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十八余姚黄宗羲编辩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十八，余姚黄宗羲编，辩九 《昏礼辨》【陈确】新妇初次拜见 朴庵叔为绮思叔娶新妇，新妇拜见时，想先拜见昭华叔祖，朴庵叔推辞说：“应该先拜见年长的亲属，然后再拜见你。”后来宣叔祖把这件事问陈确，说：“合乎礼吗？”陈确说：“合乎礼。”又问：“年幼的先拜见年长的，可以吗？”答：“年幼者先于年长者，不合礼。疏远的亲属先于亲近的亲属，也不合礼。所以，礼制违背古礼的地方，从来没有能做得妥善的。古代新妇过了三天才拜见，先在宗庙拜见舅姑，然后才会见宗族、亲戚、乡党和僚友；这样又有什么先长后戚的嫌疑呢？我先拜见我的父母，然后接受儿媳的拜见。”又问：“合乎礼吗？”答：“拜见父母是合礼的，接受儿媳的拜见却不是。”问：“曾经做了父母，却不能接受儿媳的拜见吗？”答：“不是不能接受儿媳的拜见，而是不能把祖父母和父母分开来接受拜见。”又问：“而且我叔父所说的接受儿媳拜见，是面向南坐着接受吗？还是站着接受？还是不这样？”答：“既然要替父母接受儿媳的拜见，怎么能不面向南坐着呢？”答：“这正是我认为绝对不可以的原因。按礼，父母在世时，子女坐不能占据席位中央。新妇拜见，是教导她学习礼仪的开始，却可以先用不合礼的行为来示范吗？祖父母在世时，新妇拜见祖父母，祖父母面向南坐着，父母行拜礼；祖父母左右的侍者奉命让父母就坐，父母然后坐下，新妇再拜见并进献食物。” 祖父母和父母有什么分别呢？有谁传授过这种礼制吗？并没有人传授。既然如此，子孙凭什么知道呢？从宗庙中的尊卑位置可以知道。没有祖父母在世的父母，就像别子的祖先一样，可以面向南坐着。有祖父母在世的父母，就像继别之宗的昭穆次序一样，可以按照宗庙中的次序安排。向上推，即使高祖、曾祖都在世，礼制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因为一家不能有两个面向南坐的尊长。如果是在私人寝室相见，先拜见舅姑也可以；舅姑再带着新妇到祖父母所在的中堂拜见，就不可以了。凡是新妇初次拜见，必须在中堂。《丧礼辨微》【陈确】吊丧的人不饮酒、不吃肉，是从孝子连水浆都不能入口这一点推出来的；否则，就是出于节俭。孝子不送客，是从他早晚都睡在苫草土块之上的情况推出来的；否则，就是怠慢。去年张尹来吊丧，陈确前去吊慰后便离开。张尹来为陈确送行，陈确推辞说：“这不合礼。”张尹问：“请问孝子一定不送客，是什么道理？”陈确说：“孝子守护父母的丧事，睡在这里，在这里哭泣，扶着丧杖才能起身，连这片苫草土块的一尺之地都不敢离开，又怎么忍心因为客人而夺去他的守丧时间呢？所以不送客。而且孝子不送客，并不是不送客，而是有人代替他送客。即使自己不送客，难道就不合礼吗？如今的孝子却不是这样，平日里什么地方都去。等客人因为我的父母来吊丧时，反而裹足不出门，又没有人代替他送客，却说“我要借此行礼”，这就失去了守丧的意义。”张尹哭泣道谢说：“确实如此。我这个朋友不孝，曾经因为没有仆役，亲自出门到市场买东西，怎么敢不送客？”于是便把客人送到河边。如果孝子还不能吃粥，即使陈列食物来招待宾客，也是可以的；如果还不能早晚都不离开丧所，即使送客，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你出门吊丧却一定不用酒肉，为什么呢？陈确说：“吊丧的人难道也有一天的丧事，竟然不能忍耐吗？况且我又怎么忍心违背孝子一定要按礼自守的心意呢？” 答翼儿不脱丧服之问 季武子卧病时，蟜固没有脱下齐衰丧服便进去探望。见到君子，人们认为这是合礼的。如今翼儿家有大功丧服，却穿着素服出门探病，先生为什么严厉责备他呢？答：我没有看见你有大功之丧。翼儿说：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先生说：君子居丧，有内服，有外服。外服指丧服和丧带，内服则不是指丧服和丧带。古代君子守父母之丧，悲哀始终存于心中，吃粥，睡在苫草上；即使这些事情使身体不便，也不敢因循迁就。所以即便对别人不方便，也无暇顾及。穿着丧服去见人，不也可以吗？现在的学者，只知道体谅对自己不方便的事情，却不知道体谅对别人不方便的事情，所以不可以。我看见你饮酒了，睡在内室了，而且你所服的并非有功之丧也已经很久了，却还问‘先生为什么这样说’。” 《蟜固能守礼议》在私人家门口脱下丧服，不合礼；不脱丧服去拜见，就可以算合礼吗？哭悼武子，并非真情；倚着门唱歌，就可以算真情吗？记事的人大概是在同时讥讽两件事。君子既不去拜见，也不唱歌。从前我乡里原来的诸生拜见县令，要递交名帖。后来守礼的人拿着名帖说：“用名帖才是正确的。”即便如此，还不如不去拜见更正确。礼制规定，三年之丧期间不处理外事。曾子穿着齐衰去吊慰朋友，君子尚且有人非议他，何况穿着齐衰去探病呢？《杂记》说：“疏衰三年之丧，已经下葬，如果有人请求见他，他才接见；不请求见他，却到权臣的门下去，难道还少有探病的人吗？即使没有亲人的丧事，也可以不进去。”注释说：赞美他能够守礼，而不是…… 排斥佛事辨 石丈的母亲去世，潮生任宰相时废除了佛事，爰立对此表示疑问，说：“母亲活着时喜欢佛教，死后却废除佛事，这难道是按照对待活人的道理来对待死者吗？”回答说：“正是如此。丧事有相礼之人，只是因为知道有礼罢了。礼中规定有的就实行，礼中没有规定的就不实行。即使孝子也不能越过礼制而自行决定。而且，你认为查母喜欢佛教是对的吗？不是。但作为人子，不能劝阻母亲，也仍免不了被讥讽为不以正道侍奉亲人。何况母亲已经去世，又没有留下成命，却借母亲的名义去举行佛事，这只会增加她的过错罢了。如今即使有儒者活着时喜欢学习，也没有听说死后还让人诵书来使他快乐，何况佛事本来就是荒诞虚妄的呢？而且母亲喜欢佛教，并不是真正喜爱佛教，只是被佛教徒的言论迷惑，姑且听从罢了。如果知道那不是正道，就不会喜欢了。所以迷惑和使人归正，这两者的功罪相差很远。母亲活着时顺从她，尚且不能使她明白正道；死后废除佛事，使她能够以正道结束一生，即使要让人子的儿子亲自断然实行，我还认为这是孝，何况相礼之人的本意呢？” 妄议丧服 父亲在世时，儿子为母亲服丧，其实不是为母亲服丧，只是为妻子服丧罢了。祖父在世时，孙子为父亲服丧，其实不是为父亲服丧，只是为儿子服丧罢了。服期年丧，期满除服，不终满三年的丧服，这是礼制。礼制既说君子不应夺取别人的丧服期限，难道却要夺取儿子和孙子的丧服期限吗？答：儿子和孙子的丧服，在外在服饰上可以除去，在内心的哀痛上却不能除去。三年之内不婚娶、不求仕，饮食起居都不敢违背丧制，忧伤哀戚也不忘记，这怎么能说是夺取了他们的丧服呢？所以，为母亲服丧与为父亲服丧相同，并不合礼。生母的丧服与嫡母相同【指庶子为生母服丧】，却加以非议，实在是严重失礼。何况庶母却服杖期，又是什么道理呢？” 嫡庶之别议

译《春秋》的义理对嫡庶之别要求极其严格，因为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都系于此。嫡庶混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伦理也会混乱，所以明主十分重视它。到了后代君王，完全用私人感情压倒公共义理，推己及人，使大夫、士、庶民都可以为生母服三年丧，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岂不是奇怪吗？私人感情不能压倒公共义理，这个道理已经很久远了。所以从感情说，生母的恩情远远超过嫡母，哪里只是与嫡母相同而已；从名分说，嫡母的尊贵又远远超过生母，哪里只是不同而已。因此，庶母称嫡母为主母，主母称父亲为父主，君臣尊卑的名分截然不同；如今却把它们等同起来，扰乱伦理、蔑视礼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若一定要遵循当时帝王的制度，为生母服三年丧，陈确也有说法。处置这件事可以这样说：可以对自身实行，不可以在家族中实行；即使可以在家族中实行【指庶长子没有父亲和嫡母】，也不可以在乡党中实行【死后不报丧，安葬不通知日期，不应像父亲和嫡母去世那样正式开丧】。即便按照当时帝王的制度，君王在世时，也没有听说要为太子的母妃服丧，何况大夫、士、庶民呢？只有先确立她是太后的身份，才能确立为母亲服丧的名义。妃所生的儿子成为天子，必定尊奉生母妃为太后，所以妃去世时，就服太后的丧服。她还是妃的时候，即使太子尊贵，也不能使天下人为她服丧。士、庶民的母妾，终身只是妾；婢女，终身只是婢女，仅此而已。谁来尊奉她们，谁来为她们服丧呢？丧礼的实质在于自身【亲人的丧事本来就应由自己尽心】，丧礼的名分则体现在家、国、天下【君王去世，天下如同丧考妣；诸侯在国中实行，大夫在家中实行】。丧礼的实质在于内心，丧礼的名目则表现在功服、期服和三年服上。不用佛教仪式 伊川先生家办理丧事不用佛教仪式，在雒地也有一两家受其影响。如今我乡里不用佛教仪式的，哪里只是两三家？关键在于要有根本，不只是不用佛教仪式罢了。你说丧礼的根本，和《易》中所说“宁戚”一样，不取改变。但哀戚已经达到极点，难道不会稍微存有矫饰，而不是出于真实感情吗？即使真用了自己的感情，难道不会一味沉溺其中，几乎损害生命吗？不改变丧礼尚且可以，改变丧礼反而造成混乱，这可以吗？这些都不能不考察。即使像你所说的那样，也要经过三层反复，才能达到中道。道理本来就不能用一句话说尽。凡事都是这样，只有戒慎恐惧的君子才能自己体会得到。如果认为使用佛教仪式不合礼，便马上认为不用佛教仪式就足以尽礼，那就可笑了。譬如杀人做盗贼固然不可以；但只做到不杀人、不做盗贼，难道就马上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吗？出继为人后又复归者为所后父母服丧的议论 吴裒仲年幼时曾与堂兄仲木一同出继给绿野为后，接受田地五百，已经二十多年；后来又推辞这份产业，把田地归还，是因为仲木已经成为继承人。吴裒仲为所后之母服丧的礼制向陈子请教。陈子说：“古代没有人谈论过这种情况。不过，如果退而按照你本来的丧服来服，未必一定可以；或许应当加服吧？”有人说：“先王的礼制，不可以妄自加重。”大概就是服缌麻的本服，并在心中服丧三年罢了。陈子当时没有反驳。后来又思考说：“这些说法都不对。一定应当服一年，这不是加服，而是降服，是本生亲属的降服。为什么知道它一定与本生亲属的降服相同呢？很容易知道。三年服相同，那么出继后返回本生家庭，降服也应相同，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父母”这个称呼，不可以妄自使用，也不可以妄自剥夺。所以即使出继为人后，对于亲生父母也不敢称为伯叔父母、族父母，而一定称为本生父母。那么即使出继后又复归，对于所后父母也不敢称为伯叔父母、族父母，而一定称为嗣父母【如今称所后父母为嗣父母是不对的，这是把他们推远的说法；父母就是父母，哪里还需要加一个“嗣”字？】称作“出继为人后而又复归者”的称呼，这样才可以。既然同样都有“父母”的名分，名分尊贵，丧服也随之尊贵；服期年本来就是对自己降低一等的服制，又怎么能说只服功服、缌麻呢？如果本来应服缌麻，却连缌麻的本服也没有，甚至可以不服丧吗？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亲生父母的恩情深重，所以只降低一次，不能再降【指以亲兄弟的儿子为后，对亲生父母本来应服期年；而以一从、再从以及袒免以下亲属的儿子为后，对亲生父母也都服期年，不再递降】；所后父母的恩情较轻，复归以后关系已经断绝，即使逐级降低到无服，也可以。陈子说：“既然轻，为什么还要出继为人后？丧服之服一定是三年，因为恩情深重。亲生父母的恩情深，所后父母的义分重；而且恩情产生义分，义分也产生恩情，哪里有什么轻重之别？所以正服都是三年，降服都是期年，这是礼制。即使前代人没有说过，也可以知道一定如此。”况且这两种服制【指两种降服】都是礼制的变通；正因为是变通，才一定不能再变，以此来节制它；如果再变，就会变得无穷无尽【也是指亲兄弟以及一从、再从和袒免以下亲属的差别】。所以，出继为人后者，对于亲生父母，无论是期亲还是期亲以下的疏亲【疏亲指一从、再从以下】，都服期年，没有再降一等的道理。出继后又复归者，对于所后父母，无论是期亲还是期亲以下的疏亲，也都服期年，没有再降一等的道理。《出继为人后者为生母服丧的议论》【议论者有人说：出继为人后者不为生母服丧，所以对此加以讨论】礼制规定，出继为人后者，对于自己的亲属都降低一等，只有对亲生父母降为期年服，内心服丧三年。详细考察礼文，仍然是“降而不降”的意思。不得不降，是义分；降了却不忍心降，是感情。然而礼制所谓“本生父母”，是说嫡母、继母都有人为她们服三年丧，所以生母的情况不同。有的生母有其他兄弟，有的生母没有其他兄弟。生母有其他兄弟的，本来就属于亲生母亲降为期年服的条文，不必再说。生母没有其他兄弟的，她就不是亲生兄弟的母亲，而是出继为人后者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理由不为她服丧呢？古代没有为生母服三年丧的制度，有这种做法，是从近代才开始的。更早的情况无法考察；到了朱子的《家礼》，儒者把它推尊为礼义的宗本。《八母图》中，生母本来已经服三年丧，但仍只是齐衰罢了。到了洪武五年，竟改为斩衰，直到今天没有再改变，这就是礼制过分厚重的地方。即使如此，礼制不允许，而感情又不能停止，人子仍然想尽自己的心，何况礼制已经允许呢？礼制既然允许了，如果所后父母都在世，人子不能径直按自己的感情行事，那么减轻外在礼文；死后不报丧，安葬不通知，服期年丧时不在中堂设位，也可以。

译至于三年之内不饮酒、不吃肉、不睡内室、不穿华美衣服，外穿熟布，内穿生布，始终不忘哀戚，这些不是所后父母有权制止的。何况生母是在所后父母去世之后去世的呢？有一位王子，他的生母去世后想服满丧期，却没有得到允许。有人为他解释说：“不能哀悼她。”又指明说：“那位母亲本来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即使受到嫡母压制，难道能说她不是他的母亲吗？所以说：“我难道没有在父母那里得到三年的爱吗？”一句说“他的父母”，一句说“他的母亲”，都不等他把话说完，已经使人悲伤感动。如今即使出继为人后，生母不是他的母亲，又是谁的母亲呢？《家礼》规定，庶子为自己的母亲服三年；如果是父亲的继承人，则降服；既然作为父亲继承人要降服，那么出继为人后也应当降服，不必言明就可以知道。到了洪武制定制度时，已经没有作为父亲继承人而降服的条文了。不因作为父亲继承人而降服，也必定不因出继为人后而降服，不必言明就可以知道。难道只有生母的服制不降吗？即使出母、嫁母、慈母、养母、乳母的丧服，也都不降。出母、嫁母不降，是因为本来已经降为期年服，不能再降一次【指本来已经降为期服】；慈母、养母、乳母不降，是因为没有疑义。大概不降低对亲生父母的服制，就会被怀疑为把他们同所后父母并列；不降低慈母、养母、乳母的服制，却不会被怀疑为把她们同所后父母并列。这就像嫁出的女儿降低对父母的服制，却不降低对父母以上长辈的服制一样。慈母、养母的恩情不能兼有生育之恩，而生母的恩情实际上兼有慈爱和养育，所以慈母、养母与生母相比，恩情本来已经减轻了。她们尚且都服斩衰三年，而没有说出继为人后要降低服制，何况生母呢？即使对降为期年服的亲生父母，已有亲生兄弟为他们服三年丧，出继为人后的做官者仍然可以为此请假三年治丧，之后才补任选官。难道只有父母如此？即使伯叔、兄弟去世，尚且可以请假，何况独子的生母，难道反而没有人替她服三年丧吗？所以，不降低期年服固然不可以；不服丧而只降低为期年服，也不可以。不服丧难道只是三年服、期年服不可以？即使缌麻服、袒免服，也不可以不服丧。丧事可以没有继承人，却不能没有主丧者；没有五服以内的亲属，就由袒免以下的亲属为他服丧；没有族党，就由朋友、邻里为他服丧。如今亲生儿子还在，却没有人为生母服丧，可以吗？我先前想缩短丧期，尚且被孔子、孟子斥责，何况竟然不服丧呢？孔氏不为出母服丧，是从孔白开始的；不说从孔白开始，而说从子思开始，是不忍心说从孔白开始。如今说出继为人后者不为生母服丧，是从他的某个儿子开始的，忍心这样说吗？既然不忍心这样说，又忍心这样做吗？如果他的母亲一直跟随亲生父亲生活，从未到儿子那里接受奉养，死后应当怎样办理？答：由亲生父亲主持丧事，在亲生父亲那里入殓，在亲生父亲那里安葬；儿子回来设位服丧，直到丧期结束。即使父亲去世后迎接母亲来奉养，也仍然送回亲生父亲墓地安葬。如果这位母亲虽然生了几个儿子，但儿子都出继为人后，应当怎样服丧？答：由所养之子服丧；如果都没有得到养育，则由年长的儿子服丧即可；年长以下的儿子按照亲生母亲的服制，降低为内心服丧三年。这难道是不可改变的礼制吗？答：我哪里敢说这是礼制？只是推考当时制度后这样说罢了。有人说：关于生母服丧的议论，虽然推究到最深的真实感情，但礼制中没有不降低生母服制的条文，而你却创立这种议论，岂不是顺从私人感情而损害公共义理吗？答：哪里敢这样做！天下难道有脱离感情的道理吗？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参酌感情和义理的中间状态而说的。出继为人后者，并不是乐意成为别人的后代，而是因为痛惜本家无后。所以凡是无后，都是天下最大的痛苦。哪里有谋求成为别人后代，却先断绝亲生父母后代的道理？不继承自己的父母而继承伯叔父母，这种话从感情上说不忍心说。然而自己的父母有许多后代，伯叔父母却没有后代，从感情上说也不忍心。因此，不得已而把继承所后父母作为出继的理由；虽然出继为人后，自己的父母毕竟还有其他子嗣。只有生母是否有其他子嗣，是不能确定的。既然不能确定，就必须设法使它确定下来，以一个原则来判断：有两个儿子，就降低服制；没有两个儿子，就不降低。礼制虽没有明文，哪里没有办法知道它必然如此呢？人情最难忍受的莫过于没有儿子，尤其难忍受的是有儿子却又等于没有儿子。礼制规定，姑母、姐姐、妹妹即使出嫁，若无子也不降低服制。既然对没有儿子的姑母、姐妹不降服，反而要降低对有儿子却无后嗣的生母的服制吗？如今即使不降低生母的服制，只在私人处所奉养，在私人处所服丧、祭祀【指私室、私庙】，如同侍奉嫡母的礼制一样，又有什么妨碍所后父母、损害公共义理的地方呢？所后父母先去世，就在寝室入殓，在寝室祭祀，同日在别室祭祀。礼制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那么兄弟的母亲也如同自己的母亲。嫡子、众子都已经为她服杖期，难道能说她不是他们的母亲吗？却一定要剥夺出继为人后者，使他不能把她当作母亲，这又是什么道理？答：所谓有儿子的庶母服杖期，只是因为儿子把她当作母亲，所以称作“有儿子的庶母”。如今如果一定不允许儿子把她当作母亲，那她就只是一位没有儿子的父亲之妾罢了，还能称作“有儿子的庶母”而服杖期吗？礼制是依据名分来追究实际的，所以夺去她亲生儿子的母子关系，也就同时夺去了她与嫡子、众子的母子关系，又哪里还有所谓庶母呢？礼制根据亲疏、轻重来制定服制。现在姑且不说是否夺去她与嫡子、众子的关系；即使没有降低服制，也没有夺去这种关系，那么庶母和生母谁更亲？并期服与内心服丧三年，哪一种更重？丧服按照亲近者确定，亲近又按照关系重者确定，关系重又按照专属关系确定；那么一种必定不是对嫡子、众子，而是对她亲生的儿子。何况还不降低服制呢？又怎么能夺去这种关系呢？

译有人又说：“你前面议论礼制时，对嫡庶之别十分严格，听到的人都感到痛快；如今议论生母的服制，却忽然反过来了，为什么呢？”答：“这不叫反过来。前面的议论是对君主和父亲说的，这次的议论是对臣民和儿子说的，所以不同。君主以法制来统一天下，臣民、父亲和儿子以义理来统一自己；妻子和子女有些事情不能随便迁就。臣民和子女只是战战兢兢地遵守礼法，不敢过度，也不敢不足，怎么能相同呢？如今学士、大夫做什么都随从世俗，却唯独对出继为人后者援引古礼，断绝他与亲生父母的关系，这是不通达的。庶母的嫌疑，在于不能与嫡母并列，不在于不能与所后父母并列。如今嫡母、继母在世时，仍然为生母服斩衰三年；为了父亲的继承人身份而回避，却不为了出继为人后而回避。如今既然不因作为父亲继承人而降低服制，却要降低对已经双亡的所后父母的服制，这是不近人情的礼制，所以不能不加以讨论。子出继为人后，就像女儿嫁为人妻；出嫁的女儿降低对父母的服制，却不降低对高祖、曾祖的服制；又作为兄弟、侄子的妻子，不降低对那些继承父亲的人服制；即使出嫁却没有丈夫和儿子，也同样不降低服制。由此可知，即使出继为人后，也一定有不降低服制的对象。凡礼制没有明文，却可以按照义理推求的，都是这一类。” 既然当时的制度已经重视生母，那么就按照当时的制度来说，当时确实有其当然的道理。至于三代以前嫡庶之别的严格，这是神圣之人的制作，是天造地设的制度，哪里容许凭私人意见在其中增减？如果要实行，我遵从古制。《明文海》卷一百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十九，余姚黄宗羲编，考一 《周正考》【赵汸】《春秋》虽然是修史而成的经书，仍保存着史书的大体。把开始的一年称为元年，把岁首称为春，把一月称为正月，并在正月前加“王”字，都是沿用史书的文字。《左传》独自解释“王正月”，是因为看出鲁国史书所记载的是当时君王所颁行的正朔；既然月份用周历，那么时令也应是周时。孔氏说改变月份就会改变春季，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僖公五年》春记载“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公十七年》夏六月记载太史说：“就在这个月，太阳运行过春分而还没有到夏至，按夏历应当是四月，这叫孟夏。”又记载梓慎说：“火星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这些都说明周人改变了时令和月份的名称，但春夏秋冬的顺序仍依照周正；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以及启闭的节候，则仍依照夏时。《春秋》记载“冬十月下雪”“春正月没有冰”“二月没有冰”“冬十月降霜杀死豆苗”等，都是记录灾异，由此可以知道。汲冢《周书》有《周月解》，也说：“夏历的数法合于天，是百王共同遵循的。商朝以斗柄指向丑位的月份为正月，也超过了这一点；我周建立正朔，是为了垂示三统。至于敬重地授予百姓农时、巡狩、冬祭和享祀，仍然依照夏时。”它关于损益变更的意思非常明白。经书说“春天举行烝祭”“春天巡狩”“夏天举行搜狩”，大概由此可以看出三正的意义完备了。然而近代的说法往往不是这样。左丘明离圣人时代不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直到战国之际，中国没有改换历法制度的变故；鲁国尚未灭亡，《左传》又流传于当时，正朔怎么容许有差错，却仍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是为什么呢？我曾考察说：有人根据《商书》所说“元祀十有二月”，认为殷、周没有改变月份；又因为秦人以十月为岁首而称为“夏时”。在“周月”之前加以说明的人，则怀疑建子之月不是春季，但孔子曾经想实行夏历的时令。考察太史公的记载，殷代革命说“改正朔”，周代革命说“制正朔”，秦代革命说“改年始”。“正”是正月，“朔”是每月初一。何氏《公羊传》注说：“夏朝以斗柄指向寅位的月份为正月，以平旦为

译朔；殷朝以斗柄指向丑位的月份为正月，以鸡鸣为朔；周朝以斗柄指向子位的月份为正月，以夜半为朔。”就是这个意思。殷、周把所改的月份作为岁首，所以说“改正朔”“制正朔”。秦朝把十月作为岁首，却另外采用夏历来计算月份，所以说“改年始”。其中的意思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汉书·律历志》依据三统历，说商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也就是《尚书·伊训》所说的“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在冬至祭祀先王，越过茀草去办理政事。它所引用的《尚书》文辞有先后次序，都与伪孔氏《尚书·伊训》篇的语意不合；而且说的是日期，不说朔日，又不说即位，因此事情应当发生在即位以后。凡是新君即位，必定先到宗庙朝见祖先，然后确立君臣之礼。如今即位后还没有超过一个月，又祭祀先王，让继承王位的君主去见祖先，这是什么礼制？到第三年十二月初一，奉嗣王回到亳地；这一天本应当拜见祖先却没有拜见，又是什么道理？所谓古文《尚书》，大概就是这样拾取传闻附会，既不合事实，也不合经典。说《尚书》的人竟想依据它来证明殷、周没有改换月份，可以吗？又说九十五年以后，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没有余分。《春秋》历法中，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八年以后是武王伐纣、攻克殷商的年份，二月己丑晦日大寒，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礼记》中孟献子也说正月是冬至，七月是夏至，这些说法都与《左传》相合。冬至在商历十二月，在周历正月；大寒在周历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历》把它列在立冬、小雪时说：按夏历是十月，按商历是十一月，按周历是十二月。唐代的《大衍历》追算《春秋》中的冬至，也都在正月。谁说殷、周没有改变月份呢？陈宠说：阳气开始萌动，有兰、射干、芸、荔等草木相应；天以此为正，周以此为春。阳气向上贯通，雉鸣鸡乳，地以此为正，殷以此为春。阳气已经到达，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处于正位，蛰虫开始活动，人以此为正，夏以此为春。大概天在子位施行，地在丑位化育，人出生于寅位。三阳虽然有微弱和明显的差别，三种正朔都可以称为春。这也是历法家相承的说法。所谓夏历的数法合于天，是因为它最适合四时的中正之道罢了。谁说建子之月不是春季呢？至于孔子回答颜渊治理国家的问题，那与撰作《春秋》的事情不同。《春秋》是当代的书，用来治理当代的臣民；孔子不应改变周代的时令来使百姓听闻受到迷惑。至于治理国家，是为后世君王建立法度，所以列举四代的礼乐而斟酌取其中。事情本来各有适宜的地方。假如周朝没有改变时令，为什么还要说“实行夏代的时令”？假如孔子果真想采用夏制来改变周制，那么他又怎么会责备诸侯没有尊奉周王，评论齐桓公、晋文公，并斥责吴、楚呢？何氏《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注说：河阳冬季说“狩”，获得麒麟时春季也说“狩”，大概是根据鲁国改变周历的春季，把它当作冬季；舍弃周历的正月而实行夏历的时令。用“实行夏时”来解释《春秋》，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何氏本来就认为以建子月为周历的春季，只是怀疑“春”字不应与田猎相连，便妄自改写其说。到了程子门人刘质夫，则说：“周历正月，不是春季，只是借用天时来建立义理罢了。”于是又怀疑建子月不应称春。这就是胡氏所谓“以夏时为季节而冠以周月”之说的来源。先儒见《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又由于孔子著述的法则没有流传，只能斟酌四代礼乐作为百王的大法，于是认为孔子作《春秋》的本意就在这里。所以番阳吴仲迂说：“如果依从胡传，那么周朝本来实行夏时，却把子月当作冬季；孔子反而不实行夏时，却把子月当作春季了。”何氏的

译错误，又与此不同。所以朱子认为，恐怕圣人制作典籍，不会如此反复更改、烦琐扰乱、颠倒错杂而没有条理。薛氏又说鲁国历法把冬季改作春季，陈氏在后来的传文中采用他的说法说：“以夏时为季节而冠以周月，是鲁国史书的体例。”这大概是知道《春秋》把周时改成夏时不合适，于是又把过错转移给鲁国罢了。然而说鲁国有自己的历法，实际上是刘歆的错误。考察《律历志》，其中说刘向总括了黄帝、颛顼、夏、殷、周历以及鲁历，共六种历法。由于周昭王以下没有世次可考，所以便依据周公、伯禽以下的世系来编纪。

译从炀公到缗公，冬至都采用殷历；每过一日，便由历法家借助鲁国君主的世次，反推周历正月初一是否与朔日相合，因此称为鲁历。它并不是鲁人自己制定的，这一点很明白。《宋书·礼志》又说，六种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只不过有考察历法推算详略疏密的内容罢了。这哪里是当时实际使用过的历法呢？刘歆受《襄公传》《哀公传》文字的迷惑，于是说鲁国有掌管历法的官员，杜氏又沿袭了这个错误。然而主张这种说法的人自己也认为“夏时、周月”不应同时存在，所以径直说《春秋》按夏正计算月份；又怀疑如果是这样，古代重大事情必定都在岁首，隐公不应在寅月即位。他们进退都没有根据，实在不值得深入辨析，但迷惑的人仍把它当作千古未决的疑问，这是因为《诗》《书》《周礼》《论语》《孟子》所说的时令和月份不能完全相合。其实三种历正通用于民间习俗，已经很久了。《春秋》本是诸侯国的史记，记载王者的正朔，以表明天下大顺，与颁布历书、告朔是一回事。它所记的事情，有的应当系于月份，有的应当系于时令，这与其他经典不同。《诗》本来是歌谣，又多说民间事情，有时采用夏正以便于文辞通顺、合乎民俗。《书》是王朝史官托言记事的文体，有时记月份而不记时令，有时记时令而不记月份。何况伪孔安国注释的二十五篇，绝不是真正的古书；其中与《春秋》《周礼》所说正月、正岁都采用夏正相合或不合的地方，都不能据此来讨论《春秋》。各种官制和职掌，实际上都是沿袭夏、商二代而有所损益；其中记载时令月份的，多是民事以及巡狩、烝享之礼，自夏代以来相同，所以仍沿用夏时以保存旧典。至于能够看出因革变化的，大概都不是为一代制度确定格式的赴告策书，因此都可以通称时月，也就不能拿来与《春秋》相比较了。若从语言来说，《春秋》也像《诗》《书》一样，春、夏二字都可以通用，是民间习俗中的常用说法，不能据此认为周朝没有改易时令。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发生旱灾，十一月把人行的小桥修成，十二月把车行的大桥修成。”这段话写在《左传》之后，周朝改月份的制度仍然存在。《竹书纪年》又记载晋国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就是鲁隐公元年正月。《竹书纪年》是后人用夏正追记旧史，所以与《春秋》不同；但它也不曾任意用夏正扰乱《春秋》的时月。大概殷、周改易时令月份以及制度上的损益，都是同一个道理：例如尊尚年长，是由尊贵德行而发展到尊贵富贵；亲亲之礼的迎接，是由庭院而到堂上、再到门内；大事举行的时间，是由黄昏而到日中、再到日出。这些都是逐步推进的办法，用来顺应天道、通达世变，在当时本来并不认为奇怪。所以孔子认为由此可以推知百世，并不只是说这样做可以改变人的听闻和看法而已。那些秦人认为三代不足以取法，既然已经不足以理解这些道理；后来被当今事物蒙蔽而不了解古代的人，也就没有资格谈论这些问题了。自从啖助、赵匡以后，学者往往习惯于攻击《左氏传》，而以周正为最严重，因为这尤其损害经义，所以特意详细记述于此。《诗考》【程敏政】考察孔子删定《尚书》，共有一百篇；删定《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这些书都遭遇秦火而断绝了。汉朝兴起后，废除了挟书之律，经学儒生才敢在灰烬残余中搜集遗篇，从零散的记诵中整理编次。然而《尚书》流传出来的并非出自同一时代，所得也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经过互相参校考订，定为五十九篇，亡佚的将近一半；但有见识的人仍不能不辨别其中的真伪。这就是今文、古文《尚书》疑伪纷争的由来。《诗经》与《尚书》遭受了同样的灾祸。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而三百零五篇却完整如旧。它究竟藏在什么地方？由什么人传授？这些问题本来就不能不引起人的怀疑。齐、鲁、韩三家亡佚后，只有毛氏之学流行。朱子于是为它撰作集传，他深刻辨斥《毛诗序》的错误，对后世学者功劳很大。然而我读了以后，仍有不能完全领会的地方；这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心中不能认同，又不敢欺骗自己。刘歆传中说：“文帝时，《诗经》的传授才开始萌芽，都是诸子各自的传说。到武帝以后，邹、鲁、梁、赵一带才颇有传授《诗》《礼》《春秋》的人；一个人不能独自通晓全部经文，有的传雅，有的传颂。”推究这番话的意思，就知道今天的《诗经》是汉儒缀辑而成的，并不是孔子删定的旧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诗”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虞书》，其中说：“诗是表达心志的，歌是把言语咏唱出来的，声音依随咏唱的长短，音律使声音和谐。”大体说来，古代的诗都是乐歌。诗虽然分为风、雅、颂，但都以音乐为主；正如《周易》虽然有卦辞、爻变、卦象的区别，但都以占筮为主。古代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父亲在庭院中的训诫，都从诗中得到。所谓培养人的良知、良能，就是这个意思。但如今的诗却把亲狎邪僻、淫荡放纵的词句，同《清庙》《生民》一类的诗混杂在一起，说出来玷污牙齿和脸颊，写下来污秽书册。老师怎么能把它教给学生？父亲怎么能把它教给儿子？何况圣人经典、贤人传记的法则，本来就是用来治理性情、涵养心性的工具。经典说：“不合乎礼的话不要说，不合乎礼的声音不要听。”又说：“嘴里不说恶毒的话，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要求如此严明。诗，是内心的声音，是从人的性情中发出来的。孔子删定诗篇，排斥郑声，把它作为万世不变的经典。可是如今反而从这些淫荡词句中取材，那么孔子删掉的究竟是什么诗？他排斥的又究竟是什么声音？有人说：古代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所以不妨美恶兼收。这种说法大错特错。陈列诗歌观察民风，不过是说：“某地的诗歌，其中可以流传的有若干篇，如《二南》之类；那么该地民风的美好就可以知道了。”

译“某地的诗歌，其中可以用来警戒的有若干篇，如讽刺淫乱的诗；那么该地民风的混杂就可以知道了。至于某地的诗歌没有可取的，那么该地民风的恶劣也就不言而喻了。难道一定要把那些亲狎邪僻、淫荡放纵的词句全部陈列出来吗？况且诗只是求得治理的一种途径罢了。其他可以观察民风的途径，本来就很多。施行于政令、体现于刑法、见于官府的文书法令之中，哪里有限度？说可以参照诗歌当然可以，但一定要到诗歌中去寻找，难道可以吗？恐怕先王不会这样迂曲吧。大体说来，《小序》不应把淫乱者自己创作的诗当作讽刺淫乱之作，所以未子加以辨斥，这是对的。然而“刺淫”二字，确实是古代讲授诗经时师生相传的话，出自孔门，不可任意诬蔑。为什么呢？汉儒只看见三百零五篇的篇目散失不全，于是把孔子删去、放弃的剩余篇章统统拼凑起来，以补足篇数；《小序》作者没有察觉这一点，也把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说法一概称为“刺淫”。这就是它失误的原因。未子加以辨斥，是对的。但《集传》又以孔子“郑声淫”一句为主，把郑风中《小序》认为是“惧怕谗言、思念贤人，讽刺废弃学习而怜悯没有臣子”的诗，都举出来归入“淫诗”，那么也未免矫枉过正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这些诗既没有指明作者，也没有证据佐证，如果用善意去推测，淫诗也可以说成雅诗；如果用恶意去推测，雅诗也可以说成淫诗。汉儒本来就有人把《二南》说成讽刺诗。解说诗歌的人，难道可以抛开已有的、尚且可疑或可信的依据，而凭臆见悬空裁断吗？由此看来，所谓“刺淫”的诗，正是孔子必定保存下来的诗；所谓“淫者自作”的诗，则是孔子必定删去的诗。古今人的情性相差不大，而存于人心中的道理没有古今之别。假如有人把亲狎邪僻、淫荡放纵的词句，与伊川的《击壤之集》、朱子的《感兴之诗》一同收录，每天给学者讲习诵读，却说：“这篇是用来显示劝勉的，那篇是用来显示警戒的”，那么不把这种做法看成侮辱圣人言论的人，几乎没有。又每天在讲席、经筵之前铺陈演说这些诗，说：“这篇是用来显示劝勉的，那篇是用来显示警戒的”，那么就会流于不敬，走上教人淫乱的道路；上面把它当作惯例，又会开启人们竞相仿效的念头。这样损害经典、危害教化，简直说不尽。有人说：“《春秋》也是孔子亲笔所作，然而其中记载了许多篡夺、弑杀、淫乱的事迹，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垂示法则、建立戒惧罢了。” “诗经中保存这些内容，也是同样的意思。”这就更不对了。诗与史，体例截然不同。所以说到孔子对《春秋》的工作，称为“修”；修订就包含褒贬的意义，其法则不能不完备。说到孔子对《诗经》的工作，称为“删”，删就包含排斥郑声的意义，其法则不能不严。《集传》说：“在音乐中深深断绝这种声音。”把它作为法则；同时在诗歌中严格确立文辞，把它作为警戒。我认为诗与乐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假如把诗中的一个字改作史，那么垂示法则、建立戒惧的意义就会同时具备，而且更加明白。有人说：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父亲在庭院中的训诫、太师陈列诗歌，也只是取其中好的罢了；不好的就暂且搁置，只用来表示警戒，而不用来教学、不用于训诫、不用于陈列。这样一来，它不过是普通诗歌，又何必烦劳圣人删定并称为经典呢？事实并非如此。诗的教化作用，大概没有超出“温柔敦厚”“思无邪”这两句话。如果删去淫乱者自己写的诗，保存讽刺淫乱的作品，那么这种说法就讲得通。否则，想求得解释却求不到，便会失之过度；若因此又失之不足，那么圣人删诗、放郑声的用意终究不能向后世说明。未子是学习孔子的人，认为这部经典确实出自圣人删定，因此深深辨斥《小序》的错误，稍稍解除学者的蒙蔽；难道是要违背汉儒的欺罔吗？汉儒扰乱了《大学》，朱子便订正它的章句；汉儒扰乱了《周易》，朱子便订定它的经文和传文；汉儒败坏了礼与乐，朱子便编定《三礼》。至于不探究其中义理，只把《诗传》编到这里为止，这对汉儒是幸运，对后来的学者却是不幸。唉！把亲狎邪僻、淫荡放纵的词句保存下来，流传万世而作为经典，其罪过又大又久远。因此我特意重新加以剔抉辨析，另编成这部书；虽然极其僭越，也不敢逃避此责。这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心中不能认同，不敢欺骗自己；也是确实认为汉儒有错，而一心尊崇圣人经典罢了。《圣裔考》【程敏政】先圣孔子之后，凡是继承爵位、奉祀孔子的人，称为大宗子。宗法载于《礼》，不可不慎重。然而考察史籍，在世代承袭之间，仍有值得讨论之处。大概先圣之后第一代为泗水侯，第二代为沂国公。沂国公第五代生孔顺，仕于魏，因孔子后裔之故，被封为鲁国文信君。圣裔受封，大概从此开始。孔顺生三子，长子叫孔鲋，秦封为鲁国文通君，又任陈王博士；次子叫孔腾，任汉长沙王太傅；三子叫孔树。孔鲋、孔腾的后代，分成两支宗族。孔鲋第六代孙生孔何，齐成帝时，梅福上书说孔子是殷人，应当封他的后代来奉祀殷汤，于是封孔何齐为殷绍嘉侯，不久进爵为公，封地方圆百里。这是一宗。孔腾第四代孙生孔霸，元帝时赐号褒成君，奉祀孔子。这又是一宗。这样看来，绍嘉公是大宗，褒成君是小宗。孔何齐生孔安，光武帝时继承爵位，又进封宋公，列为汉朝宾位诸侯。孔霸上溯三代生孔均，平帝元始初年进封褒成侯。孔均的孙辈生孔损，和帝永光年间徙封褒尊侯。到献帝初年，封国断绝。两宗到了汉朝灭亡时，都失去了传承。

译魏文帝黄初年间，重新访求先圣后裔，找到议郎孔羡，赐爵宗圣侯。传到第二代生孔震，晋武帝泰始初年改封奉圣亭侯。孔震第二代生孔懿，随元帝南渡，居住在会稽，孔氏从此又分为南北两宗。孔懿生孔解，宋文帝元嘉八年因罪被夺爵，十九年由孔隐之承嗣。孔隐之又因儿子不孝失爵，二十八年由孔惠云承嗣，后来又因重病失爵。孝武帝大明二年由孔迈承嗣。孔迈传给儿子孔荂，孔荂也因罪失爵。这是南宗。后魏时期访求先圣后裔，找到第二十七代孙孔乘，任为崇圣大夫。孝文帝太和年间改封他的儿子孔珍为崇圣侯。孔珍第三代生孔渠，北齐文宣帝改封恭圣侯，后周宣帝时进封邹国公。孔渠第二代生孔嗣哲，隋炀帝时改封绍圣侯。这是北宗。这样看来，随元帝南渡的一支是大宗，受北魏封爵的一支是小宗。南北两宗到了隋朝灭亡时，又都失去了传承。唐太宗贞观十一年，才找到先圣后裔孔德伦，赐爵褒圣侯。孔德伦第二代生孔燧之，玄宗开元年间进封文宣公。传到第七代生孔光，遭逢五代之乱而失去爵位，后来任泗水县令。有一个负责洒扫的家奴孔未，想要冒充继承封爵，便把孔氏诸人全部杀死。孔光的妻子生下儿子孔仁玉，当时才九个月，于是秘密抚养他。后周时期才找到他，让他继承爵位；进入宋朝后去世。到太平兴国年间，又召孔仁玉的儿子孔宜来继承封爵。孔宜第二代生孔圣祐，没有儿子，由弟弟孔宗愿承嗣。仁宗嘉祐年间，认为孔子的谥号不能加在后人身上，于是改封为衍圣公。孔宗愿传给孔若防，哲宗元祐初年改封奉圣公。孔若防因事获罪被废，由弟弟孔若愚承嗣，又恢复为衍圣公。孔若愚传给儿子孔端友，随高宗南渡，居住在衢州。孔氏从此又分为南北两宗。孔端友传四代生孔洙，宋朝灭亡时失去爵位，这就是南宗。伪齐刘豫在济南僭越称帝，找到先圣第四十九代孙孔璠，赐爵衍圣公。刘豫被废后，金朝沿袭了这一封爵。孔璠传三代生孔元措，金朝末年崔立作乱，投降元朝，于是把孔元措也一并俘去。这就是北宗。这样看来，随高宗南渡的一支是大宗，受刘豫封爵的一支是小宗。孔元措进入元朝后去世，于是召孔洙让他继承爵位，但孔洙坚决推辞，回到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集中书省确定继承之议，先圣第五十三代孙中应当承袭封爵的人，于是找到孔元措的族人孔思晦，报告朝廷。孔思晦承受爵位后去世，因其儿子显贵，追封他为鲁郡公。如今作为大宗子的人，都是孔思晦的后代。于是作《圣裔考》。《测影台考》【程敏政】考察《周礼》，它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太阳的影子，共设置五座表，其中中央的一座在阳城，就是现在登封东南告县旧治所在地。我到那里时，见有两座台还保存着。南面一座，顶端用大石雕成，顶部狭、底部宽，高一丈多，宽度约为高度的一半，中间竖着一块石碑，刻着“周公测景台”。台北三丈左右，又有一座台，高约三丈多，用砖砌成。台的北面中央有一道缺口，深、宽约二尺，下面排列石块作为通道，一直通到北面约五丈远的地方；石上有两条小渠，渠旁刻有尺寸，十分精密。最北面的一块石头上有两个小孔，用来出水。我询问当地人，他们说老人相传这叫量天尺，又有人认为它是铜壶滴漏。考察县志，这里名为观星台，也说是周公修筑的。然而我看到它所刻的尺寸文字，明显是今天的文字，恐怕不是周公留下的；何况历代律历书籍谈到尺度时，也从未提及阳城测星台的尺度，大概不可信。恐怕只有石台才是周公的遗迹，所谓观星台，则是后人依其遗迹修建的。况且这个地方曾经设置过金昌府治，又曾设置过告县县治，修建此台的难道是那些时候吗？又考察《礼疏》说，四方的表各自距离中央的表一千里。我用《禹迹图》考察，南表应当在郢的北面，东表应当在辽的东面，北表应当在肃的北面，西表应当在华的西南、终南山的东面；如今这些地方不知道是否也有遗迹存在。姑且记下这座台的形制，以备后人考察。《禘祫考》【王道】禘祫，是天子、诸侯在宗庙举行的大祭。周朝衰微以后，礼制废弛，其详细制度已无法听闻；而传记中保存下来的义理，又被各位儒者进一步搅乱，所以这种说法不能在世上得到充分阐明。先王制定礼制，建立宗庙并用禘祫祭祀祖先。后世不明白禘祫的意义，宗庙制度也因此无法确定。宗庙制度不能确定，那么在其中举行的禘祫就会紊乱烦琐，名义与实际相违背，不再是先王的本意，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实在可惜。我曾经考察过这件事，各位儒者争论纷纷，虽然看起来并不一致，但主要有两种说法。郑康成把禘、祫混为一谈，只在五年举行两次的大祭中寻找依据，所以说祫大而禘小，二祭相互承接，都是盛大的祭祀。凡是接近这种说法的，都是以郑康成为宗主。赵伯循把禘、祫判定为两种祭祀：祭祀始祖所出自的祖先，并以自己的始祖配享，而不涉及群庙神主的，叫作禘；像《公羊传》所说那样举行大合祭的，叫作祫；并且认为天子有禘有祫，诸侯有祫而没有禘。凡是接近这种说法的，都是以赵伯循为宗主。郑康成的说法支离缠绕，确实不合礼意；杨信斋等人攻击它，已经搜剔抉摘得没有余地了。然而详细考察《大传》的文字，参照《仪礼》和《丧服子夏传》，再以程子的说法加以判断，就会知道赵伯循的见解也不是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所谓齐国的说法失之于偏，楚国的说法也不能说就是正确的。考察《大传》说：“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天子禘祭始祖所出自的祖先，以自己的始祖配享。诸侯祭及自己的始祖，大夫、士有大事得到君主的许可，才可以干祫到自己的高祖。”《子夏传》说：“都邑中的士只知道尊奉父亲，大夫和学士则知道尊奉祖先，诸侯祭及自己的始祖，天子祭及自己的始祖所出自的祖先。”这两条相互发明，正是禘祫的意义见于传记、可以推寻的地方。所谓“天子禘祭始祖所出自的祖先，以自己的始祖配享”，就是说天子祭及自己的始祖所出自的祖先。“及”字的意思，是从这里一直推及那里。大概是说，天子把始祖所出自的帝迎请到始祖庙中，居于正东向的位置；始祖暂时退居昭穆的行列，统率有庙和无庙的神主，一同在帝的面前享祭，所以说“配”，称为禘。禘，就是审察的意思，以审察昭穆为义。既然以审察昭穆为意义，那么合祭共享也包含在其中了。

译所谓“诸侯祭及自己的始祖”，是说诸侯比天子低一等，没有始祖所出自的帝，只把有庙和无庙的神主集中到始祖庙祭祀。这正是《公羊氏传》所说的：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始祖庙中，尚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始祖庙合祭。这就叫祫。祫，就是合，正是以合祭共享为意义。天子说禘，要说到始祖所出自的祖先；诸侯不直接说祫，而说祭及自己的始祖，是与下面“干祫”的文字相互发明。所谓干祫，是说大夫、士又低于诸侯，没有始祖，也不能举行祫祭；只有曾有功德、为君主所知，并得到君主许可，才可以合祭到自己的高祖，所以称为干祫。“干”是向上冒犯、干涉的名称，因为它向上干涉诸侯的祫祭。由此说来，合祭祖宗本来是一回事。天子祭及始祖所出自的祖先为止，叫作禘；诸侯祭及自己的始祖为止，叫作祫。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天子的礼制不能被僭用，所以说“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诸侯虽然尊贵，终究也是臣子，他的礼制可以向下通行，所以大夫、士有可以干涉其祫祭的情况。大概因为地位有尊卑，所以祭祀有远近，名称也有异同。程子用一句话概括说：“天子称禘，诸侯称祫，但礼制都是合祭。”可以说是最明白了。赵伯循只摘取“天子禘祭始祖所出自的祖先，以始祖配享”一句来立说，却没有察觉整章把禘、祫相对举出的意义，大概是考察得还不够精细。况且禘之所以称禘，本来就是因审察昭穆而得名；《尔雅》又说：“禘，是大祭。”如果只让始祖配享始祖所出自的祖先，而不兼及群庙神主，那么既然没有昭穆可以说，祭祀又寂寥简略到了极点，还怎么足以称为大祭呢？传记中说：“礼制烦琐就会混乱，祭祀神明就会困难。” 如今既然不把合祭共享作为禘的意义，就不得不取诸侯的祫祭来补足天子的礼制；而祫又有大祫、时祫，此外还有时祭。这样一来，天子的宗庙中就有禘、有祫、有时祫、有时祭，一年之中忙碌奔波，几乎没有空闲日子；耗费钱财，妨碍、侵夺政务，这些固然不用说，恐怕先王祭祀神明和祖先的道理，也不至于如此烦琐而亵渎，由此可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有人说：“天子称禘，诸侯称祫；鲁国是诸侯，为什么《春秋》有禘有祫呢？”回答说：“《春秋》从来没有说祫，所谓说祫，是《公羊传》《谷梁传》诸儒的错误。礼制规定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鲁国由于成王赐予它使用天子礼乐的权利，所以用禘代替祫，但这并不合礼，所以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礼制已经衰微了。鲁国既然用禘代替祫，后来便把它作为常祭；《春秋》不能把所有情况都写出来，于是在记载失礼的事情中，又记下那些更加失礼的行为，以便详尽说明事变和僭越情况。”隐讳罪行也因此显现出来。然而有的地方记作禘，有的地方记作大事、有事，有的地方记作从祀。先儒说，意义在于使用禘礼的，就记作禘；意义不在禘礼的，就记作事情，这是对的。左氏距离《春秋》的时代还不远，又曾见过鲁国史书，所以在记载武宫举行有事以及从祀先公的传文中，都用禘来说明，必定有所依据。《公羊传》《谷梁传》只把鲁国当作诸侯看待，没有考察当时鲁国僭越窃用礼制、礼制变乱的详细情况，所以把禘说成禘，把“大事”说成大祫，把“有事”说成时祫。但他们不知道鲁国实际上没有祫祭。汉儒沿袭了这种说法，于是禘、祫相混，也从这里开始。所以说：“《春秋》从来没有说祫，所谓说祫，是《公羊传》《谷梁传》诸儒的错误。” 《蔚废代城考》【尹耕】蔚城东面约二十里有一处旧城遗址，民间称为代王城，周长二十五里，九座城门的遗迹都还在。金波泉从遗址北面发源，夹着城墙向东南流去，就是《搜神记》所说“开始筑城时，西南面的木板掉进

译泽中，却自行立起来”的地方。老人说：“从前大概有个代王住在这座城里，与燕国约定互相救援，设置传递战鼓作为信号。敌人大举入侵，敲响战鼓，燕国的救兵没有到，代王出逃，国家便成为废墟。”又说：“废城南面几里处的小山，就是鼓台。”我去寻找，果然如此，现在仍称为擂鼓埚，他们的话是有根据的。然而竟然不知道所谓代王究竟是什么人。《一统志》说：“蔚城东面有代王城，就是汉代县的旧城。”汉文帝受封为代王，住在那里，郡里的旧志也这样说。文帝受封代国固然确实，但约燕国互相救援、敌人到来后出奔，并不是文帝的事。《史记》说：“文帝以晋阳为都，迁都中都；他巡幸太原时，又免除晋阳、中都三年的租税。”其中没有提到蔚地。后来文帝把原代国分给两个儿子，武王在晋阳以代为都，参王在中都以太原为都，这些都是原来的都城，蔚地却不在其中。既然如此，说蔚的废城是文帝居住过的地方，可以吗？废城不是文帝居住的地方，却诬说文帝遭敌人攻击而出奔，可以吗？文帝从代地入朝奉祀宗庙，他原来的都城也一定会加以培植，以表示不忘；说它竟然成为废墟，可以吗？考察《高帝纪》：“十一年下诏说：‘代地处在恒山一带，与其他境域接壤，多次发生边境祸患，难以作为封国。应当取太原南部的一些土地，增加隶属于代国的地区；把代国云中以西的地方设置为云中郡，那么代国受到边患侵扰就会少一些。’”于是立儿子刘恒为代王，以晋阳为都，后来迁都中都。蔚的废城，就是代国旧都。汉高帝广建诸侯王，代王喜沿袭了这个都城。所谓“多次发生边患，难以作为封国”，是因为刘喜逃亡回来之事。取山南太原的一部分土地增加给代国，代国就向南扩展了；把云中以西改为云中郡，云中就不再属于代国了。汉朝又设有代郡，那么代也就不再属于代国了。代国不再是代国，却保留着代的名称，这正是后人疑惑的地方。因此有人知道文帝曾被封为代王，却不知道他从未到过蔚地；知道晋阳、中都曾免除租税，却不敢拿它作为证据；知道文帝从未遭敌出奔，却不敢替他辩明。牵强附会的说法纷纷出现。况且代王刘喜受封时，与卢绾同时，正处于草创时期，披荆斩棘修筑城邑，每天忙碌还来不及。燕国和代国土地相邻，必然会互相救援。燕国救兵没有到，代王刘喜出奔，老人所传的话真实而且有证据。以刘喜丧失国土、迁移都城为鉴，于是随着代国南迁而设置代郡。这是汉高帝的筹划，而代国也因此向南迁移。《一统志》和郡志没有详细询问老人所传，也没有考察史文的事实，更没有查考高帝十一年的诏书；看到一座代王城，就径直指认为文帝所建，难道不是糊涂吗？又有擂鼓埚在废城南面，再向东南就是蔚县的九宫口，从这里走一百六十里可以到达易县。如今道路虽然淤塞，但询问樵夫就能知道。史书说卢绾为燕王时以易为都，那么所谓传鼓之事，不就更加可信了吗？唉，司马迁的足迹遍及九州，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代国考》【尹耕】考察代国，自从纳入汉朝以来，它的封国数次变迁，大体有三处：山北、山南、山东。所谓山北的代，是旧代国，开始于商汤，历代沿袭。因此齐桓公所征服的代，赵襄子所兼并的代，代成安阳君受封的地方，公子嘉逃奔的地方，赵歇、陈余称王的地方，夏说镇守的地方，刘喜放弃的地方，陈豨监管的地方，都是这里，也就是所谓蔚的废城。山南的代，是迁移后的都城，始于高帝十一年；当时把山北划为郡，又逐渐割取太原的土地增益给代国，使它另立为国。因此文帝最初受封的地方、文帝中年迁移的地方、文帝入继帝位前亲自治理的地方、巡幸并免租的地方，以及分封给儿子刘武、儿子刘参的地方，都是这里，

译也就是所谓晋阳、中都。山东的代，是再次迁移后的代国，始于武帝元鼎年间；汉朝修筑广关，以常山作为屏障，于是把代国迁到清河。后来王莽承继绝嗣，改号为广宗。因此王义建都的地方、子年被废黜的地方、如意复封的地方，都是这里，也就是所谓清河。若说都城，最初叫代，后来是晋阳、中都，最后是清河，前后有三次变化。若说名称，最初叫代，后来叫代太原，又恢复称代，最后改称广宗，前后有四次变化。所以凡是说代王、代相、代国的，在文帝以前所指的是我们所说的这片土地，文帝以后则不是。凡是说代郡、代郡守、代郡尉的，从上自赵、秦时代直到下至两汉，所指都是我们所说的这片土地。掌握这一点来考察，阅读古代文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代郡考》【尹耕】

译代国的旧制，按史实考察是可以知道的。至于代郡，众说纷纭，议论不一，所以后人产生了疑惑。有人说代郡的辖境很广，南面包括上党、铜鞮、蔚，这些地方不过是它的北境；又有人说今天的代州就是代郡，在雁门以南，蔚地不能指为代。于是有人引用韩信在阏与斩夏说的事，来证明代郡辖境很广；又把文帝建都代地歪曲为建都今天的代州，来证明代郡在南面。人们产生疑惑，也就不奇怪了。代地作为封国时就是我们的蔚地，国都就在蔚；作为郡时郡治也在蔚。封国有迁变，不过是文帝迁到晋阳、如意迁到清河；郡的更置，不过是隋初的雁门、唐初的阳曲和秀容而已。史书都记载得很清楚，并不相混。现在根据各地的地理志考察，前汉代郡统辖十八县：代县就是蔚地，灵丘、广昌就是今天的灵丘、广昌；延陵、平舒就是今天的广灵；东安阳就是蔚地已废的安定县；马城就是马邑；阳原就是弘州；桑干、参合、高柳都是靠近边塞的地方。又如中部都尉治所在卤城，靠近参合；当城正对桓都，都不在南面。没有考察到的，只有道人、班氏、徐氏、北平邑罢了。后汉所统辖的十一县，都是前汉旧县，只是没有延陵。此外还有阳原、参合、灵丘、广昌、卤城；晋朝所统辖的三县，是广昌、平舒，另加富城；后魏所统辖的四县，是平城、太平、武周、永固。这些哪里曾经向南延伸到阏与和今天的代州呢？文帝没有在代地建都，《代国考》已经辨析得很明白。夏说所在的阏与，不过是从那里出兵，迎击韩信的进军，难道就能因此把阏与说成代地吗？大概自从乌桓、鲜卑杂居以后，边地逐渐沦陷；建安、黄初年间国势不振，边郡多被废弃。从此以后，元魏把这些地方隶属于司牧之地；北齐只设置灵丘，代于是也不再成为郡。唐朝初年，代地陷于突厥，于是因隋朝把雁门改为代郡，才把代郡设置在雁门。又因为后周在灵丘设置蔚州，便把蔚州侨治于阳曲，又侨治于秀容，这些都不是旧地。到了贞观年间击破突厥，在灵丘设置郡，却仍沿用蔚的旧称；天宝年间重新确定名称，又恢复设置代郡，但仍沿用雁门的旧地。此后变更不固定，大体也不超出这些情况。于是人们只知道代就是代、蔚就是蔚，却不知道蔚的旧地就是代，代的旧地就是雁门。唉！代地可以向南迁移，磨笄山却不能迁移；雁门可以改称代，勾注山却不能更改。研究沿革的人，也只有以《禹贡》为根本，用山川作为标志来确定疆域，这样才是万世都可以考求的依据。《庄定山起用考》【罗钦顺】定山在弘治甲寅年被重新起用，这年冬天又授任行人司副。当时内阁成员是徐文靖、丘文庄、刘文简。第二年乙卯二月，文庄去世，李文正才进入内阁。三月，定山升任南京吏部郎中。丁巳年三月，因考察，以年老多病辞官。定山从行人司副升任郎中时，徐文靖都在内阁，实际上是首辅。此后丁巳年过了一年，定山才因年老退休。定山刚到京城时，文靖已经有应当让他恢复翰林职务的说法，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竭力主持此事。湛甘泉所作定山墓志，大多有回避掩饰的意思；其中牵涉文庄和文正的部分，也都是出于偏颇的说法，起初并没有确凿根据。定山晚年的出仕与退处，本来就难以说清。他引退时不够果断，把责任归于子弟，还可以理解；如今却反过来归罪倪青谿，反复指责不止，岂不是又加重了定山的负累吗？青谿与定山也不是同榜进士，听说他曾经事先暗中提醒，十分想设法保全定山。等到众人的议论已经一致，也就没有办法了。偶然读到甘泉文录中这件事，随手记下。《明文海》卷一百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余姚黄宗羲编，考二 《九边屯政考》【邹德溥】高皇帝考虑到军粮数额巨大，加上征收运输使百姓困苦，于是经营屯田政务，使军士各自凭劳动养活自己，这大概是三代以来寓兵于农遗留下来的意义。这样百姓既没有转运粮食供给军队的劳苦，军队也少有从千里之外运粮而来、士卒面有饥色的忧患。因此筹划边防的良法美意，没有比屯田更好的了。从洪武元年起，就命令各位将领分派军队在龙江屯种。后来制度逐渐完备，屯田遍及天下，其中规划九边屯田尤其严密。辽东屯粮最多，以石计算有七十万；其次是甘肃，甘肃有六十万；再其次是大同，大同有五十一万；再其次是固原，固原有三十二万；再其次是宣府，宣府有二十五万；再其次是宁夏，宁夏有十八万；再其次是蓟州，蓟州有十一万；延绥略少，但仍有六万。山西失去了簿籍，无法考察；可以考知的有八十多石，按最初的数量计算，大概也不会少于十万。大体上把军士十分之七分派去屯种，留下十分之三守卫城池；每名军士分给田地五十亩，缴纳正粮十二石，储存在屯仓中，等到这些军士按月领取供给。缴纳多余粮食十二石，用来充作卫所官员的俸禄，以及供给在军城操练的军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洪熙元年，下诏减征余粮六石；正统二年又下诏，各屯的正粮立即由屯军自行收取以供养自己，不必运入仓库，大概屯田赋税的定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国初又因为估计边地寒苦，靠近边塞的地方需要一边耕种、一边守卫，劳力最为艰苦，于是开放商人运粮换盐来维持边地，命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郡，官府发给盐引，商人凭引到盐场领盐，再转卖获利。永乐年间，粮食二斗五升可换盐一引，商人获利很厚，争相前往，各自设置保伍，招募民众督促耕作，于是边地全部得到开垦，塞下粮食充盈，露天积存的粮食比中原还多。屯军也因此有了保障，彼此守望相助，能够放手耕种。当时各镇的军饷都在当地足额供给，不依靠从内地输送，百姓除了正常赋税以外没有其他征敛，平民都安于自己的产业。后来边事逐渐兴起，大量抽调屯军补充军伍，于是屯田缺少人手，田地渐渐荒芜。又设置养廉田给官员，官员便把肥沃的地私自占为己有，把瘠薄硗确的地转给军士；还在簿籍上任意改动高低、窜改移易，粮额更加不均，再加上豪强侵夺，农事更加废弛。到了弘治年间，大司农叶淇认为商人缴纳粮食很少却获得厚利，于是上奏命令商人改纳银两，由运司解送户部，再分拨运往各边。商业感到边塞危险艰苦，既然不再需要他们运粮，便纷纷散去，改做逐末的行业来营求资财，原先开垦的田地全都荒废了。过了不久，边地米价飞涨，盐课不足以供给粮食，日常用粮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各钞关的商税，仍然不够，甚至要倾尽天子的内库来救济。于是百姓的赋税日益沉重，东南地区的财力也耗尽了。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曾惊讶地说，年例银在天顺以前根本没有，便停止解送。可是他不知道，命令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地后，边储已经极其匮乏。有人询问原因，认为是屯田不能恢复的缘故，于是派使者到各边丈量田地，以清查土地多寡和追缴拖欠赋税为能事。使者承受上意，考核比较十分苛刻，终于激起指挥何锦等人的怨恨和叛乱。议论者认为，不恢复盐法而只清查屯田，边地百姓没有力量耕种，收成终究不会增加，只是徒然扰害贫困的军士，酿成祸乱罢了。总的说来，所谓年例并不是祖宗制定的法令。自嘉靖以来，虽然屡次清查屯田，屯粮时有增减，却始终不能恢复。所以直到今天，辽东仅能得到屯粮二十七万，减少了原额的三分之二；大同仅能得到十二万，减少了原额的四分之三；甘肃得到二十三万，宣府得到十三万，蓟州得到五万，各自减少了一半；宁夏得到十四万九千，减少了原额的五分之一；固原还存有三十一万，延绥存有五万，与原额相比也各减少了数千；山西仅清查得到二万八千多，计算起来也已经减少了原额的一半以上。邹生说：我读《万历防计录》，看到大同一镇的年例竟达到四十五万，蓟州四十二万，密云三十九万，宣府二十九万，即使少的也通常不少于数万，不禁悲痛。不要说国初，只拿最初输送时的数额来比较，如今几乎增加了几十倍，百姓哪里增加了土地，能够承办这样的负担呢？从前并不是能够让士兵不吃粮食而守卫胡地，今天的花费却单独如此巨大。可悲啊！当叶淇上奏改纳折色时，本意以为一石折色可以换得数石粮食，哪里料到祸根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孔子说不要只看眼前小利，确实是有道理的啊！但是我又奇怪，为什么当初废止它那样容易，如今恢复它却这样困难呢？莫非是因为盐税损失太重，所以如今盐税全部用尽也不足以供应边地；即使屯政恢复，年例也可以全部罢除。试着权衡用这个代替那个，怎么样？成祖曾下令，百姓能够开垦治理沿边荒地的，可以自行作为产业，不征收科税。后来有关官员有时又向他们征税，所以如今没有人敢承担开垦荒地的责任。假使边地粮食丰足，既可省去内地输送，又可以借此加强防御，难道一定要征收租税才算有利吗？适逢稻田使者徐君奉玺书，规划治理西北水田，希望徐君功成之后，边地粮食积存增多、粮价降低，这也将是屯田的一项助力。我为屯政不能恢复，以至于耗尽中原的财力来供应边地，却仍然不足而感到悲伤，所以略略记述事情的始末，最后留给忧虑国计的人考察阅览。《乡饮酒礼考》【沈槩】乡饮酒礼起源于有虞氏，在上下庠学校供养国老和庶老。《周礼》说，天子每三年考核一次，选拔贤能，乡老和乡大夫负责举荐，然后在正月以礼接待宾客，诸侯也仿效这种制度。它的意义在于尊崇贤能、尊敬年长，其中也包含尊重贵族的意思。按《仪礼·乡饮酒礼》，仪式前，主人到先生那里商议宾客和介宾；戒告之后到了日期，便为宾客设席。主人向宾献酒、宾回敬、主人酬酒等礼节完毕，乡大夫率宾客入内，奏乐，然后设立司正，举行众宾相互酬酒的礼仪。解释者说，主人指诸侯国的乡大夫；先生是乡里退休的官员；宾和介是处士中的贤者。古代年满七十岁退休而担任乡师，负责教学，常常知道乡人的贤能与否，所以乡大夫到他那里商议。贤者做宾，其次做介，再其次做众宾，主人和他们饮酒。这是因为要把贤者推荐给君主，所以以礼接待他们。可是乡里每次只贡举一人，他的位置在宾席前、面向南；主人席设在阼阶上、面向西；介席设在西阶上、面向东；众宾席设在宾席西边。“遵”和“僎”同义，指乡人中的乡大夫，有时是来观看礼仪、帮助主人以礼接待宾客的人；他们到来后坐在宾席东边，大概是为了表示尊重，不和众宾按年龄排列。司正站在两阶之间，面向北，监察失礼的行为。

译饮酒时，对宾行献、酢、酬三礼；对介行献、酢而不行酬；众宾只行献而不行酢；并推举其中年长的三人拜受酒爵。这三人就是所谓的三宾。由此可见，周代制度排列德行、尊崇贤能，宾和介不论年龄长幼，只有众宾按年龄排列。按爵位排列的意义，以及礼数隆重或简略的区别，可以从僎的设置看出。不过僎最后入席，不参与献酢之礼，这是正礼。到了汉代郡国的礼仪，命党正召集百姓饮酒，在十月举行，于是有了按年龄确定座次的说法。到了我国朝代，斟酌采用三代制度，每年一定举行两次，仪式趋于简朴，但也颇有不同。大体上兼顾年龄、德行和爵位，却与举荐宾客的制度没有关系了。我恭敬地读《大明会典》，洪武年间颁行的礼式规定：主持者由府、州、县的属官长担任，位置在东南；大宾由退休官员担任，位置在东北；僎宾选择乡里年高有德的人担任，位置在西北；介由次长者担任，位置在西南。宾的次位称为三宾，位于宾、主、介、僎之后；司正由教职人员担任。这是正文的规定。附载的礼图则有三僎，位于大宾左侧，以西为上；僚属位于东序，面向西；三宾位于僎宾右侧，以东为上；众宾位于西序，面向东；司正位于主人东边。三僎在原文中没有明确规定，如今由佐贰官担任。由此看来，宾、僎、三宾的位置都面向南，主人的位置在东南；介的位置在西南，众宾按年龄排列，这些与周制没有不同。宾的位置在东北，是按爵位排列并尊尚左位；僎的位置在西北，同时考虑德行和年龄；介由次长者担任，与主人都面向北；司正和主人一同坐着，这些都不同于古代。然而乡里的乡饮酒礼，仍以年高有德者为宾，以其相次者为介，以退休官员为僎，这又稍微符合古制。三僎排列在东北，僚属面向西，众宾面向东，这些古礼没有详细说明。至于把奸邪顽恶、犯有不同罪行的人另列在外席，让他们听读律令、接受训诫，这虽然古礼没有涉及，却也是《周礼》大司徒让罪人坐在嘉石上、使其感到羞耻的意思。礼制要适应时代，重大原则应当顺应当今；其中那些明确的基本大义，古今却不能改变。我私下认为，圣祖制定礼法的深意，大概是说朝廷尊尚爵位，而乡党尊尚年龄；守令、官员和儒学公署属于公职体系，所以以退休官员作为宾礼的对象，而乡里社群仍尊重年高有德者。司正，古代只是担任主人傧相的官吏；古代宾主坐着饮酒，而让司正站立监礼，如今改用师儒担任，坐着是合宜的。但是，关于筹办酒肴，只说斟酌丰俭，没有详细规定数量，所以行礼的人对于三豆、五豆以及酢礼、酬礼应当怎样安排，没有深入辨析，长幼的礼节也因此疏略了。关于公罪、过失和私罪分别设席的命令，虽然再三申明，但恐怕会引发争端、产生嫌隙，已经废置很久了，因此区别善恶的戒令也渐渐衰微。宾主象征天地，介、僎象征阴阳；古今座次虽有不同，但都是正席。《大明会典》颁行的图式已经分明，近年有人沿袭其他图本的错误，把四席都作成斜向而坐。这是因为没有考究古礼；所谓四隅之席，只是就宾、主、介、僎四个位置而言，并不是说四席要像童子席那样斜向而坐、不必端正。所谓僚属，就是同僚和所属官员都在其中。袁氏的仪注图中各席也都是正席，而僎位在东北，接近古制。不过既然让佐贰官担任僎，三僎已经列席，又在旁边列出同僚，那么旁列的同僚究竟指谁呢？这些问题都是后来的学者误解礼文造成的，于是各自实行自己的看法，沿袭成习，难道是正确的吗？设置乡饮酒礼，关系到王化；历代礼仪文字各有其意义，古礼不能拘泥。谨按《会典》所载加以遵行，这样就不会有违背时代的过失了。

译《明文海》卷一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余姚黄宗羲编，考三 《五德之运考》【张养蒙】自古帝王受天命而兴起，他们更替的次序，记载在史书中，可以考察而知。到了战国，邹衍开始推演谈论五德运行，用来判定帝王相继承接的统绪。刘向又推广它的意义，作《五行传》。现在考察起来，有以相克为主的说法，认为夏得木德，商以金德胜木；商得金德，周以火德胜金。这是邹衍的说法。有以相生为主的说法，认为太昊氏最初从震方兴起，以木德称王；接着神农属火德，黄帝属土德，少昊属金德，颛顼属水德，帝喾属木德，尧属火德，舜属土德。这是刘向的说法。至于把五德配合五方，分别对应五色，归属于五音，贯穿于五数，使世代循环往复不止，术士之家都以邹衍、刘向的说法为宗。在先儒看来，却直接斥为不合经典。我因此私下有所疑惑。五行的作用布散充满天地之间，从一个人、一件事直到百工万物，没有不从中取得所需的，何况帝王的大宝，难道可以独独遗漏吗？如果说邹衍的说法完全不可信，那么秦代替周，是按照周所不能胜的水德；汉灭秦，张苍等人都说应验赤帝的祥瑞，应该崇尚火德；公孙臣推演论议，说应当崇尚土德，必将有黄龙出现，后来黄龙果然出现在成纪，张苍的意见最终被驳倒。这些事情又如何验证呢？如果说邹衍的说法完全可以拘泥遵守，那么黄帝、颛顼、帝喾、尧同属一姓，而所崇尚的德却突然不同，为什么秦汉以后不再如此呢？夏代的揖让禅让与虞代相同，为什么只讲相克而不讲相生呢？总的说来，谶纬术数之学与星官、堪舆诸家一同流传，也不能全部废弃；但通达事理的人应当把握其大旨，不应拘泥于术士片面的议论。论五德的流行，虽然可以用来乘承其运势；但论历代的世运，却不必一定归属于某一德。我听说有修治五辰、整饬六府而兴盛的，从没有听说只修治一种德便兴盛的；我听说有轻慢五行、扰乱五行秩序而衰亡的，却没有听说只因违背一种德便衰亡的。如果只是把崇尚六、七这样的数，崇尚青、赤这样的颜色，崇尚征、羽这样的音，勉强附会到五德上，那么兴盛者果真是一德旺盛，衰亡者果真是一德衰弱吗？五德的运行，是上天用来向人显示的，并不是人容易测知的；修治五德，是人用来应合上天的事情，本身就足以维系其运行。天人之间的关系，微妙得很啊！帝王的历数，怎么能用小术数拘束地加以确定呢？至于说天地人有不同的统绪，忠、质、文有不同的崇尚，夏、商、周相继更替，这属于理的学说，而不是数的学说。所以先儒很重视这一点。汉以后术士说唐代用火德，宋代用土德；我朝受命，有人说崇尚火德，有人说崇尚土德，纷纷扰扰没有定论。如果一定拘泥于此，那么六朝改换姓氏、五代分裂，难道五德就断绝了、没有可以承接的德了吗？契丹灭晋、刘裕和石勒之乱华、元代替宋，又承接的是哪一种德呢？所以我断定：不能废弃邹衍、刘向的说法，但也不必拘泥于邹衍、刘向的说法。至于探究五行的精微，敬重五行的作用，借以运转造化、掌握转移变化的细微权力，使我们的德行足以与上天的运行相合，而上天的运行不至于违背我们的德行，这是今天应当战战兢兢去做的事。邹衍、刘向的说法保存着而不加议论，也就可以了。《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余姚黄宗羲编，颂 《平江汉颂》【宋濂】上天命令皇上做亿万百姓的君主，旌旗所指之处，全都成为臣属、入朝廷。起初皇上凭借军队在濠州、泗州之间兴起，随后安抚淮南，平定江东，攻克浙东、浙西，纳入版图的土地，方圆达数千里。定都江左，发布政令，施行仁政，白发老翁和垂髫儿童都沐浴在至高的教化中，安乐和谐，仿佛太平时代。此时陈友谅占据江汉地区，僭越居于帝号，杀害自己的君主，大肆修筑防御工事，残酷驱使百姓，如同把他们投入水火。他不自量力，又聚集蜂蚁般的军队，直窥豫章。围攻三个月不解，皇上大怒，于是召集群臣到朝廷告谕说：‘陈友谅不行正道，竟敢屡次侮辱我。从前他动摇我的边方，侵犯姑孰，窥伺金陵，依靠你们一二位臣邻的力量，我进攻并击败了他。我又亲自捣毁他的巢穴，他连夜逃走，暂且在武昌喘息。我不忍心追杀殆尽，希望他悔改罪祸，以逃避上天的刑罚。癸卯年夏天，他又围攻我的豫章，这是他的凶恶没有止境，自己招致灭亡，正是上天要亡他的时候。上天昭明的威严，我不敢不顺从。希望你们这些熊罴般的将臣和不怀二心的忠士，辅佐我完成这件功业。’群臣说：‘好。’ 于是右丞臣达、参知政事臣遇春、帐前亲兵指挥使臣国胜、同知枢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准备好军械，选拔军队，等待出发。七月癸酉，皇上亲自穿戴铠甲头盔，在龙江举行祃祭、祭祀军旗，率领数百艘楼船，遮蔽江面向上游进发。友谅非常恐惧，解除豫章之围而逃。丁亥日，我军在鄱阳湖康郎山与他相遇。戊子日，皇上把船队分为十二屯，命达、遇春、永忠突入敌阵，喊声震动天地，箭锋如雨密集，炮声如雷轰鸣，波涛仿佛竖立，飞火照耀，百里以内湖水全都变红，烧死、溺死的有一两万人，尸体像蚂蚁一样随流漂浮，望去无边无际。己丑日，焚烧伪平章的战船，杀戮余敌二千人。辛卯日，又酣战一场，伪将张定边一向号称勇猛凶悍，皇上亲自抵御他，将士都拼死作战。战斗一两个时辰后，遇春等从左右夹击，杀死敌兵无数；张定边身中一百多箭，退走后潜藏在鞋山，不敢出声。我军又占据湖口，扼住敌人的咽喉，在南北江岸排列栅栏，在江中设置火筏，水陆严密戒备，等待敌人出动。八月，贼军粮食耗尽，派五百艘船到都昌掠取粮食，又被我军大将俘获；贼军计穷，只得冒死突围，向九江上游而去。皇上命令各将领同时合击，战斗如同戊子日一样激烈，从辰时打到酉时，督战更加急迫，友谅被飞箭射中，死在船中。癸亥日，敌军五万人投降，皇上命令释放他们，没有杀一人。军队唱着凯歌回师，船首船尾相接，旌旗飞舞，队伍不快不慢，曲折迤逦地前来。百姓夹道欢迎，俯伏在道路两旁。山川草木仿佛也都呈现喜色。皇上到太庙告捷，饮酒庆功，论功行赏，赐遇春田地若干，赐永忠田地若干；其余将士按等级赏赐金帛。我考察从前的事，曹操率水军八十万来攻孙权，周瑜、黄盖在赤壁击败了他；苻坚从长安发兵六十多万，又出骑兵二十七万侵犯晋国，谢玄、谢石在淝水击败了他。然而赤壁不过是烧掉战船使敌人逃走，淝水也不过是军队混乱而奔逃，起初并未真正进行大战。可是史官仍详细记载，以为千古美谈。何况如今湖口的防守，血战连日，天地因此昏暗，日月因此失色，山河因此震荡；其神奇功业和卓越烈绩，光辉显赫、声势铿锵，和天地一样无穷。与赤壁、淝水两战相比，也丝毫不逊色，却没有歌咏流传，难道不是典章中的严重缺失吗？我谨慎地详细记载此事，撰成一篇颂词，使宏大的功绩流传无穷，等待太史氏采录。颂词说：上天眷顾有德之人，实在是英明的皇帝。于是施展神明谋略，以平靖盗乱。义军旌旗向东指去，哪个敢不恭敬？风声猛烈如虎啸，云气翻腾如龙腾跃。长淮已经归附，江左于是归属；浙东浙西，树立诸侯，设置牧守。于是建立国家，以安定南方，以招抚中原，以控制西蜀。那愚蠢的小丑，竟敢与大国为敌；聚集凶恶顽徒，刀锋像刺猬的刺，斧钺像螳螂的臂。轻率地渡过我国疆界，跳跃奔突。既已将他们剪除，僵死的尸骸覆盖江面。再次整齐六军，径直倾覆他的巢穴；释放俘虏而不杀戮，使他们自己惩罚洗刷罪恶。为什么胡人不知悔改，反而像猪一样又来咬人？举起螳螂般的手臂，竟敢抵挡我们的车轮。皇上的威严震怒，历数罪状告谕朝廷。知道他们决不悔改，便命将出征。你们选好水军，整顿铠甲兵器；运送你们的军粮，各自竭尽忠诚。摇光星位居中央，这是夷则之月。在江边举行祃祭，皇上手持巨钺，以此誓师戒敕，催促军队出发。纪律精明严整，烽火猛烈激荡；旌旗飘扬，船舰整齐有力；矛戈洗得明亮，铠胄闪闪发光。既含愤怒又显威严，既飞驰又高扬。雄伟的威势所向披靡，荆州、湘州已经没有敌人。刚与敌军相遇，便大声呼喊冲击；火药腾起，杂色火光交错，箭星流驰，火光飞溅；凶猛的火焰如闪电奔涌，巨炮轰鸣如雷霆劈击；杀气弥漫，连咫尺之间也辨认不清。箭锋所穿透之处，十人五人相连倒下；纵横交错，满眼血红，阵亡者接连不绝。桅杆聚集，帆船相接；战船像竹笋成束、刺猬编列。浮尸堵塞江川，船只无法前进。敌军魂魄已经被上天夺去，扶着伤口逃走，聚集到湖泊深处，只剩下喘息。我方在江南北两岸竖起栅栏，火筏漂在江流中，遮蔽得像鸟翼。经过四十多天，敌军飞逃无路，已经穷途末路，将要冒死突围。我军看见后，千艘战船如龙，像兔子逃跑、鹰隼追逐一样。酣战六个时辰，从辰时打到酉时，敌军倒下。姑且发出一箭，射死这个首领，箭贯穿眼睛直到头颅，他像枯柳一样倒下。最大的恶人既已除掉，其余小丑不能再为害，便相互说道：‘我们的确不能振作，我们的军队已经败了，我们这些顽徒也完了。’我们以最高的仁德归降他们。谁说培塿可以高过山岳？那些山峰嶙峋的敌人再拜叩首，前来投降，成为臣民。皇上说：‘好啊！你们这些俘虏，我接受你们；宽恕你们，不杀戮你们；我给你们父母般的保护，你们冻了我给你们衣服，你们饿了我给你们食物。过去为什么昏暗迷乱，如今才开始揭去遮蔽。’唱着凯歌回师，骑兵和鼓吹声回荡，写入乐歌，以镯、铙击节。到太庙饮酒庆功，在朝廷颁布赏赐，帛匹堆满他们家中，肉食摆满他们的厨房。都城人聚集观看，举手加额，有的叹息，有的歌谣，众声啧啧。干戈相继不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今以后天下太平，可以坐着安享了。

译皇上神武，出动军队就能取胜，群敌全都屈服，四方都仿效归顺。皇上宽厚慈爱，敌人投降便释放他们，仁义的声威震动四方，谁能与之抗衡？皇上明察决断，遇事立即决定，洞察千里之外，不差分毫。因此四方征伐成就了这项卓越功业，大小国家都来朝见，谁敢放肆作乱？从前的赤壁，直到合淝，事情因侥幸而成功，尚且流传为美谈。何况这次的功绩俊伟显赫，考察古代也毫不逊色，难道可以没有诗歌咏颂吗？臣虽微贱，以文章为职责，面对而颂扬皇上的美德，并献上自己的心意。夏、商、周三代以来，凭仁德使国家兴盛，皇上应当遵行这一原则，永远成为百姓的准则。《邓院判勋德颂》【朱升】辛卯年，淮西发生战事。第二年，从蕲州渡江的军队践踏饶州，攻陷徽州，江东大为扰乱。到丁酉年六月之间，胜负接连发生，徽州百姓遭受兵祸总共有十二次，却仍不知道最终结局。于是泗水邓公奉江南行省平章公的命令，从宣州出发夺取徽州，声威所到之处不杀一人，郡县因而安定。邓公美善的德行早已养成，威望信誉显著。刚到徽州便修筑城堡、建造房舍，十天便完工，百姓却不知道有劳役；接纳投降者，安抚下属，逐条制定乡村教令，百姓服从而不知道有军队；分兵戍守各县，选拔人才任官治理。军民各有职分，上下相互维系，遗民才知道可以免除灾难。将官张思聪戍守休宁县，能够宣扬邓公的德行美政，使百姓得到福祉，又请县中士人朱升作颂来传扬此事。颂词说：徽州作为郡，处在万山之间；从前有改朝换代时招抚归附、使之安定的事。往年淮西军队渡江，窥伺浙江，直捣徽州，任意焚烧劫掠；突袭接连来到，败逃相继，六次获胜，六次失败。百姓的生活多么悲惨！辨章啊，多么美好！秣陵建立行省，功业崇高，纲纪井然。既然攻克宛陵，向南又收复楚地，有人向邓公推荐，请他处理徽州的事务。邓公说：‘啊呀！’ 要使远方无穷尽地安定，像这样小小的山城，三面都是边境，难道还能说没有防守者吗？那邻近杭州的边界，拥有三座关隘，浙右就像在掌中。邓公说：‘啊呀！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命，总领招徕归附之事，必定要凭借美善的德行。这个人叫邓友德，才华正如兰芽萌发；你的父亲、兄长都为国家献出了生命。尚未归降的军众和首领，仍有残余党徒；如今已经驻屯徽州，又担心残害那里的土地。事情紧急，需要替我南行。你的亲人由我供养，你的家属由我承当。’邓公说：‘唯，谨遵命！’辨章发布命令，辨章的心意就是徽州人的性命。于是命令军队首领立即出发。衙门军队的勇士，新近归附的军队，江淮的精兵，苗、獞的锐卒，排列骑兵，连接旌旗，西州军队相互接续。徽州厌恶战乱，城郭长久空虚，各军全部进入，除去荒草，既设栅栏又修城墙，建造营房和住所。将士分担功劳，十天便建成；于是接纳投降归附者，用浆酒温存他们，接受他们送来的鸡和猪，为他们准备饭食；让他们观看军队，行走在营垒之间，气意宽和，家人般欢声笑语。百姓说：‘这支军队与我们是同类；从前践踏我们的军队，我们哪里愿意服从？’士卒说：‘这支军队不是从前那些军队可比；军营幕府中有衣冠礼法，遵循中原典章。从前来的军队驱使百姓充当士兵，哪里管什么强弱，只是白白残害他们的性命？从前来的军队凡事都要报复，吹毛求疵、罗织罪名，肆意施加毒害。’ 如今发布命令，军民界限分明；不加教化的众人、首先逃跑的人，如今都重新受到约束，从今天起，不要助长浇薄的风气，不要残酷地吹毛求疵。流离的人返回安定，逐渐恢复原来的生活；乡里有耕种养蚕，家中有诗书。所有这些功劳，都在于镇静安抚。众人的议论异口同声，都把功劳归于邓公镇静安民的方法和制胜的谋略。谢公指挥顾盼之间，便击败淮军；镇静安民的方法，是教化治理的制度。曹公统率军队，百姓因此安宁统一。邓公具有美好的资质，平章公提拔他、培养他，使他如美玉般成器。有人说这是元勋的功劳，是少年将领的扶持。人们称赞我们的邓公，是当今的高密侯；要以此究明他的功绩，以此开启盛世太平。他秉持的心志不衰，带领我们的百姓生活。徽州百姓愿邓公长寿，祝邓公长寿；仰望苍天，早晚叩首。戍守将领承受邓公的恩德，请作诗篇，刻在县斋，流传无穷。《平安南颂》【杨士奇】臣听说，上天用风雨霜露养育万物，圣人用礼乐和征伐安抚天下，这一切都出于至仁。周代的文王、武王，都是一发怒便使百姓安定，所以圣人虽然不以用兵为志，也不能废弃兵力来治理国家。伟大的我国建立之初，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义，顺应天意、合乎人心，平定四方，用以教化、养育百姓，四方没有灾害，这时便称为太平。到了皇上，进一步推广仁义礼乐的教化，国内安定，四方各族向往仰慕，远近大小都和煦欢乐，如同同处春天。只是安南国王懦弱微小，他的贼臣黎季犛及其子黎苍，承袭悖逆凶暴的行为，屡次弑杀国主，滥施刑罚，横征暴敛，残害百姓，日益长久、日益严重。皇上怜悯他们，感到不安，发布诏书派使者晓谕并命令迁改；贼臣因害怕而疑忌，又害怕多次侵掠邻国占城，且侵犯我思明、禄州、宁远等地。在朝群臣都请求发兵讨伐其罪。皇上说：‘他们难道不是人吗？这样恐怕终究不能教化。’于是再次发布诏书派使者申明晓谕。贼臣听说安南国王有遗留的嗣子逃到京师，便上表谢罪，请求送还。皇上说：‘他或许已经有悔意了吧？’于是派使者护送嗣子出境。贼臣埋伏军队拦截，使者被擒杀，安南国王的遗留嗣子也被杀。事情传来，皇上震怒，召集文武群臣告谕说：‘我承受天命，保护安康亿万百姓；一个百姓不能得到保全，都是我的不敬。有人不走正道便立即诛杀，这是阻止他自我改过。可是有人不走正道达到再三，却仍然释放不杀，那就是我没有尽到君主之责。如今盗贼更加不走正道，我一定不再释放，要前往大举征伐。这不是我的志向在于用武，只是盗贼罪恶日益深重。’群臣一致极力赞成，决定出兵。于是告祭天地、宗庙以及天地山川，命征蛮将军、左副将军、右副将军、左右参将以及神机、横海、骠骑、游击、鹰扬五将军率军讨伐贼臣。军队从金川门出发，皇上亲临江边为他们送行，告谕说：‘你们替我前往执行上天的讨伐；只有贼臣及其儿子一定要诛杀，不得释放，和他们同恶的人也一定诛杀，不得释放。凡是被胁迫跟从的人，都释放而不杀。安南这个地方，都是我的统治之地；那里百姓如今困于盗贼，没有地方申诉，你们替我前往抚恤，不要有任何侵害。若有侵害，即使已经剿灭贼盗，也仍然要追究你们的罪。剿灭贼盗之后，要查访安南王遗留的嗣子，使他统治百姓。去吧，务必努力！’军队进入安南，黎氏贼臣胁迫驱赶百姓，号称七百万人，在边境上抵抗。百姓听说王师到来为自己除害，都倒戈迎降。

译军队渡过富良江，进入安南东都城，又进入西都城，如同进入无人之地。贼臣走投无路，抛弃部众，只带着妻子儿女数人沿海逃走。王师追赶，把他们全部活捉捆绑，没有遗漏一人；于是释放被胁从的人，询问百姓的疾苦，废除苛刻禁令，广泛寻找安南王遗留的嗣子。百姓既没有受到侵害，又得到怜悯抚恤，全都解除了痛苦，私下欣喜地说：‘我们有幸又见到今天，有幸圣明的天子没有因为我们远在万里之外而抛弃我们，反而使我们重新活过来；高兴得就像逃出虎口，回到慈爱的父母身边。’他们相继跪在军门前，说：‘原安南国王的遗留嗣子，全都被凶暴的盗贼杀尽，没有留下一个。这里本来隶属于中国，我们确实愿意重新列入中国，使百姓亲近圣明教化，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永远看见中国的衣冠文物。’军中献上俘虏，并且详细说明百姓的愿望。皇上不忍违背百姓的意愿，下诏把当地设置为郡县，选拔任用守吏，又恢复设置交阯布政司来总管。左、右朝廷文武群臣上表称贺。臣考察，安南本是汉代南越之地，汉武帝设置交阯郡；到了五代，丁氏私自占据，才僭越称王。宋朝不能制伏，便因而授予其王号，最终沿袭成了常态；后来更换了数个姓氏，盘踞纠结日益深固，屡次叛乱而不服。宋、元多次出兵讨伐，始终没有成功。大明突然拥有四海，安南首先归顺，不到一代时间，最终却又成为顽固的盗贼。天地的德意务求广大，屡次包容荒远之地、反复教诲而他们仍不悔改，于是急切地救援溺水之人；仁义之师同时实行吊民伐罪，恩威所到之处，只有迎接，没有拒抗。短短数月之间，肃清凶恶之徒，大力拯救陷于水火的百姓，恢复广大的疆土，功业德泽卓异宏大，自古以来没有可以相比的。古代帝王施德建功，都有颂歌传播后世。臣有幸列在侍从之臣末位，便仿照古代作者的意思，撰写《平安南颂》一首，以示后人，谨拜手叩首进献颂词说：上天生育百姓，都使他们能够顺遂地生活；有未能达到的地方，于是命令有德之人治理。只有德行能够感通上天，才可以做君主、做老师，以教化和治理百姓，使他们都能安适合宜。上天开启大明，所有地方都被它覆盖。光明伟大的太祖，生养百姓、教导诱引百姓，给他们衣服，给他们食物，使近处安定，远方归附；礼制彰明，义理布行，长幼尊卑各得其序。皇帝继承统绪，四方万国更加富足，受到教化，和乐安适。小小的蛮交之地，凶恶的逆贼夹杂其中，像狼像豺，无论大小都受到残害。皇上说：‘那些丑类并不是不同于人的种族，或许可以改变行为，我姑且教化训诲他们。’教诲的话语谆谆不绝，他们不改变反而更加骄横，残害暴虐邻国，侵盗我国边郊。文武百官俯伏在殿阶下进言：‘如果不及时剪除屠灭，他们将使祸患蔓延。’皇上说：‘再次教诲，他们或许仍能改变行为；如果不改、不服，便是跳梁狂妄，假装恭敬而求命。’他们杀害我国使者，以及安南国王遗留的后代，将其肢解分裂。皇上说：‘这些丑类怀有野兽之心，难以改变；不除掉他们，怎么能留下美好的庄稼？’惟有皇上帝把八方土地交付给我治理，如果有百姓陷于水火而我不救援，就是违背天意。于是命令将领和军队出征，士卒前往奋勉；你们勇敢前进，尽力宣扬我的仁德，谋求救济困穷百姓，消灭这些丑恶蛮贼。履行我的仁德，不是专以穷究武力为事。六军迅速前进，言辞正直，气势严厉，跋涉险地、踏过深水，如同走平地。军队威武刚烈，功业显赫，像疾风般迅疾，像雷霆般猛烈。那愚蠢的蛮贼胁迫百姓来抵抗；仁德和威严从天而降，谁能强行抵御？鸡翎关在夜间被攻破，富良江成为腰带。敌人丢弃兵器，奔逃投降，迎接叩拜；于是进入郊外城池，迫使凶恶首领逃走，在海边把他捆缚，如同探手捉取雏鸟。于是询问被胁从的人，全都解开束缚而释放；又察看交趾百姓，慰问他们的疾苦。交趾人憔悴不堪，从此面色开始温和，舒缓了战战兢兢的恐惧，从此开始有说有笑。交趾人说：‘我们饱受荼毒，天子使我们重生；转祸为福。’交趾人又说：‘我们起初仿佛迷失，远远地沦落在污秽之中，陷入这泥泞；天子圣明仁慈，为什么不使我们恢复原来的生活？让我们进入您的庇护，保护我们，使我们永远安康、没有忧患。’俘虏被献到朝廷，天子接受了他们；百姓有愿望，天子满足了他们。四方各族听闻此事，欢喜相告：‘天子圣明仁慈，我们有了父母；救治百姓的疾苦，不因地方偏远而有所区别；有顽固不服的人，一定诛杀而不释放。’天子圣明仁慈，极其勇武而又神明。谁还敢顽抗？看那交趾百姓，四方广大之地都已威服德化；巍巍中夏，安定而坚固。海上航船、陆地车马，前来进贡，前来朝廷，千万亿年都拱卫我大明皇帝。《平西夏颂》【杨一清】正德五年庚午夏四月，宁夏贼臣何锦、周昻、丁广挟持宗室寘鐇发动叛乱，杀害镇守、巡抚等重臣，传发伪檄文召集调动各路兵马，伪造铸刻印章，任命封授党羽，僭越自称大将军、都统，总领各类名号和官秩；又以诛杀刘瑾为名，限定日期准备渡河，关中震动。皇帝命群臣商议，认为寘鐇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于是恭敬地告祭宗庙，削除他的宗室属籍，命泾阳伯臣英率京营兵三万人讨伐。皇帝说：‘御用监太监张永应当前往总督我的军队；致仕右都御史杨一清应当起用，提督军事，以赏罚决定听命与不听命，并可相机行事。我不忍百姓横遭刀兵之祸，只诛首恶，凡是被胁从者都赦免。’张永拜首叩头接受命令，赐给关防、金瓜、钢剑各一件，并颁给敕符、旗牌让他出行。臣杨一清在江南听到命令，兼程赶赴。此时先声所震动之处，不待发怒便已经显出威势；守臣听说后说：‘地方发生变乱，如果我们不能出力，却要劳烦王师，怎么可以？’于是互相告诫约定，定期进军围剿。游击将军仇钺作为内应，亲手杀死周昻，擒获寘鐇父子，将他们械系起来；又在外面擒获何锦、丁广，并诛杀其党羽。

译皇上听说后心中悲悯，不愿穷究武力，召泾阳伯臣英带领军队返回，命张永、杨一清前往安抚晓谕，使当地百姓安宁。六月到达灵州。此前逆党中有许多人逃脱，尚未伏法，心中怀着恐惧疑虑，编造危险言论相互恐吓，鼓动众人，惶惶不能自保。我们于是亲自书写数百字的榜文，晓谕祸福；同时秘密部署将吏，查出最初谋划、跟从叛乱的人六十余名，全部交给司法官吏；寘鐇、何锦等人也已经审问清楚，便用囚车押送。等进入夏城，耕作锄田没有废止，市场店铺一如往常；奉天子的命令询问百姓疾苦，约束法律，确定政令，老人孩子欢呼，仿佛重新获得生命。西夏完全安定，关中因此安宁。八月，张永返回京师，杨一清仍留下来节制陕西诸军事。张永到宫阙献上俘虏，皇帝多次慰劳。此前寘鐇的檄文列举刘瑾贼臣的罪恶，守臣将檄文上奏，刘瑾总是把它藏匿起来。到这时，张永进言说：‘招致盗贼的是刘瑾，他的毒害流布天下，不杀他就无法向神灵和百姓谢罪。’于是上疏列举刘瑾十七项大罪。皇帝看后震怒，将刘瑾下狱，便抄没他的家产，完全查得他阴谋不轨的情状。案件审结，刘瑾及其党羽都伏法被诛。大奸既然除掉，国事才开始安定；凡是过去纷纷更改、苛刻侦察、使百姓受害的政策，一律整治革除，旧有典章逐渐修复，朝廷内外欣然盼望太平。臣考察，自古削平僭越叛乱，都在于君主英明，圣睿之主委任臣下而自己果断决策，毫不疑虑。周人赞美宣王中兴，《江汉》《常武》诸诗可以考见。唐宪宗平定淮夷，他的臣子韩愈、柳宗元为此作碑文，作雅诗，用来铺陈扬厉，声势铿锵震荡，直到今天仍在人们耳目之中。何况我皇上凭神圣的资质，制命于海内，奋发威势以震慑大恶；只一动容变色，便在祸乱极其急迫时平定乱事，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祸根，恩泽遍及天下。推论比较千古，实在没有谁能与之相比；可是歌颂之作却没有写成，难道不是典章中的缺失吗？臣才识鄙陋，制作文章又不是我的职任；然而此次西征，臣确实主持了督师事务，内难已经平定，又首先奉诏召回京师，得以和诸位大夫士人重新看见清明的天日，喜庆感激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谨将亲见亲闻上疏，歌颂此次功绩。颂词说：皇帝正德至今已经五年了，谋略功业继承祖先，聪明合乎天道，圣明武德震动四方，仁德声名显扬。各藩王都奉行职守，没有谁敢不防备。关西以西，有一个地方叫宁夏，是庆王的封国；庆王后裔安化王寘鐇在那里酿成祸乱，暗藏锋芒，想以螳臂阻挡车轮，暗中勾结叛臣，操持兵器逞凶。他打着什么名义呢？说是要诛杀刘瑾，却杀害守将，夺取兵权，图谋窥伺帝位，将要进犯中原。夏城大小城角纷纷崩坏，妖异的气氛令人战栗，百姓苦于祸乱而不得安宁。天空中有光芒腾起，天狼、太白星都失去光彩；渐水变得腥臭，驱动云气也成了黄色。皇帝听说后说：“唉！这是怎么回事？得罪祖宗的事，朕不敢赦免。”于是告祭太庙，削去寘鐇宗籍，出兵便有了正当名义，前去救援如同救火救溺。六月出征，皇帝对我说：“你永远做朕的心腹，你和一清共同统率我的军队，只督促军队前进，不求交战。你先发布文告，晓谕顺逆，不要任意屠杀，只杀首恶，宽赦胁从。代替朕亲自出征，回来奏报你的功劳。”臣叩首说：“臣当竭尽忠节，臣有归来的日期，只须防备贼军。”举行祃祭、祭牙旗之后，铿锵的钲鼓在天明时响起，金色符节在道路阡陌间闪耀，长剑横持而招摇，旗帜翻飞如闪电；军队如熊罴一般威猛，观看的人都变了脸色，指向山，山也仿佛崩摧；划定土地，地也仿佛裂开。贼寇虽然还没有死，气势却已经折损。关西的将士听到风声都震惊了：我们为什么要和贼寇一起活着？众人心中愤怒激发，有仇将军一声号召便起兵响应，跟随者如云，亲手斩下昻的首级，终于擒获了寘鐇。那些锦衣卫和广武卫的军队，杀贼就像割除茅草。皇帝听说后说：“不要都说事情容易，二位统帅应当前往，宣示我的德意，手持符节、佩带斧钺，早晚兼程赶路；暑天不张伞盖，行军不乘车舆，经过市场也不要使商店改变营业。”军队进入宁夏城，当时逆党及其党徒实在很多。督府下令说：“先擒获他们的首领，然后晓谕胁从之人。你们要防备自己，不要愚昧；天子命我平定你们的城邑，使你们安定生活，抚恤你们的孤儿。你们寒冷，我给你们衣服；你们饥饿，我给你们食物。过去的妖氛，我替你们除去。”宁夏人欢呼，用手加额致敬。天子派遣重臣，来做我们的父母官。起初人们昏乱疯狂地奔逃，如今安居室内，早晚都有饭吃；起初人们萎靡不振，伸长脖子等死，如今能够起身休息，仰望父亲，俯视儿女。我生不逢时，正遭逢宁夏的灾难；若没有督师，怎么能使我们百姓安宁？武功告成，凯旋回到京城，宝甲铿锵，龙旗鲜明。天子下诏，命令使者到郊外迎接，盛设鼎中煮熟的肉，准备玉液美酒百杯。皇帝说：“好啊！你忠诚而贞正，已经排除外患，使中原安宁。” 曾经那样颠危的局势，已经转化为安定太平。”臣叩首说：“天子神明圣哲，臣实际上有什么功劳？承受上天的美好命令，臣却还有隐忧：内部的祸难将要发生。想到那个刘瑾贼，正在皇帝身边，导致祸乱的究竟是谁？他的罪恶滔天，蔑视上天的威严，盗窃上天赋予的权力，磨利他的豺狼之牙，凶恶声势传遍四方；群臣像鹿马一样闭口不言，没有人敢发声。有人像恶犬一样狂吠、像鹰一样攫取，图谋叛逆；他的党羽很多，谋划极其深密，正在等待时机兴起。他与我不共戴天，消灭这个贼寇是臣的义务，臣死也不逃避。十七件罪状，臣只知道大概；若追究他的全部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皇帝亲自下诏询问，刘瑾完全承认罪过。皇帝于是勃然震怒，下令有将领便一定诛杀他，并与众人共同弃绝这个罪人，何必片刻迟疑？刘瑾那些邪恶的羽翼，依次剪除诛灭，神人共同的愤恨，一天之内得到舒展。皇帝说：“你去吧。到今天已经三个月了，既已安定边疆，就继续清除朕身边的奸臣。金帛赐给你，俸禄赏给你，把你的功劳宣示给史官，并在鼎彝上为你铭刻功绩。”臣叩首说：只愿皇帝极其明察，像离卦之光照耀，像太阳升起一样；皇威赫然降临，什么魍魉能够逃脱形迹？臣叩首说：只愿皇帝刚强有为，像天道运行，像雷霆发作，震撼万国；既不靠大声呵斥，也不凭声色威吓。若不是皇帝明察刚断，内部还有遗留的奸臣，臣自身尚且无暇顾及，社稷哪里能够安定？皇帝的睿智谋略如神所授，远远超过前代；他安然端坐，自以为武功已经成就，兵器收藏入库而不再使用，箭囊搁置，箭羽蒙尘。天下安乐，众生和顺，草木繁茂，鸟兽都像在起舞。濮水以北、祝栗以南，土地道路之间，都彰显皇帝的德音；海面不起波涛，和煦之气遍及四方。各国使者经过重重翻译而来，乘梯航船只前来朝见，祝愿皇帝长寿，与上天一样长久；祝愿皇帝的基业绵延不绝，像上天有始有终。我作这首颂诗，不能完全表达对皇帝声名的赞扬，只好把它配入弦歌，使其流传无穷。《毁淫祠颂》【附序，邵寳】

译中丞林公巡视江西一个月后，下令拆毁各处寺院、道观和神庙。不在典籍和地方志中记载的，主管官吏听闻林公的风义后，都谨慎奉行。当时我邵寳乘船由临江进入袁河，看见土木神像漂浮在水面顺流而下，前后接连不断，于是叹息说：“自从狄梁公以后，几百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举动了。”林公却毅然实行，片刻也不等待。若不是信奉正道深厚而且自知明达的人，谁能做到呢？林公过去在朝廷时，曾经劝止修建寺院，因此触犯权贵，遭祸几乎丧命。后来在云南任职，又曾拆毁各处佛像。可见他排斥邪说、崇尚正道的志向，是一生所坚持的，并不是一时感触所致。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尽力呢？颂曰：伟大啊，林公！他的心与正道谋合，守卫正道，抵御邪说，把邪说视为仇敌。过去先朝有寺院将要修建，谁不惋惜，却没有人敢进谏。林公写下千言奏疏，说到佛骨遗留之事：“如果有灾祸罪咎，臣自身愿承担。”赦免林公并恢复其官职的，只有英明的天子；众人都说：“奇异啊！”一生经历九死，林公守节于滇南，气节更加昌盛。他说：“拆毁这些祠庙，就是拆毁邪神，使鬼魅伏藏。”林公来到江西，询问百姓的疾苦，给他们饮食，培植善行，铲除恶行。他说：“你们这些官吏百姓愚昧，应当防备并觉察舍人借求神之名行事。”每日的粮食堆积如谷成壑，正如帝舜时隔绝天地交通、降低礼制、减轻刑罚，使百姓同心。我并不是以此为奇异，只希望与古代相同。国家法令既在，你们官吏不要不共同遵守。官吏奉行林公的檄令，早晚竭力，无论远处都到达，无论深处都前往；说烧便烧毁，说水淹便冲走。美石良材，就用来修缮学校。唐代有狄公，曾经实行这样的举措，太史为他记载，君子都称许。林公内心正直，与神明同在；凡是这些邪恶之事，不必发怒便将其铲除。铲除邪恶，便更加崇尚我们的正道。士人也好，百姓也好，都严肃遵守政令；百姓在郊野耕作，士人在学校诵读。林公如果入朝为相，皇帝将以他作为国家的祥瑞。《保障江南颂》【附序，俞允文】嘉靖三十三年春天，这些蠢笨的倭夷不受教化，肆意侵虐中原；长江以南糜烂沸乱，贪婪狡猾的倭寇成群，狂奔而来，攻打焚烧城邑，抢掠杀害将领官吏，百姓流亡，想归顺却无处可去。列校因防守而战败溃散、失守城池的，多得无法数计，常常上报战败，京城几乎没有一年安宁。皇帝因此早晨不能按时进食，晚上不能安睡，推举任命上将，授予他统率军队的权力，于是大举征集楚蜀的强悍士卒、齐秦的技击之士、各羌族的豪杰，以及闽地、禺地的水军，军势隐隐盛大，集中布置厚重坚固的阵势，士卒十多万，直到将倭寇全部消灭才停止。军粮运输耗尽各州郡的财力，天下骚动。驱使天下全部力量，摧毁残暴的敌寇，就像泰山压卵，仍不足以形容。然而军队缺乏谋略和纪律，损耗财力、损伤威势，士卒死亡却没有功效，岁月长期拖延。当时只有侍御史汝南周公，具有英明卓越的天赋和宏大超迈的纯正德行，直言敢谏，守正辅佐朝廷，通晓变化、知道时机，恭敬接受诏命，监督四郡军务，保障江南；他既施德又示威，有张有弛，重申号令，明立誓约，整顿部伍，按队操练，选择考核精锐坚强之士，采纳防务中被搁置的建议；赏赐毫不拖延，惩罚严格不改。他在六奇筹谋中运用计策，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谋臣武将以及穿着华美服饰的士卒，无不愤怒惊惧，争相奔驰，奋勇冲锋。于是陆军交战，矛戈相格；水军覆盖江海，艨艟冲击；雷霆般迅猛，风一样驱驰，天旋地转，闪电般激战。建立营垒，震动敌军；鼍鼓声声，远远传到高冈；思虑流转至极远之地，横行奋击，冒险奔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射兵器，刀刃已经先加到身上；长矛箭镞所到之处，敌人不约而同地一同毙命；有的被擒获，有的被捆绑俘虏。军队把所得战利品抛弃在夷蛮的巢穴中，将敌巢全部烧毁，像流星彗扫一般，然后回转旗帜、调转车驾，安闲嬉游。顽敌既已平定，往日的愤恨也已宣泄。然而周公尤其忧虑战乱造成的灾害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百姓有纺织生产的忧患，城邑没有坚固的藩篱，于是冒犯皇帝威严，切直上奏，请求免除田租；竭力辞让丰厚赏赐，减少资财以表示节俭，不夸耀、不自矜，即使有功也不自认为有功。皇帝因此酬报他的功劳，以特殊礼典宠遇他，晋升并用来表率众多士人，继续观察他的成就，使文治武功一同兴盛，使德行威势同时发扬；保障江南的功劳，没有比这样更盛大的了。从前汉代赵充国讨伐先零，窦宪攻打匈奴，都凭才干、技略和权威，在战乱中谋求功业，攻克穷城，抵达极边，在本来无需用武的地方滥用武力，而扬雄、班固之类仍然为他们写下铭文颂辞，直到今天称赞不绝。何况周公的义在于庇护百姓，忠心只在效力君主；他保护神圣的礼乐之地和夷狄侵扰的财赋之区，使军队在屡次挫败之后集中力量进行一战，终于建立大功。如果不把这些事写成歌颂，后世将拿什么来称述和效法呢？我才疏学浅，出身幽微，学问又惭愧浅陋，虽然不足以超越前人的文采、彰显非凡功烈，但内心实在不能自已，谨慎叙述保障江南的义举，作颂一篇，也希望能够表达万分之一。颂曰：茫茫的圆形天象，浑厚的方形大地；上天降下福祚，明朝建立，开拓统绪，创立基业；开始建立皇帝的正道，清理污浊，俊杰得到任用，九州因此安定。【其一】周代所未能使其臣服的地方，汉代所未能征服的地方，山山水水都被越过；车载财帛，船运珍宝；狼歌鸟语之地都来归附，像玉一样温润、像金一样铿锵。十位圣主相继承受帝位，光明重重相承。【其二】既已光辉，既已明盛，崇高的极盛之势却忽然倾覆。这些蠢笨狡猾的蛮夷侵犯威严，触犯纲纪；凶猛的势力煽动得炽烈，防▯▯騃；挥动刀锋，刀光如霜；射出的飞箭，密集如雨。【其三】烈火焚烧原野，炽热的火焰腾起烟雾；时而阴暗，时而明亮，使上天和大地都染成红黑之色。士女们惊惶不安，匍匐着呼号苍天；野外有横陈的尸骸，填满坑谷，堵塞原野。【其四】军队没有专一的防备，交战时仓促溃败；使成熟的敌寇获得粮资，挫伤了我们的锋芒，损伤了锐气。我们原本没有准备，他们乘我们的弊病进攻；军队覆败，灾毒流布天下。【其五】环绕我们的华夏疆域，变成敌人的废墟；分割我们的百姓，变成敌人的俘虏。敌人援兵强大而广泛，我们的城池危急，士气孤弱。我们不能取胜，日月也在流逝。【其六】皇帝大怒，隆重命令虎臣，选拔十万士卒，讨伐并震慑敌人。周公显赫诚信，文武兼备，监督我们的六军。皇帝说：“你能够【其七】料知敌情，适应变化，扩大我宏大的谋略；即使深入九地也不幽暗，重重玄妙之处更加光明。施用威势却能够宽厚，处于仁爱之中却能够决断；面临危急引申大义，能够按期剪除祸乱。【其八】我们的军队行动有方，有纪律有纲纪。开始时整齐心志，奋勇争斗、奔走驱逐；懦夫也像猛虎一样奋发，弱小的士卒也像鹰一样飞扬。我们的矛和盾，没有一样使用得不好。【其九】左边屠杀，右边追击，直到海边。薄薄的船帆高高挂起，战舰相连，首尾相接。岛屿震惊，战船如龙飞掣，水势冲荡空虚。哪里能够觉察我们的行踪？只有敌人的谋划。【其十】在海上，在陆地上，到处都是我王的军队。海上击杀巨鲸，陆上斩除丑陋的敌人。那些巨鲸和丑敌既已被消灭，我们便有食物可以吞咽，有粮食可以哺养。行动没有失误，谋略没有遗漏。【其十一】只有那些最终昏乱灭亡的敌人，精神恐惧，魂魄震动，来不及投降退却，也来不及奔逃。他们剃去头发，眼睛凶狠地瞪视；后悔从前的行为，只求我们施恩。【其十二】《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余姚黄宗羲编，赞一 《溟涬生赞》【有序，宋濓】溟涬生是旴江人廖应淮，精通《易》学。他胸怀奇异的才气，喜欢研究世运的推移以及方技诸家的学问。三十岁时，他在杭州上疏，陈述丁大全误国的情状。丁大全发怒，借法律陷害他，把他发配到汉阳军。溟涬生戴着刑具上路，唱着歌走出都门，路旁观看的人都啧啧称赞他的壮烈。到达汉江岸边，遇到蜀地道士杜可大。杜可大作揖说：“您不是廖应淮吗？”溟涬生惊讶地说：“道士从哪里知道我的姓名？”杜可大说：“宇宙广大空虚，人不过是一粒尘埃。人生在其中，能算多少尘埃呢？如此茫茫的事情，尚且清楚地存在于我的心目之中，何况您呢？”从前郡尧夫把先天学传给王豫天悦，天悦死后没有传人，便把所学同葬在玉枕之中。不到一百年，吴曦叛乱，盗墓者掘开他的坟墓，得到《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以及其他书籍。我用财物从盗墓者那里买到这些书。如今过了五十年，正应当传给您，我等待您也已经很久了。”杜可大于是向上官说明情况，使他脱去罪籍，并把墓中的书全部传授给他。那些推算从声音开始，溟涬生的神识明察而敏锐；杜可大用手指画还没有讲到的地方，溟涬生已经先行领悟。杜可大自己认为也比不上他。学成以后，溟涬生离去，隐居在宣州、歙州一带。遇到余安裕，余安裕准备把这些学问教给弋阳。余安裕劝溟涬生研习《中庸》，溟涬生瞪眼厉声说：“世俗儒生几乎要在地下侮辱我的先师康节了！”于是又离开，回到杭州，寄居在贺外史家中。白天在市场上推演大衍之数，晚上买酒痛饮。喝了就吐，吐了又喝，醉得像泥一样也不停。醉中曾大声喊道：“天已经不是宋朝的天，地已经不是宋朝的地，怎么办，怎么办！”这话被贾似道听到，便派门客去询问他。溟涬生说：“不要多说，浙水以西的土地出现白色时，就是祥兆了。”贾似道没有听懂，又召他前来，屏退众人同他交谈。溟涬生说：“明公应当爱惜自己，不久以后，宋朝的帝位就要转移了。”贾似道厌恶这话，捂着耳朵逃走。溟涬生也径直出来，经过曾渊子家，索要酒来痛饮。酒喝到兴浓时，他作婴儿哭声说：“大厦将要焚毁，燕子还在呢喃，难道还没有结束吗？”又作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京城人士听说后，争相指责他是怪人，不肯同他交往。只有太学生熊睎圣还时常到他的住所。溟涬生临死时紧紧握住熊睎圣的手说：“我端坐在曾楼时，听见空中有百万兵马声，又听见来人和鬼魅哭泣的声音。壬申年襄樊陷落，甲戌年皇帝驾崩，乙亥年长江防线被飞渡，贾似道也在临漳被杀死，丙子年三宫迁徙流离，诸王大臣都在南北之间仓皇奔走，这些不过是顷刻之间的事。您如果不离开，还想做什么呢？”过了不久，宋朝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坏，沿江各州郡听到风声便望风溃逃。溟涬生大为悲痛说：“杀伐之气又进入闽广一带，我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了！”于是逃隐而去。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四年以后，他病死在处州学宫中，享年五十二岁，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义女跟随他。溟涬生尊奉尧夫。关于先天之学，他自认为颇懂《易》；每当看见各位《易》学家所传的注疏，不论浅深，总要讥笑驳斥一番来取乐。至于讨论后天之学，他便尊奉伏羲的卦画为经，把《彖》《爻》《系辞》作为传，排斥《文言》以及《彖》《象》二传，认为是九位老师的言论；又说《说卦》一定不是圣人亲笔，不能由圣人作成，《上下系》是门人所述，《序卦》只是汉代儒生的记录罢了。溟涬生大概聪明超过常人，却没有听闻大道便突然谈论数术，所以他解释经书多有失当。然而他生性嗜酒，难以亲近，又喜欢揭露别人的隐私，即使使人当面脸红，也毫不顾忌，因此很少有人跟随他学习。只有国子簿吴浚和进士彭复拜他为师。吴浚没有完成学业，彭复多次受到唾骂斥责，却不怨恨。溟涬生将要隐遁时，召彭复前来，口头讲出占筮的法例，手中布置筹策；即使是平时吝惜、不肯终身向别人传授的东西，也一次性传给了彭复。彭复后来又传给鄱阳傅立云。有人说：溟涬生临死前对义女说：“我死后一个月内，朝廷会派山姓鸟名的使者来征召我；等到傅立云来到我门前时，你可以出来把藏书给他看，傅立云将凭这些书取得高官。” 后来都像他说的那样，所谓山姓鸟名，就是崔鹏飞。溟涬生所著的书有《玄玄集》《历髓》《星野指南》《象喻统防》《声谱》《画前妙用》等数十万字，至今仍流传于世。赞曰：河图形成文理，纵横交错；用来疏通，用来阐明，用来泄露其中的奥秘，用来安定天地。过去我的先师孔子，编联竹简的绳子曾三次磨断，失传的余绪已经微弱渺茫，谁来替我续接？我参取其中的精华，我充实其中的内容，九位老师来辅佐；我包藏其中的光明，百代学者来争取。它像黄河一样浑浊广大，像阴云遮蔽而昏暗，又像整理乱丝反而更加纷乱。上天还没有降下灾祸，仍有一线头绪保存。洛水之地有一位士人，居住在百原；他超越神妙，冲入空寂，凝神探索卦画之前的道理。推究过去、预知未来，大事小事都能辨别。没有比山崖更高的地方，我登上它的顶峰；没有比深渊更深的地方，我疏通汲取它的泉源。选择材料而使其上升，不是隐秘之学便不传授。有一座幽暗的坟墓，最终使其中的学问显明传播；有人得到它的粗略内容，于是把神妙的道理载入言辞。炎炎盛大的宋朝天命，已经到了终点。长星侵蚀柳宿，红色的灾异已经显现；灾祥的征兆出现，土地中发出了异常变化；明暗随着时代更替，人们却没有感到忧惧；鱼在鼎中，尚且还在喘息。只有溟涬生的智慧，像沸腾的羹汤一样翻涌；那些昏昧无知的人不了解，反而说我是狂人。我狂又怎么样？我的忧虑实在太多。我们的山河，我们所凭借的国土，并没有磨损，却使百姓相继陷入谬误。我们的酒已经美好，我们的瑟也和谐，我难道不应长啸歌唱吗？北风多么寒凉，旗帜飘扬鲜明。我们的车声隆隆，浩荡的江水流动；把江面当作陆地来航行，却有腥臭污秽之气。流血汪汪，海上的邪氛正盛，这种情形怎么能看得下去？人们有常说的话：风雨飘摇。夏朝的屋宇成为屏障，渡过大河时，众多船夫划桨；桨辅佐船屋，船桡支撑前行，只能孤零零地依靠这些。国家的武力就这样坠落，却不知道警戒，每日如陨落的太阳，再也不能升起。即使白天劳作、夜里号哭，舞弄于林中的鬼魅窥伺着屋舍，又有谁愿意承担这种艰难？始终没有人来制止。于是忧愁，于是惊惧；于是观看，于是行动；于是逃遁。若死在幽暗之中，活着又是为了什么？于是神妙之理显明，取证于古代圣人；若不是程氏之道而是别的法度，又凭什么说明呢？最终却沉沦在数术之中，困在一曲之内，不能通晓其中的原理。《易》道既已泯灭，数术也失去了类别和准则。我激发赞叹来赞美溟涬生，发出长长的叹息。月亮升起，多么明亮啊，在天空的中心。在天空的中心，哪里还有古今之别？《筮竹赞》【有序，唐肃】

译我的弟子想要占筮，却没有蓍草，请允许用竹子来代替。我说：“《易》说，圣人的德性幽微地赞助神明，于是产生了蓍草，那么蓍草本来就是有灵性的。然而大地上没有蓍草，难道就可以废止占筮吗？”屈原《离骚》说：“寻找美玉般的茅草，用筳竹来占卜。”《汉方技传》也记载有用筳竹占卜须臾、孤虚的术法。解释的人说：“筳就是竹，篿也是竹。”楚人把草结、竹片剖开来占卜，称作篿。既然如此，楚人的筳篿，难道是因为没有蓍草吗？蓍草生于蔡地；可用来占卜的大龟也出于蔡地，据说上面有百茎蓍草，下面必有灵龟守护。蔡地不在楚地，所以楚人用筳竹代替蓍草来占卜。如今越地距离蔡地更加遥远，蓍草或许无法取得，那么依照筳篿的方法也没有妨害。何况我们用来向神明求证的，在于诚心，不在于占筮物品的优劣。写成这篇文章后，因此作赞，使人刻在竹匣上。” 辞曰：向蜥蜴祈雨，是因为它与龙同类；禁绝原蚕以帮助牧业，是因为它与马同属一类。竹子与蓍草相比，同样都是少数的草木。竹子中空而不闭塞，外形又圆。空虚所以有灵，具备了智慧。蓍草有一百根而同出一根，能把万种差异合成一致。用有形的竹子代替没有的蓍草，道理或许并不违背。于是把它收藏在匣中，受到命令时才取出。反复经营推演直到完毕，以吉凶显示结果。唉！伟大的占筮，是神明寄托之处。究竟是竹还是蓍，关键只在于持守诚心而不二。《义鹤赞》【有序，高启】吴地报恩寺佛塔的顶端，有两只鹤在那里筑巢，飞游和住宿都在这里；出去和回来一定相伴。有一天，雄鹤的胫部被车轮绳索缠住，它奋力振翅，自身悬空挣扎，却无法脱身。雌鹤低下头大声鸣叫，像是在向人求助。众人怜悯它，却没有办法登上去救援，于是雄鹤辗转而死。雌鹤依傍在它身旁，不肯离去。群鸟想要啄食雄鹤的尸体，它总是伸喙愤怒驱赶，不让群鸟靠近。直到雄鹤的毛骨全都化尽，它才停止。我的居所正好在寺院东面，曾看见它徘徊飞旋，形貌悲惨憔悴。风雨之夜，它哀鸣声声，像是在哭号思念。我想到世上本来确有夫妻彼此爱悦的，一旦失去伴侣，有些人上天还未哀悼，便已经另寻伴侣，涂脂抹粉自我媒饰，只怕自己不被人接受，早晚啼哭又嬉笑，完全没有羞惭。世人曾经用禽鸟来比喻恶人，难道不是辱没了这只鹤吗？于是作赞说：唉，你这只鹤啊！真是鸟中的特异者啊！雄鹤死后仍独自守护，抵御前来侵害的鸟啊！独自栖息在高处，夜里失去了配偶啊！悲哀地嘶鸣，回头顾盼，却不啄食尸体啊！它的形体逐渐化尽，难道是贞节的精神仍在吗？如果不是鲁国的黄鹄，还有谁能与你的品德相配啊！《象山先生赞》【赵汸】儒者说：“他的学说像禅。”佛者说：“我的佛法并不是这样；我超然独自契合本心，以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 《黄氏三寿图赞》【有序，方孝孺】我年轻时听说，近古以来使天下得到治理的君主，只有汉文帝最为贤明。查考《汉文帝本纪》的记载，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事情，可是太史公唯独称道那个时代，说当时六七十岁的老人，竟然还没有到过城市，闲游嬉戏时像小孩子一样，把这看作极盛的景象。我心中曾经疑惑，认为这样怎么足以看出太平盛世呢？后来游历天下各地，经历大乱之后，风俗日益浇薄；刚刚垂髫的儿童，便往来于郡县之间，凭智巧互相欺骗。这样以后，我才慨然思念文帝时代，确实再也难以达到。回想那种盛况，我没有一次不感叹它难以遇到。有时私下自我解释，认为唐虞三代固然难以赶上，但像文帝这样仁厚的君主，只要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都可以希望效法他，怎么知道不会再次遇到呢？从前我游历婺州时，听说浦阳黄氏兄弟三人同住共食，直到老年也不走出乡里，心中非常仰慕。今年到他们家去，三位老人出来迎接，胡须头发斑白，冠帽衣裳整齐如画，步履缓慢，默默无言，好像不能说话。我私下想，太史公所称道的老人，莫非就是这样的吗？天下从此大概将要得到治理了。天下治乱的到来，虽然由于天命，实际上却取决于风俗。轻佻机巧、谄媚诈伪的风俗形成，流弊必定导致混乱；忠厚朴实、善良诚愿的风俗形成，正是天下走向治理的开端。汉文帝时，汉朝兴起已经三十年，所以风俗能盛大到这种程度。如今本朝建立才一纪年，东南偏远地区已经有像三位老人这样的人。再过一代，怎么知道不会达到太史公所称道的情形呢？这样说来，三位老人身上体现的是君子和国家的风俗，所关系的难道还小吗？乡里好事者把他们画成图，请我作赞，作赞本来是应该的。不过，假使天下人都像三位老人一样，我的志向、伊尹和周公的志向，就在这里实现了。若只是把三位老人当作奇异人物来赞美，那不是我的志向。

译赞曰：风俗是浇薄还是淳厚，要看这些百姓。治乱的根源，不在天而在人。世道正要混乱时，百姓丧失德行，彼此凭诈术、欺骗和机巧相互援引，终于一同沉溺。治理的征兆，是风俗敦厚、人民朴实。这样的风气形成，国家便因此昌盛。元朝的乱局既已平息，国家大概将接近治理。怎样占验它的祥瑞？看看黄氏便知道了。黄氏是世代大族，是婺州的望族。爵位并不显贵，但他们的德行非常光明。若依仗德行而骄傲，德行就会一天天衰败；不居有名之位，福禄反而会不断上升。美好的黄氏家族，有兄有弟；既赐给他们富足，又赐给他们长寿。人难道不富足吗？只是有些人仅凭财产得名。谁能与他们相同？他们都以善行著称。一个人的长寿，在他们一身中集中体现。谁能得到上天这样的施予？还延及兄弟。长兄拿着酒杯，正是给仲弟，仲弟再给季弟；他们和谐地用菜肴和豆器相互劝食。他们的衣服难道华丽吗？不过是丝帛和细葛布。食物也不是珍馐，只用来疗饥。谁不能说话？只是我们不轻易开口。他们诚心恭敬如一，因此能够快乐而长寿。你们所有子孙，为什么不把他们作为准则？用他们改变浇薄风气，发扬美好的声誉。岂只是你们一家？还应当成为引导风俗的榜样。谁能为他们表彰？四方都应当效法。《程文宪公雪楼先生画像赞》【附序，胡俨】我胡俨曾经听先生和长者说：当初，勉斋黄公任新建县丞时，和弘斋李氏在东湖书院讲学，深入讨论性命和道德的分际。当时双峰饶氏跟随弘斋，也确实听到了这些学问。黄、李二位先生都是朱子的门人，而饶氏又亲自承受二位先生的传授，所以他的学问有本源。传承饶氏学问的是徽庵程先生；得到徽庵传授的是程文宪公、雪楼先生、吴文正公和草庐先生二人。雪楼是徽庵的从孙，草庐也是由雪楼推荐而出仕的。后人只知道雪楼遭逢时代机运，文章事业在当时显赫，却不知道他的理学渊源，实际上与草庐完全相同。公的玄孙、现任吏部郎中兼翰林侍书的南云，拿公的遗像给我看。我得以拜观，于是作赞说：上天生下杰出的人物，英伟通达；义理精微，像源泉一样深广奔涌，学问得到正宗。时运恰好相逢，参与谋议，勤于政务；在朝廷上从容主持，掌管皇帝的诏制。浑厚古朴的风气，像金片文字和美玉般的文章，光耀无穷。登用推荐遗逸和有名德的人，尊崇退休致仕者，按照礼制让年老者进退。先生的心胸宽厚，难道只是懂得知止吗？头戴幅巾，身穿短褐，逍遥自在，徘徊自得。麻源的山谷，深邃而幽静；飞瀑涓涓，白云悠悠。午桥沿着田野，成为美好德行的伴侣。九泉之下先生不能复生，我将和谁讨论道义呢？《平心杯赞》【刘定之】陶制的杯子中站着一个童子，用来斟酒。酒浸到他的脚趾，没过膝盖，汇到腰部，平心杯便不能再增加酒量；再增加就会从下面漏出，淋漓滴落，直到杯子干涸，衣服鞋子全被打湿。童仆暗自发笑，宾主都失了脸色。从前聪明的工匠制造它，是用来告诫人不要贪得无厌，难道只适用于饮酒吗？凡事都可以用它来警戒。《郭令公像赞》【失名】唐朝尚父、太尉、中书令、汾阳王，姓郭。他的巨大功勋和伟大功业，显著地载于国家史册。他岂只是自身成为国家的宗臣，还为子孙留下丰厚遗泽，使后世百代都蒙受他的恩惠。我跟随他的后代孙辈，有幸观看遗像，于是知道将相自有真实的气度。韩退之所说的如高山巨谷、龙虎变化，大概连他部下那些只需承受目光和语气指示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汾阳王呢？于是作赞：唐王室中道衰微，君主昏庸，臣下僭越；腥膻之敌长驱直入，摧毁撕裂天下。青骡驮行蜀道，龙种流落路旁。继位的皇帝在荒野，号令众军，行动如风飞雷厉，英雄群集响应。谁能比得上汾阳王？他的声名显赫，亲自扶持太阳般的皇帝，手持天戈挥击敌人。李光弼怀着恩义相助，左右护卫呼应，荡平长安、洛阳，剿灭安禄山、史思明，尽数收取天下，使其归于唐天子。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他始终是国家的虎臣；功名盖世，富贵超过常人。进入他的家门，雕花窗、朱红门户，侯伯和仆隶众多，妃嫔公主与女眷成群；立于朝廷之上，是真王上公，强大的藩镇屈膝，奸相也收敛容色；出现在郊外，穿贝甲、执金钺，回纥人罗拜，吐蕃军败逃。只有这位汾阳王，福泽何等隆盛！根本在于他的内心，德行完备而忠诚伟大。他的内心如何显现？仪表非常伟岸，眼如河、口如海，像泰山华山一样巍然挺立。那些奸邪小人应当匍匐蹒跚，面貌像鬼、脸色青蓝，如狐狸遇见老虎。愿上天十代宽宥其后人，甚至百代都保佑其家。令人凛然如同仍在世，久远流传而不衰。《文丞相像赞》【孙燧】伟大啊，文公！他是千古以来的志士。当国家命脉还存在时，他颠沛流离，只怕不能求得生存；等到国家命脉已经断绝时，他慷慨从容，只怕不能求得一死。求生并不是为了个人苟生，求死也不是为了徒然赴死；生死都只求成就同一个大义。这就是大丈夫的事业，本来常常如此。百世之后听到他的风范，谁不会受到激励而奋起呢？《震川先生赞》【有序，王世贞】已故太仆寺丞、直文渊阁、制敕房官归震川先生，名有光，字熙甫，是昆山人。生来风度仪表俊美，性情深沉，专心于书，无所不读，尤其精通经术，长于科举文章。他还是诸生时就已经有名声，登门求学的人常常挤满门庭。当时先生正因资历久而被贡举，不久参加应天省试，考取第二名。故相张文毅公主持政务时，主持考试时得到阅卷官的先行推荐，认为先生奇异杰出，非常以国士相许。然而到参加会试时总是落榜，年过六十才考中进士，又没有被选入馆。出任湖州长兴县令，过了三年多，才升为顺德府推官；高新郑是他的座主。高新郑任大司马掌管铨选时，怜惜先生才华屈抑，任命他为太仆寺丞。不久，先生以太仆寺丞入制敕司任职，才稍稍舒展抱负。然而浙江巡按使又苛刻挑剔地检举他，先生当时正患病，郁郁不乐，终于去世。先生的古文辞虽然取法《史记》《汉书》，大体却折衷于韩愈、欧阳修。每当得到称意之作，文思奔涌，不事雕琢，却自然有风味，卓然成为名家。他晚年才显达，最终又不能得志，尤其为有识者所惋惜。赞曰：风吹过水面，水波散开而成为文章；风停止时，风与水又彼此忘却。剪裁缀辑，套用科举文章，铺陈藻饰。江左以来，到了陈、梁两代而达到极点。千年之后出了归公，文运因此昌盛。他使衰微的文风重新振起，像唐代的韩愈，是宗师和巧匠。宋代的欧阳修，我难道与他趣味不同吗？只是来得太迟，终于令人悲伤。《国宝新编传赞》【附序，顾璘】

译李梦阳，字献吉，本来是关中人，跟随父亲任官，于是寄居大梁，官至江西按察副使。他性情爽朗，仪表如玉，傲视当世。起初读书从汉魏以前开始；听见有人谈论古人古事而有不懂的地方，便说：“难道是六代以后的书吗？”大概因为他没有读过六代以后的书，所以他的诗文卓异而不随流俗。晚年才广泛浏览各家著作，学问更加宏博；有时失于粗疏，也许是矫枉过正的偏失，实在不得不如此。他早年崇尚气节，孝宗朝时上书论事，气势昂扬，想仿效贾谊代替韩安国，起草奏疏弹劾宦官，形势十分危险。幸赖武功康子海为他解除灾难。后来任江西学政，文教大为兴盛；他不能向世俗低头，亲身陷入牢狱，这确实也是意气用事的过错，最终使诋毁他的言论不断积累，被摈弃终身。这能怪谁呢？《空同集》六十三卷，可以说内容丰富。姑苏黄省曾为他编次，甚至把辩狱等类文章也错杂编入其中，这只是诋毁他罢了。赞曰：黄初时代的声响已经断绝，诗道处于衰微之中；唐朝兴起，二位杰出诗人李白、杜甫大大发扬了诗道的机运。时代相隔难道不远吗？知道继承他们的人很少。威武杰出的李君，出生确实在他们之后；向上追溯《风》《雅》，他的志向拥有很多。一声鸣唱便惊动世人，千古以来都可作为知己。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官至陕西按察副使。他年轻时便有神悟，二十岁入京，身体瘦弱得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他才思驰骋，长于写赋，很快便超过当时的作者。当时海陵储公巏、锡山邵公寳是文坛领袖，都加以赞赏惊叹。他性情和粹平易，人们乐于同他交友；扰乱他不能使他混浊，澄清他也不能使他过分清峻。众人都认为他是台辅中的人才。然而他性情简淡、心胸宽广，不善于侍奉权要，于是出任校文之职；因劳累成疾，未能取得更大成就。这过错在于当政者，不在他自身。文章之道，起初必须谨慎选择师承，才能建立体制，逐步达到精妙境界。他开始形成自己的家数；看他与李氏讨论文章，应该像选择渡河的筏子一样取舍，登岸才是上策。若因此完全抛弃法度，只尊崇本质性情，假如这是他自己的主张，当然不是确切的论断。赋咏著述，各有长处和短处，自古以来一向如此，并不只是今天如此。至于天才飞逸，咳唾都能成为珍珠，确实也是人物中的俊杰啊！赞曰：文辞崇尚体制和要旨，法度规范清楚陈列。禀赋奇异而出类拔萃，于是贯通天人之理；建立训诫以规范后世，使人可以遵循。穆穆端雅的何君，学问凭借宿世的领悟；源头出自高山，曲折流转最终归于大海。既然已经渡过河看见彼岸，还不舍弃筏子，更等待什么呢？祝允明，字希哲，苏州人，官至应天府通判。他才智超群，远胜常人，读书过目成诵，无论宏大细小、精深粗浅，都储藏在胸中，一有触发便能应答。他不做猥琐鄙俗之事，治学务必师法古人；吐辞造意，远远超出世俗境界。他仿效齐梁月露诗体，写得高明的可凌驾徐陵、庾信，写得较低的也不失为皮日休、陆龟蒙的水平。他玩世不恭、任性自放，厌恶接近拘泥礼法的儒生，所以身居显贵的人很少了解他的才华。真州蒋山卿曾看见他所写的《建康观云记》，吐着舌头佩服地说：“文章不就在这里吗？”那些才力偏狭、学问偏曲的人，真像河伯还没有离开龙门，难以和他们谈论水。我特别赞赏他这句知言。他的书法精妙工整，从《急就章》直到虞世南、赵孟頫，上下数千年，各种字体无不通晓其结构。至于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行书，怀素的狂草，尤其达到用笔的妙境。本朝的书法品第，不知道应当把他置于谁的左边。赞曰：汉代的隐士东方朔，明代的玩世者祝允明；傲视冠带士绅，戏弄文史典籍。才学蓄积如海水汇聚，发作时如云气蒸腾；驰骋于文艺苑囿之中，谁敢凌驾于你之上？徐祯卿，字昌谷，苏州人，官至国子博士。他神情清秀，步履柔弱，双目明亮得能照见人。年幼时便精通文理，不曾经过老师教导；写作《交诫感暮赋》等篇，文辞深沉郁结，于是闯入晋宋文坛的藩篱，凌驾于曹魏作家之上。年长的宿学都惊叹，称他为文章雄才。他在武宗朝开始做官，厌恶司法部门的烦琐事务，请求改任学校职务，这也可以看出他的高雅见识。他专门研究诗学，考订诗歌体裁，上探《离骚》《风》《雅》，下括高适、岑参；融会贯通，折衷取舍，使文质兼备。他从堆满栋梁的诗文草稿中删去，保留百分之一，希望形成一家之言，传给后世。直到今天，天下人仍把它看作圭璧珍宝，正所谓“即使多，又有什么用呢”。他所研究探索的内容，都在《谈艺录》中，可以说是杰出工匠独自辛苦所得。【《交诫感暮赋》不见于《迪功集》。】赞曰：国子博士清雅的资质，如冰水洗涤般纯洁；遗留下来的文章闪闪发光，像凤凰的羽毛、麒麟的鳞角。只因珍贵奇特而宝爱，并不因为数量多；有人而不能精粹，正如山中堆积杂物又有什么意义呢？朱应登，字升之，宝应人，官至云南参政。他天性孝顺友爱，待人忠厚，仁义深厚，和乐平易而无怨恨，削平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所以能够谦下待人，兼容仁者贤者；即使浅陋之人也能宽容，这是大贤的气度。掌管钱粮时，政事得到治理；整顿教化时，人才兴盛，这都是忠信作为根基的结果。尤其是他的文章辞采焕发，文思如泉水涌出，锦绣灿烂，有时足以压倒他人；落笔一扫便是千言万语，旁观者往往为之夺气。那些诋毁中伤，只不过是萌芽般的小祸害罢了；他高举目光，宽阔视野，渺然不放在心上。等到他拂袖归田，更加深入探究辞章的奥妙；用归田后的精进来替代仕途所得，这又岂是嫉妒之人所能理解的？如今看他的文章、赋、序等，铺陈缀合，丰赡华丽，如森严张列的武库，几乎可以和潘岳、陆机并称，对元稹、白居易则绰绰有余。他是当世文坛的羽仪，大概就是这几个人吧！

译赞曰：仁厚啊，参政没有遗弃自己的亲人！连异类都能广泛包容，何况是我们同类的人呢？上天赋予他华美的文思，使他防备那些侧目而视的人。白璧永远闪耀光辉，苍蝇般的罪名怎么能赎清呢！赵鹤，字叔鸣，江都人，官至山东按察副使。他的文章性质深邃奥妙，处理政务精审核实；主管覆核户曹事务，多次筹划重大政务。他督学山东时，发誓要清理胶庠学政，严重的甚至举出郡邑中的弟子十六人，加以淘汰。士人开始喧嚣不满，难道不是矫枉过正了吗？谈诗时，凡是古代诗人，他喜爱谢灵运；唐代诗人，他喜爱孟郊；元代诗人，他喜爱刘因。他曾说：“这种道路不应当浅薄，浅薄了就会流于庸俗卑下。”严沧浪说得好：“刽子手应当取人的心肝；譬如树立人生根本之处，应当竭尽力量，难道只在毛发肌肤上试验吗？”后来他登临泰山、金山、焦山等处所作的篇章，言语都是自己创制，绝不随从他人，真是凌驾千古的胆识。晚年注释《五经》，考订评论历代史书，刊正前人的错误，自信更加坚定。有人或许以爵位来使按察畏惧，却不知道像正腐、防等人，怎么能够惊动他呢？赞曰：文章崇尚的已经出现，因袭它的才称为盗贼。江都振奋精神，众人喧嚣也不能使他迷惑。他说：“效法先王的政教，就是端正国家；这正是我的志向所在。”迅疾直上云霄，长留江河之间。郑善夫，字继之，福州人，官至南京验封郎中。他的气质秀美，如岩谷般高峻深沉；抒发感情时便形成诗歌声调。虽然才华和韵致并不充足，但古雅的色泽和精炼的言辞，高高映照在云霞之外，飘然有远游高举、逍遥自得的志向。他喜爱游览名山，曾进入武夷山、雁荡山，攀登险峻之处，幽深搜寻，完全忘却了回顾自身。他远行养病，盘桓于郎署之间，乐于背负高尚的声名，几乎轻视人间爵禄。当时与衢州方豪志趣相投，心境已经淡泊无求。他曾与我约定说：“明年海上有紫气从东方而来，就是我观察造化、归于大道的时候了。”赴任时留在省城，中途突然去世。唉！也真是奇怪啊！赞曰：谢灵运以游览为乐，嵇康仰慕成仙，验封郎中超然物外。千年之后志趣相同，南海孕育灵秀，阳春发出声响。像鹄一样的性情、鸿雁一样的胸怀，永远留下遥远的想象。都穆，字玄敬，苏州人，官至太仆少卿。他清正自守、博学多闻，搜罗旧闻，考订疑义，著述很多。他喜爱游览山水，虽然身在官署，只要奉使命稍有空闲，就立即前往观赏名胜，抒发平素的胸怀，所得见闻一定撰写一篇记，汇编成巨著；又广泛抄录古今金石遗文，编成《金薤琳琅集》。斋居时清冷萧然，却乐于接待宾客，含杯饮酒，谈论古事，以此度过整日；不置办产业，有时甚至屡屡贫困，他总是笑着说：“天地之间，总不会让都穆饿死，我每天安然如此。”他的文章简洁古雅而有法度；诗虽然孤高淡泊、冲和疏宕，终究不是俗套的声韵。赞曰：词章之士摘取浮华，技艺却只如雕刻小虫；高雅的儒者仰慕古道，竭力继承扬雄。悬挂空罄并不算贫穷，玄酒无味也不算浅薄。自我看来内心充实，谁能测知其中的快乐呢？景旸，字伯时，寄居南京，本是仪真人，官至太子中允。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眼睛失明数年后又复明；兄弟不疏远故旧，也不遗弃他人，这大概归因于他的德性深厚吧。他平和旷达而有分寸，不争强也不骄傲。入仕后既通达显贵，又好学不倦；作文效法司马迁，不崇尚艰涩，文字顺畅、语言圆润，处处有法度准绳。作诗以盛唐为宗旨，萧散超脱，遗弃俗气，差不多有高卧北窗的情怀；诗的体制本来就是他所宽缓不拘的，而语言又自成一格。我器重他这个人，每次谈话都必定端正三件事，然而他还没有升到五品阶次便去世了，这大概是他的命数吧。他擅长书法，起初精工于楷书、行书，后来师法周伯琦的小篆，很有风骨。赞曰：文章以体制端正为本，诗歌以兴寄奇特为妙；昏昧的人偏偏以怪诞为志，于是陷入支离破碎。中允是端方之士，德厚而气直，文辞锋锐奔放，没有不切中要害的。王韦，字钦佩，南京人，官至太仆少卿。他孝德纯正修养深厚，因守护母亲而形容毁瘠，最终去世。他的父亲王徽，宪宗朝任给事中，以直谏闻名。少卿继承父亲的志向，坚守节操，屹然有棱角和典范。历任留都官署，并非身居要害枢机，却明确坚守职掌，像金石一样不可动摇。不是说孝亲之思可以成为法则吗？他论诗专门崇尚才情，说：“唐代诗风形成以后，诗歌自有体格，不与《雅》《颂》同一旨趣。汉魏诗歌从《雅》《颂》变化而来，唐体则沿袭《国风》。雅正之言大多直尽其意，风诗的言辞则含蓄微妙。如今把雅正的文章作为近体诗，未有不流入宋诗一路的。”所以他的诗婉约绮丽、情致丰富，隽永的意味难以穷尽。有人或许说它纤弱，哪里知道他所持守的方向本来就不同呢？赞曰：王子维持守中正，明辨义与利；即使千金也可以舍弃，一旦许下诺言便不会改变。词章流传于不同朝代，竭力继承唐风；情感含蓄而深远，拘泥于外在物象又有什么可取呢？唐寅，字子畏，又字伯虎，苏州人。应天乡试考取第一，因获罪而被废黜。他坦率旷达、疏放不拘，暗中契合禅理。二十岁时身在学校，随意背负了狂放的名声。他创作《广志赋》以及连珠数十首，文思跌宕、融通流畅，使同辈都为之倾倒。青溪倪公见到后，连连称他为才子。因此翰苑中的前辈争相引荐他，但彼此骄傲嫉妒、互相防备，最终反而招来祸患。遭到废弃失意之后，他更加任性放诞。邪僻的思想、过分的念头，全都断绝而不再滋长。他寄托兴致于歌谣，顺着性情描写事物，务求谐俗，以取悦浅俗的耳朵。他防避诙谐的文章；即使作者不推重这种文辞，君子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气度。如今司马袁袠所刊刻的作品，仅仅数篇，这就是他最精妙的作品了。赞曰：唉，伯虎啊！谁来拓展你的志向？登上高台便能流动舒展，困居窗下便会滞塞不通。生与灭既然同为一体，宠爱与羞辱又何必惊动？最高的善如同水，这便成就了美好的声名。孙一元，字太初，不知是什么地方人。他自称关中人，长期寓居吴越之间，死于湖州。他风采仪表秀美明朗，行踪奇异诡谲。头戴黑巾，身穿白夹衣，混迹于贵贱人群之中，常常带着铁笛和鹤瓢随身而行。遇到所倾心的人或事，便立即尽情投入。他大概是隐逸之士中的高洁旷达者，天性喜爱吟诗。起初谈论导引之术，人们怀疑他是仙人。晚年娶妻，加入司空刘公的湖南雅社。勉强进习儒术，都不是他的本色。他作诗填词极其用心，只是缺少天赋才华。赞曰：仕途显达却无私心，反而为尘世的羁绊感到惭愧；在山涧中安居自得，才值得赞美其高尚。龙笛迎风吟响，鹤瓢对月斟饮。光明皎洁的太初，是江湖中的杰出人物。王宠，字履吉，苏州人。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后来去世。他清正平和、恬淡旷达，不与万物争竞，人们把他比作黄叔度。尊贵的官员和年长的儒者都忘却年龄差别，与他友善相交。他不喜欢温和醇厚的文风，诗词刻意崇尚风骨，摆脱轻浮靡弱；陶冶融会李白、杜甫的诗风，淘汰洗涤清丽浮薄的文字。既端正诗文体裁，又消除陈旧路径，可以说是后来者中的高足。可惜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他尚未停止进取便去世了。学士们应当看重他如汗血宝马般的才华。谚语说：“美玉因为早早折损，白石却高高耸立。”难道不是这样吗？他的行书疏朗秀美、超脱尘俗，很有晋人的笔法。赞曰：有一位美善的君子，温润得像美玉。既能安守孝友之德，也能泯除清浊的分别。杨芳在词苑中树立典范，以前人的轨范为准绳。他心志高远而操守短促，吝惜自己的才华，终于未能成就大业。陈几亭先生像赞【陈素】

译这是《几亭先生待漏图》。从前我曾与先生一同参加春闱，又一同快步走向丹陛。如今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岁月茫茫，始终的情形都可以说起；能够面对这样的典范人物，感慨仍如昨日。赞曰：丰镐一带草木繁盛，涧水以西、瀍水以东；北极星被云遮蔽，众星都与它同在。怀念我那位贤哲，能够秉持敦厚平实。追溯濂洛之学的源流，正气就在自身。手执笏板立于明廷，堂阶也因此更加崇高。衣裳整肃庄敬，精神与神明相通。宏大的功业尚未达到极致，遗留下的典范却无穷无尽。以一发承受千钧，敬仰这样的德行仪容。沐浴日月光辉，这就是先生的风范。《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四，余姚黄宗羲编，铭一。《义门铭》【并序，宋濂】天地之间有重大的防范，这就是孝与友爱。水刚开始时不过是杯中溢出的细流，如果没有土来阻挡它，最终必定会泛滥到冲天；火刚开始时不过是微弱的火光，如果没有水来制止它，最终必定会烧遍原野。人的内心受到外物感动而发动，不可能没有欲望，它的开端也非常微小；如果没有孝友之人出来作为表率，便会相互沦落而形成风气，常伦也就败坏了。从前的先王看到了这一点，即使是偏僻小巷、蓬蒿野草中的百姓，只要有能够实行孝友的人，就一定加以旌表任命；这是用来辅助皇帝的治理，彰显仁德风气，把人们挽回到正道上。世人评论《唐史》，还说张公艺、季如本，刘君良的孝行在友爱和睦方面最为突出，数代不衰，真是豪杰之士。唉！当时佩金章、系紫绶的贤者，乘皂盖、朱轓的英杰，布列于朝廷内外，并不是没有；只是把豪杰归于闾巷百姓，是因为他们不等到教令施加以后才奋发。唉！《南陔》《白华》的诗，大概也表现了商代末世和周代盛德。百姓以孝友著称，君子由此就可以观察那个时代了。浦阳黄氏的先祖，与文节公黄庭坚同出一源；有一位讳度的人，是宋隆兴癸未进士，也是各位祖先之一。元至正年间，传到讳珪的君子，生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叫隆、叫生。隆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逢原；生生了两个儿子，名叫逢吉、逢昌。逢吉兄弟又各自生子，达到十多人；三代之间，孝友相亲，没有任何争议。逢吉于是竭尽心志和思虑，制定教条；刻在坚硬的石碑上后，又派侄子宿来请我宋濂作铭。唉！儿子长大便分家，媳妇和婆婆反唇相讥，这种风俗在秦代已经如此；何况距离古代越来越远，风气一天比一天浇薄，黄氏能够不受末俗沾染，卓然不变其一贯的操守，难道不是豪杰吗？浦阳因义居而闻名的有两三家，只有郑绮家已经传到十代；黄氏知道羡慕并奋起修养，日益用力，怎么知道不能达到郑绮家那样呢？即使如此，许史家族所称的显贵还不足以算真正尊贵，猗顿的财富也不足以算真正富有；只有把孝友积累在自身，使美名在当时显扬，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能够凭此立身于天地之间而无愧，考察贤哲而有所证明，流传后世而可以效法，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呢？黄氏的孙辈、曾孙辈难道不可以想到自我勉励吗？如果能够像我宋濂所说的那样，比照张公艺一类人，日后就可以逐渐达到。诗中说：‘风雨昏暗如夜，鸡鸣声却不停。’我宋濂对黄氏确实寄予深切希望。铭曰：浙河东部边疆，有地名叫浦阳；这个家族就是黄氏。双井同根，科举名声纷呈；世代研习诗书，有儒者居于冠首。以义作为屏障，世代共同饮食。看那斋堂庭院，左边是史书，右边是经书，后人接续前人的足迹。再看那一代代的房舍，门前除草、屋后缫丝，灯火相伴直到夜深；和睦的人们彼此作揖让行，登堂而上，肃穆无声。家业既繁衍又开花结果，却实在而不夸耀。三代同居一家，而世道日益下趋；父子分割内室，婆媳互相争吵，十家中有九家衰败，风浪翻倒、波涛颓落。上天似乎不能挽回，苍蝇般的声音正低沉幽暗，忽然听到怒雷，谁能不惊？树立典范，建立防范，辅翼法度，帮助常道；这是德行的根本。开始并不困难，长久保持富裕却很艰难。责任重如高山，若要成为高大的丘陵，就必须世世代代不断增加，不是一个人单独能够完成的；应当像松树一样长青。因此旧的陨落而新的承继，才能长久坚贞。应当先与众人谋划，希望实行修身之道；从哪里入手呢？不如把敬慎作为准则。早晚仔细筹划，使百世之后仍如同最初一样。《菜薖六器铭》【唐肃】我家主人治理园圃，在城南的屋舍中有一处名叫菜薖。榘轩先生已经为它作铭，唐肃又为它的六件器物作铭。主人治理园圃、种植蔬菜，一定要用锄头。给锄头作铭说：开垦土地、栽下根本，这才能站立；培土加厚、滋养嫩芽，这才能茂盛。衡量深浅，不要马虎。种好以后灌溉它，一定要用瓮。给瓮作铭说：泉水的容纳，就是德行的充足；泉水的流出，就是恩泽的广布。提举它不要使自己疲弱，提携它不要使它毁坏。不要专门依靠桔槔的机巧。灌溉以后，杂草会危害蔬菜；铲除它一定要用刀。给刀作铭说：恶草滋生，借助你来剪除。平整土地而不剪除杂草，茅草就会堵塞道路。杂草除去了，蔬菜茂盛了；采摘它一定要用筐。给筐作铭说：只取它的精华，不要连同根部。收集它的果实，不要装满到溢出。空虚才能容纳，这就是你的德行。左拿右拿，都要慎重持握。采摘得到蔬菜后，烹调它一定要用釜，进献它一定要用盘。给釜作铭说：在这里灌溉，在这里烹煮。我有防备而储藏的食物，甘甜如饴。那些吃鼎食的人，恐怕……给盘作铭说：肥腻不要污染我，腥膻不要使我羡慕，只有辅助体会道味而已。铭文写完，主人说：‘唉！您善于为我的器物作铭，切合事物，又深合道理，足以成为我的警戒吗？’ 请把这些铭文写在菜薖，以接续榘轩的作品。于是便写下了它。《周宁父丁斝、汉素温壶铭》【并序，童轩】周宁父丁斝、汉素温壶各一件。钦差镇守云南太监钱公一向喜爱珍玩，喜爱它们的古雅，于是买来得到，便征求我为它们作铭。我考察器物上的铭款：斝高九寸九分，深五寸二分，口径比深度少二分，容量四升八合；有两耳三足，质朴简约而无纹饰，这是周宁父丁的斝。壶高七寸，口径一寸五分，腹部是高度的两倍而略微收缩，光彩晶莹洁净，颜色像流动的丹砂，这是汉素温壶。这两件器物，年代久远的距今不下二千多年，较近的也有一千数百年。有的显现于世而被汇聚进献，有的隐没而沉沦地下。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有多少。然而它们被使用或不被使用，难道是器物自己造成的吗？大概一定有使它显现的人，也有使它隐晦的人。唉！士人处世，和这有什么不同？所以耕作于莘野的是伊尹，后来保辅助政的也是伊尹；在傅岩筑墙的是傅说，后来置于君王左右的也是傅说。当他耕莘、筑岩时，亲自从事卑贱的劳役，和器物被弃置、自己沦落到瓦片碎石之中有什么不同？等到他辅佐君王、居于左右，使大道大为推行，又和器物被使用、自己成为殷代彝器、周代鼎器有什么不同？由此可知，人的际遇和不遇、物的使用和不使用，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译即使如此，受到知遇的人也很多。假如不是合用的器物，怎么能保证不失败呢？所以器物若不是鼎，只会看到它折断足而倾覆；若不是瓶，只会看到它还没有汲水便已破损；若不是罍，只会看到它的瓶中水尽而感到羞耻。果真足以使用吗？所以人如果想使器物发挥良好作用，又不可以不磨利它的器用。有人说：人为什么要拿来和器物相比呢？人的作用大则可以辅助一个人、使四海安宁；小则可以整治各种事务、共同承担百种职务。而他所蕴藏的器量、所通达的作用，难道只是两耳三足、方口圆腹之类吗？何况旧臣可以任用，年高德劭者可以谋议。所以《传》说：‘人年老了就熟习，器物陈旧了就破败。人为什么要拿来和器物相比呢？’我对这话感到疑惑，私下想到旧臣和高寿老人，都是老成练达的人。我不能不对世上的君子有所期待，于是取这两件器物的意义为之作铭。铭文说：有鼎的形体，却不折断它的足；有罍的容量，却不使腹中空虚。斝啊，斝啊！大概有些像培养大的才德而不被小节牵累的人；他将要寻求君王圣明的接纳而获得福泽吗？以上是斝铭。外表晶莹，内部充实丰盈；中间空虚，却宽阔而有容纳之量。壶啊，壶啊！大概有些像形体宏大而作用无穷的人，不就是所谓有始有终吗？以上是壶铭。《居庸关铭》【有序，刘定之】我考察自古帝王建立根本、营建都城，以君主制度统治华夏和夷狄，都是以大德来承受天命，凝聚人心，同时从来没有不凭借地势险要来巩固自己；这就是说要扼住天下的咽喉。那些诸侯国所凭恃的，如齐国的穆陵关、楚国的武关，姑且不论其小；至于秦和西汉、唐建都于雍，周、东汉、晋建都于洛，都是天下的大都，险要而且传世长久，能够统御广大疆域。雍地的险要在函谷关，洛地的险要在成皋关，也不过是控制、俯临中原罢了。只有我大明皇朝定都冀方，向南来抵御诸夏，向北远望以威服边疆；处在内外之间的关隘叫作居庸，实在是天地以内最大的要地。谨按《地志》，关在昌平西北四十里。元代翰林学士王辉说，秦始皇修筑长城，居息庸徒于此，所以用此命名。讲求地理的实际情形并努力叙述它的意义，是读书人的事。何况这座关隘险重防大，正如前文所说，怎么可以不作铭呢？铭曰：皇帝承受天命，以北方荒野为都城。大地安定其轴，苍天高耸其枢。长城作为衣带，从天边缭绕而来。中间耸立雄关，贯通城内城外。铁壁深广开裂，玉峡高峻险拔。向下压临广大厚重的大地，向上直插重重云霄。上面覆盖雉堞，由虎贲军队守卫。屏障护卫中华，扩展广大疆土。龙旗向北征伐，军鼓在其中推进，像雷霆震响而冲出太空。呼韩邪单于南来，在关下叩塞求见，像蚂蚁叩击宫门而求天子的赦免。从前秦朝兴起徭役，庸徒于是居住于此；宋朝失去防守，辽、金长驱直入。哪里比得上皇明受到上天安抚眷顾，不另行创制而因循旧势，不刻意严厉而自然坚固？一名士兵把守它，万人也无法向前；一代人开辟它，万世都将流传。采翠色山崖作为书写之地，依着山崖立成碑碣。刻下这篇铭文，留给无穷的后世。《石钟山铭》【有序，杨守陈】鄱阳湖的入口处有一座山，名叫石钟山。此说由来已久。后魏的郦道元认为，山脚下临深潭，微风鼓动水浪，水与石相互撞击，声音像大钟一样。可是唐代李渤反对这种说法，说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靠近水流的许多山峰都可以用这个名称了。他认为，潭边有两块石头，敲击它们来听，南边的声音浑厚含混，北边的声音清亮悠扬，这才是所谓石钟。宋代苏轼又反对李渤，说石头发出铿然声响的地方到处都是，为什么唯独此山以钟命名？他认为，山下全是石洞，微小的波浪进入其中，声音呜呜隆隆，像钟鼓一样；水流中央的大石头，内部有许多孔穴，和风水相互吞吐，发出坑坎镗鞳的声响。他曾亲自考察而得知实情，所以赞同郦道元。周必大又说，上面的钟石高四尺，下面的钟石宽一丈多，敲击它们都发出像钟磬的声音，其他石头却没有，于是又赞同李渤。我认为，水波之间众多的孔穴，难道是丰山自己发声的孔窍吗？潭边那两块石头，难道是宋代左师每次敲击的石头吗？这些都可以称作钟石。然而靠近水流的许多山峰，山下能发出钟声的，大概很少；石头又高又大，敲击后能发出浑厚清亮、如同两块钟石的声音，怎么可能到处都是呢？况且山以物象命名，如石鼓、文笔之类，难道一定要天下独有之后才能命名吗？最初命名这座山的人，是乘船考察过水波之间吗？还是穿着木屐敲击过潭边的石头？抑或像大宁山那样，曾有巨石形状如大镛，而如今已经成为被水冲没的九鼎、被火焚毁的昆玉吗？这些都无法知道。事情没有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却可以凭臆想断定它有或没有，这是苏轼所警戒的。前面四个人都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但说法仍不能统一，我本来更不敢凭空断定。只是区区一座山的名称，对天下有什么损害？也没有什么值得深究争辩的。我听老年人说，我太祖高皇帝讨伐伪汉陈友谅时，曾驻军湖口，登上过这座山。后来取得大捷，陈友谅也死在那里。当时群敌之中，只有陈友谅确实强大而难以攻克，于是太祖辛劳出行，亲自驾临；后来平定四方，都亲自指授将帅，形势如同破竹。那么湖口的胜利，实在是天下基业的基础。正在登山之时，朝廷的谋划已经预先确定，圣明的谋略极其神妙；在登高远望的片刻，实际上已经把七泽八荒都纳入掌中。或者山灵水神把草木变成甲兵，驱使龙鱼充作清道警卫，以张扬皇帝的威势、辅助圣明的武功吗？凡是山川能够因一位贤贵之人登临而闻名于世，都可以说是幸运；而这座山竟有幸得到太祖亲自驾临，受到龙颜宠顾，一丘一壑至今仍有光辉照耀，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呢？古人看见黄河、洛水，就会想到大禹治水的功劳从前曾在这里。元代末年，兵祸侵犯我高祖，百姓几乎被消灭。如今四海内外，百年之间，各种政务安宁，万民安定和睦。即使各种活动的生灵和草木，也仍胜过乱世中受苦的百姓；这都是高祖平定天下、使之安宁的功劳，也是历代圣君继承先业、施加温煦恩泽的结果。凡登上这座山的人，向左看彭蠡，向右望金陵，面对长江、汉水的形势，怎能不有所感慨呢？兵部正郎王尚忠曾在山中佛阁间题写文字，嘱托我叙述缘故，因此我为它作铭，使人刻在崖石上，用来告诉后来的登临者。舍弃细节而怀抱大义罢了。铭曰：楚地有巨大的水泽，漫延五百里，叫作鄱阳湖，大概就是古代的彭蠡，是阳鸟栖居的地方。《禹贡》开始记载它，在水流汇聚的尽头，有时成为扼守要冲的地方。有一座山特然挺立，高峻而穹隆。《水经》记载了它，名称叫石钟。往在元代末年，有一只凶枭横行于江汉之间，云气扰乱、麻乱沸腾，高山也震动惊惧，直到稍稍得到安宁。天命所归的圣武之师，水军乘船出征，百万矛戈，疾如暴风、响如雷霆；猛烈的火光向西照耀，赤色城池光明灿烂。敌人受挫逃跑，退据湖口，于是登上两座钟石，眺望九州。鸾旗在前面登临，羽卫在后面拥护；猿猴麋鹿成群来迎，鱼类相随、鸟类引导；云霞更加光耀，草木山石也更加辉煌。

译皇帝用天眼远望、如闪电般洞察，已经使荆湘之地尽在掌握。玉辂正要降临，捷报沸腾；箭矢射出，敌酋被杀，他的部众像羊群一样崩溃。或许草木奋起变成甲兵，四方群敌中只有陈友谅最为强大，却被一鼓作气消灭。我有什么功劳呢？只是席卷万邦，拯救他们于焚烧和溺水之中，使亿万百姓永远安康。恩泽流传万世，崇高的德行、伟大的功勋，只有上天才能达到。若说上天高远，哪里足以和圣德相比？山中有巨石，旧时曾铭刻大禹的功劳；如今苔藓侵蚀、剥落，却仍有光芒如彩虹流动。考察古代的功业，也把它铭刻在鼎钟之上。伟大而光明的圣明之主，足以与神禹相配，应当和他的铭文一起，使光辉照耀万古。勉励我的臣民，不要忘记烈祖。《韶石铭》【并序，王渐逵】皇帝舜既已代理帝位，亲自经历天命的历数，从文祖尧那里接受帝位，于是朝见群岳以厘定各项政务，到各地观察风俗。那年仲春二月，他向东巡守到岱宗，在名山大川焚柴祭祀，以协调天时、修明人伦，敦厚礼制、彰明政教，把这些作为东方的法则。第二年五月仲夏，又向南巡守到明都，直到衡岳，沿着湖湘，上登九疑山，于是经过郴、桂，再向南到达曲江岸边，在皇冈接受朝见。各地诸侯、牧守全部到来，圭、璧、琮、璜五种瑞玉，三种丝帛侍立在荒远郊野。南方蛮夷进献珍宝，只有瑶、琨、象牙、犀角等物。皇舜于是宣扬文德，在皇冈南面演奏《韶》乐，凤凰来朝，百兽蹁跹起舞。各地诸侯和荒服之地的首领无不来归附，向皇舜辞让说：“啊！我们听说只有帝王敬承光明的德行，不把奇异珍宝当作财富。我们应当努力啊。”于是皇舜回到诸侯那里接受朝见，又把贡物归还给蛮荒之地的首领，三次辞让也未能推辞，便委托诸事而离开，向西巡行。皇舜既已向西，诸侯和蛮荒之地的首领也各自回到疆域，众多贡物被弃置在水边。从古至今，这些事遂成为灵异之迹。天帝于是命令祝融主管此地，使荒远地区永远安定，用来教化众多邦国。有人认为皇舜的德行广大远播，后世士人百姓无法测知，只称这些地方为韶石、香炉；相传过程中逐渐讹误，这难道不是被湮没了吗？于是我恭敬地叙述这件事，并为它作铭。铭辞说：洪荒之后，天命宣示的时代开始，最初的圣人出现，在天下正中兴起。那位大圣人的德行与上天相配，重华与之同放光明，尧把帝位禅让给他。帝说：‘你啊，舜！我年老而勤劳，你来承接我的帝位，成为万邦的君主。’舜代理帝位以后，便巡行各方，修明礼制、统一法度，直到南方荒远之地。皇帝安然驻止，南荒得到美好福泽；诸侯施展功劳，蛮方也纷纷来朝。他们来朝是为了什么？是归附于这文德之命。珍宝敬献给有德之君，有德者能够谦让而恭敬。德行才是真正的宝物，不以奇异之物为珍贵；苍璧和奇异珍宝，都沉埋在汨水、浈水的流波之中。皇冈高大，亿万年间，都是皇帝的宫殿；神灵涉渡，来自上天。百世之后，赐福给我普通百姓；草木高低繁茂，山川深广郁盛。皇帝的光辉，使这遥远的福泽不断流衍。我这个东方海边的小臣，刻下这篇芜拙的文字，昭明皇帝的德行，用来告诫后人。

译《书斋铭》【并序，归有光】这间斋舍原来是市集中的房屋，平常住的都是商人，左右邻居也都是商人。前面面对大街，大街上来往的人又多是商人。自从项脊生开始，才有读书人挟着书卷居住在这里。不久，同道之人也陆续聚集来，和项脊生同住。这里没有中庭，只把街道当作庭院；门半开着，过路的人侧身站立凝视，所以和商人做买卖的人很熟。旧地上的景物多得来不及一一看，直到走到门前才发觉，随即离去。后来才筑起篱笆，安上高大的门扉，用来阻隔行人的身影。然而耳边仍然喧闹，每到深夜，坐着的人想要睡觉，行走的人却不停，宁静的趣味从眼睛得到，却又从耳朵失去。项脊生说：‘我听说朱文公想在罗浮山静坐十年，大概古代的名人高士，他们的学问多半是在深山大谷、人迹不到的地方得到的；那里气息清新，精神凝聚而不散乱。那荒远苍茫之中，小小的山丘、卷曲的石头、几株古树、花落水流，就能令人神思清爽，何况天地闭藏、神灵幽深的地方呢？它也不能说没有帮助。可是吴中的名山，西边横亘大海，东边浸润林屋洞庭，大多不像人世，都是可以住宿、舂米、游览的地方；如今我遥望它们已经几年了，还是不能去一次。即使现在想稍稍离开市集，离开一丈几尺也不可得。’ 大概君子的学问，有些事情是不屑于细细计较的。管宁和华歆一起读书，门外有乘轩车经过，华歆出去观看，管宁却不回头。狄梁公面对庸俗的官吏，连和他偶然交谈的时间都没有。这三个人，大概也像如今居住在市集中的人；只是管宁与华歆的区别，就在于此而不在于彼。项脊生说：‘书斋可以成为市集，市集也可以成为书斋。’铭曰：深山大泽，确实能产生蛇龙；贤哲静观万物，也能使自己的居所安宁。我居住在喧闹的市肆，市场纷纷扰扰，想逃到空旷虚静之地，却少有机会、无法做到。太阳一出，事情就开始，万人纷纷活动，形体和声音变幻不定，时时刻刻不同。蚊子的声音像雷，苍蝇的声音像雨，没有细小的声音听不见。我厌恶自己的耳朵，哪里敢怀恋安居？学习颜回的志向、住在高堂中的静居，与我有什么关系？那美好的房舍，并不能使人的自身变得美好；有的人外表安静，内心却不安静。我对此正感到畏惧，时时警惕而不能安宁。左边放图，右边放书，念念谨慎戒惧。人的心灵精微而能通达圣神，何必一定要到罗浮山？只要能够敬慎，鱼龙万怪、海浪自然积聚，火热水湿，到了深夜也会平息。能够认识鸢和鱼，便能在万物中体察道的真实。我没有朝廷公事，哪里会有市人的纷扰？关键在内心而不在外物；无论道家还是佛家，内外两者都忘却，这是圣贤的最高境界。眼睛害怕尖锐之物，仿佛荆棘布满房间，心中忧惧不安。习惯于走在危险的台阶上。我从小喜爱僻静居处，就像处女见到生人，惊惧而闭口不能说话。出去应对世事，好像被束缚起来；平日修养如此，外表污秽，内心也惭愧。何况同胞之人，抬眼看去都令人怜悯。篱笆已经太多，离开这里又能到哪里去？皇帝的风教已经遥远，淳厚的风气日益衰薄，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我的内心极其悲痛。人轻视同类，不过一瞬间的事；难道道路上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尧舜吗？《丁氏半山亭铭》【并序，李东阳】潜川丁君继仁，是一位隐士。他在铜山半山腰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半山亭。他的儿子、鸿胪寺序班丁鉷，请我把铭文刻在石上。县城附近的景物，如槽山的奸雄遗迹、冶父山的神怪传说、龙湫的虚幻故事，都是君子不谈的。麟山的风致，也不值得深加评论。那半山亭，是王荆公旧日使用过的名称。荆公曾作诗争论谢公墩，评论者说这是他的习气发作；即使他有知，也未必能在地下忘情。我为丁君辨识此事，把它留给他的后人，使他们知道这座亭是丁氏旧有之物。丁君的内心没有与人争竞的意思，别人也无法同他争竞。铭曰：卢县的潜川有一座山，名叫铜山，山上有一座亭。亭中建造者是丁老先生，双重屋脊夹着飞檐，层层屋檐俯视长空；绳墨平直，尺度均匀，高低适宜；吞吐山岚云雾，凌驾苍茫天地；俯视开阔广大之境，仰面抗拒高远清爽之气。各种奇景罗列，万象森然明朗。连绵群山曲折延伸，如屏风，如墙壁。长江重湖，浩荡茫茫；高大树林、长长堤岸，曲折山涧、方正池塘；早晨的阳光和傍晚的阴影，往来映照在它们旁边。向西望槽山，是魏武帝驻扎过的地方；奸雄一眼看去，便想分割天地、据有山河。金卯年间终于承受天命，旋即成为典午司马氏的天下；河山依旧，俯仰之间已经历经千古。欧冶子遗留下的山，鸣响的金属已经跃动；张干、雷邪的光彩却已沉沦。幻术的事情无法探究，九泉之下的人也不能复生。僧人曾在这里降伏老虎，龙湫也在此处；龙亡虎逝，这件事令人长久叹息。又有龙眠山，麟山留下旧迹；丹青幽深微妙，泉石流传千年。山耸立，河流淌，岁月如飞奔而过。回头看我的山，我的亭子仍然存在。我居住在这里，我防守它；我在这里宴饮、进食；直到终身老去，把它留给我的子孙。从前有座半山，那就是安石的半山亭。谢公墩、王氏之寺，名称相同而时代相隔。我来而君离去，谁是主人，谁是客人？平生的英气，所遇之人都成为敌手；最终归去一处，谁是失者，谁是得者？如今又有半山亭，仿佛踏上旧日陈迹。那位豪杰如果有知，这种遗憾由谁来消解？万物各有主人，古人说：‘过去的不要追悔，未来的当有所闻。富贵难以依靠，虚无不可陈说。要想不朽，只有德行和文章。’你的亭子不会倾斜，你的山不会剥蚀。我把铭文刻在这里，使它流传千百个春秋。《读易铭》【并序，杨爵】我已经长久处在罪难之中，想到君子存养仁心，即使仓促颠沛，也从未稍有懈怠。岁月不断流逝，百年很容易失去，片刻的光阴不能像醉梦一样任意消磨。于是我侧身躺卧，以席作屏障，洗手焚香，凝聚精神、清除思虑，在其中阅读《易经》。有客人对我说：‘把这里命名为安乐窝，可以吗？’我回答说：‘不可以。我所犯罪过很多，为什么要以安乐命名呢？人处在世上，不是安乐，就是困辱，不过这两种情况而已。世上的人有的把富贵当作安乐，把患难当作困辱，这本来就不对；但如果说我处在困境中却是安乐，也不对。一个人的作为如果内心感到满足，又合乎义理的中正，那么即使每天处在患难中，这颗心也未尝不安乐；一个人的作为如果内心感到惭愧，又违背义理的中正，那么即使每天处在富贵中，这颗心也未尝不困辱。我的所作所为，拿来考察古人的作为，究竟怎么样？与四位圣人的行为相比，我感到惭愧的地方也很多。既然如此，把我所处之处命名为困辱窝可以了，又何必叫安乐窝呢？何况《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天地万物的道理都具备在其中。《损》《益》《困》《节》《中孚》《习坎》等卦，正切合处置忧患的道理。’ 于是作铭来自我警戒。铭曰：安乐啊，安乐由内心造作；辗转于困辱之中，也只是我自己招致的。四位圣人留下训诫，明明白白写在简册中。思考之后再行动，揣度之后再说话。或许可以观象玩味卦辞，以弥补我的过失。《约庵铭》【并序，顾璘】

译正德庚辰年，顾璘来到京师。太仆少卿周君在舍中见我，说：‘我私下庆幸你来了。我正对内心的一件事有所领悟，还没有告诉别人，请先向你求证。’起初我谈论学问，羞愧于自己不博，所以总览圣人经典，广泛涉猎各种言论，多多认识、广泛思考，唯恐有所遗漏。写成文章以后，既有光彩，内容又包罗山岳，仍然心中不满足，惭愧它鄙陋琐碎。如今话说得多了，担心心神驰散；如果有所收获，也不过终日孤独专一而已。起初我谈论才华说：‘振奋激发而成为雄健，开阔明朗而成为特出；裁断大小事务而不显得纷乱杂糅，这才是天下通达的才干。’古代的人，谋划广博如平准，论辩宏大如贾谊，我甘愿在他们门下执鞭。如今我看见沉默深厚、内涵严密的人，外表质朴而内在合乎义理，行动简约而节度周全，很有余味。现在穿衣服，我取它朴素；饮食，我取它简淡；居室，我取它适合身体；交际，我取它不废礼节。推及各种事物，没有不以简约为崇尚的。于是建造房屋，命名为约庵，用来记下我的警戒。难道是舍弃旧习而趋向新道，在求道的阶梯上有所进步吗？还是气力衰退、志向颓败，只想局促自处、龌龊地苟且终身呢？万物有自行遮蔽的地方，道理也有自行疑惑的地方；所以眼睛看不见自己的脸，烛火照不到灯芯，光明也有不能达到之处。’ 于是如今希望能够承受您的教诲。顾璘便端正宾客的身子，起身祝贺说：‘先生的学问好啊！这就是所谓摒弃浮华、拾取实质，舍弃寻常而掌握要领。’按照“约”的意义，它可以是节省、束缚、要约，都共同以道为根本。因此，太飨时所用的玄酒、大路车所用的素帱，是节省；衣服使用大带，射礼使用拾，是束缚；计算数目用筹，张网用纲，是掌握要领。没有节省就会浮华，浮华就会淹没本质；没有约束就会散漫，散漫就会放纵志意；没有要领就会泛滥，泛滥就会毁坏功业。所以君子的学问，节省之后本质才坚固，约束之后志向才庄重，掌握要领之后功业才笃实。这三点修养完成，圣人的道就具备了。既然如此，先生致力于简约，又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我顾璘没有才能，无法再对高明的您有所答复，只愿为庵作铭，以帮助成就您的志向。于是铭曰：道的根本只有一个，万物的源头本来极其质朴。皇帝建立法则，贵在顺应自然，厌恶人为穿凿。浇薄的风气已经泛滥，繁琐文饰纷乱交错。士人崇尚更加荒杂的东西，没有可以止息寄托之处。君子对此深深忧虑，追念浑厚质朴的古道，于是探究道的真实。总持这些而守约，内心存养必须专一，对外行动必须坚定。难道没有许多方面吗？但并不是我所要学习的。《埋奴铭》【有序，郭子章】蜀地的交川，古代是氐、羌人的地域，由来已久。它们的远裔错杂居住在山洞海岛之间，混迹于汉人和蛮夷之中，结毡裘来遮蔽自己，习惯于精悍勇猛、善于战斗，这就是他们的本性。明朝兴起后经营西川，招抚边境诸戎；当事者认为豺狼不可亲近，每年拿出金帛羁縻他们，但他们也不敢倚仗险阻、逞凶作乱。近来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像犬牙一样交错而更加凶厉，防备稍有疏忽，便贪婪无厌，成群结队地劫掠行旅，联合北方敌人骚扰居民。后来他们杀害我方堡长，剖杀我方边民，罪恶累累，天人共同愤怒。当时皇帝统治天下，正值柔兆阉茂之年。大司马徐公奉天命征讨，举起神圣的旗帜，统率文臣和武官，制定方略；他饮冰自励，接受符节，指日挥军。出兵前便严肃发布号令，尚未击鼓，士卒已经欢声响应。有的进攻，有的征伐；有的包围，有的追击，形势如剥开竹笋，战事如同折断枯木。蛮兵纷纷溃败，不知逃向何方；拖着兵器填塞沟谷的，尸体堆成了京观；冒着箭矢跳入江河的，顷刻间仿佛截断了流水。首领盗贼被擒，碉堡房舍全部焚毁。不到半年，四十多个寨堡一扫而空。旧巢已无可依凭，残余党徒深深逃窜，害怕天兵彻底追剿，便在偏头关末路之时悔罪，从军门前俯首请求投降，归还银锞，送上降表。诛灭他们的首恶，防止鲜血再埋葬无辜，使他们知道以后必定不敢违抗命令。司马公于是奏报凯旋，班师回朝，西部边境的百姓这才欣喜地放下武器，安居于床席之上。捷报传到朝廷，圣天子独自赞叹他的功劳，分别给予爵位和赏赐。我的同年谢彦实，任威茂观察使，出入将帅帷幄，亲自经历箭石，曾把他亲眼所见记录下来，记述西征之事十分完备。因此嘱托我撰文刻在石上，以彰显一代的功烈，并且把它示给羌戎的后人。唉！汉朝中兴时，尚且关闭玉门关，拒绝西域；唐朝处于盛世，诸蕃也不过送来质子侍奉，未曾听说亲自防御并诛杀首恶。数十人甘愿死在荒僻之地来坚守誓盟，若不是神灵般的威势和神武，哪里能够镇压他们的狼子野心，建立千古不朽的功业呢！真是显赫而壮伟，确实可以永垂不朽。我恭敬地概述其事，并系以铭文：铭曰：茫茫的天府之地，西南边界连接着各方疆域；用封疆制度统摄，用仁义诚信联结。那群狡猾的蛮夷，滋生蔓延如同密集的禾苗；比枭獍更加凶残，比玁狁更加残暴。屡屡侵扰玩弄边境，始终不肯收敛，使边地遭受这般惨酷的祸患。事情报告给天子，皇帝对此大为震怒。授予大司马雕饰的戈，让他前去捕讨；于是剖陈文韬，广泛调集武库中的兵器。勇猛的将领执盾而战，谋臣献上计策。战鼓震动长空，战车堵塞道路；蹴踏山岳，拔动高山，迅如闪电，疾如巷中飞雾。蛇豕般的蛮兵纷乱奔逃，狼狈呼号。怎么能矫正它们的凶悍？怎么能凭恃它们的险固？军势压倒穹庐，奇谋使槃瓠也为之惊骇。追逐逃兵，捕获敌人，俘虏和首级遍满原野。残余势力困窘屈服，后悔背弃约誓，愿意停止输送金帛，以此谢罪于西征之师。他们叩头低首，呼天求生。难道还要等到举起赤旗、请求结盟，才把他们埋在边地、诛戮那些不服从者吗？五种兵器已经收藏，七宿尊奉北斗。开拓边疆，成就国家的祥瑞。功劳载入朝廷，优厚的赏赐格外彰明。从前严武统帅剑阁，尚且刻铭纪功，何况这次功业如此伟大光耀，难道只是平定蛮夷而已吗？京观由敌尸堆成，巨鱼般的功业刻在山边石上，威名流传千载。▯村石砚铭【钱允治】吴地西面三十里有个村子，名叫▯，也称为砚石山。山上是吴王的旧宫殿，村中的石头就是从那里来的。村里人取它来做猪圈和粪坑，把它看得和瓦砖一样。城里人取它来砌墙脚、铺台阶，稍稍尊重些而拿来制砚的，一千块中也没有一块。至于罗纹、鸜鹆、金星、玉带等名贵石品，富贵人家得到后便玩赏，贫贱之人却不能利用。于是我从▯石中选取适合制砚的材料，交给良工雕琢成砚；它不完全像古砚，也不完全像今砚，似乎奇异，又似乎相同。外形高耸，内部空虚，宽阔而不逼仄，深邃而能容纳。用它来吮墨润笔，大的直径一尺，小的直径一尺。或者让云虹在长空中舒展盘曲，或者让游丝在清风中飘拂；可以借此抒发我的郁结，可以借此倾吐我的胸怀。它的品德永不改变，它的寿命无穷。唉，这种石头不是玉，难道能说它与玉的德性相等吗？帝鸿。彭祖观井铭【孟思】

译古人之中，最以善于养生著称的是我们所说的老彭。他获得极长的寿命，对一切事物都保持警惕，尤其谨慎。他看井时，要先覆盖井口；车轮、绳索环绕井旁，自己缠身，扶着手杖，蹲蹲而行，然后才敢稍稍向前。俯身看井时，心中惊惕，仍然害怕坠落。他的心意如此怯弱，如果真能仿效他，也只能用来延长寿命。我说：“你若不是这样惊恐不安，便不会如此过分谨慎；过分谨慎并不是养身，而是像冻蝇一样被束缚，气息拂动胸膺。若每天晚上都饮冰，局促畏缩地临近井边，步步收缩而停滞不前，反而会严重伤害内心。即使井栏完好，泉水并不寒冽，若勉强去看，也会损伤眼睛和肝脏；战战兢兢仿佛将要坠落，这就是过度的恐惧。恐惧过度，胆气受伤，脉络不能流通，营气衰残，卫气孤弱，二者相互影响而造成疾病。像彭祖那样养生，四肢都不能舒展。我所说的养生方法，简单而不困难：不靠吐纳，也不靠药物炼丹；不必用车轮，不必系绳索；去掉手杖也能安稳。既不会跌倒，也不会蹒跚。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有井就不要去看。”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五，余姚黄宗羲编，箴一 三箴【祝允明】我认为祸福并不是圣贤所要趋避的，但祸福也有由自己招致的，其中大概是有机缘和关键的。士人的祸福之机，多半由三样东西造成：心、舌、笔。因此分别为它们作箴言。心 人的心忽然发动，便能使人具有智慧、贤德、圣明、神妙，与天地相等；若没有这颗心，哪里会有这些？心又忽然发动，便能使人成为奸邪、盗贼，危害万物；若没有这颗心，这些又从哪里产生？别人利用这颗心来杀我，我也利用这颗心来杀人。祸福直到自身，别人不能察觉，而我自己可以警戒。警戒啊，警戒啊！祸福的根源在心。舌 舌头忽然一动，便能称誉他人，使仁人、贤者、智者、儒者得到防护、扬名和信任；若没有它，这些从哪里来？舌头忽然一动，又能毁谤他人，使人因暴戾、傲慢、背德、鄙陋而被憎恨、疏远、获罪、抛弃；若没有它，这些又从哪里兴起？别人利用它来杀害我，我也利用它来杀害别人，谁也不能和它一同承受那些罪孽。别人不能察觉，而我自己可以警戒。警戒啊，警戒啊！祸福的根源在舌。笔 笔忽然一动，便能加给人华衮般的褒奖，使他立于朝廷而名声显赫、光照天下；若没有它，谁能做到？笔忽然一动，又能贬低人，使其失去象征尊贵的服饰，脸上像被刺字一样，流污于刀笔之间；若没有它，谁能做到？别人利用它杀害人，自己也利用它杀害人，别人因它而共同承受诡谲的祸害。别人不能察觉，而自己可以警戒。警戒啊，警戒啊！祸福的根源在笔。还心箴【邹守愚】我的性情痴拙。平日我与人应酬交往，都出于本心，合乎天理，所以不感到惭愧。有时别人使我受困，我竟不去顾虑；即使欢乐叙谈不顺利、遭遇挫折，我也不怨恨，不会因此停留在心中。若不是这样，而是被对外物的爱恋夺去心志，不能自我控制，我便回头愤怒惊悸，内心交战不止，睡不安稳，吃不香甜，坐着不能安于几案，行走不能安放脚步；前面有禁声，后面有呵斥，森然排列在我面前。于是我自己吐唾沫说：‘你这是为什么？难道要让这些形迹牵累你，毁掉你一生吗？’于是愤然拿刀斩断它们，说：‘还给你！还给你！不要成为我的妖孽！’即使因此触犯别人，我也不吝惜自己。这样便怡然自得、从容自在，仿佛浓雾散开、坚冰融化，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于是作《还心箴》。你若为义而动，你的心就会安定；你若不为义而动，你的心就会悸动。你不要问其他，只说：‘唯有你是统帅；景星庆云，只有它们才是祥瑞；魍魉魑魅，只有它们才是同类。上帝正在监临你，不要说自己有二心。’ 读书左箴【丁自申】读四方的书，就像登上四方的高山；读万古的书，就像站在万古以前。耳朵听不见喧嚣的声音，仿佛正在同圣贤问答；身上没有粗暴傲慢的气息，仿佛正在同父亲和老师周旋。唉！我怎么能一天不读书呢？大概正是因为将要从这些话中得到滋味。读书右箴 耳朵因读书而聪敏，眼睛因读书而明亮，内心因读书而专一，精神因读书而清明；疑惑因读书而辨明，思虑因读书而澄澈；饥饿时读书如同饱足，困倦时读书如同清醒；恼怒时读书便转为喜悦，愤怒时读书便趋于平和。唉！我直到白头还没有听闻大道，只愿靠读书来度过这一生。《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六，余姚黄宗羲编，《戒一》三戒【赵防谦】从前柳子厚作《麋》《驴》《防》三戒，苏子瞻喜爱其中的文辞，于是又以河豚等三种事物仿作，讽谏劝戒的意味很深切。近来有触动我心怀的事情，很像这些故事，所以也在它们旁边作三篇。滩之龟 我住在溪水边，溪滩上的石头洁白明亮，延伸数十亩。雨后天晴，有只龟出来在石头上晒太阳。牧童恰好看见，跳着脚跑去抓住它，向众人喊道：‘我抓到龟了！’众人跟着跑去观看，百般戏弄。有的人想看它的头，龟却紧紧缩着不出来。有人戏谑地祝告说：‘龟啊，龟啊！你能伸出头来让我看看吗？’过了一会儿它仍不出来，于是大家商量着用带刺的东西刺它。刺它的尾巴，头就伸出来；刺它的头，尾巴就伸出来。孩子们大笑说：‘用善法求你，你就不伸头；用恶法侮辱你，你却头尾都回应。你还算知道应该听从谁吗？我以为你能预先把吉凶告诉人，却不能预先使自己免于吉凶，难道还算有智慧吗？’孩子们都嘲笑起来。我听见这件事，也含笑回去，拿起笔把它记下。穿山甲 甲虫中有一种叫穿山甲的，善于挖穿山体而出，所以得名。它性情喜爱蚂蚁，到了蚂蚁聚集的地方，便张开鳞甲，假装死在地上；蚂蚁进入鳞甲的缝隙，发出咂咂声，仿佛得到珍宝。等蚂蚁聚集得很多，它便紧紧合拢鳞甲，潜入水中；鳞甲张开，浮在水面上的蚂蚁便被它慢慢用嘴拾食，每天都这样进食。一天，它在山谷间遇到一个人，那人用沙砾向它投掷，它便蜷缩成一团，像石头一样欺骗人。人发现它在欺骗自己，便拿回去，把它的肉切成片吃掉；又听说它的甲能够治疗风病，于是把甲卖给药店。唉！穿山甲谋取食物的计策也算巧妙了，为什么取蚂蚁时如此聪明，躲避人时却如此笨拙呢？最后落到被切割肉、剥裂甲的祸患，真可悲啊。水之鹬 鹬，又名翡翠。身体虽然小，羽毛却青翠明亮、光彩照人，值得玩赏。它常沿着水边飞行，潜入水底捕取鱼虾等水族来吃。狡猾的人贪图它的羽毛，便用一只诱鸟在水面上飞舞，引诱并捕捉它。取下它的羽毛，卖给富贵人家给女子作装饰，价值可比金玉，因此发了财。它身负美丽羽毛，却不知道沿着幽僻之处隐藏，反而整天轻快飞翔，争相被人诱捕，直到羽毛被拔取，始终没有醒悟。可悲啊！不过，世上凭借羽毛向人炫耀的，难道只有一只鹬吗？车戒【蔡潮】逸休先生居住在洛下八十年，没有一天不读书，专心研究圣学，明白地洞察事理，常常在祸福尚未发生之前就推测人的祸福；有时不幸被他验证，人们便认为他通晓神明。一次，他闲行郊外，遇到一个商贩虞孚，满载货物运往洛阳。天将近傍晚，他离城邑和旅舍还很远，便催促车夫快走，神色仓皇，不遵循车道。于是向先生询问早晚行车的时机，先生回答：‘应当调节你的缰绳，放慢你的驾车速度，节制奔驰驱赶；虽然天晚了，还可以到达，过于急促反而到不了。’虞孚怒目而视，愤愤地说先生迂腐又骗人，鞭打车马更加急迫，同时快步驱赶。车行如闪电疾风，像飞箭激射、雷霆迅疾；他洋洋得意地拍着车轼呼喊喧闹，飞扬的尘土遮蔽天空，阳光昏暗得仿佛悬在虚空中，根本看不清道路。没走几里，车子侧翻越过险峻的岔道，左边凹陷、右边凸起，喧闹声传到远处，车子顿时翻倒了。车轮倾斜，车辐断裂，车盖折坏，车轴损毁；货物毁坏、压坏了一大半。虞孚震惊号哭，仅仅逃得性命。他收拾整理到天快黑时，终于停留在郊外，前往拜见先生的住所，请教他事先知道祸患的缘故。先生回答：‘我并不是研究谶纬术数，而是洞察古今，根据道理审察形势，知道事情必然如此。没听孔子说过吗：想求快反而不能达到，贪图小利反而成就不了大事。’ 我难道是在教你迟缓到不能办事吗？从前晋阳处父因为刚愎自用而败坏事情，郑子阳因为急迫狭隘而给自身招来灾祸；前车翻覆，正是后车的警戒。若能像西门豹佩带柔软的皮带来自我缓和，像董安于佩带弓弦来自我激励，使缓急平均调和，怎么会到达这种地步？’虞孚惭愧道歉后离去，虽然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靖州冯生銮从军门起家，起初授任天台县令；关于祸福的机微、事物倚伏的途径，他早已从我门下领受了。因他勤恳请求教诲，我便叙述这件往事，作《车戒》送给他。五诫【张纯】越地有个女子桑氏，十六岁便守寡，发誓不改嫁。她加高墙垣，分清内外，即使童子也不得见她。正值盛年，她渐渐贪恋逸乐；旁边的房舍中有个美男子，二人声音相互应和，暗中往来私通。每天到了早晨，她又摆出贞操凛然的样子，像蓬乱头发、满面污垢，哭泣不止，人们都说她是‘楚国的贞姬’。县尹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准备表彰她。还没有得到答复，桑氏却怀了孕，住进产房，并且说：‘我因为思虑忧苦而肚子疼。’有人让她的家人请医生诊脉，她说：‘男女之间不相亵渎，死本来就是我所愿的，为什么还要求生？’乡人更加认为她贤德。几个月后，她呱呱地生下孩子。唉！钟声从宫中发出，鹤在天空也能听见；根本先倒下了，枝叶自然跟着倒下。鱼在深渊中，本想遮掩，却反而显露出来，谁说微小的事情不会显现？这样的人难道还能侥幸取得美名吗？桑氏若早知道应当警戒，我想她不必成为世人的笑柄。我在瑶山下读书，忽然有人告诉我：‘山顶有白人洞，草木丛密幽深，由鬼神掌管。砍柴放牧的人一定会坠落而死，祭祀稍有懈怠，庄稼就不能成熟。人们常常听见呵斥声。’我说：‘竟有这样的事吗？’这一年五月五日半夜，风声凄厉，雨色昏黑；我看见流火般的星光，一会儿散成一两点，一会儿又有十几、几十点。它们的光照亮天空，随后又合成一点，忽上忽下。守舍的人不敢指着它说：‘虎豹栖息在那里，深夜怎么会有人来呢？’其实不是这样，我知道那是洞君在游行。我也无法辨认，只好关门叹息而已。第二天早晨，我查看那里的一切，发现了人的踪迹。原来是某个人全家出动，正在寻找他的牛羊。唉，错误的传言先进入耳中，随后又被眼前的所见加以印证；如果不是反复坚定地验证，谁能用道理观察事物呢？《诗经》说：‘人所说的话，如果不实就不要相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吴地有个人客居楚地，八年后回乡，途中夜宿山舍，看见一个美女，没有父母兄弟。女子为他做饭，铺设被褥，他心中喜欢，便和她结为夫妻。天还没亮，他背着她逃走了。他的朋友询问缘故，他把事情全部告诉了朋友。朋友说：‘这叫意外得到的福分，必定会有奇祸，为什么不替你占卜一下呢？’占卜说：‘她是狐狸。’他不听。妻子知道后，日夜哭泣不止，说：‘这是害怕有人割断我的爱，也是嫉妒妇人的话。’于是他把她休弃了。一年以后，他身体瘦弱，言语错乱。有人替他请来巫师，燃烧鹿角照看；狐狸站在床下，他这才惊醒明白。于是请来他的朋友和原来的妻子，拜了两拜向他们道歉。沧江道人说：‘把外来的妖怪当作祥瑞，却不相信身边的亲人而把她当作仇敌，如今的人都这样荒谬。所以只有仁人才能爱人，也才能正确地憎恶人。’ 我在括地的深山中行走，看见一位老人，面色像童子一样，坐在一间石室里。我感到奇怪，问他道：‘皇都向北迁徙以后，老人家便住在这里吗？’我又问：‘您用什么方法长寿？为什么年老了反而像孩子？’老人说：‘我的哥哥从事商贾，向北走遍湖南，穷尽百粤，用机巧追逐利益；珠玉多得逼近屋柱，手脚不停，早于我九十年去世。我的二弟谄媚而不能辨别奸邪，也不能辨识美好的文辞，天天从事笔墨，辨析利害是非，琐细地计算分析而不知疲倦，早于我一百一十年去世。我年长而愚拙，妻子儿女都说我“唉”，于是便不住屋舍；风雨雾雪时，以樗树遮蔽自己；朝阳明月之下，抱着小牛自在而行，起卧没有固定规律，以黄精为粮食。我说：“春夏时节，花朵明艳、草木繁茂；落叶飞鸿之时，才知道秋冬的忧患还没有到来，我快乐得不知终止。”’说完便离开，对着长松长啸。这位老人，大概是得道之人。我想到自己从束发起就读书背诵，缓慢度过盛年，穷困通达、喜好丑恶都放在心里，于是鬓发变白，面色斑驳而不再美好；拿镜子照自己，不禁茫然。从今以后，应当把一切交付给天，如木如石，谨慎记住这些话。我的乡里有个姓郑的学究，暗中做坏事，妻子儿女像对待佣人乞丐一样辱骂他。他出门教小孩时，戴着高冠，衣裳整齐，束着带子佩着玉，精神振作，脸色像神明一样。命令一下便唯唯诺诺地奉行，不敢怠慢。有个厌恶他的人，欺骗他的弟子说：‘你们的老师平常就是这样，你们也谨慎地照着这样做，就不会受到责罚。’孩子们信以为真，凡是声音和举动，全都照郑夫人所说的去做。郑学究察觉后非常惭愧，不到一个月便辞去了教职。唉！如今做百姓上司的人，反而把自己喜爱的坏习惯施加于人，不能自我约束却作威作福，百姓被教化成这样，难道他的德行能不惭愧吗？所以说：‘善于做人，首先要能治理自己；善于治理别人，首先要能治理自己。’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