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四百七十

译乘着木橇挖泥，前进一寸，升高一尺。身居宪台、薇省，谁能说这是差错呢？以正直之道立身于世，世人难道竟无人知晓吗？正直凭诚意成就，积累日久便光辉显耀。渐渐如磐石般安稳，像鸿雁展翅欲飞。远大的正道久已废弃，过错究竟归于谁呢？挺立的长子伯子，兰花为何凋萎了？次子防防，像杜树枝叶茂盛。玉树是积德留下的后代，要培植深厚，等待雨露适时降临。伯考献奇府君墓志铭【陈九川】从前圣人制定丧葬礼，是要顺应生死的道理，通达升降的法则，充分表达孝慈之情，并区别尊卑的等级。因此礼制有隆重和简略，丧期有远近之别：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同轨的诸侯全部到来；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同盟者到来；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同等官位者到来；士死后超过一个月下葬，外亲来吊；庶人比照士的礼制即可。《春秋》记载诸侯去世，必定记明月份，可以据此考察丧葬迟速是否合乎礼制。记载敬嬴之葬时，说己丑日下雨不能下葬，庚寅日中午才得以下葬，可以据此考察鲁国礼制准备得不周全。考察选择葬日是否适宜，自从学术断绝、正道失传以来，丧葬礼制不再明确，荒诞不经的说法附会葬经而出现，都得以肆意流行。孝子慈孙受其迷惑，开始有忌讳年岁月份、认为背负亲尸不适宜的说法，历经数年让亲人暴露而不下葬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我朝如同上天颁布历书，写明某日适宜做某事，国家大事都依照它办理，却从未有整整一年而没有适宜下葬的日子。况且按照礼制，未下葬时要居住在倚庐中，所以古代那些力量不足以安葬亲人的人，忧戚惶惶，如同袒露上身、束发成髻那样，不敢离开草垫土块而安稳睡卧。如今荒诞的说法远远背离古礼，近处又违背当时制度，使人心陷于偷薄、习俗流于苟且，真可悲啊！伯考去世于某年某月某日，距今十三年，到己卯年才得以择定某月某日，葬在崇仁大洞的山冈上，原因就在这里。伯考为人风流儒雅，治家勤劳俭朴，待人温和宽厚；喜欢饮酒，微醉时便歌唱。祖父溥去世后，祖母聂氏守寡二十年，伯考常用这些事情来逗她开心，有老莱子娱亲的风范。推算他的生年，是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岁。伯母汪氏在他死后四年去世，幼子某在他死后九年去世，都已经安葬。此时由长子某捧着灵柩下葬。伯考名某，字某，姓陈，先世是宣城人。铭文说：大洞的山冈，背阴面阳，伯考安葬于此；经过长久岁月，墓地终于建成。占卜选定的日子十分精当，或许可以永远安宁。徐元定墓志铭【储巏】君名兴之，字元定，与我同中成化甲辰进士，出任淄川县令。刚满三个月，因事获罪，执政者罢免了他的官职。他回乡后七年，于弘治壬子年六月十七日因背疽死在家中。讣告传来，我悲痛哀悼了好几天。唉！元定竟然就这样结束了吗？大概怀才负气的士人，常常苦于不能善用自己的才能，又苦于任用他的人违背他的长处。元定放纵不羁、奋发激烈，对人有所求取时本来就很疏略，而人们对元定的期望却把他看成拘谨的腐儒，对他丝毫不肯宽贷；这就是他难以得到际遇，最终困顿而死的原因。元定读书最为深刻透彻，喜爱司马迁、班固、韩愈、苏轼的文章，天天手不释卷。他写文章气势张扬驰骋，反复阅读便使人洞心骇目，仿佛万马争场，勇武强悍之士，骤然难以驾驭。他作诗以杜子美为师，仿效杜诗的各种体裁，悲壮沉着，五言律诗尤其接近杜诗。他写尺牍，长的数百字，短的五六句话，无不警策绝妙；加上字迹遒劲，天下与他有书信往来的人，每得到一封信，便争相传诵。元定的才能达到精妙之处，尤其在这里。他喜欢交游，后生登门求教的，都甘愿放下辈分，与他推心置腹；他散金请客，钱袋空了也毫无怨色；遇到不合意的人，便厉声斥退席间。赞赏元定的人多为他担忧，元定却处之淡然。临死那天，他告诫侄子璜说：“我一生的老朋友中，关系完好无损的只有储君。我死后，你去请他写墓铭。” 璜来把这件事告诉我。唉！我哪里能为元定写墓铭？又怎么忍心写呢？于是为他作序说：元定起初名杰，弃官以后以字行世。他的先世是太平、繁昌人，面貌丰润而白皙，眉目明亮清秀，十分可爱。年幼时随父亲主簿公任职于汶上，所以说话的语态都像北方人。母亲吴孺人年老仍在世。娶于氏，生二子，长子凤翔早死，次子养浩；妾某生一子，名同仁；有四个女儿。春秋四十六岁，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山祖坟旁。有诗文若干篇，稿本藏在璜那里，散失的还很多；了解元定的人一定会替他汇编起来。唉！科举兴盛而古文废弃，不是一日形成的。元定在同时代人中崛起，天资豪迈锐利，不因困顿而气馁，不因威势而恐惧，径直以前人为老师，可以说实在难得。如今有人逐条列举他的细小过失，想把这些过失合在一起而抛弃他的文章和人品；总的说来，他的得失终究不能相互掩盖。今年元定带着家谱来见我，说最近读了《老子》《孙子》《吴子》等书，更加看见古文的高妙之处；又说读了朱晦翁的文集，朱熹的文章和议论，使兴之应当低头拜服。唉！元定到这时大概正要改变旧习而趋向新境，谁能想到他竟突然死去？这就是我格外为他惋惜的原因吗？铭文说：是谁使他的道路如此艰难？是谁使他的声名陨落？收敛他的才华精英，专凭一篇文章来发扬声名。那些愚蠢的人反而得意，我已经获得胜利。正因为撰写这篇铭文，悲哀他终身未能成就。严双洲墓铭【王维桢】监察御史严君，是朝邑人。名天祥，字叔善。因为他的居所望仙观在洛水、渭水两水之间，便号双洲。有人常说：“人如果能够修治自身，像洛水、渭水那样清洁，就可以称作士人了。”因此严君修身谨慎，一生没有污秽的操守和辱身的行为，洁白得像处女一样。严君考中嘉靖甲辰科进士，授为山西绛县知县。任满三年，被征召离去，身上一文钱也没有。离任那天，父老拦路挽留的有数千人。严君执法不徇私，经常约束吏胥；直到严君离去，他们仍战战兢兢，不敢放纵，百姓因此留恋他。己酉年，选任四川道监察御史。任职三个月，严君忽然郁郁不乐。有人问他：“您做了御史，为什么不快乐呢？”严君回答：“做御史有什么可快乐的？如今将要用能否称职来责求我，难道这是可快乐的吗？我也有所观察和思虑。鸾、凤、鹰、鹯各有各自的称誉，都是凭借自己的才能显名，我将怎么办呢？因此不快乐。”过了很久，严君病了。严君的父亲名尧黼，号直庵；母亲李氏；弟弟天祐是举人。严君天生孝顺友爱，六七岁时，李氏曾经病得不能进食，严君跪着把饭送到她面前；她不吃，他就哭泣，吃了才起身。

译一天，天祐病了，严君亲自端着汤药，夜里三次起身询问，唯恐弟弟没有好转。严君生病时在京师，直庵公听说后，便骑马冒暑赶来探病，留下天祐侍奉母亲李氏。当时正是六月酷暑，严君见到父亲便哭着说：“唉！父亲为什么要冒着暑热来呢？儿子的病本来没有妨害，大概是传信的人误报了父亲。”随后问起母亲李氏和弟弟天祐，絮絮叨叨地说着悲切的话，眼泪不断流下，过了很久仍止不住。直庵公住了一个多月，严君的病稍有好转，便回去了。回去后，又派天祐来探望；严君的病却忽然加重，终于去世。天祐赶来时已经来不及诀别，只差几天而已。天祐抚着棺材放声痛哭说：“唉，天啊！我的兄长究竟有什么过错，竟突然使他到了这种地步？”严君的妻子是曹氏，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都还年幼，随同居住在京师。天祐于是扶载灵柩，带着嫂嫂和侄女一同回乡，于庚戌年三月十日把严君葬在望仙观东面，依附父亲的新墓。此后一年多，曹氏因悲哀毁损身体也去世了。天祐便打开墓穴，使她与严君合葬。起初严君将死时，曹氏提着两个女儿伏在床边哭，严君也哭了。过了一会儿，他告诫她们不要哭，慢慢说道：“我看待弟弟很厚重，弟弟看待我又格外谨慎，他一定不会让你们无所依靠。我死后把尸骨送回家乡，详细告诉父母，让天祐的次子允恭作为我的儿子立嗣。”于是直庵公最终为严君立了允恭为后。严君考中进士时，我在人群中认识他，敬重他。后来严君任御史，病逝，我和长安人、给谏王子皋一同去看棺材入殓，哭着依礼祭奠，然后离去。不久天祐来到，便请给谏王为他的兄长写行状，带着行状与我同车，请我家求写墓铭；我仓促之间无法答应。离开三年后，我调任南都，顺道回到华下，天祐三次渡过渭水来请求，哭着说：“先兄在九泉之下唯一不能瞑目的事，就是等待先生的一句话，希望您能用它来安慰死者。”后来绛县人又说，严君正在绛县任职时，常因差役前往夏县，路过傅说祠旁，严君一定进去拜谒，徘徊瞻望，似有跨越时代与傅说相感的情怀。一天又经过那里，正好有急事，不能进去拜谒，便在旁边的小亭中休息，坐着看见两个青衣人拿着檄文伏在堂下，禀告说：“傅丞相请您前往。”严君推辞不去，只回头吩咐左右赐给使者食物；左右实在看不见什么，以为严君在说鬼话，却不敢追问，只回答：“已经给使者吃过了。”严君于是对两个青衣人说，回去禀告傅公：“改日等我做了御史再去拜访。” 说完便上床睡觉，过了一会儿醒来，呼唤左右，惊恐万分，浑身出汗，讲述梦中的事情。左右禀告说：“从您还没有睡下时就已经有这件事了，并不是梦。”严君默然无语，告诫左右不要泄露；他死后，随从者才把这件事传了出去。由此看来，严君刚做御史便郁郁不乐，大概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件事吧？他所谓“忧虑自己不能胜任官职”，只是托辞罢了。严君生于正德甲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于嘉靖己酉年十一月十九日，年仅三十六岁。有一个女儿，已许配樊氏；另一件事又是上天加重了可悲可悼之处。于是为他作铭说：“人一生下来便有善性，连神灵也会羡慕。恭敬谨慎的严君，傅丞相在路上召请。傅说乘着箕、尾二星，严君驾着烟雾。他们在九天之外翱翔，遨游嬉娱。世间众人不知道，只有叹息惊望。杞梓良材忽然摧折，骅骝骏马困顿难行。我用文章为你解说，刻在新墓之上。后来有来观看的人，这块石碑可以使他醒悟。” 刘涵江墓表【王慎中】唉！我怎么忍心为刘涵江公撰写墓表呢？辛丑年，我与公一同罢免河南参政。我当时傲慢放纵，写信给公，约他游览淇水、王屋山、太室山、少室山、武当山，然后携手归来。公怒气冲冲地径自回去了，并回信说：“您被罢免后还拿出内批，谁不知道这是权势重臣所做的呢？像我这样的人，谁会替我说明？我回去了，不能陪您游览。况且任官于此地，刚被罢免又前去游玩，怎么能不显得太过刻意呢？”我当时已经到了淇水之上，在百泉、苏门之间徘徊游赏，因为惭愧于公的话，便径直赶往安阳，拜访故学士崔后渠先生，交谈数日，也就回去了，不再前往孟门、洛阳。唉！公是通达之人，既然已经被罢免了，又何必让人知道是谁造成的呢？然而公给我的回信，话却是这样。公一生约束自己，任官时俭朴清苦，专门去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务求显现于世。如今竟然与不肖之人一同被罢免，难怪他不能忘怀。唉，真可悲啊！我怎么忍心为公表墓呢？可是公已经去世，如果我最终因为悲痛而不写文章，又有谁来为公说明呢？我又怎么能不为公表墓呢？刘氏原是莆田澄头人，祖先均长在元朝做官，任漳浦县尉，因此在那里安家。文庙年间，有一位做官做到宿州知州的人，名叫观；又有一位能吏，名叫实。公的高祖传到第二代，被封为南京礼部郎中，是公渊公的父亲。郎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因为祖先迁徙的源头在这里，所以号涵江，以表示不忘本始。凭正德甲戌进士身份，起初授任南京户部主事，转任礼部主客郎中，升任黄州府知府，因母亲去世离职。起用为衡州知府，因才能调任广州，升任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遭遇郎中公丧事，服丧后起复为浙江右参政，调任河南参政，抚治南阳。他任户部官时，曾监督淮安榷税；后来持节出使湖广，整治赋税，督促发运拖欠的税物，以充实京城仓库和榷税。因为这类细小事务容易留下污点，办理的人往往故意严厉苛细，极力显露清白，以希望免除责任。督促赋税所到之处，面对的都是藩郡大吏，他们一到便松懈下来，不愿催逼得太急，害怕被视为触犯对方。公在淮安尤其简便宽和，使商人得到便利；督促赋税时却严密查核、搜剔隐匿，不因藩郡长官地位尊贵而有所忌惮。这两件事都办成了，最终没有留下污点，也始终没有触犯什么人。黄州处在江汉水道经过的冲要之地，百姓困苦，政务繁杂，前任知府日夜处理文书、应酬宾客，连睡觉吃饭都不得休息。

译衡州处在山谷深处，田地富足，郡中常常闲暇安逸，因此逐渐养成偷惰的习气。公两次改变当地风俗，使政务有张有弛。他治理黄州政务时，每逢闲暇便寻访周瑜击破曹孟德的旧址，斟酒凭吊。又与宾客泛舟水上，姿态舒展，十分适意。每天与诸生考察讨论学业，评定他们的得失，用文章勉励整饬，因此文风大为振兴。等到公离去后，凭文章奋发而成为当时名流的人接踵而来，都是公教导过的士人。衡州郡治设在南岳山下，公却从未游览，只制定约束，发布条教，振起百姓的惰性。虽然在郡任职时间不长，恩惠施行尚未普遍，但政绩和精神却更加显著。湖广、浙江参政主管督察户籍册籍和财政，而在南阳主管抚慰百姓；公办理这些事务，都很得体。人们说治理册籍财政，应当细碎琐屑，公却独自疏朗大度，却完全没有遗漏。对于逃亡拖欠者，多用宽缓政策使他们安定聚集；对于稽查考察、惩罚奖赏，公却执行起来毫不宽贷。唐州、邓州之间，更加采用和缓怀柔的办法；他所治理的地方，都能这样各自取得成效。而其中最困难的，是广州。岭南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没有比广州更甚的；又处在省城要地，是部使者、藩臬监司治理的地方。那里人性各不相同，很难统一调和。郡中当时有一位贤能而尊贵、在朝廷最有权势声望的人，乡里很多人依附他；对他强硬便会受挫，对他软弱便会屈服，公处在两者之间而能免于祸患。这大概就是其中最困难的地方。公一生廉洁谨慎，自守甚严，任官所到之处，即使细小如毫毛的利益，也不肯苟且取用。他对待他人不肯苟且交往，性情尤其疏直朴率，没有机心权术，也不屈曲变节；既没有办法靠买取声誉、托人援引来求进，然而每次任官都获得贤能的声誉，官职也总能得到起用，这是因为他廉谨不取，即使有憎恶他的人也无法加以陷害。可是他在浙江被言官弹劾，在河南任职不久又终于因罢官归乡；这是因为他少有逢迎、遗留简慢，虽然廉谨，最终仍不足以胜过憎恨者的势力。唉，真是可叹啊！公去世两年后，安葬完毕，他的儿子祥鹳带着族兄约斋中丞公的行状和林二山中丞公的墓铭，来拜见我说：“希望您为先父撰写墓铭。”我主持广东辛卯科考试时，公正任广州官职；我在院中留任都主客郎时，曾看到墙壁上刻着历任官员的题名，抚摩题名，得以讲述他的风采和美德。后来我与公同任河南参政，又一同被罢官，他的事迹自然可信。于是我在墓上表述说：“凡是对自己有所要求的人，必然不肯依托于他人；不依托于他人，那么他在世上的成就也不能顺利实现。那些所谓对自己有所要求的人，都是矫强凶猛、卓然自恃而轻视万物，以奇异行为惊动众人；他们不能在世上实现志愿，本来就是这种自我要求招来的。公确实不依托于他人，任性直率，外表温和，言辞却充实有力，并不是存心要与人不同。他在才华驰骋、争逐声名的场合有所抵触，所遭遇的竟然是这样，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正处在有才与无才之间，便本来就是最难安身的位置吗？然而公始终所崇尚的没有丝毫改变，起初被看作贤者，最终却因而罢官。我又因此感慨世俗崇尚的变化；大约三十多年之间，做官的人被世俗容纳的难易，已经清楚可见了。陈东庄暨配黎氏墓表【王慎中】南海处士陈公名濂，有德而长寿。在毅皇帝朝，命令天下输纳粮食充实边疆，并用冠服作为酬报。老翁首先响应命令输纳粮食，却不肯接受冠服。有司依据诏令强行给他，他才穿戴冠服。嘉靖改元，皇帝下优诏赐养老人；老翁因年满七十且有品行义节，接受冠带，免除其家徭役，并按照诏令厚赐酒食、绵帛等物。既年老又荣耀，成为州乡中的长者。他家业又日益增殖，子孙繁盛，姻亲女婿全都是名门子弟。尚书湛甘泉公，道德学问为一代宗师，称老翁为舅翁。老翁的妻子黎氏与他共同老去，欢娱嬉游。一家之内充满和气。老翁不吝惜拿钱救济贫人，又喜欢教导人向善；黎氏能够理解他的心意，并尽力辅助他。乡人无论亲疏、年少年长，都赞叹陈翁夫妇二人的贤德，并羡慕他们的福气。然而老翁自幼脱离童年，便遭遇家中祸患。同乡钟姓人发动大案，来构陷陈氏。案件刚开始时，势头像野火燎原，无法抵挡。老翁挺身前往受逮，发誓不因祸难而牵连父兄。父兄疼爱老翁，不忍让他受害，又担心他年少力弱，不能与仇家争理。老翁不肯停止，任凭拷打鞭笞和刑罚毒害，甘之如饴。被关在狱中十多年，没有一点后悔沮丧的神色，被同案囚犯所观察。同案中原本是仇人的人，仍然赞许老翁的义行，并佩服他的壮烈，最终得以把他埋出狱外。老翁当时被关押，自以为无法出去。父兄竭力营救，虽然希望他获释，却没有料想到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老翁在狱中多次委婉告诉父兄，让他们辞退与黎氏的婚约。父兄认为他的心意正确，便去退婚。黎氏以及黎氏的父母也认为退婚有理，并且为她另行选择婚配。黎氏发誓至死不改，决意说：“既然把自身许给了别人，正当他遭遇困难时却背弃他，是不义。能不能出来还未可知，不能因为不希望他出来，便先以他不能出来为由与他断绝关系，这不是人的行为。我只等待他罢了。”老翁出狱后，黎氏便嫁给了他。唉，这两个人，对于义可以说是坚贞困苦而卓异了。我看先王制定《少仪》，教导年幼子弟，使他们修习自己的职分来侍奉父兄；其中详细规定了捧杖执鞋、拿扫帚簸箕、奉席执几、佩带觿和砺石等事，极其卑下而又十分劳苦，认为年幼者的职责做到这些就够了。至于践行义理、激发志气、奔赴危难而不后悔，抵御侮辱而能够取胜，并不是童子的职责。鲁国人想不把童子汪踦按未成年夭折论，孔子认为可以这样做。君父遭遇危难，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死于兵乱和刑罚，死亡本身是一样的。老翁没有死，本来是命运使然。像老翁这样的行为，是先王不敢要求世间子弟做到、孔子也深以为难的事情。

译至于婚礼中纳币要择吉日，如果女婿的父母去世，仍因不能承嗣而把女方当作兄弟，请媒人传达意旨，按照礼制来教导人，并不是虚伪的。既然有这样的说辞，女家也就有可以应允的理由了。父母之丧，守丧的节制有一定的期限，除丧也有规定的时日。先王慎重对待婚姻的时节，又重视不废弃人伦之道，因此仍然设有可以辞婚的礼法。推究这个道理，那么女婿有陷入刑辟的灾祸、被拘系而获释，服丧未有期限而请求婚姻恢复的情况，难以等待他不能承嗣而把女方当作兄弟，这应当也是先王所允许的。如此看来，黎氏的心志，难道还可以责难吗？唉！假使世间的男女都像陈翁夫妇二人，那么哪里会有选择便利而苟且偷生、后来给君亲带来祸患，以及中途彼此抛弃、婚姻之道败坏而夫妻恩情淡薄的情况呢？我妄以文章闻名当世，喜好搜求当代值得记载的事，把它们写进文章，使陈翁夫妇二人的事情不至于泯灭，这本来就是我愿意写作的事；来请我写文章的，又是陈翁的孙子、泉州通守陈君。陈君凭文学才华做官，他的政绩不俗，颇有名士贤人的风度，却独独深深喜爱我的文章。我一向仰慕陈君，对于陈君所希望的事，实在不敢吝惜。只是我所能拥有的，唯有文字，而陈君所希望的也正在于此，所以替他论述祖父母的品行，让他回去刻在墓上，以安慰他彰显祖先的心愿。《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二，余姚黄宗羲编，《墓文》四十四 杂类 《张鸿胪墓铭》【归有光】嘉定以南有个地方叫南翔，张氏世代在当地称雄。到了适耕翁，努力耕作、积累家产，家资多到不可计量。翁的长子早死，次子生下了君。君年少时学习进士业，进入太学。第一次参加秋闱考试没有考中，但适耕翁家已经富裕，便用资财供养儿子到京师游学。君又才华俊秀，诸位公卿贵人都乐于同他交往。君被选为四译馆译字生，授官鸿胪寺序班。鸿胪寺所选用的属官多是富贵子弟，君处在他们中间却能刚正自持。寺中称他为“阁老序班”；每逢朝廷举行朝会，传呼仪节时，若多次有人不合礼仪，他就把人带走治罪。过了很久，才升任司宾署丞。君奉使到边地犒劳军队，经过太原、云中、雁门，兵官都穿着戎服，手执弓袋和钥匙，背着弓箭，率领数百名士卒迎接引导，仪卫十分盛大。因为登五台山游览清凉寺，人们都以君为荣。事情办完后向南返回，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赴任。过了一个月，又因母丧返回。当时海上有倭奴入侵的警报，君的家乡处在最靠海的地方，海上屡次有倭寇出没，君只身逃避。过去常常因为天子仁圣、考察古制而尊崇文治，制定礼乐，几乎经历了三十年，天下和睦融洽，四方异族都仰慕归附。凡日月照耀之处，没有不来进贡奇珍瑰宝的，呈上的表章奇异华丽，络绎不绝地来到馆舍，几乎没有一年不是这样。君当时任司宾，亲眼见过这种盛况。一天，穷岛上的小丑横渡大海前来侵扰盗掠，使江淮千里之地顿时骚动不安。每当谈到这件事，君总是十分愤懑，多次替大帅筹划谋略，防守方面的将帅也认为君很奇异，多次向君询问计策。等到防守方面的将帅也已经服丧期满，贼势渐渐平息，君将要整理行装北上，不久却病重不起。当时是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只有五十六岁。君奉使在外时，因为双亲年老留在京师，几乎超过十年，于是早晚兼程赶回去省亲。后来接连遭逢父母丧事，中间曾一次到京师，坐在那里却来不及安顿。等服丧期满，京师的贵人多次写信催促他，最终也没能到达便去世了。人们因此惋惜他。君名梓，字子道。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就是适耕翁。君显贵后，父亲被追封为鸿胪寺序班。母亲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