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七余姚黄宗羲编书

译《明文海》卷二百七，余姚黄宗羲编纂。吏治 《与张吴县书》【皇甫濓】我没有什么才能，隐居山野，从未轻易到官府拜访。昨天从京师回来，私下听说您的身体不适，卧病在斋阁中。吴地百姓背负着干枯的禾稼，无处申诉求救，憔悴困顿，倒毙在道路上哀号。您若不勉强起身，拿什么来安慰他们？何况今年的旱灾不同于往年，赤魃降灾，荧惑星出现异常天象，河水干涸而不能流动，井中淤泥堆积，连鸟兽都没有；七十岁的老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我私下想，您自从到任以来，删去苛刻的法令，施行仁恩，洞察百姓的情状，恩泽滋润万物，可是灾祥仍然失常，这是为什么呢？从前夏桀暴虐，灾祸延及有商；刘英蒙受冤屈，忧患牵连楚相。上天积聚灾气已经很久，百姓的怨毒也已经很深了。然而幸而灾祸降临在您身上，正说明上天还没有立即把百姓抛弃于死亡之中。大概您的德行存在于百姓心中，百姓所拥护的人，上天一定会接受他的祈求。您若能勉强起身为百姓祈祷，又有什么感应不能相通、祈求不能得到呢？举行大雩祭的说法，著有《神农书》的人已经详细讲过了；参照《谷梁传》的论述和董仲舒已经实行过的办法，恐怕没有不应验的。吴地有白龙之神，载入国家祭祀典籍，凡是祭祀时，守令都必须亲自到它的祠庙，后来才派代理官员前往；如今甚至使用吏胥代祭，恐怕不行吧？王淯南任职时旱灾很严重，亲自前往祈求，看见祠宇倾塌毁坏，便祝祷说：“降下雨来，我就为你修缮。” 他刚转动车驾，龙便出现了；进入城郭，雨水就丰沛降下。淯南被提拔离任后，祠庙仍然像从前一样。人若不相信神灵，哪里会有感应呢？胡可泉到任时正逢旱灾，便命有关官员略仿神农祈雨的方法，制作龙形祠庙呼请龙神；又亲自率领吏民徒步到坛社祈祷，一时间家家设置几案筵席，盛水放置蜥蜴，儿童手持幡幢、点灯焚香，歌唱呼喊声充满四方，随即下雨，快得如同跟随车驾而来。如今连一头牲畜都不能宰断，官吏若不敬畏神灵，哪里会有感应呢？我又听说郡守有忧虑旱灾、怜悯百姓的诚意，按照您讲求的救灾政务，我冒昧认为如今最急迫的事，没有比释放拘押之人、从宽刑罚更大的；其次是免除拖欠的赋税，再其次是放宽禁令，再其次是劝导富户分财赈济，再其次是防止盗贼。六件事都办起来，希望能够安抚镇定百姓。吴地自从南岷任职以来，诉讼文书纷纷堆积，原被告双方被拘来，施以笞打并关押，过了时日、经历年岁也不再审讯；监狱中囚徒成群，官府门前枷锁遍地如同集市，郁结之气无法宣泄，疫病蔓延不止。京房说：“归还的案件不能解除，这叫作追究过失。”南岷虽已离去，但弊病仍然存在，所以说没有比释放囚犯更重要的。司法官执法不公平，常常迎合上意来决定轻重，因此真情和虚假不能正常出入，有人内心无罪却服最重的刑罚，也有人本来不应判罪却得到平反。如今竟在赤日之下拘押囚犯并施刑，即使罪行确实不可赦免，也足以触犯上天的和气。《传》说：“刑罚”若任意施加，群阴之气便不能调和，阳气胜过阴气而长期晴旱，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说，宽缓刑罚列在第二位。过去官府催征赋税毫无章法，遗留下来的拖欠和积负已有十多年。肃斋任郡守时，荒歉期间停征的赋税，全部按田亩计算登记，司徒造成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一旦征收，百姓的力量就耗尽了。正逢这样的灾害，早晚都无法供给自己，哪里还有闲暇修治汲水灌田的桔槔呢？怨恨诽谤之气，发作在歌谣中。所谓“蝉鸣如沸汤”，就是虚浮喧哗积成混乱，过分失当所造成的过错。所以说，免除拖欠列在第三位。吴地人喜欢借贷，富人得利在于收取利息，因此多有借贷而不吝惜；穷人得利在于得到周济，因此即使加倍偿还也不以为难。挑担的农民，有一百钱的本钱，便可以供给自己的饭食；使用锄犁的农夫，可以依靠它度过三时农作。若向外府借取钱粮，近来私下追逼债务的罪名，重于贪赃；偿还缴纳的命令，比禁锢还严。百姓只顾应付一时的法令，却不知道如今哀号无所顾忌、无所指望的局面，究竟是谁造成的？《传》说：号令不顺应人心，所受的惩罚就是长期晴旱。这只是其中一项。因此说，放宽禁令列在第四位。米价飞涨，囤积居奇的商人持有赢余来谋利；外郡又限制粮食买入，以便自行储存。三种宝货不能流通，货币不能流转，也会导致旱灾。吴郡八州，储藏粮食的人家，粮食在仓廪中腐烂；积存金钱的人家，钱串在袋囊中朽坏。若真能用仁心感化他们，用诚信开导他们，拿出十分之三四的粮食，交给牙侩在乡里平价出售，然后收回粮价；向年长者借取钱财，沟通远近贸易，再把钱归还给他们。官吏登记收取，再归还给原主，使富人的财产丝毫不受损失，而贫困者得到的好处，岂止千万？所以说，劝导富户分财列在第五位。旱灾伤害百谷，就应当防止盗贼。上下都忧虑，这是最严重的忧患。如今白天便有人鞭打小孩夺取食物；傍晚时分，又有人拦截妇女抢夺首饰。盗贼已经开始出现了。星星之火不扑灭，必将烧遍原野；涓涓细流不堵塞，终会形成滔天大水。这也是有关官员的责任。所以说，防止盗贼列在第六位。我没有徐孺子的贤德，可以让陈蕃为我设置榻位；也没有樊英的德行，能够救济成都的灾难。我之所以对您絮絮进言，是因为认为您能听懂有用的话。您若听到我的话，奋然勉强起身，吴地百姓就太幸运了；吴地百姓也实在太辛苦了。《与李龙冈邑令》【唐顺之】年成不好，百姓饿死，贤侯为此内心悲痛，并且深切地从各方面谋划救济。关于“轻赍”的说法，我先前已经当面陈述过，现在又写在信中，认为它可以帮助百姓解决急难，并在贤侯多方谋划中略尽万一，因此不敢以越出职分为嫌。私下考虑，国家的赋税中，水旱灾害可以减免的，是兑运以外的数额；即使遭受水旱也绝不能减免的，是兑运以内的数额。水旱灾害不能不体恤，但兑运又必然不能减免，于是便有了轻赍之法。米粮从江南运输到京师，通常要用二三石才能运到一石，于是国家得到一石，百姓却要缴纳二三石。若用银折合米粮，那么百姓只需缴纳一石，国家也不损失一石的收入。对于国家来说，用米换银，一石仍等于一石，原定额完全没有损失；对于百姓来说，以轻换重，如今缴纳一石，抵得过去缴纳二三石，于原定额而言便大大减轻了。国家制定这项制度，是在不可减免的赋税中寓有通融的意思，不必限制正赋的增减，只限制脚价有无；不必根据丰歉决定征收和发放的多少，只根据本色与折色的价格高低来调节。

译国家完全没有损失，而百姓获得极大利益，这就是这项制度最完善、可以长久实行的地方。以武进一县来说，每年应当漕运米五万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这是国家收入的正额。本色正耗、水脚、平米共七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银九千一百五十一两四钱六分五厘五毫二丝，这是百姓额外负担的费用。若以银折算米粮，每石按五钱计算，七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余，折合银四万九千八百四十两有余，和折色银合计五万八千九百两有余。若能够依照轻赍的成例，每石折银五钱，计算银两二万七千二百两有余便足够；即使加折到六钱、七钱，计算三万七千八百两有余也足够。这样，百姓每年本来要出五万八千九百两有余，如今只出三万七千多两，在不损害国家定额的情况下，实际上把二万多两的额外负担留给自己，作为润益。五钱，是江南的平价；七钱，是折色价格的最高标准。假如江南米价上涨，超过五钱，而因体恤灾情折色又减到七钱以下，那么百姓所保留下来的余利，本来就应当加倍甚至增加五倍。加倍就是四万两，这足够十万灾民吃一个月。也就是说，国家不拿出一粒粮、不花费一文钱，却能让灾年十万人的性命延续一个月。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有什么可顾虑而不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呢？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又为什么吝惜而不实行呢？何况国家四百万石漕运粮中，本来就曾确定轻赍四十万石，用来等待各地因水旱灾害来报告请求。既然无法预知哪一年灾荒、灾荒会发生在哪个地方，那么所谓每年四十万石的轻赍额，用来等待各地因水旱来报告，究竟将用在哪里呢？何况自古以来，国家经费中本色与折色的权宜调节，通常都根据缓急来操纵。如今国家之所以不怕从江南远运二三石才到一石，正是因为江南米贱而京师米贵。近来听说京师米价从每石七钱降到四钱，而江南米价从七钱涨到九钱，贵贱情况尤其异于平常。这样，江南用二三石运到一石，却又抵不上京师一石的实际用途。如今若从江南收取银两，用银两供给京军本应领取的米粮，江南没有远运的费用，京军也没有低价出售米粮的困窘，这正是今日最合宜的办法。这样看来，不但对国家没有损失，实际上对国家大有好处，还能掌握根据缓急调节的权力。损害国家来使百姓受益，尚且还会去做；国家拿出内库钱财赈济灾害，往往也曾这样做过。何况现在既不损害国家又有利于百姓，更何况国家和百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呢？这件事确实没有疑问，必定可以实行。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有什么可顾虑而不把它报告上去呢？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又有什么可吝惜而不实行呢？嘉靖十几年间，江南屡次报告灾情，国家也曾多次用轻赍法给予帮助；这是近来的成例，试着查考旧档便可以核实。查得嘉靖十四年苏松等地遭受灾害，巡抚侯都御史等上奏，户部复核批准：除蠲免之外，四百万石兑运粮内，准许折银粮一百五十万石；兑运米每石折银七钱，改兑米每石折银六钱；其中灾情尤其严重的，酌情准许十万石在临德二仓支运，每石只征脚价银一钱五分。再往前，嘉靖十二年折兑一百万石，嘉靖十年折兑二百一十万石，嘉靖八年折兑一百七十万八千石。没有一年不发生灾伤，也没有一年不实行折兑；这就是因灾伤而折兑的常例。又恭敬地读到嘉靖九年的诏书：“兑运米以十分为标准，酌情准许折兑五分。”当时常州一府应当得到折兑八万一千石，这是不因灾伤而实行折兑、属于例外的恩典。由此说来，既有因灾伤而实行支运、极大宽解民力的先例；就没有发生灾伤却不实行折兑、反而加重百姓困苦的道理。既有不因灾伤而实行折兑、扩大例外恩典的先例；就没有发生灾伤却不实行折兑、吝惜例外恩典的道理。这是祖宗的良法美政，也是圣天子的深恩厚泽，在丰年充实国库的同时，寄托了救灾恤患的深意。即使旱灾、水灾泛滥，百姓也免于成为沟中的饿殍，实在是永远承受圣恩的深厚了。《与郡守刘沂东》【何良傅】昨天借来使附带问候，想来您已经听到了。明公到任以来，教化推行，法令严肃，为此仰承圣明、勤勉激励，政令焕然一新，这确实是治理安定的一大契机。我这个远离朝廷的臣子听说后，十分欣喜和宽慰。如今因乡人来谈及论粮加耗的成例，说最近有海滨穷民向巡抚公申诉，得到行台下令议处。我有一些浅陋的意见，斗胆向您陈述。松江论粮加耗，实在出自文襄周公独到的见解。现在有人说它不便，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田赋原额本有轻重，如果按粮额加耗，重粮便更加重，轻粮便更加轻；二是说轻粮多在大户，重粮多在小户，如今想议论恢复论粮加耗成例的，都是大户的意见。然而其中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苏州府吴江县，田地都肥美，粮额都重；嘉定县田地都贫瘠，粮额都轻，一县之中相距并不远。至于我们松江，如华亭一县，靠近县城以及黄浦左右的地方称为中乡，田地和税额都很平均，似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西边靠近湖泖的地方，土地极其肥沃，每年收米可达三石以上，收租者每亩可得一石五六斗，又便于灌溉，一个农夫可以耕种二十五亩；计算收入，即使每亩缴税数斗也还有余，所以税额重。

译东乡靠近海塘的地方，地势高而干燥，土质贫瘠盐碱，百姓都要在田内挖沟求取灌溉；一个人竭尽全力，所种不过五亩，收米常常不到一石，或者收棉花四五十斤，或者收黄豆几斗而已，收租者又取去一半。计算他们的收入，能剩下多少呢？所以税额轻。一县之中，肥瘠、利弊相差如此悬殊。文襄公过去巡抚江南，前后二十多年，每每乘小船巡行于篱落之间，有时遇到乡里的老人可以交谈，便和他们抵足同眠，询问利弊，他用心也已经十分勤劳了。他确实知道松江的情形与其他郡不同，所以制定论粮加耗的成例，又把银布轻赍专门归给重税地区来补助，良法美意已经达到极点。实行一百年后，法律长久而不能没有弊病，也只须依照原法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并不是原法不好。弘治、正德年间，也有好事之徒想改变它，实行不到一两年，就因不便而恢复旧制。到嘉靖乙未、丙申年间，欧阳石江竟把他的制度全部改掉。此人一向猎取虚名，自称有经国济世之才，他的主张竟然实行，而且沿袭下来不敢废除，于是使文襄公一生的精力全都被弃置。于是松江肥沃地区粮食多得狼藉，奢侈浪费；而贫瘠盐碱地区终年哀号，一遇荒年，便填尸沟壑，实在可悲。况且富豪之家多占有肥沃土地，贫穷海滨多是困顿无告的人。郡中士大夫之家购置产业，多在肥沃地区；那些只会穿巾戴靴、浮谈空论的人，竟借口大户多轻粮、小户多重额来装饰自己的说法，以致这种错误牢不可破。乡里的前辈顾文僖公顾东江，是本郡德高望重、通晓文献的老人，他不至于迎合自己所喜欢的意见。他修订郡志时说，文襄加耗之法完美无缺，遵守它就能治理，扰乱它就会混乱。到嘉靖六年，他又在家塾重刻文襄年谱，并把《恢复旧规革除弊病便利百姓案》附在后面。顾公是西乡人，难道会偏袒海滨百姓吗？实在是因为郡中百姓的生计所系，不得不把这些典章写出来，告知掌管国家财政的人。我私下查考，文襄巡抚之前，苏松每年拖欠赋税总计百万；文襄制定加耗制度后，苏松起运粮食颗粒不欠，还能得到余粮来赈济贫困，两乡百姓也都富足。自从欧阳石江一改文襄的制度，郡中拖欠堆积到无法计算，百姓日益衰败损耗；这就是明显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况且按照近来的成例，正粮五斗以外已经免除加耗；其中二斗的，大多每斗加收六分，也抵得上今天按亩加耗的数额，只有三斗、四斗的似乎加重了，可以用轻赍法通融补救。况且肥沃土地多，盐碱土地只有粮长八九区；以多数有余来补济少数不足，明公必定有调剂转移的办法。如果不加以处置，我私下恐怕那几区的百姓不是死去就是迁徙，日后又要劳烦招募百姓开垦，这就又增加了一个青浦。海滨穷民能够遇到明公做他们的父母官，怜悯他们将要溺死而加以拯救，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家产在东乡，亲眼看见他们穷苦的情状，不敢回避嫌疑，谨把听闻奉告您，并把东江公所刻的《文襄年谱》注本一并呈上供您阅览。不敢说自己的意见一定正确，只愿您明察全览，在其中若有不同意见，也希望赐教，那就十分幸运了。《明文海》卷二百七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