问有两方面：一是形势，一是方位。形势好比观察人的许负，方位好比推算命数的李虚中。两者各自精通一方面，已经足以成为一门术数；若能把二者合而为一，人才真是难得啊！自杨救贫以前，都是把二者合在一起的；后来分成闽派、赣派而不能合流，大概已有四百多年。其间宏博精深的人，如王朴的孙子王伋、赵卿，著有《指蒙书》《拨砂诗》《心经》等文章，出入经史，几乎掌握了形势的纲要、方位的关键；即使通达的人尚且觉得遗憾，何况其他人呢？乡人詹仲芳，世代传授福建术数，却又向江西人学习，自以为已经穷尽江西术数，但仍在福建讲学。他脚力所到之处，眼力所熟悉之处，人人都信服他。他正要继续进步而不停止；乡里研究这门学问而能实践的人，还没有谁在他之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由水凝结却比水更寒，说的不就是我仲芳吗？我因此高兴这门学问将要昌盛，也高兴闽、赣四百多年来分离而不能合流的局面，将要在我们徽州合一了！所以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书徐进善三命辨后》【苏伯衡】用五十一万八千四百种四柱，概括天下古今活人的命运，大概始于李虚中。天地造化的奥妙，变化不可测，即使圣人也有不能知道的地方；想用有限的数目推测无穷的命运，确实很困难。不过，天地间寒暑的变化、日月的明暗，昆仑山气势磅礴于三十八万四千里之外，而历算家用三尺长的箭、五斗容量的瓶来测候，却不能逃脱测算。人与天地之间共生，处在十二纪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年以内，过去的逝去，未来的接续，而星命家用五十一万八千四百种四柱加以概括，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这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概不能因为二者数量相差悬殊，就立即加以诋毁。四柱相同而贤愚不同的，有这种情况；四柱相同而贵贱不同的，有这种情况；四柱相同而寿命长短不同的，有这种情况；四柱相同而吉凶不同的，也有这种情况。这在于世运，在于地域，在于气候时令，在于禀赋。国家的治乱、人的升降、事物的消长，叫作世运；五方九州、山川的阻隔，叫作地域；一个时辰分为八刻，一刻又分为初、中、末，叫作气候时令；人在最初形成形体时所禀受的胎气，叫作禀赋。禀赋有厚薄，气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运有盛衰。明察盛衰的机理，辨别南北的差异，审察早晚的节候，权衡禀赋的厚薄，用来判断贤愚、贵贱、寿夭、吉凶的原因，这就是谈论命运的人用来验证的方法。难道只有四柱吗？难道只有四柱吗？原性读书而深通方术，徐进善的议论如此，我的说法如此。原性大概也能够在二者之间作出折中判断吧。《赠笔生张蒙序》【孙作】昌黎韩子为毛颖作传，说他是中山人；中山并不是晋地，而是唐代宣州的中山。宣州自唐代以来多以善制名笔著称，其中尤其以诸葛氏最为精巧。诸葛氏曾派他的儿子把笔送给柳诚悬，并且对儿子说：“柳学士擅长书法，应当把这支笔留下；否则就拿普通的笔给他。”后来柳诚悬果然认为这支笔不适用，另要其他笔。他的儿子不明白原因，诸葛氏告诉他说：“先前送去的那支笔，除了二王之外，没有人能够使用。”柳诚悬是一代书法宗师，却不知道诸葛氏的用意；诸葛氏的制笔技艺竟能超过诚悬的书法。这确实说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并不常有。明朝初年，这种制笔方法流传到吴兴，冯应科、陆颍等人最先得到赵文敏的赏识，于是宣州的笔几乎无人知道了。我曾想，笔为什么一定胜过宣州的？湖笔工匠有不能说明这一点的，大概是没有见过韦续论笔的文章。制笔的方法，是取崇山绝壁中的兔毛，在八九月间收取；兔毛长一寸，笔管长五寸，笔锋齐整、笔腰强劲才算好。大抵岩石陡峭的地方，兔子上下奔突，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毛上。到了八九月霜降时，竹子枯萎，兔子耸身弓背来抵御寒冷，毛就更加坚韧。宣州、湖州又都是山地，兔毛容易收集，所以家家都有这种产业，也有专门制作这种笔的人。至于制笔用心的妙处，笔锋齐整并不难，难的是笔腰强劲。笔锋齐整的笔往往不够强劲，笔腰强劲的笔又有不够齐整的。即使赵文敏使用冯应科、陆颍的笔，也只是得到笔锋齐整的，极少得到笔腰强劲的。我虽然不擅长书法，却知道其中的原因，因此知道韦续的说法并没有错。吴兴陆用之精于制笔，并不在冯应科、陆颍之下；他迁居娄江后，把技艺传给外甥顾秀岩，顾秀岩又传给外甥张防，世代相传的制笔方法如同出自同一只手。从漳州、泉州、广海乘商船来到吴地的商人，把船停靠在岸边，用百金购买这种笔，几乎没有一年空缺。即使松江的士大夫需要笔，也不用远走百里，笔就在他们的几案之下。张蒙谈论笔的优劣，辨析得十分深入，我这才认识他。吴郡学宫多次请求我写几句话，当时我正在编次群书，没有空闲。后来我回到松江，他们的请求更加迫切，所以写下这篇序，以扩大士君子对这件事的了解，也感叹真正识货的人太少。《送画史李约礼序》【刘崧】世人把善于绘画的人称作画史、画工。“史”本来是史官的称号，画家怎么能同史官并称，也叫作“史”呢？等到考察古代执掌史笔的人，他们为人作传，不只是记载其品德、行为、官职和功业罢了，还要写到他的相貌、颜色和言语，例如说“美髯长大”，说“身材短小而精悍”，说“皮肤白”，说“皮肤黑”，说“面黑而目光精锐、性情刚强”。他们描写得精妙，即使相隔千年，也仿佛就在眼前。所以我曾说，史官是不用丹青的画家，画工是不用文字的史官；这样称画工为“史”，也是合适的。史官写书，有时徇私于爱憎，挟带愤怒，颠倒美丑高下；而且史书常常在事后才出现，有不核实、不完备之处，人们无法当面议论，写史的人还可能借此欺骗世人，后世终于也很少有人能辨明其中的错误。唯独画家为人传神时，画中人与自己常常相距不过咫尺；人物的部位、形态、神采、肥瘦长短、宽窄之间，只要有丝毫差错，三尺童子也会指着议论。由此看来，天下后世公正直率的，应该没有超过画史之笔的；但我所见到的这样的人也很少。庐陵人李约礼，为人传神画肖像极其精妙，刚刚站着交谈、看过一眼，似乎毫不经意；但等到落笔施彩，没有不宛然相似的，能使观看的人一眼就知道画的是某某人，而李约礼自己从不夸说。有时画像在某些地方有所增减不当，李约礼又能根据那人的意见，立即替他修改确定，从不厌烦。等到画成以后，没有人能够再挑出毛病。这说明李约礼不只是相信自己的技艺，也相信那人的意见。唉！世间没有公论已经很久了，哪里能够得到像李约礼这样的人，让他执笔来公正地判断天下人的疑信呢？《林月鉴〈江湖胜览〉卷跋》【程敏政】

译泉南林君精通相术，被推荐担任本县的阴阳官，已经三次进入京师了。他每次到京，名声就更加奇异，有人因此称他为“月鉴”。一次我通过武进陆君廉伯认识了他，他从袖中取出一卷诗，名为《江湖胜览》，都是朝廷名公卿因为喜欢林君而赠给他的诗。我观察世间显达的官员和贵人，大多能够借林君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即使贤者因公务来访，也有人过了几天最终以有事为由辞去。幸而见到一面，有时连一句话也不交谈便退去；大概即使胸怀天下志向的人，也没有机会吐露一二分。只有那些挟带风鉴、禄命等术数的人，不但主动登门求见，见到林君后还降低身份、倾心吐露，唯恐不能把话说尽。有时听到他的名声，派人寻找却没有找到，就惆怅地认为失去了一位贤士。我在这件事上，私下羡慕那些怀有奇才、挟有技艺者所得到的待遇；同时也不能不感慨，处在上位的人要听到下属的全部言论，不在于那些官员，而在于林君这样的人。林君受到公卿礼遇，难道不是因为他说的话多有应验吗？可是他给我相面，却偏偏认为我将来会大显达；难道他自己反而不知道吗？我因此又私下担心，他的判断如果不应验，恐怕要从我这里开始了。从前严君平卖卜，都是根据各人的处境，用善言引导他们，并不计较所说是否应验。如今出入公卿之间、能够推行自己主张的人，大概没有比术士更方便的了。林君往来于江海之上、岩穴之下，以及边远州郡，他所经过的地方，想必没有遗漏。那里难道没有隐居守道、品行正直而又无力自我通达的人吗？如果他见到上层人物时谈及这些人，使天下贤者有的能够因林君而为人所知，那么我又将更加感慨“月鉴”这个称号的意义，应该在这里，而不在前面所说的地方。《雪心赋句解序》【胡翰】论相地的书，大概没有超过郭氏《葬经》的了。然而班固《艺文志》中，已经把形法家相地与相人并列，我怀疑《葬经》虽出于郭氏，但郭氏实际上不足以与这门学问相提并论，难道它是先秦相地学说的余绪吗？如今考察它的文字，精深雅正而奥妙，确实有极其高明的道理，但归根到底没有超出“乘生气”这一句话。唐代曾、杨诸位君子，大概领会了这个说法并加以实践，因而得到验证。后世术数浅陋的人，心智和眼光赶不上古人，于是相互拼凑出天星、卦例等说法，舍弃形势而只论方位；这些说法义理浅薄，言辞鄙俗，所以学起来容易，推行起来也容易获利。手执罗经，拿卦例来衡量地形，用天星来论水势，符合就说吉，不符合就说凶；如果这样，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曾、杨，又何必讲求乘生气呢？假使孝子慈孙把亲人的遗体置于水泉、虫蚁侵害之中却不自知，实在可悲。孔子说：“做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从事巫医。”可见研究术数不能不慎重，选择术士也不能不审察。听信庸医而耽误亲人的生命，听信浅陋术士而危害亲人的遗体，同样都是不慈不孝。先少保襄毅公下葬时，朝廷特意派使者赏赐葬地，在南山原野举行安葬；四方术士像河水涌来、云气聚集一样赶到，说法各不相同，大体多以天星、卦例为依据。那些诵读《葬经》的人，大概连句子都不能正确理解，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沿袭曾、杨的旧路呢？唯独我郡的谢昌子期，专门以《葬经》为根本，同时旁通儒家经典，尤其深入研究朱文公和蔡西山父子的学说；对于天星、卦例，则深深排斥。他替人点穴，大多有证据依据，并不是凭揣测臆想，差不多像医术高明的人运针、射术巧妙的人射中靶心一样。然而术数浅陋的人反而跟在他后面诋毁、破坏，孝子慈孙也随之受到迷惑。世间真假不能分辨，往往都是这样；不是极其明智的人，不能任用这样的人；不是极其刚健有主见的人，也不能听取他的判断。子期认为《唐卜则巍》和《雪心赋》专门以郭氏为祖本，注家打乱了它们的次序，失去了要点，所以逐句作解：错误的加以订正，晦涩的加以阐明，确实足以扫除积久的谬说，对世间行慈尽孝的人大有好处。我私下因此有所感触。世上号称儒者的人，舍弃圣经贤传而从事辞章，正如庸医舍弃《素问》《难经》而只执着于医方；术数浅陋的人舍弃《葬经》，却滥用天星、卦例之说，他们偏离正道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假如子期穿上儒者的衣服，专心致力于儒学，我们这些同道之士也许应当为此感到惭愧。这就是我反复阅读他的书，不能不把这些话说出来的原因。《重刻刘河间〈保命集〉序》【章拯】沙河姜居安自称是江西世代行医的人家，明朝初年曾有一位官至院判的先人，因此收藏的古方书很多。我曾取来阅读，现在准备刊刻，希望按次序印行。刘河间《保命集》等书，正值金源建国之时，而天下衰败动乱到了极点；天地好生的德性，竟在医学上显现出来。刘河间、东垣刘李相继出现，阐明《素问》的奥秘，延续活人的生命，而且都是高尚的处士，不受世俗污染。他们医术的精妙，哪里只是南宋人有所不及；从元代直到今天，大概还没有谁超过他们。我乡朱丹溪，本来是刘河间三传弟子，又兼采东垣之法，时时加以发挥。然而世俗医师的说法，却认为东垣之学专门讲究扶持守护，是王道之医；刘河间之学专门施行攻伐，是霸道之医。他们没有掌握入门的方法，妄自作出分别，结果刘河间的书便隐没了。他们却不知道，审察病机而不违背气候时宜，刘河间本来就是医家中的王道。至于一味扶持守护，就会使各种邪气壅塞，病久而加速祸患；一味攻伐，则正气和邪气很快一起耗尽，这是学习医术的人的过错，怎么能怪罪二位医家呢？我又读《伤寒直格》，从中明白了它立论的依据，大体是说：轻微的病症可以用正治法；如果病情严重危急，就应当采用反治法。反治法也叫从治法，大概是说药物之气顺从病气。正治法，就像君主惩罚臣下的过错，违逆臣下的本性来惩罚他；所以病热不重时，用寒药治疗，逆着病气施治，病自然会痊愈。反治法，就像臣子劝谏君主，不是顺着君主的本性来取悦他；开始时似乎顺从，最终却是违逆，可以去除邪气而使身体归于正气。又说救火时，普通人间的火和龙火不同：人间的火得到草就燃烧，得到木就焚烧，遇到水便熄灭；龙火遇到湿气反而燃烧，遇到水反而焚烧。若把对付人间火的方法用来围追龙火，龙火自然会熄灭。推究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医治人，也完全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我偶然因时下议论的不同而想到这些话，深有感触，所以写出来加以表彰。《医史序》【李濂】

译《医史》这部书，是我辑录前代史书所载的方技列传，作为学习医术者的正宗。前代史书没有传记，而各名家文集中有人为他们撰写传记的，也一并采录。完全没有可考资料、但医术显著的人，我就冒昧替他们补写传记。搜集访求，共得到七十二人，古今名医大略齐备了。有人说：“医术是小道，你这样孜孜不倦地辑录它，究竟是为什么？”嵩渚子说：“医道深远精微，不是语言可以穷尽的。如果不能通晓天地的变化，明白阴阳的道理，通达运气的规律，察知事物的奥秘，就不足以谈论医道。儒者把医术看作小道，是说它只周全于一身的功用，却不足以包括治理世间的学问罢了。如果推究到极致，探究天人关系，推原性命，洞察经络，辨析表里，暗中辅助神明，功效足以夺取造化，那么天下的道理，大概没有比它更大的了。难道可以称作小道吗？”辑录《医史》，是为了树立标准，展示龟鉴，保存轨迹，使天下后世学习医术的人以此为老师，希望他们不至于迷失方向罢了。与辑录书史、画史相比，这难道不是更切合实际用途吗？有人说：“为什么说它更切合实际用途？”我说：“人有了生命，养护身体、侍奉父母、慈爱幼小所应当讲求的事情，有什么比医术更急迫呢？” 我们儒者致知格物的学问门类也很多。其中最关系身体性命的，有什么能超过医术吗？孔子所谨慎的事情有三件，疾病就是其中之一。程伊川说：“侍奉父母的人不能不懂医术。”所以古代君子在修养自己、研究经典之余，很少有不致力于医术的。如今的君子，在学业和法度之外，却只对辞章书法耗尽精力；至于父母不安，自己身体失于调养，兄弟妻子患病，却把他们托付给庸医来试验医术，这种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情况实在不少。唉，可以说是太不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了！所以谚语说：“钻研棋术不如钻研诗，钻研诗不如钻研医术。”它难道是看到了这个道理吗？有人说：“学习医术的关键，上面追溯《灵枢》，中间探究《金匮》，下面研究金元几位医家的著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追求往昔的事迹呢？”我说：“过去是未来的借鉴，古代是今天的准则。历代有名医，就像历代有名臣一样。名臣推行道义、救济时世，所谓得志时便做良相；名医救活病人、造福万物，所谓不得志时便做良医。历代名臣各有史传，近代又有言行录流传。唐代甘伯宗开始编纂《名医传》七卷，记载从上古直到唐代的医家，但世上已经没有传本了。” 宋代许慎斋记载五代以来的医家，有图而没有传。近时丰城杨文恪公杨廉曾著《名医录》，又简略而不详细，读者都认为它不足。那么，辑录《医史》怎么可以停止呢？有人说：“与其辑录《医史》，哪里比得上辑录方书更切合实际用途呢？”我说：“古代上等医家，关键在于诊察脉象；脉理明白了，疾病才能辨识。脉理的玄妙难以用语言传授，心里领会的东西，口头不能完全表达。拿古方来治疗今天的疾病，不但不能使病痊愈，反而会加重病情。古人曾有过这样的论说。所以说，不懂方剂的人辑录方书，就像不懂诗的人辑录诗篇。一首诗写得不好，还能对事情造成什么损害？一个方剂不完善，造成的危害哪里有穷尽？甄权、许胤宗、李杲，都是古代的名医，而且都曾告诫不可轻率辑录方剂，怎么可以冒失地这样做而误害别人呢？”有人说：“既然不能轻易辑录方剂，我已经听明白了。但辑录《医史》，果真对这个世道有益吗？”我说：“当然有益！人们如果经常阅读这部书，就可以窥见医术源流的正道，可以熟悉从入门到深入的阶梯，可以辨识攻伐与滋补的时机，可以得到未病先防的方法。可以养护身体，可以侍奉父母，可以慈爱幼小；既使自己宽裕，也周济他人，实在是有益的实学。” 这样一来，辞章和书法之类的技艺，全都不是应当优先学习的了。有人说：“您的话确实正确，请让我把它完整记录下来，作为《医史序》。” 《送日者丁凤序》【刘绘】天干地支相互配合，穷尽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种；这是有限的数目，人生所遇到的四柱，难道就可以据此谈论命运吗？我认为，这只是人生所感受的气，这话是对的。元命变化的神妙，超然存在于形体之上，恐怕不能拘执于形迹而求取。天地之气，阳气变化、阴气交合，于是生成五行。五行各有阴阳，便产生十干十二支。阴阳之气氤氲杂糅，昼夜流行；人生处在其中，刑合盛衰都可以积累计算，以生克制化配成官、印、禄、马，也属于自然的配合。处于中和为福，偏颇为祸；成就格局为福，不成格局为祸，这说的只是气的纯正与驳杂罢了。所以星命家的说法多有应验，大概是因为观察到了气机运转的关键，不能废弃这种学说。人的出生与万物相同，万物在七十二候中各有适宜的时节；不在自己的时节出生，就不能存活。即使依靠人的力量熏蒸、灌溉，使不合时令的事物存活，它的意味也会相逆而不通畅，因为所得的不是正气。如今干支配合虽有定数，天下出生的人却没有定数，八字完全相同的人，在千万人中也难见一两个。等到把它们分布排列，条理井然，丝毫不杂乱，难道不是有神明之物在主管吗？可以推算的是气，不能推算的是命。如果纣王成为君王，西伯却成为囚徒；颜渊早死，盗跖长寿；有人说长平之战被坑杀的士卒、南阳的显贵之士，这就是命。只有最高明的智慧才能察知其中的道理。丁凤擅长谈论五星之术，于是我同他谈论了这些。《言医赠葛君汝敬》【祝允明】世道变迁，道术分裂，人们习惯于苟且浅陋；口头只传耳闻，行动只依眼见，放眼四海而能使自己的才能融会贯通、拓展玄妙见识以追踪古人、积累功力以供应实际用途的人，没有几个。无论事情大小，人们都像别人那样，人们的习惯也都像别人的习惯，万事又怎么能够治理好呢？更严重的是，有人用虚伪来承袭旧说，糊里糊涂却自称明白，自己卑下却自称高明，错误却自称正确。唉，这可怎么办呢？我将要评论古今，因而不胜感慨；又因为葛君替人治病，我想赠给他的言语触动了心怀，于是从医术说起。姑且寄托一些话在医术上：医道究竟大吗？细小吗？医道本身并不一定宏大，但古代从事医术的人，他们的人格宏大。炎帝、神农、轩辕之后，那些创立医术、阐述医理、声名流传千载的人，全都是大圣、大神、大仁、大智、英杰、贤人。用这样的人来施行医术，正像乌获振动羽翼一样有力，又怎么会不伟大呢？所以医术的作用，和耕种、栽植一样，都能使人得到养育；它的道理大致相等，并不是特别高大，但从事它的人都很伟大。后世谈论医术的人，好的不过百分之一，庸医却有十九分；这是人的问题损害了医术，不是医术损害了人。我年轻时读经史子传，本想成为对世道有用的人，因为学业本来就没有空闲，于是偶尔抽时间浏览《灵枢》《素问》《难经》《脉经》《明堂》《内照》《千金》《本草》等书，心中形成了一种看法。

译我又观察各位医师的疗效，从扁鹊、仓公、华佗、褚澄、徐秋夫等人直到孙氏，他们大多与前代的医理相契合。后来稍微读到张仲景、刘河间的书，又根据事实验证他们的为人和学说，心中又形成了一种看法。再往下看到李明之和朱彦修的言论，同时也了解他们的为人，心中又形成了一种看法。再往下到元末明初的名家，如我郡的葛氏、张氏、盛氏、韩氏、王氏，也仍然如此。如今天下称为良医的纷纷出现，因为我不学习他们的医法，所以不敢妄加判断。然而那些有名望的人，都是因为能够坚持李东垣的学说。坚持李东垣的被称为王道之医，坚持张仲景、刘河间学说的被称为霸道之医，何况孙思邈以前的医家呢？近年我才得到《千金翼》来读，更加与旧闻相契合，大大启发了我的蒙昧；其中有些话如果拿来考察今天的医人，他们会感到惊骇，我也不敢说出来。如今人家的子弟学习科举之术，必定坚持程朱，不坚持汉儒；学习医术，必定坚持李东垣，不坚持前代医家。为什么过去伟大的儒者和高明的医家如此难得，如今却有“正叔”“元晦”“明之”这样的人充满天下街巷呢？如今称为良医的多在江南，我过去有句玩笑话，说北方人缺少医生；如果拿户曹的户籍册来核对计算，难道生者和死者大致相等吗？唉！尧舜凭禅让，商汤、周武王凭武力；只要合乎道义、能够济世，何必一定说是禅让呢？道路不同，就不能相互谋划。有话便说出来，又哪里知道它究竟是正确还是虚妄呢？别人理解我、责备我，我都不推辞。若不是葛君，我大概已经成为鬼了。葛君救活了我，我知道这件事。为了报答他的深厚恩德，我感动之下叙述自己的志向罢了。葛君，字汝敬；他的医道，我能够看出其中超拔高妙之处，就是所谓拓展玄妙见识以追踪古人、积累功力以服务实用的境界，但不能具体说清楚。因此我称赞他并告诉别人：“仁慈啊，汝敬！你是在救活今天人的心智啊，汝敬！”能够得到先圣之道的人，大概是可久的玄孙。知道可久，也就知道汝敬了。《送地理黄生归剑江序》【蒋冕】相地的学说，难道只有堪舆家才有吗？我曾占卜涧水东面、瀍水西面，《书经》中本来就有这种记载。卜辞说那里吉利，最终果然美善；《诗经》中也曾这样说过。然而这还是在谈居住的房屋，不是在谈墓地。孔子、曾子相互问答，极力论述孝子生前侍奉、死后安葬祭祀的道理，专门把它写在书中，用来告诫天下后世。到了篇末，列举送终的大节，特别提出说：“占卜墓地，选择吉处安葬。”如果所有地方都可以埋葬，又何必占卜呢？正因为土地有美有恶，所以不得不占卜来作决定。下葬而不占卜，占卜而不吉利，那么即使埋葬了，也未必能做到尽善；我们亲人的遗体，可能有不得安宁的地方。这就是孔子所说“使它安宁”的道理。此后，邹氏、孟氏以及司马氏、程氏、朱氏，开始有“不要让泥土接触肌肤”的说法，又有“土层厚、水源深”的说法，又有“土色光润、草木茂盛，可以作为地势美好的征验”的说法，又有避开五种祸患的说法，还有选择山势主脉强弱、风气聚散的说法；这些都不过是推广孔子的话，更加表达谨慎周密的意思罢了。只是后来人的说法越来越详细，意义也越来越周密罢了。这正是天下后世凡是做儿子的都应当尊重、相信并奉行的道理，可以把它作为占卜的依据和指南。堪舆家却说，凡人的贤愚、寿夭、富贫、贵贱，一切都是雕琢中枯骨的力量造成的；即使天道奖善罚恶的道理、世间君主赏善惩恶的权力，也都可以放在一边不论。更有甚者，竟说神的功力可以夺取，天命可以改变，而且祸福的应验快得当天就发生；这与儒家的道理相互矛盾，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然而那些以此术为业的人，只看见师徒之间相互传授，大体都这样说，于是更加鼓吹这种言论来误导世人，夸耀炫饰，把虚假装成真实，以愚弄欺骗愚昧之人，前后都是同一套路。即使号称读过儒书的人，也常常甘愿受其愚弄而不醒悟，还自称自己的祸福、得失都不超出他们术数的范围。于是把亲人的遗体完全听凭他们处置，使亲人陷入水泉、蝼蚁之地，却自己毫无察觉。他们不知道，堪舆家的说法本来有与儒家相合的地方，“乘生气”就是其中之一。所谓“上聚”“风”“水”“土欲坚润”，都是生气得以聚集、运行的条件，怎么能说它们毫无道理呢？做儿女的人，也应当相互参照、考究这些道理，尽力实行自己所能做到的，以尽到诚敬守信的责任，只是不应当用祸福来解释它。我的父亲在我十二岁时去世，先父安葬的事情，只有我伯兄、如今任湖广宪副的梅轩先生在主持。我依赖堪舆家的学说，对其中道理完全懵懂无知。近来先母去世，我早晚惶恐不安，谋划营造墓地。以此术为业的人，往往接连来到我家。最后，乡贡士杨仁夫从衡山写信来，极力称赞剑江黄生黄璿。随后黄生来到，我同他交谈，他对郭景纯《葬书》十分熟悉。我间或同他登上山冈，探讨其中源流。他对于山川的性质和情态，务必探求那些隐显、向背而不容易测知的地方；至于寿夭贫富的说法，他从未从口中说出一句。他为人又谦逊好学，在我家听到丁副宪时雍说永丰吴慎仪的术数有过人之处，立即辞别我去跟从吴慎仪学习，所得要领很多。我居家两年间，黄生一共三次来我这里。每次见到他，我总为他学问日益进步而且没有止境感到高兴。这样或许可以同他谈论我们儒家慎终的道理，而不拘泥于堪舆家所传的祸福说法。所以趁他帮助我安葬先母后归去，写下这篇文章来表彰他，也让人知道我所以愿意接近、提携黄生的用意，大概正在这里，而不在那些祸福之说。《跋陆翁所藏石田画后》【吴宽】人们说石田公喜欢奇异的事，有人想得到他的画，他就常常谈鬼怪之事来打动对方。事情到了最后，有时是拼凑出来的，所以失实、诬妄的地方相当多。阊门的陆汝器把自己所得的画拿给我看，不下百十幅，山水、草木、禽兽、果实、蔬菜无不具备。然而陆汝器是个淳朴诚实的人，对于鬼怪之事不但不能谈，也不想谈；但他得到的画却这样多，那么人们的话难道可以全都相信吗？《明文海》卷三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十七，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零八 技术 《赠饶太医序》【万恭】我有幸掌管医院事务，又喜欢阅读各家旁门医家的方书。那些书中的言论彼此联类铺陈，浩瀚无边，好像神仙府库、海藏一样，变化怪异，内容无所不具。看它们所载的上等方剂，都足以使人心神游移、眼界惊异。比如鼓的攻法、跗的洗涤法、长桑君的方术，缓和它、调和它的治法，视豹的安慰法，安期的神妙之术，以及楼太仓公的诊法，大约有数千上百家。这些全都由于专心一意而达到，所以足以记述。然而它们全都局限于某一个身体部位，假如从更遥远、更广大的范围来看，效果就可以看清楚了。通晓各家医术的人，不会取法于此。我在甲寅年春天，连续一个月患膈病，向上气息冲冲，触动便不能安定；膈膜以下就像空囊一样，空虚不足，不能充实。温暖它就燥热，凉润它就疲惫，补益它就气满外溢，防护它就气力耗损。我非常厌恶痛苦，偶尔把这病告诉光禄吉阳先生。他立即说：“幸好正有一位叫杏山山人的方士经过我这里，请他替你诊察疾病。”不一会儿，杏山山人果然来了。我远远看见杏山山人，便呼唤他说：“请问用什么方药才能治好我的病？”杏山山人说：“请让我先诊脉。”过了很久，他说：“这叫作劳累形体、思虑耗伤精气，血液耗损于丹宅，气息奔走于黄庭；这不是九窍所纳入的，也不是五味所产生的。应当用清化膏，配合五经来调治。” 这样投药三四次，大概在不知不觉间，病就油然消解而离去了。我非常高兴，招呼山人说：“真是善于治病啊！真是善于治病啊！即使外科方士们所称道的各种医术，又怎么能超过你呢？”山人喜欢下棋，我也常常邀请他下棋。有一天，拿着海防檄文来报告倭寇盗贼猖獗的人非常急迫，山人停止下棋，索取檄文阅读。读完后他挽起袖子，大声说：“哪里能够得到像我应城县令那样善于击贼的人，为海疆攻打盗贼呢？”我说：“你说的县令是什么样，怎么能够击贼？”山人说：“我们的县令叶震亨，姓叶，是广右人。他任应城县令时，矿盗从中洲而来，藏在城南的大山脚下。县令跃马，带着弓箭出城，随从三人，抵达盗贼所在之处。群盗占据山麓，神色自若；其中五个凶悍的人隔着山涧挥臂持弓而来，锐气不可抵挡。我们从城上观看，盗贼距县令一百步时，县令不动；五十步时，仍不动；三十步时，仍不动。等到短兵相接，县令命随从每射一箭就射死一人，再射一箭又射死一人，最终取得五颗首级，悬挂在马腹下返回。盗贼从此不敢进入境内。如今哪里能得到像我们的县令这样的人，为海疆攻打盗贼呢？”我拍着手臂说：“唉，海疆为什么偏偏不能得到震亨这样的人而任用他呢？”山人摆手说：“海疆方面，大概一定要得到像我们的县令这样的人，才会任用他。” 听说医竘，是秦国的良医。张子的背上长了肿块，便请医竘医治。张子说：“这不是我的背，是任子造成的。”医竘于是为他医治，病就痊愈了。有所托付，然后才能有所痊愈，敌势也是如此。如今通州、泰州一带盐业很多，各地商人的货物都运到这里，任侠之地，又濒临海边，倭奴急忙赶来争利。当地百姓剽悍，纷纷起来追逐他们，所以倭寇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这是病在皮肤表层。再往南越过长江就是苏州、松江，那里地势低平，适宜种稻，是天下富庶之地；民俗奢靡繁华，男子唱歌游乐，女子穿着锦绮，唯恐不能尽显华丽，所以风俗一天比一天华丽，也一天比一天脆弱，容易招来盗贼。倭寇来得像暴风，百姓逃散得像流水；富民进入城郭，贫民便乘机窥伺他们的住宅，良民和盗贼无法区分，百姓的产业也无所依托。这是病在心腹。再往南是两浙，浙以北大体像苏州、松江，但还没有那么严重；浙以南海上利益很多，出海的人乘着上千艘船驶向险地，快如飞驰，后来又被愚昧的夷商夺去利益，因此倭寇更加恼怒，肆意施毒，尤其猛烈；但当地人一次次起来追逐他们。这是病在腠理。因此，通州、泰州的病容易治，两浙的病难治；两浙的病如果治理得当也容易治，而苏州、松江的病却难治。审察标本，分清缓急，哪里能得到像张子那样的大海邦官员，把海上事务托付给剿贼者呢？洞阳生兴奋地说：“杏山山人很会治病啊！真是很会治病的人！那些远方各家所称道的医者，远远比不上他。事情办成了，就上奏朝廷；事情没有办成，就防备承担罪责。医竘也不过是反袖而逃罢了；这里说的是治病的方法，却可以用来治理盗贼。山人难道不就是所谓通晓权变、能够通治各种事情的人吗？” 《丛桂庄牡丹谱》序【朱安▯】牡丹是天地造化凝聚秀美之气所生的花，哲人豪士往往称赏它。然而天下太平时，繁盛的花朵和华美的文辞相互映衬，油幕朱栏环绕，香车竞相奔驰，管弦乐声接连演奏，用来享受繁华盛景；世道艰难时，它被割来供牛羊啃食，被战争焚毁，在寒烟荒草中、残破房屋和倾颓墙垣之间，人们也没有谁顾及它。由牡丹的盛衰，难道不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吗？唐代开元年间，牡丹开始在长安盛行，李太白已经在《清平调》中品评题咏过它，白乐天诗中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宋代天圣年间，牡丹又在洛阳盛行，邵康节、韩、范、司马诸位名家都歌咏并珍爱它，欧阳公还为此作记，共列三十个品种。汴京是宋朝的都城，距离洛阳四百里，每逢花开，常常用来充作贡品；汴京的牡丹不如洛阳，显而易见。我朝宣德年间，周宪祖在府中开辟天香圃来种植牡丹。府第原是宋朝的大内，泉水甘美，土壤肥沃，花朵繁茂不减洛阳。每逢花期，他便召集府中僚属设宴，会聚文人儒士，才俊名流满座，酒杯交错，珍美菜肴纷陈，并创作《牡丹仙传》，奇文流传，成为盛事。从前高唐、菟苑都有善于作赋的宾客，而楚襄王、梁孝王不过是尊贵之人罢了，哪里比得上宪祖亲自挥笔作文，成为当世的作者呢？

译然而谱中所载只有二十多个品种，大概因为收录的只是汴京的牡丹，没有时间搜集异地的品种。汴京城中土地盐碱，水质咸苦，各种花卉都不适宜生长，士大夫和平民之家很少有牡丹。嘉靖改元后的几年，宗室中人才开始走出郊外，开辟园圃，种植花木作为游赏休息之所。于是各王府竞相以牡丹相互夸尚，从四方珍奇搜求，向西到关陕，向南越过江淮，得到最奇异的品种，用来夸耀奇异、争胜斗艳。如今这些牡丹都汇聚在汴京了。一座园子所栽的就有数万株，品种多达五十多种颜色，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不知洛阳又是怎样呢？我是一个被世人抛弃的人，如同天地间的刍狗，隐居在蓬蒿茅屋之下，失意而约束自身，以懒散自守，无所作为。于是我在城东七里的边村买下空同李公的旧宅，松竹之间还有一些遗存，台榭的旧址也略加修葺，把它作为安度晚年的地方。钱塘沈青门经过这里，喜欢它，取淮南小山的意思，为它题匾“丛桂庄”。有王猷访戴那样兴致的客人，每每经过都来访我。在留春轩前种了几百株牡丹，不敢与著名园林争美；然而在美好的时节、柔和的春风中，花朵芬芳艳丽，能够怡悦性情、观赏造化的奇妙，这一点却是相同的。至于四皓采芝、竹林七贤醉于竹、陶渊明赏菊、林和靖咏梅，他们都隐遁山林，取花木凌霜傲雪的品格来砥砺自己的清高操守。我所爱好的，大概还没有摆脱过去喜爱绮罗衣饰的旧习。闲暇时，我便辨别牡丹色泽香气的优劣，考察名品的高下，参照欧阳公牡丹谱中品种的异同，作成《牡丹谱》六十二品，每品各咏一诗。虽然辞藻芜杂浅陋，不能充分描写牡丹的美丽，却想让后世阅览的人知道，我是盛世中的人，没有什么值得用心经营的事情。又详细叙述欧谱中栽种、嫁接、浇灌和治理的方法，再补充当今的方法，使各种技巧都不被遗漏，几乎可以夺取天地造化的巧妙。宋代迂愚叟所著《牡丹荣辱志》，也加以增删补益，附在卷末，使宴饮赏花的人明白其中宜忌，希望不要辜负花神；牡丹既有国色天香，又被尊为花王，与普通花卉并不相同。这确实如此啊！《酒筹序》【朱安▯】修明礼仪、敦厚交情、协调道义、融洽感情，如果没有酒，就不能尽兴。头巾歪斜、沉醉昏乱、伤害生命，如果没有禁令，就无法约束。陶然微醺，游乐舒展，酣畅尽兴，如果没有闲暇，就无法享受。这些文雅的逸乐，实在是天地造化所吝惜而不轻易给予的，也是人类深厚的享受。若没有俊伟之士，就难以抒发磊落的胸怀。试加以考察，地位显达的人有大飨、大射以及送行迎宾的宴会，都是执法者在前，按照三爵的礼制行事；这样一来，尊卑不相等，南北又身处异地，很少有人能够同心兼爱、共同和乐。隐居者逃避尘世，居处山林，农家辛苦劳作，岁时伏腊之际，便用一斗酒自我慰劳。兄弟相聚，邻里也来会集，酒醉耳热之后，仰天呜呜而歌；至于茅屋土墙、鼓腹击壤，并没有衣冠文谈的美观。即使竹林七贤饮酒，远离世俗事务，放纵情怀于尘世之外，也不过是因为用玄理污损时世、借此逃避现实罢了。只有我的先父南山公，凭借宗室亲属身份而遇上唐虞般的太平盛世，俸禄丰厚，又没有繁重的文书事务，法令禁制宽疏，得以尽情从事诗酒而悠然自得。他天性喜爱名酒，曾把《醉乡记》《酒德颂》写在墙上，对人说：“这些虽然是荒诞玩世的话，但其中旨趣玄远；千年以后，它们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仍足以驱除蓬乱的忧虑、平息尘世的机心。” 于是把他的亭子题名为“俯观”，取自“俯视万物纷纷扰扰，如同江汉中承载着浮萍”的意思。又写了一副对联：“梦里游三岛，酣中失二豪。”他的胸襟就是这样旷达。他喜欢同山林中的诸位君子交游，彼此亲切融洽，谈论投机，情谊和谐；《易经》“伐木”一卦说：“由豫大有得。”公确实有这种境界。梁地的通达之士水南田公、杏山谷公辞官归乡时，与公的风度志趣一向相合，意气相投，玄妙的理解与幽深的情怀彼此契合，珍惜光阴共同寻乐，当时人称他们为“饮中三达”。西原薛考功从亳州寄来《将进酒》一诗，是在赞美三公的志趣。公又汇集诗人和佳士，结成怡情社，登高作赋，抒写宴饮的兴致和情怀；酒杯刚刚倾注，云烟般的文思便落在纸上，那种快乐又怎么样呢？我曾见古人把名士和美女的姓名制成酒牌作为行酒令，公说：“古代贤人哪里可以唱名呼来驱使？不如采用诗作，才有一觞一咏的意味。”于是选取唐宋诗人的七言绝句五十首，都是与饮宴有关的诗，又分别阐明并系以意义，作为饮酒的题目；用淇园的竹子制成五十根酒筹，把题目写在上面，放入一筒，命宾客抽取后饮酒，能够使酒杯的次序不混乱，饮酒和停止都有条理，真是高明而美好的酒令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篇〕 到了公晚年，他与年高德劭的老人商议，想为晚年留下凭据。公从年轻到老，每逢酒宴结束，便醉醺醺地倒头归来；仪容丰美爽朗，虬髯长达一尺，飘飘扬扬。乡人羡慕地指着他说：“这是太平时代的人物啊。”没有连续十二天不饮酒的时候，这样持续了将近五十多年。嘉靖癸亥年，我公去世；不久以后规章渐渐严苛，凡是元宵灯火、宾客宴席和歌舞伎乐，都有禁令。宗室的俸禄收入又被裁减压抑，大家都叹息说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优游生活了。梁台的雪月、宋苑的莺花，也都寥落而失去光彩了。唉，哪里能不令人感叹呢！现在将酒筹汇编成一册，交付刊刻流传。倘若山林中的高士、江湖上的散人，有志于成为善饮之人，也制作这种酒筹，用来助兴宴饮，便可以想见公的为人，一定会引起同怀之感。

译《书董杏庄卷》【陈九川】后峰已经为董生的《杏庄卷》题字，东洲子又把事情详细告诉我。我说，董生在京城施行他的医术已有十多年，到了己卯年那件事，才大大彰显了他的医业；这难道不是上天鉴察明君不杀之德，所以把拯救诸位大臣的责任交给他吗？我本来就十分惊异于董生。当年我将要受杖刑时，年纪还轻，身体瘦弱，众人唯独为我感到危险。后来庸医又强行让我服用汤药，药一进入腹中便呕吐，病情反而加重。接着同年马子伯循为我治疗膏药造成的疮伤，病势稍有好转后，又用攻伐拔毒的药剂，疼痛难以忍受，连续呻吟了七天七夜。于是东洲子带董生进来查看，给我用了安易之膏药，疼痛慢慢平定。过了几天，我起身拜谢他，才得以活命，而他丝毫不夸说功劳。我本来就十分惊异于董生。如今天下百姓千疮百孔，急切等待救治，哪里说得尽呢？治理他们的人尚且不够重视，能让他们呕吐、泻下的也很少，更何况施用膏药呢？更何况调理元气、医治根本呢？即使有人稍稍使百姓得到欢娱安乐，却不动声色、不自夸才能的人，大概也很少。我又一次对董生深有感触。仁，是人的本心；在四时中对应春天，春天开花的树木，在江北没有比杏树更早的。疾病是仁术最应首先施行的地方。我给董生取字心甫，又称他为杏庄，这是后峰对他的期望，意义深远啊。董生难道能思考并尽到其中的意义吗？我本来就对董生寄予更深的希望。《观物杂咏序》【万廷言】画家创作秋山平远图，往往在微烟、暮鸟、风雨将万物掩没的景象中极尽巧妙；他们传神写照，即使在人的仪态和形貌之外，也能洒然快意地观赏，并且肖似其人，可以说是技艺精巧了。然而终究不能把声音传到纸笔所能达到的地方。诗用来穷尽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风云月露的变化，以及悲欢愉戚、绝世怀抱、孤独踪迹、久闭幽情、华美凋零之情和万物不齐之态，全都写在篇章中，可以说是广博了。然而诗也不能超然独咏于一无所有之境，难道画与诗的技艺都只能达到有形之物吗？虽然如此，古人说过：“凭借有形之物来象征无形之物，这才达到最高境界。”精于山水画的人，使人观画时悄然如同坐在天姥山中，听见清猿哀鸣、飞鸟远去不返；那些含蓄的情怀尚未说出，却被称作有枯淡空寂、近于无的意味，这也不是沉溺于无声、拘滞于有形之物。大概是用心专一，才能凝聚精神。只要达到凝神的境界，形和声都可以由意念创造；形声都可以由意念创造，那么超出耳目见闻之外的东西，也只能用意会而不能用形状表现。只是优秀的工匠苦心经营，观赏者未必都能识得其中深意，哪里知道笔墨的途径，不正是用来描写无声之声、吟咏无物之物的吗？宪使青阳施君把自己所作《观物杂咏》八十一章给我看，我喜爱它构思深刻敏锐，音节华美流畅，因物起意，所以意趣圆融；因意构词，所以文辞透彻。大概施君聪敏博学，通晓广博，探究事理的要旨，历任内外官职，熟悉世故，与人交往不作高岸深藏的姿态而外表疏阔，所以他的诗像他本人。读起来洒脱流畅，仿佛解除胶结、启发忧思，正说出了人们想说的话。至于开篇咏叹乾坤，所说“来往不停辙，谁是将车者”，又使人当下声音和容貌全都止息，仿佛有一个独自看见、独自听见的人，在幽深渺远处发出无声之声，把精妙的意趣寄托在象数之中，而不只是吟咏有形之物。施君难道确实从观物中有所获得吗？能够在有物之中观照无物，然后才可以随物应变而使事物显出妙理；反过来观照自己的观照，未曾有一个正在观照的人，然后才可以忘掉所见，使观照广大。外面没有物象，内心也没有观者，心就幽深寂静；这样一来，诗咏又从哪里产生呢？这就叫作不知为何却自然如此的神妙境界，也是《三百篇》风雅诗篇产生的原因。唉，真深奥啊！施君家乡有九华山，又靠近庐岳。如今功名正开始发展，穿青鞋着布袜的山林生活已不是你所要从事的了；我是山野之人，也不敢过问。将来等你厌倦了仕途游历、归来居第时，我们应当一同游九华山，坐在匡庐山顶，反过来观察我所能观照的东西究竟是有还是无？与乾坤共同驾车的人究竟是谁呢？这是一体，还是两体？请从事于这些诗咏吧。《题何主臣符章册》【冯梦祯】何主臣是歙县人，名某，字雪渔，凭借擅长符章而奔走天下。从前他在白下时，我召他进入官署，交给他玉、石、铜制的印章数十方，件件奇古而有情致，至今仍被珍藏使用。主臣去年满七十岁，客死在承恩寺；搜查他的行囊，只剩下一方奇石。友人凑集钱财为他收殓，把他的灵柩送回去。如今竟没有人为主臣祝祷、焚香了。我听说，丁南羽学习符章，曾破产游历吴中，长期侍奉文休承、许高阳，兼得两位长者的长处而更加精通，于是纵横一时。唉，符章虽然只是一种技艺，但用笔用刀、朱文白文，都各有精妙的理解；若没有老师传授就不能精通，不精通就不能长久流传，更何况其中最高的境界呢？丁贞白收藏主臣的符章二册，共有一千多方，是从他儿子那里得到的，确实值得珍藏。希望有人等待时机将它推广。万历乙巳年夏日，在雨中的黄山游览时题写。

译《书地理况鹤冈卷》【唐顺之】叩问巫师、卜者、星相家和堪舆家，问他们：“是吉吗？”事情还没有成为现实，听到的人却突然高兴。叩问他们：“是凶吗？”事情未必如此，听到的人却突然悲伤。这样看来，巫卜星相堪舆之人常常掌握着使人变成吉人、凶人、悲人、喜人的权力，驱使人们奔走，而这些人的吉凶悲喜全都系在巫卜星相堪舆之人的口中，任凭他们决定。这是为什么呢？人的常情总是喜欢希望得到那些不一定能够得到的东西，又常常揣测那些无法知道的事情；而术士借助鬼神来神化自己，所以多说话来迷惑人，使巧妙的话偶然说中。人们怀着希求之心和揣测之意去询问他们，术士便借助鬼神，用巧言偶中的说法迎合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深深相信。各种术数之中，最盛行的叫作堪舆；它指画天地，分割解释五行，关于八卦和奇验的说法尤其多，人们也尤其尊崇它。堪舆家的学说，我不知道起源于何处；我想它起初本来只是观察土质、验证地气、测量水脉，用来使死者安宁，并借此辅助慈孝罢了，大概从来没有鬼神祸福之说。自从这种说法流行以后，竟使子孙让先人的尸骨暴露在外，等待所谓吉地吉日；甚至有人因此不能及时安葬先人，使其遭遇水火灾害。有时还取出埋在土中数十年的陈旧尸骨；并非因为山崩水冲而不得不多次迁葬，却喜欢屡屡迁动。更严重的，在豫章、饶、歙之间，甚至有人盗取墓地来安葬，往往发展到杀人仍不停止。既然如此，堪舆家的学说，我担心它不成为祥瑞，反而成为灾祸。儒者谈论灾祸和福庆，把它们归因于积善积恶；这种说法已经十分精微，却还常常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可见天道距离人事很远。若说已经腐朽的尸骨能聚集灾祸、聚集福气，如同呼喊山谷便立即得到回声，这也未必是真的吧？鹤冈况君精通术数，而且常能奇验。从前我安葬母亲，确实借助过你；但我借助你，并不是为了询问吉凶祸福。你曾间或请求我为你作文。唉！凭借你的术数游走世间，哪有不能使人奔走、而那些人的悲喜不只听从你的决定的呢？既然如此，我的话又怎么能够使你轻重失当呢？你如果有意接受我的话，就应当致力于观察土质、验证地气，使死者得到安宁，不要致力于用吉凶祸福来求取生者的利益；如果有孝子慈孙沉溺于吉凶之说，也只须用我的话去开解他们罢了。《书笔谱册子》【李维祯】蒋孝廉公鸣送给我一封信，极力称赞吴兴朱苕元制作的毛笔精良，是东南第一。我已经见过他的《笔谱》，其中王百谷先生、朱元介宗伯、范长伯学宪都对他品评推许到了极点。我不会书法，平生从未留下墨迹在人间；每次听擅长临池的人谈论笔的优劣，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苕元是写大字的名家，他鉴赏评定毛笔，当然不同寻常。想起古代善于书写的人，有的用扫帚运笔，有的削荆条作笔，有的用衣袖蘸墨，却没有一样不能写好。我笑着说，拙劣的书法家也就没有什么不能用的了。苕元把笔送给我，就像把乌号弓、巨阙剑交给手指偏枯的人掌握一样。从前吴国进入晋国，王秉着鼓槌敲击钟鼓，丁宁敲振铎，錞于发声，勇敢和怯懦的人都响应，三军一同擂击，声音震动天地。我这个怯懦的人，私下借用同声相应的道理，哪里足以替苕元增添声价呢？《书吴生卷后》【李维祯】古器、法书、名画之类，有鉴赏家和好事家两类人；如今这些人没有比吴越更兴盛的地方，而江右自欧阳文正以后便绝了声响。我祖先世代本是江右人，性情迟钝，一点也不懂博古，尤其迷惑，只好私下附会古人关于声伎的说法，恐怕只是喜爱古物却并不真正理解吧。吴生是江右金溪县人，以博古闻名，往来于汝颍、荆郢之间，跟随他的人多得像集市上的人，足以为江右争一口气。我私下奇怪他究竟师承何人。有一天，吴生拿着卷子请求我题写，说自己从小眼睛有病，已经双目失明，却遇到国医医治而痊愈。我于是失笑：吴生的眼睛既然能辨识古物，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如果跟着张湛学习《东门伯》《左丘明》《西河夫子》的古方，大概也会变成吴生的本领了。有人说：曹孟德难道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吗？不过是知道得多罢了，为什么要借助已经失明之人的视觉呢？我笑着论道：如果乘着两匹马进入，便是两只眼睛一同进来；若只乘一匹马的一只眼睛进入，难道就成了偏见的大道吗？我又无法为自己解脱，只是笑个不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口〕 《明文海》卷三百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九 技术 《琴谱序》【郑以伟】古今在琴道上达到圣境的人，要数嵇中散了。他说：“琴瑟的形体，声音宽缓则音调低沉，变化稀疏则声音清越。用低沉的音调驾驭稀疏的清声，如果不能虚心静听，就不能穷尽清和的极致，所以必须静听而使内心闲适。”唉！我不过是心性猛烈的人，哪里懂得琴呢？即便如此，我平常多病，认为导养精神、宣泄涤荡性情，琴德最为优长，所以想不时玩赏一番，只是苦于没有学习。居住长安时，我多次同萧君游处。萧君身上连一文钱也不带，却有一张琴用了三十年。每次经过我这里，便弹奏一曲；我倚着几案听它，心中触动，觉得一切如意，美妙的声音不断兴起，抑按藏锋、摧折顿挫，秘藏的曲调忽然迸发。它悲凄时，像屈原被放逐在泽畔；流畅洪亮时，像鸿雁在芦苇中鸣叫；各种声音突然齐集时，像万骑汇聚；清虚淡荡时，像骑着仙鹤俯视人间；婉转和谐时，像邹生吹律；峭拔严峻时，像高山上巨石坠落。琴艺竟能达到这种境界吗？我不知道自身积久的疾病已经离开身体了。有一天，他拿出琴谱，请我写一篇序文。我说：“你是在谱写曲子吗？那么古曲的亡佚，简直如同梦游。太平引已经亡佚，传说师襄有七十二调、八十九曲，伯牙有一百二十曲、五百八十弄、二十八调，以及蔡中郎所称的《青雀》《别鹤》《饮马》《长城》《楚曲》《明光》，都无法考察了。” 此外如《履霜》《掇蜂》《大遁》《小游》《平陵》《狡兔》，也大多湮没无传。断绝而不流传的，并不只有一曲《广陵散》。世上流传的只有《毛诗》五曲、十二操、九引和蔡氏五弄，间或还剩十分之一，不过盲师能够把这些曲调全部弹奏出来罢了。能够谱录的，是世人共同传习的；而没有传下来的，又无从谱录。你是在谱写音调吗？那么正宫的琴弦有二十九丝，用左手大指按弦、右手食指挑起，是黄钟。少宫的琴弦有四十五丝，用左手大指按弦、右手食指挑起，是大吕。商弦有五十四丝，用左手大指按弦、右手食指剔奏，是太蔟。角弦有六十三丝，用左手大指按弦、右手食指剔奏，是夹钟。徵弦有七十二丝，用左手无名指勾弦、右手中指弹奏，是姑洗。羽弦有八十一丝，用左手中指剔弦、右手中指弹奏，是仲吕。正羽弦有九十丝，用左手中指剔弦、右手中指弹奏，是蕤宾。林钟同仲吕而加重剔，夷则同姑洗，南吕同夹钟，无射同太簇，应钟同大吕而加重勾。这是古代音律的大概。如今大琴的宫弦有二百四十纶，中琴的宫弦有一百六十纶，依次递减；小琴、袖琴也依次递减，这也不过是盲师能够全部计数罢了。拨弄丝弦，以手发声，声音便从手中产生；说声音在手指之间，应当自己鸣响。如果声音出自琴弦，那为什么还要弹拨琴弦？如果声音来自虚空，就应当是钧天之乐；如果声音附着于耳朵，耳朵又不是繁复的琴弦。这几种说法都不对。声音究竟在哪里？可见其中精妙之处无法谱写，而能够谱写的又不是精妙本身。你究竟凭什么谱琴？萧君说：“雍门周的琴谱最为古老，只是我从老师那里传承下来，知道其中有些地方不可混乱。我把那些不可混乱的部分谱录下来，共若干篇。虽然与古谱间或有异同，但大体上，商调的《白雪》《扣角》《漪兰》《玄鹤》《宜隐士》适合旷达之士；羽调的《雉朝飞》《佩兰》适合旷士；黄钟调的《大雅》、宫意调的《修禊》适合有德之士。不只是音调不失次序，而且还使调式适合人的爱好。如今天下太平，难道没有这些士人吗？他们看我的琴谱，或许能够知道其中的意义。对于古代音乐，这难道能说是小小的补益吗？传授酿酒的方子的人不一定善于酿酒，但酿酒的方法正是从那里产生的；这也就是琴曲的酿造方法。算了！”我说：“是，是。您努力吧！”只是世间流行的宫意调有《鹤舞洞天》，如今已经没有了，于是补入《阳春》《广寒》；商意调有《残形八公》，如今已经没有了，于是补入《霜猿啸月》；角意调有《子游凌虚》，如今已经没有了，于是补入《苍梧》；徵意调有《南薰》《霜夜》《鸿》，如今已经没有了，于是补入《醉渔唱晚》；羽调有《乌夜啼》《玉树临风》，如今已经没有了，于是补入《汉宫秋》。只有商、角二调仍和从前一样，蕤宾、凄凉二调略有增删。难道是师门不同的缘故吗？还是有意存疑而不妄改呢？琴谱收藏在负奇那里，听琴的人自然会知道。我难道就是懂琴的人吗？我将要在庐山飞瀑之间结庐居住，澄心息念，然后再听您弹琴。” 《董君玉几印章叙》【郑以伟】结绳记事的时代已经遥远了，从天降粟、文字产生以来，蝌蚪文不断变化，总共有五种篆体。一次变化成为籀书，周朝用它来教导儿童，而孔壁古文又出现了异体。籀书再次变化成为小篆，秦朝用它来记载功业，于是大篆失传了。小篆第三次变化成为八分和隶书，上谷、下邽一带采用它们的简便形式，古书的体制也被破坏了。八分、隶书第四次变化成为章草，史游采用它的放纵体势，于是八分、隶书的形体又散失了。章草第五次变化成为行书，刘德升采用它的便捷，于是正书逐渐衰落。大体上，书体改得庄重而趋于疏逸，改得繁复而趋于便利；到了真书、行书、草书出现，大篆小篆就更加废弃。如今还能看见虫书痕迹的，只有钟鼎上的款识，而世人又不使用它。州郡印章的文字略微采用小篆，大篆最终几乎化为乌有。只有私人印记中往往还有篆书，然而人们已经不认识了。至于甄丰所说六书中的缪篆，又怎么样呢？更何况保氏所传授的文字学呢？唉，实在难说啊！偃师的盘、延陵季子的墓、篆刻柏寝的文字、栒邑的铭文，我都不能亲眼见到了。山中凿刻、墓中出土的文字，也苦于不能全部看见。我常常临摹《石鼓文》，那是甄司空所谓的奇字，也是李斯采录来作为小篆的文字，如今已有一半不能读懂。保存下来的，也不过像韩愈集中所说“快剑砍断生蛟鼍”之类罢了。

译登焦山时，先见到庞鼎；“庞”就是高大的意思。听说这是毕公分封采邑时所用的鼎，是周代器物，铭文又古雅，但我没有来得及摹拓带回去。癸丑年在长安，我和薛天谷一起到秘书董君玉几那里，看见他所刻的公卿大夫私人印记，向上直到皇帝御书的小玺，工艺精妙，神采骏逸，几乎不用再评论。他刻画的形体一定以古篆为师，虽然间或加入自己的意思，尚且有十一二处像古代大篆那样重叠，但大体没有不同。钟鼎文字并不随意按照自己的变化来改造古体，使人读它时仍可看见大小篆的遗意。在私人印记中可以看见钟鼎文，在钟鼎文中可以看见籀书、小篆的痕迹，这也就是所谓从千百件中保存一二分罢了。唉，真奇妙啊！不过我认为篆刻难以做到工整，有三点。喜爱篆书的人，汉代没有比马援更出名的。他上书说：“我所借用的伏波将军印，‘伏’字的大部向外。”又有一方“成臯”印，令字从白下，羊丞字从四下，羊尉字从白下而入入下；“羊”字并非按制从下部的大司空正郡国印章。识者认为这些不对，说“伏”字不应向外，“臯”字不应从羊。马援在汉代尚且如此，何况如今距离汉代又过了多少年呢？儿童学习文字尚且容易混乱，何况不学习的人呢？所以博学很难，但字形还可以端正。可是篆书与其他书体不同，有反、折、正、转、绕、围、倒取、反取、向背取、近取、加取、减取、微加减取、上下中取、方圆取、曲直取等方法。还有离合、从横、顺逆、内外、中间等取法。它像堆积柴薪一样，疏密空狭，不像其他书体那样妩媚。应当做到仿佛空中有物、物中有空。位置安排失当，难道不会显出粗疏莽撞的气息吗？所以布置结构很难。其他书体中，笔可以比作手，手可以比作心；但刻刀不是毛笔。其他书体可以像用印章印泥一样，而雕刻不能像毛笔那样随着手的运转，因此兔毫笔容易透过纸背，而拨镫之法却不能施用于金石。所以用刀刻字很难。董君在万历初年，曾同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黎惟敬、吴明卿交游。吴明卿偶然把“添”字写成一种形式，董君说：“‘忝’字下部应当以心从水，你不能因为我是书法老师就随意改成一字。”秘府旧印文中有难以解释的，皇帝下诏便询问董君；他恭敬地解释进呈，同辈没有人能够改变，大家都佩服他的博雅。他运用字形有法度，挥刀刻字有神韵，即使吾丘衍也不能超过他，确实应该独擅一时吧？我曾说，十指之间有一种不坏的色身，大概说的就是董君。可是，董君广泛结交贵人，却以替人奔走为耻；贫困时每天到了傍晚才吃饭，饭食清淡如常。滞留长安时，他骑一匹跛马回去，闭门焚香，诵读《法华》《金刚》等经，把一切欲望都看空，把一切所有都看作空无。俗话说：“上天并不因为识字就认定一个人贤明聪智，怎么知道董君不是把一切都看空了呢？”恰逢董君请求我写几句话。我多病，原想写一篇跋题在《河外人》之后，姑且为此挥笔一写，却又不由得清醒地想到结绳记事的治理。董君名凤元，爵位和籍贯见于吴明卿的序文。《听弹琵琶诗序》【赵枢臣】声音就像色彩一样，能够感动人，也容易改变人的情志。天地之间的音乐，难道是因为声音和谐、节奏有序才形成的吗？在大雅正乐之外，还有琵琶。琵琶的制作本源于胡地的马，汉宫制造它；它取形传声，向前推引、向后退却。它的乐声变化无穷，难道不奇妙吗？声音隐藏而无形，借助乐器来宣发；乐器具备声音，又要依靠人来传达。因此在一弹指之间，天的精华、地的灵气、人的情感，灿然全都具备了。何况弹奏它的是乐府中的美人，听它的是艺林中的文士。他们收敛神情按调弹奏，流动的韵律凝聚在空中，仿佛使松风哽咽、泉水落入山涧，使秋虫为悲哀、寡妇哭泣。甚至会使鸲鹆听后改变鸣叫时刻，使灵侯凭借它托言叙事。如此一来，知音之人怎能不倾心击节呢？然而在玉门关塞外，胡地的月色纷纷；在浔阳江头，荻花秋风瑟瑟。同样的声音，为什么会使情感迁移？为什么会使人悲伤？声音能够感动人的情志，真是奇异啊！试着论述它：声音借助乐器宣发，却不是乐器本身具备声音。为什么呢？人含有天地万物的精华而出生，凡是天地万物相互感应而形成的声音，心都能统摄。只有手和耳朵，是心寄托的地方。即使手不弹奏、耳不听闻，人心中的声音也未曾不存在。所以琴弦绷紧，龙拨缓缓拂动，转动琴轸、调节弦索，快慢协调合度，弹奏出来才美。容貌艳丽而姿态柔美，默默安坐、悠然自得，侧耳靠近聆听，风声宁静、韵律幽微，不弹奏也自有美。声音一出，仿佛裂帛，鸾鸟惊飞、凤凰舒展，曲调进入耳中而繁复，情意停留在深幽微妙之处，听它便是美。无弦之琴，发出宏大的冥冥之音，使气息闭塞、听觉阻塞，返回无声的境界；不听它也是美。这样说来，即使有弹奏者，谁才是真正的听者？即使有听者，谁又能把它写出来？像我的朋友袁鲁望，内心含有纯洁之质，外在采撷精华。他说，琵琶作为技艺固然微小，但没有一样不是性命的旁流、翰墨的支裔。博雅君子不应遗漏它。于是他春游白下，在青楼挑选乐伎，得到董氏秀华，她很擅长这种乐声。她在四根弦上激发清越的声音，使人三个月忘记肉味。声音浩荡，仿佛听见秦女高歌，便轻视曹纲的技艺。于是作《听弹琵琶》一篇，回到吴中后，好事者共同吟咏传唱。采摭乐经的绪论、阐发律谱的新声，难道缺少这样的人吗？若不是把天籁涵容于太空，在幽深寂静中玩味稀有的声音，使一人歌唱、百人应和，宣扬美盛，那么弹奏者也只会像扬雄那样玄妙，听者也不过具有桓谭那样的见识罢了。所以我很乐意为这首诗作序，希望各位君子听到后也来唱和。《吴元定印谱序》【刘世教】

译摹印之学发展到今天最为兴盛，士大夫没有一个不能谈论它。大概自从顾氏《印薮》问世以来，嘉靖年间，吴文氏兄弟因为博雅，旁涉这种技艺，最为有名。他们之上可以称道的，是王幼和君。我没有见过文氏兄弟，但年轻时曾一两次同幼和交游。幼和年已七十，老了，却仍像壮年人一样挥刀刻印。大体上他的印章圆润秀美、工整精致，似乎胜过前朝赵文敏的各方私印。文氏兄弟所流传的作品，大多也类似这样。这不正是以赵文敏为典范吗？自从《印薮》刊出，人们才知道秦汉的遗法。于是文氏兄弟的流绪渐渐衰息，而新安何主臣开始大为振兴印学。主臣性情刚直而意气负盛，交游于公卿之间，像汪司马、王司寇诸公，都把他当作贵客礼敬。他在建业与我偶然相遇，全部拿出从前亲手刻成的作品，几乎有数十册，给我观看。简直像琅琊王府中所见的珍宝，没有一件不是国宝；我摩挲观赏了一整天，舍不得放下。摹印艺术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境界，他的名声确实不是虚传。比主臣稍晚而著名的，是苏尔宣君。尔宣也是新安人，身材伟岸，长于饮酒；当他精神契合时，足以和主臣并列。然而他所得的技法并不完全来自主臣，有人说他曾经跟随文博士学习，有人说他后来没有赶上主臣。和尔宣同时兴起的，还有虎林陈公献君。公献是恭谨温厚的长者，他的学术渊源确实来自新安，却完全不是从主臣、尔宣二人那里出来的。他壮年以后便英年早逝，因此来不及同二人争先。因为我同他交往颇久，他去世以后，他所摹刻赠给我的作品，我全都放在箱笼里，不忍打开。偶尔听人谈论摹印之事，我没有一次不感到悲伤。公献仿佛舌头僵硬，再也不能开口了。如今尔宣也将老去，已经不再是壮盛之时；后来兴起的士人多得像刺猬的毛，要超过他们而后来居上，实在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可是现在我竟然得到了吴元定君。元定与我同乡，少年时便以俊才自负，不屑低头埋首于科举文章，又胸中积聚不平之气，想用自己的奇才在世间显露出来，也想让后世看见自己的美好功业。思来想去，只有摹印这一门技艺，可以深入探求秦汉以来各家名手的心意笔画；而它的功用又能与法书名画一同流传于天地之间，经过千百年仍会被珍爱、玩赏、秘藏而不止。于是他结交爱好精密印学的人，必定要与古人相合才肯罢休，便把古代公私玺印中美好的作品全部摹刻下来，又把与亲手所刻相合的作品编成谱，来请求我作序。我年轻时也颇为喜爱这门技艺；旧日交游如松陵周公谨、长水李玄白诸君，都擅长文章，精通鉴赏，在文艺界有显赫而厚重的声望，爱好也与我相同。闲暇时就击掌相对，辨析其中的情趣；得到一句奇妙的话，便击节称赏。公谨于是写成一卷《印说》，见到的人往往把它秘藏起来。藏在枕边没有多久，公谨竟然游历岱玄；玄白与我相距不过三舍之地，一年中却只见两三次。这样一来，从前共同赏心游艺的快乐，也渐渐寥落殆尽。如今看到元定的印谱，不由得使我雕刻篆书的童心暗暗复苏，又悲戚地生出向山阳听笛的感慨。过去想要完成的计划中途停止，将要再次开始却又迟疑不决；如今这部印谱问世，不知道元定在主臣诸君中应当居于谁的上席？一定会使《印薮》黯然失色，只能居于下位。他日如果天子采纳伏波将军的建议，下诏令大宗伯校正内外印章，推选精通六书的人士，那么除了元定，还有谁能胜任呢？《赏心集引》【袁宏道】我在雨中坐于草堂，读明教搜集编纂的《赏心集》，真是用心良苦。他像一个喜好药方的人，到处寻找药方：有时翻破旧书册，有时向田间老翁、乡野老妇求问，有时访求修道之人。凡是丹方和奇异药物，全都收入自己的药方簿籍。天下一切隐秘难治的病，以及不可救治的疾病，他都了如指掌，再没有遗漏和遗憾。可是每逢遇到普通病症，寒热相反、阴阳稍有失调时，历试各种药方，却没有一个见效。这个人于是大为恼怒，说：“我的药方并不是不奇妙，只是世人的病恰好与药方不相合。”众人因为不善于治病，反而把责任归咎于我的药方，这不是药方的过错。一定要找遍天下隐秘的病来验证药方，可所谓隐秘的病，又有百种变化超过这些。他烦闷不知所措，请教医王。医王笑道：“俗话不是说过吗？学药方三年，天下无病可治；学医三年，天下无方可学。你只要能够察看脉象、辨识病源，药方就在你心中，不必再到处寻找。”这个人惭愧而心悦诚服。明教遍历天下药方之林，储藏的药物堆积如丘。我恰好有一种觉察到的疾病，想求一张海上的奇方，不知道是否可以？如果有，希望你替我检出；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不善于辨病，恰好与药方不相合罢了。江西有个葛道人，寄居在我的乡里，善于谈论阴阳生克。每有一种病出现，他就说东垣如何，丹溪如何，《素问》《内经》又如何。病人听了，以为卢扁再世。可是等到实际求取疗效，反而比不上我乡里的鄢草头、陈打封等人。这不是没有遇到合适病症的过错，而是拘泥于治法的过错。明教是个喜爱药方的人，我这里只说阴阳生克的葛先生罢了，因此写在书卷的开头，等待明教日后看到后一笑。《古今医统》序【余孟麟】我曾读《黄帝书》，书中说：“好像窥视深渊，又像迎接浮云，这是多么难以探究啊！”病人的忧患，在于疾病很多；医生的忧患，在于医道太少。古人用心极其精微，竭尽力量极其广大，他们的医术洞察鬼神、包孕造化，已经精妙到了极点，仍然谨慎畏惧、面色凝重，这正是因为慎重。周代时，医师隶属于冢宰，一年中考核十次而有一次失误，便按次削减俸食；即使未必人人都能洞见医道，却仍然谨守法度，考论经脉、五脏、奇恒之腑，不敢懈怠，其中有值得称道之处。后世从事医学的人，与他们相比如何呢？《灵兰》《石版》的医理，既没有人能够阐明；各家专门传授的药性、脉理、病机、治法，仍然茫然不明，却任意炮制药物、杂乱配合，只求偶然取效以图谋利益，又没有人考察其中的失误；既没有师承，又不畏法度，竟把这种微妙幽深、不可轻易思议的医术糟蹋到如此地步！唉，实在令人慨叹！我乡东皋徐君，年轻时学习儒术，后来改学医学，刻苦钻研，穷究各家名医之说，例如淳于意的《医状》、王叔和的《脉经》、钱乙的五脏方、杨士瀛的《直指论》、刘完素的《元病式》、罗益的《卫生宝鉴》等，类似著作多得无法尽数。

译然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见解为师，每一家都专守自己的药方；言辞学说纷繁衍生，就难以疏通引导；简牍浩繁，就难以搜集储存；医理机要分别错杂，就难以审慎辨明；针石疗法各有离合，就难以全面验证。想要提纲挈领地统摄五行，参照十二时候，开启玄妙生命之理的秘密，以施行广大的救济功效，凭什么做到呢？于是远考古代贤哲，近述当代名流，凡是宗旨和防治之法都保存下来，并兼收诸家，编成一部书，名叫《古今医统》。记述各种医术的源流，就像黄河、济水各有不同支派；穷究万病的成因，则如大海洪流同归一途。使读书的人如同掌握了韬略，筹算没有遗漏：有时张旗列阵，在广阔原野上交锋；有时衔枚悄然穿行，片刻之间突然出击。虽然奇正变化无常，但总的说来都足以制胜，为什么呢？因为方法完备。我听说，医法只能给人显示出路径罢了；至于不用汤液醴酒来涤洗肠胃，不用砭石、灸熨来舒解拘挛的筋脉，不通达神明的人不能领会其中的关键。徐君把医法公开给众人，而他治病时，精妙之处细入秋毫，每每超出成法而自有所得，所以无论顺治还是逆治，没有不立即见效的。他的声名十分显著，大概又在于能够运用医法，却不拘泥于医法。《明文海》第三百十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十九卷，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十 寿序 《贺叶孟纯寿八十序》【杨守陈】吴地庠生叶伯珵来到京师向我求学，离开家乡四千多里，却能安居而有丰足的饮食，没有羁旅漂泊的忧患，大概是因为有族叔祖孟纯翁可以依靠。不久，伯珵的叔父叶志宏来拜见我，亲自说他凭乡试选入国子监，长期依靠孟纯翁在家居住了十多年；孟纯翁念及敦睦亲族、叙述亲情的情谊，长久而不衰，我心里记住了这件事。去年冬天，伯珵的父亲从吴地来到京师，就在孟纯翁家设宴招请我。我于是和太常少卿刘叔温、工科给事中姚景昭、督府经历朱道隆一同应邀，骑马出崇文门外几百步，转向东走三里，那里有一座楼阁翼然高耸、俯临街市的房屋，就是孟纯翁的家。登楼坐了一会儿，孟纯翁出来作揖迎客。他满头花白、眉毛浓重，穿着宽大朴素的粗布衣服，萧然有林下隐士的风度。坐下询问他，他说：“我从永乐初年迁居这里，当时土地寒薄、人口稀少，土产十分贫乏，居住的人大都住茅檐荆扉的房子，使用土制炉灶和陶釜，一切生活供给都很简陋，所以欲求也少，容易满足。此后几十年，四方人物纷纷来到这里居住，房屋都盖上了瓦，栋梁、楹柱、窗户也涂成朱绿，再没有过去的茅檐荆扉了。器物都使用髹漆、金银、象牙、玉石制品，像过去那样使用土床陶釜的已经很少了。至于衣食和各种日用所需，人们竞相奢侈、争比华靡，与过去相比何止增加百倍？这大概是历代圣君覆盖、滋润、温养、休息百姓的恩泽既深且久，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真可以说是太平全盛的时代了。然而人们奢侈使用却不知道节制，贪求欲望却不知道停止，往往因此拖累自己的生命，这实在值得叹息。而我穿粗布衣、吃粗食，和最初没有改变；房屋、器皿以及各种日用品，并没有比过去奢侈多少，和那些人相比，反而似乎更胜一筹。当初和我同居、富贵而年轻健壮的人，有好些如今都已经不在了；而我幸而长寿，独自留存，年齿已经七十九岁了。”他说得质朴而有道理，我们四人都赞叹不已。不久宴饮酬答的礼节完毕，我们向老人告别回去。到了今年，老人已经八十岁，士大夫中有人作诗祝贺，伯珵请我写序，于是写下我所见所闻的这些事。由此推衍触类而论，孟纯翁能够享有高寿，难道是偶然的吗？《姜翁夫妇八十序》【李梦阳】有人说：“富裕、长寿、健康、安宁。”然而谈论此事的人一定把它归于三王的时代，难道不是因为那时太平和乐，没有愁苦夭折的百姓吗？即便如此，八十岁的人在那时也很少。所以礼制规定：“八十岁接受君王的任命，一坐之中要两次起身到堂上。”又说：“八十岁叫作耄。”这不是说他的筋力、智慧和思虑都已经衰退了吗？因此有罪也不加刑，饮食常给珍味，在朝廷上可以扶杖。假如八十岁真是容易达到的，古人岂会给予这样的优礼呢？然而这也只是说到了耄年的人，并不是说夫妇都能同时达到。假如八十岁而夫妇相偕，又不衰老，那么如今长安的姜翁，古人又将怎样优礼他呢？唉，也太稀罕了！我读史籍，上下数千年间，夫妻德行相同而隐居的人，我只找到三位：冀缺、梁鸿、庞公罢了。然而这三个人，史书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假设他们的年纪和姜翁相当，也未必都没有衰老；即使没有衰老，也未必能和妻子一同达到这个年纪。唉，像姜翁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真稀罕吗？难道不是真稀罕吗？况且长寿，是气力旺盛、内心喜乐的人才能达到的。如今天下百姓贫困，赋税急迫，输送缴纳的事情从未让人喘息，征收催促也从未停止，实在太过分了。姜翁究竟因什么而心中喜乐，使他的气力旺盛呢？我私下曾观察过姜翁夫妇。他们一同生于宣德初年，那正是太和平乐的时期。第一，他们应当长寿，是因为夫妻德行相同而隐居；第二，他们应当长寿，正所谓“栽培它的，必使它茂盛”。他们的儿子出任名郡的长官，能够不辱其身，奉养父母、遵循教诲，珍贵华美之物都已具备。第三，他们应当长寿。前两者，一个取决于天，一个取决于人，这就是养气的关键和欢乐的要领。所以说：“得到关键的就昌盛，懂得要领的就康宁。”既然如此，他们的寿命怎么会不相同呢？又怎么会衰老呢？我往年经过秦、晋一带，在山谷田野间看见许多白眉白发的百姓，他们的年龄本来也不比姜翁小；然而赋税征输日益紧迫，忧愁叹息、贫困患病，一同转身走向沟壑而死的，几乎有一半。幸而活下来的人，能够气力旺盛而心怀喜乐的，又有几个呢？唉，也太稀罕了！我对于姜翁夫妇有深深的羡慕，有深深的敬意，又有深深的感慨，因此作了这篇序。《学古刘先生寿诗序》【罗玘】学古刘先生，我起初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有人说，他是敬斋的儿子。敬斋自守清白，近世以来只有他一人。他任金华知府时，身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寒冷极其厉害，取足以保暖的蒿草，放在手上，直到不能忍受，便借百姓的毡鞋穿着行走；走过几个驿站天气转晴后，便把鞋包好作记号，寄还给百姓。他镇守雄州时，常常同经过的宦官抗争，甚至宦官发怒与他交手，他也没有丝毫退让。宦官把这件事上报，敬斋被逮到宫阙，皇帝面向南方威严地审问他；即使触犯龙颜，他的回答也没有违背最初的事实，因此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乡里。此前他母亲去世，无法办理安葬，三个女儿又不能出嫁，身后留下了许多悲哀。幸赖先生勤劳节俭，靠授徒取酬，日渐补缀积累，才办完丧事；妹妹出嫁所需以及田地房屋等可以维持生活的产业，也已经养育置办齐全。如今乡进士、御史两位君子都已经卓然成长，又各自能够在乡试中取得名次；先生教导武昌、武进的学生取得成就，升任翰林孔目，未满六十岁便归乡。又过了二十年，才凭御史的显贵封赠为封君，和王孺人一同在燕闲归宿之地享受荣耀。明年就八十岁了，仍然安康无恙。每天还教导诸孙，使刘氏的福业延续无穷。

译唉！敬斋的兴盛可谓极盛了，然而对刘氏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刘氏难道会让先生终身做个平民吗？这是不可能的。御史与我同为丁未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先生从家中写了十首诗送给御史，嘱咐我唱和。我读后觉得它们的体裁近似杜甫，非常喜爱。又听说先生把这些诗看得很珍重，不轻易给人，意气严肃刚毅，不减其父亲的遗风。他没有走父亲的旧路，大概是因为父子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吧？还是上天借此来福佑刘氏呢？刘氏世代籍贯在安成湖的最西部，对京师而言十分偏远。先生尚未受封时，御史巡按云南，曾顺便去省视过他。如今又过了几个月，时值明年暮春之初，也正是御史想回乡省亲庆贺的时候。先生白发如雪，身穿绣衣，晚年显达而长寿；御史回乡，也一定会感到快乐。不过，他自己所抱负的事情，终身局限在支撑刘氏宗族上；若把它砍削得过小，如今已经来不及了。谁没有追想此事而郁郁不乐的呢？那么，他所倚重于御史的，难道只是满足于御史这一次回乡吗？我最了解御史，所以不避忌讳，写下这篇序，作为祝先生长寿的话；至于文辞不足，则有珠玉般的佳作灿然其间，可以掩饰我的拙劣，而且我本来就不是要在文章上争胜。《汪君七十寿序》【罗玘】歙县有位敦厚诚实的老人汪氏，在九月二十五日庆祝七十岁寿辰。我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武选黄君说：“我是我们歙县人，越公的后裔，在这里数他最为杰出。他起初像浮萍断梗一样四处漂泊，足迹遍及半个天下；而他搜集积累时，没有险阻艰难，像潜水人进入深渊泉水，永远没有止境。等到有所收获，又像聚集的金子回到冶炉，钟鼎之类的器物由此铸成。如今他老了，像碇石停泊在岸边，而他的儿子文昭继承他，犹如船只；李子文暐又继承下去，也犹如船只。谨慎地系住缆绳，没有一件不如他的心愿。于是享用他原有的封财，就像拥有实际封地一样。虽然如此，他不用来苛刻别人、向别人炫耀，而是用来帮助别人。我非常羡慕他。可是这里距离歙县三千里，我难道能割断籍贯关系，回去为他祝寿吗？还是两个儿子也不必等我回去，只等我的话回去？唉，我的话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呢？我曾看见我家中被用来盖酱瓿的文章，取来一看，其中有一半是乡里先生的文章。又看见我家中被丢弃的书帙，检查所剩部分，有的已经被风雨侵蚀。拿来请教乡里的长老，原来全都是近世著名的能文之士。因为它们不能成为衡量我轻重的凭据，所以我把它们丢弃了。有人说：‘因为它们不像古代贤人的作品，所以才被丢弃。’ “既然我家丢弃了这些文章，就像汪氏将要丢弃我一样，怎么能因为他今天取用我，就取用那些他往日丢弃的东西呢？”我说：“唉，世上难道真有完全被丢弃的东西吗？歙县属于新安郡，难道没有见过篁墩的志书吗？本来就有可以丢弃却尚未被丢弃的东西。”黄君说：“篁墩如果宽恕它，那么我就试着为它写篇序。谁知道后来不会有像篁墩这样宽厚的人吗？这样一来，我的文章和敦实的名声，本来就将长存于天地之间，不只是今天祝寿而已，这不是更可称许吗？”黄君高兴地说：“是这样。”黄君曾经任金溪县令，与我有旧日的情谊，乐于为此效劳。” 《陈劲斋六十寿序》【罗玘】分宁县的县学自进入国朝以来几乎两度倾圮，官府发帑金修缮它，出力的多是陈氏，而劲斋翁又继承办理此事。县里百姓遭遇饥荒的年份，也不知有多少，官府开仓并捐出钱财赈济他们，其中陈氏出力很多，劲斋翁又继承办理。县里谈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品行义行，称赞可以在社中享受祭祀的乡里先生，也有许多陈氏族人，如今又都仰赖劲斋翁。诉讼双方几乎要动手时，陈氏先人替他们解除争端、使案件停止的，不计其数。劲斋翁尤其像剖竹破节一样利落果断，不留下丝毫锋芒；如今虽然已经六十岁，他处理事务仍然不会疲倦。县衙庭院清扫得十分整洁，所以县里的人都说：‘这位老人真刚劲。’于是称他为‘劲斋翁’。我并不深知他的为人，是方伯周公任驾部时向我说起他的。周公的弟弟刑部君与我朝夕相处，也极力向我称道他。翁的侄子□，我过去曾与他相识，在省城也曾称赞他的仲父劲斋。我那时十分狭隘愚昧，没有料到他果真如此。那些夫人手持一炷香走进寺门，她们口中所分析的愿望和心中的祈求，我不知道究竟怎样。富人用宫殿般的房屋供养佛，以为佛能够赐给自己福气；又用田产供养僧人，以为僧人与佛同住，就能使佛赐福于己。天下那些认为祸福不能降临于自身的人，孔氏门徒也已经走到了极端，而陈氏世代求学并安居于这种思想之中。至于那些嗷嗷待哺的百姓，连自身都不能顾恤，何况所谓的祸福呢？可是陈氏世代赈济他们，毕竟与世俗之人背道而驰。这样做是求什么呢？难道世人愚昧而没有人觉察吗？我又曾见过世上的富人：让乡邻互相辱骂，使他们争斗；让争斗者彼此诉讼；让诉讼者拿钱行贿，然后在一旁观望，趁他们危急时买下他们的田宅来扩充自己的产业。陈氏却又世代这样做，长期以来都被世俗指为愚蠢。然而陈氏的财富却一天比一天增加，其他县没有不知道陈氏子弟穿戴冠服、如贵人般成群出现的；称为乡里先生的人也接连出现，劲斋翁就是其中之一。《诗经》说：‘求福不走邪路。’世人只是不曾思考罢了。陈氏近于此道，然而我独自用这些话来颂扬劲斋翁，是因为在这一年二月壬申这一天，正值翁的寿辰，□来请求我写序祝贺。《贺湛翁九十一寿序》【王渐逵】我们广东的山脉，从昆仑向东、向南延伸，直到南海。它的东面是五岭，五岭更东面是罗浮山。这里的水都汇入五岭以南，向西上溯牂牁水；再向西与滇南、浔梧的水合流，在峡山汇合。东面有轩辕之洲、虎头之门，潮州、惠州的水流都汇归于此。这是祝融的遗墟、文命的奥区和居处。重重山岭、巨大的水面，天下无比；灵秀神秘、瑰丽奇异之物，充盈其中，流布四方；即使物怪神奸，也不足以与之相当。这里不时凝聚灵气而生出人物，所以名扬天下的豪杰之士，间或在这里诞生。大鉴师惠，都是新州人。他原本是一个不识字的男子，却从偏远荒僻之地崛起，在黄梅受法，降服压倒八百名僧人，夺取衣钵而归。如果不是豪杰之士，怎么能够做到呢？甘泉先生是增城人。他以一个普通儒者的身份北上经过燕赵，使天下的儒者折服，成为其中魁首，居于司城之位，做四方学者的老师。如果不是豪杰之士，怎么能够做到呢？当大鉴师南归时，神秀在防林传法，号称北宗；大鉴师在南华卓锡，号称南宗。然而防林一系的传承日渐衰微，曹溪一派却独自流行。直到今天，天下人都一致信奉它，禅慧普照，光耀震旦。

译这就是大鉴先生之道兴盛的情形。当年甘泉先生在燕京时，和王阳明讲论圣贤之学，追溯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术源流，彻底涤荡当时的习俗而加以革新。于是天下学者才开始认识到性命之学的美善，纷纷归从。因此，阳明的学派称为浙宗，先生的学派称为广宗。然而王阳明早逝，先生却独以高寿培育人才。后来的学者仰慕先生的风范，无不从四方远道携带粮食前来，能够登门受教便觉得幸运。这就是先生之道兴盛的情形。大鉴先生和甘泉先生，都是我们广东人。他们所由山川孕育，本来就没有辜负天地灵异的汇聚；而二位先生所建立的事业，也可以说没有辜负山川所产生的人才。虽然他们各自的门户分别归入儒、释，途径不同，但作为名重一世的豪杰之士，却是相同的。譬如泰山、乔岳，虽然屹立的位置各不相同，但人们对它们的仰望却一样；珊瑚、琅玕，虽然都是不同的珍宝，但人们对它们的珍爱也相同。夏代的鼎、商代的彝，人们会把它们看作世间罕见的古物，难道还会再谈论其他的吗？先生在这个月小阳春的十三日，迎来九十一岁诞辰。我们广东的士大夫以及各位门生，都庆幸先生在我广东得到先生这样的贤者，特来祝贺。我逵是先生的世交子弟，又能够常常承受先生的教诲，实在是最大的幸运。过去孟子把未能亲自见到孔子引为遗憾，陈莹中把未能认识程明道引为遗憾；我逵能够遇到方先生，正应当庆幸和幸运，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那么对于先生的长寿，我怎么能够停止祝颂呢？《寿贺丁君仕玉七十岁序》【夏良胜】山谷中的百姓长寿，城市中的百姓短命，并不是因为他们禀受的气质各不相同。山谷的风俗质朴，质朴所以不受雕琢，生气日益完足而长寿；但也未必人人长寿，只是长寿者通常多于夭折者。城市的风俗浮薄，浮薄所以逐渐离散，生气日益耗损而早夭；也未必人人夭折，只是夭折者也通常多于长寿者。如今我所见到的情形却又不同。京师是天下最大的城市，丁君仕玉居住在那里。他的长兄仕隆，享年七十多岁；二兄仕元，享年八十岁；如今仕玉也七十岁了，而面貌丰润，步履稳健，须发光泽润美，双目明亮有神，颐养平和而饮食充实，身体强健，几乎胜过壮年男子，足以使他们屈服。凡是见到他、认识他的人，都背后指点、当面占验，推定他必定能够长寿。唉！丁氏居住在京师，难道唯独不是城市居民吗？而兄弟都能享有长寿，我本来就知道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城市居民。丁氏是我们南城人，旧宅在水南，那是南城县南部山脉的尽头，也是天下山谷地势的延续。水南又是南城的山谷地带，岩石高峻险要，原野平坦开阔，急流瀑布清利湍急；林木、土屋之下，老人和孩子安安循序地生活，脸上沾着尘垢，赤脚行走，甚至还有人不能越过境界去听懂外地人的语言。仕玉兄弟有的出生在这里，有的成长在这里，也曾在这里耕种、采集，在这里吃稀粥，在这里和亲族交往，在这里联结婚姻。虽然他们寄居京师已有数十年，并且凭借雄厚资财经商贩卖从未中断，但每隔不到三年就要回乡一次，重修旧宅；父母去世，也回乡安葬；子女婚嫁，也一定要请乡人参与；乡里的士大夫到京师做官或游历时，则招请他们来作东道主。仕玉又往来于燕、冀、齐、鲁、吴、越以及交、广、闽、粤之间，把各地幽奇、胜绝的景物都纳入游览的情思之中。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山谷，怎么能说城市的居处牵累了他呢？所以，只要有仕玉这样的心，走到哪里都不会短寿。否则，我们南城的百姓本来就有夭折的，京师难道就没有长寿的百姓吗？由此可知，可以有山谷之心，却不一定是山谷之民；可以有城市之心，却不一定是城市之民。至于长寿和夭折，起初并不受居住地限制，居住之地也会改变人的气质。仕玉将要老去，已经有坚定不移的力量了，难道还会被居处改变吗？《寿座主李龙洲先生序》【胡直】如今主考官掌握考察、选拔士人的权力，想要像古人那样选得贤才，已经很难了。即使如此，更难的是具有求得贤才的诚心。古代乡老、乡大夫把自己所知的贤能推荐给君王；汉、晋时代选举贤良、孝廉，唯恐所举不是有声望的名士，所以当时能够得到人才，被称为兴盛。到了唐代，却只取文章技艺，反而把姓名糊住，撕裂字号，唯恐有人知道考生姓名；一旦知道，便治他的罪，使考官不敢推辞。考察文章时，又只取合乎有司尺度的，哪怕差一丝一毫不合，纵然有稀世奇才、足以闻名当世的人，也会被斥退很久。为什么呢？稀世奇才、闻名当世的人，必定不肯拘拘然只去迎合有司的尺度。那些有司正自恃着自己的尺度，却想在姓名字号之外寻求稀世奇才，这就像蒙住镜子去求光明，实在不可能。唐代终世，只有陆贽选取士人，冠绝当时；陆贽本来能够预先识别人才的优良之处，而不是用固定尺度去求取人才。后来的主考官不是不想预先识别人才，只是不敢拿自己去冒获罪受辱的风险。他们所做的事看似公正，心却是自保的。像陆贽那样的人，想为国家祈求得到人才，不敢逃避预先识才的罪责；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有私，心却是为公。然而陆贽当时侥幸免于罪责，如今却必定不能免罪，所以要有陆贽那样的诚心，实在太难了。嘉靖癸卯年，荆地的龙洲李公以著名御史的身份主持江西乡试。他独自略去固定尺度，兼收各种文章，虚心信任人才，不把选才权专归自己，因此优秀的藩、臬人才以及郡县之间的人才，都能够凭声名被举荐。这一年所推荐的士人果然都被称为得到人才，但李公最终还是免不了被贬谪离任。李公说：“如果确实得到了人才，我获罪也是应该的。”后来，癸卯年被录取的士人登上甲、乙科，历任显贵官职，宏大的谋略、循良的政绩、深奥的学问、坚定的品行，显著地位列朝廷内外的人很多。掌权者这才追念并称颂李公的功劳，起用他为蜀地按察司佥事，让他回任；这时他已经将近七十岁了。我在各位士人中最晚出仕，当时正奉命辅佐楚地按察司，众士人中在京师做官的回头对我说：“你此行要替我们同人敬酒祝寿，并写一篇祝辞，你擅长这个，就请你来写。”我说：“像李公这样的人，确实值得写祝辞。”如今人们把自身和名声视为珍宝，若恩泽不能流传，名声就成为虚名，自己终身也不会有被人尊重的凭据。李公主持江西乡试时，竟不顾自身获罪，毅然把得到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这颗心不是一个人的心，本来就是天下人的心。李公后来才被重新起用，还没有完全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他的门生能够都发挥所学，对上报答朝廷，对下报答知己，施展谋略、振奋志气，声气相应、志趣相求，使李公的恩泽施及世世代代，那么他的功德就不是一个人的功德，本来就是百世的功德。

译古今共同艳羡的长寿，有谁能像这样呢？我用这些话来为您祝寿，可以吗？不久，我到了楚地，取道荆州拜见李公，当时他已经七十三岁。我于是转达各位同人的意愿，捧着酒杯避席起身，献上前面所写的祝辞，并奉上礼物。李公高兴地起身说：“我几十年来的心愿，藏在心中而不想告诉别人，您一旦替我说了出来，我就可以快乐而忘记衰老了。”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并且用它答复各位同人说：“只有李公自己所祝的长寿，考虑深远，谋划长久。至于施展谋略、竭尽心志，使声气相应、志趣相求，将自己的丰厚恩泽流传百世、使李公获得百世之寿的责任，难道不在我们同人身上吗？难道不在我们同人身上吗？” 《寿襄王序》【张居正】如今祝愿君主长寿的人说“万岁”，祝愿侯王长寿的人说“千岁”，这种说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人的寿命不可能达到万岁、千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祝寿者表达自己的爱戴敬意，仿佛长寿本来就可以实现，不应以通常的年数来计算，于是世代的君主、侯王便与普通百姓不同了。凡是事物对自己有利，人就希望长久拥有它；对自己没有利处，连一天也不能相守。太阳升到中天，有眼睛的人等着它来照见，有双脚的人等着它来行走。鸡鸣三遍，人们伸长脖子、踮起脚跟，面向东方张望，无不希望太阳万年长在，这不是因为爱太阳，只是因为依赖它罢了。五岳四渎处在四方各地，兴起云雨，孕育宝藏，以供给人的需求，人们无不祈祷祭祀、求取福佑，是因为利处在那里。君主就像太阳，侯王就像五岳四渎。君主使天下共同受益，天下没有人不希望奉他为君；侯王的恩泽遍及一国，一国没有人不愿意奉他为君。因此君主万岁，天下人就希望他的利益长存万岁；侯王千岁，一国人就希望他的利益长存千岁。所以世上祝愿君主、侯王的人，无不希望他们千秋万岁，是因为这对自己有利。若不是这样，他们反而会把君主、侯王视为灾害、祸患，进而诽谤咒骂，哪里还会承认什么千万岁呢？襄国建立已经一百年了，世代继承并发扬先人的德行，用来屏障、辅佐帝室；直到今天，襄王的声望在江汉之间更加显著。我居正在家闲居时，听说襄王贤明，却还没有见过他。等到经过襄阳，我私下从旁观察，远远望见他的容貌，才知道襄王真是天下贤王。贤人能使人爱戴他，使人因他的恩惠而便利安宁。我私下听太守汪大夫说，襄王虽然身处高位、拥有广大的封地，自己约束节俭，始终像未出嫁的女子那样谨慎。士大夫经过封地，无论认识与否，他都一定降低身份以礼相接，待下级宾客尤其优厚。他施惠于百姓十分深厚，而驾驭左右近臣又十分严厉；事情一旦涉及有司，即使有司百般曲解，也不加罪于他们。左右近臣即使有百般正当理由，他也不宽贷，务必委屈自己、约束下属，以伸张有司的法令。因此，从太守以下直到编户百姓，都说襄王对襄地官民有大恩，而官民没有丝毫可以报答的东西，唯独愿襄王千岁有国，以便加倍施恩于襄地人民。这种德行，并不只是让一个人的手脚感到便利而已。水深鱼就聚集，林木茂盛鸟兽就归附。《诗经》说：“他送给我桃子，我报答他李子。”襄王施加给襄地官民的恩德太深厚了，如果不以长寿多福来报答，还能用什么报答呢？不过，我私下还有一个愿望，不知襄王也听说过敖氏积粮的故事吗？周地有个敖氏，积粮装满了粮仓，足以支撑几十年还不算满足；他却向啬夫询问储藏积蓄的方法。啬夫说：“您的积蓄已经很丰厚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给您的。您若要计算自己所有的财物，只须谨慎使用它们罢了。一圭一撮的粮食若不谨慎使用，积到钟、筥也会泄漏；钟、筥的粮食若不谨慎使用，也会像尾闾那样泄漏。江海虽然广大，用来供给有漏洞的杯子，到死也不能使它装满。我是啬夫，只能告诉您节省罢了。精神不能任意耗用，节省它就会凝聚；福分不能骤然享尽，节省它就能长久；力量不能只凭丰厚来依赖，节省它就能坚固。所以圣人的话说：‘事奉上天、治理人民，没有比节省更好的。’大王今年三十岁，把三十年放在千岁中计算，不就像积粮装满粮仓，却刚刚开始从一圭一撮用起吗？大王如果确实稍微留意啬夫的说法，不要轻易耗用年富力强的精力，用来调养精神、思虑长远，那么所谓千岁这样的祝愿，仍然是很接近事实的话。六月八日，是大王的诞辰。汪大夫赶到京师，让居正写祝词。居正是荆地人，荆地距离襄地只有几百里，楚山汉水所庇护滋润的地方十分广大。如今我这样祝愿大王，难道会与襄地百姓不同吗？” 《为孝廉顾道通追寿父母序》【王世贞】大凡人的感情，不必假意装饰，自然会从本性中流露出来。贤者常常愿意承担有余之过，不肖者却常常甘于承受不足。自从先王的礼教施行以后，不足的人总苦于勉强追求，超过限度的人又常苦于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展。然而先王的礼教虽然本意在于裁制、成就而使其合于中正，它的用意似乎在于伸展，而不在于压抑。所以子女侍奉父母，父母活着就尽力供养，生病就尽力医治，去世就尽力哀悼，认为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可是供养不止，以至于卖掉自己的孩子；医治不止，以至于割下大腿肉；哀悼不止，以至于结庐守墓。先王还认为这接近于厚重的孝行，于是加以表彰。卖掉孩子而没有后代，割股而损伤生命，结庐守墓而终身不归，甚至触犯了活人的大训，先王仍然认为这是过度，却不把它当作罪过。陈于陵不肯吃母亲的饭，许世子不肯尝药，原壤唱歌，以及宰予想缩短丧期，他们都侥幸免于一时的法律惩罚。然而圣贤之所以揭示他们的防范界限，并在万世之后仍加以责罚，为什么如此严厉呢？所以，若拿这一条法律去说明另一件事，那么子女对于父母，宁可承担过度，也未尝不可。我的朋友孝廉顾道通，一天穿戴冠服来拜见我，拜了两拜，神色庄重地请求说：“我的双亲抛下不肖的我而去世时，父亲正当壮年。先父北山，是笃行的君子，只是他的名声传播不远，不能走出乡里的范围。”

译母亲何氏贤淑美善，如今人们还在承受她的教诲，却近来不能走出屋檐和门闼。当时我还年幼，不敢请求权贵长者为他们撰写墓铭或表文。算起来，三十年就像一天一样过去了。假如我的父母活到今年，应当都是七十岁；假如我的父母七十岁，而我确实贫穷，我也一定要到四方求取甜酒、齐酒、酲酒、盎酒来斟满我的酒杯，一定要到四方求取肉食、腥膻香味的菜肴来装满我的俎案，一定要请四方贤士大夫写歌颂、序文、记文来充满我的厅堂。但如今这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所能置办来充实酒杯和俎案的东西，大概无法使我的父亲起身来享用；至于歌颂、序记，它们的文辞义理俊美，足以时时寄托我的思念；它们的美好和流传，足以使枯木开花、使白骨生肉，使他们不朽。这正是先生您这样的人，所以不肖希望向先生有所请求。”我惊异地对他说：“通常所谓祝寿，是祝愿黄耇、台背、玄发、儿齿这些长寿之年；祝寿的话，则是‘崇冈茂陵’‘川升日至’之类。如今把祝寿堂上老人的话，送到坟墓中的陈设上，恐怕不合适吧？”道通不停地拜谢说：“先生说得合乎义理，我没有办法反驳。先生即使这样，也一定有办法在地下慰藉我已逝的父母，并寄托我的思念。我还是恳切请求，先生不要推辞。”道通的朋友曹生在旁边劝说道：“我们吴地风俗浅薄，举行悬弧之宴时，儿子往往躲避不来；肉干、酒浆都要索取钱财偿付；父母临终换衣时，儿子只顾搜取行囊财物；送葬的儿子哭着出门、笑着回来；墓旁的树长到合抱粗时，还拿来赌博，以此获取钱财。这样的行为，与顾君年老之后还追慕父母相比，哪一种更好呢？” 即使是较为厚道的人，多半也只是做佛事，称作广泛施舍，依靠、拜师于和尚道士，花费钱财赶赴京师，结交权贵后回来，把华丽的文字刻在丰碑上。这样的做法，与顾君的明智相比，哪里比得上顾君请先生撰文来寄托对父母的追慕呢？曹生的话就是这样。唉，顾君的做法，按通常礼法说确实不合常规，而我答应为他撰文也确实有些轻率；只是我因曹生的话有所感触，似乎仍然可以得到先王所看重的深厚孝情，私下把自己附在卖子、割股、庐墓这些行为之后，于是写下这篇序文交还给他。《寿罗达夫序》【赵时春】罗氏自豫章先生以来，世代都有闻名之人；吉水这一支近世又因一峰先生而更加显著。一峰先生的恩泽尚未泯灭，又有我的朋友念庵罗君达夫而再次显著。吉水自文信公以来直到今天，在廷试中名列前茅的共有十九人，天下甲科兴盛的地方，没有超过这里的；而公众的议论尤其看重这一点。罗氏二人之中，一峰已经以完美的节操终身归于孔氏的范围，天下无二；如今单说达夫，年纪已经六十岁，他所持守的志节更加坚定，内在修养也更加光明广大。他若能始终如一地与一峰相同而无愧于前人的声望，大概是没有什么可疑议的。世俗的礼仪，本来都不足以为达夫祝寿；但其中有一件最值得警惕的事，就是被世俗礼仪所迷惑。不过，我的达夫难道会被世俗礼仪迷惑吗？然而朋友之义，重在辅助仁德，而以忠信为贵。忠信是通向仁德的道路。仁，是上天的法则，也是人的本心。自从宋代儒者以来，世世代代守持这一学说，自以为超越汉唐。如今看来，今代不如宋代，宋代不如唐代，唐代不如汉代，汉代本来更无法同三代相比。难道是后世人才不同于古代吗？是因为忠信日益浅薄。普通人的性情，关键在于趋近小利、急于求取名声；一旦趋逐名利，甚至会舍弃生命去追赶。自从发义帝丧以来，捐出黄金六万，直到今天，凡是为群体奔走、使事迹文采留在史册上的人，除独行守节和隐逸之士外，没有不是为了名利的。既然用这样的事物来对待这样的人，本来就会如此，又有什么可疑惑于忠信日益浅薄的呢？这种风气由来已经久远。老子于是厌恶并断绝它，而孔子却只把忠信作为仁德来教导。他最杰出的弟子，勇如仲由，智慧如端木赐，善于谋划如宰予，都因过失而受到显著责备，从不忌讳挫折磨炼，最终因此有所成就，靠的就是忠信。后来的君子，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他们天天互相引导阿谀奉承，制造虚伪，所以虚名很多而实际功效很少；即使有忠信之士，反而彼此讥笑诋毁，牢牢固守从前的污染，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我和达夫相识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上天所赋予的忠厚品性，远望便可知晓。以后还能再有二十多年吗？他守持忠信而不改变，使德行光大、发生变化，这不是我所能预先推测的，但我对他有深厚的期望。它的根本就在忠信；然而这难道是我个人的私言吗？这是在转述孔氏的话。因而把他归于孔氏一脉，这正是达夫与我结交的缘由；愿意到老都继续完成这一事业。《明文海》第三百十九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二十卷，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一十一。

译寿序。《张曾庵七十序》【归有光】世人谈论人的寿命，以一百年为限。然而寿命长短的定数，是上天赋予的，不能一概而论。得到长寿定数的人，活到一百岁才算老；彭祖活了一百岁，难道不是相当于他幼年时期吗？得到短寿定数的人，活过几岁几个月就算幼小；早夭孩子的几年几个月，难道不是相当于他垂老的时候吗？我在世上困顿失意，所以常住在乡里之间，跟随乡里的先生长者交游。我从年轻时就认识张曾庵先生，他面色白净，脸颊丰满，长着漂亮的胡须。当时先生已经五十岁了，容貌却很年轻。又过了十年，先生六十岁了，精气仍然充足，容貌与初见时没有不同，竟看不出增加了十年的年纪。今年先生七十岁，也没有老迈的神色；他那漂亮的胡须和头发仍像漆一样乌黑，和从前一样。先生从来不知道世上所谓服食药物、炼养形体的方法，却能得到这样长的寿命，那么今天七十岁的人，难道还如同幼儿时期吗？我们吴中的习俗特别重视生辰，五十岁以上的人到了生日，就称作祝寿。前年先生还做博士弟子，意气激昂，奋发有为，众多年轻人没有谁敢挫其锋芒。即使那些年轻人，也认为先生年轻，所以没有人为先生祝寿。如今先生忽然辞去了博士的身份，退居家中养老，他的高等弟子才前往为先生祝寿。祝寿完毕，大家一起请求我写几句话来记叙这件事。唉！你的先生还不可以只以祝寿相待。你的先生读圣人的书，自认为已经领会其中的精髓；每当酒喝得畅快时，便给人讲说经书，兴致勃发，捋着胡须，指点比画，左右顾盼，旁若无人。当世的老成学者都不能驳难他。他与人交往，能洞察对方的内情；规劝别人的过错，甚至说得流下眼泪，难道不就是所谓正直之道的君子吗？从前我到京师，见有一个穿玉衣、系玉带、骑白马，前后用黄金装饰的络头，被众人呵斥簇拥的人；那人面色白净、脸颊丰满，长着漂亮的胡须，俨然就是你的先生。我叹道：多么像我们乡里的张先生啊！张先生六次参加乡试，如今还穿着布衣，奔走在博士的门庭之间。可是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不知那个人如今究竟在哪里，而你的先生自己所获得的成就又怎么样了呢？我又怎么能舍弃你的先生而去羡慕那个人呢？大家都说好，请让我把这些写下来。从今以后每年为先生祝寿，一定要诵读你的这些话了。《魏濬甫五十寿序》【归有光】我起初做魏家各位女婿的朋友时，濬甫比我年幼，当时还留着垂髫，看见我便握手，十分亲近。后来濬甫从真义到城中求学，常常来拜访；他的姐姐便留他饮酒，彼此欢聚。当时防简公在家讲学，四方学者多聚集在星溪一带，防简公尤其重视自己家中的子弟。我的舅父光禄公又延请名儒开设家塾，濬甫遵守规矩法度，没有什么过失；对于进士应试的学业，也都能精通熟练。濬甫升入太学，参加了一两次秋闱考试后被罢黜，于是不再前往，只专心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今两个儿子的学业都已完成，差不多可以继承恭简公的事业了。濬甫年纪还未达到，却忽然停止求进，我曾为此叹息惋惜。明年是嘉靖四十一年，濬甫五十岁，在正月二日过初度生日。他的女婿沈尧俞随我赴京，提前请求我写文章祝寿。到了生日那天，他布置宴席，原因大概是我与濬甫最亲近，也最了解他。然而我见过濬甫年轻时的样子，又见到他的儿子已经成人；如今他老了，我还来为他祝寿，而我的舅父、舅母以及濬甫的姐姐都已经隔在另一个世界，因此我的感慨很多。我料想濬甫在华堂中安坐宴饮，儿子、女婿奉上酒杯，宾朋纷纷而来，耳边充满笙歌；而这时我正独自驾一叶小舟，停泊在江淮之间。从此以后，我蒙受雾露，顶着霜雪，又走三千里，带着这具空空无为的身体，想把它献给我的君主，难道不应该为比不上濬甫而惭愧吗？可是想要成为濬甫那样的人，又能够做到吗？古人五十岁称为“艾”，便开始参与政事；再过十年，才授爵命为大夫。这样看来，士人向世间施展才用、担当天下事务，正适合濬甫如今的年纪。濬甫如果只顾自求安逸，便不是恭简公的教诲。汉代李固推荐樊英、黄琼时说：“有一天早朝，看见各位侍中都很年轻，没有一个老成宿儒可以充任顾问。”可见老成之人实在是国家所需要的。重视年轻人而忽视老年人，难道是世道的福气吗？我因此惋惜濬甫自行止步，又为自己没有得到任用却不知道停止而叹息。这就是序。《陆思轩寿序》【归有光】我的朋友季子升与陆思轩君同学，关系友善。陆君今年六十岁，子升托我写文章为他祝寿。东吴的习俗，可以说奢侈过度，但对于养生的礼仪却没有完全具备，只是在祝寿方面特别隆重。人到了五十岁以上，每过十年便增加一次祝寿；一定在生日那天，召集乡里亲戚，举行盛大的宴会，又有祝寿文章，多到几十篇，张挂在墙壁之间。来赴宴的人只是饮酒，很少有人仔细看墙上的文章，所以文章不一定写得好，凡是普通人都可以写。我住在这个县，也好像列御寇住在郑国边境一样，只是个平民而已；凡是来求我写祝寿文章的人，我通常不拒绝他们的意思而写给他们，也和普通人一起争逐，这正可以看出我的潦倒。可是，子升为陆君求文，难道是泛泛地请求吗？我难道也是泛泛地应承他吗？陆君住在县里的华翔村。从前太仆、桐城人赵子举来到昆山，曾经到过那里，看见那里的土地肥沃，江流环绕，询问得知我家旧有的产业后来失去了，子举极力劝我恢复旧业，但没有成功。吴淞江水灌溉的便利很大，华翔位于江流的要地；宋代在这里设置新江驿，新江就是吴淞江，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娄江。然而，同样求学的人成就不同，同样经商的人销路不同，同样做工的人技艺不同，同样耕种的人收获不同，最终要看各人的本领罢了。陆君居住在华翔，唯独以善于耕种著称，每年都不缺少供给官家的赋税，并且用剩余的收成供养自己；即使遇上战争和饥荒的年份，也宽裕而有余。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而努力耕田的人，所说的善良敦厚朴实的人，所说的能够周济别人、使凶年也不能伤害他的人。子升大概正是因为这些而推重他。此前陆君的儿子豫卿到京师参加铨选，请严学士敏卿写文章祝寿；那篇文章是玉堂金马中光辉灿烂的作品，乡里也因此感到荣耀。然而严公文章所听闻的情况与事实有所不同；想要道出陆君的真实情形，应该等待我的文章。可是，我看陆君的面貌还很年轻，那么现在为他祝寿还太早，子升的请求也太早；姑且把这次祝寿加倍，祝他一百二十岁。于是子升来托我写文，我也就不能推辞，并且我将与子升、陆君一起在田野乡间放声歌唱，以此效法华封人祝颂尧的做法。《寿蔡鹤峰序》【王慎中】

译年岁对于人为什么可贵呢？因为人可以借年岁充分扩展自己所承受的本性；进德修业的功夫，天天都有积累可以考察验证，不会因年数不足而无法自我充实。孔子大概想到了五十岁再来学习《易》，如果不到五十岁，就还不能达到没有过错的境界。蘧伯玉活到六十岁才改变自己，如果不到六十岁，就还不能达到变化的境界。始终保全自身，使功业能够不断施行，所以一寸光阴也像珍宝、万镒之璧一样；这就是君子认为年岁可贵的原因。人们认为君子的年岁可贵，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五十岁而没有大的过错，是孔子的五十岁；六十岁而发生改变，是蘧伯玉的六十岁。辨别声音、观察容色，分别滋味、辨识气味，使耳目口鼻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充实天地赋予人的形体，不在志向上感到惭愧，胸中浩然正气足以充塞天地，这就叫作君子的年岁。昼夜日月的隐现，寒暑四时的往来，都承载在自身之中，明白得就像黎明与黄昏、作息交替一样，动作与静止、舒展与惨淡都能体察。年岁越高，便越发显得可贵。大概如果道德不纯一，学问不明白，即使后世能够长寿、使生命丰厚的人不断出现，如果不是从学问中推进自己的道德，也就没有什么可贵的年岁。所以，眉毛粗大、头发斑白，衰颓地享有长寿的人，只能享受子弟的奉养，却不足以成为朋友所敬重、效法的人。子弟勤劳侍奉，向他称寿祝福，只不过是家人父子、乡里之间孝敬亲爱的末节仪式；如果在道德学问上没有用处，在交往中也没有能够彼此爱敬的意义，又怎么能使人有所感发呢？我写文章为之祝寿的，是龙溪蔡鹤峰先生；朋友们敬重侍奉先生，唯恐不能做到；他的子弟即使相隔千里，也因声气相通而仰慕先生，仍然知道讲习、承继、勉励自己，以奋发追随先生。先生的学问纯粹出于道，学问已经明白，道德已经成就，而年岁也已经很高了。所谓充实天地赋予人的形体，并且配得上君子的年岁，先生大概差不多做到了。今年十月八日，是先生的生日，大概已经七十一岁了。门人弟子以及与先生交游、仰慕、声气相通的人，都拿这篇文章来为先生祝寿；我王慎中尤其奋勉地追随在后，想做先生的弟子却不能如愿，所以只把这种心意表现在文章里。君子之所以自己珍视年岁，是因为年岁增加，便可以发生改变，可以做到没有过错。学者能够侍奉这样的君子，是因为他没有过错，便可以反省自己的过失；因为他能够发生改变，便可以思考如何向他看齐而不断进步。所以我们乐于看到这样的人长寿，也祝愿他长寿，并不只是知道年岁可贵而已。因此慎中写下这篇文章，来说明诸位君子的心意，并向先生致以祝福。这不同于乡里子弟、姻亲宾客为乡中长者祝寿的做法；这正是朋友之间在道德学问中彼此施行爱敬的行为。愿先生更加珍重自己的年岁，长久地受到朋友们的敬重、侍奉和敬畏。《寿了凡先生七十序》【冯梦祯】如今天下谁不知道了凡先生呢？先生终年勤奋不懈，手中拿着一部书，钻研探讨，从不停止。从青年到白头，没有别的嗜好。有人向他请教，他便倾囊相授、引绳譬喻，一定要让对方心里明白、意思通晓，直到手舞足蹈才停止。所以带着酒来请教文字的人，鞋子塞满门外，专门学习伊吾之学的人才知道有先生。先生从年轻时就留心于经世致用，凡是军事、水利、安危等大计，考察古代、验证今日，遇到人就询问，有所收获就记录下来。曾经看见先生掌管的大幅纸札，积在袋子箱子中的不计其数；偶然向他询问，他便抽取查看，指点比画，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带着军书、请求报国的人交错站在庭下，讲求经世济民的人才知道有先生。先生对于九流诸家，没有不窥探的，尤其精通医学；即使是扁鹊、黄帝、白石、枕中、石函等秘传，世间儒者认为只是捕风捉影、连万分之一也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先生却认为一定真实存在，即使试验失败，也不计较。因此，带着方术、负有技艺的人进入他的幕府者很多，方外之士也知道有先生。先生早年学习洙泗之学，晚年归依竺干之教；对于三藏显密的法门、五宗棒喝的奥秘，都一一精心探究。禅坐、观想、持诵，每天都有固定功课；即使任官治民、百般事务交集，也从未废止。即使是世人所指斥、认为只会剃发的僧人和道士，递上名帖就能进入，先生从未轻视他们。因此，投身丛林、进入佛寺的人，分坐各处的很多，僧道之士才知道有先生。然而这还只是世俗范围以内的事。先生曾经奉使乘驿，协助朝廷处理朝鲜军务，他的韬略、信义使朝鲜人信服；虽然中途被罢职归来，功劳没有显扬，但直到今天原来的部下仍然津津乐道，甚至中山之国也知道有先生。可叹天下都知道有先生，而先生仁慈的心、惠民的政绩，却只在宝坻一县得到施展罢了。只是因为缙绅大夫之间有些不平之言，先生最终因此困顿而不得志。儒家称作定命，佛家说是宿缘，先生又能把它怎么样呢？然而时势能够使先生困顿，却不能使先生在道上困顿；他著书阐明义理，成为后学所宗仰的人。大概上天将要吝惜他的现实功用，以成就无用之用；这样，他不是用在人身上，而是用于上天，谁能说先生没有得到大的任用呢？先生家境并不富裕，却喜欢布施饭食给僧人；家产十分之七用于此，族属亲友只占十分之三。先生说：“供养僧人，是为了延续佛法的慧命，所以我对此特别急切。”有人说这样做难道不应当把族属亲友放在后面吗？先生并不以为意。今年先生满七十岁，十二月十一日，是他悬弧庆生的日子。我从庚午年起入籍依附先生，至今三十多年，受到的教诲很多。我起初并未完全相信竺干氏关于醯鸡所见狭小的说法，是先生真正启发了我。佛教法会中所供的一瓣香，本应先为先生祝愿。只是因为年末来不及举杯称寿，幸而先生的族子熙祚等人远道而来求文，于是我叙述事情的始末，请四方前来祝寿的人指正。《寿李孟诚年丈七秩序》【许孚远】

译回想肃皇帝临朝的第四十一年，我和同榜兄弟共三百人。我们在未中第以前便结交，以心相契，以道相期；相聚便欢喜，离散便忧愁。至于世事多次变化迁移，彼此相念、共担祸福，到白头仍不改变的，便是剑江李孟诚、洪都万曰忠和不肖的我，大概只有我们三人。孟诚高明，以此道自任，有泰山乔岳般的气象；曰忠沉着刚毅，即使逃避世俗也不后悔，有秋空野鹤般的风姿。两位都是我所敬重侍奉的人，而我又空有喜爱善人的愿望，追随二兄，希望能像水向下流那样谦逊，完全忘掉彼此的形迹。因此二兄也不是我便没有朋友。孟诚年长一些，曰忠比孟诚小一岁，我又比曰忠小五岁。如今我们都老了，孟诚今年七十，已经称为古稀。孟诚六十岁时，因在滇南的军功遭到诬陷毁谤，被逮捕下狱五年。朝廷内外的缙绅以及滇人、粤人，为他鸣冤的奏疏共上了几十道。当时同榜的王元驭少师、方晋首揆暗中设法营救，幸而圣明的皇帝有一天醒悟，释放了他，但他仍在瘴气弥漫的海边戍守至今已有六年。他门下的学生吴自诚、宁祖光、翟绳祖、柯绍皋等人，怜惜老师年老，又因他身处困境，便一同来到留都，请我写话为他祝寿。我想，人生处在天地之间，如同骏马从缝隙前飞驰而过，百年光阴不过一瞬罢了。寿命长短、得到失去、欢乐忧愁，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以我们同道平生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自记得的事情来看，世态如翻云覆雨，千姿万态，实在不只是梦幻泡影而已。然而这些又哪里值得放在通达之人的胸怀之间呢？但是，古代的圣贤在千百世以前奋发有为，给千百世以后留下典范；他们的精神长存，不能磨灭。这并不是只以形骸之内的得失来决定取舍，也不同于异端学者把天地看成浮沤、把一切缘分置之度外。正因如此，他们上为天命忧虑，下怜悯百姓困穷，忙忙碌碌，片刻也不敢稍有懈怠；其中确实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和孟诚、曰忠共同抱有这种志向，孟诚又提出“以修身为本”一句，作为求学的要旨，其中的意义十分精微。他在军旅匆忙、身处患难颠沛之地时，没有一天不与我们两三人讲论以修身为本的学问。近年我曾与孟诚在都门的羑里相见一次，又在三山的禅寺相见一次；看见他处在幽闭之地却不怨恨，远戍边地却能够安然自处，在万里之外仍仿佛把天子的威严视同近在咫尺；离家十年，也不敢迈出戍所一步，不顾念自己的私事。海边荒凉寂寥，百事都很凋敝，他却处之怡然，仿佛准备终身如此。他所阐发道理的话语和应酬文章，明白爽利而又从容充实，精神反而更加旺盛。这不是能够安于天命、实现志向、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的人，便不能做到的；这正是以修身为本的学问得到实际证明的地方。朝廷中的诸位君子都推许孟诚有应变之才，可以担任边疆重任；以他在滇、粤两地建立的军功来验证，确实如此。然而孟诚如今是国家的老臣，他的学术在于端正自己、端正万物，辅佐君主的德行，匡救百姓的生活，并不是只限于军旅方面的一种偏才而已。古代有从军伍、耕作、垂钓中起身而被授予将相之任的人；高大的屋宇若没有高大的栋梁便不能支撑，巨大的波涛若没有大船便不能渡过，艰难危险若没有伟大的人物便不能挽救。怎么知道孟诚最终不会在当今时代得到任用呢？于是我和两三位同道遥遥拜祝说：“愿先生早晚离开瘴海，大展经纶，以报答明主的恩德，以安慰天下苍生的仰望。”又拜了两拜祝愿说：“愿先生即使依循以修身为本的学问，独自达到深奥境界，完全忘掉语言，而与古代圣贤的精魂一同长存于天地之间。”这就是我们三人始终相互期许的志向，两三位学生或许还不能完全知道。《段幻然六十序》【高攀龙】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寻找天下奇才，我一定要说段幻然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段公的才华是有根本的。他沉静时，深厚清澄，毫无形迹；一旦应时而出，变化便没有一定的方式。驾驭六合，驱使四夷，无论施展于何处都没有不可行的。大概段公自己也只显露了他的才华之一斑。起初他任常熟县令，常熟幸而安定无事，段公以廉洁公平治理它，没有显出什么奇异之处。不久因父母忧离职，服丧期满后任辉县令。当时河道大臣正在治理决口的河流，命令各郡县供应成千上万的埽，花费金钱不可计数。百姓正遭饥荒，不能承受主管官员急切督促，段公却漫不经心地不予答应。过了很久，官府下檄令他到案受审。段公带着一两个仆人，装了一百金便出发。决河所需的埽，不到十天就全部运来。主管官员见了说：“竟然像命令一样把埽准备齐了。”主管者惊怪道：“这是怎样的神力？”段公解释说：“埽是用柳条捆土编成的；幸而奉檄到河上办理此事，省去了十九分之十的道路费用。”又督促供应椿木，段公说：“椿木不是本地出产，陆路运输费用要高出百倍。木材从市场购买方便，水路运输也方便。从这里到某处可以通达河道；凿通那些不通达的地方，比较各郡县运输木材的费用，还不到其中的十三分之一。”主管者大喜说：“用这个办法推广到天下就可以了。”县里多年歉收，拖欠的赋税堆积如山，到了某年大丰收，仍未能收取。段公因为征收赋税没有达到考核标准，按理应当降级。辉县百姓担心失去段公，便向米商借米、向金商借钱，运粮交官，约定用米偿还。当时石米的价格减少一铢金。段公听说后，召集父老说：“父老苦于坏年景已经很久了，好不容易遇到丰年，怎么能因为赋税的缘故，使一石米折损一铢金，把米商赶出境外？”他命令百姓到冬天也不要改换，金钱全部折交米粮。辉县的米是邻近郡县所依赖的。段公说：“主管官员命令邻近郡县仰赖辉县的米粮，就让他们带着金钱和脚力钱来到辉县，代为运输以节省费用；邻近郡县得到轻便的运输，辉县得到较高的价格，百姓因此非常欢喜。”辉县是盗贼聚集之地，段公廉察出盗贼首领，没有杀掉他，而命令他举出自己部下的盗贼；那些盗贼也不杀，又命令他们逐级举出各自的部下，终于查尽辉县盗贼的名册。官府把捕盗事务分派给各乡，辉县便没有人敢再做盗贼。别县有贵客经过辉县道路，被盗贼抢劫。主管官员急切捕盗，段公召来各盗询问，其中一人说：“一定是某某。”段公问：“你怎么知道？”盗贼从小册子的缝隙中指着说：“某人靠近某地，某日某夜没有回来，一定是做了盗贼。”立即捕获了盗贼，追回贵客的行囊。某县有一件诉讼拖了好几年，无人能够判决；直指使认为段公神明，下檄让他审理，限七天报结。案卷堆满桌案，段公说：“七天不能审完案件，怎么能判结这个狱案呢？”

译只取来最初的案卷加以梳理，说：“这容易。”他命令几十名差吏分头埋伏在驿舍中，每人发给纸笔，记录囚犯的话。段公审问犯人，犯人没有认罪；便让人传话说使者到了，要迎接段公，带着囚犯到驿亭。再次审问，犯人仍不认罪，又传话说使者到了，段公出去迎接双方。段公把犯人枷锁起来，安置在庭院草地中，使双方互相看不见。高门大户寂静无声。已经被定罪的人个个喊冤，没有被定罪的人互相说：“本来就知道事情拖久了必然败露，如今果然如此。”驿舍里的差吏个个记录囚犯的话，段公回去后打开查看，囚犯立即认罪。原来百姓中有人争斗，暗中用椎杀死自己的兄长，却诬陷与他争斗的人杀死了兄长。果然七天便审结了案件。段公偶尔显露出奇异才干，就是这样。等到他进入谏官部门，凡事都抓住关键，以人才为先，锄除杂草般清理不肖之人。不肖者惴惴不安，知道弹劾的白简将要涉及自己，便一同在大臣面前诋毁段公，煽动群情，不顾国家的治乱，于是段公不为世所容。段公没有什么书不读，尤其喜爱佛教。有人说段公是豪杰，为什么反而喜爱佛教？我说不是这样。如果说佛教另有一种道，那么正是这个道。道是人人本来具有的本性，只是人自己迷失了它，佛教曲折地使人觉醒。即使是我们圣人也是如此。段公只是把佛教的奇妙表现出来罢了。段公大概进入了不二之门，具备不可测度的作用。所以我说，段公的才华是有根本的，难道只是世上驰骋浮躁之气、漫不经心地尝试事务的人吗？从前徐文贞执掌国政时，松坡毕公在言官之列，整个朝廷敬畏毕公甚于敬畏文贞。众人议论要把毕公调出京城，文贞说：“诸位害怕他吗？”众人局促不安地说：“哪里是害怕他？只是黄门官言语切直，担心他给府中招来祸患罢了。”文贞说：“不是这样，我也敬畏他。只是想到人谁没有私心？私心必然损害公义。有这样的人在，便不敢放纵自己，可以少犯过错。”听到这话的人都叹服。唉，哪里能让文贞与幻然公相互谈论呢！段公有如此奇异的才华，却在国家急需之时不能得到哪怕极小的任用，实在可惜。今年段公六十岁，我邑孝廉蒋君介如，是段公所认识的监生，用一杯酒为段公祝寿，托某某请求我写祝辞。应当怎样为段公祝寿呢？只对段公说：“人的精神是最宝贵的东西。运用它，便能光辉照耀宇宙；不用它，便退藏于幽密之处。精神施用于宇宙，便可使天下长寿；藏于幽密之处，便能使自身长寿。”愿公自求长寿，也使天下长寿。

译《明文海》卷三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一，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十二 寿序 《缪仲淳六十序》【高攀龙】我二十五岁时，和丁子长孺交朋友。一天，长孺对我说：“如今海内有位奇士叫缪仲淳，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对父母孝顺，对朋友守信，把利益看得如尘土，把义看得如山丘。只要义所在，即使赴汤蹈火、面对猛禽般的危险，也会奋勇前往。”我感叹说：“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吗？”过了三年，我忽然在内弟王兴甫家中遇见他，长孺高兴地拉着我说：“这就是仲淳了。”当时兴甫得了奇怪的病，一勺水也咽不下去，喉咙阻塞，众医望见便逃走，眼看只剩一口气了。仲淳替他除去了胸膈中像铁石、像拳头一样的两个阻滞物，兴甫立即起身，整理衣冠，摆出酒菜，拜谢仲淳。我惊讶地说：“只听说您义行高尚，没听说您的医术竟然这样高明。”仲淳笑道：“我小时候多病，因而学习医术，颇为懂得古人的秘方；只是世人不了解罢了。”这天我和仲淳饮酒谈论古今之事，他绝口不谈医术；仲淳没有什么不能精妙理解的。此后我更加相信长孺的话，知道仲淳果然是天下奇士。又过了三年，我因出使办事回到家中，看到仲淳的儿子每天抱着的孩子忽然得了奇病，危在旦夕。一天半夜，我和妻子泪流满面地相互说：“这个孩子如果不是仲淳，恐怕活不了，可是到哪里才能在早晚之间找到他呢？” 仲淳坐着等到天亮，守门人报告说长孺来了。我妄自想到：“莫非仲淳也一同来了吗？”我赶忙趿着鞋出去迎接，长孺果然和仲淳一起来了，果然只用一剂药便使孩子活了下来。此后我的妻子、长子、女婿、孙子先后得了危重疾病，全都靠仲淳救活。于是我们县里原本不能了解仲淳的人，却都知道仲淳的医术。每当仲淳经过，我这里宾客总是相接不断；我不厌烦接待他，仲淳也不厌烦为人诊治。他把药方写在方寸大小的纸上，照方医治没有不痊愈的；同时代志趣相投的人家中，被他救活的也都和我家一样。如今皇帝英明，辅政大臣都出自东南士人；大家认为这是千古难逢的盛会，纷纷把自己的学问献给朝廷，希望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使我们的宰相成为皋陶、虞舜，却都被认为迂阔而不能为朝廷所用，前后丢官归乡。东南士人与西北士人不同，士人归隐田园，享受甘泉香稻，都能自得其乐，可以诵诗读书，涵养心性，不羡慕富贵；然而不能没有疾病的痛苦和儿女的忧虑，有了仲淳，便可以同时免除这两种忧患。我常常抚额祝愿说：“上天生仲淳，正是为了我们这些人啊。”仲淳又精通形家之学，凡是山川的隐现、向背，都能观察；即使形势幽深渺茫、忽隐忽现，也没有看错。他还会作诗，能写大字，熟悉古今治乱、邪正、消长的机理，也熟悉两军相遇时胜败的计算。我曾经说，仲淳如果立于朝廷，担任一官之长，便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即使辅佐边疆，也会俨然成为一道长城。只是他没有考中科举，天一定另有任用他之处；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深山大谷之中，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收藏万卷书，像蛀虫一样埋首其中，彼此相乐以终老，也未尝不可。仲淳一定有流传千秋的事业，却又不可预先知道。上天用他的方式，难道仅仅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些而已吗？《奉寿外舅念东翁六十序》【归子慕】有些事情无法预知，却以得到它为幸运，所以喜悦来得急切；有些事情可以预知，并把得到它视为平常，所以快乐长久。我们乡里的前辈中，要屈指称说长寿之人，一定会说金氏东滨公。听说东滨公大概活了几百岁。而我的舅父念东翁，就是东滨公的次子，如今整整六十岁了。当东滨公七十岁时，先父太仆公曾为他写文章，追叙二十年前寄居京师时的情形；那时东滨公任中城兵马指挥。同乡当时入朝做官的有好几人，其中显贵的也很多。然而二十年之间只有东滨公安然无恙，其他人没有一个还在世。于是我对于人的衰败与显达、显露与隐晦，以及人世光阴急迫流逝，深有感触，不胜叹息。七十岁是古人所说的稀有年岁，是人人深深希望却未必得到的，只有东滨公得到了。又怎么知道东滨公后来不能活到一百岁呢？不只是东滨公如此，东滨公的夫人如今也年过九十，精神清爽，行动间将要活过一百岁而且超过它。先父又怎么知道东滨公的夫人不能活过一百岁呢？事情有不能预知的，所以先父把东滨公七十岁看作人世间罕有之事；事情有可以预知的，所以我子慕正把念东翁一百岁看作金氏家族的寻常之事。既然如此，现在六十岁还相当于少壮之年，不能急着祝贺。它令人喜悦来得急切，所以我急切地称颂它；先父对于东滨公，因为快乐长久，所以乐于称道；我子慕对于舅父也是如此。当东滨公七十岁、先父执笔为他写文章时，我子慕刚刚一岁多。先父又怎么知道自己的小儿子后来会成为东滨公家的女婿？又怎么知道东滨公的次子会成为我这个小儿子的岳父？三十年后，我又执笔写文章，为自己的岳父祝寿。这就是事情无法预知的一面；彼时无法预知，而此时却可以知道。一百岁的寿庆聚集在金氏门中，前后三十年，归氏的文章两次张挂在金氏厅堂。我儿奉世如今已经能够背柴了，他的母亲不幸早逝，依靠上天的灵佑才使这个孤儿得以存活，并且没有失去诗书传家的恩泽。三十年后，我子慕将成为七十岁的人，若让这个孩子以外孙的身份再次执笔写文章，为他的外祖父祝寿，这难道不是人事中的奇事、太平时代的一种祥瑞吗？我子慕没有文才，不敢把自己比附于先父；但这件事确有相互符合之处，姑且写下大概，作为将来可以凭据的文字。《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十三 哀挽 《叶宗茂哀诗序》【朱升】新安叶宗茂有清俊的才华，年近四十四岁，死于金陵寓所。见到、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哀叹他生不逢时，于是为他作诗并呈上。老友朱升替他作序，序文说：宗茂是叶濂翁的儿子，两岁时迁家到蓼地。他从幼年起就以聪敏机敏闻名，稍大后学习进士之业，跟随我复卿先生学习戴氏《礼记》。丁亥年，他回乡参加有司考试。第二年，我从燕山回来，取道到蓼地拜访他。又过五年，淮地军队兴起，宗茂避乱回乡，战事很快蔓延到郡县。宗茂跟随乡兵奋力抵御，显出能干。又过四年，江南开设行省，有人推荐他，起家任婺源州知州。当时州境尚未安定，不是什么美差。后来镇守官恰好就是从前统率乡兵的人，于是上下相安，能够施行抚慰百姓的政务。经过两次考核后才被替代，继任者对百姓不好，宗茂的美名更加远播。朝廷派他出使蜀地，他正长于游说；后来却没有派遣他，改让他督造战船。事情办完后，又让他守饶州。饶州与婺源相邻，百姓很高兴他到来。戍守将领与他不合，不久他便被罢免离任，贬到濡须一年。他读书治理学业，不因处境而忧愁。有人又挑剔他督造的船只不够好，他再次受到责罚。去年朝廷派他筑城，分派的工程长达寻仞，十倍于他家产也无法供给。他的儿子仁仿效缇萦，上书请求代父受罪，因而得以免罪。今年夏天，宗茂因病去世。唉，宗茂的生命难道就止于此吗？宗茂风采神韵秀美清朗，谈笑妩媚可亲；读书史只需几遍便能背诵，为人讲解比方，没有不使人明白的。他尊重老师，亲近朋友，急于帮助贫困艰难的人，有国士的风度。作诗富有情思意趣，有所论述便滔滔不绝，从不厌倦。当时想要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往往都把他当作有才器谋略的人来期待。然而他天性率直，不能委曲自己、谦退推让来苟且取悦别人；把自己的长处看作与别人一样，把别人的缺点看作与自己的缺点一样。不是具有古代心胸和古代道义的人，便不能不与他发生抵牾。宗茂有时得到赞誉、有时遭受毁谤，原因就在这里。杨子云说：世道混乱时，贤人圣人奔走不暇，仍然感到人才不足；世道太平时，庸人高枕安睡，却显得人才有余。乱世百姓困于供应徭役，做官的人又困于责任；不能办成事情的人获罪，祸患很快临身；能办成事情的人，事情又更加集中到他身上。武器、军队、钱粮、安抚、应对，哪里是一人之身所能全部承担的？只要有一项做得不好，最终都不能免罪。假使宗茂经历世事时，能够得到三四十年的太平不乱，完成自己的经学事业，取得进士名位；施展他的事业，成为贤能的官员；再加上年寿增长，收敛浮华而充实内在，成为贤能的公卿和乡里先生，借此使后来衰老的人有所倚赖，难道不是非常好的吗？然而他竟止步于此，难道只是他一身一家的气运如此吗？当初宗茂跟随我交游，与婺源俞仲谦两人结为通家兄弟，出仕或退处都一定相互跟随。仲谦能够以义理相互规正，哪怕看起来像彼此不能相容。宗茂死后，平生与他交好、依附他的人很多，但能够挂念他的孤儿、使他的身后名声长存的，只有仲谦一人。所以我虽然因为宗茂能够得到这样的朋友而感到安慰，也因为古代的心志和古代的道义并未绝迹于人间而感到自慰，却更加想到人世的可悲。唉，宗茂已经如此了，我和仲谦的悲痛，又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太保白公挽诗序》【吴溥】挽诗是从哪里兴起的呢？有人说，吴国讨伐齐国时，公孙夏将要作战，命令他的徒众歌唱《虞殡》，这就是挽歌的开始。依我看，公孙夏的志向在于抵御敌人，所以先让人唱这首歌，表示仿佛是在为死者送行，并不是用来挽悼的。有人说田横死后，门人害怕汉朝，不敢哭泣，于是作《蒿里》《薤露》之歌；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也不能没有疑问。田横归附汉朝时，只有两个门客跟随；田横死后，两个门客都自刎。这可以说是慷慨杀身的人，难道竟敢死而不敢哭吗？假如他们确实害怕汉朝，那么歌唱和哭泣有什么区别？或许是汉朝官吏感念田横的义气，随着灵柩叙写哀情，后世相承，才成为挽歌。这样看来，凡是用来挽悼的，都是为了哀伤死者；如果不是遭到排斥、流落、穷困、无聊的人，便无法发出哀痛惨戚的言辞。至于公卿大夫，道行于世、志向得以实现，又有什么用得着挽歌呢？我对此大概有一番说法：道虽然已经施行，却可能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志向虽然已经实现，却可能还没有把功业完全施展。天下人听说这些，因而为之哀伤，用挽歌悼念是可以的。更高一层的，是功业充塞天地，德泽遍及民生；后世思念这个人却再也见不到他，即使由今人挽悼古人，也是可以的。我们郡的白康敏公，从给事中十一迁而至太保，他向皇帝提出的建言以及向下推行的政务，多得不可胜数；天下人暗中受到他的恩惠，哪里容易知道呢？至于审察囚犯、减省刑罚，降服盗寇、赈济饥民，疏通河流、开通粮饷道路，这些功劳显赫地存在于人们耳目之中，不可磨灭。百代以后，人们还会思念他，何况是今天亲眼见过、亲耳听过这些事情的人呢？《诗》中从魏公、徐公以下，作诗若干篇，并不是为他们悲伤，而是思念白公却见不到他，不必等到百年以后才有人作诗。《桂纪善挽诗序》【陈敬宗】祸福到来，有些事情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偏偏就是这样，于是都把它归结为命。命运悬系于上天，而赏善罚恶的报应，实在由上天掌管。君子行善，本来应当得到福，却有时遭遇祸患；小人作恶，已经遭受祸患，却有时反而得到福报。按照道理推究，前后往往不相应；向人询问，得到的回答冷漠无情；向上天申诉，又好像没有听见。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便相互推托说：君子行善而遭祸，小人作恶而得福，都是各人的命运。否则，胸中不平的气就无从伸张，怨天尤人的恨意便会无穷无尽地接续下去。这难道是君子修养自身、等待天命的道路吗？纪善桂公，是宗生、晋王右傅彦良先生的次子。洪武年间，他因为明习经书而被推荐入仕，授任陕州知州。那一年，州中百姓到朝廷上诉，称赞并推荐他，于是升任平阳知府。不久又因某件事情被贬谪戍守辽东。当时朝廷大规模兴办礼仪典章之事，于是尚书吕公举荐他的文学才能，推荐他进入内廷，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书成以后，授予他现在的官职。又过了几年，他再次受到重罚，被贬为交州吏胥。桂公带着家属前往，后来不幸全家都死在服役途中，怎能不令人极其悲痛！

译公为人坦荡舒展，从治家到做官，从年轻壮年直到老年，从未用疾言厉色、仓促急躁的脸色触犯别人。他做官廉洁公正而且有决断，面对百姓，就像慈爱的父母爱护子女一样。他称许别人时，总是务求辨明并除去对方的缺点，委婉地举出对方的优点。他赈济穷困、抚恤贫乏，即使停下早晚的饮食来给他们，也毫不吝惜。他身居显要职位，不因得意而喜形于色；遭逢大难，也不作忧戚之态。他写文章和诗，虽然不特别追求工巧，但在宾朋饮酒之时，诵读起来意味深长，简直不亚于吹奏竹管丝弦、敲击金石。公是德行盛美的士人，理应更加显达。究竟是谁使他遭遇这样的极端祸患呢？不幸的是，他一人遭此祸患也就罢了，竟又牵连到他的子孙，这其中的道理在哪里？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传到五代就断绝了。”桂氏从先世传到右傅，又传到公，恩泽本应更加扩展而没有穷尽。难道是上天降下灾祸给他的子孙，又把这灾祸延及他本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应当把它归于命运，不必追问其中的缘故。公去世后，讣告传到朝廷内外，远近亲友之间没有不相聚哭泣，说：“桂公是善人，竟遭受这样的祸患；这样一来，行善的人还有什么可以受到劝勉的呢！” 于是大家共同写作哀悼挽诗，来悼念他的不幸，共得到若干首。他的侄子善聨把诗编成大轴，请我阅读并为它作序。唉！三良死后，《黄鸟》的歌声流传；田横死后，《蒿里》《薤露》的歌声兴起。如今看见这些士绅为悼念公的不幸而作的诗，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郁结凄恻的悲痛之情，比古人更为深重。我读着这些诗，不知不觉眼泪纵横，于是写下这篇序。《澹齐先生挽诗序》【陈献章】从前有人向林举请求写哀辞，林举谢绝他的书信中说：“君子不应对人苟且应付，因为担心那样不是出于真情。受到感动而为之哀痛，这就是所谓真情。真情发作而成为文辞，文辞之所以不能停止，都是因为有这种哀痛。如果没有这种哀痛，又何必写文辞呢？这就叫作不对人苟且应付。”我前些时候在京师居住两年，和贵族公卿交游，进入他们的房间，看见新旧卷册堆满案头，卷端都写着求见者的名帖。拿来一看，原来都是亲戚故旧请求写哀辞的，而那些文辞大体相同，只是小处略有差异。凡是亲戚故旧请求挽诗的，十件中常有八九件，我没有不答应的。偶尔拒绝一次，对方就勃然变色。害怕他变色并且因此结怨，便勉强答应他，这难道是真情吗？唉，习俗影响人，竟到了这种地步，也真可叹。天下的虚伪，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令人忧虑了。澹斋先生，姓氏已失，名氏已失，是秫坡黎先生的门人。我的家乡称得上前辈的，以文章和品行为后进作教导，一百多年间，黎秫坡一人而已。秫坡与我是同乡邻里，我出生得晚，来不及在他门下侍奉。我二十岁时和澹斋的儿子益交游，才开始拜见澹斋，他把秫坡的事迹详细地教诲我，条理缕述得很清楚。这难道是一个在老师死后便忘记老师的人吗？当时，秫坡门下尚在世的弟子不少，唯独澹斋在罗山脚下用老师的学问教授弟子，使后辈有所尊奉和取法。他在老师死后不背弃老师，并把老师的学问传给后世，这是诚信；爱护老师的儿子，并推及他的朋友，这是仁德。益的儿子曾拿着礼物来拜访我。益如今是梁氏的外甥亲戚。借助这三点，他死后难道能没有人哀悼吗？有了哀痛之后才为他作诗，诗的抒发大抵出于真情，这也就不能苟且应付，不能虚伪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陈重器挽诗序》【庄防】我在己夘年考中进士，那年春官考试时，和如今任刑部郎中的长沙陈君宗器在白下的舟中相遇。当时他的父亲封君、哥哥公器也在船上。封君古朴光明而苍劲，公器精明敏捷而学识宏博，宗器则豪迈俊秀、英气爽朗，令人敬佩又令人敬畏。从此我和宗器联袂北上，彼此日益亲近，于是得以详细了解宗器的家世。宗器说他们兄弟七人，都有可称道之处，尤其常常称说他的哥哥重器，并说重器不比公器差，而谦称自己不能超过我。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急切想见重器，却一直不能如愿。丙戌年，我和宗器一同考中甲科。此后我们北行南游，奔走四方，十年没有相见。每当看到传记中记载的高辛氏八子、周代八士、荀氏八龙、马氏五常、眉山三苏，我没有一次不思念陈氏父子兄弟。前年夏天，宗器和廉州太守刘君用光偶然趁公务之暇过江来访我于定山，我们握手叙说旧事，欢快异常，直到一天一夜才离去。宗器将要动身时，拿出一卷诗给我看，说：“这是我亡兄重器的挽诗，冒昧请您写几句话为这些诗作序。”我说：“这难道就是我想见却一直见不到的那个人吗？” 宗器于是抽泣不止，我也不能不为重器悲伤。我没有见过重器，为什么要悲伤呢？世上的贤者常常很少，不贤的人常常不能没有贤者。贤者是人的眼目、国家的蓍龟，世道依靠他们建立，人伦依靠他们端正。君子有所凭借，便不会懈怠；小人有所畏惧，便不敢妄为。不贤的人常常富贵长寿，贤者却常常早夭而死。像往年我的朋友罗一峰，也是值得悲伤的。重器果真如宗器所称道的那样，也不能说是不贤的人，我为什么不为重器悲伤呢？重器的挽诗，都是今天天下士大夫为之哀悼而作的。宗器认为如今的士大夫都是文章俊杰之士，而我这个山人虽是写文章的人，文辞华美绚烂，山人的话却质朴粗野。绚烂的言辞往往华美多于实际，质朴的言辞今后反而可能值得信赖并流传。唉，这是宗器忧虑过度了。周公、孔子、颜回、孟轲死后，谁为他们作诔，谁为他们作铭，谁为他们作传，谁为他们作序？天下后世称他们为大圣人、大贤人，历经万古而声名不衰。名声能否流传，取决于人是否贤德。假如重器果真贤德，人们将忙于传扬他的声名，连吃饭都顾不上；假如他不贤，即使有一百个我这样的山人，又哪里能使他有所流传呢？何况至人没有固定的行为，至德没有显著的名声；像鸿蒙浑噩、与太古之天相合的境界，又不受是否流传的拘束，哪里还需要等待什么呢？宗器急切地谈论这些，便说：“本来就是这样。”难道能辜负各位士大夫的心意吗？我不能推辞，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卷末，作为重器挽诗的序。《罗濬渊父母挽歌诗序》【罗伦】

译为死者哀痛而歌唱，合乎礼吗？古代没有这种做法。礼制规定，哭泣之日不歌唱，望见灵柩时不歌唱，前往墓地时不歌唱。邻居有丧事，舂米时不唱和；乡里有灵柩，不在街巷歌唱。歌唱本来是为了欢乐；排遣痛苦而歌唱，送葬时用歌唱，《蒿里》《薤露》用歌唱，则是用歌来表达哀痛，是歌唱的起源。用歌唱来制造欢乐、排遣哀痛，不合礼；用歌唱寄托哀痛，合乎礼。古代原本没有这种做法。哀悼死者，是人的真情。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具有知觉的；有知觉，就知道哀悼同类。鸟兽一类死去同伴时，盘旋鸣叫，踯躅徘徊之后才离开，这就是感情。感情在人类身上表现得最为深厚。父子为之哀痛，兄弟为之哀痛，妻妾为之哀痛，邻里乡党也为之哀痛，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感情深厚。楚人死了，秦人就不为他哀痛；越人死了，燕人就不为他哀痛，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感情没有深到那种程度。所以说，懂得死亡之情的人，便伤感后世的挽歌。秦、楚、燕、越之间相互哀悼，这就是礼，也是仁。孔子说：“我的学生冉求，是为了我的亲人。”有人说：“我响应别人的请求，是为了别人的亲人。”天下有谁能解释清楚呢？果真是为了亲人吗？其中是有道理的。舜为了亲人，号称重华；禹为了亲人，恭敬承顺；孔子为了亲人，努力学习；周公、孟子为了亲人，学习孔子。三位圣人和一位贤人，他们对待亲人，只是在内心寻求罢了。如今说是为了亲人，却忘掉内在的真情而被外在事务驱使，为什么呢？唉，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上舍濬渊甫与我同姓，都是万安人；他的父母去世后，有人为他们作歌表示哀悼，来请求我作序。我不能阻止他，于是解释其中的道理。《任处士挽诗序》【张弼】挽诗起源于虞殡的挽车歌谣、《薤露》《蒿里》等作品，大概是牵引绳索、抬送灵柩时，用歌唱彼此哀悼。不过它没有载入礼经，是因为它属于繁文末节，不是哭踊之时应当讲究的事。近世的挽诗却不一样，很像《黄鸟》哀悼三良。唐人悼念亡者、哭吊朋友的作品也很多，但都出于人的本情，并不是子女应该预先参与的事。如今的习俗是，亲人死了，往往把广求挽诗当成一件大事；有的人穿着层层丧服到处登门，甚至害怕触犯别人的忌讳，竟穿着吉服、骑马带随从前往，这在感情上怎么忍受，在礼法上有什么依据，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也有值得肯定的情况：有的人已过祥祭、禫祭，或者已经过了几年，仍不忍让亲人的生命就此终结，不忍埋没他的善行，于是以求挽诗为事，这是敦厚的做法；反对它的人也应当有所选择。如果一个人生前受到人们敬爱，死后受到人们悼念，就应当为他哀悼；如果一个人生前为人所畏惧、憎恶，死后人们反而庆幸，又有什么可哀悼的呢？这也是天理和人心的公道，是君子扶助善行、遏制恶行的关键，难道可以轻率地顺从人情吗？像天台任处士守仁，平素的操守受到乡邦敬重，长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便去世了，这确实值得哀悼。如今墓上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他的儿子纯一担心父亲的善行不能彰显，急切地向作者们请求挽诗；这合乎礼，不违背孝道，也不苟同世俗，确实可以答应。所以我为这些诗作序，同时用来解释人子在世俗问题上的疑惑。《郑处士挽诗册序》【李承芳】我李承芳年轻时不喜欢广泛学习，长大后又被贫困所困扰，凡是记诵的内容，大半都遗忘了；加之整日奔波于仕途，耳聪目明也日益衰退。凡是当时所需要的诗文，我实在无法应付。近来山东佥事王公经，就是大司马陕西王公公度的儿子，命我写大司马挽诗序，我本来就没有推辞。这次同年进士郑君协又请我写郑处士挽诗序，我也没有推辞。处士名【缺】，字【缺】，是郑协的叔父，确实是江西吴康斋先生的门人。我虽然没有见过处士，但听说处士在康斋门下被称为高弟，那么他所获得的学问究竟怎样呢？自南宋以来，士大夫习惯于章句之学，对于古代圣贤之道以及经书的旨意，只在文字笺注上琐屑用功，指着那些文字说：“古代的道就在这里罢了。”至于讨论谁应当从祀孔庙，也只以此为标准，称这些人为羽翼六经的人。唉，把圣贤的一句话层层附会成几十上百句话，越多反而越晦涩，越杂反而越有弊病，损害圣贤之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可是他们反而把它当成功劳，这是为什么呢？康斋对于圣贤经书，不在其中增添一个字，却毅然挺立，不走科举功名的道路。所谓圣人的门徒，难道不就是这种人吗？唉，古代的君子容易建立功业，如今的君子却难以施展力量。为什么呢？汉代三五位儒者，如董仲舒等，距离古代还不远，只是对经书补充收拾其残缺罢了；至于出仕或退处，还可以遵循正道。唐代的韩愈，功劳在于纠正佛教和老氏之学。显然不同于先王先师的学说，人人都知道它是两条道路，一个人倡导并纠正它，人人都容易辨识，也容易跟从，所以说容易建立功业。到了如今一百几十年来，出身仕进的人全靠科举，而科举把经书放在首位，文章又以传注为根本，宣扬称说道：“古圣贤之道在经书中，经书的明白在传注中，文章的写作以传注为本，说道就在这里。”难道不是很像这样吗？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想防止学术破裂而使之归于完整，纠正它的百孔千疮而恢复本体，并且在长期沉溺浸染之后，突然站起来发声；何况时代比董仲舒远，地位又比不上韩愈，谁不会认为他是错的呢？过去是因为与异说不同而辨明这种不同，如今却要在表面相同之中纠正其差异，去除偏异而返回共同的正道，与过去相比，难道不是困难百倍吗？处士的学问和他的出处行藏，确实值得称许。我遗憾自己出生得太晚，没能赶上康斋的门下；又可惜处士不能长寿，没能与康斋相互辅佐而有所成就，这难道不是文章学术的厄运吗？自古君子对于道，显达时便推行它，困穷时便阐明它。王公公度推行了道，希望郑君处士能够阐明它；这就是我两次写挽诗序的原因。《西坡翁挽诗序》【黄绾】

译挽诗的创作，难道是古代才有的吗？生与死只是一次往来，往来又如同一昼夜。昼夜的变化，寒暑由此推移，古今也由此更替。只从变化来看，其中又有不变的东西；只从不变来看，又没有哪个时刻不在变化。这样说来，天地不过是一个人，古今也不过是一天。长于万古，却不知道为什么长；短于朝夕，也不知道为什么短。哪里知道生就是值得快乐，死就是值得悲哀呢？古代圣人看到了这一点，因此通达幽明的道理，贯通昼夜，懂得乐天知命，安土敦仁，独立而与天地并立。何况如果歌诗并非出于真情，那么无论增益还是损害，又何必为此悲戚呢？这样看来，三良之哀、田横之吊，难道都还不是最高境界吗？如今西坡翁生前能够保全真性，死后能够有所流传，虽然没有显赫的声名震动世人，谁知道在倏忽之间，未必没有灵明之光独自照耀，使往来不息呢？又何必因死亡的变化而忧惧，使自己受到牵累？由此我知道，挽诗的创作并不是古今的累牍给西坡翁增添什么负累，又有什么关系呢？《养气俞先生挽卷序》【罗玘】有人对人说：“这是你的父亲吗？这是你的祖父吗？他活着时，我侮辱他；他死后，我诋毁他。即使不一定侮辱和诋毁，也已经与他结仇了。”改说成：“他活着时，我任用他；他死后，我为他作诔。即使不一定任用和作诔，也已经认为他有德了。”人的感情本来是一样的，难道喜欢结仇而厌恶称德吗？诔文兴起，是有缘由的。乳酪浆汁在家中酿制，争相到市上购买的人喜欢它的甘美；乌头在门前出售，最终无人购买，是因为厌恶它的毒性。人也很难树立正确的言论。抱着鸱夷在门前呼喊，紧闭门户拒绝他，善于经营酒业的主人不会这样做；舀出酒来欺骗他，这就太过分了。拿着文牍在门前呼喊，紧闭门户拒绝他，善于写作的人不会这样做；把文辞包藏起来加以讥讽，那就太过分了。孟子说：“仲尼不做过分的事，只是诔文中多有阿谀。”这是有缘由的。东邻的寡母，经官府请示上级，便旌表她的门第；西邻的寡妇，抚养儿子长大后却受到儿子的辱骂。天下不辱骂自己母亲的儿子少得很，却希望儿子不为母亲作诔，是很难的。因此，百斛粮食是农夫的财富；百镒黄金是储藏货物的商人的财富；金石刻写的文章，是世家大族的财富。处在今天这样的世道，却想不看重这些东西，我还没有见过有人能够做到。养气俞先生是信丰人，去世三年后，为先生作诔的人多到编成卷帙。他的孙子洲来参加计偕，实际上带着这些诔文同行。我平素与溥交好，溥来请求我作序，我也只是为作者的用意以及当时的风尚作序罢了。这里面大概是有所感触的。不过，溥通晓《春秋》三传，颇有气概，最终一定会在当时一鸣惊人。先生若有知觉，也会因溥而有所寄托；这是溥自己的事情。我的话难道就完全值得凭恃吗？《曾孝义挽章引》【罗玘】曾孝义先生去世后，过了将近四十年，士大夫写作歌诗，已经装满卷帙；又得到少宗伯徐公为他追作铭文。唉，他为什么起初如此湮没，如今却如此显耀呢？唉！死后如果有知觉，难道不会在九原之下展露笑颜吗？如果没有知觉，也可以凭这些托身于不朽，不仍然胜过不为人所知、默默无闻吗？那些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拥有千金的子弟，在当世享有威权和财利，只要索取就能得到，称心如意，哪里顾得上忧虑呢？至于违背礼、背离义，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即使如此，他们也自然害怕自己的名声不美。一旦去世，即使没有爵位，也是有幸的；不幸的是有爵位，爵位越高，恶名越显著，孝子慈孙即使想在百世之后替他掩饰粉饰，也没有办法。还有人安然任凭自己的恶行，用它沉没祖先原本美好的声名，使祖先黯淡寂寥，沦为闾左之人；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样的贤德，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两种情况其实相同。总之，我独自认为后一种说法更好。否则，先生即使在人前孝而且义，也不过是路人。路人活着时不会庆贺，死后也不会吊唁，何况过了三四十年，忽然又崛起而受到称扬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替他的孙子作的。”孙子是谁？名英，字世杰，是一位胸襟恢宏的长者。如今他任江都丞，人人都乐意答应他的请求。《邹氏双挽诗序》【罗玘】有一卷双挽诗，悼挽崇仁裕庵处士邹用明，并附挽王孺人的诗，所以题名为“双挽”。处士的儿子上舍怿拿来给我看。我考察诗中年月：成化十四年处士去世，又过了十一年，到了弘治元年，王孺人去世。处士去世至今十八年，王孺人去世至今八年，而这些诗又都是当今士大夫所作，并且不是崇仁人所作。即使是当年在崇仁哭吊他们的丧事、亲临墓穴的人，如今也将有十分之五凋零衰谢；还在世的人未必能写诗，能写的人也未必会突然兴起感情而为他们作诗。何况这里距离崇仁有数千里，远在京师呢！古人把彼此没有喜庆往来、没有忧患吊唁的人称作路人。所谓路人，有的是面对面却叫不出名字，有的是知道名字却并不相识，都可以称为路人；但还不像这样相隔遥远而且疏远。关系比路人还疏远，却写出痛哭悲哀的言辞，实在太不合真情了，又有什么可贵呢？我因此对怿说：“应该毁掉这些诗。”怿哭着说：“毁掉确实是对的；但不毁掉也有道理。”骏马奔跑，一天能行千里；青蝇附着在马尾上，也能一天飞行千里；否则就只能在寻丈之间围着一件东西嗡嗡飞罢了。如今我把我的双亲附着在这匹骏马身上，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骏马呢？我只是替双亲说些逢迎的话，不知道其他道理。”我恍然领悟，觉得他的话十分质朴，便为他写下这件事。《蘖庵陈先生挽册序》【夏良胜】

译挽歌在古代就有，含有两层意义：在虞殡时唱斥苦之歌，是为抬挽灵车的人彼此助力；挽着灵柩时唱《薤露》《蒿里》，是禁止哭泣而寄托哀痛。如今的作者当然不是因为不能哭，也未必是手执牵引灵柩的绳索。那么它和古代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我夏良胜曾想改变这种解释，却不敢贸然这样做。因读蘖庵的挽册，私下有所领悟。车行而挽住它，说“挽”，是车要离去却想挽留它的意思。人死而挽留他，难道不正是希望他不要死吗？使人不死有四种方式：爵位俸禄不在其中；教诲足以树立师表，政绩足以整饬官吏，仁德足以治理家庭，义气足以使朋友受益。具备其中一项，也就不会死于人心。蘖庵兼备这些了。他起初以乡进士身份代理浦城县学事务，教育学生使他们知道预备、应时、逊让、切磋，都是他的职分。士人乐于有所成就，这不就是他的教诲足以树立师表吗？他的才识被评为上等，奉檄督理县政，因革措施都很适宜，百姓无不怀念他，这不就是他的政绩足以整饬官吏吗？他患大病死在途中，知情的人都悲痛不已。前往看视入殓、临棺吊唁、安慰孤儿的人络绎不绝。拿起笔为他作诔的，竟有几十家，这不就是他的仁德足以治理家庭、义气足以使朋友受益吗？义、仁、政、教，都能使人精神不死。可惜他的爵位不够显达，俸禄也没有达到他的志愿，使仁义的实践未能完成，政教的施行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就是挽留蘖庵使他不死的原因。如果没有任何作为和才能，只是长久活在人世，那本来就等于死了。既然如此，死后再挽留他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看来，古代的挽歌有两层意义；今天的挽歌只有一层意义。古代的意义较为疏远而局促，今天的意义深厚而通达。本来就有自己开创古法的做法，难道一定要仿效古代以后才能创作吗？蘖庵姓陈，名义，字以方，是闽地莆田人。《渉封君挽诗序》【边贡】序说：挽诗，是古代虞殡时的歌。后世的人都以它为祖本。它变化以后像诔文，又像怀古诗；变化到极端，就像咏物诗，这便到了极点。今天的挽诗，是咏物诗的流变。一个人生前，我和他交往；他死后，我又见到他的丧事，于是作歌送葬，这样歌声哀痛，言辞有感情，所以像诔文。没有在他生前交往过，也没有见过他的死，但听说这个人很美好，经过他的乡里，到墓前吊唁并作赋，读它的人可以有所观览，听到它的人可以受到感发，这就是怀古诗。他生前没有交往，死后没有见过，既没有经过他的乡里，也没有到墓前吊唁，不辨美恶，只是迎合求诗者的需要而作赋；言辞没有感情，声调没有哀意，读它的人不能有所观览，听到它的人不能受到感发，这就只是咏物罢了。如今作挽诗的人，大多属于这一类。所以说，它是咏物诗的流变。因此，虞殡之歌不流传，已经很久了；它的变化也到了极点，只好退而求其次，作诔还可以；再退一步，作怀古诗也可以。广陵的渉仲翁，曾因儿子的显贵而被封为监察御史，又因另一个儿子被封为按察副使。他曾到梁地接受儿子的奉养并游历。梁地任宣政、提刑、军帅以及士大夫的人，都见过他。当时翁已经七十八岁。过了很久，他思念故乡，于是返回故乡；回去一年便去世了。凡是梁地见过翁的人，都作了诗，把诗交给他的儿子，用来歌唱送葬。那些诗言辞有真情，声调有哀意。君子说：作这种诗的人，差不多接近古人了吧？见过他生前的样子，并不一定要见过他的死；和他的儿子交往，也不一定要和他的父亲交往。况且他侍奉母亲的孝、侍奉兄长的悌、教导儿子的义、居乡的仁，都清楚地表现在诗文中，这四种美德与迎合求诗者的作品不同，难道不能使人感发吗？本来就超过了经过他的乡里、到他的墓前吊唁的人。《粤老高翁挽歌册序》【吴时来】挽歌是怎样兴起的？活着的人无法向死者充分表达哀悼悲痛之情，又担心死者不能瞑目，所以写作歌词来宽慰死者，希望使他知道生死变化，于是有《薤露》《蒿里》之篇。死者自己无法表达哀悼悲痛之情，临近变化时自己作挽歌来宽慰自己，说明自己安于变化，于是有模拟挽歌的作品。因此，“挽”就是宽慰。这样看来，自陶处士创作挽歌以来，活人挽悼死人，本来都取法于田横的门客；它们都有情感所系、内心所寄托，从未有与死者耳目不相接、平素没有弹剑饮酒之欢、无缘无故便产生的挽歌。这样做可以吗？按照礼制，既然活着的人可以因死者而吊唁，那么活着的人因死者而作挽歌，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这本挽歌册，是横乡士大夫为广州粤老高翁所作。横乡士大夫和翁没有耳目相接，也没有平素弹剑饮酒的交情，但他们的感动却比耳目相接、平素有弹剑饮酒之欢更深。翁的儿子士楠任横州太守，施行政绩良好，百姓喜悦而感念他，所以没有人不希望粤老翁长寿，使太守能够长久留在横州。如今太守因父亲去世而奔丧，大家都悲戚不已，说：“并没有过错的老人，竟被夺去了太守，使他离开我们。” 百姓有感情却不能歌唱叙述，替百姓表达这种感情，是乡中士大夫的事情。这就是这本挽歌册得以完成的原因。于是二陆大夫舜臣、汤臣、侯大尹嘉祐、陈文学三谟来拜访迁人来来，请求作序，说：“在任官时不恭敬，不是孝。像太守这样，正是所谓以恭敬成就孝道，不是吗？因此能够赶上他的先君子积德留给子孙，像粤老这样，他有积德，不是吗？因此又能把德泽留给后代。”考察《山海经》说：“增城番禺山上，有的树高可达百寻，低垂的枝条遮蔽之地可达千亩；大概树长得越高，庇荫就越广。”太守归来奉祀先人，在这座山下停留车驾，使执绋送葬的人一一歌唱，于是本地前来观看的人，都可以说是“有这样的儿子”。《贰守王公挽诗序》【杨麒】

译世上写哀诔之辞的人，有的哀悼死者功业没有完成、福泽没有丰厚；有的追忆交往的情谊，感叹生死聚散。这几种情况虽然不同，总不过是为了表达哀痛罢了，其中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吗？事物没有穷尽，而人的分际各有定数，因此功业和福泽有不能齐全的忧患，君子不会为此自我悲伤。程子说过：“天下的事情，譬如一家之事，不是我做，就是他做；不是甲做，就是乙做。”君子以天下为公，把天下放在心上；归根到底，功劳不一定非要出自自身才算功劳。就像一家之中，弟弟能够承担父亲留下的祸患，哥哥也一同享有声誉；父亲能够治理好家庭，子女便安享富足、顺遂的吉祥。天下的事情，哪一样不是这样呢？至于君子要求自己成就功业，总是要求很高；接受天下的回报，却总是要求很少。所以凡是终身勤勉努力、磨炼自己的人，只求在仁德上不感到惭愧罢了；内心如果没有瑕疵，即使死在荒草沟壑之间也可以，又哪里顾得上其他呢？所以说：“功业和福泽不能齐全，君子不会自我悲伤。”拿一个不知自我悲伤的君子来替他悲伤，用心也太过分了。至于追忆交情、感叹生死，这本来就是感情不能自已的表现吗？我观看贰守王公的挽诗卷，发现我乡的荐绅君子用心过于深切了。前面所说的几种情况，王公全都具备，莫非是感受太深而抒发得太厚重吗？我当然知道王公自己所悲伤的并不在这些，而我们不能自已的感情，正在这里。公曾经主持教育，治理县邑，任州守、郡佐，所到之处政治教化融洽，德泽施行宏大；他本来就不是尚未试用、隐伏不显的人，即使凭借旧日声望，又有继承家业的子弟，他的美德也可以无穷传衍，所以他不自我悲伤的理由，尤其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我们不能自已的感情从内心发出时，凄风衰草足以触动幽深的思念，花树棠阴足以使人感念遗留下来的恩爱；何况遥望灵车远去，追想旧日德行而永远分别，这种感情能停止吗？这种感情本来就是人心相互感通的端绪，是爱意的萌发，是恻隐之心的发露。没有这种感情，就会流于残忍，便不能算是人了。我想如今挽诗的创作，大概正是感情已能停止却仍不能停止吧？不过，王公本来也是有原因使人如此的。人的常情是，受到敬重并且喜爱，就会思念；思念便会诵述，感情发泄出来，便成为不禁的咨嗟咏叹。顺从自己的人便敬服，违逆自己的人便仇视，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畏惧的；花费言辞妄加解释，知礼的人以此为耻。借诗来寄托感情，确实有不能勉强的地方。我由此更加看见王公德政的美好，也看见人心判断是非的公道。这足以劝勉人，也足以使人奋发。我本来承受过王公的恩惠，却难以排遣这份感情，因此为这件事作序，以记下我的哀痛。《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十四 方外 《送别灯和尚还乡序（并诗）》【刘基】有一位僧人登门求见，我正因事情外出，未能见他。第二天他又来，我问他的籍贯，原来世代是括州人，和我是同州，所以他心里尤其恋恋不舍。他将要回乡，请求我写几句话赠给他送行。佛教以离开世间、断绝世俗为教义，连父母兄弟都不能作为亲人，却唯独对乡人恋恋不舍，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人同住在一条里巷，却有彼此不相交往的；等到在别的地方相遇，简直像见到骨肉，所到之处越远，感情反而越亲切。这是人心共同的感情，不是靠矫揉造作、勉强自己才有的。佛教以割断慈爱、忍心舍弃亲情为高尚，本应与常人不同，而这位法师却不是这样，这大概是因为他在道理上有所领悟吧。那么他出家为僧，难道果真是被佛教的说法迷惑才这样做的吗？世道太平不如古代，百姓日益困苦；农民疲于耕作，却终日吃不饱；工匠疲于劳作，终身不得休息；士人不被当时任用，困顿不遇；再加上追呼徭役的可怜、诛求征敛的无厌，这些都足以劳累身体、忧愁内心。若想保全身体而苟且安生，除了出家还能到哪里去呢？像法师这样，外在的行迹在这里，而内心又有所寄托吗？我既看重他的聪慧，又赞美他敦厚地重视乡人情谊，所以为他写这些话，并接着作诗。法师名复祖，“别灯”是他的号。诗说：闲居时少有尘世事务，于是渐渐与懒惰相亲。敲门得知有客来，欣喜地见到同乡人。彼此相知难道一定要素来相识？乡音一说出口，情意自然真切。北风吹过大江，寒水的波纹像龙鳞。临别谈话为什么这样快，使我心中生出苦辛。故乡的山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抵达？溪边的梅花将映照着新春。亲朋有人问起我，请替我说：我长久清贫。《照玄上人诗集序》【刘基】我初到杭州时，向郑希道先生求访士人。先生对我说：“照玄上人作诗，雄健俊伟、峭拔出众，近世以能诗著名的人，没有谁超过他。”我一向知道郑君善于鉴识，而且说话不违背内心，便常常记在心中。等我到杭州访求，竟没有人能说上人擅长作诗，我心里暗暗感到奇怪。后来我迁居白塔之下，而上人正住持万松岭的寿宁寺，于是才得以遍览他所作的诗。它们浩大如奔腾的波涛，森严如武库，峭拔如苍松依附在悬崖上，凛然不可攀援。而忧虑世事、感慨时局的情怀，又常常表现在言外。唉！这样的人不以诗名闻于杭州人之中，实在是适宜的。诗是为什么创作的呢？感情从内心发出，表现为语言。《国风》《二雅》列在六经之中，赞美、讽刺、讽谏和劝诫，无不有助于世间教化。因此先王用它考察风俗，观察政治得失，使困穷而处于下位者的感情得以表达。难道只是词章而已吗？后世太师的职掌废弛，于是阿谀逢迎之徒都用诗来进行奉承，所以过分赞美的多，讽刺劝诫的少；流传到宋代，诽谤之狱便兴起了。此后风雅之道扫地无余。如今天下没有听说有禁止言论的法律，但人们耳闻目见的习惯没有改变，所以作诗的人无不把吟咏风月、玩弄花鸟当作本领，向达官贵人取法而不师法古人，根据众人的看法评定轻重，却不辨别诗作究竟是美玉还是顽石；众人昏昧喧嚷，你倡我和，彼此结党附和，辗转互相诋毁，于是诗道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懂得了。既然如此，上人不被今天的人以诗才称许，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唉，有了伯乐以后才有人识得千里马，有了匠石以后才有人识得梧桐和楸树。自古以来直到今天，伯乐有几个人，匠石又有几个人呢？怀抱奇异才华却没有得到知遇、最终默默死去的人，实在不少。我既重视上人的诗，又为人们不了解郑先生这个伯乐、匠石而悲伤，所以为这部诗集的开头作序。

译《书刘禹畴行孝传后》【刘基】世上所谓佛教，究竟凭借什么道理，竟能使人像这样信奉它呢？人的感情没有不喜欢安乐、厌恶忧患的，所以一定要在他一向畏惧的地方恐吓他，在他一向希望的地方诱导他，然后不必驱赶，他自己就会奔赴。佛教设置祸福的说法，也太善于招致人了；四海之内的人群密集，没有不被它招致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它本来不只是迷惑愚昧的人而已。人没有不爱自己的亲人的，亲人去世了，哀痛之情还没有平复，却说幽暗之中将要给亲人加罪，谁不会因此惊恐而触动内心呢？偶尔有人对此怀疑，便有一群人喧嚷着逼迫他。好像亲眼看见死者被拘禁在牢狱中、受鞭打而等待救援一样，所以中等资质的人没有不奔走如飞、像蚂蚁趋附食物那样归附的。即使有笃实行道、恪守正道的亲人，他们也要罗织罪名，然后到土偶木俑面前为亲人诉说哀痛。他们本以为这是孝，却不知道这是大不孝，难道不可悲吗？而且他们说，杀害生物的人一定要偿还其死亡，所以设有牛、马、羊、猪、蛇、虺等动物的地狱，说天下一切蠢动的生物都不可以杀。如今虎豹鹰鹯捕食飞禽走兽，每天不知道要吃掉多少，难道唯独它们没有罪吗？人杀害动物便有地狱，虎豹吃人却没有地狱，这是多么看重禽兽而轻视人啊！他们又说，生育子女的妇人必定有大罪，所以儿童妇女尤其笃信这种说法，以此向母亲表达恩爱。我不知道主持这个地狱审判的人是谁？人人都有母亲，难道要舍弃自己的母亲而审判别人的母亲吗？还是要把自己的母亲也一并审判呢？审判自己的母亲，就是不孝；舍弃自己的母亲而审判别人的母亲，就是不公。不孝和不公，都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二者必居其一；这样一来，必然会看到众人一同起来攻击他。即使有这样的地狱，谁来治理它呢？主宰天地的是上帝，他们却说还有佛。至于他们所说佛的作为，像老妇人一样絮絮安抚；有人呼喊求救，不论是非，即使穷凶极恶，也无不伸手援救，使有罪的人不总是受到刑罚，这是用私情破坏法律。法律出自上帝，而佛却破坏法律，这就是自己获罪于上天。我知道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明明白白的。以刘子这样的贤德，不被它迷惑，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只是悲哀天下像刘子这样的人太少，所以又为他写下这些话，用来使那些知道爱亲人却不懂得正道的人醒悟。《送乘大车住持干明禅寺序》【王缙】佛法最初传入中国，本来出自一源；后来离古渐远，于是分成三支，即教、禅、律。教门兴盛，有南山宗、瑜伽宗、慈恩宗、天台宗、贤首宗；禅学兴盛，则有临济、沩仰、云门、法眼、曹洞诸宗；律学则有防正宗、资持宗。各派分立后，便彼此矛盾：禅宗讥讽教门拘泥名相，教门讥讽禅宗沉溺空寂。至于律学，虽为禅、教共同尊持，但趋向取舍也各不相同。学习这些学说的人，师承不同、宗旨有别，各自建立门户，互不往来，仿佛楚国人看秦国人肥胖，彼此悬殊，榫卯完全不能相合。唉！世上圆顶方袍的僧人何其多，谁能把它们归于一源而回到根本呢？我居住京师已久，一天，大车乘上人到桥门来拜访我。我见他神情从容，听他说话明快有力。和他谈论佛道，确实看出他有根源，知识也很充沛。问他的师承，原来他是晦堂进禅师的首座弟子，也是我的同乡。后来他到金陵，任善世首座，宗门中的诸位老宿都喜爱他，并帮助他进步。近来他受到丛林推举，奉檄出任西安干明禅寺住持。临行前，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从束发时立志仰慕儒家学问起，便潜心研究圣贤之道，耗尽精力、竭尽思虑，昼夜探究，直到头发斑白，也未能穷尽它的边际；又哪里能够懂得佛法的深奥境界呢？然而想到大车年纪正壮，志向锐利，譬如平地上承载货物的车子：车轮圆，车箱方，车辐润泽，辕、輗、轴、毂的材料都很好，驾车的马牛力气又足；只要不走偏僻曲折的小路，而行驶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即使千里之远也不难到达。只是要看大车自己努力前行到什么程度了。我希望大车振作起鞭策警戒自己的志向，在二乘、三宗之间往来周旋，然后会通众说而归于一理，使不同道路最终同归一处。等将来游历疲倦归来，我才应当举出我们儒家的学说告诉他，因为这件事还要有所等待。大车已经出发，我每天都盼望着他。送浮屠景晔序【方孝孺】周公、孔子的道衰微以后，异端便出现；稍稍兴盛之后，它们的学说更加炽盛，人们趋向而深信它，久而久之竟与孔子并称为“儒释”。世上的君主厌恶这种情形，想排斥它的也有人。然而越扑打火焰越旺，刚消灭又重新兴起。厌恶它的人不过十之五六，喜爱它的人却有成百上千，一直延续到今天；佛塔寺庙多于儒学宫室，僧侣几乎占平民的一半。西域的书籍也和儒家经典并行流传。我曾探求其中原因，认为杨朱、墨子以及名家、法家的流派，虽然学说与释氏不同，但违背圣人之道却是一样的。然而它们都传不过几代便断绝了，唯独释氏经历千年而不废，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杨、墨、名、法的学说浅显易懂，不足以打动人；释氏的术理，深奥得仿佛足以明白生死的变化，幽微得仿佛可以掌握祸福的权柄。正因为深奥，所以超过常识的智者会喜爱它；正因为幽微，所以昏昧愚蠢的百姓都畏惧而谨慎奉事它。它的门徒又多能苦身劳行，固守信念而不被外物改变，借用儒家言语来装饰自己，援引名士来帮助自己，所以根基越来越牢固，枝条蔓延开来，缠绕天下。难怪它能与孔子并称。然而孔子的道仍然像天然存在的事物，难道会因同它并称就有所损害吗？只要有一点善处可以取用，孔子尚且还会提倡它，圣人容纳万物本来就是这样。

译何况释氏设教以善为根本；即使把它的学说充分实行，虽不足以用于治理世间，却能使人自身不走邪僻之路，难道不仍胜过愚昧妄行的人吗？所以儒者对于释氏，即使不能使它归于正道，也姑且包容、宽恕它，用道理诱导它，用文章传达它，然后才可以使人仰慕并进入正道。四明人景晔年纪很轻，跟随乌伤龙门的海公为弟子，性情仰慕儒学，已经颇有造诣。他来到京师将要回去时，海公交托我对他说几句话。我不是释氏门徒，本来没有什么可告诉他的；然而景晔法师住在乌伤时，看见那里土地肥沃、房屋密集、市场繁盛，也以为已经很盛大了。别人告诉他京师更加繁盛，他亲自来观看后才知道并非虚言。一个人学习释氏已经很久，突然对他说儒道的广大，不就像过去他怀疑京师一样吗？关键在于引导他前来罢了。景晔法师回去后应当继续求索；如果能从我的话中有所收获，那么距离孔子、周公的道就不远了。送怡上人序【张宁】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历经汉、唐、宋、元以及我大明，上下千余年，根基已经很深，枝蔓更加繁衍。排斥它的人虽然屡屡出现，归依它的人却越来越多；接近它的人很少，求取它的人却更加用力。它的教法如此高深，确实很难做到。那些归依并求取它的人，固然应当同它周旋；那些不归依、不求取它的人，竟也同它交游而不舍，这一定是因为释氏待人有可爱的地方：不一定是因它的道理而得到人心，也可能是因为它所居之处清幽雅致，可以休息；它的言语和悦悦耳，可以听闻；它的举止谨慎诚朴，令人亲近；它往来之际没有妻子、男仆、婢女、侍御，也没有礼制上的内外隔阂；交际中没有矛盾冲突，也没有小人凭借势利所带的刀剑佩饰。这些就是可爱之处，也是那些不归依、不求取它的人仍愿同它交游的原因。县中有一座大寺，名叫天宁寺，古来以僧人博闻著称。有位名叫印庵的僧人，开始继承旧寺并加以扩建，寺院更加高大显著。今年冬天，主管官员因为他的弟子怡庵主持以及与他交游的人，请我写文章表示祝贺。我曾读韩愈送文畅的文章，也曾读柳宗元送文畅的文章。韩愈用道理告诫他，柳宗元用文章赠送他；文章本来就是道理的显现。像柳宗元这样不归依、不求取却同他交游的人，怡庵在闲暇入座时，慢慢取出两位儒者的文章来读，就会明白诸君同他交游的用意，也会明白我赠给你的意思就在这里。至于佛法中秘密圆通、可以警醒觉悟并通达幽冥之道的内容，自有不立文字的人知道，我本来不能说明。丛林一览序【杨守阵】局限在一隅，却想遍览四方的奇景胜境；专攻一种学术，却想结交九州的俊杰，这在身处门墙之内的人尚且很少做到，何况身在四方边远之地，难道能够挥手拒绝它吗？客部郎中孙廷兰一向同我友善。一天他说：“我们蜀地有个和尚叫子珙，号璧溪，容貌像枯松，心地如皎洁的明月，操行洁白如玉雪。这次因推荐来到京师，奉命任松潘纲副。他既已见识京城、宫阙的壮伟，退下来又拜访各位硕儒俊士，把他们珠玉般的言谈拾取到自己的行卷中，自以为值得庆幸，但心中仍未满足。他将要离开燕地前往齐地，溯九江南行，去虎丘访金精，在天竺、芦浮眺望小朵山，在小白华山下听鲸波、拜神现，然后转道金陵，出荆楚而归。所到之处一定寻求儒林文章来充实他的行卷，并把这卷子题为《丛林一览》，请先生写篇文章置于卷首。”唉！蜀地山水闻名天下，学习佛法的人又凭借自己的学术，百家也不能超过它。子珙生在蜀地，却奔驰万里来览四方；学习佛法，却能结交儒者，广泛求取他们的言论。这同那些安居在瓮天之中、却以坎井为满足的人相比，是多么不同啊！从前司马子长的足迹遍及天下，是为了壮大他的文辞；陈良北上中原，是为了学习周公、仲尼的道。子珙大概也有这样的志向吧？请允许我用这些话告诉他：你还未出蜀时，以为蜀地山川已经极其壮美；如今看了五岳、镇山以及四海之水，先前所见又怎么样呢？周公、孔子的道，难道只像海岳那样高大吗？听到它而仰慕，不如亲眼看见并亲自践行。子珙应当由此推知；如果真有志于我们的道，请改日再来，把这个道理说完。赠禅老清上人授僧录左觉义序【庄防】释清上人凭借相术居住京师。京师人想知道所谓富贵、穷困、通达的命运，没有不去请上人为自己相面的。上人为人相面，也往往应验，因此上人善于相人的名声传遍天下。即使我愚钝鲁钝，退居深山穷谷，对此事毫无所求，也知道上人善于相人。和阳尚廷臣说：“上人难道只是能相人吗？上人自从剃发住在京师四十年，衣服从未见过华美，食物从未吃到饱足，只是常常闭门静坐，胁部不离席，双足不出门外一尺之地，以求佛道。所谓明心见性，经历五六十年也不疲倦，寂寞、困苦、空寂，没有一样不经历。人们都说上人同富贵人交往，可以把富贵据为己有，可他却这样生活，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他就是所谓厌恶安逸、喜爱劳苦的人吗？”上人说：“不是这样。农民拿着耒耜，出产粮食来供给赋税；工匠制作货物器具来供给国家；用兵的人拿着干戈来保卫社稷，他们也都是人。我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得到世人所谓清淡修行的生活，除去劳苦而取得安逸，大概也是幸运。假如我的事业还没有精进，我的道行还没有勤修，难道不应对他们感到惭愧吗？” 上人认为，修道虽然勤苦，但他的心却更加公正宽恕，不像其他学佛的人那样拘泥固执而不通达。因此他常常对弟子说：“道理只有一个。天下修道的人，称为老、释、儒。儒者常常非难释、老，释、老两家也常自以为是，不肯稍稍屈服，彼此抗拒、诋毁，互不相容，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读儒者的书，其中说‘无极而太极’，同我们所说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相似；‘读书不如静坐’，同我们所说的‘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相似；‘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同我们所说的‘真空色相，事事无碍’相似。既然相似，却又有所谓似是而非、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地方，难道是儒者的学说错了吗？若不是这样，一定是各有所见。人的道理，只在于认定其中正确的为是而已。我们的道果然正确，我就认为它正确而遵从我们的道；我们的道果然错误，我就认为它错误而遵从儒道。不是因为遵从我或儒，而是因为遵从道。我只知道遵从道，哪里还用知道它属于我家还是儒家呢？假如说我的事业专一、我的道行勤奋，便固执于此，那就不是求道的办法了。”

译至于同王公贵人交往，他也不只是按照他们表面上的贫贱富贵来相看，而是能看清他们究竟是如今所谓的某种廉洁者、忠臣、贪官、奸佞、君子或小人，上人未尝不能洞察他们的内心。上人难道只是能相人吗？我说：“古人说静能够照察万物，上人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有静作为主宰。假使不是这样，那么上人的相术就只是僧繇的画、高闲和怀素的草书，难道还能算所谓的道吗？如今若有人说上人只是僧繇、高闲、怀素那样的人，我是不相信的。”上人今年因为德行高尚，获得掌管天下僧录左觉义事务的职位。廷臣同上人是方外之交，和他的亲戚曹某一同请我写文章相赠。一个左觉义的职位，难道足以使上人增重或减轻吗？释氏的道曾把天地万物看作空，把自身看作暂时假借之物，我也不敢拿这些话过多烦劳上人听闻。于是把廷臣对我说的话叙述到这里，并且当面问上人：‘曾经有过这些话吗？’于是为他写了这篇序。赠礼师序【徐渭】韩愈的文章，我早年就诵读并喜爱。至于他议论道理，略有可非议之处；等到攻击佛教时，攻击的又只是佛教粗浅的一面。我读他送文畅的文章，他说文畅想听佛教，应当到自己的老师那里去询问，不应向我们儒门请教；向我们儒门请教，不过是羡慕我们君臣父子关系的美善，以及礼乐制度和各种事务的盛大罢了。这哪里足以攻击佛教呢？大体说来，佛教精深之处，有些学佛者自己也不懂，而我们儒者却懂得；我们儒家粗浅的一面，有些儒者自己不能完全实行，学佛者反而能够做到。所谓君臣父子关系的美善、礼乐制度和事务的盛大，不正是我们儒家粗浅的一面吗？否则，学佛的人刚剃发为僧，便以为割断父子关系、轻视君臣；后来蓄发戴冠，插簪垂珥，忽然生育儿女，谋求俸禄而贪得无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却说这就足以保全父子关系、完善君臣关系，实行礼乐制度并具备事务盛大之美吗？某法师从小离开俗世做僧，在大善寺受戒若干年；穿衣吃饭，随缘应付，起初并不以禅学讲学为事。大概这就是所谓不求佛教精深之处的人，但他的心性行为正直平和，完全抛弃势利，尊敬祖先、父亲、子女、孙辈，真正像世俗伦理那样。这大概就是得到我们儒家粗浅一面的表现，不能因为他剃发为僧便轻视他。按受戒年数计算，到现在总共有六十余年。生日那天，他的弟子名叫浩，早年同我有诗酒之交，来请求我写几句话为他祝寿。只是佛教讨论心性，凡是有所证悟之处，连寿命和形体等相都全部扫除；它向波斯匿王讲法时，又引用恒河不变的本性来使他觉悟，说这个身体变化消灭之后，还有不变不灭的东西存在。这些都是佛教中的精微道理。法师既然已经不以世俗事务为事，又何必借助我们的学说呢？至于我们儒家粗浅的方面，如所谓君臣父子之类，法师既然已经实践了这些，又何必借助我们的学说呢？于是我合掌行礼，拿偈语来赞颂他。赠无尽上人【丘云霄】丘先生在云山僧舍讲学。佛门的无尽上人年六十，他的弟子请我写文章记述他的寿辰，丘先生答应了。当时同游的人不高兴地说：“孔子、墨子各自树立门柱，道路已经分开。宣父用攻击，子轲用辩论，使彝伦训典显明，开导我们的后人。如今先生却要同他说话：话说得高了，就会冲毁我们的藩篱；话说得低了，又会抛弃忠诚，恐怕不可以吧？”丘先生说：“你被时势蒙蔽了！从前周德衰微，邪道炽盛，想要使天下人昏聩。孔子、孟子为此忧虑，他们攻击、辩论时十分谨慎，唯恐不周密、不严正。因此历经千年，我们的道大为光明，正是依靠他们的辅弼。于是我朝祖先广布文德，直到海边；使人明白根本并以礼书为准则，以规范为法式，让那些虔奉佛、老的人也归依礼乐。祭祀、朝会、庆贺的日子，使他们得以仰观君臣上下、幽明之间的礼节，教化日久便能使人信服。所以今天问佛教徒佛法，他们说不知道；问道教徒道术，他们也说不知道。那么今天所谓佛教徒，不过是守着他们的服饰，尊奉他们的称号罢了。他们穿衣、纳税、奔走王事、尽孝奉亲、服丧三年，全都不知不觉地遵循尧舜的习俗。这就好比鱼在水中游泳，却忘了水的存在。” 君子说：‘归来的人就接受他！’何况他进入其中已经很久，难道反而要说话把他排斥出来吗？况且无尽聪慧而谨慎，尊敬贤者唯恐赶不上，仰慕礼制如同饥饿时追求食物，珍视文章如同珍视宝贝，谨慎修行如同手持满器。他一定是在深处探求我们道的中正之理，只是直截了当地画入自己的教法之中，并暗中向它趋近罢了。我将同他一起进步，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几位同游者高兴地说：“早就听说末世的教化有三种，知道圣人的教化能够继承其中之一罢了。”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无尽。无尽笑着说：“丘先生真能爱护别人。” 送廖道士序【刘绘】我登上太和山，看见它奇异秀美而险峻高峭，历代所建的瑶城、金屋、层台、列观，无法一一叙述。花木、水、石交相辉映，遥远幽深，宛如仙都，并非人间。等到看见修道之士在云居、芝室之间往来，笙箫、钟磬之声从松峰、桂殿之间传出，才知道上天所生成的灵秀境域，必定要使居住其中的人物彼此相称。若最初分布便能交错相合，所以有金城玉塞、虎将拥旄而建立宏大功勋；有王城帝都、文士鸣珂而传播盛美声名；有游闲公子在五陵连接车骑；有雄商健贾在江汉奔驰帆樯，各自追逐自己的事业罢了。如今看这奇异境域中的居者，若没有穿云裳、驾鹤车的人，远离尘俗而守持素朴，岂不是辜负了这里的灵秀吗？至于我所结交的廖虚白，又是一个飘然超出尘世的人。送浮屠性嘉序【王屿】

译金陵的山，最秀丽高拔的叫钟山。佛门僧人的居所占据这座山胜景的，是灵谷寺。寺中住持焕师，字用章，是三衢人。他为人严守戒律，言辞有文采，内心淡泊，无所牵累，也是弟子中杰出的人。我从前在南京时，曾同他交游；分别将近三年了，每每思念他而不能忘。今年夏天，他的弟子性嘉本初来到毘陵游历，寄居天宁寺，首先来拜访我，讲述他的老师不忘我的缘故：寺中有一座楼叫尘外楼，在茂密树林和修长竹林之间，本初居住在那里。即使盛夏之中，也有萧瑟清凉的意味。他有时出行，游览小并寺，询问剑井的祥瑞应验，观看太平寺的水壁，那就是杨万里曾称赞为当时绝妙的景观。登上君山，在浮远堂休息；浮远堂在光孝寺中，凭栏俯瞰江面，四面望去，千里景色一眼尽收。经过嵩山，访问胶山寺，僧人请他在一室中坐下，正对门户有一座山峰，焦千之曾把诗刻在峰上；诗刻一半插入云雾，隐约可辨认的只有‘云拥秀峰来户外’几句。他经过华藏褒忠寺，登上云海亭；亭前面对太湖，栏槛之外波涛汹涌，远望七十二峰，近得仿佛伸手便能拿取，如同盘盂中的物品。于是他吟诵僧人法尚的诗，诗的末章说：‘明日慧山曾有约，又携茶鼎汲清泠。’于是离去，寻找陆子品评为第二泉的泉水来饮用。从此他把船停泊在罨画溪，披荆斩棘走了二十里，到达善卷洞，同寺僧戒航拿着火把深入洞中，穷尽天然精巧之处；出来后到船上交谈，留宿两夜，匆匆归来经过我这里，说：‘性嘉已经充分游赏名郡的山水，又得到士绅们许多诗作；这些诗都以他游历过的地方为题，唯独看行卷中少了先生的一句话，希望先生不要鄙弃我，赐给我一篇文章。’他说要带回去给他的老师看，这次出行确实没有白费。世人常说我们儒者同佛门交游，不在于看他的行迹，而在于看他本人；一定是因为那个人有道，他所爱慕、学习的，多同儒者的事情相同。我因此略去差异而取其相同之处，同他交游。像唐代文畅、宋代闻复一类的人，若在今天寻找，本初就是这样的人。本初擅长书法，也写诗，偶尔还写出奇警的语句；正如闻复喜爱文章，有所游历一定请士绅作诗歌咏叹自己的志向。像文畅这样的人，难怪能从世人那里得到这么多文章。苏长公不是说过：‘轮扁砍轮，痀偻承蝉，只要能够启发他们的智慧和技巧，便可使之神妙通明，万物都可以寄托其理，何况正当的文章、雅正的诗书呢？’ 本初幸而把我的这些话带回去告诉他的老师，希望老师不要只说‘华严法界全都属于籧庐’而已。保安寺建养老堂疏引【高攀龙】从前圣王奉养老人，有杖乡、杖国等不同典制；祝愿老人吃东西不噎、饮食顺畅，礼文也很隆重。因此尊重高龄老人的制度，到周代最为周备。由于这个缘故，老人能够安享长寿而终，也产生了引导供养、引导安乐的成效。自从王政不能施行于天下，天下百姓从出生到死亡，不能有所依靠而无所恐惧。于是幼年无人抚养、老年无处归宿的人，都逃入佛、道二教，以求苟且保全自身。如今佛门徒众遍布天下，真正能够领会其空虚寂灭之道的，百千万人中也见不到一两个；那些入教的人，不过以早中晚三时诵课、一天清静修行，作为谋生的资具罢了。昔日韩愈说过：‘使百姓成为有人的百姓，烧掉他们的书，拆掉他们的居所，阐明先王之道，用它来引导鳏寡孤独的人；如果他们得到供养，大概就可以了。’说鳏寡孤独者得到供养，是对的，却还没有说尽。自从十六岁授田、六十岁还田的制度废弃后，百姓没有固定产业；没有固定产业，仰事父母、俯育子女便没有资财，哪里只是鳏寡孤独者如此呢？无锡有保安寺，在县城南郭，西方来的僧人经过这里多在寺中驻锡。寺中某位僧人想建养老堂，安置那些年老而又患病的人，请我为他的疏文作引。我既为养老制度不能施行而悲伤，又看到那些形容枯槁、白发苍苍而无处归宿的人能够在佛门保全余年，便再次感慨说：‘天是我的父亲，地是我的母亲，从天地的角度看，人人都是人；从老人这个角度说，人人都应得到供养。佛教的兼爱，同仁爱百姓的道理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因此应当赶快同他们合作并赶快劝勉他们，同时劝告四方贤者：用我们儒家仁爱百姓的心，知道天下没有依靠的人，推行恩惠一定要从养老开始，赶快帮助他们把这件事办成。古代圣人说：“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就是我的罪过。”我们应当说：“一个人得到妥善安置，也是我的幸运。”这才可以说是实行仁德的方法。’ 华藏寺重修佛像引【高攀龙】华藏是宋代张俊获赐安葬之地，这座寺院也是为张俊所建。张俊辅佐奸贼秦桧，杀害岳武穆王岳飞；千古以后，仁人志士争着想把他的尸体斩碎扬灰，还唯恐污秽大地。如今张俊的墓已经在荒烟败草中，成为野狐和牧羊的穴窟，而寺院还保存着。寺院保存下来，不是因为张俊，而是因为这里的地势优美。湖山浩渺的景致、禅房花竹的幽静，是寻访胜景的人必定要到的地方。所以寺院屡次倾圮又屡次修复。修寺也不是为了张俊，而是为了这里的胜景。寺僧某人修寺竣工后，募捐都城人士整修三宝佛像，想请我作引说明。我说，湖山依傍寺院，寺院依托佛像，确实应当修整并借此兴起教化。现在为大众讲说佛法：佛，就是觉悟。秦桧啊，张俊啊，你们何曾觉悟过？佛教讲空。秦桧啊，张俊啊，你们千古留下的臭秽，佛法能够把它空掉吗？既然知道不能空掉千古的臭秽，就应当自己觉悟到是非的根本。” 送闲寂上人序【王慎中】

译佛教之所以受到儒家排斥，并不是因为它喜好宏大的宫室、珍美的衣食，聚集不耕作的人而任意放纵，像近世所谓学佛的人那样。佛教把全部力量用在心性上，专精探究心源，称它为高大精微；而在毫厘之差便相去千里的地方，这正是我们儒家排斥它的原因。近世那些自称学佛的人又怎样呢？只知道宫室和衣食，卑鄙低劣、懒惰怠惰，连一点小聪明也没有，却还能因此放纵自己。士人各自以儒者自居，仍然瞪目争辩，言辞繁多、气势强盛，把排斥佛教当成功业。这样，佛教受到儒家排斥，既不是因为它真正应被排斥的地方；儒家用力排斥佛教，也更加失去了应当排斥的原因。不是荒谬而可笑吗？其中本来有一些人屏绝声色，禁止耳目接触邪欲，淡化饮食滋味，节制口腹欲望，约束身体、劳苦形体来磨炼自己；居住没有近丈的安适之处，行动却有翻山涉谷的辛劳，谨慎奉行教法所谓的戒律，以求同其他僧徒有所区别。士人还认为这种人是世间难得的人才，以交往礼敬并多加赞誉。他们也因此自认为贤能，内心沾沾自喜，认为足以抗衡我们的道而保存自己的教法。依我所见，漳州开元寺的闲寂上人智海，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佛教的道理本来保存在经典中，按照大小乘来区分教法和乘法，阐明圣贤的不同等级。即使严守戒律而不失，做到世人极难做到的事情，仍然不足以谈论大乘以下的层次。何况从东土传下来的佛法，脱离祖师而形成宗派的，还不能望见佛法门墙。把它同迦叶以下二十七人相比，他们像一盏灯的光明，在西土相承不绝，如经典所说的那样，又不知道羊车、牛车之间的差距究竟如何。若充实我们儒家所排斥的内容，那么摩揭陀掩室、片言具足湮没等说法，才足以深入攻击、细密剖析，并同它在毫厘之间比较异同。像上人所守持的，并不只是佛教末流，也是我们儒道所不必排斥的。上人对于佛教经典，全部诵习而且精于讲解，确实勤奋而广博。他的言论本来在那里，只要认真求取、思考，便能有所收获；究竟其最终归宿，必定会有可以同我们儒道抗衡而独立保存自己一方的地方。到那时，我们连排斥他都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同他嬉戏呢？上人应当勉励自己！但我也担心他自我修养尚未达到目的，将来再见上人时，他已经没有可以执持的东西，不能成为止息邪念、放纵淫欲的根本；这样力量不足以形成抗拒，最终反而会被上人的道所抗拒。我同上人交往，正应当勉励他。送第上人谒大士序【唐顺之】从三十二相直到种种恒河沙数的相，都可以说是观音大士；遍布尘埃般众多国土，也都可以说是补陀。过去诸菩萨还没有见到多宝佛时，多宝佛在宝净国；诸菩萨见到多宝佛以后，多宝佛便不离娑婆世界。多宝佛无处在而又无处不在，只是人有看见和看不见的区别。由此说来，求见观音大士不一定要到补陀，求补陀也不一定要渡海。然而大士显现身形，唯独补陀最为著名；作为他的弟子，往往一定要渡海求访，之后才认为如愿。这是为什么呢？我听说佛家认为尘劳是苦海，解脱是彼岸；不离开苦海就不能到彼岸，正如不渡海就不能见补陀。也许大士借此来度化世人，而他的弟子又借此来自我度化。第上人的心意，恐怕就是出于这里吧？既然如此，世上难道真有补陀吗？它也不过是化城、火聚一类的寓言罢了。补陀的事情究竟荒诞还是可信，没有必要深究。我只是对第上人这次出行有所感触：补陀在渺茫的大海之外，完全看不见踪迹，却使他的弟子们无不全心向往，不怕惊涛骇浪的危险，不畏蛟龙鱼类的毒害，希望一定到达那里然后才快意。他们信仰如此深厚，奔赴如此果决。如今儒者向孔氏学习，孔氏的宫室巍然可见，可以量度，可以登临。他们像醉心补陀一样醉心于此，像希望到达补陀才满足一样希望到达孔氏之宫的，为什么这样少呢？唉！孔氏同佛氏的优劣，不必比较就可以知道。然而佛氏能驱使人奔走到穷尽大海、不可见踪迹的境地，孔氏却不能驱使人奔走到可以看见、可以攀登的地方；佛门的人不怕把自身置于蛟龙鱼类的窟穴，儒者却在平坦大道上画地自限。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为什么诡异的事容易使人沉溺，正道却难以使人归依？难道我们儒家谈义利，还不如佛家谈生死那样足以关住并束缚人心吗？假如第上人起初不学佛而学习儒道，他能一定到达孔氏之宫，像如今一定到达补陀见到大士一样吗？谚语说：‘崔翼不能伏鹄卵。’我的才能浅薄，不能使儒道兴盛到足以阻止第上人的出行，使他掉转车头归向孔氏。第上人这次经过山阴，见到我的朋友王汝中，他一定会有话告诉你。读释氏论【罗洪先】朱熹作《释氏论》，认为佛教经典都是唐人所写，取《庄子》《列子》的书加以推演而成，并引用宋景文所撰《李蔚传》为证。近来考察这篇传记，其中说：‘译语相差不同，无法考究诘问；华人中诡诈荒诞的人，又窃取庄周、列御寇的学说，帮助他们把高层层层架起，直冲云表，把声称至高无上、不可再加作为胜处，狂妄地互相夸耀胁迫，倡导这种风气。’它的意思不过是叙述当时士大夫崇信、假饰过度罢了，并不是完全认为华人改窜经文、某人撰作某经的说法都可以据此确定。就像审理诉讼时认定赃物和伏罪一样，这似乎也还不能算确论。我曾读《楞严经》，知道它出自房融受笔记录；如今房融的文章可以考察，他能否独自提出经中那样的见解呢？房融不值得多说，自从庄、列以来，互相摹仿、剽窃说法的人何其多，为什么唯独没有一篇文章、一种论说能够同释氏抗衡呢？所以说华人对诸经典的语句有所增删，可以这样说；说他们代替佛教创立全部议论，却不可以这样说。释氏有什么值得庇护的呢？只是不了解言论就无法认识人。朱熹是百世师表，对于言论难道会苟且吗？写下这些话来请有见识的人辨正。《明文海》第三百二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第三百二十四卷，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十五 方外 《水月斋指月录序》【瞿汝稷】嵇叔夜喜爱锻铁，阮遥集喜爱给木屐上蜡。当他们的兴趣所适之时，世间其他爱好纷纷陈列在面前，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这不必是明智的人；只要不是有这两种癖好的人，都能明白锻铁和上蜡的木屐没有什么值得推崇，反而一起嘲笑他们喜好不当。等到面对二人的才华美质，看他们在炉鞴旁纵情挥洒，在火与蜡之间起舞，即使把极其精微的道理全都说给他们听，使他们不要再喜爱，他们也只会嗑然一笑，终究不会因此改变。等到明白这一点，天地就是这个炉鞴，万物就是这些火与蜡，什么东西值得把持，什么东西值得从容游乐呢？程伯子把尧舜的事业看作浮云，认为玩弄外物会丧失志向；他目光所及、编录五经，难道心意不是这样吗？人的爱好本来不相同，竟有人尊重锻铁而鄙视木屐，有人把木屐看作君子之物、把锻铁看作奴隶之物，不也太过分了吗？我幼年刚垂发时便喜爱读佛经，尤其喜爱禅宗诸家的言论。乙亥年夏天，我侍奉管师东溟先生在郡里的竹堂寺，有幸因焦芽而沾染甘露，许多蒙蔽由此打开。后来老师达到了朗彻蝉蜕的境界，五宗的言论都不能使他再留意。我却沉浸其中，常对同辈说：圣人六艺的精华，各种训诂，如果不读佛经，便不能得到真实理解。生在万物之中而成为人，人人都应当读书而懂得书中的道理，读佛经而懂得佛经，懂得禅宗；这就好比饮了雪山牛的乳，又能从乳得到酪，从酪得到生酥，再由生酥得到熟酥和醍醐！即使还有其他爱好，我也不会改变。这正是我在炉鞴之间纵情、在火蜡之间盘旋时所说的话。因此书架上的书大多是禅宗诸家的言论，每次读它们，都像拿着一瓶一钵，跟随诸位高僧在长林深谷中行走。即使人世间波涛冲天、尘埃蔽日，我把这里当作枕席，仿佛握着灵犀，得到分开尘埃、疏导浊流的妙处，那些翻腾的污秽便不能侵扰我。心意所适之处，便随手抄录；每当握笔而心意正适，即使官爵之事逼迫，也一定推辞；孩子牵拉，也一定推辞；寒暑侵袭肌骨、饥渴逼迫脏腑，都无暇顾及，哪里还肯把心思转移到纷杂陈列的其他爱好上呢？癖好到了这种地步，何必等别人来嘲笑？我本来就已经在自我嘲笑了。到乙未年，所积抄录的书已有三十二卷，恰好友人陈孟起看见，错误地加以赞赏。孟起于是抄成两部，后来遇到黄州之役，经过故乡，延道彻来到斋中，也错误地赞赏它，于是把孟起所抄的一部送给道彻。道彻立即想付梓刊刻，我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嵇氏之锻、阮氏之屐。凡是我所说的心意适合之处，都是鸩毒，是堵塞道路的东西。我自己已经明白这是癖好了，你却要让有眼光的人嘲笑我的癖好吗？’我坚决阻止他。到了辛丑年，我从昭武乞请退休归来，道彻想刊刻此书的意愿更加坚定，并且说：‘你说这是你的癖好，那就姑且这样说；但它可以用来医治众人的癖好。’ 古人不是说过‘用楔子拔出楔子’吗？道彻于是发下至诚的愿心，带头同他的弟侄等人把它刻印流传。我既然不能阻止，便不敢再把这种癖好藏起来，于是在篇首编排叙述缘起，题名为《水月斋指月录》。水月是幻象，却也用来指示月亮；究竟有没有盘山所说的‘心月孤悬，光吞万象’的境界呢？我无法知道。它的真实情况，留给炉鞴和火蜡去验证吧。

译纪梦为心光书册【袁宏道】壬寅年秋天，我梦见进入一座庵，有十五口锅，白米堆积得像山丘。问那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玉路庵。’一块碑上记载祝枝山是这座庵的伽蓝神。梦中清清楚楚地认得碑文，醒来却记不住了。世间恍惚而不能凭据的事，没有比梦更甚的；而我又最不相信梦。然而这个梦确实没有缘由，也不是我心中原有的事情，这就奇怪了。祝枝山的书法是当代第一，文采风流，光辉照耀一世。至于他一笑一言，都有晋人的风致，诗坛文士把这些传为谈资；米颠以后，也只有他一人罢了。我曾评论古人，如东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苏子瞻等，都是真正懂得道的人；至于画苑书法，下至各种微小技艺而达到精妙境界的人，如果他们的资质不是接近于道，技艺不是通于神妙，最终都不会相遇。绘画如吴道子、顾恺之，书法如王羲之、张旭等，难道可以只把他们看作有技巧的人吗？世人的耳、目、手、足相同，心神也相同；因为相同，所以他们的技艺不会相差太远。既然相同便不能相差太远，那么那些远远超出常人、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境界，他们的耳目手足和心神必定有远异于常人的地方。因此称为异人。异人的情趣远远超过普通百姓。所以他们活着时，分身混入众人之中；而当它消没时，又分化出自身，流入众神▯之中。于是人见到它就称为人，神见到它就称为神，技艺见到它就称为技艺，道见到它就称为道。然而它之所以显得不同，从来没有改变过。譬如把毒投进乳中，乳变成酪，变成醍醐，变成饼，而毒本身始终没有改变。我看世上的名儒和大僧，假借性命之学来标榜自己，把他们看得和屠夫、商贩、佣工、保姆一样，说：‘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而对于那些豪爽俊逸、任侠不羁以及技艺达到神妙境界、与神与道相遇的人，我像敬奉先贤古佛一样敬重他们，说：‘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玉路庵，是心光创建的。枝山这样的名士，岂是龌龊的僧人所能招致的？那么心光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恰好募捐材料的僧人回来，拿着书卷来索取文章，于是我为他记述这件事，寄给庵主。将来庵中一定会把这件事传为一段佳话。为寒灰书册，寄给郧阳陈▯朗【袁宏道】郢地诸生张明教，跟随僧人寒灰游学，经过我的柳浪居，错误地认为我是懂得道的人，拿‘一大事’来询问我。我告诉他说：‘这两位君子都是儒者而兼修禅学。佛家把生死看作一件大事，而先师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这也是关于一大事的门径。如今的儒者沉溺于章句，即使有杰出的人，也不过说人生在这个世上，只要能孝、能忠、廉洁、守信、守节，这就是道。那么，假使世上的人早晨听到孝悌的道理，晚上就可以盖棺而死了吗？况且七十弟子之中，难道有不忠不悌的人吗？而接近这境界的，似乎只有子渊领会一贯之道，曾氏也只略微达到，这又该怎么解释呢？等到程朱氏出现，确实知道孝悌之外还有根本之源，却又不相信生死之事。大夫听到道而对死亡没有益处，那还不如不听到道的人来得直截了当。为什么呢？死后同样化为灰尘，哪里比得上贪图荣华、争逐利益，成为世间酒色场中的大快活人呢？又何必拘拘然以有限的生命，去做这种冷淡而不近人情的事情呢？所以宋代诸贤也还没有完全阐明“早晨闻道、晚上可死”的门径。到了近代王文成、罗旴江等人出现，才开始发掘古圣人的精髓，进入孔氏之门，举起唐虞的旗竿，敲响文武的铃铎，向一时的聋聩之人发出号召。’ 然而世上的儒者疑信相杂，那些怀疑的人固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所谓相信的人，也只相信它的外在面貌，用来文饰自己的浅陋而已。所以我曾经说：唐宋以来，孔氏的学术脉络断绝了，而它的脉络于是存在于马大师等人那里；到了近代，禅宗门派的正统断绝了，而它的正统却存在于诸儒那里。至于如今所谓的螟蛉，也断绝了儒学和禅学的统绪，不但看不见这样的人，连这样的话也听不到了。如今寒灰子有儒者之心，却穿着黑色僧衣；明教有禅者之心，却穿着儒服，他们内心一定有所领悟。希望他们能给我以补益。寒灰又说：‘郧阳有一位佳士陈▯朗，外在行迹游走于尘世之内，内心却寄托于世俗之外，这也是可以和他谈论儒禅门径的人。请您写一句话来教导他。’我说：‘没有别的话，因而写下这些交给前去的僧人。’ 《识雪照澄》卷末【卷中小修有梦中遇老僧，说我为坡公后身，故末段署袁宏道】东坡是戒公的后身。戒公倚着柱子谈笑着化去，当时人认为这是奇异之事。然而他的得法上首弟子某人，起初因为戒公的行藏使人产生疑惑，便不再行弟子礼。这个人难道知道戒老吗？不过苏坡公答复参寥时说，诸佛知道他难以教化，所以让他经历万里行程来调伏他。那么戒公前世似乎也有招致他的因缘。坡公作文像舞女在竿上行走，像市场小孩玩弄弹丸，心中横溢而出，手腕无不顺从。他曾评论吴道子的画，说像借灯光取得影子，横向显现、侧向突出，逆来顺往，各自相互消长。我认为坡公的文章也是如此。他最好的文章如同空中的鸟迹、水面的风痕，自开天辟地以来只有这样一个人；但他谈禅说道理的地方，往往因为刻意用心而失去妙处。所谓吴兴小儿，句句都显出做作的姿态，其他文章没有这种情形。明教惊愕地站起来说：‘世人都说坡公谈论义理极其明彻，先生为什么忽然有这样的评论？’恰好《游山记》摆在案上。澄公正在读前后《赤壁赋》，我说：‘前赋被禅法道理遮蔽了，好像老学究穿着深衣，全身都是板滞的；后赋只是直接平铺叙述，有无穷的景致，只像人家小聚，偶尔摆些食物、欢笑自得，比特意安排的宴饮快乐十倍。’ 至于最后一段，连子瞻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妙，语言已经说不到了，只能默默契合而已。’所以我曾说，坡公一切杂文，都是活的祖师；至于他谈禅说道理，不过是世俗谛的流布罢了。明教说：‘那么老僧说先生是坡公的后身，怎么解释呢？’我说：‘有这个可能。我曾听教典说：前世富贵奢侈到了极点的人，今生会得到贫困之身。坡公前世的智慧已经极其奢侈，今生来受报而得到鲁钝、憨滞的资质，本来就是应该的。’明教盯着雪照看了很久，抚摸几案，久久不语。《岩栖集》序【王衡】

译松上人受了具足戒，修行在家的佛教徒之行，刺破手指，用血抄写《华严经》若干卷。他淡泊宁静地深居简出，对世间滋味毫无嗜好，却唯独喜爱诗歌。他的诗清新雅秀，属于皎然、清昼一流，而雕琢刻画又超过他们。诗集共若干卷，其中游历越中的诗题为《岩栖集》，他嘱托我为它作序，说：‘您是山岩中的人，应当为我的山岩之书作序。’我说：‘我有三件不理解您的地方。诗由情感而生，情感又缘于爱。以您的法忍，甚至可以舍弃口腹、刻伤肌肤而不以为苦，却唯独不忍舍弃这种无用的香艳，这是第一件不能理解的。阇梨自有本色，禅也有本色。诗应当像寒山子一类人，不歌唱、不讲格律，只如鸟鸣泉流而已；可是您的文字一定绮丽，声调一定和谐，仿佛披戴宝珠璎珞来庄严僧人，却夺取了词人的文采，这是第二件不能理解的。况且您既然已经进入不二法门，山林丘壑与树林、厕所、粪坑本来同为一体，为什么还要选择岩居？您既然取法岩居，我却看不出枯槁幽香的喜好与浓臭繁华的喜好有什么不同，这是第三件不能理解的。’上人先为我解释，然后我为他作序。上人欢快地笑着说：‘难道先生认为天下没有不是由情感产生的文章吗？’ 太阳因雨气感应而形成彩虹，烟云因感应而形成山岚，风吹山谷因感应而形成声韵，这些算是什么情感呢？只是感应各不相同，因而设色和声韵也有浓淡、纤细、宏阔的差别，都由它决定。况且空中花与灯上光晕，毛病并不在虚空和灯本身。您不妨转过眼睛来看看它们。’我认为他说得对，便把这番话记在卷首。《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十六 列女 《序王节妇汪氏》【赵东山】汉代免除徭役和赋税的法令，大概本于《周官》中乡师辨别哪些人可以任用、哪些人可以免除的制度；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以及努力耕田的人免除自身的赋役，又是由闾师登记那些敬长、勤敏、任事、恤民的人而推广来的。唐朝兴盛时，才下令表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使他们终身不服役，于是感化劝勉的办法就完备了。自此以来数百年间，即使田野山谷中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纲常的重要，难道不应当思考其中的缘故吗？我县有个汪氏，是本县人王天民的妻子。二十七岁时丈夫去世，她辛勤劳苦、刻苦自励，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抚养成人；即使遭遇艰难、经历忧患，也从未稍稍动摇过心志。乡里人都认为她贤德，远近都称颂她。三十年如一日，于是官府援引旧有法令，免除她家的赋役，表彰她家的门第，这实在是当时少有的盛典。唉！我听说孝悌力田的科目，唐人认为没有益处而废止了；割股、庐墓之类的行为，议论者认为不合中道而不予采纳。唯独节妇的贞操，古今表彰显扬都没有异议，难道不是因为父子之间有天然亲情，即使一时能够感发奋勉，也不能同终身服劳敬养父母、在闺门中守志守节直到终老相比吗？何况自从战乱以来，父子兄弟不能相互保全，民间风俗因此发生变化，把秦人以耰锄为德、以箕帚争吵的情形看得更加严重，那么天理几乎就要灭绝了。然而，孤苦无依的老妇人独自凭借妇女微弱的身份，维系着人伦常道的重大责任，难道不值得赞美吗？表彰她家的门第，免除她家的赋役，使她在晚年享受恩荣，不只是为了报答她终身的劳苦，也是在无穷后世激励节妇。即使如此，难道只有妇女才应当受到劝勉吗？感念当今圣明时代优厚的恩典，竭尽甘旨奉养的诚心，向下报答慈母抚养自己的恩德，向上回答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旨，那么做子女的尤其应当知道以此自勉。王氏的两个儿子，长子叫有则，次子叫得奴，都已有儿女，而汪氏身体健康强健，余年尚多，上天用来报答贞节的福泽还不可估量。因此我推究历代免除赋役、感化劝勉的深意，学士君子有感于人伦大义的重要，作诗歌来系述此事【以下缺】

译《吴烈妇诗序》【章懋】自从《关雎》的教化衰落，乡里民间便不再有《汉广》《行露》那样的风气；自从女史的职务废弃，闺门之内便听不到妇女的训诫和母亲的仪范。于是天理日益微弱，人欲日益炽盛，《桑中》《濮上》那样的淫靡之音传遍天下。幸而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并没有完全泯灭，所以妇女之中也有能够闲习礼义、守持贞操、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自身，面临大节时无人能够夺其志，投赴水火也如同归家的人。像我乡里的吴烈妇，难道会被世道改变吗？烈妇是乡里某人的妻子，遭逢战乱，和丈夫仓皇逃难，离家向西走了一里多，听到击鼓喧噪的声音，因脚软不能行走，眼看无法逃脱，于是对丈夫说：‘您应当自己逃脱，不要让我的祸患连累您。’丈夫说：‘那么您将怎么办？’烈妇说：‘我在道义上不能受污辱，只有一死罢了。’丈夫号哭不止，只得舍下她离去。不久游兵从四面聚集，将要追上她，恰好道路旁有一座池塘，名叫梅塘，水清澈而且很深，她便投身其中淹没而死。几天后，兵乱平息，丈夫寻踪来到那里，看见烈妇的尸体浮在池面上，虽然正值盛夏，面貌却像活着一样，于是捞起她安葬。这时是戊戌年夏季六月。后来有好事者听说此事，便为她作传；士大夫中能写文章的人，又相继作诗歌咏叹她。大概也是秉持人伦常性、爱好美德的良心使他们不能停止。如今某人的孙子把这些文章和诗歌汇集为一册，来拜访我并告诉我说：‘先人有美德却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播，是不仁。我将用这些文章把它传给子孙，使他们永远不忘烈妇的教训，希望求得先生一句话来彰显它。’唉，我由此看到了世道升降的关键。大明开创国运，礼教正在更新，而乡间一两个妇女已经能够从流俗中自拔，趋向礼义，难道不是上天有意要在今天兴起文明的治理，而凡有开创必先出现征兆吗？将来国家采录民间风俗，配上管弦乐，来比拟《二南》的盛美，难道不应当从这件事中有所取法吗？这又不只是成就一个人一家的美名罢了，所以我作此序而不推辞。《李母太夫人八十寿序》【刘绘】我乡的李一元，年轻时凭借才艺学业来结交我，于是相互交往，情谊非常深厚。不久我们一起取得乡荐资格，依次登第；其间仕途的顺利与困顿、惊喜与失意、显达与沉晦大体相同，这才知道人生中的交游各有定数，并非偶然。后来我在左掖侍从，因为议论时政触犯权贵而被执掌言论的人排斥，李一元也从户部上书，极力陈说朝廷大事，激愤地谈论边防，指斥切责而毫不顾虑。等我出任巴郡，他的仇怨者终于得到机会报复，李一元当时以稽勋郎身份请假在家，也恰好有异己者暗中诽谤他；他再次上封事，却被守门人阻拦，于是从此整理衣冠归隐田园，晚年又和我以道义相互切磋。我喜爱宴饮游乐，不能离开繁华；李一元淡泊节俭，绝不经营城府，早晚用书信规劝我直行，希望我不要被温饱牵累，才不至于屈服。他又常常使自己的议论严正凝重，著书谈道，善于教化乡里。今年太夫人寿至八十岁，乡里父老和诸生感念一元的德化，都认为他的母亲贤德，希望举杯祝贺，一时之间荣华欢乐，可以说盛大极了。李一元从平民中奋起，超越历任显要官职，接受玉书紫诰来荣耀父母；父母辛勤耕田、养蚕、织布，看见儿子显贵，接受绣服象翟来光耀自身，这本来就是人生的奇遇，乡人难道不会说是庆幸吗？当然是庆幸啊！在我看来，李氏母子原本是在蛟龙争斗、风涛万里的环境中，忽然坐到宽广的厅堂、铺着细毡的席上。正当他的儿子飞章直指皇帝的逆鳞，排闼呼号于宫门之下时，他已经顾不上想到自己有母亲，哪里还来得及考虑奉养母亲；他慷慨激昂、坚持高节，以自身担当天下大任，想在炎热的海边和冰封的塞外实现自己的志愿，也已经顾不上想到自己有母亲，哪里还来得及奉养她使她欢喜。所以说，成败的转变如同绳墨纠结，实在危险啊！从前王母能够成就王陵的功业，却不能保全自身；范母能够成就范滂的气节，却不能保全儿子，古今像这样的情况不少。李一元把自身托付给国家，又振兴自己的名声事业，同时保全自身来侍奉长寿的母亲，乡人难道能够完全知道其中的艰难吗？如今时望仍然借重李一元，不知他用世的志向是否还在心中呢？我认为志向不可穷尽，福分不可奢侈。凭李一元的才干，即使使自己的声名超过王东海，向西驱逐天骄，向北到达宫阙之下，也只是大丈夫平常应做的事。如果他率领子弟，公孙们缨带冠饰济济一堂，在寿母面前敬献酒爵、馈送浆饮，享受天性中的嘉乐，乡里内外数以千计的人共同称庆，而节孝之名足以刻在金石上，那么即使有人佩印拥旄、在边塞上树立功名，我也不会拿那种功业来交换这一种功业。《许母张太孺人叙》【李攀龙】我二十岁时，我们这一党中的士人多半已经跟随殿卿交游了。殿卿却三次到我的草庐来，住了两夜同我谈论天下大事，握手交谈，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一党的人甚至相互说：‘很久没见殿卿了，他为什么竟同李生交朋友呢？’李生是个狂放的人。我和殿卿在靠近城郭的穷巷中读书，不能顾及家庭产业，孤零零地寄身于乡校，把能够考取功名看作成为俊杰，彼此约定崇尚古学，传播许多正统学术之外的言论，仰慕左氏和司马子长的文章，和世俗格格不入。年年参加乡试，考官的技巧又不能赏识我们；既然供养了家庭，穷困得嗷嗷待哺，只把一个弟子员看得像葫芦一样了。我又常常拜访殿卿，便纵酒谈笑，从上面谈到姜太公、伊尹、傅说、百里奚等被君主重用的遭遇，下面谈到管仲射钩、鲍叔牙赎骖等事，彼此约定‘如果将来富贵，不要互相忘记’。我们仰望屋顶暗自叹息，深深悲悯前人；盛年追求功名，转瞬之间便扼腕叹息，所有人都志在千里，只是我们的谋划没有让同党知道。太孺人在旁边观察，便急忙对殿卿说：‘先前跟随你游学的人，没有一个有豪杰气概、容易超过他人。这个人也处在孤贫泥淖之中，志意却像要飞扬而去，才能不过是个平常人罢了。你要赶紧亲近他，不要失去这个人啊！’她不知道李生为什么会了解你。殿卿也说：‘沉沦在世俗之中，使自己没有洁白无瑕的品行；一旦遭逢时机而崛起，恩泽广泛施行，却没有人知道。

译我所看重的这个人，在明察、精深、博识方面不如您的儿子；但他有矫矫不群的逸气，高大得像泰山不可撼动，浩瀚得像百川不可抵挡。您的儿子却不如他。’太孺人中年守寡，日夜等待一个儿子有所成就的时刻，神情庄严，从没有喜悦的样子。跟随殿卿游学的士人屡次来访，殿卿又常常放下文书迎接他们，整天不能闭门读书。太孺人起初还当着客人的面假装斥责殿卿，时间久了，跟随游学的人仍不肯谢绝，太孺人便关门上锁，盛气凌人、严厉地说话，把那些人都赶走了。因此殿卿没有选择交友的余地；假如他在贫困时稍有失误，私下亲近了不该亲近的人，那么如今怎能不耗损精神、降低身份去应付那些从不了解自己的人呢？彼此对坐，只能用眼神相对，没有什么可说的；双方相互隔绝，对方一开口就是贿赂、饮食、田舍等琐碎鄙陋之事，充斥耳中，只能勉强回答；一句话不合意，便扭捏作出尘俗不堪的样子，怀疑我稍有厌烦，又说我们没有旧交，拉起衣服起身便走，恶声一路传开，这难道不是因为忧虑太孺人吗？我过去拜访殿卿，那些被赶走的人窥伺着我，又互相说：‘太孺人为什么竟把这个狂生留在家里呢？’我还记得殿卿从肥子来时，带的盘缠不到一千钱，太孺人命人供给我夜读所需，给我留下几升灯油，至今还使我感动不已。东壁的余光，想到哀怜王孙而给他送食，心意没有终止的时候。又因为殿卿对我，不论像唾沫沾湿、相互以气息温润那样亲密，遇到事情总是先推举我。他在张中丞府中写信，按次序相互推让；自己把我看作卑贱的士人，却亲手援引我这个殿卿，难道他自己知道后来会一直到今天吗？太孺人即使已经八十岁了，然而殿卿已经有了国士的名声，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恩赐。即使有忧虑生计的叹息，也只怕太孺人来不及享受鼎食之养罢了。太孺人对我有知遇之感，殿卿难道会长久处在人下吗？此时又能做些什么呢？我还赶得上回忆殿卿孩提时代，那时薛家的妇人已经抱着孩子了。两家相互借用襁褓，太孺人抚育了三代人，都给予慈爱；孩子们又都秀美聪颖，仰慕亲近而讨人喜欢，志趣意愿也很相称，这难道不是吉祥美好的事情吗？《寿史母序》【徐渭】我曾经和客人谈论水哪一种难、哪一种容易。客人说：‘溪涧之水难，河海之水容易，为什么呢？’客人说：‘溪涧的水被两岸夹束，被白石阻隔，宽不过一丈，深不到一尺，鲋鱼不能转身，涉水的人只能被水蛭所困。河海却不是这样，水天相接、无边无际，太阳从中升起、月亮在其中落下，万种宝物珍奇瑰异，虬龙蛟蛇等都如微小的虫子，取之不尽，使用也不会枯竭。照这样说，难道不是溪涧难而河海容易吗？’我说：‘这话固然如此。可是当狂风震天、秋雨不停时，一只蚂蚁钻穴，就能使百条堤防毁坏；泥水泛滥，沙土翻涌，十天白昼也未必澄清，冯夷、阳侯束手无策。至于溪涧，却水流澄清，细细流淌，明亮清澈，范围尺寸有定，容易稍加整治；即使有轻微摇动，也很快兴起、很快平息。在这种时候，水的难处应当归于溪涧，还是归于河海呢？人也是这样。因此卜子夏、田子方、鲁仲连等人，从世间取得的东西少，但他们自我守持常常有余，所以很少有瑕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等人，运用于世事的力量广大，所以在自我约束方面常常有所不及。假如他们在各方面都能做到，那就不合人情了，因此人们能够指出他们的瑕疵。对于女子妇人，也同样如此。’ 所以陶侃的母亲，贫穷俭约，没有别的经营，只能剪下头发、砍碎藁草来换取供给，给儿子准备草料；自己吃苦涩的树芽、苦菜，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教训儿子而已，所以说容易。巴地寡妇清凭一人之身，统驭万种财产、役使千名奴仆，却没有放纵自己的德行而招致礼遇万乘之君，所以说困难。对于今天的事情，也同样如此。史恭人嫁给少卿公，少卿公的功绩足以和四位贤侯相比，按理说她应当有所放纵，也应当有瑕疵；可是恭人居于内室，天下人称贤少卿公，从他生前到死后，没有人说不同的话。后来她勉励孤儿留下的遗教，过了很久才在朝廷任司隶，恭人居于其上，天下人称贤司隶，从他幼年到成年，也没有人说不同的话。因此史氏先代贞女以贞烈著称，好比溪涧中有水洲，所以说容易。恭人约束检点而没有放纵的德行，好比大海绝无波澜，所以说困难。她的长寿也是如此。别人应酬少、思虑少，到了白头，耳目仍然聪明，手脚没有痛苦，这是容易的。恭人每天应酬百次，每月应酬千次，一年应酬者达到千人再加十人，今年已经若干岁了，却仍然耳目聪明、手脚没有痛苦，这是困难的。困难本来就值得庆贺，也正因为这样可以知道她长寿的原因。《张母八十序》【徐渭】起初我和子钖、子文等人住得很近。子钖的长兄将军子仪，和两个弟弟一起来我家的私塾读书。稍后，子钖、子文便同我一起带着书箱出游，都是童年。两家的兄弟没有一天不来三四次，骑着竹马、穿着裲裆，一溜烟就跑到门口。大约从我家屋旁的庵左到卫署右边的街道，几百步之间，尘土一缕一缕，昏暗的整条巷子都是我们几个孩子踩踏出来的。我和二张在童年时便作对属文，渐渐使座上的客人惊异，名声一时传开。后来偶然在郡中崭露头角，太君和太公一起抚摸我们、怜爱我们。我们一到，她就拿粔籹、餦餭给我们吃，或者拿果饵放进我们的衣袖；我们嬉戏后头发蓬乱、身体肮脏，她便替我们梳洗；衣服破裂了，她便拿针缝补、洗涤、熨平，从不嫌事情细碎。她家本是将军门第，备有军用器物，我们有时玩剑舞槊，捡起弓来拉弦射箭，彼此牵着没有缰绳的马奔跑，还在卫署台阶和道路中射箭，跳上台阶以至跌倒损伤；可是母亲始终爱我们，脸上不露怒色，也不十分禁止或责骂两个儿子，好像期望他们胸怀远大，不屑于受儿女琐事的束缚。几十年来，二张轻视世俗学问而成为诗人，四方都知道他们，宾客满座，吟咏长啸、饮酒作诗，夜晚从没有空过。我却在学校中徘徊，几次希望一举成名却屡屡跌落，后来触犯罗网，辞去巾衫，越发一心放纵不羁，时时又跟随二张游玩。太君更加为我们准备肉脯、酿造黍米酒，并教诫各位妇人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愿。

译有人问她这是什么缘故，太君说：‘只要人家在伦常天理方面没有大的亏欠就够了。至于富贵，终究有尽头；两个儿子如果在他们同辈人中驰骋，应该不要同别人计较短长。’唉，《鸤鸠》称颂君子的长寿，不就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吗？太君几十年来看待自己的儿子和我们这些人始终如一；我和同伴们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但太君从小时候给我们吃果饵，到如今为我们准备肉脯的日子，也始终没有不同。因此，太君戴上簪笄耳饰时，是女子妇人的同伴；等到考察她的内心，她那种如鸤鸠所称的君子之意，大概没有超过她的了。这难道不能由此推知太君不会短命吗？到了这时，太君年满八十岁，二张的朋友们交代我徐渭拿笔作颂。某恭敬答应，便作颂说：‘我实在是自暴自弃，不能像淮阴的钓徒韩信那样拿出千金报答漂母的一饭之恩。上天如果有意眷顾我们这些人，就让我们以后再像今天这样为太君作颂四十年，以稍稍报答太君给我们果饵、准备肉脯和酿酒的恩德。’ 《寿沈母张太夫人九十序》【赵贞吉】乙未年起，我和三十多位同任庶吉士的人中，奉养母亲、把母亲接到京城居住的只有几个人。当时泰州沈吉士德夫的母亲张太夫人七十岁，举行寿礼的日子，馆中推举尹吉士和我作文，合写歌诗，准备黍稷羹汤、栗子、枣子来为她庆祝。第二天，主人稍微备办酒食，在堂上宴请各位宾客，又把食物送给她的母亲。宾客致辞说：‘恭敬地祝太夫人长寿！有儿子读中秘书，将来一定成为闻名于世的士人，使太夫人的光荣无穷无尽。’太夫人派人答谢说：‘替我感谢诸位。如今我儿能够结交天下士人，大概可以有所成就，未亡人也借儿子的手得以见到先夫。’张太夫人义理明达，志向坚贞，又通晓文章，有古代烈女的风范，一时被称为有名的母亲。这是馆中的一件盛事。不久，各位先生都分散到各自的职任上，不再有这样的闲暇。过了两纪，过去写文章作诗歌的人已经都老了，更何况当年所祝颂的老人呢？然而听说张太夫人已经拜受九十岁寿，精神明健、身体安宁，和过去没有改变，难道不是奇异吗？德夫当时也请求少司马的身份，辞官回家奉养母亲，太夫人对此十分安适。让一个仿佛仙人般不老的母亲，有一个飘然勇退的儿子来侍奉她，难道不是少有的事吗？这又是海陵近来的一件盛事。于是少司马公与他同榜中进士、在留都做官的有九人，其中六人出自馆中。我任光禄官，跟随在诸位之后，想修续馆中的旧事，告诉海陵，而诸位又把作文的事托付给我，我哪里可以推辞呢？于是回忆从前，我曾叙述太夫人的事，太夫人读后悲伤，命令德夫说：‘你不要忘记赵先生的规劝。’大概太夫人在艰难中抱持志向，能够持家，又用来磨砺德夫的事业，天天盼望他成就功名，我怎么能不把守身事亲的道理告诉他呢？如今他的器识和事业已经成就，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了。我看少司马公处世有原则，才开始惭愧自己困顿不得志。忠诚而不违背亲意，孝顺而不伤害义理，知道危险、懂得艰阻，时而奋进、时而顺势；风雨萧萧，鸡鸣不停，于是成就美好的名声，得到母亲欢心。即使古代君子，也大都遵循这条道路罢了，哪里是容易达到的呢？所以当初我规劝他，是称许义理并接受教诲；现在我作这篇文章，只是直截了当地颂扬而已。唉，我是经历世事以后，才知道这条道路确实艰难啊！太夫人难在开始，德夫难在最后。为什么呢？开始的难处，是母亲的道，也是妻子的道。母亲之道做到了，妻子之道才算完成，太夫人被称为有名的母亲是恰当的。最后的难处，是儿子的道，也是臣子的道。臣子之道做到了，儿子的道才算完成，那么少司马被称为有名的士人，又有什么不对呢？以名士奉养名母，哪里只是海陵的一件盛事？而馆中的盛事，过了两纪又再次出现，这就说明司马公没有辜负当年所期待的自己，我也得以免除私下颂扬不当的责任了。《顾孺人六十序》【归有光】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依循正道施行治理的原因。’孔子居住在乡里，自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毁谤或称誉别人；只是他用来判断是非的原则，却不能废弃。不只是当时著名的公卿大夫，甚至莒人的妻子、泰山的妇人，孔子也和弟子私下议论并记下来，认为三代百姓判断是非的情形就是这样。难道这只是《春秋》的义理如此吗？我年轻时喜爱考察古代事情，曾经有意考论古代社会，但我弃置于草野之间，没有史官的职任。然而有时仰慕古代作者，能够借事情立言，记载他们判断是非的事迹。这就是百姓能够依循正道行事的原因，也许将来能对史官有所帮助。顾孺人是太保文康公的女儿，嫁给上舍朱君子求。上舍早逝，孺人守节将近四十年，今年六十岁。乡里的士大夫请我作文为她祝寿。孺人年少守寡，小心谨慎地做未亡人，能够保全自身，到六十岁仍得以祝寿，这也值得称道。自从我还是童子、在卢兖州家读书时，卢氏子弟多次称赞上舍的才华，只可惜他早逝；他的美德又由弟弟少宗伯继承。我祖母的堂姐妹正是孺人的姐姐，所以我详细知道文康公夫人的事。文康公从诸生起家，在皇帝身边的官署任职三十多年，等到进入内阁，推恩追封为一品夫人，她从未显露喜怒之色，凝重独处，听不到她谈笑。文康公因此像敬重宾客一样敬重她，而孺人的资质性情也和她的母亲相似。由此说来，女子如果凭才智显露自己，未必就是德行的美好；至于沉默寡言、端庄持重，身处适意的环境，如夫人承受众多福泽；又在遭遇不幸时，如孺人保全本真、守持节操，她们对于坤道的顺从是一致的。当文康公在馆阁任职时，孺人确实跟随母亲居住在京城宅第，亲眼看见夫人朝见两宫，辅佐皇后亲自养蚕，宴饮赏赐繁多而盛大，荣宠备至。少宗伯当时任黄门，家势显赫尊贵；孺人却能在纷华盛丽之中，独自保全纯白如缟素的本质，在桃李艳丽、春日明媚之时，保持松柏经受岁寒的操守。与那些贫寒女子、困苦妇人相比，她们生长在淡泊环境中，没有见过什么而能够不乱，反而更加容易；孺人的情形实在更难。这难道不是我想要考论的事情吗？孺人的嗣子某，以孝顺谨慎著称，能够成就孺人的志愿，所以一并记在这里。《吴母陆硕人寿序》【归有光】

译淀山吴先生年轻时曾与我的祖父交游，我也曾认识他。先生以《易》学在乡里授徒，县中的许多名士都出自他的门下。远远望去，他气度相貌冲和，不必询问便知道是君子。晚年生了五个儿子，非常疼爱他们。进诚君是长子；他曾跟随我的亡友吴秀甫游学，我也因此认识他。他为人淳厚诚实，很像他的父亲，而父亲又高寿，您大概不是早夭之人。没想到有一天他突然得病。当时秀甫在县中荐严寺北边有园地，君在那里养病，我又时时去探望他。不料病势竟发展成重病，留下孤儿寡母。那时硕人才二十二岁，几个遗孤中年幼的只有两三岁，我开始担心她不能使这个家庭立足。您家距我家有几百里，我又整天闭门不与世人交往，时间久了，便完全没有再听到你们的消息。只有我的朋友李廉夫为他的儿子延植娶了您的女儿，而硕人又把次女嫁给冯梦龙；冯梦龙是已故登州太守君美的幼子。廉夫考中进士做了大官，延植进入胄监，梦龙在县学中有声望。我曾感叹进诚的两个女儿都嫁给官宦人家，女婿又才德兼优，这也是君父子厚德的报应。十一月，梦龙来访我说：‘硕人今年五十一岁，请您写一篇文章为她祝寿。’ 我问起她的儿子，才知道都已经成人成才，田地、房屋、奴仆也比过去增加了。吴先生诗书传家的恩泽没有衰落，直到今天仍丝毫未损；如今女婿众多，进诚可以说没有亡失。一个乡村女子，独自坚守门户，三十年后把家业留给儿子，难道不能称为贤德吗？君家的住所就在淀山湖旁，位于吴淞江南面，田地肥沃，民风朴厚。每年稻田成熟时，有黄雀、紫蟹这样的吴中美味。君又种植柑橘等树木，秋尽早霜，黄金般的果实挂满树枝；湖水浸润数百顷土地，真是隐居的胜地。我起初曾和君说想去拜访那里，却没有成行。哪里料到俯仰之间，君家已经更替三代了，能不因此感到惆怅吗？至于祝颂祈祷的话，梦龙自己会写，我只是叙述为他作序的缘由。《张母周夫人六十再序》【归子慕】天下万物，无论多少、有无，其规律本来是一样的；只有善于使用事物的人，不受多少、有无的限制。不受多少、有无限制，并不是说能把没有变成有、把少变成多，而是能够充分发挥事物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事物的作用，就可以把少当多、把无当有。《易》说：‘没有所专为，只负责中馈。’《诗》说：‘没有非礼，也没有非仪，只谋划酒食之事。’遵循这个道理，安于这种常道，这才可以说是女子的正道。即使有明达超世的资质，没有可施展的地方，也能在使用事物之间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子慕从束发起，就和夫人的小儿子交游，闲居时常来往。小儿子一到，夫人必定供他饮食，酒清菜美，使人不到醉饱便不能停止。凡是和小儿子交游的人，她都这样接待。他们家贫穷得几乎连稀粥都不能常备，却能使儿子的朋友都得到欢心，这就是夫人善于使用物资。王阳的父亲让儿子穿着鲜艳华美的皮衣去做官。王阳这样廉洁，却把衣裘做得这样华美，所以世间传说王阳能够制造黄金。王阳并不能制造黄金，只是善于使用物资。善于使用物资，就像陶侃的母亲剪下头发、砍碎荐草，准备精美食物，为儿子延揽声誉。不会使用物资，就像刘季的嫂子，客人来了便敲空锅。她的儿子后来显贵，给她穿上华美的衣服。《周南》称颂后妃，辅佐君子，求取贤才、审慎任官，早晚思虑，忧勤到了极点；但她的诗却说‘采采卷耳’，这就是后妃善于使用物资。后妃善于使用物资，卷耳便是例子。《召南》中夫人善于使用物资，采蘩、采苹便是例子。夫人用这些来辅佐君子，便有《二南》的风气；用这些来爱护儿子，便有陶母的行为。大概夫人的性情勤俭慈惠，尊重、珍惜天然出产，只是一蔬一菜，也不敢不爱惜，不敢随意逾越，而一定善加利用。因此在屡屡空乏、家中萧然的日子里，也能使用有限物资做出丰美的食物，使见到的人不免怀疑她能点石成金，却不知道夫人安排的方略，能够把恶劣的草根变成奇异的滋味，酸咸浓淡，尝试百次也不会失误。宾朋交往完毕，关门闭户之后，她仍不忘经营准备；到了临时应对时却安然自若。食材精细，储藏得当，器皿虽少却胜过数量多；一份可以抵十份，一种鲜味配上三簋蔬菜便很充足，四簋便十分丰盛，五簋便相当于大牢之礼，方丈大的食物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宾主都快乐，而财物没有受到损伤。因此天下善于使用物资的人，我认为没有比夫人更好的。夫人花费少，所以能够节俭；夫人劳作多，所以能使别人安逸。夫人处在无物的境地，反而更加富有；处在物少的境地，反而更加丰富，这就是真正懂得如何使用物资。如今夫人六十岁，小儿子的朋友君虞、君谟商量怎样为夫人祝寿，私下托付我说：‘夫人年事已高，应当自己安逸，不应再让酒浆饮食之事使她劳累。寿礼那天，请您们几个人找机会规劝她。’子慕说：‘不是这样。门轴经常转动就不会被蛀蚀，流水不会腐臭，这正是夫人长寿的原因。’ 《王孟夙母魏孺人六十序》【归子慕】礼的实行一定以真实情感为根本。情感真挚，文饰形式才会产生；文饰形式产生，礼才得以完成。若不以情感为根本，驱使世上的人不得已去遵循虚文，君子会为此感到悲伤。夫人是子慕的表姐。然而子慕出生以来已经三十五年，从未见过她。姐姐的丈夫是先辈名士，历任郎官、郡守，后来归居乡里；等到他去世时，我仍不知道他的相貌如何。那么我和路上行人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子慕和夫人的儿子孟夙交游，已经有多年，时间越久越亲密。子慕始终不拿姐姐来询问，孟夙行甥舅礼却越来越恭敬。子慕心中常常局促不安。与别人做甥舅，竟想以舅父自居，却局促不安；只知道有朋友，不知道有姐姐。对于友谊来说没有过失，但对于姐姐却难免薄待了兄弟亲情。朋友交往如果举起一个便废弃另一个，难道是可以并行而不相悖的吗？丁酉年，夫人年满六十岁，子慕才得以举杯为夫人祝寿。他走过台阶，徘徊后退立了两次，私下想：‘今天为她祝寿，是因为她是我的姐姐，这在情感上较为微薄；今天为她祝寿，是因为她是朋友的母亲，这在情感上很深厚。’

译（他心想：）是按从姊的身份行礼呢，还是按朋友母亲的身份行礼呢？于是回答说：“按朋友母亲的身份。”他又想到：“今天来祝寿，如果只是因为她是朋友的母亲，夫人未必会把我引见进去；如果是因为姊姊的缘故，就可以借此机会见到夫人的容貌。究竟是按从姊的身份，还是按朋友母亲的身份呢？”于是回答说：“按从姊的身份。”因此便依照兄弟之间的礼节相见。君子认为，这一举动既尊重贤者，又亲近亲人，以真情为根本而合乎礼法，与世俗那些祝寿的做法不同。《明文海》第三百二十五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二十六卷，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十七。列女。《寿诰封何太安人序》【黄道周】。我乡何玄于先生振兴家学，兼通并总摄诸经。他生逢兴盛之时，与大道一同昌盛，想凭借自己博学通达、敦厚善说的才能，上辅佐天子，下教导后来的俊彦。如今朝廷搜求考察异才，继承世庙的遗业，鼓舞天下，使人通达变化，与天下共同尽显神明。先生于是从郎署中被特别擢升为给事中。颁发诏书的那天，人们认为这就像书籍呈现图谶，见到鳞羽所尊奉的对象，已经没有超过此事的了。太夫人适逢先生览揆之辰，乡里的长者请黄生来问他说：“你看从前那些研习经书的儒者，有像这样受到宠命的吗？”黄生说：“有。梁丘贺治习田氏《易》，显名于地节年间；匡衡治习《诗》《礼》，显名于永光年间；他们都从郎署起用为给事中，亲近天子，接受询问以了解政事得失，使精微的言论和重大的义理不至于在天下断绝。如今士大夫的立论错杂于申不害、韩非之说，更有甚者认为晁错、贾谊只喜欢剽窃浮说，争逐一时的急务，从未有人像先生这样穷究根本、探求要旨。”长者说：“梁丘贺、匡衡的章句学，哪里敢与先生相比？然而汉代的给事中都兼领尚书、少府等职，安昌、博山等人都以列侯身份任侍中，佩带印绶，盘踞于石渠阁，出入温室殿，所以能够发挥并传布胸中的学问。如今给事中的秩禄低于郎中，只能凭封还诏书、驳正政令来主持国事，又哪里有时间研习经书呢？” 并且还要在皇帝面前进言称颂他。”黄生说：“然而，您没有看见贡禹、王良、孙宝、卢植都曾任议郎，后来升为谏大夫吗？他们早晨发表一项议论，晚上便传播到九重宫室；亲近程度不如安昌，秘密程度不如博山，但美好的声名却流传到今天。何况如今先生考察古代，熟悉时务，匡正当今君主以掌握教化的权柄，使天下人收束心志，敦厚民生，恢复常道，难道一定要偃息在虎观旁边，迟留于儒生之中吗？”宣德年间，朝廷才开始设置巡抚，曾有一天擢升四名曹郎为亚卿，分别授予节钺；如今传诵的只有于谦、周忱罢了。那些因荐举改授而进入翰林的人，接连不断，但大多并不显著。士人要有所作为，固然在于精深的学问，而不在于外表上装作高贵尊显。孔北海说：“隽不疑援引经义，在北阙之前判定疑狱；夏侯胜在车前据理辨明常阴的征验；至于巨大的骨头出现在吴地、黄熊入梦、隼鸟带来尺长的砮石、亥字有六种构形，如果不是博闻广见、遍览天下的人，哪里容易识别其中的端绪呢？”何先生凭借通达敏捷的才华，远考古事，善于决断，谦下地采纳众议，广泛取法典籍；任城一地的世业、平陵一家的家绪，于是更加昌盛。温室殿、石渠阁，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长者又进言说：“不错。宋代名贤湛深于道德，如邹志完、刘器之，都因为母亲尚在堂上，且不愿担任谏官。如今天下各种政务都集中在六垣羲照之下，忙得无暇安居。先生正以自己的志向和容色一同奉养母亲，却又成为天下人的榜样。每天连调和醯酱都片刻不能离开，怎么能够有早晚的闲暇呢？黄生说：“能够使神色和志意都和悦，这件事就在先生自己。”曾诞曾说：“君子懂得道，便能通达神明；立定志向，便能清正。”邹志完立定了志向，却还不能说是懂得道。先生的声名振发于事理条贯之间，贯通事物精微奥妙的六爻，明白其中伸屈的义理和终始的道理；先生已经具备这些了。我们这些小人昧于天时，又不能胜任人事，那又有什么可称道的呢？”于是长者捧着酒杯上前说道：“我到今天才知道什么叫稀有之……” 《贺旌表卢母节孝序》【黄道周】。孝子说：“上天救助并慈爱护佑，这是什么意思？”国家依靠母亲养育，家庭依靠母亲维持；高门之内如果没有慈爱善良，实际就不会谦让，因此天下便极其丰盛，各种荣誉也会兴起。张衡治理政事而不慈爱，桥臂自逞雄强，疯狗彼此窥伺，所辖之地必然灭亡。家庭之道将要得到治理，就会有士女出来，使家业相承延续，成为美好的表率，所以用慈爱来救助孝道，用孝道来救助义行。救助孝道，天下就归向德；救助义行，天下就归于法制。用慈爱来救助节操，用节操来救助节俭；救助节操，天下就归向信义；救助节俭，天下就归向利益。因此礼可以护卫贞节，贞节可以护卫清白，最终归于慈爱，才与上天相合。天道之所以崇尚慈爱，是因为露、雷、风、雨都出自大地；大地承担一切而不自夸，独自像雌性那样柔顺坚韧，使生者得到养育，死者得到安葬，如此而已。《易》说：‘先迷失，后来获得；没有成就，却有善终。’救治迷失而护卫善终，使人乐于以人伦之名相称，并从反面为它命名，所以说‘含章’。依我所见，卢母张孺人正是得到上天护卫的人。所谓上天护卫她，是说孺人嫁入卢家，刚刚超过一年，祖先的德业还没有断绝，而孺人已有子女，蓼蓼莪莪般的忧患和事务丛集，延续将近四十年。家内有丧祭的责任，家外又有窥伺挑衅的祸患。上天救助卢氏，必定是用慈爱来护卫。孺人得到上天护卫，孺人才得以用慈爱护卫卢氏。因此卢氏拥有这位孺人，就是所谓上天救助孺人、使她抚持卢氏，也就是所谓慈爱护卫。子产是郑国的宰相，而郑国称他为“母亲”。难道是因为子产没有烈火般的威势，或没有竹书所载的凭证吗？作为臣子和儿子，内心受到感发，便显著地表现出忠孝；作为妇女，内心受到感发，便获得节义。各自用这些去救助别人，便不能得到自我救助；用这些去护卫别人，便不能得到自我护卫。真正能使他们得到救助和护卫的，是上天。孺人作为内助，经历了十年的婆婆、十五年的公公，以及二十年的凶恶悖逆宗族。以孝道而论，堂下的杂役无人敢冒充主事；以义理而论，家庭内部的邪恶无人敢发作；以节操而论，她甘于清贫而安然处之；以节俭而论，她从不逾越物力。这些岂只是同一种慈爱，却说慈爱统领着它们，就如同坟衍生长万物、露雷从岳渎兴起风雨一样。坟衍和岳渎并不与大地相分，却能包容统摄万物；以国侨为譬喻，慈爱之道就含蓄而显明了。因此，主持人家和国家的人，如果不明白慈爱护卫的道理，用来救国便无法护卫家庭，用来救家便无法护卫自身。孺人的公公司徒公，当初任铨郎时，江陵刚开始掌握国政，威势使楚地受到约束，天下已经被其威势浸染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自行终止其制度。

译天下上奏章谈论孝义的，大多被阻格而不能下达。司徒公当时内心对此很不以为然。如今天下又标榜明法，上下都拘谨地讲究表面文章；相互牵制羁绊，一有小股盗贼，便倚仗声势和力量劫持士大夫，于是士大夫低头污面地顺从他们。皇帝不得已，只好检举天下孝义的行为，用奏章加以表彰，作为风教的示范；这样一来，天下士大夫便纷纷自救于昏暗迷乱之中，把那些戴孝簪、穿丧服的人当作发药。堂内若是极其慈爱，就用箱笼收纳自己的喜怒；诸位姊妹交接钥匙，投到地上发出锵然声，即使梳发时有挫疽般的疼痛，又哪里会有严厉家庭不能容人的情形呢？士大夫本来就应当自我严正，但在皇帝看来，也仍然像孩子一样。姚安太守张先生说：“我的女儿从小就知道读书，懂得道理，遇到大事有担当，不被浮泛的议论所动。天下本来有很多男子，懂得道理，通晓《诗》《书》，遇到大事却推卸责任、彼此观望；走在路上听佣奴谈论祸福吉凶，便瞪大眼睛不知如何谋划；遇到金炭轻重、崩角攀昻之类的事情，不能胜数。这种原因，难道可以只靠拿鞭子抽打来改变吗？天下没有事情时不讲救助护卫的办法，突然发生事情又不能得志，反而戴着妇人的冠服走在前面，这就是让外表像雄性的、声音像雌性的两类人互相欺骗取笑了。” 所以说，天下失去德行，就用孝来救助；天下失去制度，就用义来救助；天下缺少信义，就用节操来救助；天下失去利益，就用俭朴来救助。四方尚未得到我的慈爱，但不能不因张孺人的慈爱而受到感化。她在危急动荡、四面张望之际，抽引家业的头绪，如同抽丝一般，直到尚未被完整的方幅包裹，使贤能俊秀的长者看待她的后代，如同看待吉光、威凤一样，希望他们成为同辈中的人物，却又担心未必能够做到。用这种慈爱来护卫天下，就如同拿着井上的绳子和瓶子把人救起。妇女之中若能有国侨那样的人，就在张孺人身上了。这年八月，曲周路直指陈述各地风教，将孺人的行为上达天听。诏命下达以后，远近之人都一致响应。姚安的几位兄弟一同说我确实了解此事。我认为这是天下慈爱护卫的表现，所以写下这篇文字加以解说，又将它列举出来，作为这里的颂辞。《吴门范、赵两大家集叙》【潘之恒】。《诗经》以《国风》为首，《国风》又以《周南》《召南》为首。此后，从后妃、诸侯夫人、大夫妻，到庶媵、姬妾，没有不作诗的。大体都出自妇女，而《风》正由她们构成。到了汉、魏、晋、唐以后，才把这类诗归于士君子之手，用来代替闺阁中的吟咏。于是有人说妇女作诗不合宜，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时还要托名男子，视为伪作，这种谬误就更加严重了。《汉书》续成于班昭，她以宫中女师的身份受到尊称，被称为曹大家。《东征赋》列入《文选》，《女诫》载入内则，自古以来都被推为良史。至于婕妤的团扇诗、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谢庭的咏雪诗谑、郑婢与徐淑的寄椽之作、《罗敷有夫》、燕子楼、浣花溪诸篇，即使是冠绅名家也还要避让其锋芒。何况我朝彤管之编，是多么瑰玮琳琅啊！蜀地的杨信之、费防稽之孙，以及这三位夫人，都凭借才华艳丽而闻名于世。许景樊的夷女，尚且能在朝鲜享有声誉，在华夏自夸；何况我大明文章辞翰，光辉显耀于前代之上呢？缃帙瑶编，以三吴最为盛多。我不才，居住吴地最久，和范长倩、赵凡夫两位先生结交二十多年，传承闺门的美德，敬奉美好的教诲。《络纬考槃》二集，我早已钦佩服膺，不敢增删评定，只写下一句话加以赞颂。它们将以圣人经典为楷模，与词宗相匹敌，谁能够窥见其中的深奥呢？我每每为之叹赏、嗟叹、吟诵而已。戊午年，我住在宣城，经过王君玉汝的书斋，偶然看见他正在披阅这两部集子。只见书册断简残缺、破旧不堪，蝇头般的小字和虫书般的字体写在铅椠之间，反复校改、采择摘取，务求选出浅近而警策的句子。我大为惊异：这正是我十年来无法定夺的事情，难道竟由谁氏来定下了吗？王君脸色发红，犹豫着还没有说出口。他的朋友詹氏说：“这是王君闺中淑女所代言的作品，是贾氏早晚吟咏的诗篇。”卑梁女子能够因采桑之事向吴国发难；僖负羁的妻子能够以增加玉璧来宽宥过失。即使把二隗、荡等事参合起来，蔡姬难道曾经足以承担齐、晋之间的辞令吗？然而卫女提出停止伐国的谋议，姜氏承担反戈杀戮的责任，这些都由女子首先发起，怎么知道她们的见识一定都出在管仲、晏婴二位先生之下呢？所以我完全依从贾氏所定的次序，一同加以诠释编次，传播到都门，使它借此在妇女诗篇中更加充盛。齐国的《鸡鸣》、唐国的《蟋蟀》，其中喈喈、瞿瞿的声调，尚且想要启发明王的觉悟，警醒贤良之士的心怀。试着看看列国遗留下来的风诗，也将会有所感发而兴起吧。《陈小韫诗序》【郑之玄】。陈小韫，是我的朋友陈宗九的爱女。宗九博学多闻，擅长各种诗体。小韫八岁时，私下学着宗九作诗，写出了“素手挽琵琶，清声明月中”这样的句子。宗九看见后，惊叹道：“这就是我家的道韫啊！”从此小韫能够熟读《纲鉴》和《世说》两书，更加努力作诗。宗九稍稍拿出她的诗给我看，我开始惊异赞叹，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比不上她。古今流传的乐府诗题，凡是涉及闺阁之事的，大多是男子代替女子说话，虽然写得工巧，却不一定相像。若由女子来写女子的话，那就全身上下都相似了。这就是小韫作诗的原因。钟记室《诗品》说：“从李都尉到班倢伃，将近百年间有妇人作诗的，只有一人。”又说：“作五言诗的不过几家，而妇人竟占其中两家。”徐淑的叙别之作，仅次于团扇诗，这种成就多么难得啊。至于苏伯玉盘中所题的妻子诗、窦连波回文诗中的妇人，无不曲折温柔、缠绵深妙。读这些诗的人，会产生夫妻离别的凄凉哀怨之感，难道是男子所能写出的吗？小韫的诗观察事物极其细微，温柔婉约而安静，没有受到伤害和怨恨的遭际；虽然未必能与古人相比，却自然形成了闺阁诗歌的本色。

译她诗中写得好的，有《咏莲》说：“轻舟忽逢三数女，手拨荷花隔舟语。片片花英随波流，隔水争抛青莲子。”《妆楼美人》说：“宛转秋波自防防，绿鬓梳成春云黑。纤腰无力罢晓妆，风飘翠袖动帘箔。”《捣衣》说：“须臾月落青天晓，空庭惟集双啼鸟。织将锦字寄秦川，争奈深居行人少。”《玩月》说：“月容何事带云红，却被风来云已东。为爱入帘分碎璧，忽看掬水若浮空。将过三五俱堪玩，半失圆明自不同。信死信生谁防得好，将底事问天工。”这些都是体察事物、缘情而发的语句。因此我特意抄录并记下，恐怕时间久了会失传，又附上一首诗：诗说：“楼头题得美人妆，素手琵琶学句尝。锦字乌丝防欲满，玉台艳曲体谁长。闲情欲共流苏语，诗气浑如喷雪香。恨事世间常不少，可能天壤嫁王郎。” 《鹂吹集序》【沈自征】。唉！我怎么忍心为我的姊姊作序呢？姊姊只比我大一岁，分梨、簸钱时的情景还清楚地留在眼前，转眼间却已恍如隔世；石火电光，仿佛梦幻。因此姊姊去世以后，我把家业全都舍弃，对人世没有了兴趣；每当临风追念她，只有眼泪盈把，哪里还忍心编次这些令人断肠的诗篇呢？况且我又哪里有能力为姊姊作序呢？姊姊有淑美的品德和华丽的才华，盖过嫮风之人，拥有足以垂范后世的美德，完全可以成为妇女的典范，岂是世间那些稍微会挥笔写字的闺秀所能相比的？我才短学浅，平生的抱负未能实现，弹铗求仕也没有成功，将要以头陀身份终老，又怎么能用玄晏先生那样的文章来尊重姊姊呢？然而仲韶再次写信催促我，一定要让我写几句话放在卷首，难道不是因为女子的事迹不能走出闺阁，所以要彰显她咏絮般的才华，必定要以封胡羯末一类的贤才来征信吗？于是我含泪为她说：“俗话说‘诗能使人困穷’，难道不可信吗？岂只是龙门、湘水之间的失意者终身困顿，即使是团扇、流黄这样的女子，也不能免于困穷。灵秀的根性和聪慧的功业，是造化所吝惜的，又受到穷鬼的嘲弄，这种情形自古就有来由。姊姊天生具有极高的性情，四五岁时便能过目成诵，应答对话像成年人一样。先父宪副非常疼爱她，常常把她抱在膝上玩耍。我这个不肖弟弟幼年顽劣，争夺枣栗时常像鸟兽一样冲撞姊姊，姊姊却不生气，总用好话来化解。” 先父母彼此相看，都惊叹她非同寻常。顾恭人早逝，先父寄心于禅悦；因为子女拖累太多，便像浮萍一样飘散离去，唯独怜惜姊姊，派姑母张孺人抚养她。她住在苇帘药室之中，门楣宛如简陋的柴门，所谓绮阁金铺一概没有。幼年没有老师传授，只向女子们询问文字，却能举一反十，遍通书史。将近成年时，便手不释卷。她常常想到顾恭人早早离世，在琉璃砚匣旁、鳬鹥绣床闲暇之时，不时泪流满面。十六岁嫁给仲韶，虽然贫苦，却也被称为已有家室。她带着包袱和木箱前往，连腊脯等物也没有准备，无法作为嫁妆充数；送女出嫁的官府门前，她却安然自得。姑母冯太夫人年事已高，姊姊以庄重恭敬的态度侍奉她；掌管针线、炊爨、洒扫和调羹佐食等事，每次都放低语气、柔声说话，还唯恐违逆姑母的心意。等到儿女成群，姑母稍有不高兴，姊姊就长跪请罪，终身如此。冯太夫人相处日久而更加怡悦，即使古代所称崔远之母那样的孝行，又怎么能超过她呢？仲韶很快便成为时髦人物，像珠玉般莹润秀美，足以与王谢家族的风仪相称。姊姊琴瑟和谐之后，更加用力于缥缃书卷，有时作颂赞春椒的文章，有时写咏秋菊的铭文，闺中唱和的诗篇，日益丰富。然而仲韶屡次在秋闱中失意，困顿于诗书之间，家境十分贫乏；姊姊与他同处牛衣之中，彼此勉励，从未说过践辱丈夫、使丈夫羞惭的话。等到仲韶考中南宫，接受鸾诰，姊姊便被称为命妇。姊姊对此处之泰然，丝毫没有面露喜色。后来仲韶命运多舛、漂泊失意，官职在金马门之间沉浮，家产反而越来越削减；祖上传下的兔裘和良田全都折卖给高利贷之家。姊姊的簪珥、缬绣等物，全都拿来补贴家用，箱中不再有多余的首饰；即使只剩下破旧的短襦，姊姊也忌讳谈论贫穷。上奉养老人，下抚养子女，勉强辛苦地操持家务，始终和乐融洽，不让这些事触动冯太夫人的心。然而在料理米盐、浆酒之余，她也没有废弃吟咏，所以仲韶在白门任职时，她写下了“杨柳藏鸦”的句子；听到甘泉宫传来警报，也不免生出“寒砧木叶”的思绪。她平生疼爱儿女，都是亲自为他们讲解训诂，岂只是和胆断机，也还援引经书督课学业。当明月升上楼台时，便与萧史共同赋诗；飞霰落满门户时，便让谢女呈上一篇诗作。饮酒时便夸说北海的两个儿子，辨析琴弦时又赞美蔡伯喈的小女儿。她既如兰花芬芳、蕙草茂盛，也如美玉映照、宝玉生辉。兄弟姊妹彼此相映，实为人伦中的盛事，确实很少有可与之匹敌的。没过多久，小女琼章、玉楼先后被上天召去，长女和次子也相继夭折。灾祸又延及冯太夫人，短短一年多，各种不祥之事接连发生。既增添了哭丧失明般的悲伤，又加上失去母亲般的痛苦，她流尽了眼泪，形销骨立，最终竟以身殉夫。唉，太令人痛惜了！我的姊姊为人，天资高明，确实有林下名士的风度。古来的女史中，桓孟没有听说有文藻，甄宓、蔡琰又未能兼擅礼法，只有姊姊两者兼备。她平生不轻易说笑，但温和煦润的神情总洋溢在脸上。她的风度平淡高远，不喜欢穿戴当时流行的服饰；然而她一转身、一开合之间的举止，都使妯娌姊妹中那些聪慧的人争相仿效，终身也赶不上她。通常人情机警的人很少忠厚，姊姊却对人情世故的曲折全都看得清楚，始终不把话说尽来炫耀自己。她慢慢用片言只语应酬，谈笑之间常常使人发笑；而她立身行事每每以古人为准，报答施与也必定遵循厚道的一面。对于郗家的冷暖、介阮氏的贫富，她都淡然置之。只是她天性多愁，又深明禅理，却不能自我排解。她一生的遭遇虽然大多坎坷，也确实是由于禀性过于多愁。山花开落，田陇上的月亮盈亏，光阴往来，荣枯交替，而她在台前镜里总有徘徊不决的情怀。面对绿水芳草，常常产生草木摇落般的感伤。每当博山炉中的烟气安定，竹门外吹来清风，台阶上移动着半块砖的影子，烛花垂下寸许的灯炷，触景生情，往往便化为悲伤哀惋。香笺上泪痕斑斑，彩笔中留下辛酸，哪里一定要回车落泪、闻笛伤心呢？如今读她的遗稿，仿佛听见空山中的怨鹤、清晨引声的离鸿，令人恍惚惘然，几乎不想活下去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寸〕

译这就是所谓悲哀沉积便会产生疾病，痛苦积累便会损伤年寿，最终因憔悴而过完一生，和志向一同玉碎。唉，太令人痛惜了！那么“诗能使人困穷”这句话，不正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我手持宝剑驻守塞上，在黄沙白草、金戈铁马之间奔走时，觉得世间滋味如同嚼蜡，发誓不再回来。于是写信寄给姊姊，约定共同追求超脱生死的大业。姊姊回信说：“随丈夫显贵，儿女满堂，如果还说没有福气，似乎是在糟蹋福分；但我每天坐在忧愁之中，不知道福究竟是什么。今生的业障深重，只有归依空王佛，以此来消解它了。”她平生的情形，大多就是这样。即使仲韶佩绶显达，家中拥有金穴；姊姊佩戴珩璜、举止有节，光彩照耀闺门，也不过是所谓副笄六珈，享受世俗的痴福罢了。又哪里能得到刻于金石的著录，与采葛织锦一同流传不朽呢？所得的究竟哪一样比仲韶更多？诗未必真能使人困穷，姊姊也可以在寒原之下含笑了。诗集共有若干卷，我姑且附上这几句话，用来请教震旦的闺秀，并不只是为《玉台新咏》续写诗篇而已。《明文海》第三百二十六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二十七卷，余姚黄宗羲编，记一。居室。《栎轩记》【赵汸】郑之恒寄居在黟水以南、乌聊山以北，给自己的闲屋题名为“栎轩”。他这样说：“栎树是没有材用的树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之处，因此能够终享自己的天年。”我听庄生说过：“过了不久，大夫和士人写诗作文来解释把轩命名为栎轩的意义，人数很多，说法各不相同。”郑之恒不高兴，利用空闲日子到黎阳山中，见到支离无谓便问他：“我用‘栎’给轩命名，而人们很少能明白我的志向；我一说起这件事，他们的说法就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支离无谓说：“你还疑惑吗？人们的说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世人所看重的是材，而你偏偏以不材自称；材木之所以可贵，在于有用，而你偏偏以无用自全。你还疑惑吗？人们的说法本来就不同。不过，人的寿命有长有短，难道取决于材与不材吗？深山中的楩木、楠木、豫章树，经历千百年也没有人经过询问；道路旁的樗树、栎树，还没有长到一抱一把粗就被斧头砍伐，它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栎树的不材，和樗树一样；栎树因为社树而保存，也和樗树因有神灵寄托而保存相似。然而社坛有变更和迁置，举世之人也可能废弃它，那么樗树和栎树难道能够自行保全吗？说不材的树木独能终享天年，并不是庄氏的本意。那位庄子，是悲悯世俗之士把轩室当成牵累，不如不材之物那样无用，所以才说出这些不得已的话；他又悲悯不材之物有时也不能免于祸患。他想把自己处在材与不材之间，但处在材与不材之间，似乎正确而其实不正确，仍然不能免除牵累。那么，能够伤害生命的，难道只有材用吗？国君对于国家，圣哲对于名声，也都是牵累。他还想使鲁侯洗涤心灵、去除欲望，遨游于无人的旷野；使仲尼辞去交游、抛下弟子而逃到大泽中。他对整个世间的忧患，难道有边际吗？唉，乱世中祸害很多，聪明愚笨、贤能不肖都困顿，却没有人知道如何消除忧患；这正是人们应当深切悲痛的事情，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你把自己处在不材的位置，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郑之恒说：“那么庄氏过去所说的，难道不对吗？”支离无谓说：“庄子当然说过这些话，但他所保全的东西和众人不同。况且你也曾听说过所谓‘万物的初始’吗？遨游于万物的初始，就不会被外物当作外物所役使；不受外物役使，增加它也不会更加增加，减少它也不会更加减少；天地只是旅舍，古今只是一息，死生只是旦夕。老虎、犀牛无从施展爪角，兵器也没有地方容纳锋刃；自身不伤害万物，万物也不能伤害自身。这难道是讨论材与不材吗？不过，要成为栎树也有办法：就在你居住的地方实行你的志向，使董梧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帮助，使舍中的人争着与你同席，那么材与不材都不足以成为你的牵累，又何必忧虑别人怎么说呢？”郑之恒惊然起身，释然有所领悟，说：“好啊，这已经进入道了！不过，我对于栎树还是有所取法。请把这番话写在轩中，作为记。” 《华川书舍记》【赵汸】婺州义乌县有一处水泽，名叫华川，王君子充的书舍就在水泽之上。同门友人宋君景濂详细叙述了上古以来写文章者的得失，最后归结到圣人，把这些写成记。文章辨析广博而精深透彻，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近来我赵汸和子充在钱塘相见，子充又让我申述他的见解。既然不能始终推辞，便回答说：“圣人的文章，并不是一家一人的言论。从前成周盛世，帝王制作的典章完备，把它们载入方册、留给当世作为准则的，叫作经。就像韩宣子到鲁国所见的那些，大概就是这一类。诗歌采自民间，策书、辞命等文书由史官掌管，从未让学习者执笔去练习写作。我们的夫子遵循先王的《诗》《书》六艺来设置教化，而关于学习文章的教诲，门人也记载下来，说的不过是考察、观摩圣贤已经完成的法则，来尽到自己职责所应做的事情罢了。大概从修养一身达到治理天下，包摄万事的道理更加显著，而不是向外寻求；从小学功夫达到大成，品节越来越严明，却没有两个根本。众多成就德性、通达才艺的人，大都由此而来。仅仅以文章著称，并不是圣人的本意。因此夫子曾删定《诗》《书》，赞述《易》，修订《春秋》，为万世彰明法则；但他一定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又说“我遵从周礼”。难道把从口中说出的言语叫作文章吗？战国时代争强斗胜，道术分裂，于是各家一派的言论兴起，异端也随之出现。自此以后，吏治不足，接着又凭武功治国，统治国家的人才开始想到用黄老之术使百姓休养生息。经学义理没有阐明，流变成笺注训诂；反求自身的人只知道在佛教、梵教中洗涤心灵。于是马融、班固、崔骃、蔡邕之流以文章成名，笔势凌厉纵横，浩荡而不可遏制，先王治理天下的学术因此衰微。贾谊、董仲舒从残缺的典籍中搜集材料，却没有人实行他们的主张；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尽力，也不足以使大道彰明。舂陵、河南的大儒相继出现，然后二帝三王相互传授的道统，才在当时重新焕然显明。关中张子因而兴起，崇尚持守礼法的教化，精心思考以达到道，修饰文辞以裁断事务，以一乡为标准推及天下，考察三代来昭示后世，真是学者的卓越楷模。到了新安朱子继承周敦颐、二程的传统，充分阐明经书训诂来启发世人；浙河以东的吕氏、薛氏二郑氏，则取周公旧有典章，分解交错，讲得如同展示在手掌中。学者由此得以窥见圣人制作典章的盛大。然而当时陆子静在临川兴起，把从内心体悟所得的道理推行于家庭和国家，自我充足自得，于是诸位君子的志向荒疏了。薛氏、郑氏最终归依朱子，而吕氏则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陈君举是薛氏一派的人，于是亲自写信向他请教增益。对于陆氏学说，这也是乡土中评论先哲的人所应当谨慎思考、明白辨析的事情，何况有志于这篇文章所代表的学问的人呢？子充早年向同郡学士黄公受业。黄公表现在文章中的气象，如山岳沉静、深渊澄澈，不显露声色，本来就不是想靠言语文字闻名于世；而子充明习经学、品行高洁，卓越不群，凭借乡先生精神意念的存养，来端正著述的本原，极尽古人的事业，将来必定有所验证。那么，即使俯仰于一室之中，他所寄托的我们这一群人的希望，又哪里可以估量呢？浙东有很多世代传承文献的名门望族，别的地方都比不上。过去我曾想去那里游历却没能成行，将来考察德行、讨论文章的乐趣，除了华川还能到哪里去呢？《共学斋记》【赵汸】

译后世君王施行德教的道路不明，士君子能够反求自身来求学的人，千百年来大致有三次变化，才恢复到古代的传统；异端不包括在内。他们处在污浊的时代，不忍心使自己同于普通百姓，又担心自己的资质不足，于是有人佩带熟韦、弦线来矫正偏失，有人搬运砖块、以圆木作枕来警戒懒惰；白天有所作为，夜里一定焚香向神明质问；念头中善恶的萌芽一定加以察验，又分别用相应的事物记录它们，以观察其消长。大概若不能这样使内心震动、使性情坚忍，就不足以在当时立身；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有君子出现，以忠孝为主来整饬自身，以平民身份主持师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义鲜明地昭示天下，后来有志于此的人不敢忘记。但他们所坚持的还只是专一守行、爱惜善名。后来又有君子出现，把从上天禀受而在自身成就的道理，根本道统经训来使世人趋善，使先传后继而不倦的教化、由下学而上达的道理重新在世间明白。大概秦汉以来学术很多，到这时才归于中正大道，真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恩德了。自从这种教化推行以后，高明卓异的士人纷纷归附它；但其中善于学习的人，又各自根据自己天性的倾向，安静居处、默默体认，以极尽反求自身、推究细微曲折的功夫，然后把所得传授下去而不致产生弊病。这样看来，君子的学问难道是容易说清的吗？我向古人学习，却还没有能够有所进步，私下担心自己的气质昏昧、力量微薄，不足以达到成功，于是在山居读书精舍的西室题名为“共学”，和志同道合的人居住在一起互相勉励。唉！人本来和万物一同生存，如果不能反求自身，那么在情欲炽盛、利害交织之中，将无法同一般事物区别开来；何况学习不能达到知理极尽、意念真诚的境地，气机暗中发作，往往起于极细微之处，而天理留存的部分就少了。那些发愤、坚忍、自我约束，高远卓绝、以此从凡俗行为中超拔出来的人，怎么可以轻视呢？《易》说：“智要崇高，礼要谦卑；智的崇高效法天，礼的谦卑效法地。”圣贤的言论没有两样；如果整天群居，而义理有一点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共学斋记》。《见山楼记》【宋濂】见山楼，是上虞魏君仲远建造的。仲远住在县城西四十里左右，龙山曲折蜿蜒地从南面延伸过来，将要升高时又在旁边回旋；分支斜斜向西延伸，便成为福祈诸峰。有的像车，有的像旌旗，有的像奔马，有的像口渴的鹿饮泉，形态不一而足。山势向下延伸，形成低丘、连坡和平林，一起一伏，又在前后环抱相连。东面远山在青云尽头时隐时现，宛如娥眉，向群山相互妩媚争妍。山下有大湖，方圆百里，水势浩荡无边，环绕浸润三面；阴晴明暗、吞吐云气，早晚变化万千。方形屏风般的夏盖山插起在湖边，距离天空仿佛只有尺五；岩石耸立，山谷张开，尤其值得观赏喜爱。这实在是越中的胜景绝境。仲远心中喜爱这里，认为若不是高敞明亮的居所，就不足以延揽山川精华、领受清爽之气。于是建造这座楼，每天和贤士大夫一同登临；鼎和俎已经备好，菜肴果品罗列，壶中酒轮流相酬，诗篇一首接一首吟咏。等到精神酣畅、兴致舒适时，揭起帘子远望，远近的山争相献出奇异秀美的姿态；晴天的山容含着青色，雨中的山色拥着翠意。它们不用招手呼唤，就俨然依次排着闼门走进来，使人涵泳于太清之中，内心空明澄澈，直想胜过鸾鸟、遮蔽凤凰，招来偓佺、韩终，披散头发，飘然从大荒之中降临。那些看着山景在尘埃烟氛中兴灭、却不能自我拔脱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仲远派人来，让我为此楼作记。自从辛卯年战乱兴起，凡是有房屋的地方，往往都被荡成灰烬；狐狸白天出没，鬼火夜间燃起，悲凉的风萧然袭人。君子常常因此长叹；如果不是圣人兴起，平定乱世而使天下恢复正道，那么有牙齿、戴头发的百姓，谁不是处在枯鱼之肆的境地呢？即使有佳山美景，天天就在眉睫之间，也将没有空闲去看了。如今仲远从容地观览山景，也说这是帝王之力难以用言语表达，只是我们的百姓总能安然完成自己的生计罢了。从前太常博士施侯在临川建造见山阁，荆国王文公为此事作记，并且说我们从兵火中脱身，沐浴在仁圣的恩泽中，过了一百多年，施侯才得以登楼观赏、自娱其乐。仲远距离战乱离散不过四三年，却能够志气高举于万物之上，修复这件旧事，像太平时代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皇上的教化神速，有前代所不能比的地方。雍熙之治将要遍及海内，这座楼的建成，大概正是预先显现的征兆吧？我即使想不为它作记，也不可能了。只是惭愧的是，我宋濂的学识浅陋迂远，立言没有精气神，难以流传久远。仲远还是请荆国王文公那样的人来作记吧，这样或许楼的胜景和雄伟雅正的文章制度能够一同不朽。仲远名叫寿延，是郑国文贞公的第二十四世孙，也是群从子弟。他们这一族的人都文雅有礼，喜爱学问；文章巨公大多聚集在他门下，而仲远尤其号称出类拔萃，并且擅长诗歌，有和平冲淡的意趣。这些事大概是我从丹厓先生那里听来的。《栖云室记》【宋濂】中峰本禅师在姑苏城西建造草庐，把它作为参禅入定的屋室。翰林学士赵文敏公为它题写匾额，名为“栖云”。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中峰圆寂了，草庐也坍塌毁坏。中峰的孙子用庵照师在旧址重新建造屋室，又取用旧名悬挂匾额，并嘱托我写记。我笑着说：“师父难道是在欺骗我吗？”今天的草庐不是当年建造的草庐，今天的人也不是中峰，却仍然说“栖云”，这是为什么呢？屋室的寿命按百年来计算，人的寿命按几十年来计算；它能够抵御干燥潮湿、经历寒暑，巍然有不会倾倒的形势，坚定地有不会灭亡的意愿。如今想要再看到这样的情形，尚且不可能；那云彩升起消散、形态万千，片刻也不能仔细端详，为什么还要长久停留在这间屋子里呢？文敏公取它作为名称，本来就奇异；师父取来重新悬挂，又是一件奇异的事。我再用这些话来说明它，不也更加奇异吗？不过，从容易变化的方面看，天地也没有比水中的泡沫更加特殊；从可以长久的方面看，流电的光也可以同岁月相比；从有形的方面看，泰山可以和毫芒相齐；从无形的方面看，一根头发也可以和嵩山、华山相比。长久与迅速、巨大与细小，都是事物的形迹；有形迹的东西本来不足以凭借来保证不坏，不能用大小久速来讨论的，才是道。

译这种道理，难道还会因古今、新旧的区别而有所不同吗？既然如此，又怎么知道今天的庐舍不同于过去所建的庐舍，今天的人不同于过去的人呢？至于云，又能到哪里而不存在呢？请试着和老师登上姑苏台，看看古今的变化。三吴之间，高台广榭、凉亭暖馆，铺陈金碧、炫耀丹瑶，耗尽人力、穷尽万物形态的建筑，哪里数得完？其中有些地方，歌舞还未结束，号哭便接踵而来；车马曾经陈列在庭院里，狐狸兔子却已经在寝室中游荡了。他们的富丽奇瑰，假如拿来同栖云之室比较大小，哪里只是山冈与尘沙的差别？如今那些建筑都不能再保存，而这里却还能更新栋宇而不废弃，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没有道义来保全自身的人，即使富丽堂皇也不能长久存在；有道之士，即使身亡而名声建立，也本来不会随世俗而改变。我要坐在这里，闭目思考，满室都是云，都是中峰；进入我耳中、映入我眼中的，全都是道。中峰的弟子，如果有志于道，谁不能成为中峰呢？又何必拘泥于区区旧有的名号呢？老师是接近道的人，何不按照我的话去体会它。《苦斋记》【刘基】苦斋，是章溢先生隐居的居室。房屋共有十二楹，用茅草覆盖，坐落在匡山山顶。匡山在处州龙泉县西南二百里，剑溪的水就发源于此。山的四面都是拔地而起的峭壁，岩石和山坡全是青苍色的石头，外高内低。山下只有白云，山上多北风。北来的风大多不甘美而且容易使味道变苦，因此植物受到它的影响，味道全都苦；而本性苦的东西也乐于在这里生长。于是鲜支、黄蘖、苦栋、侧柏等树木，黄连、苦杕、亭历、苦参、钩夭等草类，黄游、冬葴、芑等蔬菜，槠、栎、皁、斗等果实，楛木、竹子的笋，没有不成群分布、罗列生长在这里的。野蜂在其中筑巢，采集花髓酿蜜，蜜的味道也苦。山中方言称它为黄杜。刚开始吃很难下咽，吃久了就越发觉得甘美，能够消除积热，解除烦渴一类的病。这里出产的茶，也比普通的茶苦。山中的水流都咬穿岩石流出，源头沸沸汩汩、瀄瀄滵滵，曲折地流入大谷。其中有许多带斑纹的小鱼，形状像吹沙鱼，味道苦而微辛，吃了可以醒酒。山离人居稍远，只有先生喜爱来游览，而跟随的人大多以早晚往返为艰难，所以终于选择地势低洼处建室居住。他带着几个儿童，扒开坠落的竹箨来种植粟和豆，采食那些草木的嫩芽和果实。空闲时就穿着木屐登上山崖，倚靠高大的树木长啸；有时下到山谷，面对清冷的水。樵夫的歌声从树林中传来，他就拍击石头应和。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快乐。先生说：“快乐和痛苦是相互依存、彼此转化的。人们知道快乐就是快乐，却不知道以苦为乐；知道享受快乐，却不知道痛苦正由快乐滋生。这样看来，快乐和痛苦相距能有多远呢？”如今那些吃膏粱、穿华服的人，安坐在华丽的厅堂上，嘴里没有尝过荼蓼的滋味，身体没有经历过田间劳作，睡觉一定铺重褥，吃饭一定是珍馐美味，出入一定由仆役抬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快乐。一旦命运困顿、福气终止，意外的颠沛流离发生，他们却不知道吃惯醇酒肥肉的肠胃，不能用来填充粗劣的食物；借着柔软衣物遮盖、享受温暖的身体，不能抵御蓬蒿荆棘。即使想仿效乡野之人和卑贱的仆役，蜷曲跳跃、逃窜伏藏，在草莽中苟全性命，也办不到。这难道不是把往日的快乐变成今日的痛苦吗？所以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一定先使他的心志困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赵先生说：‘良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却有利于实行。’他们认为苦的东西，正是我的快乐；而他们认为快乐的东西，正是我的痛苦。我听说，井水因为甘甜而容易汲尽，李树因为味苦而得以保存。夫差因为沉湎酒色而灭亡，勾践因为卧薪尝胆而兴起。我也正是这样。于是刘基听了这些话有所领悟，给他的居室命名为《苦斋》，并作《苦斋记》。《沧江书舍记》【王祎】沧江书舍，是徐君方舟居住并读书的地方。它在桐庐江边，县城在江北，距离江边不到一百步。这里原是唐代比部方勋的别业，也是宋代名臣方慤的旧居。徐君来信托我为文，记在书舍的墙壁上。天下的书，可以说既博大又广泛。圣人的经书，儒者的传注，诸子百家的著述，历代太史的记录，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律历、兵谋、术数、医学、谱牒等杂出的书籍，旁行的《虞初》、稗官，燕谈、朏语等相继出现的著作，它们的说法不同，教导也各异，但大体都是学者应当阅读并通晓的书。虽然如此，学问没有穷尽，而岁月有限，确实不可能把所有书都遍览而完全认识；但圣人的经书，却不能不加以探究。因此，《易》用来阐明阴阳的道理，《书》用来记载帝王的政事，《诗》用来表达人的性情，《春秋》用来显示世间的赏罚，《礼》用来谨慎上下尊卑的礼节制度，《乐》用来贯通天地的气运。凡是先王之道赖以树立天下根本、先王之制赖以成就天下大业的道理，都在这些经书之中。然而自从秦代遭受厄运，汉代进行训诂，圣人离世久远，言意被湮没，传得越久失真越多；时代不同，事情变化，解释越变越偏离本义，其流弊于是多得说不完。况且，仁义、性命、中诚、太极、鬼神，都是所谓的道；它们的妙处极其幽深，仿佛无声无臭，却又不离于普通男女所能认识的日常事理，都是讲学的关键。可是有人竟把善于柔顺当作仁，把果断勇敢当作义，把气质当作性，把六种事物当作命，把模棱两可当作中，把迟钝鲁钝当作诚，把玄虚空无当作太极，把昏冥寂寞当作鬼神；甚至把谄媚当作忠诚，把欺诈当作信用，把苛察当作智慧，把放纵当作性情，把贪求当作欲望，把违背常经当作权变，把口齿敏捷当作才干，把诡诈奇巧当作术数。世人都被浅陋的见闻所迷惑，没有人反省。至于法制之道，弊病尤其严重：以井田、牧地安置居民，却与丘乘、卒伍制度不相合，于是参用管仲、穰苴的法制；以封建制度治理国家，却因百里、五百里的区别不同而推托说是历代制度不同；郊祀、封禅、禘祫是重大礼仪，有人把郊祀和封禅看成两回事，有人又把禘祭和祫祭合为一事；太庙、明堂是重大的宫室制度，有人认为是不同场所、不同制度，有人又认为是一座庙而有八种名称。帝号、官制、仪礼全都承袭秦代的错误；郊祀的兆域、宗庙的宫室又杂相沿袭汉代的过失；至于贡赋、选举等制度，也不过是权宜草率的办法而已。唉，六经是先王道学和治理器具所在之处，也是后世取法的依据，可其中学说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大约过了一千几百年，宋代的河南程子、关中张子出现，才得以亲身实践、精心探究，于是圣贤彰明德性的要旨、帝王治理世事的法则，以及用来垂示后世的典范，才有了很大的阐发。后来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同时兴起；当时又有永嘉薛氏、郑氏、陈氏、叶氏，闽中的林氏，永康的陈氏，先后不断出现，各自凭借所学形成自己的学派。大体上，他们都把实行先王之道当作自己的责任，把推行先王之制当作必须做到的事情；那些树立天下根本、成就天下大业的道理，全都明白地写在书册之间了。然而到了今天，学者反而只因儒家先贤讲习已经阐明的余绪，便因循苟简，承袭旧说，习惯了却不考察，实行了却不彰明。更严重的，竟把先王之道说成无法实行，把先王之制说成无处可用。这样一来，书只是书，人只是人，学问也成了空洞的言论。唉，这种弊病不是比从前更加严重吗？所以学者对待经典，不能只诵读文字罢了，必须寻求其中的道理来修养自身，阐明其中的法则来应用于世。只有真诚求索并实际有所见，坚定相信并努力实行，然后才知道人确实可以成为圣贤，确实可以与天地并立、养育万物，而所学不只是空话。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些道理，私下里曾经立志并希望学习它。近来我在钱唐与您结交，承蒙您派遣儿子方膺跟随我游学。因为我很快就要向东归去，不能同他相互讲习，所以借此把我所听闻的道理写下来交给方膺，用来答复您，并请您把它揭示在书舍墙壁上作为记文。《蜀山书舍记》【高启】蜀山书舍，是我的朋友徐君幼文读书学习的地方。幼文曾从吴兴寄信给我说：‘我的山在城东若干里，我的居室在山中共有若干楹，我的书放在屋里共有若干卷。山虽然小却很美，房屋虽然简朴却粗略完整，书虽然不多却足以供查阅。我将要在这里完成学业，希望您为我写一篇记。’我认为古代的君子，用来成就学问的并没有固定的事物，居住以求得学问的也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衣冠对于仪容，珩瑀对于步行，豆笾对于陈设，琴瑟对于音乐，弓矢、车马对于使用，度量、权衡对于实际应用，凡是接触到的事物都是学问，难道只限于六经之中吗？到田野去，进入市场，处在门庭之内，游览山川，站立在宗庙朝廷，游学于学校和军旅，凡是脚所踏到的地方都是学问，难道只限于一室之间吗？后世讲学的方法已经废弃，人们不能这样做了，有志之士才各自占据山水优美之处，筑屋聚书来读。虽然他们求学的方法与古代不同，但各种事物的道理，以及众圣贤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要旨，实际上都不超出书本。何况住在偏僻险阻的地方，隔绝尘世喧嚣的劳扰，能够专心致力于此，那么达到成就，难道反而不是更容易吗？如今幼文正当壮年，具有可以任用的才干，却不急于求取功名，反而更加致力于学习，以求达到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难道不是有志之士吗？至于我，北郭的郊野有田地，东里的住宅有书籍，都是先人遗留下来的。遭逢时局多艰，田地被丛草荆棘遮蔽，房屋被尘土蠹虫损坏；我终日茫然奔走，不知回归，那么我的荒疏浅陋，理应比幼文更加惭愧，哪里还能够写这样的记呢？然而我写下它而没有推辞，大概只是姑且答复幼文的请求，也借此自我勉励。《仰高楼记》【朱善】洪武己未年正月，我从辽东回到南昌，秀士罗德厚请我住在书楼上，推开窗户眺望。西山高耸在楼前，它卓然挺立，好像中军大将，部伍旗帜整齐严肃，不可侵犯；它清丽洁净，好像普陀观音，冠带璎珞庄严端正，不可轻慢；它飞动的姿态，像矫健的龙腾跃、轻快的凤飞翔，雄健俊逸，不可束缚；它的变化又像霞光飞散、云气收敛，阳光舒展、阴气惨淡，一天之内忽然明暗不定，难以测度。德厚说：‘自从我建造这座楼以来，早晨在这里谈笑，晚上在这里睡卧，闲居时在这里宴饮休息，宾客到来时在这里饮酒吟咏，没有什么时候不在这里。我本来打算依托它度过一生，还有什么外物值得羡慕呢？请您为它命名，并为它写一篇记，希望借此使它流传不朽。’我说：‘好，我将设法成全你的志愿。’我查考图志，得知此山的高度与庐阜相等，群峰争奇竞秀，环绕三百余里。山岩洞穴幽深，良石清美，竹箭茂密，草木奇异，琳宫梵宇彼此相望，良田名圃接连不断；它所蓄积的物产，足以供养城中十万民众，其利益恩泽所及之处就更远了。不过我也因此有所感触。这座山如此高大，能够和庐阜一样高，那么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难道唯独不能有与这座山同样长久的声名吗？考察古人，忠贞有节如梅子真，高尚风操如徐孺子，孝友如黄太史，本来都足以使浇薄的风气敦厚、使懦弱的人立定志向。至于那道德光辉灿烂，言行纯美，奋发于百世之前，而百世之后没有不以他为师、尊崇仰望他的，难道不就是濂溪周子吗？《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可以仰望，是用来比喻盛大的德行可以怀想；大路可以行走，是用来比喻大道可以遵循。这个地方城池壮丽、宅第雄伟、人物富庶，吸取清明的光辉、分得爽朗的气息，难道只有这座楼最优胜吗？连绵的群山和重叠的峰嶂，延伸三百余里，又哪里是这座楼能够独自占有的呢？只有懂得盛德可以怀想、懂得大道可以遵循的人，才一定能独占这座山的胜景。您难道不应该致力于此吗？德厚说：‘是的，我虽然不敏慧，也请一生牢记并奉行。’于是将这座楼命名为‘仰高’，并写下这篇记留给他。《樗舍记》【谢肃】

译上虞管起远先生避居北山时，山中有一棵大樗树，便依着它在树下建造房屋，并命名为‘樗’，大概是把自己比作樗树，同时嘱托我为它作记。当时我正在四方游历，没能完成。等我回来，樗舍已经迁建到城中，距今十年了，但名称没有改变。他又对我说：‘从前请您为我的樗舍作记，没想到文章迟迟没有写出，是什么缘故？’我回答说：‘起远本来是有才华而且有用的人，樗树本来是材质疏散而没有用的树。拿无用的散材来比有用的美才，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写呢？’他惊愕地说：‘您把我当作有用之才，那实在不了解我。难道没看见元代末年吗？朝廷纲纪解体，中原动荡，群雄相争，彼此成为敌国，所以朝廷内外急于任用人才而无所选择。凡是才干只够治理一县的，有的担任一郡长官；才干足以守一郡的，有的用来镇守藩镇；有的具有将帅才干，却屈伏在军队行伍中；有的具有经世筹划的才干，却埋没在文书簿册之间；有的位居都卿相，爵列王侯，却并没有匡扶救济天下的才能。虽然才干有大小，任用不合适，本来还不能说是没有被任用。等到大明兴起，天子的兵威一经发出，四海震恐，先前所谓的人才，无不低头束手，接受杀戮和羞辱。只有我侥幸免于祸患，难道不正是因为我的才干没有用处吗？天下已经安定，皇上于是重新整顿治理和教化，深切惩戒前代的过失，把各种人才集中到京师，亲自选拔任用。有的人早晨还只能吃粗盐腌菜，晚上便没有机会主持鼎鼐；有的人早晨还寄居旅舍，早上便登上朝廷高位。这难道不是有用的人才吗？然而左边还接受荐举擢升，右边便被赐令徒流；右手还拿着官印绶带，左边便伏在斧钺之下的人，也很多。这难道是皇上的心意不爱惜人才吗？也是因为那些人才不能胜任职务却冒然任用的缘故。我因才干无用而得以免祸，又是多么幸运啊！这就是我甘愿把自己比作樗树的原因。樗树是无用的散材，所以匠石不加斧斤，使它能够保全天性。庄子曾记述匠石的话，认为追求没有可用之处，反而成了对我更大的用处。您只需按照这个意思为我作记，怎么能说没有话可写呢？’我又回答说：‘唉，竟有这种道理吗？追求无所可用，是庄子用来忘却天下；说它能成为对自己更大的用处，是庄子用来满足私己。满足私己而忘却天下，难道是圣贤所能安心的吗？但我知道起远读圣贤之书，立志将有所作为；谈到出处，一定称说伊尹、吕望；谈到求学问道，一定称说孔子、孟子。伊尹、吕望、孔子、孟子从未满足私己、忘却天下。所以伊尹还没有被任用时，在有莘耕田，本来只是一个耕作者，却能够以尧舜之道为乐；等到被任用以后，就辅佐君主，使百姓觉悟。吕望也是这样：当他还没有被任用时，在渭水边垂钓，本来只是一个渔夫，却能够谨守丹书中的告诫；等到被任用以后，就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这说明伊尹、吕望从未满足私己而忘却天下。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使周朝恢复东方的治理，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启所制的车，穿戴周代的礼服，演奏《韶》乐、跳《舞》舞。’这是想把抱负落实到政事中，从未满足私己而忘却天下。孟子说：‘使天下太平，除了我还能有谁？’虽然没有得到职位，但他谈论王道，说明性善，论述养气；他用来立言垂训的内容，也从未是满足私己而忘却天下。况且上天降生圣贤，是把才干赋予他们，并不只是让他们自我满足而已；一定是希望他们在天下大有作为，以救济天下百姓。然而庄子的才干既不足以救济百姓，又不肯处于圣贤之下，于是借樗树来放纵荒诞的言论，想要高出天地万物之外；这也说明他不懂得仰视圣贤，反而更加卑下。孔子说：‘到了天气寒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这大概是用来比喻君子所操守的道德，要处在乱世之后才能显现；但不是德行完备的人却做不到。孟子说：‘牛山上的树木曾经很美，斧头砍伐它，人们便以为那里从来没有过树木，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这是用来比喻人的良心，本来就是固有的。既然如此，我听说孔子曾经用松柏来比喻德行完备的君子，却没有听说用樗树作比；我听说孟子曾用美好的树木比喻人的良心，却没有听说用散材作比。如今起远如果也能养护自己的良心，使德行完备，那么治理世事所需要的才能就都具备于自身了，又何必把自己比作无用的樗树呢？樗树啊，难道他是庄子一类的人吗？起远是有志于圣贤的人，只是还没有被任用，仿佛无用，所以勉强把自己的居舍命名为‘樗舍’，哪里是他的真实心情呢？于是他翻然醒悟，高兴地说：‘这足以为我的樗舍作记了，我哪敢不自我勉励！’于是我便写下了这篇记。《崖庐记》【赵防谦】李隆平先生隐遁在四明山的山谷之中，依着山崖建庐居住。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日的夜晚，他梦见一位奇异的人，白头发、长眉毛，戴着高高的头巾，拖着手杖来到他的庐舍，对隆平说：‘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有的出仕，有的退处；有的显达，有的隐晦，这一切都是命运吧，难道可以勉强求得吗？’古代有些先贤显达而居于朝廷，承顺君意以求欢悦，居所称为‘承明庐’；有的在南阳躺卧于草野之间，居所称为‘草庐’；有的在道义之域洗心自守、使自己纯洁，居所称为‘精庐’；有的抛弃荣华滋味而发出呻吟，居所称为‘蜗庐’；有的在山中成仙，后来人们就以其居地称为‘庐山’。如今你依着山崖建庐，为什么不也把它命名为‘崖庐’呢？’隆平醒来后觉得奇异，起身坐着等待天亮，拿出蓍策进行占筮，得到遯卦变渐卦，卦辞说：‘适宜退隐的君子，吉利。’隆平高兴地把蓍策收藏在柜中，于是题写自己的居所为‘崖庐’。不久他来找我，请我为此作记。我说：‘你根据实际情况给庐舍命名，已经很好了；它又与梦境相应，这更好了；通过占卜得到吉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斯干》诗说：‘于是占问我的梦，是什么吉祥的梦呢？’《緜》诗说：‘于是开始谋划，于是用龟甲占问。’ 《周书》说：‘梦境与占卜相合，这件事就会实现。’况且遯卦的卦象，下卦为艮，上卦为乾，是‘天下有山’的象；互卦变为坎，是‘山中有崖’的象；艮象征门阙，坎象征隐伏，是‘有庐舍可以退隐’的象。居所与梦相合，梦与占卜相合，占卜又与居所的吉兆相合，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所谓‘承明庐’，是隆平不愿追求的；所谓‘草庐’‘精庐’，也已无法超过。隆平如果能够涵养心性、减少欲望，居处时观照乾卦所象征的天，悠然享受艮卦所象征的山中情趣，那么所谓‘庐山’‘蜗庐’，就不能独自占有从前的美名了。这就是为他所作的序记。《稽古斋记》【赵防谦】

译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保留缺文的时候，如今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了吧。’史书不保留缺文，从道理上说并没有太大损害；圣人之所以叹息，是因为叹惜古道逐渐废弃。然而古道在今天废弃的，难道只有史书吗？礼、乐、射、御的学习，全都被扫荡了，保存下来的只有书籍。书籍又都只在方框笔画之间用功，追求奇巧，卖弄姿态，以此向人夸耀。至于六义，茫然无知，仿佛从未听闻。我曾说，书是用来承载道的。想要知道道，必须先穷究事理；想要穷究事理，必须从识字开始。想要识字，就应当研究六义。这正是古代包牺氏教人的方法。唉！从三代以后，六义不明已经很久了。即使汉代许慎博学，撰写《说文》，在六义方面也只得到象形、谐声两类；指事、会意偶尔得到一二，假借、转注则没有采用。郑夹漈精研竭虑，对此用心恳切，著述虽然很多，却也不过是替许慎增饰立说。看他对假借解释得颇为明白，转注却又昏昧了。至于徐锴、戴同等人，见识平庸，沿袭旧迹，循规蹈矩，虽然受到世人推重，与那些卓然特立的人相比，却是逊色的。像沈约的《韵书》、顾野王的《玉篇》，世代家藏、能用来探究而不失其条理的人，实在很少。字的母字相互产生，声音和韵律彼此协调，这是造化的自然规律。然而顾野王有时把子字当作母字，沈约则把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在取舍之间，即使诸位先生已经用心，仍然有所失误，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我近来居住在山中，在博览古籍的空闲时间，写成一部书，名为《本义》，确定三百三十字为字母，八百七十字为字。第一类是象形，因为它是文字的根本；第二类是指事，是在象形字上加以指示；第三类是会意；第四类是谐声，即合取象形、指事等方法；第五类是假借；第六类是转注，即寄托于前四类之中。我广泛考察各家学说，明确辨别正体和俗体，除去妄说、纠正迷惑，以自己的浅见作出判断；虽不敢说自己能够跻身古人之列，但在君子玩味考察之时，我私下认为或许稍有帮助。世上懂得这些道理的人也很少，想寻找志同道合者共同讲明，却一直没有遇到。到了钟离，我听说汀州的吴以庄有志于古道，便慨然有感，给书斋取名为‘稽古’，只是还没有时间前去拜访。而凤阳郡祭酒吴先生又请我为以庄说这些话。我认为，古代没有比文字更优先的事，文字没有比六义更优先的内容；以庄在稽考古道之际，难道还有超过这些的吗？所以我借吴先生的请求，把这些道理阐发出来。至于那些不能用言语说尽的内容，今天当然不能全部说出。将来有一天与吴君握手相逢，再和他谈论天地未分、混沌未判以前的道理；那时也许还会有所进步。与今天所阐发的相比，这些话不过是捕捉鱼兔后便可舍弃的筌蹄罢了。《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八，余姚黄宗羲编，记二 居室 《正学斋记》【王绅】汉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具有完备纯正而明达的资质，怀有正大之学，是一位慨然有志于圣贤的人。蜀王殿下一向对他礼敬有加，曾不时聘请他置于身边，询问正道。方公每次进见，都把仁义道德之言陈说在面前。蜀王正大力从事于继承光明的学问，每天以诚意正心、亲身修养体验为务，同方公讨论辨析，如同律吕和谐、击中关键，没有不完全契合的地方。蜀王更加收敛容色接受他的意见，同臣下说话时总是说：‘方公，是当今的贤者。’于是赐名他读书的斋舍为‘正学’，希望他最终达到圣贤境界。方公退下后把这件事告诉我。王绅我听说：三代盛世时，大道彰明，风俗淳厚，上层的人伦关系清楚，下层的教化得以施行，所以人们所学习的多是正道。周代衰落、列国纷争以后，人们崇尚诡异，各自凭借才智建立门派，异端学说竞相兴起。有杨朱、墨子的学说，主张兼爱；老聃、庄子、列子的虚无之说；张仪、苏秦的纵横之术；韩非、申不害的刑名之学；管仲、晏婴的功利事业，还有许多无法一一列举。到了汉唐，世道越来越衰落，道术越来越浅薄，著书立说的人动辄以百计，他们总说：‘我著书是为了阐明这个道理’，但道理最终并没有更加明白；‘我立言是为了开启人的心智’，但人的心地最终也没有像古人那样。它们不但对人没有益处，反而严重堵塞正道、蒙蔽人的耳目。天下士人无不随波逐流、彼此攀比，圣贤之道于是仿佛成了分岔道路，各自走向不同方向。与三代的学问相比，它们的邪正究竟如何，难道还不清楚吗？幸而其间偶尔有豪杰之士出现，足以挽回人心、攻破邪说、挽救衰颓的风气、振兴残余的遗风，但这样的人也不多见。汉代的董仲舒，言论明白平易，深得圣贤之心；唐代的韩愈，在百世之后仍卓然特立，都是隔世难遇的奇才。到了宋代，周茂叔凭借对河洛之学的怀抱，默契地领悟了理的奥妙，心神融会的妙处传给门人，其中二程子主张持守敬意、实行宽恕、穷究神妙而知晓变化，于是道理更加宏大深远。后来新安朱子出现，又能推阐周子、程子的学说，集众贤的大成。这样，世代虽然有先有后，但他们的道理都辅翼这一正道，所学纯粹而正当。因此，自三代以来，论学者没有超过宋代的。元代时，像许衡、吴澂、许谦这些人，以及在其下文质彬彬、相互承接的人，大概没有不是朱子的传人。唉！上下千余年，能够寻找到这样的人仅仅如此，而邪说迷惑人的力量反而超过正道，那么那些凌驾高远、驰骋虚空、振奋志气、鼓足勇气，却在异端道路上跌跤的人，哪里说得完呢？这是志士仁人捶胸扼腕、深感悲痛的事情。如今方公的才干足以振兴风俗，德行足以使人信服，又生逢圣明时代，并且受到贤王的眷顾，那么追赶诸位先贤、上溯三代之道这件事，方公难道可以没有志向吗？我王绅才识浅陋，对于方公的学问不能有所效力，只是有幸承蒙方公知遇最久，所以斗胆取用方公言论的余绪，来阐发其万分之一。如果您认为说得对，那么从今以后，我将更加谋求执鞭驾车，追随您学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练溪闲居记》【朱同】中庵余公信卿，承受世代贵胄的身份，掌握执政大权，也已经多年了。洪武六年，他因年老获准退休，奉诏居住在新安。新安的练溪大源，就是杨之水，发源于绩溪县大尖山，水势澎湃、湍急激荡，曲折向东流去，环绕郡城西面，旁边四水向南流入新安江。郡城的建立，横跨山地、依傍水势，用来作为险固。余公居住在城西一带，南面对着水北的山，名叫阳城，是唐代方外之士许宣平隐居的地方。远远望去，几株高大的松树在山顶凹处，遗址还保存着。重重山冈、叠叠峰嶂，枝状相连，秀丽挺拔，前后跃动排列在眼前。古寺楼观、林间塔影、山岚翠霭，映入门窗、侵入屋檐，使人不知道还有城郭的隔绝、市场的喧嚣。余公平时无事，书籍便放在案几上，披读吟诵、抽绎义理，以涵养性情、消磨漫长白日。宾客到来，就整理衣冠相对而坐，谈论古今，评论人物，讲述典故，言辞铿锵清越，足以扩大见闻、振动视听，使人侧耳倾听而不知疲倦。每逢风和日丽，他便穿上野外便服，拄杖穿鞋自在游览，和两三个朋友俯临练溪清流，登上西水边的佛寺，探访城阳旧址，寻求方外之士的遗迹，登上紫阳高峰，访求朱熹考亭学说的余绪；有时倚坐怪石，有时坐在长林之中，唱和吟啸，直到日暮也忘了回去。从远处看他的人，只见他神情超逸、兴致高雅，仿佛图画中描绘的神仙；至于他内心所保持的洒脱境界，本来不是外人能够知道的。我曾偶尔到他的居所拜访，余公总是接待我，与我谈笑；有时置办酒席，虽然他自己并不嗜酒，却不厌倦同人酬酢。他宽厚平和、待人接物，大多如此，难道是几乎忘却了轩冕的尊贵，而崇尚高尚道义的人吗？当时刘时中一向仰慕余公的高尚风操，于是让县里的邵某描绘他闲居的情趣，并请文士作诗歌咏；余公又让我记述其大概。我想，襄阳是旧日的重镇，岘山、高阳池，是前人游览观赏的胜地，哪里只是练溪的数倍而已；但余公偏偏眷恋这里，是什么原因呢？大概襄阳是形势险要之地，是英雄必争之处，所以南北一有战事，往往就成为著名藩镇和重要重镇；它实际上扼守巴蜀的门户，控制江汉的要冲，是窥伺中原的咽喉。过去关公乘胜占据襄阳，孟德几乎想迁都避开；羊祜按兵不战，吴人已经因此寒心。这是豪杰之士割据觊觎的宏图，是骚人墨客感慨今昔、怀想古代的壮观，却不是安居退隐的地方。徽州作为郡，处在万山之间，偏僻地居一隅，是豪杰所不屑于争夺的地方；但山峰秀丽，水流环绕，泉水清澈，山石洁净，足以澄清心境、娱悦眼目、保全自身、避离尘世。因此黄山高峻，紫阳清幽，问政山宏阔深远，大多成为仙人逸士栖息游览之地。余公见识明断，果断勇敢地从仕途急流中退身，正合《易经》所说见到事机便立即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的道理；他把功名富贵看得怎么样，便可想而知了。既然如此，又是什么使他盘桓眷恋于此地，忘却故乡的胜景呢？一定就是这个缘故。因此记事写完后，我又为此作歌。歌说：练溪的水，杨之水，源头淙淙流淌，水流绵延不绝。筑起茅屋，靠近清澈的水；驾着我的小舟到渔梁，挥动我的衣袖到城阳。遥望岘首山啊，千万不要因此怀念故乡。

译《志古斋记》【贝琼】志古斋，是天台王蕴德收藏书籍、修养学问的地方。蕴德曾师从舒可立先生学习《诗经》，科举制度废止后，便一心致力于古文。他希望在先秦两汉文章方面取得进步，所以取昌黎韩文公的话来勉励自己。鄱阳周伯温为他书写‘志古斋’三个大字，他又请求我为此作记，于是我说：‘射箭没有比羿更高明的，但天下人不可能个个都是羿；工匠没有比般更巧的，但天下人不可能个个都是般。唐宋各家通晓六经、出入诸子，也都立志学习古文，却常常苦于古文难学。时代已经不同，才质又相差悬殊，怎么能勉强靠用力达到呢？’苏黄门说：‘文章不能靠学习就一定写好，但文气可以通过涵养而达到。这种气充塞上下，腾起可以成为银河，回旋可以成为风雨，迫近可以成为雷电，排列可以成为五岳，激荡可以成为海涛。人得到这种气，便在文章中发露出来；所谓气势充盛，言辞也就随着它一同充盛。’各家只要善于涵养自己的气，所写文章虽没有刻意求古却自然古雅；即使有高下轻重之别，也能够与六经、诸子一同流传而不朽，难道不是一代豪杰吗？我常常取来他们的书，熟读细玩。大体说来，他们立言不在于奇崛险峭，而在于平正流畅、值得观赏；不在于荒诞险怪，而在于丰厚充实、令人喜爱。这就是古人不可达到之处。古人虽然不可达到，却也有可以达到的地方；如果射箭一定以羿为目标，工匠一定以般为目标，希望就不算遥远了。像蕴德这样的人，如果志向如此，应该高高地以古人为目标，难道还会对今人感到不满足吗？可是，高台深屋同古代的巢居相比怎么样？齐地的绢、楚地的绢同古代的羽衣兽皮相比怎么样？玉杯象牙筷同古代以污樽盛酒、以破器饮酒相比怎么样？哀婉的丝弦、豪壮的竹管同古代的土鼓相比怎么样？为什么浮华的习气日益受到推崇，敦厚朴实的风气却遭到破坏？有人谈到伊耆氏的茅屋，便说简陋而不合制度；有人崇尚虞舜时代的陶器，便说质朴而不合时宜；有人喜爱周文王的卑微服饰，便说俭朴而不够华饰；演奏轩辕氏的《云门》，便说淡薄而不合音律。何况文章一旦变坏而流于下等，即使班固、司马迁驰骋其中，也一定会使人惊骇。这不是班固、司马迁的过错，而是时代所见不同。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立志学习古代呢？是怕文章合于古代，却被时俗认为有病。唉！起初我坐在这里这样说，蕴德又踏实行之，不因全天下人的非议而改变，这样才算得上古人。于是应他的请求把这些道理充分论说一番，只是惭愧自己对于古人的理解，不过像海中的一只小螺，尚未能穷尽无穷的道理。希望他再加选择。《黄山书舍记》【贝琼】江阴过去是常州所属的县邑。大江从岷山发源，向东流行万里，到达江阴，再流到海岸。江边的山叫君山，君山向东延伸，有一座高峻挺拔、与由里山、秦望山一同秀美高耸至半天的山，叫黄山。大概江阴是楚国分封春申君黄歇的地方，黄山因此得名；而君山实际上有黄歇的墓。像敔山、啓山、定山、华山，山势或向或背、起伏连绵，排列如屏、耸立如峙，都是境内的胜景；其中只有黄山最为尊大。江阴津南的张先生，元代时官至江浙行枢密院都事，离职十五年后，才回来祭扫黄山的祖坟，于是除去蓬蒿荆棘，栽种松柏，在山南建造别墅居住。早晨的山岚、傍晚的紫气连接窗户，江涛海雨震动案几席位。这地方尤其占据最优胜的景观，于是先生在此养老，再也没有出仕。先生的儿子张宣带领弟弟张完，每年以治理田地为业，上供给父亲洁净精美的奉养；有空就取出众圣贤的书来读，世间的繁华不进入耳目。因此将居所题名为‘黄山书舍’，并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我要说，黄山在吴越群山之中，就像邾、莒之于齐、鲁，若不是因为春申君，便不会闻名天下。唉，春申君也是战国七雄之一。当他才智显明时，游说昭王，挺身出来为君主效命，于是担任楚相二十五年；又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以门客相互倾轧，直到穿着珠履的门客有三千人，可以说盛极一时了。等到楚考烈王去世，他还想保住江东的封地，却不听朱英的话，最终受制于李园，自己身死，家族也遭诛灭，被天下人嘲笑；这又怎么能算聪明老成呢？上下相隔千年，黄山依旧如此，而一时的风流人物又在哪里呢？难道只是知道追求没有希望的福分，却不知道戒惧没有希望的灾祸吗？如今宣智并不是见识不周全，才华也不是不优秀。众人正想依凭风云以取得高位，他却退下来谋求一丘一壑，同幽人逸士为伍，甘愿处于枯槁寂寞之中。每天晴空高远、空气澄明时，观赏席帽山飞云，迎接石室山秋月，长歌《考槃》，超然放纵精神于尘埃之外；在他看来，淮北十二县的利益，几乎不足以换取这种快乐。假如春申君知道这种道理，那么在功成之后抽身退隐，孟尝君等人怎么能比得上他呢？可惜我被世俗事务羁绊，忙忙碌碌奔走于东西南北之间，不能跟随他选择居处，靠耕作和读书自娱，这是我的遗憾。日后我还应当放船经过黄山，拜访宣父子，举一杯酒凭吊古人，再提笔为此作赋，也还不晚。姑且写下这些，作为记文。《水云深处记》【贝琼】青林在华亭东南六十里，地势平坦开阔，没有大山，只有成丛的细竹和灌木繁茂交错，遮蔽映照，大概也是海边极其幽深险绝的地方。当地人在这里耕田放牧，虽然早晚劳作辛苦，脚胫磨出老茧、汗毛脱落，但都以当地的习俗为乐，安于自己的职业，和太古时代一样和乐。三吴的战乱也没有波及这里。我曾经穿过竹冈，越过黄浦，曲折向南，由横溪到青林，水路盘旋百折，像一条带子；船被石头阻住不能前行，直到傍晚等海潮上涨，四下徘徊，想到可以筑室读书来安逸地度过晚年，打算留下却没有做到。一天，曹士璜君派使者拿着图来给我看，他所居之处名叫“水云深处”，正是士璜的居所，实在占据了青林的胜景，并且请求我写文章记述它。我想，深水是鱼适宜游处的地方，深林是鸟归宿的地方，深山是虎豹潜伏的地方。水不深，鱼就会被钩饵钓出；林不深，鸟就会被弓箭射中；山不深，虎豹就会被陷阱遮蔽而杀死。因此，士人选择隐居之地，常常苦于地方不够幽深，而钩饵、弓箭、陷阱等外物又比这些更厉害。如今青林有众多水流作为屏障，可以垂钓游览；云气在这里出入变化，可以观赏而心生喜悦。

译而士璜托身于此，也已经幽深到没有人能够追踪他的行迹了。世人所说的秦人桃花源，又怎么能超过这里呢？大体说来，天地之间，百年之内，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适合自己的心意；能使心意舒适的，不在官印绶带，而在一丘一壑。愚昧的人正奔走于四通八达的大都市，急于推销自己，把谋求利益、攫取俸禄当作事情，奔向死地如同回家，岂不可悲！士璜如果真能忘却尘世，早早抛弃内外事务，每天划着孤舟同海边老人往来，暮色苍茫、星月升起时，就放舟于江流中央，举酒相劝；家童取出铁笛吹奏《龙吟三弄》，来应和巴地的歌，那么他寄托的兴致，岂不是高远又宏大吗？我将离开这里，去同他游玩，共同忘却自己于水云之外。这就是记。《芦轩记》【贝琼】天台李廷铉被贬到颍上时，每天在一间屋子里读书，心情安适而自得，又题名为“芦轩”。有客人经过并问他，他便说：“我所居之处没有美好的树木和奇异的花草，出门四望，天际与海相连，全都绵延着芦苇，无法看见尽头，所以用它来命名我的居室。”客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客人说：“唉！《江图》记载，芦洲到樊口有三十里，大多是沿沙滩的地方，适宜生长芦苇，却没有听说颍上出产如此丰茂。况且河南各郡，向来称为汝阴，西湖就在其境内。宋代欧阳文忠公确实喜爱这里的胜景，甚至老死于颍上而不再离开。当时苏黄门曾跟随欧阳公游览，写下《银缸画烛》诗，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够诵读。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人物众多、物产富庶，高门宅第相望，连接的桅杆和巨大的船舰随波上下，盛况大概可以想见。如今既已被兵乱摧毁，千里之内一片萧条，只有一个芦洲，想求得像欧阳公那样独享西湖风月的情趣，又怎么可能呢？”唉！东西二都的壮丽，计算起来比颍上多万倍；紫烟丹水，也突然变成狐兔出没的地方；金城五千步，以及连昌、绣岭相互掩映的景象，也都毁坏而不复存在。这是古今盛衰的变化，哪里只是对颍上的芦苇感到叹息呢？然而芦苇是微贱之物，烧作柴薪也不觉得可惜，砍伐它也不加禁止；假如有美好的树木和奇异的花草像从前那样可以赏玩，又有谁会取芦苇来标举它的鄙陋呢？人们取舍它，只是因为时下所见的情形恰好如此罢了。再看那芦苇成片成丛，到了经霜而枯、被风雨折断之后，散乱的花絮如同雪阵，纷纷交错；沙鸥和落雁栖息其间，几乎辨不清它们停在哪里，本来就有无穷无尽的秋日情思，不仅存在于潇湘、洞庭之间。看那些在春天争相荣盛、竞相散发芳香的花木，不过转瞬即逝，怎么能超过我所说的芦苇呢？廷铉一定已经从心中有所领会了。于是他把这些话告诉我，我深深赞赏客人懂得其中的道理，便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芦轩记》。《尊闻斋记》【刘夏】《诗经》三百篇，从前我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学习它。那时崇尚当今皇帝制定的制度，早晚勤勉地讲习传注。因此，记录经文、传述旧说的人会被主管官府取录，留下传注以外见解的人就会被黜退。考官完全凭借这一点来决定取舍；其中即使有人才华优秀、文章丰富，学问渊博、见识高明，只要所见稍微超出传注之外，天下人一定指责他说：“这是违背经书的规范。”说这种人专门名家，实在大错特错。用这种办法笼络、禁锢天下的高才之士，明智有见识的人大都不能超出这种格律。一旦在京师考试中选中，列入官员行列，君子便翻然抛弃从前的步法，就像脱掉破旧鞋子一样，于是学习作赋、作诗、写文章，用文辞来装饰自己。后来的士人如果再来请教从前应试取中的方法，他一定说：“我早就忘了。”我早就忘了。唉！圣人删定《诗经》，宋代的大儒先生传述《诗经》，难道是为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吗？他们背弃旧学，竟然如此迅速。即便如此，这难道是人的真情吗？这是因为学习经书的士人受制于君主创设的法令和父兄师长的考课，辛苦拘谨地执守学业，虽然曾经诵读圣人的经书，实际上内心并没有真正获得什么，因为内心所喜爱的并不在这里。穷究经书的士人，如果有的人内心真正以此为乐，吃得饱而忘记饥饿，快乐而忘记忧愁，可以同他共历患难而不后悔，可以同他共处贫贱而不怨怒，抱持这种志向终身相处也不厌倦，怎么会有背弃离开的道理呢？我刚到金陵时，郭士中在他家里的尊闻斋为我铺设床榻，请我一同研读《诗经》三百篇，我于是为他讲导，走在前面引路。方法是先读经文，后读传注；有时拿经文来验证传注，每天大致可以通晓十多篇，渐渐纯熟起来，气势洋洋、恭敬严整，像猛禽乘着凉风，像巨鱼纵游于广阔的深渊；最后通会三百篇，天地自然的秩序井然有条，如同三百位同宗亲族同堂共席，按左右排列而坐，长幼尊卑依次相从，各按昭穆、尊卑定位，血脉贯注，联系流通；天下的大法、天地的经纬，没有旁门小路，也没有多条岔道，车马四面通达，堂堂正正的大道，正是如此。士中说：“这些话快乐吗？”我说：“还不够。”优秀的农夫整理田地，把田垄横竖翻耕，拿锄头来回锄治七八遍，然后土壤才变得松软肥沃，植物才能滋长。唉！读书的方法也是这样，更何况穷究经书呢？每天夜里二更结束，我已经睡下，士中还挑灯吟诵不止。士中已经得到快乐了，大概可以尊重他所听闻的道理了。于是告诉士中把这些话写下来，用来记述尊闻斋，不也合宜吗？《野航记》【林公辅】范子俊是云间人。他厌恶居处狭陋，近来便到山中选择木材，到乡野寻找工匠，造了一只小船，船宽大约一丈，长度是宽的两倍多；船中放置古今圣贤的图像和书籍，以及秦汉以来的钟鼎彝器。他每天在沙洲浅滩之间泛舟，遇到山中老人和乡野人，必定招呼他们到船中饮酒，敲着船舷歌唱，仿佛世间事务不能羁绊他。人们都说他是在世外游历吗？我从扬子经过松泽时，正好遇见他，只见他的精神内蕴而充盈，显露在眉目之间。于是我和他并船前行，向他作揖说：“您住在哪里，为什么来到这里？”子俊说：“我居住在这里，把船当作屋子，把水当作地基，把曲折的岸边当作篱墙，把鱼鳖当作邻居亲戚。采芹菜水藻来煮食，舀取水波来饮用。”我说：“您的为人真奇特！古代圣人修建宫室，是为了居住安稳；制造舟船，是为了渡过危险。安稳的地方不能总不居住，危险的地方也不能频繁涉足。天下如此广大，深山大野之中，难道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可以藏身其中，却放弃安稳而趋向危险吗？也可以说您不善于选择了。”子俊说：“您知道屋室安稳，那我就请您说明它的危险。况且所修建的屋室，不在千户聚集的城市，必定在千户聚集的乡村；与它相邻的人，难道都是伯夷、柳下惠一类的人吗？

译还是也并非都是伯夷、柳下惠一类的人呢？用货物来乘载它，用贿赂来沟通它，用是非的桨来标划它，用机巧的舵来操纵它，张起贪利的帆，再用权势的桨来推动它，在昏暗无边的大海上漂泊；狂风怒涛从前后惊骇冲击，各种怪异之物杂乱而来，那么我的身体不被它淹没，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屋室即使安稳，居住在屋室中的人又在哪里呢？后代的人指着我的屋子经过，只会看见墙倒柱斜，鼯鼠乱跑罢了。如今我正遇到风平浪静，鲛鱼鳄鱼远远躲开，水流漫延千里，水花开放呈现秀色，清风吹来献上凉意；月色铺满水面，霜雪一片浩荡，眼界变换，精神融洽，还知道什么叫危险吗？由此看来，您所说的安稳未必全都安稳，所说的危险未必全都危险。”我离开子俊，于是划船而去。我感叹说：“这难道是学习道的人吗？我听说道德修养高深的人常常不与世人亲近，渤海以东、瀛洲之上，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贤人遇见他们可以飞升变化到云霄，下等的人遇见他们也可以得到长生久视的方法。像子俊这样的人，莫非有所遇合吗？不然，他的话为什么这样近于道呢？” 《清风楼记》【胡翰】赤松宝积观西廊有一座名叫冲和道院的地方，道士倪天申、赵子安居住在那里。他们的先师是竹林王君，王君的老师是石泉赵君，两人都凭诗歌闻名于方外。元贞初年，石泉曾和他的徒弟建造一座阁，名叫松花，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天申、子安又在松花阁后建楼，楼高三丈有余，横宽和深度也都五丈有余。工程完成后，他们取竹林所作的《清风集》来命名，并请吴德基君托我写记。古人称金华山又名长山，山脉绵延数十里，到赤松一带风气才融和。丹红的山崖、翠绿的石壁环绕会合，涧水潺潺沿山流淌，曲折前行，仿佛向左右回顾后离去。晋代黄初平曾在山中牧羊，就是这个地方。如今灵迹依然存在，道观的屋舍连接交错，各自占有胜景，而这座楼高居其上。我曾同德基登楼览胜，看见群山诸峰，高的耸立，侧的像踮脚，前面的俯伏，后面的奔赴，矫健如鸿雁受惊，迅疾如狻猊发怒，又像人拱手站立、树立圭璧，想赶快数清也来不及。早晨的霞光和傍晚的烟霭，明暗变化如吐纳；成百上千株大松，枝叶铺展如车盖。其他奇树异草，往往也不是人世间可以服食的东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章〕 山雨过后太阳出来，清爽明朗而浓烈芬芳的气息扑面而来。楼北有万竿修竹，像碧云和苍雪一样，经历寒暑而不改变；远望它们有太古的气象，使人不敢轻慢。鸟儿在茂密的竹林中嘤嘤鸣叫，鹳鹤突然飞起，清风飒然，时时缓缓吹来，不猛烈也不昏暗，轻快地吹拂，草木随之摇动，山涧峡谷相互应和，声音杂然，像琴瑟笙筑引来金石而敲击，有时鸣响，有时停止。我回头对赵子安说：“风真美啊！它在天地之间往来升降，随着四时运行浮游回旋，能够鼓动万物的造化，举起宏大的事物；人突然遇到它，会感到欣喜、惊愕、悲伤、感慨。它的变化无穷无尽，那么是谁在吹拂它？是谁在鼓动它？我和你都无法知道。”面对高爽干燥的地方，处在空旷无边的原野，在台上观览，在河川中游赏，吹奏南风，吸取它来疏通洗涤世间的污浊，由此来使一时的胸怀畅快，那么人们就可以取来享受它了。天下的事物，既然人可以取用，所以我就取用它，并不与它争夺；既然人可以从中得到快乐，所以我就从中得到快乐，没有什么不足。如今登上你的楼，俯仰于山水之间，敞开衣襟坐着，飘然像蝉蜕成仙，仿佛抚有整个宇宙，向来就是靠这种情境。所以众人都把万物当作外物，而我唯独同造物者交游。世人说神仙喜欢居住在楼阁中，莫非会有神仙乘着清风从寥廓之中到来吗？我仰慕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却没有机会见到，偶然能够同你们二位在方外相从。天申愿朴厚，子安聪敏而喜好修养，都能够成就他们老师的美德。我每次遇见他们，子安总留我饮酒，举起大杯，一饮而尽，纵情交谈，大笑不止，看他的胡须仍然乌黑。有人怀疑他就是神仙。《悦亲堂记》【胡翰】越国公胡公镇守金华时，他的内弟马克敏确实隶属于他的部下，偶尔向胡公请求，希望脱离军队，迎接母亲来奉养。胡公听从了他，这件事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他将要收拾行装回淮南，告诉妫仲子说：“含山是我的故乡，遭逢兵乱，我们兄弟三人抬着母亲到广陵避乱。不久，兄弟三人都死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才能救济。上天没有抛弃我们母子，渡江南来，唯独依靠越国公，才到了今天。如今又遇上海内统一，朝廷下诏，凡是因战乱迁徙的臣民，全都回归本乡，恢复原来的户籍。我将要入籍，成为含山的百姓了。奉母亲起行的日子也近了，希望先生教导我；这样，即使我不再同各位将领奔走疆场、拼死效力以求取功名，不能像世人所谓的豪杰那样，我退下来接受圣人教化，在乡人中不失孝友之名，也就是先生赐给我的恩惠了。”妫仲子说：“士人离开故乡，就像大夫离开宗庙、诸侯离开社稷，难道是他们愿意的吗？不能被君主任用，就离开；国家发生变故，就离开。没有像今天这样天下大乱、父子兄弟不能聚居一室的情况，所有人都是如此。在异乡没有斧资，只能相互依靠、勉强保全形体，不被人俘虏拘系就算幸运了。想要保全自己的家庭，孝敬奉养母亲，让母亲甘愿享受轻暖的衣服和适口的饮食，优游于早晚之间，却不知道安居故土已经很久，也不知道登高望父的悲哀，这种情况一千件中也难有一件。何况经历大战之后，又看见太平盛世，迅速回到旧乡，最终恢复祖先传下来的产业；亲戚故人在乡里互相庆贺，在堂上拜见母亲，举酒祝寿，这岂只是使枯骨长出血肉，简直是获得了重生；这种情况万件中也难有一件。然而我在克敏身上看到了它，克敏要回去了。我听说含山原是龙亢县，有鼓山的胜景和东关的险要，风土气候距离中原不远。魏晋以来，南北豪杰交战，往往都在这一带；如今那里无不成为丘墟，丛生的荆棘遍布，鸟兽聚集，霜露蔽塞，四望一片苍茫，想寻找旧日遗迹，却完全无法辨认。那么凡是富贵功名，人生凭借它来荣耀自己、依靠它来寄身于天地之间的东西，究竟怎么样呢？所以君子的道义，不会用天下的权势来交换自己性情所珍贵的东西。人一出生而有知觉，就知道爱自己的亲人。不幸遇到变故，而有幸不失常道，这都是天意。上天因此厚待你，你却不能尽到自己的道义，是不可以的。尽到自己的道义，就是使自身诚实，使亲人喜悦。我还能增加什么呢？” 请从孟轲的话中加以征引，用“悦亲”来命名这座堂，并为它歌唱道：“多么轮美，多么焕美，我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只愿用它来奉养我的母亲！愿母亲长寿、安康、快乐，并有孙子。”这算是说给你的吗？

译《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九，余姚黄宗羲编，记三 居室 《学士亭记》【方孝孺】贤哲处身于世，怎么可以只根据外在行迹来评论呢？在草创混乱的时代，世道衰败，道义受阻，怀抱经世治国的志向却无法施展，怎么能够舒展心神、抒发情志呢？所以有的人放纵行迹于江海之间，有的人在山林中修养操守，寻找那些遗世忘累的士人同他们交游。他们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是追求这种人的道术，大概只是把行迹寄托在外物上罢了。如果拘泥于行迹来评论，怎么足以知道贤哲的用心呢？元至正年间，有位大儒先生，太史公从金华出来，以道德性命和经世济民的方略为学问。学业完成后四方战乱兴起，天下大乱，太史公知道无可奈何，便往来于山水之间，著书自娱。当时乌伤圣寿寺有千岩大师，磊落豪迈而善于谈论，喜欢同儒者交游。太史公时常去同他交谈，往往连日连夜不停。当他心情舒适时，有时携杖登上高岭，看云气升起；有时躺在石床上，听泉瀑的声音。过了很久便大笑着告别，告别后又回来找他。人们见到这些情形，以为太史公喜欢听千岩大师讲道，哪里知道太史公的真实心意呢？等到真人登上帝位，天下安宁、四海平定，太史公应聘出仕，在朝廷任职十九年，历次升迁做到翰林学士承旨。六十八岁时，辞去政务回乡。这时千岩大师也已经圆寂很久了，龙门海禅师又主持圣寿寺，认为这座寺院是太史公曾经游历的地方。于是于洪武八年某月，在寺院南面建造学士亭，以太史公的官职命名；这座亭子就是为太史公而建的。海禅师因为我曾跟随太史公学习，便让我记述这件事。我想，从前贤者同方外之士交往，如陶彭泽同惠远、周元公同常总、欧阳文忠公同居讷，都是有先例的。陶彭泽只在虎溪一笑，周元公用鸾来命名溪水，用青松来命名社团，却没有听说他们有所建造。欧阳文忠离开后，寺僧某人在寺中建亭，用欧阳公的别号命名为“六一亭”。不过亭子建在欧阳公身后，欧阳公没有来得及看见。如今海禅师趁太史公还乡时建亭，亭子建成后太史公身体强健，精神康复，乘轿来亭中游览。这确实是古代没有而今天仅有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加以记述呢？然而《六一亭记》是欧阳公的门人苏长公亲自记述此事，文章流传下来，所以事情也著名。我卑微而愚昧，哪里敢僭越冒犯，玷污伟大的遗迹呢？即使如此，太史公的行迹后世必定有人知晓，并不需要依靠这篇文章；但文章用来说明太史公的志向，我本来就不能推辞。《巾山草堂记》【方孝孺】越过浙江向东，有许多大山。东南直到海边，尤其秀丽绝伦。其中最著名的有天台、四明、雁荡、天姥，都高耸空阔、险峻陡峭，是天下的奇观；踪迹仿佛蓬莱、方丈，名声传播到四方。选择幽静之处、探寻胜景的士人，自然应当乐意前往。然而住在它们旁边的人，往往一生也没有去过一次，难道是因为山势高大，不容易攀登仰望，所以把它们放弃了吗？台城中有一座小山，独立而圆润秀美，苍翠润泽；远远望去，好像人的弁冠。人们于是称它为巾山。山上有美丽的楼阁屋舍，凡是来到郡城的人，没有不去游览的；凡是住在山旁的人，也一定搭建高架远台，来收取早晨山岚、傍晚烟霏的奇异姿态。大概因为它距离近而且不高，其中蕴含的景致容易看见，到了那里尽情游览也不困难，所以众人都乐于观赏。卢处士定谷的家正对着此山，便把他的堂屋命名为“巾山草堂”。定谷懂得读书，明白义理，才智可以任用，却安静淡泊、不与人争竞；他并不是甘心满足于卑近之处，难道是心中已有所得吗？事物无论大小、高低，本来都不值得比较。天下最为高大崇高的，没有超过道的；而卑下近处的地方，道也未尝不存在。害怕困难而安于浅陋，固然不可以；但忽视细微近处而仰慕高大遥远之物，难道又可以吗？所以顺从亲长、谨慎言行的事情，并不遥远，而人的本性和天道也不在其外。尧舜之道与天相合，而谨慎说话、慎重行动，也可以逐渐达到。巾山岩壑的盛景，比起天台、四明来固然有差距；但它对人心的感染以及人们对它的喜爱不厌，究竟有没有不同呢？还是没有呢？定谷一定能够认识其中的道理。从前壬戌年七月十五日，我和叶夷仲君、张廷璧君、林公辅君、陈元采君连夜登上绝顶，饮酒望月，纵谈千古，整夜没有睡。我对叶君说：“从前苏子瞻夜登黄楼，看见王定国诸公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认为李白死后三百年没有这样的快乐了。今天这种快乐，又是子瞻死后三百年也不会再有的了。”诸君都大笑。回头计算那时，忽然已经过去十五年，如今还在世的只有我和张君、陈君。两位也将老了。我被职业所系，远在数千里之外，不能归来；那么写定谷的草堂，怎么能不感慨呢？定谷有个儿子名叫信，谨慎聪敏而喜好文章；他还应当告诉山中神灵，等我东归以后，再约同志重游，借此遍览海上的群山，来尽情观赏宇宙的壮丽景象；这样的快乐，大概还没有穷尽。《适意斋记》【方孝孺】富贵达到将相的极点，财富累积到万金，喜怒可以使人一时荣耀或受辱，出仕或退处关系到天下的轻重；华美珍丽的东西不必求取便自行来到，令人身心快意的供奉争相在面前效劳。这是众人自以为适意的生活，而隐居慕义的士人会从中取得什么呢？种植、砍柴、捕鱼来养生，弹琴、读书来养心，在山泉丘壑之间自由来往，吟咏歌唱、谈论辨析来抒发兴致，抛弃俸禄利益而不顾，遗弃万物而独立自守；他们的适意也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圣人君子仍然认为这太狭隘。上天赋予我的才能，应当把它培养到完善；上天赋予我的知识，应当使它达到明彻；上天赋予我的行动，应当使它达到笃实。若被当世任用，就使阴阳寒暑运行得时，日月星辰各循其度；使九州四海中年老、残废、孤苦、弱小的百姓无不得到自己的愿望，使鸟兽鱼鳖和草木等一切有生命之物无不顺遂其本性。若当时不能被任用，就把道理写在书中，传给天下后世，使伦理纲常端正、礼义得以实行，使奸邪消除、祸乱止息。劳心苦身，没有空闲自我享乐，却把众人的安危当作自己的喜忧，把天下安宁、风俗美好当作适意。像这样的人，对于富贵的快乐固然不忍心享受，又怎么忍心只让自己一身快乐而自我满足呢？

译这就是圣贤有功于世的地方，不是有志向的人就不能学习。浦阳黄仲昭君，才华优美而且很有文采，官府多次征召他，他都推辞不去。建造燕休斋，同士友讲学习道，把它命名为“适意”。人们把仲昭看作隐士，而我私下却对此有所怀疑。人的性情并没有相差得太远。有人拿着瓢在门口呼喊，即使给他八珍美食，他也不知道其中的滋味；穿着破旧毛褐、衣不蔽体的人走在路上，即使给他锦衣狐裘，他也不知道其中的温暖。人不能实现自己愿望的情况很多，仲昭难道能够独自适意吗？天下不能治理好，不只是因为政教没有修明、法令禁令不严密，也因为做官的人只顾富贵而忘记百姓，隐居的人只顾私人的安逸来保全自身，那些苟且鄙陋、贪冒无耻而不懂圣贤之道的人造成了危害。我才智不敢希望达到圣贤的程度，但不敢不努力。圣贤的事业，几十年之间，或许可以看见一些成效。兵革不再使用，百姓安居乐业，没有饥寒劳苦的叹息，这难道不是我和仲昭适意的时候吗？浦阳是我游学的地方，故旧宾客留在那里的人很多。到那时，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乘一辆车往来，同他们一起讲说唐虞三代的道理，以此庆贺天下；一切大概必定从这里开始。《全乐斋记》【方孝孺】内心没有惭愧，在忧戚、爱慕、怨恨中仍能快乐，是以天资从外物中取得快乐，是以人为快乐。天下的事物没有一样不可以使人快乐；但如果认为没有什么可乐，只是一味依靠外物，那么这种快乐终究会有穷尽的时候，我对它的快乐也会有厌倦的时候。华崇奢侈、妖艳珍怪的东西对于眼睛，繁杂悠远的声调对于耳朵，肥美坚实、安逸滋养的东西对于身体，都可以使人快乐，也可以使人悲伤。众人以它们为乐，君子却会嘲笑他们。君子所乐的，是保全上天赋予自己的本性，不让人为的欲望掺杂其中；探求它，要达到最明彻，践行它，要达到最诚实；持守它并实行下去，直到长久而不停止，那么天地的运行、寒暑的踪迹、万物的情状，全都是我的快乐，哪里像依靠外物那样浅薄呢？那些一时快意、心意舒适、自以为快乐的人，只要快乐的事物接连来到面前，就认为天下所有快乐都不能超过它；等到安静下来仔细思考，凡是他们曾经快乐的东西，都足以使人惭愧悔恨，哪里有片刻真正的快乐呢？古代圣贤用尽一天的力量，常常好像还来不及，只是为了寻求本来就有的快乐罢了。不因困厄或显达而动摇内心，也不因困厄或显达而改变自己的快乐，这才是快乐的极致吗？浦阳黄资安君资质美好、修养纯洁而明白义理，居住在一间屋子里，穿布衣、吃蔬食，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自我适意的东西，但内心独自以此为乐。他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全乐”，并请我写记。凡是人的内心有所快乐，嘴里未必能够说出，何况是您的快乐，我怎么能够说清呢？然而天下的道理是相同的，古今人的本性也是相同的。我向上探求千年以前的情形，舜弹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曾皙游泳咏歌，这些进入我心中的感受，就像从我自己心中产生的一样，何况对于您呢？我试着同您登上浦汭的高丘远望：那些繁荣与衰败的事物，究竟是为什么呢？触动我耳朵的是什么声音呢？运行于天地之间、无穷无尽的晦明燠寒，是什么气呢？那些流动而远去、挺立而排列的事物，是谁使它们如此呢？苍茫地退隐、倏忽变化的万物，又是谁在主宰呢？请您为我说说这些，我将取琴来弹奏。您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的快乐同舜、颜子、曾皙的快乐，是相同呢，还是不相同呢？这是人的快乐吗？还是天的快乐吗？您一定知道了。我哪里足以参与听闻呢？《棠溪书舍记》【方孝孺】浦江以东有个地方叫棠溪，我的朋友乌伤刘养浩君在那里筑屋讲学。养浩向太史公学习，擅长写文章，在四方很有名；年过四十，志向一点没有懈怠，反而更加坚定。养浩对我说：“我曾经从事学习，请您为我记述此事。”唉，学习难道是容易进行、容易知道的吗？不是真诚从事学习的人，不足以知道学习的道理；不是真正知道它的人，也不足以谈论它。说到了却没有达到，知道了却没有明白，都是没有尽到学习之道的人。古人从事学习的情形，可以看见。那些幽深奥妙、难以言传的道理，虽然不能用语言传授，但从来没有道不足以周遍万理、才不足以用于天下，却可以成为圣贤的。孔子门下，像子羔这样的人，考察他的行为，可以说是有道的君子了，但孔子却鄙视他，认为他愚笨。像仲由这样的人，可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却被孔子斥为粗野。这是因为子羔相信道却才力不足以实行，仲由才力优长却未能听闻大道；他们都偏滞在一端。后世学习圣贤的人，既不能得到圣贤学问的整体，高明宏达的人专门追求功业而过于疏略，纯厚谨慎的人专门攻究义理而局限于卑弱怯懦。疏略一类的人必定流于欺诈，卑懦一类的人必定流于呆滞。自汉代以来，没有不落入这两条道路的。过去的大贤担忧这种情形，于是把自己的学说写在群经之中，对天地之理作了极其深入的探究，对细微之处作了极其精细的分析；精深方面讲性命，粗浅方面讲事务，没有不揭示出来给人看的，使学习的人可以按照书本而踏入圣贤的境域。这样看来，本来应该容易了，但最终却没有人真正达到。有志向的人少，满足于小成的人多。谨慎说话、笃实行事，只是学习中的一件事罢了。古代普通人都这样做，却不认为这是奇异的；如今有人能做到这样，人们就把他看作圣贤，而他自己也以为已经获得圣贤之道。文辞言语，只是道的余绪和工具。古人从来没有把这些当作学习，而后世的大儒君子，若舍弃这些，便没有办法说明这种学问为什么会坠落而无人挽救。我曾认为，当今之世如果没有杰出雄伟的人才出来修明孔孟之道，就不足以挽救俗学的弊端，使百姓重新看见三代盛世。以太史公这样的贤才，难道对从事学习的人没有期望吗？这是我和养浩应当共同努力的地方。一个人有美好的才华已经很难，以美才而得到良师又更难。如果不以圣贤为准则，难道不可惜吗？所以我把大的道理告诉养浩；至于文章辞采的事情，本来就是养浩所知道的，我不敢用来教告他。懈怠荒废，是学习者的敌害；时时勤敏，是学习者的方法。不勤敏，没有人能够学习成功，圣人也是这样。孔子喜好古道，勤敏地求取知识，就是这个道理。弓箭的机括张开后，不敏捷就不能发射；车轮车舆的砍削制作，不敏捷就不能完成；捕捉猎物、奔驰追逐，不敏捷就不能获得；分辨争议、审理诉讼，不敏捷就不能取胜；文章政事，不敏捷就不能精妙。即使是凝神专注于小技艺，凡事也都是如此，更何况学习圣人之道，难道不是这样吗？尧兢兢业业，舜勤勤恳恳，皋陶赞助不懈，禹孜孜不怠，汤每日自新，文王勤勉不懈；即使是圣明的帝王，也是如此。《说命》说：“谦逊自己的心志，务必时时勤敏。”如果没有唯恐赶不上的心志和力量，偶尔又被懈怠荒废所阻隔，那就是中途自画界限，就像山路被堵塞；以前的功夫会废弃，徒然有过一时的勤敏，难道不应当警戒吗？世间明察勇健的人，一旦在功名文章方面成为杰出人物，内心羡慕艳羡，忽然便仰慕追赶，效法而趋从。刚开始的一瞬间，初心刚刚发动，像火焰熊熊，像水流荡漾，从来没有不锐利而勤敏的；拿起书卷，手翻眼看，仿佛要把它吞食；声音洪亮清越，读了还不到几页，却像三军败退、卷起铠甲、扛着兵器回头奔逃一样，仍然被威势所胁迫而强忍着读下去。

译读完几页，心力都已经疲困，昏昏然叹息着放下书卷，像水火耗尽而停止的情形，非常多。其他人挥笔写作，墨色忽浓忽淡；在宴席上谈论礼乐，忽然像雷鸣，忽然像电驰，忽然又像青蛙一样停止，虽然外表羡慕，实际上仍然如此。何况圣人之道，难道是能让那些人真正羡慕爱好的吗？于是吃一顿饭便想起尧舜，放下筷子而摆出庄严的姿态；饮一杯酒便仰慕孔子，可酒一下咽就成了阳货那样的人；这种情况还少吗？这样哪里是在学习呢？所以学习在于勤敏，勤敏在于时时如此。没有什么道理不勤敏，没有什么事情不勤敏，没有一时一处不勤敏，这才是学习的方法。怎么可以片刻懈怠荒废，让它成为学习的敌害呢？我一生没有不勤敏的时候，用力量勤敏地办事，事情就能成功；用心力勤敏地立志，志向就能实现；心与力量都勤敏。自从懂得道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圣人所立的志向，浩浩荡荡，我还没有窥见它的边际；但仍勤勉不止，不能停止用力。这难道是一朝一夕勤敏追求就能达到的志向吗？郭君某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时敏”，本来是要以此求学圣人、勉励自己。我很高兴同他一起从事此业，请借这个道理把它记在墙上，希望早晚可以互相讲习切磋。书斋在居所西面，刚刚修葺完毕。抬头有山，低头有泉；左右有琴瑟、诗书、字画和器物，大都粗略足以赏玩自适罢了。其家自宋代居住在东梅以后，隶属吉州吉阳门，世系出自汾阳忠武王，是其三十六世孙。《予庄记》【吴溥】予庄距离城南只有十五里，乘船行走道路迂曲，就要多走一倍。这里四面都是山，面朝流水，田地环绕；四周挑运粮食的人不出百步之外，偏僻幽静而深邃，最适宜隐居。这里山势低矮，但樵夫牧人不断来往，山上常常光秃；水清而且寒冷，没有大鱼；土地贫瘠，不很适合耕种，劳力辛勤而收获微薄。富人多不愿意要它，被弃置而无人购买已经几十年了。我最初从陈氏那里得到它，询问它名称的由来，陈氏说：“这里适宜生长榆树，晋代有几株古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有人说：“前朝时有俞氏居住在这里，所以得名。”我说：“怎么知道不是上天遗留给我的呢？”天下的事物，如果不是属于自己的，终身盼望也不能得到。这座庄园，隐士不愿居住，富人不想居住，出售了几十年最终却归于我。日后营造退隐居所的打算，将要在这里托付了。这无疑是上天遗留给我的，应该命名为“予庄”。凡是溪山、泉石、涧壑、田野、道路、桥梁、台榭，全都随着它而称作我的。过去柳子厚住在冉溪旁边，给它加上不好的名称，叫作愚溪；元次山喜爱祁阳的水，占据而独自拥有它，叫作浯溪。他们改换名号、改变称呼，喋喋不休地曲意寻找言辞来解释。我的庄园距城南仅十五里，若乘船前往，因为水道曲折迂回，路程就要加倍。这里全是山地，田地面临流水、四周环绕着山岭，四面挑担运送粮食的人走不过百步，偏僻幽静而深邃清美，最适合隐居者居住。只是山势低矮，山上的砍柴、放牧从未停止，因此山顶常常光秃秃的；水清澈而且寒冷，没有大鱼；土地贫瘠坚硬，不太适合耕种，辛勤劳作却收成微薄。富人多半不愿要这地方，荒弃而无人购买，已经有几十年了。我起初从陈氏那里得到它，问这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陈氏说：“这里适合种榆树，晋代曾有几株古榆，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有人说：“前朝时曾有俞氏居住在这里，所以得名。”我说：“怎么知道这不是上天遗留给我的呢？”天下的事物，假如不是本来属于自己的，即使终身盼望，也无法得到。这座庄园，隐士不能居住，富人又不愿居住，出售了几十年，最终却归于我。将来谋划退居之所，大概就要把它托付为归宿了。毫无疑问，这就是上天遗留给我的，应该命名为“予庄”。凡是溪流、山岭、泉水、石头、沟涧、山谷、田野、道路、路径、桥梁、台榭等，全都随着这座庄园而归我所有。从前柳子厚居住在冉溪旁边，嫌它名称不好，便用坏名声来玷污它，称作“愚溪”。元次山喜爱祁阳的水，占据那里而独自享有，称作“浯溪”。他们更改名称、另立称呼，喋喋不休地牵强附会，曲意编造说辞。当时当地的百姓，听到这个名字，虽然嘴上不能说什么，但怎么知道他们心中不会有人愤怒并且怨恨呢？我把自己的名字取作“庄”，其中虽然另有寓意，但名称仍沿用旧名。住在旁边的百姓质朴粗拙，多数不识字义，听到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非常惊骇。将来我辞官归乡，我料想拿着耒耜的人会高兴地跟着我耕田，拿着网罟的人会高兴地跟着我捕鱼，拿着斧头的人会高兴地跟着我砍柴，以及那些在时节伏腊祭祀、喜宴、防笑语和歌唱时的人，也都会高兴地只跟随我。这样看来，寻找对我愤怒、怨恨的人，一定很少了。这么说来，“庄”这个名字对我，难道不比“愚”和“浯”更好吗？有人说：“自从有庄以来，地方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地方的主人屡次更换。知道而且可以数出的有几个人，不知道的则无法一一细数。百代以后，怎么知道这个名字不会改变呢？”我说：“你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柳子取名为‘愚’，元子取名为‘浯’，一旦改变了万古流传的名称，却还是不能更改。如今我沿用旧名，又没有使名称变坏，并且与乡人共同使用它，谁会去改它呢？至于土地溪山所拥有的东西，我尚且不敢保证，更何况我的子孙呢？人们得到它，又由人们把它交给我；这样说来，这座庄园本来仍然是我的。于是写下这篇记。《杞菊轩记》【孙作】赵郡苏先生为躲避战乱来到这里，中吴的士大夫争相登门拜访，于是建造一座轩来接待宾客，四周种植枸杞和菊花；给轩题写了匾额以后，又嘱托我为它写文章。考察枸杞和菊花这两类植物，枸杞就是今天的枸杞，菊花就是今天的甘菊，而菊花尤其品种繁多。其他如马蔺被称作紫菊，瞿麦被称作大菊，旋覆花被称作爱菊，民间都把它们混同为菊花而杂食，危害甚至有杀人的惨剧。有人说，只有真正的菊花能够延年益寿，功效与枸杞没有不同；那么真正的菊花正是甘菊。世人用它的嫩芽作羹，用它的花入药，《本草》也说服食它能够使身体轻健、延年益寿。自从天随子采摘它们供置于杯案之上，这两种植物才开始受到重视；然而它们的滋味还只是仅次于肉食。到了东坡老人在胶西任职时，斋厨空空荡荡，实在难以忍受这种困苦，他每天沿着废园寻找枸杞、菊花来吃，摸着肚子笑说，那么它们的用途几乎可以同谷粟相比了。凡是对人有益、适合口味的东西，如果不幸得不到贤士君子的赏识，即使是猩猩唇、豹胎，也会味同腊毒；而椒、兰、桂、蕙，也会被降到茨棘之下，更何况只是枸杞和菊花呢？所以士人的议论难以违犯，即使郑子产这样贤能的人，曹孟德这样奸诈的人，最终也不敢因为个人声望而废弃清正的舆论。更严重的是，布衣之士掌握着取舍人物的权力，确定国家的是非标准，以此关系国家的安危。

译这样看来，事物的贵贱，难道不是由于人对它的废弃或推举而决定轻重吗？先生对人物不分贵贱大小，凡有所采择，都加以成就；从他的言论来看，即使与天随、东坡的才华见识相比，即便是一草一木，也没有不合乎公正是非的。如今又考察他的嗜好，把它列在两位贤人的门下，这才知道先前所说的相同之处，更加确信并没有错。我居住在秀州南湖，每天和二三位朋友诵读《杞菊赋》来忘掉肉食的滋味，已经很久了。近几年田地歉收，到了春天农民只能吃麦叶，也许上天正显露出它的珍贵，用来帮助百姓；那么神灵般的功效，将不会只在洗髓伐毛之后吧。于是再次为它写下这篇记。《书画船记》【黄淮】陆地上乘车舆、骑牛马，水上乘船，这是古代的制度。我自从初次做官以来，担任过两制官职，四十多年间，早晨进入宫禁，侍奉帷幄，傍晚才回到官署，间或曾出使齐鲁；因此乘车骑马的日子多，而乘船的日子大概很少。近来因称病辞官回到故乡，连续几年入朝觐见，逆江而上进入淮河，到达防通，非船不能行。居住在乡间隐退，往来于祖坟之间，在湖山之间一定要乘船，这同在职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也是形势使然。我们乡里湖中的船十分狭窄，用缊竹作篷，而且容易损坏，我私下常以此为忧。今年棐槃二位先生认为我年老力衰，原来的轻小破船不足以渡行，愿意另造一条新船，船身颇为宽广，船板上加盖以遮蔽风雨，两旁开窗以便观览；同客人泛舟可以摆下十多张席子，中间设置小榻，独自出行也可以用来宴饮休息；船后开设厨房，可以供应茶饮。他们为我考虑得非常周全，也体现了子女对父亲的至情。过去米元章把自己的行船命名为“书画船”，直到今天仍被传为美谈。我同米元章相比，实在不能为他效劳；但儒者出入必定把书画一同携带，借这个名字来自我比拟，也没有什么不可。我曾读欧阳文忠的《画舫斋记》，开头追忆被贬为官、远行跋涉，触犯蛟鼍，冒着波涛，睡觉时惊惧，梦中也惊骇；结尾则羡慕那些逃离尘世、置身江湖之上的人，他们顺着风、面对平静的水面，傲然枕席而卧，一天可以行千里。回头看自己，有些事情还来不及做；如今既免除了蛟鼍波涛的危险，又没有顺风日行千里的遥远路程，只在澄澈美好的天空下，于近处徜徉。岸边的草、汀洲的花在前后迎送，足以使我的眼睛愉悦；渔歌和棹歌交相响起、彼此应答，足以使我的耳朵满足。耳目各有适意之处，气息舒展，精神畅快，快乐得陶然自得。于是弹琴赋诗来抒发兴致，或者同宾朋下棋、传杯饮酒，互相唱和欢笑；同那傲然枕席而卧的人相比，究竟谁优谁劣呢？如果不是获准辞官归来，乘车骑马，追随公卿之后，虽然也算荣耀，但并不适合我这个病弱之人，哪里谈得上快乐呢？这些全都是皇上的恩赐。皇上的恩德如同天然生成，语言文字哪里能够全部叙述，姑且记下我所能遇到的，用来庆幸自己罢了。《皆山轩记》【胡广】国家在滁阳设置太仆寺，以总管江淮各地牧养马匹的政务。圣明天子即位后，尤其重视这件事，于是选拔贤能之人，授予他这一职务。吴侯吴鉴出身将门，魁梧杰出而富有才气，被提拔为太仆寺丞，治理事务有法度，总是以古代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肯施行苟且的政务。近年来马匹大量繁殖，公家和私人都很富足。吴侯尤其喜爱学习，在公务闲暇时就赋诗作画自娱，曾在官署一侧建造几间房屋，作为宴饮休息之处；引酿泉水成为水渠，曲折流到屋外。抬眼望去，丰山、琅琊山诸峰环绕排列，远近山峰各自呈现奇异秀美的景色，隐约出没于烟云迷蒙之间，而且早晚景色变化无穷。于是取用欧阳公的话，将它命名为“皆山轩”，请我写文章作记。滁州的山水名闻天下，大概是从欧阳公开始的。欧阳公在滁州任太守时，在山水之间修筑亭子，每天同滁州人游玩并以此为乐；他回望清流关，想到宋太祖曾在滁州东门外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擒获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凤，便寻访当年的遗迹。然而百年之间，旧日的老人已经全部去世，只能茫然看见山高水清；当时能够让滁州人享受这种快乐，究竟依靠的是谁的力量呢？滁州人未必知道这些，而欧阳公却把这些告诉他们，他的忠厚实在到了极点。我认为如今的滁州，不能同昔日相比。我的太祖皇帝从淮甸起兵，由滁阳奠定帝业，号令一出如雷霆震动，群策群力纷纷响应，英雄豪杰被荡平清除；近年昏昧的风气已经振作起来，典章文物达到盛大境地。神圣的功德同开天辟地一样盛大，哪里只是平定一座城、擒获一两个将领所能相比呢？从前滁州处在战争之中，是用兵的地方；如今成为方圆千里的京畿之地。凡是能够居住在这里的人，抬头俯视山川，都会仰思太祖开拓、平定和治理天下的功业；当时的老人还有活着的，都能讲述那盛况。何况草木云霞繁茂葱郁、光彩灿烂，五色祥气凝聚成龙的纹彩，结成凤凰的光彩，彩虹般的旌旗和翠色华盖仿佛就在眼前；那么从前只能看见山高水清的人，已经茫然无知了，又哪里知道要等到今天才有这样的盛况呢？过去有人看见山河而追思大禹的遗迹，是因为大禹的功业盛大，所以人们不能忘记。我太祖的功德卓越，冠绝万世，是天下人所仰赖的，因此人心也有不能忘怀之处。何况吴侯身居这个地方的官职，优游无事，享受雍熙太平的盛世，他的感动仰慕之情，应当怎样呢？我知道吴侯一定会修养德行、勤勉尽职，想着报答国家养育百姓的深厚仁德，这大概就是吴侯的心愿。何况吴侯的父兄都曾攀附皇帝、取得功名，吴侯又应当想着振兴家声。将来如果听到他忠孝的名声，那么这座轩和滁阳的山水，就会长久争相增添光彩了。我私下庆幸自己同吴侯共同遇上这盛大的时代，所以恳切地为他陈说这些。《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余姚黄宗羲编，记四 居室 《楮窝记》【梁潜】永乐七年秋天，我同翰林编修朱公文冕一起奉召来到北京。到达五云坊东面后，找到房屋居住，但房屋紧迫地处在车马尘土喧闹之中，睡卧起居之外没有一尺空地。再加上邻近有酒店，歌姬舞妓从早到晚喧闹不止。文冕对此很忧虑，却没有办法，于是背向街道，另行安置房门，从另一条路出入，以稍稍隔绝市场的喧闹。他又嫌房屋没有装饰，便把芦苇秆捆扎起来架在座位上方作为天花板，再覆盖上楮纸；墙壁左右也用楮纸涂贴。他又朝向光亮处开楮纸窗，楮纸洁白明亮，窗户又十分通透，于是整个房间都明亮起来，清晨的阳光照到哪里，角落深处都一片雪白。进入其中的人，看自己的面貌也显得洁净明亮，众人都惊讶而感到奇异。粗俗的仆人和顽童从旁边斜眼窥视却不敢进入，清雅的宾客和士人则天天来此，流连忘返。这里没有令人憎恶的同伴，也没有违逆心情的事务；又十分温暖严密，所以即使在严冬酷寒时，醉卧而起，握笔吟诗，也不知道那种冷到折胶裂指的寒气能够侵入肌肤。虽然没有高山大树可以休息，但有时取来古人的赋咏、奇闻异见的记载，打开来欣赏，恍惚间好像走近幽深之处、进入深山，又从混沌初开之时出来，遨游于无边无际的天地之间。谈论天地万物的道理，穷尽辨析其中的是非，那么即使外面的喧嚣也不能传入房内；即使四壁之外有人弹筝击筑、歌唱呼喊、发怒叫骂，也都无法干扰而使房内嘈杂。正因为这样，文冕居住在这里而感到快乐，于是给它命名为“楮窝”。他的朋友检讨王希范书写了“楮窝”两个大字，又嘱托我写文章作记。唉，文冕和我居住的地方相同，只有他能这样巧妙地加以装饰，使他平日潇洒自得的情趣，一下子超出卑陋狭窄、喧闹逼仄的环境；确实是不必远求，就能得到非常奇妙的东西。文冕处在这样小小的一张床榻之间，尚且能够获得这些；假如有比这更大的事情让文冕来处理，凭他的才干、志向和精密思虑，又有谁能赶得上呢？所以我把它写得详细些。文冕如果离开这里向南而去，失去了楮窝，也一定能从我的记文中重新得到它。《洪崖山房记》【胡俨】西山在章水的西面，洪崖又在西山的西面。山峰秀美高耸，林木山谷深幽，山岚的光彩染映天空，高达二千丈，连绵三百余里。西山因此独占豫章的胜景。岩洞山峰四面分布，云霞卷舒，幽深的泉水、奇异的岩石在涧谷中或流动或耸立，丹红青碧相互照耀，树林阴森，景色奇伟而深远绝异。洪崖又独占西山的胜景。我家寄居城中，街市广大喧嚷，人事往来，尘土喧嚣，没有一天清静。而我又从事诗书，每天同外物接触，不能专心尽意地探究圣贤学问的深奥。每当来到南浦清澈的水边，面对西山的白云，没有一次不感慨地想起洪崖的幽美胜景，想在其中结庐居住，以勤勉于自己的学业。然而最终总被尘世事务牵累，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二十四岁时，我考中乡荐。从此南北为官游历十五年。圣明天子即位后，我才得以在朝廷任职，在两京侍从，到如今又十四年了。只是白白窃取俸禄来使自己富足，没有丝毫报答国家、惠及他人的功劳。正准备刮磨洗濯，以求探究学问的根本，却看着自己内心空虚，不知不觉已经老了。偶尔有休息闲暇，带着书册阅读，但眼力昏花疲倦，常常空着肚子般想要睡觉。再加上多病善忘，更加私下叹息。即使让我居住在洪崖之间，不同外物接触，专心致志地学习，但精神疲惫、意志衰竭，也同样没有办法。古代的君子，早晚都从事于学问，不厌倦、不疲惫，直到老死才停止。他们难道是厌恶闲适而喜欢这样勤勉不懈吗？实在是因为士人生于世间，不从事农、工、商、贾之事，所应从事的只有学习罢了。学习的方法，难道有止境吗？将来如果能够回到故乡养老，在山间买田筑屋，更加努力珍惜余年，督促子孙耕种、养蚕和读书，做太平时代的百姓，每天同乡人父老在山林中击壤作乐，歌咏圣天子的德化直到无穷，不也是美事吗？然而这不是我敢肯定求得的，只姑且记下这些来等待罢了。《望昕亭记》【胡俨】大江以西，章水、贡水处在上游；安远是章贡的属县，偏僻地处山溪之间，编入户籍的人不到四百户，赋税收入仅仅够抵偿县吏的俸禄和师生的廪饩。每当郡里有差役，因为百姓相距遥远，便不征召他们；即使部使者到来，也不过发下公文，约定他们到郡里集合而已。此地同闽、广交错相接，瘴疠不时发生，物产稀少而行旅稀疏，所以在这里做官的人，即使有高才异能，也无法施展。并且当地百姓强悍健壮，一旦失去安抚，就会离去，召回也不再到来。按照旧例，事务虽然简单，但治理实际上很难。华亭人李处仁任这个县的县令时，把一切矜持和隔阂都打破来治理。闲暇时坐在学宫，召集父老，带领他们的子弟同他们讲说古代圣贤的道理，顺应当地习俗来教化引导他们。于是山溪百姓听到风声而归向教化，田野逐渐开辟，户口日益增加。于是就在官署东侧建造亭子，用来凭高远望。亭子正对着昕山，山峰排列秀美；每天早晨太阳出来，光彩最先在那里显现。官府处理政务、县里百姓开始劳作，大都把这里作为等候之处。亭名的含义，大概就是因此而来。李处仁居住在山溪之间，只因地方狭小，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干；登上这座亭子，观览景物、赋诗吟咏，难道不会产生身居高位、远游四方的想法吗？即便如此，领取俸禄的人也不敢怠慢自己的事务，善于治理的人也不敢轻视自己的百姓；随着所处环境而施政，只求适宜安定，这是穷究事理、乐于顺应天命的人所应做的。处仁是通达理道的儒者，既然能够顺应风俗来施政，那么凡是在这里宴饮休息的人，将没有到哪里而不能自得的。《独善山房记》【刘永之】

译古代求学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罢了；等到学问达到最高境界，就想着把自己所得的东西推及百姓。想把自己所得的东西推及百姓，就非得到职位、施行政治不可。所以做官而通达，是君子非常希望的事。这并不是想要做官而通达，而是想使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惠及百姓。然而，求学而真正有所获得的人，一定自尊自重，不向外物屈从；所以同人交往有礼，出仕进身有义。他一定要别人来接近自己，而不主动去接近别人；一定要天下来求取自己，而不去求取天下。以礼交往，以义进身，别人来接近自己，天下来求取自己；还一定要衡量时机是否可以作为，道路是否能够实行，然后才起身追随。如果这几件事有一件不具备，那么三公的尊贵、千辆马车的富有，在他看来也如同破鞋，哪里足以动摇他的内心呢？他们进身如此艰难、知音如此稀少。然而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正悬挂着爵禄来招纳天下士人。主管官员傲然地拿着权衡、尺寸、秤度来决定他们的升降；幸而符合他们的程式，才授给官职，并用赏罚来约束，使他们局促不安地只听从上级命令。他们取士用人的方法就是这样。然而从公卿以下直到各级官员的职位，却从来没有缺少人。于是上面的人自以为自己的方法果真足以笼络天下的士人、驾驭天下的人才，并治理天下了。又何必苦苦寻求那些进身艰难、知音稀少的人呢？大概从三代以后，山林岩穴中的士人，怀抱自己的道德才艺，深深隐藏而不肯出仕，终身贫贱的人很多。然而这些人都胸怀浩然之气，自有足以自我快乐的东西，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评论者认为，孟子所说的“得志时便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不得志时便独善自身”，同那些异端叛逃、果断遗弃尘世的人，不能相提并论。我的朋友柯同德是儒者，世代居住在屏山之下；从他的祖父开始，隐藏德行而不显扬，已经有好几代了。他家中流传的道理认为，求学的人都应该专注于内在而不追逐外在，是为了自己而学习的人。同德为人善于议论，有气节，尤其能够应付变化。我曾经同他共同经历忧患，知道他的学问有操守，而他的才干足以有所作为。正因为他自尊自重而不向外物屈从，所以不被当时所知，经历坎坷困顿，直到贫穷而年老，始终不肯稍微改变自己的操守；他的内心浩然自得，能够自我快乐而没有悔恨。于是取孟子的话，把他的居室命名为“独善山房”，并嘱托我写文章作记。我既惋惜他的才干可以任用却没有人任用，又高兴他能够自尊自重而不向外物屈从，几乎同古代求学的人相合。正合乎孟子所说的道理，于是叙述我所听到的这些，写成这篇记。《肋庵记》【岳正】肋生在礼部三次被黜退以后，才大大知道畏惧。第四次考试还没有到来时，他便谋划增加自己的学问，建造了一间小庵，把经史和图书典籍聚集在里面，因而用自己的号“肋”给它命名。有人自称是他的知己，来访时问道：“你的号，莫非取自曹孟德所说的‘鸡肋’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肋生忧伤地说：“大概也只是近取诸身罢了。”客人自称知己，难道竟不知道我处事以修养品行、治学以写文章吗？在我看来，我虽没有超过古人，却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今人的地方。无奈柔弱的人说我强硬，温和的人说我乖戾，谨慎的人说我狂妄，通达的人说我固执，平庸的人说我深沉，机巧的人说我笨拙，聪明的人说我愚钝，志同道合的人说我与众不同。一句话偶尔有人附和，便有上百人，因此我动不动就遭受挫折，说话便招来祸患。我所处的困窘和受辱，也实在太严重了。可是我不知道饮恨发愤、屏弃旧习、创立新业、使否运变为泰运、免除屈辱而求得伸展，反而正端坐在庵中，玩赏图画，品味书籍，口中赞同、心里也认为如此，一点也不叹息。难道是神灵鬼怪，暗中把我控制迷惑，使我颠倒混乱、忙忙碌碌地做这些事？不然，我为什么喜欢、为什么快乐，甘愿这样做而不推辞呢？或者我曾经想过：我的困窘受辱，实在是肋没有取得功名；我的喜好和快乐，也实在是肋这个名字值得珍惜。因此我既用它来自我比喻，又用它来羞辱我的居室。客人于是拍掌大笑说：“竟然有这样的道理！” 《南思堂记》【刘球】我在家闲居时，族人希敏告诉我交阯叛乱的事情。他的岳父彭友直以古费典史的身份，拿着郡府文书去安抚劝谕叛乱者，因此被授职升任新安主簿。不到几个月，便因病去世。去世时回乡的道路已经阻塞，他的儿子威因为费地百姓怀念他，便把父亲草草埋葬在费地杜社寺后面，想着等叛乱平定后再发掘遗骨送回故乡。不久，交阯全境都成了盗寇的地盘。威被困在城中很久，幸赖朝廷施行弘大如天地的恩德，赦免盗寇的罪过。盗寇也害怕被诛杀，把所有滞留在其境内的中国人都遣送回去。威就在被遣返的人中，仓促地上路；回头看形势，不能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只好把事情托付给父亲所娶的交阯妇人，等她所生的儿子丑奴长大后告诉他。于是威上路回到家中，把事情告诉他的哥哥诚。诚悲痛父亲的遗体埋葬在万里之外，最终又遭遇战乱流离，彻底隔绝在异域，无法再通行道路，不能前去收取遗骨送到祖坟安葬。他哀号攀援、追慕父亲的感情，实在无法承受。于是就在住所西面十里处建堂，命名为“南思”。兄弟五人早晚伸长脖子向南眺望，一定要穷尽心力望到海边天涯才停止。诚托希敏来请我作记，正赶上我赴京日期紧迫，未能答复。后来诚多次到京城，每次来都三四次到我这里请求，从不厌倦。我想到他的悲痛深重、心意笃诚，不能不为他作记。交阯的土地遥远地处在禹所划定的疆域之外，它的得失本来不足以成为中国轻重的依据。然而先朝既已平定那里的叛乱，把它设置为郡县；假如做州牧县令的人能够教导百姓耕种养蚕，宽减赋税徭役，逐渐施行礼义教化，像锡光那样努力治理政事，他们将会率领蛮人归附华夏，必定不会乐于叛乱。后来四野多有堡垒，假如做元帅的人能够出奇制胜、设置防备，凭借天子的威势讨伐叛逆，像马伏波那样善于用兵，他们将连交出首级都来不及，平定叛乱也不会困难。可是这些都没有做到，以致中国戴冠束带的士人，把尸骨遗弃在荒远边地，不能回到故土安葬。因此我对于友直不能不感到悲伤，何况他的儿子呢？即便如此，当时我们县里在交阯做官的有三人，其中欧阳兴、史坚同友直一起被授予安抚盗寇的职务，后来被盗寇擒获而死。炎火之中有谢县丞子方，和威同道返回。威亲眼看见他的船在海中破碎，一家八口都溺水而死，不能安葬。只有友直得以葬在土地上，并且还有人托付后事，比起那两人还算幸运。诚兄弟在这里的悲痛，或许也可以稍稍得到安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人〕 《车窗记》【薛瑄】

译河东人薛德温任御史，近五年才在京师买下两间小屋，仅仅容得下几张榻、床和席子。又苦于东墙太暗，力量不足以置办一扇窗。小儿子淳于是取来废弃鹿车的车辕，卸掉两旁的长木，在中间方木上穿凿窗棂，做成像窗一样的东西，凿开墙壁安置进去。我从外面回来，因而感叹说：“以御史这样的显贵身份，竟然连一扇窗也置办不起，只能用这种东西来充当窗户。假如富贵人家看见了，一定斜着眼嘲笑，捂着嘴跑开。御史不善于经营生活，竟到了这种地步！”不久我拿古书在窗下阅读，只见旭日漏下光彩，清风送来凉意，心神通畅，四肢舒爽，忽然不知道天空多么辽阔、大地多么广大，也忘了房屋的简陋。于是又自我解释说：“我的房屋像这样，可以说很简陋了；但安然居住其中而忘记它的简陋，这说明居所虽然小，心胸却广大。那些贪婪的百姓和奢侈的士人，住着高大的厅堂、华丽的门户，可以说房屋广大而美丽；但他们心胸狭窄急躁，忙忙碌碌，仿佛连自己都容纳不下，日夜劳神耗精，还想着更加扩大房屋。这样看来，他们的居所虽然大，心胸却小。关于大小的道理，君子一定能够辨别。”于是写下《车窗记》。《益庵记》【罗伦】南海陈公梦祥任江西佥宪，在官署一侧建了一间庵，命名为“益”，想着在内可以增益自己，在外可以增益他人，嘱托我为它作记。所谓“益”，要寻求之后才能得到。向利益求益的人到市场上去，向名声求益的人到朝廷上去；那么向道义求益的人应当到哪里去呢？只需向自己求取罢了。孟子说：“寻求就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这是说寻求有益于得到，所求在自己。孟子又说：“寻求有一定的方法，得到则取决于命运。”这是说这种寻求对于得到没有用，所求在外物。珠玉、犀角、大象牙，求利的人都知道它们是宝物；圭、组、轩、冕，求名的人都知道它们是荣耀。他们竭尽智力去追求，就像郿坞的金、 西园的铜那样，难道对得到真正的利益有什么帮助吗？至于仁义道德，是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寻求就能得到，四海的财富、天下的尊贵也不能与之相比。《象传》说：“风雷益，君子见到善行就迁移学习，有了过错就改正。”风猛烈而雷迅疾，向善如风，改过如雷，那么它对于自身的增益就大了。《彖传》说：“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百姓喜悦没有止境。上天施予，大地生长，它的增益没有方向限制。”减损自己的所有来增益别人，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天地养育万物，因此它对人的增益就大了。增益自身有要领吗？回答说：有。你见过水吗？水从山上流出，山之所以能有所居而不被水冲走，是因为地势高。水并不是从海中流出；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海水出没日月、浸润灌溉天地。水从山上流出，海得到水的增益而成为广大之处，是因为海所处的位置低。海接受水的增益，不论大的小的、清的浊的、黄的黑的，海都不加选择。君子从别人那里得到益处，就像海对待水一样。诋毁我的、辱骂我的、阻挠我的、斥责我的，都只需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对于别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如果这样，那么天下的益处就汇聚到我身上。凡是富贵贫贱、死生祸福，都像浮沫在大海中生灭一样，丝毫不能动摇我的内心，何况一个普通人的毁誉呢？我曾经对陈公说：“君子的学问，只在于自己有所获得罢了。我有所获得，即使天下人赞誉我、万世都认同我，也不足以再增加什么；即使天下人诋毁我、万世都不同意我，也不足以使我有所损减。”陈公认为这话并非不对。陈公向内在求取增益，而不是向外物求取增益；请用我的话来观察他。《恤民亭记》【杨守陈】翰林院大堂的西南角有一座亭子。黄色屋瓦高耸在后面，翠绿的树林环绕在前面，荒芜的庭院和结冰的水池，过去曾经种植花卉和莲花，大概是前人建造它来准备游赏宴饮之乐的。近些年翰林院的政务长期废弛，墙垣屋宇多有毁坏。我接掌事务以后，便从正堂、厢房廊庑直到三朝房下面，以及厨房、仓库、马厩、浴室，逐一修缮。只有这座亭子还完整，尚未顾及。不久，吴地运送廪米的百姓成群而来，我为他们考虑这件事。原来每年运送廪米时，奴仆、牙侩、胥吏往往依附权势，索取贿赂；他们把米在白天摊晒在道路上，被车马践踏，或者被雨水冲走；晚上收进门廊，又被奴仆、差役偷窃许多。百姓早晚忧劳，几个月也不能把米交入粮仓，苦处非常深，却没有人怜恤他们。于是我张榜禁止奴仆、牙侩、胥吏这样做，禁令十分严厉，没有人敢违犯。把米摊晒在亭子前的小庭院和院后的大庭院里，晚上盖上苇席而不收起，早晨卷起苇席再摊晒。让百姓住在庭院后面的斋房廊庑中，门禁深严，车马、奴仆、差役不敢到那里；又幸好没有雨水，不到一个月廪米便全部入仓，百姓的苦处才稍稍缓解。唉，百姓的苦处说也说不尽。我家本来就是农家，对百姓的苦难非常熟悉，姑且只拿田赋一件事略说一说。春天耕种时，天气还很寒冷，手脚冻裂疼痛，难以忍受。夏天施肥除草，田野的太阳像火，田里的水像汤；忍受炎热和潮湿，弯腰爬行锄草，腰都像折断了，手指也受到损伤。有时被水中的蝗虫咬伤，被荆棘和碎石刺伤，鲜血不断流出。干旱时便带着妻子儿女一起灌溉、踏车，脚上磨出厚茧，整夜不得入睡。秋天收割，必须住在田边防备盗贼，盗贼有时会用刀杀人。挑着担子登上场圃，汗水浸透全身，疲惫到极点也不能休息。这就是他们从事田间劳作的苦处。刚割下青禾，还没有吃饱一顿饭，催租的官吏已经到了，大声叫嚷，冲撞毁坏窗户门扇；百姓只得献上酒菜、奉上钱帛，才能获得稍许宽限。后来到的官吏更加凶悍，便辱骂、鞭打、捆绑，押去见官；官府又鞭打他们，打得流血，甚至露出骨头，百姓必须耗尽资财、破产来缴纳。年成凶歉时，即使卖掉儿女也仍然不能交足。这就是他们纳税的苦处。至于把赋税运到京城，就要买船渡过江淮，经过河、泗，抵达潞地，路程远达数千里；风雨中扬帆，月星下系缆，早晚不得安宁。闸门阻塞、浅滩搁船，前进一寸退后一尺；势豪之人又鞭打驱逐，抢在他们前面。有的被盗贼劫去财物，有的遭遇恶风险水，船货全部沉没；即使家产破尽也不能偿还，只能在水边哭号，有的甚至葬身鱼腹。这就是水路漕运的苦处。等到水路走完，又雇车从郊外奔向城中，丑时出发、亥时休息，奔驰数百里，枕着泥土睡觉、吃着沙尘中的食物，冒着尘土风雨，脸色黧黑，骨瘦如柴，即使旧日亲友也认不出来；有的被盗贼劫掠，有的驴倒车翻，把米丢在泥地里，再也无法拾取。

译这就是他们陆路运输的苦处。幸而进入城中，本来应该庆幸了；可是交纳廪米的苦处，又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百姓实在太可怜了，实在值得痛惜、值得怜恤。我没有力量救济他们全部的苦难，只能遇到什么便稍稍救济什么，也或许接近古人所说的“宽免一分”罢了。唉！上天树立君主、设置官职，只是为了百姓。如今官员承受君主的恩德，幸而不必同百姓一起受苦，却坐享饱暖的快乐。他们吃下的每一粒米，无不是百姓的膏脂。为什么不能稍稍怜悯百姓、救济他们呢？况且还纵容奴仆、牙侩、胥吏去椎击剥削百姓，为什么这样残忍呢？百姓容易欺凌，上天却难以欺骗；我不知道他们最终能否免除祸患。唉，百姓啊百姓，难道可以不怜恤吗？官员啊官员，难道可以只顾自我享乐吗？我想把先前所考虑并实行的办法作为常法，所以把亭子命名为“恤民亭”，并写下这篇记，用来警醒自己，也告诉后人。《半村记》【李东阳】半村汤原静居住在苏州的枫桥，枫桥向东距离州城几里左右，房屋街巷相连，到这里便到了尽头。尽头处是平坦的田地和方形的湖泊，水田湖面延展开来相互映照，放眼望去没有边际。他的居所正处在二者交界之处，于是自号“半村”。半村过去曾游学于尚书晞颜杨公门下，精通琴艺，懂得诗歌，旁及医术，因此往来于江湖淮泗之间，最终到了京师；他平素喜好文章事务，凡是有名的大夫、士人，很少有不认识的。我从前在奚进士元启家见过他；他同元启大概是中表亲。元启去世后，他的遗孤无法料理后事，半村便替他办理，耗尽钱财和力量。我认为他喜好义行，心中十分敬爱重视他。后来又因为刑部主事顾天锡来拜访我，请我为他所谓“半村”作记。去年我向南经过苏州，夜泊枫桥之下，想起张继题诗的地方，徘徊了很久。当时半村又客居在外，想寻找他的居所却没有找到。回到京师以后，过去欠下的文章仍未偿还；半村两次以诗来催促，亲自到门的次数多得无法计算，我对此非常惭愧。癸巳年夏天，他拿着书卷来告别，我不能再推辞，笑着问他说：“出仕和隐居道路不同、志趣各异；二者不但不能相合，有时还会各据一方互相诋毁。所以击磬的声音，是古人曾经困惑的事；招隐的诗，后世反而加以非议，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又有人身在官场却自称隐士，居住在山中却以宰相自称，这究竟应当以什么为准呢？你的居所在村落和城郭交界之处，出门便是士人、官员，退居则是农夫、园丁；有所向往便出仕，有所收敛便隐退。如今你以“半村”自命，却不说明自己的志向，难道要做河内的老者，把自己处在可与不可之间吗？难道要做漆园的官吏，把自己置于有才与无才之间吗？不然，难道要像孔门弟子颜回那样，能够任用便出来施行，不能任用便退藏，学习颜氏所学，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吗？”半村神情怅惘地起身说：“唉，我将要离去了。”于是把我的话写下来送给他。《明文海》卷三百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一，余姚黄宗羲编，记五 居室 《借溪记》【林俊】起初我读杜子美的诗，便知道浣花溪的美景，心中蓄积向往很久。庚午年我有事前往西蜀，本想登上溪边，凭吊先生的草堂，一饱眼福。战争奔逐结束后，我因有事买船向东返回，没有机会亲自到锦城，浣花溪的胜景只能寄托在精神游历和梦中欣赏之中。近来，先生的同乡李君来任福建宪司副职，谈话间偶然说：“我的先人坟墓距离草堂一里多，经过林塘，越过百花潭，追忆先生隐居为官之处；云气景物都还在，浣花溪仍然保持旧日样子，并没有改变。我在那里缚茅建屋，附着溪边，命名为‘借溪’，意思是不敢冒称先生的居所，等待在那里终老，希望您为它作记。”我曾观察万物，品类相同而遭遇各异。如今大都城的雄伟富盛、风景的繁多绚丽，难道有不如西湖和蜀地浣花溪的吗？白乐天主管西湖，子美主管浣花溪，它们本来也是同时代的胜景。元代人为他们建造两座祠堂并立，大概也使他们不再孤独。然而蜀地处在偏远一隅，游览观赏的盛况，浣花溪不到西湖的一半，但名声却大概要超过西湖，这难道不是因为子美沉沦失意一生，把瑰丽的词章、杰出的诗制作尽用来抒发浣花溪的灵秀吗？不像白乐天暂任杭州刺史，被西湖的风月挽留在那里。韩魏公的醉白堂，是仰慕白乐天。韩公三朝为元老重臣，功勋声望极其显赫，尚且想把自己比作白乐天，何况他对杜子美自我附会呢？然而想到我亲自观览浣花溪如此困难，而您反倒如此容易地借居其间，我难道能不私下替您庆幸吗？但我又担心后来的人借有形之物而不能归还。有人或许会疑惑，几弓之地的小畦田，使你我彼此相隔；子美难道能够拥有整条溪流吗？本来就不必借，而且借的也不是一件可以永远借有的东西。我说：“既然这样，那么拥有它的人难道能永远拥有吗？”金谷、平泉、鹿门、柴桑，从前的主人如今在哪里？那也都同样是借来的。借溪之借还小，天地又是一个更大的借。我唯独喜爱白乐天借和靖来收藏西湖的景致；寂寞的杜先生的浣花溪将借助您来充分发挥尚未尽出的蕴藏，前后道脉有所承接，所以把‘借溪’一事附带写在这里。《吾道沧洲记》【林俊】水边的沙洲连接着浮岛，烟霭中的树木和晴日下的荒草，茫茫然一片碧色。家中养着野鸭和大雁，屋舍旁有鱼有虾，孤零零的房屋、断裂的蓬草，靠着山崖根部而立，临近树梢。陆地居住、水边停泊，砍柴的孩子、放牧的儿童，耕田、垂钓的人群，踪迹交错在其间；一切都显得萧瑟苍凉，是一片空旷荒莽的地方。哪里会有飞驰的车盖、轻便的车舆、雕饰的马具、雄壮的骏马，以及高牙大纛、侍从护卫那样显赫的景象呢？所以不是没有怀抱逸兴的人和方外之士不能到达这里，而是即使到达，也不能安然居住并以此为乐。自从我替先父菊庄翁选择寿丘，得到云庄的胜景，便建了土屋，用来准备斋戒守墓，遮蔽霜露，抵挡猛兽侵害。名声传到所认识的人那里，众人都争相把能来一看作为快事。等到他们来到这里，却又惊讶而发笑，因为景象不合心意；他们不知道云庄的胜处本来就值得用来赎补这些不足。有人说：‘碧山疏雨、青野闲云、临水素月、古洞清风，都是选择它们的胜景来命名。‘吾道沧洲’，则是概括表达我的志向。屏山拱卫北方，仰望高山是一种快意；后来独自享受快乐，云气寄托其间，不能一一指出罢了。’为什么称它为沧洲呢？我过去错误地在世间奔走，树立微小卑下的风尚，深以自己有愧于鸱夷子为耻。把自己归入逸人之列，当然也不敢自比方外之士；至于砍柴、放牧、耕田、垂钓，我都把身心交付其中，因为本性喜欢。快乐就在这里，我所说的‘道’也就在这里；如果不能使我快乐，也就不能成为我的道，哪里能强迫我同它相合呢？把云气万物当作同伴，把天地造化当作朋友，把乾坤当作客舍，寄托于寒暑变化、屈伸进退之间，以此作为呼吸。没有名声，也不追求声誉，如磷火奔走于荒野，清风掠过树林；居处既久而安定，所以不再迁移；取用极为俭廉，所以无人能够夺取；以自己所喜爱之物收摄我的寂静。这些都是我本来所有的，还是从无中借来而暂且称为有，最终真能成为我所有的吗？《易经》说“艮其背”，《无妄》九四说可以守正，《遯》九五说退隐美善而守正则吉。洲不改变，道也不改变；洲寄寓于道，道寄寓于《易》。观象而玩味卦辞，观察变化而玩味占辞，沧洲就交付给我养老了。正德丁丑年正月三日，见素甫林俊在云庄青野书写。《瑞贤亭记》【吴宽】世人所说的祥瑞，有的显现于天，有的发生于地，往往在人身上显示奇异的应验，记载在传记之中，事情十分奇异。然而如果只是出现一次，尚且如此；至于屡次出现、屡次应验，人们争相相信它，便不再认为奇异，反而视为寻常，那么这件事就更加无法追究清楚了。宋代韩魏公考中进士，唱名时，太史奏报出现五色云，人们认为这是韩公的祥瑞。我曾怀疑这件事只是偶然，唯独韩魏公本人足以承当这种祥瑞，所以事情才流传下来。但这也只是所谓出现一次而已。吉安有一条水叫潇泷，从永丰欧乡以下的各条水流，都汇合到这里，被两山夹束，奔流喷激，在乱石之间，声如迅雷。水上有深潭，深不可测，有灵物潜伏其中。潭西岸有两块巨石，高高耸起数丈，俯视深碧的水面，形状像有人背负着东西站立。父老说，每年夏秋交替之际，石上如果彩色灿烂，如虹如霞，映照水面，那么乡里必定有人考中高科。郡志记载了这件事，可见它的应验已经很久了。宋天圣年间唯独没有应验，众人正感到疑惑奇怪。不久欧阳文忠公流寓随州，连续三次考试都夺得魁首，那么欧阳公本来就是乡里士人。历经元代直到本朝，这种祥瑞屡次出现。正统壬戌年，譬如刘文介公刘俨；天顺甲申年，譬如侍讲彭教，他们都以状元及第。这是其中应验得最明显的。它的奇异就是如此。当初这块石头的名称不雅，有人便改称为“瑞贤”，又在旁边修建亭子，命名为瑞贤亭。乡里人王全璧实际上主持了工程，工程完成也已经很久了。又考察自宋代以来，百里之内因科举登第而出仕的人，共有若干名，便把他们的姓名全都刻下来，以彰显祥瑞的应验。后来彭公去世，他哥哥的儿子彭杰、彭桓又一同考中甲科，这也都在此得到应验。有一天，他们来说明父辈从前的意愿，请我作记。我是彭公门下的学生，唯恐辱没彭公的遗命，所以久久不敢答复。石头这种东西，天下多的是；而天下考中高科的人也很多，为什么它的祥瑞不在别处应验，偏偏只在这里应验，难道其中也有道理吗？还是科第本来不足以承当这种祥瑞吗？姑且以欧阳公为例来说，他的气节振兴了衰颓的风气，文章改变了鄙陋的习俗，天下后世仰慕他的人品，认为无人能够企及。这样的祥瑞果真只与科第有关吗？至于刘、彭二公，先后特然崛起，他们一生的气节和文章，也都希望接近文忠公，那么他们的祥瑞又只与科第有关吗？这件事实在非常奇异，不是贤者不足以承当。那些只把它解释为科第祥瑞的人，实在是浅薄地理解了这块石头。改用今天的名称，于是便这样称呼它。乡里的士人或许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也希望彼此都以先贤为法则；祥瑞应当再次出现，谨刻石以等待它。《何陋轩记》【王守仁】

译从前孔子想居住在九夷之地，人们认为那里鄙陋。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鄙陋的呢？”我王守仁因获罪被贬谪到龙场。龙场在古代夷蔡之外，如今已成为重要的安抚地区，但当地习俗大多仍沿袭旧制。人们都认为我从京城而来，一定会认为这里鄙陋，不能居住。然而我住了十多天，便安适而且喜欢这里。寻找人们所谓的非常鄙陋之处，却没有找到。只是那里房屋结构简陋，语言如鸟鸣，居住在山中，穿羝皮衣服，没有轩车、衣冠、宫室的壮观，也没有文饰礼仪、揖让周旋的繁缛；但这些仍然是淳朴质实的遗风。大概古代法制尚未完备时，便是这样，不能因此认为鄙陋。至于喜爱和厌恶因人而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混淆黑白，挖掘奸邪、穷尽狡诈，外表善良而内心狠毒，中原诸夏也不能免除。像这样却还要把仪容装饰得文雅华丽，按照宋甫鲁掖的礼法折旋进退、遵守规矩，难道不算鄙陋吗？夷人不能做到这些，他们喜欢直言、厌恶谩骂，感情率真而行动直截，这些倒是有的。世人只因为他们言辞和物产粗劣，便认为他们鄙陋，我不这样认为。我刚到这里时，没有房屋可以住宿，只能住在丛生荆棘之间，那里十分郁塞。后来迁到东峰，依着石穴居住，又阴暗潮湿。龙场百姓中的老人和孩子每天都来看我，见我不以这里鄙陋为意，便更加信任亲近我。等到我曾经住在丛棘的右边，百姓认为我在那里住得很快乐，便一起砍伐木材，架设居处，在那里修建一座轩让给我居住。我于是用桧树和竹子为它遮蔽，又栽种花卉药草，排列堂屋和台阶，分辨内室和深处，琴、书籍、图画、史书以及讲习、游玩、休息的设施大体齐备了。来这里游学的士人，也渐渐聚集起来。于是来到我轩中的人，好像来到四通八达的都市一样，而我也忘记了自己居住在夷地。因而把这座轩命名为“何陋”，来验证孔子的话。唉！诸夏文化兴盛，它的典章礼乐经过历代圣人修订并传承下来，夷地不能拥有这些，因此说它鄙陋，原本也可以理解。后来有人轻视道德而专门依靠法令，运用搜查、牵制、拘束等手段，处境困窘却又狡猾隐匿，欺诈无所不用，淳厚朴实的风气于是完全丧失。夷地百姓却像未经雕琢的璞玉、未经墨线规整的木材，虽然粗率刚硬，但仍有施加锥凿斧削的余地，怎么可以认为他们鄙陋呢？这不正是孔子想要居住的地方吗？虽然如此，典章文物又怎么可以不讲习呢？如今夷地的习俗，崇尚巫术而侍奉鬼神，轻慢礼法而任凭性情，行为不中正也没有节制，终究不能完全摆脱鄙陋的名声，这也是因为没有讲习礼义的缘故。然而这并不损害他们质朴的本性。如果真正有君子居住在那里，教化他们就会更加容易；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写下这篇记，以等待后来的君子。《碧峣精舍记》【杨慎】滇海西边的陆地尽头，舍舟登岸，俗称高桥。考察古代志书，桥实际上叫“峣”，是因为山形像秦地的峣关，所以得到这个名称。高峣与碧鸡相对，好像箭头的两侧。毛东镇先生有别墅在山下，精舍的匾额仿照古字，确定名为“碧峣”。慗献向杨子提出疑问说：“这里是峣，沂知道它，沂也这样称呼它。既然民间不知道这个名称，为什么要改成自己的称呼呢？”杨子说：“并没有改动，仍然是这样。君子以雅正的名称期待别人，不以俗称要求别人；以博通的标准对待别人，不以浅陋的标准对待别人。从前孔子作《春秋》，经书把吴地的名称写作善稻，便是伊缓；经书把太原的名称写作翟，便是大卤；经书把蚡泉的名称写作翟，便是矢胎。谷梁子说：‘称号依从中原，名称依从主人。’范宁说：‘事物类别和地名，应当依从中原；至于人名，则依从当地习俗。’杨子读后阐释说：‘孔子辨别事物、端正名称，意义多么伟大！谷梁子启发幽深、揭示隐微，见识多么深奥！称号依从中原，所以去掉大卤、伊缓、矢胎，而采用太原、善稻、蚡泉；名称依从主人，所以介葛卢、戎曼子等名称都不改。’杨慎往年任职掌管文牍，在史局抽取书籍入藏室，见洪武年间有人请求以《春秋》和《两汉书》的地名来命名今天各地的驿站，诏令已经采纳了这一请求，史书又记载了此事。这是皇祖的谋略，完全复合《春秋》的意义，也是古人的用意。我杨慎自从被谪居滇地以来，常常感慨事物类别和地形名称被陋俗弄错，例如把▯防改成禄脿，把吕阁改成吕合，把金浪巅改成丁当，把丁澜沧江改成浪沧江，并不只是把峣改成桥而已。方言既然讹误，郡志又接连沿袭错误，难道这符合君子所说的区分雅俗、博陋的用心，符合盛世一统、文字同文的意义吗？东镇先生专门研究《春秋》，又凭世代家学熟悉这些名称，正可以作为辨别雅俗、博陋的滥觞和辨物正名的基石，因此记在这里。至于临水眺望、观听景物的美好，以及草木繁茂、清凉幽静的兴味，卷中善于作赋的人已经详尽写出了。《玄湖记》【刘绘】凡是事物的形成，其发展形势有大小不同。有时突然兴起、废弃、成功或失败，都不是人的谋划所能决定的，而是时运如此。玄湖的建成，难道是我当初自己计划经营、规划田园产业和谋求利益吗？也不是因为刚回到田园便想追求闲适快乐，任意在林池之间与鱼鸟嬉游。事物有偶然发生而成的，事情也有因人而成的，回想起来实在令人发笑。当初我归田是在丁未年四月，那时我把家务交给管事的人，查得这座庄园每年可收租谷二百余斛；按三年计算，仆役却连一半也没有收齐。我想责罚他，管事人害怕，伏在地上用手比画着说：“连续两年没有收成，是因为庄湖在北面，田地在南面；南边低洼，可以排水，但只要天不下雨，每年便能有收成；雨水多时，湖水上涨溢出，田禾全被水淹，夏秋两季都受苦。不信的话，住到明年便可以验证。”第二年夏天，雨果然像管事人所说。管事人于是计算说：白田地势低洼，排水没有大沟，形成积水洼地；如今不如整治田地，修筑两道堤岸，挖河使水流通，使田地环绕庄园，四面都像有水围护，再造桥或置舟，以便出入水围之中。田地高处约四顷，多施粪肥，每年可以加倍收成。外围环水约七八里，略依地势筑成堤屿，养鱼一二万头，可以补足低田的收成；间隔设置花石，排列珍果芳树。夏秋之间治理耕作，春冬之际驾船射猎其中，足以成为公余林下早晚娱乐的地方。

译我估计先前积存的粮食足以办理这件事，管事人的谋划已经成熟了。我也明白过来，于是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管事人名叫梅，谁能想到梅这个人虽然贫瘠鄙陋，却有心计而且勤劳敏捷？于是按照他的计划疏通开凿，并与他一起安排居屋，权衡事情的利弊先后，划分种植区域，依靠他的便利来完成。到了当年八月到十一月，水渠修成；第二年夏天五月，野外的水涨起来流入水渠，水渠全都灌满，于是买船往来。这一年在湖中建成五间堂屋，题名“明农堂”。后来又筑楼，高五丈，楼名“依云”。登楼可以看见先人的松树和楸树。东边有二十亩池塘，种植莲花，又在水中建一座小阁，名为“注经”。我曾在那里玩味《易经》和《春秋》，每当有自己的心得发明，便注记在书中。西边设置西畴草堂，备有笔砚、书籍和史书，足以吟咏，题名“赋雪堂”。西边有怀忠亭，就是射圃。射圃前面有高地，建亭作为九日登高之处，名为松菊亭。各处随意种植花竹，花有海棠、山茶、瑞香、宝象、绛桃、芙蓉之类。又杂置八九座小亭，曲折相望。空闲时我喜欢招来羽客谈论养生之术，又因为它背靠城郭，清幽玄静，远离市场喧嚣，便把这里命名为“玄湖”。这就是大概情形，详细情况见《玄湖赋》。我曾说，从前贤达隐居休息，都有精舍、园亭来使自己舒适，有的也是养老的安排；总而言之，不过是茅屋土阶旁边有些竹子。一百多竿花木，三五成丛，幽僻闲静，士君子建造这样的地方也很容易，不必为情趣和吟啸耗费经营，只要取得淡泊而愉快的心情就足够了。如果修建华丽的屋宇馆舍，陈设琪花瑶石，事情涉及奢侈，与有道之士争胜，长者和君子都会以见到这种情形为羞，长者和君子也会以此为丑。因此湖中虽然幽深开阔，但花树都杂乱排列，尚未形成行列；亭舍大多朴素，只是池塘纵横，田埂整齐，水中多有鱼虾、菱角和芡实，田圃盛产粳稻、芋头、栗子、芹菜、蔬菜、瓜类和腌菜。老子说：“安定时容易保持，事情尚未显露征兆时容易谋划。”又说：“美好华丽的东西，是不祥的器物，后代应当守持。”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增添奇巧淫丽之物，应当在耕作收获上丰足，在逸游享乐上节俭，取得足以供给生活的物资，这样才足以成为长久的田园。如今四面八方远近之地，传说玄湖亭台屋宇华丽艳美，花木繁茂秀美，可以和东南贵族的名园相比，这只是好事者的虚妄谈论，是任意喧哗传播的错误说法。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砍柴的儿童、放牧的童子，也有足以依靠的本领，说的就是那个管事人梅。己巳年春三月吉日，玄湖主人刘绘记。《客星亭记》【桑悦】严州七里滩过去有严子陵先生的祠堂。弘治丙辰年夏五月，巡按监察御史、徽郡人吴公瀚来到严州，焚香行礼拜谒。走那条路时，道路曲折如羊肠，不能舒展通行。吴公询问父老，父老说从前两座台下有客星亭，年代久远，遗留的地基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吴公命分守参议、湖南人吴公纪督促郡守、东安人李侯德恢，在祠堂右边筹划测量，召集工匠、购买材料，重新建造一座亭子，仍然题名客星亭，并彻底修整。登临祠宇以及上两台的道路，都修得平坦宽广；连同旧祠堂的屋檐房舍，也重新加以修饰，焕然一新。吴公已经请求少詹事程公克勤记述事情的始末。李侯又请我再说几句话，以流传永久。考察严先生与光武帝曾一同游学，只是严先生年长一些。等到光武即位，本应把严先生作为师臣，不应屈尊任命为谏议大夫，所以严先生没有屈服。或者也是因为严先生平素仰慕许由、支伯的为人，即使遇到尧舜这样的君主也不肯出仕吗？唉！光武虽然是帝王后裔，遭逢王莽之乱后，徒手恢复了旧有的天下；他作战取胜、攻城夺地、驾驭豪杰，没有一件事不能如愿。可是遇到严先生，权势不能威压他，爵禄不能使他尊贵，而光武那颗轻视天下人的心也因此受到了挫折。严先生能够使光武失去轻视天下人的心，却使自己在后世更加尊荣；严先生对于光武，暗中给予的补益不是浅薄的。何况他的高尚风操流传下来，足以激励汉末的名节，也足以使百世之后的贪婪怯懦之人树立起来。先儒说他对于名教有很大的功劳，又哪里还需要多说呢？只是对于他触动星象的说法，我不能没有疑问。客星有五种：周伯、老子、王蓬絮、国皇、温星；它们运行于十二列宿和十二国分野之中，各自在所临国家所守的星宿上，据此确定占验。凡是有所侵犯，无不带来灾祸。严先生与光武同卧，即使曾把脚放在皇帝腹部，也未必天象会如此迅速地应验。第二天太史却奏报有客星侵犯帝座，大概只是偶然罢了。光武来不及讨论占验，只取“客星”之名来对应严先生。后来再考察《后汉书·天文志》，又说客星居于周地，是光武去世的征象。这里没有记载这件事，似乎应当是当时太史听到光武的话，忌讳说出占验，所以范蔚宗也不能采用它来立论。况且客星侵犯帝座，与晋代刘聪时客星进入紫微垣的天象相同。当时太史康相对刘聪说：“客星进入紫微垣，是非同寻常的变故。” 刘聪后来本人遭遇国家动乱而灭亡。光武时代没有出现相应的灾祸，难道不是因为光武治理天下时政事很少有缺失，即使有灾象也会立即显现吗？或者他礼贤下士这一件事，也足以消除灾患吗？后世曾把严先生比作客星，大概只是取其名称相合，而不是取其实际意义。由此也可以看出，严先生不屈服于世间君主，不仅能够使光武更加尊重他，也能够使客星这个名称更加美好。如今距离严先生已经一千多年，帝座所在没有固定位置，而客星之名归属于严先生，却没有改变。既专用这个名称，又有这座亭子；而亭子之外，乱石晶莹闪烁，也都可以说是星之精华。我担心后世谈论星象的人会因为亭子的名称，连客星的占验也一并忘掉，所以写下这些话来告诫他们。至于严先生所建立的卓越品格，足以成为高士隐逸之首，并为万世所尊重，自有其真实的根据，也不取决于他是否就是客星。儒者探究道理，以真实为贵，不能随声附和，所以我这样说。《半亩亭记》【桑悦】

译桑先生在西昌学圃中挖成一口小池，深数尺，宽一寻一丈，养了几条鱼，又杂种茭白、莲花、菱角、蒲草等几种水生植物，在池上捆扎茅草建亭，取晦庵朱子《临池观书》诗中的“半亩”二字为亭命名。有时在亭中置酒，召来门生徐威共同享乐。徐威说：“先生一向沉默，却怀有包容千古、囊括八荒的胸襟；若不是三溟那样浩瀚无边的水面，便不足以和您的胸怀相吞吐。可是这小小的车蹄坑般的水，难道足以滋润眼目吗？应当填掉它才是。”先生说：“你认为天地之间什么最大？没有比道更大的了，而道寄寓于心。假如得到那最大的道，那么三溟的水面即使浩瀚无边，果真还足以使我的眼界动摇吗？在它面前，三溟尚且不足以称为大；而在这半亩之中，活水的源头上接太虚，降雨时波涛满溢；即使径寸之地，也能容纳千里日月和三垣二十八宿，在其中涵泳仍有余地。晦庵当年在这里，天光云影也无不映现；细微的水流和寸许的波纹，足以具备整个大海的景象，怎么能把它看小呢？”你从这里求取道理，已经很充分了。先生徐威茫然地说：“君子的学问广大，贵在能够归约。先儒说：‘《易》六百三十四爻，归约在一个“时”字；《书》四十二篇，归约在“时中”的半句话；《诗》三百篇、《经礼》三百篇、《曲礼》三千篇，可以归约为“思无邪”和“无不敬”两句话。这样说来，三溟那浩瀚无边的水面，难道不能归约在这半亩池水中吗？君子先在三溟中广泛观察，再在半亩中收获功效，那么放开来，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大海；收拢起来，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一勺水，哪里还值得说大小呢？”先生说：“你确实能由已知推知未知，可以和你谈论诗了。” 《独坐轩记》【桑悦】我任西昌校官时，在学圃中修筑了一间轩，大小像斗，只能容下一张台和一把椅子，也只能放置几卷经史书籍。客人来了没有上下的空间，不能整肃仪容后进入，所以把它命名为“独坐”。我在讲授课业的闲暇，常常在其中休息：上则探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其次考察关中、闽中、濂溪、洛阳几位君子的心志，再其次咀嚼《左传》、荀卿、班固、司马迁、扬雄、刘向、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的文章。还有空闲，就取秦汉以来古人的行事踪迹，略加褒贬，以判定万世的是非，悠闲自在地度过整日。轩前有半亩池塘，空地有数丈。池中种着菱角和荷花，地上杂种松、桧、竹、柏。我坐在这座轩中，尘世的喧扰不能进入胸中；视野一拓展，又仿佛左边临着太行山，右边挟带着东海，身处万间广厦的荫蔽之下。而且我坐在这里，只与千古人物交往酬答：遇到圣人，便处在弟子的位置，仿佛亲自听到教诲；遇到贤人，便处在交游的位置，仿佛亲自与他促膝交谈；遇到乱臣贼子，便处在士师的位置，仿佛亲自在面前对他们施加诛罚。坐的位置没有固定，交接的人也没有固定，每天都觉得纷乱纠缠。坐在这里怎么能说是独坐呢？虽然如此，我所交往的那些纷乱纠错之人，都是世间已经寂寞无闻的人。而天地之间，能够坐在我这个座位上的人寥寥无几；即使不称我为独坐，也没有谁与我相同。于是作《独坐轩记》。《静观亭记》【桑悦】吉安郡向来是忠义之邦，靠近齐地的百姓习惯相互感染，多有意气；稍有不平就要求公正，要求公正便好争讼，双方相持，常常各自牵连数十人，最终发展到纠集朋党、酿成纠纷，无法解脱。每当宪司官员到来，诉状喧扰，车舆不能前进，行人不能通行，终年积累的问题始终不能澄清。镇守、巡抚、巡按以及藩司、臬司的重臣都说：“不是因为没有设置管理机构、没有选用得人吗？如果把管理机构设置好、任用得人，难道还不能屏除这些问题吗？”于是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派遣才能卓异的人专门审理吉安的诉讼。朝廷讨论此事，认为合适的人选难得。浙江姚江道南的黄公九成，学问品行超群，年轻时便以通晓经书而成为天下士人的魁首，授任南京大理寺正；他廉洁明察、严肃正直，判决诉讼如流水般迅速。吏部卿拟定升任黄公为按察佥事，把他的名声上报皇帝，皇帝说：“准。”吉安向来喧嚣纷争，黄公的威望德行还未到，消息便先传遍驿路。黄公到任后把握大体，明确劝善惩恶，广布恩德、推行政令；无理的人不敢把自己的说辞全部说出来。几个月后，百姓相互告诫，不敢触犯公法；分司衙门如同僧舍一般安静，父老都说：“活到现在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此前黄公上任时，把私宅设在分司东侧，地方狭小而景色幽静；每当公务退处的闲暇，便在其中休息，观察事物的道理，思考简化诉讼的方法，悠然有所领悟，因而把所居的亭子题名为“静观”，取程子“万物静观皆自得”的意思。唉，黄公真是懂得经世之理的人啊！如今沟渠和小溪里的水，连一根羽毛也不能淹没；把水放到江河中，便能成为与黄龙、青雀船相抗衡的力量。即使把三溟的波涛决开，铺展在燕赵的郊野，虽然用石头踩踏、用沙碛逼迫，一叶小舟也能平稳渡过；翻船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只是看它受到怎样的影响罢了。因此世人称民风淳朴的时代为无怀氏、葛天氏的时代；如果把吉安的百姓放进江河之中，数年之内未必不能使水面安静，吉安的百姓也可以成为三溟。如今恰逢黄公平铺一波，水面不惊，难道民俗果真不可改变吗？古书说：“即使在地上画牢狱，也希望人不进入；即使刻木头作狱吏，也希望人不抗辩。”吉安的诉讼既然简少，千里之地的万物便没有不安静的：天安于覆盖，地安于承载，山安于耸立，水安于流动；云彩运行便得到荫凉，不受烈日曝晒；亲自承受杖打，雨水降下便使黍稷肥美，不误农时；囚禁于牢狱，鸡豚狗彘便按时进献宾客，供养老人病人，不被暴吏残害。食物没有不安静的，所以没有什么不自得而且大同；没有外物纷扰，便没有自我的偏执；万物既已安静，便交付给静观。物我既然合一，这座亭子哪里还有两个不同的静和自得？物、我与亭子没有什么不同。如此，以恩德使人得生，以刑罪使人受死，生者和死者无不各得其所，而我观察人的生死，也没有一处不安静。唉，这些道理难道可以和庸俗的官吏谈吗？虽然如此，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庸人却自我扰乱；天下本来安静，器物一受扰乱便需要防备，防备便产生荆棘，荆棘便导致混乱。政令繁多、法网严密，扰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不如使政令和法律彼此相称，给天下以安定清静。执政者如果这样观察，天下究竟能不能得到治理呢？人们都会说：“皇帝的力量与我有什么关系？”这样便能各自自得。黄公的政声日益显著，将来朝廷如果采用“静观”的道理，必定会大力推行，使天下重新恢复无事状态。那样，我今天的话就算开始得到验证了。姑且写下这些作为这座亭子的记。《五湖烟景记》【杨循吉】

译从前先王平定高山大川，考虑到人们不能往来通行，于是制造舟船来帮助不能通行的地方。后世沿袭这种做法，把船作为运输载物的便利；看它所乘载的东西，大都各有用途，从来没有安然无事地只拿着船而不做任何事情的。如今我造了一条船，却单单命名为“五湖烟景”，而不让它承担什么事务，难道有什么道理吗？唉！如今的船，只为谋求生计而用，作用在于急务，举出各种用途，我这条船没有一项符合。只是想漂浮在江湖烟水之上，以此寄托自己，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要免受君子的讥刺，也很难了。虽然如此，我从遭受谤毁而蒙受恩典归来，至今已有十年，每天惶惶不安，时而孤身独处，时而与群体交往，却越来越觉得没有益处。况且如今年老将至，道德却没有更加修养，只是依仗宠赐的恩惠，放纵自己沉溺于安逸嬉游之中，却不知道别人已经容不下我。凡是遭受讥讽、诋毁、怒骂、倾轧、排挤的羞辱，也已经到了极点。像这样还要惶惶不安地奔走，为什么呢？这本来就是有智慧的人最为恐惧的事。因此我造了这条船。五湖是近处的地方，力量可以到达；烟景是被人弃置的余物，人们不会争夺；我是一个不通达世故的人，船也适合建造。所以船造好以后，便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它。我将要带着书在名山之间游息，以退隐来远离祸害，以隐晦来修养品德，难道不就在于此吗？况且从前图谋隐居的人，必定要携带家属选择山居，之后才能成功，因此最终很少有人能完成。如今我造这条船，不必完全离开现在的生活；凡是我所忧虑的喧嚣、庞杂、烦劳之事，都可以借此完全抛开，从而得到退隐的快乐。那么这条船对于我来说，难道不正是格外有益吗？即使有人说这是被世人遗弃的结果，而我仍不能免除祸患，身体离去而诽谤跟随，家业舍弃而饥饿到来，那么我也不过甘愿接受贫贱，以求不愧对古代士人罢了，还能再谋划什么呢？我担心不了解情况的人更加认为我以船为逸乐之具，所以写这些话来说明。《块庵记》【陆深】吴江的陆生把自己的庵命名为“块”。事物即使微小而且丑陋，有时也正合乎人的喜好。腐朽的木头，劈柴的人喜欢；尘垢，医生喜欢；粪土，老农和老圃喜欢。何况尊贵的事物呢？唯独土块有什么可喜爱的？不过是块然而已。无论无知的人、愚人、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把土块给他们，他们全都不想要。陆生从年轻时起就发表高谈阔论，向往宏大、仰慕远方，已经不被乡里人喜爱。后来学习文章，抛弃当时的风尚，专门探求世人不喜欢的东西，反过来实行古人的道路，端正根本，责求末节，排斥浮华，崇尚实际。众人都远远避开他，这难道不像土块被人抛弃吗？所以他能够以“块”自居。虽然如此，所谓土块，积累起来达到一寻一丈，铺展到顷亩之外，都是土块所形成的。它滋养庄稼，养育万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来使世人获利。等到发展到极点，诸侯凭借它建立社稷，天子依靠它拥有天下。土块的德行，陆生恐怕自己难以承受，所以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墙上。癸亥年夏至日，自己作此文。《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二，余姚黄宗羲编，记六 居室 《东读书园记》【高叔嗣】从仁和门出去，经过宋曹门，沿着边村堤，抵达独乐冈。向北到园子，从丽景门出去，沿扬州门右转，经过苏村后面，走陈留道堤，抵达冈南，向左转，经过白塔堤和相国寺埋葬僧人的地方，抵达冈中。从丽景门出去，向北径直走到白塔李氏坟后，沿着堤路像上面一样到达园子。总共有四条路。当初，高先生居住在西园，西园的墙垣屋舍刚刚修成。然而近来想去东边，东边是祖父耕作的地方。高先生过去从未去过一两次，那里十分偏僻遥远。当时他坐在论文堂，心中独自盘算。于是召来仆人询问去东边的道路，宋衡指着地面回答：“从仁和门出去三五里，从丽景门右转少走三里，从白塔堤少走五里，从李氏坟后少走七里。不过李氏坟那条路狭窄，不能容车，适合赶路的人。”又问：“一天往返如何？”冬天以后涉水，初春天刚亮时出发，黄昏时吃饭回来；正值夏秋之初，日出时出发，吃饭后休息，日斜时回来；秋春末尾，早晨出发，吃饭后休息，黄昏时回来。于是用袋子装书，用罐子装干粮，用柴车装载。五月十五日，高先生终于向东而去。父老听说后，都出来相迎，斑白的头发彼此相对，蓑衣斗笠交错在门边；他们起身作揖礼让，询问他归来的情形。“做官和从事农业相比，哪一个更快乐，快乐有多少？”高先生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他们：皇帝六年，兄弟们结佩入仕，赶赴金门之下，幸而得到知遇，前后总共五次进入省闼。父母受到封赠，恩泽也分给小人一份；我本人却长期患病。朝廷加恩不断，如今我的官职又使我回到田野耕作。我向父老们道歉说自己做官没有成就，哪里敢希望比得上你们的快乐？父老们人人大喜，都亲手拿着鸡和黍米来慰劳。高先生与他们饮酒，人人更加高兴。起初，西郭人见高先生亲自前来，便引身躲避；如果不是穿着衣冠、仪容整肃，他们本来不肯相见。美酒肉食全都准备好，还要写拜帖、用书函作为礼物，高先生对此十分厌恶。到了这里，即使是袒露身体、赤脚的人，他也与之交谈；礼文越发衰减，他反而非常高兴，认为这里可以居住，只恨自己来得太晚。高先生说：“世人根据《庄子》所记的故事，讥笑尧、禹，轻视孔子，其言辞不够驯雅，所以雅正的士大夫弃而不信，认为这样的人并不存在。然而孔氏的书中记载接舆、长沮、桀溺等人，他们讥笑仲尼已经十分厉害，哪里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人呢？只不过即使他们真实存在，也只能说明古代风俗淳厚到了不能用诗书礼乐来责求的程度。”我刚到田野，受到父老的诘问，却无言以答，怅然了很久。这才知道庄周所说世间有这样的人，并不是虚妄。高先生既然把读书园迁到东边，仍沿用先前的名称，又加作了这篇记。《定非亭记》【高叔嗣】高氏的祖先，大概是从洧川迁来的。起初，他们在郑门郊野捕鱼、制陶。郑门，就是宋代的顺天门。明朝兴起后，天下长期太平，县城中贤能豪杰几乎有百人之多，而郑门占了一半；他们都崇尚敦厚情谊，彼此以此相尚，具有古代遗留下来的风俗。高氏又被称为当地的雄长，家中的门屋特别高大，族人聚集其中，人们于是称它为“大门高”。后来族人逐渐分散迁徙。高先生在朝廷任官时，对受封的父亲说：“郑门是我们祖宗发迹的地方，如今我们的宗族还居住在那里，而且祖坟靠近祖宗，祖先的魂灵未必不愿意留在其中。如今旧宅听说已经成为别人所有。”叔嗣希望借此机会求得一室，岁时伏腊上坟，经过时留下来会见亲戚故人，与他们饮酒使大家长久欢乐，这实在很方便。于是受封的父亲请求在读书园南面修整如之田，就是所谓读书园。修建园亭时，正逢皇帝赐高先生告假居住；他向父老询问先世的事情，以及从前贤豪的子孙还有多少留存，却发现那种流风已经消灭了。过去的风俗没有什么盛衰，不过百年之间，为什么变化得这样容易呢？难道是土地有不同吗？高先生说：“我登上郑门的高处，沿着旧城向西望去，只见村落直直的，好像人的头、身、手足都不完整。父老告诉我，从前风俗兴盛时，有一位老人经过那里，指给人们看，说这是一种‘是’字而不是‘非’字的形象。后来这里发生了许多是非之事，老人所说的话竟然像是应验了。古代先王养育百姓，必定先端正当地的风俗；乡和遂各自设置长官，按时记录当地人的善恶，向君主献上情况，君主于是据此施行赏罚，他们防范百姓的办法十分完备。等到教化衰败，仍有长者能够使乡里人以做坏事为羞，不敢让这种事被人听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为淳厚完美，对人的感化很深。叔嗣考察上世的事情时，曾遇到一位里人去世，问其家人没有钱安葬，只见妻子在旁边，于是脱下金耳环给她，夫妻二人仍然叹息自己最终没有留下遗憾。邻里每逢吃饭，总是相约到先成熟粮食的人家去，不责求主人和宾客的礼数；到了少年人时，便直接拿着器具到那家锅中取食离开。如今人们听到这些事会大笑，但这种风俗足以感动人心，如今还存在吗？早已没有了。风俗败坏，怎么能把罪过归给地形呢？”孔子说：“在文章辞采方面，我大概和别人一样；至于亲身实行君子的道德，我还没有做到。”专门夸耀文章的末节，圣人并不喜欢。我担心世俗的议论不追究根本，只凭地形来定论，所以把亭子命名为“定非”，夸赞往世的风俗盛烈；倘若后来还有这样的人，希望能够遇见他。在麻姑山绝顶，有一股泉水从丹霞观西北方流来，曲折如蛇，斗折前进，伏流在竹林之间数十里，经过仙坛下方，与神功泉会合。水流潺潺，不快不慢；到了三峡桥，山崖峡谷忽然裂开，下面乱石森然耸立，泉水从上面落入坑谷，在下面与石头相斗，不能胜过石头，愤怒起来便汹涌如秋涛，冲出峡谷，声音奔放冲突。不到数百步，到石梁处忽然化作两条白龙向下垂落，飞雪般纷纷洒下，水珠溅到人身上；声音清越，被天风牵引，忽高忽细，好像士女撕裂绢帛，又像铁骑突然冲出、刀枪相互撞击，声响震动山林峡谷，实在是山中一大奇观。成化辛丑年，我承乏任此地官职；第二年正好到麻姑山举行祭祀，才得以观赏这股泉水，因而喜爱它，于是命道士洞渊在泉旁建亭，题名“观瀑”。有人对我说：“您身为二千石之官，治理旴甫才几个月，教化还没有宣扬，恩泽还没有流通，不想着勤勉尽职，却只观看瀑布，这恐怕不是政务所应当做的吧？”我说：“不是这样。你所说的不应当做的，正是我认为应当做的。我一向昏愦愚昧，不懂得治理百姓的方法。从前我由尚书库部郎中出任武昌太守，那里是西南的繁剧郡，我不能承受文书和期限考核的劳苦，整日整夜劳碌不息，结果心气烦乱，政事反而更加庞杂。我害怕心志烦乱而政事庞杂，于是舒缓地登上樊山，临近夏口，眺望大江的流势，借此荡涤胸中的郁结；不久心情洒然归来，如同醉酒醒来、疾病痊愈，堵塞的得以决开，停滞的得以流通，对政务或许就有帮助。如今旴是江右偏僻的郡，政务繁重程度只有武昌的三分之二，而这里瀑布的胜景又足以观赏；它清澈而不污浊，正直而不弯曲，形体柔和而作用刚强，可以激励贪婪者、振作懦弱者，这些都对我的政务有益。所治理的事情既较少，所观赏的景物又更加优美，那么这瀑布实在是治疗我的弊病的万金良药，怎么能废弃观赏它呢？”众人唯唯答应，退下后，我于是写下这篇《观瀑亭记》。

译麻姑山绝顶有一眼泉水，从丹霞观西北方蜿蜒曲折而来，潜流在篁竹之间达数十里，经过仙坛下，与神功泉〔原文“防”字疑误〕相会合；泉水〔原文“防防”字样疑误〕流动不急不缓，到了三峡桥，山崖谷地忽然裂开。桥下乱石森然耸立，泉水从上面坠入坑谷之中，向下与石头相撞，不能胜过石势，愤怒时便汹涌起来，像秋日的波涛；流出峡谷后，水声奔放，冲击碰撞，不过几百步，到了石梁，忽然化作两条白龙垂下，飞雪般纷纷洒落，水花溅到行人身上。泉声清亮高亢，仿佛被天风牵引，忽高忽低，忽细忽粗，像男女撕裂绢帛，又像铁骑突出，刀枪相击，声响震动山林谷地，实在是山中的一大奇观。成化辛丑年，我承蒙任职来到此地；第二年，恰逢祭祀麻姑，才得以观赏这道泉水，并且喜爱它，于是命道士洞渊在泉旁修建亭子，题匾为“观瀑”。有人对我说：“您身为二千石的长官，治理旴地才几个月，教化尚未施行，恩泽阻塞而不能流布，不想着勤勉尽职，反而只顾观瀑，恐怕不是政务上应该做的事吧？”我说：“不对。您所谓不应该做的事，正是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我一向昏愦糊涂，不懂治理百姓的方法。先前我从尚书库部郎中出任武昌太守，那里是西南的繁剧郡府，承受不住文书和期会之事的劳累，整日整夜昏昏然不得休息，因而心气烦乱，政务也更加杂乱。我担心自己的心志烦乱、政务杂乱，于是悠然登上樊山，面对夏口，远眺大江流水，以荡涤胸中的情怀；随后心情清爽地回来，如同醉后醒来、病后复苏一般，堵塞的得以疏通，停滞的得以流转，这样对于政务或许就有些帮助了。如今旴是江右的偏僻郡府，政务的繁重程度只有武昌的三分之二，而这道瀑布的胜景又很值得观赏；它清澈而不污浊，正直而不弯曲，形体柔和而作用刚强，这些特点都足以激发贪者的廉洁之心，振起懦弱者的志气，大都对我的政务有益。既然所治理的事务较为简少，而所观赏的景物更加优美，那么这道瀑布正是医治我的弊病的万金良药，怎么可以废弃观赏它的机会呢？”众人唯唯诺诺地退下，于是我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观瀑亭记》。《来雨轩记》【顾璘】知山君有一座轩，建在丛竹之间，名叫“来雨”。东桥子到那里休息，仰天长啸说：“事情有同行而情形不同，知山君和杜甫，果真这样相同吗？还是又与客人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呢？从前杜甫四十岁还没有官位，卧病长安，宾客遗弃他，青苔长到了床榻上，所以闭门暗自叹息。他的客人说：‘从前的雨天会来，如今的雨天却不来。’这确实是对贵贱变化的感慨。知山君二十岁时宾客兴盛，三十岁时登朝受用，进入金闺，掌管衮职，每天向朝廷陈献纳言，功业施加于上下，丈夫康济天下的愿望差不多实现了。后来他完全拂去这些念头，解下衣带，脱去印绶，退回故乡。他家本是公族，又兼有一向作为侯爵的俸禄，崇尚礼法、修饰德行，文章事业将传给后代。到了闲暇时，又旁求彭祖、籛铿一类的养生学问，希望与天地大化同始终。这样说来，他进仕也快乐，退隐也快乐，本来不是可以用盛衰来谈论的人。不只是客人不能选择君，君也将选择客了。因此客人若是合乎他的心意，他便驾车访求，设置驿站迎接；只要是能够施予报答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闭门拒绝，也可以。又何必计较他来不来呢？像杜甫那样的叹息，并不是用来叹息君的。从前翟公罢官后，在门上写下许多话，门人常常引用其中的言辞。我请求在君的轩门上题写：“嘉客如雨而来，幽轩洞然敞开；恶客随着雨来，我不做你的主人。”一关一开，正合我的心意；一收一拒，本来就是各自的道理。君惊讶地说：“竟有这样的道理吗！”我们相视大笑，题记在墙上后告别。《屏山小隐记》【顾璘】凡是居处，通常都借山水来增添胜景：把山当作屏障，把水当作镜鉴，并不只是如此而已。山像屏障，就应端庄凝重而崇尚形体，应峻峭严厉而崇尚节操，这样我便从中得到关于实的体会；水像镜鉴，就应以容量为度，应以广大的智慧来澄清辨别，这样我便从中得到关于虚的体会。若没有日月烟云的绚丽、草木禽鱼的生机，以及明暗、惨舒的变化，来发挥山水的作用、成就山水的文采，那么这一切都不足以有助于人的德行；真正懂得山水情趣的人，正是这样看待它的。我的居所南山远离水而独近山，所以只依赖山作为屏障。山从北面环绕而来，南面正对着；北面的山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大象，山势仿佛奔涌聚集而来，那就是小石山、大石山。山势向东蜿蜒伏下又忽然升起的，叫戴山；特别高峻奇特的，是牛头、花岩、祖堂三座大峰，曲折蜿蜒地向南回转。山上佛寺一片青碧，清晰可见。正南面与吉山相对，它独自耸立而无所依傍，形状凹凸有致，像笔架一样。群山在早晚呈现不同的色彩，紫色与翠色交相辉映。下雨时便吐云蒸腾，因风而时隐时现，有时显露，有时遮蔽，无法辨清。越过这片山冈，山岭连绵不断，但并不很高，也没有名号。西南方苍翠的树林郁然靠近，叫庙山。西山高峻的山峰在江北，青色挺拔、黛色横陈，隐隐约约仿佛向这里奔来，如同知心之人在梦中暗中抵达我的居所。居所在群山之间，只是一个微小的回旋山丘的山脚；回头看左边，左边的山便映入眼中；回头看右边，右边的山便来到眼前；向前后瞻望，群山都无从躲避。有时我戴着角巾、拄着手杖、穿着鞋子走出门四处眺望，凡是山中显露出来的景物，都仿佛归我所有。使我舍弃城市生活而在这里徘徊，全是因为山如屏障，所以便取“屏”来命名我的居所。有人笑着说：“牛头山、花岩山是有名的山岳，防守巡察者接踵而来，来了便能得到它们。其他群山，不过是当地人环绕居住的地方，你为什么偏偏把它们当作屏障呢？”我告诉他说：“凡说‘得到’，是用心去得到，不是用眼睛去占有。我年轻强盛时，志向在四方，常常想要拨开云汉、攀登日月，把光辉悬挂在旌旗之上。偶尔到山中，往往眼睛虽在山中，心神却已远去，不能真正拥有它，而山也不肯归我。如今行动屡屡受挫，精神惭愧，料想自己的才智已无处施展，于是专心一意寄情于泉石之间，才渐渐进入了这种无所间隔的境界。假如那些人仍然有我年轻时的心志，那么自然另有他们的胜境在。即使住在山中，难道就能与天地相隔吗？如果竟然说‘只是把它当作屏障，只是把它当作屏障’，我是不相信的。” 孤树堂记【方豪】嘉靖六年冬十月初六日，我承蒙恩典起用废官，重新授任广东按察司佥事，主管盐法、屯田。第二年四月初一日，我开始处理政务。前堂名为“明慎”，后堂名为“持廉秉公”。后堂后面有三间堂屋，左边是我的房间，右边是书吏居住的地方，中间的堂屋与后堂相称。由堂后穿过我的房间向东，有一座亭子在竹林间，名叫“清节”。前堂西面从小廊进入，转向南方，过桥临池，有一座台叫“濯缨台”。后面还有一座亭叫“喜有”，这些都是前人所命名的，我不敢更改。只有最后一座堂还没有名字。我看见堂后一棵嘉树，树根盘绕在牡蛎砌成的墙上，枝条袅袅如龙，拂过市舶司的房舍，树冠茂盛如伞，宽度足有三间房，高度还超过房屋。起初不知道是什么树，询问当地人，他们只说是“梡树”“梡树”。再问这个字怎么写，有人说是“东筦”的“筦”，有人说是“草菅”的“菅”，我都对此感到疑惑。树木的名称必定从木字旁，难道会从竹字头或草字头吗？当时初任官职，事务十分繁杂，没有空闲查考，心想要在木字旁造一个字，旁边配一个“完”字，写作“梡”，有这样一棵树，也可以说是完整了。等到考查古书，果然就是这个字。公务退下后面对这棵树，浓密的树荫铺满屋檐，清风自然生起，在炎热的南方得到这样的树，格外觉得清肃凉爽。

译于是我想起西曹署的槐树、故乡山中的松树、小浣地方的桹树，它们都值得珍爱欣赏，所以窗子题作“见树轩”，屋舍题作“松卧”，泉水题作“青盖”，虽处异地而情意相同，匾额题作“孤树”。岭南的树木并不少，例如铁梨、花梨是美材，荔枝、龙眼是佳果，松、柏、槐、榕足以提供清凉树荫，哪里不种植，什么人不认识？可是梡树，人们甚至不清楚它的名称，所以种植它的人很少。堂前堂后有几株梅树、数百竿竹，以及芙蓉、芭蕉、菱荷之类若干株；那些高大挺拔的树木，只有梡树没有可以与它并列的。因此称它为“孤树”，是合宜的；把堂命名为“孤树”，也很合宜。钱粮、刑名这些琐碎事务，嫌疑、诽谤、怨恨产生的根由，都必须由特立独行的人来承担：不躲避怨恨和嫌疑，使法律务必得到执行；不受污浊沾染，操守务必坚不可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共同担任这一职务、居住在这座堂中。受到污浊沾染而改变自己所守的操守，实在不值得称道；有操守却因为躲避怨恨嫌疑而不敢完全依法办事，这也只是追求名声的一类人罢了，哪里谈得上特立独行？对这个职务有什么补益？对这座堂又有什么可取之处？所以我用“孤树”来命名我的堂，希望自己早晚居住其中，看见这棵树便受到警醒，把它比作盘几、绅带等器物，以及严厉的老师、能够增益自己的朋友。有客人来访，喜爱欣赏这里，舍不得离去，每每说：“孤独的是这棵树啊！美丽的是这座堂啊！刚强的是堂的主人啊！”我便冒昧问他树为什么孤独。主人回答说：“就是说它没有同类与它为伍罢了。”客人说：“这只是‘孤’的名称，并不是‘孤’的根本。根本树立了，枝条就会茂盛；枝条茂盛，树荫就会广大；树荫广大，景观就会奇特；景观奇特，人们的爱意就会集中，于是便没有同类能够与它相配了。”于是主人才领悟了树立根本的道理。信芳亭记【张岳】雷州西湖的胜景在海北一带很有名，然而士大夫南下巡防经过雷州时，往往像不知道有这座湖一样。大凡湖山以胜景闻名，必定要有林麓、深岩、幽谷，还要有宫室亭榭的景观；前代又有高人逸士留下故事流传，例如杭州的西湖、越地的鉴湖，这样名声才会兴盛，游览者才会接踵而来。这座湖什么条件都不能兼有，只有湖水深广、波光摇荡、吞吐万象，与海上的云日相互映照，清辉交融在遥远荒僻、幽暗迷蒙的天际；因此，若不是意趣高远、不以山川的奇丽宏富为追求的人，也不能多次来到这里而自得其乐。嘉靖己亥年，石盟孟子雷谪居雷州，开始就在湖心小岛上堆土增高，建亭临湖。亭子建成还未来得及命名，孟子便调任离去。又过三年，到了壬寅年春天，佥宪梦山翁子溥巡视来到雷州，访问这座亭子并喜爱它；见椽桷、瓦片已有损坏，便加以修缮扩建，使它更加焕然一新。我和参戎凤山刘子经恰好因事来到雷州，翁子趁闲暇在亭上设酒宴请我们二人。酒意正浓时凭栏四望，他感慨叹息说：“贺知章、林和靖去世以后，天下的湖山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主人了。它们不幸落在都会繁盛之地，便被人沉溺于笙歌罗绮之中；又有更不幸的，便被权势人家强行占据。想要像这座湖一样，沉沦在偏远之地而保全自己的本真，哪里能够做到呢？”试着从亭上远望：东面被城墙阻隔，西面浸临着【原文“防祠”疑误】祠庙，南面则是通往朱厓的道路。过去的君子中，大概有人怀抱忠诚、心存忧患，跋涉万里前往朱厓，甚至租屋亲自耕种，历经九死也不后悔。在那时，他们哪里是等待后世的名声呢？最终使他们获得名声的事情，大概也不是他们自己所追求的。士人所忧虑的，只是不能学习，因而无法自信罢了；既然学习了而能够自信，即使不能让世人完全了解自己，也必定有能让上天独自知晓的地方。周公那样圣明，却不能得到召公的喜悦；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对于孔子也不能完全了解。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圣贤之徒同堂共席尚且如此，何况身处远方边地、周旋于末俗之中，却想要低头抬头、卑躬委曲地迎合，以求在上下之间取得声名和光彩，岂不是深深有愧于这座亭子而且可悲吗？我和刘子惊醒肃然，恭敬地听着，又命人斟酒畅饮，于是取《离骚》中“余情信芳”一句来命名这座亭子。亭子命名后离去，我仍觉得湖光仿佛进入梦中。劝农亭记【熊过】自嘉靖元年以来，四川年年饥荒。丙申年冬天，湖南阮君奉使者之命前来巡视水利事务。到了合江，便部署罗县令按照水利情况修治旧有制度。有时在低湿地相遇，便依照法令称赞其不知疲倦。想要总计七乡中实际蓄水的地方，大约有三十处，而多数还超过这个数。合江百姓将有所依赖了。于是建造这座亭子，以表明使者的心意。考察它的方位：从北郭门出去，隔江走一里左右，明家坝亭就在这里。记载说：合江，我过去曾经过那里，只是没有来得及考察它的水土。也许听熟悉农事的长老说过，这里大概是中上等的土地；但我看到文书记录，却说这里采用刀耕火种，几乎与今天所听闻的不同。蜀地过去被称为“陆海”，天下有事时，常说要取得巴蜀的粮食。如今人们裹腹低头，几乎不以谋生为乐。假如罢黜操行义理而以劫掠残害为先，那么这些令人恐惧的事情，难道只是说百姓的忧患吗？江流以下的沿海国家，常常忧虑水患；秦中以及四战之地，农人常因没有仓储而生计困难，首先播种的人少，有稻田而借助水利的人也少，至于开渠是否有赖于它，更无法知道。蜀地连接井络山，常被称为“漏天”，这并不是虚妄之说。如今成都上下数万顷土地平坦宽广，又有秦代李冰开凿的离堆，本来就是治理水利的地方。从成都通往其他地方，地势本来就忌讳前高后低；水流都夹在两山之间，流动而不蓄积，不修治陂池，往往就会干旱。县令长官常率领百姓举行神祀祈祷，有时召集方士筑墙建宫，募集钱财办理神事；方士佩剑登坛，踏禹步，作大梵隐语，令人无法理解。他们呼喊祈求风雨，有时又聚集僧徒朗朗诵念《大云经》，巫师跳舞，县令长官疲惫地俯身拜下。百姓远处居住，只想着休息；即使万分之一能够降雨，费用也已经多次耗尽，百姓不过因此更加贫困消瘦罢了，这究竟有什么用呢？既然如此，说合江采用火耕而不从事水利，大概是妄说。起初国家劝农，省级官员商议设置司农；后来司农隶属户曹，如今设置参政、参议等官。至于治理水利的使者，内外也都有主管机构。又有长吏六条令规定，以农田为紧要；如果不能修治职责来帮助百姓解除忧患，卿贰官员便违背根本事务而加以纠正；拖延推诿、躲避考课，徭役之事又昏昧不明，沿袭前人相互欺骗国家，这还有什么可依赖的呢？我读到古代河渠的书，于是深感愤慨地说：如今官吏也有能成就事业的，像阮君、罗县令这样努力奉行职责，才真正与所歌颂的官吏没有差别。这使百姓萌生乐于从事生产的心，是对农业最大的恩惠。官吏不像这样做的，都不值得听取，更何况竟然比这更差呢？

译然而我私下认为，农民并不需要劝导；他们不是木石，既然能够忍受饥饿，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吗？百姓即使十分愚昧，也不会乐于饥饿濒死而悠闲自得，这并不是人的本性。只要不要扰乱他们，使他们自然趋向利益就行了。至于输送、加派、服役、戍守、征敛、审判这五件事，不在农闲时征用民力，反而与百姓争夺农时，百姓长期困苦已经很久了。又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却只是一味说要劝农，这难道就是所谓把土埋起来、把土挖出来吗？不过，这并不是阮君、罗县令所能参与的事情了。把这些写下来告知后来的人：阮君名叫朝东，如今任提督学校副使；罗县令名叫应元。此记写于亭子落成那年五月。嵯峨精舍记【唐虞佐】三原马子伯循诵习先生的学说，仰慕圣贤的轨范，典章法度所昭示的道理，他的声望也随之传播开来。那些弟子们整顿衣冠承接他的教诲，低声相随。他们聚集起来如云，站立起来如林。马子的破屋没有修缮，四壁空空，弟子多到没有地方栖身，因此远道而来的人居住不安，教导虽然勤勉，学习却不能专心。佥事周子宗化巡视县境而知道此事，怅然怜悯，于是商议建造精舍来尊崇他的教化。前任县令王成章说：“这实在是下属官吏的过失。西边有佛寺，污秽丛生、奸邪潜伏，严重败坏世代典章，确实应该改置。这样做不仅正道会因此昌盛，邪道也会因此受到排斥，何况民间风俗岂有不能整治的吗？”宗化说：“好。”于是立即命人拆毁佛寺，把地基改作精舍，把材料迁来作为屋宇，命名为“嵯峨精舍”。嵯峨山的胜景，是土地的灵秀；精舍正处在胜景之中，也能够护持这里的灵气。弟子们像雁阵一样居住，马子庄严地面对他们，启发疑问，等待请教，总是以亲身实践来教导，把他们纳入礼法之中。龙常又来访。弟子进来时神情恭敬，站立时严肃整齐，退下时谨慎安静；志向坚定，文采茂盛，多么美好啊！这就是马子的教化。于是我作颂说：“以教化使人向善，以学习成就德行。因此上古时代，每家设置一所私塾，每党设置一所庠序，选拔百姓中优秀的人才而提升他们，用宽容和节制来教导他们，用德行和义理来训诫他们，用戒令反复申明，用读书法来整齐他们。上面树立教化的功业，法令便得以推行；下面修习学业而明理，德行便得以成就。然后再由乡里举荐、由里中选拔，希望广博见闻、孝顺友爱、聪明智慧、贤良仁厚的人才能够蓬勃兴起，文质彬彬地盛大起来，难道还会有不能任用的吗？等到王制湮没、道德教化阻塞，博士职位空缺、求学者离散，家中不建私塾，党中不立庠序，乡里不举荐贤才，里中不选拔士人，古今制度不同，美恶风俗也随之不同，弊病就产生了。我私下听说，看到箫笛的人会想到音乐，看到羊的人会想到礼。过去宋郿伯有意实行井田制度，于是买下一方田地，规划疆界，说：“也许可以兴办起来吧？”如今佛寺的屋脊相连、栋宇接续，遍布中原，与各地学校相比，实际多出百倍。如果全部加以改置，用来扩大贤才的林苑，增加教化的根本，谁说每家私塾、每党庠序的制度，以及乡里举荐、里中选士的办法，就不能恢复呢？这座精舍确实足以作为根基，而我们的马子难道不正有郿伯那样的心愿吗？天巢记【马一龙】皖山从旁边分出，天柱山、三台山高耸如墙，直上千仞。绝壁下突然隆起，形如倒扣的锅；上面有靖圉幕升【原文疑误】，几间屋宇，四面悬空无所凭依，只有狭窄的足迹可供栖身，所以叫作“天巢”。向东曲折而行，门户半掩半设，中央洞穴中铺设桌几席子，可容几人坐下。顶部敞开成层阁，穿过一个洞穴，拉着梯子才能上去。丹灶、玄床、捣药臼、围棋盘，仙人的遗迹俨然还在。山右转折处，溪流将山岭截断；支峰跳跃错落，忽然出现一片广阔平整之地，大田像棋盘一样排列，高处适宜播种，低处可引泉水灌注。行人刚想伸脚到达山顶时，便惊愕地屏住呼吸，只见奇石异峰交错突现在前后，形势逼人。悬挂的山峰断绝而向下投向险处，仿佛令人畏惧；倾斜的山峰歪斜将要倾覆，仿佛马上就会倒下。端正厚重的像安坐而常守宁静，峭拔削立的像站立而不依傍；直立的像拱手，弯曲的像作揖行礼；俯偃弯曲的像卧龙，跃动的像舞马；像戴冠又像柱子的，仿佛仲由正在系结帽带；像鞋子而被弃置的，仿佛巢父遗下的木屐。经过之后又相连分离，参差而各自尊立；有的仰起而低，有的低伏而高。有像龟蛇的，仿佛盘绕曲折以显现形象；有像虎豹的，仿佛文采鲜明而显出纹理；有像鸟张翼飞翔的，仿佛在等待以姿色迎人；有的举起如虬龙蛰伏盘绕，仿佛时运困顿而藏身。千姿万态，触目惊心，全都是巨灵神用手劈开、洪炉冶炼铸成的。进入得越深，遇到的景物就越奇异。紫色和翠色直入云端，幽深地延伸而去。嵯峨的山峰高耸入天，几乎挂住北斗；幽深山谷中茅屋成团，隐隐约约传来村庄底下鸡犬的声音。向西南走，离白鹤泉、卓锡泉、左慈台已经不远。上下回旋的山坡之间，路的尽头遇到溪流；溪流经过的地方环抱着石头，越发曲折回旋；靠着溪水引流形成池沼，建起车马亭榭，松风、藤萝、月色、仙鹤、翠竹、黄莺、花木，又借助人工掩映而形成情趣。县令徐公居住在这里。玄妙的房舍、洞府中，大多隐藏着清高闲逸之士，他们斜眼看待一世的贤豪，傲然不屑。徐公曾经在朝廷中任职，进入甲第，如今却也喜爱这里，难道就是韩愈所说的借此托身而逃避世事吗？古人的行动和止息各有存守，进退都听从命运；进取时，就把山河交给渔夫樵夫；退处时，就把丹青收在一握之间。柱史盛古泉说徐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坐在天巢之中，与他共同考证呢？抚松轩记【夏鍭】张文成辅佐汉室，辅佐韩王成就功业，便请求退隐，几乎片刻也不愿耽搁；诸葛武侯审慎地起兵辅佐汉室，大功尚未完成，便以死作为退处；陶靖节自认为家世是晋室的宰辅，有张子房辅佐韩王那样的心志。宋代初年，他写作《归去来辞》，具有孔明不仕孙权、曹操那样的操守。这三个人的志向、义理、才华、权略，都是百代罕见的人物，只是陶翁没有得到任用罢了。我曾在梦中醒时、睡梦间思念他们，以他们为友；隔着千古面对他们，感情深厚得仿佛有私交。说到为他们执鞭驾车的差役，大概还不足以比喻我的敬意。唉，难道只是说我仰慕他们吗？宽恕自己、衡量他人，古今都可以互相推知。我又常常自己吟诵这些话，只是没有空闲拿纸笔写入箱笥。今年我进城，防庵任先生正要在正寝北面建造四间屋子，摘取陶翁的辞句作为匾额，题作“抚松暇日”，用来记事。唉，防庵先生难道也常常仰慕陶翁的为人，借此事来表达心意吗？请允许我替防庵完成这篇文章。陶翁辞去彭泽令，写作《归去来辞》，这是人人知道并共同羡慕的事。他归来以后抚弄松树，盘桓其中，本来也是适合他的事情。可是遇到田夫野老，便总是与他们一起随意饮酒，放纵怠慢而不受约束，几乎没有雅士的风度。这一点众人并不厌恶，而我也常常觉得其中稍有不足。

译唉，这大概是有原因的。一个人如果才华杰出，却生逢艰难时世，他忧虑世道、审察自身，难道不愿意辅佐大业、建立大功，在当时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不只是为了自己吗？后来一旦不能如愿，他便收敛机谋，解开束缚，正好把胸中的棱角和不平，全部表现为平易、曲从和委靡，这也是形势所迫。譬如水在大地上流行，滔滔活活，也想冲击龙门、撼动底柱、跃入鼇海，以显示自己的奇异，施展自己的壮阔，直到流向遥远之处才停止。后来一旦不能如愿，便汇成平静的波澜，漫溢为安缓的水流，荡漾在淡泊泥泞之间，迟疑曲折地前行，水面狭窄而自限，停泊安静而不与物争，这也是形势所使然。以陶翁这样的贤才，生在晋宋交替之际，又加上家世本是晋臣，他心中难道不愿意入朝谋划，只有出仕来践履疆场吗？他想像刘裕那样建立功业，像司马氏与张子房、诸葛孔明一样前后相继有所树立。后来大事将要过去，已经没有什么可再期待的了，张弛转移的形势自然不得不使他变得放纵怠慢、无所拘束，曲从委靡。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会发狂生病。看他叙述史事、吟咏荆轲的诗篇，以及拒绝道济馈赠等事情，陶翁内心郁结、壮志不能施展的情状，哪里只是可以想象而已？防庵先生又是怎样呢？防庵先生由文学博士起家，从云间任职直到分教南雍，所到之处都培养士人；此外还上疏论断绝堵塞奸弊、宽恤百姓等事。他在南雍任职三年，外任期间遭逢父母丧服，服丧期满后以疾病为由归卧家中，十分果断，可以说是有所作为的人。与陶翁相比，他也可以无愧，只是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罢了。防庵先生生长在清平的朝代，能够从容进退；他不愿在厅堂宴饮享乐，也不愿泥饮吟风；天下太平，也不愿吟咏荆轲。防庵先生处在安定的时代，能够这样顺遂适意，也正好由此显出陶翁生世的不幸。难道不只是陶翁，连张子房、诸葛孔明也无不如此吗？遭逢时世艰难，不得已而出仕，委身受役，即使说是建立功业、显扬声名，大概也不是他们真正愿意的。防庵说：“是这样。”于是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抚松轩记》。拟沂亭记【符锡】拟沂亭建在乳源县城西二里温泉旁边，是为了记载游赏的乐趣。嘉靖甲申年夏天，我刚到任这个郡，恰好奉提督学欧阳公的檄令，撤去六县的淫祠，并且把这件事交给有关人员办理，务必从根本上断绝祸患，希望风俗教化能够兴起。于是六月前往英德，查访不在祀典中的祠寺，共一百六十五处，立即下令拆毁。师生请求改建旧学，县令刘某的意见与我不合，于是我离开了英德。翁源与英德相同，应当拆毁的祠寺有七十七处。李县令请求说：“寺中有翁山僧防居住，院里有余襄公的碑刻，难道连一两间僧寮也要拆毁吗？”我说：“僧防是制度所规定的人，宋代碑刻也不在拆毁之列。”于是离开翁源。仁化与翁源相同，拆毁祠寺一百一十三处，建立防贞社学，于是前往乐昌。查访应当拆毁的祠祀和应当兴建的学校，龙县令都已办理，于是我离开了乐昌。乳源有凭借祠寺作奸的人，廉访查得实情，先依法处置，然后把遮蔽正道的祠寺八十九处全部拆去。师生请求恢复社学，社学废置日久，渐渐被百姓侵占；又得到一株古杉，便命典史林柯主管此事，事情详见太守唐铁峰的记文。又把崇林废观改建为仰止书院，祭祀昌黎、濂溪二位先生。泷口庙是街市百姓请求建造的，我责问他们：“供奉的是哪位神？”他们说：“邹尚书。”我问：“是乡贤，还是名宦？”他们说：“不知道。”我说：“这是淫祠。”本县有义士邓可贤父子为抗贼而死，并有保卫乡里的功劳，为什么不祭祀他们呢？第二天我率领诸生到祠中，烧毁淫神的神像，奉立邓可贤的牌位。随后对诸生说：“这里应当有佳境。”诸生说：“距离这里不到百步，有一块石头浮在溪面上，方圆一丈多，温泉从石孔中汩汩平涌出来，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佳境？”我欣然前往观看，流连整日，舍不得离开。诸生说：“请用废庙的材料在这里建亭，可以吗？”我说：“可以。”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旁寺僧人濬且，并告诫他说：“我的亭子如果建成，应当命名为‘拟沂’，用来记载这里的乐趣。”第二年乙酉二月亭子建成，恰好我有军务，不能前往，还没有来得及观看，亭子便在夏季洪水中毁坏了。又过一年，到丁亥年，我才从军门回来，教谕王君世泽每次见到我都请求重建。恰好得到民壮逃避差役所交的钱一千缗，于是选择高爽之地，又重新修葺亭子，使本县人士以及做官出游、经过这里的人，都能因仰慕这眼泉水而来观看，在这座亭中休息并询问其由来；到那时便把曾点所陈述的志趣和孔子所感叹的道理告诉他们：不过是在沂水岸边，却能够得到顺应天性的乐趣，确实就是这样。即便如此，龟山的泉水就是乳源的泉水，邹鲁的士人就是韶州的士人。前者成为圣人贤人，而我们仍然不免只是乡里之人。人的本性难道真的会有天地般悬殊吗？况且我听说，上面用风俗教化下面，叫作“风”；下面用习俗回应上面，叫作“俗”。《传》说：“经典正道端正，庶民就会兴起；庶民兴起，就没有邪恶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先前所拆毁的那些若干处祠寺，大概会看到正道已经彰明，淫邪之风日渐远离了。否则就会像鸟头草被除去而病根又复发一样，那么一再拆毁又哪里能够胜任呢？君子说：“邪与正不能同时并立。”这话接近道理。于是把这些话一并刻在石上。嘉靖七年戊子孟夏二十一日，颍江居士符锡记。《明文海》第三百三十二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三十三卷，余姚黄宗羲编，记七。居室。海山亭记【毛纪】东莱郡城东北角，仅一里左右有一座旧台，正处在教场公署后面，高耸数仞，日渐荒废倾颓。经过这里的人只是斜眼看看，没有人过问。考察郡志，记载说是南燕慕容氏所筑，号称燕台。然而父老相传，它旧名望海台，我怀疑是秦汉之间观察望气候的人所建。又曾想起明朝初年沿海设置望海台，用来防备倭寇，这座台大概是那座墩台的遗址吧？这些都无法确定。大概在世道安宁、百姓久享太平之后，人们已经很久忘却了无事的生活。嘉靖丙戌年，巡察海道山宪副碧厓冯公子际，偶然在阅武的空闲登上此台观看，便见神洞等群峰排列在东南，渤海的巨浪奔涌在西北；那种雄伟峻拔、浑厚开阔的气势，全都在这里汇聚。于是感慨叹息说：“这是本地一方的胜景，怎么能让它埋没在荒烟野草之间，与寻常土丘相等呢？”于是命工匠依照旧有地基，加以增高扩展，高度和宽度增加三分之一；山麓垒石，山顶砌砖，在上面建亭。栋梁、柱子、椽子、栏杆，以及黑色粉饰、白色涂饰、丹色油漆、绘画雕刻，全都按法式制作。亭外环绕着墙垣，可以凭靠倚立。前面修石阶四十九级，盘旋而上，仿佛凌空御风。按文字估算，台高不超过三丈，周围约二十八丈；亭子按尺计算，高达二十尺，周围则有一百多尺。材料按百来计算，全都取自公家余财；人工按千来计算，全都取自乡里中拖欠差役的人。人们竟不知道有这项工程。工程从这一年二月开始，共经历八个月告成，俨然成为一处奇异境地，突出于海滨，山川也因此改变了颜色。冯公于是援引孟轲登山观海的说法，给亭子命名。每当公务闲暇，他便时常登临；有时遇到芳辰佳节，和郡中士大夫在亭中宴饮，把酒长吟，凝视远眺。鲸鱼般的海浪、海市蜃楼般的云气，浩瀚幽远、烟霭迷蒙，仿佛荡漾在我的胸襟之间；层层山峦、重重高峰，苍翠而突兀，相对而立，使人恍惚间仿佛超出尘世之外。至于风清云淡、雨过霞飞，市镇的灯火、村落的炊烟，林间的雾气、鸟儿的鸣叫，或远或近，出没无常；早晚之间，变化万千，使人惊心动情，有时欢喜，有时惊愕。那么这座亭子的景色，难道不是所谓瑰丽雄伟、绝异非凡吗？冯公想画图来记下此事，有一天请我写记，说：“时雍奉天子之命，特持节统辖东方，至今在这里已经三年。境内幸而没有忧患，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举行这项工程。然而哪里敢忘记它的根本原因呢？实在是我国承平日久，天下各地都达到安定，直到今天，政治教化更加隆盛融洽，所以在这里任职的人才能用余力建造这个游赏观览的场所，也想与百姓共同享受其中的快乐。请您写几句话来记载它。前代正人曾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先处理紧迫的事情，再推及缓慢的事情；而在缓急之间加以经营，也各有方法。’至于台榭亭圃这一类地方，大体上可以暂缓，却不能废弃。冯公任海道官时，修缮城防、建立营寨、禁止奸邪、清理狱讼，各项政务都已整顿，凡是紧要的事情，大概已经先行办理了。接着又处理这些可以缓办的事情，而且上面没有耗费财力，下面没有劳烦百姓，如果不是经营有方，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于是使沉埋的盛迹得以彰显，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因此联想到天下的事情，废兴相继，大概各有自然的规律。一时被郁塞、埋没而没有得到表彰的事物很多；等遇到仁人智士替它们发掘出精华，加以润饰，传播在文章中，于是便能显明于世，寄托名声而不朽。这并不只是一个台子的事情。过去韩愈为连州王弘中游览之处命名为燕喜亭，六一翁治理滁州时，在清泉之上建亭，命名为丰乐。这座台子的显现与隐没，大略也与它们相同，难道不是有所等待才会这样吗？然而燕喜亭只是赞美上位者拥有的恩德，丰乐亭则庆幸下位者拥有的安乐；若在今天寻求二亭的意义，大概两者都兼有了。至于“海山”二字，难道只是举出这里山川中最宏大的部分吗？工程刚开始时，恰逢大中丞王公伯圻巡抚此地，以及藩、臬诸位大人，都认为碧厓这一举动也是振兴停滞、补救弊病的一件事，于是急忙赞助促成。碧厓是他的别号。酬字堂记【徐渭】镇海楼建成后，少保公对我徐渭说：“这件事应当写一篇记。你替我起草。”草稿写成后呈上。少保公称赏我说：“听说你长期寄居在这里，赶快召人掌管钱粮，拿出廪银二百二十两给你建一所秀才的居室。”我推辞说：“过于奢侈，我不敢接受。”少保公说：“这样我就有愧于晋公子了。”于是这篇文章才终于不再有愧。假如只是随便采用福先寺的事写几个字来敷衍我，那对我的酬报就太微薄了，哪里算奢侈呢？我感激少保公的话，于是拜谢他的赏赐，拿着钱回去，把袋中卖文所得的钱物凑到与少保公所说的数目相同，在城南东面买地十亩，建屋二十二间，挖小池两口，养鱼、种荷、栽木，并种果树、花木和材木三类，共几十株；又筑长篱横贯田亩，里面种枸杞，外面有几十竿竹，竹笋冲破云气。客人来时，便捕鱼烧笋，以落果佐酒，醉后吟诗歌唱。起初房屋杂乱没有次序，渐渐整理更新，于是给堂题额为“酬字”。半禅庵记【徐渭】人的身体具备诸佛之性，好比海水；各种业力和习气凝结其间，好比海冰。当它还是水的时候，只是一片水，哪里会有冰？等到结成冰时，虽然已经成为冰，水的本性也没有改变。又如炼赤色以求朱红，把白色矫饰成赤色，把铅调制成粉末，把白色熨染成黑色，经过变换染色而形成，各自都有边界。就像从吴地前往越地，必定要经过钱塘江的江心，一到江心吴越便分开了；然而向东投入便是吴，向西返回便是越，分界没有固定形状，边际也难以用脚步剖分。由此来说明“半”的意义，就清楚了。徽州休宁县居士程希正先生，家在黄石潭上、大谷中万松最深处，筑墙围园百亩，名为松逸园。园中裁取胜景而建造房屋，完工后分成八处景观，心中的娱悦无不具备。于是又在半山束茅建庵，用来让防檀肖大士及诸菩萨栖居其中，题名为“半禅”。他请乡中王山人仲房所写的园记来给我看，又要求我为庵作记。我想，正甫为人风雅适中，能使根尘相互融会。他所说的“半禅”，是说居士没有离开家园，这就是半俗；稍稍脱离尘世罗网，这就是半禅。这个道理大概就是如此。譬如工匠塑像，用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来塑成一尊佛；香屑与污秽混杂在一起，终究不能成为一半佛。

译又如鸭和鸡纠缠而生，头向东走，头向西奔，不能偏向任何一边。修行深厚的人，不如顿然超越一切因缘，完全澄清本性之海。这样看来，半俗无不就是半禅。把这块将化未化的冰完全还原为一片水，便没有什么禅可以分成一半，何况还有半俗呢？铅白汞赤、越东吴西，道理也是如此。天池居士正陷在无边的俗世之中，却具有完整的禅心、契合真实的道理；我不敢胡乱写下这篇记。如果文章刻入石中，请拿给仲房、古矜两位长者参详。梦墨亭记【祝允明】子畏承受上天赋予的奇异颖悟，才气锋芒无人可比，百位俊才、千位杰士，都应当列在他的选择之中。他的形势与气势孤峻挺立，武略和狭窄的童年志趣，只是把建立世代功勋当作追求；时运、地位、厚禄、奢富，没有一样足以替我谋划。少年到成年，他纵横古今，任意挥洒各种文章。有一天忽然想到要完成先人的遗愿，同时把近来容易办成的事情做完，于是便收束锋芒，集中精神从事科举功名的学业。闭门一年，信步走入考场，终于被录入荐籍，成为南甸十三郡士人的第一名。人们对此感到惊骇，而子畏自己回顾，只觉得不过是折草一般的小事，因此更加相信世间的事情并没有必须耗费智虑才能办成的。当时他还以为，崇高的爵位、显赫的名章，不过是早晨得到金、午间得到玉，登上台阶便飞箭如雨而来的事情。我曾在福建的神明处祈求过，那里有个叫九里湖的地方，梦见神明赐给我一万锭墨。子畏认为，用来涂纸绘绢，不过或许成为细小琐碎的玩艺，大概是迂腐儒生的事业，又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呢？这大概不会像回声一样有所回应。取得乡荐的第二年，在礼部参加会试，却因文章格式的错误而受牵连，最终落出荐籍。人们又一次感到惊骇，而子畏却神色平静。离开科举考察，转而追求神明的轨道和至高的道理，穷究万事。山负海藏，探钻幽深恍惚之境。于是心思更加精微，学问更加广大，而行迹更加放纵。有时把多余的积蓄铺陈出来作为图画：日月山河、云霄风气、烟云雾雨、花鸟树石、仙人山崖鬼怪洞穴、奇士旷人、侠客美女、樵夫渔人、戎狄胡人、虚幻的市集、舟船车骑，千种形态万般模样，都务求表现得凌厉夸张、横突峻拔、挖掘奇险、诡异怪诞，曲折周密而又细碎繁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寻求固定的归宿，却各自达到妥帖恰当的境地。他必定要践踏古人的车辙旧迹，战战兢兢地害怕一失足便落入俗套。当他领悟精妙而超然时，冥冥之中又把这些重新作为事业，无论大小，只要精神得到舒适便以此为贵。这实在可以陶冶抒写我广大而洁净的心灵，使我获得快乐。近来他从四方归来，在阊门桃花坞中建了一座亭，命名为“梦墨”，这是神符章显现的意思。他认为只有我可以为此作记，陈述前事而来请求我。子畏自己认为志意已经畅达，神符已经彰显。我仔细推测，他果真认为是这样吗？唉，其中仍有未尽之意。过去王子安曾经梦墨，因此以文章闻名；我也曾梦墨，却不知道将凭什么而闻名。仔细考察子畏的梦墨，难道果然只凭绘画得名吗？墨的作用难道只是绘画吗？子畏的文章难道只是超过我们这些人，也难道只是想要超过科举名次吗？子畏不把神符看作文章而看作绘画，子畏的格调气魄难道果真只是这样吗？如果把它看作神符文章，我还要说这不够，而且又低于文章本身吗？子畏以文章自居，我如果还要把他推进只求有限功用的境地，仍然不是子畏真实的志向。若再说是绘画，我难道肯承认这就是他的真实志向吗？假使我只是顺着子畏的话说罢了，那就既不怕人笑我颠倒失序，也不怕神明发怒，随意忽略、苟且敷衍，去阿谀他人吗？神明以此祥瑞示意子畏，恐怕不只是这样，必然还有更深的含义。然而人的志向最容易停滞。使子畏的志向停滞不前，难道果真就是我的本意吗？如果是这样，便不可；不可就一定要继续前进，依从我的意见。如果子畏并非如此，那又何必烦劳我写这篇文章呢？凤嬉堂记【赵釴】贵州原来是古代九夷之地。我曾读《鲁逸论》，其中说：“孔子想居住在九夷之地，跟随凤凰嬉游。”我私下对这句话感到疑惑。九夷从秦汉时期才开始与中原相通，春秋时代武陵的蛮人尚且没有归顺。孔子想居住在那里，难道真认为可以教化他们吗？可是当时他多次向各国国君及卿大夫进言，最终竟不能使任何一人真正采纳他的学说，还可以推说是因为没有亲自接近他们。至于七十二弟子，每天在孔子身边相随，每天在洙水、泗水之间弹琴诵读，也不能使子路不再勇猛、冉有不再退避、子贡不再聚敛，何况九夷又怎么能够教化而归入正道呢？至于所说的凤凰，古今曾经有人真正见到过吗？岐山南面的凤凰一声鸣叫，声音已经消失很久了，哪里能预先知道它还在不在九夷呢？那就更加遥远而难以期待了，这必定是圣人有意而说的话。如今九夷归附中原，全部设置为郡县，溪洞中的百姓都崇尚礼教，他们的酋长盘旋作揖、雅正拜礼，跟随群吏抱着文牍，每天赶来办理政事，一点也不懈怠。询问他们的风俗，标枝野鹿般的古朴遗风仍然仿佛接近上古。那时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相比，又怎么样呢？假使天下没有凤凰，那么既然已经有凤凰，它不在中原，必定就在这里无疑。我偶然奉命来到此地，这里的人都以自己是夷人为说辞，唯独我感到高兴，还希望能够听到一声凤凰的鸣叫。于是我在玉池之上建造厅堂，题名为“凤嬉”，又到处种植梧桐和竹子，招求凤凰所食的美玉般果实，这样做也许可以招来凤凰吧？唐尧、虞舜时代，凤凰前来仪态庄严地朝见；即使遇到文王、武王那样神明圣德的君主，又有禹、稷、契、皋陶、防风等奋发有为的臣子，内外相辅相成，和谐之气遍布四方，所以各种灵异之物都纷纷来临。如今皇上正在兴隆唐虞的德政，而臣下不能广泛修行和谐之政，何况像我赵釴这样平庸的人镇守此地；即使有凤凰来，恐怕也会因避开长官而啁啾着飞走了。这就是我忧思无穷的原因。即便如此，凤凰来不来尚且不可知，而臣下奉行职守治理这里，难道还会因为偏狭的眼光不喜欢这里，长期住在此地，就认为这里一定无法教化吗？从前本来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圣人尚且想居住；如今适宜居住的地方，人却仍不愿居住，其心志已经远【缺】

译《爱山堂记》【赵釴】凡人的情感，一定有所适合。所谓适合，多半借助外物；借助外物来获得适意的人，最终一定会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能适应自己所适应的地方，却不能适应自己所不适应的地方。比如樵夫每天进山，却不知道山的美；渔夫每天在水边，却不知道水的美。并不是山水不能使他们心情愉悦，只是他们心中本来没有山丘沟壑、河川湖泽罢了。因此喜好奇景的人，以风流自许，每每探访岩穴，面对灵秀胜景，畅达心意而思绪玄远，歌咏心中所怀，悠然生出超脱尘俗的想法。等到转而把他投置在狭窄困厄的地方、寂寞荒野之中，稍稍违背他的愿望，便想回去，意气受挫，悲叹不已，难道人的爱好本来就会随时变化吗？这就是所谓能适应自己所适应的地方，却不能适应自己所不适应的地方。适应自己所适应的地方，是遭逢适宜；不能适应自己所不适应的地方，就会忘记二者相距甚远。我从小就喜爱山，每每在山中读书，曾经整日不梳头。即使是深谷峻岭，只要听说有人要游览，我就立即穿鞋跟随，这是我的本性。辛酉年秋天，忽然有贵州之行，问起曾经往来过那里的人，他们总是皱眉踌躇，对我说：‘那里的山势狂烈，河流怒涌，最令人惊骇；蛮地的烟雾和瘴气、阴雨，又从早到晚没有定准，正是所谓攀摸天际、捏取山石般艰难的地方。’我对他们的话感到疑惑，却又不能不来。到了那里，先前所谓的险峻仿佛都消失了。每次越过山岭，看见飞鸟从人的脚下飞出，胸襟更加开阔。等到沿山登高进入山谷，抬头看见后面的骑队在山顶缓缓行进；如同在画案前看见群峰青翠环绕，云气从肘腋之间升起，却又担心山峰排列得不够紧密。我对山没有什么实际所得，却如此喜爱它，自己也无法解释。然而贵州的群峰中，只有南郭最为秀美。那里原有使馆，既低矮狭窄又不整洁，而且背山面市，于是我把它迁到南边，正好与群峰相对。堂屋建成后，只见山势仿佛要迎面而来，山间雾气蓊郁蒸腾，飘飘然像与云一同浮动，旅途中的愁思顿时消散。不只是我感到快乐，那些久困于此的官员，即使原来有不快乐的，也无不面露喜色。因此把它命名为‘爱山’。只是奇怪世上那些自负的人，喜欢故意提出诡异的议论，毫不谦让。近来见太史升庵先生品评叙述天下山岩的奇异之处，却唯独对贵州的山极尽丑诋之辞，这种说法正确吗？内心舒适时，小土丘也可比泰山、华山；内心不舒适时，泰山、华山也只像小土丘，境遇在内心而不在外物。假如一定要快乐就必须选择胜景，那么世上不足以使人快乐的地方必定很多。古人说过：‘美的东西自有其美，我却未必知道它的美；丑的东西自有其丑，我却未必知道它的丑。’我只是喜爱它高峻重叠、郁然苍翠，有遮挡太阳、概括云气的气势罢了。恐怕后人被他的话迷惑，有人因此不喜欢这座山，所以又为它写下这篇说明。《倚丰亭记》【赵釴】倚丰亭，是依傍丰山建造的。丰山大概是滁州一带有名的山，人人都环绕着它居住。山也郁积着灵异之气，往往早晨云气笼罩山顶，白天就一定下雨。因此滁州人凡是要在田园中耕作、除草、兴修营造，都一定观察丰山的云气来占卜晴雨。每逢年时水旱，祭祀它尤其灵验。嘉靖戊午年，我督收来到滁州，当时秋雨很多，反而损害了庄稼。到了己未年春天不下雨，夏天也不下雨，百姓开始仰望丰山祈祷，认为雨可以立即降下。不久仍久久不下雨，百姓都叹息说：‘上天不仁爱我们，难道丰山也不肯给我们降雨吗？为什么从前有云气而今天没有呢？’仿佛把怨恨转移到丰山身上。我于是开导他们说：‘大山的雨泽及天下，小山的雨泽只及一国。山难道不想适时降风下雨，使万物获利、百姓安居本土吗？何况百姓祭祀礼敬它，一年之中也很勤勉。如今竟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并不是丰山所能造成的。’即使这样，丰山本来是下过雨的。然而雨还没有来时人们只知盼望，雨一到却又把它丢弃。沟渠不疏通而变得狭窄，水障不能稳稳蓄藏，水一流出便立即取用，纵使有慈爱的父母也供给不了。山川又能怎么办呢？这就是只依赖丰山而不知道善加利用。假如善于利用，那么从前的雨就是今天的雨了。为什么呢？我曾见过邻居家的老翁。东邻贫穷，西邻富裕。我到西邻家问他：‘您为什么比东邻富裕呢？’他说：‘没有别的，只是得到上天的帮助却不把天时用尽，得到土地的资助却不专靠土地，仅此而已。’我问：‘具体的方法怎样？’他说：‘天有时令，我就顺势辅助它；看见树木生长就让它生长，看见禾稼死亡就任其死亡。上天有雨泽，我就把它留住，保存多余的水，不丢弃已经到来的水，所以修筑池塘、陂泽、沟渠，务求足以利用。往往天降的雨泽只有十分之三，我自己蓄积的水泽有十分之七，所以春、夏、秋三时都不受水旱之害。对土地也是这样：硬的使它变软，软的使它变硬，干燥的使它湿润，湿润的使它干燥；土地生刺就使它肥沃，低洼处就筑高，过高处就压低，险峻处就使之平易。土地和人力各占一半作用，一年通常多有丰收。’东邻老翁则不任用适宜的土壤，杂草丛生也不割除；水多时便泛滥，水干时便停止耕作。因此种下稑禾却不能成为稑禾，种下穜禾也不能成为穜禾，这就是他与我的不同。唉！善于利用的人，尚且不会向天地过多索求，何况山川呢？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是丰山能够使滁州获利，而滁州人不能自己使自己获利罢了，又有什么可怨恨的？于是滁州人开始懂得耕作，这就是我建造这座亭子的原因。亭子在丰山山麓。旱灾时，我曾和同僚朋友及百姓在这里望云，因此依此建亭。又担心百姓到了适当时节便忘记我的话，所以把这些话写在亭中，让游览的人观看，用来告诫和警醒他们。《偕乐亭记》【赵釴】桐城四面都是山，其中最美的，东面有浮渡山、白云岩，南面有大龙山、小龙山，都距县城百里；北面有洪涛山、麒麟山；西面有五岭、挂车山，都距县城四五十里。最近的则有龙眠山、凤凰山、灵泉山。然而龙眠山幽深，凤凰山峻峭，游人一年也不能去一次；只有灵泉山秀美而气势雄伟，是县城的后龙。从仙姑到王母塔，横向绵延数里，都是它的支脉。百姓依山居住，是县城右侧的里坊；里坊中有正学书院和辅仁防所。书院后面有山丘隆然突起，上圆下阔，高不过数仞，却能望见百里之外。这一年，古泉盛亚卿想迁居其上，但力量不足以办成。县侯登山四望，看见群山像城墙一样排列，村落房舍、街市防所整齐地分布在白云紫雾之中。龙眠水、桐陂水穿过里坊左侧，蜿蜒如白龙向南流下；练潭、鸭湖、白兔河等水流横向注入并交汇于此，和山势一起荡漾，形成奇景。县侯说：‘这是有道理的。桐城没有城郭却能安定，不经商贸却能富足，难道不是因为山水盘结、风气完整聚合吗？这座山实在不能没有亭子。’

译于是他在山顶筑起围墙，建造三间屋子，一个月才完工。一时间观看的人欣喜欢跃，仿佛突然登入云霄；山水骤然相合，因此把亭子命名为‘偕乐’。县丞李某、主簿张某、县尉丁某，凿石记下县侯建亭的年月，请我写下此事以便流传。我说：‘县侯的见识多么开阔啊！如今做官的人喜欢谈忧患，忌讳谈欢乐。因此他们到任时，对百姓说话便怜悯他们的贫穷、抚恤他们的困苦，呜呜然仿佛刚从汤火中救出他们，又替他们洗濯，计算救济之事不十全十美便不停止。对上级大夫说话时，又极力陈说民俗疲惫，而自己拯救百姓如何勤劳，使听见的人悲悯叹息，因此声名日益广传。等到他们被提拔离去，往往还不到任期。至于山谷的美、溪壑的胜景，可以一览而快乐，他们却也垂下眼睑不看。等到编写政绩时没有写入，便说：‘我哪里有空闲呢！’及至考察他们的政绩，却未必真是这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爱心罢了。快乐产生于爱，所以爱树荫的人连树也爱，爱房屋的人连乌鸦也爱；哪里有爱人民却不爱及山川土地的呢？我曾见家中老翁经过几个儿子的住宅，即使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也没有不挂念的。他环视田地平整、池塘坚固、林园茂盛，就欣然快乐，否则便发怒。’ 等到他经过别人的住宅，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古人与百姓同乐，并不是真要排列房屋与百姓同住，推让甘美食物给他们吃，悬挂钟鼓使他们快乐，而是各自满足了自己的情怀罢了！所谓快乐，是心情适合什么呢？我使自己适合别人所适合的，别人也使自己适合我所适合的，这是彼此相爱的表现。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我在周侯身上看到了。周侯到桐城时，正逢万事更新的日子，人人都锐意求治；他对于民事，就像梳理头发一样，件件都照顾到。周侯询问风俗、察看民情，说：‘百姓不以为苦，为什么还要劳烦他们？’一切都让百姓休养生息。有人说：‘桐城人强悍。’周侯说：‘人害怕犯罪，怎么能说强悍？’有人说：‘桐城人奸诈。’周侯说：‘猎人狡猾，兔子怎么能不狡猾？怎么能说是奸诈？’有人说：‘桐城人好诉讼。’周侯说：‘人的情理得不到公平就会鸣冤，怎么能说不好诉讼？’上面安于清静，没有征召、搜捕的烦扰；下面也安于里巷，没有奔走、惊扰的困苦。这不是故意装作忧戚来互相称誉取悦。只见因里役而来的人，不到厅堂便退去；因粮税而来的人，不必卸下肩担便退去；因告状而来的人，不过一夜便退去。上下安然相处于无事之中，这就是此亭建造的缘由。即便如此，我曾经疑惑，古代贤人因喜雨而建亭，因丰乐而建亭，本来只因一件事而建，亭子却一直保存到今天。假如他们的心意仅止于此，那么雨有时会干旱，丰收有时会歉收，将怎么办呢？仔细考察这一点，才知道快乐的根本所在。周侯以乙丑年进士身份来任桐城令，年纪不到三十岁，以赤诚之心面对百姓；正因为他的心真实，所以快乐真实，忧虑也真实。我喜爱他待人真诚，因此乐意为他写这篇记。周侯名芸，字用馨，别号仰南湖之景陵。人 《助山堂记》【赵釴】好啊！山水的胜景、登临的乐趣，没有比柳柳州说得更好的了。但柳州带着盛气，常常凭借气势凌驾于山水之上。我曾经怀疑他说：‘地方即使优美，若有适合的人居住在那里，那么山仿佛会增高，水仿佛会变宽，堂屋不用装饰也自然焕然一新。这样看来，是人给山水增添了光彩。’后来我进入贵阳，从武陵、辰沅一带溯流而上，看见山峰峻峭，水流清冽，奇石嘉树交相映衬，显出奇异之美，私下感叹这是仙灵的都会，是通达之人应该隐居自得的地方。却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感到快乐，反而责怪山水，说：‘山势狂烈，水流暴怒。’这以后我才知道，地方即使优美，得不到合适的人，也只是徒然显得鄙陋罢了；人确实能够给山水增添光彩。我在麒麟山中有一小块田地，看见高峰重叠、四面如墙，而竹木并排生长，苍翠相互映衬，心想其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景致，于是让当地人作向导，每天游览一座山。看见笃山的孤高奇特、小龙山的峭拔秀丽、麒岭的高峻、石鼓山的蜿蜒、莲花峰的高秀、舞蹈岭的回旋、玄玄峡的郁结盘曲、龙门冲的幽深。虽然不能与名山争胜，也是一方伟大的景观了。于是我在石鼓山下建堂，把群山都迎请进来，视为朋友。群山也像交臂结伴而来，迤逦仿佛朝我奔赴；无论风雨晦明，都拱立不去。尤其适宜在月亮升起、仿佛置身营垒之中时游览：看天空中的刁斗不再鸣响，身旁环绕着戈矛。每人各作一首诗，告诉那些喜好山水的人。爱好山水的人因我所乐而感到快乐，往往有想游览的，我就迎来带他们游览；想游览却不能来的，我就设法请来；游览后不想离开的，我就安慰挽留。山也渐渐为人所知了。每当酒兴酣畅，我总是把酒洒在地上，询问它说：‘山啊，你有灵吗，还是没有灵？如果有灵，那么我为山尽力，也算太勤劳了。山本来对我漠然无情，你清美雄浑的气韵，既不能使我的德行尊显，也不能使我的功业兴盛、文章成就，只是凭外在形色来索取我；那么我实在没有辜负山，而山却确实辜负了我。’听见的人都大笑，于是把我的堂命名为‘助山’，希望山灵能够把美好的恩赐赐给我。堂建成于嘉靖乙丑年九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发奸亭记》【冯恩】嘉靖壬辰年夏四月七日，我因巡按事务来到宁府，进入院署。第二天经过东亭，看见照壁上画着一只麒麟，头角、蹄鬃都被箭射伤。我问身边的人，他们说：‘这是射亭，过去设置靶子和箭。监司巡按到来，公务之余便射中它，以舒缓案牍文书的劳累。’我不忍心这样做，便示意宣城尹汪俸用宋代奸臣秦桧来代替它。又放置红弓两张、箭一百支。凡是同僚有空闲时，便拉弓射击奸邪；射中秦桧的黑心为上，射中他的头部次之，射中腹部和四肢又次之；射不中的算负。唉！喜爱正直、厌恶奸佞，是人所秉持的常性。麒麟是王者的祥瑞，是什么人使它在东山折伤了脚？秦桧是奸雄，又是什么人使他能够在窗下保全首领？如今麒麟已经死去，秦桧也已经死了。麒麟死了但形迹还保存着，秦桧死了却遗臭至今。形迹保存着，我爱它，如此而已；谁还会知道它已经死去？遗臭流传，我厌恶它，如此而已；谁还会知道他已经死了？死去的麒麟我尚且爱它，何况忍心用箭射伤它吗？活着的秦桧我尚且厌恶，何况肯用箭附和他吗？不忍射伤麒麟，不肯附和秦桧，那么舍弃麒麟而射秦桧，也是应该的。《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四，余姚黄宗羲编，记八 居室 《四楼记》【王渐逵】我曾读韩昌黎《送李愿归盘谷序》，其中说大丈夫得志，就应当富贵显赫，凌驾一时，借此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至于留恋儿女，在争奇斗艳、争取怜爱之间周旋，我私下认为这太狭隘而感到悲哀。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所求的是自己本性的生机罢了；既然求得自己本性的生机，那么无论到哪里都能获得自得之乐，又哪里有志向得意与不得意的区别呢？况且显达或隐晦只是时运，有没有得到志向才是关键。因此，大丈夫显达时，他的道就在于顺应这个时代，把自己与万物共同融入其中，扩大无我的公心，保全一体之念，用自己的道理进献给君臣，推行于上下，施行到四海，贯通夷夏，直到禽兽草木鱼鳖昆虫，无不各得其所，与千百世以前和以后帝王圣人的精神相契合而没有差错；只求不辜负自己本性中所有的东西，谁还知道他的志向究竟算得志还是不得志呢？大丈夫困穷而隐晦时，他的道就在于安处这个时代，将与天地共同存在，契合幽深玄妙的机理，探求阴阳的精髓；上则研读坟典，旁及丘索，枕藉六经而吐纳其义，山川鬼神的奥秘、古今往来的通理、万物不可测的变化，无不研究其中的精微秘密；居于高明之处，探入幽深之境，使耳目所寄托的、心胸所包容的，没有一点阻滞；只求不辜负自己本性的生机，谁还知道他的志向究竟算不得志呢？况且人活着，本来就有这种本性和这种快乐；人学习而成为人，也不过就是这种快乐、这种本性罢了。显达时，我只是把它推行、实现，随着时势施行，本来与所谓志向无关；困穷时，我只是修养、蓄积它，和造物者共同运行，本来与时势无关。这就是所谓大丈夫之道，是把天与人合而为一。我的同年凃东潭先生，想来已经从这里有所领会了吧？因此他显达时，做过令尹、巡察、郡判、佥宪，有时抚育百姓、施行善政，有时洗雪冤屈、惠泽万物，有时恩惠慈爱普遍施行，有时端正自身、树立规范；他显达之道究竟怎样呢？他退处时，则创建四座楼，分别用来观览胜景、鉴湖、观水月、赏绿野，在其中往来，想同庐阜、彭蠡、西山、阁皂的胜景相互为伍；凡是饮食坐卧、思索诵读、吞吐宇宙、剖析细微，有时和客人携壶饮酒，大醉后写长篇短韵，无不在这些楼中获得。他退处之道又怎样呢？由此看来，他实在远远超出了韩退之所说的境界；至于李愿居住盘谷，把志趣寄托在一水一石之间，更远不如他。东潭远道而来，在青萝山写信，请我写文章来记述此事，索求我作文以【缺】记下它。我并不擅长文章，却私下有志于这种快乐，所以不自量力地写下这些作为补充。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完全表达我的意思。将来我北游九华，向东经过会稽、天台，取道西江，和东潭相见一次。登楼远眺，四面空旷寂静，那时才和东潭谈论这些。东潭在南浦之滨等候我，可以吗？《一川记》【王渐逵】天下的山，都发源于昆仑山。昆仑山向南进入中国，分成四支。北面的一支，从贺兰山向东延伸，漫延成为太原、王屋等山。黄河经过它的南面，又漫延成为平阳、蒲坂之间的山地，那就是古代帝王建都的地方。再往北向东，漫延成为大行山以及燕蓟诸山，也就是今天京师所在之地。其中一支从陇右蜿蜒向南，又向东成为太华、嵩高诸山，直到岱山以及伊水、洛水、淮水、济水之间，周秦以来的都城都出现在这里。南面的一支从汉中漫延成为终南、大别、外方、桐柏诸山，到淮扬而止。再往南的一支从蜀笻向南，又向东成为湖湘诸山，成为滇南、郴州、桂州、五岭诸山，越过这里成为八闽，又向北成为豫章，再向北成为两浙，到金陵而止，江水、汉水的水流在这里汇聚。这就是天下山川的大概。我广东的山从五岭而来，也分成四支。其中一支从汀州、赣州、龙门向西向南，成为白云山、粤秀山等山，也就是今天藩省所在之地。东面一支从罗浮山漫延成为惠州、潮州以及东莞、黄岭诸山。西面一支从郴州、桂州向东漫延成为英州、韶州，直到端州、峡山而止。再往西的一支从滇南、思恩、高廉向东，成为阳江、高明、新会诸山，最后一直延伸到海边。西江、北江、扶胥水都发源于这里。这就是我广东山川的大概。天下的山有成千上万座，都发源于昆仑；天下的河流有成千上万条，都汇归于海。因此昆仑是众山中的一座，海是众川中的一个归宿。一不能不分散成为万，万不能不归结为一，这是道的规律。不仅山川如此，天地的道理也是这样。太极是那唯一的一，五行、阴阳是由一分化出的万物。不仅天地如此，圣人的道也如此。我的心是那唯一的一，发用于万事便成为万。由此看来，一大概就是造化的枢纽吧？一是虚而神妙的，万是实而变化的。掌握了这个一，天下所有的事业就都完成了。高明杨君在城南筑园，面向河流建亭，题名为‘一川’，大概因为他的园名叫‘万山’，所以取此名。杨君世代以儒业为生，是国子监上舍生，他大概知道以万归一的道理吧？我听说白沙陈公从吴康斋那里回来后，怀抱静谧的阳春台之意十多年，才认识到我心中种种纷杂的事物都汇聚于此。像白沙这样的人，难道是已经获得了我的道的一吗？杨君喜爱静处独居，一人在室中居住了二十年，双脚从未踏入县庭，又能喜好义理、遵守礼法，确实是能够静心学习的人。他对于白沙所说种种纷杂最终归于一的学说，必定深有契合。将来若能掌握事物的关键，便握住了造化的机枢。因此，万归于一的道理，是杨君所愿意听闻的；白沙所达到的境界，是杨君所愿意学习的。所以我题写了这个匾额，并一并说明这些，作《一川记》。《草堂读书记一》【邹观光】

译我退居乡里已经超过一年，旧日的产业逐渐衰败，荒废而无人治理。一天看见园中所种植物生长葱郁，感慨地叹息说：‘治学也正是这样吧？难道不栽培就不会凋落吗？’园中原有草堂，据说是先父曾经栖息的地方。三间茅屋背靠城墙、面向池沼，后来在后面建了小蓬阁，阁下引三面水为渠。处在僻巷，开门便是，不讲究泉石亭榭的景观，只是稍远离市区，听不到街市喧闹。我于是重新开辟小径，装上门锁；关门以后，除了门外，便无人能进入。我还记得童年时接受授书，眼睛能一口气看下几行；遇到大雨，所诵读的书都藏在乡塾中。先父取出宋代万言策一篇来考我，我还没读完便已背诵，又陈述其中道理是否正确。先父大为惊奇，说这个孩子聪敏，但看他体质孱弱，不要让他过于劳苦。然而我曾经常在半夜私下点灯，藏在帷帐中读书，到今天已有二十年。如今先父已经逝去，思念他的居处，思念他的笑语，难道书可以废弃吗？难道只是像《蓼莪》所写的哀痛吗？我更深地自我思量：先人带着书来教给我，我所谋求的是继承先人的事业；若舍弃书籍，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读书到今天二十年，就像饥饿时对待食物、寒冷时对待衣服一样，时时与我同眠同息；我把自己变成落落无名的蠹鱼，却没有成就名声，这是为什么呢？邹子说：古代豪杰志士，哪里曾不想留下声誉、昭著施行而永垂不朽？然而名字混杂在汗青竹简之中，最终湮没无闻而不被称道的，多得数不清，莫非也有天命安排吗？庄周所说的梓庆雕刻鐻，十年不敢存有是非毁誉之心；痀偻丈人承蜩，天地广大、万物繁多，也不能使他改变对蝉翼的专注。一种技艺尚且如此，何况比技艺更高的学问呢？我自守诸生身份八年，才在乡试中中举；又过了八年才入朝为官。那时埋头于功令，内心不能不激越而想求进；已经进身之后，从深静寂寥的学问中出来办理政务，内心不能不郁闷而想退；等退居后，又因为重大变故失去了这座堂所从事的事务。计算起来不过几年，今后还将再次入仕为官。既然不能忘记进退，又怎么能忘记是非毁誉？不能忘记是非毁誉，又怎么能忘记天地万物？古语说：‘时常有力所不及之处。’我大概应当勤勉不懈，把这句话写在堂的右边，希望珍惜短暂光阴来勉励自己。《草堂读书记二》【邹观光】壬辰年，我从京师回来，草堂已经荒芜而无人治理，于是割出居室的三分之一，在里面坐卧；可是总有客人的鞋声往来，怎么能久居？后来我把草堂迁到东边，但那里低洼狭窄，又与儿子的老师和各地医士共同使用，书仍然收藏在居室的一角。考察刘歆《七略》，其中分为辑略，著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班固略有增删，编成《艺文志》。王俭《七志》前六志都以刘氏《七略》为本，又增加图谱以及佛、道二家。阮孝绪《七录》又以王氏为本，增加纪传，把诸子、兵书合为子部，把阴阳、术艺合为技术，也增加佛、道二家。大概时代不同，详略便不同，所以繁简也因人而异。到魏代荀勖分为四部，马端临《经籍考》又列为经、史、子、集，也算是纲目提挈而条目随之。后世编次书籍的人，没有能够违背这种分类的。偶尔参照其他分类，细微之处也还未能使诸儒完全满意。辅翼经学、维系世道的书，竟然只同卜筮、方技、兵书、诸子等并列；军国安定和攘除祸乱的资用，又和荒诞不经的学说并列。刑法已经列入史部，后来又列入子部。小说不能列入子部，却附在子部；类书不能列入集部，却附在集部。综合考察它们的名目和实际，大概都是源自马端临的六家、班固的九流，后来辗转沿袭罢了。于是我把书架分成四类：第一类叫学术，目录分为经学、史学、字学；凡是诸儒足以辅助圣明、阐明道理的言论，都附在这里。第二类叫治道，目录分为养民、教民、治民；本朝典章、名臣奏议、朝廷官署政事，都归入这里。农桑、医药属于养民；刑法、兵书属于治民。第三类叫绮林，目录分为骚、赋、诗，以及序、记、碑、志等；凡文人学子的华丽辞藻，都归入这里。第四类叫博录，目录分为类书、术技、杂说；凡玄妙宗旨、佛教内典、丛谈怪异之书，都归入这里。欧阳永叔说过：‘力量不如爱好，爱好不如专一；爱好已经深厚，即使力量不足，也还能办成。’我爱书的癖好不亚于永叔，只是出生在简陋闭塞的地方，很少有缥囊缃帙的旧书；又薄于资产，难以遍访京师，只好勉强抑制自己的爱好，不敢凭力量求取，姑且把现有的书分类登记下来罢了。于是又同儿子泰约定说：‘从今以后，请你像古人夏课那样，读经时就当作没有史书，读史时就当作没有子书和集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假如甲业尚未完成，便贸然转去学习乙业，只求涉猎而缺少精深造诣，这是求学者的大弊病之一，应当警戒。

译谈论道理，就要在一部书中具备各种异同；谈论事情，就要在一个时代中具备它的始终，这样才足够。第二，贪图省力、害怕困难，删去繁杂而只举要点，纵然拾取精华，也很违背博雅，这是求学者的大弊病之二，应当警戒。凡是读书，都是为了明白道理，不是专为辞章而设。即使想把道理吐露为文章，也必须胸中包罗千古，然后才能浩瀚宏放，陶冶变化，无所不宜。如今见识浅薄、听闻狭窄，却贸然抄袭拼凑成文章，这是求学者的大弊病之三，应当警戒。我把这些话一并写在堂的右边。《草堂读书记三》【邹观光】乙未年，我从墙东迁到先人的旧址，又把居所向西迁，于是有了三间屋子，专门在其中收藏书籍、读书，仍然沿用草堂的名称，以志念旧。我一向有爱书如蠹鱼的癖好，如今天赐闲暇，使我得以尽力于早年的爱好。可是儿子泰去世，家中灾难接连不断；假使忧愁能够伤人，我本来就不该还有生机。我私下把自己比作古人的心境：以食物安慰口腹，以懒怠作为枕席，把孤寂当作朋友，把幽忧当作琴瑟，那么书的作用真宏大啊！即便如此，我私下仍叹息古今人不能相及。古代漆书竹简不用说了，即使唐代以前那些爱书的人，也都亲手抄录；苏子瞻还说他年轻时想求《史记》《汉书》却不可得。如今雕版印刷盛行，二酉山的藏书已不神秘，五车书也不算奢望。古代士人力量不足以供给纸笔，甚至凿壁借屋、用手抄书、以舌学习，实在十分困苦。如今我幸而受到朝廷诏命，虽生活贫寒，也不至于像那些君子一样艰难劳苦。古人有时遭逢乱离、兵火和战争扰攘，仍然搜集残缺的篇章，保存散佚的书帙。如今幸逢太平盛世，千古以来大的道理如海纳百川，精粹的学问如星辰明亮；其中醇厚、驳杂、瑕疵、缺漏，都清楚可见。古人处在艰难环境中，学问常常充实而有余；今人处在便利环境中，学问却常常贫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人喜好学习，甚至不接受征召，不求谒见天子；如今士人从束发开始学习经术，心中惶惶，只怕不能遇合。古人喜好学习，到了眼睛不看园子、手不放下书卷的程度；如今士人即使自称博雅，志在通晓千古，耳目心思却分散到自己所爱好的许多方面。古人喜好学习，甚至不梳洗、不参加庆吊；如今世人正如嵇叔夜所说，把庆吊当作重大事情，一旦参加一次便荒废学业，随之还会遭到诋毁。我自从入学以来，用十五年困在科举之学中，又用十五年奔走服役。如今以病辞职归来，幸蒙皇上体察我不愿离开山林的操守，不再使我奔波劳碌；又好像隔绝尘俗、拒绝宾客，天性沉溺于寂寞，到了今天我才重新得到真正的自己，我将终身如此。即便如此，我还有两件惭愧的事。孔子不是说过吗？‘文章方面我大概不比别人差，亲身实行君子的道德，我还没有做到。’读书读破万卷却不能落实到实践上，实际就是错乱的。孔子又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我也曾经担任职务，上级没有认为我不肖，让我辅佐掌管选拔人才的职位，却没有做出任何长处和成绩，那么我的实际功用就是疏略的。如今却想寄托于枯竹，守着空洞的言语；学古没有成就，求合于今又不能，只姑且借此陶冶性情，直到未老之年也就可以了。合上书卷的闲暇，偶尔记下年月，接续前面的记文。《一粟轩记》【戴士琳】史书说，范少伯灭越称霸后，泛舟五湖，后来在齐国成为陶朱公；齐国相距几千里。推算他乘小船的行程，应当从三江入海，经过维扬，曲折向北。如今崇明位于三江汇流之处，横跨维扬以南，那么正是范少伯经过的道路。考察旧志，崇明出现沙洲始于唐开元年间；在范少伯的时代，这里还只是广阔的海洋，即使当时已有沙洲，又何必到齐地去呢？到了靖康年间，金兵南下，经过海外，船只停在南沙，君臣饮酒作诗，过了很久才离去；‘有花随流水’正是桃源的说法，这不也是避世的隐僻之地吗？只是少伯因功名成就而避世，可以理解；靖康年间因敌人而避难，也可以理解。我本是东海边的世家子弟，听船工、老水手谈说海上风涛的险恶，即使身在平地也心生恐惧；我又一向有迂阔疏放的癖好，想振兴衰颓、恢复中原，哪里料到自己竟成了海中的博士。衙舍只有三间，宽广不满一丈，屋檐离地不到六尺；弯着身子进出，歪着头巾入内，头上的进贤冠常常碰到篱笆。雨天破漏便生青蛙，暑天要张伞，风天翻动书扇，雪天则映着帷幔、侵入帐幕。老少几十人，像鸟巢穴居，杂坐只能容膝。我想重新整顿破旧的居处，澄清心思片刻，却怎奈孩子们啼哭、众人互相责备。于是捐出三个月的俸粮，自己建造一间小屋，命名为‘一粟’，表示它的狭小。规模不超过旧斋，却高敞明亮，轩窗玲珑，能够纳凉、晒暖，样样都合我意。不合我意的人不得进入；合我意的人则在此谈玄论道、请教文字，以龙团茶漱口，以沉水香相伴，整日不肯离去。庭院中栽种花草，播种葵菜；休沐日讲论文章之余，便披散头发、张开双腿坐在其中，几乎不再辨认这是官舍还是旅舍，也不再辨认这里是中原还是海外。有人嘲笑我说：‘那么，海中博士对先生有什么亏负，而先生为什么不能适应海中博士？假如先生既然像范少伯灭越后泛舟五湖那样来到这里，就应当满足于这一粟之地，不必离去；中原多事，争地争城，怎知道先生不会把这个沙洲当作桃源呢？如今先生仍有中原之志，看来不会久留齐地；这一粟之轩，将来应当有人继承先生，在其中箕踞而坐。’我无从回答他。《五可轩记》【骆文盛】骆子住在山中，有一座轩，匾额题为‘五可’。有客人来拜访，问这个名称的含义。骆子说：‘我住处远离城郭，接近山林，有几亩田，有几畦桑树。听不到市井喧闹，宾客也很少来。因此可以避开纷扰，可以养病，可以谋生，可以读书，可以节省费用，这就叫五可。’这大概是自以为可取的地方，但五可之中也存在不可之处：谋生只能做到一餐一粥，早晚供应还不能周全；读书时遇到奇字奇文，精力有所不及；养病时没有钱买参、术，调养也没有掌握方法；避开纷扰时世俗关系并未断绝，忽然仍会触动心事；节省费用时又难免应酬，还不能像最高境界的人那样忘情。古人所说的‘可’，只是勉强可行，还有没有说尽的话。用今天验证，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便如此，我又曾经从前人那里受过教诲。造物主忌讳满盈，人道厌恶满溢。因此至人无所作为，常常甘于淡泊；君子不经营求取，不以破旧简陋为厌；有智慧的人不耗尽自己的聪明，用来保全天性；大隐士不处在险峻绝远之地，用来调和自己的性情。欲望没有可以完全满足的，知道满足才是真满足；经营作为没有可以停止的，知道停止才是真停止。天下不知足的人，沉溺于欲望之中却不认为那是可取。天下不知止的人，锐意向前却不认为那是不可取，最终难免达到受辱而危殆的地步。若能停止，真正懂得这个道理，那么这五件可取之事才真能称为可取；除此之外，实在不能再对‘可’有所期待了。又何必说什么‘还有未尽之意’呢？于是我和客人相对而笑，又命童子拿笔把这些话写下来，也可以供观看的人一笑。那么，即使把它叫作‘可可’，也是可以的。

译《逍遥园记》【程瑶】我二十岁时入仕，随众进退，经历危难险阻，总共三十七年才归来。归来后便创建、治理这座园子，修缮完备，把过去收集的典籍、古书、法帖都充置其中，每天赏玩而快乐，仿佛将终老于此，所以题匾为‘逍遥’，取庄子的话，也仰慕他冲淡旷达的情趣。有人来拜访我，仔细看后问：‘您取这个名称，难道不是因为脱离危困而趋向安逸，过去有所惩戒而如今有所适意，所以把逍遥当作幸运吗？’我回答说：‘您不了解我。从前我处在困厄中，外在行迹仿佛受到阻滞，但内心从来没有不快乐。如今我处在安适中，外在行迹仿佛逍遥，但内心从来没有快乐。’那人惊讶地说：‘处在忧患中却快乐，处在快乐中却忧虑，这难道合乎人的常情吗？请您一定为我说说。’我于是说：‘我正值强壮之年，锐气旺盛，不肯低头屈意，凭着愚直的性情处在群小之间，于是各种诽谤交相攻击我。即使每天和那些人酣饮下棋、握手欢笑，他们背地里却编造言辞、巧妙构陷，排挤我并落井下石。又有权贵之人，正在窃取天子的权柄，进退天下士人就像反转手掌一样容易；唯独我斜眼看他，却把他当作平等之人相待。’ 那人积怒已深，于是借别的事情来中伤我，夺去我的符卿之职，贬为度支郎，他的怒气也就发泄了。我既以郎官身份在堂下奔走，每天抱着文案，在大吏案几前接受成命，俯仰周旋，样子像个胥吏；遇到事情不合理，又不肯阿谀奉承，他就当面骂道：“这个郎官怎么这样愚钝！”压制凌辱了一年多，大吏才因获罪离职。当时，即使旁人替我难以忍受，我却能在其中自我调适：在朝廷任职时就趋走于朝堂，退下便躺在一张榻上，吟诗诵书，整天不停。他诽谤我，我仿佛没有听见；他发怒，我仿佛没有看见；他贬黜我，我仿佛得到晋升，只是安于义理和命运罢了。后来我奉着玺书，乘坐驿传，带着妻子儿女奔走到西南数千里之外。山中有高达千仞、由栈道楼阁造成的阻隔，行人汗流气喘，一天才走几十里；夜里住在荒山陋舍，当地人又用虎豹来恐吓我们，全家都战战兢兢，直到天亮出发才安心。水路有岷江、沱江的迅猛和三峡的险要，虽然有时一天可行千里，十分顺畅快意，但船夫稍一懈怠，一碰上礁石，船就会破裂倾覆，成为鱼鳖的食物。我正端坐在船中，像平时一样吟诵，幸而登上岸，才有获得新生的庆幸。等到再次被贬往南方时，越过梅岭，渡过炎海，出入苍梧、罗浮之间；山岚雾露侵袭之时，置身于鸟语难通、夷人杂处之地，世俗把那里看作鬼关，正是宋代寇莱公等人因此丧身的地方。我当时正鞭挞、督责属吏，严格监察他们；在处理文书的空闲，便像平时一样吟诵，丝毫没有受到瘴疠侵害，也没有生疥癣之患。这一切，表面看似处境困顿，而我的内心却未曾不快乐。等到承蒙恩典，交代完职事归来，才开始修治这座园子，建堂、筑楼，整理残山剩水。每天督促童仆栽松植竹，四周环绕花卉。没有的就增添，弯曲的就扶正，稠密的就疏开，旁逸斜出的就使它直向上生长。几年之间，树木森然、草木郁茂，已经可以称为茂林了。我脱离山海险境，来到清雅华美之地；离开舟车奔波的危险，享受林野的安宁；远离群小，与子弟相对；疏远权贵，亲近亲朋。诵读圣贤之言，阅读古代诗文，旁及诸子百家。凡是古今兴亡的缘故、贤能与奸佞、邪曲与正直的事迹，四夷九州的遥远地域，以及山泽鬼怪的幽奇，无不通过眼睛浏览而领会于心。像建安、开元时期的诗文，昌黎、六一的作品，深奥如《典谟》，端正如《诗》《礼》，精深如《周易》。慢慢阅读玩味，忽然有所领悟，仿佛圣贤上下往来，在一堂之上亲自传授学问。至于钟繇、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的法帖，偶尔展开观赏，便看见雄壮的如武库中的利剑，妩媚的如美女娇艳，端正的如庄重的人、正直的士人，奇异变化的如鸾凤飞翔、龙蛇游走。有时征召歌妓乐工，宴请嘉宾，投壶下棋，流觞曲水，举起大杯，放声欢呼，忽然不知道自己已经醉倒如玉山倾颓，也不知道夕阳已经西下。这种逍遥，哪里说得尽呢？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认为自己没有快乐？因为这时我已经年老了。孔子说：“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声名，也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何况我已七十多岁，血气日渐衰弱，聪明才智日渐退减；上等不能进德修业，超出平庸众人；退一步也不能树立恩惠、建立功业，勉强比得上一名良吏。闭门寻找诗句，整天也写不成一篇，荒谬的文章只够拿去覆盖酒瓮。这些都不足以符合当世，也不能流传后世；晚年渐渐逼近，最终只能消泯殆尽，与草木一同腐朽罢了。静下心来思考这些，凄惨而悲伤，警惕而恐惧，这才有了终身的忧患。这表面看似逍遥，而我的内心却未曾快乐。《易经》说“乐天知命”，我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只是我从前未曾不快乐，正是仰仗这一点罢了。《诗经》说：“不要一味放纵享乐，应当想着自己的职责；喜好欢乐不要荒废正事，贤良之士总是心怀警惕。”我如今未曾快乐，大概正是因为害怕这些。有人写信来辞谢说：“您的忧乐竟是这样，确实近于道了，我哪里足以理解呢？” 我听到这番话后，顿时明白，仿佛启发了蒙昧之心。我的浅薄鄙陋，哪里敢承当有道之人的称誉？但他自述得很详细，所以替他写下这篇记。广当无室记【王一鸣】王先生曾经在汉阴浇灌园圃，过去有一间“当无室”，我曾为它写过记。不久，他试任县令，居住在皖地太湖；所住的房子有三间，前檐距离女墙不到三尺。室北面放一张竹榻，左右各有一只竹箱，用来收藏衣服鞋履之类。左边一张几案上放着本朝律令、《防典》《集礼》《职掌》等书，以及各有关辖区的功令；右边一张几案上放着《易》《论语》《老庄子》《楞严》《圆觉》《金刚》《素问》《难经》，各一卷。天未明就出门，太阳将落才回来；中午出门，黄昏才回来，忙碌不堪。过去在汉水之上时，他生性喜欢交游，驾着小车、划着短桨，十天有九天在峥嵘柯山之间游赏，仿佛随手拾取豆子一样。他不能饮酒，但见客人痛饮便兴奋起来，也举杯同饮；杯子一举起，便醉得身不由己。他又很喜欢供养宾客，家中若没有粥饭，便称钱借贷来添补。除去披阅吟咏之外，只要见人谈论治家谋生的事情，就皱眉不悦。家人经营生产多年，他连其中的先后次序都不知道；对于可不可以采用辅车相依之类的闲谈筹划，更是一概不再过问。如今这些事情全都改变了做法。他只要抬一抬手肘、走几步，在乡间近处，山色就在寻丈之外，仿佛到了阿閦国；看见一次，便不能再看第二次。

译自从肺部患病以来，看见太阳便觉得它红得像赭石，每天饮用一刀圭药物，没有停止的时候。县城正处在子午大道上，是楚地的门户，他害怕受到炙烤，就像爰居害怕火一样。听到钟鼓声，便想到自己既然接受县官任命，怎么敢把懒散怠慢作为处世要领？于是忧虑起来，把平日亲手编的一册文书全部迁移过来，郑重地封缄三次，并发誓说：“如果不能深藏珍重，若以谈论古昔、耗费案牍时间为借口而耽误公事，我就像今天这样。”又拿起算筹学习勾股法，反复参验进退；每份案卷都有牛腰那么厚，只怕自己还没有读完就已经心生轻视、放置不顾。幸好有疑难牵绊，才再次推进研习，以求稍稍减少错误。把先前各县令中声名卓著、受到上赏者的文书，以及天下已经判决的案件和审讯文章全都取来，篇篇仿佛由马骨堆成，逐句求其写法，逐字求其用意；常常晚上脱衣后还思考，早晨拆阅邮筒中的文书，便害怕一年以来的诽谤都由此而来。眼睛一眨便谋划，心念与目光交会便怜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王先生居住在这间屋子里，和过去居住汉水之上的情形相距如同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他每次正襟危坐在室中，便恍惚感到不快。六合九州之外、无始以前、无终以后，直到毁誉的缝隙、成败之间，和王先生劳心焦思、打呵欠或仰卧俯坐的事情相比，其中能够同这间屋子亲近的，亿万件中也没有一件。他曾经借用筹策来警戒自己：不考察事物的消长，就不足以窥见世情；不通晓事物的异同，就不足以治理有无之间的关系。我姑且借此来保存自己，哪里敢自称有蓬草般的心志？到底要到哪里才能安顿车驾呢？采诗楼记【沈恺】我小时候就爱听人谈论诗歌。每次侍奉长者，见他们酒兴浓时击缶，豪放地吟咏，我便意外地受到感染，总是沾沾自喜。长大成为生员后，每天被学业困住；后来学习做官，又每天被文书困住，便再次放弃，终于没有学成。我听说善于写诗的人，往往从感受中获得诗意。过去司马子长游历天下，所以文章多奇特；少陵华美的词藻、精妙的诗句，多得到峨眉、锦江山水的助益。我们松地少有佳美山水，也没有著名寺院和尘外奇观可以资助逸兴，我常以此为憾。我家城东草堂的北面，距离约一百步，都是修长的田野旷地。曾经和客人相对而坐，看云气缓缓落到几席之间，尘外奇观腾跃英华、吐露文采，全都来呈现它们的形态。于是叹息说：“明珠已经在怀中，难道还要到别处去寻找吗？”于是建造一座小楼，楼东西相距不超过二丈，南北宽度也一样，高度是宽度的两倍。四面不设屏障，八扇窗都敞开，触目所见全都成为诗意。于是给它命名为“采诗楼”，从此便得到宏大的观赏。此时和煦的春风早晨吹来，灵润的春雨已经降下；倚楼向北望去，春水漫漫，农夫开始从事田作，耕犁接连不断，江村的农忙景象隐约可以想见。傍晚时天空明净，九山最高的峰顶有一两座隐约露出云外，独立耸翠，四周环绕着芳草洲渚。洲旁多兰草、白芷和杂花，春意深浓时翠色仿佛要滴下来。喜欢游赏的客人举酒向水祝饮，把酒杯漂浮在水面，樵童牧童争相把它看作奇异景象。洲的稍北面有一方池塘，种着几茎荷花。六月暑气消退，住在楼中闲坐，清风徐来，荷香阵阵，仿佛可以捧取。向东望去，烟霞笼罩着稀疏的林木，行人不时踏着苍苔水石之间，身影留在地上，仿佛一幅画。月亮升起，清光照入窗牖，洁白如绢。间或听到吴歌袅袅传来，婉转凄切，羁旅之人和孤苦的孩子倚栏聆听，感触极深而生悲，有的还接着哭泣。到了九月，白露凝结为霜，凉风飒然吹来，枫林落叶，苍碧之色如染；最适宜远望，秋高气肃，天空水色都很碧。横塘在左边，小船顺流放行，帆影时隐时现，快如骏马驰过缝隙，景象无法尽述。冬夜经过长竹，窗户透着寒气，沉沉地数着漏壶的箭刻，很难等到天明。西边去古寺近在咫尺，听到钟声清晰地传来直到早晨，便披衣起坐，隔夜的酒意和睡意顿时洒然消散。年终刮起风来，楼外积雪凝白，客人来到，便叫童子握雪煮茶。傍晚雨雪初晴，打开窗户，园林中珠玉般的景物交错散布，又像水晶屋宇上下排列，仿佛其中另有一重天地，竟不知道尘世之外还存在瀛海。唉，这座楼本来十分狭小，然而四时景色和天地间广大的景观，全都在这里。因此，我写诗的材料一天比一天丰富，而诗意又一天比一天无穷。我曾经奇怪，天地之间的云岚、木石、高山、绝壁，足以激发奇思；隐蔽深远的地方，往往是人迹不到之处；即使人迹可达，有时又风雨昏暗，甚至被尘俗衣襟、车马奔劳所困，也仍然有遇到和没有遇到的区别。我把这些采集来写诗，总会有穷尽的时候；我独独取用这座楼的境界和意趣。诗由感触兴发，譬如取用荆、楚的楩楠、豫章等木材，都可以建造厅堂屋宇，好的木材便不会留下。我自顾才力浅薄，登临这座楼时，兴致一来便放声长歌长啸，声音在山崖谷地间回荡。然而天性和才质有限，只是空自热爱，到了濡笔染墨时，竟整天写不成一句，往往又惭愧恐惧地说：“是我辜负了诗，还是诗辜负了这座楼？” 《明文海》第三百三十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三十五卷，余姚黄宗羲编，记九 居室 六经堂记【赵贞吉】六经堂，是泰和胡庐山的居所。他的远祖字昭叔，是宋代庆历丙戌年进士，官做到屯田员外郎，品阶为朝奉大夫，所治理的地方以循良著称，晚年多藏书。同一时期，分宁黄文节公特别与他友善，曾赠诗说：“在远县白头坐于朝省，辞官归来仍然喜好读书。亲手抄写万卷还未停笔，心醉于六经又扛起锄头。”胡氏子孙大概世世代代把这首诗当作珍宝。此后胡氏子孙中多有通晓经学而考中科举的人，到了庐山先生，研习经书、闻道明理，声名在当今更加显著。追溯前代德行，建堂训诫后人，以表示不忘，几乎可以使千年前的生气重新复苏。嘉靖癸亥年，先生参与治理蜀地政务，经过内江，叙说久别之情后，就命我为它写记。难道我对六经的意义也稍微有所闻知并能领会了吗？于是写道：“士人实在不能不自爱啊！”胡公、黄公二人在当时都是困顿而不得志的士人，然而他们自我审视，都有足以等待后世评价的地方。若把这话告诉当世那些放纵任性、得意忘形的士人说：“这两个人都应当不朽，拥有百代的声名。”他们一定会群起嘲笑。如今结果究竟怎样呢？我曾见有些士人想在后世留下声名，争相致力于术艺的精美、外表的华饰，却不知道培植根本，等待收获果实。六经，是士人用来培植根本的工具。然而研治经书而不能闻道，也不过是追求外表华饰的末流罢了，这就是士人辜负经书。唉，后世研治经书的人，我私下实在疑惑。只做训诂、疏义、传注罢了。说他们不尊重经书当然不可以，但说他们已经懂得经书的大义，那么这和培植根本又有什么关系呢？子思、孟子以后，真正懂得经书大义的人，我寻求下来也能找到几位。然而如今世上的议论都认为他们不合于孔氏之道而把他们抛弃了，这正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庄生研治经书，使自己的智慧达到了圆融；荀卿研治经书，使自己的践履归于根本；子云研治经书，使经书的深奥机理更加深邃；仲淹研治经书，使辨析才智周全；尧夫研治经书，使经书的作用贯通而适宜。这五个人卓异到如此程度，却都被认为不合孔氏之道而弃置不用。那么后世想要阐明道理，将归向哪里呢？这正是我更加疑惑而无人可与之辨说的地方。况且，即使认为这五个人的学说完全合于孔氏，仍然还有其他说法；只要大义没有违背，精微言论没有泯灭，那么这几位先生确实是学海中的巨大舟筏。士人想培植根本，使自己不朽于百代，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唉，我到哪里才能使那位带着经书、扛着锄头的人起身来回答我呢？姑且写下这篇记，来告诫胡氏的后人，同时也借此扩大胡先生对我的教诲。观易台记【薛应旂】薛先生在白虎洞书院任职时，盘桓在五老峰下，以山中的奇异胜景为乐，自认为与自己偏僻的性情相宜。但好事之人有时来访，也免不了接待应酬。同学生员中喜欢清静的人稍有怨言，于是我在讲习之余，便和他们相伴游览，远处寻访，穷尽探究一年多，几乎遍游匡庐的各处胜景。一天，我在东林寺中休息，僧人弘演拿出《庐山志》，一面看一面指说往昔遗迹旧事。我对他说：“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也是古今人共同游览过的。此山镇压九江，南康盘踞三百多里，幽崖绝壑不可胜数，一定有很少有人到过的地方，你还请为我说说。”僧人迟疑了很久，说这里的人曾相约不许泄露，但事情已经暴露了。第二天早晨，僧人便带我出寺，向东稍稍转向南方，越过涧水进入山坡；道路偏僻狭窄而陡峻，连竹轿也容不下。我于是提起衣裳徒步，攀登山崖，沿着溪涧上下，曲折幽深，穿过灌木荒草几十里，才在香炉峰北面、长松修竹之间找到紫云庵，在那里歇息。庵中有一名禅僧独自盘腿坐在榻上，起初似乎不高兴，后来也彼此理解。我于是感到快乐，留下来居住。庵东有一块巨石，像砥石一样，纵横约三丈多。我整天坐在上面，恍惚间仿佛有所领悟。当时福建遵岩的王先生以参议身份分守这一地区，听说此事后也徒步来访，于是嘱咐有关官府为我建造三间房屋，题名为“观易台”。我当时厌倦于琐碎纷杂的事务，出行不带书册；有人上前问道：“我看先生居住在这里，整天只是颓然坐着罢了，这样观易的意义，恐怕没有辜负吗？”我回头对学生说：“这个人认为《易》真有卦画，认为《易》真有卦爻、彖辞、象辞。你们难道没有观察日月的往来、草木的荣枯、云物的舒卷吗？俯仰之间，近在咫尺，变化却倏忽不定；上下六合，消长万状，没有一处不是《易》，没有一时不是《易》。我所观的《易》，就是观察这些罢了。”学生听了我的话，仿佛有所契合，于是请我写下来作为记。时在嘉靖戊戌年秋九月既望。藏书阁记【李濓】书籍贵在多吗？回答说：不以多为贵。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有半部《论语》就足以治理天下，为什么一定要多呢？书籍难道不以多为贵吗？回答说：书多是为了扩大见闻。《易经》大畜卦的象辞说：“君子要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语和往日的行为，以此积蓄自己的德行。”前人的言语和往日的行为都记载在书中，君子想扩大自己的积蓄，成就自己的学问，除了多读书还能凭什么呢？所以六籍之堂、万卷之楼、尊经之阁，古代的名卿大公全都重视它们。难道可以安于固陋而自我限制吗？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最终是为了返回到简约。”只有广博以后才能谈简约，从来没有不从广博出发而径直达到简约的，这就是做学问的大道。我从孩童时起就非常喜欢书册，实在出于天性。但年少丧父而贫穷，虽然喜欢书却无力购买。等到考中甲第，出仕游宦四方，用俸金买来的书、胥吏抄录的书、同僚朋友赠送的书，逐月增多、逐年积累，颇能装满箱笥。只是忙于王事，没有时间阅读。嘉靖丙戌年免职归乡，才取出旧日储存的书，按照唐人的方法，把经、史、子、集分架存放。

译但房屋狭窄，无法容纳，于是在客堂后面建造藏书阁。从伏羲到文王、武王，从周公、孔子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从六经、诸史到稗官小说，总共有几千卷，逐一分类排列，装满书架。虽然不能拥有天下所有的书，但凡是士人应当阅读的书，也大致齐备了。我的寝室在藏书阁下，早晨起床洗漱完毕，便登阁翻阅。校勘时发现有错讹的，就加以补正。其中六经、三史的注疏以及切要的书籍，总要用朱砂和铅笔反复校勘，使后人容易阅读。偶尔有一点心得，便又私下写成论著，以记录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的益处。吃饭时，侍者把饭菜送来；吃完后，仍像先前一样翻阅、校勘。疲倦了就倚栏凝望，但书仍拿在手中。自从归乡休息以来，到现在将近二十年，饮食、坐卧、呻吟、疾病疼痛，没有一天不与书相伴。有客人敲门来访，童子一定替我推辞；不是平素熟识的人，就不替他通报。客人有时生气离去，后来知道我并无别的缘故，也不深深责怪我。闲暇时，我把两个儿子叫到阁上，训导他们说：“古人没有书，求取它非常艰难；一旦得到，就一定要熟读而不忘。如今的人有书却不肯读，怎么迷惑荒谬到这种地步！” 过去王充家贫没有书，常到洛阳市集的书铺阅读所售的书，专心默读，终于博通诸家学说。臧逢世想读班固的《汉书》，苦于借来的书不能长久保存，于是向亲友乞求客刺和书信，在纸尾亲手抄录，最终读通了《汉书》。阳城听说集贤院有书而自己无法得到，便请求在那里抄书，借机偷读官书，过了六年，没有什么不通晓的。这三个人家中都没有书，却勤苦到如此地步。我储藏的书满了阁楼，卷帙相当丰富，你们在这里读书，不必像他们那样到市集阅读、向人乞求客刺，或到集贤院抄书；即使终身阅读，也会有读不完的。忠臣孝子、博学大儒、优秀士人，都由此产生。你们要努力啊！如果知道有书却不能读是可耻的，就应专心致力于完成学业。将来倘若成就了美好的声名，人们会指着你说：“这是某人的儿子。”父亲善于教导，儿子也善于学习，难道不是给这座阁楼增光吗？否则，阁中所藏的书只会成为虫鼠蠹鱼的食物；即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你们应当把这些话写在竹简上，并且不断警戒自己、永不厌倦。莲花石岩室记【傅夏器】南安城附近的胜景，有一座莲花峰，层层山峦、重重岩石堆叠，累累如错落的莲花。隆起的，像几案张列；横卧的，像绣盘；交错的，像棋子布置；架立的，像悬钟；裂开的，像断剑；张口的，像鳌鱼伏卧；怒立的，像虎踞；贯穿的，像鱼跃；突出的，像鸟飞。向南延伸的高冈崎岖不平，空然形成一间石室。直立处像有栋梁，覆盖处像有翚鸟。上面有箭道，通达天空，光明融朗；向下照见层层宫室般的岩洞，明亮而高峻，和莲花峰的绵延高耸争奇斗丽。以前这里荒草丛生、泥土湮没，被藜芜遮蔽，不知经历了多少年。侄孙履约开始披荆斩棘，砍除艾草，凿开石门，开辟石径，砌筑凉亭，修造栏榭，杂植佳木奇花，兰桂郁芷蕙芬芳满布，并把景观记为八胜。我踏着险峻的岩石，攀登危石，提衣而上；四下望去，山岩高峻耸立，崖壁高大如立，层层棱角仿佛骨骼耸起，摇立跳跃、腾空而上，直冲清朗高空，仿佛接近雷霆。山水的宏大景观就在这里。古代贤人豪士看见这样的胜景而感到快乐，于是有的抗守气节、直言犯上，冒犯权贵、折断栏槛，即使遭受百般挫折也不屈服。姜公辅因为这个地方而流寓于此，如今向北望去的姜相峰就是纪念之处。我来到石室，坐入其中，烟火遥远缥缈；雾气朦胧，轩窗婉约；四周空旷清幽，水面平静不惊，青山长久环绕，远远隔绝于尘埃之外。山水的宏大景观就在这里。古代贤人豪士看见这样的胜景而快乐，于是有的挂冠弃官，埋藏才华、隐匿声迹，即使终身如此也不后悔。秦系因为这个地方而隐居于此，如今向西望去的隐君亭就是纪念之处。我纵然登上山顶，远望所及尽收眼底：海色在烟雾中浮动，天光被霞彩环绕，群山如云聚集，溪流蜿蜒曲折，吞吐回旋，万千景象开阔无边，仿佛登临阆风、阊阖那样宏大的境界。山水的宏大景观就在这里。古代贤人豪士看见这样的胜景而快乐，于是有的与神理相契、窥见真实本体，与造物者同游；能够使百川回转、狂澜平息，使宇宙无法再扩大、江海无法再增减。朱紫阳因为这里而纵览游赏、流连忘返，九日后才归去，如今向西望去的九日山就是纪念之处。您的构筑使这里成为胜景，古来未曾听闻，从您才开始显现。不知是山川助益了人，还是您助益了山川的灵气？又不知是您和山川之灵彼此都等待对方来显发吗？因此写下这篇记。东溪记【罗洪先】吉水兰溪曾氏居所旁边，有一座高峰巍然向东耸立，名叫寨山。泉水从山下流出，泠泠潺潺，声音像沸腾的锅。不一会儿，水流汇聚扩展，曲折盘旋，绵延流引，汇成东溪。春雨骤然降下，积水四面汇集，声音壮烈而愤怒，如万雷在地底轰鸣。秋水已经澄清，明月吐放光华，夜气寂静空旷，人的心也与环境融为一体。曾君佐朝喜欢这里，早晨汲水，晚上游赏；暑天在这里洗浴，口渴时饮水；把多余的水放出去灌溉肥沃的田地，每年收获几千万斛；鱼鳖、蒲草、芡实等利益，也不用求取别州便能自给。于是他丢下儒生的衣冠，制作居士服居住在这里；不是有重大事情，从未有一天离开东溪。他曾自言道：“世上那些泛舟江湖、越过河流、追逐名利所聚集的地方而奔走的人，我是了解的。他们开始时要准备利斧、资财，选择随从旅伴，备好干粮，换乘舟楫，经过一年多才能到达；然而还免不了风涛惊险、急流礁石险阻，陡岸崩塌压迫、暗流横溃等危险，早晚冲冒，未可预料的变故，十次中常有一两次发生。况且所追逐的东西，也有得到的、有得不到的；两手空空而完整回来，已经是最幸运的了。我因此内心忧伤。我曾停泊在南浦，远望彭蠡巨大的水域，还没有逼近观看，精神已经先被夺去，因而悲叹说：‘这里难道不是昔日陈氏赴南昌作战、败于火攻的地方吗？’

译想象当年他建起黄屋，鸣响旗鼓，装载兵甲，乘艨艟扬帆而上，也是想决胜一战，使富贵保持到无穷无尽。如今我所看见的，却只有汀洲上的宿草、烟涛和飞鸟经过而已。我又曾徒步到长沙，访问贾谊的故宅，凭吊湘江之魂，也有很深的感慨。人生如流逝的水罢了，流逝有迟有速，时运有先有后；即使功成名就，也终究不能挽回颓败的波涛，使它返回原来的沟壑。我们选择顺应自然而不受牵累的道路就可以了。况且沉没在浊流之中，让人互相诋毁、暗中指点，后来谁还能和我披散头发，在东溪之上边走边歌呢？不出门户庭院，十多步的地方就足以放纵心志、完成愿望，岂不是仍胜过那些在仕途中浮沉的人吗？”念庵子听了这些话，对门下弟子说：“过去我诵读缁林丈人的故事，说他登岸而叹息，收起船桨离去；孔子拱手站立，向他告退后又茫然自失，以为这只是寓言。如今看到东溪君，才相信确有其事。他所谓一去不返，是对溺水有所警戒。虽然如此，难道只有做官的人才会溺陷吗？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只是贵在止于自己所想的位置，不超越本分罢了。学生们记住这些话。我年轻时曾和他一同拜东泉先生为师，我见过他的占卜，也见过他的文章。他并不是不羡慕仕进，只是他的快乐止于东溪。这果真是受过警戒的人吗？” 还是他的行迹只是相似而已？我不能测知。学生们记住这些话。养鱼池记【赵时春】即使穷尽天下最大的景观，也未必真正懂得观赏。海上的波澜，冀州的黄河，吴地的长江，越地的潮水，楚地洞庭湖，彭蠡泽，都是天下最大的景观了。它们的形势胜概横绝一方，包罗宇宙，使胆怯的人恐惧，使豪壮的人悲慨。他们正忙于悲惧，哪里还有心思观赏呢？如果在纷乱繁扰之中，仍有悠然自得的趣味，那么大概不必等到穷尽天下景观以后才能获得。我所说的美景，是刑部的事务在各曹中最为繁剧，部中设置狱所，按规定由各司主事主管，监察囚犯出入，每月更换主管。嘉靖八年夏五月，恰逢我任职，刑具满眼，呻吟哀号声不绝于耳，左右都狭窄逼仄，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纵目观赏、使心情舒适。于是寻找狱所后面空隙的地方，周围约一丈，请同僚蔡直夫把营造剩下的材料给我，凿池横六七尺，纵深也差不多，四周砌砖；北面内部筑台，方形宽度约为高度的两倍，下面开洞，一门三汲井作为水沼。水清澄冷冽，养着黄、白、锦、斑、青、黑等各种鱼，共三十六尾。池中又覆盖浮萍、芡实一类的水草，鱼儿潜伏往来，上下出没，忽然游动，忽然停止；有的扬起鱼鳍，有的鼓起鱼鳃，有的弯曲鱼尾，有的张裂鱼鳞，有的张大鱼口，交替回游逆行，五色斑斓。是什么使我的心情安闲、精神愉悦，放眼徜徉而手脚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呢？从前我曾经行经三晋、周、秦的境地，在渤海滞留五年，所谓海上的波澜、黄河的广阔，有幸都见到了；唯独长江以南没有看过，但梦中和睡醒时常常怀想那些著名的河流和巨大的水域，仿佛它们就在眼前。我想象它们宏伟壮丽，古今变化万端，使我慷慨激烈而悲悼往昔，产生愤世嫉俗、不平之心，这些感受确实有过；但终究没有什么能使我的心悠然自得而领会其中的趣味。因此我由此知道，观赏从来没有穷尽，而我也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观赏。大观书屋记【赵时春】我起初因为上书进言而被贬谪，隶属于氓、猺之地，租船从水道间行，返回陕西，摆脱了囚禁、锁械、鞭打的困厄，望见故国丘墓，感到欣慰快乐，仿佛忘却了忧愁。然而还不足以消解仇敌所怀的愤恨，途中在水边被盗贼伏击，幸而没有死，却受了重伤。我耗尽资财回来报仇，虽然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却钱袋空空、腹中空虚，连供养父母的粗茶淡饭也无力提供。但我仍认为这大概近似古代圣贤困厄而发愤的事情；如果还能保全身体而不损害聪明才智，难道我反而落在他们后面吗？我的志向仍然昂扬，丝毫没有衰减；观察世间利钝、成败、荣辱、屈伸的变化，内心也安然自得，丝毫没有改变。然而那些谄媚逢迎之徒，正把我看作奇货；他们想从中牟利，事情渐渐滋润却没有所得，无法钻入空隙，便要用各种办法困害我。因此我恐惧不安，关闭房门、削除踪迹，穿粗布衣，着捆束的草鞋，优游于山泽草莽之间，逃脱尘世的陷阱。在山中耕作可以取得食物，在郊外种植可以经营菜圃，依树修补茅屋可以观望；诗书中所说的古今变化，皇帝、王者、霸主的谋略，锄土于污泥，剖木承接流水，也可以观察鱼水的性情和天上云彩浮动的影子，观察它们升沉、上下、阴晴、迟速的时节；这些和人事的利钝、成败、荣辱、屈伸的缘故，似乎有一定的规律，却又不能确定，只能说是事理形势自然如此而不可解释。遇到山水突然涨溢，冲毁沟渠，截断水流；水干涸后，鱼张口等待呼吸。我命小童担来一升一斗的水救活它们，于是垂线钓鱼取乐；其中一半没有挂上钩，成为干涸车辙中的枯鱼；那些勉强存活的，也没有办法聊以维生，于是先前可以观赏的景象便失去了一半。唉，鱼对于人来说，是什么心情呢？假使它跳跃在江湖中，乘风破浪，兴云降雨，变成鲲、变成龙，变化不可测，即使有廉颇、噭、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谁见了不会望风披靡呢？假使它只在清冷的深水中游动，悠然远去，舒缓地吸水，细密成群地游出嬉戏，这又是幽人逸士所叹赏、借以寄托性情的景象。不幸困在泥淖污滓中，没有遇到仁人的怜恤，反而落入狡童庸人的手里；但幸好我虽然不是仁人，却暗自有救助它们的志向，正要恢复原来的清水和波流，哪里知道不能使它们像先前那样顺遂本性、重新成为可观赏之物呢？回头看我自己，难道不是和它们很相像吗？从这以后，我更加相信所谓世间有一定的规律，却不能预先确定，是事理形势自然如此而不可解释。即使观察诗书所称述的古今变化、皇帝王霸的谋略，以及利钝、成败、荣辱、屈伸的关键，经历亿万年而像一日一样，又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把天下亿万年中不可确定的命数，以及不能解释的事理形势，都列举出来而违背它，想困害别人来谋求利益，是极大的迷惑。身处其中却不能反观自己，也不能据此观察别人，想逃避而又不能安定，同样是迷惑。观察天下自然的命数、道理和形势，用来说明众人的迷惑，这才可以称为大观。既然如此，那么阐发天下大观的人，就从我开始；阐发我的观照的，应当从这间书屋开始。所以我不敢把这个名称让给别人，擅自用它命名我的屋子，写成《大观书屋记》。涟漪亭记【赵时春】

译当初，我把天下士人都当作朋友，在浙江结识了屠文升。文升有先天下之忧的志向，考虑到自己的谋划无法实现，便想享受自己的快乐，打算在浙江水边最好的胜处筑一座亭子，像鸟巢一样居住其中，观赏游览，请我为它命名为“涟漪”，并替它写篇辞。后来我因为上书进言而被贬废，退居自省，想着自己已经与世事隔绝；即使想和他共同忧虑，也无从施展，而能够寄托我忧虑君主之事的，正是你们几个人。本来应当使你们忧虑君主，却反而为你们说明所享受的快乐，以松弛你们内心的忧患、引诱你们留恋外物，使你们各自保全快乐而不与君主共同忧患，那我就是罪人了。姑且以没有空暇为借口，拖延了三年。此时恰逢王制开始更新，慎重选拔礼官，而文升的职位正是仪曹的副职，后来又升任祠部郎，于是他的忧虑更加急迫，寻求实现快乐的心情也更加迫切。我担心他忧虑越急，所怀的快乐越切，志向将会松懈，反而被这座亭子诱惑。因此借亭子寄托言语，以扩大忠告的意义。大凡水源出于泉，在深潭中汇聚，涟漪清澈，回旋荡漾，不被外物扰乱，这是水的本性。水流引导而成为江、河，用来通行舟楫；汇聚而成为陂、泽、湖，用来灌溉，滋养万物，增加茭蒲菱芡鱼盐等利益，养活百姓。于是清澈的水被激起而成为风涛，回旋的水被搅混而成为泥淖阻塞，水的快乐便不能完全保持。即使有幸成为我这座亭子下面供人观赏的水，不被风吹成波涛，也不被泥淖搅浑，却还要挖泥扬波，使它不能保持清澈；用土石筑固，用五色材料装饰，使水无处回旋，那么它不被扰乱的真实本性就会一天天离去，水的忧患也会越来越大。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形势使然。人的寂静顺遂、安定舒适、与万物同乐而不被外物役使，是人的本性。给他穿戴衣冠而加以束缚，给他高车华盖而加以禁闭，使他舍弃自己的爱好去顺从别人的欲望，那么寂静顺遂、安定舒适的妙处便一天天离去，剩余在应对外物之后的本性几乎没有了，人的忧患也会越来越大。这难道是人的真情吗？是外在作用使然。水的本性被形势夺去，即使想保持涟漪回旋，也做不到。圣贤君子为世所用，即使想独自实现自己情性所喜爱的事情，也做不到。他们的快乐难以保全，忧患却接踵而来，所以大禹焦劳，商汤忧苦，文王头发短少而不能安享饮食，孔子席不暇暖，墨翟灶突不黑。因此说：乐天知命，是有最大忧患者的境界，指的正是圣贤君子。那些仰卧俯坐、安居休息，不知道自己为何忧虑，只图一己便利和快乐的人，是普通人。我和文升，是以道义相交数年的朋友，并不是朝夕宴饮取乐的朋友。因此我不敢用普通人的标准要求文升，而希望他成为圣贤君子的榜样。所以借亭子寄托言语，以扩大忠告的意义。净香亭记【赵时春】秦山北麓的南面是虢城，幽深的泉谷有十多个，其中以西峪最为优胜。西峪的水源出于峪西，越往里越深，山体处在其中；低湿积水的地方有数百处，向东流到峪口，才得到可以停蓄回旋的地方，形成回塘。把塘边高地修成亭子，以“净香”为名，是其中最美的。站在亭中四望，南面连接熊耳、武关的山；向北渡水，便进入数万里汹涌洪河的水势；东西通达殽山、函谷关，是开辟以来争夺不休的地区，也是秦、洛二京往来的道路。其间世代兴废、人事得失，大到王侯卿相经营谋划的事情，小到幽人隐士栖息迟留之处，以及牧夫樵子奔走呼啸的地方；有时欣然而喜，有时忧戚而悲，有时惊愕而可怕。它的变故不可经常预料，数量多到以巨亿万计。秦山的山谷、西峪的流水和山岭流峙不息；那么，这里又应当是古代人物最多的地方，号称英雄豪杰的人也很多。然而他们都奔逐于声名财利，随功名波荡；力量疲惫、心神倦怠，无可奈何，便又把剩余的腐败腥臭之气带来，污染泉石清幽之境，举凡水流深静澄澈的本性，都被污浊扰乱；古今相继如此而以此为高尚的，也多到无法用巨亿万来计算。亭子的主人许廷议独自说：“我不是这样。我年轻时有纵横四方的志向，所以曾经想借助筹策谋划九边的军事机宜，折断马鞭来制服百蛮的生死命运。然而有时能够施行，有时不能施行，我只求心意畅快罢了，不能一定要做到。我家世代以儒业为生，我又凭儒学取得仕进；儒学同禅学本来极不相谋，而我又喜欢禅学。我对于禅学，有时学习，有时不学，只求心意畅快罢了，不能一定要学成。我的亭中有竹，池中有荷，而杜甫诗中所说‘风吹翠篠娟娟浄，雨裛红蕖冉冉香’，正同我的池亭相契合。我既喜欢杜甫的诗，也更加相信我的池亭原先就从杜甫那里有所领会，所以用这两句诗来命名我的亭子。”亭子依附于池塘，我却没有什么不能往来的地方。所以我对于这亭子，也如同对于军事和禅学一样，只求姑且适合自己的心意罢了，难道一定要把它看作我的寄托而固守占有吗？何况哪里敢把世俗滋味剩下的腐朽污秽来涂污它呢！友人平凉赵时春听到这番话很高兴，替他作辞，刻在亭上作为铭文：“亭子的香气啊，是您的德行芳香；亭子的洁净啊，是您的德行光彩。竹实足以让凤凰栖息，蛟龙盘曲在荷梗上啊。” 可叹古今的俊杰贤良，有谁能曲折地遵循大道而承受天命呢？伸展您的前路而不阻碍您的方向，岂只是这座亭子最为清爽，而您又是其中最为卓异的人吗？《郯庄观音堂记》【赵时春】

译我曾经仰慕元城刘忠定公的为人，在绍圣年间党争祸乱长久之后仍更加笃定地相信自己，只有刘忠定公和陈忠肃公罢了。嘉靖甲申年，我以举子身份到大名请求婚姻，来到游忠定公的乡里，这才熟悉了他的事迹。后来又读到他的言论，解释《观音经》中关于刀的文字，寻找那些一段段毁坏的地方。恰好外舅氏的堂中有这部经的版本，于是跟随着仔细推究。书中举说的事情很多，但大意不过是凭借无所畏惧的力量，忘却利害关系罢了。刘忠定公本来跟从司马公学习，是由诚入道，并不只是忘却利害。我因此颇为明白观世音的大义，大体类似告子所说的‘不动心’；而经中所说的‘无畏’，就是告子所说的强行控制心志。这一年开始申明大礼。此后我登第，入朝做官，正遇郭勋等人制造大狱。少师大学士杨公谋划除掉大学士张公、桂公，却没有成功；杨公与桂公都被罢免离去，只有张公独自掌握权柄。桂公的党羽夏给事权势依附于张公以自救，后来又建议改变郊祀制度，逐渐引入严父配天的说法，于是同张公相互倾轧，士大夫的风气为之一变，只有纵横权术大为流行，能够像告子那样不动心的人也很少了。庚寅年秋天，我也因狂妄言论被送入诏狱，蒙恩赦免而除名，贫困得无法自活，又深受纵横之士的困扰，想远离城市。听说向南七十里有郯氏之山，郯氏很久没有后代，群盗郑本康、惠等人在那里挖穴居住。官军讨伐荡平了盗贼，事情平定后，那里的税粮没有所属，里甲因赔纳而困苦，于是共同请求我治理那里。我便稍稍砍除林莽，驱逐虎豹，开始在白崖山顶开通道路。那里有清澈的泉水，泉面朝向正阳，于是建起板屋，种植茼麦居住，砍取山中的柞木来换买衣物。这样过了十年，庄稼大熟，居住的人渐渐增多，便建了三间屋子。屋前有山峰，向下俯视百泉，树林山谷幽静优美；有个学习佛法的人圆满披着草衣，建了一间庵。我当时常在他旁边登收庄稼，每每触发他的话语，惆怅而不能回答。问他所做的功课，他只说每天奉持观音像和《观音经》罢了。”我于是睡在树下，取来阅读，旁边还有《法华经》。《法华经》文辞很多，而它的质实又不如《观音经》。观世音不过一句话罢了，它的经已经很多，何况又加上《法华经》呢？老仆李子华因年年丰收而高兴，却怜悯观世音和我常常暴露在外，便向众人请求说：“每个人砍一棵树，背一石木材，捆柴来供给泥瓦匠。”嘉靖旃蒙大荒落年夏天，观音堂告成，规模仅仅足以容纳我和观世音罢了。我年轻时狂妄愚钝，不知自量，深深仰慕孟子不动心的学问，十四岁时被荐举于礼部，公卿贵人多喜欢同我交往。他们来往，而我悍然不敢有所依附，只想着有朝一日凭自己显露才能，获得明主的知遇，使自己无愧于职分，使迂阔而不被采用的学问得到伸展。后来我两次升任郎官，又两次进入翰林，因为议论本职事务而都获罪；退居之后，更加思考如何爱惜自身，以求不辜负上天所赋予我的本性。我的同伴罗子、唐子又各自远去，我独自每天同编户百姓谈论战争，来激发自己喜好杀伐的心。农夫固然质朴可谈，但又终日劳碌于升斗之利，终于使我的心意感到局促。所谓观世音的人，从西南万里之外崛起，在夷狄之间谈笑自若，能够不因见闻和利害而动心。他看那些纵横家，难道真把他们看作奴仆吗？这就是我不因为他同我不同而排斥他的原因。然而我同他的不同究竟在哪里？他认为一切是虚妄，而我认为是真实；他因为虚妄不足以动心，而我的真实本身却不能使我不动心。我正忧虑他的说法太多，而我的言辞又比他更多，这是什么缘故？他既然认为那是虚妄，虚妄本来不可言说，却偏偏多说，这就是多说虚妄之言。我认为那是真实的道理，只怕说得不详细，辨析得不周到，多说又有什么可疑呢？于是就在今年夏天端午之日，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同有志于此道的人共同阅览。《思子亭记》【归有光】震泽的水蜿蜒向东流，成为吴淞江，流经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年，我开始带着我的儿子来居住在江边，正处于这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江流到这里将要干涸，四周是空旷的原野，没有辋川的景物，也没有阳羡的山水。唯独这里有几十间房屋，其中很宽阔幽深，山池也很优美，足以避开尘世。我生性懒于出门，白天两扇门都关闭，绿色的草长满庭院，最喜欢看我的儿子和几个弟弟在长廊之间嬉戏奔跑。儿子来时九岁，如今十六岁了。几个弟弟中年幼的分别三岁、六岁、九岁。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十二月己酉日，我带着家人向西离去；我每年不过在城中住三四个月，儿子跟随出行的时间极少。到了后来，他离去而不再回来。每当想起初八那天他跟随我出门，没想到脚印竟随着鞋子一同消失，悲痛到了极点，认为世间不可能有这样的怪事。我的儿子在这里居住了七个寒暑，山池草木、门阶门户、床席之间，没有一处不留下他的踪迹。儿子葬在县城东南门外，守墓人俞老傍晚看见儿子穿着绿衣在亭堂中，难道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吗？于是我建造了思子亭，在亭中徘徊四望。长天辽阔，极目望向云烟幽暗迷蒙之处，应该终有一天能看见我的儿子轻盈地回来。于是把文字刻在亭中的石碑上，铭辞说：天地运行变化，随着世道迁移；生气一天比一天浅薄，哪里比得上古代先民处在混沌未分、质朴粗野之时？上天认为谁贤良，便使他形貌矮小丑陋、痴呆跛行；上天认为谁美好，盗跖那样的人年寿也必长，颜回那样的人寿命反而必短。唉！我的儿子哪里敢奢望得到完全的福分？今世既然有这样的命运，死去本来就是应该的。听说过去郄超死在贼人之中，遗书还在箱笥里，他的父亲却舍弃不看；为什么我对儿子越思念，反而越觉得他美好？有一个贫士住在海边，脚上磨出重重老茧，远道前来哭吊，泪水潺潺流下。王公大人死了尚且没有传记，我的儿子孱弱，凭什么能使人如此？人从胎胞直到百年，什么时候不是走向死亡？死去的人成千上万，死亡本来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我的儿子实在令人可怜！我的庭院，我的房屋；我的书简，我的书册；那头发垂下的少年，青翠的眉毛，红润的脸色，仿佛穿着绿衣站在我面前，朝朝暮暮，岁岁年年，究竟是真还是幻？悠悠苍天！腊月初，儿子坐在小阁中，我倚着栏杆；池水漫漫，太阳照出山亭，万只乌鸦飞来栖止，竹树交错满布，枝条下垂，叶子披散。连续三天都是这样，我以为这是福兆，哪里知道这个祥兆竟预示儿子的死亡？儿子果真成为神灵，那就确实没有死了。那时亭前有两株山茶，树影映在石池中，绿叶红花。儿子沿山径行走，顺着水边，神情从容，说笑之间，亲手摘下两朵花；花色同他的容貌相互映照，灿烂如云霞。

译山花还在开放，儿子已经离开家门；一旦化去，他果真没有死吗？汉代有太子死后八日走遍万里，苏醒后自己说：‘倚着尼渠，我还有白璧可以作凭证。’大风骤起，雷声急响，俞老战栗着奔来报告：‘棺材已经失去了，儿子如今起身了。’儿子死在室中，我早晨从太阳升起一直盼望到日影西斜，晚上又从日影西斜一直盼望到太阳升起。向西望五湖清澈的水流，向东望大海浩荡翻涌。长天寥廓，阴云四面密布。俞老没有来，悲风萧瑟。宇宙的变化日新月异，难道说没有这种事吗？我并不认为这奇怪诡异；父子重新欢聚，我此生已经结束了。唉，苍天啊！请鉴察我这专一真诚的心。《见南阁记》【归有光】嘉靖十九年，我作为南京贡士，登门拜访张文隐公。此后十年，沔州陈先生被文隐公取为进士；我受到文隐公的知遇，他时时向别人称道我。陈先生因此知道了我，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我。又过了十五年，陈先生任山西按察副使后罢官，居家很久，而我才同先生的儿子文烛、玉叔一同考中进士。我们在内廷远远看见，互相呼唤询问姓名，十分欢喜。知道陈先生父子在家中谈到我，于是同玉叔往来谈论文道，更加相契。玉叔偶尔请我记述他们所居住的见南阁。陈先生家在云梦之间，沔水、汉水两条河环绕着那里。先生在住宅中建了花圃，花圃中建一座小阁，可以眺望沔地的胜景。大概是取陶靖节‘悠然见南山’的话作为阁名。每当我同玉叔读书论道之余，便带他登阁远望。然而沔地离南江群峰极远，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只姑且借此寄托悠然的心意罢了。一天，天气刚刚放晴，清朗无云，我同玉叔凭栏而立，忽然看见群峰涌现出来，楼阁层层叠叠，山势峥嵘而明丽，过了很久才渐渐散去；但那实际上并不是江南的群山。我听说登州有海市，史书又称卫州城迁移以后，旧日城墙、楼橹、佛塔的影子，都会在正午显现，神奇的道理变化无常，无法知道其究竟。海边的蜃气能够幻化出楼台，旷野的气象能够幻化出宫阙云气，各自仿佛呈现当地的山川，大概确实有这种事吧？登州海市出现在春夏，而苏东坡在岁末祈祷海神后，一天便看见了海市，作诗自我庆幸说：‘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嵗翁。’又说：‘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如今所见的景象，又不是海市、石廪山所能相比的。陈先生父子一定能够为此作赋。我同陈氏有两代师门的情谊，又加上玉叔的请求，并且借此同陈先生沟通，所以写下这篇记。《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六，余姚黄宗羲编，记十 居室 《聚乐堂记》【王慎中】世人所谓的快乐，可以看出来了。粉白黛绿的女子交错进来、轮番侍奉，衣襟、儒服、耳珰、佩饰交杂在几席、酒杯和食器之间，竟不知道夜色将要变成清晨；这是以美色为乐的人所崇尚的，而夸耀的人又讥评其中的内情。尽情赌博，呼叫枭、盱、卢，在挥手交臂之间，车马和随从的胜负聚散，全在一局棋盘之上；把百万钱作为赌注，甚至不足以填满一次注视，这是赌博者的快乐，而豪放的人却嫌它偏狭。试槊舞剑，铿然如雷霆奋发，迅疾如风卷草木，先阳后阴，技艺穷尽于角力，勇气表现在力量上，精神旺盛而形势多变；这种快乐进于技艺，因豪壮自喜，并不是虚妄。又有嗜好图画、鉴赏古玩器物的人，经过而讥笑他们说：‘这是什么粗猛而近于斗殴的东西？’于是发掘秘藏，拆看坏墙中的收藏，旁搜广购；每得到一件珍品、一件奇物，便召集众人尽情观看，以炫耀博识、抬高价格，自以为快乐在于艺能和鉴赏。又有人在旁讥笑他们，那些以风骚自命的士人，在描摹形态上夸耀才华，在辞藻文采上竭尽姿态；你唱我和，竞逞奇巧。当他们冥思事物本源、摹写美丽形状时，可以废寝忘食而忘记昼夜；连那些鉴赏古玩的人也惭愧退让，知道自己的爱好不足称道。连儒者还要称许这种快乐，那么快乐所能达到的地方，难道还有边际吗？西亭君筑室居住并从事学业，收藏书籍数千卷，诸子百家、各种技艺、稗官谐谑小说、佛道异书，没有不齐备的，而其中的要旨在于六艺。对于《诗》《书》的文章，白天诵读，夜晚讽咏，勤勉不倦，竭尽心思所能达到的极致；恍惚间似乎已经前进，疑惑阻塞时又停在中途，想说而未能说出的心意受挫，形体疲顿，却不敢停止。客人若不是有心于这些文章学问，不得擅自进入他的门。不仅歌舞、赌博、角力这些因粗鄙刚猛而受讥笑的事物不能进入此室，玩赏器物、好事闲适，以及雕绘辞藻、讲究格律、才人一技之长，也被认为是壮夫所应悔恨而不值得追求的。当他把精力深入到一息之间的细微处，又同千载以前的深远道理妙然契合，仿佛古人就在眼前，同他们彼此酬酢；来这里谈论文章的客人，考证辨析，探究浩荡无边的尽头，剖析细微忽略的端绪，自以为天下可乐之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于是把堂命名为‘聚乐’，写信到清源山中，请我作记。一个人生在宗室富贵之家，往往沉溺歌舞，放纵赌博角力，即使受到粗鄙刚猛的讥笑，也不以为忧，因为这是优裕生活造成的。有的人能够鉴赏古物以自得，把句子雕琢得精工，便可以从同类中超拔出来，成为学士大夫所称道的人。您所认为的快乐，原来在这里而不在那里；至乐的边际，难道果真不超出这座堂所追求的范围吗？唉，对于这些书，我看见读书人的态度各不相同，而获得快乐的途径也不一样。得到它的人用来修养本性，失去它的人却因此沉溺心志；领悟它的人借此返回根本，拘泥于它的人反而毁灭本真。正当他因博弈而喜悦、因文章而沉溺时，心反而越陷越深，本性反而越被毁灭，却越觉得这就是快乐。我又怎么知道这些书不会变成声色娱乐、赌博角力的靡费之物，而不知道为什么反倒比鉴古琢句者所喜爱的东西更贤呢？您如果真能根据我的话反省探究，那么今天所读的书本来就是往日所读的书；但今天的快乐，已经不是往日的快乐了。前来拜访的客人，有的悠然自得，忘记了自己原先的见识；也有的惊惧疑惑，被眼前所见迷惑。这样之后，才可以说他能够穷尽至乐的边际，不再被过分的人所讥笑。如此，请西亭君终日读书于此堂而不要停止。《大观草堂记》【唐顺之】尚书西磐张公告老还乡后，写信来嘱托我记述他的大观草堂，说：‘希望您为我说明大观的意义。’我虽然老了，却不敢不勉力而为。大概我曾经有机会听说张公的为人：进身时不因宠辱而惊动，退处时不因得失而屈服；亲自实行盛大美德的仪态，却谦逊得好像还不够；甘愿遵循顺其自然的节操，坦然得好像还有余裕。他大概接近古代与天同游的人吧？我私下以为所谓大观，张公既然已经独自在心中获得，却不是别人所能知道的；而我执守器物而不能通达道理，拘曲学习而不能看见天地的全体，是儒者中的鄙陋之人，哪里足以了解张公的大观？何况张公所谓大观，大概是从心中获得而寄托在草堂之中的。张公从心中所得的境界，既深邃得不可窥测；假想张公草堂的景象，它们的形貌、神态、情感和姿态森然会聚，任凭张公观览。我又没有亲自登临那里来观看张公所观看的东西，哪里足以知道张公的大观？又哪里能够替张公作记？虽然如此，我未能登上张公的草堂观看他所观看的景物，却曾经登上我的草堂观看我所观看的景物。当我的心闲适无事，在草堂中逍遥，观看鱼鸟飞鸣、潜游，烟云出没、隐现时，心神融和，仿佛精气凝聚；精神清爽，仿佛心神得到释放。因此外物没有违逆眼目，眼目没有违逆内心，内心也没有违逆外物。一旦感情随着事情而迁移，突然产生争斗，于是心神不停追逐，眼睛也迷乱昏花。先前那些飞翔、潜游、出没的景物，原来仿佛能使精气凝聚、使精神舒展，如今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慢慢地争斗解除、机心停息，才重新回来观看；草堂还是先前的草堂，烟云鱼鸟也还是先前的烟云鱼鸟。于是为此茫然一笑。唉！如果嗜欲在内心造成遮蔽，那么一切事物都能藏匿在视野之外；一切事物都藏匿在视野之外，那么即使同它们游历到瀛海之外，驰骋于广大无边、凭虚而行的境域，也会幽暗得仿佛什么都看不见，何况一座草堂呢？所谓大观，就是把整个宇宙贯通起来加以观览。因此，说我草堂的景物不能等同于张公草堂的景物，是不可以的；说我在我的草堂所观看的东西不同于张公在他的草堂所观看的东西，也是不可的。那么我愿意用我在自己草堂所见的景物，来记述张公在他的草堂所见的景物，以说明张公能够获得大观，大概是因为不被欲望遮蔽，外物不能藏匿。《西峪草堂记》【唐顺之】

译灵宝是陕洛之间的交通要冲，四周环绕着数十座山，而西原独自处在其中偏僻的地方。西原遮蔽着秦山以南，曲折绵延数百里，分散成山薮的地方有数十处，而西峪又独自处在其中最深的地方。峪口狭窄，起初以为道路已经到头，忽然中间开阔起来，竟然出现另一种境界。茂密的树林和低矮的草，森森的阴影交相遮蔽；泉水潺潺，好像受惊的蛇在草间出没。那里的人像鹿一样张望，穴居生活，大约有二十多家。于是许廷议游览那里而感到快乐，便在峪口上方修建了一座草堂。抬头可以眺望秦山，低头可以俯视西峪；烟云竹树隐现出千般姿态，不离开席位就能尽收眼底。这里的胜景又以此为最。己亥年，我在京师见到许君。他为人畅达魁伟，尤其以兵法自卫，我本来料想他一定将为国家建立万里功勋。一天，他同我谈论草堂的胜景，并说：‘我将要离开仕途，在这里休息了。’我笑着问他：‘您难道没听说过马文渊兄弟相互取笑的事吗？像您这样的杰出才士，寄托心意一定要在奔腾咆哮的河流、险峻高耸的山峰、浩荡千里的原野之中，穷尽世间险怪、瑰伟、超旷的景观，这样才足以满足耳目，激发您跌宕落拓、不受拘束的气概。’ 至于沉溺水竹的清幽，留恋树石的幽深繁茂，那是穷困忧愁、枯槁失意的人，对世事漠然、没有什么振作之处，只能借此使自己获得满足和快乐。两者本来各有所崇尚，不能兼得。现在请您试着比较自己的才气同马文渊、少游究竟像谁？国家将要向北收复河南，向南把交趾酋长的脖子系住；假如骑马跃鞍，如今的人谁能走在您的前面？您却想骑着温顺的欵段马，悠游于乡里，把自己比作少游，难道可以吗？三门之间，洪河巨石愤怒地冲撞，砰砰磕磕，像战鼓一样；百里以外都能听到声音。崤山、函谷关又是秦汉以来百战的旧地，经过观看的人没有不徘徊感慨、想见挥戈溅血、猛虎般怒吼厮杀的情景。这些都是险怪瑰伟、世人惊骇诧异的景观，而且就在您的衣带之间。您为什么不把心意寄托在这里，却想把自己寄托于寂寞之中，违背杰出才士的爱好，去追求穷愁枯槁者的快乐？这又是什么说法呢？唉！我明白了。您住在河边，难道曾经听过河上公的话吗？所以说：‘在沉默中培养辩才，在怯弱中藏蓄勇气。’那么您想成为那样的人，却暂且做这样的事，是有用意的吗？忽然像虫屈曲，忽然又像虎跃而起，这一点我就不能看透了。己。《任光禄竹溪记》【唐顺之】我曾经游历京师，在侯爵、富人的园林中，看见他们所蓄养的东西，从极远的边疆海外运来的奇花异石，没有不搜罗的；而他们唯一不能得到的就是竹子。我们江南人砍竹子当柴烧，建造园林时却一定要搜求海外的奇花异石，有时用千钱买一块石头、百钱买一枝花，毫不吝惜；然而若园中有竹子占据其间，有时还要砍掉它，说：‘不要让这东西占了我花石的地方。’京师人如果能够得到一株竹子，往往不惜花费数千钱；但竹子刚遇到霜雪，便枯槁死去。因为竹子难以得到，又常常枯死，人们便更加珍视它。江南人甚至嘲笑说：‘京师人竟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当成宝贝。’唉！奇花异石确实为京师和江南人所珍贵，但追究它们的产地，极远边疆海外的人看待它们，我想也不会比江南人看待竹子更加觉得奇异。至于极远边疆海外那些一向不产竹子的地方，假如那里的人有一天看见竹子，我想他们一定会比京师人珍视竹子更加厉害，那就会让人笑个不止。俗话说：‘人离开故乡就更加被轻视，物离开故乡就更加被珍视。’照这样说，世间对美丑的看法难道有什么固定标准吗？我的舅舅光禄任君在荆溪岸边修治园林，把竹子种遍其中，不种其他树木；竹林间建了一座小楼，有空就同客人在里面吟咏长啸，偶尔对我说：‘我不能同有权势的人争夺池亭花石的胜景，只是把本地所有的竹子取来，不费劳力就能使满园葱郁，也足以自得了。’ 于是自称竹溪主人，请外甥我替他记述这件事。我认为，您难道真是不能同有权势的人争胜，只是随意取用本地所有的东西吗？恐怕是您独独对竹子有深厚的爱好，却不愿意告诉别人吧？古人评论竹子，认为它完全没有声色香味可以供人喜爱，所以它的奇巧怪异比不上石头，它的妖艳柔美比不上花；它孤独挺立，仿佛那种高傲孤特的士人，不能同世俗调和。因此自古以来知道真正喜爱竹子的人极少。那些京师人难道真能懂得竹子、珍视竹子吗？不过是想借竹子同奇花异石争富罢了。所以京师人珍视竹子，江南人不珍视竹子，其实同样都是不懂竹子。您生长在繁华富贵之中，却能不沉溺其中；皮裘骏马、僮仆侍从，以及一切贵人沉醉喜好的歌舞，您都斥退不要，尤其挺立自守，不随便同人交往，凛然有高傲孤特的气概；您对于竹子一定有所独得。这样看来，凡是万物中可以喜爱玩赏的东西，本来就不能使您动心吧？既然如此，即使竹子不是本地所有，您也会竭尽力量把它弄来，然后才使心意畅快吗？即使您的力量能够把奇花异石全都弄来，您的爱好本来也是不会改变的。唉！竹子本来就可以不离开江南而获得珍贵的价值吗？我又有了更深的感触。《求志园记》【王世贞】吴城东北角是友人张伯起的园林，园子在他住宅后面，以阁道相通。进门便闻到香气，原来是荼蘼、玫瑰交杂成屏，因此把小路命名为‘采芳’，表示吴地旧有的风物。小路曲折延伸几十步，附近有一座开阔的庭院，把轩命名为‘怡旷’，表示可以游目骋怀。轩右边有三间房屋，用来供奉他的先父隐君的画像，命名为‘风木堂’，表示感念；堂的面积不到轩的一半，却不敢把堂也命名为‘怡旷’，表示对尊长有所尊重。轩右边有书斋，用来收藏图籍史书，命名为‘尚友’，表示以古人为友。书斋后面有馆舍，馆舍临近大池，池中多有金鱼、银鱼、玳瑁色的鱼以及各种细鳞鱼，命名为‘文鱼池’，表示所蓄养的鱼。池上架桥，沿桥稍向西南，有古梅十多株，把廊命名为‘香雪’，说的是梅花的德性。伯起说：‘我吴地以富饶安乐著称，在海内居首。我这里是夫差旧都，甲第名园大概有几十处，若逐一屈指数来，也将全部数遍，却没有一处比得上我的园子。它们所需的各种材料，要从蜀、楚寻求；石头要从洞庭、武康、英德、灵璧寻求；花卉树木要从百粤、日南、安石、交州寻求；鸟要从陇右、闽地、两广寻求。而我的园子本来一件也没有。’

译然而到了早晨有太阳、傍晚有月亮，春天有风、冬天有雪，这些景物是那些甲第名园不能独自占有、长久秘藏的，而我却能够窃取它们剩下的美好。我别的东西都不求，只求自己的志向罢了。况且您没有看见那些在长安城东显贵当权的都将和宰相吗？他们在志向上仿佛无所不至，然而往往有人凭借他们的遭遇来使我的志向屈服。他们表面上似乎伸展志意，内心却屈服，甚至还发出叹息；对眼前富丽繁华的地方，他们把它看作荆棘丛生、鸟雀出没的地方，听到歌声反而以为哭声，看见快乐反而认为忧愁，却不知道这种心境从何而来。我不求在外界伸展自己，却向千百代以前寻求志同道合者，仿佛他们在等待我；向八荒之内寻求，仿佛都有回应；向千百代以后寻求，仿佛后世都以我为符节。这难道是能够同那些以豪迈举动游赏园林的人谈论的吗？’王子听了叹道：‘您这样的追求真好；只是您的志向，可以让我听一听吗？’伯起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王子说：‘那就命名它吧。’ 《平远台记》【宗臣】平远台在省城东南，福建地方志所说的三山，这里就是所谓的鳌峰山。山本来就奇特，在城中更为奇特。宗臣到福建十个月，还没有登临过。大概因为战事的缘故，一位喜欢宗臣的客人便邀请他登山。曲折登了好几层才上去，又转向东面，登上鳌石台。天风高高吹起，万物一片萧瑟。宗臣在这里仰头思考，低头叹息。客人说：‘大夫为什么叹息？’宗臣说：‘唉，客人啊，唉，客人啊！’客人听了他的说法，我担心他会把酒杯投到地上，不再给我斟酒。闽地难道不是记载中所说的东南巨大美丽的地方吗？家家冠缨礼服，人人讲习诗礼；农夫在田野嬉戏，商人在道路上歌唱。正当这种时候登上这座台，面对高山大川、游云芳草，没有一样不触动我的眼睛，也没有一样不使我的心畅快。如今是什么时候啊？我看见这座台已经驻扎过三支军队了。客人也向东眺望大海吗？楼船和穿着彩练铠甲的士兵，隐隐约约在海上出现。向南看江水，过去故乡的妇女每天在那里洗濯锦帛、漂洗棉絮，如今却有健儿在那里饮马。向西看乌石山，大概能听见锻造铠甲、磨砺刀刃以及鼓、笳、铙、吹奏的声音。向北窥望闾巷水井，父老子弟披甲执戈，怨恨诽谤充满道路。何况方圆千里之内，死者还没有安葬，受伤者还没有起身，流离者还没有归来，被拘禁者还没有释放。我想到这些，竟不知道汗水不断流到脚跟。过去为什么欢乐，如今为什么悲伤？过去为什么安定，如今为什么扰乱？其中的原因实在难以言说，难以言说啊！君子谋划国家，是上忧虑君主的忧虑，下忧虑百姓的忧患。如今皇帝的心意常常在万里之外，而百姓的疾苦却满满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正要请求出战、枕戈待旦，连吃饭洗浴都顾不上了。客人却想让我观看高山大川、游云芳草，在这里嬉游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叹息。过去元朝大臣凭借闽地险要来抵抗我朝军队，皇祖于是命楼船将军从大海直接攻打他们的巢穴，把那里荡平。皇帝的谋略光明显赫，同日月一样照耀。如今掌管军务的大臣，反而不能设下一条奇策制敌，使倭人屡屡截断海路、窥伺我方；这同皇祖时的诸位大臣相比怎么样呢？我为此叹息，实际上也是惭愧。客人于是起身告辞说：‘我不能解除大夫的叹息，大夫又怎么能饮我的酒呢？请大夫替客人写下这篇记，给后来登临此台的人看，不要只在这里嬉游高山大川、游云芳草，而忘记百姓的忧患。’宗臣于是采纳客人的话，写成这篇记。《清举楼记》【刘凤】我居住在城郭西面，左边控制着河渠，众多河流在这里汇合，是四面八方人们往来聚集的地方；右边对着西南群山，山脉连绵环绕，好像圆形卫士。我利用旧有的余材修建了一座楼，楼址在北面，命名为‘清举’，用来收藏古代图籍，也用来放眼游览、舒展志意。请司勋大夫为此事作记，又请季郎诸君作赋，张贴在我的楼上，实在太过奢侈了。然而我早年奔走于世俗之间，所从事的琐细事业已经放弃；过去跟随当世有名的公卿大夫应酬时，心中向往荣进，甘愿察言观色、伺候时机，遇事退让请示，随人俯仰；又有文法之吏跟在后面裁量我的长短，各自根据事情来中伤我，我哪里能够放纵自己的心意而无所顾忌呢？如今恢复平民服装，循行乡里，寻找可以交游的人，想同他们任性欢笑，俯仰傲视，自以为已经得到满足。然而世风已经变化，不能一概而论；人们竞相追求纤巧局促、龌龊琐细，以经营权利为乐，结交宾客、任意行侠；小的以文史为玩物，窥伺天下，喜欢游荡的子弟，所得利益是平常的十倍；更有甚者，大力推举世上的贤豪，在州域间行使权势，刚强暴烈，却还要窃取处士的名声，傲然自负。这些人的经营附托、辛苦用力，几乎比那些卖弄请托、阿谀取悦以偷取富贵的人更甚，最终身败名裂，难道还能得到优游快乐吗？我自认为不能适应时势，便隐藏踪迹于空虚之中，又怎么能屈心顺从世俗而不加选择呢？龙之所以能够神妙变化、不可测度，是因为它没有凭借依附；凤凰之所以被称为有灵德，是因为它不可驯服畜养；士人之所以轻视千年、傲视万乘，是因为不被庸俗之物牵累。假如它化作云雨，还必须借助阶梯登天；飞翔到千仞高空，却始终忘不了啄食粱米水藻，这也如同士人借助乡里的声誉、留连于科举选任一样，又凭什么能够超越远大而达到绝异境界？出仕时在当世光辉显赫，退处时却沉潜幽微；即使终身无人看见，名声仍流传无穷，这才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上古有些人在世上隐没，混杂在市民中，甚至同屠狗者杂处；他们未必一定隐身山林，却故意寂寥地同世俗隔绝。何况有人自认为不被时世任用，退处以后还尘视显贵权势，欺凌豪杰，轻视小才小术，蔑弃经典礼法，而心志驰骋于千载之外；即使有超出世俗的见识、久远不朽的事业，尚且不足以劝诱我，更何况还能谈论污浊之事，听从亲昵之言，沉溺于谄谀的姿态，接纳奇邪之人，而不爱惜违背自己本性的品格吗？因此我宁愿孤立而不结交一人，不经营一件事务，逍遥在樊笼园圃之间，而志意超逸于宇宙之外；不越出屋宇之内，精神却栖息在风露之上，同羡门子高一类的人每天相互呼吸吐纳，驾驭六气的和谐，服食朝霞飞景，心意斜视于尘世边际之外，随风来往。卢生一类的人还不停地笑我；他们把荣耀和适意看得恬淡舒畅、怡然快意，固然已经遗弃耳目之欲，忘却心志，淡泊得不知道天地四方。在这种时候，什么燥湿能够干扰他，什么寒暑能够侵入他？他邻近于旷远无边之境，沉浸在幽深冥暗之中。我凭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所以我说这座楼虽然处在尘世，却仿佛在悬圃、增城之内；登临游览眺望，好像踏着云雾，笑语不时从萧瑟清远之处传出。人们远望这座楼，尚且不知道道路的遥远曲折，原本已经在藩篱墙垣之下息灭了心意。《张君东墅记》【董份】

译浔地地方小而人口多，百姓居屋稠密、排列如梳齿，没有空旷的缝隙，只有四郊特别空旷。它的东面靠着大道，有广阔的原野和田地，再向东很有树林水泽的丰饶。每逢岁时节日，喜欢游乐的人常常向东游览，而我的家就在浔地以东。过去我很困顿，常常在树林水泽间行走，路上背诵完书，就同客人取酒饮用，醉卧高歌呼喊，同游者彼此应和，觉得很快乐。后来忽然感慨叹息，在座的人也抽泣起来，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然而我喜欢多次前往，通常把这当作常事。后来我在京师做官，沉没在金马门之间，多半沉默而不得意，常常想念浔地那些可供游览的树林水泽。过了十多年，才获准请假回到浔地居住。喜欢游乐的人更加驾船、设置楼旗，常常带着鼓钟笙歌，招呼邀请客人载酒为乐；慷慨谈论往事，历历说起过去的事情；诸位高雅的游伴往往递上纸简，作文章、写辞赋、赋诗，气度雍容，盛况非凡。当时张君也在座，我私下观察到他有飘逸的情思。恰逢我的假期结束，再次整治行装上路，由浔地向东出发，溯流向北进入都城；车盖停留，俯仰观望树林水泽很久，才同客人告别离去。后来我进入都城而生病，每当想起这些事情，心思无不在浔东曾经歌咏游览的地方，后悔得厉害。我曾同客人说：‘人若强行压制自己的本性，就会郁结而生病。’ 譬如笼中的鱼、笯中的鸟，即使每天用芬芳的食饵装饰、用珍美的颗粒喂养，也不如把它们放入深水、任它们栖息在茂密树林中。两者本来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如今偶尔在深水中游得舒适，在茂林中得到自在，却又重新把它们关进笼子和笯里，那种心情哪里说得尽呢！’过了很久，我的病仍未痊愈。有位徐先生喜好方术而且多有奇异本领，平日同我关系很好，于是冒着酷暑烈日，奔走数千里到京城探视我的病情；我的病正好痊愈。他从容地说：‘楚人有句话说，人对故乡的思念在生病时最强。我是越地人，越地的乡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如今浔东那些树林水泽之处怎么样？那些游览的人现在都平安无恙吗？’徐先生详细说明了那些地方的情况，因而谈到张君，说他最喜欢宾客、仰慕游览之乐，多次在那里游乐；浔地以东，他自己称作东墅。我顿足叹息说：‘唉！浔地是我有终老志向的地方，本想在那里享乐而忘记衰老，只是没有早早为自己确定下来，反而奔走在尘埃车马之间，使张君得以借此拥有它，实在不能不稍有遗憾。我听说张君厌恶纤细吝啬，喜爱闲适高雅；过去我所见到的那种飘逸情思，并不是虚假的。一个人既然已经把自己交付给朝廷，那么这种处境对于鱼鸟一样的本性来说，恐怕不能完全任其自得。张君年纪还轻，不以俸禄官位为意，而顺从自己的本性；同洗濯于清冷水波、背负辽阔长风相比，东墅将要归属张君，显然如此。’ 徐先生说：‘我赶路匆忙，张先生有话说：‘人所居住的地方不同，所做的事情也不同。栖身树林、寄托泉水，只爱一丘一壑而自以为荣耀的人，是偏狭的士人。至于辅佐朝廷、帮助治理天下、把四海作为胸襟尺度的人，才是通达的情怀。如今您向上遇到贤明的天子，向下得到施展职务的机会，将来能够充分施展您的胸襟尺度，使那些山林丘壑得到庇护而安宁，不也是伟大的事吗？反而只在田园别墅之间争勤劳用力，实在太过分了。’徐先生于是携带一卷文字，请我写些话赠给张君。我既赞赏徐先生的义气，又欣赏张君的言论，于是把事情的始末记述如下。虽然如此，我有病而不能适用于世，请替我向张君深深致意。我将要回到浔水之上，同张君在东墅交谈。’ 《石洲记》【许相卿】海宁东北方的外郭再往北大约十里，集市偏远，村落幽深，水面渐渐开阔，林木浓密苍翠。水边有一片洲地，用石头砌成堤岸，并在上面建屋的，是徐家。徐家世代在这里务农，吃这里的粮食，饮这里的水土，已经延续五代、历经一百六十多年，洲上的房屋仍然和从前一样。到了徐君这一代，徐举才开始立了一块匾，题作“石洲”，以表明继承先人留下的产业已经足够自身享用，不必依赖外物。他的儿子禾秀美而好学，和我交游，请我为此作记。我年轻时就听太史公说：“海上有座神山叫瀛洲，各位仙人圣者以及使人不老不死的药都在那里。大概曾经有人到过那里，只是事业尚未完成，便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仿佛已经遨游于天地之间了。”等到我壮年以后，游历了三十年，足迹几乎遍及天下。那些都市中的豪门大族，有的忽然显赫，有的忽然衰败；拥有名田和高门宅第，却有的不能保全终身。反观石洲十亩地上的房屋和几顷田地，传了五代，子孙们又正在读书修身来使它延续下去，也可以说很可贵了。我已经老了，显赫繁华之处是我不愿居住的，远游在外也大概已经厌倦了。我将要重新穿回原来的衣服，跟随您交游，在石洲之上谈论农事，您愿意答应我吗？《明文海》第三百三十六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三十七卷，余姚黄宗羲编纂，记十一 居室 《巢居记》【沈鲤】我在西园的假山中种了四株大槐树，在新开辟的蓬蒿小路两旁相对而立。它们枝叶茂盛时，清凉的树荫四面合拢，像张开的帷幕，可以在里面躲避小雨。树旁有时伸出老树干，越过道路彼此相接，像伸出胳膊、互相援手。我让园丁把树干揉弯，用绳子捆束起来，树上可以容人躺卧起身，树下又可以通行往来，和居住在楼上的情形相仿。我有时感到厌烦痛苦，想逃离尘世，便登上这里攀援而上，凝视远处，盘腿静坐，练习养生家的吐纳导引，像熊那样活动腰背，像鸟那样伸展肢体，通常要过一段时间才停止。停止后便叫童子送茶，茶送来后，酒杯也接连送到，于是自己斟酒自己饮，自己唱歌自己助兴，不与宾客应酬。只有时常有一百多只杂鸟张翼环绕，互相飞翔鸣叫，像跳舞，像唱和，鸟名不能一一辨认。我有时斟满酒杯一饮而尽，鸟儿却不习惯我；有的斜眼看我伸缩吐纳，却惊惧地成群飞走。我默默惭愧：难道我的德行有缺失吗？圣人居住的地方，鸟儿不会扰乱群体，我如今竟被它们这样疑惧。于是更加练习养生之术，使身体迟钝、耳目不聪，达到像木鸡一样的境界。鸟儿到这时才不再惊散。我又常把吃剩的肉片撒在树枝上，并喷酒招引它们，鸟儿便逐渐亲近，有的还从我的豆器中抓走肉片。时间久了，鸟儿将要来在我的树上筑巢，高高低低地靠近我、和我为邻，几乎遍布树上。而我住在这些鸟巢的中央，和群鸟共同被称作有巢氏的子民，忽然之间连自身和身外世界都忘却了，也不再羡慕富人的楼居生活。起初我还没有这些鸟巢时，曾在田间搭草庐居住，可牵牛的人已经踩坏了我的田地。我到城市游览，洒扫庭院，邀请宾客，设法使宾客满意；有时宾客喝醉了责备我，回到室内，家人又轮番责怪我。这正是我感到厌烦痛苦、想要逃离的生活。如今我离开尘世，来到世外，在这巢中栖居，和鸟类同处，仿佛成了它们的同类。难道可以说我通过养生所得到的境界，已经足以希望达到圣人的境界，并且顿然与之相感相应了吗？还是说，锻炼性情、柔和形体，使万物与自我本来同一的道理，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我寻求这个问题，却得不到解释。姑且写下这篇文章记述它。《耐辱子坊记》【沈鲤】我涉身世间时不够谨慎，已经辞官回乡，却仍有人用恶意的言辞加在我身上。有人说我应该辩解，我说：“庄子不是说过吗？叫我是牛，就说我是牛；叫我是马，就说我是马。大丈夫应当这样自处，何必辩解？”最终我始终没有辩解。人们说我能忍受侮辱，便称我为“耐辱子”；我自己也自称“耐辱子”。这位“耐辱子”已经老了，只是善于自得其乐，而且不只是能够享乐，还喜欢做儿童游戏。我平时居住的地方种着成丛的花木，住宅不到二亩，山池台馆却因地制宜布置，占了大半。又在堂前建了一座牌坊，坊上题字“天民逸豫”。我自己署名为“总理谷熟镇等处农事，兼提督本宗学校”。皇帝下诏赐还上农三品服。这些都是“耐辱子”自己题写的。和“耐辱子”交游的人，进入牌坊，看见其中的陈设，便知道这里确实闲适快乐。只是对于他所署的“总理”“提督”等官职，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另加这些称号，便询问“耐辱子”。他先解释说：“我不过借此做一个游戏罢了。从前我任职礼部，国家有重大事务，奉诏书出行，偶尔也曾被称为‘总理’‘提督’，那是非常尊贵的。如今我回到田间，也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再尊贵了，所以仿照这些称号博人一笑。” 我那几块不值得夸耀的田地，名为“谷熟镇”的有两处，这就是其中一处。我春天督促耕种，夏天督促除草，秋天监督收获，统领上千亩田地的农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拿着农具耕作的人，大约有几百名，他们的手都只看我的脸色行事，左右两边没有人敢不听从我的命令。我按时实行赏罚。有时我乘小车沿着田间道路巡行，穿着上农服，坐在中央主持事务，没有人敢和我分席而坐。只要有所召唤，没有不战战兢兢的，我能够专断处理这片田地的事务，难道不能称作“总理”吗？等到农事办完回家，我的粮仓已经充盈，粮食也堆积起来，面对池馆，享受闲适快乐。有时又有空闲，便召集我家塾中的子弟，无论年长年幼，各自跟随老师拿着经书上前；我坐在上座，有人发问便立即作答，表现出先觉者的样子，子弟们进退有序，没有人敢放松我所制定的规矩，我是在统摄管理他们，难道不是“提督”吗？古人说‘施行于有政’，这也算是治理事务。只怪我年轻时不自量力，混迹仕途，想勉强竭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以‘富’‘教’二字为目标，像铅刀割物一样尽一点力，最终却没能做到。如今回到田间，便把自己当作家中的总管，使祭祀供品有所准备，日常俯仰有所资用；一家之内，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长辈和晚辈各守本分，各安其位，也算稍稍尽了这份心意。然而既然已经回到田间，却还借用通达之人的名号，来屈身于蓬蒿之间，大概是因为只要道理能够姑且实行，那么天池和榆枋各自都能得到适宜之处，人的真性也没有什么不可快乐的，哪里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所以说：我不过是借此做一个游戏罢了。客人听了笑道：“有这样的事吗？您的游戏爱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大概是东方朔一类的人吧？不过，人生如幻如梦，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耻辱？也不过都是游戏罢了。《作耐辱子坊记》《存蠹斋记》【沈鲤】辛卯年，我在住宅西边建了三间书斋，收藏古今书籍几千卷，在上面悬挂匾额，题作“存蠹”。所谓“存蠹”，是什么意思？是说我有书却不能读，书蠹便趁机以书为食，而我不把它们驱除，所以用来命名。唉！当初我年轻力壮，记忆力很强，可家里一向贫穷，除了科举文章和章句之外，整天呆呆地面对墙壁，哪里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书可以读？后来侥幸得到一个微薄的官职，游历京城，有固定俸禄收入，才稍稍能够购买各地书籍，开阔眼界；但又被职务牵累，奔波劳碌，虽有书也没有时间读。如今幸而辞官归来，精神遨游于世外，正可以尽力求学问，可头发已经斑白，双眼已经昏花，转眼之间便忽然忘记，即使有空闲也不能读书，我简直成了书店里的一个商人，怎能不令人叹息！今年夏天，连日下雨，书卷上苔痕到处蔓延。天晴后，我命两个童子把书搬出来，放在庭院台阶下面曝晒，书蠹便到处爬行，肚子都吃得鼓鼓的。如今再看它们，肚子却已经空了；我捧起书蠹笑了一笑，却看到童子满脸怒色，仿佛对书蠹十分痛恨，还要搜捕它们，把它们全部消灭。我连忙制止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万物有成有毁，各有时运。我有书却不能读，书蠹趁这个空隙让我饱餐一顿，实在是我造成的，书蠹有什么罪过呢？”

译假如书蠹不蛀书，而我最终只是把书捆束起来放在高阁上，等待一两代之后，那么即使没有鱼蠹，难道不会有人蠹吗？盈亏消长、往复循环都有定数，即使强大而明智，也无法逃脱。因此，积聚得过多的东西，没有不散失的。君子对于自己喜爱的东西，不能不寻求；寻求得到的，也不必样样齐备；即使齐备了，也不必执意认为全都属于自己而过分珍惜。过去崇尚文教的君主，曾经派遣轻车使者，分道四处搜求散失在山野的书籍，收藏在金匮石室、天禄文昌等处，和奎宿、壁宿一同流传；如今还保存着多少呢？何必吝惜我一室的藏书！我所惋惜的是有书却不能读，书蠹虽然吃饱却不知书的滋味，那么这些书无人赏识、没有用处，和书蠹无论是否存在其实是一样的。残缺的书简和断篇也还有保存下来的，或许是在等待后人吧？这也是我不敢肯定的。庄子说：“火的传递，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熄灭。”这句话说的是六经所载的常道，不必靠储藏便自然充足，哪里还会担忧书蠹呢？至于不是这样的书，有蠹或无蠹，就任其自然罢了，何必消灭它们？童子听了我的话，怒气消解，便收拾书籍放回原处；逃走的书蠹有一半，仍然藏在书卷中的，也幸好全都没有受伤。唉！人世间那些积聚起来却没有用处、最终又免不了遭受“人蠹”侵害的东西，应该不只是这些书卷。我因此有所醒悟，便拿起笔写下这篇文章。《邻壁记》【沈鲤】甲戌年八月，我请假回乡。先父为我置办了两处庄田。其中一处在城北四十里，和我田地相邻的是诸生管渭。管渭死后，留下一个孤儿学林，还在襁褓中。他的寡妻某氏却派使者来卖田。我起初不知道她的意思，以为是生活供给不足；可是管渭原有两处常年丰收的田产，称得上富足，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探问出她的真实想法，她说：“我在外做官，她只是一个瘦弱的寡妇，田界的墙又倒塌压迫着边境，哪里能够安稳经营产业？不如及早看清形势，卖掉为好。”我听了十分悲伤，便召见她的使者，对他说：“回去告诉你的母亲，如果确实因为门第衰落，不能拥有很多田地，那么可以卖掉其他田地，留下和我相邻的这一处，我有能力庇护你们。如果不是这样，祖先留下的产业怎么可以轻易抛弃？如果担心我的佃户有时会侵占你们，那么我应当用法律约束他们，使他们不敢拾取你们遗下的一穗粮食。只由你母亲自己选择。”寡妇听从了我，果然卖掉其他几百亩田地，保全了相邻的田产。到如今，学林也长大娶妻了，我的田地最终没有改变原来的状况。过了十五年，戊子年我辞去宗伯职务回到田间，而先父早已去世，我没有房屋可以居住，便借住在弟弟的空宅中，共有五丈长，就是如今的亦玉堂。只是我家人口很多，大多租住在外面。邻居寡妇盛氏年过六十，又没有子嗣，也时常提到要卖掉住宅。我知道她的意思，也知道这和管氏当年的想法一样，便引用子罕安置邻人的故事来劝慰并制止她。盛氏至今安居无忧，我的居所也没有改变原来的状况。然而从邻居管氏到现在将近二十年，我没有一天不说自己安稳而且吃饱。即使我向东扩建宅院，向西开拓田地，又有什么益处？即使不扩建、不拓地，又有什么损失？唉！古人曾亲自在田野耕作，以平民百姓不能享受尧舜的恩泽为耻；等到出仕为世所用，最终能使鳏寡孤独者都各得其所。而我对于世事却没有什么贡献。如今归居田间，扶助这两位寡妇，使她们都能平安无事，或许还能保存古人这种心意的万分之一吧？但与古人相比，我实在惭愧得多。只要我的兄弟子侄中有人能够豁达知足，怜悯并以振济贫困、抚恤孤寡为自己的责任，把我的这份心意发扬下去，传给无穷后世，那就是我的志愿得以充分实现了。因此我把这份心意写在邻人的墙上。《域外三槐记》【沈鲤】乡里居所把藩篱围墙作为界限，界限之外的土地，我不能享有。只是我居所中有一件奇特的事：我生性不能忍受暑热，盛夏夕阳毒辣，酷热难当，而房屋又不能抵御暑气。恰好邻居盛氏要卖住宅，我不忍心买下它，只借用他东界上、正好在我西墙之外的一小块空地，种树来遮挡夕阳，好在树下乘凉。盛氏答应了，我又和他约定说：“我借用土地来种树，土地既然属于你，树也仍然属于你；只到我这一生结束为止。”盛氏说：“可以。”于是我在辛卯年仲春适宜栽种的日子，种下三株上好的槐树，树高都一丈多，树围两抱半。幸而雨水充足、来得及时，没有一株不成活。第一年树形像蓬草，第二年像伞盖，到如今经历三个夏天，树荫已经合拢，看不见夕阳。此时正是六月，羲和将要把缰绳交还给咸池，我独自坐在屋中，正闷热难耐，忽然从屋隙向西望去，看到那边有美景，便急忙命两个童子抬一张竹床和一张小几，安放在树下。我敞开衣襟，推高头巾，手拿一卷书走过去。抬头一望，树荫四周环绕如同帷幕；我不觉咧嘴一笑，心想：我没有花费一斤金、一把斧头的代价，竟然突然有了这样一座大厦吗？不一会儿，清凉的风从树梢升起，越过墙来到我身边，洗涤我烦闷的衣襟，仿佛远方的老朋友来到这里，洒脱地向我倾诉衷情。不久又有阴云笼罩在树上，刚才还是明亮洁白，忽然变成苍黑，仿佛深潭倒映在空中。树间有杂鸟约一百只，乘风上下飞翔，时来时去，声音清脆婉转，不知道是这一只还是那一只在鸣叫。我很快乐，便再次让童子准备酒食，邀请一两个弟兄来此坐在竹床上痛饮。后来酒喝得耳朵发热，便作赋；回来时又唱歌，赞美棠棣，有人称美树如同羲皇以前的人，而我却独自感慨时事，眼泪不禁流下。我的同乡诸位先生，当年建起高耸入云的大厦，修筑高台广榭来显示得意，哪里数得清呢？如今却全都不知道踪迹在哪里了，而我只能把篱笆设在邻人的一尺土地上，以求苟且安居，竟然轻易就得到了，并且宽心地享有余乐，人生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处境呢？从今以后，只要能够使我心意舒适，不必样样都是自己所有，也可以感到快乐。《悟迷桥记》【沈鲤】

译我的亦玉堂在西面正对杏花馆前，地势稍低，遇到阴雨天气，行人就要提起衣裳，很不方便，于是开始搬运砖石建桥，以便通行往来，也借此作为游览观赏的乐趣。桥有三个孔，上面可以铺设两张席子，四周环绕着栏杆，后面的道路直通远处；只是从前面出入时道路曲折，不容易辨认，所以来往的人多半会迷路，必须徘徊仔细观察很久之后才能明白。我于是题写桥前的牌坊为“悟迷”。所谓迷路其实只有一种，但又有不同：从外面进入里面，迷失在入口处；从里面通向外面，则迷失在出口处。我这些年来奔走于世路之中，到处问津问渡，忙碌得没有一天空闲，迷失的时间大概很久了。如今幸而得以归来，经过这座桥进入我的居室，确实有助于醒悟。回家后躺下，颇能享受苟且的安宁，回想从前问津问渡的日子，性命寄托在长年和三老的手中，不敢自信能够保全自身，我简直想在这里裹足不前，再不沿着这座桥出去，这样一来却又有助于继续迷失。迷与悟彼此各有相通之处，哪里能执着于一种说法呢？从前谈论迷失的人说过，家可以比作国，家内家外、出入进退各不相同。唯独迷失在国家之中的人，才是真正茫然无措；他遇到九条大道交会的地方，纷然出现许多岔路，能够安然处置吗？九崃山的山坡曲折得像羊肠，难道能够始终躲避吗？即使不是这样，难道不会有的人又饥又渴，既没有房屋也没有家吗？俗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羝羊触藩，势难退。”这样想来，意义实在深远，这正是尼父对东西南北之人的深切感慨。怎么可以迷失了却不回头呢？至于迷失在家中的人，便坐着饱食，聚集家族谈话，没有悲欢离合的感触，没有饥渴寒暑的忧患；居住时安闲舒缓，行动时慢慢悠悠，身体每天都和颛顼、盘古以及鸿蒙、混沌交游为友。迷失在那里又有什么不可呢？从今以后，每当踏上这座桥，都应该辨明自己是在出还是在入。难道没有见过健忘的人吗？迷失和遗忘的迹象很相似。从前有个特别健忘的人，早晨听到的话晚上就忘了，晚上看见的事早晨就忘了，时间久了，连亲人和骨肉也没有不忘记的。这样有什么不好呢？他的儿子为此忧虑，替他寻找治疗健忘的良方；他被治好后，顿时恢复了记忆，几十年来那些令人忧虑的事情，一天之内全都扰乱了他的心胸，竟不如过去遗忘时那样舒适，于是愤怒地用杖打他的儿子，但健忘却再也无法恢复了。我如今的迷失，难道不会也像这样吗？如果有人爱我，千万不要拿治疗遗忘的方法来治疗我的迷失。我如今暂且把这件事忘掉吧。《扶杏馆记》【沈鲤】我在市坊五丈地中建了三间亦玉堂，两旁的空地各建了一座小楼，用茅草覆盖屋顶，像鸟张开的两翼。其中一座叫“醉竹楼”。它的西边就是扶杏馆。为什么叫“扶杏”呢？馆前有两株杏树，其中左边一株的两根树干并肩向上生长，互相纠缠，仿佛彼此扶持，所以取名为扶杏。馆前正对着悟迷桥。当时正值春光和暖，登上桥向北望去，杏花盛开如锦，把馆子笼罩其中，若隐若现，隐约像一座杏花村。古人有诗说：“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常在扶杏馆中吟诵这两句，心里有所向往，便时常把这里权充酒馆来款待客人。这里各种器物用品以及诗歌图画之类，也无不仿照市井酒肆。前后两根楹柱各写了一副对联，都是市井酒帘上所写的句子，所以我也照样书写。又把里巷歌谣、庸工绘画杂乱地缀挂在墙间，用来逗人捧腹大笑。所储备的待客器具，放在正屋中央，是一张横向的长桌，可以左右两边坐人；坐在凳子上，凳子都能容纳几个人。桌上放的只有一筒柴竹筷、几件瓦器，以及几把长颈大口的酒壶。客人来了便饮酒，进献的只是山野蔬菜和粗饭罢了。有时还邀请道童来助酒，敲着渔鼓唱世外歌曲，使人想要飘然远游。诗中所吟咏的杏花村，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难道就是这里的景象吗？还是另有金勒马嘶、玉楼人醉的情景？那大概是别处，不是我的馆子。不过，也可以远远望上一眼便离去。我年老而且多病，脚步不能走出四面墙外。对于我童年时曾经见过的杏村酒家，想亲自到那里去一次，却不可能了。如今在我的住宅里仿照它建成一处地方，能够每天和亲友兄弟在这里畅饮，情意深厚缠绵，依然成为扶杏，也差不多可以补偿我往日的愿望了吧？如果还有偷到酒瓮旁来喝、最终大醉的人，也会增加杏林的景色。馆主人应当接纳他们，让客人尽情畅饮、兴尽而止，不要吝惜。时在己丑年清明日记。《四鸠巢记》【沈鲤】我建成亦玉堂两个月后，随即在堂东边的空地上建了一间小屋，作为燕居之所。又过了一个月房屋完工，我便从别处搬来居住。刚住下，有一对鸠鸟也随即来筑巢。我感到奇怪，心想：刚开始择居就有这种鸟来，难道是吉祥的征兆吗？还是不是呢？不能不详细讨论。听说《诗经》谈到鹊巢，说鸠的性情笨拙，却又说它居住在喜鹊已经筑成的巢里，为什么会这样？天下没有两种事物能够各自独立站立而没有差别：巧就是巧，拙就是拙。观察万物的巧拙，正如观察人的清浊，君子都不能没有疑问。喜鹊虽然聪巧，难道不也是辛苦劳作才筑成巢吗？而鸠却嘴不破、脚不伤，一旦便占有现成的巢来居住。既然喜鹊反而不如鸠，难道还可以说鸠是拙的吗？鸠啊，鸠啊！难道它是名声上笨拙而实际上聪巧，表面阳而内里阴的吗？万物若是如此，我不愿亲自看到。难道这不是吉祥的征兆吗？于是赶紧命令清洁人把它们驱除。鸠鸟绕着自己的巢飞翔，惶惶不安地鸣叫，像哭泣，像诉说，仿佛要阻止我。我有所感动，越发觉得奇怪。于是替鸠鸟分说，认为它终究只是笨拙罢了。大厦建成，燕雀前来庆贺，这是鸟类聪巧的一面；见到脸色不对便飞起，盘旋后再停集，这是鸟类有智慧的一面。

译等到我的市坊建成大厦，不知道规模有多大，鸠鸟不知道这是巢，却在我的屋子里筑巢，它的卵和翅膀都可以俯身看见，这不是笨拙又是什么？我的天性愚直，不喜欢涉足世事。世上的君子正要来责罚我的愚拙，想要倾覆我的巢，鸠鸟既然已经从他们的脸色中察觉到了，却反而选择到我这里来居住，这简直是在羿的箭法笼罩之下游走。真正知道机巧的鸟，怎么会这样做呢？由此说来，鸠鸟并不是名声上笨拙而实际聪明，也不是表面阳而内里阴，这就没有疑惑了。这样一来，难道还有什么不吉祥的征兆吗？于是我又命令清洁人谨慎守护它们，鸠巢才安定下来。从此我读书时，声音是“吾吾”，鸠鸟鸣叫是“呱呱”，一唱一和，像依恋，像爱慕，和我十分亲近。我不但不再怀疑鸠鸟，反而转过来怀疑自己：它们先前为什么要来到我的巢里呢？世人曾说“海翁忘机，鸥鸟不飞”，难道鸠鸟是因为这个才来的吗？还是它们看我的相貌像一只鸠鸟，因此不能辨认吗？或者我的房屋极其简陋，鸠鸟便把它当作自己的巢而来附居吗？还是我们的声音气息彼此感应呢？这些都是我不能知道的。只是我曾听说，善于修道的人，要使机巧之心日益减少，使笨拙之性日益增加；这种减损和增加，取决于同什么相处。如今因为鸠鸟以笨拙的巢筑在我的屋里，这是鸠鸟增加了一分笨拙；因为我的屋里有了鸠鸟的巢，这是我增加了一分笨拙。究竟是鸠，还是我？是我，还是鸠？难道我们都有增加一分笨拙的征象吗？因此我认为鸠鸟日益增多才好，便想续作《鹊巢》来写诗歌咏，却因困倦没有成功，不久便闭目小睡。梦见两个羽士，穿着褐色斑纹衣服，仪容整齐安闲，向我作揖后走来，说：“幸亏托身于您的屋宇，得以庇护我们的身体；又借助您的赞誉，来表明我们的内心。我们已经拜受您的明显恩惠，怎么敢不把所听到的话完整地回报您呢？”诗说：“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却很少有能够善始善终的。”我们虽然笨拙而没有什么才干，但仍有血气和心智。您从前大概不能没有疑惑，如今我私下看见主人的手杖，上面刻着我们的形状，有外貌却没有心，就像木鸡一样，德性已经完备了。主人您或许也有这样的心意吧？从今以后，它扶您行走，我陪您居住，我们共同守着一分笨拙，永远不离不弃，这大概能使您得到三分益处吧？我和它们本来得到您就成了四者，幸望主人与我们订立盟约。”梦话还没有说完，我忽然醒来。打开门看去，寂静无人，只看见两只鸠栖息在我的屋檐下。唉，真是奇妙！我知道了。从前有巢氏之后，又有称作爽鸠等五氏的，以此命名官职，难道这是羽士得姓的开始吗？于是我把我的屋子题为“四鸠巢”，并续诗歌唱道：“鸠来筑巢，声音铿锵。”我决定在这里终老，确实是吉祥的。时在庚寅年谷雨日。《放鹤记》【沈鲤】我的性情极爱清雅，尤其喜欢观察万物。在鸟类中，形体资质最清雅的，大概没有比鹤更好的了。我非常喜爱它，只是鹤不是家中常养的牲畜，不容易得到。我到处寻求，只得到一对，安置在我绿林轩中。两只鹤清幽的身影交相映照，我稍有不快，便扶杖前往观看；饮食没有滋味，也对着鹤一起吃喝。客人来拜访我，我不能设宴款待，便指着鹤说：“何不请这位羽士替你留住客人？”没有人不畅饮到醉。我因此越发喜爱它们。当时我常在客人面前赞叹说：“多么美啊，多么洁白！它的衣裳是白色的，裙裳是黑色的，身干修长，头顶朱红，俨然是一位竹林中的隐士。我和你们将要共同经历生死了！”兴致正浓时，恰好看见一只蜣螂推着粪丸不停地转着走。我厌恶它肮脏，觉得它败坏了我的兴致，想杀死它，却又不忍心，姑且放它离开。我的全部心思只在喜爱鹤上。有一天我远行未归，喂鹤的童子没有留意平常的饲料，导致鹤饿得厉害。等我回来进门，忽然看见它正在吃污秽之物，便惊骇大叫，心想：难道我老了而且眼睛昏花，已经看不清了吗？我走近仔细观看，原来是鹤。我悲伤得精神丧失，茫然若有所失。过去曾经对着它一起吃喝，如今想吐出来也吐不出；又后悔从前在客人面前过分夸赞它，觉得很不合适而感到羞惭。我想杀死那只蜣螂，却做不到，也只好放它离去。先前那只推粪丸的蜣螂，后来却变成了黑色的蝉。它正高高栖息在茂密的树林中，吸风饮露，不需要人世间的一粒粮食；两只翅膀飘然如轻雾薄纱，微妙轻盈，也不沾染一丝尘土。不久我又看见树上粘着一层蝉壳，肢体形状都具备，像尸解一般，却不知道它究竟变成了什么。养马人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的蝉蜕，是从前那只转动粪丸的蜣螂变化而来的。”我默默后悔当初幸好没有让人把它杀死，为此叹息不止。唉！我过去喜爱鹤，认为它的资质最为清雅。如今看来它已经比推粪丸的蜣螂还令人厌恶，那么就该说它接近污秽了。然而现在又看到这种变化，怎么可以只看外表来判断呢？我把这件事写出来，给世上主持衡量、评判的人留下警戒，也借此警醒自己。《五愚公同社记》【沈鲤】宋地四面都是河流山岭环绕，中间盘踞着几百里幽深的土地，河川湖泽的气息郁积而不能宣泄，所以当地风俗专断固执，那里的人大多愚拙。考察传记，便有守株待兔、拔苗助长、刻舟求剑、把石头当作玉石等故事，这就是古代四位愚人。过了几千年，到了我明万历年间，又有一位当今愚公。他的行为和古代四位愚人极其相似；但因为他无论做什么都愚拙，所以没有因某一件事而成名，只称作今愚公，以区别于古代四愚，于是宋地便有了五愚。古代四愚先后出生在田间，一生没有离开乡土，交往的也都是同类，因此虽然愚拙，却没有危害世人。如今的愚公却错误地被官场羁留，向北游历帝乡，和四方聪明才智之士交往，却学习他们的言语风俗，不能依附迎合他们的言语举止，又想和他们相抗衡；提着他的耳朵他也不明白，凿开他的窍他也不通，平坦大道就在面前却不知道，身后埋伏着弩箭也不知道躲避。这样过了几年，终于因为愚拙而失败，几乎到了兵刃架在脖子上的地步，却还不知道在哪里停下脚步。有人踢了他一下替他出谋说：“人各有适宜居住的地方，也各有适宜交往的伴侣。您确实是宋人，就应当回去寻找与自己德性相近的人，和他结伴，也许可以免除祸患。

译您处在并不适合自己的位置，和自己不敢奢望的人结伴，因此遭受这样的重大困厄，这是为什么呢？”今愚公听了，仿佛惊醒过来，当天就步行回乡。回去后看乡里的人，虽然仍然专愚固执，却没有一个和自己相似。如果一定要寻找德性相近的人作为伴侣，那只能是古代四愚了；可是四位愚公已经遥远得不可企及，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开始在宋城东面的荒地上开辟名为蒙昧之谷的地方，受领一块荒地，铲除草莱，建屋居住。房屋建成后，他把四面墙粉刷一新，在墙上绘画古代四愚公的故事；随后闭门谢客，每天在屋中回旋徘徊，仔细观看，来回走动。每当做一件事，必定说：“古人啊，古人啊。”有时还自己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仿佛在向他们请教、与他们答问。吃饭饮酒时，必定先祭告他们，仿佛在和他们相互酬答。有人从缝隙中偷看，没有不暗自发笑的。今愚公自己却更加高兴，说：“这才真是我的伴侣，只是他们不说话、不笑罢了。”于是自称为五愚公之社。唉，古人与今人怎么能够相互比拟呢？而同社取笑他，也是应该的。不过，我私下听先民留下的记载说：“如果志同道合，即使相隔千年，也如同早晚相遇；志向不同、道路不合，即使住在邻近之地，也像相隔千里。”如今愚公和四位古愚虽然生时不在同一时代，可他们像鹑鸟一样居住、像雏鸟一样取食，有外貌而没有心智，本来就是同类。而且他还把他们的形象画出并排列起来，把他们的事迹和自己共同安置在一室，早晚都能看见，怎么能说不是伴侣呢？然而他们没有血气和心智，不会因为得失利害、是非毁誉而产生憎爱，也不会因此显露出嫌隙，这样就可以保全交情。过去他和那些聪明才智之士相处，难道不是也十分投合欢乐吗？可是遇到得失利害、是非毁誉等稍稍不合心意的事情，他们能不背弃我而离去吗？能不拿兵器对付我吗？这样衡量起来，结交聪明人不如结交愚人，结交尊贵人不如结交卑贱人，结交今人不如考察古人。只显出容貌、只作出笑容，不如他们不说话、不笑。如今愚公把这样的形象作为伴侣，难道不是有所惩戒吗？即使称作同社，又有什么不可？自从五愚公结社之后，又有人邀请今愚公到帝乡游历，今愚公总是摇头闭眼，发誓裹足不出乡里，以免轻慢自己的伴侣。我怜惜他当初误入仕途而终于得到远离尘世的结果，也赞许他，因此作《五愚公社记》，告诉宋地那些选择朋友的人，并隐去他的姓名，不记年月。时在屠维困敦摄提玄枵之月。《愧轩记》【顾宪成】从前柳子厚被贬官到永州，他所写的文章往往流露出无聊的情绪。至于苏子瞻，又是何等超然自得呢？他的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可以说他知道应该怎样处置自己。我私下认为，顺境和逆境取决于时运，困窘和显达取决于命运。君子安于自己所处的位置而行事，不羡慕位置之外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忧虑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忧虑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臣子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儿子得不到父亲的认可，所应当做的就是日夜反省过失、弥补错误，战战兢兢地坚持下去，以真诚感动对方；即使动心忍性，也要增加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为什么呢？忧虑接近于嫌怨，喜乐接近于自满。因此柳子厚虽然失意，苏子瞻也不能算真正得意。不过，这两个人本来各有自己的道理。子厚性情倜傥，身负奇才，有经世济民之心；他亲近王叔文等人，并不只是希望富贵而已。一旦被加上不祥的名声而被逐出，将要如何承受？子瞻高远旷达、超凡脱俗，不能屈居人下，因此别人便争相嫉恨并暗中陷害他，也未必是皇上的本意。像这样的事情，不过是浮云飘过太空，哪里值得放在心上？这样说来，子厚的忧愁和子瞻的快乐，全都不是苟且而来的，而且不只是这一点。子厚确实不能忍受无聊，最终却能发愤磨砺自己，列身不朽之人，与韩昌黎并驾齐驱；这样也可以洗刷过去的污垢，使自己感到快慰，消解穷困忧愁。子瞻难道不可以称为超然吗？可是忠君爱国出于他的天性，只是因为他过于刚直，屡次招致罪责，使谗邪之人得到势头，更加给君主的德行带来拖累，所以他内心的黯淡、悲惨、恳切和痛苦，大概反而更为深重。由此又可知，子厚的忧愁未尝没有快乐，子瞻的快乐未尝没有忧愁，并不是通常的情感所能测知的。我没有什么才干，自知与他们二人相差很远，哪里敢错误地把自己附会在忧与乐之间？只是自从奉受谴责以来，从监司以下的官员，始终把我恭敬地当作客人相待，使我不能治理本州的老年人和子弟；他们反而把我当作父母一样，一切供奉侍奉都非常谨慎，而我没有丝毫可以报答补偿他们的地方。偶尔曾和诸位士人讲论学问，大多不离训诂，也不能真正给他们增加什么。于是我回去反省自己，六尺之躯仍然是原来的我：征发、仓储、衡量等事务，全都处理得粗疏草率；又没有留下丝毫可以树立名声的事业，懈怠自己的职守却勤于享受，徒有名位却毁坏实际，所剩下的只有惭愧。我查考州志，过去庄公定山也曾被贬到这里，对地方很有恩德，直到今天人们还能讲述他的事迹。至于焦泌阳，虽然显贵一时，却没有人问津。得失的鉴戒，明白得很。我将怎样自处呢？于是把屋子命名为“愧轩”，并为它作了这篇记。《水居记》【高攀龙】漆湖岸边有一片洲地，大约二十步长，三分多出一分作为宽度。洲外有池环绕，池外有堤环绕，堤外有湖环绕，湖外又有群山环绕，就是所谓军将山、漆塘山等山。主人就在洲上建屋，以水作为围墙，四面开阔通达。主人在其中休息，以水为乐，安闲自得。有时靠着轩窗远眺，有时倚着几案闭目，有时拖着手杖游走；目光所到之处，心意所遇之处，魂魄所安之处，没有不是水。居住久了，主人于是看着日月升沉、云霞起灭、草木荣枯、鸟兽鱼类来去，与四时万物在一水之间相互代谢，渐渐忘了这是为我而存在。居住得更久，主人又仿佛把自己安置在苍穹的辽阔之中，吸食天地元气的滋润，乘着浩然之气轻快飞翔，在无穷的境界中上下往来，渐渐忘了这是水。有人说：“您的快乐太微小而且孤独了。”主人谦谢自己不敏，说：“造化本来就把这样的闲适留给我，那么请让我问问它吧。”等到为这件事占问吉凶，得到《泰》卦，筮得由节变为兑；卦象说是水泽，卦辞说安守节制则亨通。主人莞尔一笑，便歌唱道：“可以用来充饥，泌水洋洋流淌啊，所谓那个人就在水的中央啊。” 《可楼记》【高攀龙】

译我住的房子只有一间，只把左边稍稍加高，建成一座楼。楼不过一丈见方，窗户四面敞开。南面是湖山，北面是田舍，东面是九陆，西面有九龙山耸立在那里。楼建成后，高子登楼眺望，说：“可以了！我面对山有穆然深厚的思绪，面对水有悠远绵长的情怀。可以承受清风的凉爽，可以享受阳光的温暖，可以迎接月亮的到来、送别它的离去，悠闲自在，这样就可以安度一年了。”于是给它命名为“可楼”，说这是合乎我心意的地方。从前我年轻时，慨然想游览五岳名山，心想着找到山丘沟壑中最奇异的地方，像桃花源那样寄居下来。向北到燕赵，向南到闽粤，中间越过齐鲁和殷周的旧墟，我所看到的地方，没有一处足以合乎我的心意；如今却认为这座楼可以了吗？唉，这是我的困惑啊。大凡人的大忧患，都产生于有所不足；心意觉得不足，是因为有所不能接受；如果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也就没有什么不足了，也就没有什么不快乐了。如今人们竭力经营饮食，所得不过是一顿饱饭；竭力经营住宅，所能安身的不过是几席之地；竭力营造园林、供游览观赏，也不过是在一年中偶尔得到一处容身之所罢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天下美好的山水太多了，我不能每天都去游览，只取足以寄托我的心意的地方就够了。凡是作为山水游赏之处，情致本来是一致的，那么我对于这座楼来说，也就可以了。虽然如此，有所认为可取，就有所认为不可取，这仍然是把自己同外物相对待。我将由此忘掉什么是可取，什么是不可取；这样一来，“可楼”这个名称反倒成了多余。《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八，余姚黄宗羲编，记十二 居室 《事贤堂记》【丁自申】郡府设置宾馆，古代是没有这种做法的。难道是根据义理而创设的吗？我根据所见所闻来谈：这是郡守同乡里的先生、学士相互揖让，为了尊崇他们的道德，必然要有供养其尊严的办法；而乡里的先生、学士之所以对郡守谦让，是因为他是来治理我们郡的人。他曾经发布政令、治理百姓，整个郡都把他当作父母。那些接受他治理的人，不是他的父兄子弟，就是他的亲戚故旧。如果拘泥于父兄子弟、亲戚故旧的治理方式和名分，而过分以名帖相互称呼，那么还没进门就下车，便要沿着台阶从左边登上道路。实际上，这既提高了礼节形式，又降低了礼仪规范，确实拘谨而不自然。主人和宾客习惯了这种做法，把它视为固定的规矩，却安然不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不只是这一点：即使鞭打人的刑具已经撤去，拄着杖的人还要小步站立；即使处理文书的事务已经搁置，执笔写字的人还要看着脸色行事。请求稍待片刻才进去，传茶后便出来，脚还没有踏上厅堂，喧闹呼喊之声又拥然而至。这样一来，将靠什么来严明尊敬办事的区别，使咨询请教的诚心得到充分表达呢？考察孔门弟子从政的事，子贱弹琴治理单父时，尚且只同防人共事；子游治理武城而得到澹台灭明，澹台灭明曾经因为公事到他的住处。虽然今昔的体制、形势和礼仪外貌本来很不相同，但古人崇尚道德的风气，仍然可以跨越时代想见。推想子贱所共事的人，如果不是面向北方接受他的教诲，就一定没有办法使自己安然处之。至于那些行为不走小路的士人，如果混杂在小吏们侧身行走的道路上，就会望望然离去，也很难说武城得到了真正的人才。如今修筑馆舍来礼敬贤者，是要使贤者得到尊重，是要使尊重贤人的人充分表达敬意。这件事虽然不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礼制，却也是在实行古代的道理。我的才智笨拙，没有别的长处，只是喜欢亲近贤者。自从早年游学于学术同道之间，直到后来有幸结交海内人士，那些自负贤能而不屑同我辈交往的人，我也都见过；但从来没有贤者而不乐意亲近的。我接任郡守后得以接触古人的遗风，又处在多贤之地，于是本地的先生、学士文质彬彬、恭敬谨慎，时时不嫌弃我，派人传递名帖、通报来意；他们的使者便肃然进入东边的公事厅。庭院长草已经清理，没有杂乱的种植；中间有柏树森然挺立，左右芭蕉排列数行，像张开的伞盖，摇

译动时像悬挂的旌旗，又像拱卫、引导之人。我倒穿着鞋赶去迎接，恍惚间仿佛解脱了狱中的喧嚣，游到了盖公的居所。听饱了仁义之言，心中充满道德的规范，默默地用来补益政事和学问，纠正自己的不足。于是想到，宓子贱所共事的人和言偃所得到的人才，想来也有这样的人吧？于是重新题写匾额，把那座堂命名为“事贤堂”。大概是私下取用孔门“居住在这个国家”一类的教诲，希望借此接近古代从政者的风范，并写下这篇记，等待早晚省察观览。文章写成于改换匾额的第二年，而馆舍仍沿用原来的“寅宾”旧名。《希邺堂记》【丁自申】我小时候体弱而放纵。父亲和老师教我《小学》《孝经》以及《四书》的大义，我并不很懂。哥哥家传的学业是《易经》，于是拿《易经》教我一遍，我茫然无知，完全不明白讲的是什么。然而我喜欢看杂书，却没有办法得到。那时我常常从书箱里偷偷拿钱，向旧日做官人家换购几种散乱的书；其中意义还通晓的，夜里点灯细看，睡觉时还把书捆当作枕头，别人都无法窥知。有一天，父亲搜查书箱找钱没有找到，却从床头发现无名书，不是白天所教授的，便追问我实情，罚我跪下鞭打。我因为买书挨打，哭诉不止。母亲安人劝父亲说：“这个孩子，我哪里料到他会这样呢？从前我辛苦抚养他时，把他从膝下放到地上，他便哇哇哭泣。试着把旧纸破书拿到他面前玩，他立刻朗朗作出诵读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哭。我以为孩子会怎么样呢？原来竟成了爱好旧纸破书的癖好。”父亲怒气消解后解释说：“我起初以为这会妨碍家传的学业。既然如此，孩子所换购的是书，用钱来花费，难道不比花在别处好吗？何不暂且任凭他吧。”从这以后，我到老师那里学习而辞家外出，即使案头堆满杂书，父亲也不知道是谁教给我的。到了十七八岁，仍然有一颗孩子般的心。忽然对经书本义之外的内容沉溺玩味，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三类书，以及《战国策》《韩非子》和六子之书，还有逊志、空同等人的文集，全都亲手抄录汇集，用来诵读记忆。由于这样做，我的经义文章艰涩，屡屡困顿于主管考试的官员，稍稍返本而摒弃浮华，直到三十岁才侥幸考中一次。回想少年时代驰骋于书籍之中的辛劳，也后悔把每天的精力虚掷了。然而回头看自己只是涉猎各书的大概，确实没有自量，竟把它们看作价值千金的破旧扫帚。后来出仕游宦金陵，没有纷华繁杂事务的烦扰，得以尽量翻阅南雍书库；凡是纸张价格低廉而又有价值的书，一定设法抄录成册。吴中有人带书来出售，偶尔投合我的喜好；我俸禄微薄，买不起，却又不忍拒绝，便拿出绸缎偿付书价，卖书人笑着接受了。同道中有人听说我爱书，也渐渐把我没有的书增送给我。这样积累了好几车，回来时使一个人的行李格外沉重。恰逢故园被寇盗焚毁，父亲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保全，便赶着几个仆人渡海，把书搬进城中。母亲故意开玩笑说：“孩子怎么会贫穷呢？孩子有富足的书，足足占去半间屋子，只是贫穷到没有地方安放书罢了。”于是我登记箱箧的数目，连同管钥，一起寄放到有势力的姻亲家中。过了很久，书颇受虫蛀。我游宦归来有空闲时，便整理箱箧、清除虫害，既为当初考虑不周而自我伤感，又害怕最终使它们毁坏。于是想起谢显道读史书、见识很多，程子还曾讥讽玩物丧志；我却只是把书拿来充塞书卷。自从早年涉猎之外，不能再有所增益，玩物也未免太过分了。然而，母亲安人顺从父亲，任凭我以此为乐，使我因此陷入这种癖好。我曾经挨过一次鞭打，却仍然没有受到惩戒。何况父亲把我从困厄中救出来，本来就是为了成全我用心读书，我怎么敢忘记呢？于是我租屋选择堂室来收藏这些书，仍沿用最初的题名，叫作“希邺”。邺地的藏书有三万轴，虽然我不敢说能使它更加繁多，但若能打开父亲留下的书卷，便还有可期待之处。作为我儿辈的人，不用承担买书的花费，也不用承受搬运书籍的劳累，可以借此清醒心神、寄托眼目，安慰自己并不贫乏。

译但不要达到像你们父亲这样驰骋书海的程度就可以了。否则，等到后世子孙中有像我这样嗜书成癖的人，就留下旧纸破书来止住他的哭声，也还胜过败家子啃食书籍而触犯其中的蛀虫。现在写下这篇记给长子姚造看，并迁移到近处遵行。《瓮窦记》【周鼎】

译乙亥年夏季六月闰月，我寄居在户部刘静勉员外郎的宅第。同里有人在綦江任校官，郡里人给他送行，我替他作序，借水作比喻，篇末用了《井》卦九二爻的爻辞，说：“我是一个破漏的瓮，只是偶然被注意到了。”第二天便下起雨来，连下十多天，东西两家的墙都坏了，彼此都能听见声响；碎砖瓦被雨水冲击，像愤怒地呼喊。家中的男女老幼围拢在一起，披着毡衣、拿着箬席站着吃饭；屋里漏雨，衣服污秽，脚也没有鞋，仿佛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实在可鄙。所寄居处旁边的小屋墙壁坍塌，彼此暴露在外，也就不再分什么你我，捡来断砖碎石堵塞墙洞。两个童仆疲惫不堪，不能完成这件事。我正因吃饭时的恼怒而起身，撑起伞督促做事。刘静勉的儿子继能当时正在抄书，便来观看，说：“先生请停下。”随即卷起衣袖，提起衣裳，代替两个童仆干活。他想在下面做一个排水孔，却没有材料。我看见屋檐下丢着一个大瓮，瓮腹已经裂开，但瓮口完好，可以作为材料。众人都笑说不行，我却认为可以，便把它安置成横卧在床的样子。水汩汩地从其他水道流来，外面看入口很窄，里面却宽大，可以容纳流入的水，像山谷一样；水流收束处又像泉水。邻里的老妇和孩子相互传告说：“刘地官家做成了瓮窦，不费劳力和钱，又坚固而不堵塞，应该仿照它来做，比我们砌砖的还好。”有人赞同，有人以简陋为耻，有人担心瓮腹不坚实、瓮壁脆弱，会给墙屋带来拖累。老妇说：“你们的石窦和墙快要压坏了，到底谁会成为负累呢？”不久巡逻的差役督促人们清扫街道，众人便散去，没有再说什么。唉！这个瓮已经破了，不过和瓦砾一样，谁会想到它还能成为修筑水窦的材料呢？它也算幸运啊！水窦处在墙屋之中，位置最低，事情最轻，容量最小，破瓮竟然屑身充当它的材料，难道不是很幸运吗？瓮用来盛酒浆、腌菜、肉酱、醋醢，或从井中汲水，这是它通常的用途，人们不认为这是幸运；如今却说它成为水窦是幸运，也很荒谬啊！只是因为它不幸破损，却又能成为水窦的材料，所以才算幸运。虽然如此，完整而被使用，是瓮的常态；破损而被丢弃，也是瓮的常态；被丢弃后利用剩余部分，也未必不是它的常态。士大夫如果能够不把被任用看作幸运、不把被弃置看作不幸，那就远远超过常人了。《访玄栖山房记》【张维枢】我读赵子昂所作的《山水清远图》记，记中说，天目山的水到城南三里左右，汇成玉湖；车盖道场、毗岘等山奔腾相连，群峰环绕四周，像用翠玉雕琢而成，凌空浮在水面上。湖中巨石错落，类似浮玉山，这大概就是最清幽深远的地方吧？我到杭州后，看见山峰起伏，苍翠得仿佛要滴下来；微风吹动湖波，像玉石上的纹理一样可爱。近处石顶竖着一座小浮屠，像玉印一般；我想那里一定有修养真性、把握玄理的人，靠着平坦的高地建造道室，在其中怡悦精神。船夫指着山间几间屋子说，那就是符道人玄栖山房。问道人是谁？原来正是大复先生。我在童年时就诵读先生所作的制义文章，知道他用心专一。等到取得功名，在各地任职游历，看见他撰写的作品，知道他才学储备广博，经营济世的抱负宏大。近来同沈叔敷、唐美承谈论《易经》，从中得到先生修养的法门，数次吸取有益的启发，全是这次拜访带来的收获。我并不以拜见吴兴的符道人为欣喜，却以能够拜访先生的山房为欣喜，或许可以听到各种玄妙道理的端绪吧？于是移舟前往拜访，看见先生骨相奇特、神采清朗，戴角巾、穿布袍，神情萧散。进门后见几株枝叶疏朗的树木，随风摇动，发出簌簌声。登上木桥走了十多步，便看见湖水向内汇注，水面上有几十枝莲荷披离摇曳。从桥上横向走进去十多步，建有三间茅屋，空屋中透出明亮的白光；朋友们来这里参究玄理、询问奇异之道。再走十多步，东西并列两座楼：一座供奉犹龙老子，另一座是先生修炼、吸取灵气的地方。旁边有的建着小亭，有的像鸟翼一样伸出几间屋檐，幽静中自有野趣，真可以同风一起流行，也可以同水一起漂浮。我当时在那里徘徊了片刻，已经产生了仰望白云、洗去尘土的想法。此后每逢春晨秋夕，风轻雨止，我便划着小船径直前往，同先生穿着木屐登临，放眼眺望。楼中只觉风声奔涌、泉声回响，云气笼罩、舟行如飞；游观之间忘却彼此，钟声与水声相互应和，而像玉印的山峰对立在中央。我笑着说，山川赠给先生这一片玉，来作先生的道符；即使五湖的美景，也常常不足以悬挂它。先生为我解释说，他访求所谓“静”有两种功夫：静功的要领，在于把三者关闭在希夷昏默之间，把一者涵藏在安静虚无之际；在浮游旋曲之中守持它，在开合、醒寐的时节与它相同；坤德之章，已经包含天地复生的道理。随处所见都同《三宝篇》相合；至于功效，则在于调和文火武火，使精、气、神全部归入土府，使水土交结，情性返还本元，从无生出有、又由有进入无，作为大周天运行的一部分。先生曾经对我说，道人的学问全部发挥在《参同契笺》中。道人用功八年，学习二十七年，辟谷五年而不受寒暑，九年断绝房事而能顺应节候，十年能够等待晦日，十二年能够施行符箓。如今才为《参同契》作笺注。我私下感叹，先生在山岩中栖居、在水边观道，经过这么多年才证得三者合一、与道合真的境界。他的苦乐就是这样相互循环的。我们这些人想让尘世劫难止息自己的一点杂念，却拘拘然在糟粕和筏喻之间回光自守，反而寻求背离正法、远离玄理之道，不是更加遥远了吗？况且世间又怎能人人都像先生这样？从前苕地一带的高士，如陆鸿渐、张玄真，都凭一杯茶、一次垂钓混迹于尘世，与僧俗烟波之徒相处，风韵情致确实超然。然而有见识的人稍稍窥察，便知道他们有体而无用；没有谁像先生这样，内在修行深厚、内观澄明，使内心空虚而静定深沉，达到深远境界，在收敛寂寞之中匡正危乱，卓然具备经世与出世的格局。把他同李长源、陈希夷二位相比，可以说是兼具其全体而规模稍小。大概我从《参同契笺》中得到他的体，从《管子》与《列子》中得到他的用，从玄栖山房中看到他的平生。而世人只因先生借疾病修习养生，便把他同寄托意趣于问玄之事的一杯茶、一次垂钓的同伴相比，也太浅薄地认识先生了。王右丞说：“如果不是你的天机清妙，怎么能以这种不急迫的事情相邀？” 赵子昂说：“如果不是悠然独往、内心有所会意的人，就不会把这话当作知己之言。”这就是玄栖山房，请同清妙会心的人来验证它吧。于是提笔记下这件事。《致远楼记》【张维枢】

译丁未年秋天，我同喻中卿、吕尔搏、唐美承等六七位弟兄谈论《易经》。萧寺中沈叔敷后来才到，间或讲出一两条证据和解释，大多是濂洛一派的精微言论，使我顿时心胸开朗。等我奉命入乡办事时，叔敷奉命巡行我福建，忽然感慨时事，借病推辞皇帝的诏书，同美承先生先后回去，隐居在霅中，我更加敬佩他们。庚戌年春天，我再次抵达京南，刚停下研席，便推举吴兴长官。我很难决定是否去吴兴，想到此行可以向朱大复老先生求证道理、请教功业，又可以同叔敷、美承二位先生稍稍宽解心怀，于是在孟夏接受郡守之职。几天后，我划着小船拜访大复老先生的玄栖山房；两位先生的居所离郡城远二舍，从初次会面以后，除非岘山春秋二社、访问玄栖山房以及商议均役等公务之外，很难轻易见到他们。我又遇到郑直指长久驻留苕地，监司往来频繁，催促应酬之事不断，时常有喧闹纷扰、触犯违逆而遭受逼迫劫难的情形，意外不能同两位先生频繁请益。于是借着停船的方便，一两次到乌镇，在禅寺中慰问美承先生，最终因为他研读《礼记》尚未结束，不能尽情交谈。到了壬子年秋季，狱讼颇为简少，田里的庄稼也已收成，我也将要为入朝觐见作准备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丈〕 偶然同共事的诸位先生前往檇李，回来后才得以移舟拜访叔敷先生，遗憾的是到他的住所、亲近请教得太晚了。于是放步逍遥，观看郊野的空旷、田地的纵横、桑树榆树带露挺立，以及厅堂、廊屋、亭台、榭阁的清幽，不知不觉便对诸位先生感叹起来。我说，我们这些人埋头案牍，心气烦乱、志意阻滞，假如能够在闲旷寂寞的地方从容逗留，哪里会像这样被尘垢堵塞胸怀呢？古人所说的在野外谋划而有所收获、游览山中看见别墅而得到胜境，大概正是因为有超越尘俗的精神。于是离开旁边的房舍二百多步，同登所谓“致远楼”，看见群山有奔腾的、有蹲伏的、有争斗的、有跳跃的，连绵的山峰蜿蜒盘旋、气势磅礴；突出的山峰交错映照在四周，而太湖三万六千顷的胜景，也仿佛澄澈地含纳在朦胧烟霭之中，映衬着云气、带着烟雾，呈现在几席之外。我更加爽然振作，灿然微笑，跃然而悟。这就是楼名“致远”的缘由。动与静、近与远的境界，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假如外界有所凭借，而内心有所束缚，弯腰伏身在里巷门户之间，却在奢华豪富的商贾同伴面前扬眉抬脚；试着同这种人徘徊于一丘一壑之间，他们必定觉得一切都像嚼蜡一样无味，只怕离开得不够快，又怎么能够达到远境呢？如果心胸旷达而精神自由运行，像山一样挺立、像水一样安静，脱离尘世而站在万物之上，那么还有什么动静不能共同适意，还有什么远近不能平等相对呢？幽静冷落的百尺高楼，并不只是用来居高远望。明日当纵目驰骋眺望，把它当作观览五岳五湖的高台。您家两代人七次出仕，同胞兄弟中有三人杰出。您的尊父仲若先生，与您一样都显露出卿相之才；即使说是“八龙”“五常”，也不过是比拟您罢了。而且您心境淡泊，仿佛空无所有；安闲自在地处在十亩田园之间，潇洒地享受山水鸟鱼的趣味。究竟是动，还是静？是远，还是近？这同南阳岗上那个扛着锄头、抱膝长啸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况且我曾经这样想：宁静达到极点才不会忙乱，不懂得静而不能笃定，行动便不会安稳。您大概深通《易经》，而且对潜龙的意义很有体会吧。当龙深深潜藏在渊中、蛰伏不动时，寂静得没有一点踪迹；等到乘着云气，凌越轻薄的日光，滋润千郊万物时，它潜藏的本体仍然丝毫不动。您如果确实能细察幽微、预见先机，田野中的龙跃入深渊，大概不会长久；难道您只是让十亩田园和百尺高楼吞吐云烟而已吗？用“致远”命名，是为了寄托自己的志向。叔敷谦退地说：“我愿意做那位背着草筐的老人，在农田茅舍之间修养，偶尔登楼歇脚罢了。哪里懂得什么致远？幸而承蒙您和诸位大夫光临垂爱，请为我写一篇《致远楼记》。” 《广养鱼池记》【张维枢】我读地方志，见平凉赵景伯有《养鱼池记》，大意是把一尺见方的池子当作巨大的水域，认为没有穷尽天下的壮观，就从来不懂得观览；他的说法似乎很有辩才。我正被关在圆土牢狱中的时候，律管应太簇之音，冰冻将要融解，正当水獭祭鱼的时节，一块砖砌的池子已经干涸，连一寸长的小鱼也没有。有人也许戏弄我说：“在这个没有鱼的时候，能写《广养鱼池记》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穷尽壮观的人，并不曾真正懂得观览；善于养鱼的人，也不曾真正懂得鱼。那北溟大海中的鲲，游入天池，振翅飞行千里，尚且不知道天池有多长；而东海中的小鱼，只求在斗升大小的水里活命。像鲫鱼一类的小鱼，在一尺小池中上下游动，便自以为很从容。至于大海中的鱼奋力摆动鱼鳍，震荡海水，使海浪如山般竖起，白色波涛的声势同鬼神相当，反而被任公子用巨大的鱼饵钓取。这才知道，生命本来就各有制约，时势本来各有适宜。受到制约时，即使能吞舟的大鱼，也会苦于蝼蚁般的困境；得到适宜时，即使只是小小的鲫鱼，也同大鲲一样自在。养鱼的人，是要限制它吗？还是要使它适应环境？是想用自己的养育来养鱼，还是要用鱼来养鱼？如果果真是用鱼来养鱼，就一定应该把鱼放到大沟壑中，使它适应深水，让大小鱼类各自安适，使鱼水之情彼此相得，又何必拘拘然只看一尺小池中的小鱼呢？” 唉！我也不是奢求巨大的水域而轻视一尺小池。如果观览却始终不懂得观览，养鱼却始终不懂得鱼，只要在心目中体会到那种深远悠然、时隐时现的境界，那么鱼、池水和我彼此相忘，忘掉鱼又何尝不能算养鱼？又何必一定要养鱼？有一尺小池、一寸小鱼，固然可以快乐；没有这些，也同样可以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深远悠然的境界，本来就不在外物。我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悬鱼不如侨大夫蓄鱼的快乐，蓄鱼又不如漆园先生在濠水之上的快乐。把鱼悬挂起来，心中有所打算；蓄养鱼，心中有所期待；只有濠水之上的快乐，无所用心，也无所等待。在濠水之上懂得这种快乐的人，才是真正不曾拘泥于“懂得鱼”的人。客人又进言说：“这话说得很有辩才，只是我看见那些接连不断的人，成为锅里的游鱼或鱼市上的干鱼，竟不敢有一天希望像鱼一样自在地在这里游动；这里难道果真不缺少管理鱼的人吗？鱼不怕渔网，却怕鹈鹕，希望您用养鱼的道理来劝告他们。” 《海内名山园记》【李维桢】

译廷尉陈玉叔年轻时就有向禽子的志趣，自号“五岳山人”。他所到过的五岳有三座，志愿仍未满足。晚年因任廷尉获罪免官归来，便让石工在玉沙故城上叠石造山，仿照五岳。沔地原是水乡，水面浩荡无边；玉沙形势高耸，像游龙一般，于是顺着地势增益修筑。南岳有天柱、兜率、回雁、紫盖、青岑、弥勒、喜阳、岣嵝、金简、碧岫、石廪、潜圣、云隐、翠鹫、赤帝、集贤、听琴、春草等峰。北岳有飞石、大茂、望仙、元天、龙角、虎风、紫芝、灵山、琴棋、通元、凌云等峰。东岳有日观、越观、秦观、丈人、干封、登卦、静望等峰。中岳有锦屏、太室、五乳、浮丘、少室、黄盖等峰。有洗耳岩，有文鱼池。西岳有高静、太华、明星、防凤、朝来、松桧、玉女、大罗、少华、玉秀、毛女、玉井、玉柱、白云、落雁、天然、神秀等峰；白羊城、苍龙岭也都具备。石头往往出自平泉、履道、艮岳、苏子瞻、米元章等人家中的旧物，以及唐宋以来名贤所赏鉴、题识的奇石；还有近代太湖、锦川出产的奇异珍贵之石，环绕五岳错落耸立。楼有皇经楼、天尺楼、望筠楼、仙掌楼；山房名大酉，堂有御风堂、问月堂、讲经堂、世美堂、世德堂、世恩堂、世忠堂、读书堂、晚香堂；阁有朱陵阁、钩元阁、藏经阁、中天阁、水阁。亭有翛然亭、狎鸥亭、翠雨亭、日观亭、观莲亭、观鱼亭。园名文药园；草堂有独耕草堂、王沙庵、绿天草堂、无垢草堂。园中有大雄殿、如如精舍；洞有卢岩洞、希夷洞、宛委洞；桥有彩虹桥、平政桥。名为洞天的有一处，叫华妙洞天；又建祠堂或庙宇，分别祭祀伏波、碧霞元君、若水神、若向子平、禽子夏；各有一座天尺楼，用来收藏儒家书籍和玉叔自己的著作。无垢庵收藏佛教书籍，泰山庙收藏道教书籍；先世的坟墓以及玉叔为自己建造的寿藏也都在园中。园的东西两端立着两座绰楔，纵横延伸有若干里。园中名称的取义取象，有的取自五岳，有的自立名称，总称为“海内名山园”。园子建成后，陈玉叔请他的朋友李少白先生，让我为它作记。驺衍说，中国在天下八十一分中，只占其中一分。中国名叫赤县神州，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地方有九个，外面有裨海环绕，裨海之外又有大瀛海环绕。于是道教经典便据此谈论海外。五岳取“广”义，乘山取“长”义，离山取“丽”义，农山取“广”义，野山取“昆仑”之象。驺衍认为中国的五岳还不够广大，便到裨海之外去寻求。玉叔则夸耀自己园中的五岳，想以此穷尽海内的壮观。这两种说法都是寓言。庄周说：“没有什么比秋毫更大，而泰山反而是小的。”列御寇说江边的焦螟成群飞翔，聚集在蚊子的睫毛上；黄帝和容成子看见它们，就像看见嵩山山脚一样。维摩诘居士住在一丈见方的房间里，却能容纳九百万菩萨和狮子座，甚至能把须弥山纳入芥子之中。玉叔用海内名山来命名自己的园子，也是二氏寓言的意思。虽然如此，这并不只是二氏的说法，我们儒家本来就有这种道理。《易经》这部书，所取的名称很小，所比类的意义却很大。泰山对于小土堆，河海对于道路上的积水，都是同类。园中的石头同五岳相比，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子思说：“大地不过是撮土聚成的山，拳头大的石头中却含有不可测量的广大，直到可以振动河海、承载华岳、兴起宝藏、滋生货财。”所以君子谈论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谈论小，天下也没有什么能够破坏它。除去日便没有年，除去小便没有大。以五岳来命名园中之石，正是无所谓大、无所谓小的意思。小的智慧赶不上大的智慧，小的寿命赶不上大的寿命。只有孔子登上东山，便觉得鲁国小；登上泰山，便觉得天下小。使心胸广大，体察天下万物，宇宙仿佛在掌中，万物的变化从自身产生，又何必把五岳放在心上？凭借形体来使用万物的人，被万物拘束而不能变化；凭借精神来使用万物的人，没有固定的方位和形体。北海的风蓬蓬然兴起，进入南海，手指般的微小力量可以胜过它，防御它的力量也可以胜过它；然而它能够折断大树、吹飞大屋，这是把众多微小而不能胜过它的力量合起来，形成大的胜势。为什么呢？因为有精神。孔子拜见老子，回来感叹说：“他大概像龙吧！”龙是神异之物，能大能小；以小来衡量大小，小也不算小，以大来衡量大小，大才是真大。玉叔能够把五岳的石头营造成园林，难道也就是能够把五岳当作园林来运用吗？虽然如此，我私下仍担心玉叔把广大的林丘山川看得太善于取悦人了。精神也有不能胜过人的地方：精神喜爱清静，而心思会扰乱它；人心喜爱安静，而欲望会牵引它。不能从内心得到安顿，却从外物中求取禀受，来使自己适意。玉叔做官将近三十年，对于纷华靡丽之事，难道已经有所厌弃，而后才逃到闲旷的郊野吗？至于看见旧国旧都的人，即使山林草木十有八九已经变化，难道仍然会快乐吗？土地不是不广大，只是人所使用的地方仅仅容得下双脚罢了。侧着脚挖下去，直到黄泉，还会有用吗？认为没有用而废弃它，便把双脚容纳在没有余地的地方，怎么能不跌倒呢？无用之物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社树中的栎树正因为没有用才长得高大；假使它有用，哪里还能有这样的高大呢？然而作为社树，也不过是寄托形迹而已。治理园林，把石头堆叠成山，五岳究竟有用还是无用？或许它们的精神足以胜过外物，而只是借此寄托形迹吗？大葫芦浮在江湖上，不担心没有容身之处；大树种在广阔旷野中，也不担心没有用处。否则，玉叔将把它们用来做什么呢？我又听说：把山藏在湖泽中，把船藏在山谷里，半夜有大力之人把它们背走；成、住、坏、空四种变化和劫运，谁能够逃脱呢？我没有能力发表高深的议论，只愿玉叔把自己不能长久拥有的身体交付给园林，把园林不能长久拥有的东西交付给名山，把名山不能长久拥有的东西交付给海内，把海内不能长久拥有的东西交付给造化；这才是善于运用广大事物。李少白说：“这又是二氏的说法了！”我说：“不是这样。《易经》说：没有平坦而不变成陡坡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太阳到了正中就偏西，月亮盈满就亏缺。”

译圣人设置卦象来告诫天下，后世有的说水在火上，有的说泽中有火，有的说树木上有水，有的说泽在天之上，有的说天在山中。劫火之后的灰烬和沧海桑田的变化，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佛家以色为空，道家以无名为本，所以能够把小看作大、把大看作小。这是以《易经》的说法为根本，加以曲折阐发、旁通推广。二氏的寓言，正是我们儒道的实际。我们儒家的道理广大无边，无所不包，哪里只是二氏而已？即使二氏的学说，也都可以拿来使用。轻视二氏，就是轻视我们的道。李少白说：“说得好。请让我回去把这些话告诉玉叔，并把它刻在别处的山石上。” 《玩画斋记》【姚翼】我年轻时跟随先父高邮公流寓石门，在居所殿堂北面建了一间小斋，面对细流；溪流北面竹树葱茏可见。那里虽不是我家所有，却可以供我寄托清雅兴致。我收藏书籍一千卷，早晚在斋中俯仰起居；不是生病，从不进入内寝；不是给人传授经书，也从不出游到外地。我所学所问虽然也稍稍涉及诸子百家，但私心所沉溺、形成癖好的，唯独在伏羲、文王的卦画，于是用“玩画”给书斋命名。有个越人名叫陈海樵鹤，和我友善，擅长写大字，书法颇为奇特雄伟，于是我请他为书斋写“三字匾”。从此“玩画斋”的名称在远近同道中颇为流传。十多年后，倭夷在海岛间兴起，督抚大臣带兵征剿；石门正处于东西交通要道，穿戴铠甲、手持兵器往来的士兵多如织锦，居民大多骚动不安。我又在芦溪里原来的住址择地筑屋，希望守护先人的坟墓；但没有料到土寇常常乘隙偷袭，不到两年便遭遇两次祸患，只好再次携带全家百口进入郡城。我家在城中原本没有房舍，又苦于贫穷不能购置，只能东西租住，到现在六七年间，已经搬迁三次。然而我的行迹虽然屡屡迁移，所沉溺喜爱的事物却和从前没有改变。家中祖传的产业和器物，虽因兵乱火灾不能一一保存，但从前收藏的一千卷书，幸而渐渐增加了一倍多。收藏书籍的房屋，前后有的高敞干燥，有的低矮狭窄，虽然不同，但我对书的喜爱却一如从前。书斋的名称没有改变，因为所谓“玩画斋”，从石门到芦溪里，再到郡城租住的房屋，总共经历了五处。有人责问我说：“你的书斋是用来藏书并阅读的，我曾经同你一起卷起帘子查阅书籍。斋中分类堆积的书不下十多个箱子，其中有六经的文章及笺疏、传注之说，诸子的著述，历代左右史书的记录，直到天文地理、历法律令、权谋兵略、文字学、艺术谱录、星官药工、山农野圃、佛教道教的著作、虞初和稗官的遗文，以及评论美丑、讽刺是非、感发幽微、寄托深远、山中刻石和家刻、浮华夸饰与诡异的辞章，无不收集。你收藏的并不只是卦画；我有时叩问你的内心，虽然对于天地开辟以来各个时代的微言隐语，或许还不能件件广泛穷究，但上下古今娓娓谈论起来，大概都能说出其中大概，这也不只是玩味卦画而已。你却一定要用它给书斋命名，即使造物主屡屡夺走你的居处，你也不改变，为什么呢？”我回答说：“你认为我所收藏的书籍有些内容出于卦画，而我所学的道理难道是出于玩味卦画吗？” 不只是我，即使藏书丰富得像金匮石室，读书广博得像古代的老儒硕彦，我也认为他们都不能超出卦画并增加哪怕一丝一毫。大概天下的书籍都发端于六经；从今天回头看，《易经》本来就不必再讨论。至于乾坤的卦画，由此产生了垂衣裳而治的政治；这是卦画中有书。家人的卦画，具备《关雎》的义理；这是卦画中有诗。履卦的卦画，可以用来安定上下尊卑的心志；这是卦画中有礼。豫卦的卦画，可以验证崇尚道德的意象；这是卦画中有乐。孔子评论卦画曾说：“辨别是非，如果不是卦中的爻，就不能完备；卦画之中，难道不具备《春秋》的褒贬吗？”其他九流杂说中所包含的内容，都是六经的支流余脉，本来已经曲折详尽地包含在五百七十六卦画之中。至于那些与它背道而驰的，便是外道邪魔，不称作书也可以。何况即使是卦画中凶险、悔吝的卦象，反过来观察，也都可以相互旁证、彼此发明。所以我曾经说，有志于学习古道的人，玩味文王的卦画，那么周公、孔子的《系辞》反倒成了多余的话；玩味庖牺的卦画，那么文王的卦辞反倒成了多余的象征。再向上追溯，卦画以前就有《易》，本来已经穷尽了天地古今的变化。把玩味卦画作为学问，并因此给书斋命名，我还担心它会流于枝节。你为什么还要责难我？难道不是责难我这一点，而是责难别的地方吗？如今我将要奉命奔走四方，此后所居的书斋还不知道会在哪里。也许上天诱发我的内心，使我能够实现愿望，私下窥见卦画以前的学问，那当然是我深深的幸运。假如仍然停留在卦象上，我怎么敢不顺从自己的爱好，而舍弃自己去迎合别人呢？于是写下这篇记，将随着寓居之处把它悬挂在书斋旁边。《吐握轩记》【姚翼】《史记》世家记载，周公喜爱士人，吃一顿饭时曾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洗一次头时曾三次握住头发。昌黎韩退之说，周公具有圣人的德行，天下士人都处在他的下面；他受到风气感召而独独如此急切地喜爱士人。假如他的德行不是圣人之德，那么吃饭和洗头尚且会忙不过来。后世学士书生沿袭这种说法，认为周公辅佐成王，朝会诸侯而治理天下，使天下安定得像武王在世时一样，他的功业全都由此而来。我私下认为昌黎的说法不正确。周公辅佐、调理成就天下教化的功业，之所以兼有三王的长处而高居后世之上，大概根本在于他具有圣人的德行；至于吃饭时吐食、洗头时握发，不过是这种德行的余波罢了。孟子不是说过吗？一乡的善士，同一乡的善士交友；进而推至一国、天下，也都是如此。从古到今，辅佐天下的人也很多，难道都傲然处在万民之上，隔绝他人而独断专行吗？所以周公只是因为喜爱士人而著称吗？士人亲近他、归附他，各自有自己的同类，正如云从龙、风从虎，不是可以勉强拼凑的。只是周公本人是天下的善士，所以才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无不是思念皇帝、赞誉贤能的人，各自献出自己的学问，共同成就正大光明的治理，于是周公喜爱士人的声名更加显著。至于晚周列国诸侯，平原君门下有毛遂一类，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春申君门下有佩戴珠履的三千宾客，信陵君门下有夷门侯生以及毛公、薛公一类的人。

译自汉代以来，又如季布对于长君、张廷尉对于结袜者、王生等人，大概没有谁不是得到士人而加以任用的。考察这几位君主对于士人，也大都能够剖心析肝、彼此信任仰慕；他们接引、延纳士人的勤劳，传记中都有记载，可以查考。难道这些都出自周公吐哺握发那样的举动吗？只是如果自身的德行不及周公，那么来响应的就都是侠客和奸佞小人；即使是声名显著的同辈，也不过在一死上慷慨激烈罢了，终究不足以成就仁义。这正是周公吐哺握发独能为万世称道的原因。假使韩愈能够说：周公只有圣人的德行，所以能得到士人而成就功业；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即使没有空暇进食沐浴，仍然无补于事。这样也许可以成为古今的定论，而他的说法之长处，也将同大道的推行一样美好了。可惜他作为一代儒宗，仍未能通晓这一点；这正说明真正懂得言论是多么困难。如今海内外各衙门都有宾馆，用来交接士大夫，唯独本县没有。我任职已经超过一年，才开始寻找空地，在仪门外右侧得到一块地。高兴它符合古代宾阶的意义，于是拿赎金剩余的钱购置材料、召集工匠，建成五间房屋，面向南方。中间三间作为礼待宾客的地方，东西各一间供宾客宴饮休息，外面另建一间作为门屋。门朝东，因此题写匾额为“延宾馆”。中间三间题为“吐握轩”。我惭愧自己的德行不能奋发，恐怕不足以招来一方贤士；而且士人只停留在百里之外，那么即使爱士如周公，凭一个小县的力量，也仍不足以仿效宓子贱弹琴而治理单父。于是砍取石头写文记载此事，同时用来警戒自己。建轩工程始于万历甲戌年六月，八月完工；把文章刻在石上，是乙亥年正月。《明文海》第三百三十八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三十九卷，余姚黄宗羲编，记十三。居室。《半舫斋记》【邢侗】。我家在东方，那里大多是平原广阔的地方，没有衣裳、濠濮那样的水乡景观。自从我出仕游历吴楚，多次渡过江湖，见过楼船彩鹢，听过金声奏乐、击打回帆，大概也算看到了平生的大景观。后来我得到谢家食禄，在东城角落建园，大的地方建有犁丘亭，古台高高耸立，宏伟华丽，在一方之中居首；也有茅屋短墙、曲折栏杆回廊，仿佛吴越之间的菟裘。又敞开一间斋室，向上设置藻井，向下用文杏木制成棋盘；左边嵌着六扇华美的窗格，只与棐木几案一样高，以深绿色装饰，宛如楹柱间的窗户；右边只是空壁直立。东西两面通向小巷，对开两扇防风门，正北是内室，朝南的墙上开孔，形状像瓮。主人对欧阳修所画的舫船很有兴趣，便题名为仿佛半只船，称作“半舫斋”。纵向只有八尺，横向缩短八分之一，却可以吟诗、挥毫，可以饮酒、下棋，可以同羲皇氏遨游，可以同头陀僧居住。侧眼远望，竟仿佛三老乘坐长年之舟，乌篷船上欸乃之声彼此喧答。随后推窗远眺，只见万株柳树回环，好像经过秦邮的水浦和隋氏的堤岸。忽然皓月初升，烟云四面合拢，隐约可见几座高大的城墙和楼橹争相露出；若论奇景，又像放船漂流、悬水而下，帆船停泊在彭城，黄楼横亘眼前，仿佛坡翁在月中游览。至于隔着树林传来的洞箫声，深巷里的寒犬声，家童傍晚做饭的声音，邻家老妇相互捣衣的声音，又哪里比水边篱笆旁的豹吠、远天传来的长笛声、前村的渔火和野外停泊处夜间舂米的声音差呢？我是风涛中的人。近来虽然渐渐远离舟船，哪里敢有一天就改变我这个波臣子弟的本性？只是吟诵这篇文字，也还不会忘记陆海一般的故乡；相信这样美好的情怀长久存在，也不会被河伯嘲笑。《投辖馆记》【邢侗】。榆塞的杜日章，跋涉三千里，骑着訾黄马来到这里，把“投辖馆”托付给我写记。我润笔写道：汉代陈遵嗜酒，每当大饮，宾客满堂，就关闭大门，取下客车的车辖投入井中；即使宾客有急事，也终究不能离去。千年以后，这件事便归入陈遵气度宽宏、好客的美谈，争相拿来称道。日章生

译长在榆塞，每天坐卧之处，所熟悉的不是犀渠铠甲，就是勃卢之矛；不是轰鸣如雷的战鼓，就是蔺石之具。他身手轻捷回旋，如受惊的鸟、猿猴。卞武的击技、佽飞的射术，都足以同他相比；而用牛酒犒劳、椎击分割，则是他的日常事务。你为什么取陈遵投辖的故事来题在门楣上呢？日章气度宽宏、好客，和陈遵相似，继承了大人大将军的事业。稍稍涉足文坛，便辞去冠军之职，安居家中。他所读的全是《七略》和四部书籍，所浸润的都是黄帝、虞舜、秦汉、六朝、李唐的旧事。他下笔如有花，挥墨挥洒，钩取博采；长篇短韵，像大黄弩箭一样，一发便能中的。又像八条蚕在蚕簇上，丝网缠绵，经过良工辛苦经营，才使丝缕井然有序。缥缃黄素的书卷在左，旛旄旍葆等仪仗在右，长鞘短鞢的兵器在前，乌欙蛮画等器物在后。无论是持名帖来访的客人、未受邀请的客人、来自四方的客人、邻近的客人、乘车戴冠的贵客、穿布衣的平民、笑容灿烂的门客，还是威武雄健的将领，无不享用羹汤素食的滋味，饮到甘美的泉浆。又有各种珍馐美味，方的圆的食物屡屡进献；蹴鞠、融格等游戏，射箭、博戏、骁骑车等竞技，立在马上戏弄猪、搏斗猛虎，在方丈大小的地方，蔚然成为壮观。不久合奏的音乐大作，呿陀婆门之声铿锵嘈杂，突厥曲调和《阿鹊二盐》同时演奏。听雨听风，声音穿透长空、碎散到远处，《凉州大彻》响起，四席顿时一片清凉。随后吹奏长箫余音，伴着蝉鸣般滴溜的声音，窗中的女子含蓄羞涩。又过了一会儿，太阳西斜，银灯接续发光；饮挏马酒和葡萄酒，移动酒杯，改换席位。瑟的徽和琴的纹轸开始奏起雅琴，宾主融洽至丙夜，轮流祝寿，愿享百岁。即使刺史大人贫困至极，尚书定期来会见，又有谁能成为暂居后阁的人呢？沿着井边走，车子全都卸下了车辖。日章在接待宾客的本领上也已经穷尽了。客人经过我的居所，总说：“日章不只是聪明有才华的人，他敦厚朴实、谨慎严整、精明娴熟、善于办事，大概都是天性如此。与陈遵放纵不拘、把废置曹务当作安适相比，不能相提并论。”这样看来，日章从陈遵投辖的故事中取其节义，是可以的。可是像日章这样，只装饰绫罗，轻易耗费财物，以超过宾客的享乐为乐，竟忘了大将军建威、保卫功勋的事业；假如杨玉等人没有落入他人之手，日章应当怎样呢？等到三座城池尚未修筑，韩公以此为耻时，日章也会以此为耻了。骆驼一镇，是像馨地一样的地方，难道还不够吗？日章父子由此起家，却沾沾自喜地以粗食小利来误其大事；假托此事又凭什么取得名声？朔方的义烈之士，慷慨地驾着雕饰的车驾，策马飞驰，难道只能用来夸耀超过宾客的享受，而不能用来励兵秣马、争取封侯、留名画像吗？这样的话，我将用武都的丸泥把这座投辖馆封起来。日章，日章，你认为我说得对不对呢？《抱瓮亭记》【袁宏道】。伯修寄居在靠近西安门的地方，有一座小亭叫抱瓮亭，是伯修自己命名的。亭外花木很多，正西面有六株大柏树，五六月间，凉荫铺满台阶，暑气无法进入。每当夕阳美好、明月当空时，月光透入，像水一样；风吹树枝摇曳，仿佛水面上的波纹，衣服、床榻、几案之类也都随之晃动。两株梨树花朵极繁盛，盛开时香雪铺满庭院。空地都种着蔬菜，瓜棚藤架、白菜韭菜畦，宛如山庄。小奴青泉背着水瓮，白石汲水，每日每夜不停浇灌，脸色像铁一样。稍有空闲，便和他一起在树下宴饮休息，看他的神情非常快乐，毫无劳苦之色。凡是到这座亭子的客人，看见枝叶茂盛、乳雀哺子、野蛾蜕变、蝴蝶遗粉，没有不把这里当作真正的老圃。可是当时伯修正在经筵讲学，每天比鸡鸣还早入宫；到了散值的时候，眼前直冒金星，刚稍稍打个盹，中书催促讲章的人又已经到了门口。他枕在胶枕上想起身却起不来，儿童用热

译水给他擦脸才醒来，眼前的文书像在雾中一样。他曾经自笑，认为自己还不如青泉、白石能够拥有这样的园圃。起初我进入亭中觉得十分舒适，后来见到兄长如此劳顿，心里暗暗难过。过了一会儿，我神色忧伤地说：“这里是我老师焦先生的旧居啊。当我最初考中进士时，提衣屏息，弯腰站在门屏下面，和各位弟子在这里向先生请教功业，哪里知道先生鞋底留下的痕迹还在门槛上。朱卷的墨迹还未干，先生已经成了被贬谪的官员。羊肠小路艰险，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像我这样在这里反复思量，才知道伯修寄托的情意深厚，言辞的含义深远。伯修大概将要归去了。” 《文漪堂记》【袁宏道】。

译我租住东直门的房屋后，打扫了东边的一间小室读书，并把徐文长所写的“文漪堂”三个字题在上面。有人说：“会稽是水乡。”如今京师尘土喧嚣，遮天蔽日，白天都显得昏暗，而这堂中没有一尺波、一寸水的积聚，为什么要取“涟漪”来命名呢？居士笑着说：“这是没有真正了解水的实质。”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有文采的了。水忽然奔流，忽然转折，天色回旋、云气昏暗，片刻之间不知已经流过千里。细小则如罗縠，旋转则如虎眼，倾注则如天上的丝带，静立则如山岳美玉，昂然而起如龙，喷出则为雾，吸入则为风，愤怒则为雷霆；快慢、舒展、收缩，奔腾跳跃，形态万千。所以天下最奇异、最富变化的东西，就是水。我本是水乡人，年少时便习惯于水，也像水一样变化。后来渡过洞庭湖，横越淮海，穿过震泽，泛舟严滩，探访五泄，尽览江海的奇观，看尽大小水势的变化，这才知道天下的水没有不具有文采的。做了京官以后，闭门构思，胸中浩浩荡荡，仿佛有所触发；从前所见水势澎湃、深潭回旋、波纹荡漾的景象，忽然出现在眼前。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诸公的文章来读，水的种种变化怪异，也无不完整地呈现在眼前。有的水束成峡谷，有的回旋成为波澜，有的鸣响成为泉水，有的奔放成为大海，有的狂暴成为瀑布，有的汇聚成为湖泽；蜿蜒曲折，没有哪一种不是水。所以我所见的文章，全都是水。山有高低秀美的姿态，不是没有文采；但高的不能成为低的，顽拙的不能变得妩媚，这就是死物。水却不是这样。因此，文章的心灵和水的机变，本质相同而形态不同。我的堂中所见没有一样不是水，江海每天都交会在眼前，而你却不知道；你这样就浅陋了。我的堂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青莲阁记》【汤显祖】。李青莲居士是谪仙人，说他是金粟如来的后身，确实如此。海风吹来而无所阻挡，江月照耀却仍然空明。他的心神仿佛还在；考察他的始末，可以想见他窥望峨嵋、张开胸襟面对洞庭、卧游浔阳、醉卧青山的情景。他孤独的踪迹若隐若现，所留下的也只是长江这一带罢了。他的风流相隔久远，八百年后，才开始有广陵李季宣。季宣的父亲乐翁先生，是有道之士，身处喧嚣而精神清明，安闲肃穆。梦中仿佛有人拿着清都的美乐，在江边庭院徘徊祝祷，对将出生的孩子说：“让他成为你的儿子，觉醒而降生。”季宣因此取名。季宣天资奇异，到了求学年龄，所作骚体雅文多达千篇，几乎出口成章。弱冠便能写文章，文采如云霞风雷，辞藻神奇、气韵超逸，于是考中贤书，声名传遍河岳。多次上公车应试，父亲惋惜地说：“古代听说的名人，向来喜欢以弹琴治理地方，你难道没有这个志向吗？”季宣奉命占卜任职，被授为山以东的济阳长。三年间大有美名，雅歌传诵不绝。然而他的雄心并未收敛，侠气仍然激烈，慨然走出神武门；回来后，便在江边高地和夷堂之间徘徊牢骚。在高楼上设置栏杆，可以远望赋诗，居处清静可以读书。若不是仙、佛、通隐、丽娟之类的声音，其他书籍都不取。季宣喜欢宾客，而芜城、真州本来就是天下交通的枢纽。四方游人车盖往来，车影不断，通向江边的道路没有中断。见不到季宣，客人便神色黯淡、精神烦闷。因此季宣每天和天下游士交往往来，纵情谈笑，动作跳跃，感情淋漓，声调顿挫，尽情发挥才思。有时带着金山、焦山登临北固山，谈论挽起衣裳渡海的豪情。所以常和他交游的人无不惊视叹息说：“季宣大概是青莲的后身吧。”大家一起把他的阁题作“青莲”。季宣叹息说：“不敢这样说。”我有一位住在江以西的清远道人，曾试着把这件事问他。道人听后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吗？古今人物不能相及，也只是因为所处时代不同罢了。”世间有一个重情性的天下，也有一个重法度的天下。唐人喜爱陈朝、隋朝的风流，君臣游幸，大都凭才情自我夸胜，那么就可以一起沐浴华清池，从台阶登上广寒宫。假如李白生在今天，天下衰败零落，连一个中等县都未必能得到来治理。他确实是生逢一个重情性的天下。如今的天下大体上压抑才情而尊崇吏法，所以季宣只能低眉屈身处在这里，仿佛借生在李白的时代。他才气凌厉，超过一世，即使倒骑毛驴、用头巾擦脸，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海风江月，千古以来一直如此。我因此写下《青莲阁记》。《剪四宜堂竹树记》【俞琬纶】。旧日堂前竹树很多，遮蔽了湖山，砍去一大半后，看守的人害怕获罪，请求我向主人说明。芬月到了夏天，带着志同道合的人，幽静地寻访偏僻之处，在清幽山谷中吟咏，才找到这座堂。堂在邓尉山，我已经在那里十多年，先前曾在那里服食芝草。于是山光依依，仿佛留恋旧日的交情；席子连接着草堂，梦中沉浸在经书箱笥之间。可是视线被帷幕遮住，不能远望高看；苦于光线难以照入，暮色又容易到来，只能埋头度日，既然如此将来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每天与净持畅快游玩，美美睡觉，讲习修养生命之道，询问震旦的事情。这座堂以内，竹木成为祸害；碧空和明镜般的湖水，都被它们遮蔽得浓密；红色云霄和浅黄色山岚被驱赶到远处。于是我写祭文、设酒浆祭祀它们，砍除丛生的杂草，磨利斧头和凿子。时而金色光芒生起，明朗的气息如紫色磨石，白云交杂而来，呈现奇异的晨景，如张开的屏风；飞流冲刷着翠色。堂附近诸山，以渔洋山最为突出，在堂左边像一颗白斑；堂左边的竹子姑且不要砍，用来遮护渔洋山，使那白斑破碎。看守这座堂的人瞪眼看着我说：“我的主人嘱咐我掌管这里，一叶一枝都有定数。你打算全都剪除，我将获罪。”我说：“你不要害怕，姑且宽心安慰；所砍的不多，而得到的将多出亿万倍。” 不久，三万二千座山峰、七十二座山岭全都进入这座堂中，都是我赐给你的。仆人说：“即使如此，这也不是主人的意思，请您写几句话题在堂内，主人看见后，我好替自己说明罪过。”我答应说：“可以。”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海亭记》。观察大夫吴公的祖先，原是云间上洋人，后来迁居长安上洋。那里距郡城九十里，东面濒临大海。郡中各条水流，从青龙江向南转折，流入浦中，再向东注入大海。吴公的祖先便在那里安家。吴公虽然居住在长安，心中思念故乡，从未忘记。京兆举荐他参加明经科，他对策中选，声名显著，却始终意有所不满。他上书说：“臣听说人有宗族，就像水有源头、树有根本。臣蒙陛下收录，得以显达荣耀，实在是臣的幸运。但想到臣的祖先坟墓和宗族都在上洋，臣从未能够在春秋时节前往扫墓，也未能同父兄长老相聚，臣深感惭愧。惟愿陛下明察。”奏书上呈后，天子嘉许他的心意，赐假让他回乡。郡中同乡林子、范子也借休沐一同前往。吴公对两位大夫说：“我住在长安，从来没有见过海。如今幸而得到赐假来到这里。扬雄《蜀都赋》所描写的海，确实过于奢丽而超过实际，不过诸子百家也都有记载。庄生、列御寇关于归墟、尾闾的议论，使我相信海确实广大奇异，我私下十分仰慕，希望去看看。”两位大夫说：“好。”于是相伴来到海边。上海一带海上有许多亭台屏障，他们在亭上置酒，凭借高处眺望数十里；天边深碧，和天空同色，但海水的波光却变化不定。吴公问渡口的官吏，渡吏说：“这是海。”吴公回头问两位大夫：“那片苍苍的是什么？”渡吏说：“这就是张华所说的沧海，许慎所说的黑暗幽晦之海。”过了一会儿，传来像风吹、又像沸汤的声音，渡吏说：“这是潮汛到了。”又有人呼喊奔跑，渡吏说：“这是渔民在躲避潮水。”不久，水面漫到岸边，浩荡千里，极目也看不到尽头，忽进忽退；有东西出没其中，仿佛看见却难以逼近细看，渡吏说：“这是海兽。”它们随着潮水来到，所以嬉戏。潮水中的东西，陆地上有的，海中也几乎都有。稍南有山，时沉时浮，随潮汐变化，渡吏说：“这是浮山。”浮山以南有一座山，树木很多，渡吏说：“这是金山。”两山旁边又有秦山、柘山，有的矗立在海中，有的半截浸入海里。过了一会儿，群山渐渐隐没不见，渡吏说：“这是海雾。”正说着，大风骤起，风果然刮来，波涛更加猛烈，冲上去仿佛接触天日，转眼之间千变万化，无法形容。吴公和两位大夫恍然相视而叹，于是谈论天地的广大、阴阳的盈亏消长，认为蓬莱、方壶之类不过是荒诞虚妄。秦始皇、汉武帝都是英主，只可惜被迷惑而不能醒悟，竟相信邹衍所说的谬论。这一天三位大夫在亭上相互辩论，兴致最为畅快，直到太阳西斜才停止。后来吴公补任尚书郎、郎中数年，按功劳次序升为观察大夫，将巡视历下军屯和安德，以防备边患。当时吴公开设府署，地位尊贵，仍常常思念海上的乐趣，想去一次却始终不能成行，所以自号“海亭”，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当时周子奉命出使清源，周子与吴公同郡，关系深厚，吴公把缘由告诉了他。周子说：“您已经显贵，却仍幸运地思念故国，这很厚重。过去欧阳子迁居颍川，苏子迁居阳羡，这两位都是所谓有道德的仁人，却仍然轻易离开故土，最终受到讥刺责让。您迁居长安，长久不忘故乡，您才真是所谓长者吧？远远超过那两位。然而如今四海正归于一家，北到辽海，南至珠崖，全都归属朝廷成为臣民，从扬州出发一个月便可到达。您如今掌握重兵，屯驻要害；御史考察廉能并上奏，您的政绩足以任用，天子正要重用您。您以重臣身份出任，经营四方，所到之处就是家乡，何必一定要想到沪渎、吴淞呢？”吴公谢道：“先生教诲得很对，希望先生把这件事记下来，使四方的人看到先生所说的情形，就如同到了海边一样。” 《蔷薇壁记》【孙慎行】。蔷薇到处都有，偏偏在我的园中盛开得像锦绣屏风，观赏它，真可以说是把破扫帚当作千金珍宝了。但这并不是在说花。天下那些被高贤士人称道为松筠之干、兰茝之心的人，一旦受到捶打侮辱、身陷囹圄，即使光彩冲天，形体却沉埋地下，这种痛苦怎能数尽！我最终承蒙圣天子的赦诏，得以免于流离穷边，能够同园子日日相守，这又像直木容易被砍伐，而弯曲支离的树木反能保全一样，不也是荣耀吗？即便如此，也不是在说我和花。丙寅年春天，我曾在庭院中种下两株玉兰，正当春天盛开，到了六七月又开花。我因病卧床数月，不能到园中去，仆人把花带回来让我观看，我觉得一点意味也没有。那时威势和政局一天比一天紧迫，祸乱令人忧虑。如今圣天子抚御天下一年，盗贼已被剪除，美玉般的贤才也显现出来。我虽然年老多病，不能再穿戴冠带，却忽然遇到圣天子特意了解并排除众议，慨然归还官职和诰命，使我能够从容地在宫门下徘徊。那么，花朵值得喜悦，哪里只是因为从前的缘故呢？即使是奇花异产，过去也只能增加《苌楚》诗所写的悲哀；如今即使是蔓花、凡花，也足以歌咏《黍苗》诗中的感恩。圣天子盛大兴隆的景运，恩惠遍及天下，这宏大的恩德不能没有记载，因此写下《蔷薇壁记》。崇祯元年七月。又想起丙寅年夏天，有一株莲花，高四尺五寸，穿过叶心长出，形状像佛前的旛盖，早晚舒展开放，持续十多天。向来懂花的人都感叹从未见过这样的花，但我不记这株莲，而记蔷薇。莲花只是偶然一见，蔷薇却年年可见；它歌咏圣明盛世于无穷的意义，将在这里。《东溪草堂记》【蒋鐄】。我建成东溪兰若后，又在它左边盖了一间方丈大小的屋子，称作东溪草堂。草堂四周是茂密的树林，长长的溪流带来竹韵、松涛和九疑山的黛色。我偶尔在这里休息沐浴，便有头发斑白的老人拄杖跟随我；我同他们约法三章：不要从事繁琐的俗务，不要使用世俗音乐，不要伤害生命。大家都愿意遵守约定。可是我又惊醒般地想到，凡是我同诸公约定的事，都是以高雅之道互相成就；而我却是俗吏，官吏以世俗事务自我要求，功令也以世俗事务要求官吏。官吏一切刀笔文书、钱粮征收转运、司空城旦等事务，只要在公务间稍稍进入法酒宴饮，就要曲意逢迎、弯腰屈身，一次敬酒要拜上百次；稍微谈到隐士的风雅之事，便惊诧地认为越过规矩、闲散放荡。官府的斥责四面而来，甚至还要拿吏议跟随追究。因此，官场的世俗风气，不仅越来越趋向于考核官吏的人也用世俗标准，而且又设置防范约束的法令逼迫人去迎合。以一个俗吏来谈高雅之道，岂不是不相称吗？可是通达的人说并非如此。单父弹琴的宓子贱、漆园曳尾的庄子、彭泽置酒糟床的陶渊明，难道不都是官吏吗？姑且不说他们达到的境界，像柳司马治理永州时，幽泉怪石无论远近都要去看，到了便拨开草坐下，倾壶饮酒。又像苏东坡做官所到之处，总要在名胜地买田置宅，仿佛营造退隐之所。

译钱思公镇守西都，欧阳修、谢绛等人在他的幕府中。有一天夜里，他们到龙门、香山，雪下得很大，忽然看见烟霭中车马渡过伊水，原来是钱公派厨师、传车和歌妓前来，传话说：“山中行走非常美好，请在龙门稍作停留赏雪，不要急着回来。”那时人们还擅长规劝、议论官吏，难道会像今天这样吗？于是官场变得疏放宽缓，而高雅风韵感染人心，千秋之后仍然可以想见。人们推重真正的品格，吏议随着声望而来；与今天拘谨琐碎的情形相比，哪里只是天地之别呢？由此说来，古人以高雅风韵兼治政务，政治因此兴盛；如今以俗务专门约束官吏，风气便逐渐衰靡。难道古今人的才能竟然已经完全不同了吗？人情没有比真诚相处更便利的，也没有比虚假相互蒙蔽更不便利的。如今有人故意把不便说成方便，用来笼络天下士大夫；士大夫勉强舍弃自己觉得方便的东西，去迎合自己并不觉得方便的东西。以至于精神和外貌都不能自己作主，而为官吏所使用；其实也不是真的为官吏所使用，只是表面上做出被执行功令者使用的样子。一个人在自身之内都不能自主，又凭什么面对官吏百姓，施展治理如操刀制锦的本领呢？大概世俗的弊病侵入官场以后，人的品格就虚伪；人的品格虚伪，政治治理就虚伪，世道也就不可挽救了。我幸而不聪敏，不曾学会做世俗的官吏，所以没有学会世俗习气。又居住在荒僻的县邑，能够自行跳出俗务，还得到长林丰草之地，便于减免世俗禁令，夸谈高雅之道，以向京都人士炫耀。有人说我坐在正堂上就是治理县邑，应该遵从世俗；坐在草堂里就是山泽之长，应该遵从高雅。可是高雅和世俗不能同时陈说吗？难道适合山泽的道理，就不适合都邑吗？如今我治理这个县已经三年，文书箱笥、钱粮等各种事务，没有片刻不是竭力操持；但我彻底去掉彼此隔阂，扫除烦琐苛细，以高雅之道同百姓交游。我仰慕羲皇时代，怀念葛天氏百姓的便利，我的约法不比草堂的三章少。我安于自己做官的拙朴，用来追随古人的高雅。漆园、彭泽的诸位君子，是我的老师吗？是我的老师吗？自从我有了草堂，本县的父老兄弟子弟才知道世俗官吏也竟然有高雅的游乐，我怎么可以不把它记载下来？命人刻在石上，时为天启壬戌年孟冬十六日。《明文海》第三百三十九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四十卷，余姚黄宗羲编，记十四。居室。《浙江按察司狱记》【王猷定】。浙江按察司，原是宋代岳忠武的宅第。监狱在按察司左侧，相传万俟卨承秦桧的意旨，把这里改置为监狱，用来囚禁岳忠武。旁边有一口井，大概是岳忠武的女儿拿着银瓶投井而死，后人称作银瓶井。丁亥年，我的朋友朱士稚因事被关进监狱，过了很久才获释，他对我说，天下的监狱没有比这里更惨酷的了。刚入狱时，狱卒引罪人到狱司面前索要钱财；按照旧例，罪人入见狱吏，不论罪行轻重都要交钱，狱卒也照例索取。又推举有财产的罪人做牢头，负责供给物品，然后再侵夺他们的私财，这叫常例钱。钱多的人即使犯重罪，也能住进洁净的房间，或者自己修建精舍居住；否则就被安置在一种叫套监的牢狱中，四周栽木设栅，地面污秽潮湿，上面覆盖腐草，闷热蒸腾的气息由此滋生恶虫。罪人戴着刑具进入，狱卒抓住他的双手，捆在栅栏上，使他不能动弹；不一会儿，虫子受到人的气息，成百上千地聚集，钻入人体，从耳鼻爬入衣服和铠甲，凡是身体有孔窍的地方，都塞满虫子。经过一昼夜，即使是壮年男子，也只能折断一两只虫子；牢道一直幽暗曲折，深入无底，突然有石门和狴犴看守的门，门坚固沉重，开启时的声音像吼叫，阴风飒飒从里面吹出，即使炎热的暑天也使人双腿发抖。里面积尸很多，尸气传到门外；罪人进去以后，狱卒关闭两道门，只留下一个小孔供巡逻者通行，连一勺稀粥也难以送入。白天也有鬼怪呜呜狰狞地站在人的面前；强壮有力的人还能同它们搏斗，众鬼一来，人力不能抵挡，便立即死亡。庚子年，莱阳宋公荔裳分守浙东，我正好游历会稽，便把这件事告诉他。宋公说：“明代天顺年间，我的祖先御史宋黻曾任浙江按察使；官署旁有一座庙，祭祀银瓶女。祭祀那天，按惯例要向女子下拜。有一天，他想到：我朝廷执掌法令的官吏，难道要向女子屈膝吗？于是命令选择日期，把庙迁到别处。刚刚召集工匠，忽然看见空中有女子手持弓箭射中他的背部，不久便生了毒疮。”我听说后站起来叹道：“竟有这样的事！一个女子死去四百年，英魂还如此显赫，何况岳忠武呢？”岳忠武遭受贼臣的祸害，使宋朝社稷灭亡；直到今天，经过秦桧墓的人还看见贼秦桧的像，樵夫牧童尚且争相打击它。为什么到了陵谷屡次变迁之后，反而把幽暗阴惨的岳忠武牢狱变成狱卒谋利的场所？做官的人怎么能仍然保留此地，却不想办法废除它、铲除它呢？除夕前一天，朱士稚去世了。我感念好友不能复生，又因他所说的话而有所感触。今年春天，宋公将到按察司任职；宋公是仁厚之人，我已经把他祖先的事情告诉他，便写下这篇记送给他。辛丑年元旦书写。《明文海》第三百四十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四十一卷，余姚黄宗羲编，记十五。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