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三百二

译榆树。春日游赏，秋日游乐；潮来潮去。山堂仍沿用岘首叔子的名称，画图精工地摹写天目王孙旧日的风光。” 我反复诵读这几句话，不觉心胸开阔、眼界明亮。于是考察近来的事情，原来这里已有春、秋两次集会，费用出自郡府的惯例；从乡绅中邀请一位年高德厚的人主持，但常常被公事侵夺，有时举行，有时废止。我想到秋季的日期已经到了，便送去社簿和供费，请姚承庵主持社事。到了日期，我带领五名僚属、两名县令，以及郡县学博到学宫参加社集。当时住在乡里的先生有李临川、朱海瀛、钱继修、沈太垣、章衡阳、费台简、沈何山、唐存忆、温员峤、朱襟江、王洪崖、蔡沈等诸位封翁；乘小船到来的，算下来有二十多人。分宾主在东西两边坐定，喝了几杯茶，吃了几盘菜蔬，饮了几巡酒；不设帷幔，不奏丝竹，在云烟幽暗、岩石树木浓荫之下，自在舒适而不酣醉。大家在空亭中徘徊，询问政务和赋税中最急迫的事情，以及孝子贞妇、高士寒士中应当宣扬、应当赈济的人，把它们写在簿册上。写完后，便随意散步，向几位守祠者作揖；在祠下吟咏柳恽的《白苹》，抚摸左丞相的石尊，追想苏东坡、孙莘老的题字妙迹，观赏荷花留下的风韵，不觉心神清爽，又仿佛忘却自身，飘然产生追慕前贤德行的思绪。岘山从前因为历任太守而受到重视，《岘山逸老会图》又因南坦等六七位先生春秋游览的记载而著名，难道这里只像叔子登岘山时那样悲伤，或像王孙空自追忆芳草吗？如今山水清淡，粳稻、桑树、榆树交错的景象，仍然依旧。诸位先生的功业和文章，出仕时可以治理国家，退居时也能使山水相互映衬。这个社集和南坦等六七位先生的时代相比，气象本来就更加兴盛了。我们惭愧不能追随前贤的脚步，但如果百年以后有人知道我们曾与诸位先生一起登临此地，那么这个会集又怎么可以轻视呢？于是我们在水边分别，我便在船中随意题写了这几句话。《题〈桃源索隐〉册六则》【蒋德璟】今人未必不胜过古人。善卷把天下辞让给舜，逃到枉山，直到今天武陵人才知道有枉山和善卷。渔郎偶然遇到桃源，沿着林木一直走到水源尽头，便得到一座山；直到今天，却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渔郎姓什么。渔郎比善卷更贤。有人说渔郎是黄道真，是这样吗？后来再次寻找却迷失道路，找不到了，于是把这座山称作桃源山，也不对。这就是《索隐》创作的原因。假如一定要把绿萝当作门，把花源当作庭院，穿过石洞作为内室，把沙萝、新湘作为亭台水榭，把水中心作为后门，那么又怎么知道高灵、金鹤、焦林、大蜡等洞穴，不是渔郎进入后建造这些精细景致的地方呢？袁石公的《花源注》本来就是一幅《辋川图》，现在褐公又重新开拓出一番新面貌了。山水的隐显，都由时代决定；仙人与世人各自争取其中一半。仙人想使山水隐藏，世人便不能使它显现；世人想使它显现，仙人也不能使它隐藏。谢永嘉砍伐山林、搜寻胜景，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没有不穷尽的；但近在咫尺却不知道有雁荡山，而张邋遢只拿着扇子、戴着斗笠小憩片刻，却能知道武当山终究会显扬。为什么呢？桃源先遇到渔郎，后来又遇到褐公。从此看来，桃源山水应当显扬，只是不知道叶少蕴所说山中没有杂鸟，只有两只鸟来往的情形，到底还像晋宋时期那样吗？《真诰》说：各个洞天都有日月，忽然出现又忽然消灭，并不受六窦支配；虚空之中，石阶曲折显现，高低上下，也不由五门决定。然而根据我所到过的武夷、罗浮、匡庐、麻姑、支硎、句曲、峄山等胜地，过去称为幽暗隐秘的地方，近来大多显露出来。难道将要证明陶弘景所谓时移事异，再也不能作为准则了吗？这只是肉身凡人的窃窃议论罢了。有一种异人，以云海为胸襟，以芝术为粮食，以排开天门、剖开鸿蒙为气概；他的脚力、眼力和手段，又都足以到达这些地方。即

译使神仙也要退让。因此天地间的奇景，才开始完全吐露出来。

译武陵有桃源，我温陵也有清源。两处源头大致可以相配。不过褐公能够在桃花源深处发现如此多的奇异景致，他的言辞又妙绝天下；我却不能在清源西洞天之外进一步开拓出新的境界，我惭愧了。二酉山是周穆王藏书的地方，也说是秦人藏书的地方。我想，秦朝焚书时，逃避秦祸的人带着书一起隐居，并且把书藏在名山中，这比孔壁藏书、汲冢藏书要久远得多。褐公说：“秦焚烧书籍，楚国救护书籍；人们知道责罪秦，却不知道称颂楚，这确实是公允的论断。”但相传从前有樵夫进入石室，取出书来，书都一碰手便化为灰烬。那么孔壁和汲冢的书又为什么能够独自保存下来呢？禹登上宛委山，得到金简玉字，知道了水泉的脉络；孔子登泰山，看见七十二家文字各不相同，又能辨识龙威丈人书、洞庭禹书。两位圣人既有嗜书之癖，也有得到书的缘分，可惜那个樵夫不是他们那样的人。王烈得到抱犊山石室中的书两卷，只认识几十个字，拿给嵇叔夜看，嵇叔夜全都认识。等到将要带嵇叔夜前去查看时，却找不到那个地方了。嵇叔夜没有得到书的缘分，樵夫没有嗜书的癖好，真遗憾没有让褐公和我看见它。赵季仁有三个愿望：一愿认识尽天下的好人，二愿读尽天下的好书，三愿看尽天下的好山水。鹤林说：怎么可能真的全部做到呢？只是到了一个地方，就不要轻易错过罢了。大致说来，观赏山水也像读书一样，随着见识和情趣的高下而不同；吴立夫却说：“胸中没有三万卷书，眼中没有奇异山水，未必能写出文章。”那么，世上读尽书、看尽山水而不能作文的人，比比皆是。只有褐公的文章，才使桃源有了山水，也才使人能够读懂秦人藏在二酉山的书。八公山樵蒋德璟题。《明文海》卷三百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四，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五 杂序 《跋梅江与姊夫书》肃皇帝刚登上帝位时，会稽沈束任黄门，捆束上书列举十八件事，规劝皇帝；皇帝大为震怒，把他廷杖后投入狱中，前后将近十八年，没有人救他。等到海忠介上疏，整个朝廷才哗然起来营救他。皇帝说：“沈束上疏时，没有人替他申辩营救，为什么要营救海瑞上疏所说的那么多人？”于是特别下旨赦免沈公，把他放出狱。沈公出狱后，形体像土木一样憔悴，疲惫得如同囚犯。他已经染病；他的妾毛氏此前从未见过他，正是因为他长期身陷诏狱。毛氏独自守候二十年，沈公多次在狱中传话，让她改嫁，毛氏却不答应。沈公出狱后，她才开始侍奉他的生活起居，那时已经四十岁了。沈公病逝后，毛氏因哭泣过度而生病，最终以死殉夫。这封信是沈公写给姊夫张君的，字里行间情致曲折，和少壮时没有不同；笔墨法度严整，有《兰亭序》的笔意。沈公在狱中还曾捏土制成博山炉、铜鼓，抚摸敲击时竟发出如铜器般的声音，实在奇异。会稽陈右将军好古博雅，珍惜沈公的翰墨；后来人不谨慎，把它交给油脂灯火焚毁，只有这一张纸还保存下来。它正好记述毛妾的事情，难道是造物主也怜爱并保存它吗？有人把它装裱成卷，带来给我看，又请求我在后面题字。我恭敬地把所听闻的事情记述如下。《明文海》卷三百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五，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六

译序事 《叙侍御刘公愍灾》【史鉴】江南在《禹贡》中属于扬州的区域，那里的土质是涂泥，田地列为下下等。自唐代以来，人口繁衍逐渐增多，人力已经投入，土地所能产生的利益也被用尽了。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只图应付眼前，不探究根本而只操持枝末，所以赋税每年每月增加，本来已经多得难以承受。到了元朝末年，上层松弛，下层放纵；兼并土地之家，占田多的有数千顷，少的也有千余顷，都役使编户平民，奢侈僭越而不守法度。本朝以法律作为治理手段，但这些人仍然重蹈覆辙，不知道自我约束，往往因此获罪；官府便杀戮他们的家属，抄没他们的家产，没收他们的田地，命令百姓租种，并且都以查验所得的私租数目来确定税额。在当时只担心税收不够，根本不再考虑这对百姓造成的祸害。每年还要征运数十万石粮食供给两京，又有加耗、船佣、车值等费用，一概向百姓征取，往往在正常赋税之外横加增加，达到原数的一倍、数倍。然而土地的产出并没有比从前增加，吴地百姓竭尽力量耕作，把土地的产出全部取尽，仍然不能供应。议论者却极力夸耀财赋，把吴地说成财赋渊薮，这类话多得说不完。殊不知吴地百姓无穷无尽的祸患正是由此造成的。宣宗章皇帝怜悯百姓不堪重负，下诏减免其中十分之二、三，百姓才稍稍得到喘息；然而同过去的数额相比，仍然非常沉重。从前遇到水灾、旱灾，有关官员还知道怜悯体恤，随即上报朝廷，请求免除赋税；这本来是懂得治理根本的人应当做的，因为他们体恤民生根本，不忍心再加重伤害。成化十七年，春天不下雨，夏天又不下雨，土地裂开，河流干涸，土块干燥松散，地中的肥液全部枯竭。后来稍稍下了雨，已经栽种的禾苗蓬勃生长，茂盛繁密。有见识的人已经担心它们将要衰败了。没有过多久，原先蓬勃生长的禾苗便萎蔫，茂盛的也枯槁了。等到扒开根部查看，才发现已经腐烂。生长旺盛的坏得严重，生长稍差的坏得较轻，甚至满田遍垄都荡然无存，连人工施肥治理也无法挽救。秋七月丙戌，大雨夹着飓风猛烈刮起，摧折树木，掀毁房屋。八月戊午以后，连续下大雨，常州阳山崩塌，苏州洞庭东山崩塌，太湖水泛滥，平地积水深达数丈，冲毁百姓的房屋居所。九月壬申初一，大风大雨，昼夜倾注不停。从这以后直到冬季十二月，没有一天不下雨；先前的庄稼只剩下腐烂的一点，也全都被水冲走，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有关官员中那些想以严厉对待百姓来希求宠幸的人，却建议说水灾不算灾害；既然还能够取得足够的税粮，就还可以充作百姓的食物。于是官员们互相掩盖，忌讳谈论灾情。百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请求，却没有得到听取。当时吴江丞王瑾倡导这种说法，苏州知府刘瑀又相信它。因此，民众的意见无法上达。儒生赵同鲁上书陈述实情，反被指作强辩之士，认为他是在替人阻止邪说，便斥退了他。于是监察御史刘公魁慨然上疏论述此事，大意说：如今灾害流行，损害庄稼，年成不好，江南百姓无论大小都遭受困苦，每天都濒临死亡。现在不免除他们的税赋，反而让有关官吏催逼责罚，使他们更加困苦，臣担心他们将死伤殆尽；将来的税赋，又从哪里征收呢？况且国家的财赋，没有比江南更丰盛的了。虽说这是天地生长出来的，但也必须依靠人力才能有所收成。因此，人是根本，财赋是枝末。若想取得枝末，却先断绝根本，即使暂时全部征得而满足眼前需要，长远打算也已经枯竭了，何况未必真能征得呢？如今百姓困穷、财物匮乏，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处处都有，这也是情势所必然。万一其中有狡猾之徒突然作乱，出兵征讨，费用一定很多，恐怕不只是所拖欠的税赋而已。臣任御史之职，是天子的耳目，百姓的疾苦，是臣亲耳听到、亲眼看见的。臣若沉默不言，便是堵塞陛下的耳目，荒废自己的职守，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伏望陛下上顺天道，下合人心，怜悯这些颠沛困苦、无处申诉的百姓，特地下诏让有关官吏核验他们遭受灾害的田税并予以免除，再加以赈济抚恤，使他们得以保全生命。这样，将来父亲带着儿子、儿子带着孙子，互相率领着缴纳赋税、应承徭役，以供奉圣朝亿万年，哪里是只求满足一时所能相比的呢？奏疏呈上后，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下诏户部依从他的请求。户部下令郡县核实此事，但刘公任期已满，离任而去。继任治理的人谨小慎微，只求自守，不再留意民间疾苦；于是当时各级官吏都坚守原来的说法不变，竟想强行征收来补足税额，便扣住他的奏疏不上报，征敛催逼越来越急。百姓无法承受，甚至卖田卖房、卖儿卖女也不能偿还；有的百姓死在杖责之下，有的自杀，数也数不清。知府还认为不够，曾代理县令与县丞一同到县，责问他们违慢命令说：“不是我们敢于怠慢，而是有百姓被某人打死了。”县丞说：“那是被某人的杖责打死的，县令没有参与。”两人争论了很久，县令理屈，知府却大为称赞县丞能干，多次夸奖他。从此以后，官吏更加致力于用刑，崇尚残酷。百姓歌咏叹息，思念刘公，不能忘怀，常常互相惊告说：“天子派刘公来救活百姓，如今刘公到了！” 于是人们都跑去观看，又互相转告，道路上聚成了群。直到安静下来仍不见人，才返回去。过了几天又这样，东边的人向西边张望，南边的人向北边张望，说：“难道是来安抚我们的呢？”第二年发生大饥荒，人吃人，每斗米卖到几百钱，草根和树皮也全吃光了。时间一久，人们脸上再也没有活人的气色。饿死的人遍布道路，有的尸体漂浮在河中顺流而下，有的成串地吊死在树林之间。当时秀水有个姓杨的人，一天忽然在家做汤饼，里长正好来，看见后对他说：“年成饥荒，这种食物很难得到，今天应当和我一起把它吃饱。”杨姓人说：“你不能吃。我自己估计也吃不了几顿这样的东西，所以卖掉家具才做成它。你不能吃。”里长不明白，执意要吃。吃完后，杨家全家死去，里长也死了。众人才知道，原来他先把毒药放进饼里了。长洲有个人卖掉妻子，临别时，妻子脱下身上的衣服给婆婆穿。婆婆说：“你走了以后正需要这件衣服。”妇人说：“买主既然娶我为妻，自然会给我衣服穿。婆婆您穿上吧，不必推辞。”婆婆穿上这件衣服，悲伤哽咽，投水而死；妇人大为悲痛，也溺死在水中。买妻的人向她丈夫索要价钱，她丈夫也投水而死。又有一个卖妻子的人，索价五十文钱。买主嫌少，便说：“我的妻子侍奉我二十年，如今遭逢这样的荒年，我不忍心看她挨饿而死，所以不需要你多给钱。

译你要好好待她，不要虐待她。”那人按数目收下钱，只少了两文。买主嫌恶地要换回钱，说：“不必了，这些已经够了。”于是到酒家喝醉，径直投水而死。其余的情形，大致可以由此看出。郡县虽然实行赈济办法，有时在寺观中煮粥，听任饥民前去领取，但饥民太多，又被吏员侵吞克扣，实际得到的所剩无几，死者仍然很多。这一年田地不能开垦，满眼都是荒芜，税赋无法交给有关官府，官府又逼迫尚有收成的人代替他们缴纳，于是百姓更加困苦。父老哭着说：“刘御史如果还在，我们这些人不至于困到这种地步。”天啊，天啊！刘御史如今在哪里？刘御史如今在哪里？眼泪流下，久久不能止住。松陵野史说：“唉，荒年常常会有，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区别；又在于当时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能不能出手救助他们。”近世江南灾害严重的，没有比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以及如今的辛丑更厉害的了。甲戌年惨重。当时杨御史贡竭力向朝廷请求，免除灾区税赋。壬辰年则苏州知府丘霁确实任用此法，得到从轻减免，因此虽有灾害却没有伤害百姓。至于今天回想起来，辛丑年的灾害超过壬辰年而不亚于甲戌年；然而百姓死亡之多，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说百年间从未有过，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取决于刘公的话是否被采用罢了。那两位公卿当时正居官位，有力量实行自己的主张；而刘公恰好遇到将要离任的时候，虽然进言，却来不及实行。唉，刘公的心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看他所陈述的根本和末节，又是多么详细明白啊！然而百姓思念刘公，反而超过思念那两位公卿，就像婴儿离开慈母，又遭受饥寒时，他的感情一定比已经得到温饱时更加迫切。唉，真是仁厚啊！因此，我把这场灾害从开始到结束的变化，以及刘公为百姓所做的事、百姓思念刘公的原因，都写在这篇文章中。《诛巫序》【史鉴】吴江的风俗相信鬼神。人一生病，通常不肯服药，只听巫师的话。祭祀神灵、礼敬巫师所花的费用，几乎数也数不清。富人倾尽粮仓和钱囊，穷人卖掉田地房屋，也毫不吝惜。因此巫师一天比一天肥，百姓一天比一天贫瘠。即使是读书做官的人家，也习以为常，没有人醒悟这是错误的。成化戊戌年，冯侯从京师回乡，知道巫术正在危害百姓，认为不治理就会日益严重，于是严厉下令，点名捉拿其中的首领，捕获若干人，全都依法处置。其余巫师逃出境外，因此县中欺骗百姓的人收敛了。唉，自从异端妖妄的学说兴起，愚昧的百姓习惯于耳闻目见的风俗，利害在内心交战，纷乱不安；他们受到迷惑，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些高明博学之士竟也沉溺其中而相信它，有的口头议论它不对，身体却照着它的做法去做，甘心如此而不悔改。这实在是因为他们不通晓死生的道理，不明白祸福的征兆，最终使天理被人欲战胜。偶尔有坚守正道而不受迷惑的人，群邪反而跟着讥笑他，使父亲不能以慈爱著称，儿子不能以孝顺闻名，夫妻不能以义相处。那些身居百姓之上的人，有的昏昧而不能知晓，有的虽知晓却不能防范，有的虽防范却不能实行，这样的人是有的。难怪巫术能够肆意流行而没有任何忌惮。这正是孟轲所说的“从内心产生的东西，会危害他的事情；从事情中产生的东西，会危害他的政事”。冯侯这样做，大概是想止息邪说，端正人心，怜悯百姓的困穷并敬畏天命。他对于死生祸福之说，完全不曾放在心上，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凡是治理百姓的人，听到冯侯的事迹，如果都能推广实行，那么天下百姓的困苦，或许就可以痊愈了。我年少成人时，曾听长者说，本朝将要在太仓设置卫所，大规模建造房屋来储存军粮，期限紧迫，便征取民财。有位林推官，独自建议毁掉郡中不合礼制的淫祠，用所得来补足军储。此后数十年间，只有陈侍御能够去掉学宫中不合礼制的祠祀，除此之外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这样看来，豪杰和非凡之人，世上为什么这样少呢？从前西门豹治理邺县，能够把巫婆投入河中，破除河伯娶妇的说法，邺地百姓至今还享受他的恩惠；褚先生记载了这件事，也得以附在太史公之后流传。如今冯侯与西门豹相比，究竟有不同，还是没有不同呢？谁知道吴江百姓享受恩惠，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呢？只不过没有人为他作记并使之流传罢了。所以我叙述这件事，等待将来有像太史公那样的人来记载它。《陶宅战归序》【徐渭】从前松江的盗寇充斥道路，每年都掳掠人口，乘船出海而归；当时留在当地的还有一千多人。他们占据陶宅，沿着水路绕行十多道弯，凭借狭窄的桥梁、悬岸和深苇作为险要。浙、福与南畿的两位开府调集官兵两万人，约定各路军队一同进攻。当时防稽尉吴君说：“道路险远，必须从间道侦察虚实，指明地形，使每个人都清楚明白，然后才能逐步逼近进攻。”主事者不以为然，限定日期进兵，果然失败。过了十天再次进攻，又失败了。但交战时，只有吴君让两个健壮的士卒赤脚跑去侦察，看见贼巢中有两个人拥着兵器坐在屋角，身穿绛色衣服，知道那是草人，才放纵士卒攻击盗贼，杀死六十人，斩首十二级。他又亲自殿后，掩护其他道路上的败兵撤出；他所率的七百人没有一人死亡。到第二次交战那天，他用一百多个四散逃跑的士卒，在险要处击败盗寇；又把自己所骑的马让给兵备副使，把败兵全部驱赶在前面，自己瞪大眼睛断后，侧着脖子回头奔走，拉开空弓吓退追赶的盗贼。于是两位开府才赏给吴君一百金，同时后悔没有早些采用他的意见。唉，世人只担忧没有好的言论；可是有时虽有言论却不能采用，有时能够采用却不能辨察言论的是非。大体说来，能进言的人多在下位，不能辨察并采用的人多在上位；在上位的人占着空虚的职位，在下位的人没有实际权力，这就是事情日益败坏的原因。

译我曾回想，季夏时节，吴君独自驱赶一百名逃窜的盗贼，把他们逼入臯埠泽中。后来府中诸公同盗贼相持很久，我穿着短衣混在战士中，在船上观察形势，知道他们必定失败，于是把战守两件事的方案起草完毕，又投入匣中，叹道：“真像个儒生啊，真像个儒生啊，难道就没有有耳有眼的人吗？”去年冬天，王山人带着策论来到辕门，把柯亭战事的胜负分析得如同亲眼所见，却没有一个人听取。他们所听取的，大多是儿童和愚人的见解，甚至是极其琐碎鄙陋的言论，最终果然遭到失败而后悔。如今战事又很紧急，府中多次召山人与他交谈；他们不听山人，固然和以前一样，而他们听取其他人的意见，也同以前一样。因此我常常拍着大腿叹息。如今听到吴君的事，又拍腿叹道：“吴君固然只是县尉，但毕竟是官员，而且多次参加战斗并有明显功效，意见尚且不被采用。王山人从未参加过战斗，而且只是一个平民，他被抛弃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吴君是新安的大族子弟，因为捐纳粮食而成为防稽县尉。他治理政事仁慈而果断，面对财物一丝一毫也不随便取用。至于带兵时，却反而拿出自己的财物给士卒；因此士卒乐于替他拼死作战。他又精通骑射、剑术、槊术，懂得占星和校阅等技艺，多次提出奇特诡秘的计策，舍弃性命冲在士卒前面，士卒更加依赖他，所以作战终于取得功劳。但他平素很喜欢结交名士，闲居时常骑马，奔驰十几圈。山人在家中谈论时事，山人战归后，谋求我的话来赠给他。唉，假如有善于任用吴君的人，让他充分施展才干，那么即使封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白知序》【蔡羽】士人因为不被知己者了解而屈抑，却因被知己者了解而伸展；既然得到知己却不能显扬，怎么办呢？答案是：彰显他的实际德行，表现他的和乐平易，偶然相遇时给予怜悯和周济。君子施爱，不只施于平常亲近的人，也施于那些值得亲近的人，这是有原因的。因此，上位者不忘记自己，爱士之心就常常不能扩大；下位者的情意不能上达，得到知己而伸展也就不容易。所以，下位者的忧患常在于关系疏远，上位者的忧患常在于自满。九卿地位尊贵，与下士相隔很远，然而仍必须像从沙中挑选金子一样选拔人才，因为人们认为，获得天下显露出来的人材并不难，难的是发现那些被忽略的人。千里马不是王者平常驾御的马，但伯乐一定请求收养它，因为良马没有到来，是天子的马厩之耻。和氏璧并不是关系国家存亡的要物，但历代都把它当作珍宝，因为不能辨别玉石，是朝廷的耻辱。因此，若不派出重金使者，千里马就不会到来；若宝玉、犀角、香料等贡物不能流通，天子巡幸明堂的功业就不能成就；选定品评人才的标准，天下人才哪里容易各得其用呢？古代君子正因此虚心忘我，再三表达诚意。嘉靖丙申年，济阳蔡羽担任南京翰林孔目后的第二年，少司马关右一峰苏先生来到此地，听说他怜惜并看重人才，不以接纳下士为难，便通过他的专业才能将他引荐。先生召见我，认为士人不只是有专业才能，常常从旁询问，务必要了解他的为人。有人说：“苏先生为什么这样留意你？有地位的人本来就应当如此吗？”我说：“不广泛询问，怎么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他大概是要加以考察罢了。”侯生说：“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也不容易。”以帝尧的圣明，和四岳共同推举人才，仍不免因试用鲧而看错人，所以《尚书》说：“只有帝尧才深知此事之难。”以周公的明察，而且管叔还是至亲，也不免过度任用管叔；秦穆公自称了解孟明，更是因为孟明三次失败，才显出他的贤能。我能够侍奉苏先生一年而被他了解，也已经很幸运了。第二年丁酉年仲冬月最后一天的前一天，苏先生乘车进入孔目的住所，左右牵着蓬草，背靠倾颓的墙垣，坐在绳床上，坐定后问道：“你与长洲文征明齐名。文征明被李梧山推荐，是因为有林见素为他作证明；你为什么没有来？”子羽说：“林公到苏州访求士人，正是要把我们两人一同推荐。”有人告诉林公：“蔡羽精通科举文章，正准备参加明年秋天的科举。”林公于是停止了谈论。不久在那年春天，我与文征明一同考中贡生，成为翰林待诏；天下入贡朝廷的士人有一千二百多人，蔡羽考试列第一，因而被任用为南京国子监属官。有人问：“南京司成是什么人？”是博陵浚渠崔继公，也就是甘泉公。浚渠说：“我正要同祭酒交好，却没有推荐人才；难道要责怪他先从诸生中选拔吗？”奏疏还没有上报，他就急忙离开了职位。甘泉说：“你接近讲席，是想做长官吗？”春试各国子监生，蔡羽取得首名。又说：“你的科举文章确实精通。”蔡羽最终向先生陈述说：“我什么时候得到现在这个官职？”蔡羽说：“前年甲午。”如今渭崖霍先生在天官，和冢宰汪公共同掌管选官。当时秋试中，蔡羽在比部考试中名列第一，汪公大力向诸位老臣称赞说：“此人本来就应当考中解额。”但围试不利。第二年在部中集中选官，合资格的人有三百名，他再次考试，又列第一。其余人分别得到知州、府判、五府都事、推官、知县、光禄寺丞等职位，下至州县佐官，三百人全都安排了职务，唯独第一名空缺。于是说：“应当把他安排在京城官职上。”蔡羽因此得到南京翰林孔目的职位。先生说：“我曾经掌管选官，也没有这样安排过。像你这样的人，难道就应该得到这样的职位吗？”孔目虽然清要，却不能获得品阶。近几年士人遇到奇特的机会，恩诏一年两次下来，凡有一个品阶的士人都得到赠封。你没有参与，难道不是因为职位的缘故吗？我起初并不知道，只看见那些纷纷奔走的人，善于奉承迎合，善于同有权势的人结交。我暗自思量，难道只是我的性情太拙朴了吗？当时我还自我安慰。等听到赠封的说法，便叹道：“哪个做儿子的没有使父母荣耀的心愿？只是那些奔走钻营的人一旦得到这种恩典，孔目却默默无闻，难道他唯独没有父母吗？”从此更加相信人的遭遇确实有命运。可是古今的是非得失，只要借重名人的一句评论，就足以舒展郁结的心情，并昭示万世。孔目身处寒微，却不知道自己寒微，就像鱼在水中彼此忘却水的存在一样。能够得到名卿抚慰并为之评论，难道还不足以自我安慰吗？《春秋》所载的荣辱，往往取决于人的一句话。伯夷、柳下惠不能与当时的大夫并肩，却因得到孔子、孟子的评论而芳名流传万世。太史公说：“颜渊虽然喜好学习，得到孔子后声名更加彰显，所以有苍蝇附在骏马尾巴上而远行的比喻。”孔目承蒙这样令人欣喜的言论，终身都会芳名流传了。先生公告这件事以来，约定在月望日考核政绩。我既然有幸被先生知遇，于是把这件事告诉属吏，作了《白知序》。《潞州贞烈倡和序》【王云凤】

译我国家建立至今已有一百四五十年，政治教化普遍融洽，百姓和万物繁盛富足，四海之内安乐和熙，不用动用干戈。然而文臣骄纵，武臣懈怠，上层傲慢，下层颓败，没人想到百姓困穷，只知道贪婪搜刮；民间怨声四起。于是凶悍狡黠之徒呼朋唤友，聚众啸叫，偷偷操弄弓箭，明知自己不过是锅中之鱼，苟延残喘，终将糜烂，却大肆作恶，以求满足眼前欲望。他们经过的地方，公家和私人财物全部被掠夺一空，尤其急于掳掠妇女。庸碌的将领和怯懦的士卒绕道躲避他们；这样过了两年，盗贼的势力更加猖獗。正德六年五月六日，他们从青、兖、彰德向西登上太行山，来到潞州西面的火镇。居民逃入山林躲藏，盗贼分兵搜索，驱赶出数百名妇女。有个赵氏女子，盗贼把她拥到马上，她说：“我是良家女子，死就死，发誓不受侮辱。”说完便三次投身于地。盗贼见她美丽，不肯杀她，便用刀威胁。女子举止自若，骂盗贼求死。盗贼发箭射瞎她一只眼，她骂得更加厉害；盗贼砍断她的左臂，她终于死去。程氏是焦相的妻子，盗贼牵着她说：“跟我走就活，否则就死。”程氏说：“我有丈夫，宁愿去死，也不跟从你。”于是倒在地上不起来。盗贼强行拖她，她仰面朝天、背部着地，被拖行了半里多，皮肉裂开，鲜血流满道路；她仍骂盗贼而不屈从，盗贼便杀了她。袁氏女子十六岁，和程氏一同被盗贼抓获。她看见程氏死去，也不肯跟走。盗贼好言好语地安慰诱骗她，她仍然辱骂盗贼而不屈从，于是被杀。平氏是王川的妻子，盗贼逼迫她上路；她看见路旁有一口井，便对同行的妇女说：“我的志愿可以实现了。”于是抱着一个妇女投井而死。唉，近世士大夫习惯于阿谀奉承、柔弱圆滑，把诡诈随俗、苟且迎合当作通达才干；一遇到秉持正直、坚守节操的人，便指为怪异不祥之物。这种风气蔓延开来，没有人能够自我振作，廉耻衰微，操守败坏。谁能想到穷乡僻邑之中，闺阁里的柔弱女子，竟然知道节义可贵，挺身而出，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不肯同众人一样，竟有这四位女子呢？当时盗贼之中，原有妇女不下四五百人，她们身上金珠交错，罗绮鲜明，扬鞭谈笑，完全没有羞惭之色。被驱赶的数百人也都低着头，不敢说一句话。四位女子平日并没有女师傅的教训，也没有世家大族熏陶感染的风气；一旦事情仓促发生，却能在众人一齐奔走赴难时独自退避，在甜言蜜语的诱骗面前堵住耳朵，在血腥刀剑的威势面前闭上眼睛，必定认为一死才是安宁。若不是她们天资高洁，确实有坚定的操守，怎么能偶然做到这样呢？有人以慷慨赴死和从容赴死的难易来议论她们，却没有察觉所遭遇的形势有缓有急、各不相同；这样一来，像王蠋、嵇绍等贤人那样突然舍生的人，都将被贬低，非得像豫让那样多次求死，像文天祥在燕地羁留三年，才算尊贵了。凡是史传中记载的拒绝盗贼而遇害的妇女，都不能与年老守节的人相提并论，难道合乎道理吗？盗贼从西火向南抵达赵城，又向北转到辽州，经过十多个县，从五月六日到六月四日出境，不到一个月。除了四位女子之外，不肯从贼而死的还有二十八人。盗贼在山东起事已经两年，往来三四千里之地，守全节操的妇女却寥寥无几，为什么三晋的妇女这样多贤德呢？西火不过百户人家的乡里，竟有四位女子为节义而死，为什么潞州的妇女这样多贤德呢？四位女子的死都卓然值得记载，其中赵氏女子和程氏的事迹尤其伟大，袁氏女子年纪尚小，也能在生死关头作出选择。唉，即使大丈夫面临危难，又有谁能超过她们呢？盗贼刚刚离去，潞州人、致仕宿州吏目仇时济把这件事写下来，交给他的弟弟沈藩仪宾时茂；时茂又与仪宾牛廷瑞、宿以德、栗廷佩、郗宗鲁商议，由他们向部使者报告并上奏朝廷。我看如今外戚之家，只把撞钟击鼓、沉醉于歌舞作为事务，而时茂等五位先生却留心于扶助名教、振兴风俗之事，他们的志趣实在高远。时济离职后居家，实际上是首先倡议此事的人。潞州士人的风气如此，那么那里贤德妇女众多，难道会没有原因吗？表彰的命令下达后，五位先生作诗歌咏这件事，听到的人也相继唱和，积累成一部大书，准备捐出俸禄刻印流传，于是向我征求序文。唉，四位女子的死关系到纲常的大道，五位先生的举动确实有助于国家的教化，所以我为此写下文章，等待将来史官采录。时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佩名瑢，宗鲁名贤，时济名楫。《题柴望义士传后》【张辅】我乡郡有一位义士，名叫柴宗礼，世代是钱唐义溪人。他喜好修身而崇尚义气，同前乡贡进士、括苍人金观用宾交情友善。金观因父亲在杭州做官，便前往寄居。金观安于贫困奉养母亲，母亲去世后未能及时安葬，自己也因悲伤毁损身体而死。他的妻子又相继去世，留下三个孩子，金观无力抚养。宗礼毅然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拿出家产办理安葬。他的财力不够，便向金观求助。平日的交游故旧，拿出三副棺木，将他们三人安葬在金观祖先坟茔之前。当时人都称赞他的情义。前滕县县尹、严陵人吴子立，太史、括苍人苏平仲，郡博士、始丰人徐大章，都作传记来嘉奖赞美他。这件事大概与苏长公召集众人资助安葬进士董傅父子二人的事相类似，但宗礼以一个平民身份去做这件事，就更加困难了。世俗常说今人赶不上古人，不也是严重诬蔑天下人吗？世上固然有磨炼品行、喜好义举的人，只因地位低微、事情不太显著，又没有能立言的君子为他们表彰，往往默默无闻。我近来读太史公宋先生的文集，发现其中记载了三位义士。第一位是元代都水少监、豫章人刘彬卿。他的朋友国史掾万生客死在大兴，妻子儿女贫困，不能回乡安葬，彬卿给钱二千缗，让他们奉送棺柩回南昌安葬。

译第二位是明朝初年的谘议参军、诸暨人王冕。他向北到燕山，当时正要南返，听说朋友武林人卢生客死在滦阳，只留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僮仆，茫然无所依靠。王冕不远千里赶到滦阳，取回卢生的遗骨，带着他的孤儿回到卢生家中。第三位是太常赞礼郎、庐陵人杜环。他父亲的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在九江，家产败落；他的母亲张氏年老，走到金陵寻找儿子的亲友，想求得依靠却无人接纳。杜环听说后，把她迎回家中，像侍奉母亲一样对待她，奉养十多年后她去世；他按照礼制准备棺木、收殓、停灵，又买地葬在城南钟家山，每年按时祭扫她的墓。这三个人都很有古人的风义。倘若不是太史公从前为他们作传，世人也无从知道他们。如今宗礼的义举，既有前辈名士的记载，又有人进一步向当代闻名的大人物求取记述，用来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光，连篇累牍。将来执掌史笔的人，一定会有所采录。唉，行善没有不得到报偿的；不报在自身，就报在子孙身上。如今他的儿子柴车凭借文学振兴家业，曾参与藩府政务，如今担任职方郎中，仕途渐渐通达显贵，前途还很长。这样看来，上天报答施予义士，大概确实另有安排。因他请求我写文章，我又叙述那些磨炼品行、建立声名的人，使他们得以附于青云之士之后，必定能在后世留下声名，作为世人的观照。《至孝获亲诗叙》【王格】修竹范子运吉已经在武当山中找到了父亲的遗骸。于是，我们京山人士认为这件事奇异，相互作歌写诗来歌咏传扬，并把诗集题名为《至孝获亲王子》。于是我为此写下序文：范子，他的祖先原是合肥人。高皇帝初起兵时，有个名叫成的人跟随他，因累积功劳被赐爵百户；爵位传给儿子兴，兴晋升为千户，被派往云南征战，又升为指挥，于是驻屯防守化州，子孙便在当地安家。从兴到范子，已经六代。范子的父亲范寅，字思敬，自称葫芦山人，年轻时伟岸茂盛，以能诵读《春秋》、善于写文章著称。成年后补为博士弟子员，人们都说他取得青紫官服如同拾取芥草，然而最终困顿失意，仕途不偶。嘉靖十六年，他以贡生身份被推荐给典学使者。典学使者认为他的文章名次很高，但有不能与他相容的人，便以吏员身份供职于使者，抓住他的短处诬陷他。使者没有察明真相，剥夺了他的生员服饰。葫芦山人一向刚强自负其才，遭受斥辱后忧愤不胜，于是抛下妻子儿女，拂衣离开，漂泊在楚、蜀之间。几年后回来，妻子赵氏已经因悲伤成疾而死。山人更加愤恨不乐，居家不久又径直离去，再也没有回来。当时范子还是诸生，拉住衣襟想阻止父亲而没有成功，便打算放弃学业，出外寻找父亲。适逢当道者爱惜他的才华，留他完成考试事务，于是在己酉年考中云南乡试第九名。榜文公布后，范子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仆人，呼号着、赤脚行走，追寻父亲走过的踪迹；到了荆州后又继续向前，终于来到宫阙之下。起初范子尚未中举，如今已经致仕的大司寇、容庵应公正抚治云南，对他的褒奖优待十分丰厚。范子到京师与他相见时，应公让他住在别处的房舍里；因范子已经失去妻子，便答应把女儿嫁给他。范子因为父亲的缘故，只答应下来而没有赴婚。癸丑年春天，范子更加悲伤思念父亲，不能自持，于是刻木牌叙述事情的始末，又摹写在纸上，数量多达几万张；还裁剪尺幅丝帛，写上与刻文相同的话，背着这些东西南下。所到之处，便把刻写的纸张张贴在道路上，见到的人很少有不鼻酸流泪的。他来到承天时，恰逢东泉先生因乙科出任我们京山的教谕，范子便前去拜见。我们京山人士平素仰慕范子的风节，拿着名帖到门下拜访的人接踵而来。范子以礼与他们交往，一谈到父亲的事情，便潸然泪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于是京山士大夫尤其为他悲痛怜悯。过了一段时间，范子准备向东到黄鹤楼、岳阳楼之间寻找父亲；适逢东泉先生因职务进入承天。承天人陈生是出家之士，详细讲述了山人的事情。原来山人最初离开荆州时，曾在陈生家中住了十多天，因而教给陈生炼气之术，随后告别离去。他登上武当山，在榔梅树下剪发修习静功，同几位炼气师亲近交往。后来陈生因礼敬神灵来到那个地方，仍然看见山人，便举手同他相问候。等到再次前去探问时，山人已经死了，只草草埋葬在树旁。范子听说后极为悲痛，冒着暑热奔赴承天，日夜不停。于是他和陈生一起查找细微线索。确实找到了那个地方，便打开坟墓取出遗骨。范子割破自己的皮肤，滴血祭奠遗骨，悲痛异常。于是发掘遗骨，按礼安葬。副都御史石泾陆公正好在当地办事，听说此事后哀怜他们，替他营建祠堂并立碑。范子于是背负父亲遗骨归葬，完成安葬已经有日期了。唉，人的感情，还有什么比父子之情更深切呢？宋代朱寿昌和我朝唐士明的事情，是古今都令人怜悯的；苏子瞻、宋景濂都谨慎地加以称许，世人对此议论不止。范子为什么不幸又遭遇这样的事情呢？山人本来是豪杰之士，却横遭流言诬陷，发愤逃走数万里，把抛弃家庭看得像脱掉鞋子一样容易。难道他真是装疯违背常理、做出不合义理之事吗？他所追求的，一定有超出众人的地方，是想和周殍、湘累等人留下同样的踪迹罢了。这不正可说是像蝉蜕去尘世喧嚣，得以实现他的高逸志趣吗？然而天地广大，音信隔绝。范子悲哀地寻找父亲，年年累积，时间越久感情越迫切。他的精诚达到极点，终于有了这次相遇。若不是至孝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又凭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呢？我又考察山人的踪迹，得知如果不是东泉先生在承天，而是没有在此地做官，那么范子即使偶然经过这里，也不过住一两夜，像经过其他关城一样，哪里能够从容而详细地得到这些情况呢？所以我认为范子能够得到这次结果，东泉先生出力很多；而东泉先生能够成为北道的主人，暗中也有帮助他的人。至于陈生，他确实是郢地人，同东泉先生叔侄之间素来没有亲属情谊，却也能周旋十多天，终于成全这件美事。和世上那些浅薄之人把别人视作秦越、冷眼相待相比，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由此也可看出，山人能够分辨人物，不肯随便交往结识，这一点也值得考察。我不才，便写下这篇叙文，为诸位首先倡导。文辞虽然荒芜，事情却是核实的。范子本来就是彦俊之才，不久将考中甲科、登上显贵仕途；他用来显扬父亲的事业还没有尽头。这样一来，这件事载入国史时，也将特别记载；那么我的这番话，哪里知道不会成为传信的一点帮助呢？《赠刘初泉覈田平赋》【何迁】

译起初，刘初泉公治理宁国，几个月后，下达核查田地、均平赋税的命令；又过了一个多月，六县的百姓各自带着执行命令后的结果回来向刘公报告。当时是嘉靖癸未年春天。起初刘公来治理宁国时，田赋制度不公平，官田赋税很重，而且田价低廉；民田则与此大不相同。百姓为了获利逃避官田，往往把官田转卖给民户；各种被遗漏的赋税却归到官田名下，于是贫穷者被登记承担，漏税由他人代缴的弊端就产生了。于是贫富更加不平等，诉讼案件纷纷发生，逃亡的人日益增多，和睦谦让的风俗不能在乡里实行；当地官吏也因此越来越腐败。刘公到任后，询问百姓的疾苦，便忧伤感慨。当时，核查田地、均平赋税的命令已经下达，其他郡还在纷纷议论。于是刘公晓谕六县，让各县父老前来，说：“我想替你们建立百世的利益，想使贫穷的人兴盛起来，使迁徙的人回来，使奸邪的人不能得逞，替你们恢复和睦谦让的风俗，你们看怎么样？”众人俯伏在前回答说：“好。”刘公于是把此事上报各台，各台都认为可行，便下令说：“我想让你们百姓和士大夫选择合适的人来办理此事。都耆、里耆各有几人，司年、司书、司弓、司计各有几人？” “我还要你们自己核实田地并作好记录。由司年、司书、司弓、司计分别办理，务必核查后交回，使各项事务彼此核对，众人又不能互相串通，你们看怎么样？”众人都回答说：“好。”又下令说：“核查山地、低洼地和不同土壤，因淹没、开垦而形成的情况各不相同。我想减少山地虚报的数额，统一低洼地的常额，取开垦田地多出的部分来补足淹没的旧田，使田地增加而赋税不增加，你们看怎么样？”众人都回答说：“好。”又下令说：“核查田地而不均平赋税，从前放过漏税、让人代缴的做法，今后不能再继续。有人说官田赋税太重；但百姓还有徭役，赋税难道不应与此相称吗？况且赋税定额之后，徭役又正繁重。我本来认为要革除弊病、振兴风俗，没有比合并为一项赋税更好的了，你们看怎么样？”众人都回答说：“好。”刘公说：“即使如此，没有实际行动便不会使人相信，这件事我将亲自举办理。”宣城刘公的话还没有说完，从泾县以下共六县的百姓，惊惶奔跑，哭泣流泪，一同来到刘公的庭院请求，并且以头触地呼喊：“公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后面呢！”于是刘公便把这件事一并下达到六县。六县百姓得到刘公的命令后，便分赴各县，分清里甲，限定日程，争相办理；他们弯腰奔走、来回忙碌，各自以所承担的职责互相告诫并执行。于是负责核实的、负责记录的都把结果送达各自任职的人那里；任职者只知道事情已经完成，却不知道具体是谁做的。任职者拿记录让司弓者校验，书写者只登记田地，不登记房屋。司年、司计回去绘制图册，只看见数目，看不见具体情状。刘公于是时时出来安慰勉励他们，显得惶惶不安、谨慎小心，担心命令过于急迫，百姓来不及完成。过了一段时间，六县百姓把事情全部办妥，又奔到刘公庭院报告结果。刘公加以审核，原来命令下达刚刚超过一个月。楚中人吉阳何子说：“古人称赞不用严令而事情能够实行，我私下对此感到惊异，认为这是治理达到极致的境界。后世怎么能赶得上呢？从今天刘公的事来看，端正自身的道理和儒者的学问，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况且均平田赋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这是最有利的办法。田地不均，贫穷者会因缴纳赋税而困死，富有者也会因打官司而困死。赋税不统一，官田会损伤赋税收入，百姓还会受到徭役之害。这也是人情共同明白的道理。既然是最有利的办法，又合乎人人明白的情理，那些郡为什么还要纷纷议论呢？这难道是百姓不可使令吗？古人说过：“先取得信任，然后才能使人劳作。”所谓取得信任，并不只是命令得到相信。诚意达到极点，感动就深；仁德显现出来，人的心志就会归附；他们看到预期的好处，希望就不会改变。所以说：“自身端正，天下人就会归附他。”这难道是可以对那些拘谨固执、沾沾自喜的人说的吗？因此，风气施行开来，百姓便受到教化；上面稍有表示，百姓便跟从；话还没有说完，百姓就争相奔赴，这是精神感应的结果。那些人在内心所信奉的东西，是无法夺走的。否则，若拘拘自守、沾沾自满地说教，百姓起来反抗，我所见过的也已经很多了，更何况是他的实际行为呢？我曾考察古今的变化，百姓不信任上位者，大致有四种祸患：专务虚名、粉饰功劳，实际行动却不能继续，反而增加百姓的毒害而没有益处，这是第一种祸患。志向依靠才能来施展，任用却不得其人，即使有恩惠利益，百姓也没有途径承受，这是第二种祸患。感情受到牵累，权势加以阻挠，改革的开端反而成为招致祸害的阶梯，这是第三种祸患。度量事情还没有完成，就因不同意见而受阻，使百姓失望旁观，白白错失时机，这是第四种祸患。后世士人，托身于名贤豪杰之列的并不少，可是对于端正自身的道理，在这四种情形上却不能没有一点缺失。到了后来，百姓既然不再可信，儒者的学问也因此受损，岂不是荒谬吗？像刘公这样的人，大概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诸台中的方泉赵公，是一向了解刘公的人。我把这些话详细告诉赵公，赵公也认为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他说：“刘公使儒者的学问得到信奉，于是宁国的百姓明白了服从上级的道理而不可惑乱，这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我听说宁国一带，因为讲习儒者的学问，已经津津乐道很久了。因此刘公到任后，百姓便信服他。赵公说宁国的风俗已经很好了，但我认为，他们所明白的关于信任上级的道理，并不是信任刘公本人，而是信任儒者的学问。从这一点看，儒者的学问在宁国一带大概可以继续推行下去。我又听说刘公正在把这种学问努力施行于政事，同时开办学舍、延请教师，阐明它的教义来引导百姓。我本来就认为宁国一带的风俗一定会更加淳善，治理也一定会更加有成效。即使是古代最完善的治理，也只不过可以在刘公这里看到罢了。难道仅仅是明白赵公所称赞的信任上级的道理吗？刘公的政令开始施行时，六县中只有泾县首先响应；泾县喜好修养品行、仰慕义理，比其他县尤其显著。刘公所开办学舍、延请教师来教导的地方，又正好在泾县。于是泾县士人赵某、张某等人请求我写文章赠给刘公。我虽然没有到过泾县，但儒者的学问能够在宁国一带得到彰明，我很乐意帮助它；而且我又知道刘公，所以对于诸位士人的请求，也不能推辞。《轺弟〈倭变纪略〉题辞》【彭辂】

译过去倭寇作乱，蹂躏我吴地。至于他们焚烧、掳掠的惨状，以及淫秽污辱的耻辱，我实在难以说出口。一说起这些，我就怒目欲裂、头发竖起，禁不住又愤怒又悲伤，眼泪簌簌流下。可痛啊，我的百姓竟遭逢这样的时日！贼人名义上叫倭寇，实际上是中国沿海的奸猾豪强，以经商贩运为业，乘船游走各个岛屿，本来只想谋取十分之一的利润，并没有别的念头。有个粗朴而短见的小丈夫建议封锁海口，拒绝同他们贸易。他们既然受阻亏折，不能回到故乡，计谋十分困窘，于是纠集防倭中不逞之徒和善于使剑射箭的人，乘潮驾风，张帆扬樯，向内侵犯法海边各郡。多年来安逸嬉游，突然之间便没有办法抵御。武官依靠门荫和祖上功勋，平日穿华服、骑骏马，耳朵从未听过钲鼓之声；一旦望见贼人的营垒，便抱头鼠窜，只谋求保全身体和性命。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不习惯搏击刺杀，却气势汹汹地挽袖而去，等于把肥羊送进豺狼口中，径直奔向死路，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紧急传檄，召来处州、山东的军队，以客军应付主人，既不熟悉险阻之地，也不熟悉进出的要道，遇到伏兵便覆败，救死扶伤还来不及。于是从远方调来麻阳、柳州、田宁各宣慰使，带兵前来，所经过的地方都被席卷荡平，满目凋残。而河朔各将中没有比宗礼、霍贯道更勇猛的，把他们召来，仿佛获得了珍宝，却没有审察时机、估量敌情。皂林之战中，他们奋勇突进，孤军深入而没有后援，被贼人乘隙攻击，两位将领战死。东南的局势像鱼腐烂一样，已经无法支撑。督府胡公宗宪徘徊四顾，没有一件可以倚仗的东西，不得已采取下策，用金钱财物引诱贼人，派人进入他们营中游说。贼人徐海，号明山，果然贪图我们的诱饵，被辗转牵制、束缚，安静下来不能行动，于是解除桐乡之围离去。徐海与党羽麻叶、陈东心怀异志，便向督府献计，诱捕他们，把这作为自己的功劳。两人被擒以后，他们的部下喧哗起来，同徐海的仇敌相斗，徐海无法控制。督府于是乘此机会，给出的诱饵更加丰厚，和议更加坚定，徐海便投降了，迁移巢穴到沈家庄，一个四面环水、交通断绝的地方。不久，我军大规模集结，厚厚地包围了他的营阵，击鼓呐喊发动攻击。徐海估计自己不能幸免，投水而死，其余部众也被消灭。这实在是由于上天厌弃动乱和穷困劫难，局势才逐渐恢复正常。徐海沉溺于诱饵，又被翠翘、碧桃两个妓女迷惑，智慧昏乱、魂魄被夺，掉进罗网陷阱还没有醒悟。督府于是沿用诱骗徐海的旧策，转而诱骗大头目王直，号五峰，打击他的巢穴根基。王直也果然贪图我们的诱饵，轻装束甲，回来安抚徐执，并将他杀掉。鲸鲵般的贼寇被消灭，海上风波平息，这全都是督府胡公的功劳。而上疏推荐胡公的，是视察军队的兵部侍郎赵文华；没有赵文华，胡公怎能得到任用？胡公没有得到任用，又怎能制服贼人？后来胡公的巨大功勋没有受到奖赏，反而一旦被猜疑，那些搬弄是非、嫉妒诋毁的人纷纷起来中伤，胡公因此忧愤而死。赵文华追究军前犒赏军队的费用十多万，抄没了他的家产；而布衣士人蒋州等人逞口舌之能，深入海上险不可测的深渊去探取龙珠，游说王直归顺，因此有人抹杀了他的功劳，使他郁郁潦倒于江湖之间。前事是后事的老师，覆车是后来人的警诫。我担心将来掌管边疆军政的人迟疑观望，不肯在法度之外谋划一项奇策，以免招来诽谤。所以我们百姓所忧苦的，不在于山海间的贼寇，只希望当权的各位大臣能够包容宽厚，忘却个人恩怨，选拔贤能、以身殉国，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办成的。我弟弟轺喜好求学，教导乡里的孩子，亲自经受风尘，挑着书本像鸟一样迁徙，没有安宁的日子，深深愤恨当权者的昏聩。他看到守军驻扎在城邑，却把城郭以外的地方弃置不顾，把我们的百姓丢在刀俎之上而不加怜惜，于是撰写《倭变纪略》，并作诗来褒扬那些效死疆场的武人、捍卫民众的儒臣，以及甘愿承受九死、在义理上不肯受辱的妇女。俗话说：“被老虎伤过的人谈到老虎，脸色立刻改变；被弓箭射伤过的人，听见空弦声也会害怕，坠落下来。”这就是编次这部书的用意。书编成后，弟弟拿给我看了一遍。我高兴弟弟身处草野、吃粗茶淡饭而地位卑微，却能仰望朝廷的功业，忧虑里巷百姓的苦难；所记载的事情核实而有讽谏警戒之意，隐含其中，可以同《金匮》一同流传久远。我自己徘徊无为、空食俸禄，任凭时事的缺漏散失而不加记述，实在惭愧。孔子说：“匹夫也不能夺走他的志向。”确实如此。《叙烧饼儿》【万廷言】船经过砖河五十里时，有个饥饿的孩子拉船，瘦弱困苦，哭泣得不能自持。我怜悯他，询问后得知，他是回族，姓赵，名四儿，家住京城宣武门，以卖烧饼为生。父母死后，依靠舅舅生活，后来独自卖饼，成了砖河的纤夫头目王龙用药迷倒并带来。他说起做纤夫的痛苦和害怕死亡，无法回去见各位舅舅，结结巴巴地说着，十分悲哀。我问：“为什么不逃走？”他说：“药性使我不知道方向，只要逃跑就会被追上，抓住后会被打死。”我询问众人：“是真的吗？”众人害怕，王龙不敢说话。我用神情表示不平，只有其中一个白防人说：“我和他是同类，即使原来不认识，一见面也会亲近厚待。昨天这孩子告诉我实情，所以我也装作被药迷带来。如今我老了，不知道家在哪里，因此感叹哭泣。”我说：“让你送这个孩子到京城，怎么样？”他说：“不敢。我没有丈夫的身份，早已饿死，而且已经习惯这里了。如果送孩子到大人那里，我也会被打死。”我听了更加怜悯他。我最初在西曹任官时，审理案件常常听说用药迷人，我认为药物怎么能迷住人，一直不相信；如今果然如此，也觉得奇异。此前天津兵宪黄公派人护送我到德州，我于是拿出饮食费用，让人把孩子送到黄公那里，并写信恳请黄公转送他到京师。我父亲在侍郎府第中，召来他的舅舅，把孩子交还给他，使他继续以做烧饼自立；同时又把王龙的情况告诉黄公。因此有人对我说：“这种事情在往来运输中最多。凡是官府招募纤夫，必定有掌管纤夫的头目，他们贪图纤夫的工钱，常常用药迷倒人家的子弟，关在幽暗的房屋里，只给一点粗米饭，剪掉头发，弄得满脸污垢，脱光衣服，使人的形貌完全改变，迷惑他的方向；即使亲生父兄相遇，也互相不认识，然后才放出来拉船。他们已经冒领了招募纤夫的工钱，逃跑就会被打死，用来威吓那些想逃跑的人，这种人叫作拦人，江南江北都有。”这些人都冒领百姓不得已交出的膏血，又给人下毒，甚至不忍心放弃、孤苦困窘的子弟，实在不应当有一天得到赦免。然而士大夫往来时，有了纤夫船就走得快，又认为这不属于主管部门的事，于是置之不问。主管官署正逢地方事务繁多，簿册公文每天纷纷下达，也没有空闲追问。因此，逃亡的恶徒作恶，不只是王龙承受毒害而不能申诉，也不只是烧饼儿一人受害。我听了，心中更加悲伤；虽然这不是我的职权所能管到的，但凡是我亲眼见到的，也只能尽心去做罢了。只是这些话有值得推广的地方，所以我把它叙述编次如下。《孤愤集序》【汪道昆】

译胡司马有功于社稷，心中有所遗憾的人最终死去，请求室中当今皇上把先帝旧臣的功劳事迹全部记录下来，却没有把司马的事情上报。司马草草葬在山中，门下诸士和旧日朋友，没有一个前来。沈山人为司马作诔文，便从四明赶到墓下，首先哭祭他。胡虎臣和我的两位仲兄到郊外迎接山人，山人已经策马向东。胡虎臣问：“司马至死还背负这样的名声，山人为什么来哭他？”山人慷慨地说：“司马的功劳覆盖东南，并不只是对我一个人的恩惠。过去我暗中观察司马，他气度很大，任凭自己喜欢或厌恶；合意时就给人千金，不合意时就随便辱骂。我若不合礼法便不吃，所以千金也不能收买我。然而座上客人大多是贤能豪杰和显贵人物，司马看不起他们，并不以礼相待。等我在座，他的心意却专门放在我身上。我坐他也坐，我起身他也起身。他所严肃尊敬地对待的人，应该没有像我这样的。如今他身亡而声名不能流传，我本来就没有在司马死去的地方先死去。”我病了三年，孤独愤懑上达于天，天也将为我陨泪。第二天，诸位向东望去百里之外，细雨蒙蒙，从大鄣山飘来这里，正是我哭司马的时候。又过一天，太阳出来却没有光，不久雨就到了，同我说的话相应。于是山人拜访我，我们一起登上屋后的山，拿出司马的诔文来读，四座之人都愤懑激发。我说：“我们的国家倚重东南，东南不只是一个外府。上天保佑司马，幸好他没有使东南蒙羞，这就是所谓的社稷之功。高皇帝以八议赦免有罪之人，必定先议论其功劳。先帝过去常常称许司马的功劳，司马的死并不是先帝的本意。即使司马本人已经无法再论，怎么能因此伤害先帝的友臣呢？”虎臣说：“我没有才能，曾经在司马面前走在前面。那时我带着几个年轻人，夹杂着吴姬楚女，脚下的鞋子挡住道路，呵斥的人来到面前说：‘客人要做什么？’我呵斥道：‘不要多话，我们是高阳酒徒，吴地太守淮也。’司马叹道：‘唉，这是我故人的儿子，赶车避开他。’从前岛夷在吴越兴起，大多按水泽来衡量人，司马提三尺剑使他们全都活下来，何必论及亿万民众？等到司马无罪而死，最终竟没有人能替他说一句话，如果不是山人，大家就都成了哑巴。”我的二位仲兄说：“各种功劳和罪过都有各自的主见，我们兄弟不敢知道。当司马在世时，那些人无不借他的恩宠、承受他的恩泽；司马一旦依法获罪，他们却群起诽谤他。只是他过去曾辱骂过我，但如今如果把这些辱骂看得珍贵，那便是因为它们抵得上过去的千金。幸好山人出面，也为城中人士把这件事彻底洗清。”这时，白云从东海升起，横贯青天向西而去。于是我们一起面向东方举杯说：“司马如果有灵，披着铠甲、光彩夺目地来到这里了。诸位如果愿意让我颂扬他的事迹，就把山人自己所作的诗，以及像为山人所作的诗，一并附在这里。” 《大司空南坦神楼序》【董份】所谓神楼，是司空南坦刘公给文衡山所绘楼阁命的名称。当初刘公曾对客人说：“我退职而且老了，早就想完成建造一座楼、长久闭门居住其中的愿望，只是力量做不到。”于是翰林待诏文衡山告诉他说：“我能够替您完成这座楼，于是把它画下来送给您。”刘公因此给它命名为“神楼”。有人说，刘公传授了神仙驾驭虚空、乘气而行的法术；所谓神楼，就是海上神州、仙人仪仗和宫阙之类，处在云气若有若无之间。这是刘公志向神仙之道的地方。然而我曾看到刘公在二十岁左右入朝，历任郎署和二千石官职，升至六卿，所到之处政绩卓异，都显著树立名声功业，保持高尚节操，神色严正地辅佐国家，功勋劳绩为当世所知，这些都是朝廷礼制和鼎彝所应记载的事。等到他辞官休息，居住在南坦之上，便更加同乡里的缙绅诸老每年按时结社，和他们穿戴冠裳、乘车骑马，歌唱欢宴，登山游览；郡邑的牧守令长可以登门请教，亲自询问自己未能学习的事情，学者也能随之考察德行、质疑问难；乡里田野的父老子弟可以在伏日、腊日往来，行揖让之礼，前来拜见，大家欣然相从，没有谁断绝来往。这又不是远离世俗、不愿同人接触而思慕海上神仙的做法。但我独自对所谓“神楼”有所疑问，因为曾经在南坦拜访过刘公。我走进他的庭院，只见蓬蒿映照着厅堂；到了床榻旁一丈见方的房间，门窗都没有打开，里面昏暗不明。我私下想，刘公既然不肯修建其他楼台亭榭，即使只整理一亩园子，建一座亭子，种上名花杂卉，在其中弹琴吟唱，也可以用来自我娱乐。但刘公说：“我并不是厌恶这些而不保存它们，只是如果我的心思经营于外物，那么这些东西都足以成为我的牵累。”我听了这话，才恍然明白；等到同他坐着通宵直到天亮，他的话更加玄妙，旨意更加透彻，深沉幽微，四座都安静下来。大家俯仰顾视，察看他的心意，都觉得外物不足以留存。于是我起身叹道：“唉！刘公的神楼，我已经在座席之间得到它了。神妙之事，是经典很少记载、学者不敢谈论的；但至人达士卓异奇特、玩世不羁，用它震动人的耳目、开启人的心灵，使人感到荒诞恍惚，丧失平常的固守，反而归于简约正道，未必不是一种教化。所以神州的说法起源于邹衍，世人无不认为它是虚妄之言。然而邹衍处在七国争斗的时代，纵横攻战的策略使国君以土地相争，而把百姓和士人当作鱼肉，以功名利禄在世间奔走；邹衍认为这种习俗根深蒂固、见识浅陋，不容易用正面的道理改变，所以先提出极其宏大的论说，制造怪诞迂曲的变化，使人进入其中幽深冥暗、无法考察根源，之后对于所争土地功利之类的小事，便不知不觉从心中释然了。这就是邹衍用来教化人的方法。至于神仙家所说的海上神州宫阙，虽然是后世附会并加以增饰的，但我私下认为，它最初一定有远离尘世、志行高远的人，看见世俗越来越鄙陋，人们竞相追逐奢华和权势，以此夸耀显荣，却陷入其中无法解脱，所以把一切托付给虚无，认为另有天宫贝阙，是壮丽可喜、非人间所有的地方；人必须抛弃世俗的滋味和嗜好，以清虚之道取得它。这也正是用来扩大世俗人的心胸、改变他们见闻的方法。所以它的教化根本相同，只是进入教化的途径不同，人有能省悟和不能省悟的区别罢了。可是学者把这些一概排斥，不敢谈论，这同只凭耳朵听取传闻有什么不同？刘公认为世俗逐渐沉溺于末流，同古代越来越远，人们正浮沉在世俗之中，越来越卑下，想要建楼居住在高明之处，同世俗相隔绝；其实神楼并不在楼阁本身。因此把它寄托在绘画上，用“神”来称它。从前汉武帝认为仙人喜欢居住在楼阁，所以采用五城十二楼的制度，修筑通天、延寿等台观，来仿照仙人所居之处；秦朝也修建咸阳离宫，以复道相连接，来仿照天极，希望招来仙人，劳费烦重，然而仙人终究不可得到。如今刘公凭借绘画得到它，不砍伐木材，不聚集工匠，不等待年月，而它的完成仿佛出于神力：可以远望却不能到达，可以看见却不能居住，可以凭借意象得到，却不能按实体去寻求。

译那些把营造宫室当作真实事业的人，也只是自己迷失罢了。这也是公用来教导人的本意。那些混同于世俗、与世俗争胜的人，心思经营在外物上；深藏自己、坚决拒绝外界，筑室避人，仍然是有所依待于外物。因此，遗弃世间、离开俗世，抛弃外物来保全自身，凌云驾风作为教诫的，是神仙之术。防范外物而不去经营，超越外物而无所依待，身处人间而精神在云霄之上，超出天地四方之外的，是圣人之道。公学习圣人之道，所以当他早年建立功业时，却能在进退之间飘然自得；功业成就而不据为己有，这就是公的精神楼台。等到他退居后与世人亲近，众人能够亲近他，却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境界，这也是公的精神楼台。所以人们看见公，见他和乐平易、仁厚温和，间杂着笑语戏谑；但他内心不可改变的操守，却卓然如岩石挺立，冠绝海内，这也是公的精神楼台。人们仰望公，见他似乎只是一个渺然的儒者；可是读到公的文章，听闻公的事迹，称诵公的道德，有人把他看作天人，有人把他看作泰山和栋梁，这也是公的精神楼台。与人相合便如云气相从，不合便如龙蟠伏；行事不受小节拘束，言语不蹈袭旧套，随时势曲折应变，不留下固定的行迹，这又是公的精神楼台。所以，公在这些方面都是学习圣人而有所心得的人，他的实际事迹可以作为依据，正是如此。至于把这些寄托在神仙之说上作为教诲，那只是其中的余意罢了。因此说：“公的精神楼台，我已经在座席之间领会到了。”可是有人竟到海上去寻找它，岂不是太疏远了吗？《明文海》卷三百五。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六，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七。序事。《张氏纪略序》【汤显祖】。晋代有人说：“近来一遇离别，常常几天都闷闷不乐。”我宽解他说：“活着的别离尚且可以忍受，死别又怎么样呢？”我年过耳顺，更加不喜欢违逆心情的事。于是告诫来客，希望不要把悲伤的事情告诉我；即使是世间那些写悲伤的文字，也不必让我看。为什么呢？因为其中叙述世家坎坷漂泊，甚至好像经历了几个冬天也遇不到一个春天，常常整夜过去而天还不亮的，我本来就不愿看，勉强看了也看不完；我年老早衰，恐怕会因此伤神。近来客人却把昆山张元长所记述的张氏六代以来的行状略传给我看，于是便有了不忍不看、看了又不忍读完的心情；读完放下后，书又回到几案之间，我悱恻感慨了一个月，精神都不得安宁。客人说：“从前像某人、某人，都曾经叙述他们的世家来烦劳您的眼睛，却没见您不禁赞叹、艳羡；读张氏略传，您却怆然为之悲伤。”我太过拘泥于人情，便为自己解释说：“本来如此，我也是世间人。世人所喜爱的，我难道能不喜爱吗？世人所悲哀的，我难道能不悲哀吗？况且他们家族的男子世代佩带官印，妇女世代穿着礼服，内外和美，寿命长久而且都能实现愿望，凭什么德行才能达到这种地步？张氏世代积累的德行，难道远远不如他们吗？为什么长期困顿而得不到荣显呢？”客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说：“张氏六世祖道瑾，起初只是入赘女家；立身之后，与妻子共同愿意归于孝悌，努力耕田，才拥有了自己的儿子。” 德声担任县中属官时，总是自行辞免；后来亲自掌管赋税万石，以此让同僚得到休息。他绕道骑马，避开正在涉水的少妇；年末便和妻子一起洗麻、搓线，织衣给乡里的贫弱儿童穿；又广泛熬煮粥食，供养那些有德的囚犯。可是他的儿子诸生唐文，才二十二岁就死了；临死时还穿戴好衣冠，强撑着起身坐下，让画工把自己的画像传留下来，说：“后人或许可以知道我是怀抱未竟的志愿而死的吧！”他的妻子是卢节妇。她抚养儿子抑甫时，抑甫才六岁；一个秋夜，他起床看见月光映照云彩，形成五色，遮蔽了天空，便叫母亲卢氏起来观看。卢氏惊喜，叫孩子整理衣襟，恭敬地行拜礼；看见亡夫的短发萧萧、身影映在月下，悲恸得几乎昏绝，便讲述亡夫读书时的往事，母子相抱痛哭，而云中传来雁声，凄厉欲裂。唉！听到这些事情却不感到悲伤，难道是有感情吗？抑甫后来成为诸生，又放弃功名而离去；他的妻子晋孺人每年祭扫时，一定告诫自己，一定哭泣说：“先姑母曾说，儿孙奉养终究有尽头；只要绿杨树下的纸钱年年照旧焚烧，就是我们家族的吉祥。”后来抑甫有了儿子诸生宗翰，能写文章，有匡济当世的志向；可惜到五十二岁才考中乡贡，直到六十二岁终身没有得到一命之荣。他的妻子季氏已经八十岁了，还因为儿子家中贫困而纺麻织线，不能让自己安享晚年；到了这个地步，难道还不值得悲伤吗？生下一个才华像元长这样的儿子，本来可以舒展五代以来郁积的愁苦，大概会是这样。可是他在哪里呢？他成为诸生，竟将近五十年，最后却因疾病而废弃功名；以至于母子之间，只能靠声音相互听见，竟有四十年之久。母亲病重时，他用手按抚母亲，见她肌肉消瘦，含泪而且非常恐惧；母亲却还喘息着安慰他说：“只恨儿子不能见到我的面容；我还没有到该死的时候呢。”这话听来，难道不悲伤吗？天下有眼睛的人，都想亲眼看看元长，却无法如愿。他有个儿子名叫铁儿，早夭；有个女儿孝仲，秀美聪慧，端庄温婉，通晓书传的大义，真可说是闺阁中的钟子期。她嫁给孟家几年后也夭亡了；上天使元长困苦，难道不是更加悲伤吗？这些事情，客人认为怎么样呢？客人说：“如果真是这样，确实悲伤。怎么知道前面所说的那些世家，其先代容貌和声势会超过张氏，而张氏后来终究不如前面那几个世家呢？冬天之后必有春天，黑夜之后必有黎明，也是天道啊。”我因此唏嘘了很久，说：“确实如此。古语不是说过吗？天意不可预期，道理不可谋算。元长暂且不要悲伤，等到他的后代；如果幸而真像客人所说，那就好了。” 《孙尚书仲益尺牍七条》【冯梦祯】。我曾经经过震泽的一座僧寺，看见那里有孙尚书觌、字仲益的几封手书刻在石上，书法非常像大苏公，于是徘徊在石刻下面很久。如今拿您所给我的七封手书来看，与石刻上的书法没有两样，混在书帖中根本无法辨别。帖中提到东坡先生的地方有一处，和德固谈到的内容占了一半；从中可以约略看出他操守正直、为人厚道，不只是尺牍写得工整、书法精妙而已。前两帖多有颤抖的笔画，像是晚年书法。我听毗陵人士说，尚书确实是大苏公的遗体；孙老从大苏公遗弃的婢女那里得子，尚书畏惧当时的禁令，不能自行说明此事，却把全部经过详细写在家谱中。那么尚书书法的渊源，大概确实是有来由的。《明文海》卷三百六。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七，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八。时文。《醒泉窗稿序》【刘绘】。有些学士大夫说，如今的举业对治理政事没有帮助，这是糊涂的说法。官吏如果只依靠法律，就会办事艰难；近来如果迎合世俗风尚，就会显得机巧；做官而以有才干自许，这两类人世人都称为能干的官吏，难道这就是治理政事的正道吗？考察秦汉以后史书所传的循良官吏，从孙叔敖、公孙子产以来不下几十人，大多才学充实，通晓经学而且儒雅。如今举业以经书义理为首，本来就是文章学问的精深奥妙之处；它总括经书义理，浸润于圣人之学，搜求圣人遗留下来的宗旨，阐发幽微的余响，并不像辞赋歌诗那样，还可以凭借浮艳辞藻来卖弄、夸饰枝叶。它的学业淳厚端正、深沉淡泊，不违背圣贤的训诫；那么经世理物，其中的机要还有什么不能通达呢？醒泉黄君治理政务，根本敦厚诚愿，以此亲近善良百姓；编户中最贫困卑微的人，也不让他们畏惧不安、受到扰害。他恭敬节俭，任用贤能并体恤百姓；引导民众疏浚沟渠、从事农耕，储备牲畜的蹄、皮革、筋角，以及柴草、草席、布匹，想让百姓富足，而公署只等候征收赋税；他重视粮食和精米，心境淡泊。过了一年，百姓致力于本业，供应官府需要，兴办工程，官吏治理并不劳苦，政务条理清楚而且灿然可见。黄君每天召集诸生讲论研讨经籍，在泮宫中宴饮欢笑；诸生因为黄君从姚江而来，振兴研习经学，争相整衣行礼，愿意跟随他，几乎没有离去的人。黄君以政务为辞，于是拿出《窗稿》中数百篇经义文章。这时谢谨、段中选、孟养浩三位生员，都是黄君早已看重的俊才；他们和诸生一起诵读学习，都高兴能够得到大家的锻炼陶冶，并以受其熏陶造就为乐。县丞程庄、史田大礼感念黄君的德化，捐出俸禄，和本县文学官广德杨万仞、平山梁尽忠、松滋谢燧一起刊刻此书，使它广泛流传。黄君又喜爱文章，向童生和冠者耐心指授；在翰墨、辞章、骚雅、书法、绘画方面陶冶性情，追踪逼近前代贤哲，气韵温厚而又旷达超逸，难道不是所谓博学多闻的君子吗？所以举业文章有真假，能够得到真传的就是贤才。那些只会执法的官吏、迎合俗情而能干的官吏、凭机巧取悦时世的人，如果得到文章之吏，再用经术来裁量他们，难道不就是佩带印绶的杰出人物吗？《王季重小题文字序》【汤显祖】。当时的文章能够在笔墨之外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只有三个人：归太仆的长篇，诸君爕的余音，胡天一的奇想；各自都有不足之处，但天下没有人敢于企望达到他们的境界。如今看王季重的文章，几乎兼有这三者的长处。而且季重因为擅长写古文辞、诗歌，所以多有《诗经》中风诗那样的情致，光彩神韵仍然显得奇异。大体说来，上天造就人才，虽然能够成才的人很多，却也不是人人都能绝世独立。至于写文章，有成有不成，大致有三种原因：第一，幼年时聪慧，刚刚懂得书名，父亲和老师便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后来只埋头于八股格式，不能见到古人纵横浩瀚的著作，一旦沾染这种尘习，就再也无法理解古人的境界。第二，幸而成为诸生，却困顿而不能敏捷通达，长期在科场考试中蹭蹬浮沉，久而久之，精神气色渐渐衰落，哪里还有闲暇议论尺幅文章之外的事情呢？第三，一个人虽然有才，也要看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如果出生在闭塞偏僻之地，山川、人物、居室、游观、显赫盛大、崇高壮丽、幽深奇异、怪诞豪侠的事物都没有见过，精神无从磨炼洗濯，胸中无从得到充实，耳目既然受到限制，手脚也必然迟钝。以上三点，都能使人的才力不能充分发挥。才力骤然耗尽，而因此值得悲伤的，往往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季重，五岁便遍读五经，十岁任意写作文章，二十岁考中进士，大概是一个时代的才俊了。而上天似乎又有意给他不同的条件。大越的故地，是古今以来文士官宦聚集的地方。他本来已经在这里承受了灵秀之气，又世代登记居住在都城一带，往来于燕地、越地之间；从禹穴、吴山出发，经过江海、淮水、沂水，向东登上岱宗，向西延伸到太行，回到神都，游目所及，都是天下的脊梁、咽喉和面颊要害之处。英雄活动的地方，美好事物铺陈的所在，全都见到了。借此开阔心神、舒展视野和听闻，必然会郁积成文章。加上他年少时没有专守一家之学的拘束，心灵通脱，独自遨游于浩大幽远的境界；早年便受到贵公巨人的赏识，听闻前所未闻的事情；出游时又见到少年们骑骏马、穿华服，驰骋于弓剑、旗亭、街道之间，回头看去便感到快乐，这也都是文心所留下的积蓄。他本人又很早通达显贵，从未有过做诸生一天的忧患，名声所到之处，赞叹的目光充满四周。所以他写文章，心神高远开阔，声音节奏清亮流畅，精华非常充足，神采非常喜悦。那渺远的，像山岭上的云彩妩媚地映照天际；那绚丽的，像红霞在树林上空荡漾；忽然收拢，忽然舒展，像山崩，又像兴起，使人无法逼近观看，也没有谁能穷尽它的形态，其中大有《传》《疏》所曾遗漏、著录之书所未曾记载的内容。唉！凭一个时代的才华，又能免除上述三种负累，像这样，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那么他写古文辞、诗歌，又怎么样呢？即使如此，一个才士如果仕途顺利、政绩流通，也未必能周全地体现世间万物的形态；而且他已经以当涂县令的身份获得很高声誉，只是后来做了郎官，又受到压抑而被任命为青浦县令。青浦县，原来是屠长卿治理过的县。屠长卿正是因为从这里出任而使大越闻名天下。季重来信，却反而以归休读书为心愿。季重本来已经在读书了；凡是谈到这些事情的人，大概也会有感叹他才华没有完全施展的心情吧？这样看来，上天对于季重，确实好像一直有意使他与众不同啊。《汪明府制义跋》【黄道周】。天下的城郭、住宅，大多建在平地高阜之上；栅栏、街巷、道路都修得平整，使车马、鸡犬往来没有差别。至于王气所引导之地，来往奔走的人络绎不绝，万人聚居的都会，必定有千仞高峰。登船逆流而上，疲惫的车辆艰难行走，而市井中的小孩子却把山路转角画出来，作为方匣的盖子。把居处看成这样的人，正是高人长者所大笑的。过去我做孝廉时，得以随计车沿漕运道路奔赴京师，看见江北平坦的陆地，仿佛行走在席子上；许多戴头巾的人互相告诉说，江北大多没有高耸连绵的山。后来渐渐走到各个旁郡辅地，凡是山川盘曲郁结、舒展吐纳的形势，都比江南更奇异，于是大为后悔，认为自己早年见识昏昧。如今士子看见前辈写文章，方圆平直，便说没有奇特之处，也是早年见识昏昧。他们以为拥有万户人家的郡县竟没有一座突出的山峰，远远望见山势高耸，便诋毁为山野之地；这就像万里沙地要同磨刀石和箭杆争道一样。甲乙年间，我在翰林院任职，项水心先生的文章声誉震动海内，我得以同他来往。几天之间，我们谈论文章的奇正、利弊，如同谈论冈阜都会的结构起伏；只是眼光所及有限，不能互相非难。先生一点也不谈这些，只说：“通都大郡如果没有大儒名公、节义之士、贞节妇女，就仍然只是三家小市罢了。”我连连答应，心里认为他说得对。

译如今又过了十年，水心才开始得到士人；我却困在丛棘般的困境中，无人知晓，只能在田野间读县令父母官所作的制义，劝诫子弟，因此又想起水心的话。水心认为，具有至诚本性的人，热血欲洒，寄托重大，必定有可观之处。由此想来，文章没有至诚本性，即使写得高峻奇险、历落不平，费尽搜求、穷尽追索，也仍然像从鬼穴中捉鸟一样，偶然看见一点光亮便只感到高兴罢了；何况在鸭栏旁站立、在鸡窝旁栖身，却以为动静明暗不过相差咫尺，这难道可以吗？汪父母出自新都世家；新都山川奇异深奥，压倒天下，那里聚集了许多大儒名公、节义之士、贞节妇女。我曾经到过一次白岳，吃一顿饭的工夫就离开了，后来却思念了好几天；再次登黄山，花了几天也不能穷尽它的首尾，于是慨然兴叹，认为这正是徽国所以挺拔出众、钟陵所以曲折绵延的原因。至于市井小孩子只回头把山路转角画下来，便把它当作神明所测度、高人长者所聚集的地方，那么即使每天听水心的话，诵读彦辅的书，逐字逐行地阅读，恪守规矩法度，想要使文章适合承当重大事务，也就很少能做到了。我已经很久不谈论文章，又一向以愚钝著称，对世间的议论没有什么理解；如今勉强重新谈论这些，知道自己的话并不恰当。《明文海》卷三百七。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八，余姚黄宗羲编，序九十九。时文。《诗艺存玄选序》【胡胤嘉】。我读仲鲁的名诗，感叹他对诗的理解深厚。诗不同于文章：品味它时，意味跃然胸中；吟唱它时，情感仿佛要溢出口外；可是要把它解释清楚，最终却并不容易。水中的月亮、镜中的花朵，严仪大概已经约略说到这一点了。一个思念人的人，眼睛注视着对方的所在，心意全都集中在那里，感动时流下眼泪，劳苦时咳嗽呻吟。时间久了，季节万物的变迁、梦境睡梦中的恍惚，都仿佛在眼前，徘徊不去，为什么会这样没完没了呢？等到真正相见，先前因感动而生的情绪忽然消散，先前劳苦的心忽然舒畅，而心意也已经尽了。不见之时的妙处胜过相见，正是这样。诗这种道理，最忌讳的是反复吟咏感叹，而诗意却先行耗尽。所以说，义理穷尽于《易》，情感穷尽于诗，法度穷尽于《春秋》。这并不是因为能够全部说尽才叫穷尽，恰恰是因为不必说尽才叫穷尽。伏羲氏画卦，有象而没有文字，所以包容了义理的极致；《风》《雅》《颂》有言语而没有解释，所以怀藏的情感深厚；圣人作《麟史》，也只是有事实记录而没有武断评判，所以其中运用的法则精当。这三种书，正是圣人精深微妙的著作。诗没有比唐诗更好的了；一个朝代之中，又具备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变化。三次变化而越来越低下，难道是后世才力减弱，不如初唐，或者构思不够精巧吗？只是因为才力越发拓展，构思越发精工，却把才力和构思所能达到的内容也一并写尽了。初唐的浑厚，盛唐的浩莽，到这里已经没有余地了。皮日休、陆龟蒙的幽深险峭，李群玉、温庭筠的奇诡艳丽，几乎想要冲破天地、翻转地轴，超越正始而更上一层；可是诗也因此到了晚期。所以我曾对朱原信说：“中唐、晚唐不是没有诗，不是因为诗风衰靡，而是因为诗意已经写尽了。”如今把诗当作文章来写，而且还要写成当今制艺一类的文章，难道能够不写尽吗？然而我所说的“不尽”，并不是指韵脚短促、声调微弱。把情感含藏在无穷之中，即使写到百言、千言、万言的极致，那没有写尽的部分也自然无法穷尽。老子把“玄”说成众妙之门；玄并不是没有妙处，而是妙处不能穷尽，所以说：“玄，就是幽暗，就是沉默。”它所说的，是把事物收藏在不可见之中。仲鲁删取诗作，并以“玄”命名，正是领会了不写尽的要旨，并把它寄托在作品中。因此我说仲鲁对诗的理解深厚。自序【郑之玄】陆放翁在自己的诗文中动辄说“娱忧纾悲”。放翁一生所能自我享受的，已经到了极致。古人亲身经历、实际达到的境界，往往不能自已。看放翁的诗文，不仅豪气纵横，能使人拍案而起；其中有真情，有至性，还有一种令人痛快的议论，流露在笔墨之外。忧郁烦闷时读它，确实有消解疏散的功效。所以一打开放翁的文集，便会流连一览，不能不把它读完。这就是文字带来的畅快境界。八股制义的事业微末而无足轻重，但既有这种文体，便有这种文体的声价，也有这种文体的嫡传。那些逢迎时势的儒生，耗尽心血，呕心沥血直到白头，一生陷于恶趣而以之为苦，要得到这种畅快也自然很难。我对于这门道理本来不甚在意，理解不求深，思考不求奥，不尊崇名家，不谈文章根脉，只求说出口能适意罢了。因此，文章肤浅、离合失当的毛病，我全都知道；但有时在无人处自己讽诵，也常常会喜笑着张开嘴来。大概正因为不求深、不求奥，所以不至于皱眉自苦；又因为不尊崇名家、不谈根脉，所以一心不往深奥处钻。少年时才情颇为活泼，得到文思的时机，多在酒意将醒、独自行走、偶然读到别的书、将要睡觉或刚从梦中醒来时，于是急忙索笔疾书，有时也颇有可观之处。可是到了参加文社、抽签命题、彼此较量，面对墙壁苦思时，便决不能写出一句痛快话。从前在京师，我和同舍诸友谈论文，各自作一番评说；我给自己下的评语是：好像人家寻找丢失的小猫，平日找不到，有时它却自己回来；它回来固然可喜。诸同舍没有不笑我的。参加公车考试数年，笔墨越发狂放。至亲相念，劝我写合乎时尚的文章，不要让浅陋的癖好只满足自己的心意。我别说一定做不到，即使能做到，也像巫师踏禹步那样厌恶自己的面目，真正的性情全都不复存在，最终连我自己也成了自己所作的文章。凡是我前后刊刻的文章，有些是披头散发、只求自己痛快的；也有些是低头接受八股格式的命令，苟且违背自己而迎合他人的。文章之道若不以自我畅快为本，却去从遇合上打算，难道不可悲吗？因此派人重新抄录一遍，把其中那些不堪的自我意识全都删去。并不是说“娱忧纾悲”只能做到这一步；只是要把十年来不能使人畅快的文章全付之一炬，或许就像刘蜕把书稿全部封存于梓州那样，我又实在不忍心。《涂瞻生制义小序》【郑之玄】我和瞻生同年中式，到今天已经十八年了。当时壬子科的人才正蒸蒸日上，瞻生面色白净、丰美秀丽，此人尤其出众。制举文章清新洒脱，超绝尘俗，他的文章更为奇妙。中原的旌旗鼓角，不知与瞻生相比谁先谁后。俯仰之间，竟都成了往事。往年我在长安见到瞻生，他的衣服染着京城尘土，面色仍像从前一样白净。今天又看到瞻生寄来的文章，只见文理坚实严密，入笔不浮浅，出笔不险涩，造诣浑然成熟，将来必大有收获，毫无疑问会成为我们这一派的后劲。武夷茶天下第一，浑阳酒七郡最妙。幔亭一带往来阻隔，茶既不能常常得到，又因海上战乱阻塞，酒船全都断绝，岂不是令人懊恼的事！如今瞻生的文章竟能从远方寄来，何不摘取茶洞的旗枪茶，取出春瓶中的玉带酒，彼此亲口品尝、用舌头辨别呢？这件事不能不寄望于瞻生。

译《明文海》卷三百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九，余姚黄宗羲编，序一百 时文 《陈耆仲近艺序》【姜周】南海陈耆仲，是我老师宗伯公的次子。耆仲年幼时便有至性。老师因上奏宗藩之事，触怒圣上，圣上的怒意几乎无法揣测。当时耆仲在长安与父亲相依，每天奔走，夜里哭泣，忧虑过度以至于感伤成了心病。幸而老师承蒙恩典回归故里，耆仲也随之同返。太夫人含着糖逗他欢笑，疾病才得以解除。不久，谗言像蜮虫一样暗中伤人，张弓要射，几乎牵连到兄弟们。耆仲以含芦草相互警戒，于是更加低头闭门读书。我曾到老师处拜访谈论，经过耆仲的书房，见兄弟二人共用一盏灯，笔墨研磨之声在丙夜相互应答。他所写的举业文章，能够博大、疏宕而超逸，远迈前贤；反复阅读之后，仍然令人回味不尽。于是人人都知道耆仲的文章能够像我老师，却不知道耆仲的内心。他病得最重时，反而不能写文章。他的可敬可畏之处，比他写文章更为深厚。我们这一辈谈论文章的根本，不过以忠、孝二者为端绪罢了。老师是忠臣，耆仲是孝子，所以耆仲的心病确实比别人更深。没有心病的人，以没有心病的心来写文章尚且如此；耆仲却以有心病的心来写文章而达到这样。耆仲岂是可以从浅近处窥测的吗？我只希望耆仲不要忘记导致这场心病时的操守；如果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便可以用家学经世济民。如今中原涂炭，谋划的人很多；君子如果出现，祸乱或许很快就能结束。圣明的天子一定会想到老师的话正直，赐予他解除禁锢、归还朝廷的恩典；我们拭目以待，等候他完成更大的事业。更希望耆仲能够如此。我正担心四方异口同声，只知道惊叹耆仲的文章，称说它少年才华逼人，却不知道他作文的心，实在出于忧患危难中的谋划、慷慨激愤和惊恐之余，因愤懑郁结而发，悲与喜同时宣泄；所以它当然不像富贵人家子弟所沾染的绮罗习气。我因此为他作序并加以说明，用来表明耆仲的至孝，而且这种至孝又是承接我老师的纯忠而来的。我的话哪里足以使耆仲增重？耆仲努力吧！《代耕编序》【姜周】我和梁渐子住在同乡，南北相互依靠。梁子的祖母因为节操受到旌表，如今高寿而未衰，她也是我母亲的姑母。两家逢年过节都扶杖相访，不按客礼相待；每次吃饭，都请对方说出所需，彼此命童女查看米盐有无，谁也不怕向对方借取。渐子年少时，因他的父亲良先生命令，便和我的弟弟一起请老师求学，数年不辍。我往来吴越之间，回来时梁子已经认为古文词非常丰富而工整，他所写的史论考据十分坚实；后来我弟弟学习举子业没有成功，便退下来回到板桥耕作。于是梁子和我互相成为师友。梁子参加举子业，所写文章都以他写史和古文的方法来作，在当时文体上很合规范。不过梁子一向不喜欢追逐时尚。庚辰年南宫考试结束，立即催促备车上路，走到途中才听到落第的消息，却安然处之；回去后更加喜爱古学，文章也更精工。这正是梁子成为梁子的原因。我性情愚直而心地热切，每逢拜见长官，有时礼貌不合体；有时谈论事情的是非曲直，显得轻慢放肆；有时意见不合，我便一定恭敬退下，日渐疏远。对于那些向上结交的人，往往都要谄媚乞求；我只希望自己不失节、不获罪罢了。我家境日渐衰落，不敢对别人有过高的期待；他靠卖文章来供养母亲，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梁子宁可概不交游，所以也不得不卖文章来代替耕作。他把现存的文章编成一集，读他的自序，便可以看见梁子的志向了。不过，我大概认为梁子是在宽待自己，也是在自我宽解。梁子说，拿一匹缣作为礼物请我们这些人作文，却要拿几匹缣作为礼物请那些代行官职的人作文。假如他认为我们这些人的作文是劳苦而低贱的，那么我就要把我们的文章用五彩绣饰，用金字书写后张挂起来，行拜跪曲身之礼来奉行它。如果我们是清白的官吏，就把文章传给后世作为珍宝，拿给子孙看，使他们知道桐乡人爱护前贤；反过来，对于不是这样的人，便更加用文章替他们解嘲饰说，作为荣耀乡里的标志。这样一来，从前对我礼貌不合体、谈论事情轻慢放肆、意见不相投的人，若对我的文章也能如此对待，便是很有体统了，不轻慢放肆了，意见也完全相合了。我虽然劳苦而卑微，又有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至于我们这些人的举业文章，如果能使考场中拙劣的史文变成容易抄写、迷惑眼目的东西，不过写不了几句就加上批点，却还津津有味地不停这样做，那实在可叹。因此我弟弟抛弃而不做举业，和梁子直接用自己所写的史文、古文来应试相比，更加显得自得。我姑且戏作这篇文字题赠给梁子，拿给我弟弟看，说：“你不要说梁子没有耕作，那么对于我不耕作，也就不必怀疑了。” 《明文海》卷三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