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六余姚黄宗羲编记六十

译纪行 《使代记》【王樵】嘉靖庚戌年，我以行人的身份奉命出使到大同。三月间风势变化异常，风从西北刮来，黄尘遮蔽天空。不久天空变成赭红色，人和物相对而望，颜色全都呈赭红色。过了一会儿，天色黑得像漆；当时正是中午，屋里点起蜡烛，才可以坐下。六月二十四日，大同总兵张达在抵御敌军时战死。张达是甘肃人，从小校起家，积累斩首功劳升到现在的官职，擅长弓马，却没有大的谋略。他习惯于轻视敌军，敌军入侵时，平时完全不设防；以轻兵追逐利益，陷入敌军伏击之中，部下没有人肯救援。副总兵林椿因为失去主帅，担心被逮捕，突然出战，与张达一同战死。事情传到朝廷，皇上认为边臣习惯于软弱退缩，想借这两人来表示惩戒和劝勉，赐张达谥号为忠壮，林椿谥号为忠刚，各自追赠官职，荫及子孙，并在大同建立祠庙。逮捕总督侍郎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燿，分别廷杖一百，贬谪戍守边地。陈燿死于杖下。诏令起用尚书翁万达代替郭宗皋；翁万达尚未到任，便由兵部侍郎苏祐暂代督理军务。起用佥都御史赵锦代替陈燿，又恢复咸宁侯仇鸾的爵位，任太子太保，镇守大同。仇鸾的祖父仇钺，是宁夏游击将军，因为擒获反叛的安化王，被封为咸宁伯，又因征讨流贼有功，进封为侯。仇鸾为人矮小精悍，粗略涉猎文字，诡诈荒诞，敢于说大话。他镇守河西时，被总督曾铣弹劾违法之事，因而被逮捕。曾铣是江都人，曾经提出建议说，我朝因为东胜孤悬在外，应当把镇守之地迁到榆林。刚迁移时，河套以内没有敌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掌权的大臣却没有趁这时据守黄河作为防线。弘治八年，敌人编筏渡河，抢掠官军牧放的马匹。到了十二年，敌人便拥众进入河套，常驻放牧而不离开。祸根既已种下，偷袭便没有固定时间；敌人出巢便侵扰宣大三关，守在巢穴便侵扰延宁甘固，这种剥床及肤、迫在眉睫的灾祸和无穷后患，应当大举驱逐，才是便利而有效的办法。朝廷因为曾铣任事，慰劳接纳得非常温厚，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皇上的意思。有一天，皇上忽然下手诏，责问大臣为何以兵力不足为由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内阁严嵩上疏谢罪，趁机说这件事都是夏言主谋。夏言的奏疏没有引咎自责的话，皇上发怒，革去夏言的师保和阁职，令其以吏部尚书致仕；行到丹阳时，又将他逮捕下诏狱，因为仇鸾有揭发他的奏疏。夏言宠妾的父亲苏纲也是江都人，在京城出入夏言的私宅，很有权势；而曾铣的儿子因为是同乡，经常往来并主持他家事务。仇鸾于是说，曾铣通过苏纲结交辅臣，运送二万两金子，用两头骡子掩饰失败，却冒领功劳，提出恢复河套的危险计策。案件交给刑部审理，刑部最初拟定的判决都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说：‘只按法律办理。’于是，曾铣因结交近侍官员而获罪，与夏言先后在西市斩首。仇鸾因告发有功而获释，重新被任用。他实际上没有什么奇谋良策，不过派人暗中约定，让敌人不要侵犯自己的辖境罢了。当时边地众说纷纭，都说敌军大举进攻一定会侵犯京师。其实消息在半年以前就已传来，边地人人知道，京师却不知道。八月十四日，敌军攻打古北口。十六日，挖墙进入，包围顺义；因为保定军驻守城中，顺义城才得以保全。十七日，消息传到京师，朝廷才开始商议防守计策。兵部尚书丁汝夔奏请调发勇字四营兵，分驻城外；由威字四营和三大营兵守城，命文武大臣各一人分别守护九门，并传檄各镇出兵勤王。十八日，仇鸾首先率大同兵抵达。十九日，巡抚都御史杨守谦率保定兵抵达。不久各路军队也大批聚集，朝廷任命杨守谦为兵部侍郎，提督内外官军截击敌军；赐仇鸾平敌大将军印，统辖各路军队，负责调度截击。仇鸾的军队没有纪律，常常反而诬称自己被敌人抢掠，剪发伪装成敌军而被捕，又自行谎称是辽阳军。当时敌军中把朵颜部称为辽阳军，敌人曾说是辽阳军引导他们前来，民间因此说辽阳军叛变；而丁汝夔又下令禁止捕捉大同兵，大同兵于是更加肆意抢掠，比敌人还要凶暴，众人这才开始憎恨丁汝夔。这些议论渐渐被皇上听到。敌军逼近都城，杀人抢掠，焚烧房屋，日夜火光不断。甚至坐在教场饮酒、击鼓作乐，又进入东直门外的马房，抓走八名内官。敌军首领俺答又放他们回来，并带着侮慢的书信，威胁索取通贡的文书；那并不是敌人的文字，而是内官代他们写的。城外居民死伤成百上千，成群逃向城中，城门却拒绝他们进入，号哭之声直达皇帝居住的地方。皇上下诏开门接纳他们，并告诉辅臣说：‘九门先行关闭，这是自己困住自己；只应当加强防检和盘问。’后来又时时代为开闭，众人都佩服圣上的话恰当。此前，辅臣上疏说：‘臣私下听说敌营中有很多我军士兵，昨天进入边境时都穿着中国衣服，假称是调来的边兵，借此进入关口。请求圣驾暂时回到大内；军机贵在秘密，请下谕文武大臣，凡属机密商议，都允许求见当面奏报。’皇上特意驾临便殿，亲自裁决。二十二日，皇上驾临奉天门接受朝拜。这大概是皇上自嘉靖十八年以后直到此时，首次出宫临朝。皇上下诏严厉责备群臣没有担当政事，以致敌军到了这种地步；对于敌人请求通贡一事，交给群臣议论。国子司业赵贞吉坚决说不能答应敌人的请求，皇上下诏加授他为左谕德兼监察御史，出京视察军队，并带着五万两金钱，作为临机赏赐和激励军队之用。赵贞吉到军中后，仇鸾用计使他陷入困境，屡次在军中击鼓，装作要向敌军进攻的样子，拉赵贞吉一同督战，于是众军飞驰而出。赵贞吉不善骑马，所乘马又劣，不能按仇鸾的意图行动，只好把所带的金钱交给仇鸾。仇鸾暗中与敌人相通，却扬言要追击截杀，实际上连敌人的踪影也没有看见，更没有发射一箭。敌军又侵犯天寿山，绕道从西山、良乡以西直至保定，四处都感到震动。杨守谦在城东北角扎营准备作战，关系到国家大计，不敢轻易行动。皇上认为他逗留不进，二十四日将尚书丁汝夔、侍郎杨守谦下狱。当时敌军逐渐退去，仇鸾率各军尾随追击。敌人想夺取白羊口出关，被白羊口守将阻挡，只好返回，突然与仇鸾相遇；敌军纵马践踏，仇鸾的军队来不及列阵，几乎全被俘获。敌军分成两路出境，合计杀人掠夺男女，约有六十多万人，财物牲畜更无法计算。敌军经过宣府城下，向守城墙的人喊道：‘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的军队在南边，你们守的只是妇女城罢了。’当时守城的人看见被掠来的关南百姓整天不断经过，号哭声震动山谷，却没有力量救援。

译这天夜里，敌军驻扎在城西门外二三里处，因为长久劳累都酣睡了；城中却没有一支军队能够出城劫营，镇守城池的人都为此惋惜。二十六日，丁汝夔、杨守谦一同在西市被斩首。丁汝夔没有军事才能，让他担任兵部尚书本来就不是他的职任，何况是在这样的时刻呢？假如早些任用翁万达，事情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翁万达正在服丧期间，又患毒疮；朝廷再次召他担任兵部尚书，他没有立即到任，便被降职，出任经略紫荆等关。我的看法一向是，世宗皇帝英明睿智，世间少有，也十分留心边防事务，只是当时的大臣多半辜负了任用。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翁万达，其次是王邦瑞。张达、林椿战败时，本应立即让翁万达代替丁汝夔，让王邦瑞代替陈燿。听说这两人都不受当权者喜欢；又自从周尚文死后，当时的边将可以说没有人才，迫不得已才任用了仇鸾。如果按道理计算，本来应当如此。赵贞吉奉命回京复命，因为所陈说的事情没有得到报偿，又追究他先前为周尚文、沈束申辩的事，杖责后贬到岭南。周尚文守边时能得到将士拼死效力，胡人畏惧他，但也颇多使用权术。翁万达能够驾驭他；周尚文死后，严氏却抹杀他的功劳，不予叙功，也停止了对他的恤典。给事中沈束对此加以论劾，触怒严氏，被下狱。杨志学有边功，杨守谦是他的长子；他没有等到檄文便奔驰前来，不出战并非他的本心，却独自受到诛罚。我在大同时，第一次见到仇鸾，就知道他奸诈。他把军队驻扎在居庸关下，是因为预先知道敌人的谋划，所以一听到警报便立即进入关内。正当皇上为敌情忧虑时，他首先来到城下。皇上派人登城察看，他的军队绵延二十里，因此仇鸾由此得到宠信。后来他留在京城统领京营，多次请求北征；敌人已经进入境内，哪里还有什么北征可言？我们既不能抵御敌人到来，也不能拦截敌人归去；敌人已经出境，反而还能追究他们的罪过、捣毁他们的巢穴吗？他不过是说大话欺骗皇上、向下属夸耀，同时想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肆意施展奸恶罢了。假如他再过几年不死，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来？然而说仇鸾一定会反叛，却没有这种可能；仇鸾不是能够反叛的人。姑且只就眼前的事情来说，像石亨父子，也是骁勇无比，亲身经历血战，建立了大功，后来才产生非分之心。看仇鸾所做的事，不过像狐鼠一样，哪里是能反叛的人呢？京城的军队都是市井之人，操练也只是空文。自庚戌之变以后，每年调边兵入京护卫；可是边兵本来各自有防区，倘若敌人先出兵进攻他们的防区，就无法调来了。又如宣府、大同距离京城较近，容易调遣；然而敌人向东进犯，必定先经过这两个镇。如果敌人知道两镇空虚，乘虚入侵，门户失守，便会长驱直逼京城附近，京城哪里能够安然自保呢？京营士兵不能应付紧急情况，边兵又不能经常调动，应当招募四五支军队，分别屯驻在京城附近的要地，负责操练和防守，听候调遣，不必进入京城。增加兵力而不增加军饷，只需挑选淘汰老弱，停止京营操练，把原来的粮饷用来补充这些军队，就不增加赋税而足够了。丘文庄关于京畿军队的说法不可实行。唐代河北藩镇割据时，把辖境内壮丁全部登记为兵，用来对抗朝廷，这难道是太平时代的做法吗？只采用募兵法就可以了。河北本来就是强健之人的聚集地，不怕没有兵，只怕管理没有方法。有了这四五支军队，京营只需核实人数，不必另外补足额数，京营操练也可以停止。如果招募的士兵补入京营，仍然会变得骄纵懒惰，毫无益处。况且历来京军和边军从来没有统一由一个将领统辖；仇鸾生病后才开始议论分割他的权力，病重后才派赵锦收缴他的将印。赵锦在两个镇都曾与仇鸾共事，进入兵部时得到仇鸾援助；仇鸾失败，赵锦也获罪。敌人请求通贡时，大臣们商议派使者去探听他们的真实意图，借此与他们暂时相安；防止重蹈宋人的错误，使他们来请求通贡时不拒绝，倒也可以。哪里有拥兵压境，却去寻求城下之盟的道理呢？世庙的札谕说：‘皇曾祖及景泰年间所实行的和议，结果很差，不可听从。’ 这句话很合乎正义。后来仇鸾终于开放马市，敌人把无用的马匹斥卖给中国，中国却用厚重的财物偿付；马匹分给民间后，牧养不久便纷纷倒毙，白白成为百姓的祸害。有人说，近年西北边境颇得休息，也是由于用财物诱导敌人、保卫边塞、遵守约定所取得的效果。祖宗时期也曾允许他们通贡，四方异族都入贡，为什么偏偏对他们想要断绝关系呢？却不知道祖宗时期兵威强盛，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死；他们真诚前来入贡，便乘机安抚他们；一旦侵犯边境，就立即顺势征讨，所以使他们畏惧威势而感怀恩德。如今还能做到吗？说允许通贡并不是讲和，大概也是自己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罢了。而中国边境的险易、虚实，敌人都能因此了解。汉代呼韩邪单于称臣、守护边塞，祸患潜伏其中，后来终于应验在刘渊身上，难道不是鲜明的鉴戒吗？既然事情已经造成，只应当更加修整自己的防备，使朝廷上下、内外各方同心协力，一天也不能忘记，更不能松弛。自古以来，即使是治理极盛的时代，也不能没有敌国之患。舜、禹整治内部政治，三苗便归服；周公征讨东山，四方诸侯便震服。周幽王抛弃文王、武王的政道，距离周公的时代并不远，却已经发生龙漦之祸。春秋时期，狄人灭亡邢国、灭亡卫国并攻入秦国，圣人撰写经书，仍然严厉强调各国的防备。战国时期天天寻求战争，好像没有空闲顾及外部事务，但燕、秦、赵各国都修筑长城以防备边境；虽然过度使用了民力，却仍不失为中国自我防守的办法。到了汉高祖首先实行和亲，汉武帝又穷尽兵力向北征伐，都不是古代帝王控制荒远部族的正道。西汉末年五个单于争夺王位，呼韩邪单于称臣守塞，号称匈奴衰弱；中国因此得到喘息，却不知道这是把祸患换了一种形式埋在自己身边，直到刘渊时才爆发。西晋分裂成十六国，中原动荡，这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唐朝初兴时，便向外族借兵，不惜屈己称臣；唐朝子孙仿效此事，讨伐叛乱、恢复疆土，都借助邻国援兵，而唐代的寇患也比两汉更加严重。五代时石晋依靠契丹，到了第二代便遭受契丹的祸害。宋朝承接五代的衰弱，不能恢复幽州、燕地和西夏的旧疆；契丹、元昊号称敌国，宋朝所纳的岁币又比和亲更多，衰败的根由已经埋伏在这里。因此契丹衰败后金人接替，金人衰败后蒙古接替；敌人的势力始终在东北方增强，而宋朝所受的侮辱又超过两晋。后来元朝于是取代各代而拥有天下，这又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大概君主对待远方之人，如果驾驭他们不得其道，逐渐启发他们窥伺中原的野心，那么双方的盛衰便会彼此消长，变化也没有什么不会发生。

译圣人正是在国势强盛时考虑衰败，在事变尚未发生时防微杜渐，常常抑制阴邪、扶助正道；一定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一定整治内部政治、防备外部祸患，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物中一样。敌人前来便不拒绝，有贡物珍宝却不与之互市；以礼节接待，却不实行和亲；边境上没有金帛往来，也没有让敌人享受与中国同等的礼制。四方蛮夷，如果他们的德行不足以远及，就不能因想羁縻而废弃武备、弛缓防守，以消除边患，这没有这样的道理。敌国得到中国人并加以任用，就能成为中国的祸患。前有王山，后有丘富；中国接纳他们投降的人，有时实在可笑。比如姚松寨、辛爱宠妾逃到塞上，边帅也接纳了他们；严氏父子命令把他们送到京城，听说敌人想起兵来夺取，又派人暗中把他们送出边境，这都是欺骗皇上，不知道他们竟然放肆到这种地步。当初不刺来投降，也正与汉代呼韩邪单于、浑邪王的事情相似。汉武帝能够借机任用他们，把他们的部众分散安置，以削弱匈奴的势力。我朝不能妥善安置不刺，反而使西海至今被他们占据。他们不肯降服汉朝，我朝又不归属他们、不驱逐他们，难道不被他们嘲笑吗？像马芳，原是敌军中的微贱之人，在敌军中也被称为骁勇将领。他曾经盗走敌人的女子，敌人爱惜他的勇敢，不杀他，只割去他的右耳。马芳自以为功劳很多，认为足以抵偿一个女子，却没有得到宽赦，反而又被当作耻辱，因此十分怨恨，最终来归顺中国。马芳官至都督，多次出任总兵。敌人曾讥笑他说：‘马芳原本是我的奴隶，中国竟然让他做大将，由此足以知道中国没有人才。’然而敌人实际上很忌惮他。他做裨将时，曾在总督江东任内因军法被箭射穿耳朵，示众于营中。马芳以此为耻，又想逃往北方。内阁徐存斋急忙派人去安慰调解，送给他千金，马芳才留下。我在尚宝司任职时曾见过他，同他交谈；他故意装作口齿不清，使人无法听懂。等我访问他的宅第，只见他沉湎于富贵，和其他将帅没有区别。他的神态哪里还像有在战场上拼死报国的志向呢？听说他多次到政府请求出任外镇，不喜欢留在中央。人们说马芳忘不了飞扬跋扈，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把他看错了。

译《纪循行》【朱廷立】嘉靖癸未年冬天，我来到暨地任职，于是拜访阳明先生，向他请教从政之道。先生首先详细说明古人亲近百姓的意义，并说：‘后世的治理不如古代，只是因为对“亲民”这两个字理解得不清楚罢了。’我开始恍然大悟，退下后高兴不已；回去寻求实践，却没有所得，于是又忧愁起来。第二年春天，我再次向先生请教。先生说：‘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尽到自己的心。’乡间老人对自己的家庭尽心尽力，却有家事治理不好的，没有这种人。县令难道反而不如他们吗？我又回去寻求实践，过了一个月，似乎有所领悟，于是详细体会先生的话说：‘一个县有县令，大概就像一个家庭有家长吧？’如果这话可信，那么县里的街巷，本来就是家庭的房屋；县里的田地乡里，本来就是家庭的产业；县里的百姓，本来就是家庭的子弟。房屋不整齐，就要想着修葺；产业不兴盛，就要想着治理；子弟没有才能，就要想着教育。家长对自己的家庭尽心尽力，县令对县邑也是这样。因此，想做一个好的县令，就是寻求做一个家庭家长的道理。我自己早晨出门处理印信公务，早晚关门，刑名案件处理完了，钱谷事务也处理完了；至于街巷中的隐情、乡里的要害，以及百姓的善恶，本来就无法知道，也就无法真正亲近他们。这样还凭什么做县令呢？又过了一年，正值春日和暖，我便骑一匹马，带着两三个随从，各自携带干粮，巡行在原野山谷之间，私下仿效古人劝导督课百姓的用意，寻求所谓亲近百姓的道理。因此每到一个里，便召集这个里的老人和里长，里长再召集所属各保的长者，不一会儿他们便相互带领着围在我身边。我对他们说：‘本里有没有贫困而流离迁徙的人？有没有年老而无人照顾的人？有没有居住乡里的士人而崇尚义行的人？有没有妇女遭逢变故却能守节的人？有没有子弟聪明贤良而进入学校的人？有没有懒惰荒废农业、四处游荡的人？有没有窝藏盗贼、给地方造成祸害的人？有没有倚仗富强欺凌贫弱的人？有没有没有户籍、挑唆诉讼、诬陷善良的人？有没有桥梁倾塌、堤防崩坏、水闸淤塞，急需修筑、疏通的地方？’有这样的情况，就要举出具体的人、事实和地点，写在册子上；不许偏私，不许妄加诬陷，也不许因为畏惧而回避。偏私、诬陷或回避的，一律处罚，绝不宽免；受到处罚的人，也不得不悔改。唉，务必谨慎啊！众人答应下来，便共同公开商议；议定后推选一人，拿着笔在册子上登记。册子呈给我，我便按照册子逐项查考详核。每到一个里都是这样，再到另一个里也是这样。不到一个月，走遍了一百七十五里，几乎都留下了足迹；把一百七十五里所举出的事项汇总起来，前面所列十二类也都具备了。事情已经完备了。因此对于流离迁徙的人，便放宽征收输纳的差役；对于孤老之人，便完善存养抚恤的制度；对于义士，便给予优厚待遇，依礼延请访问；对于节妇，便认真考核评定；对于俊良子弟，便加以督课，使其学习小学的功业；对于游手好闲、靠吃闲饭的人，便予以告诫，使他们承受鞭打的羞辱；对于豪强富户，便严格执行裁抑的法令；对于无籍之人，便严格执行擒捕的命令；至于桥梁、堤防和水闸，便劝导首先倡议修筑的百姓，率领塘圩的长者，勤勉完成修筑工程。事情办完回去以后，所谓隐情、要害、善恶，我才大致了解了。了解大概以后，再把其他事情办完，这就叫亲近百姓，这就是做一个好县令的道理。但我自己仍然没有真正做到，所以记下这些来勉励自己。《困学记》【景逸】我二十五岁时，听说令公李元冲与顾泾阳先生讲学，才立志求学。我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一定有可以实践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方法。读《大学或问》时，看到朱子说入道的关键没有比“敬”更重要的，于是专门用力于严肃恭敬、收敛精神，持守心念于方寸之间；只是觉得气息郁结、身体拘束，非常不自在。等到放松下来，又像原来一样散漫，实在无可奈何。过了很久，忽然想起程子所说“心要在腔子里”，却不知道“腔子”指的是什么地方，难道果真在方寸之间吗？我找不到注释。忽然在《小学》中看到解释说：“腔子就是身子的意思。”我大为高兴，认为心并不专在方寸之间，而是全身都是心，于是顿时感到轻松快活。恰好江右罗止庵来讲学，我看见罗氏以修身为根本的学说，正与我所持守遵循的相合，更加高兴而不再怀疑。当时我只做认识根本的工夫，使身心相互配合，言语行动都不出差错。己丑年考中之后，更觉得这个意思在忧患中仍然生机流动。于是读《礼》、读《易》。壬辰年参加谒选，我平生最看重的是羞耻之心。开始做官时，自己发誓说：‘我对于道还没有真正见解，只依照自己独自知道的良知去行动；凡是非好恶，不是从内心自然发出的，便不去做，愿由上天启发我。’ 后来验证自己，觉得颇为接近这种境界。略微看见了本心，便妄自承担责任，期望遇到正义就一定去做。冬至时到天宫观学习礼仪，在僧房中静坐，独自寻找本体。忽然想到“闲邪存诚”这句话，觉得当下没有邪念，浑然都是诚意，不必再寻找诚意，一时畅快，好像脱去了缠绕束缚。癸巳年因议论政事被贬官，我并不十分放在心上。回乡后接触世态炎凉，心中便常常被触动。甲午年秋天赴揭阳，我反省胸中理与欲交战，十分不安。在武林与陆古樵、吴子□谈论了几天。有一天，古樵忽然问我：‘本体是什么样的？’我当下茫然，虽然回答说‘无声无臭’，其实只是说出口而已，并非自己真正见到。将要经过江头时，那一夜明月如洗，我坐在六和塔旁，江山明丽，知己相互劝酒酬答，正是最称心的时候。然而我忽然闷闷不乐，好像被什么束缚着；勉强振作兴致，精神却没有随之而来。夜里我们分别后，我便登船，猛然醒悟说：‘今天的风景如此美好，而我的情绪和心境却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我穷尽心力追根究底，才知道自己对于道完全没有真正的见解，身心总没有获得真实受用。于是大发奋志说：‘这次出行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这件事，我这一生就真的辜负了这副身心！’第二天在船中，铺设厚实的褥席，严格制定规程，每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译静坐时感到不安宁，就把程子、朱子所指示的方法一一拿来参究：凡是诚敬、主静、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的状态、默坐澄清心念、体认天道运行等，全都逐一实行。无论站立、坐下、饮食、休息，念念不舍。夜里不脱衣服，疲倦到了极点才睡觉；醒来后，又像先前一样坐着。各种方法反复交替实行，心气清澄时，便会出现充塞天地的气象，只是不能长久保持。路途中经过二月，幸好没有人事打扰，而山水清丽可爱。主仆相依，寂静安宁。晚上命人斟酒几巡，停船在青山之间，徘徊于碧绿的山涧，时时坐在巨石上。溪水声、鸟鸣声，茂盛的树木、修长的竹林，种种景物都令人喜悦，而心却不被外境牵着走。经过汀州后，下陆路走到一家旅舍。旅舍有小楼，前面面对山，后面临着山涧。登楼十分欢乐。手里拿着二程的书，偶然看到明道先生说：‘百官万务、兵革百万之众，即使饮水、弯曲手臂当作枕头，乐也在其中。万般变化都在人心，其实没有一件事。’我猛然醒悟说：‘原来如此，实际上确实没有一件事。’一个缠绵不去的念头，顿时斩断，彻底消失。忽然像百斤重担一下子落地，又像电光一闪，身体内外都通透明亮。于是我与天地大化融合而没有边际，再没有天与人、内与外的隔膜。到这里才看见，六合都是心的范围；腔子是心的区域，方寸也是它的本位。心神灵妙而明彻，本来没有固定的方所可以说明。平日我深深鄙视那些张扬夸说自己有所领悟的学者，此时却只把这种境界看作平常，知道从今以后才适合真正下工夫。乙未年春天，我从揭阳回来，取佛、老两家的学说来参照。佛教与圣人之道相争的地方极其细微；它精微幽深的一面，我们儒家本来就具有，总不出“无极”二字；它的弊病，前代儒者已经说得很清楚，总不出“无理”二字。观察佛、道二家，反而更加知道圣道的尊贵。如果没有圣人的道，就没有百姓生存的类别；即使佛、道二家，也是在其中饮食穿衣而不自知。戊戌年筑室临水而居，为的是静坐读书。然而自丙申年以后数年间，先后丧失亲生父母，又迁居、婚嫁，年年不得安宁，只能在动荡中修炼习学。只是觉得人的气质很难改变。甲辰年顾泾阳先生开始创建东林精舍，我大大得到朋友讲习的帮助。慢慢验证之后，终于知道不能没有闲居静定的力量。大概每个人的病痛不同，大圣贤必然有宏大的精神；他们所说的主静，只在平常的日用之间。学习的人精神短浅、气息浮躁，便必须用几十年的静定工夫，才能厚实积聚、深入培植。人最容易受病的地方在于自我防守；因为没有受到《小学》的教育，逐渐被世俗浸染，所以世俗的根性很难清除。必须埋头读书，使义理浸润周遍，改变自己的世俗心肠和世俗骨气。澄清精神，默默静坐，使尘念妄想消散，坚定凝聚正心正气，这才可以。我凭着最为低劣的资质，虽有豁然开朗的见解，却缺少这一大段工夫，那又能有什么用呢？所幸自从本来面目显露以后，只要稍加提策，呈现出来的便是原本之物。丙午年才真正相信孟子所说性善的意义：这种本性不分古今，不分圣人与凡人。天地人只是一个整体；只有最高根器、纯洁清明而没有遮蔽的人，才能直接相信并领悟，其次全靠学习的力量；只隔着一层尘障，便顿时相隔万里。孟子所说的，正是医治昏昧迷乱的药方。丁未年才真正相信程子所说“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的意义。所谓本性，是万事万物各自天然如此，并不是依靠人的力量造成的。鸢在飞、鱼在跃，是什么使它们如此呢？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仍然是对学习者的警戒和勉励。如果真正的生机流行，弥漫周布，贯通古今，片刻也不容停息，那么在哪里会忘记，在哪里会助长呢？所谓“必有事”，就像种植谷物一样：根、苗、花、实虽然都是自然变化的，但栽培灌溉完全不是勉强。求学如果只是一味谈论自然，什么也不做，那么既不会发生变化，也没有所谓自然了。辛亥年才真正相信《大学》所说“知本”的意义，详见另刻本。壬子年才真正相信《中庸》的意义；这种道理实在不是可以用名言完全描摹出来的。程子称它为“天地”，阳明称它为“良知”，总不如“中庸”两个字概括得完备。“中”就是停当、恰到好处；“庸”就是平常、平实。只要有一丝偏离，就不再恰当；只要有一丝造作，就不是平常。本体如此，修养工夫也是如此。天地和圣人都不能彻底穷尽它，何况我们这些人，哪里会有尽头呢？勤于治事，敦厚地处理人伦关系，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兢兢业业，直到死去才停止，仅此而已。困顿而学习，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积累，其中艰难真是难以言说，却还不足以博得智者一笑。只是同病相怜的人，或许会从中有所取法。甲寅年孟秋记。《朝发钓台记》【吴国琦】崇祯七年季冬十二日，船从桐庐放行，风向旋转不定。到达钓台时，月亮已经升起，于是把船停泊在台下赏月。韩愈说：“清澈的水不能吐唾沫玷污它。”难道不是这样吗？月光照来后，水色更加明亮澄澈，觉得整个大地都处在琉璃般的光辉之中。流连忘返，几乎不能入睡。不久霜降了，衣服也寒冷起来，我撩起帷幕独自坐着，忽然听见万山都发出回响，一条船的船头船尾与水相撞，都发出龙吟般的吼声。世上哪里没有风雨呢？但风雨发生在危崖峭壁之下、高士隐居的天地之间，自然另有一种境界。大致说来，月亮浸在清澈洁净的水波中，好像美人面对明镜；风雨发生在危崖峭壁之间，而高士隐居其中，好像学人见到了大道，震动六种世俗的真谛，使疑惑的根源顿时豁然开解。这一夜反而高兴没有做梦，约到五更时分，有声音隐隐从云林间传来，也不像人间的鸡鸣犬吠。船夫击鼓，主人安睡，直到清晨吃饭才起身。打开船两侧的窗户，只见烟霞弥漫，几乎辨不出东西两岸。主人也神情恍惚，于是放下帘子梳洗沐浴。吃完饭再次打开窗户，四面望去，只见有些白色的螺状山峰隐隐浮在白云之巅，有时又见片片白云粘在清澈水面上，有时又见苍松绿樟悬在白云半腰，像塔的影子，像垂下的彩虹，像月亮里的桂树，又像古老墙壁渗漏留下的痕迹，呈现出龙蛇的形状。

译靠近船边的两座山峰间有瀑布：有的竟从白云下面飞落，像是白云的脚；有的高高越出青山之顶，像直冲云天；有的从青山腹部斜流而出，像侧身吸入大地。有的只能听见声音，有的连声音也听不见；有的穿过树林，有的飞溅在岩石上；有的环绕几间茅舍和几座高楼，有的围绕孤亭、荒园、乱石和圆沙；有的流入江中，有的看不见它流入江里。主人顿时觉得目不暇接，开始大叹道：“自古以来，高士隐居、来往于这片水域的，历代都不缺少，确实各有原因。除严子陵以外，还有桐君、董双成、张志和、王初平兄弟、玉质、休上座、宝掌、傅大士等人；他们有的放牧，有的下棋，有的垂钓，有的采药，有的作画，有的写诗，有的舍弃兜率天而游历，有的留恋肉身而居住，实在都是有道理的。”到了夜里，梅花夹道而生，冰雪般的艳丽和清冷的香气，不时从枯木荒草、小桥怪石之间，在毫不经意之处出入，仿佛一路与船相送相迎。船中的主人自然为它们含情注目、心中赞许，连船夫、纤夫和轿夫之类的人，也都回头顾盼，想要吟咏却无话可说。直到画眉、翡翠的鸣唱和应答停止，溪山之间仿佛春日有花；白鹭和轻鸥在水中沙洲间时隐时现，或飞翔，或停立，仿佛枝条贴着层层山峰，环绕流水不断转动。滩水清冽，潭水澄澈，挂帆平安而不受惊扰，船头尖尖如莲而行驶无碍，真是如此啊！自古以来，高士隐居、来往于这片水域的，历代都不缺少，确实各有原因。《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七，余姚黄宗羲编，传一 名臣 《叶伯巨、郑士利传》【方孝孺】叶伯巨，字居升，是宁海东苍里人。他喜欢读书，二十多岁时，在乡里已经有了名声。被选为县学弟子员，善于讲说礼义。凡是朋友家有婚丧之事，他一定按礼节前往相助。他为人耿直正派，不能替别人隐瞒短处；见到别人做得不对，立即指出，不顾对方的喜怒。人们知道他没有别的恶意，最终也不怨恨他。因年长而通晓经术，升入太学。不久，诏令诸生分赴河北教授子弟，伯巨分到平遥县。他把诸生当作子弟一样对待，诸生也像爱父兄一样爱戴他。洪武九年，出现星变，皇帝下诏求取谏言。伯巨说：“如今天下有三件最紧要的事，其中两件容易看见，造成的祸患较小；另一件难以察觉，造成的祸患却很大。这三件事积压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即使不求取我的意见，我也将要说出来，何况如今有明诏呢？”于是写文陈说三件事：“分封过于奢滥，求治过于急切，用刑过于繁苛。”如今四方已经平定，百姓都希望得到治理，却不致力于用宽厚的方式治理他们，把诛杀人命看得像践踏蝼蚁一样，使百姓不得安宁休息；想凭这样求得治理，实在困难。乱世余波之后谋求治理，就像在丝线纷乱之后整理丝缕：缓慢处理，才能找到头绪；急于求成，反而会纠结成团而无法整理。如今百姓不安，奸邪不止，朝令夕改，赏罚不准，君主在上面劳苦，臣下在下面困顿，这样治理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两件事人人都知道不对，但它们还不是败乱的根源。所谓分封过于奢滥，是说天子京畿之内的土地不过方圆千里，而燕、秦、晋、楚等国的封地却超过千里；把这样的大国封给年少而未通晓政事的诸王，平时容易骄纵放逸，有事时容易僭越作乱。这一点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也是我所说的难以看出而祸患很大的事情。他的话都十分切直，皇帝大怒道：“你这个小子，竟敢离间我的骨肉亲属？我看了尚且愤怒，何况让我的儿子们看见呢？”下令赶快把他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再吃他的肉。伯巨被押到后，丞相趁皇帝怒气稍解，才敢奏请将他交付刑曹审问，结果他死在狱中。当时同时上书论事的还有郑士利。士利字好义，也是宁海人，曾是县学诸生。他的哥哥郑士原因儒生被荐举为河南怀庆府同知，后升任湖广按察司佥事。士利于是向老师告假，离开家乡侍奉哥哥并游学，因此有了名声。洪武九年，天下查考钱粮账册的“空印”案件发生，凡掌管印信的官吏以及在文书上署名的人，都被逮捕关进御史狱中，涉案者共有数百人。士利的哥哥也因在河南任职时涉及空印而被关入狱中。当时皇帝正因空印案震怒，认为这是欺骗蒙蔽；行省上奏，二十多名主管官员以及署印的守令都想置于死地，副职以下杖责一百，免死后发配到远方充军。丞相、大夫都知道涉及空印的人并没有其他罪过，本可宽恕，却没有人敢进谏。士利独自叹道：“皇上不知道把空印看作大罪，如果有人能把实情上告圣明，难道会有不醒悟的吗？”他正想进言，恰逢发生星变，朝廷下诏求言。士利说：“机会到了。”后来他读到诏书，发现诏书又规定借公事发表私怨的人要治罪。过了很久，士利说：“我所想说的，是为了让天子杀掉无罪的人，这实在令人痛心。我的哥哥并不是掌印的人，本来就应当释放。等我哥哥受杖刑后出来，我才进言。”他说：“即使我死了也不遗憾。”他的哥哥免死出狱后，士利便写了几千字的奏书，陈说数件事情，其中对空印案说得最详细。他认为，如果真的要严惩使用空印的人，只怕奸吏会挟持空白印纸来制作文书，以此虐害百姓。我认为，文书必须盖上完整的印章才能使用。如今查验钱粮账册时，使用的是两页合缝的骑缝印，并不是一枚印章盖在一张纸上可以相比的。即使得到这种印纸，也没有什么用处，何况根本不可能得到呢？况且钱粮数目，府必须同省相合，省又必须同户部相合。这些数目确实不能悬空断定、预先决定，必须到了户部之后才能确定。省、府距离户部，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等账册编成之后再盖印，那么往来传递的困难，不经过一年就无法完成。因此必定要先盖印后书写，这是由来已久的权宜办法，哪里值得严罪呢？况且国家的各种法律，必须先向天下明白公布，然后才能按法律治罪，因为犯法的人知道不可为却仍然故意触犯。自从建国以来直到现在，从未有过关于空印的法律，有关官员和丞相也不知道这是罪过。如今一旦把他们全部逮捕诛杀，那又凭什么让受诛者心甘情愿而无话可说呢？朝廷寻求贤士，把他们安置在各级官位上，得到他们非常困难。能够做到郡守的官员，都是几十年才培养成就的；那些通达明敏的人才，并不像野草一样割掉后还能重新生长。陛下为什么要以不足以治罪的罪名，毁掉本来足以任用的人才呢？臣只是私下替陛下对此感到痛惜罢了。这封奏书写成后，他几次想进呈，却一直没有决定。每次回到旅舍，便闭门低头哭泣好几天。随行的哥哥的儿子感到疑惑，问他：“您有什么苦恼呢？”士利说：“我有自己的缘故。我触怒天子，一定会遭祸；但是如果杀了我却能使其他人活命，我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于是拿着奏书到丞相府去。士利身材矮小，容貌同普通人一样，见到丞相时礼数很是傲慢。丞相问他是什么文书，士利说：“我要替天子进言。”丞相问：“谁教你这样做的？”士利说：“丞相啊。”丞相于是借御史大夫入朝奏事的机会，将此事上奏。皇帝看了奏书大怒，下诏让丞相、大夫会同审问：“是谁主谋教你这样做的？” 士利笑着说：“只看我的奏书是否有用罢了。况且我既然已经替国家进言，早已料定会受祸，谁又会替我谋划呢？”他始终不肯改口屈服，但仍被罚服劳役，直到终身；最终，凡涉及空印的人还是都被杀了。《桂彦良传》【史明古】

译桂彦良是慈溪人。洪武年间，因文学才华任司经正字。他在东宫侍奉懿文皇太子，太祖皇帝十分看重他，曾称他为“老桂”，而不直呼其名。贵妃去世，皇帝下诏命皇太子服齐衰一年并执杖。太子说：“按照礼制，只有士为庶母服缌麻，大夫以上为庶母则不服丧。又有规定，公子为自己的母亲服丧，只戴练冠、穿麻衣并用浅绛色镶边，葬后便除去。这是因为诸侯对期服以下的亲属不服丧；诸侯的庶子即使为生母服丧，也受嫡母压制，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私亲之情，所以权宜制定这样的制度。这样看来，诸侯的世子不为庶母服丧，是很明确的。如今陛下尊贵为天子，臣虽不肖，身份却是嫡长子，幸而居于储君之位；若为庶母服期，不是用来尊敬宗庙、彰明嫡长正统、重视继承大统的做法。”皇帝一定要太子服丧，太子始终不奉诏。皇帝大怒，回头取剑，太子逃走，皇帝追赶他。群臣震惊恐惧，都不知道怎么办。彦良上前跪下抱住皇帝，哭着说：“陛下对于太子爱得深，所以责备得重。”皇帝因此停手。彦良于是追上太子，劝谏道：“贵妃曾侍奉至尊，殿下应当顺着君父的感情为她服丧，不可以拘泥于小礼而损害大孝。” 于是拿起丧服给太子披上，太子不得已，只好拜谢。皇帝的怒气消解，把剑扔在地上说：“老桂，你今天终于能够调和我和太子的父子关系了。”皇帝曾吟咏科斗文诗道：“池上有科斗文，分明是古代篆书。”下诏让彦良续成两句。彦良叩头说：“只是因为藏在水底，秦代焚书之火不能烧毁它。”皇帝很高兴。后来彦良升任晋王府右傅，退休后去世。《周宪使传》【黄佐】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文皇帝曾称他为“周新”，于是他便改名周新，以志新为字。洪武己卯年，他乡试中举，初任大理寺评事。每逢有疑难案件，他往往一句话就能辨明是非。壬午年，授任监察御史，弹劾直言毫不避讳，贵戚都畏惧他，把他称作“冷面寒铁”。京城里有人用他来吓唬小孩，常说：“冷面寒铁公来了！”孩子们全都躲起来。永乐元年，他巡按福建，上奏说：“朝廷设置军、民各司，彼此抗衡，又不相统属。如今都司所辖各卫所的官员，每逢府官经过门前，或在路上相遇，便恼怒府官不下马，甚至鞭打侮辱府官的仆役。卫所的公务又直接行文给有司，有司稍有辩明而不顺从，便呵斥吏典。请从今以后府、卫相见时行平等之礼；在路上相遇则分道而行。所有公务不许越过府县直接行文，有司官吏也不得凌辱卫所人员。”遇到圣节、正旦、冬至，在外卫所都要到府署行礼、开读诏书，即使边海卫所也一律遵行。布政司派人到都司，不许都司再向上交纳钱物，皇帝全都听从了他的意见。永乐二年，他巡按北京。当时制度规定，所属吏民犯徒刑、流刑的，免除罪名，发往北京人口稀少的地方种田；案件须监候详审拟定，往返数月，很多人死在狱中。周新上奏请求：今后死罪案件以及官员犯罪，都应详细拟定罪名，等待上报批准；吏民犯徒刑、流刑的，则全部由北京方面办理。刑部或巡按官详细审查认可后，便发往北京种田。这样一来，下层不会有案件滞留的忧患，上面也不会辜负宽宥体恤的恩德。皇帝对都察院官员说：“御史说得对。”并且下令，北京百姓有应当处决的罪行，可以允许他们纳赎免死，燕地百姓大为高兴。永乐三年九月，他升任云南按察司，尚未赴任，又改任浙江。有冤民长期被拘押，听说周新来了，高兴地说：“冷面寒铁公来了，我们没有忧患了。”周新到任后果然洗雪了他们的冤屈，将他们释放。从此，他的奇异政绩一天比一天多。他巡视衙署时忽然回旋，风吹来一片奇异的树叶，落到面前。左右的人说城中没有这种树，只有一座僧寺里有，距离城池还很远。周新醒悟道：“这一定是寺僧杀人后埋在树下，冤魂来报知我了。”挖掘后，果然得到一具妇女尸体，人们都称他神明。有个大商人从远方回来，还没到家天就黑了，担心独自行走会被人谋害，便暗中把财物藏在一座祠堂的石头下面。到家后，妻子问起此事，他便把原委告诉了她。第二天去寻找，财物已经没有了，于是到周新那里控诉。周新说：“一定是你的妻子有外遇。”查问后果然如此。原来商人回家告诉妻子时，偷听的人藏在旁边，先去取走了财物；于是连同他们一并治罪。有人争夺一把雨伞，甲说“是我的伞”，乙也说“是我的伞”，两人所说的凭据和细节全都相同。周新命人把伞剖成两半，让他们各自拿一半离去，又暗中派人尾随其后。甲说：“我原本想帮你把伞价的一半补给你，难道这不算你的利益吗？”乙回答：“伞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怎么能低价卖给你呢？”于是甲被捆绑起来，周新判明了他的罪行。他侦察奸情，大多像这样。辖境内有老虎为害，他写文告知城隍。不一会儿就捕到老虎，将它击杀。当初他前往浙江的路上，苍蝇蚊虫聚集在马前，跟随他到一具暴尸旁；尸体旁只有一小块盖有布印的木片。到任后，他命人买来布匹，得到与木片上印记相同的布商，审问后，原来是抢劫布商的盗贼。便把全部赃物拿来，召来布商的家人交还给他们。家人大为惊骇，这才知道商人已经死于盗贼之手。其他如办理豆案件、捕获盗贼，也都使罪犯服罪。他铲除暴恶，大多如此。适逢夏秋水涝，低洼田地全都被淹没。永乐九年，湖州府有十七万二千四百余石粮米无法征收，有关部门一概催征，百姓天天逃亡。周新上奏请求派官复核，皇帝立即命户部复核实情，予以蠲免。他曾巡察属县，穿着便服故意触犯县官，被收捕关入狱中。他与囚犯交谈，于是了解了全县的疾苦。第二天县官前来迎接，才知道他已从狱中出来；县官恐惧地伏地谢罪，最终因罪被免职。因此各郡县的官吏听到他的威名都股战栗，不敢任意放纵。钱塘知县叶宗行，号称廉洁能干。周新曾暗中察访他，进入他的住所，发现没有多余财物，只有一束笠泽鱼干，是别人寄放在他家的。他只从袖中取出少许。第二天周新召集宴饮，把这件事拿出来给叶宗行看，叶宗行更加砥砺自己，于是被称为“钱塘一叶清”。后来叶宗行死于任上，周新写文前往祭奠，哭得十分悲哀。他表彰善人、区别恶人的事迹大多如此。同僚有一天送给他鹅肉，他把肉挂在屋后；后来有人来索取遗留之物，他便指给对方看。周新还没有显达时，他的妻子靠耕作养家；后来参加同僚内宴，妻子仍穿荆钗布裙前往，活像乡野妇人，众人都感到惭愧，于是更加崇尚俭朴。他的廉洁耿介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周宪使的名声震动天下，恩泽及于无告之民，百姓自然不再受冤，即使三尺童子也都能传诵他的美名。当初，锦衣卫指挥纪纲掌权，派千户到浙江侦缉案件，这些人多半作威作福，接受官吏贿赂。周新当时正在赴任，须知赴京，途中在涿州遇到他们，便将其逮捕拘禁。千户逃走后，向纪纲控诉，纪纲于是反过来诬告奏劾周新。皇帝大怒，命令骑快马逮捕周新。奉承纪纲意旨的人对他严刑拷打，打得皮肤没有一处完整。周新到达后跪在殿阶前，仍然高声说道：“按察司办事，与在内的都察院相同，这是陛下明诏规定的。”

译“臣奉诏擒拿奸恶，为什么反而治臣的罪？即使臣死了也不遗憾。”皇帝更加愤怒，下令杀掉他。临刑时，周新大声呼喊：“活着是正直的臣子，死后也应当做正直的鬼。”后来有一天，皇帝回头问侍臣：“周新是什么地方人？”侍臣回答：“广东人。”皇帝叹道：“广东竟然有这样的好人吗！”于是将他杀死。后来纪纲因罪被诛，事情更加真相大白。周新死后，他的妻子独自带着遗留下来的衣物和几卷书回到广东，家贫如洗。然而都御史杨信民巡抚时，曾慰问救济他的家人。周新每月俸禄有限，却曾对人说，周志新是当代第一等人物，我们这些同道都比不上他。周新没有儿子，景泰初年，他的妻子在家中去世，浙江人在广东任藩司、臬司的官员都来参加安葬。赞曰：唉！周新死在纪纲手里，实在可悲啊！约束自身清廉，处理政事明察，洗雪冤屈、施惠万物的仁德，以及保持风纪、面对患难时正直不屈的操守，可以说刚强而伟大。古语说：“正直的树木最先被砍伐。”又说：“万物忌恨芳香洁净。”说的不就是周新吗？同乡彭森传述他的事迹说：周公揭发奸邪、查出隐伏之罪，有汉代赵广汉的遗风；宋代有铁面御史，他似乎还超过了他，实在可以同这类人物相比。又说：周新受刑的那天晚上，司天监上奏说文曲星坠落，皇帝因此后悔。后来，皇帝看见一个穿红衣的人站在日光中，便呵斥询问他是谁。那人说：“我是臣周新。上帝认为臣刚直，命我担任城隍，为陛下治理奸臣贪官。”说完便不见了，皇帝的脸色变得惆怅。唉！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也和郑伯有、魏元徽一类的事情相同吗？近世刘球、毛吉被奸贼盗匪杀害后，曾经借魂附身于人，传述者也把这些说法记载下来，那么对于周新的事又有什么可疑呢？总之，周新清正刚劲的风操，本来就不需要依靠这些传说，自然可以流传而永不磨灭。《愧斋先生传》【王鏊】愧斋先生姓陈，名音，字师召，是福建莆田人。他相貌古朴，内心也古朴，对于世俗事务中那些琐碎的柴米油盐、箱笼财物，显得完全不加计较。遇到别人，无论贵贱贤愚，他总是倾心相待。小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总是说：“也罢。”人们开玩笑称他为“也罢”。先生又号愧斋。他做官三十多年，始终颓然自守而已。胸中对于是非轻重、清浊界限分辨得非常清楚，与人交往时一丝一毫也不肯苟且。遇到大事有不可为之处，必定坚持自己的意志。自从罗伦、王徽等人被贬斥后，朝廷内外都闭口不言，把进谏视为忌讳。先生任编修时，上疏说：“我私下看到，近年来灾异屡次出现，雨旸也多次失调。翰林院是参与议论政事、思考国事的地方，臣怎敢不竭尽愚见？臣观察春秋两季，陛下虽然开设御筵讲论圣学，但上下尊卑之势过于严峻，上面有所疑问从未询问，下面有所见解也不敢陈说。希望陛下能在退朝空闲时，选择一两名有学问和德行的儒臣，引入便殿接见，稍稍收敛天威；有疑问就询问他们，使圣心涣然开解而停止疑惑。如今人才日益衰落，言路日益闭塞，异端日益炽盛，应当召回致仕的吏部尚书李秉、修撰罗伦、编修张元祯、评事章懋、给事中王徽、举人陈宪章，把他们安置在谏官之列；革除法王、佛子、真人等称号，禁止新建寺观。这样正直之人就能得到任用，进谏之路就会畅通，妖妄之事就会停止。” 皇帝没有答复。司礼监王赐的母亲去世，省、寺、监、院的官员没有不去吊唁祭奠的，唯独翰林院没有前往。有一天，徐侍讲琼对众人说：“时势已经这样，难道唯独我们可以不去吗？”众人有的答应，有的沉默。先生忽然奋然大怒，起身说道：“堂堂翰林院，竟相继到内臣门下拜访，天下会怎样看待我们？斯文又会怎样看待我们？”他的言辞和语气十分愤激，声泪俱下。于是主张前往的人大为沮丧，这件事便作罢了。汪直掌管西厂时，声势显赫，出没如鬼神。一天，有校尉突然闯入兵部郎中杨仕伟家中，抓捕捆绑杨仕伟，并拷打他的妻子家属，众人惊骇而不敢阻拦。先生正住在他家旁边，登上墙头呵斥道：“你是什么人，竟敢这样做，难道不怕国法吗？”那人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不怕西厂吗？”先生说：“你想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翰林侍讲陈某。”听到这话的人都吓得缩起了脖子。刘文穆被起用复职时，先生从南京写信劝阻他，刘文穆很不高兴。后来朝廷有职位空缺，吏部拟议任用先生，刘文穆总是阻止说：“这是个迂腐的儒生，不能任用。”先生由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升任侍讲，擢升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后才升为卿。先生写文章典雅充实而富有条理，尤其精通经学。四方前来向他请教经义的举子挤满了门庭。只要听到他一句话，每个人都能各自领会其深意。朝廷内外的显要官员，许多都出自他的门下。太史公说：“古语有言，仁者一定勇敢，勇敢的人却不一定仁慈。”这话确实可信！我看愧斋先生平日恭谨温和，说话仿佛都不肯出口；到了议论时事、呵斥巡逻的差役、排拒众议时，却是何等壮烈啊！唉，这不就是所谓笃行的君子吗？《太傅王文恪公传》【文征明】王公名鏊，字济之，世人称为守溪先生，是吴地洞庭山人。他的祖先中有一人名百八，随宋朝从汴京南渡，于是居住在山中。到这一代，族人繁衍兴盛，便把当地称为王巷。起初家族中还没有做官的人。正统年间，有司选取生徒隶属学官，乡里的子弟都逃避躲藏，唯独王公的父亲王朝用主动请求入学，成为弟子员，后来出任光化知县。光化还没有出仕时，王公已经有了名声。十八岁时，他随任光化的父亲进入太学，声望更加传播。当时叶文庄任礼部官员，召见他相识。王公身材纤弱，但内心精明，举止安静庄重，文庄十分惊异，考问他的学业，越发认为这不是近来经学生员所能达到的水平。当时王忠肃公翱刚去世，文庄因为王公的名与他相近，开玩笑说：“失去了一个王某，又来了一个王某，怎么知道后来不会成为忠肃公呢？”第二天，文庄亲自准备礼物和束帛，派他跟随陈音先生学习。当时陈音任翰林官，声望很高，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唯独称许王公善于学习，能够尽得学问的精微。成化戊子年，王公将回乡参加应天乡试，文庄想留他完成学业，未能如愿，心中十分惋惜，说：“科举功名不足以羁留你。”回去后，王公补为郡学生，两次考试都没有成功，但文名一天比一天高。

译甲午年，他终于以第一名被荐举。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又取得第一名。殿试时以第一甲第三名及第。当时策问以教化和养育为题，王公举出《周书·无逸》和《易经》“自强不息”的话来回答，大意说保全民生、治理国家在于勤勉，勤勉在于教化和养育；教化和养育完备，王道就能成就。他反复写了几千字，都是当时的利害实情，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当时太平日久，朝廷对政务颇为懈怠，所以王公的言辞激切而直率。掌权者厌恶他，借口文章冗长难读，想把他压到次一等甲第。尹恭简任吏部尚书，不同意，说：“朝廷策试士人，取的是他们能够进言；既然进言却反而压低名次，难道是临轩策士的本意吗？”于是极力争辩，王公才获得赐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当时叶文庄已经去世，陈先生正任编修，王公便与他同列，一时被认为是盛事。九年后升任侍讲。弘治初年，充任经筵展书官，不久又任讲官。每次进讲，他必定分别讲明天理与人欲、君子与小人，以及天下达到大治或陷入治乱、人才当用或当舍的关键，反复开导，务求有助于当时政务。当时宦官李广掌权，王公暗中有所指斥。皇帝退朝后对左右说：“你们知道今天讲官的意思吗？大概说的就是李广。” 当时正值春天，皇帝出游后苑，王公讲到周文王沉溺于游猎，言辞严厉而意思畅达，皇帝肃然起敬地听着，从此完全不再出游。修成宪宗实录后，升任右春坊右谕德，不久升为侍讲学士，充任经筵日讲官。武宗出阁时，王公晋升并兼任左春坊左谕德，又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弘治甲子年，升任吏部左侍郎。当初李广得到皇帝宠幸，朝廷官员有人依附他以求取宠幸。李广败亡后，赃贿杂乱堆积，许多大臣受到牵连，唯独王公没有留下任何污点。寿宁侯在贫贱时曾与王公有姻亲关系，得势显贵后凭借权势掌事，威势倾动朝廷内外，王公却绝不与他来往，逢年过节送来的礼物也总是挥手拒绝。有人认为他做得过分，王公说：“从前万循吉攀附昭德，我私下还以此为耻，如今难道反而要亲自去做这种事吗？”王公入朝到这时已经三十年，始终砥砺节操、践履正道，丝毫不肯屈曲，一时士人舆论全都归向他。孝宗晚年，振作精神治理天下，于是任用王公为吏部官员，并且已有准备进一步任用他的趋势。后来王公因父母丧事离职，而皇帝也随即驾崩。武宗即位，又起用他为吏部侍郎，修撰孝宗实录，充任副总裁。当时皇帝年幼，颇好逸游，宦官马永成等八人实际上在宫中引诱他。” 给事中陶谐、刘𫖮首先上疏论劾此事。不久，各位谏官相继上疏陈说，朝廷内外一片喧扰，而大臣们却没有人发言。王公对户部尚书韩文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治乱的大事，大臣和百官本应作表率，难道竟没有一句话来挽救纠正吗？”于是六部相继会同上疏请求。凡是会同上疏，必定推举一位官职尊贵的人起草，当时焦芳在吏部，说：“我只听说大臣应当纠正君心的错误，没有听说要议论君主用人行政的过失。”他的意思大概是不愿领头。王公把这话告诉韩文，韩文于是夺过笔起草奏疏说：“皇上刚刚登基，不应亲近小人，游宴没有节制。”因而列举八人的罪状，请求把他们逐出。奏疏呈上后，皇帝大怒，召诸位大臣到左顺门，宦官宣读奏疏并加以斥责，又说到八人的事情，表明皇帝长久以来不忍心立即驱逐他们。圣怒难以预测，众人相互看着，不敢说话，唯独王公上前说：“今天的举动，正是针对这八个人。八人实际是在蛊惑圣心，如果不除掉他们，天下将要大乱。”韩公也跟着进言。皇帝知道众人的意志不会改变，正要作出处分，恰逢内阁大臣想把八人交付法司，八人环绕着哭泣上前，抱住皇帝的脚求饶，于是事情中途发生变化。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开朝廷，韩文也因罪被罢免。八人于是分布在要害职位，刘瑾居中掌权，天下的权力全都归于他。王公当时奉命与焦芳一同入阁办事。当初刘瑾掌权时，焦芳首先依附他。刘健、谢迁离去后，焦芳想得到他们的职位，但王公的声望超过自己，当时的舆论又都归向王公，于是两人一同受命入阁。不过王公只是以本官兼任翰林学士，仍按尚书班次排列。后来皇帝回头询问缘故，于是晋升他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不久加授少傅，又升任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当时刘瑾日益骄横，把文臣视为仇敌，尤其憎恨大学士谢迁、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韩文。韩文被罢免后，刘瑾一定要杀他，千方百计监视查探，却没有找到罪证，心中仍然怨恨，便在众人面前大声说：“韩文清正忠诚、德行纯粹，朝廷内外都知道；万一他无罪而死，天下后世会怎样说？”后来韩文竟被释放而不再追究，这虽然是刘瑾自己害怕舆论，王公公开说这些话震慑了他，也起了作用。刘大夏当时在广西，曾经改置土官岑氏，到这时已经退休居家，却被从华容逮捕押走，最终以煽动变乱的罪名判处死刑。王公说：“所谓煽动变乱，是指煽动他人使其叛乱，或者因此导致地方失守。” “如今地方平安无事，岑氏仍然像从前一样履行职务，凭什么说是煽动变乱？”刘大夏因此得以减免死罪。此前，有司奉诏举荐经学明达、品行修洁的人，等到这批人被举荐上来时，发现全都是余姚人。这件事发生在谢迁任首辅时，刘瑾说谢迁偏袒同乡，便搜罗此事作为罪名，也因王公进言而得以释放。郎中张玮等人都因穿便服、携带百斤重的刑具，在烈日下暴晒，几乎死去，却没有得到宽免。王公急忙向朝廷进言，说：“士人可以杀，不可以侮辱。如今既侮辱他们，又杀害他们，已经过分到了极点。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再站在这里？”于是与大学士李东阳一同上疏，极力陈说，张玮等人得以免死，改为戍守边地。其他如免除拖欠赋税者被发戍、亲属连坐的法律，纠正废后吴氏和景皇妃汪氏的丧葬礼制，虽然都曾同李东阳商议，但王公参与推动、赞助决策的地方更多。当时内阁旧臣只有李东阳一人，而且又多卧病不能出仕。焦芳既与刘瑾同心合意地逢迎依附，又暗中嫉妒并陷害善类，只有王公时时以正直言辞折服、挫败他的奸谋，一时朝廷内外都依赖他。然而他处理政务不断触犯刘瑾的心意，刘瑾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要排斥他，王公却已经不能留在朝中了。恰逢议论的事情不合，王公便坚决上疏请求离职，奏疏上了三次才获准。皇帝下诏令有司终身发给他余下的俸禄，又赐给玺书，准许他乘驿马回乡。回乡两年后刘瑾败亡，当时王公年纪还正强健，天下都希望他重新出仕，但他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正以文学自得，不再有意于当世政事。

译朝廷内外的臣僚多次上疏论荐他，也都得到不予批准的答复。这样，王公闲居了十六年，已经七十五岁。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因病在家中去世。皇帝听到讣告后，为他停止视朝一天，追赠太傅，谥号文恪，赐给若干石米、若干匹布，并下诏命工部派官营办安葬。从去世到下葬，皇帝赐谕祭九次。王公历任官职，从编修升迁十二次，直到少傅兼太子太傅；品阶从文林郎一直到光禄大夫、柱国。又追赠他的曾祖父伯英、祖父惟道、父亲朝用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曾祖母、祖母、母亲都封为一品夫人。他娶吴氏、张氏，二人都累加封为一品夫人。儿子四人：延诰，任大理寺寺副；延素，任南京中军都督府经历；延陵，任中书舍人；延昭，任郡学生。女儿五人：分别嫁给吏部侍郎徐缙、贵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兴县学生邵銮、中书舍人靳懋、仁郡学生严濡。王公为人敦厚诚实、安静沉着，与世俗人交往很少，却能凭道义战胜自己。起初他性情怯弱，有一天读到程子“明白义理就可以治理恐惧”的话，恍然有所领悟，说：“在我自身的是义理，在上天掌握的是命运，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从此他刚强果断、相信自己，遇到事情便直面而上，丝毫没有牵挂吝惜。即使权势和利益摆在面前，也不因此屈曲。他立志高远明正，鄙视流俗，没有什么人能够符合他的心意。与人相处时，他不表现出过分亲热，但在默然之间，心意已经十分真挚。平生从未因私事求托别人，也不敢以自己的私意求托别人。在朝廷任职四十年，从未踏入权门利路一步。他从不把官阶资历的高下挂在嘴上，每次升官总是退让回避，不敢承当。晚年更加收敛，以超越规矩为戒。今上即位、正式登上大统时，首先赐给他玺书，派使者前往慰问。当时同时受赐的大臣，往往派子弟入朝谢恩，便授予中书舍人；王公认为不可，说：“我在内阁任职时间很短，已经有很多非分所得，怎么还能再接受这种侥幸冒进？”于是亲自从递进奏章的中书入内上疏。皇帝下诏特准他的一个儿子任中书舍人，他极力辞谢，未获允许。王公死后，儿子才最终接受任命。他喜好学习而且专心精深，不因事务分散精力，年轻时擅长写举子文。接连两次在科举中夺得魁首后，文名一日传遍天下，他的程式文章流传各地，士人争相抄录作为范式。王公叹道：“这难道足以成为我的学问吗？”等到任翰林官后，便竭力研习群经，下至诸子、史书和百家之言，无不融会贯通。他曾说：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共同构成两篇，称为正经。孔子又作《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等上下篇，加在正经之上，共十篇，称为“十翼”。后来商瞿、梁丘贺把上下两翼分别分置在各卦之下，郑康成又把《文言》移到乾、坤两卦之后，王弼再把《彖传》移到各卦之后。经过这三次变动，经文与翼传的文辞就不再是《易经》原来的样子了。《诗经》的小序，是说明诗歌作者作诗意义的文字。朱子把小序一概删去，只根据自己吟诵诗歌的体会来作解释，这固然是卓越的见解。但是古人作诗，一定本来就有题意；即使题意已经亡佚，国史收录诗歌时，也必定会记载它的来源。可是经过千百年以后，哪里知道其中隐微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毛氏、郑氏拘泥于小序，曲折附会，多取诗句之外的意义，并非没有错误；但朱子不拘泥于序说，只独自体味诗的本旨，恐怕也未必完全正确。他又说，朱子因为“郑声淫”这一句话，于是对《郑风》《卫风》产生怀疑，多半把它们指作男女私奔的诗。然而季札观赏周乐时，歌唱《卫风》说：“美啊，深远广大！”歌唱《郑风》说：“美啊，只是过于琐细。”郑、卫两国的诗如果都是淫诗，为什么季札都说“美”呢？他虽然讥刺郑声过于琐细，却也从未说它淫荡。他又说，各部经书中只有《礼经》最为繁杂混乱。朱子曾想把《仪礼》作为经，把《礼记》作为传，使经传相互配合，或许可以成为一部完整的书，但一直没有来得及完成。后来吴草庐便按照各篇的类别分别附合，例如把《冠义》附在《士冠礼》之后，把《婚义》附在《士婚礼》之后，就是如此。然而其中有些篇章无法附合，实在也没有办法。朱子晚年撰写《仪礼经传》，先列《家礼》，其次是《乡》，再次是《学》，再其次是《邦国》，最后是《王朝》，秩序井然，可以据此施行。但其中夹杂引用《大戴礼》《春秋内外传》以及《新叙》《孔丛子》一类的材料，杂糅编成一书，这并不是用来解释经文的。至于《周礼》，虽然全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典章，其中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冢宰掌管国家政务，正是统领百官的职务；为什么宫禁中妇人、宦官一类的事务，以及兽人、▯人一类的职务都列在其中，而天府和外史、大小内外史却又归属春官？司徒掌管国家教化，却分掌郊里、征敛财赋、纪纲管钥等事务，怎么能说是教化？职方氏、形方氏、述师一类的职务，难道可以归入司马？大小行人的职务，难道可以归入春官？又比如夷隶掌管鸟语，貉隶掌管兽语，庶氏用嘉草攻治毒虫，硩蔟氏覆盖天鸟的巢一类的职务，为什么如此琐碎？难道这些也一定全都可以施用吗？他论说《春秋》中周王正月以及获麟之事，尤其精密详尽。他论说其他书的文章也很多。他常说六经的深奥旨趣，不可以妄加议论。汉儒的传注虽然没有完全阐明圣经的微妙旨趣，但各个专门名家都有师承传授。自从宋儒性理之学兴起，汉儒的学说便全部被废弃了。然而其中一定有不可废弃的内容。盖公每每潜心考究义理，必定深入探究事情的始末，务求把握要旨，不肯苟同流俗。因此他的文章深广宏博，内容丰富，而见解必定出于己意。当时翰林中以文章著名的，是吴文定公宽、李文正公东阳，都是一代杰出而精妙的人物。公出仕稍晚一些，实际上与他们并驾齐驱。评论者说，公在经术方面造诣深，所以纯粹出于正道。晚年更加精深，铸炼文辞、发挥辞藻，一定以先秦两汉文章为法。在唐代也只取二三位名家为法。宋代以后，仿佛都不屑一顾；表现在他的论著中，无不典雅规范，文质兼美。至于他所得意之处，究竟与古人相比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公的学问，本来希望见诸实际行事；但他以记载文章为职，周旋于文词翰墨之间三十年，从未承担过军队、百姓、钱粮方面的事务。有时因事情偶然显露才能，而他的高才卓识，也自然有不可掩盖之处。

译弘治末年，火筛侵犯边境，公提出备边八项建议。正德初年，他上疏论时政四件事，恰逢离开京城，因而没有实行。今上即位后，又进呈《讲学》《亲政》两篇文章。他所著的其他文章，如《国猷》《如食货》《如儗罪言》《如教太子》，都是卓然可见的经世远图。可惜没有遇到施用它们的机会，晚年虽然偶然得到机会奋发一试，却正好遭逢时局艰难；他正直进言，行为严正，终于以身殉职。大概当时连挽救过失都来不及，又哪里能够有所作为呢？到了今天圣明天子谋求治理，正急切地求贤若渴，而公却已经年老去世了。唉！难道是上天不愿意让这条道理实行吗？还是人事方面的罪过呢？正德初年，旧臣元老相继离开京城，天下大事还没有托付给谁，而公又因为正直而离去，这样固然可以算作得其正道；可是天下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隐忍以求成就功名，君子也能谅解他们。然而从今天看来，究竟谁得到的多、失去的少呢？唉！做人臣的道义，归根到底应当出于正道。《毅斋王公小传》【罗洪先】正德年间，逆臣刘瑾僭越礼制，以威势虐待士大夫；士大夫中稍有羞耻之心的人，很少有不因违逆他而获祸的。我的先父当时任武选官，因为一件事情没有禀告刘瑾，便被逮捕。我每次听人谈起刘瑾的事情，总痛恨当时的大臣不能互相匡正，反而已经反过来匍匐乞哀，在刘瑾门下想着借他的势力来为自己谋便利。那些祸害士大夫的人，不在刘瑾，而在这几个人。然而刘瑾能够放肆地施加威虐，大抵是借口祖宗之法，来抓住别人的短处，使大臣们各自想着尽职，不留下缺失；一旦不能胜任职务，便必定互相争辩，继而离职。刘瑾即使凶悍，哪里能够接连触犯众人的难堪呢？等到读了象山王君子长所撰写的《毅斋公墓志》，才知道我的话还没有说到极处。公曾任御史，接连上疏，指斥时事，因此在朝堂上受杖刑，被除名。回乡以后，又因其他事情被论罪，发往边地。他的奏疏中说：“挽救祸乱的方法，贵在防患于未然；等到事情已经形成，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甘露之变，它们的由来，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唉，这可以说是至理之论了。刘瑾的势力到这时已经形成，而公这样说，大概是尽自己的职守，不再顾虑祸患会殃及自身。刘瑾伏法以后，所有被贬谪流放的人都重新起用；当权者怨恨公，所以曾经想让他恢复职务，最终却仍然压制他，不肯任用。唉，用不用公，与公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到，刘瑾尚未振作时，却任由他的罪恶萌芽；刘瑾已经败亡后，却又庆幸自己曾享有他的余威，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而且大多逃脱了后来对死者的惩罚，这才真正可恨。论者多责怪韩忠定请求伏阙进谏没有实行，以致放任刘瑾逐渐坐大。防患之事不够周密，韩忠定或许有这个过失；至于浅薄显露、逢迎取媚，以致报复接连发生，那又是谁呢？然而韩忠定最终成为当时著名的大臣，老死于窗下；而当时遭祸的人，妻子儿女流离道路，困厄、疾病、饥饿，死在瘴气弥漫的荒远边塞之外。说起这些，足以使人掩面流泪、捶胸痛心，其惨烈不下于党锢、甘露之祸，那么公能够保全自己，实在幸运多了。那些流离困厄的人，既然已经无暇顾及其他；至于在远方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又是在严厉禁令仓促施行之时遭遇的，其中很多湮没无闻，有什么可疑的呢？而公有儿子子长，能够把父亲往日的事迹昭示于后世，使不肖如我也能在数十年后唏嘘感慨，并且想到追究最初制造祸乱的人，把这件事作为后世的鉴戒，那么正直之道难道一定全都屈服了吗？那些逃脱刑罚的人难道可以长久依恃吗？子长慷慨自许，一定不会辱没父亲。我和他交情深厚，所以记述这件事，以补史书的缺漏。公名涣，字时霖，弘治丙辰进士，最初任长乐县令，有良好政绩；他任御史时所上的各篇奏疏，都值得诵读。公有七个儿子，其中王挺最为显达，就是子长。《张简肃公传》【罗洪先】国家处在盛治时期，一定有维护、培植国家的人出生在其间。他们博厚纯实，刚正耿介而平和宽恕，仿佛出于天性而不能自已；从来没有矫饰乖戾、浮华修饰、纤弱靡薄的姿态进入耳闻目见。因此朝廷的刑罚赏赐简明恰当，公议清正明白，天下人的趋向全都归于同一时代。君子依靠他们便能够无所畏惧，就像少壮之年元气充足，起居合乎时宜，嗜好有所节制，自然足以凝聚精神、固守元气，不必依赖服食导引以外的帮助。唉！他们所关系到的事情，是何等重大啊！我自幼稍有知觉时，听先父与客人谈论，都是弘治年间的时事；又说当时六卿大臣中，江右有安成张公、浮梁戴公，他们的行事极像古人。至于刚严而不可冒犯，张公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人。我朝内阁初入仕的士人，以翰林为最优选择，争相进取的人大多筹谋计算，唯恐落后；公与华容刘公坚决避开不去，并且说：“希望到部曹去熟悉民间事务，能够为国家建立功业，是非常幸运的；埋头埋脑只在文字中老去，是我私下所感到的耻辱。”于是他由兵部郎中出任浙江、湖州两藩，升为副都御史，巡抚山西、陕西，进为尚书、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务；前后任官总共四十年，所到之处都有建树，士大夫中都倚重他。后来宦官刘瑾掌权，忌惮公执法严正，便处处牵制他。有一天假传宫中诏令，催促公退休。公离去，纲纪也就废弛了。可悲啊！公退休时，刘瑾派人暗中侦察他，禁止他借用官船，而且不许他同有关官员见面。公乘坐破旧小船到徐州洪，撞上石头，船破漏水；恰好先父当时以工部官员的身份治理河洪，夜将近半时，听到敲署门的声音，询问后知道是公，于是秘密前去慰问。那时天气很冷，公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先父便解下衣裳，置办物品相送。鸡将要鸣叫时，又换了一只方便航行的船让公上路。临行时，公感慨地说：“我承受先帝的厚恩，遗憾没有能够报答；幸赖您使我重新活过来。我有个孙子，将来一定要把今晚的事情告诉他，他一定会实现我的志愿。”先父流泪洒泣，与公告别。后来我长大，见到公的孙子御史鳌山，询问他从公那里听到的事情，果然如此。这位御史，就是公所指的孙子。御史曾经对我说：公最初任郎中时，奉命出使京畿，夜里遇到盗贼抢劫行囊，盗贼发现里面只有俸银二两，惭愧悔恨而离去。有一天，一个屠夫告诉衙役，说有人调换了公的银子；同僚骗他说：“怎么知道不是张衙门的银子呢？”屠夫叩头说：“张衙门只有俸银，因此知道这是他的银子。”当时公任浙江右辖，家中已经有许多尊贵的亲属；每天供应的肉仍只是一斤。公的儿子因为多年未见，前来探望，身材魁梧，饭量抵得上几个人，公笑着说：“我本来还担心你吃不饱呢。”

译不久公被派回楚地，任期届满时，库中剩余羡金二万多，公把它们全部登记造册，副本交给各有关部门。回家见到路夫人，开玩笑说：“你常笑我贫穷，如今羡金有二万，不已经富裕了吗？”路夫人自从侍奉公到这时，才听到公说笑话，便回答说：“只要子孙能够没有饥寒之忧，永远像今天这样满足就够了。”于是两人相视一笑。公不只在任官时不为自己谋私，即使是小物品馈赠，也一定合乎道义。路夫人去世时，有人送来一条佩巾作为祭奠之物，公退还给那人。御史在旁边问原因，公说：“送佩巾来作为祭奠，说明他知道我廉洁；但他不知道佩巾不是祭奠之物，所以我退还了。”孟子说：“自己不实行道义，不能要求妻子儿女实行道义。”看路夫人所说的话，以及她与公相处的情形，更可以相信这一点。这还是最隐微细小的事情。当陕西用兵时，军队有所俘获，公只把地方事务写入奏疏，不作夸大之辞。按旧例，兵部往往把外地的功劳据为己有，冒领恩赏和官衔。公所做的事情妨碍了他们，于是他们多次刁难诘问公，但公始终没有丝毫改变。后来公督运漕粮进京，掌权的宦官听到公的名声，乐意同他结交。于是托李西涯、戴浮梁、傅新喻三位公卿通报姓名，又送名香祝寿，希望公前去答谢。公坚决推辞说：“三公因为公务相会，所以能够朝夕往来；我却不敢这样做。” 三公强迫他接受，公不得已，只好分别回赠财物。使者刚进入内城，公便急忙追赶召回，说：“恐怕要误事了。我一生从不结交内廷人员，难道忍心在一天之内自行毁掉操守吗？”后来刘公向皇上推荐公，皇上说：“朕不是不知道张敷华，只是此人太难相处罢了。”公如此要求自己，然而对待别人，无论善恶，都能同其休戚相通，并不冷峻苛刻。山西镇守宦官刘琅因为公使自己不方便，便向朝廷行贿，把公调到陕西。等接替者到来后，双方互相无礼；刘琅后悔得流下眼泪。掌管都察院时，公应当考察在京官员。三山林公任吏部尚书，想黜退鄙薄之人，以敦厚风俗。公在这些人中保全了很多人；有些人因帷簿方面的诽谤而获罪，大家都想黜退他们。公说：“他们只是遭遇不幸，并不是他们的罪过，为什么要贬斥他们，使他们不能自我勉励呢？”他曾说：“宁可有失于不明察，也不要有失于不仁。”林公也不能改变他的意见。刘瑾祸害士大夫时，常常侦察仓库粮食的亏空，把它说成贪赃枉法。公因楚地亏耗粮食三百石而获罪，祸患几乎不可测。翰林武功康公与高陵吕公，都是公所赏识的士人。康公仗恃与刘瑾同乡，便用戏谑的话调侃刘瑾说：“公是陕西人，陕西人爱张某如同爱父母，您忍心这样刻薄他吗？” 刘瑾的怒意才开始消解。后来吕公与御史议论此事，吕公一向为康公申冤，本想借此揭发康公。然而公忠厚所得到的回报，也正在这时显现出来。喜好功劳的人容易自我夸耀，持守正道的人却容易近于刻薄。公舍弃辞去优美官职，把它看得如同多余的赘疣。若一时意气激发，仿佛可以勉强坚持。至于功名之际，他不事张扬，与人诚恳相处而又能自我操持，清洁凛然如冰霜；若不是博厚纯实、刚正耿介、平和宽恕而且能够交互运用、彼此不相违背的人，哪里配谈到这一点？古人说过：“做人臣的，执法而不求私情，尽心而不接近声名，竭尽死力捍卫国家，使天下人的心都系在一个人身上，而自己却不参与其中，公不就是差不多这样吗？”他应当在圣明之世得到这样的待遇，先前的资望也应当全部发挥，以身许国；即使后来被排斥，也不后悔。大概根据先父所说的事情推论，弘治时期朝廷上并不是没有小人。只是他们畏惧公议，受刑赏制度限制，想扰乱君子的作为却做不到；同时君子能够以正道彼此扶持，所以能够长久居于职位，逐步施行自己的主张，以实现维护、培植国家的力量，像公就是这样的人。至于那些迎合流俗以求功名、委曲求全以挽救时局艰难的人，对于这种人，我也就无法责问了。只有那些任性自用的人，悻悻然自以为是，标榜清白以显示与众不同；他们起初也未尝不借口学习公等人的作为。然而饥寒的忧虑有时被妻子儿女夺去，利害的关节有时被朋友阻隔；卖弄正直，便只揭发隐微小事而忘记大体；喜好刚强，便触犯威虐而开启争端。这些人，理智不能制约欲望，诚信不能胜过积累的私心，内心缺乏坚定凝聚，外在又不能取得信任感召，最终免不了归于矫戾浮饰、纤靡惨薄；小人乘机利用，反而成了鉴戒，国家的元气也因此受到摧伤。这样的人，与公相比怎么样呢？假使他们能够战胜自己，即使不幸被排斥，对世间难道终究没有一点补益吗？这就是我讲述公的事迹时，语言仿佛颂扬却不感到厌倦的原因。御史所述的事情，都是志铭、行状中没有记载的；而且我不敢忘记先父的遗言，恰好又因世交之谊，另写这篇列传，也算补足史书的缺文，希望或许能够以此勉励君子罢了。《丘中丞传》【王慎中】唉！功业难以建立，声名难以成就，难道只是因为生来有才很难吗？时局有盛有衰，顺应或违背它，所得和所失便不同；人情有好有恶，违逆或迎合它，爱憎便不相同。顺应时势的人，做事便利，显得通达；矫正时势的人，足以使自己尊贵，却很少能补益时局。违逆众人的人，声名高尚，却显得缺少同道；迎合众人，足以与万物同流，却不能在众人中树立威严。一个人所禀受的才性，既然适合于某种用途，各自都足以使事情与其功业相称，使事业承载其声名；但时局和人情的艰难既然如此，有才智力量足以顺应时势又能够坚定地矫正时势，以求成事；又有爱好足以与万物同流，却不忍屈从，以求树立威严。这样本应收到两方面的功效，获得兼备的声名，却仍然免不了违背时势的责难、憎恶众人的诽谤。这就是那些魁伟宏达之士常常为功名难成而悲悼遗憾的原因。中丞邱集斋公，名养浩，字以义，凭《易经》起家成为进士。适逢今天子刚刚即位，全面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士大夫振作风采，争相希望成为有用之才。公在这时，自认为不只高出同辈，甚至直把古人也看得不足以相比。赐进士第不久，便接受任命，出任浙江余姚县知县。

译余姚在浙江东西两路中是事务最繁重的地方，公在那里奋发振作政绩，日益增长，贤能的名声传遍四方，像无脚却能飞驰一样。边地听闻、乡里仰望，有人为赶不上他而惭愧恼恨，有人传诵讲习他的事迹，互相学习勉励；人们都不知道邱余姚究竟是怎样的人。长江以南的部使者、巡抚大臣谈起他，口中总要称说，甚至把他作为激励所属州县的榜样。士大夫经过浙江东西两路，向当地访求善于为官的人，一定会听到余姚的名字。其他县令纷纷挺立仰望，并不是不被认为贤能，只是都被公的声望遮盖了。公的名声传入朝廷，朝廷迟早会把他作为法式。任期考核期满，召入朝廷任试御史。数月后正式授职，在朝廷中任职，清明有才的侍从官都可算是一时之选。公身处其中，就像楚地的梧桐生在柴薪之间，同台的官员大多自认为不如他。命令下来应当议事，朝廷倚靠他等待决断，公必定能够参与听闻。即使入台以后参与政务，也和旧日的台僚相等。大夫、中丞对他的咨询访问更加优厚。公卿大多想招致公，与他缔结交往、投入雅会，公却泛泛相处，并不特意迎合。与他交好的人尤其敬爱而又畏惧他。当时政治正清明，而掌握权柄的大臣进退处境危险可疑，关系到国家政治的得失；士人的心意趋向已经暗中有所转移，兰草变成萧艾，祸变忽然就会发生。公独自早早觉察，没有失足。其他公卿中有忧虑国家、挽救世道的人，在消长转折之际维持平衡，希望以负重担当取得胜利；倚靠台中像公这样明辨得失、明白坚定而不动摇的人，能够数出一二位，真令人有力量单薄、援助寡少的感叹。公又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等到服丧期满，重新起用。入台任职后，朝臣改置国政，更新其中的是非。公惊惧地感到内心忧虑，端居深思，还没有发作。但公在忧丧离职以前，曾首先论议礼制大臣，又两次论说宦官，还论说外戚。掌权者忌惮这些，不愿让他长久留在台中。公本来以文章著名，恰逢南畿督学宪臣有缺，便奏请派公前往。公也乐于得到这个职务，谨慎地制定教化、考核、艺文方面的条目，专心致力于培养人才、振兴学校。从此不再参与台中的议论。父亲丧期结束后，又重新进入台中。台僚大多已经换成新人，旧日同僚很少还在；公因此默默自我悲叹，想请求出任外职，但他的台资已经高于规制，不能授予外任。皇上当时正在搜求、整理古文，要把典礼建置得超过成周，营建九庙，务求宏大盛美，以符合隆重祭祀的要求。皇帝制作玺书交给公，命他督办这项工程。过了很久，公的资望更加提高，升任南京大理寺丞。大概公在台中任职以及离开、往来远近的经历，前后持续了十五年；连同入仕的时间计算，几乎已有二十多年。人们早晚都盼望他成为公卿。公尤其关心本朝，以天下善类的消长为考虑；他口中念诵、心中记挂的，从来没有一天不在那些被排斥、放逐、废弃的海内名流身上，只怕他们老死而得不到叙用收录；他对于自己失去职位，比起那些倚仗权势、妨害贤人的人，反而更加咬牙切齿，仿佛不愿与他们共同立身于世。他每次放开言论，目光横扫，意气勃发，旁听的人都受到激励震动，也因此颇受嫉恨。只是他前后所任的职务，都有诏书规定，专门负责视察学校、督办工程；他能够借此尽力自效，所以不用以极端言论充当职责。意气虽然有时过激，但怨怒尚未集中到他身上。了解他的人则相信他确实有志于世道。任中丞巡抚西蜀时，他凭借职权发挥自己的力量，想改变一时苟且偷安的风气。各级官司相互包庇欺骗，用完备的文书敷衍了事，忧虑却没有想到职责所在。有人执掌刑法，把它当作市场上的苟且娱乐；豪门大族和重要职位上的人相互勾结，以肥自己而使百姓贫困，公憎恨他们如同仇敌。公又能穷究其中隐蔽的孔穴、关节，探查阻塞，剥离破解，没有一点毫发能够逃脱遗漏。污吏、狡猾的豪强营造构陷，巧妙隐藏，往往潜伏不露而忽然被公查出，都惊骇地称他如同神明。山谷深远，寨堡险阻，冤屈、疾苦、痛楚全都呈现在眼前；逐户巡行，亲自到家，才知道它们的全部情况。这就是他的长处。各司既然预先知道公会折挫他们，公尤其想用震动恐惧的警告来使他们提高警觉、更新精神，以振作起来建立功业；然后又给予宽厚优容，使他们乐于成就事业。他并不是只把察访奸弊作为严厉手段，而是怜惜那些不能成事的人。蜀人已经害怕他不可动摇，而公在西蜀任职不久，功名迅速显著，声望风采领先各路。当时江西巡抚是张净峰，公被提升为总制两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朝廷议论认为张公是名臣，难以找到继任者，便调公前往接替。于是嫉妒他的人开始侧目，想暗中陷害公。有人借流言乘机暗中传播，公也上章请求退职，以此避开他们。大概公在蜀地任职时，志意还没有完全施展，治理也没有完成，却只被人看作威势过盛。宋代张乖崖、田元均都是贤能的人，治理蜀地时宽严不同，却没有听说评论者偏爱田公而贬低张公。张公由严转宽，必定是在取得百姓信任以后；而要取得百姓信任，前后没有八年是不可能的。即使张公自己也说：“只是一个‘信’字，五年才可以形成。”公治理蜀地还不到一年，时间很短，他所能改变的，也只是在精神风采和气势方面。然而按照武侯论述治政次第来考察，法令施行应当在恩惠加于百姓之初，知道荣耀则在限制之后。公所施行的本来正确，并不违背道理；只是有人执着于“尚未完成”的观点，便讥评这种未能完成的治理，责怪它过于严猛。这就像使仲尼、子产还没有满三年便被杀害，并且以此作为罪名。时俗苟且、交结私门、上下互相玩弄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出力；有人一旦矫正这种风气，便像迅雷震破蛰虫，使人享受到昭明苏醒的快意。既然如此，他是当时罕见的奇伟之才，不愧于道理和学说，也不应再议论他治理是否完成。公胸襟开阔，气度恢宏，仿佛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同时又能精细辨别，审慎周密，深入曲折，条理完备。他忧虑时局、愤恨事务，几乎不能忍受；但器度容貌敦厚博大，并没有小丈夫悻悻自得的鄙陋。他写文章并不拘泥于古法，才思奔驰，气势凌厉，姿态俊逸而有发越之气，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晚年擅长写诗歌，文采润泽丰厚，声韵平稳妥帖，每篇写出都可以吟咏。他最擅长的是奏对、移文、驳议一类文章，指明利弊，剖析真伪，以根本法令为依据，用典籍训诫加以修饰，使亲身受到指责的人畏服，使在旁听闻的人警醒畏惧。张公《诫民集》、王公《异断》，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推想公所作的移文、驳议，应当不会逊色。公天性深厚诚笃，内在品行非常修整；侍奉父亲孝顺谨慎，父亲坐着时他便站立，父亲有谏诤时他便跪下，不因自己已经显贵而稍有懈怠。侍奉兄长如同父亲，抚养弟弟如同儿子，一家之内肃敬而和睦。入室宴饮谈笑都有分寸，与夫人相互敬重而不轻慢；睡觉时也不故意修饰容貌。身边侍奉的人，他不亲近女色，并不是沉溺情欲而故意矫饰禁制。他对宗族姻亲厚道，有时用情过度，以至于受到诽谤，但人们都知道其中保存着他的仁爱。如今做官的人往往诋毁本地的坏处，以显示自己治理的艰难；公在余姚时，却深深称道当地君子通达事理，可以共同谋划善政，小人明白法令而容易被清除。他不像入朝县令那样，所属士民来到京师后，必定拜见公，问候起居安否，说：“您是我们的贤明父母。”

译时间久了，他们对公的敬爱更加深厚。他们在本地饮食时，一定祭祀祝祷公，比公任县令时更加严肃。后来县令到任，还没有做出什么政绩，百姓便互相说：“只要能像邱公一样，不要有按察使来考察就好了。”山海关所推荐的士人，都从军伍中崭露头角，后来成为名将。公议论留用马永的一件事，尤其有烈士的风范；他在蜀地推荐何卿，受到言官轻蔑，但天下人都知道公的话是正确的。他在台中任职时，发生了大案件；前任宰相、永嘉张公来考察台务，机巧的人都曲意逢迎，希望借此得到进用。公与张公同年中进士，才名又是张公想要收揽的，张公曾对公说：“如果得到您与我一起审阅狱案文稿，事情就好办了。”公谦逊推辞，只说自己不能胜任。张公更加不高兴，公最终因服丧而离职。后来那些依附张公的人大多做到高官，重新回到台中，张公看待他们却冷漠如故。公曾因论事被贬为推官，不久蒙召复职；一次被下诏狱，也很快获释，意气却一点没有挫折。唉！可以说他明白大义，崇尚风节，是伟丈夫啊！当初公奉命赴蜀，写信给我，说：“如果不能在张忠定身边行俎豆之礼，就不是大丈夫。”看他的言辞和志趣，感奋淬砺之气已经在前；与修林见素、彭幸庵、胡静庵等名卿并列争胜，单车进入栈道，志意慷慨，有呵斥车夫翻越险坂的心情，是何等壮烈啊！如今他的风采功烈虽然已经显著，但事业的余绪没有完成；人们谈论吟诵他的文章正日益显扬，然而诽谤怨恨也参杂其中，又实在可悲啊！公去世后，我悲痛哭泣。公的儿子维祯拿出公箱子里的旧书，我检阅了几十封信，都是京师贵人写给公的，信中反复全是赞美之词。我对维祯说：“这些都不足以增加尊公的分量，唯独太史贞吉的一封信只有寥寥数语，其中说：‘我曾经向人公开说过，如果能让蜀中借留集斋三年，百姓就会痊愈。这句话，我和公都可以无愧。’这封信所说的话，应当让当世知言的君子共同记住。”维祯谨慎地把它收藏并抄录下来。公下葬后，太史孙季泉公写了行状，半洲蔡可马公为他的墓穴撰写墓志铭。我与公交情最为深厚，所以单独论述他的志意而为他作传；铭文和行状中记载的内容，便不再重复。《明文海》第三百八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第三百八十八卷，余姚黄宗羲编，传二 名臣 《苍谷先生传》【薛应旂】苍谷先生是河南郏县人。姓王，名尚志，字锦夫，别号苍谷。求学的人称他为苍谷先生。他刚在襁褓中时，就聪颖奇异，不同寻常。刚能说话，便说出成年人的话。五岁读《孝经》，读到“立身扬名，以显父母”，便对父亲教授平山君说：“我长大后应当这样。”七岁时每天能记诵数百字。有人对他说：“你以后应当考中状元。”他回答说：“我读书难道只是为了获得荣华进身吗？”可见他从幼年时起，已经立志学习圣贤之道了。长大以后，他通晓五经和诸子，尤其精通三礼。十八岁时，以儒士身份考中弘治乙卯乡试。壬戌年考中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享有贤能的名声。正德戊辰年，调任吏部稽勋主事。不久升任验封员外郎。己巳年又升任稽勋郎中。当时尚书张彩依附迎合逆臣刘瑾的势力，权势炽盛；每当有私下嘱托，先生总是以正理回答，并且反复讲明道理。张彩非常不能忍受，深深怨恨他。有人对先生说：“固然知道您不屑于富贵，但这样做难道不是要招来祸患吗？”先生说：“这件事有命运在，不是逢迎就能够避免的。”不到一个月，张彩因刘瑾党羽的罪名被诛杀，人们都佩服先生的明达。壬申年，邃庵杨公任尚书，先生的议论又多与他不合，于是请求补任外职，出任山西参政。后来因请求侍养老母，居家十九年，在苍山谷中以道自乐、安于贫困，奉养母亲，教育子女；修筑读书处，开凿渴睡洞，往来于扈涧别墅，徜徉于马牛亭，涵养精粹、凝神守虚，观照空寂与万物形象，随意所适，采山钓水，仿佛将要终身如此。京师旧日朋友不与他通一封信，即使征召的诏书多次到来，他也始终不改志向。乙巳年起用为四川参政，没有赴任。嘉靖丙戌年，起用为陕西参政，母亲聂太安人劝他前往，他不得已上路。当时陕西有边境警报，邃庵已经由吏部尚书退休归乡，又被起用为三边总制，见到先生后高兴地说：“我今天才真正认识王锦夫。”随即把兵权交给他。不到一个月，先生上奏边防事务，邃庵特别上疏推荐他。不久听说母亲去世，先生仰天大恸说：“为了几个月的出仕，留下了终身的遗恨。”于是日夜奔驰回去，完全按照礼制办理安葬祭祀。戊子年冬，服丧期满重新起用，赴部任职；途中恰逢年成大饥，便上奏救荒十三件事。随后又授任山西参政。己丑年夏四月，升任浙江右布政使。庚寅年冬，巡按浙江御史李佶因为先生没有行屈身逢迎之礼，便妄加搜罗罪名，上疏弹劾。先生说：“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却倚仗势力制造威势，动不动就用弹劾来凌辱别人，这样还可以做官吗？”于是弃官归乡。回去不到一个月，吏部复奏说，李佶的职责在于激浊扬清；但他论事不实，王尚志应当照旧任职。于是朝廷又下文书，从家中起用先生，三番五次督促。到了辛卯年秋，先生才再次赴浙江。浙江的父老百姓欢呼迎候，接连不断。然而先生这次起用，实际上已经不是他的志愿了。到了冬十月，疾病发作，便去世了。先生文章追踪秦汉，诗歌胜过苏李，一时文坛都称赞他。他的作品有《苍谷集》十二卷流传于世，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先生所看重的。先生一生总是尊崇二程而贬抑三苏，推崇理学而轻视诗文。假如让他享有更长的寿命，他一定会成为继承往圣、启迪后学的人；但世人偏偏只以功名事业来要求他，又哪里真正了解先生呢？薛某说：我任南京吏部主事时，安阳崔后渠先生任礼部侍郎，曾经和我谈论弘治年间的人才，说其中州籍的，以何柏斋、王苍谷为首。崔先生说，他们的志向在于理学；而李空同、何大复、王浚川、孟有涯诸公，只是文章气节之士罢了。后来我升任郎中，临汾张西磐先生任吏部尚书，每当谈到同年中籍贯在中州的人，也总说是柏斋、苍谷，而大复、浚川次之。他这样评论人物的标准，也是后渠先生的意思。我一向也听说过诸位先生的大概情况，后来因两位先生的话而了解得更加详细。然而对于苍谷先生曾任浙江右辖，我竟然不知道。因此先前编写《浙江通志》时，在官司名录中竟遗漏了苍谷的名字。如今他的幼子府特意拿着当代诸位贤人分别写的、记述苍谷平日操守的文章，来到我这里请求作传；我又想起崔、张两位先生的话，不觉惆怅自责。晋代陶侃的儿子胡奴认为袁宏所作《东征赋》没有写到父亲的功烈，甚至拔刀质问袁宏，袁宏于是为他续写其父的事迹。何况府特意郑重来请求，而我又一向知道苍谷的贤德，我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于是为他作传如下。《李天瑞传》【邵宝】天瑞名讳文祥，姓李。天瑞是他的字。世代都是湖广麻城人。祖父某，正统壬戌年进士，累官至山西布政使。父亲某，成化己丑年进士，历任陕西奉政参政。公娶赵氏。生下天瑞后，五六岁便显露才华。到入学从师时，老师授给他书，他多能背诵，记忆力很强，随口应答属对，常常能够使人惊异。十三岁能写文章，十五岁学习《春秋》。

译他在书信短札上写道：“学习如果达不到圣贤的境界，最终仍然是人下之人。” 二十岁乡试考中高等名次，完成南雍学业后更加努力求学，考中丁未年进士。他以风义自我持守，当时的名士大多与他友善。见到在世事沉浮中随波逐流的人，他总是斥骂他们。皇上登上帝位，推行新政，把权力集中于一处，制定法令、进用贤人、黜退奸邪、广开言路；接受谏言时又过于切直。先生入朝数日，便被召到左顺门，中使传问奏疏中“中兴再造”等话，认为不吉祥。天瑞从容回答。诏命下来后，他被派去辅佐繁剧县，便补任咸宁县丞。到拜见上官时，有人想让他从旁门拜见，天瑞却退立不进，说：“庭参自有礼制，这不是行礼的地方。”上官改变脸色，以礼相待。巡抚想调守城士卒随同巡行，而让民壮代替守城，天瑞把民壮全部释放，士卒也终于没有出发。他任职几个月，百姓和吏员都敬畏服从。有人说天瑞不适合外任，皇上的意思才缓和下来。当时三原王公再次起任掌管铨选，便奏请把他召回关中，父老拥挤在道路上哭泣号泣。监司有所馈赠，他全都谢绝不受。有人拿孟子关于宋国薛氏兼金的故事来说他，天瑞说：“孟子是大贤，一定有他的处置方式；我宁可过于中正，也不敢借此自我欺骗。”到任以后，授职方主事。任职十八日，中书舍人某因论事被下诏狱，于是有人诬陷天瑞妄议朝政，天瑞也被逮捕。成案文书交给司法部门拟定罪名，主办者迎合上意，援引比附，加重处罚。天瑞说：“天下后世的公论本来就在，此外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面对诬陷，他不肯承认，中外人士都为他感到冤屈。后来有人想指认最初造谣构陷的人，以便控告他；那人害怕，于是暗中设法把罪名改轻，天瑞被降为兴隆卫经历。兴隆地处苗夷之间，是云贵的交通要冲；道路上有供应传递，边境上有盗窃侵扰，上级轻慢而下属抗拒，名分秩序荡然无存。天瑞制定法令，平均差役，又招来寨长，申明防守场所的禁令；即使不同族属的部落，也都凛然知道畏惧，互相告诫不得侵犯。提学吴副使下令让他兼管学务，天瑞首先整修文庙簿籍，端正祭品，置办田产以供博取功名、迁选俊秀之用，分斋授业，亲自讲说。邻近地方的士人听闻风声，前来游学的有好些人。当地风俗崇尚邪术，生病一定祈祷鬼神，遇到灾害一定供奉佛像。天瑞召集僧人、巫师，烧毁他们的书籍器具，遣散他们去从事正常职业。有人因年成干旱请求召来方士，天瑞说：“不要这样，我自己来祈祷。”于是选择日期，斋戒沐浴。将要举行对群望山川的祭祀时，当夜下雨；第二天清晨，他赤脚奔走到龙洞，大雨一直下到他回来才停止。都御史邓廷瓒奉命征讨苗族，咨询访求军事策略，极为惊异他的才干，便以宪职推荐。天瑞说：“从前我是因为进言而出仕，如今若凭军功升进，不能坚决推辞；既然无法推辞，便请带着奏表前往京师，趁机请求告老归乡。” 奏疏两次上呈都没有获准，他当天便向南返回。在大雪中行走数百里，到了商城曲河，冰面破裂，他坠落其中；有关官员从冰中捞出他的尸体，停殡安葬。弟弟之祯赶来，把他的灵柩运回，安葬在蔡家园的原野上。天瑞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读书积学，昼夜不息。他在家中敦实行孝友，恩惠施及宗族姻亲；对于道义上不能安心的事情，总是侃侃正论。辞受、取与全都以道义为唯一标准，喜欢分辨是非，与人很少合得来，也很少宽容别人，颇被称为倨傲，但他并不顾惜这些评价。经历世事日久以后，他深深自我抑制损减，常常担心浮名。凡有议论，都能援引古代来证明今天，条理完备；写文章也是如此，诗歌崇尚精炼婉约。著作有《检斋稿》若干卷。生有一个儿子，名叫京元，早夭；有两个女儿，年满三十岁。评论说：古代有光明磊落、奇伟不凡的士人，天瑞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当他二十岁左右时，精神气概几乎将要傲视一世；后来经历迟疑、周折、困顿，也没有稍稍改变，反而持守得更加坚定。他执守礼法仿佛简略，尽职仿佛矫饰，守法仿佛刻薄；不是君子，很少有人能够了解他。至于收敛外在华采而归于实际，每每担心规模太大而才力不能胜任，却不因此自我沮丧，而一定要求继续进取；他在咸宁振作政务、在兴隆综理事务的表现，也足以观其才能。假如把这种心志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达到，却突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天意吗？此前天瑞在下雪天到许地拜访我，留了三天才告别；我们讲论经史，也谈及时事，直到词章翰墨，没有什么不评论的。他自称仰慕古人，用心极其苦勤，恐怕不能长寿。后来果然如此，难道不是天意吗？唉，上天对于人才，使其诞生本来就很难，却最终又让他自己遭到摧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齐安三先生列传》【王一鸣】人才难道也是随着时运而应时产生的吗？或许是地气使然。难道真是偶然的吗？我听说，世运和地气相合，才叫作“应”。齐安是东西两面浸临长江的城邑，也是淮河、汉水之间的一大都会。适逢国家政局清明，累积百年，到宪宗时期，田野得到开辟治理，兵器铠甲都已朽钝，百姓富足安厚，蒸蒸日上而达到太平。然而宦官在内相互争斗，便把请求佩剑、动用武力视为常事；权臣在外横行，也公然抗拒防禁。职方之气，在今天尤其炽盛。太平日久，边疆失去防守，主管军务的大臣在狱中自缢，中丞在九边扼腕叹息，紧急军书纷至沓来，军队兴起而粮饷断绝。陕以西有召虎镇守，成为周王室的栋梁。到了孝宗中兴的时代，北方汝南一带文士骚然，徐、薛、边诸人并驾齐驱，列于上等人才之中。而江汉之间，低头失色、拾取残余，孕育出童、包、张诸人的，便是裕州府君。至于他伏阙上书，谏臣因之磨破手指；他治理裕州，诛除豪强奸猾，对外则激励自己的刚直，对内则修习文章辞藻，这难道不是最为显著、最为彰明的事吗？臣下对于国家，在国家无事时，也还像原来的自己一样。小人在身边，便搏击小人而成为谏诤；敌军窥伺边境，便奋起行动而建立功勋；被放逐在山林湖泽之间，等到踪迹远隔、处境困穷，便把愤懑郁结和内心龃龉化为文章，大体就是这样。我私下由此观察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主常常执掌着不用臣子的权力来牵制臣子，而臣子最终也不能胜过君主；臣子常常执守不肯出仕的节操来牵制君主，而君主最终也不能胜过臣子。然而臣子最终凭借不出仕的节操来成就君主一世格外的奇功，君主也凭借不用臣子的权力激励一代，使奇伟之士、悲愤之文都显现于当世，这就是双方相互牵制而又相互成就。所以，茂坚的横暴、安的污浊、瑾的狡猾、仲文的才华，都是激发我精气的因素；河伯的召唤、四郊的不安、放逐中的穷愁，也都是资助我精气的因素。后世那些见识浅薄、听闻寡陋的人，哪里能和他们谈论才性的生熟呢？唉，黄河澄清尚且可以等待，人生又能有多少时日？这些人都是倜傥不凡之士。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仿佛早晚还会遇见他们。后来若有作者私下以这些人为师，那就是后死之人的事了。《李职方列传》【王一鸣】

译求学的人，起初能遵循准绳、探究根本，平生仰慕某人，后来却又抛弃他，是因为意气不足。君子修养自身，凭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来取得成就。可是到了君臣之间，却像电闪雷鸣一样，甚至借燕居安处的机会，趁着酒足饭饱的时候，君主还没有命令便连声应诺，还没有差使便唯唯诺诺。龙颔下的逆鳞有一尺长，王者的尊严就是这样至为严峻。然而议论者说：“能够深谋远虑而不疑惧，提出争议而不获罪，明确剖析利害以成就功业，直截指出是非以修饰自身，这样的人凭什么称许呢？”外史氏说：“我生在江黄一带，曾私下听说麻城有个李职方。士绅大夫称说他抗直敢谏、善于论事，如解缙、李梦阳一类，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根据我所听到的，职方的义节极高，可是他的文章却很少流传，为什么呢？原来是他所亲眼见到、亲身记忆的事情，实在令人叹息。”他的传记说：“李职方名文祥，是李防的儿子。宪宗时，李防任参政，他用参政的身份教导文祥，文祥没有受到坏的影响。文祥考中进士时，万安正以大学士的尊宠掌权，又依附皇帝宠幸的宦官李孜省。李孜省在宫中替万安周旋，使万安更加无所畏惧。因为文祥声名很高，万安想同他结交。万文璧是万安的孙子，文祥由万文璧介绍与文祥相识，便约定第二天早晨到万安府中。” 第二天，万安设下更加盛大的宴会，买来牛肉美酒，陈设十分丰盛，对文祥说：“我得以担任辅佐皇上的股肱之臣。李孜省是贵人，而且同我有肝胆相照的情谊，幸而掌握权势，你将来不必担心富贵。你记得我这番话吗？”文祥只是用眼神逼视他，不回答，并且吟诵自己所作的《画鸠诗》：“仰天大笑，冠缨索绝。”不向万安道谢便离开了。万安非常恼怒，对万文璧说：“这真是个任侠的儒生！”恰逢孝宗刚刚即位，文祥上书谈中兴之事，言辞触犯万安，又请求赐尚方剑，急切诛杀宦官。万安与宦官共同排挤他，使他出任咸宁丞。过了不久，尚书王恕任吏部尚书，便日夜向皇帝哭诉说：“李文祥才气无比。皇帝刚即位时，文祥流着泪陈述政事，说万安、李孜省应当斩首。如今万安、李孜省已经死了，他确实不肯再接受他们留下的任何东西。希望最终赦免文祥。”何况文祥身在数千里之外，日夜向东而望的，只是皇上罢了。孝宗急忙召文祥回来，他经过六个驿站到达京城，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文祥又同旧友邹智、汤鼐、吉文等交游甚欢。吉文上书孝宗，言辞牵连文祥，文祥又被贬为兴隆卫经历。兴隆是鬼方之地，文祥在那里居住而没有忧患，最终却因入朝祝贺渡过商城水时溺死。邹智也被贬为吏目而死。由此看来，是天意吗？是人为吗？古语说：“观察和听取不可偏废。”那么，确实没有听取像文祥这样的人，所谓“诚”难道不是这样吗？文祥如此正直坦荡，最终却屏息而死。成祖、孝宗以及武毅这些圣贤之君，他们对事情的观察和听取，确实是兼听的。解缙穿着赭色囚衣而死，文祥、邹智因贬谪而死，李梦阳身陷死地而后得以生还。上天对于善人的报答，究竟是什么样呢？吕震、万安随时势沉浮，对于贤士大夫，不仅像凶暴放肆地杀害他们一样，只是罢官，最终老死，这究竟遵循了什么德行呢？至于近世慷慨守直节的人，遭遇祸患的数不胜数。有的人圆滑污浊、畏缩拘谨，像效力车辕下的小马一样，而终身享受安逸富厚，几代都不断绝。我对此很疑惑：所谓兼听，是得到了吗？还是失去了呢？荀子说：“应以不能取得信任为耻，不应以没有被信任为耻；应以没有能力为耻，不应以没有被任用为耻。处境闭塞时，仍恭敬而整肃；忧患时，仍安静而有条理；困穷时，仍节约而能合群。似乎存在又似乎亡失，他们在出仕和退处方面的情形，完全可以恭敬地加以评议。”孟子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着形势；即使有农具，也不如等待时机。” 文祥遇到孝宗，不能免除咸宁丞的任命，却侥幸得到职方司的职位，最终又不能免于在兴隆任上死去。稍稍受阻而又稍稍通达，接着再次受阻，终于死去，这就是其中无法预知的地方。评论说：读职方的事迹，难道不常常流泪吗？然而在职方之后，裕州府君进谏江彬，邢寰进谏南巡，石金进谏求神仙。前两人都被贬谪，只有石金被削籍。《刘庄襄公列传》【王一鸣】刘庄襄公名天和，是湖广麻城人。他的先祖刘梦元，当时跟随高皇帝起兵，获得漳州府同知的官职，因此从南昌迁到麻城。刘天和家世代研习《春秋》，并以进士高等成绩登第。孝宗弘治年间，他的父亲刘燧任丰城令，天和作为长子随父赴任。丰城杨文恪公杨廉有学问和德行，天和以弟子敬师之礼对待杨廉，常随他游学，接受他的褒贬辨析。等到学习博士业时，杨廉说：“唉，你真是生逢其时！如果你这样的人处在当今皇帝在位的时代，功业谋略哪里能估量呢？”武宗初即位，天和考中进士，任礼部主事。过了两年，因为才华卓异被任命为御史，出按陕以西。此前，宦官廖堂镇守陕以西，贪婪暴横至极；他的弟弟廖鹏任锦衣卫指挥使，兄弟相互勾结作奸。天和到陕以西，立即把廖堂的不法之事张榜公布于市，又查实并逮捕廖堂身边数人下狱。廖堂假意谢罪说：“我已经年老，手下人作奸，您诛杀他们本来就是应该的。”暗中却让弟弟廖鹏到宠臣钱宁那里通关节，又在地方散布诽谤天和的文书，利用校尉假称诏令逮捕天和，把他押入锦衣卫狱。长安官吏百姓直到痛哭，拥住囚车，车轴都无法前行。廖堂又暗中寻找刺客，急切地想杀死天和。长安百姓张杰、王伦用武力保护他，带着粮食跟随，到了驿舍就同他一起起居。曾经天和吃了有毒的食物却没有死，入狱后无人审问，于是长期被拘禁。后来终于获赦出狱，任金坛丞。不久升任金坛令，稍后迁为苏州同知，又调任湖州知府。他任湖州知府时，治理政绩天下第一。晋升为副使，巡视陕以西学政，职务声望更加显著。第二年升任太常寺官员，同年任右佥都御史，负责甘肃屯田政务。大学士杨一清对世宗说：“刘天和先前因为廖堂一事，对秦地有极大功劳，秦地百姓都思念他，而且他自负才能，终究不应让他独自在敦煌、酒泉之间。”于是调任他为陕以西巡抚都御史。他立即弹劾罢免充任陕以西的宦官，并把其他利害情况上报世宗。百姓非常高兴，每当他出行，便偷偷相互指着说：“这就是当年拥住囚车的那位大人吗？”后来出兵平定洮、岷的番部，斩获甲士三百人，俘虏是其两倍。平定其他盗贼，也都如此。第二年，他的母亲秦夫人去世，天和向东归乡。黄河日益向南迁徙，经过济水到徐州一带都泛滥外溢，无法漕运。皇帝听从乡里人的请求，下诏召天和，以都御史身份治理黄河。

译天和于是治理汴水，从朱仙镇到沛县；又治理山东七十二泉，从鳬尼山到南旺湖，役使百姓二万人，户部耗费的钱不到二万。工程完成后，皇帝嘉奖他并晋升，任侍郎，于是以侍郎身份镇守三边，向北抵御敌军。丙申年七次击败敌军，丁酉年十一次击败敌军，己亥年十一次击败敌军，前后斩获敌军数千人。庚子年，敌军吉囊将大举入侵，天和召集诸将，用皇帝赏赐的钱买牛置酒犒劳士卒，陈列两把剑于堂上，指着左剑说：“将领不听命的，杀。”又指着右剑说：“士卒不听命的，处死示众。”敌军到来时，我军已经喝醉，趁醉登上城墙，侦察者逃走。天和连夜疾驰八十里到花马池，就在那里依旧营垒驻军，敌军惊愕，不敢进犯，牵引军队向西撤退。天和召来醉酒的将领，骂道：“你竟然因为小小的忠诚，让仆从白白送死，何况面对强敌呢？既然醉成这样，又怎么会不败！”立即把他斩首示众，众人吓得两腿发抖。适逢天降雷雨，白昼昏暗，敌军弓弦全都因受潮而松脱，战马陷在泥泞中，死伤十之八九；而天和所檄调的延绥周尚文、宁夏任杰、固靖魏时的军队恰好赶到。天和率三位将军的军队攻击敌军，于是大败敌军，斩杀名王以下五百人，俘获的人畜器械也相当于此数。天和听说皇帝举行饮酒庆功、告祭宗庙的礼仪，就在军中被授予太子太保，并录用一个儿子为锦衣卫千户。天和每当出兵，总是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卒不吃饭，他也不吃饭。黑水口战役中，一夜奔驰八十里，官吏士卒都吓得面无人色。天和治理军籍事务不停，慢慢命令帐下敲击刁斗，神情意气自若，众人都佩服他的勇气。他性情廉洁，用军兴法治理整个陕以西，人人把他看作泉府一样的财富来源。天和得到赏赐，便立即分给官吏士卒，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始终不谈置办田产的事。他所推举提拔的士人遍及天下，所以原任太保的桂萼、将任太傅的周尚文，都是他从贫贱中发现并提拔的。周尚文跟随天和多次以将军身份出塞，最终做到通候；他的慷慨严正、清峻洁白，几乎是天性如此。他一生都同权贵抗争。刘瑾掌权时，因为同姓前来拜访，且假意说：“我有幸侍奉皇帝，富贵都由我促成，您有意吗？”天和不回答，离开后便以兵部尚书身份入朝。皇帝因为敌军年年大举侵入大同、蓟州，有时逼近京城门，十分忧虑，便让天和专门整治军队，不受任何人从中制约。而宦官中的大将听说廖堂、刘瑾的旧事，大多感到恐惧。皇帝所宠信的方士陶仲文，在天和尚未到京、距离京城还有三驿时，便派使者以外戚之礼迎接天和。天和怒发冲冠，说：“你和你的主人有什么亲戚关系？”天和束发以来便侍奉皇帝，曾下狱应当处死；没有死在战场上，不是在马革中裹尸而还；日夜同强敌交战，没有死去，却要向一个戴黄冠的方士俯首吗？我终究不能同你共事。”他不看陶仲文一眼便离开。天和到任整治军队后，那些感到恐惧的宦官大将，因为都侵吞军粮、只给空名，害怕天和有意追究责罚，便首鼠两端，最终没有谁能把事情做好。天和更加郁郁不得志，而陶仲文日日在皇帝面前谗毁、离间天和。天和日夜请求离职，终于归去，后来始终没有再被起用。皇帝停止朝会，商议祭祀，祭告达九次；商议安葬，费用都由大司农出钱。商议谥号时，先拟“履正志和”，又因事功卓著，得到“庄襄”的谥号，并议定追赠少保。天和死后二十二年，陶仲文去世。穆宗下诏籍没他的家产，连一尺布也不许藏匿。天和的部下无不扼腕说：“可惜不能亲眼见到庄襄公了！”评论说：刘公是南方人，面对十万身披铁甲的骑兵，在交战之外从容调度，只用一尺长的令牌便如意挥使，光彩照人。三秦之地，他曾被校尉拿着玺书，一旦之间戴着铁锁押来，沿途豺虎般的坏人交错出没，而他上路时面无惨色，是因为他的定力足以胜过这一切。志向远大的人不可能没有些微的出入，谋略高明的人也不可能没有巧妙的进退。他从布衣身份游历两京，不过是潦倒的诸生罢了，一旦奋发便如云气蒸腾、蛟龙变化；退处时像处女般沉静，出动时像脱兔般迅疾，这些事哪里说得完呢！《裕州府君列传》【王一鸣】裕州府君，是我的从四世祖。他的名讳不便称说，字稚钦，学者称他为梦泽先生。他学业有成后，天下没有不知道有梦泽先生的；但我在子孙族人之间，一向称他为府君。府君年少时聪慧明朗，跟随父亲参政府君游历四方。他写文章片刻便能完成，常有奇异的气势。然而他喜欢嬉游，爱玩黏竿、风鸱等儿童游戏，又倔强得不能驯服。参政府君鞭打他，他总是大声喊道：“大夫为什么总是虐待天下名士呢？”他任翰林院庶吉士时，诗已经很有名气，意气高傲得仿佛天下无人。士人只推重何景明，而他却喜爱薛蕙、郑善夫。按照旧例，学士二人担任庶吉士的老师，身份十分尊严。府君心中却独自轻视他们。当时他常登上院中的树窥看学士经过，故意发出声响惊动他们，使他们非常恼怒；但料想他们也无可奈何，便假装不知道。当时江彬挟持武宗南下，府君想率领汪应轸、江晖、曹嘉、舒芬、马汝骥等人上书，陈说江彬的罪状。学士石珤阻止了他。府君早晨作《乌母谣》，张贴在墙上，石珤便说不出话，惊得吐舌。过了很久，他终于任给事中，进言弹劾江彬，被贬为裕州知州。既然内心不屑于任州官，又是因为进谏而被贬出京，更加怏怏不乐。台省和监司经过裕州时，他不出城迎接，也不托病推辞。有人劝他，他愤怒地说：“这些龌龊的瞎眼官员，难道配接受王生迎接吗？如果这样做，我应当惭愧而死！”但他却出城迎候他的老师陈凤梧，因为陈凤梧是以其他藩司道员身份经过。陈凤梧好意劝他说：“您等待我，情谊确实深厚；可是御史随后就要到来，您难道不想见他一面吗？况且您厚待我，是因为师生关系，也就是服从御史君命。”府君说：“好。”于是上前迎接御史喻茂坚。喻茂坚一向凶悍，到州后责问几名州吏，面对府君便将他们杖打。府君大骂说：“陈先生误了我！我受了侮辱，挺身出来迎接，赶紧把你们所有吏卒都叫来；守在这里，不要再侍奉。”州吏吓得伏地，没有人敢留下。喻茂坚窘迫得连早饭都无法准备，便和陈凤梧商量道歉，稍稍供给府君，才得以连夜离去。于是监司相互告诫，再也不敢谈论裕州，而对府君的怨恨更加深了。他们罗织文辞制造大梁之狱，府君在狱中作《左赋》。赋说：“白昼昏暗，黑夜明亮；河川停止流动，山岳反而行走。隆冬酷热，六月结冰。鸟毛坠落而不能飞扬，石头被举起，车辆反而上升。废弃的鼙鼓重新振响，猛烈的雷霆却没有声音。众人都喜欢追逐臭味，反而厌弃兰花芳香。猜忌鸾鸟，惊吓凤凰，用精美粮食喂养猫头鹰。仁人像蹻，恶人像跖；强弓却射向尧帝。”

译平静的大海戏弄江河，狭窄的沟渠却沉没船只。风虎停止长啸，土中的犀牛反而吼叫。开阔的听觉既然收缩，聋人却掌管声音。那种昏暗的人，反而能分辨五色。骏马被束缚，跛马却驾车。侏儒伸臂，竟能上摸星辰。丑女专受怜爱，美女反而不被召幸。把珍贵的璧玉仇视为苍蝇，踩着头巾、穿着鞋子便走到城外。舍弃大道而选择泥泞行走，孟贲、夏育闭合勇力，反使软弱的人握持强弓；山麓的兔子被拆断脚趾，猎人们却争相追逐。没有根而只有叶，弟弟反而成为兄长。乱辞说：被箭绳射中的鸟，还要爱护自己的羽毛；那个人实在是酗酒者，却说你为什么清醒？盗贼越过他的墙，他反而引导盗贼登墙；自己的田地不耕治，却怨恨邻人耕作。等到出狱罢官回家，居处更加放纵自如。达官贵人来求取文章，想见他的人很多；他便穿着囚服，蓬头垢面地接见他们，有时穿着红衣骑牛高歌，于是作《述邃》《萤火》二赋来抒发胸怀。《述邃赋》说：南方大地聚集着灵秀之气啊，在孩童之时便显露丰厚智慧；考察历代世系中高大尊崇的人物啊，只有哲人才由此降生；忽然振翼冲上云霄啊，纷纷展开羽翼，谁能追上他的踪迹；既以特殊荐举而接近显贵的品秩啊，皇帝实在洞察他的美德。”}], 高峻如山而俯视低处啊，将要招来使者，静静地从远方到来；内心实在厌恶世间的纷扰啊，难道只是为了寻求躲避吗？诚恳地占问吉凶而得到吉兆啊，考察荒芜蔓延之处并加以芟除；不在市井背后而幽静深远啊，说是幽深得处在内里的曲隈。不必高耸危峻啊，路径也不重重叠叠而曲折；那些高大宏丽的奢侈建筑啊，反而让我看了觉得足以羞惭。高举隆起的大梁来构筑屋宇啊，修筑的墙垣沿着西南角；约束荪兰使它们覆盖椽子啊，让日月永远转动在门户之枢。只要能使居室焕然可喜而安顿志意啊，这本来就是我心中所求。重视仁德而承袭义理啊，用来遮挡尘世的牵累；关闭于礼而开窗于智啊，专心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我将奉行贞正专一而反省自处啊，难道只是局限于技艺的范围吗？包举道与器，使其相互充实而伸屈啊，本来就是众人所惊骇的。纷纷惊悸张望而伫立等待啊，想求取凭依却又徘徊；炫耀他们的施为却不能完成，于是各自凭着肤浅的猜测。可叹浮躁之士的根本已经剥落啊，所以才刚刚趋前便忽然跌倒；可耻奸邪之人的心怀诡诈啊，于是反而仇视正直而委曲求全。痛惜这两种人都一同失掉了正道啊，荃、菉、葹都要辨明各自的存心。务必退守以作为进取的根基啊，只求谦下而宽裕地任其所往；在昏暗中累积而幽深探求啊，这就是能够驾驭纷华的原因。那时俗是轻薄浇漓的啊，背弃规矩而奔驰；我将奉行《正则》而安静守持啊，恐怕在险曲的角落里行走艰难。朋友不能凭声音招致啊，功业也不能偶然造成；谁曾废弃伏处却能有所彰显？谁曾抛弃耕作却能有所收获？结语说：我不至于僵卧啊，也不以进取为美；收敛精神意志啊，守住我的玄妙之道。有所不能据守啊，谁敢来侵犯？若不是深邃的道理啊，又怎么会这样？他的《萤火赋》说：正值朱明之季月，观赏流萤在夜间飞行；感受温风的吹拂和炽热，腐草的末端孕育出光彩。它既由植物变化而成为活动之物，又因死亡而重新获得生命；希望在幽暗寂静处放出光亮，甘愿在太阳之下隐藏形迹。有时自身照耀还很微弱，却能向旁边照出无边的光明；错误地把昏暗当作深邃的防护，实际上却成了自我焚毁的灾祸。谁能潜藏形迹而反倒更加显明？谁能增加灯油却永不枯竭？为什么常常防护却仍然化为灰烬？为什么炙手可热却不能使人感到热？它巧妙地进入幽玄的空间，使人惊讶明珠般上下翻飞；偶然遭遇惊风四散激荡，又惊骇星辰忽然稀少。它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大概只是石火般短暂罢了。它代替灯烛照在书案上，纷纷飞过轩廊台阶而被人捕捉。幸好与蝌蚪文字为邻，聚集同伴而藏入囊中，将要炫耀光明却反而接近危险；遗憾的是微小的身躯难以逃脱。结语说：太阳和月亮已经出来了，火炬般的小火又有什么用？暂时隐暗而最终显明，圣贤并不讥笑它。伯阳固守幽黑，难道就能接近灾祸吗？世宗皇帝想要张大楚地声名，诏令修撰《楚史》。都御史顾璘心中知道府君有奇特的节操，便上疏对世宗说：“臣都御史顾璘叩头冒死进言：陛下想要张扬楚地，编成一家之言，作为万世天下的观览吗？非得到倚相、观射父那样的史才不可。”原裕州知府王廷陈、原亳州知州颜木，都有良好的史才。只请皇上裁察，于是起用府君和颜木，供给笔墨纸张，让他们在承天居修史。不久书写成书，进呈皇上，世宗赏赐金帛。然而两人也各有长处和短处，顾璘叹息说：“天啊！王、颜二人的才华竟然如此湮没无闻。”府君性情本来高洁，即使平日郡国的官吏也没有谁敢随便到他的住所，即使到了也不能见到他。只有大梁郭凤仪、东吴皇甫汸，各自带着自己的著作前来，相互投合，十分欢洽。已故夏宰相说，常常赠送财物而不曾断绝。府君没有什么回报，也不与他过多交往。长安人记述他的耿介就是这样。他著书十七卷，共二十余万字。在此以前，舒芬、江晖、曹嘉都被贬谪，后来都得到曲法赦免。汪应轸任副使，马仲骥官至尚书，颜木也被罢官，最终死去。颜木未死时，一位旧友任参政，来到随川访问颜木；颜木藏匿起来，不肯相见。那位旧友巡视其他县邑后，有一个挑担的农父带着烤鸡献酒，从中途进入门内，守门人呵斥阻止他，原来正是颜木。于是两人一同饮酒直到醉倒，颜木丢下所献的担子离去。再追问驿舍中的人，没有人能够追寻到他的踪迹。评论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建立言论。他凭一封尺一诏书上达建章宫阙，下至临死也不惨淡沮丧，并不是偶然如此，只是因为已经谋划周全，再没有可以改变的地方罢了。至于他从容优游，桑之不止，刼之不挠，是多么坚贞不屈啊！漆园吏贫贱，玄亭寂寥，司马迁身处蚕室而下笔自叙兴亡，屈原遭上官大夫谗毁而作《怀沙赋》，言语与沉默相抗，进退彼此相争。然而节义对于文章，就像二者分立一样。历代不多见，楚地也不多见。府君的节操与文章本来不能同时完备，而府君偏偏两者都取得了。这难道是富贵利达足以动摇他的心志吗？《霍支敏公传》【郭棐】

译霍韬，字渭先，号兀厓，又号渭厓，是南海人。他生来聪颖奇异，十九岁才发愤学习，不以芳华和欲望为意；侍奉双亲竭尽全力，曾写下“居处恭”三个字，坐卧之间都面对着它，心思不向外驰散，说：“将来面对君主时也只应如此。”他的志向大概早已确定了。入郡学后，被督学使者多次拔擢为诸生之首。癸酉年乡试考取第二名，甲戌年会试考取第一名，廷试本拟列入鼎甲，却因为倒用读卷官关防，置于二甲第一名，请求回乡娶亲。不久遭逢父丧，在守礼服丧的闲暇日子里，广泛涉猎群书，著有《象山学辨》《雅乐训释》。辛巳年北上，经过飞来山，发文告知山神以平息虎患，又毁掉淫祠的祷词，以杜绝舟船往来的祸害。秋季授任兵部主事。世宗即位后，他上《大礼疏》，阐明继承帝统而非继承嗣位的说法，竭力指责礼官议礼的不当，说：“尊崇正统，是最大的义理；端正彝伦，是最大的经常法则。皇上对于孝宗称为皇伯考，对于武宗称为皇兄，对于兴献王称为皇考，这是正理。在太庙祭祀孝宗的祝文中称‘嗣皇帝侄’，祭祀武宗的祝文中称‘皇帝弟’，祭祀兴献皇帝的祝文中称‘皇帝孝子’，这也是正理。因此，正统的传承由宪宗到孝宗、由孝宗到武宗、再由武宗到皇上，连续不断，这就是大一统。武宗对于皇上没有失去兄弟之伦，皇上对于兴献王没有失去父子之亲，这就是最大的纲常。”当时人们都佩服他的议论。嘉靖壬午年，他进呈三篇奏札，说：“居处恭敬，是圣贤学问中最精要的内容。”又说，任用大臣是圣政的关键：“六部官员各自举职，作为群臣的表率。”又说：“挽救积弊，端正人心，扩充天理，遏止人欲。”直言数万字，确实是治理国家的宏大方略。当时人们把他比作董仲舒、贾谊。他抱病辞官归乡，开设四所书院，聚集远近好古之士，讲明圣贤之学。丙戌年《大礼》一书完成，升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他坚决推辞，多次上疏而未获允许；皇上赐给他《文献通考》一百卷，命令有关部门发文催促各司停发俸禄，催他立即赴任，他不得已出山。入馆任职后，他上疏辞免日讲，又上治河和救积弊的奏疏，转任詹事兼学士；上盐法及任用大臣的奏疏，又上谨慎保养圣躬以及采纳老臣遗议的奏疏。戊子年升任礼部侍郎，不久升任尚书，五次上疏辞职才获准；他上《谨天戒疏》，又上郊祀疏，皇上震怒，将他交付诏狱，不久获免，恢复原官；又上《廓大公赞圣治》及《慎选科道疏》。丙申年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己亥年转任北京礼部尚书，加少保，掌管詹事府事务，进呈《圣功图》，上灾异自陈疏，又上禁止讹言疏。庚子年春季，他上疏议论薛瑄从祀，十月在京城去世。皇上下诏赠荣禄大夫、太子太保，谥号文敏。当初皇上命公入内阁办事，他竭力推辞，没有接受任命。大概公天性忠诚正直、刚强宏大，都是由于平日修养所得；只要见到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即使全国人非议他也不顾，即使天下人非议他也不顾。他的节操在于一丝一毫也不肯给予，一丝一毫也不肯取受。历任官职三十年，位居上卿，衣服不用重重的彩饰，饮食不兼有多种滋味，生活淡泊始终如一。他作为儒生，不肯认李时、毛澄为座主，也不承认三百名士人为门生。至于引荐士类，他勤恳不倦：推荐王守仁平定粤地盗寇，任用王琼掌握兵权，推荐王九思、康海、李梦阳的文章和气节。至于推荐隐逸之士，则说：“臣不如甘学林、克忠。”人们只看见他昂然挺立，却不知道他内心谦下而不自满，宽厚而有容。他在朝廷任职时上疏总共九十次，都是关系军民大计、世道大防的事情。他学术端正而德泽广施。他辞让宰相之位，有崔菊坡的风范；冒犯皇帝直谏，有张曲江的正直。皇上严肃而敬畏他，每当自己的起居举止有失误时，便说：“霍韬不知道这件事吗？”公去世后，奸邪之徒扬眉吐气，善良之人小心畏惧，都叹息说：“假如公还在，难道会有这种事吗？”君子说：“从前汲黯在汉朝时，淮南王的谋划因此搁置；世宗初年，大臣们竭尽全力进谏辅佐。要寻找像他那样直言不讳、始终不改、具有汲长孺风范的人，只有公一人罢了。” 《何端恪公传》【郭棐】何维柏，字乔仲，是南海沙滘人。祖父何方、父亲何应初，都因公的显贵而获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刚满四岁时，看见来客中有尊贵的人，便端正拱手行礼，客人对此感到惊异。长大后成为三水诸生，闭门读书，玩味研习周敦颐、程颐、程颢等诸子之学，掌握了其中的大纲要旨。每当言语行动稍有疏忽，就说：“难道不是与圣贤不同了吗？”嘉靖辛卯年，以《三礼》科考中乡试，落第回乡，进入西樵古梅洞，澄心静坐，每天阅读《白沙集》，思索其中的端绪。当时霍文敏正在讲论文章道理，常到洞中访问他，两人的言谈多有默契。乙未年考中进士，入馆读中秘书，更加窥见学问的精微蕴奥。不久授任御史，上《沙河功德疏》二篇，为国家节省费用百万。毛总制夺情起复，出征安南，他上疏论说此举不当，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因服丧请假，又进入西樵，与刘素予、模王青萝、渐逵、陈尧山等激烈论学，远方来的门人常常把门前的鞋都摆满。癸卯年北上，访问罗整庵，以此印证白沙之学，学问日益精进。补任官职后，不久出任巡按福建，正逢年成大灾，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尤其严重，公立即筹划赈济、开仓放粮，亲自率领郡县长吏救济抚恤，使数十万人得以活命。当时严嵩窃取权柄，摧残陷害言官，公首先上疏揭露他的奸邪，把他比作李林甫、卢杞，皇上震怒，下诏令官校逮捕公。公到了之后立即受系拘押，神色自若，作诗中有“孤臣傥有生还日，圣德真同宇宙宽”这样的句子。沿途士人和百姓遮道挽留，动辄以万人计；缇骑催逼得很急，诸生大声哭泣。公慢慢拱手致谢说：“这是我考虑周定之后才发言的，人臣的义务本来就应当如此，活着有什么值得哭的呢？”民间因这件事作歌谣传唱，有《诚征录》流传。押到廷杖时，只剩一息尚存，受尽拷打审讯，但言辞始终不变。下狱后与杨斛山、周纳谿、刘晴川三位公卿相聚，感到非常畅快。皇上有一天在宫中扶鸾，询问养身治国的要领，神灵回答说：“养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重要的，治国没有比爱惜人才更优先的。”皇上默然领悟，于是削除公的官籍，让他回乡。当时通议公正很健壮，公每天侍奉在父亲膝下，举杯祝寿以为欢乐；又教导弟弟维椅考中进士，入馆读中秘书。公于是隐居在词林，每天聚集生徒，阐发说明理学的奥妙，把居所命名为“天山草堂”。又开辟河南胜地为“天山书院”，用来安置跟随他游学的士人。隆庆改元，诏令恢复原官，升任大理寺卿并协理院事。

译徐文贞、杨防毅两位公卿都敬重他，机要政务和重大事务大多取决于他的意见。不久遭逢母丧，回乡住到墓旁。服丧期满，正逢今上即位，召他入朝，仍任原职，转任吏部左侍郎。皇上修养圣德、勤习圣学、整饬群臣等奏疏，多有正直的言论，因此触犯了张居正。恰逢张居正遭父丧而夺情起复，太宰张瀚以此事质问他。公说：“这是万世不变的纲常，不能更改。”张居正听说后怀恨于他，把他调任南京礼部尚书，实际上是疏远他。公行至潞河，请求退休回乡，居住在草堂，与诸生讲明《白沙宗旨》，前后超过十年；丁亥年去世。皇上悲痛，命令祭祀，赐水衡钱财为他办理安葬，谥号端恪。公的学问以无欲之教为宗旨，而忠孝都落实在行动中；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保持大节，可以作为世人的典范。著作有《易义》《礼经说》《太极图解》《天山草堂存稿》，以及编纂的《陈子言行录》，流传于世。学者称他为古林先生。《明文海》第三百八十八卷。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三百八十九卷，余姚黄宗羲编，传三。名臣。《朱恭肃公传》【瞿景淳】我还是诸生时，有人从吴门来，讲述太宰朱公拒绝商人请托一事，我深受感动。不被贿赂迷惑，不接受请托，懂得自爱的人都能做到。朱公面对商人的请托，却独自皱眉说：“讨伐国家的大事尚且不去询问，仁人说这话是为了什么？竟然说到我这里来了吗！”于是深深责备自己，商人便悔罪叩头，请求退下。这件事与杨伯起拒绝黄金相比，或许还超过了他。辛亥年，我因出使之事经过吴门，才得以在乡里的宅第拜见朱公。朱公风度凝重高远，真是后学的典范。不几年，朱公便去世了。到了丙寅年，朱公的侄子景元拿着朱公的年谱交给我，我伏案读完，于是作了这篇传。传记说：已故南京吏部尚书恭肃朱公，名某，字某，别号玉峰，是苏州吴趋里人。公自幼端庄稳重，绝不嬉戏。稍稍长大，接受侍御蘧庵公的庭训，潜心研习古代典籍，言语行动全都有法度，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他是非凡之人。二十三岁在应天府乡试中举，第二年丙辰年在大廷参加廷试，赐状元及第。当时敬皇帝重视培养人才，选择儒臣主持教导吉士，公也在其中学习；他广泛求学而归于约取，不断磨炼自己，学问日益深邃。每次修纂《会典》、修撰《实录》、编修《通鉴纂要》，一代的典章训诫大多依赖他刊定。公侍奉经筵，每次进讲都必提前沐浴，务求表达诚敬，希望能够感通圣心。考试选士，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后来许多人都成为名臣。公奉行职守，本来不必只靠勤勉完成某一件事来表现自己。他任修撰共八年，升任侍读；又过了十三年，升任侍读学士。任学士超过一考，才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今上即位后，转任礼部右侍郎，过了一年转任左侍郎。当时内阁缺人，吏部官员每每把公的名字上报，却最终没有任用；又过了一年，才升任南京吏部尚书。公性情恬淡简静，历任官职所到之处，只知道竭尽自己的职责，不知道迎合其他事情，所以升迁往往艰难，而士大夫的舆论却更加推重他。我考察公的遗事，私下觉得有奇异之处。公一生与人和物相处从不结怨，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尤其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羞耻，似乎一味宽厚柔和。然而武宗初年，逆贼刘瑾弄权，士大夫多遭折辱，公独自坚持礼法而不屈服，即使刘瑾发怒，削减公一级官阶，他也不放在心上。这又是多么壮烈啊！大概公不计较小怨，是宽宏的气度；而一定坚持原则，是义理上的勇气。中世士大夫忍受污辱而不知羞耻，自称宽和厚道来逃避权势，虽然保全了自身，却不能树立风节，反使奸邪更加肆虐，国家还能依靠谁呢？也有些人意气用事、好强争胜，把自己寄托于风节，深深憎恶不仁之人；名声固然清白了，但自身既不被世所容，党争的祸患也随之形成，又有什么补益呢？这就是孔光、张禹之流，最终以出卖国家告终；而陈蕃、窦武这样的贤者，也最终招致灾祸。我因此更加感叹公是无法企及的。公在礼部时，上奏请求裁减光禄寺冗余役员若干人；在吏部时，特别推荐被贬谪的邹守益升迁，这些事情都有补益于圣明的

译政务。我还赞赏公在考察中自陈的一篇奏疏，大意说：“国家进行考察，并不一定要每个衙门都各自罢免几个人，才可以称为公正。如果确有应当罢免的，即使多罢免一些也可以；如果没有应当罢免的，即使全部留任也可以。何必一概罢免呢？”于是坚决自请退职。这虽然是公一时自陈的话，直到今天掌管考察的人也可以斟酌实行。公一生不在文章上自我炫耀，但他的文章如太羹玄酒，玩味起来有无穷的滋味；不在节操上自我夸耀，但他的气节如高山乔岳，望去有难以侵犯的气象。他对人不轻易说一句话，到了面对重大节义、议论大事时，必定依据经典，寻求最恰当的处理；即使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不能改变他。大概他修养深厚而操守坚定，确实是天下完美的人了。他居家三十多年，虽然住在城市之中，却一次也没有进入官府。凡达官贵人来到这里，以及缙绅往来拜访的，才开始接待一次。不久便选择在山中建屋居住，以读书阅史自娱，时常和老朋友、子侄们散步游赏。农夫见到他，也不知道他是贵人。公在父子、夫妇、兄弟之间，感情真挚深厚。父母去世后，他哀痛毁瘠，守丧三年，常年住在墓旁。钱淑人去世后，公独居二十九年，身旁没有姬妾侍奉。弟弟、侄子和姻亲，常常相对共餐，即使没有什么美味，也一定尽情欢乐。彼此隔了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他一定派人催请对方来，因为这是天性敦厚笃实，并不是等待矫饰出来的。公虽然身为大臣，待人总是温和恭敬、合乎礼节，不因对方地位卑微而有所区别。家中虽然没有丰厚财产，但怜悯穷困、救济贫乏，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做。百姓苦于徭役和费用，他首先拿出自己田产的十分之一作为役田来帮助他们。《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循。”我仰慕公已经很久了，公的美德无法全部叙述，因此只论述其中大的方面，来赠给志同道合者。评论说：小人奸邪的祸害，真是太严重了！有瑕疵的人，不能免于害怕别人。太宰朱公虽然处在逆瑾的势力之下，却不为其所动；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因为有所畏惧，科官就可以不离职呢？公被诬陷而请求离职时，言辞十分激烈恳切，听者和上面的人都为之担忧。皇上虽然准许公离去，仍命有关官府每年供给廪米和夫役，这大概是特别的恩典。如果不是皇上仁慈英明，怎么会有这样的待遇呢？公去世后，抚恤典礼更加优厚，不必等到陈情请求，大概是因为公一向深受皇上知遇，而且一生操守纯洁无瑕，始终没有什么可指责议论的地方。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只是自己暴露了恶行，对公究竟有什么损害呢？上篇【邹观光】许孚远是浙江德清人，任吏部主事。当时正有学禁，于是出任佥事，不久降为运判，酌情调任南太仆丞，后来多次升迁，任知府、陕西提学副使。他把倡导道德、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升任应天府府丞。都御史李公材因边事逮捕公，公写信给所认识的人申诉冤屈；御史又弹劾公私下揭发、违犯禁令，于是公被降职谪居而归。第二年，公被起用补任佥事。公为人平和淡泊，见过他的人都心醉倾服；他所到之处都崇尚以德化民。他的学问以“知止”为要领，以“格物”为工夫。他曾说，自己存心省察三十多年，一直以古人“敬止”为准则。近来才见到格物的功夫真实严厉，不容躲闪：有私欲之物便会蒙蔽，没有私欲便会明察；有私欲便会混乱，没有私欲便能安定。早晚之间如果完全没有外物牵累，那么心境就安宁平和，差不多可以达到敬止。他又说：世上的学者，根器不同，造诣也有差别，只要能够有所悟入，没有什么不可以，难道一定要以一种学说自命，率领天下人都来跟从自己吗？他还说，王文成专门讲致良知，洞彻人的性灵，但学者依傍灵明知觉，便多半陷入空虚疏略的弊病。李孟诚专门把修身作为根本，看似最为直截简易，却又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以修身为准则，这又落入孟诚的见解；真正的道没有人我之分，也没有古今之别。

译朱子曾经更改程子的学说，王子又重新更改朱子的学说；后人著述，总是想阐明这个道理，哪里敢仓促地认为自己正确，便说超越了前人呢？刘东星是山西泽州人，由庶吉士改任给事中，降为蒲城丞，升任知县，后来屡次升迁至浙江提学副使、湖广右布政使。公为人平和纯粹、文雅高洁，使人感到和悦。他所到之处，总和贤士大夫讲论文章技艺、探求名理，好像不知道世间一切苛细的礼法，但职务却自然都能办好。士人受到他的接待，都说他如同精金美玉，赞颂他仿佛发自内心。即使舆夫、奴仆和士卒，也知道他是清正高洁的人。在楚地任职期间，他曾留下诸生吃粗米饭，还拿出簪珥等首饰为他们置办物品。刘应麟是江西鄱阳人，由庶吉士改任礼部郎官，当时常和同舍诸郎设立读书会，以文章和品行互相砥砺。他曾说：修养品行要像河津那样笃实，铺陈文辞要像献吉那样富赡。后来升任广东提学副使，请求退休归乡；不久又被起用补任广西提学，屡次升迁至浙江左布政使，升任佥都御史，巡抚吴中。吴中的许多贵人把拖欠赋税当作常事，甚至连累普通百姓。公到任后极力清查多年积欠，但这些人都是势力强大的豪族，关系由来已久，于是科臣便弹劾公。当年正值饥荒，却急于催缴赋税，难道公也会对此闭口不言吗？公说：“我所督促的，是那些有能力却拖欠赋税，以及损害国家、困苦百姓的人；并不是损害百姓来增加国家收入。”不久，公以患病为由请求归乡，诏令准许了他。当时有科臣进言说：公真诚任事，不应准许他辞职。户部又上疏，极力称赞公贤能，请求有缺额时起用；然而公已经归田多年，征召的诏命还没有来得及送到。耿定力是湖广黄安人，由成都知府升任福建提学副使，和他的兄长司徒公都以倡明道学为己任。司徒公的学问造诣深而且有权衡，副使公的学问真实诚笃而没有粉饰。他每次和士大夫讨论学问，都是就事论事，针砭极其切中要害。至于公立身行事，绝不故意标新立异，但别人自然认为难以企及。姜士昌是直隶丹徒人，任户部郎官，慷慨有志向和气节，曾上疏请皇上临朝听讲，皇上都赞许采纳了。最后一次上疏说了五件事：斥退奸邪、培养士节、确定国是、核实名实、淘汰以赎罪免刑之人。大意是说：臣子在上想要有益于国家，以正直为第一要义；在下想要有益于百姓，以廉洁为第一要义。请求斥退徐显卿等人，推荐陈有年等君子。不久，公出任陕西提学副使，教育士人先重视品行义理，后重视文章辞采。诸生考试那天，每个人都要推举德行端正的人；对于一个也没有推举以及推举不公的人，分别给予黜退或处罚。又把士人中才俊的集中到书院，分为五个读书会：经学会、史学会、古文辞会、理学会、当代典故会。邱度是淮安人，任汝宁府知府，孝顺友爱、清廉谨慎，士人舆论一致称赞他。当时陈州、汝州一带连年饥荒，公尽心赈济，救活了很多人。萧良誉是湖广汉阳人，任宁国知府。他清瘦文弱，好像连衣服都承受不起，却能压制豪强子弟、困抑兴风作乱之人，教化百姓、整治民风，在江南江北都是最突出的。后来升任河南提学副使，请病归乡，写成《自检编》留给诸生。他说：这颗心的神明，足以周遍八方、贯通千古。只有时时从安静中收摄心神，使它完整充足，常定常明，精神才会有无穷的用处。他又说：神越深藏，越能旺盛；智慧越含蓄，越显明；思虑越切近，见识越远大；力量越不显得充足，实际越有余裕。他还说：对外实行孝悌忠信，却没有内在的着落；对外处理辞受取予，却没有内在的关键；对外应对视听言动，却没有内在的依循；对外表现喜怒哀乐，却没有内在的锻炼。不学习的人已经沉溺于奢侈放纵，学习的人又陷入虚无寂灭和荒唐空疏，这种弊病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这些话都足以称为名言。崔应麟是获鹿人。我中进士时，偶然和一位在真定任职的官员交谈，他屈指数说，三辅之中清正自守的只有崔君。崔君任户部郎官，奉命到九江监兑，每天在庭院焚香，把所有羡余都拿出来给吏员看，一点也不拿来供自己旅途使用。升任济南府知府后，坚持正道，不阿附权势。顾宪成是无锡人，任户部主事。江陵病重时，举国祈祷，只有顾君没有署名。江陵去世后，他调任吏部主事，升稽勋员外郎，上疏论说尚书何起鸣以及罢免四名御史的事情，因此触怒权贵，被贬为桂阳州判官，后升处州府推官。服父母丧期满后，起用补任泉州，升考功主事，掌管铨选事务。当时有推举辅臣的命令，太宰陈公和顾君各自默拟七人，后来名单全部相合。等到他们去见执政大臣，执政惊讶地说：“某人为什么没有和您争这个人选？”顾君说：“相国既然了解这个人，就应当替他考虑始终；倘若因此耗费调停之力，对国家不是好事，对某公也不是好处。”当时同事中有人一定要依照相国的意思办，顾君不为所动，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久被削去籍册【某公即罗万化】下篇【邹观光】范世美是江西高安人，以进士身份任扬州府推官，升南京刑部郎官，后来多次升迁为镇江府知府。他刻苦自守，甘于淡泊，别人馈赠的东西一概不接受。镇江地处水陆交通要冲，官员车马像车辐一样汇聚；无论来人地位显贵还是卑微，他只写一封公文代为供应粮饷，不为他们安排供给。他平常穿布衣、吃粗淡饭，安然自若。王贻德是广西全州人，以进士身份任分宜县令，仕途屡起屡跌，稍后升为嘉兴知府。他清廉而执守原则，豪贵之人来请托，一概不听。当时考核生员，有个富人家的儿子带着三位相国的书信来请托，一天之内一齐送到，王君故意把他放在“誉髦”之列；他一旦落在郡中名次之外，便再也没有什么可企求的了，于是许多人都到京师参加考试。嘉兴士大夫为此说：“如果做官只以清廉为贵，那么为什么不刻一块木头作人，给它穿上冠服呢？那样它不是更无所求了吗？”这是不得志于王君的人讥笑他不肯办事，但最终也不能再加上一句指责。徐大任是南直隶宁国人，以进士身份任建宁府推官，升南京吏部郎中，后来多次升迁为河南副使，调任简补广西副使。他上疏请求退休，吏部覆奏挽留他。君一生举止合乎规矩，说话行事必定受法度约束。做官二十年，破旧的房屋仅能遮蔽风雨，生活简朴得和诸生没有区别。

译当时他任江西副使，临行前同僚用锦轴赠行，他割下其中的文字接受锦轴，又把文字送还。其缘幅上的钟昌是广东东莞人，以进士身份多次升迁为彰德府知府。当时我以稽勋员外郎的身份起家北上，路过彰德，供给只准备了器具而已。我暗自记住了这件事。等我抵达京师，钟君已经升任盐运使；铨曹一向把盐运使视为较差的调任，我叹息说：“谁说古道可以在今天实行呢？”后来稍稍考察他的平生，发现他古朴简素，大多就是这样。称颂他清廉的人十之有八九。张稽古是陕西宁夏人，举人，曾任河南按察使。每次外出巡按所属地区，都完全退还廪饩，只买饼来吃，把剩下的钱犒劳随从吏员。即使在家中居住时，也曾骑一头跛驴走在田间，靠耕种自给。有人说他不能忘情于家人的生产，我说：如果这样，那么古代那些共同耕作、灌园的人难道不是如此吗？张佐治是福建平沙人，以进士身份任知县，后来多次升迁为绍兴府同知。除了俸禄收入之外，一切东西都不取。他曾代理上虞县事务，已经数月，忽然寄回一封信给衙舍，众人都惊讶，认为这是君从来没有过的事，便欺骗他的使者，让他打开查看，原来只是栗子一百颗，送给太夫人而已。士人和百姓都因此感动落泪。高拱辰是山西河津人，举人，任西安府同知，受委署理数县印务，始终清苦如一日。最初直指使者也知道他的品行，曾推荐他；按照旧例，被推荐者都要致谢，以举人身份被推荐的，谢金一百两。君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礼物，也最终因制度阻隔而没有成行。此后他便也不能再得到推荐。阎汝坤是山西朔州人，举人，任扬州通判。扬州本来是财利汇聚之地，而副职长官又向来多不自爱。君独自坚持清白操守，照张稽古的旧例，曾让家属中的妇女在酷暑中骑一匹瘦弱的马，顶着烈日赶路。有属官知道后怜悯他们，追上去送给他们长夫，但他们丝毫没有接受。冯渠是江西新城人，进士，任泰兴知县，作风和声望都很著名。相国申公嘱托吏部把他调往吴县，君尚未赴任，便写信给相国，大意说相国错误地了解了自己而加以任用，自己将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国家如果有违法之人，请允许自己依法办理，这就是报答。到了吴县，他裁抑豪强暴徒，抚恤贫弱百姓，一切都和在泰兴时一样。丙戌年大计考核时，本来已经议定罢免他，有人出面营救，于是只降两级，调任闲散职位；后来稍升为广东永安知县，又调任东莞。我知道他的廉洁，于是东莞的舆论沸腾起来，说君用刑太重。我遇到泰兴、吴县、永安、东莞四地的人，总要询问实情；人人都说君穿着破旧衣帽办公，像个穷人家的孩子，但治理十分严厉。最后，泰兴人说：君所督责的，只是衙门里的奸猾吏胥和豪强之人，实际上从未无故对百姓施刑。近来我读到新城邓元锡赠给君任泰兴时所作的序，才知道君砥砺自己、喜好修养，从举人时就是如此。诸寿贤是南直隶昆山人，进士。任观政官时，御史房寰弹劾海忠介公，君和进士顾允成、彭遵古一起上疏抗辩，说房寰是什么人，竟敢议论列举忠介公的罪状？因此被贬回原籍，数年后都任教授。寿贤在河南南阳任职时，严格督促诸生学习功课，并敦促砥砺他们的品行义理，丝毫不宽纵，也不收受束脩。一次我北上见到君十分贫困，恰好直指使者送给我馈赠，于是我把它转赠给君，君接受了。过了两年，君升任国子助教，来到京师，竟把我当年所赠之物原封不动地退还，仍旧像助教一样租住民房，只有一间屋子，和市井房屋没有区别。当时顾允成、彭遵古也都抗守气节、清廉自修，称为“三进士”。王绍先是陕西三原人，以进士身份任工部主事。当时潞王出封，君和太监一同前往营建，务求精细核实、节省缩减，因而时常与宦官发生冲突；他亲自过着艰苦节俭的生活，连廪给也不接受。巡抚、按察使依例馈送给他，他把钱存入卫辉府库，退还给他们。郡守争辩说，府库不是存放馈赠的地方，君却不为所动。事情办完回朝后，言官弹劾他没有缴还御批，于是降调为山东盐运判官。他带着妻子儿女赴任，数着米做饭，靠摘下首饰换钱维持了几个月，随后请求退休离去。张鲤是山东胶州人，以岁贡身份任主簿，升县丞，又升为山西芮城知县。他骑一头骡子赴任，生活困窘而辛劳，和百姓共同甘苦。他所得的俸禄，常常替百姓偿还上司所罚的赎金；有时遇到征收而无法办成的事情，也只有流泪罢了。不久升任郑府审理正，仍把先前骑的骡子卖掉归还。旧日掌管铨选的人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循。这些君子清白得像深渊一样澄澈，坚定得像高山一样挺立，差不多达到了中正平常的境界，这在守节之中已经是最高的了。”《易经》说：“过分苦守节操，结果凶险；悔恨可以消除。”解说者认为，圣人不看重刻意矫饰，是这样吗？并不是这样。即使凶险而没有悔恨，难道能和不守节操所发出的叹息相提并论吗？他的立意十分明白，不欺骗自己的志向，即使默默无闻，也还是会感到满足。所以说：“假使再给我一些年岁来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

译《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余姚黄宗羲编，传四 名臣 《海忠介公传》【郭棐】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他还是诸生时，就已经怀抱对当世的忧虑。嘉靖丙午年，督学林公考试，赞赏他的文章，又称许他的品行。己酉年，督学蔡公再次考试，认为他奇异出众；询问得知他的平素为人后，叹息说：“这正是所谓在污泥中浸染却不变黑的人。”于是他考中乡试，被取为第九名。当时我住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偶然和我一起登科，我们相处得十分欢洽。癸丑年会试没有考中，他说：“士君子奋发立身、践行志向，何必一定要靠科举制度呢？”后来任福建南平学谕时，黎人叛乱，公伏在宫阙之下上书，极力说开辟道路、设置县治，可以免除嘉靖年间直到如今征讨、剿捕、防守、戍卫的苦难，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的气概壮烈。到了南平，他首先张贴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五条规约，辅助汉代乡试精粹的六件事，又摘取“乡愿”与忠信廉洁相似之处，以及孔子辨析申枨刚强的言论，召集诸生讲明大义。除初次相见时外，不许他们再送任何礼物；对于台使、监司，也特别抗拒学官应有的礼节，一切遵守宪纲。郡守和诸位大夫巡视学校登堂时，左右教官都跪下，唯独公站在中间，当时人称他为“山字笔架教官”。戊午年，公被提拔为淳安知县，立即申明告诫说：“知县就是掌管一县事务的人。对上，朝廷是我的父母；中间，藩司、按察司的僚属、使者、卿大夫是我的长辈和兄长；对下，吏员、书办、里老和百姓是我的子弟，遇到他们各自都有正当的原则。如果认为只能洁身自好、不能使别人也清白，认为使别人清白就会招来诽谤，凡事认真办理就会产生怨恨、招致灾祸，于是不顾朝廷是否背弃正道，而用乡愿的办法对待自己、对待别人，随波沉浮以求取名声，那就不是知县了。”于是他写成法令说：“淳安的政事，一县的政务都包括在这里了。”他供养自己十分简约，除了俸禄和薪米之外，一丝一毫也不扰民；即使家僮也命令自己砍柴，庭院十分清静，一切馈赠都严加杜绝。他说：“难道天下人都不向上官行贿，就都不能升迁吗？难道天下人只靠向上官行贿，就都不会被罢黜吗？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沟壑之中？”又毁掉淫祠，改建为社学。当时都御史鄢懋卿仗恃权势横行，公独自抗拒他，一点也不退让。鄢懋卿因此怀恨，借袁盐院之手弹劾公，要求将他改调。公到吏部办理事务时，侍郎镇山朱公、白公在冢宰面前称赞他的清誉，于是改补兴国。公见当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弊病在于浮粮，于是分条提出八件事，上报给南赣都御史吴尧山公，逐项施行。不久升任户部主事。当时肃皇帝晚年，沉迷玄修的诸臣日益萎靡，公于是上疏直陈天下第一要务，以端正君道、明确臣职；他说，若谋求自身家业的心和畏惧之心相合，臣职之所以不能明确；求取长生的心念与惑乱人心的心思相合，君主之道因此不能端正。他慷慨直陈数千言，自认为这是践行“不欺骗君主”而触犯权贵的道义，直言的声势震动天下。天下没有不敬仰海主事的人。奏疏呈上数月后，他被下诏关入诏狱，朝廷内外的臣僚相顾失色。案件虽已审议上报，最终却被留在宫中，未予批答。肃皇本来并没有杀他的意思。不久庄皇继位，下诏释放他，恢复原官，改任兵部职务，屡次升任佥都御史，巡抚应天。他一心斥责贪污，抑制豪强，革除浮华奢侈，整治长期积弊，出行时车舆随从都很简约，风采操守令人凛然。他大力疏浚吴淞江，造福万世。因为清丈土地得罪了豪强，议论纷纷，于是解除督抚职务，回乡居住十多年。他曾说：“我们人的身体具备万物的道理，应当把万物一体视为自己的责任。士君子出仕或退处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只看所遇到的情形罢了。既然有这样的君主，难道忍心辜负他吗？”回乡不久，便屡次有人上疏推荐他重新起用，有人说他的志向贯通日月，声望重于华夏。万历乙酉年，起用为南台佥都御史，还未到任，晋升为南吏部右侍郎。当时他已经七十二岁，听到任命便上路，自己发誓努力不辜负君主的倚重。他独自乘一叶小舟，从五羊越过山岭抵达建业，沿途寂静，竟没有一个知晓他的人。到任后代理部务，他立即陈述治理国家、安定局势的重要关键，说：“想要安定百姓，没有比守令更重要的了。上至司道、抚按，以及寄予厚望于阁部的诸位大臣，最终都要把根本归结到君主自身。”他施展经世济民的抱负十分锐意进取，但梅、房二位御史却大肆诋毁攻击他。只有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三位进士接连上疏，他的大节才稍稍得到申明；他们以正气来维系世道罢了。他请求辞官养老的奏疏先后上了六次，都没有得到答复。丁亥年冬天，他死在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检查他的箱笼，里面的俸禄钱仅有一百五十两，绫、纺、葛布各一匹。都御史王麟泉带领属官捐钱置办丧葬器具，这才得以送他归葬。讣告传来，皇上表示哀悼，赐祭，追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这大概是特别下令所赐。他的精忠大节本来就足以不朽；至于平生学问，若想认识他的真心，就必须成为圣贤，而不能成为表面上谨厚、实际上同流合污的“乡愿”。他说孟子的功业不在大禹之下，曾把憎恶乡愿说成第一要务。《明文海》卷三百九十。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一，余姚黄宗羲编，传五。名臣。大司寇苏公传【蒋德璟】。皇上从潜邸登基后，完全查明了逆珰与妖姆相互勾结的情状，依次将他们依法处置，并逮捕、收押他们的亲信党羽；又选定我们邑中的石水苏公担任大司寇，审理此案。苏公亲自奉行皇帝的裁断，亲手拟定判决文书，列举逆珰的侄子、冒称公爵的魏良卿，侄婿左都督杨六奇等人，以及客氏的儿子、都督侯国兴，弟弟、都督客光先，侄子、锦衣指挥使璠等人，分别判处斩首、戍边，罪罚各有差等。又戮杀逆珰和客氏的尸体；另行题请蠲免万工部燝，因赃罪被牵连而悬置的方御史震孺获释；惠给谏世杨、李戚畹、承恩等人在狱中的处置，以及其他受株连者，得以减轻处罚，共三十多人。又废除锦衣卫的刑具，如脑箍、烙铁、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名目，全部焚毁丢弃，天下人为之称快。到审定虎彪一案时，认为杀人者应当抵命，攫取官职者应当罢官，尤其不能掩盖他们的罪过。当时，巨大的奸恶势力被剪除，天日重新显现。有见识的人认为，圣主的威严决断胜过舜惩治四凶，而能够明察并使罪罚允当，实在是苏公的辅佐之力。苏公于万历壬辰年考中进士，列二甲，授户部主事；出任彰德知府，因母丧服丧，服阕后补任汝宁，尚未到任，升为江西副使，改任督学；回朝后被推荐起用为卿，任南尚宝，晋升太仆少卿；又升任佥都御史，巡抚浙江；进为侍郎，兼任宪职，督理漕运；因父丧服丧，服阕后起任南刑部侍郎，改任督漕；入朝任尚书，督理仓场；两次加授官衔，改任现官，公郎户部。当时公出使经过山东，看见饥民，便用赈济的名义请求拨款。有人怀疑他越权，公说：“饥饿和口渴都由自己承担，难道能推给别人吗？”他从浔阳关税额之外，另行放宽许多商人的通行限制，商人感激他，为他立碑。丁酉年主持贵州乡试，心中忽然有所感应，听说母亲病了，急忙驰马回去，母亲幸而没有大碍。彰德是古代邺地，民间喜欢争斗，公绘制善恶报应图，又用邵康节的《孝悌歌》晓谕劝导他们。赵藩俸禄收入很多，却常常不按时到郡府，往往在郡庭上和守臣争吵，公便把县里解送、原封未动的钱，先行分给皇族，并称颂义台使，将他举为政绩卓异的第一名。在江右任职时，他端正树立规范，绝不接受请托，所定规条完全仿照本乡蔡文庄先生的文体，士风因此大为改变。所考核的士人中，姜公名广等人，都是有名望而且与公有旧交的，他们拿着文书来，又托同事和同乡替他们请求，公严肃地拒绝了；不久便拂袖归去。士大夫彼此拉扯挽留，不让他离行，却始终不知道原因，公也不说。居家七年，住在三条小径旁几间屋子中，以古代典籍涵养精神；每天早晨起床，先到寝室问候父亲的睡眠饮食，退下后便教导弟弟和各位儿子读书，使他们学问精纯、品行高尚，海内人士都尊崇仰慕他。后来被荐起为南京尚宝卿，和李本宁、焦弱侯等诸公在美好山水之间吟啸歌咏，淡泊自守、超然自得。在太仆寺任职时，核查马匹、清理牧场。他免除落地税，使马政焕然一新；而自从巡抚浙江以后，所筹划统理的军国大事，尤其卓异伟大。台州地区的水兵王元尤、成者，因为侵削粮饷而毁坏总哨署，不久又拥入郡城，焚烧房屋、释放囚犯，自称作乱。公上疏弹劾大帅王良相、参将杨维垣，又秘密授意副使张师绎，筹划擒拿首恶。兵部下檄抽调士兵援助辽东，有谣言说山东兵每人用五十金招募，于是宁区兵陆敬、赵凤等援引惯例索要厚重粮饷。海道邓参政坚持不同意，他们便大肆喧哗，殴打把总，歃血结盟而不肯解散。公考虑到喧哗的士兵人数众多，不能立即追究，便秘密下檄命定海县令顾宗孟向他们说明祸福，并说：“兵部檄文规定，能够战胜敌人的，犯死罪者一律赦免；如果赶快解散，听从调遣出征，那么先前的罪过可以宽免。”于是让两个人领兵出发。军队经过慈溪时，又勒索犒赏；到余姚后，越过城墙挟持县令，勒索数倍犒赏；到坝上时，又和新兵争夺拥挤，导致五人落水淹死。司道官员商议要杀他们，公说：“还不能动他们，一动必然生变。等他们登船后，再宣布余姚扰民的罪行，只逮捕陆敬、赵凤二人，斩首示众。”众兵听说后吓得双腿发抖，直到京城也没有人敢再犯。昌国哨官蒋良忠驱逐哨总王翼，企图取代他的职位，唆使士兵竖旗，以保卫贤能为名，拒绝代任的施应奎。有人说应当暂且任用良忠，让他平定乱子，公说：“这样一来，唐代士卒自行拥立留后的局面就形成了。”他下檄命副帅张可大到昌国观察事变，又命团练把总杨慈忠出其不意地捆绑蒋良忠，杖杀了他，并擒获乱兵洪辰等依法处置。被废黜的武官贾祥借辽东防务之机向兵部请用，谎称自己有旧日家丁五百人，愿意回乡招集；同时还声称可以募兵二万人前往援助。兵部发给札令，准许他招集家丁；而御史邹某正在金华募兵，贾祥便私自刻印票文，也自称钦差，并许诺让应募者自行准备盘缠到天津，优厚供给。于是跟随到杭州的有一万多人。公担心发生变乱，派他的女婿、把总邓应科去劝告，说：“如果要招兵，求得一两千人就够了，招万人做什么？而且路上的粮食从哪里来？”又秘密命令营中的旧兵对来应募的人说：“你们真傻，世上哪有不给粮饷却可以招兵的事？你们且去问贾参将，粮饷在哪里？”于是众人都醒悟过来而散去，只有两千多名饥民跟随。公酌量发给他们行粮，又预先命通判杨墚携带粮饷，先行赶赴镇江、淮安、德州三处要道，依次发放。士兵于是到达京城；公上疏弹劾贾祥额外大量募兵的罪行，总共平定了四起浙江变乱。后来又降服海防军王钟、王锦等，在温州擒获陈藩、吴老等人，沿海地区也终于安稳。其他奏疏还涉及减少织造、停止织监以及轸念火灾等事；又上表章追念先正方孝孺和吴宝秀，请求抚恤录用；弹劾权宦李实未能成功，因为他牵连礼官、凌辱有关官员，这些都是其中较大的事情。李实就是当年诬陷吴地巡抚周起元，使其获死罪的人。正要调任镇守时，妖贼叶朗生的变乱发生了。叶朗生是湖州人，是妖医马文玄的高足。他听说山东莲贼反叛，其党徒丘太虚等起事，便以攻打白莲教为名，直接进入湖城，先向豪强之家索取买命钱，士民惊恐逃窜。湖州知府杜乔林急忙逮捕叶朗生，并飞报巡抚府。公立即下檄命水兵乘夜击鼓进军，又发出一份虚假的檄文，营兵三千人随后跟进。第二天清晨军队抵达苕溪，众人惊讶于行军神速，人心稍稍安定，于是依次捕捉诛杀乱党。然而马文玄仍挟持宦官家子弟陆钟奇逃往松江，公立即传檄江南各地联合捕捉，吴越地区于是平定，没有发展成邹、滕那样的后患，全靠公的力量。扬州老库中的金钱长期没有核查，宦官突然借大兴土木为名搜刮二百万，又牵连各司八十万，派宦官胡良辅、刘文耀押送解运。公再次上疏说：银钱从传闻中取得，即使千万也不难；银钱真正装入鞘中解送，即使一铢一两也不容易。输送财物来完成事务而不敢说劳苦，是臣子忠于君主的表现。

译采用先缓解一部分、再分两次办理的办法，不把应收数额全部一次取尽，是朝廷体恤下属的做法。只解送挖河银十万两，康盐院丕扬加罚遗留银六万四千九百两，食盐割没等银二万六千两，各盐商拖欠银十一万两，以此来应付。如果还不够，就挪用正项银十万两，而下一季度立即扣除归还。杨公因此得以缓解困境。奸诈的武官刘魁等趁宁远局势紧急，拿着巡抚和经略的公文，索取淮安军饷六千缗。公说：辽东中丞在暮春四日才接受职务，到十五日才开始巡抚，而这份公文署写初一，显然是伪造的；并且印文也不相似。他列出十条疑点审讯，刘魁立即伏罪，同时还查获了他伪造的户部、应天府两份檄文。这一举为国家省下了一万八千多金钱，人们称赞公神明。凤阳、泗州是皇帝故乡和汤沐、陵寝所在的要地，水灾、旱灾、蝗灾相继发生。公下令捕蝗，疏通商业、平价买粮；又竭力为海州、徐州、赣州、桃州等州县请求改折赋税，以清理河口淤塞、使漕船通行。清河口是从淮河进入黄河的漕运水道。黄河水每一石中有泥五斗，依靠淮水流势强劲迅疾，冲激黄河将泥沙荡去，这叫“以淮刷黄”。后来淮水势弱，不能与黄河相抗，清河口便淤积起来，横贯一片沙滩，渐渐聚集而堵塞。父老说这是黄河倒灌，祸患难以预料。公下檄招募民兵疏浚，又多拨剥船运粮，并亲自向金龙神祈祷。大雨下了三天三夜，淮水于是暴涨，十多里长的淤塞便频频得到疏通。于是七千四百多艘漕船没有超过期限，顺利抵达天津湾，使京城粮食充足。公上疏封赐金龙神、平浪神，并列举五项建议：“赶快回空船，及早催收，准备船只和袋子，按水次轮转，改用浅船。”其中，浅船是为了杜绝奸诈旗军揽货的弊病，尤其紧要。按照旧例，外部督理漕运，内部仓场事务，权力彼此相表里。公入朝督理仓场后，对此更加明白；而在天津增设督饷部臣后，此人贪墨狡猾，常借辽东军情为由截留漕粮，并以带运辽粮来抵补。奸诈旗军截留漕粮有四大弊端：第一，漕船上的米已经被侵吞盗取，无法入仓；第二，漕粮入仓后要多次在扬州晾晒，费用极大，而辽粮按例不用扬晒；第三，辽粮按例没有尖耗，而漕粮每石之外另有耗米七升、尖米四升二合，一旦截留，这些都落入他们的弊窦；第四，天津招募船只运往辽东，一条船很少不是一百金，四百条船就是八万金，既骗取粮米，又骗取金钱，还拿一张空单在海内折色交接，官员和军人都一下子得到饱足。正因为如此，不截留就不会停止，他们所得贿赂也最重；又故意对尾随的帮船观望，使漕运迟滞阻塞都由此而来。可是辽东方面刚报告粮食到达，不久又传来空虚的消息，无法追究到底。当时璟在京城亲眼看见这些事，心里十分厌恶，公尤其洞悉其中弊端，连续上疏，以职掌所在极力争辩，大略说：“查考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七年，天津截留漕粮，连同损耗共丢失三百七十八万多石。自天启三年起，每年才有带运辽粮三十万石，即使全部抵还，仍少二百二十多万石，都已经化为泥沙了。况且臣督理仓场才十个月，天津已经截留八次；起初还有带运的辽粮可以抵补，余下的又拿什么抵补呢？辽饷应由辽东自行供给，京城粮饷应由京城自行供给，怎么可以专门把截留漕粮当作办法，以至使国家根本陷入困窘呢？”这些话极其恳切，当权者也明知其中道理，却不能完全采用。京军按月支粮，折色额定发放两个月；部臣因宦官刘应坤请求，便想少发一个月折色。公又极力争辩说，大仓的升合粮食，不经过江河运输就不能入仓；如果多发一个月本色粮，就是二十八万石，会使仓廪更加空虚。请求敕令计臣严格遵守祖制，仍按旧例两个月发放折色，但这些意见都和当时权势相违背。他又上疏说：锦衣卫官旗，万历末年仅有一万七千多名，自从逆宦与田尔耕扰乱政务后，增加到三万六千多人。文思院匠官名册上只记载七百多人，如今却有三千多人，每年多支出米二十五万石。鸿胪寺带俸序班名册上只记载一百七十三员，如今却有五百二十七员，每年耗费俸米四千多石。官员俸禄不能与漕粮相比，外地解送的只有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三万多石；而名册中像魏田、客鹤等姓氏的人都是奸党，按清查法令本来应立即处理，皇上都立即执行了。公改任刑部后，上疏辞职；当时他的品德声望端正清明、允当公正，早已著名，正值刑部重新整顿、需要贤能辅佐之际，于是他参与审讯魏良卿和侯国兴的案件，两案都立即判决，不等时日。此前，客璠、杨六奇被发往烟瘴之地、永远充军；至于五虎崔呈秀等人和田尔耕等，崔呈秀穷凶极恶，田尔耕、许显纯倚仗威势残害百姓，最为可恨，应当依法正刑，其余各自发遣戍边。奸诈武官张体干以诅咒之事诬陷他人，刘铎也拟判斩刑，后来又根据罪状定罪。魏忠贤说：忠贤依仗先帝的宠信，控制朝廷内外，和客氏结党，窥伺宫禁；其中大事如因恼怒张国纪，便立即上枷杀死数人，又连续放纵鹰犬，必然会动摇中宫。因私怨对待成妃、裕妃，便假传诏令革去她们的封号官衔，使她们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抑，最终逼得她们以非正常方式死去。言官被杖打而死，大臣死于狱中，缇骑四处出动，道路上的人都惊魂不定。密告一有传闻，京城百姓便重叠着双脚、不敢妄动；海内遍立生祠，甚至占去孔庙的一半，公车上充满谄媚颂扬，仿佛到了新莽篡汉的时代。至尊在上，自己任命尚可喜为开国功臣，分封土地多少不论，却还唆使无耻的污秽侯爵，想要层层加封九命；他的亲信心腹之中，党羽遍布边疆要地。至于出入宫门、陈兵自卫、战马和死士充满私宅，这连路人都知道是司马昭之心，蓄谋已久，甚至超过了指鹿为马的赵高。上天的惩罚首先应以寸磔之刑施加，才足以痛快。客氏这个妖妇，仿佛吞食月亮、助虎生风；皇帝车舆上的一举一动都必然听闻，宫中甚至摇手互相告诫，使国家长期承受忧愤之痛，使两位妃子长久含冤。况且先帝弥留的那天，他诈传荫子之命，还把节俭一事视为嫌隙；私下收藏登记在册的赃物和绝代珍宝，都是从尚方积蓄中取出。通天都是罪行，盗窃国家更不能容忍。至于崔呈秀，简直不是人类而是鸱鸮，穿着衣冠却像猪狗；谁没有母亲儿女，他却拥有金印、绯服、蟒袍、玉带，竟忍心不去奔丧；明明有亲生父亲，却对人卑躬屈膝，作阉党干儿子，掌握中枢，还推举弟弟担任总镇；既任司马，又兼掌兰台总宪，早年结下仇怨，逼迫人如同池中之鱼，铨郎稍一受到惊吓，便吓得把悬梁之绳挂上。凡是逆党宦官屠杀士绅，都是他们事先谋划的结果；内帷之中选娼挟妓，歌舞从早到晚不断；卖爵鬻官，所得黄金高过北斗。假山冰消，游乐的魂魄也应销灭；即使已经因宦官被诛而暗自快意，仍然应当按照国法明正典刑。

译其余如魏良栋、魏鹏翼、魏志德等，以及崔铎、崔镗等，有的赤身出身、只会经商逐利，有的还是黄口小儿，却凭借助恶玷污贤书，毫无功劳而攀附世袭爵位，都应发配边远之地，以大快众人之心；把魏忠贤在河间处以磔刑，把崔呈秀的尸体陈列在蓟州，把客氏的尸体暴露在市上。魏志德等人发往烟瘴之地，永远充军，这和诛杀刘瑾一样，都是令人称快的事情。于是清查厂卫罗织的案件。李承祚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因为擅自使用龙袍、龙盒，被叛逃的仆人诬告为谋反，审判为斩刑。公说：按照法律，僭越使用违禁的龙凤纹，只应杖打一百、徒刑三年；即使李承祚不在八议之列，也没有判死刑的法律依据，何况他还是世宗皇帝的亲外甥呢？于是改判徒刑，事情才得到平定。公认为自己作为御史监理辽军，不应当按照守边将帅的旧例办理。惠公也不应当援引交结近侍的法律，两人都得以免罪。万公弹劾逆党宦官修筑坟墓，僭越比拟皇陵，因而被假传处分、廷杖，最终被乱棍打死；又被追究三百两赃款，江西巡抚杨公已经追解进京。公请求命令原先解送的人领回赃款，送还他的家人。皇上新近举行召见对答的大典，召公到文华殿，命各部大臣分别陈述自己的见解。公上疏说：刑部过去是清正的官署，称为西翰，像王守仁、何乔新、王世贞等人，多是著名大臣。近来被选用的人都趋向于谋求肥缺，争相躲避刑部；他们很轻视刑部，所以属官少有振作的志气。应当仿照成化年间尚书董芳的建议，命本部办事进士与各司官员一起参加刑名审问的选拔。当时户部、刑部、工部都选用有才干品行的人，优先予以升迁调任。各司官员到部任职未满一年，不许借故出差回家。锦衣卫的酷刑应当裁汰；至于防止宦官干预政事、减免租税、整饬边防，应当作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说，汉、唐、宋盛世时，君主德行英明，绝不会有张让、赵忠、田令孜、童贯这样的人，也绝不会有征收间架税、开设官市、推行青苗法和手实法这样的事；四方夷狄都叩头臣服，也没有输送岁币、讲求进献纳贡这样的事。他又引用刘忠宣回答敬皇帝的话说：“只要事事都像今天这样同台阁商议，认为适当就实行，长久这样自行治理；《中庸》所说的‘不息’，长久下去就会达到博厚高明，与地相配、与天相配。愿望皇上都能实现。”皇帝温和地加以防范、褒奖并采纳了这些意见，正要起用他时，公因病力请辞职，于是赐给他驿马让他回乡，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公名茂相，字宏家，别号石水，他的先世是光州人，后来迁居晋江。曾祖父春，祖父璟，因为儿子士润显贵，被封为御史。父亲士濳，屡次追封为都御史，三代一并追赠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公年幼时聪颖出众而有器度，受到乡里前辈赵公恒的赏识。督学王世懋、耿定力考察他，都认为他才奇出众。辛卯年在乡试中中举，接连考中进士，当时年仅二十六岁。取得仕籍四十年，七次请求退休，居家食禄二十五年；他难于进取而容易退让，始终保全节操，颇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封翁家教严格，公侍奉父亲恭敬谨慎，【疑】并不只是像石建侍奉父亲那样奋勉。父亲在世时，他把俸禄全部交给父亲，囊中没有私蓄，并且和几个弟弟推让家产、共同分甘。妹妹去世后，他为她置办孤儿。对弟弟和侄子一视同仁，平素喜爱图书史籍，不喜欢往来宴饮，门庭冷落。他尤其喜欢奖掖、借重善类，至于品行不善的人，则像厌恶污垢一样躲避他们。他曾教导璟说：“做官就像筑墙，务必要谨慎对待根基。根基厚实，墙建得再高也不会倒塌。”又在座右铭中写道：“不与万物争竞，遇到事情就有所作为。”所以他经历四朝，士大夫中违逆宦官的往往自身危险，谄媚宦官的往往声名受污，唯独他超然于这些评论之外，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治学以宋儒为宗，以乡贤蔡文庄、李文节为准则，尤其仰慕本朝名臣的言行，曾辑录成《寳善编》。他所撰著的其他作品，如《先觉要言》《读史韵言》《正气编》《教家三书》《浙漕户刑章奏》《除妖公案》《定乱纪畧》《东征行稿》《保约全书》，以及诗文，都流传于世。他有弟弟茂杓，是戊午科举人；有三个儿子，文昌、文焘、文燿，其中文昌、文燿与我交好，继承了他家的学问。史氏说：“明代大概有三位宦官声势显赫：云振、刘瑾和魏忠贤，而三个姓汪的宦官直等人还算小的。然而他们都开启了朱氏王邸入继大统的征兆。景帝因为郕王肃而兴起，皇帝因为信王而兴起，当今皇上因为信王而兴起；至于忠贤，则是我皇帝亲手铲除的。天下都称颂圣明啊。”考察主持审理并上表申辩云振案的是长洲俞士悦，审理刘瑾案的是鄢陵刘璟，审理魏忠贤案的就是公。这也足以成为千秋以来令人痛快的壮举了。璟任浙淮道及在中书省时，亲历朝代更替之际，对公的行事很熟悉；他曾取《寳善编》来衡量公，几乎没有不相合的地方，感叹道：“公真是大臣啊！”所以把他最重要的事迹写在篇中，使后世君子有所考察。《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二，余姚黄宗羲编，传六 功臣 《方伯节庵陶公逸事状》【黄佐】儒生凭借文章学问自我炫耀，但谋划往往迂阔；庸俗的官吏掌握政令刑法而行事苛急，但治理却毫无条理。这两种人都有过错。默默求学，广泛施行；谦逊自持而含蓄内敛，把学问体现于办事之中，这才算是优秀吧？我小时候，每天围绕在先祖父膝下；每当先父陪祖父吃饭，祖父总要同他谈论古今各位大人物。祖父曾说：“一个人哪里是容易了解的呢？”方伯陶公虽然出身于恩荫，但勤学善文，即使大儒也没有谁能超过他。祖父于是详细地谈到公的事迹，可惜我年幼无知，后来长久忘却了。嘉靖丁亥年，我从史馆回乡省亲，正在编修郡志，恰好接到任监察御史的命令。大体上只是依据县志仓促成书，对于藩、臬两司的名宦没有资料可考。同门而共事的，如今任州守的吴君畀，于是随见随录，略加改订，没有时间精心核实。陶公也在其中。后来我任西广提学、编修通志时，已经上疏告假。诸生只抄录今任侍郎唐平侯的旧稿，用来敷衍公的传记，写得尤其简略。直到我退隐归乡，把它刻印流传，读到它的人一定会叹息。正好大参徐君健夫来访谈起此事，徐君说：“你也知道陶公喜爱学习吗？他过去做新会县令时，当地遗民曾告诉过我。”公任县丞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住了没多久，王尹又来到任上。王尹是江右一带学问深厚的老儒，看到公才智明达、办事干练，连老吏也不能欺骗他，心中十分器重，于是对他说：“你做县丞以来，曾经请教过学问吗？”公肃然起身回答：“我随先父在浙江时，曾向周先生求学。先父去世后，学业荒废；如今已经做了官吏，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说完流下眼泪。王尹安慰他说：“县丞不要悲伤，我做你的老师可以吗？”公拭泪拜谢说：“那真是太幸运了，愿意安心接受您的教诲。”于是下拜，行弟子之礼。王尹便同公约定：“每天早晨之后，我应当给你讲授经史，讲解大义，然后你再出去处理县丞的公务，怎么样？你能不怕烦难吗？”公喜形于色，又下拜说：“太幸运了，我一定恭敬地照办。”从此他背诵、复讲，每天都有新的收获。王尹也高兴地说：“我起初见到你的风采仪态，考察你的才识，已经远远超过常人；如今又这样勤敏好学，即使我忝居甲第，也万万比不上你。他日你一定会有极大的功业，成为国家的名臣，你千万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戏言。”不久王尹死于任上，公执持丧礼，像对父亲和老师一样，料理他的后事，赠送他归葬的行囊，周到而丰厚。临行时，他对王尹的两个儿子说：“先公清廉而贫穷，他教导我，爱护我超过亲生骨肉，这如同上天的恩德，我哪里能够报答呢？今后你们兄弟如果不能取得高科显位，不要怕来找我；如果幸而应验了先公的话，算来几年之内我一定能够做到方面大员，到那时我当会替你们安排，你们可要记住这句话。”两个儿子哭泣着道谢，与他告别。丧事还没有抵达家中，公已经接任王尹的职位了。后来等到公被荐举升任按察司佥事，两个儿子学业没有成就，便背着书箱来投奔他。公为他们准备丰厚的馆舍，让他们依附住在泷水的族人那里；不久又把他们录取为泷水府学的生员，供给廪饩，二人都得以贡入太学，后来做了学官。唉，陶公的学问和品行如此卓越，碑传却全不提及，这是为什么呢？世人只知道他开府苍梧、创建崖山祠的事，知道章奏文书出自公手，却不知道他的学术根源。唉，王尹教导陶公，以及陶公报答王尹，即使古人之中也很少有能超过他们的。那时我正惭愧自己不能详细记述陶公，徐君的话又同先祖父所说的相合；我听后豁然开朗，只怕还来不及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徐君又说：“孔夫子有明白的训示：善于谋划而后成功。陶公用兵如神，大概也正是把学问建立在这个道理上。他日后在新会，选择子弟中有才干勇力的人组成敢勇军，每天训练骑马射箭，并且熟悉他们的为人。等到将要出兵时，他要进攻东方却故意声称进攻西方，谁也不能揣测他的意图。” 公署后面有一口池塘，池中建有亭子；公平日居处其中并不安稳，夜深人静时才隔着桥板召来三五个可以共同谋划的敢勇军。先派一个人同他商议，等那人回来后，再召来一个人商议；把三五个人的意见都听完，再选择能够临机应变的方案，于是即使在这三五人之外的人，也不知道完整的谋划，连这三五人彼此也不知道。谋划确定后立即发兵，士兵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看旗帜指向哪里；有时就在公文封面上加盖朱书，把命令显示给他们。因此常常出其不意，作战就一定取胜。如今却要接连发出羽檄，绘制地图、选择日期，过了一年半载，官吏士卒才开始穿戴战衣；等到出发时，营地已经被蓬蒿荆棘遮蔽，成了豺狼虎豹出没之地。唉，要寻求像公这样善于谋划的人，哪里能够得到呢！近来同馆的按察司佥事李君时言，将要在名宦祠祭祀公；我偶然前去拜访告别，走到门口才询问他原因，并把徐君的话告诉他。话还没有说完，李君便拉着我回去坐下，让我把话说完，高兴地说：“如果确实像徐君所说，哪里只是一个地方祭祀他而已？他的芳名一定会永远光耀青史！”那些夸耀科第、卖弄华丽辞藻的人，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为此再三叹息；公的美德功烈竟能这样感动人。公的女婿余世亨，因为我同公孙瑞之有亲友关系，于是和瑞之的弟弟举一同来请我，请我写公的逸事状。我没有推辞，便写下此文，让它刻在碑阴，用以安妥公的英灵。” 特进左柱国少师兵部尚书恒岳朱公传【陈子龙】公名燮元，字懋和，是浙江山阴人。家世因做官而显贵。公为人沉着坚毅、周详审慎，喜欢谋划大事；研究学问、考虑事情，都务求精确实在，不崇尚浮夸。性情质朴正直，品行清白，进退都遵循礼法。他还是生员时就已经如此。考中进士后，授任大理寺评事，五年后升为寺正。奉命到山西审理囚犯，平反的多达三百人。当时有个土豪因私人怨恨杀了七个人，御史台使者到达后，郡县长官都被他控制，案件长久不能判决。他又把金钱运到京师，托请权贵说情。公到达山西，首先查办此事，审讯取证。公对众人说：“天子命我审理案件，并不是让一概纵放罪犯。廷尉掌管天下公平，无罪而逮捕和有罪而赦免冤情，都是同样的过失。”最终特意上奏论罪，将其处死，朝廷舆论称赞他的正直。出任苏州知府时，苏州的财赋冠绝天下；凡属县应当输送府库的赋税，县里先拿盈余作为官吏侵吞的资金。公制定条规，使各县自行封存、标记，不经过官吏擅自拆封；这样一来，属县也没有名目向百姓征收额外盈余了。公有处理繁重事务的才能，所以治理大郡反而有很多空闲时间。他利用这些时间召集生员，校勘经史，勉励他们遵循道义，吴地士人于是大为改变风气。四年后升任广东提学副使，所取用的人才中有许多大儒和显达之士。

译有凭借声誉和权势来求取名额的人，立即黜退。某御史巡按到广东时，因自恃尊贵傲慢，认为公所取的人数不够，强行增加二十人，并发檄文命藩司让他们参加省试。公大怒说：“我奉皇帝敕命专门主持选拔士人，你是什么人，竟敢扰乱我的法令，难道以为我舍不得一个官职吗！”于是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部删去，又在市中张榜公布数名原先被录取为首的人。御史恨他入骨，想加害他却没有得逞。人们多认为公正直而鄙薄御史，御史因此被罢职离去。公在广东任职满六年，想到父母年老，便弃官回乡。在家居住十年，服完母丧，起复任按察司分巡陇右。他巡视辖区经过首山时，看见一个老人，心中觉得奇异，便下车同他交谈，更加知道此人不凡。于是请求让老人跟随自己回去，老人欣然答应。公便拜他为老师，几个月内就学尽了风角、占候、遁甲等书以及古代兵法。临别时，老人抚着公的背说：“希望你自己珍重；将来西南有事，你一定会贵极人臣。”又过了两年，公升任四川右布政使。此前朝廷因营建宫殿门楼，在蜀地采伐木材，命右布政使负责此事。凡是深山绝险、偏远异地所产的奇材大木，郡县都委派官吏督率工人进山砍伐，放置在大沟壑中，等到暴雨涨水时才能运出，集中到涪州。官吏借机营求奸利，不愿完成工程，往往说木材不合规格。像这样拖延了二十年，耗费水衡署数十万，官吏因此被逮捕拘禁，甚至因此死去的也数不胜数。公怀疑其中有问题，立即催促备车赶到涪州，按木材的等级高下分类并检验，只用了五天就挑出优良木材一千七百多章；把所有受牵连的囚犯都释放出来，并把不合选用标准的木材交给资产丰厚的商人，估算价值后从江淮水路运到京师，官府没有花费资财。蜀地田地沿袭永乐年间的旧籍，田地日益开辟，赋税却没有登记征收，因而被豪强隐占；后来辽东军饷从全国征取，全部增加赋税。公遍查蜀地田亩，厘正田界，每亩平均征收三厘，每年省下赋税七万五千多，蜀人都感念他的恩德。又过一年，升任左布政使，这一年是天启元年。公既感念老人的预言，又在夜间仰观天象，看见参宿、井宿所在的区域有强烈的兵气，便急忙筹划军队装备，招募有才勇的人，却没有人响应。到了秋天，蔺酋叛乱。蔺酋是奢氏的族人，属于猓猡；洪武年间归附，朝廷任命其为宣抚司，世代守护当地土地。传了几代到奢从周，他没有儿子，奢崇明凭借旁支亲属关系得以继立。崇明性情阴险凶狠，假装恭顺；凡有征调，没有不听命的，人人都轻视他。他的儿子奢寅尤其强悍狡猾，凭恃勇力，收纳亡命之徒、拯防等作为党羽，奸民何若海等为他所用，暗中蓄谋不轨。他听说北方边境有严重警报，反叛的意图更加坚定，便上疏请求率领三万精兵前去援救，借此扩充兵器军械；又派党羽樊龙等率兵驻守渝城，因此把兵籍增加到所征调人数的两倍。王大中丞前往主持此事，但军饷没有接续上，奢氏便煽动部众杀死王大中丞以下的官吏，无一人幸免，于是反叛攻陷渝州；当时是九月乙卯日。到了己未日，变乱的消息传到成都，举国惊惶。公正要进京朝见，已经上路了。蜀王亲自出东门，同百姓拥在道路上拦留公。公慷慨地以讨贼自任，众人大为高兴。于是派遣信使乘驿车，持符节，调发石砫、罗纲、龙安、松潘、威茂、建昌各道的军队入援；下令招募民兵，集合市民制造守城器具；二百里以内的粮米，全都征收入城；铠甲、兵器、金铁、麻、枲、油、炭等军需物资，分别督令各产地的郡县守令办理。经过二十多天，防守设施大致完备，侦察者也回报了敌情。贼兵分四路：奢寅亲自统率木广、遵义的军队，从仁怀出兵会合江；贼将罗乾象、朱国恩等统率羿子兵从纳溪出兵；夷人来化等从渝州出兵；奢崇明从长亭招集合边外各杂种蛮夷以及投奔他的叛民，每路都不下数万人，一齐进攻成都。当时郡中百姓多怀有异心，有人倡议说城池守不住，公亲手拔剑将其杀死，便同众人发誓说：“众人的心不一致，内部奸细不除掉，不使用间谍，不任用敢死之士；即使依法奋力作战，也都守不住。今天我愿意先死，请各位也死守这座城，希望各位不要辜负国家！”发誓完毕，贼军的战报便传来了。贼军从内江一路经过的州县共有三十七个，全都望风而降。此前派遣将领驻守椑木、龙泉等险要关隘，也全部溃败。公于是紧急关闭四座城门，部署士兵登上城墙防守。城门还没有完全关闭，贼军就到了。贼军聚集戈矛，密集如丛林，径直逼近城下，以此夸耀兵众。于是大规模制造攻城器械，攻城共三昼夜。公想尽各种办法抵御，杀伤贼军很多。他派人掘开都江堰放水，直到护城河灌满；贼军修筑桥梁，公因此得到短暂休息。贼军长期反复谋划，城内布满奸细刺客；无赖恶少把城中的情况输送给贼军，充当耳目，乘机偷袭，城池数次濒临危险。恰好得到上天保佑，阴谋泄露，前后被诛杀的有二百人。贼军按约定前来时，公就把首级悬挂出来给他们看，贼军气势受阻，双方相持十多天。贼军在四面修筑望楼，高八九丈；有的登上高屋，有的登上佛塔窥视城内。有人告诉公说：“贼军设置瞭望设施，一定会四处掳掠，营中空虚。” 公于是命令五百名敢死之士突然冲出奔袭贼营。贼军没有防备，斩杀了他们的三名将领，烧毁云楼后返回。过了几天，贼军又制造阳桥。阳桥后部像梯子，前部是悬空的桥，高几十丈，用几百头牛推着前进，从高处俯视城池，城中有人因此惊吓而死。公专门用火炮轰击牛群，击中套在牛脖子上的轭，牛受惊往回奔逃。公乘势纵兵出击，大获全胜。这时各路援兵相继到来，有的转战到达城下，有的战败溃逃离去。然而贼兵也日益增加，在四面扎营，没有退兵的意思，城中渐渐困窘。副将刘养鲲告诉公说：“敌寇深入腹地，难以凭力量争胜。”有两个生员范祖文、邹蔚然，被贼军胁迫到营中；他们派孔之谭来约贼将罗乾象内应归附，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公派孔之谭前往，他又去了第二次。半夜，罗乾象用绳索缒入城中，公设宴款待他。罗乾象神情十分骄矜，同公谈了很久，只问江南的山川景物，不谈军事。酒喝到一半，他起身跪下说：“您真是天人，乾象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贼军早晚就要灭亡了。公又命善于医术的萧德往来贼营，贼军中的枭将只有罗乾象和廖镇权；廖镇权已经中弹身亡，亲信只剩下罗乾象。

译罗乾象既已归顺，贼军的一举一动没有不知道的，萧德等人也时常来报告。贼军内部开始疑心，等到侍从左右被捆绑后，众人的心才离散。公又让牙将周斯盛假写书信，约定作为内应，以此诱骗贼军。贼军把名马和美女送给他。公又命周斯盛暗中出城结盟，同时扣留贼军派来的使者，设下埋伏等待。奢崇明果然亲自来到，刚刚吊起一个人，松潘守军还不知道这是诱敌之计，便大声喧哗。崇明惊慌逃走，伏兵出动，俘获他的随从数人。城中士气大振，竭力作战，烧毁贼军的船只和攻城器械，援兵也更加集中。公知道贼军将要逃走，制造了数百块水牌投入锦江，顺流而下；又下令有关官吏沉毁船只、砍断木筏，拆断桥梁，严密部署军队等待。贼军半夜逃走，罗乾象等人在内部发动变乱，贼营四面起火。奢崇明父子骑马逃走，才仅仅免于一死。罗乾象等人全都来归顺，其余贼军全部溃散。当时是正月晦日，成都被围共一百天后解围。朝廷的命令传到时，公已经升任都御史，抚治蜀地，专门负责讨贼，允许临机便宜行事。贼军逃走时，郡县中得到公密令的，都预先设置防备，四处截击追杀；贼军死了数万人，被捆绑押送的俘虏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贼军渡过泸水后才得到喘息，但我军因军饷接济不上，没能追上。此前贼军长期围攻成都不能攻下，其伪相何若海便欺骗各夷族发檄文说：“我们已经攻下成都，正带着金帛到处赏赐并招抚你们。” 二月，水西于是起兵侵犯贵州。水西的安氏与蔺氏世代仇杀。宣慰安位年幼，安邦彦是安位的旁支叔父，擅自掌握政权。他听说蔺氏已经占领蜀地，也想乘机占据贵州；同时蔺氏互相依靠，以共同反叛、报仇为名结盟发誓，彼此联系，又逐渐招集合并各部夷人，声势再次壮大。公在三月大举出兵，收复江安；五月收复建武、长宁，擒获伪相何若海派遣的别将以及酉阳、石砫的军队，收复重庆，杀死樊龙；六月收复泸州；七月，杨将军在江门战败，遵义再次陷落。八月，公督率各将领、官吏分兵进讨，贼军也拼死作战。到第二年二月，转战数百次，胜负大致相当，最终仍未取得关键胜利。朝廷加授公为少司马，总督三省。公接受任命后，对各将领说：“我们长久不能在贼军面前取得胜利，是因为贼军合兵则强，我们分兵则弱。”于是列营于纳溪以南，作为进攻的声势，却暗中命令大军防守长宁。四月，我军驻扎青山崖，乘雾夺取险要进入；石砫军也前来会合，于是进入永宁。五月攻破蔺州，烧毁九凤楼，荡平夷平其巢穴。两个贼首逃到客仲坝，那里是水西与蔺地的交界。我军乘此机会完全平定各夷族聚落，对投降者加以安抚安置。当时出兵穷追，贼军辗转逃入深山密箐，不能很快捕获。然而永宁、蔺地已经平定，开拓疆土一千多里。各将领和官吏都希望把这些地方设置郡县，作为封赏之地。公说：“你们都想经营自己的私利来欺骗明主，而不替疆土万世的长远计议。深山密箐中的百姓仍像鸟兽一样，不能用中原的治理方式来治理。”于是上奏，把河外四里的肥沃土地归入永宁卫，隶属于叙州；把河内四里的深险贫瘠土地分给投降的将领，让他们各自守护土地，为天子保卫边塞。两个酋长困窘不堪，寄身远逃，势力已经如瓦解一般。只是他们居住之处极其险要，最终若强行诛杀，恐怕白白耗费兵力；不如稍稍放宽，等待几年，到时应当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北阙之下。当时水西刚在大方击败贵州军队，奢崇明的意志颇为疲惫，而且有病；奢寅却仍然骁勇强悍，乘势又侵扰蔺地，公总是将其击破赶走。安氏也害怕蜀军从后面牵制自己，便向奢崇明借兵，出没于蔺地边界抵御蜀军。公重金收买投降的夷人阿友、阿引等人，假装让他们获罪叛逃，并悬赏重金捉拿他们。有时让他们贩运盐布、制造弓弩，住在边界上；时间久了，奢寅不再怀疑，便把他们全部召来任用。公因而得以获取外部消息，并约定敢死之士斩杀奢寅的心腹将领。贼军身边的人渐渐减少，奢寅心神彷徨，更加怀疑部下，拷打阿友，用尽五种酷刑，还用刀刺穿他的左脚；经过一昼夜，阿友始终不屈，奢寅只好释放了他。奢寅更加不得意，便常常痛饮。阿引等人趁他酒醉，在夜间刺杀奢寅，并声称官兵已经到来，剩余的贼军全部奔逃；他们焚烧奢寅的尸体，带着他的首级前来献上。当时是天启七年二月。此前朝廷因贵州局势紧急，加授公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督理贵州。到此时奢寅被诛，公移镇渝地，集合并分派军队，一心讨伐水西，却因父亲去世而归乡服丧。第二年皇帝即位，记录平定蔺地的功劳，加授少保，赏赐金银钱币，荫封一子为锦衣卫指挥使，世袭。秋天，诏令公仍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巡抚贵州。公抵达贵州，周遍观察地势，立即上奏说：“我私下看到，贵州山林深远险阻，苗夷错杂居住，只有上下六卫之间有一条道路贯通。叛逆的苗人剽悍勇猛而嗜杀，应当让他们知道必然交战。军队已经越过险地，就像老鼠在洞穴中争斗，勇将必胜。如果专门采取抚慰安置的办法，到了秋季水涸边防空虚时，敌军必定大举进犯。士兵因不得已而解甲休息，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军饷没有确定，计划没有建立，缓急失去次序，首尾相互牵制；爵位品秩授予太容易，众人的心志就会争竞；将领太多，号令就会纷乱。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中最明白的。依臣愚见，应当据守险要修筑营垒，整饬兵马，训练战士，等待敌人到来，安坐而取得使敌人自投罗网的办法。从前各将校白白消耗仓廪粮食，无法完成职责，便偷偷取得一些小功，互相夸耀，这是最无益于边防计划的事。他们所杀的人，有的是其他种族而并非叛乱者，有的是掩袭杀害投降之人来报功；这样既失去蛮夷之心，也违背圣朝安抚远人的道义。如今大臣所应诛杀的只是叛逆而已，贵州四周都是苗人，哪里能全部杀掉？用威严和信义来治理，他们全都是良民。六卫的肥沃田地，若不让这些人耕种，谁来开垦呢？如果杀了不该杀的人，就是把他们逼回贼军一方，自己树立敌人。臣应当使腹心地区安定，军队充实，观察敌人的隙漏再行动，奇计交替使用，以期消灭贼军，不敢因宽纵而延误上天的诛罚。”天子批准了他的奏疏。公于是大幅裁减将领，赏功罚罪，重新任用调换人员，使各署的设置都符合职掌，人心大为和顺。于是发檄调滇军攻下乌撒，堵截安氏援助叛军的道路；蜀军从永宁出发抵达赤水，扼守四夷的要害；公亲自移师驻扎六广，逼近大方。鬼师莫德劝安邦彦说：“安边驻在乌撒，滇人不敢向南进兵；永宁、赤水的军队牵制我们的后路，我们应当先攻破他们，夺取永宁交给奢氏，夺取建武六县交给法舍，然后挟制乌镇以逼近遵义，兼并贵州和云南，大事就可以谋划了。”邦彦听从了他，派歹费等驻守六广，小阿乌谜等驻守遵义，阿鲊怯等守卫鸭池三岔，各自号称元帅，邦彦号称四夷大长老，崇明称大梁王。

译六月，贼军先抵达赤水，公的间谍得知此事，便传话给守将许成名，让他假装不能取胜，撤营离开永宁，边战边退，诱使贼军深入，逼近永宁城。公知道贼军已经进入，便诱敌深入，立即命令林兆鼎从三岔进兵，王国桢从六广进兵，刘养鲲从遵义进兵。邦彦听说有王师到来，非常愤怒，仗恃勇力，想在早晚之间先击破永宁、赤水的军队，再回头抵御各将领，于是急忙求战。许成名同永宁将领侯良桂、邓圯等约定夹攻贼军；邓圯等刚一交战，许成名便和罗乾象绕到贼军背后奋力攻击，贼军大败，士兵和战马相互拥挤践踏而死的有数万人。崇明、邦彦、莫德等全都受伤，汉军斩下了他们的首级。当时各部夷人无不人人震恐崩溃，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走。王师紧逼追击，原本可以安然取胜。然而蜀将为了争夺首级而发怒争功，防守营寨的军队先行返回，其余贼军得以稍稍逃走。公移檄安位，劝他输诚内附，答应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安位年幼，不能决定，众人又集合军队，逼迫各小部族，号称二十万以抵抗王师。公大力告诫各将领，授予作战方略，并且说：“水西地势深邃幽暗，多山险；在溪谷之间、竹林密箐之下，雾瘴阴雨，连早晚都难以分辨。树林中有蝮蛇猛兽，即使不交战，军队也容易疲惫。而且陆路不能通车，水路不能行船，运送粮饷也无法到达。我们深入险阻，陷入贼军的埋伏，往往因此失败。困兽的搏斗，不可轻视。必须驻屯险要，四面轮番进攻，逐步荡平清除，使敌人的物资储备耗空，贼军必然自行灭亡。”各将领谨慎地接受命令。于是烧毁遮蔽道路的草木，清除岩穴，截断溪流，用绳索悬渡，全部派出精锐士卒，奔驰一百多里；有时斩杀砍柴放牧的人，有时烧毁粮食积聚，傍晚便返回营地，使贼军无法测知行动。过了几百天，所得首级和俘虏一万多人，俘获的男女数万人。军队行进时得到乡人作向导，就挖出地窖中的粮食就地食用；而贼军饥饿严重，一斗米要价五六金。刘养鲲又秘密派遣他的门客进入大方，烧毁宫室，悬挂榜文后离开。安位十分恐惧，请求投降，公没有立即答应，提出四项条件说：“你们想投降，应当按照先朝制度，打通九驿；献出过去杀害王巡抚的人以及蔺部逃亡之人；并且降低爵位，不得再称宣慰。”安位接受其中三项，聚集四十八日后出来投降，发誓不敢再叛，公接受了他。然而贵州人自从兴兵以来，每年消耗楚地军饷百万，不愿意停止战争，担心失去资财，便相互煽动作乱，说：“水西，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定要全部消灭，不让它留下后代。” 他们杀死了水西派来的使者，夺走使者献上的马匹，公当即斩杀数人，局势才安定下来。水西也厌倦了战争，再次派使者请求投降，公替他们上奏，皇帝下诏允许。公于是上奏善后疏说：“臣认为边疆虽然安定，却不能忘记战争；治理夷人的办法，必须先巩固内部。水西自河流以外至六目、九司的土地，也相当广阔肥沃，如今已经全部纳入版图。沿河要害之处，臣所修筑的城堡共有三十六处，近处可以控制夷地，掌管出入；远处可以联络云南、四川，便利商贾往来，都设置了馆舍，修缮驿亭，建立仓廪，炊烟彼此相望，各部互相保护，壕沟营垒、木栅柴薪相互连接不断，贼军一定不敢突然侵入作乱。鸭池、安庄一带，河边可以耕种、开通沟渠的土地不下千顷。事情平定之后，不必担心常驻一万名士兵；每个军户耕种水田十二亩、旱田六亩，再稍加增益，使他们能够自行供给盐、酪、草料、柴薪。各位将士都亲身经历数百次战斗，披荆斩棘，建立城郭，都希望得到一小块土地让子孙长久继承；应当把新开拓的土地分给他们，使他们知道努力的奖赏。谨慎地列出九项便宜措施：不设置郡县而设置军卫，不改变当地风俗，使夷、汉相安，这是第一；土地更加开垦，聚落日益繁盛，田界已经厘正，夷人便不能以百姓未耕种的土地为由逐渐侵占，这是第二；贵州土地贫瘠，过去依赖外地粮食供给，如今在本地自给，可以省去转运劳苦，这是第三；国家用度正困乏，从太府拿出金钱分赏各位将领，也不足以用爵位酬功；爵位越授越轻，不如把土地分给他们，对国家没有损害，这是第四；既然允许他们世代守护土地，各自经营家业，经历长久岁月，永远成为抵御外患的力量，这是第五；大小相互维系，轻重彼此制约，无事时容易安定，有事时容易调遣，这是第六；春夏治理农事，秋冬操练军队，在河上耀武扬旗，显示威势，使贼军每天都戒备我们，这是第七；顺从军民的便利，愿意耕种的就把土地给他，让他们一边耕种一边戍守，卫所自然充实，也没有勾取军户的负担，这是第八；军队耕种以抵充军饷，百姓耕种以输送粮食，以屯田考核耕作，不拘泥于原有户籍；以耕作聚集人口，不世袭固定编伍，使各人都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这是第九。”臣所作的部署，谨冒死奏闻。皇帝采纳了公的奏议。崇祯五年，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论定诛杀安邦彦的功劳，加授少师，赏赐金银钱币，荫封一子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八年，考核期满，升为一品，加左柱国。九年，公出兵诛杀摆金、两江、巴香、狼坝、火烘五洞的叛苗，全部平定。水西的势力更加孤立。公又打通上下六卫以及清平、偏镇四卫的道路，共一千六百多里；设置驿站障所，安排巡逻人员，商旅可以露宿而不受侵扰，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云南境内沐氏土舍普名声作乱，朝廷命公讨伐，普名声被诛。四川主帅侯良桂贪婪横暴，公上奏弹劾侯良桂违法的情状。当时有人为侯良桂撑腰，又因永宁争功一事对公结怨，于是借蔺地边界问题制造事端。龙场坝其实是水西的土地。水西和蔺地相互仇杀，争夺此地；有时属于蔺地，有时属于水西。后来蔺地同崇明结盟，打败水西，借给崇明居住此地；这里距大方七十里，距永宁将近六百里，山箐高峻险要，不出产五谷。四川人想在此设官驻兵，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公上奏说：“臣认为治理夷人的办法，是用不强行治理来治理；既然他们已经归附，就应使他们安定，不应专门依靠攻取。如今水西既已接受归顺，残余的蔺人怎敢凭险固守？只应明确疆界，让各夷人自己耕种放牧，遵守过去的制度，按职进贡纳赋，这是有利于数代的办法。如果设官驻兵，臣愚以为不便。守边的人只应听说扼守险要，不应听说进入险地。这个地方靠近夷人巢穴，四面孤立，中间又被河水阻隔，不利于救援。筑城守渡，转运烦琐耗费，牺牲有用之物来办理无用之事；而且对内会激起蔺夷拼死争斗，对外会引发水西扼住咽喉的疑虑。

译一旦战端开启，就不容易很快停止。如果臣附和众议，提出令人喜悦的主张，夸耀开疆拓土的功劳，那只是臣子一时的利益，并不是边疆的福分。”奏疏上达后，朝廷多次颁诏斥责，公仍坚持原来的主张；等到推勘地界，最终果然按照公的意见办理。安位死后没有继承人，朝廷舆论又想用兵并把水西设置为郡县，公上书竭力争辩，于是向夷人首领发布檄文，宣示皇帝的威德，晓谕他们出降。各夷人感念公的诚信，争相献出土地和重器。公分割疆土，分别建立许多夷人首领的势力，使他们的势力变小、力量分散，这样就容易控制；他们各自想保住土地传给子孙，便不敢反叛。于是上奏说：“水西各酋长依仗险要坚固的地势，从前阻隔声教。如今安位灭亡绝嗣，疏远的族人和远支纷纷争立；有的苗人前来归附，献纳土地和印信，接连不断地出现在道路上。臣认为，水西有宣慰的公有土地，也有各目私有的土地。宣慰的公有土地应当归还朝廷，各目的私有土地应当分给各地守臣。登记他们的户口，征收他们的赋税，使不同风俗的人归附内地，同于编户百姓。在大方、西溪、谷里、比那等要害之地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足以大振国威，永远消除反叛之心。况且西南边境都是荒服之地。杨氏反叛，播州奢氏反叛，蔺氏、安氏反叛；水西是云南的定番，不过弹丸小州，却有长官司十七个。两三百年来没有听说过反叛，并不是其他酋长喜好叛逆，而是定番人的本性忠顺。土地广大的，是跋扈的资本；势力弱小的，是保全世代的办法。如今臣把水西的土地分给各酋长以及有功的汉人，都让他们世代守护。凡是夷人旧有的暴政苛敛，一律革除，使他们参照采用汉法，可以作为长久的计划。”皇帝下诏说可以，西南于是平定。十一年春，公在贵州去世，享年七十三岁。所有贵州、四川的百姓，直到夷人后裔，都为他停止市集，穿丧服，建立祠庙。讣告传来，天子震惊悲悼，赐祭九坛，派官员监督安葬礼仪。公身躯高大壮实，六七十岁时，饮食仍如少年。家中没有姬妾，厅堂没有珍玩。性情耿介清廉，不随便取用财物；所到之处，人们都佩服他的廉洁耿介。他镇守贵州、四川将近二十年，军资和赎金不下数十万，全都登记上交朝廷。居处生活节俭，像平民士人一样。他为人明敏而有度量，即使站在箭石交加之下，军书纷至沓来，也从容安闲地含笑应对，件件都处理得有条理。长期居于军中，从来没有设置书记官；章奏、书信、檄文，全都亲自裁定。各位将校有的出身士卒，有的从奴仆中奋起，有的来自投降的俘虏，公根据才干任用他们，使各人都发挥所长。他执法严明，触犯法律的人，即使一向是他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诛杀；即使有功的奴仆士卒，也不遗漏赏赐，所以人们都乐意为他效死。治理夷人和抵御外患，始终以忠信为原则，不妄杀一个人。夷人都感念他，相继亲近归附，因此他所到之处都能成功，并不只是依靠武臣和军队的力量。内江有个叫牟康民的人，是隐士，假装发狂，躲避征兵。公尚未起兵时，他曾对人说：“蜀地将有变乱，平定它的人就是朱公。”等到发生叛乱，公召他而他没有来；凡有军事行动，公都秘密向他咨询，没有不完全应验的。公在贵州时，他仍时常写信替公筹划计策。公去世前一年，忽然不知他去了哪里。后来有人在秦、蜀之间见到他；这也同首山老人一类，难道就是所谓暗中辅佐的人吗？公有三个儿子：寿宜承袭锦衣卫指挥使，兆宪承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兆宣后来任后军都督府都事。陈子龙说：奢氏酋长凭借枭雄的姿态和土地，窥伺国家的危机，向重臣挥戈，席卷千里，有吞并益州的野心。公没有一寸兵、一名士卒可供任用，只凭赤手空拳同他抗争，终于保全名城，收复州县，捣毁贼寇巢穴，申明上天的诛罚。等到论功，蜀川、播州的功劳也远远不及他。天启末年，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公记述功劳的奏章没有归入内廷重视，因而失去了侯爵。伟大啊！后来再次平定黔地的祸乱，镇守安抚西南，使氐人归顺接纳，这些尤其是显而易见的功绩。自汉代以来，开通西南夷道路的人，疲惫于凭借这些去办理无益之事，所以王者的原则是：反叛就诛杀，服从就舍弃，不贪图他们的土地，也不把他们的人民纳为臣民。公不以功名为计，竭力抗拒郡县官吏的主张；有值得嘉奖的，就斩首示众，不穷尽兵威，而是顺应当地风俗、因地制宜，分割疆界、裂土而治，使其势力弱小而容易控制，留下长久的利益。忠臣的节操，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了。《易》说：“师贞丈人吉”，公大概可以当之无愧吧！《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三，余姚黄宗羲编，传七 能臣 《詹鼎传》【方孝孺】詹鼎，字国器，是台州宁海人。他家世代地位低微，父亲在市场中卖饼，而寄居在县里、替官府服役的大家族中，只有吴氏最为豪富显贵。吴家寄居处生下詹鼎，詹鼎六七岁时，不和市场里的孩子们嬉戏游玩，只喜欢到学馆游学，听人读书，回家后总能说出学生们所诵读的内容。吴氏很喜爱他，对他的父亲说，让孩子读书。詹鼎很高兴，唯独他的父亲不肯，骂道：“我本来就是做买卖的人家，生的儿子能够继承我的行业、不荒废双脚，就已经够了，为什么要跟儒生交游呢？”但詹鼎每天自己督促学习，夜里坐在烤饼炉下，不停地诵读。他父亲见他的志向不可改变，才送他去读书。过了一年，他把老师所能教授的全都通晓了。老师辞去他，正逢吴氏聘请儒师，詹鼎便到吴家求学，吴氏也像养育儿子一样对待他，让他学习。没有几年，吴氏的子弟就没有能和詹鼎交谈的人了。老师离去后，詹鼎于是成为吴氏诸子的老师。他回到县城，诸位儒生都以礼相待，称他为詹先生，不敢怠慢。詹鼎听说同县有位王愚可先生，学问非常广博，便跟随他拜师。学习《春秋》，通晓其中的义理。后来离去，参加有关部门的考试，没有考中。他代替赵生应试，赵生于是考取第一等而出仕。于是詹鼎对赵生说：“我学习经书也很劳苦，而你却凭借我的学问出仕，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不过，也不能没有什么来报答我。”他带着赵生送来的白银五十两离开了。元朝末年，方国珍在海上起兵，朝廷不能制服他，便授予他高位。方国珍在庆元开设府署，招求士人为自己所用。当时懂得辨明归顺与背叛的人，都认为方国珍是盗贼，不可辅佐，于是全都隐藏不出。方国珍听说詹鼎有才能，便用计谋捕获了他。詹鼎被捕后无可奈何，于是替他竭力办事，担任其府都事，并以廉洁著称。方国珍的弟弟任平章政事时，有人犯法，便交给詹鼎审理，詹鼎依法论罪。平章政事的妻子收受贿赂，向詹鼎请求，詹鼎坚持不答应，说：“如今方氏正要成就大谋，应当任用天下贤士，一心守法，怎么能让妇人参与政事呢？”不肯答应。妻子恼怒，进谗言诬陷他，使詹鼎在狱中关了半年才释放，随后又起用他为上虞制。上虞与伪吴王张士诚的辖地交错相邻，军吏和显贵重臣依仗其势众，因为詹鼎是儒生、不熟悉边疆事务，渐渐违反约束。詹鼎在庭中防备众人，叫来一名驿丞，责备他不奉行公事，将其斩首。在场的人都吓得双腿发抖，跪行请罪，膝盖弯曲了很久不能起身，詹鼎才作罢。后来即使是元帅、万夫长有所陈说，也都长跪着说话，不敢抬眼正视他的面容。詹鼎处理事务很有才能，公文堆满面前，必须立即防察裁决；有空时，又和故交、宾客出游四方。游学之士争相到他的门下。有个姓马的给事中，曾和詹鼎因公事经过宁海，县令以下的官员都出来迎接拜谒，早晚守候在集市。普通人相互指点感叹说：“学习竟能使人尊贵到这种地步吗？”至正末年，我军兵临庆元城下，方国珍害怕了，乘楼船逃到海上。皇帝愤怒，想发兵诛杀他，却没有人能提出办法。詹鼎替他起草谢罪辞让的表文，态度十分恭敬而又善于辩解。皇帝读了表文说：“谁说方氏没有人才呢！凭这篇表文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了。”于是赦免方国珍，不再追究，反而任命他为右丞。詹鼎也被召到京师。詹鼎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来到宫阙之下，等候皇帝出驾，呈给皇帝。皇帝为他停车站立，读完后交给丞相，任用他为官。詹鼎得罪了左丞杨宪，杨宪厌恶议论政事的人，依照惯例把他迁徙到梁地，又迁到陕地。过了几年，杨宪败亡，凡是被杨宪任用的人都遭到诛杀。詹鼎依靠这件事得以免死，在陕地住了七年。大臣把詹鼎的姓名推荐给朝廷，詹鼎来到京师。中书省认为被贬谪迁徙的人不宜任用，准备把他送回陕地。詹鼎害怕回去被人轻视嘲笑，便拿钱托付给属吏，请求掌管文书的掾史替他向丞相进言：“詹鼎有奇才，却因成例而被弃置不用，实在可惜。丞相若不相信此人，可以召来看看，我说的并非虚妄。”丞相果然召见詹鼎，询问他的情况。詹鼎的胡须非常漂亮，又能说梁、赵一带的方言；他的步行、趋走、进退都闲雅而有威仪。丞相非常高兴，向众人称赞他说：“詹鼎是尚书的才干。”当时河南行省缺少郎中，吏部请求任命詹鼎担任。丞相说：“他是和我共事的人，凭詹鼎的才能，不能让他到外地去。”过了半年，授任他为防守都卫经历，后改任刑部郎中。刑部佐贰官缺额未补，有关部门请求任用官吏。丞相说：“刑部有詹鼎在，胜过百名同僚。”他受到称誉就是如此。詹鼎在刑部，一贯以宽仁施行法律，虽不树立威势，众人却都乐于接受他的不苛刻。被判罪、应当由他复核的罪犯争相说：“如果能让詹公复核我的案件，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防守大都督府收受贿赂、替人免除军职的事情败露，有人诬告詹鼎也收了赃物。御史复核詹鼎，詹鼎说在任留守时所收养的孤外甥来探望，恐怕是他拿了，但自己确实不知道。御史说：“法律重在杀掉有罪名的人。”最终詹鼎和一百多人都被杀死。詹鼎所犯罪责很轻，有才能的人都为他惋惜。詹鼎写文章，气势逼近古人；守身廉洁自重，履行义理、喜好学习，从未懈怠。从陕地进入京师时，听说当时有人喜爱读书，书价是一斤黄金。詹鼎没有金子，只有把自己骑的驴卖掉来买书。他为人就是这样奇异伟岸。到他死后，他所收养的孤外甥为他服丧三年。《南原王先生传》【顾璘】先生姓王，名韦，字钦佩。上代从睢地迁到江浦，又迁到金陵，子孙于是成为南京人。父亲王徽，刚强正直而有大节。成化年间任给事中，弹劾大权贵，触怒权贵，被贬为普安州判官，辞官归乡。弘治初年，三原王公任吏部官员，起用他为陕西参议；他坚持正道办事，与巡按御史意见不合，于是请求退休。先生天资非凡，又受到家庭教育，德行器识很早就形成，不做不义之事，不结交不正当的朋友。从还是生员时起，就卓然有成为公卿辅弼的声望。莆田林公俊、海陵储公巏，都把他当作忘年之交。又和陈沂、顾璘友好，切磋古文辞，唯独喜爱唐代诗风；意趣萧散高远，士林往往称道佩服。警悟聪敏，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按才学等级本应授职翰苑，但参议公年事已高，请求就近在南京奉养父亲，于是授任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考核官员功绩品行以及举行五年一次的考察时，他极力坚持公论，一点也不宽贷，各部门都对他十分敬畏。他的堂弟由国子监生参加试政，想要说明文选司还没有空缺的官位，先生便严肃地说：“哪有身为铨选官司，却为兄弟选择有利方便职位的道理？南京吏部权力本来就轻，尚且这样做；假如让你居于北部吏部，又将怎么样呢？”

译他最终没有因为这番话而改变。后来服父丧期满，改授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他所管理的部门有快船，负责进献地方特产，由宦官统领，因此船夫的首领往往遭到勒索，家产破败也无处申救。先生增加他们的资给，削减他们的差役等级，严格规定节制办法，祸害于是减轻了一半。升任仪制司郎中，政务与国子监有关。旧有制度把诸生的衣冠流于宽纵，对某些事情一概姑息，很是损害礼教。先生说：“处理政务应当崇尚法令而不崇尚私情；如果凭私情选用，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用刑罚驾驭百姓，用礼仪驾驭士人。礼仪如果不能和士人相合，还看它做什么？”于是整理政务条文并公布，虽然众声喧哗，最终也没有稍稍动摇。提拔为河南按察副使，主管学政，用礼法引导士人，用恩义安抚士人，士人全都归心。因为吴太夫人年老，不能接来奉养，于是请求退休。正逢服丧，又被提拔为太仆寺少卿，死于家中。先生天性纯厚孝顺，他侍奉参议公，礼节恭敬、态度和顺，奉养丰厚、照料周全，所以参议公到了晚年，清贫却不知道匮乏，年老却不知道衰弱。吴太夫人生性多恐惧，先生在旁侍养，从未用大的声音或突然的动作惊动她。恰逢母亲病卧在床，他哭泣一定悲痛欲绝，几天不进水浆，终于因过度哀毁而憔悴至死。四方听闻此事，都为之悲哀。儿子王逄元，也有当时的声名。先生曾说：“生儿子贵在品行美好，不一定要做官。”所以逄元精心研究文章技艺，不参加科举。评论说：我登上都城，眺望钟山、印山，山势郁郁葱葱，隆起、俯偃、开合聚散，兴起云雾来布施水泽，草木色彩是多么繁盛啊！深厚的地气正适合生养众多贤才；像王氏父子这样文章和品行都卓异，灿如麒麟凤凰，显现于郊野山林，难道是偶然的吗？然而最终不能在海内得到充分施展，实在令人奇怪。等到看到长江汹涌奔流，日夜不停地向尾闾泄去，又不免感到遗憾了。否则，像近来的李按察熙、景中允旸、器中瑚琏这样的才器，最终却早死；文学家金子琮、谢子承举，都有文才却未中科举而死，这又怎么解释呢？听人说，如果都城左右有大湖，能和吴地洞庭湖相比，汇聚五湖之水，也许就能聚集水土精华、使气势不至于散失，也或许有利于辅佐大臣的产生吧？有人说：天地间的精英，大都难以聚集而容易散失；这又是万物盛衰消长的规律，不必放在心上。《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四

译传八 文苑一 《巩丰传》【宋濂】巩丰，字仲至，家住郓州滨城，渡江后便寄居在那里，按土断定籍贯为武义人。曾祖巩焘、祖父巩庭芝，都是左承议郎。巩庭芝世称山堂先生。父亲巩灋，是乡贡进士。到此以前，家中相传已有七代通过科举。巩丰学习敏捷而很早成熟，自幼年时期起，前辈们关于古今音节、事物沿革的知识，他总能像把水注入千丈深谷一样，前后贯通地吸收。年长的宿学都惊骇佩服，认为即使几十年勤劳攻读、又聚集几十家的师友讲论阐明，也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当时刚刚倡导义理之学，乡野士人受到新见闻震动，多有自矜炫耀、浮躁放纵之态；一涉及其他文史言论，儒者的学业又显得昏昧浅陋、颠倒错乱，不知尺度。唯独巩丰能收放开合，条理分明，辨别品类，随机应变而不迫促；文章内容丰富，好像一向已有著述积累；没有险怪华巧之辞，却能以理服人，片言半纸都清朗明白而含有言外之趣。他尤其擅长写诗，多达三千余首。淳熙辛丑年，他以太学上舍身份参加廷对，考取高等，任汉阳军教授；按照旧例，原本都应从学校进入馆阁，有人认为他做得不好，只授任江东提刑司干办公事。遭母丧免职后，又授浙江东路某职并改任法令；本路规定不许任监司属官，于是调任福建帅司干办公事。按制度改任临安县知县，政务崇尚宽简，官吏百姓都信服教化，刑罚减少，讼狱平息。适逢他的朋友任学官，巩丰劝他防止士人仕途淹滞，因此获罪，只领取宫观官的俸禄；过了很久才任提辖左藏库，又因宫观官的名义罢职。不久又授任宫观官，但巩丰已经去世了。那是嘉定丁丑年正月最后一天，享年七十岁。巩丰既然怀有奇才，人们都认为他应该位居馆阁中秘，不应长期徘徊在下级官位；可他每天盼望升迁，反而越来越困顿，终身不能起用，所以听到他的死讯，大多为之悲伤，其中龙泉叶适尤其痛惜。巩丰性情平易，没有拘束，但又很自负。他命令云侣乘月跨越辽阔空旷之地，胸怀浩荡而不可玷污；闲暇时总是带一壶酒，独自走入田野，不问岔路，直到傍晚才回来。离家二里有龙门峡，他登临远眺、徘徊游赏，感慨地说：“这里可以作为我的归宿了。”虽然仕途不显达，脸上却没有多少愁苦之色。两个儿子巩积、巩耕，都成为儒生。《胡长孺传》【宋濂】胡长孺，字汲仲，是婺州永康人。唐朝末年，他的先祖从天台迁来。宋室南渡以后，凭进士科出身的有十人，持节分符，前后相继。曾祖胡栗，任迪功郎、钦州司法参军，豪迈俊逸，不看重钱财，急于施舍救济，人们称他为郑庄公。祖父胡岩，嘉定甲戌年考中进士，任朝奉郎、福州闽县知县，品行卓异，议论高亢，文章奇特，诗句瑰丽；端平、嘉定年间的士大夫都认为无人能及。他在江西幕府任职时，平定赣州的乱事，在举手投足之间便使数十万人保全性命。父亲胡居仁，淳祐丁未年考中进士，任朝散郎、台州军州事，文辞和政务也远远超出四方之人。到了胡长孺，他的学问更加大为振兴。九经、诸史，下至诸子百家的著述，以及纵横旁行、铺陈散列的律令章程，没有不包罗并加以衡量编次的。咸淳十年，他凭任子资格入仕，任重庆府隔槽酒务监官，兼任湖广军马钱粮总领所签判。与高彭、李湜、梅应春等并称“南中八士”，声名显赫。宋朝灭亡后，退隐山林。至元年间，诏令下达求取贤才，有关官府强行起用他。到了京师，集贤院推荐他任翰林修撰；因言论触犯执政者，改任扬州教授。任期届满后，调任建昌，恰逢录事缺员，官府发文让胡长孺代理。那时程楚公家势焰熏天，即便违法者，官府也不敢追问。程家在外面建门，侵占官道，胡长孺立即命令拆除。转任台州路宁海县主簿。丁未年，浙江遭遇大灾荒；戊申年又没有麦子，百姓相继饿死。宣慰同知托欢彻尔商议发布赈济荒年的命令，征收富人钱一百五十万发放赈济。到了宁海县，把余下的钱二十五万交给胡长孺收藏，自己又前往邻州。胡长孺察觉他有侵吞的意图，便把钱全部分给百姓。过了一个月托欢彻尔再次到来，索要那些钱，胡长孺抱着已经办结的案卷上前说：“钱都在这里了。”托欢彻尔怒道：“你的胆子有山那么大吗？你受了谁的命令，竟敢如此肆无忌惮？”胡长孺说：“百姓一天不吃饭，就会有人死亡，确实来不及上报，但官府文书都在，可以查验。”托欢彻尔虽然愤怒，却不敢追究。县中有铜岩，恶少常在其中窥伺，时常拦劫道路，成为过路客商的祸患，官府不能禁止。胡长孺穿上商人的衣服，叫仆人背着货物跟随，暗中命令十名骑卒跟在后面。他到了岩中，恶少突然出来拦截，胡长孺正谦逊地道歉，骑卒立即聚集，把他们全都擒获，并命令把同党一并捕尽，依法处置。夜间行走不再有忧患。百姓挑着溺器去给田地施肥，偶然碰到军卒的衣服，军卒便用杖打伤百姓，砸碎器具后离开，始终不知道他的姓名。百姓来申诉，胡长孺假装恼怒，认为他在诬告，把他戴上刑具押到市中，同时让身边人暗中侦察。那个打人的军卒经过时，旁观者拍手称快，便将他逮捕到所属官署，施杖惩罚，让他赔偿器具。众老妇聚集在佛寺庵中，诵读佛经祈求消灾。有一位老妇丢了衣服，恰逢胡长孺出乡，她便来控告。胡长孺把麦粒放在众老妇合拢的手掌中，命她们像先前一样绕佛诵经。胡长孺闭目叩齿，装作请神的样子，并说：“我已经让神来监察这件事了。”偷衣服的人绕行几周后，麦粒就该发芽了。有一位老妇多次张开手掌查看，胡长孺便指责她，让她归还所偷的衣服。胡长孺向帅府报告事务，回来后，属吏说有一件奸诈案件，多次审问仍不认罪。胡长孺说：“这很容易。”夜里藏在属吏的案桌下，黎明时出来；审问犯人，犯人的供词反而更加坚决。胡长孺假装是县令，说：“听说国家有诏令，为什么不迎接？”他呵斥差役把犯人捆起来，挂在东西两边的柱子之间押出，庭院里不留一人。犯人互相说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死也不要承认，过一会儿自然会解开。”话说完，属吏答应一声便出来了。犯人大惊，全都叩头认罪。永嘉有个百姓，弟弟把珍珠步摇抵押给哥哥，想要赎回。

译哥哥的妻子很喜爱那件东西，骗他说已经被盗贼偷走，多次打官司也没有得到，便前去告诉胡长孺。胡长孺说：“你不是我的百姓，走开。”不久胡长孺审理盗案，便唆使盗贼诬告哥哥收受步摇作为赃物，把哥哥逮到官府。哥哥竭力辩解，胡长孺多次追问而不停止，说：“你家确实有这件东西，为什么说是诬告呢？”哥哥慌忙说：“确实有，是弟弟抵押的那件，赶快拿来验看。”胡长孺叫来他的弟弟给他看，说：“这难道不是你家的东西吗？”弟弟说：“是。”于是便把步摇归还给弟弟。后来调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官阶为将仕郎，尚未赴任便因病辞职，此后不再做官。胡长孺为人光明伟岸，致力于阐明本心之学，慨然以孟子自许，唯恐这种道统失去传承，诱导引进别人从不厌倦。当时学习他的人，像饥渴之人面对饮食一样迫切。方岳大臣和各郡二千石官员聘请他到学校，讲述阐发经义，四周听讲的有几百人。长孺说：“人虽然最有灵性，却和万物同出于一源，起初并没有两个本源；众人都欣然奋起，甚至有人长叹。”他的文章有精气神，像金声玉振，一发出便是和平之音。天下来求取他文章的人，像购买合抱大璧一样踊跃；刻在碑版上的文字光辉灿烂，照耀四方。乡试选取士人时，他多次主持阅卷，重视真实而轻视浮华，文风因此改变。晚年寄居武林时，患喘病、气逆上冲已经很久。一天，他备好酒食向邻居告别，说要回故乡。门人中有人察觉了他的深意，问道：“先生精神并未衰退，为什么突然想要观察天地化生呢？”长孺说：“精神和生死本来就没有关系。”他上床睡到半夜，喘息忽然停止。他的儿子胡驹推门看他，只见他衣冠整齐地坐着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他所著的书大多散失，只有《石塘文稿》五十卷流传于世。他的堂兄胡之纲、胡之纯，也都凭经术文学闻名。胡之纲，字仍仲，曾写过推荐信；关于声音、文字、字形的学说，他自称独自造诣精妙，可惜他的书没有流传。胡之纯，字穆仲，咸淳甲戌年考中进士，履行操守如同古人，是独行特立的人；文章尤其明白洁净，值得诵读，人们称他们为“三胡”。《吾丘子行传》【王祎】吾丘子行，名衍，是太末人。他的先祖原是宋代太学生，留在那里没有回去，于是便在钱唐安家。到了子行，已经是第三代。子行喜好古学，通晓经史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擅长篆书、籀书，精妙程度不在秦代、唐代的李斯、李阳冰之下，尤其精通音律。但他性情放纵旷达，不事检束；左眼失明，左脚跛，但风度特别醇厚高雅。他随意说一句话、笑一声，都令人喜爱。面对客人总是吹洞箫，有时玩弄铁如意，有时拿笔写字，旁若无人。他常把郭忠恕比作自己，自号贞白处士。租住在简陋的屋舍中，教授学生常有几十人；未成年的学生坐在楼下。宾客谈笑喧闹，惊动邻舍，而楼上楼下的学生却总是肃然。达官贵人听到子行的名声，登门等候拜访；如果不合他的心意，他便斥退而不见。有时他从楼上远远地和客人说话，不行礼；有时虽和客人行礼，却送客而不下楼。东平徐公子方，是海内的元老。他持浙西部使者的节，所收藏的古器物和款识，大多没有人能辨认，都认为除了子行无人能够知道。徐公立即命车来拜访子行，子行便逐一为他鉴定。徐公没有一次不感叹佩服他的敏捷。于是人们都说徐公能够礼贤下士，而子行也并不是真的存心傲视世人。子行写诗不完全遵守格律，却擅长著书。著有《尚书要略》《听玄集》《九籥谱》《十二月乐歌谱》《重正卦气》《楚史梼杌》《晋文春秋》《道书援神契》《说文续解》《周秦刻石音释》《学古编》。他的修辞立论，见识都超凡高深，是别人所不能及的，因此凭此自负，轻视世人。他所称许的，只有钱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胡穆仲三人。对于其他诗人文士，全都很少认可，动辄加以讥刺，不顾别人喜怒。不知情的人受不了他的嘲弄侮辱，了解他的人则认为这近似滑稽戏谑，并不在意。起初，子行四十岁还没有娶妻，买了酒家中的孤女作妾，不久妾便死了。死了很久以后，有人诬告说子行的妾曾经做过自己的妻子。有关官府逮捕妾的母亲，但妾母已经改嫁，住在别州；等她来到子行处时，又逮捕妾母的后夫。后夫来到后又投宿在子行家，恰好因伪造钞票的事情败露，最终牵连到子行知情。子行害怕了，去拜访仇仁近，正好仇仁近早已出门，子行便留下诗作离去，此后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三月，吴人卫天隐用六壬术占问他，得到“亥、子、丑”。他的卦辞说：子年子月已经过了十天，寅为开端；亥确实属于水乡，巳的墓位在丑。只有子与丑没有禄，死亡归于空墓，并非他的藏身之处；死后沉入江湖。此命生于戊辰，土为主宰，但土不能胜水；家族断绝、身体被弃，这具尸骨已经污没在深渊泥水中九十天了。卦辞与他留下的诗句相合，于是知道子行已经投水而死。他的弟子为他招魂安葬，胡汲仲替他撰写了墓铭。《鲍信卿传》【王祎】鲍信卿，名完泽，他的先祖是汴地人。六世祖鲍瑞在宋靖康年间随宋室南渡，定居杭州，所以信卿现在是杭州人。信卿天资见识纯粹敏捷，谨慎稳重而少言，记忆力很强，涉猎经史，过目就不会忘，而且喜好议论，能够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他年轻时，当时的老成之人都自认为不如他。前元元贞初年，因为蒙古语文字通行天下，有些人不能完全学习，朝廷下诏各州郡都建立学校、设置老师，贵族子弟和民间俊秀都令其入学。信卿从萧氏老师学习，完全探究其中的精奥，于是从史传中搜集故事以及切合时务的重要内容二百五十余条，翻译成书，名为《朵目》。其中反复应答、曲折论辩，最为详密。又把老师传授的话记录成书，名为《贯通集》。又采集精粹玄妙的言论，按门类编排成书，名为《联珠集》。又选取蒙古语和畏兀儿语问答譬喻之言，编成《选玉集》。凡是音韵的来源、字形笔画所以能够相通之处，细微之间都辨析得清楚。南北学习蒙古语的人，没有超过信卿的。当时从事这门学问的人都把它当作做官的阶梯，唯独信卿淡泊自守，没有求取仕进的意思，隐居授徒，门外的鞋子多得无处容纳。

译来到杭州的达官大人，没有不请他相见的。信卿和他们交谈时，所见所说总能切中要害而合乎事情实际，他们没有一次不为之低头赞叹。至顺初年，翰林奎学士早年曾跟随信卿学习，便把信卿的学问品行推荐给朝廷，极力劝他出仕。信卿以奉养母亲为由推辞。至正年间，江浙宝哥参政和浙西部使者争相征召任用信卿，想带他来参与决断军务，信卿因为母亲年老，始终没有答应。参政感叹说：“鲍博士这样博学而纯孝，假如让他出来效力做官，难道会有不忠于职守的地方吗？”“博士”仍是汉语中对博学者的称呼。信卿侍奉父母，既以孝闻名，对待兄弟也极其友爱，平日一言一行无不合乎道义，人人都称他为笃实履行道义的君子。信卿死于至正癸巳年，享年若干岁，没有亲生儿子，便把弟弟的儿子鲍益收为自己的儿子。《张孟兼传》【方孝孺】张孟兼，名丁，是金华浦江人。孟兼为人正直自信，涉猎书史，很有俊才，受到乡里的称赞。明太祖下诏征召有才能的人，郡县把孟兼的姓名上报，提拔他为国子学录、礼部主事，后调任太常司。孟兼本来就自负才能，写文章常把同辈看作奴仆。当时，诚意伯刘基因文章享有盛名，与翰林学士宋濂先生一同受到天下人的尊敬信任。刘基气度豪迈，不肯随便屈尊于人，却唯独喜欢称赞孟兼。曾经对皇帝说：“如今天下的文章之士，第一是翰林学士宋濂——我的臣下；第二是我刘基，不敢推辞；再其次便有张生孟兼，其他人臣下就不知道了。”孟兼受到刘基称赞，更加自高自大，但别人并不服他。有人稍微怠慢他，他就发怒。他曾把文章给同乡看，对方看后没有说话，孟兼便把文章放进袖中说：“等到夜里熟读后再评论，现在还没有看完。”孟兼表面上装作好意说：“还需要删改修订才行。”退下后却非常恼怒那个同乡，揭发他的短处，向众人张扬，辱骂并贬低他的文章说：“他还处在蛮夷山谷之中，即使穿上人的衣服，前面悬着、后面拖着，左边宽大、右边收敛；拿来和国中工匠制作的相比，哪里敢指望呢？” 他的同乡神色自若，不和他争辩。不久孟兼因事被贬，他的贬谪文书送到了同乡那里，同乡没有前去慰问；等孟兼因赦免出狱、恢复官职，才去祝贺。孟兼恼怒辱骂他，好像看到别人丢官便转身抛弃、连看也不看一眼。等他恢复官职后，同乡反而更加虚假地谦让，祝贺说：“我真是个小人，怎么值得您以礼相待呢？”于是踞坐不起。他迎送客人时傲慢斜视、喜欢当面攻击别人，都是如此。因此人们不愿依附他。他常对宋先生说：“先生为什么不在皇帝面前推荐我？”宋先生也认为他有才，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皇帝想任用越地僧人证，便问宋先生是否见过证写的文章、文章属于谁，又索取文章来观看。当时证曾写信和孟兼讨论性命之学，宋先生便说是太常丞张孟兼所有。皇帝诏令宋先生召孟兼，带着证的文章来见皇帝。皇帝看完，回头对孟兼说：“张丞是我的门人。”宋先生回答：“他不是臣的门人，只是臣乡里的后生。而且他写文章有才华，很受诚意伯刘基称赞。”皇帝仔细打量孟兼说：“你的骨相薄弱，做官只能慢慢进步，不可以骤然升迁。”不久授孟兼为山西按察司佥事。孟兼廉洁刚劲，痛恨邪恶，到了按察司便纠察揭发奸猾之徒，一点也不宽贷；还牵连其同党，使他们互相攀引，每一件事牵连的人多达几十个。官吏百姓看见张佥事出巡，都凛然胆寒，好像畏惧鬼神。声名传到朝廷，升任副使，调往山东；山东布政使吴印原是钟山的主持僧人，由皇帝亲自选拔授官，又用妻室来笼络他。皇帝对他宠信深厚，吴印因此自以为受到知遇。君主自尊重礼节，吴印却稍显简慢。孟兼自负才能无敌，又认为吴印是新近任用的官员，而且还是僧人，便轻视他。吴印等候孟兼从中门进入，孟兼认为吴印虽然官位高，但自己属于风宪司，不应由吴印从中门召见，于是打了守门卒。每月初一、十五入学，拜谒孔子完毕，便让诸生执经讲说，孟兼故意借话讥刺吴印。吴印心中不平。那时刚开始刊印大明宝钞，吴印不让使者和军民兑换，亲自到库中买钱，百姓以为这造成了祸害。孟兼却说这是吴印擅自实行的诏令，属于违制。他骑马进入布政司，责打僚吏，追问罪责，并说将上密封奏章向朝廷说明。僚吏都十分恐惧，劝吴印立即上密封奏章，说明孟兼凌辱欺侮自己的情况。但孟兼的奏章最终没有上交。皇帝看了吴印的奏言，认为孟兼是在凌辱自己，任用的臣下竟敢如此不逊，便下令治罪笞打。孟兼受辱后更加愤怒，立即逮捕那个代吴印撰写奏章的人，想按罪论处。吴印又上书说明情况，请求辞去官位，以躲避孟兼的横暴，否则将被他排挤。皇帝大怒说：“他竟敢和我抗拒吗？我今天就和你抗到底！”于是给孟兼戴上刑具押到宫阙之下，在朝廷上责问他；又命卫士揪住他的头发、抓扯拖拽，把他折磨得濒死，特意论罪弃市。皇帝下诏对吴印说：“我已经替你除掉祸害了，好好做你的事吧。”当初孟兼升任山东副使，自陈父亲年老，父老大夫替他请求休假，皇帝答应了。孟兼回到家，县令、县丞都到门前拜谒，捧着酒和牲礼相送，孟兼坐着接受他们的跪拜，不作答礼，挥手斥退酒礼。同乡都劝他稍微谦逊礼让、和气地对待下人，孟兼不听。等到他败亡，有人同情他，有人觉得痛快，都认为这样的结局是应当的。孟兼内心其实没有奸邪之心，只是崇尚意气、喜好自高，因此被人陷害。才能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如果没有谦逊来对待人，却凭才能骄傲地凌驾于人之上，给自身带来祸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凭孟兼的才能，假如能够克制自己、谦下待人，即使遭遇不幸也未必会死；但他想要抬高自己的势力，轻视他人，这是错误的。法律虽然过于严酷，但他落到如此惨酷的结局，也有自己的原因。《银塘生传》【赵防谦】

译我被罢官后从中都回到余姚，隐匿行迹，不进入城镇；有时出游湖泽水边，有时到邻县交界的山谷中，靠着树、坐在石头上，常有好事之人来到我身边，围绕数道。近来有个银塘生，事情十分罕见奇异。听说他的形貌，认为他属于神仙一流，简直无法形容。他常骑牛出入四明洞天，遇到风景林壑优美的地方，就箕踞而坐，长声呼啸，兴致无法遏止时，便赤脚狂歌；又在纸上描绘形貌，在墨迹中写画草树木石的变化姿态，并在上面题诗。他的作品极其奇秀，墨光流动，神采几乎变化如神。不久把纸张挂在树枝上，唱过一两遍，声音如龙吟，回响震动山谷；有人来求，他就给，却不肯给普通俗人。问他的姓氏，他只是哑然一笑，不作回答，于是便在纸上写“银塘生”三个字，大家便这样称呼他。因此好事之人往往带着笔墨纸张等候他，稍稍求得一幅。有的人带酒备好器具，坚决请求他作画题诗，银塘生却看也不看；所以得到他一片纸、一句话的人，都像珍宝一样收藏起来。我起初听说此事还怀疑，后来敲问人们曾得到的作品来观看，原来是我的朋友杨宗彝的笔迹，难怪这样罕见而受到当时人的看重。这只是杨宗彝不被当时任用，借隐逸来玩世的一点节操罢了。假如他能够在上层大为施展才能，并向下广泛施行教化，那么他的成就又不是平常人所能知道、今天的人所能达到的了。我曾经和他同游，夜宿山中。有个和尚谈论古今豪杰，认为三代末年以后，屠夫商贩、奴仆俘虏之中反而也有可取之处；若崇尚这种在时机来临时突然奋发的人，张子房最为突出；若生不逢时却能竭尽忠诚，孔明最突出；遭逢世变而善于安守本分，陶渊明最为极致；郭汾阳是平定不平、使天下归于平定的执政者；邵康节对世道淡泊；程伯子不能彻底改变命运。这些都是我和几位先生心中既感快意、又有惋惜和不平、感慨激动之处，其他人都只是寻常事罢了。我借着这些话，心有所发。晚来坐在松树根、石头上，看见许多山松鼠在杉树叶下跳跃奔走，兔子快如闪电般逃跑；银塘生投出一块石子打死一只，落在地上。我以为只是偶然嬉戏，便问他还能不能再做到，他又打死一只老鼠。有时又常和他饮酒起舞，把酒杯放在手掌上，婆娑旋转很久，酒却一点也没有洒出；他的技艺精妙，无论大小都像这样。他的诗清新俊丽，意味隽永，脍炙人口；造诣幽深、出人意表，一定会名传后世。我本来不喜欢当时名流的诗，有一天在万诗阁读到杨宗彝寄给我的几篇诗，便抚着几案朗声歌咏，反复不能停止，后来才觉得手掌疼痛，回头一看，双手都已经红了。《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五，余姚黄宗羲编，传九 文苑二 《巢书子传》【童轩】巢书子忘记了自己的乡里、官爵和姓氏。他住处的官舍后面缚搭了几间屋子，幽静开阔，喧嚣之声不能靠近，宾客和车马也不能到达。他家贫穷，没有多余的财物，只有几千卷书，堆在几案上，靠在墙壁上，陈列在左右，前后排列在书架上的，全都是古代圣贤的文章。巢书子退朝后总要进入其中，整天吟哦；抬头看、低头拾，疲倦时躺下以书为枕为席，无论哪一种状态都和书在一起，不因风雨寒暑而有一天离开，像鸟筑巢一样，于是自号“巢书子”。时间久了，他似乎更加有所收获，沉醉在书中，浩然不知天地广大而自身渺小，也浑然不知圣贤属于古代而自身属于今天；悠然自得，仿佛龙巢居于海、凤凰巢居于云，这种舒适也无法用它们来比喻。甚至夜以继日，即使精神疲惫、精力耗尽，荒废岁月和人事，饥渴临身，也一点不停息。妻子儿女劝他不能使他停止，朋友游伴告诫他也不能使他听从，舆夫、仆役私下讥笑他，他也不放在心上。于是他自己叹息说：“人生处在天地之间，无不有所嗜好。假使我不幸嗜好饮酒，就一定会捧着酒坛抱着酒瓮，吃酒糟、饮薄酒，直到丧失身体、损害性命还不知道检点，那将把我怎样呢？假使我不幸嗜好财利，就一定会侵夺贪求、崇尚奢侈，厚厚积蓄、充盈储藏，直到丧身覆家，成为天下人的耻笑对象，那将把我怎样呢？假使我不幸嗜好成仙，就一定会烧炼茅草、寻找仙草，炼铅熔汞，最终弄得破产败业，落到一事无成，那将把我怎样呢？如今我幸好不嗜好那几种东西，只是专心钻研书籍，探究天地造化的奥秘，考察古今兴亡，研究贤哲之士的始终，辨明人情物理的是非；即使这样勤苦不懈、没有一点闲暇，不是仍然胜过嗜好那三件事所造成的过失吗？即便如此，难道只是没有过失而已吗？把它落实到自身，便能修养自身；推及他人，便能使人受到教化；建立功业，便能使政治和谐，礼乐明备；哪一样不是有待于我所说的这些学问呢？况且舍弃饮酒，即使尘封酒槽、空置酒樽，我的所得仍然如故；舍弃财利，即使只能住在箪食瓢饮的陋巷，我的所得仍然如故；舍弃成仙，即使头发脱落、牙齿残缺，耳聋眼昏，我的所得仍然如故。那几种东西即使舍弃了，实际上也没有损害自己，哪里还用计较呢？假如一旦舍弃书籍，便眼睛昏花、耳朵混沌，举止失常、步履匆促，糊里糊涂地经营于醉生梦死的场所，懵懂而不自知，这可以吗？难道不可以吗？秦朝正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聚集天下书籍把它们焚烧，几乎没有一尺长的书籍流传；到了二世，国家就大乱了。大概舍弃书籍，便听不到古今的鉴戒，无法讲论仁义道德，不能施行礼乐教化，最终导致亡国，也是应该的。拥有国家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地位在他之下的人呢？如今圣明天子在上，崇尚儒学、尊奉正道，几乎将要使家家备有礼乐、户户藏有《诗》《书》。将来若有一天，束帛和鸣驺来到书巢来聘召我，我应当满腹书本地前往。说完，他拍着手笑道：“我的话夸张了，了解我的人替我删掉它吧。” 《太白山人传》【李梦阳】李夣阳说：“我不知道孙山人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同他见过面。刘子经过夷门时，大概多次称道山人的风采神韵。《藻雅》说：‘同他交游，会使人坐忘尘虑。山人也时常寄诗给我，然而我始终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诗人邵谒传》【黄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邵谒是翁源人。唐代诗歌之道大为昌盛，中原、荆、蜀一带有许多名家；五岭以南在开元盛世时以诗文著称的，只有曲江公张九龄一人。柳宗元认为，张九龄兼擅诗文，只是不能穷尽其极致；但在南方士人中，唯独称他为诗人。还有一个廖有方。柳宗元说：“交州有许多南方出产的金、珠玑、玳瑁、象牙和犀角，这些物产都奇异非凡。至于草木，也很不寻常。我曾奇怪，阳德的光明，为什么只显现在繁花奇卉之中，却很少集中到人的身上。如今廖生刚健、厚重、孝顺、友爱、守信、谦让，内心有质朴的德性，外表又有文采，是唐代诗歌中具有大雅之道的人。他难道正是阳德所集中体现的人吗？这在世上是很少见的。如今世人对于繁花奇卉，普通人都知道珍贵，难道也有人珍视廖生吗？如果真能这样，我就不能称他为普通人了，他实在也是世间少有的人。柳宗元如此珍视廖有方，又对世人珍视有方寄予更深的希望；一定是因为廖有方的诗确实符合他的内心，而他的为人也确实值得世人珍重。然而，廖有方诗歌和为人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流传下来。后世所记录并流传的唐诗中，只有邵谒与曲江公张九龄巍然并存。” 那么，岭南像廖有方这样未能流传下来的诗人，不知有多少，难道可以说粤地没有人才吗？邵谒作为晚唐的一介士人，能够使自己的名声长存，甚至与各位名家并列流传，他的诗才应当不在人下。假如柳宗元见到他的诗，又会怎样看重他呢？世间流传的邵谒生平事迹颇为奇异。起初，邵谒家境贫寒而且地位低下，只得屈身做县吏。县令有客人到来，一天三次指使他支撑床榻，邵谒都不答应；县令又三次用下巴示意他，邵谒仍不答应。县令于是怒骂他。邵谒瞪眼看着县令说：‘呸！吏役难道是供你支床的吗？读书求取俸禄也不过如此罢了。大丈夫应当抬头居于人上，怎么能低头做人的奴役呢？’县令更加愤怒，大声骂道：‘该死的狗胥吏，竟敢这样！还不把他拖来？’于是左右的人拉扯他，邵谒不为所动，甩着手臂走出去，拿刀割断自己的发髻，挂在县门上，并题字说：‘如果求学不能成功，就像这头发一样！’他发愤读书，昼夜不停，在水心修筑书堂，隐居在那里，离县城约十里。平日里他的头发和胡须蓬乱，像乡里的孩子，亲友多嘲笑他，邵谒却不因此沮丧。时间久了，他广泛通晓经书、诸子和百家之学，束发苦心吟诵，尤其擅长古调诗。学业成就后，被有关官员举荐，到了京师，进入国子监，声名显赫，士大夫中都为之赞叹。”

译邵谒能够成名，是因为胸中郁积的正气激发了他。天道无不具有阳明之性，只是常被阴浊压制；人无不具有刚劲之气，只是常被物欲软化。因此，有的人侍奉君主，必定弯腰屈身、攀援求容；做官时必定像狐狸蹲伏、尺蠖弯曲那样求取媚悦；面临危难时必定甘受羞辱以求免祸；处理事情时必定违背正道以求迎合；得志时只求满足欲望，失意时只求哀怜；说话虚伪却装作坚定，外表恭敬却心怀欺诈。只要能够攫取富贵，没有什么不肯做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丧失了羞恶的本心。如果能够充实并扩展自己的本心，那么他的气概可以迫近天地，他的诚信可以感动金石，可以使豚鱼信服，天下就没有难以处理的事情，难道唯独写诗不能精通吗？现在有会稽的竹箭，把它弯曲削成箭杆，用坚硬的金属制成箭镞，再配上南鹏的强劲羽翮，拉满弓发射，穿透犀牛和兕牛七层铠甲，也不困难；假如把竹箭一寸一寸地弯曲，连拿来做箭杆都不够。《易经·坤卦》六二爻说：‘正直、方正而广大，不经过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正直、方正而广大，还有什么利益能超过它呢？邵谒在京师居住最久，与他交好的都是名士；但他性情刚躁，与时俗相违，因此最终没有考中甲科。他写诗多讽刺时事，其中《论政》一篇说：‘贤明啊，周公三次握发起身，为天下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孙弘不开门延请宾客，丙吉哪里会去过问牛的事情。内政依靠股肱大臣，外政依靠诸侯。股肱大臣的政务如果施行得好，诸侯的政务自然会修治。天下有一件事不得其所，就会像蚂蚁穴一样蔓延成山丘。不要说万木凋零，秋天并不只是由一片落叶造成。朱云如果不刚直进谏，汉帝最终就会任意而行。子婴一旦丧失国土，渭水向东悠悠流去。”当时藩镇强横暴戾，宰相又多非其人，所以邵谒的诗涉及这些事情。温庭筠认为他命运多舛、怀才不遇，于是把他的三十多篇作品题榜公布，以振兴公道；后来邵谒刚脱去布衣、授官不久就去世了。他死后，降巫作诗，自称“邵先辈”，世人共同把他视为神异。考察邵谒的为人大致是刚强却缺乏涵养，急躁而没有节制；所以他说话冲撞触犯别人，行动也放纵狂乱。假使他能够闻道，并积聚义理来充实自己的气概，本来就是柳宗元所说的阳德所钟，他所能建立的功业难道只会是这些吗？可惜他的志向郁结而不能施展，死后也没有留下余灵，实在令人悲哀。邵谒有诗集，南汉史官胡宾王为它作序，使其流传后世。我们广东的诗人中有何鼎、孟宾于等人，但都比不上邵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戴先生传》【文征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戴先生是苏州长洲人，名冠，字章甫。他生来聪颖奇异，专心求学，超过常人。他的学问除了经史之外，像诸子百家、山经地志、阴阳律历以及稗官小说，没有不贯通搜考的；他剖析探究，必定寻求事物的源流，并用义理加以考辨。写文章一定以古人为师，气势浩瀚而清澄深湛，奋发迅疾而凌厉超迈，议论高远，务求出人意料。诗尤其清新高雅，多寄托讽刺之意。他推及其他学问，作为程式，也都奇特俊秀，不受拘谨的格套束缚。一时之间声誉广泛传播，从诸生中脱颖而出。当时诸生大多拘守章句训诂，所作经义大多是熟滥迂曲的言辞。戴先生既聪明而理解力强，志趣高朗而自负，轻视同辈，没有谁合乎他的心意。因此人们多忌恨并诋毁他，但最终也没有谁能够超过他。每逢乡试考选，人们都认为戴先生必定取得第一名。戴先生自己也认为科举功名可以取得，然而八次应试都落第。弘治四年，才凭年资贡入礼部。这一年贡入礼部的有数百人，集合数百人进行考试，他的名次列在第一。进入内廷考试，又显著地超过数百人而名列前茅。但按惯例只能获得学官之职，当权者爱惜他的才华，命令他完成太学学业，以等待日后任用。但戴先生不能等待了，最终参加选授，得到浙江绍兴府儒学训导之职。他在任上凭借自己的学问教授诸生，诸生多有成就。戴先生又利用空闲更加放意于学问，学业越发宏博纵横，考究、评论和著述从未稍有懈怠。起初，戴先生还是诸生时，绍兴有一位担任御史、督学南畿的人，自负文学才华。戴先生见到他的文章，曾有所指摘，有人把这些话传到御史那里，御史怀恨在心，想上奏黜退戴先生，没有成功。等到戴先生任职绍兴时，那位御史已经罢官在家，两人偶然相遇，发生言语冲突，谁也不肯服输。后来御史死了，他的家人诬陷并拘捕戴先生，于是戴先生被罢职归乡。戴先生向来有经世济用的志向，从小时候起就曾上书有关官府，请求铲除乡里的淫祠。到了壮年，更加用心研究时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身份巡抚江南，特别器重喜爱戴先生，每次召见，总是亲切交谈很久，听他谈论议论，没有一次不惊叹，知道戴先生不是只会经书的儒生。等戴先生到京城时，王公已经任吏部官员，见到他惊讶地说：‘你还只是举子吗？’于是询问当时最紧要的事务，戴先生分条上奏数件大事，大意是把任用贤才作为国家首要事务，又劝王公不要拒绝身边人的意见，不要自恃己见，不要因为曾经受挫和怯懦而丧失平素的志向。他的话正直敢言，都有所讽谏切责。戴先生在绍兴时，浙江一带的海塘曾有水患。韩参议向戴先生询问水利的得失，戴先生分条说明利弊、兴废以及当时修筑的具体办法，细致周详而切实可用，韩参议于是采用并施行，百姓至今仍认为便利。戴先生著有《戴子》若干卷、《随笔类记》若干卷、《读史类聚》若干卷、《通鉴纲目集览精约》若干卷、《经学启蒙》一卷、《奇字音释》一卷、《礼记辨疑》一卷、《气候集解》一卷、《濯缨文集》若干卷、《和会稽怀古诗》若干卷、《补文房图赞》几卷。戴先生享年七十一岁，于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去世。戴先生先后娶妻两次，都是夏氏。子女四人：思宪、凭应、凭县学生。女儿三人，孙男孙女共十一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百人〕

译《少谷子传》【黄绾】少谷子是闽地人，姓郑，讳善夫，字继之。他年轻时就负有才名，却没有遇到良师益友；他的学问经过五次转变，才开始立志求道。考察他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当今的豪杰吗？少谷子起初学习举子业，想要追求当世的功名，于是自问道：‘举子业足以耗尽这一生吗？’于是刻意写作诗文，想追随先秦庄子、屈原以及唐代杜甫等人的作品，研究他们的步趋。取得成就后，他又自问：‘文章辞藻足以耗尽这一生吗？’于是仰慕东汉以来直到南宋那些高人逸士中足以激发人的孤高风操和深远韵致，并追随他们。又自问：‘风节足以耗尽这一生吗？’于是仰慕西汉以来直到盛宋那些将相名公中足以流传美名的宏大功勋和盛烈事业，并以此自勉。又自问：‘功业足以耗尽这一生吗？’于是仰慕尧舜以来直到孔孟那些修养自身、经世济民而足以同列的人，并把他们当作古代的朋友来交往。他说：‘道就在这里了，我将终身致力于此吗！’过去壬申年，我任后军官职，知道自己在道上还不够，准备隐居故山，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少谷子当时任户部主事，在吴江的浒墅督收税务；我经过那里遇到他，他握着我的手交谈了一整天才分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四人、三人、十一人〕 分别时他仍依依不舍地说：‘我也将从这里隐遁了。你不要抛弃我，将来我大概会到天台、雁荡之间去拜访你吧？’我回去六年，丁丑年，少谷子果然来了。于是我们坐在凌峰，走过石梁，倚着天柱，面对龙湫；疲倦了就回到紫霄休息，那里就是我居住的石龙书院。当时天气阴暗，大雪连续十天没有停止，人迹全部断绝。我白天砍松枝，夜里烧松木柴，与少谷子相对而坐，畅谈尧舜以来相传的道，以及六经百家、礼乐刑政、天文地理、律历的源流和佛、道二氏学说的异同，直到天地之间的事，没有一件不加以探究。少谷子也把平日所写的著述全部拿出来给我评议，又写信给他的朋友孙太初、高宗吕、傅汝舟等人，使他们降低心志、共同归向正道。所以孙太初由逃避老氏而归依儒学，都是少谷子启发他的。少谷子又说，平生所遇知己没有比得上我，只遗憾我们相遇太晚，于是解衣留居，不忍离去。我的兄长芝谷主人因此建造少谷亭让他居住。南洲应子也来相会，过了几个月才离开，到了台城。台守金陵顾公想要再次招致少谷子，于是建造玉辉堂来延请他。少谷子当时因病初愈，准备入朝，我便和南洲子送他渡过钱塘江后回来。少谷子又同我约定说：‘我为父母请求赠典还没有办成，事情一结束我就不会走远，定当再来这座山拜访你，和你一起终老。’少谷子入朝任礼部主事，升为员外郎。任满三年考核政绩，才推恩追封他的父母。武皇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想向东巡幸防山，于是随驾南巡。朝廷大臣没有人敢议论此事，只有少谷子特意上疏论说此举不合礼制，并指斥权奸迎合奉承的行为以及巡游可能发生的意外，言辞极其恳切尖锐，于是率领群臣共同上奏。武皇大怒，在宫阙下杖责他；有的人被打死，有的人逃窜，有的人削去官籍成为平民，少谷子也几乎死去。后来他告假归乡，果然再次来到山中，又同我进入雁荡，登上天台，躺卧在龙湫、华顶之间。粮食断绝、饭菜吃尽时，便采摘山花，向僧人乞求稀粥充饥，过了十天半月才离开。后来武皇驾崩，今上入朝继承大统，我和少谷子先后都被推荐征召。少谷子于是写信给我说：‘今上年纪幼小，却没有任何玩物嗜好，一味恭敬沉静，确实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如今最急需的是通晓学问的大臣，为他讲明古代帝王执守中道的传承，使圣德日益更新盛大，然后才可以要求达到唐虞时代的治理。’ ‘如今四方征召的人，大多是山林中涵养未成的君子；今天所缺少的，又不是普通的百官。如先生这样的人，实在应该安置在参与谋议的职位上，不要拘泥于常规。再得到一两位元老大臣在其中鼓动，使整个朝廷都信任依附，使有道君子能够安稳地处在职位上，施行自己的志向，积累若干年，不必担心先王的至善之治不能在今天实现。’后来听说朱御史白浦去世，少谷子便作诗哭悼他，接着又作一首，题为《忧其》。诗说：‘柱下朱郎从此永远诀别，江东黄尉究竟还求什么？’诗中的黄尉指我。因为白浦曾经推荐我，所以少谷子在他死时这样说。他对于这个世道和我们这些人的感情与期望，究竟是怎样的啊！我出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带着家人经过越地，听说少谷子升任南京刑部郎中，不久又改任南京吏部郎中。他来信约定将到越地拜访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听说后很高兴，留我等候他一个多月，他却没有到。我到了金陵，少谷子的讣告也送来了。讣告说：‘少谷子出行经过武夷山，登上险峻的山峰，闯入阴暗的洞穴，不知道疲倦；又遇寒气侵袭，医生误用药物，于是病势危重。他急忙乘轿回到家中，两天后便去世了，享年三十九岁。时在癸未年腊月最后一天前两日。’ 打开他的遗物收藏，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为他收殓并安葬，都是福州守汪君文盛、别驾陈君镧之的功劳。少谷子气度温厚而刚毅果断，超迈而深沉缜密，清正耿介却不故意激烈抗争，坚贞守信却不固执拘泥，这些都是他天资接近圣道的地方。看他的相貌，潇洒清旷，胡须碧青如莲，眼睛像神仙中人。至于他自我磨炼，确实能够吃粗食，忍受烦劳，奔波于风尘之中。他对于财物的取舍，可以辞谢万钟厚禄而不顾，把千金挥弃也视若草芥。他同人交往，小到一句话、一个诺言，大到生死患难的关头，从没有一点差错。他又常常有千里之外闻讯便驱车前往的情义，从不失约定共食鸡黍的古风。他在家中，弟弟妹妹共有七人，年少时便失去父亲，他把他们抚养成人，并竭尽力量为他们婚嫁。又拿自己的田产供养族母以及守寡的姑父之妻，还为母亲一族中无力安葬的人办理葬事，共二十二处。他做官时，在浒墅宽免商船的税收而不损害国赋，惩治强横暴戾者以惠及善良百姓；在礼部任职时，常常执掌典章秩序，辅佐长官。比如讨论历法中元旦岁差尚未确定、日月交食以及南北方分秒难以统一等问题，都见解确凿，足以揭示古人的奥秘。真可以说是超越古人，出于时代风气之上，世间无与伦比。

译一方士人都这样看待他。假如上天再借给他一些年岁，使他的学问更加充实，那么对于中庸之道以及礼乐制度的文章，他进入圣人门墙之后，确实会有值得观赏的成就。可惜他的寿命不长，还没有看见他达到最高境界，就止步于此了。他所著的诗文有《少谷集》，世人以“郑诗”“郑文”称说，已经刻印流行于世。另有某集、某集等，则只是抄录保存而尚未刊行。他的妻子是袁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名鸣梧，次子名某。早夭的女儿有两个，长女名某，嫁给进士林应亮；次女名某，嫁给某人。林应亮因为我同少谷子相知最深，请我为他作传，于是我叙述并评论道：古代圣贤之所以能够成就非凡事业、树立万世准则，固然因为他们的天资超越常人，也因为他们有志向，并且有师友帮助而成就学问，凭这些条件才得以达到。然而天资、立志、师友、学问，对于一个人来说，难道可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吗？世间像司马迁、贾谊、陶潜、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这样的人，都是天资超绝，可惜都没有立志于道，又没有遇到真正讲明圣人学问的师友，所以他们的成就仅止于事功、风节和文章辞章。又如慧可、慧能、马道一、吕岩、张平叔、白长庚，也都是天资超绝，只是生不逢时，厌恶世道的混浊，于是逃入佛、道之门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打开他的遗藏，里面空空如也。为他收殓安葬的，都是福州太守汪文盛和别驾陈镧二位君子的功劳。少谷子器度温厚而刚毅果断，气度超迈而深沉缜密，清正耿介却不流于激烈抗拒，忠贞诚信却不拘泥于小信，这些都是天资近于圣道的人。他的相貌潇洒清旷，生着碧色胡须，像莲花一样；眼睛仿佛是神仙中人的眼睛。至于他自我砥砺，确实足以吃粗粮，忍受烦劳，奔波于风尘之中。他对于获取财物，可以辞谢万钟俸禄而不顾，把千金挥弃也视若草芥。他与人交往，小到一句话、一个诺言之间，大到生死患难之际，从未有过差错。他又常有千里之外听到召唤便驾车前往、而不失鸡黍之约的作风。他在家中，弟妹共有七人；年少时父亲早逝，他抚养弟妹成人，又竭尽力量为他们办理婚嫁。他还拿自己的田产供养族母以及姑夫的遗孀，又为母族中无力安葬的人办理丧葬，共二十二处。他做官时，任许墅时放宽商船税，却不损害国家赋税；审理强横暴戾之人的罪行，以此惠及善良之人。在礼部任职时，常常执掌典章秩序，来辅佐长官。比如议论历法元年岁差尚未确定、日月薄蚀，以及南北方分秒难以校齐等问题，他都见解确切，足以揭示古人的奥秘。真可以说是超越古人，出类拔萃于当时风气之外，无人可以与之相比。一方的士人都这样看待他。假如上天再赐给他一些年岁，使他的学问更加充实，那么对于中庸之道、礼乐之文，他进入圣人之门，确实会有值得观瞻的成就。可惜他的寿命不长，还没有看到他的学业达到止境，便止步于此了。他所著诗文有《少谷集》，人们把他与郑诗、郑文相称，刻印流传于世。又有某集、某集等，则只是抄录下来而未刊行。他的妻子是袁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名鸣梧，次子名某。有两个早夭的女儿：长女名某，嫁给进士林应亮；次女名某，嫁给某人。林应亮因为我同少谷子交情最深，请我为他作传，于是我叙述并评论说：古代圣贤之所以能够成就非凡事业、树立万世准则，固然因为他们的天资超越常人，也因为他们有志向，并且得到师友帮助而成就学问，因而达到这样的境界。既然如此，天资、立志、师友、学问，对于一个人来说难道可以缺少其中任何一样吗？世间有马迁、贾谊、陶潜、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这样的人，个个天资超绝，可惜都没有把志向放在圣道上，又都没有遇到真正讲明圣人学问的师友，所以他们的成就仅仅止于功业、风节和文章辞藻而已。又有慧可、慧能、马道一、吕岩、张平叔、白长庚等人，也都天资超绝，只是生不逢时，厌弃世道的混浊，逃入佛、道两家罢了。另有一些有志向的人，却又都在天资上有所不及，所以圣道没有大放光明，太平之治也没有充分彰显，这难道不是世运和气数造成的吗？如今少谷子天资如此美好，又有志向，却在世间蹉跎了五次变迁，才开始有所闻达，又突然止步于此；他对于这个世道、这条圣道的感慨和遗憾，又将是怎样呢？唉！《草桥先生传》【许应元】草桥先生姓郎，名瑛，字仁宝，是仁和人。他生来就有非凡资质，五岁时父亲病危，父亲指着他对别人说：“我六十岁才生下这个儿子，如果看不到他成才，死后也应当看着他入土。然而这个孩子长大后，一定能凭自己的作为扬名，这就是我可以瞑目的原因。”稍稍长大后，他跟随有学识的长者交游，获得俊才之誉，被选为学士。他同乡人王一槐，字伯相，结为朋友。两人既有很高的才华，又仰慕并看重彼此，认为世上少有同辈，又鄙薄当时那些只做举子学问的人，于是共同驰骋于古代学术，以奋发凌厉、广博高远为务，绝不落入庸俗浅近之中，以此求奇。先生一向多病，因此大概无意于仕进。有爱护他的人说：“如果错过时机以后怎么办？”先生说：“我既然已经把自身托付给典籍了，难道还要同年轻人斤斤计较，争论甲乙高下吗？”于是作了牌对来表明心意。督学潮阳盛先生爱惜他的才华，仍想网罗、推举和提携他，最终他还是推辞而不出仕。他家中原有余财，除奉养父母之外，全都用来购买书籍。他所收藏的经籍、诸子、史书、文章以及杂家著作极其丰富，甚至别人没有的奇异记载、散佚篇章、古代图画和金石刻文，也不断增加；但他的财产却日益贫乏。先生毫不顾惜，只独自打开一座大屋，架起高书架，排列几案，端正地坐在其中诵读；探取要旨，超越华饰，剖析幽微细节，指出瑕疵和弊病，辨别异同与得失，并著成书，共有数种，篇数达数十至数百。

译各地身着缨緌的士大夫看见他的著作，没有不希望结识先生的。行省以及各郡守、丞以下，两个县的大夫，一到任便先去向先生问礼，有的还请他来教导子弟。至于金陵顾公璘、河南王公尚、进贤万先生潮，都是当时声望卓著的大人物，尤其器重先生，同他结交为友。先生为人率直，言论议论不能迎合权贵，也常常慷慨谈论天下大事。正德末年，宁藩的谋逆计划刚刚萌芽，还没有人察觉，先生却独自预先为此忧虑。后来听说阳明先生在汀、赣一带，他说：“防子不足以谋划此事了。”他在顾公座上谈论士人的习气，颇多诋毁吴人；但顾公本来就是吴人，他也毫不避讳。先生侍奉母亲以孝闻名，母亲有病时，他两次割股取肉，母亲两次痊愈。先生年幼时，两个姐夫贪图他的财产，想尽各种办法加害他，幸而没有成功。后来他们死了，先生都为他们置办棺木收殓。起初与他交好的王伯相，做官任工部郎中后去世，先生为他妥善办理身后之事，非常周备；他对于伦理人道就是如此。所著诗文及联句若干卷，订正《孝经》《大学·格物传》各一卷，《萃忠录》二卷，《青史衮钺》六十卷，《七修类稿》五十五卷。《李空同先生传》【袁袠】李公名梦阳，字献吉，是陕西庆阳人。他的母亲梦见太阳落入怀中，醒来后生下他，因此先生取名为“梦阳”。十八岁时，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弘治癸丑年考中进士。服父母丧。戊午年，授任户部主事，倡导古文辞，以改变衰败浅陋的文风；上溯秦汉为断限，六代以下的文章一概不论。乙丑年，升任员外郎。外戚寿宁侯张氏倚仗宠幸而骄横放纵，开设皇店，侵夺百姓田庄，声势炽盛，没有人敢过问。唯独先生上疏论奏，言语触犯了中宫。昭圣皇后大怒，孝宗不得已把先生下到锦衣卫狱中，拷打审讯，先生的言辞气节没有丝毫屈服。孝宗坐在文华殿，召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问李梦阳应当如何处置。刘健叩头回答说：“梦阳狂直，不值得重罪。”孝宗脸色变了，李东阳不敢回答，只是连连叩头而已。谢迁从容回答说：“李梦阳虽然狂直，但他的心没有别的意图，确实是想向陛下尽忠。”孝宗说：“谢先生说得对，这确实是忠谏。”于是梦阳恢复了官职。有一天，孝宗单独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问道：“近来外面的事情怎么样？”刘大夏回答说：“最近释放李梦阳，朝廷内外都欢呼，圣德像天地一样广大。” 孝宗说：“当初把梦阳下到狱中，宦官们都劝我杖打他，他们实际是想杀死梦阳，以快中宫之怒，使我背负杀害直臣的名声，他们如此不忠，所以我把他释放了。”刘大夏说：“陛下这件事，就是尧舜之心啊。”正德改元丙寅年，先生升任郎中。太监马永成、刘瑾等人蛊惑扰乱朝政，给事中刘𬤇、陶谐相继上疏论奏，而大臣们没有人进言。户部尚书韩文每天流泪，忧愤不已。先生进言说：“大臣应当同国家共同承担祸福，遇到这种事却不进言，要这些宰相有什么用？”韩文慷慨地说：“我应当进言，即使获罪，也不过是到地下报答先皇帝罢了。”于是命先生起草奏疏，全文多载在《空同集》中。奏疏上呈后，诏令廷议此事；八名宦官围在皇帝面前哭泣求饶，事情因而发生变化。刘瑾于是被召入司礼监，而宦官王岳、范荣都被流放并死去。第二年丁卯年，大臣多被罢免。刘瑾知道奏疏是韩文亲手草拟的，怀恨不已，假传诏令夺去刘健等四十八人的官职，放归田里，并列名为党人，先生也在其中。然而刘瑾一定要杀害先生；又过一年戊辰年，刘瑾假传诏令罗织先生的罪名，将他戴上刑具押送京师，再次下到锦衣卫狱中。先生的内弟左国玑，秘密徒步跟随先生，上书康海状元，以大义勉励他；依靠康海全力营救，先生才得以免死，被放归大梁。庚午年，刘瑾败亡。辛未年，起用先生为江西提学副使，他振兴古学，努力改变旧有习气，褒奖义行，整饬教训，端正礼仪，庸俗士人都欣然向往这种风气。当时宸濠怀有叛逆之心，招揽文学之士；凡是在江西做官而有才名的人，他就用厚利诱惑，否则便以威势胁迫。因为先生有很大的名声，他降低身分礼待先生。先生起初不为所动，时间久了，落入了他的术数之中，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先生才华很高而且意气自负，不肯同流合污，人人大多忌恨他。江御史某又同先生有嫌隙，于是互相上奏攻讦。皇帝命大理卿燕忠实地查勘，把先生下到广信狱中，摧残折磨得非常厉害。先生丝毫没有屈服，最终被罗织罪名，令其闲住。布政使郑岳恰好也被宸濠陷害，先生素来同郑岳不和；郑岳获罪后，认为是先生倾陷了他。宸濠败亡后，牵连到先生，幸亏刑部尚书林公竭力营救，才免于被穷追究治。此后大臣以及抚按官屡次论荐，朝廷都不采纳。嘉靖辛卯年，先生到京口求医，返回大梁，病逝。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我在戊子年出使大梁时，曾写信投给先生，承蒙他作赋答复。我们相逢一见便十分欢悦，连续谈论了多日多夜。此后有人从大梁来，先生必定有书信送来；辛卯年，他把所著文集托付给我。临终时，他留下遗言，一定要让袁生为他表彰墓道。先生的儿子伯材又快马送信到京师说：“亡父孤高卓异的大节，世人有时还没有完全知道，您一定要为他作传。”唉！先生的名声与天地同存，即使天地毁坏也可以如此，又哪里需要借助我的文章呢？世上有不了解先生、却随意开口妄加褒贬的人，请把这篇文章反复读上三遍。《明文海》第三百九十五卷。《明文海》第三百九十六卷，余姚黄宗羲编，《传》十

译《明文海》第三百九十六卷，余姚黄宗羲编，《传》十。《文苑》第三。《王仲房传》【汪道昆】我家以教书为业时，已经听说王仲房不再做官、回到家乡，于是同他更加熟悉。王仲房是我们郡里豪迈不羁的人。他的父亲在淮北经商，纳高氏为妾，王仲房出生在淮地，便给他取字“淮孺”。他年轻时英气勃发，自负具有文才和武略。当时李献吉住在大梁，凭著作倾动当世士人；而少林寺众僧学习兵器武艺，其中以扁囤最为精通。于是仲房骑马赶到大梁拜访献吉，恰好献吉留在关中，未能见到。仲房在大梁住了一个月，便前往少林寺。扁囤于是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仲房，仲房大约学到了五六成。等到返回歙县，他补入县学成为诸生，却独自专攻古文辞，不喜欢举子业。当时处士程自邑跟随献吉学习诗歌，诗名大振。仲房因为自邑是献吉的门生，便更加看重他；高氏于是邀集宾客，在黄山、白岳之间赋诗，仲房担任约长。郡中善于作诗的人都向他执弟子礼。太守余公进入郡中时，早已听闻仲房的名声，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仲房便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受业。仲房本人不愿意，辞谢说：“不必了，我郎寅不能同您的公子交游。”于是余公到仲房家中拜访，赠给他金钱，供他母亲购买肉食和丝帛。部使者刘公巡视县学，考校诸生诗作，发现仲房的文章，十分高兴，便延请他到门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骑〕 他跟随刘公到太平，太平太守请求把郡中没收的青山田地几百亩作为俸禄供给仲房，仲房不肯接受。他始终不愿因诸生身份而困顿，所以接受了其他县人的田产；后来却写下《别青山赋》，把田产留在官舍中，最终拂袖离去。刘公听说后，自己感到高兴，说：“存德啊，我怎么竟然从海内得到王生这样的人！我要把王生的才能上告朝廷，请求以布衣身份召用他。”恰好刘公调任离去，这件事没有实现。后来听说督学使者黄公会试七郡诸生，仲房考取第一，而且破格授予廪生资格，仲房坚决推辞。黄公笑说：“这有什么可推辞的？”后来洪毗上书，希望按照嘉靖初年的旧例破格贡举，使贡生资格还可以延及子弟。恰好黄公调任离去，这件事又没有实现。仲房叹息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怎么能因为这种倏忽即逝的事情，便接受造化的安排呢？”于是寻求奇异之人，希望得到不死之药，但最终没有效验，而他的家境更加贫困。海阳县令林君怜惜仲房，嘱咐县中富人拿一百金为他祝寿。第二天仲房前去道谢，退还了金钱；县令私下对富人说：“仲房重义，不肯接受金钱，你替他置办十亩供祭祀用的田地吧。”后来仲房脱离诸生名籍，周游吴、楚、闽、越，远游名山，幽深搜访，毫不遗余力。到了称心之处，住上十天半月才回来，也不顾问家中。他所到之处，缙绅大夫都争相邀请仲房，唯恐请不到他。滁阳的胡庄肃、中都的刘晋初、广陵的朱子价、晋地的乔景叔、齐地的冯汝强和冯汝言、浙江的蔡子木和徐子兴、童元功、方禹绩，以及蜀地的毛元喜，都同他结交甚为欢洽。仲房却独自出入各寺院，不喜欢接受馆舍供养；即使自己无力供给，也总是倾尽自身力量救济别人的困穷。中年以后，他喜欢谈论禅理，学习佛教经典，曾经执弟子礼拜古峰禅师，长跪请问：“我常常遇到奇异之人，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老师将要到哪里去？”禅师说：“我遍游天下，五岳去了三座，如今将要游历海外的五岳，然后才出世。”仲房更加仰慕他，于是自号“十岳山人”。后来到了海上，他以岳为名，寄居在督府尚书胡公那里。各位宾客都争相谄媚侍奉督府，只有仲房以直言敢谏而闻名。督府有许多疏漏，又不采纳仲房的意见，最终因此失败。仲房向西进入歙县，家境仍旧贫困，便在乡里营造佛子轩，更加笃信佛教。恰逢邻省盗贼起事，几次窥伺附近关隘，仲房寄居在项氏家中，忽然听到警报，项家众人都逃走躲藏，只有仲房仍然叉腿坐着，神色自若。仲房发誓说：“即使盗贼乘夜来到，使你们家成为废墟，也只管聚集全族先发声势，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 盗贼知道已有防备，于是退走。不久盗贼又起事，当地人隐瞒不报，仲房立即写信告知有关官府，嘱咐郡中从事、县簿二人率领民兵前往；盗贼将要逼近时，他们却按兵不动。仲房进入军中责备说：“你们不在险要处截击盗贼，却在乡里逗留；如果盗贼越过山岭长驱直入，就是把险要之地送给敌人。日后上级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将用什么话来辩解？只管整顿军队击鼓前进，盗贼看到声势便会退却。”从事、县簿都说“好”，于是乘着连绵山岭进军；盗贼听说后退却，正如仲房所说。恰好浙江军队追上盗贼，将他们全部消灭。乡里人说：“山人平日喜欢讲子房的谋略，所以给他取字仲房；假如他真的身在军阵之间，遇到缓急之事又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仲房笑着说：“这不是我的事。我从儒家逃入道家，又从道家逃入禅门，如今已经无处可逃了。”汪道昆说：“人们都说仲房才华很高，只是乡里人中还有人对他留有不同的议论。名声是实际的宾客，有道德的人会逃避名声。古人不得志时，便像龙蛇一样隐伏，哪里还会求取名声呢？世上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仲房，却偏偏只知道仲房的诗。仲房曾说：‘了解我的人少，能取法我的人才可贵。’由此看来，他可以成名，但也有些名声是他不屑于要的。” 《云村许先生传》【冯皋谟】嘉靖初年，皇帝刚开始推行新政，振作精神，整顿宫禁；臣下侍奉在左右，手持袋囊、簪笔记录，防备触犯忌讳。云村许公当时任兵科给事中，素来行为卓异、负有奇才，因而得以更加充分地施展才华。一年多时间里，他上奏章不下十几篇。其中一篇说：“臣听说有功不奖赏、有罪不诛罚，即使唐尧、虞舜也不能治理天下。如今宦官张锐等人罪恶累累，经过多次审讯，已经全部服罪，罪状也载在刑书上，即使死一百次也不能赎罪。祖宗制定法律，是为后世千万代设立防范。陛下不应轻易赦免他们，使法律从今日起废弛。”又说：“在朝廷授予爵位，要同众人共同决定；在市场处决罪人，要同众人共同弃绝。近来宦官张钦的舍人之子张贤，凭借缇绮之宠获罪，部臣彭泽持守法令，科臣许复礼进言，安监也进言。陛下起初谕示说：‘已经有成命。’第二次说：‘已经有成案。’第三次说：‘有关衙门知道。’这显然是一定要偏私他了。臣考察于谦、王守仁的功勋业绩光明显著，已经录用他们的儿子于冕、王宪；张钦的儿子张贤怎么能在官位上反而高于于冕、王宪二人的儿子呢？天下那些为忠义而死、为国事殉难的人，将会因此而离散人心。”又说，陛下任用年高有德的旧臣，嘉奖采纳忠直的言论，申明告诫执掌刑法的官司，裁抑侥幸求进之人；可是还没有满两年，弊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崔某以旁门邪说迷惑辅臣，许公恳切地进言，皇帝却置之不答。

译罗洪载任职期间，关于拘捕诸臣的奏疏一连上了十七道，都被搁置不予施行。他又庇护崔某的奴仆，夺取司法部门的职权，林俊也因此获罪被斥退。凡是涉及宦官的事情，对依法应当曲加宽免的，就说“免予提问”；对罪行难以赦免的，就说“送司礼监奏请发落”；没有功劳却请求防护的，就说“授予锦衣卫百户”。既然如此，那么从前被举用的人如今却遭到抛弃，从前被嘉奖采纳的意见如今却被违逆，从前被申明敕令的事情如今却被阻挠，从前被裁抑的人如今却得到批复，这同正德初年又有什么不同呢？他又说：“臣私下看见，给事中李学曾的奏章以及主事林应骢的言事奏疏，所受罚俸各有不同。臣惭愧，缺少三位大臣那样的忠诚，却深为陛下意气骄纵、志得意满而痛惜。”嘉靖改元以来，陛下批答言官的奏章，起初说：“所说有道理，我更加赞赏”，后来又说：“知道了，姑且随意应付一下”，再后来又说：“怎么回事？这些话一来就使人发怒”，如今则直接加以罚处罢了。他又说：“本来应当重加防范，否则将来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言辞刚正直率，激切慨然，大多都像这样。因此许给事的声名传遍了朝廷。有人说许公奉守职务、敢于直言，不避触犯皇帝的威严，有见识的人正以为他将得到重用。但许公平素志在恬淡退隐，虽身居宫禁近侍之职，却不忘山林，心愿尚未实现，便上奏章请求归乡。归乡后，他居丧守父母之墓，父母相继去世，他便分别在墓旁结庐守墓，吃粗粥、枕土块，身穿丧服哭泣，衣服染成深红色。阳明、甘泉二位先生当时以讲学闻名天下，被尊为宗师，各自写信来慰问吊唁。服丧期满后，他仍在墓地徘徊，回望紫云山的美景，叹息说：“我将要在这里营造菟裘，终老于此了。”于是自号云邨。紫云山相距数里有一座山叫茶磨山，山势高大茂盛，公很喜欢它，于是就住在那里。他便自我发誓说：“士人戴着冠、束着绅带，进入乡里，役使随从车舆，打着大伞，悠闲自得地命令乡里的父老兄长，使他们赶快跑到旁舍躲避，这怎么能心安？从今以后，我不再进入官府交往了。”县令胡公曾经跟随学官中的诸生学习，有人告诉他说，许公在门前竖起棂星门和楔木，五更时步行到郊外，来到县令门前拜了两拜便离开；县令躺着还没有起身。部使者多次敦促劝他出仕，他都推辞不答应。住在山中时，他置备斗笠和长蓑衣，养了两只鹤，让它们在庭院下翩翩起舞。偶逢大雪，便戴斗笠、披蓑衣，骑着一头黄牛犊，登上南岩绝顶，把这当作奇异的乐趣。每天同孙太白、董从吾等四三位闲适旷达的高士游玩，纵横坐卧于山谷之间，借草铺地、靠树休息，分韵赋诗，有时谈论经学；别人送来食物和酒，他就照常吃喝。有的人一看见公是贵人，便拂衣离去。前任宰相贵溪夏公派人来招请他，公口头答复说：“地位高的人忧患多，我有衰老残病，不能随从。” 贵溪对此感叹佩服了很久。后来诏令补授他为礼科给事中，公又具疏以疾病为由辞谢。因为迁居茶磨山，便嘱托监察御史把鲍郎场的户籍改为海盐人。海盐遭遇倭寇之乱，公只得携带家眷逃亡。巡抚、巡按以下的官员屡次向他询问筹策，他便为他们筹划便利可行的办法，事情多有成效。忽然患了噎病，说：“老人活在世上七十九年，如今卧病，知道自己不能痊愈，预先写好墓碑文字交给你们。”去世那天，他梦见自己指着太极阴阳动静交会之处，吸饮了三大觥清露，醒来后便一直处于弥留状态。云公治家不经营生产，对于不合道义的事，一丝一毫也严峻拒绝。他喜欢收藏书籍，从古代典籍直到古石室中的秘文，大略都已具备。他尤其喜爱秦汉人的文章，亲手抄录班固、司马迁两家的著作，双行并列书写，题名为《史汉方驾》。他的文章多考订冠笄、婚丧、祀祭以及经学理论，记载忠臣、孝子、悌弟、贞妇的遗事，文辞艰涩曲折，难以句读，也很像秦汉诸家的文章。然而公自我评价说：“驾驭车马、控御鹰隼，使它们在万里之间飞腾的雄姿，都能在眉目之间、举手顾盼之间显现，那么文章不过是我的余绪罢了。”公名相卿，字伯台，号杞山，又号云邨。正德二年考中乡试，十二年考中进士，告假归乡。十六年授予原来的官职。公去世十年后，紫云里的人聚集一百多人，凑集金钱买办牢醴，跪在公龙山墓下，呼喊许翁，其中有人流泪哭泣。近来有些士人刚刚脱下草鞋，便突然对乡里人骄傲起来；更有甚者，暴戾任性，成为乡里人的辱骂对象。究竟为什么前者相互倾慕得那么真诚，后来却彼此背离得这样乖戾呢？学使瓯宁滕公明章教化，发檄命县里为公立祠祭祀，以此作为示范和劝勉。公的儿子听说后，请托我写传记记载这件事。《东莆太史传》【林大春】我曾经遍观自宋代以来参加制科的士人，到了东莆太史，不禁叹息说：“唉！才华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太史一朝从海隅崛起，得到皇帝的知遇，声名震动京师，可以说是奇异之士。然而评论他的人却不深究他的根本和始末，只因他的寿命不长、功业没有完成，便要连同他这个人一起抹去，使后世没有什么称述。这件事的责任应当在我身上。因此我为他作传，以便宣扬他，说道：“东莆是以乡里为号。大钦名敬夫，敬夫是他的字。他的先世和我都出自殷太师之后，宋元之间，才从闽地迁到海阳，有的居住在南桂，有的居住在东莆。居住在南桂的就是我的族人，到太史这一代，才凭借对策进入翰林，担任展书官，因而退职居住乡里，所以称为东莆太史。太史生来聪颖敏捷，幼年便爱好学习。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十二三岁时，曾跟随父亲到潮州，经过书肆，回头看见眉山苏氏的《嘉祐集》，心中极其喜爱，便站在那里玩味欣赏，过了很久也不肯离去。不久便能背诵，随后拿起笔作文，文章极像士大夫先生，众人都器重他。恰逢中途失去父亲，家境更加贫困，只和母亲相依为命，常常自己抄写书籍以供给日用之间的需要，也广泛同各县的士人交游，借助他们的书籍来扩大自己的学识。” 因此他旁通诸子、史书以及百家之言，思量说：“这些学问足以同当世士人一较高下了。”嘉靖辛卯年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督学王公得到他的文章，认为奇异，便推荐给巡按御史；两人共同赞叹说：“这一定是天下第一名。”这一年他果然在乡试中考取第一名，接连考中进士及第，正如他们所说。此前，天子临轩赐对，当时聚集在大庭中等待询问的士人有三百多人，殿阁大臣评定文章，录取孔生以下十二篇答策进呈，而太史没有入选。皇上看后问道：“这里怎么会没有不同寻常的文章呢？”这才让太史上前应对，皇上于是大为称赏他的对策，朝廷内外无不一致认为海内又有一个苏子了。过了很久，他因母亲年老，上疏请求回乡奉养；在东莆山中筑室聚居族人，靠他供养而得以生火做饭的族人有几十多家。吉水罗念庵、武进唐荆川又常常寄信到潮州，同他谈论学问。太史却独自以奇才自负，认为读书人往往多空谈而少实际，又厌恶拘束于方尺之间、举步受限而不能舒展自己的志气，于是便把心意寄托在诗酒、歌台和声色技艺之中，自认为这是豪举。他过去所交游的谢生、黄生等人，也渐渐引身离去。客人来访时，他有时连面也不肯见，简慢而高傲到了这种地步。

译后来他的母亲寿终正寝，太史哀伤毁损身体，超过了礼制规定。安葬母亲后，回乡途中患病，最终死在家中。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惋惜。《诗丐传》【陈九川】诗丐是乐安人，姓李，名兴生。十六七岁时，患了风痱病，口部歪斜，像被箝住一样；眼睛也歪斜，手也蜷曲。想吃东西时，必须仆倒在地，才能把食物咽下去；想说话时，就在地上写字，别人才能明白他的意思。然而他很能作诗。从前董侍御时望尚未考中进士时，正在乡里聚会，诗丐来到，众人都让他献诗给董公。诗丐点头答应。不一会儿，他写成一首，其中说：“雕鹗直冲遥远的霄汉，龙泉剑高射斗牛之间的光芒。清明时代早日施展兴云致雨的才能，不要让苍生遥望八方而失望。”董公以礼相待并给他饭吃，想让官府供养他；他以老母亲还在为由辞谢，于是董公便为他记述事迹。我曾读《庄子》，书中叙述支离子舆的事情，世人都说那只是寓言。如今观察这个诗丐，难道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人吗？然而他稀疏的鼓声和歌声可以传播很远，精力足以供十个人食用，而且有时还能得到上等粮食三钟、柴薪十束。子舆能够讲说他的孙子的事情，又有三个彼此心意相通的朋友相继陪伴他。如今李兴生却凄然在市中行乞，以此奉养母亲，又仿佛不能说话；即使有乘坐尻舆、驾驭神马的志向，又有谁能替他表达呢？他的不幸，比支离子舆那两个人更加可悲。那驼背的人尚且有尊贵的足，保存在户籍中的人却未必心智蒙昧。他们都借文章来流传诗丐的事迹，形体虽支离而尽孝，内心闲适而无所事事，难道不会同杞犁诸子一道遨游于世俗之外吗？”}], 即使只把他的余力用来精研诗歌，他的名籍也不难建立起来。因此为他作传以劝戒世人：一个内心狂放而身体患风痱、向人乞食求施舍的人，世人难道还可以把他看作荒诞之言吗？徐方伯子与传【王世懋】当初我同李于鳞以及我的兄长元美等六人交游时，李于鳞以下，便以子与年纪最长而著称。世懋从童年时就私下侍奉诸位君子，长大后遭逢家难，跟随兄长归居乡里；子与也屡次困顿退居家中，近来又常来往，我本来就庄重地敬重他，而子与却坚持同我以平辈相交。前后将近二十年，晚年又一同任职豫章；他去世时，我从南康前往吊丧，痛哭着料理丧事，护送灵柩归去。世人称为生死之交，我同子与大概接近这种交情了。文人不熟悉政务，往往被俗人讥议；而子与官做到左布政使，所到之处都有治理的政绩，其中显著的政声已经载入碑志，姑且不必再论。他的文章，海内都能诵读，文集完整存在，可以考察。只有他超越常人的至性、风流所感化万物，以及文章没有传下、仕宦事迹没有记载的部分，我只能在梦寐中见到，竟也要同他本人一起朽灭了。太史公说过：“没有什么善行不能完全做到。”这句话正可以用来说明子与；但怎样才能让造化之神把他写入笔端，使这些事能够流传叙述呢？我不自量力，便采集他的逸事以及亲眼亲耳所见所闻的事情来作传，希望当世万一有人加以述说。传文说：徐中行，字子与，是湖州长兴人。家境贫寒，父亲某，身穿布衣在乡里教授，弟子有一百多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他有三个儿子，子与是最小的一个。子与生来皮肤白皙，下身丰厚，喜欢谈笑，乐于交游。年轻时做诸生，家里非常贫穷，但出门一定穿鲜艳华美的衣服，司寇顾公看着他说：“这是贵人。”便把外甥女杨氏嫁给他。乡试中举后会试不第，过了很久越发喜爱创作古诗文。乡里像刘清惠公一类的人，都同他结为忘年交。庚戌年考中进士，任比部郎官。当时李于鳞和我的兄长元美正努力以古诗文自我振兴，子与到来后非常赞同他们的主张。岭南梁公实、广陵宗子相、武昌吴明卿，也先后同他结交，欢乐更加深厚。诸位君子都刻苦自励，互相责备督促，要求专心致力于他们的学说，断绝其他游乐爱好；即使同辈中有一时有名望的人，他们也完全不放在眼里。子与处在其中，最为和易快乐。然而他既然已经喜爱这种道路，便不愿意三心二意，以此自我解释，于是文章更加奇异，因而侧目嫉视他的人也日益增多。严嵩贪婪而嫉妒，又自负能写诗，说诸位郎官都轻薄，子与竟敢胜过自己；于是众人相继被调出或斥逐，子与则得到汀州知州之职。子与治理汀州有善政，不久因父母丧事归乡；服丧期满后再次补任汝宁，政绩更加优良。然而任职六年，经过大考察，最终还是因为任郎官时的流言而被贬谪。子与任郎官时，常常宰杀鲜美食物宴请宾客、欢娱士人，不论是否认识，凡是仰慕他而来求助的人，他总是倾尽财产救济，长期向乡里的富人借钱，后来不能偿还，便把两郡所得的租税俸禄典押出去，随手花尽。他的官场诽谤仍说他借宾客谋求奸利，事实却没有这种情况；而他居家时宾客日益增多，财产日益枯竭，忧闷得没有什么可以取乐。宾客劝他参加铨选，因贫穷不能上路，元美替他准备了一百金的行装，他才出发，被补任盐官，渐渐升任瑞州通判。当时严嵩败落，忌恨他的人渐渐解散，而子与因为是爱护百姓的长者，人们最为怜惜他。后来母亲去世服丧，丧服之中就被越级任为山东按察司佥事，他却装作没有听见。子与服丧期满后才得到任用，改授新秩，治理楚地。任云南参政时，因入京朝贺而任福建观察使；以述职为名总共两次到京师，仰慕他的公卿每天都到他门下，连同游客、词人，门外鞋子常常满地。子与同来人交往欢宴，应请写信的事情常常穷尽日夜，只有子与能做到，别人不能。因此子与的名声更加显盛，诸位公卿也都认为他可用。子与晚年渐渐升为江西右布政使，任职一年左右升为左布政使，人们说他早晚将受到大用，最终却因劳瘁而死。起初朝廷商议裁汰诸藩臬司中不称职的人，左布政使因年壮而被免去，子与反而来接替他；他感念皇上的恩典，更加努力，所有钱粮和案牍都亲自关署办理，落纸如飞。后来宗室藩王中有互相构陷的，向朝廷揭发隐秘之事，最终依法获罪削夺爵位的很多。子与心中怜悯他们，设法从轻处理；事情已经起草办理时，疾病发作，不能说话，一夜之间便去世了。子与喜欢饮酒，醉态颓唐，有叔夜、玉山那样的风度；嘴上不喜欢议论别人的过失。有人辜负他，众人都为之切齿，子与却安然不发怒，过久便更加忘却。遇到不合心意的事，从未在言辞神色上表现出来；宾客把他灌醉，故意挑逗他，他才装出刚烈放纵的怒态，说几句不平之语，随后又陶然醒来，彼此冰释。凡是推荐士人，他总是急切奔走，常怕来不及；夸扬他们时往往超过实际分量。贫寒士人有所请求，他多次答应而不顾虑，即使力量不能胜任，仍勉强答应说：“怎么能让客人心中惭愧呢？”他所到之处都爱护属吏，不亚于对待子弟。他去世那天，海内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叹道：“为什么让伯道没有儿子而死去呢？”门生旧吏经过他的灵柩而哭着送葬的，数也数不清；同僚朋友为他凑集丧葬费用，没有一个不破例厚赠的。检查他的遗囊，空空荡荡，只有图书；他所欠的高利贷，登记在各项赙赠之中，勉强足以偿还。

译他做官将近三十年，做到方岳之职，家中却没有留下一个钱，丧事足以称道了。起初子与任汀州知州时，宗子相两次任藩臬官，在当地抗击盗寇有功，死后子与为他建立祠堂，在武夷祭祀他。先大夫巡抚浙闽时，闽人追念歌颂他；子与再次进入闽地，便又为王公建祠。中丞为宗子相建祠，子与在左边亲手记下碑文。到了这时，子与去世，闽人到宗子相的祠堂，一并祭祀两位贤人。子与没有儿子，起初以长兄的儿子徐咏为后嗣。后来认为长兄只有一个儿子，不应再让他兼承后嗣，而旁支又没有可以立为继承人的，于是世懋便让徐咏的儿子承接徐孝遥的后嗣。世人说，这是替伯道感到悲哀的事情。《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七，余姚黄宗羲编，传十一 儒林 黄景昌传【宋濂】黄景昌，字清远，一字明远，是县里的灵泉人。他的先世同太史公、黄庭坚出自同一源流。四岁入小学，十二岁就能写文章。长大后跟随方凤、吴思斋、谢翱交游，更加通晓五经、诸子、诗赋和百家之言。他尤其专心研究《春秋》，四十年不知疲倦。三传的学说各不相同，学者不知道应该听从哪一种。景昌依据经文作出判断，各自采纳其中长处；有不合的，便严厉驳斥，丝毫不宽恕。他作《春秋举传论》，巴川阳恪著《夏时考》，主张三代全都采用夏历，不改月份的数字。景昌认为左氏即使不与孔子同时，也应当接近于孔子之后，于是作《周正如传考》。建安蔡沈汇集众说编成《书传》，世上没有人敢议论它的错误；景昌独自疏证其中违背老师学说的几十上百条，作《蔡氏传正误》。古今诗歌的体制虽相沿袭，音节却各不相同。近代以此闻名成家的人，也很少懂得其中的道理。景昌认为古人论诗主要在声音，今人论诗主要在文辞。声音能够自然合于律吕，可以配合钟磬管弦演奏；文辞不过是文章而已。于是他汇集汉魏以来各代诗歌，分别考论其时代并加以甄别，作成《古诗考》。景昌很善于立论，出入经史，滔滔不绝。像审理案件的官吏反复推究审问当事人，供词不服便不停下来。因此他说的话都充分具有条理和义理。他的其他著述还很多，不能一一详述。景昌年老以后，仍然拿着笔删改撰述不停。有人劝他休息，景昌说：“我难道不知道年老应该闲逸吗？只是担心一旦死去，便没有办法借着著述来同古人相见。”晚年自号田居子，撰写《田间古调辞》九章。宾客到来，他就揭开酒瓮取酒，同大家共饮。酒喝到兴浓时便取出辞赋歌唱，以击打几案作为节拍，音韵激烈，使听者心神失守，不知道世上还有富贵。景昌侍奉双亲很孝，父母去世后哀哭直到生命终结。服丧期间遇到孤独的姐姐，十分依恋。思念乡人且有恩于乡人，重纪至元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赞曰：本县建立以来，以言论著称而名声没有显著流传的士人有三位。宋代元祐、绍圣年间，有朱恮，拜黄山薛大观为师。薛大观得到平阳孙复的《春秋》学说，朱恮全部传承下来，曾撰写《春秋群疑辨》若干卷。宋代末年有蔡庆宗，字光远，凭《春秋》在乡试中举，后来因恩荫补官，做到武进县丞，也撰有《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陈讷，字升之，通晓《周易》，得到前代儒者尚未阐发的奥秘，也撰有《河图易象本义》八卷。如今这些书都散佚不存，或者仅存少数，而人们也很少知道它们。我私下认为，事功的实际成效难以忘记，语言的空文却容易湮没，所以才造成这种情况。然而这样说来，世上流传下来的东西，又有哪一样不是空文呢？必定同学说的醇厚或疵病有关：醇厚，学习它的人就多；有疵病，传承它的人就少。唉！如果真是这个道理，那么古代荒诞不经的文章、纵横捭阖的权术，可以说疵病极重了；可是直到今天熟在人们口中的，又为什么如此之多呢？这大概有不可理解之处，其中也有幸存与不幸存的因素。幸与不幸，是天意；天意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即便如此，人数众多可以胜过天意，文章能否流传，实在取决于后世的人，天意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看景昌所著的书，也已经零散亡佚、不复存在了。宋濂因此感到忧惧，所以得到这些材料后，便将它们详细论述出来。叶秀发传【宋濂】叶秀发，字茂叔，他的先世从括州迁到金华，因此成为金华人。秀发拜吕祖谦、唐仲友为师，极深地研究性理之学，余力则用来作文，便考中庆元丙辰进士。弟子仰慕他，跟随他学习的每年有数百人。起初授任福州长溪县主簿，因父亲去世服丧归乡。服丧期满后，转任庆元府学教授。秀发曾撰写《论语讲义》，发明阐述新的义理来教导弟子，并说：“圣门传授学业的根源，没有超过这部书的。然而义理无穷，如果一概沿袭旧说，我的内心终究不会有所得。若想把它落实到行事上，就好像借用别人的器物来使用，自己使用时还惴惴不安，觉得不方便，更何况想借给别人使用呢？”当时的大儒楼钥、史弥巩、娄昉、郑性之、杨简、袁燮都器重秀发，同他交往；他同杨简的问答尤其紧密，每次谈论到日已偏西也忘了吃饭。杨简自称从中有所启发，得到边詹、顾叶四位贤者而感到喜悦，所谓叶，大概就是指秀发。任期届满后，按资历升为从政郎，任建宁府政和县令。因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调任安庆府桐城县丞。金人侵犯蕲州、黄州，桐城与它们接壤，众目睽睽之下，无法保全。骑兵将要逼近，家人号哭请求逃避，秀发呵斥他们说：“这正是臣子竭尽力量、献身报国的日子，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如果先行离去，那么一县的百姓聚居之地怎么办？修整城墙、疏浚护城河，每天筹划防御之事。”后来金人派来的间谍到了，秀发擒获他，立即在城上斩首示众。金人的计谋受挫，不能逼近县城，桐城因此得以保全。定制阃忌恨他的功劳不是自己取得，便上奏说他擅自斩人违法，降为迪功郎。不久重新叙用，改授合入官，授宣教郎，任徽州休宁县知县。不久又因前事被论罪夺职，秀发退居家中，十多年没有一丝怨望之意，唯独为李诚之的冤屈愤懑，上书朝廷为他申诉。起初李诚之镇守蕲州，蕲州陷落，全城士卒都战死，没有投降的人；李诚之也面向宫阙拜了两拜，拔剑自刎。议论者不记录他的忠节，反而责怪他不能保全众人，所以秀发为此不平而申诉，言辞明朗刚烈，听到的人无不降心叹服。史弥远执掌国政时，有人从桐城来，弥远询问秀发的事，那人详细讲述他安抚百姓、安定地方的情况，并说：“我们这些人能够保全性命到现在，都是叶桐城的恩赐；不然，桐城早已不存在很久了。”弥远点头表示赞同，又从容询问参知政事宣缯，宣缯所说也相同。

译弥远叹道：“差点失去了贤才啊！”立即起用他，擢升为真州杨子县知县，转任奉议郎，差遣监都进奏院。过了七天，任佥知高邮军。高邮是淮东的重要防地，当时仍然纷乱不安，秀发上奏五条建议：一是防备海道，二是审察边城，三是选择武职守臣，四是训练军队，五是储备财用，并把端正人心、振作士气作为根本。他的意见多被采纳。高沙三十六湖水位高而田地低，如果堤防不坚固，千里之地便会成为一片深沟，百姓也将没有庄稼可收。秀发修建石埭来防止水势，使水有所蓄积、泄放有度，长久没有干涸或泛滥的祸患。后来马光祖来任太守，巡视石埭，追思秀发的功劳，便在樊梁堤上建堂祭祀他。不久转任承议郎，疾病发作，上书请求退休，特意升为朝奉郎。后来病势加重，他仍竭力弹劾罢免贪污官吏，有人劝他说何必这样自我劳苦。秀发说：“不可以。我死后，他们一定会残害我的百姓来逞快。”同僚来探病，他整衣端坐相对，恳切地嘱咐对方用心究察边防事务，没有别的话。他的忠义出于天性，直到死也不改变，便是如此。绍定庚寅九月去世，享年七十岁。去世时只留下几箱书籍和一套破旧衣服，甚至没有钱办理殓葬。正当将要含敛时，百姓梦见秀发拥着高牙大纛进入岳祠，百姓怀疑他已经成为神，于是塑造他的像供奉在祠中。秀发无论处于平安还是险境，始终如一；遇到事情，只能用义理打动他，不能用权势利益胁迫他。他爱护万物的念头，就像饥渴一样迫切。居住乡里时，每天都有触犯私铸钱禁令的人；县令赵善琛想加重对他们的刑罚并连坐家属，秀发说：“刑法一经确定就不能改变，这正是君子应当尽心的地方。纵容奸恶固然是过错，但伤害善人难道也是正确的吗？”赵善琛因此停止了此事。有个凶悍暴戾的人，每天喜欢斗殴，富人憎恨他，想以聚众啸聚的罪名把他交付法律，秀发向郡守郑如刚说明：“因血气相争而斗殴是有的，但说他聚众啸聚，我还没有听说。”百姓因此使他免于死罪。秀发去世后，屡次追赠朝议大夫，学者尊称他为“南坡先生”。著作有《易说》《周礼说》《论语讲义》以及诗文，流行于世。他的儿子梦择、孙子振祖，都出仕做官，能够以清白传承家业。赞曰：宋濂曾读国学进士王若讷记载的秀发在桐城斩杀间谍的事，没有一次不流泪叹息。当金人攻陷蕲州时，那些获得符节、拥有爵位的士大夫，有的忙于接受金人款待、卖身投降；像秀发这样的人，官职不过一个县丞，却不顾妻子儿女，登城固守，按理应当受到褒奖嘉许。却反而因为擅自斩杀而获罪，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譬如有一个大丈夫居住在深山中，盗贼想舞刀弄剑劫掠他的财物，先派侦探侦察虚实；他的奴仆愤怒之下杀了侦探，大丈夫不责备盗贼，却责备奴仆，可以吗？不可以。国家的政事如果这样办理，将凭什么达到治理呢？宋朝从此衰微了。唉！自古处于末世，颠倒黑白、上下错置，像这样的事情很多，都是人们不能忍受的；而秀发却安然承受，难道不是贤者吗？喻偘传【宋濂】喻偘，字伯经，义乌人。他的从祖喻良能，和兄长喻良倚一同进入太学，又一同考中绍兴丁丑进士。良能的弟弟良弼也是太学生，晚年以特科补任新喻县尉，他们都以文学著称，而良能最为知名。偘早年跟随良弼学习，后来又向永康陈亮学习经学，再由太学诸生考中庆元己未进士，调任宣城县尉。有境外盗贼窥伺进入县尉辖境，偘登上城墙擒获他，押送到府中。府帅丘崈认为他奇异，便把相关县尉立在庭下说：“盗贼逃出境外，县尉不能擒获；进入境内，别的县尉却能擒获。邪恶从何而来的县尉，吓得发抖。”开禧丙寅年，金人侵犯淮地，府中下檄命两名县尉运送军粮，由历阳到钟离。钟离是敌军冲要，按法应当用重兵护送粮食，但县尉所领兵力不满一千，命令下达后便畏缩不敢前进。偘奋勇不顾艰难，告谕乡中父老，招募士卒足够一千人，立即出发。途中经过含山，有败兵返回，向众人扬言：“我们已经溃败了，难道还要把粮食资助敌人吗？不离开，只怕会被消灭。”百姓惊愕相视，纷纷逃散。偘说：“事情紧急了。”于是命令弓手率领持大斧的人走在前面，说：“如果遇到敌人，县尉必定先死于职守，终究不会辜负国家。你们未必会死，难道要背叛县尉吗？想离开，就看看我的斧头。”百姓不敢动，最终把粮食送到濠州。粮食有剩余，众人认为县尉应当得到它，偘却全部归还公府。升任庆元府观察推官，因父亲去世服丧而没有赴任。调任隆庆府观察推官，真德秀来任主帅，素来知道偘擅长文章，见偘同属吏在道路左侧迎接，便为之改变态度，打算上奏推荐他。还没有推荐，德秀便离任了，偘于是以选人身份任宜春县丞。宜春地界连接赣州、吉州，官吏带着笔墨成风，百姓善于诉讼。偘为人忠厚诚信正直，听讼一定依据实情，百姓退去后没有后话。凡是到台省、部司诉讼的人，必定说：“只要得到宜春县丞审理，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过了很久，由承直郎改任奉议郎，佥书镇南军节度判官，审理公事，改穿章服，不久升为朝奉郎。起初，偘长期跟随诸老在幕府中任职，那里多是新进少年，议论一向同他不合。偘叹道：“我的头发已经斑白，哪里还能同轻快活泼的小儿争长短呢？”于是请求祠禄归乡，在夫人峰下筑室，名为芦隐，仿佛打算终老于此。嘉熙丁酉九月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有两个儿子：宣子、武子。偘性情豪迈，谈论古今时，眼光如水注般明亮，气势轩昂地从鼻孔间流露出来，没有人能够抵挡。

译他尤其擅长文章，通直郎杜范曾称赞他说：“质朴却不粗俗，华美却不浮靡，愤激却不激烈，有怨却不怨恨；不把鱼肉炙烤之物的美味当作美，不刻意雕饰却淡而有味；不以刺绣文采为工巧，幽暗中却自有光彩。他感念时事、追怀故旧，推及万物之情，抑扬离合，必定穷究根源，以便扩展其波澜。他的文章不合音律的地方很少，君子认为这是真知灼见。乾道、淳熙年间，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张栻四位君子都谈论性命之学而排斥功利，学者各自守护老师的学说，界限分明，不可侵犯。陈亮在他们旁边崛起，独自认为不对，并且说：性命之精微，子贡都没有听闻，正是孔夫子很少谈到的事情；后生小子却不停地谈论，难道不是太多了吗？禹若没有功业，怎么能成就水、火、金、木、土、谷六府？乾若没有利益，怎么能具备四种德性？怎么可以废弃功利呢？于是他推究孔孟的志向、六经的本旨以及诸子百家，分析事物聚合离散的原因，这才知道圣贤治理世事，同天地人三才并立而不废弃的，都是帝王霸主的大略，明白简要，坦荡易行。人们大多怀疑他的学说而不相信。偘独自出来向诸生倡导传播，剖析纲纪，写成文章，从旁扶持和阐明它，使陈亮门下听不到毁谤之声，使陈亮的声名超过诸位老儒，这都是偘的功劳。不久陈亮受到世俗议论的压制，当权者一定要把他排挤到死地，前后两次把他投入诏狱。偘同志同道合的人竭力营救申辩，等到陈亮陷入罗织的罪网，终于使他在万死一生之际获救。陈亮回头对偘说：“这是使死人复生、使白骨长肉的恩情。”人们大多认为偘有义气。偘著有《随见类录》二百卷、《芦隐类稿》五十卷，开头论述六经的功用。偘是喻南强的从弟。喻南强传【宋濂】南强，字伯强，自幼便负有奇异的气概。父亲直方因为他同陈亮相似，便让他跟随陈亮学习。当时登记在陈亮门下的学生每年有几千上百人，南强周旋其中，独能探究深奥隐微之处，一谈就是很久，义理也更加精深。陈亮说：“喻伯强的文章、书札和议论，凛然令人敬畏。”庆元乙卯、戊午年，他连续两次在乡里贡举，后来进入太学。中监举的月考时，通常名列前茅。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嘉定庚辰年，奉诏在南廊对策，被授予边功部临安前富阳县尉，转任修职郎。南强创建射楼，补足县中弓手缺额，按时训练，春秋两季就在府中大规模操练，旗帜鲜明，队列整肃，远远超过其他县。县民谭甲同丘乙争斗，谭甲的女儿因癎病死亡，诬称是丘乙惊吓跌倒所致，又拉拢王丙作为证人，到县中命令南强审理。南强召谭甲和王丙列在庭下，又责问谭甲说：“你把因病死亡的女儿诬陷给别人，如果你不吐露实情，就要治你的罪。”谭甲脸色变了，回头对王丙说：“是你唆使我的。”南强立即把案情写成公文上报，请求治谭甲的罪。境内有很多盗贩，船只首尾相接没有断绝，巡逻士卒同豪强奸猾之徒交易，无法破除。南强一概禁止并捕捉，即便触犯权势、招来怨恨和诽谤，也不畏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宝庆初年，礼部侍郎真德秀因进言而离开朝廷，京尹受命追查他所到之处，想把这些也一并作为罪状。德秀乘船经过富春江，南强立即前去拜见，并作诗为他饯行，众人都称赞他的壮举。转任承直郎、处州缙云县丞，还未赴任，绍定庚辰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南强读书不是为了口头耳闻，学习一定要落实到实践；每当遇到名义上可喜、实际上值得振作的事情，便击节慷慨，认为志同道合可以实现。起初当权者想排斥善类，把陈亮指为根源，锻炼罗织出刺骨的罪名，而且还可能有不可测的祸患。门人害怕他的威势，都闭口不敢出声。南强却义愤形于言色，写信讥刺责备他们，说：“先生无罪却遭受罪罚，将要含恨入土；我们作为弟子，应当怒发冲冠，怎么反而影影绰绰、昏昧不明，这还算士人一类吗？”又奔赴东瓯拜见叶适，详细陈说冤屈。叶适说：“您真是义士。”立即秉烛替他写了几封信。南强又带着信奔赴越地，袖中藏信拜见诸台官，直言诵说而无所顾忌，最终为陈亮申明了冤屈。南强为人不故意树立高岸，却能见义勇为；听说朝廷施行一项善政，便昂首吐气；有官府苛刻虐待百姓，便弹指长叹，整天闷闷不乐。有空时备办菜肴酒醴，同宾客朋友握手畅谈，每天多次也不疲倦。他写文章善于驰骋，下笔动辄数千字，不加删削便自然合乎法度。大篇短章，任人取去，往往不太爱惜。只有《梅隐笔谈》十四卷还保存着。有两个儿子：厚祖、埜。埜以进士业自励。赞曰：自从正道废弛、百姓离散，师生弟子的情谊也缺失了。平日里便虚假地装作恭敬，看到老师的影子有时都不敢踩到；一遇患难，便反目相向，仿佛互不相识。更有甚者，改换投靠别的老师；如果让喻偘和南强看见，一定会唾弃这种人。

译传中说：“百姓由三种人养育成长，应当用同样的礼节侍奉他们；只要他们所在的地方有事，便应当献出生命。” 这说的不就是喻偘、南强吗？义乌宋先达小传【王祎】宗泽 宗泽，字汝霖。他的母亲梦见雷电和红光从天而降照耀下来，醒来后便生下了他。宗泽从小就有大志。元祐六年考中进士，调任馆陶县尉，历任龙游、胶水、赵城县令，都有能干的声名。改任掖县知县，差遣为登州通判，因触犯受宠掌权的道士，被授予祠禄而归。后来又因罪削职夺官，被羁置于镇江。不久监理镇江酒税。靖康元年，朝廷商议派使者同金人讲和，因推荐暂授宗正少卿，充任和议使。宗泽上奏说名分不正，改任计议使。众人都说宗泽性情刚直难以合作，一定不会屈服，而且白白送死也没有补益，不如把他交给河朔的一座要郡。于是授直秘阁，任磁州知州；他带着十多个疲弱士卒，兼程赶赴任所。到任后便治理城池、修整器械、扩大储备、招募勇士，作好一定守住的计划，并且分条绘制边防要务和勤王的建议上奏朝廷。授秘阁修撰、河北义兵都总管。高宗以康王身份出使金国经过磁州，宗泽极力劝阻。朝廷于是任命宗泽为兵马大元帅，宗泽为副元帅，加授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又加授徽猷阁待制。他同金兵交战十几次，每次都有战功。正要进兵逼近濮州时，京城却已经失守。金人逼迫徽宗、钦宗向北而行，宗泽立即带兵奔赴滑州，到达大名，准备直接渡过黄河，占据金人归路，截击并迎回二帝；可是勤王的军队没有一支到来。又听说张邦昌僭越称帝，他就想先发兵诛讨，于是回军驻扎在衞南，同时上书宋髙宗劝其即位。建炎元年五月，髙宗在南京即位，他赶赴行在，入朝应对时眼泪沾湿胸襟，陈述兴复大业的方略一千多字，并且说：“希望陛下发一次怒，使天下百姓安定。臣虽然愚钝怯弱，也应当冒着箭矢、滚石，走在诸将前面；若能捐躯报效国家，志愿就完全满足了。”髙宗认为他说得豪壮，提拔为龙圗阁学士、襄阳府知府，改任青州知府，不久又改任开封府知府，随后升任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正式任命为开封府知府。任命诰辞说：“即使是萧何守卫关中、寇恂守卫河内，也可以把你同他们相比；你的功业足以使古人增光。”宗泽平素积蓄忠义之志，到这时更加感奋，招集四方义士，得到一百多万人；又有河北山寨中表示归顺的数十万人，前来听从节制。京城内外驻屯的军队，实有一百八十万人，正准备选定日期大举渡河，他却突然患病。诸将进来问候病情，他猛然起身说：“我本来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二位圣上还没有驱除尘垢、恢复旧都，才到了这个地步。你们如果能够向北平定中原，我死了还有什么遗憾？”众将都流泪哭泣，同声回答：“岂敢不尽力！”第二天他就去世了。临终时他连续三次呼喊“渡河”，那是建炎二年七月。当时髙宗南渡已经很久，到这时才听说宗泽的病情，便授予他门下侍郎、御营副使的官职；任命还没有下达，讣告就传来了。诏令追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赐谥“忠简”。起初，宗泽亲自承担中原事务，京城修复以后，竭力请求皇帝回銮，共上疏二十四次，却被黄潜善、汪伯彦从中阻挠，因此忧愤成疾。宗泽去世后，几天之间百姓离散了十五六成。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他的儿子宗颖曾在军幕中任职，深得将士之心，应该任用他来完成父亲未竟的功业。于是朝廷已经任命杜充为留守，便授宗颖为秘阁留守判官。宗颖不久因服丧而归，所招集的义士全都散去，中原也就守不住了。宗颖后来任兵部郎中。赞语说：髙宗南渡时，中原的事务全都托付给了忠简公。等到中原将要收复，髙宗却没有北还的意图。忠简公因为中原无所依靠，于是请求任命信王赵榛为兵马大元帅。信王赵榛，是髙宗的亲弟弟。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动辄诬陷他另有图谋，于是下达了授予他门下官职的命令。虽然名义上说是尊重任用他，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兵权。家传和国史都不记载这件事，大概是有所避讳。唉！髙宗无意于中原，本来就不值得再说。假使忠简公能够稍微晚些去世，那么神州完整，社稷长久安宁，实在是要大大依赖他的功劳了。这样看来，盛衰存亡的关头，难道不也是由天意决定的吗？徐侨 徐侨，字崇甫。淳熈十四年考中进士，调任上饶主簿。起初，他在考亭朱子门下受业，历任绍兴、南康司法，都因服丧离职。开禧年间朝廷主张和议，他写信给大臣，斥责他们的首级，徐侨上书说这不是立国之道，当时很多人称赞他能够尽情直言。嘉定七年，他由严州推官任满考核，调任主管刑部、工部架阁文字，授国子录，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请求外任，任和州知州，调任安庆府知府。嘉定十一年，授江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事。他上书极力论说朝廷时政，请求诏令大臣用端正自己的道理来端正他人，用忧虑家庭的心情来忧虑国家，希望在国家已经危险时防止它走向安定之外的反面，在将要混乱时迎来治理。丞相史弥逺对此发怒，命言官弹劾罢免了他。过了很久，理宗即位，礼部侍郎真徳秀上奏说，像徐侨这样明辨刚直、敢于直言的人，希望把他安置在谏诤之职；但史弥逺仍在相位，奏章没有得到答复。葛参政洪乔、丞相行简当时任侍从，代他请求祠禄，徐侨始终不接受俸禄，于是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绍定六年，朝廷政治改革，起用老成之士，免去他的致仕身份，授直寳谟阁、江东提刑，不久授秘书少监，改任太常少卿。他多次推辞，过了一年多，才入朝觐见，论奏数千言，大意说君心端正，朝廷就端正，以至百官万民没有谁敢不端正。

译又授兼任侍讲，不久兼任国子监祭酒。在劝讲时，他多次阐述友爱亲亲的大义，于是恢复皇子竤的爵位；又建议子思应当配享孔子，二程子应当列入从祀，王安石应当废除配祀，赵汝愚应当配享寜宗，后来这些建议都施行了。他因评论王檝出使的情况，与当时的宰相意见不合，极力请求离职，朝廷授他工部侍郎；他请求离职更加迫切，于是升为集英殿修撰、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徐侨上奏说，领取祠禄并劝人读书，是对重臣所给予的特殊礼遇，自己极力辞谢，不敢承当，于是以寳谟阁待制的身份提举太平兴国宫。回乡以后，他援引过去的先例上疏，请求辞去待制职衔，于是又授集英殿修撰，并给他的儿子授京官；他坚决辞谢，诏命下达后依照他的请求办理，但他的病情恶化而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讣告传来后，仍授寳谟阁待制，准许以致仕身份办理，谥号为“文清”。起初，徐侨的兄长徐侃、徐倬都向东莱吕成公求学，而徐侨拜朱子为师。朱子常对人说：“崇甫是个明白刚直的士人。”于是让他用“毅”字命名书斋。朱子的学说在庆元年间受到压抑，到端平年间重新得到伸张，徐侨和度正、业味道确实对此起了发扬作用。他在君主面前谈论学问，就说要端正内心；谈论治理，就说在于识别人；教导求学者，则以“命性中诚仁”为穷究事理的关键，并讲求九思九容。这是实行主敬的根本。他平日奉养自身极其俭约，别人都不能忍受他的贫困。有一次入朝应对，衣服破旧得厉害，理宗问：“你为什么贫穷到这个地步？”他回答：“臣并不贫穷，陛下才是贫穷。陛下的国本还没有确立，疆域日益缩小，权幸掌权，将帅没有才能，旱灾蝗灾接连发生，盗贼一同兴起，国家经费没有积蓄，府库空虚，百姓困于横征暴敛，军队怨恨于军官的侵夺，群臣相互结交而皇帝孤立，国势危急到了边缘，而陛下却还没有醒悟。臣不贫穷，陛下才是贫穷。”理宗因此改变脸色，优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他著有《读易记》三卷、《读诗记咏》一卷、《杂说》一卷，以及若干卷文集。门人有朱元龙、康植。朱元龙 朱元龙，字景云。嘉定十六年考中进士，历任温州平阳、池州青阳两县县尉，调任饶州司理参军。德兴县令诬陷当地董氏五兄弟溺水而死，县中差役把案卷具报上去，朱元龙极力辨明他们无罪，使这五兄弟得以不死，后来都成为有名的进士。他平反的案件很多。嘉熈元年，因为任处州缙云县令时政绩最佳，提拔为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不久授宗正簿，升宗正丞，兼任权左司郎官。京局官员有的倚仗权贵势力请求举荐文牍，他总是斥责说：“举荐文书难道可以凭势力取得吗？”宦官有人请求封赠节度使，他极力坚持不可。宰臣把皇帝的诏令传来，让他改拟诏稿，他回答：“我的职务可以罢免，拟写的文字却不能改。”宗室有关于圩田的诉讼，众人都不敢裁决，朱元龙毅然判决了它。当时正搜括两淮的浮盐，他写信给执政，认为朝廷是在做商贾的事情，朝廷中枢又沿袭各路帅府的规矩；假如史官记载说“搜括浮盐，从今天开始”，那将是不可行的。他又两次上封事，说从宫禁、朝廷直到百官、万民，都有令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于是史嵩之入相，憎恨他的直言，便把他斥退。调任衢州、吉州知州，都很快让他领取祠禄。改任台州知州，但因服丧没有赴任。不久郑清之再次入相，郑清之一向尤其憎恶他的刚直，于是让他以朝奉大夫身份退休。他在家居住十年后去世。朱元龙早年向徐侨受业，后来又跟随四明袁正献公袁爕学习；袁爕是象山陆氏门人的弟子。因此，朱元龙的学问兼得朱学、陆学的不同之处，又会通它们的共同之处。他有若干卷文集。他的儿子朱防学，因恩荫入仕，任临安府观察推官，能够继承家业。康植 康植，字子厚。父亲康仲颖，字蕴之。淳熈十四年进士复试中，教官康仲颖后来任尚书吏部郎中，做官以清白著称。康植凭借父亲的科举功名，于嘉定七年考中进士，授奉化县主簿，三次升迁后任武安军节度掌书记；因与制置使史嵩之不合，调任江南酒官。不久授刑部、工部架阁文字，升国子正，改通直郎。他论奏政事时直言抗争，违背丞相乔行简的意旨，调任广德军通判。他有办法救济荒灾，升任本军知军。因治理成绩最好而闻名，召任大宗正丞，升兵部郎官。授浙西提举刑狱公事，弹劾平江守臣史宅之治理郡务毫无成绩。史嵩之是史宅之的兄长，当时任丞相，也被牵连。他在奏疏中认为，史宅之不思掩盖前人的过失，只专心聚敛财物来办理进贡，这是以小忠成就大不忠。史嵩之不知道而任用他，是不明智；知道却任用他，是不仁义。他向上欺骗陛下，更是大不忠。群臣明知他的罪过却不说，都是揣摩陛下的意旨而不敢触犯其锋芒，这是逢迎君主的恶意，也都是不忠之徒。奏疏递入后，理宗震怒，想要重重治他的罪。杜丞相范时任枢密院官员，替他极力进谏，说宪臣论奏政事即使不合适，也不应再加罪责；如果这样做，天下的公论又将置于何地？理宗不久醒悟，于是把史宅之调往隆兴，把康植调任福建提刑，改任寜国府知府，兼任江南东路提举茶盐义仓，奏请免除和籴，施行经界法。授都官郎中，出任吉州知州，改任福建路转运判官，兼摄建寜府，赈济水灾，救治盐政弊病，政绩和恩惠大为显著。他赴阙奏事，在建谿驿去世。官阶累积至朝奉郎。他任广德军时，取《大学》中的话给书斋命名为“诚求”。康仲颖与徐侨是同年进士，因此康植早年就拜徐侨为师。在师门弟子中，只有康植跟随徐侨的时间最长；他和同乡秘书丞王世杰，都被称为高足。赞语说：文清的学问和品行纯正敦厚，风骨气节高尚峻拔，实在可以说是道学的宗师。朱子的学说传到闽中，有黄干一派；传到浙东，则有文清。然而黄干一派传了两代，成为何基一派、王柏一派，他们都是文清的同郡人，却都隐居而不出仕。文清的学说传人，如朱元龙、康植，都从科举出身，跻身仕途，所以在大节方面显著突出，像这样光明显著。王柏称赞康植操守崇尚坚定，作风力量强劲，有文清遗留下来的风范。唉，难道只有康植一人如此吗！《魏纯传》【薛瑄】

译魏纯，字希文，是山东髙密人。他的祖先世代多有人做官，到了他的父亲时，任职于江南。希文便在江南求学，起初研究《易》，后来又通晓《春秋》《诗》《书》的大义，也都能有所理解。他父亲任绩溪县令时，希文客居金陵，当时达官贵人听说希文的名声，放下身份前去相见，请求与他结交，于是合送财物，把他招到馆舍中，让他教导自己的子弟。不久有人有所指摘，话题牵涉希文，他被谪戍边卫，寄居在蓟州玊田县。先父在永乐七年教导该县时，希文又在学宫旁教导各位官将的子弟，我因此得以同他结交，成为知心朋友。从此往来总共十年，他日夜不停地与我议论；我资质疏劣，全靠希文规劝辅导，所得益处很多。先父任期届满离任，希文徒步送了几十里，握手与我告别。分别三年后，我曾收到过一封信；从此音信不通，又过了三年。后来先父为祖父母服丧，起复后到北京，当时希文也因荐举来到吏部；由于与一同受荐的人意见不合，他又退回原处。又过了两年，就是宣德元年。侍从中有人推荐希文的学行，朝廷又召他到京师，在吏部集中考试。文章已经合格，将要把他的名字上报朝廷授官时，希文却突然死在旅舍中，正是这一年的某月某日。第二年春天，我在河南，才听到他的讣告。在此之前，我曾作诗怀念希文；考察希文去世的日期和我作诗的日期，都在宣德元年冬天，难道不是由于我们交情深厚，心中默默有所感触，因而不能不发之于言吗？唉！我曾观察古人谈论富贵贫贱，必定都说这是命。我年轻时还不相信，近年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屡屡在自己身上考察，又在别人身上验证，这才看出富贵贫贱大概都有确定而不可改变的命运，并不是人的私智所能取舍的。以我的朋友希文来看，他天资纯粹而明敏，治学端正而纯正，存心一定要做到即使独处暗室也没有一丝惭愧，立身行事一定要做到没有一件事违背天理。若从道德说，希文的贤能本来应当在当时得到任用。他处在军伍中仅仅三十年，却超然自得，不因显贵者的光耀而产生自我沮丧的神色。他贫穷到床上没有完整的被子，身上没有完整的粗布衣服，耕种、收获、砍柴、割草等事情，无不亲自经历；但他的操守坚如金石，几乎没有丝毫改变。他所处的境遇，大概有古人都难以承受的地方，而希文却安然处之。若从时运说，希文困顿到了极点，应该转为通达，不应终身困穷。至于他忠诚守信的行为，积蓄在内而显露于外，军人和年轻人都相信他是善人，因而产生尊敬之心；士大夫都知道他是君子，全都希望他能够得到职位。在当时的形势下，若从人事来说，希文的声名和实际品德远近都很相称，也应当显扬于世。三方面都没有一丝一毫值得怀疑之处，可他却终于穷困而死，连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没有得到。这不就是所谓确定而不可改变的命运吗？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但我又私下有所疑惑。所谓命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大概出于上天。上天一定会使有德之人尊贵，使仁人得到福报；希文却不能得到尊贵和福报，那么所谓上天究竟是什么样呢？难道尊重有德、使善人得福是通常情况，而尊德福善有所差错的人就不能得到通常的结果吗？如果天道只是自然而然，起初并没有意志参与其中吗？还是人出生时恰好遇到天地之气清浊厚薄不均，而这并非上天所能安排的吗？这些都无法知道。有人又说，上天如果不能使善人的自身得到福报，就一定会使他的后代昌盛；但这也未必可以确定。即便如此，古人所说的善人君子，关键只在于自己如何处置自身，本来从未把今生所受的厚薄当作轻重。过去固然有人贵为卿相、富有千金，但活着对社会没有益处，死后也没有声名，这样的人命运算是优厚了；可是他对于道究竟怎么样呢？以希文的贤德来说，即使最终穷困而死，他的德行声誉为人人所信服，他对自身的要求已经没有愧于道了。命运的厚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和希文交往最久，感情最深。起初因为希文不得志，拿命运来质问自己并产生疑惑；最后又因为希文即使如此终身无愧于道，便用这一点来宽解自己。我又担心希文潜藏的德行和美善的操守日久以后或许会湮没于世，于是写下这篇传记，记在自己的书箧中，以便流传久远，并且让世上的君子努力行善，不要对命运产生疑惑。《罗伦传》【陈献章】我一生有一位故交，名叫罗伦，字彛正，是江西永丰人，宋代罗开礼的后代。他性情慷慨，乐于行善，不怀疑别人会欺骗自己；遇到事情从不回避，认为不可以的事就当面斥责举发。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在殿试策对中片刻写成万言，其中引用程正公的话：“人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执政者想删去后半句，罗伦不听，于是直声震动当时，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当时内阁大学士李贤遭到弹劾，朝廷挽留他，台谏官都不敢议论。罗伦到他私宅，把不可以挽留的道理告诉他，李公起初认为他说得对。过了几天，罗伦又上奏，逐条陈述古今起复官员的不当之处，并且说：“如果不是这样，就一定要依照富弼的旧例，最终依照刘珙的旧例。”他反复论说政事数千言，一切都以天理人心所不能停止的要求为根本。孔子说过：“不要欺骗他，却要犯颜直谏。”罗伦把犯颜恳切进谏看作挽救时局的大事，把实行正道看作当务之急；他所承担的责任很重，从未有一天忘记天下，所以发愤直言到这种程度。奏疏上呈后，他被降为闲职，提举泉州市舶司。罗伦虽然被逐出朝廷，但士人舆论更加荣耀他；从此天下士人争相磨炼自己，过去因不敢进言而自我保守忠厚的风气，也因此发生改变；直到罗伦一生结束，台省官员中再没有听说有人被起复。

译虽然因此为世人所知，却也因此受到别人的嫉恨。第二年召回，恢复修撰之职，改任南京，不久因病辞官归乡，开门收徒，每天以注释经书为业，将近十年，去世于退居之地金牛山。世上了解罗伦的人，不过认为他有汪洋充沛的文章、奇伟的气节和果敢的气魄罢了。至于他内心想做的事情，以及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却未必都了解。他曾想仿照古代设置义田来赈济族人，有人送给他补助堂食的钱，他谢绝不收；有人送给他衣服，他途中遇到乞丐死在路上，就立即解下衣服给乞丐盖上。客人早晨来到，他留客吃饭；他的妻子对儿子说：“米罐已经空了，你到邻舍去借一些。”等到生火做饭时，已经接近中午了，他也完全不放在心上。他任泉州提举时，按官府惯例本来应当得到折薪钱，有人借口贫乏来欺骗他，他立即放走了那人，不再追问。我曾派人去访问他，只见他在山中结草屋居住，靠田地劳动维持生活，往来时一同砍柴，好像已经无意于世事。有时他写文章抒发感慨，别人也不知道。评论说：罗伦一定会做君子而不会做小人，这一点十分明显。像罗伦这样的才华，即使稍微贬低自己来迁就别人，想要使自己彻底埋没，又怎么可能呢？凭借自己所学向皇上进言，世人却把他看作狂人，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孟子称赞豪杰之士说，即使没有周文王，仍然能够奋发而起。像罗伦这样的人，不就是今天所说的豪杰吗？前面没有人引导，他所树立的志向却卓然独立，没有人能够改变。又说：罗伦的才华远大于他的志向所能实现的程度，但他如青天白日般光明的操守，足以称道。《李评事传》【石珤】李承芳，字茂卿，是湖广嘉鱼人。他和弟弟李承基都喜爱古学、博览群书，很有名声。他常常仰慕陈白沙陈公甫，不惜走千里、攀山涉海，前去跟随他交游。考中进士后，任大理评事，但这不是他的志向，过了两年，因病请求归乡。他亲自耕种播田，和渔夫、牧童相处，以此享受每天的晨昏。有人经过来访，他便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相见。又过了几年去世。承芳心志和仪貌都古朴，所作歌诗也奇特瑰丽；评论古今人物时，常常不拘守旧说，务求同世俗抗衡。因此他贬低讥诮朱子的注疏，认为那束缚后学，甚至诋毁朱子为罪人。他性情又颇为沉溺佛学，曾和客人登西山，遇到路旁僧人设供，便解下衣带交给僧人，和他一同走近，行为很奇怪。至于他居家清贫朴素，和朋友交往诚恳厚实而不阿谀，言语举止以及佩带服饰都任性真率、简朴古雅，远远超过常人。只是厌恶末世风俗的柔媚，认为矫正偏差时又走到了过度的一边。《萝石翁传》【黄绾】萝石翁，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姓董，名澐，字复宗。萝石是他的别号。他的祖先是汴京人，始祖董健，任宋朝武功大夫，护从皇帝南渡，定居在澉浦。后来有个叫董仲真的，迁居海寜的钱山。澉浦董氏世代学习军务，他的兄长董源长应当前去戍守萝石，萝石请求代替兄长，于是又回到澉浦居住。他起初学习写诗，不懂得随俗经营生计，只喜欢吟咏。遇到时序更替、风物变化、古迹奇踪、幽深山岭和遥远沟壑，以及人情世态中可喜、可悲、可惊、可愕、可慨、可庆的事情，统统都寄托在诗中。家里穷得只有四面墙壁，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当时有名的诗人，如吴下沈周、关西孙一元、闽中郑善夫，都和他交游，往来唱和。遇到美好的节日，他就带着亲友泛舟江湖，拖着木屐游览云山，登临险处、踏过危地，吟咏长啸，直到忘记返回，把自己放浪在形体拘束之外。凡是他想去的地方，有时顶着风雪，有时冒着细雨，有时趁着月夜；即使豺狼虎豹在面前交错、鬼魅在道路旁窥伺，众人不能跟随，他也独自前往，毫不顾虑。吴越间的好事之家常常悬榻等待他，于是有人把这些事记成《五馆记》。平日里他乐于行义，喜欢施舍，从不计较钱袋中有没有钱。哥哥贫穷，他就捐出自己的田产，煮粥供给哥哥。海寜衞指挥某人因为贫穷不能赴京承袭职务，他把所有财物都拿出来给这个人，催促他上路。他认识的邬鲁，用田地交换钱财，交易完成后邬鲁病重，他拿出契券烧掉，最终又替他记载安葬之事。每当听说当世有贤人君子在哪里，他不计寒暑远近，总是带着礼物前去交结。见到后生能写好一句文章、勉励自己实行一件善行，他就连声称赞，感叹不止。晚年听说阳明先生讲授致良知的学说，便赶去听了几天，随后后悔说：“这样还可以称作人吗？”于是毅然加入弟子行列，当时已经六十七岁。他过去交游的人听说此事，都笑他，他只说：“我不过是跟从自己的爱好罢了。”于是改号为“从吾道人”，并且阅读佛教经典，深入研究佛、老之学，忽然像有所领悟，便长叹说：“今天我这个客人可以归去了。”于是援引庐山的旧事，和海门僧人法聚一起，召集僧俗，在寺院丈室结社，又号称“白塔山人”。澉浦有一座废寺，寺中有口钟躺在地上，民间传说它有灵异，于是他募集资金建楼让人登临观看。工程刚完，他就因病不起。临终时，他看着日头判断早晚，说：“我大概就要归去了吗？”又口占一诗说：“我不是同污浊世俗之人，偶然来到世间度过七十七年。自己知道这次离去不会受到污染，只有一道上天的泉水任凭月色流淌。”说完便闭上眼睛。他的儿子举人董谷，因为我和萝石曾有一日的交谊，便把九杞山人许台仲所写的墓志寄给王宗范，请我为他作传，于是我叙述并评论说：人的志向各不相同，品行也各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事常常互不相同。然而评论人物、考察品德的人，必定要把这些方面归结到一起；他的志向、他的作为和他的品格，这才决定了他究竟是什么人。像萝石翁这样，起初喜爱吟诗，学习到老年，晚年又到阳明先生门下行弟子礼，想要成为儒者；后来又逃入佛、老之学，最终以此度过一生。我实在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志向、做了什么事业、属于什么品格的人。即便如此，如果只按照他的志向来看，那么萝石实在可以说超然于世俗之外，丝毫不把财物放在心上，乐于行善而不求回报。他比一般人贤明到什么程度啊！《湛文简公传》【郭棐】

译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起初名叫湛露，后来改名为湛雨，字民泽。他生来聪颖，从小就懂得求学。跟随白沙先生游学，白沙先生深沉涵养、造诣深远。弘治壬子年，他凭借文章成为乡试第一名。专心研究心性之学，于是焚烧荐举文书，隐居起来。后来改用现在的名字，每天侍奉在白沙身边，讲论心性之学，豁然有所领悟。过了很久，因为母亲的命令才再次出仕。佥事徐纮为他备车劝行，经过南昌时，拜访庄定山，询问学问，庄定山极力称赞他。在南雝读书时，祭酒章枫山考察他的学业，称赞他德性充实、容色温润。乙丑年会试，学士张元祯、杨廷和任主考，看见他文章中有“作用至近至神”等话，知道他是白沙的高足，便置于第二名，登进士第。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当时阳明王守仁任职吏部，湛若水与他共同倡明正学；修撰吕柟、主事王崇庆等也往来辨论，因此他的声名大为显著。出使安南时，阳明赠给他一篇文章，其中说：“晚年得到甘泉这个朋友，志向更加坚定；他的学问专求自得，世人还不了解，甚至怀疑他是禅学。”甘泉就是湛若水，阳明把他推重到这种程度。他到安南后，严词拒绝馈赠的金钱。黎晭赠诗，其中有“白沙门下更何人”的句子。他顺路奉母亲到南都，每天设讲席，著有《甘泉问辨》等书。正德丁亥年，他因母亲去世，回乡安葬母亲于荷塘，在墓旁筑庐守墓三年，墓地长出祥瑞的瓜，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动所致。他在西樵选择地方筑屋，许多士人前来求学；每次讲学，他必定端坐澄心，清楚地看见道体。嘉靖初年，朝廷召他补任原官，屡次升迁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他和诸生讲学，刊刻《心性图说》，教导他们以随时随地体验天理为要。升任礼部侍郎后，上奏《天德王道及圣学》等疏，大意说：“天德、王道以慎独为根本，就是圣谕所谓的‘敬一’，帝王之学不过是一以贯之罢了。所谓一贯，没有别的，就是内心和行动合一。《论语》二十篇没有不是一贯的意义，没有不是内心和行动合一的学问。所以《敬一箴序》开头说：‘敬，就是存守自己的心而不忽略；一，就是纯粹合乎天理而不夹杂。’这两句话极其明白切要，默默契合道体，也就是孟子所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期待结果，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的意思。确实在日常生活之间，随时随地、无论动或静，都把心存守在不忘、不助长之间，天理就会日日显现。”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他著有《献纳篇》，又仿照《大学衍义》补作《格物通录》，足以补充《衍义》中没有阐发的内容。屡次升迁，任南京礼部、吏部、兵部三部尚书。他在新泉书院讲学，任满九年考核期，七十多岁时退休。他所著有《心性书》《遵道录》《樵语》《古小学》《四书测》《五经测》《杨简折》《非老子》以及《甘泉全集》等书。门人永康程文德、武陵蒋信称赞他的功劳在大禹之上。他曾在天关精舍建立祝圣台，设置讲学田产来供养四方求学者。庚申年，他在小禺洞去世，享年九十五岁。讣告传来，皇帝下旨赐祭并安葬。隆庆初年，赐谥“文简”。海内一致称他为近代道学儒学的宗师。《明文海》第三百九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

译《明文海》第三百九十八卷，余姚黄宗羲编，传十二 儒林 《贞靖周先生传》【王世懋】嘉靖年间，云间有一位贤能的大夫，名叫莱峯周先生。他去世后，他的儿子绍元、绍节还年轻，不能完全阐明父亲的美好品行，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乡里的父老时时向这两个孤儿讲述先人的遗行以及他在齐、楚间的义举，来往的人也都能称说他的仕宦事迹，因此他们每天都听到过去不知道的事情。绍元于是哭泣着向同道之士请求说：“我们到了今天，才知道先人的贤德；现在记下来的志文只有十分之三，行状只有十分之五。我听说，谥号用来尊崇名声，不只是国家的典制，私人也可以有私谥。黔娄、太丘以后，历代都可以考查。如果先父的品行无愧，希望得到诸位的恩惠。”于是徐益孙等人共同议定并献议说：“谥法规定：清白守节叫作‘贞’，恭谨自守、少言而得当叫作‘靖’。解释的人说：贞，是品行清白，也是坚持志向坚定；靖，是恭谨，端正自身，少说话而合乎义理。先生喜爱退隐、甘守贫困，临终更换衣衾时也不改变志节，难道不能称为贞吗？努力求学，亲身实践，功劳和德行兼备，难道不能称为靖吗？刘瓛、陶潜的美德，先生实在兼有。请用‘贞靖’作为先生的谥号。”议定后，拿去询问外史王世懋，说：“可以为他作《贞靖先生传》。”传中说：“先生姓周，名思兼，字叔夜，号莱峯，是松江华亭人。祖父周禋，任某县主簿。父亲周云鹄，因为先生显贵，获封工部员外郎。先生出生就有非凡的资质，小时候受到祖父母器重，常常抱在膝上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马。’祖父任兴国县尉时，先生五岁，跟着祖父到官署查看案件，在旁边就能判断曲直。每逢年节，有旧相识来询问并赠送礼物给县尉，按照惯例有时没有拒绝，先生却直言说：‘这种东西不应当收。’祖父更加惊异，回家后让他到外舅杨临江门下受业。临江公用对偶句考他，他总能随声应答，又能接写诗句，其中有范宁、王忱的句子，于是命他和自己的儿子豫孙同学；豫孙就是朋石中丞。两位表兄弟才华竞相出众，文采流传于当时，人们认为机云兄弟又出现了。周先生十七岁补为县学诸生，才气横溢，每次下笔写成千言还不能停笔，深受督学使者杨公赏识。他曾作古诗歌，詹事陆文裕公看见后，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二十岁考中解元时，还不能辨析出这样的文辞，你要好好对待他。’先生于是跟随陆君，进一步广泛阅读群书；同乡的高才之士，如陆氏、范氏诸名流，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他两次参加南畿考试都入选，却因为文体超过规格，被监试者压制而罢止。先生更加努力学习而不懈怠，因而抱病，身体日渐衰弱。癸卯年秋试时，他的病情稍缓，进入考场，才稍微收敛锋芒，后来恰逢丁未年计偕，终于和杨中丞一同考中进士，参加铨选而得到官职。山东平度州向来衰败，连年遭受灾荒，历任长官都因治理不善而离任。先生到任后，立即下令说：“救济荒年没有比减少烦扰更好的办法，凡是各项政令中不便于百姓的，全部免除。”又亲自巡视田间小路，不让车夫和随从劳累奔走，只乘一顶小轿，轿上放着一碗饭，叫当地百姓轮流抬着走。百姓都欢呼迎接说：“我们的父亲来了！”我们的百姓又活过来了。任职一年，州中大治。封父周云鹄曾带着家人前去奉养父亲，暗中徒步住宿在东莱百姓家，试着询问知州的情况。百姓说：“从前太守处理一件诉讼，动辄拖延一年，不论有无冤曲，即使只为治理百姓也使人困顿。如今的知州神明般明断，一顿饭的工夫就能立即判决。”于是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始终不忍心打官司。我所知道的就这些。早晨起来，他看见家中有一尊泥塑像，百姓带着妻子儿女围着它祈祷；走近一看，原来是知州的塑像。封父由此知道先生确实很得民心。藩府的宦官放纵其家奴庄壮，夺取百姓的财产，百姓告发他。分巡佥事把庄壮的奴仆打死了。宦官唆使王爷上奏，把案件交给有关部门审讯；选任的软弱官吏害怕王爷的威势，长期不决，最终竟拟议判佥事死刑。巡抚彭公怀疑这件事有问题，发檄文召先生前往。王爷召先生赴宴，众人都担心另有变故，先生整理衣服径直前往。王爷亲自陪宴，先生替他饮酒祭奠，直到宴席结束，王爷也不敢说一句话。先生出来后查看已经拟定的案卷，对众人叹息说：“这有什么难以判决的？佥事并没有存心杀人，只是判杖刑不合刑法，应当判杖刑；不过现在因为宗藩的缘故，加罪一等。宦官诬告，依法应当戍边；因为宗藩的缘故，减轻处罚就足够了。”最终据此向朝廷请示，佥事竟得以恢复原职。邻近郡县的饥民到民间抢食，官兵急忙抓捕他们，眼看就要作乱。幕府又发檄文让先生处理，准备进行剿灭。先生说：“这些人都是饥饿而求食的赤子，为什么要激怒他们，使他们发生变乱？”他立即制作几千块小木牌，写上招抚收容的话，散发到四郊，命令饥民拿着木牌前来接受安抚。饥民拿着木牌聚集到城下，官吏害怕，不敢接纳。先生大开城门召他们入城，向他们晓谕，给他们钱粮，百姓全都恢复旧业，重新成为良民，军队也因此撤去，不再使用。幕府更加惊异赞赏他。先生做官非常清廉，即使得到每月俸禄，也要分出一部分赈济贤能而贫困的士人，常常因此连早晚饭都无法准备。忽然有野鸽来筑巢，种类繁多，州人因而认为这是上天赐给清廉官吏的恩惠。庚戌年入朝觐见时，分宜严嵩掌权，而贪墨的官吏多有馈赠，先生只带着一枚银环和诗作作为礼物送给他。分宜也知道他清廉，能够归还那枚银环，并回赠诗作。吏部考核先生的政绩品行，列为第一。辛亥年升任膳部员外郎，督察清源；当地人拦在道路上哭泣送行，拥住车子使它无法前进。清源距离平度并不太远，当地人思念先生，常常前往询问。等到他们到达时，便呜咽哭泣，不能返回。先生逐一安慰他们。有人说：“依靠您的恩德，妻子儿女才有幸吃饱饭。”先生听了面露喜色。有人说：“不幸受到某位官员的虐待役使，如果您还在，我哪里会落到这个地步？”于是大哭，先生也大为哭泣。同年出生的李姓官员，容貌像先生，经过平度州时，百姓争相传呼“先生来了”，全都跳跃着奔来；等看见不是先生，各自叹息离去。李某起初不知道其中缘故，后来才明白。经过清源时，他把这件事讲给先生听。先生离任十年后，百姓最终为他建立生祠祭祀，这件事见于崔桓的碑记中。窑厂过去有很多额外利益，狡猾的百姓从中蚕食。先生到任后，按惯例献上的财物，他愤怒地拒绝；随后查出其中奸弊，最严重的依法杖责并戍边，积弊全都清除。他有时晚坐在公堂，叫吏卒担水冲洗台阶，说：“不要弄脏我的台阶。”

译按照旧例，公私船只北上都要装带砖块，只有宦官使者不肯这样做。先生在清源任职时，宦官使者害怕，不敢不装带。那时河势将要决口，先生为此向神灵祈祷，又募集百姓用土袋筑堤，亲自站在烈日下督促。大概堤坝建成三天后，秋季洪水大涨，万家百姓免于被洪水吞没，这都是先生的恩赐。州人方元焕感念他的恩德，作序加以传述。先生任清源时，虽然没有直接治理百姓，百姓的颂扬声却不比平度时少。后来先生居家时，亲友到京师去，路过清源，清源人争着询问先生的情况，很多人流下眼泪。有个姓张的人遇到窑厂中的旧差役，知道先生来了，便亲自带着妻子儿女列队下拜，准备饭食，详细询问先生子女的情况；得知先生有两个儿子后，又带着妻子儿女仰天致谢。他所到之处这样得到人心，大多如此。甲寅年升任水部郎，巡视通惠河，政绩如同在清源一样；任满三年考核合格，获封赠父母的诰命。先生面向宫阙拜舞说：“我借此总算可以稍微报答父母了。”当时倭寇之乱大规模发生，先生于是极力请求外任，获授佥湖广按察司事，奉养父母赴任。先生早已以清廉能干著称，声名传到之后，台使和属官所办的事情都先来听取他的意见，贪官和豪强百姓闻风而收敛退避。武冈州有宗室庶出的五位将军，借藩王封爵的势力肆意经营奸利，纠集亡命之徒，白天持弹丸杀人，没有人敢追究；他们曾持刀进入王宫，王爷急忙逃藏，他们砍断宫柱后才出去。州县副职以下的官员全都听从他的指使，监司也有将近二十年不肯进入此地，百姓积聚的怨气无处申诉。先生听说后，立即驾车前往州城，百姓拦路迎接、申诉的有一千多人。先生估量这不是巡游侦察所能办成的，便听任百姓自行捉拿他们。距城十里时，守备祝明前来迎接，先生知道此人可以任用，便同他秘密谋划，完全掌握了各奸人的罪状。五位将军气势汹汹地闯入，公不为所动。不久，一群老妇人手挽着手在门前呼喊喧闹，公仍不动声色。后来百姓各自把那些人的党羽捆来，先生全都把他们投入狱中。五位将军无可奈何，便把匕首挟在臂下闯入。先生预先知道了这件事，假意作揖并按住他的手臂说：“不要妄动，我是替您考虑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您难道要为这些人送死吗？”五将军计策受挫，只得退去。先生于是秘密把他们的罪行逐条写给巡抚衙门，飞驰上奏。皇上下诏立即审讯，逮捕了祝明等人，最终把他们戴着刑具关进高墙监狱；他们夺占的田地、房屋和子女，最终都归还给百姓。从此官吏能够治理地方，百姓能够安生，全都焚香击掌起舞，为先生塑像建祠。先生拒绝接受，坚决不同意，便派人毁掉塑像、推倒碑石，百姓争相把碑石抬走藏起来。先生代理江防事务时，有个大盗刘某，他的党羽凭借妖术，长期不能擒获，估计自己无法在先生治下容身，便在夜里秘密送来千金。先生大怒，广泛设置计谋，终于在江、黄之间将他们擒获并全部消灭；他的威严和恩惠传遍各地，声望极为显赫。一时之间，藩司、臬司的各位官员都受到百姓称誉，争相惭愧叹服，自称比不上先生。两台的荐举奏疏都极力称扬先生，但先生已经因母丧离职了。当初，父母来到任所接受奉养，先生虽不住在官舍，却早晚跪问起居，孝顺谨慎无微不至。后来听说倭寇的防务稍稍平定，便想让守丧的儿子坚决回去，先生不得已送他经过九江。负责兵务的使者惊讶地问先生为什么来到这里，先生说：“只是因为我的父母获罪，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使者退下后很佩服他的话。母夫人回乡后，不久讣告传来，先生悲痛得两次跌倒在地，赤脚步行回去，连续多日水和米浆都不入口，终于服丧三年。亲友劝他出仕，先生叹息说：“我哪里能再抱有以前的悔恨呢！”每天准备甘美的丧祭供品，千方百计使封公欢喜。庚午年，封公患风痹病再也不能起身，先生哀伤毁瘠，瘦得像母夫人丧期中的样子。服丧期满后，终究不再出仕，在山林泉石间优游度日超过八年，足迹不进入官府。适逢年成饥荒，家中人口无以为食，全家闭门过贫困生活，却始终不替别人说情办一件事。有时驾一只小船，带着几卷图书，游览吴越的美好山水，吟啸自得，始终不让人知道。侯公东莱任嘉兴知府时，先生是他的门生，侯公派小吏带着礼物来问候，并约定拜访日期。先生严厉地拒绝了他，说：“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招惹嫌疑。”后来听说唐公枢正在苕溪讲学，便买船去拜访他。唐公听说先生到来，便弯着腰在小船之间出迎。侯公刚刚告别离去，先生已经解开缆绳，踪迹无从寻觅了。后来到了茗溪，拜访一位学官，此人也是原来胶东的弟子，先生告诫他不要说有官员来过，但消息最终还是泄露了。巡按便分派此人，先生过去的属吏于是迎接并供养先生。张先生变了脸色，一句话也不说，急忙划船回去，他的清高耿介竟到了这种程度。先生在士人操守方面虽然如此严厉吗？可是他居住乡里时，却和蔼平易、慈爱可亲，令人感到亲切。他曾在南禅寺养病，听说乡里有个金姓人因拖欠官府钱粮而涉讼，被拘押将死，便急忙徒步赶回去，拿出钱财替他赎罪。那人到门上道谢，先生却拒绝不见。元旦那天，先生乘轿出现在市中，有个无赖少年指着先生说：“这个以善人自称的家伙，我要试着当众侮辱他。”于是直呼先生姓名。先生回去后派人把他召到家中，情形令人难以揣测。先生好言劝他说：“你这次幸亏遇到我，不要再冒犯其他官员，否则恐怕他们不会宽恕你。”说完笑着打发他走了。有个商人在市场上买米，误把几十两金子遗失后离开，先生发现后，急忙让人把他叫回来。那人直到最后也没有主动说起这件事。先生去世二十多年后，那人才自己把这件事详细说了出来。由此才知道先生隐藏的德行多得无法记载。吏部到先生家中起用他为浙西佥事。当时徐文贞主持国政，极其器重先生，写信来把先生比作古人，并催促他出仕。杨中丞也写信劝他说：“朝廷正把兄长看作学问方面最得力的人，为什么不为天下百姓出仕一次呢？”先生仍然坚定地躺卧不起。没过多久，又征召他为广西督学副使，本来有意重用他，但先生已经患上痹疾，最终没有听到新的任命，去世时年仅四十七岁。病危那天，妻子儿女围着哭泣，先生安详地对宜人说：“我一生战战兢兢，常常害怕有所失坠，如今幸而能够保全自身而归，还有什么遗憾？告诉两个儿子不要荒废学问，我把清白留给你们。士大夫中如果有人记得我，你们就不会孤单。”讣告传到朝野，众人惋惜叹息，远近的人都赶来哭吊。诸生共同商议，请求在学宫为先生建祠。督学耿公教说：“周先生清正自守、博雅有学，不必再烦劳核查。”直指孙公又以师生之义，抚恤丧事尤其周到。像平度的父老谢禹氏等人，带领他的弟子一百多人写文、洒酒祭奠，顿足长号，握着两个遗孤的手哭泣不止。大概先生任官所到之处都有声望；他在平度时，人们把他比作朱邑在桐乡。

译先生年轻时文章豪迈，超过苏氏，诗歌近似李太白，后来又稍稍出入于欧阳修、曾巩之间，广泛取法王维、孟浩然，擅长行书、草书，也精于小幅绘画，评论者说他得到赵承旨、米南宫的神韵。晚年把这些作品全部收拢焚毁，凡是世俗所羡慕的宫室、车舆、衣服、声伎、珍玩之类，他一点也不沾染，专心静修学道。他收集宋儒理学的各种书籍以及当代名儒的口传义理，反复辨析参证，亲手缀辑、随口记录，一刻也不停止。有时同志之间往来质疑问难，但他始终不招集门徒，也不标榜道学名声，所以故旧没有人能够窥见他的全部学问。著有《西斋日录》《道学记言》若干卷，流行于世。他作诗作文，往往不留下稿本，因此散失很多。病中曾对门人说：“像蝉蜕一样摆脱人的私欲，像春日融和一样体会天理的奥妙。龟山的这句话，实在很有意义。”又曾叹息说：“大丈夫应当为百世作打算，如果只是苟且追求眼前的娱乐，那就像锅里的鱼、幕上的燕子一样。这难道是他深远的寄托吗？”唉，像先生这样的人，对于人的才性可以说是通才，对于才德可以说是完人了。然而寿命不长，天下人都哀悼他的事业未能完全施展。但是汉代郭林宗的声名流传千古，他的寿命还比先生少五岁。人的价值似乎并不在于活得长久；即使上天假借给先生更多年岁，让他出仕而治理天下，也不过留下些粗略的事功痕迹罢了。倘若所谓精微的思想得以流行，人的性灵长存，那么对于今天来说，难道还会有所增加或减少吗？绍元兄弟认为先生美好的德行实在太多，恐怕时间越久越会湮没，所以我把听闻到的事迹总辑出来，用来比附家乘和《周志》。后来的读者，或许不要责怪我芜杂而没有删削吧。《江西奉新县县丞李恭懿先生传》【张佳胤】恭懿先生去世时，我正在任官，不能亲自替他收拢手足诀别。安葬以后，我读舒太守所作的墓志，知道其中记述先生的家世和操行已经很完备。先生爱护门生，只有我是他的门生中真正了解先生的人，也只有我了解先生。每次退食之后，我便回想先生的言行，其中有许多是墓志没有记载的，不能不把它们传下来。先生在东郭外择地建造别业，层层山冈、苍翠柏树，郁郁葱葱仿佛云气。先生在那里读书，人们称他为柏山先生。先生的祖上世代都隐居，拥有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地，相继凭借钱财和粮食供养自己，但从来没有人靠经学起家。先生天生聪颖，从小就少言少笑，简朴庄重，像大人长者。遇到图书典籍就拿在手里，不背诵成篇便不停止。稍稍长大后研治《周易》。我们县向来被称为文献之乡，考取科第的人大多凭借四经显达，而《易》学却没有流行。当时有个老生赵某，正凭《易》教授县中的弟子，先生以弟子礼拜他为师。这个老生原是庸俗的儒生，私下抄录经解，却不知道传承自什么学派。学究把那些书日夜锁在箱子里，像珍宝一样，诸生若没有厚重礼物便不得观看。先生有一天偷偷看了看，掩口笑道：“这东西只能拿来盖酱瓿，尚且不能得到主考官的一顾，怎么还谈得上解释羲皇之学呢？”于是深入探究《易》的图象之学，务求亲自体会圣贤的旨意；一切陈腐的糟粕和只供借助的筌蹄，不过用来粗略涉猎，并不是他所爱好的。先生的学问充实纯粹以后，文章日益有名，每次考试都名列高等，却最终困顿于主管考试的官员。先生一点也没有恼怒的神色。嘉靖戊申年，他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文才丰美，冠绝四方士人。余姚李司成认为他是大器；他参加顺天乡试又未中，最终通过吏部选授为江西奉新县县丞。先生不喜欢急切苛刻，务求用德行安抚教化百姓。奉新人狡猾强悍，见先生仁慈廉洁，便故意拖延各种供应的夫役和马匹，想使先生受牵累。先生拿出俸禄替他们补偿，不够时便把钱物倒在袋中拿出来，因此先生做官越久越贫穷。后来罢职回乡，每天扫净坐榻读书，内外弟子铺开经书前来问难，学问洋溢在巴水之上。先生喜欢深沉的思考，平时不谈论别人的过错，不随便取予，但憎恶坏人坏事极其严厉，没有人敢触犯他，并且完全不再往来于官府。先生曾对弟子谈论科举文章，讲解十分精确，所以门人中有许多考取高第的人。至于读书，他不拘泥章句，也从不轻易对人谈论。余自滇地督学归来，在乡里住了几个月，每有闲暇便到先生的庐舍拜访。他曾对我说：“《易》学长期晦暗不明，书坊里出售的书尤其令人厌恶。”他同诸弟子谈论时，又说这不是科举文章所宜涉及的。于是问我：“六十四卦开始于什么时候？” 我说：“是文王重卦的。”先生说：“不对。看《系辞》取自涣卦等卦的说法，那是三皇、尧、舜时代的事情。《尚书》说龟卜筮占，协和顺从又是唐虞时代的事情，那么六十四卦在上古已经存在了。又说：伏羲的八卦并不全是取自河图；看《系辞》中‘仰观象于天’等句，以及‘天生神物’等句，也自然可以看出这一点。又说：先天八卦是南方为乾、北方为坤，后天八卦为什么不以长男、长女等卦来替代它们，却以南方为离、北方为坎呢？这就是大道的玄妙，也是古《易》所共同具有的。又说：古人解释经书不敢自以为是，所以传文不与经文混杂；《小象》原本自成一类，试读它没有不押韵的。到了后人，才开始把经和传分开，所以宋人俞琰汇集诸家学说，并不是毫无见解。假如《易》没有《序卦传》，不知道后人会把六十四卦颠倒割裂成什么样子。又说：推究事物的开端而反溯其终结，所以懂得生死的道理，这与‘无极而太极’是同一个意思。所谓‘无极’，是从过去推向将来；所谓‘原始’，是由后来追溯以前。又说：读《乾》卦的彖辞，可以看见文王兴起周朝的德行；读《坤》卦的彖辞，可以看见文王侍奉殷朝的心意。我每次听先生说话，总是肃然一惊而有所领悟，认为当今的儒者没有谁能超过他。唉！先生的官俸不到百石，做官所得的钱仅有十多金，却超然于物外，潜心探究最高的道理。先生确实是一位有道之人。我于是率领同僚仿照古制商议谥号，给先生定谥号为恭懿。又把先生平日言行中尚未传入世人耳目的事情再行举述，使史官采录。至于先生的家世以及子女男女，墓志中已有记载。论曰：先生接受上天的报偿，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起初先生穷究经书、喜好修养，却不能博取一个科第，实在令人困惑。后来只做了一个县丞，功德却很显著，最终又没有得到升迁，更加令人困惑。然而先生的嘉言善行，足以垂为无穷的法则，巴川之士人人都能讲述。先生可以不朽了。谚语说：‘桃李不说话，树下自然形成小路。’先生对天下和后世本无所求，但他的名声却与天地同存。由此说来，上天对于先生难道会没有深意吗？”},{ 《八厓周公传》（孙宜）

译孙子说：华容，是古代章华宫的遗址。这里山岳雄伟耸立，河流湖泊环绕交错。谈论它的人，大都认为这是楚国的大地胜境。自县城中驱马奔驰的人，大概都说是东山。东山的秀美，又在全县中首屈一指。前代的事暂且不说，自开国以来，名望显著的士绅和身居高位的官员，冠盖乡土，声名远播，受到华夏的赞颂。像朴翁、忠宣这一类人物，大多都出自东山。东山从东面转向北面延伸数十里乃至百里，山势便更加雄伟高峻，峭壁陡绝，重重山峰相叠；险峻的山岭和高耸的土山仰面而立，仿佛压迫日月，奇峰直刺云汉。与东山相比，大概只有上下两处山势可以相提并论。于是，这里诞生了一位非凡的人物，名叫八厓公。所谓八厓，是山中特别突出的地方；公居住在它的下面，所以称为八厓公。公姓周，名廷用，字子贤，父亲是乐山翁。公怀孕时，乐山翁正在慈利任职，梦见仪仗幢盖缓缓从天而降，径直进入他的官署。第二天，公就出生了。乐山翁把这件事告诉县令，县令说：“这是显贵的征兆。”于是乐山翁便弃官回乡。公长大后聪明异常，很早就通达事理，并没有经过老师传授。十八岁才开始读书，但家里又很贫穷。他成为生员时，生员们大都轻视他，说：“周家这个孩子贫穷而且粗鄙鲁莽，即使不死在沟中，也算侥幸了。”凡是有酒食歌舞伎乐的聚会，他们就把他排斥在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公本来不想接近他们，但他却性情豪放，不计较这些；遇到酒食歌舞伎乐的场合，便径直走入席间，高坐在那里纵论宏议、畅谈阔论，仿佛旁边没有那些生员一样。生员们更加轻视他。有时有人诵读公的文章，便对生员们说：“你们不要轻视周家这个孩子；凭他的才华，将来一定能够得志，你们全都不是他的对手。”于是生员们也索求公的文章来诵读，渐渐地对他产生了敬重。过了不久，公参加的武昌乡试榜单将要公布，他开玩笑地隐去自己的姓名，对同考的生员说：“今年你们知道谁中了解元吗？是华容的周廷用。”同考者说：“这个人能中解元吗？”公便说：“这本来就是奇才，即使让他参加礼部会试和殿试，也还应当名列第一。”后来公果然列第八，朝廷还刊录他的文章作为范文。第二年正德辛未年，公与家大夫一同考中进士，出任宣城令。宣城是个强盛的大县。公治理那里，便迎着问题迅速解决，排除错乱，理清纷繁，铲除强暴，压制豪横，没有留下任何缺漏。他又每天从事文章词翰，游览山川亭阁。不到三年，入朝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巡按贵州，使夷獠归顺平息，防止暴乱；即使撇开文学辞章之事，他的文才也更加精进，逐渐得到朝廷内调。后来公上疏指责铨部，言辞正直刚烈。当权者对此十分恼怒，公便设法阻挠他。还没有完成一次考核，公竟然就获得了升迁。公以浙江按察佥事的身份离开。有人因此愤愤不平，心中难以平静，但公却坦然淡泊地说：“这哪里足以困扰我呢？”于是更加自我磨砺，声望和政绩一天天增长。当权者也对他无可奈何。又晋升公为福建右参议，他与见素林公在壶山之南谈论诗文。林公十分惊喜，认为他才奇不凡，便写文章赠给他。不久之后，公又升任四川按察副使。当时芒部发生叛乱，巡抚和镇守官员把讨伐叛乱的任务交给公。芒部地处深僻、穷绝之境，有关官员很少到达那里，据说已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之久。公冒着危险，开辟险阻之地，宣扬德政，施加恩惠，安抚怀柔并进行剿捕，于是平定了芒部的叛乱。他又主持武科考试，所选取的武科士子大都精干实在，没有错误；凡是公所期望和赏识的人，很少有不是立即取得高第、位列显要的。因此，蜀地有编修杨名、给事中王继宗等人。可是公始终没有夸耀自己征讨芒部的功劳。同僚中那些卑劣而善于趋附的人，间或得到美好的升迁，公却在蜀地任职三年；在那里待了很久之后，才被提拔到江南按察司任职。江南的风俗向来刁悍强横而难以驯服，那些退居的缙绅大夫，按惯例每天请托关说、收受贿赂，积累家产而变得富厚。公任按察官时，常常痛加抑制这种弊端。凡是缙绅大夫写信询问而送到的，便命两名吏员在公堂事务处当面拆阅；因此一切请托嘱托都被废止而不能实行，他在四川任职时也同样严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于是诋毁和谗言交相汇集，众人都想加害于公。任职满三年入朝觐见时，铨部都御史汪鈜首先摘取他的过失，将他黜退。尚书王公琼了解公，对汪君说：“这本来是一位有名的豪杰，怎么可以黜退他呢？”汪鈜立即说：“您如果不黜退这个人，他日后一旦得志，将把天下士人杀得一个不剩；我和您即使侥幸活着，也不会有一个人留下。”王公过去曾因刚直而被弹劾，后来重新起用；因此不能不对这个计策稍有犹豫迁就，最终也没有办法挽留公。于是缙绅们相互说道：“周某性情高傲，盛气凌人；如今被黜退，必定会向上疏奏申诉冤屈。”便相继前往慰问公，勉励他离开。而公反而直率地说：“天下如此广大，假使黜退像我周廷用这样的人数百、数千，也容纳得下。”于是终于归去。归乡后，公与家大夫结成石矶八厓文社，他的文章更加大有长进。第二年嘉靖甲午年，公患了轻微的疥疮，医生说用攻下法治疗便会痊愈，于是给他服用攻下之药，病情反而加重。患病不过数日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三岁。孙子说：“世间大概有真正的豪杰，难道不是八厓公吗？公原本只是东山的一介布衣，前面没有老师传承的帮助，后面没有权贵援引的阶梯，年少时家境贫寒，也没有万石之富和遍交四海的关系。然而，他所建立的事业却光辉灿烂：文章足以声闻于世，政绩足以树立法纪，言论足以治理国家，气概足以在当时折服众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有特别超群、无人能比的资质，以及暗中深厚、独自获得的才能，才做到的吗？豪杰之士，上天既然生下了他，就让他像鹰飞扬、山岳挺立，像雷霆震动、风驰电掣，掀动天地、照耀日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为什么反而要阻塞压抑、阻挠妨碍，使他的地位不能匹配德行呢？世道乖戾，使人仰天叩帝，叹息不能伸张。唉！究竟是上天生下豪杰又压抑他们吗？还是说卑下猥琐的人本来就应该长久得志，而孤高卓越的人，造物主本来就难以容忍，鬼神也有时会嫉妒他们吗？嘉靖壬辰年，我因文章参加礼部考试，当时公刚被罢黜。人们大都高兴地对我说：“八厓先生走了。”我说：“你们以为今天的离去，就能使八厓先生屈服吗？”天下有真正的豪杰，也有真正的毁誉。真正的豪杰，一定要经过真正的毁谤和赞誉，才能显明出来。八厓先生确实离去了，庸俗之流常常看着他困顿跛踬、受挫失意的样子，内心确实快意而满足，他们的计谋成功了。众口铄金的攻击渐渐平息，积累的毁谤也逐渐消散，先生仍然是贤人君子。如今所看见的那些靠卑琐侥幸而通达显贵的人，不正是世人夸耀惊叹、尊崇推重，以为不可企及的吗？然而不到几十年，他们便灰飞烟灭；即使是稍有见识的三尺童子，也会说他们的品格与八厓相比，究竟怎么样呢？

译这不就是所谓真正的毁誉吗？所谓真，就是确定；确定的，是人所造成的事实，也是天道的公正。八厓先生也只是等待这种定论罢了。所以说造物主没有穷尽。可是公被罢黜归乡时，对儿子和弟弟们说：“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怨恨吗？”我听说，大丈夫在仕进时不被时势接纳，退居后一定会有知己。石矶先生，就是我的知己。假如上天稍稍让我多活些年岁，我能够同石矶先生每天以文章和酒相互往来，也就满足了。唉！公果真没过多久就死了吗？上天对于豪杰，既吝惜给他们官位，又吝惜给他们年寿，竟然只让他们用自身换来毁誉和虚名，这有什么益处呢？当初，公已经和家大夫成为同年、婚姻交游，我稍稍长大后，也能够凭文章立身并获得声名。那时许多人便都仇视嫉妒、排斥陷害我们，甚至包括号称至亲内戚的人，都恨不得我们朝夕之间沉沦到眼前死亡。唯独公冒着众人的怨恨，排除世俗纷扰，不计年长年幼与我结交，又把我的名声传播到海内。于是海内人士相互说：“华容有周八厓，难道又有洞庭子吗？”唉！这也可以说是懂得以国士相待了。公去世后，我作了十首诗哭悼他，又写了墓碑。如今又作《八厓周公传》。但我还想刻印他的归休诗，并为他的文章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论曰：华容本来就是文献之乡。前代贤哲，如朴翁、两山，大都凭文章自我树立，但他们的文体却都不算高妙。至于八厓先生的文章，则文质彬彬，格调奇异。我读他的古赋、乐府以及五言、七言诗，也差不多可以同秦汉、魏晋以及李白、杜甫相比了。所以说：八厓先生在文章方面，大概使我们这个县重新振兴了。我难道不能说他是特立独行的豪杰吗？公已经离开人世，独自化去，但海内有识之士没有不诵读喜爱他的作品的。人们称他为“八厓”“八厓”，由此推知，百世以后一定还会有人听闻他的名字。公不在于官位，不在于年寿，而在于垂示后人的典范；这难道不正是天道光明、不会磨灭之处吗？八厓先生难道果真可以死去吗？八厓先生难道果真可以死去吗？《见吾陈公传》【张元抃】自从考亭朱子在闽中倡导道学，一时之间登门的高才弟子中砥砺品行、树立节操的人遍布郡县，所以宋代熙宁年间闽中的学术最为兴盛。到了明朝建立以来，朱子的书籍传播到四方，家家传习、人人诵读，但人们只是学习他的学说来猎取科第，彼此仿效、剽窃模仿，朱子的宗旨反而更加隐晦。自从蔡虚斋、陈紫峰两位先生相继出现，才开始洗刷俗儒的陋习，专门采择朱子学说的精微之处，于是皇明正德、嘉靖年间闽中的学术又最为兴盛。见吾公大概是紫峰的从弟，从小便接受他的学问，完全得到他的衣钵传授，并且承接先生的学统。然而在两位先生的时代，阳明先生正在讲授良知之学，与朱子不同；世上学习两位先生学说的人拘泥于旧日传闻，相继排斥阳明。公既尊敬相信两位先生的学说，对阳明的学说却也不怀疑，曾同人论学说：“阳明先生担心人们把格物只理解为穷理，把穷理只理解为读书，所以把格物的重点放在实行上；又担心人们把致知理解为获得见闻之知，所以在‘知’字上加了一个‘良’字。没有良知，就不足以称为知；没有格物，就不足以说是致良知。”又说：“阳明之学，入门处在格物，精妙处在慎独。所谓独，就是独自知道；‘独’只是良知，‘慎’只是致良知。这门学问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不知道世人因为什么把它看得奇异。又说：宋儒的学问十分之中并非没有一点过失，阳明阐明了宋儒没有达到的地方，是要做宋儒的忠臣益友，并不是想拾取宋儒的短处来显示自己的长处。如今讲阳明学说的人，动不动就拾取宋儒的短处作为谈论依据；谈到涵养德性的学问，就把它说成轻视德性；谈到讲学的事情，又说它对学问没有益处，这只会使阳明得罪先儒，实在应当深以为戒。由此推论，公对于朱、王二人的学说，大概都能超然自得，而不是只依傍他人、凭耳闻口说私自开辟门户。假如论学的人人人都像公一样，那么朱子和阳明的学说不但不会互相冲突，实际上还会互相补益，又何必纷纷争论呢？公姓陈，名让，字原礼，年轻时聪颖奇异，不同凡俗；写文章奇崛遒劲，不蹈袭前人。嘉靖辛卯年乡试考中闽省第一，随后登进士第，授绍兴府推官，审理案件以公平著称；空闲时便召集诸生校订文章、讲论学问，士人文雅地兴起。天真祠置办祭田、三江闸防御海患，公筹划协助的力量很多。征召授任监察御史，遇到事情敢于直言，无所忌讳回避。执政者爱惜他的才干，让熟人去劝告他说：“贤能的御史啊，稍微等待时局安静一些。”公立即回答：“请替我向宰相御史致谢，我不是靠安静退避来做官的。”因此同执政者发生了冲突。肃皇帝继承大统以后，迎接兴献太后进入仁寿宫，张太后完全按照潘妃的礼仪来对待她，两宫因此产生了嫌隙。有个叫刘东山的豪侠，在两宫之间窥伺，想凭借奇异的奏论取得富贵，便命令他的党羽捏造诬陷张鹤龄兄弟谋反、使用左道诅咒的罪名，供词牵连到宫禁，逮捕拘押无辜者数十乃至上百人，京城骚动，诸司不敢说一句话。当时公正巡视东城，于是逮捕刘东山下狱，追究他弯弓射父的罪行。东山料想不能脱身，便进一步命令党羽告发变乱，又诬陷公是张氏的羽翼，把公一同下狱。公在狱中上疏说：“陛下有帝尧使九族和睦的德行，而东山竟敢当着陛下的面倡言汉武帝巫蛊之祸；陛下有帝舜使天下和谐、使父亲欢悦的孝行，而东山竟敢当着陛下的面暴露母亲之事，应当赶快依法处死，以安定宗庙社稷。”皇上看了奏疏，心意稍稍释然。后来西曹审问东山所奏之事，全部没有证据，便把他的党羽一并以欺骗蒙蔽之罪判处死刑。公得以恢复职务，京城安定。当时如果没有公，仁寿宫就危险了，人心也会动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不久，兴献太后去世，朝廷商议把兴献帝迁入天寿皇陵合葬。公认为藩王不应附葬皇陵，便借堪舆家的说法上奏：“显陵的地气脉络不能泄露，而且迁葬又会加重百姓劳役，请让衮服和帔服交错合葬。”皇上初次看到奏疏时非常愤怒，把奏疏扔到地上。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来看，说：“这话也有道理。”于是最终确定不迁葬的议案，但执政者从旁排挤公，最终赐令他罢职。然而公本人虽然退职了，他的主张却已经实行。公在御史台任职两年，多次上疏，都是关系国政的大计，唯独这两件事尤其是别人不敢做、不敢说的，众人都说公有社稷之功。退休回到乡里以后，他日夜静坐读书，勤勉不懈地钻研学问，口中不谈当代政事；只有涉及地方利弊，只要关系到百姓，便不惜冒犯，滔滔不绝地向上级陈说。公为人刚正廉洁，见到他的人都敬畏，但同他相处久了，便能感到他谈论慷慨，真情自然流露，越发相信并仰慕他。皇上从承天回来后，还询问公的姓名。御史台使者到了福建，往往把公推荐给朝廷，但执政者始终忌惮他，放置不用。在家居住十五年后去世。隆庆改元，朝廷追录先朝进谏之臣，赠公光禄少卿。著有《见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流行于世。公一生的出仕和退居，大致就是这样。世上了解公的人，只说他是廉吏、直臣、博雅的儒者、刚正耿介的士人，却不知道公的学问，他所见到的道理坚定，他所达到的境界深厚，他所涵养的德性纯粹，大概确实承继了紫峰的家学，振兴了闽中的余响。他平生所表现出的凛然伟大，都是学问流露出来的余绪，并不是从外面剽窃来的。公去世不久，他的子孙便没有钱粮来供给稀粥。我过去曾在溧阳见过他的某个子孙，大概粗布短衣都不能完整穿着，我非常怜悯他。近来有人从两千里外赶来拜访我，请我为公作传，并且说：“我父亲的事迹、行状、墓志已经完备了，只是他所承继的学术还没有人阐发其中的微妙，所以私下有所请求。”唉，某人有这样的志向，也可以说是懂得什么最值得重视了。因此我为公作传，特意详细说明他的学问来源，附在墓志、行状之后。《范栗斋传》【张元抃】先生天生聪颖奇异，读书不以死记硬背为务，却能够探究大意。二十岁时放弃诸子业，卓然以古代圣贤自我期许。当时士人只在章句之间奔竞，不知道有以道德为师的人已经很久了。先生首先拜王司舆、许半圭两位先生为师，这两位先生都是当时以道德受人尊重的人。后来又拜阳明先生为师，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厚。然而先生性情狷介，有时议论与老师相左。后来广泛考察群经，仰读俯思，忽然有所领悟，认为孔孟的正传只有周敦颐、二程得到，朱熹、陆九渊以下的人都比不上。家中贫穷，连一天的储粮都没有，他仍然吟啸自若，别人无法测度他的心境。曾对某人说：“天下有至宝，得到它而玩味，可以忘掉贫穷。”于是作古诗二十章，历叙道统和太极之说，其中奥义不容易窥见。父亲去世后，他侍奉母亲极尽孝道，在外授业时，供给自己的粗劣食物每当遇到一时的美味，便忧伤地说：“我的母亲哪里能尝到这样的东西？”随即放下筷子不吃。母亲去世后，他按照古制执守哀痛，直到病弱消瘦、骨瘦如柴；医生劝他吃荤，他哭着说：“生死自有命，怎么可以一天忘记我的母亲？”母亲喜欢吃芋头，他终身不忍再吃芋头。两个哥哥都早逝，他竭尽力量为他们收殓，把侄子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积攒塾学收入为他们办理婚嫁。侄子又早早去世，侄媳将要改嫁，所得聘金全部交给她。族人暗中议论他迂腐，先生叹息说：“我只恨贫穷，不能阻止她改嫁；又怎么可以贪图她所得的钱财呢？”晚年声名更加显著，士大夫都乐意跟从他交游；但有人用粮食和丝帛周济他，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前后任职的守令多次表彰他的乡里，征召他做乡宾、社长，他总是以疾病推辞。隆庆戊辰年，先生八十岁，偶然患病并且病危，叫来儿子说：“我如果去世，不要避讳直说，宁可薄葬，也不要无故接受别人的赙赠来玷污我。与其行为不正而有余财，宁可正直而不足。难道不能仿效黔娄氏的妻子吗？”不久病竟然痊愈，先前一两个帮助办理丧殓的人，他全都把东西退还了。他一生的廉洁大致都像这样。我曾在他家塾中住过几年，即使盛暑时节也戴冠穿衣，仪容严整；谈论古今直到半夜也不疲倦，对人和煦温厚，没有傲慢的容色，行走举止不越规矩。乡里人无论老少，都称他为范圣人。他勤勉求学，老而不衰，每每诵读卫武公的话，对人说：“不要因为我年老就抛弃我。”庚午年秋天，他卧病数日，忽然起身沐浴、整理衣服，端坐起来，三次拱手后去世。先生是会稽人，姓范，名瓘，字廷润，别号栗斋。大概正因为他温润而又严肃自持，所以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仲山王先生传》【龚勉】唉！经书是用来承载道的，古人讲经，也就是讲道。后世确立了讲学的名目，从这时起，把经书看作训诂，而经与道于是分开成为两件事。自从八闽的蔡虚斋公以理性之学阐明经术，努力同前代儒者相承接，士人才开始有了准则。此后陈紫峰公、林次崖公相继出现，各自以专门学问著书，经学更加显著。然而他们的书也各有得失，还不能完全确定没有违背圣贤。到了我们的仲山先生，潜心探究义理，阐明经书宗旨，以三位先生的学说为本而加以折衷，写成定论。学者研究经书，想求得通达于紫阳朱氏，以窥见孔孟学说的门径，舍弃这条路便没有别的路径了。如今他每日抄录讲学心得以及诸种书籍，托付刻印流传于世，这些都可以具体论述。他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先生姓王，名问，字子裕，学者称为仲山先生。去世以后，又私下谥为文静。先生的父亲是乐莘翁，以经学教授县中；长兄计部公早已有文名。先生没有其他传承，只是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师友；他颖悟敏捷超过常人，得到父兄指授，精深的学问更加进步。幼年时便同兄长齐名，相继考中乡荐。

译嘉靖壬辰年考中南宫会试，以疾病为由辞归，在山中读书，跟随他游学的人日益增多，学问大有长进。戊戌年参加廷试，赐进士高第，授户部主事。遭遇母丧，服丧期满后补任原官；为了方便奉养父亲，请求调到南京兵部，不久转任车驾司郎中，升为广东按察司佥事。行至桐江，便请求退休。当时先生刚五十岁，当权者一向认为他有才能，想重用他，但先生毅然决意引退，没有丝毫迟疑回顾之意，大概是想把侍养父亲的孝心实践到底。回乡以后，每天奉陪父亲游乐，凡是可以使父亲快乐的事情无不做到；又同计部公白头相伴，兄弟情爱更加深厚。他的孝友足以成为乡里的典范，大受巡行考察使者的敬仰，荐举奏疏屡次上呈，而先生却像没有听见一样。他既然笃守天性至情，连爵禄都不能稍稍动摇他的心，那么先生的学问难道只是空谈吗？居家时闭门谢客，只在一室中焚香静坐，上下考察千古，而一切世俗事务都看得淡然。有时在山南水边漫步，与渔夫樵夫为伍；又在宝界山筑室，极尽幽人逸士的情趣。还在东郭修建绿萝庵，招请名僧居住，讲授出世的学问。他或乘小船，或拄手杖，往返于湖山之间，人们远远望见，简直怀疑他是仙人。他断绝了与公府、监司以及郡县守相的交往，那些人希望见他一面以为快，关注敬重之意几乎倾倒而下。先生只写一封短札答复，有时不过吟咏几句而已。先生虽然任官时间不长，但他所施行的政务却有卓然可记之处。他在户部任职时巡视徐州的盐税，竭力清理积弊，又权衡粮食的贵贱，以粮食本色和折色相配，发给戍卒，大家都称便。在南京兵部车驾司时，每年修造马快船，各军最苦于承担帮甲，往往因此逃亡而死。先生怜悯他们，替他们向大司马说明情况，上疏请求由官府制造，不要烦扰军队，于是再没有帮甲的牵累。其他如请求营造营房、核查军籍、严格考察军政、优厚快船和平船的月粮等，谋划都十分周密，直到今天仍著为法令。那些因免除帮甲而受益的人家，甚至把他当作神灵祭祀。先生治理国家的才略，从这些事情中就可以窥见十分之一了。先生从年轻到老年，从未有一天废弃文学。四方背着书箱来求学的人云集，他为他们讲示要旨，滔滔不倦，使人没有空手而回的。借助先生教诲而考取高第的人，在当时接连不断。但他最看重的，是以立身行己、忠孝为根本，并不只是讲究文章辞藻。郡中前辈文庄邵公，以道德文章冠绝一时；太守喻公、中丞唐公、学宪薛公，也都因经学而被称为海内宗师。先生起初跟随喻公交游，喻公谦称不及他，于是先生便拜文庄公为师。文庄公一见他就称许说：“将来你不会让我。”后来先生又同唐、薛两位先生友善交往，虽然在学术和操行方面彼此相抗衡，但到了超然面对出仕和退处的时候，两位先生也不能不心悦诚服而退让。先生形体清瘦、精神清明，身体弱得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但意志十分坚强。面色温和而庄重，没有取悦人的姿态，但相处久了便会自然使人陶醉。与人交往时情意从文章中洋溢出来，尤其厚待亲友，周济救恤没有间断。驾驭身边的人十分严厉，但体恤他们又极其周到。他天性淡泊，没有嗜好，只以笔墨自娱。诗作冲淡，达到陶渊明、韦应物的境界；书法遒劲，得到晋魏人的法度。有时偶然染笔描绘人物、山水、花鸟，神采和形态都达到极致，即使专门的名家也比不上。先生的纸墨作品流传几乎遍及海内，一纸短笺、一尺素绢，人们都争相珍藏。大概先生的学问不分精粗，都能潜心探究其中的意义，所以即使只是一种技艺，也能精妙到这种程度。先生勇于退居，像钱若水；才略却超过钱若水。冲淡高雅，像杜祁公；和厚宽宏，像邵康节；如果把他浴沂咏归的情趣放到圣门弟子之中，他应当同颜氏之子翩翩并驾齐驱。唉，难道不可以说他是一位有道之士吗？我在先生门下，承蒙先生知我、爱我最深，先生曾亲笔写信勉励我，说将来应当把衣钵传给我。我深深惭愧自己愚钝无能、默默无闻，大大辜负了先生。先生去世后，他的长子吏部君把为先生作传的事托付给我。我正因为辜负先生而惭愧，又哪里能够为先生作传呢？然而，真正了解先生并且能够为他作传的，又只有我不敢推辞。因此，我只推究并详细编次先生的经学，而为他作传，使后人知道他的学术渊源从何而来。吏部君名鉴，正凭文学经术显名于世，这就足以继承先生的事业了。《胡敬斋传》【邓秀】胡居仁，字叔心，是余干梅溪人。他天资聪颖，胸怀大志，但家世代务农，到了叔心时家境更加困窘，穿粗陋的衣服，吃粗菜淡饭，似乎打算这样过一生。他童年时，捡到邻家遗失的东西，便归还了。曾跟随同知凖学习《春秋》，后来发现没有学到什么，便说：“学问难道只有这些吗？”等到听说吴聘君与弼在崇仁讲学，便徒步前往拜师。与聘君交游后，聘君屡屡称赞感叹，认为他不是寻常人；他回来后更加充实扩充自己的学问，完全抛弃旧日的学业，以传承此道自任。父母去世时，他因哀伤过度而骨瘦形销。办理丧葬时，他依照古代典制，不苟且选择墓地；却被乡里的顽童阻挠，便穿着墨色丧服到官府申诉，最终获得公正。服丧期满后，他登灵山，渡钱塘江，游历太湖，凭吊虎丘，尽览金陵、闽、浙的名胜，然后猛然返回故乡，在那里筑室讲学，谢绝世俗交往。学士张元桢、修撰罗伦、郎中娄谅都很赞许他，写信与他殷勤往来。提学李龄、钟钺相继请他主持白鹿洞书院，但不久他便辞去职务。余侍郎祐来向他请教，一见便觉得他非同寻常，便把女儿嫁给了他。陈献章从广南兴起，学者们远道赶去跟从他。叔心认为陈献章的学说近于陆氏把玩天理，不能顺应自然。他的学问以穷究事理、充分发挥人的本性直到通达天命为目标，认为身心内外都必须以敬为主，所以把书斋命名为“敬斋”。即使身处暗室和屋漏之下，夫妻相处也像对待宾客一样；对衣架、衣箱、竹笥等物，终身都不混乱。接待宾客时，头巾鞋履都整齐严肃；涵养和体察自己的身心，无论动静都不违背敬意。他发表议论，纯正醇厚；通达昼夜、生死的变化，而欢乐、忧愁、富贵、显达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他谈论学问和政治，认为应当以修养自己、实行王道作为准则。他曾对学生说：“农、工、商、贾都对世间有益，而释、老以及庸俗儒者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损害人心。朱子所说‘三纲沦九法斁’的警戒，并不是虚话。”又说：“正统的学问不明白，名教便没有主宰。高明的人陷入空虚，浅陋的人流于功利。应当警惕戒惧，不忘记本心，也不要妄自助长；安定纷扰杂乱的内心，那么本来虚灵明净的心便能常存，道理也没有不能明白的，天下便没有难以处理的事情了。”又说：“人能够端庄、安静、专一，天理便会存留，根本便会确立，这就是达到极致。内心笃实恭敬，天下便会太平；如果不能庄重敬慎，各种邪念交相侵入，就离禽兽不远了。”他抱定志向，独立不移，避开尘世而不感到苦闷。成化甲辰年，他因病去世。他所注撰的有《居业录》《敬斋集》《易春秋通解》，但都没有完成稿本。

译赞曰：宋代李氏儒者使天下陷入鄙俗，其结果使国家沦亡，百姓遭受涂炭，三纲五常的美好传统几乎就要断绝了。他们虽名为大儒，却受元朝爵禄豢养，冒领荣耀名声而少有高尚节操。像叔心这样，知道庸俗儒者的弊病而反对它，正可以说是超然独立、独有所获了。《陈紫峰先生传》【苏濬】自从虚斋蔡先生以理学成名以来，一时之间，拿着经书前来求学的人门外常常满是鞋子，而其中最受推重的，没有谁比得上紫峰陈先生。我听故老说：蔡先生如同向阳气中吹出甘美和气，使人受到和气的熏陶，气象像程伯子；陈先生则如鞭策风雷、驾驭风霆，气象像邵尧夫。至于他寻究六经，步趋邹鲁，开辟荒莽，引人走上周道，那么先生对于虚斋，就如同虚斋对于考亭一样。先生名琛，字思献，从做诸生时起，就已经鄙弃一切世俗事务，钻研圣学，常亲自题写道：‘发愤三年，必须做到不靠炉火、不借扇子，持守一个敬字，不要让影子和被子感到惭愧。’这就是他的志向。起初他游学于季木斋门下，虚斋看到他的文章，惊叹并认为奇异。先生按照师生礼节请求拜虚斋为师，说：‘您是我的朋友，不应当列在弟子之中。’先生坚持请求，于是虚斋便收他为徒。虚斋说：‘我同别人说话，只觉得头脑昏昧；但同思献说话，心中总是豁然开朗，而且足以发扬我的道学，使它向南传播。’虚斋在江右主持学政时，请先生教导自己的两个儿子。先生常把自己的所得向虚斋印证，又把从虚斋那里听到的道理教给他的儿子。他所讲的各种道理，浅显的使之深入，深奥的阐发得浅近，险峻的说得平易，平常的说得宏伟，简约而不遗漏，纵横而不混乱，仿佛把万条源流倒注入万条山谷。他曾说：“道理本来只有一个，只是人们所见不同罢了。如果有一天豁然贯通，那么刚劲的风向上旋转，并不算高；南极向下深入，并不算深；茫茫大地承载万物，并不算大；涓涓细流穿透石头，并不算小；屈伸往来，并不算微末；荣枯开落，并不算显著；四海九州，并不算遥远；闺门寝席，并不算近；圣贤制定礼乐，并不算精微；童子洒扫应对，并不算粗浅；陆象山所说的主静，并不等同于禅；朱晦翁的分析，并不属于支离；周濂溪把太极传授给二程，并不是轻率泄露天机；二程不把太极传给其他弟子，也不是自行断绝道统。太极浑然一体，没有什么不具备；只是我们的耳目心思有所不能达到，这是由于分别所造成的。”先生从江右回来后，每天用经学教导都城人士，著有《正学编》《四书浅说》《易经通典》。先生曾对弟子说：“我所讲的还没有超出管中窥豹的见识，必须与你们一同在尘埃之外，细细讨论颜子所说的‘弥高弥坚’，然后才算达到。我将要不再用言语了。”庚午年乡试中举，丁丑年考中进士。当时编修尹公襄得到先生的文章，大为惊奇，便把它告诉学士靳公。靳公说：“这本来就是醇厚的儒者，一定是蔡虚斋、陈白沙门下的学生。”后来知道他就是先生，众人一致称赞选得了人才。先生初入仕途，被授予比部官职。比部主政的职务事务繁忙，因此勉励先生说：“古人不会因为做官而荒废学业，在裁决纷杂事务的空闲时间，必须退下来研读律例和前代书史，并且时常在法律拘束之外发表自己的见解。”于是先生每天同同僚谈论经学，旁及古今，并且时时对他们有所规劝和补益。戴冠束带的士大夫，没有不愿意同先生交好。先生想到母亲年事已高，向朝廷请求说：“臣的母亲守寡独居，年过七十，时光已近晚年，衰老疾病逐渐加重；臣早晚省视常常疏缺，没有一刻不因此忧思。母子南北相隔，有时终年都听不到消息。臣处在这种情形下，实在难以安心，请求调任南方曹司，以便迎接母亲奉养。”朝廷于是准许，将他调任南京户部郎中，主管淮安关事务。当时关吏多争夺蝇头小利，牟取超过常额的利息，先生便全部放宽禁令，使停滞的财货得以流通。掌权者想要阻止他，先生写信说：“若论王道，那么连关卡都可以不设；污池网罟，仁者尚且不肯使用，为什么还要以多取赢余作为功劳呢？”那人惭愧屈服。不久，先生又转任南京铨部郎中。铨部事务清闲时，他更加竭力钻研学问，求学者提起衣襟接踵而来；无论学问深浅高下，他都按照各人的长处加以教导，使人人都能有所领会。遇到给上两宫加徽号的事情，按惯例可以得到封赠，先生说：“这足以慰藉我的双亲了。”于是借病辞职归乡。回乡后，他不进入城市，不给达官贵人写信，时常独自坐在一间屋里。高远无边的道理，追溯到太始的深奥之处，细微如低声私语，粗略如小虫蠕动，以及盛衰开合，都得到他对于世态炎凉的体察；有时默然发笑，有时长声叹息。先生不把这些告诉别人，别人也无法揣测。有时兴致来了，便任意行走在山水之间，同田父野老询问节气、谈论农事，以此为乐。每逢风月佳时，他便驾一叶扁舟，带着一樽酒、两簋菜，同一两个朋友欢然叙旧；时时发出金石般的声音吟咏，饮酒后又吟咏，直到更漏已深仍不停。仆人说：“鸡已经叫了。”先生说：“今天鸡叫了，明天鸡还会叫。”他的通达就是如此。先生平日没有拘束，但遇到重大的是非利害，便竭尽力量去争辩。比如修筑水塘、兴办水利、修路筑堤，凡是能够惠及百姓的事情，他都侃侃而谈。郡县各位大吏想要拜见先生，却总是不能如愿，于是能得到先生一句话都视为珍贵。后来当权者推荐先生为硕儒，认为不应把他置于山林之间，便就地授予他贵州学宪；还没有出发，又调任江右学宪。先生最终因为母亲年老，没有接受征召。只是时常摘园中的蔬菜，采江上的浮萍，早晚侍奉母亲饮食，认为这样便足以终老了。不久，太安人去世，先生当时还不到六十岁，却仍然依恋母亲，像幼儿仰慕母亲一样。如今世人称说先生，说他临沂水而吟咏，像曾点；在北窗下自称羲皇上人，像陶元亮，却不知道先生的学问以孝悌为根本，并且把宇宙作为自己的胸襟；他的天机圆融通彻，触及一物便能洞然明白，徘徊于尘垢之外，从容处于不趋炎附势也不故作清高之间，他的所得实在深厚。所谓虚斋之后，只有先生一人而已，难道不是这样吗？先生有诗文若干卷，潇洒而有情致，出自天然机趣。我最喜爱的是《静庵诗》中的诗句：‘大道本来自然圆融，稍有偏颇便成为病。抬头看鸟儿在云间飞翔，低头察看鱼儿在河中游泳。俯仰之间万物何其繁多，而每一物都关涉我的本性。’《文公祠堂记》中说：‘千条溪流万道支流，都同归于大海。在焚膏继晷、勤勉不息的闲暇，手舞足蹈，忽然在千言万语之外忘却言语。’体会这些话，难道可以同那些呕心沥血、执笔雕琢文章的人相提并论吗？”

译先生去世后，海潮三日没有到来。外史苏濬说：“孔子到老年还在研读《易经》，而孟子唯独称赞善于运用《易经》，难道只是说章句吗？《易经》开头是乾卦，卦辞开头说‘潜龙勿用’，解释说：‘龙的德性而处于隐遁。’所谓隐遁，并不是藏起身体而不出仕，也不是同世俗相违背，而是深入幽潜、彻悟微隐，独来独往，没有人能窥见他的境界罢了。先生以无用作为有用，而人们不能了解他的作用，他大概就是所谓潜龙吧？我们乡里研习《易经》的人，都以先生为宗主。我说先生不只是善于阐明《易经》，而且善于运用《易经》。”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九，余姚黄宗羲编，传十三 儒林 《东园金先生传》【顾璘】先生名贤，字士希，是江宁人。上代本来籍贯在永平，曾祖父洵在国初才迁居江宁。先生天性聪敏，身材魁梧，胸襟宏达，具有伟人的气度。年轻时在吴公彦华门下学习《易经》，深入探究其中的精微奥妙，在学校中很有声望。当时晋江蔡氏所著的《易说》流行天下，他便同董生林等人推演传授，穷尽其中的精微，凭此参加科举并考中进士。于是感叹说：‘圣人的精微蕴含全在《易经》中，但它的奇妙作用显现在实际行事上，则在《春秋》。学者不通晓《春秋》，终究不能明白圣人的作用。’于是取《春秋》三传以及各家的学说，研究其中的异同，发明前人没有阐发的义理，著成《纪愚》若干卷。他的自序大略说：‘从前壶遂问司马迁：“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说：“周道衰败，孔子知道当时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道路不能通行，便把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仪表，用来通达王者之事罢了。”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虽然衰微，遗留下来的法度还存在，礼乐、征伐有时还从天子发出。等到齐桓公称霸天下，诸侯尊奉齐国，礼乐、征伐便从诸侯发出了。溴梁之会，群臣主持盟誓，权力又降到大夫手中。阳虎作乱，季斯被囚，权力又降到了陪臣手中。’ 这就是《春秋》所记天下大势：天下将要陷入无君的局面，《春秋》不能不作。至于它诛责乱臣、讨伐逆贼，内向尊崇中华，外而贬抑楚国，崇尚仁义，排斥诈术和武力，尊重君主而贬低臣下，尊贵王道而轻视霸道，这些正是程子所说的数十条大义，光明如星辰日月，人人都可以据此诛讨罪人。至于有功的人有时不予记载，有罪的人有时却被宽赦，例如齐桓公违背王室意志而会合世子反，反而得到许可；郑文公奉王命却背离首止之会，便受到讥刺。晋厉公被臣下弑杀，却记作‘晋’；蔡昭侯被臣下弑杀，却记作‘杀’。晋昭公征伐会盟是想显示威势，书中有时反而取其功；吴国军队跟随蔡国是想谋取楚国，书中有时反而提升其爵位。桓公没有奉行王道，定公没有正当名分，权衡裁断全出于圣人的心意，是非并不拘泥于众人的看法。这就是程子所说的微妙言辞、深奥义理，随时势而采取适宜的办法。学者若不是深通圣道，谁能认识这些呢？有人说：‘仲尼的意旨，已经在传注中阐发了；左氏叙述事情，公羊、谷梁研究义理，历代儒者广泛阐发，到了文定而大为完备，已经尽了。’

译那么《纪愚》为什么还要写作呢？” 回答说：“如今山中生长着草木，樵夫不能全部砍取；水中生长着鱼鳖，渔夫不能全部捕尽。圣人的言语深广，义理宏博，传注虽然很多，但各自都有所得；越探究，所得越深；越推演，范围越广。譬如饮河之水，各人只能充满自己的肚子，而河流的源头却不会枯竭。这就是《纪愚》所以写作的原因。先生的学问见识，其大的方面就是如此。因此，他通达政事，总是把王道放在心中，不迎合世俗、自我夸耀来求取眼前的声誉。起初任仁和知县时，他侍奉上级以诚意，接待宾客以礼节，处理众人以道义，办理文书勤勉而不妨害政务，宽厚却不松弛；最终同杭州知府杨孟瑛上疏，恢复西湖数百余顷，百姓都蒙受他的恩惠。召入朝廷任兵科给事中时，正值宦官刘瑾专权，祸害流布于士大夫之间，先生独自守持大体，不抗拒也不随从。他曾审理淮安案件，判定某知府的罪行，澄清周给事被逼自杀的冤屈；虽然违拂了刘瑾的意旨，却没有人能够加害于他。其他如论奏宗室寘鐇的叛乱图谋，议论圻辅平的利害，以及当时有都御史治军无状、滥杀无辜等事，也都上奏予以贬黜。君子称赞他有见识、有操守。父亲服丧期满后，他重新起用，转任右给事中。当时刘瑾已经被诛，钱宁又接着起来扰乱朝政，先生因政事得罪了他，为避祸请求补任外官，于是出任大名府知府。到任以后，他清理积滞，禁止横暴的政令，惩治长吏的桀骜，辨明狡猾盗贼牵连诬陷的案件，百姓因此安居。于是修缮城墙、疏浚城池，兴办各项政务，修建子贡祠。又因为狄梁公和寇莱公曾对本郡有恩，便为他们建祠设置祭祀，并刻印元城刘公的语录来振兴学业。大名地近黄河，百姓疲于修筑堤防，他便建议请求开凿交渠以分泄、减缓水流，使其不至泛滥为害。台臣认为他的建议正确，却最终没有实行。郡中每年有三千两余金，不登记在账册上，属吏把这件事告诉先生，先生说：‘我不忍心厚待私情而辜负国家。’于是把这笔钱报告御史，登记入册。入朝觐见时，有言官不喜欢他，便用空泛的言辞诬陷弹劾；于是改任福建延平府知府。先生说：‘做官本来就不是我的志向。’但若不前往，行迹便不清楚，于是到郡中接任七天，便上疏请求退休，不等候答复就回乡了。不久获准致仕，他每天同旧日朋友游乐；公卿如果不先以礼相待，他从不主动拜见。又孜孜不倦地以振兴后辈学者为念，讲解疑难义理，整日不知疲倦。他把旧日产业让给弟弟们，仍拿归田后的余资整治自己的家室；他的朋友王太仆韦去世时，曾借给他一百多两白银，先生前往哭吊，说：‘唉，钦佩啊，不要顾念我所欠的钱，用来救济你的后人吧。’ 于是他的义声在当时更加受到尊重。嘉靖戊子年大礼完成，推恩晋升为亚中大夫，七十一岁时在家中去世。有四个儿子：大车、大舆、大輹、大軏。大车是乡试进士，有文才和品行；大舆是府学生，擅长诗歌，二人在乡里都很有名。论曰：六经是道的纲领，如果提起纲领，所有网眼都会端正。如今做官的人研究经书以治理天下，往往纷乱纠结、耗损混乱，却缺乏治理的实效，这是因为只在文章上用力而不在道上用力。金先生学习《易经》和《春秋》，都能穷尽其中的精微，于是身心也随之受到陶冶。因此他治理百姓便仁惠，掌管言论便正直，难道不正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效果吗？这样以后才知道六经的可贵，也才知道圣人的道确实能够用于世事，并不是欺骗人的话。《陈紫峰先生传》【王慎中】唉！士人被科举场屋的功业败坏，见识固陋、浮浅，心思受到束缚，只专门把一部经书作为自己的事业，茫然到白了头，还不能通晓经义，把它写成合乎科举规范的文章，又哪里知道所谓圣人的学问呢？前辈还没有出生，后辈便相继受到这种弊病的侵害；等到虚斋蔡先生出现，才开始融会解释各种疑难，阐发新的见解，在逐字析句、讨论义理之间推明性理之学，使之同前代儒者相承接。所谓圣人的学问，在条文划分上像多余的骈指，在解说训诂上像枝生的手指，本来只是为了详细适应科举文章的需要，但它的意义却超越了这一点。虚斋先生的学问刚刚显扬时，士人还很少能够学习他的传授；紫峰陈先生稍后出现，自然以自己的见解接续前儒，而此前并没有听闻文公朱氏学说与虚斋先生学说之间的关系。有一天，虚斋先生在故长史李木斋公那里得到他的文章，惊叹奇异了很久。李公说：‘这是我的弟子。’虚斋先生惊然说道：‘我能得到这样的人作为朋友就足够了，不敢做他的老师。’于是先生便通过李公向虚斋请教。虚斋先生说：‘我发愤沉潜、辛苦钻研才得到的东西，拿来告诉别人，别人常常不能理解，没想到您都已经自己领会了，现在我就把这些全部传给您。’ 在讲学中，虚斋成为先生的老师和朋友，得到先生以后，他的学问更加受到尊崇。大概虚斋有所寄托于先生，而先生并不依赖虚斋。先生的著作流布四方，家家都有；学者研究经书，希望通达朱氏之学，如果没有先生的书，就像盲人失去引导，又像被驱赶的禽兽失去避难之处，茫然不知要走向哪里。士人专心研究某一项学业，自称有专长并用来教授学生，往往都著书立说；其中低下的，只能望见先生著作的外藩而不能窥见门径，最高明的也不能有所超越。因此他们的书虽矜夸名号、标立门户，何止千百种，最终都湮没闭塞，局部流行而不能广传，暂时诵读便很快废弃。只有先生的书光明显著，广泛流行而长久保存，即使说它同世俗的弊病相对立也无妨。如今书坊刻印的《四书浅说》《易经通典》就是这样。唉！可以说盛大了。先生姓陈，名琛，字思献，别号紫峰，学者称为紫峰先生。正德丁丑年进士，起初授刑部主事，请求改任南京户部以便奉养母亲；转任南京吏部考功，请假回家居住；后来起用为贵州按察佥事，调任江西佥事，都是主持学政，但都推辞不赴任。考功和督学都是美官，假如他辗转升迁而不离去，或者被牵挽出仕，本来还应当有比这更美好的前程；高阶显秩，当时掌握用人权柄的人都急于得到先生而授予他，以此来骗取任用贤能的名声。

译先生于是勇于退隐，坚定地卧居家中，没有多久，也不稍稍迟疑顾望，世人终究无法用荣华富贵来使他动心。这大概是为了奉养母亲太安人，出于深厚的天性，不认为有值得留恋的爵禄。由大的方面推及细微处，就知道先生写在书中的学问，并不是仅仅能够说出一些话而已。他居家时闭门谢客，只在一间屋里俯仰起居；从草木花卉的荣枯开落中，观察到略微高出的事物，景象曲折变化，同万物共同获得生机。一枝一叶映照在栏杆上，是人人都看见的，而先生面对它们所产生的趣味，却独自深远。他有时放步于山脚水边，同渔父樵夫互相问候；有时沿着原野低地行走，同农夫园丁久谈农事，他们各自说着自己的话。先生从中观察、取法并受到感发，默默地获得乐趣，并不在意是否真正理解了对方。他绝迹于官府，监察司和郡县的官员都希望见到他的面容为快，心意向他倾注。先生只写一封短信答复，有时只用一首诗回答，自己也不完全答复。他答复或不答复，只依自己的心意，不以名望权势的高低、礼数的厚薄作为标准。由先生的宏大胸襟推究，他既没有值得留恋的爵禄，又哪里有值得羡慕的势利、值得畏惧的毁誉呢？所以能够舒展心怀、放松形体，在世间自在游历，理应浩然自得而不受任何牵累。先生在官位上的时间不长，政绩没有显著表现。他任刑部时，喜欢使活人得到生路，不以获得口供、定成案件为乐；任户部时，谨慎对待财利，远远不肯用它玷污自己。这些都是磨砺品行、树立节操的人能够做到的，还不足以说明先生的广大境界。从前由、求谈论自己的志向，说到治理千乘之国，或方圆六七十里的小国，都是从自身考量如何施用才能使百姓勇敢而生活富足，可以计算年限看到成效，这是多么切实啊。至于等到春天举行禘祭，和六七个童子、五六个成年人作伴，到沂水边沐浴，在舞雩台下吹风，这又是为了什么呢？然而孔子长叹而深深赞许的，正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其中的意义是可以知道的。以先生的高明，如果同曾点同时出生、同门求学，那么曾点铿然舍瑟后的回答，一定不会认为先生另有不同，也会得到孔子的叹赏；先生本来应当超越由、求而受到赏识。起初在丁丑年考中进士时，我们郡里最有名的给事史笋江公于光、如今任佥事的林次厓公希元、中丞张净峯公岳，都同先生一样以经学成为海内的大师。张公尤其号称博大而文章杰出；给事公淡泊仕进，同先生一样满足于一任官职直到终老；佥事公喜爱建立功业，却同世俗龃龉，屡次起用又屡次罢免，最终没有成就；中丞公正处于荣显之位，政绩在当时格外突出。然而林公后悔自己遭受挫折，张公也因为忙于酬应世俗、成就事务而感到忧愁，怨恨道术难以实行，却没有不赞叹先生的决断，并且羡慕他的清高。慎中出生最晚，还来得及侍奉给事公、林公、张公求教；三位公都屈尊同他交友，忘记了彼此的年辈差别。我学问荒谬而驳杂，同二公有所问答往来，二公并不认为我是正确的；我还妄自相信自己，甚至不自量力地想要改变二公的见解。唯独没有机会侍奉先生，却请求听取他的学说。不过由二公的态度推想，也知道先生不会认为我是正确的，而我也自然不能胜过先生。然而，若说到了解先生的内心并且能够为先生作传，慎中不敢退让。先生的著作，其天然的情趣、最高的造诣、神妙的契合，都在语言文字的意义之外。至于语言文字本身，字字谨守训诂，句句详尽义理，专门经营一门学问，小心谨慎，仿佛唯恐涉及别的道路而走错路径，这本来正是为科举场屋之学而设置的形式。至于他超然的心境，摆脱形迹而忘却外物的牵累，大概就是所谓不在道上枝蔓而保全其真实本性的境界。由此推究先生的广大之处，那么评论先生的人，不能只考察他的事迹、阅读他的书；读他书的人，还应当有所追求，以求理解先生吧？如果这样，那么我虽然没有赶上先生，也请求按照先生的学说为先生作传，使世人明白它，这本来就是应当的。《夏叟传》【耿定向】夏叟是繁昌人，是乡野的农夫。他天性孝顺友爱，诚实忠厚，乡里人都敬重信任他。我的朋友张甑山以司徒身份降任繁昌教官，访求人才时发现了他，便招来同他讲学。一天，甑山在众人面前大声说：“做学问，就是学着做人。如今必须追求做真正的人，不要做虚假之人。”夏叟神情怅然，反省自己说：“我平日修养持守、做人行事，莫非还不够真实吗？”于是时时自我省察，寻找什么才是真实。隆庆庚午年，他和几个朋友到天窝山中拜访我，同我相处了一段时间。一天，他忽然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觉得像哥哥，感伤思念之下流了几行眼泪，告辞回去后跪下请求指教。我说：“白下有位焦子弱侯，过去曾同我互相切磋，你可以去向他请教。”他回去后，跟从焦子学习，因而逐渐知道向内求索。过了很久，他自信已经得到自然的真实趣味，便写信给焦子商量订正。焦子回信说：“想要自然，反而就不自然了；可以把你所谓的自然抛到另一个世界去。”夏叟听后反省自己，觉得当时胸中忽然像洗涤一空。夏叟原来没有读过诗书，到这时才向焦子请问应当读什么书。焦子说：“读《四书》就可以。”于是他每天依次诵读《学》《庸》《论》《孟》，时时用自己的意思加以解释。万历戊子年，夏叟拄杖来留台拜访我，说：“近来按照焦先生的教导读《四书》，反而觉得各种注释更加令人不明白。” “我只把白文反复体察寻绎，觉得其中有些地方有所领悟，冒昧拿来请您验证。《中庸》说：‘想要认识人，不能不认识天。’我私下认为，仁就是人，人本来就是天；人如果不认识天，便不成其为人。这样说对吗？怎样才算能够侍奉父母而称为孝子？《论语》所说的‘异端’，是说它的端绪不同。我们必须研究自己最初立志求学的念头，追问它的发端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才是正学。如今有人读孔孟的书，只为求取荣华富贵，便是最大的异端。既然如此，又何必再排斥异端呢？又说：‘我们必须让自己的内心成为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行事，这便是大丈夫。如果被世俗滋味牵引，犹疑顺从外物，那么名义上虽是学道之人，却不能相信自己的本心，只会抄袭纸上的陈旧言语，模仿别人的口吻，这些都是孟子所说的妾妇之道。’又一天我侍奉他时，他忽然长叹着问我：‘天理和人欲，不知道是谁作出这样的分别？我反身细细求索，觉得理和欲似乎很难分开，只在迷与悟之间。悟时，人欲就是天理；迷时，天理也成了人欲。’我听后大为赞叹，说：‘啊，老人家竟能达到这个境界吗？这实在难以言说。’夏叟还曾对焦子说：‘我读《论语》《孟子》，私下认为孔子和孟子的学问相同，他们的道也相同。’

译“只是孔子是至圣，孟子为什么还不能同他相比？我曾对此感到疑惑。近来反复诵读思考，才发现《论语》中有许多孔子自称不能做到的话，例如‘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之类；而《孟子》七篇中却没有再见到这样的语意，难道这正是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之处吗？不是吗？”夏叟的各种解释大多都像这样，难道这就是所谓用自己的眼光读书，而不是让书来扩充自己吗？又一天，白下同道的朋友们聚会，有一位朋友询问良知的宗旨。一位朋友说：“良知还不是究竟的宗旨，在它之上还有更高一层，就是无声无臭。”夏叟惊惧地站起来，高声说：“良知难道曾经有声音和气味吗？”我听了大为畅快，感叹说：“近来学术的弊病，是被虚无观念蒙蔽，陷入其中而背离了正道！夏叟竟然能够看见这一点吗？”于是把这件事讲述出来，告知同道。从前茂叔对于李初平，近代文成对于王心斋、董从吾，都是让颓然的乡野老人安坐着逐渐进入此道，而那些聪敏俊秀、博闻强记的人反而落在他们后面。他们都是因为自以为空空而已，我们这些同道应该反省自己。《里中三异传》【耿定向】嘉靖末年，乡里有一位方山人，一位邓僧，来自蜀地；一位梁狂，从吉州来寄居；三人都在我乡住了一年多。考察他们的行事，大体都同平庸众人不同。有句话说：“光州、黄州之间，有许多奇异之人，难道是真的吗？奇异的人为什么还要为他们作传？要考察奇异之处，是为了由此达到共同的道理。”梁氏仰慕孔子而以侠义行事，我为他的志向悲悯；方氏修习玄学却追逐腥膻，我为他的资质惋惜；邓氏尊崇佛教却言语污秽，我怜悯他陷入歧途而背离正道。这些人都足以作为鉴戒，所以为他们作传。杨子说：“无根据地赞誉别人，近于乡愿；无根据地诋毁别人，近于乡里恶言。”对于这些人，我又究竟诋毁了谁、赞誉了谁呢？这是为三人作的传。假如三人来到面前，在旁观看的人，唉！即使给他们戴上刑具、系上囚衣，他们最终也能成为最贤的人，只是找到了寄托罢了。假如三人有幸接受孔子的裁定，难道会落到这个地步吗？想到这里，我内心悲痛而惭愧。何狂姓梁，名汝元，后来自行改名换姓为梁心隐。我责备他的行为不合正道，却悲悯他的志向，所以称他为何狂。何狂大概是吉州永丰的世家，家产多达万金，族人有数千人。他年轻时补为县学弟子员，跟随永新颜钧防学习，参与听闻泰州王心斋立本的学说，喜欢它，于是意气激昂地想要自立。当时吉州有三四位大儒正以学问闻名于世，何狂自恃见解，统统轻慢侮辱他们。唯独他心中默默敬仰邹文庄，说：“这才是孔学的胚胎。”他认为《大学》首先要齐家，于是建造萃和堂来会合全族，亲自总理一族事务，联络族中子弟，督促课业，使全族成为一个学堂。凡是徭役赋税和钱财，他都按时收取交纳公家；无力缴纳的人，他替他们交纳，只收取薄利并宽限偿还期限。有一年县里下令催征，他认为其中有些不是正当赋税，便抗拒不交，写信送给县令。县令大怒，把情况报告给当权者。当权者本来早就听说过他，立即派人拘捕下狱，拟定发配。当时总督绩溪胡公宗宪经略浙直，孝感程学颜在幕府中掌事，便为他游说，又传檄给江省抚台安陆何公，因而得以脱身。何狂在幕府居住了一年多，胡公对人说：“这个人没有可以任用的地方，他的用处就在身边，能使人的精神振奋罢了。” 何狂沾沾自喜，认为胡公善于任用自己。后来程君升任冏丞，何狂跟随他来到孝感，与方山人一同游历矿山，详情见《方山人传》。程君北上后，何狂同他一起居住。这是嘉靖庚申年，我当时任职北台，何狂藏在程君的宅邸里，即使同乡士绅也避而不见；偶尔跟随北部的罗汝芳游历。我原来同程、罗二位交情很好，时常往来，因此得以见到他；听他说话、看他的神态，像是癫狂的人，但偶尔说出的话又有切中我心的地方。当时张江陵任少司成，我带他到城东僧舍同张公见面。何狂低头凝视，盯着张江陵说：“您身居大学，知道大学之道吗？”张江陵装作没有听见，只斜眼看他并呵斥道：“你的心意时时想飞，却总也飞不起来。”张江陵离开后，何狂怅然若失地说：“这个人，我眼下没有见过的地方还多，日后他一定会掌权；将来杀我的人，一定就是他。我们这一学派如果转移改变而另立门户，便罢；否则就应当向他北面称臣了。”比部主政钱同文每天同何狂最亲近。钱公本来不饮酒，有一天晚上同何狂交谈投契，便欢饮一大瓮酒，甚至说：“父母可以没有这个人，但不能没有这个酒。”不久，程冏丞在京城宅邸去世，我奉命前往西夏，何狂迁到另一所馆舍，跟随他游玩的人有各地的方术之士以及无赖、乞食者，全都聚集在那里。我临行前对他说：“你可要谨慎选择交往的人啊。”他回答：“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我还选择什么呢？”不久，分宜人担任言官，上疏弹劾。事情失败后，有人说何狂在其中出了力。他大概曾经把自己授给箕巫的人安排为内应，借秘密计划来上达皇帝；他的同党便借此加以扩张。士绅中有遭受压抑而希望得到重用的人，倾尽资财供给住所和粮食给他的同党，借他们运作奇计、沟通奥援，招致祸患。祸根大概就是由此孕育的。冏丞丧事办完后，何狂搭船经过白下，把名刺投给少司寇何公。何公原先曾为他脱险，因此嫌他名刺礼数不恭，挥手拒绝接见。何狂于是逃往巡城台，史官捕捉了他的一个姓董的同党，那人甘愿受杖刑而死，以保全何狂。何狂于是得以暗中依附钱主政，在闽粤之间游历。壬戌年冬天，我赴南畿督学，在浔阳江中遇到他。我责备钱公奉命审理囚犯，却不去复命，反而被何狂引诱到方外游玩，实在太不恭敬；便催促他同何狂断绝关系，北上赴命。钱公当时只唯唯应承，却仍然同何狂一起游历。过了一年多才到北都，钱公写信来托我为他挽救何狂。我便写了一篇转心文，表达招纳何狂的意思；文章的体例端正而且容易实行。何狂一天晚上偷偷进入我的官署，我对他说：“可惜啊，你怀有这样的志向却采取这样的行为，恐怕要死了。”后来有一天，我只好绕着他的坟墓哭号三次，以哀悼他的志向。

译过了一段时间，何狂见到我的门徒们都不高兴，便在一天晚上再次逃走。从此他有时依附钱东莱，有时依附冏丞的弟弟程学博。重庆己在越中馆舍时，沈茂材为他的儿子打官司而牵连到何狂，何狂于是又回到孝感居住。隆庆壬申年，程学博士带他来见我。我二儿子问他：“你毁掉家业、不顾自身性命，究竟想做什么？”他回答：“姚江最初阐明良知之旨，使人的眼界打开了，却还没有自身的担当；泰州阐明立本之旨，使人知道尊重自身，却还没有建立家庭。现在我想聚集朋友，来成就孔氏之家。”我二儿子说：“要建立家庭，究竟想怎样做？”何狂如此这般回答。我儿说：“唉，道理只有仁与不仁两条罢了。孔子追求仁，你却没有仁心；用你这样的行为去追求你所想要的，岂止是缘木求鱼呢？以后灾祸恐怕也不能避免了。”于是辞别他离去。不久，我被起用为符丞，北上赴任。何狂住在孝感，抚台长乐陈公起初听人说有何狂，准备发布檄文逮捕他的同党。后来检阅他曾同士绅往来的书信，便暂时放过了他，并且写信给我说：“起初不知道他是有志于学的人。”我回信详细说明，他一向就是这样，同时辨析他的学术，大概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如人们所说他另有依托，那就是更加严重的诬陷。当时有嫉妒我的人，在政府中进言说：“陈公捕治某人已经有了结果，某人却因为受了他的请托而庇护他。” 所以又写信恐吓陈公说：“政府怀疑您为他人举义而没有坚持到底。”陈公非常惊恐，立即改发檄文，严厉下令加紧搜捕，于是在新安将他逮捕，戴着刑具押送到楚地安陆。人们趁机罗织罪名陷害他。防新城王公接替陈公来巡抚楚地，起初并不了解事情的始末，便写信到闽中询问我。我立即抄录先前写给陈公的信回复他，又写信给李司空，请他设法解救。司空回信说：“政府左右的人，正要借此事陷害您。这是您在井中救人，反而被牵连了。”狂因此最终死在楚地狱中，没有人敢收殓，便葬在防城。过了一年多，我托他的门徒把遗骸取回孝感，和程冏丞合葬在那里。因为感念他的志向，我写文章招魂，大略说：“决然舍命捐生，你究竟在谋求什么？孔门陈迹已失，你却实实在在是孔门宗派的人。防说：求仁而践行仁道以死，我从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仁与不仁之间，差别在于最细微之处。我过去曾和你极力讨论这些问题，你离开我以后，我又迁就你，使你转变了心志。你的心难道是石头吗，为什么不悔改？尘埃中的知己相识，你为何像明珠照乘那样光耀，却不能照见自身？倾尽万金家产，完全不以为惜；触犯三公的怒意，反而把它当作可喜。平常的言语、平常的行为，孔子的教诲没有一条遵循。舍弃南容，却仿效祢衡，和那些轻薄狂妄之人为伍，又屡屡使众人的厌恶归到自己身上。你怎么说？还记得从前和你订交相约的言语吗？你终于死去，我哭祭你的坟墓。想到你死后无所归依，伤痛使我精神恍惚。只是你的雄心壮志，即使死上九次也不会泯灭。你若还记得我的话，就让更新后的魂魄归来吧；宁可成为美玉，成为祥云，也不要成为厉鬼，成为妖异的烟气。”天台病叟说：“泰州立本的学说，难道不正是孔氏所指的吗？孔氏所确立的天下大本，就是不凭借任何外在依靠而诚恳地实行仁。因此，它深厚广大，不过如此罢了。狂以自己的见识承接这种学说，免不了遭受刑戮，也是有原因的。那么狂就可以杀吗？回答说：‘高皇帝留有常法，真可惜当时没有依照它来定他的罪，以此彰明圣学。’唉！有志于学习孔子的人，只因在细微处产生差错，尚且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何况有志于异端学说的人呢？我担心学者不能及早辨明是非，最终会自杀并且害死天下人，所以为此写传，并附带写到邓僧、方山人。曾经说过，只应处在厚重处，不应处在浅薄处；山人的乖戾，大概就是这句话所指的了。邓僧说先天与后天彼此没有联系，难道是大雄氏所说的不二法门吗？把这些写入传中，也是给学习佛、道二氏的人作鉴戒。” 邓豁渠，是蜀地内江的名门子弟。名鹤，年轻时补为县学弟子，多次考试都列在高等。起初听乡里的大洲先生讲学，心里厌恶，后来渐渐有所领会，便时时跟随他游学。即使大洲家众严厉拒绝他，也不能阻止他。他家原本离县城只有三里左右，平时寄居在一座萧寺中，常往来县城向大洲请教。经过家门也不进去，儿女们有时出来邀请他，拉着衣襟呱呱哭泣，他也不回头。当时父亲七十多岁还在堂上，家中有一个超过笄年仍未出嫁的女儿，又有祖母尚未出嫁的孙女，他都不顾。一旦剃发出游方外，父亲随后去世也不奔丧。大洲更加把这件事视为遗憾，写诗写信给各名山招他回来，他也不来。我仰慕余仲，来到他的乡里时，他已经七十岁左右。余仲把他安置在高笋塘寺，托姓刘的友人早晚供养他。刘氏侍奉他极为谨慎，只因不合他的心意而亲近过度。乡里有个姓祝的狡童，想聚集钱财替这狡童输送粮食、谋求差事，结果反被狡童欺骗，拿走钱财逃走。他的儿子辗转万里前来探望，邓鹤却只责骂他，住了一两夜便斥退遣回。当时我在南方督学，巡行部境时在凤阳路上遇到这个儿子，他哭诉了这些事。我怜悯他，便斥给廪米和路费，让他回去。鹤后来向北游历到卫辉，当时他的族人在那里任郡司理，便依靠他。恰逢大洲起任官职经过卫辉，邓鹤出城迎接。大洲远远望见他，惊异之下已经认出，便下车牵手步行数十里，两人都流下眼泪。大洲一边哭一边痛切自责说：“耽误了你的人是我。我过去以为你的学问高远，便把你引到这里来，这是我的罪业太重了。先前以为你已经死去，陷入这种大罪恶而不可挽回；如今你幸而还活着，应当赶快回到草庐，守在父亲坟墓旁，终身以此弥补先前的过错。我分给你田租百石供养你，立即写契券给你。”当时中州有几位举人来向大洲请教学问，大洲让邓鹤回答问题。大洲听完后大为恼怒，说：“我借此来考察你的造诣怎么样，哪里想到听到你的言论竟荒谬到这种地步？以颜子的资质，他的学习不过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你怎么能说这种虚妄欺罔的话，既误己又误人呢！”重重叹息后离开。大洲入京后，他的族人不久因父母丧事回乡，邓鹤把田契封还，却没有归去，反而又游历齐鲁一带。后来大洲入相，他才到京城候见，大洲拒绝不见他，心里却仍怜悯他，便拿出十金俸禄，托乡里一位做官的人带他回去。那位仕宦把他带到涿州，邓鹤突然发病，而仕宦急于赴任，便把他丢下离去，邓鹤最终死在野外的寺院中，听说没有人替他收殓。我经过涿州，让人寻找他的遗骸，但已经无法找到了。

译耿子说：邓鹤寄居我乡时，曾辑录他的言论，名为《南询录》。其中说：“色欲，是人的本性。看见外境不能不动心，既然动心就不能不去做。因为羞耻而不敢说，因为畏惧而不敢做的，都不算见到本性。”等等。我读到这些话非常厌恶，说：“这是率领天下人类去做禽兽。”邓鹤后来寄居通州，嘱托门徒把他的传记刻印在书中，其中没有这一段话，难道不是他自己心里也觉得不对，删去了它吗？近来的麻城令，就是卫辉司理的儿子，也是大洲的门人。他曾跟随我游学，替我讲述了事情的始末。我认为这位老人的缺陷，有一点见识的人都能看清。然而，他竟然舍弃自身、忘记亲人，陷溺到这种地步，他所受到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所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所成就的究竟是什么结果？至于他为什么会迷惑蒙蔽到这种程度，他在细微处的差错一定是有根源的。过去孟子自任能知晓言语，正是因为能够知道思想从心中如何产生，并追究它最终会导致什么。我读大洲写给友人胡正甫的信，深深惊讶于他自负张扬、轻慢先圣训诫，堕入罪业却不自知。连他的师门也已经严厉斥责他了。我们这一党人却还有很多被他迷惑，难道不是误事吗？方山人是黄陂人。名一麟，后来改名与时，自号湛一。嘉靖年间，二十岁左右成为诸生。刚结婚时，不能安居在家，托言出游方外，暗中逃到太和山北麓，学习摄心之术，在山岩中居住了几年，他的父亲兄长都不知道他的所在。山人原本英俊标致、气质高雅，长久静居后渐渐开启了智慧。当时毗陵唐公养晦住在乡里，享有很高的世间声望，山人特意前往跟随他游学，唐公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唐公正锐意入世有所作为，当时又苦于倭寇之患，谈论军事，而山人兼通武艺，唐公更加惊异。此时吉州罗先生、姚江王先生也都和他交游。两位先生引导他归向圣学，山人时时谨慎检点自己，即使是一杯茶、一把扇子的馈赠，也不随便接受。有一天，他对两位先生说：“我们方外之学，也有等待传给人的秘诀，谈论圣学哪有那么容易呢？”罗先生于是暗中追问，山人自负已经得到息心诀，说学习圣学的人也必须在静中恍惚看见端倪才行。罗先生认为他说得对，便和他约定进山习静。吉州的许多长者都阻止，罗先生不听，终于和王先生一同来到山人的乡居。不久，王先生先告辞回去，罗先生独自留在道明山中栖居，在矮榻上夜坐很久，料想山人并没有所得，愤怒悔恨以至于生疽，病稍愈后才回来。回来以后，他的夫人又去世了，来不及诀别，因此心里更加怨恨山人。山人不久赶到吉州拜见先生，先生严厉拒绝。山人拿出若干钱，跪下请求愿意筑屋拜师，终身受业；先生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便呵斥他离开。山人郁郁不得志地回去。回去时，我正好去拜访山人，看见他搜集的群书堆满床榻，心意似乎要以博览贯通为事业。一年后，孝感程太仆和永丰梁子期带着数百名骑兵到矿山，山人让两个童仆抬着一乘篮舆前往，刚行礼，梁子期便拉住他的衣袖说：“借给我一百金锾。”山人说：“好，好。”立即拿出千金，听凭他取用。程、梁二位看见他神色言辞闲雅，心中敬佩，便同他从容交谈，把自己的学术讲给他听，并向上请求说：“将来如果遇到罗公，我一定拜服在他门下。”山人从此渐渐改变过去的操守，带着丰厚钱财游历蓟北，到了云中便依附李制府，娶了两个妾。我当时任内台官，山人来信说想进京，我回复说：“鸟儿先高飞而后停集，务必谨慎！”当时都门有两三位名士暗中招引他，山人于是进京寄居广慧寺。我到密室中询问他，山人说：“我这次来，志向只是想接受约束；即使得到的只是这样的巷中遭遇，我也接受它。破衣僧人的进取也不过如此，退隐也如此，荣华富贵并不是我的愿望。” 我说：“好，好。”但你所积蓄、想要在皇上面前陈述的事情，首先是什么呢？山人全部拿出来告诉我，都是儒生平常的议论。我笑道：“皇上圣明，你想陈述的这些话，他早已听熟了。你的志向虽然很大，但想要施展的东西并不合时宜。你还是歇息吧！”当时都门的名公，也有很多与他往来。张江陵对我说：“昨天见到山人，看他的神情，好像有事情要做，心中的机心已经流露在眼睛里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江陵说：“方生这面鼓，从此就要被敲破了。”不久，严分宜的任子听说山人有炼制黄白之术，想欺骗他，借机带着财物行贿。李宗伯知道他的用意，秘密告诉了我。我便催促山人赶快避开他。正好我奉命巡视西夏，于是带着他同行。一天，山人对我说：“我从此要息灭机心，立志求学，但回头想想，学习应当以什么为宗旨呢？”我说：“和朋友坦诚剖露心迹就可以了。”山人说：“我的志向是以阐明先天为宗旨，怎么样？”我说：“坦诚剖露心迹就是先天。”山人当时似乎也改变了志向而以求学为事，但仍然多有机心，所以我故意这样劝说他。回来以后，先前被他休弃的妻家到郡中控告他，郡守拘押羞辱了他的伯兄。我出面替他解脱，这才免于祸患。山人因此更加不得意，又出游汴、洛、郧、郢之间，流言纷纷传起，说仲谕已经销声匿迹了。他的几个兄长害怕，于是强行把他召回。我不久【缺文】。我得知乡里人在白云山中为他筑室，他只管勤勉地教导乡人，改善乡里的风俗。这件事发生在隆庆年间。罗先生的门人胡庐山氏主持楚地学政，责怪山人过去曾到乡里欺凌他的老师，便下檄文命有关官府逮捕治罪，案件已经办到将要逮捕他。山人设法逃走，我写信为他辩解，大意说：过去山人把你的老师招到乡里时，率领他的父亲、兄弟、侄子严肃地侍奉老师，他们一家于是更加努力行善，乐于施舍、喜好义行，家声因此振作。我说山人只有这一件事可以比作防宅飞升，并且叹服罗先生有感化一方的功劳。山人本来并没有欺凌老师，老师也不是因为山人欺凌而来。学使不这样认为，紧急捕捉山人，山人于是逃走，依附侠客党。邵义受到高新郑的知遇，又错误地怀疑胡公之事是由我引起，便在新郑面前构陷诬陷我。我暗中乘小船逃到云间，跟从徐文贞谋求重新起用。新郑发怒，便假传诏令，特意查察各台谏官，把我贬谪到横州。我笑说：“没想到乡里的后生也能做到这种地步！”就把这件事当作没有听见。新郑特意上疏想任用山人，没有成功。不久，当今皇帝改元，新郑被罢免相位，邵义也被诛杀。山人踉跄逃走，藏到太和山，沿着君山在山中居住。不久患痨病回乡，回来便死了，年纪刚满四十岁。

译憎恨他的人怀疑他是因为畏惧罪责才托病逃避，而过去认为他奇异的人仍纷纷说他服食丹药而不会死，也真值得讥笑。从前山人出游时，向叔父借了数千钱，一直没有偿还；到病危时，他才亲手抚摸中间的箱子说：“我平生苦心所得，只有这些。”原来里面是他记录的丹方，以及铅汞炼成的剩余药饵，准备拿给叔父尝试。他家一向孝友，却因此喧闹争执，甚至彼此伤害。我替他们解说道：“丹药如果真能长生，山人就应当不会死；黄金如果真能炼成，他又何必借钱来积蓄呢？”山人常常用这些话愚弄世间士绅，世间士绅又往往被他愚弄，更加值得讥笑。天台病叟说：唉，世人的赞誉和毁谤又有什么恒常呢！山人起初一出世，士绅争相惊羡，把他看作张良、长源再生，赞誉多么过分！等到行为败坏、本人死亡，世人便给他加上大逆不道的名声，祸患还牵连家门，甚至写入志书，真是何等惨痛！我住处离山人家只有五里左右，他一生的事情我知道得相当详细。山人原本是富裕人家的养子，忽然摆脱世俗牵累，独自居住岩穴多年，这不也是飘然超脱尘世吗？他当时凭借神情气度得到诸位名公赏识，并非偶然。只是诸位名公开始时奖誉他过分，使他的名声根基过度膨胀，后来又压制得太厉害，逼得他走上险路，以至于堕落到这种地步。假如当初罗先生答应为山人筑室，山人或许也会终身做一个善人。后来如果胡学使没有激怒他，他也应当能够努力到老。乡里一个读书人，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呢？然而，假使山人刚出山就遇到世庙，他也不过是陶仲文一类的人，怎么能逃过遗诏所规定的惩罚？如果晚年被高相大力起用，也会和邵义等侠客并头关在监狱里，哪里能够保全首领死在窗下呢？由此可知，世人的赞誉和毁谤，会带来什么祸福，其中的转变实在不可预料。只是我抚念天下的后辈，想到这个人的资质和智慧才刚刚开启，却使他无路可走，不知该如何裁处。古语说：“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我因此更加惭愧了。《明文海》第三百九十九卷。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