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六

译《传》说：“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求知的道理，又有什么可羞耻的呢？” 孔子凭大圣人的才智，做七十弟子的老师，尚且以颜子能够启发我为希望，以子夏能够启发我而称许他。由此说来，做老师的难道一定都比弟子贤能吗？景高具有敦厚诚实、稳重厚重的资质，通晓纯洁而精微深奥的学问；他教人的方法，本来就宽裕有余，又哪里需要我的话呢？《送陈克彬归临江序》〔王叔英〕 我从小就听说江西有许多博学高才之士，衣冠文物的盛况冠绝天下。然而当地人的性情大多轻浮强悍、嫉妒奸黠，民风喜欢争斗而善于诉讼，所以最难治理；南昌、赣州、吉安尤其如此，临江又最为严重。看那些流传到四方的谚语，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天下做官的人，没有不害怕到那里任职的；而江西人在四方做官，也没有不受到人们畏惧的。至于在江湖道路之间旅居的人，有时遇到江西人，也没有不害怕而不敢贸然与之交往的。然而我自弱冠以来，往往看见来我们这里做官的江西人，有的以廉洁著称，有的以才能显名，有的因谨慎厚道而受到推重。他们愚昧无能、不称职的，本来很少；而用不正当方式统治他人的，我也没有多见。我本来就知道江西人才多，因而怀疑世人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今年我来到金华永康，永康县令刘公某是南昌人，县丞谢公某是吉安人。两位都因廉洁谨慎而得到百姓拥戴。我到永康时，两位已经先后因事离任，虽然没能亲自了解他们的为人，但听县里人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君子，也就好像亲自见到他们一样。县里的税使陈志善，是临江人，多次经过我所在的县学。他为人温和谨慎、和易平善，不与人争竞；他的儿子克彬，恰好从临江来探望父亲，为人也像他的父亲，而才气又有超出常人的地方。我因此更加知道江西人才多，也更加怀疑世人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难道那里的风俗随着教化而改变，如今那里的人已经与过去不同了吗？还是我所见到的都恰好出自衣冠文物之家，所以能够超出当地的流俗呢？这确实还不能确定。假如那里的人都像我所见到的这样，当然可以说是美好了。假如那里的风俗果真像我所听说的，那么居住在那里、成为当地俊秀的人，难道不应该思考改变风俗的方法吗？我听说古代凭一个普通人就能教化乡人的，确实有这种事；只是要看他自身立身如何罢了。如今克彬回去，希望他更加修养自身，把我以前听说的风俗作为乡人的警戒，以除去他们的恶习；把我后来见到的那些人作为乡人的劝勉，使他们向善。由一个乡推广到一个县，由一个县推广到一个郡，进而推广到一方，使天下做官的人乐于在那里的任职，而江西人在四方做官也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江湖道路间旅居的人，也没有不喜欢那里的人、愿意同他们交往的。如果这样，那么天下人谈到江西时，就不只称赞那里学士大夫的贤能了，岂不是很盛美吗？否则，假如最终仍使天下人害怕他们，像我以前听说的那样，本来就不是四方君子愿意听到的，又岂不是会成为那一方君子的耻辱吗？不过，我是浙东人。浙东的民俗，与江西相比也不过不相上下，又怎么知道天下人不会把我们看得像江西人一样呢？我的这些话，不只是用来勉励克彬，也是借此勉励自己。《送章辉远之永州序》〔王叔英〕 从前苏子由称说，太史公游历天下，周遍观览四海的名山大川，又同燕、赵之间的豪杰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宕纵横，很有奇特的气概。有人认为这是他的毛病，说世上那些游历天下的人，足迹所到之处本来有比太史公更多的；他们亲身接触的人，也有比燕、赵豪杰更贤能的。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气质，把它发为文章，于是便认为子由的话是浮夸之说。我曾经验证过这件事：平常出入乡里之间，遇到污水沟、肮脏土壤以及凶恶之人、庸俗之人，胸中便因此愤闷郁结而不得舒展；有时登上高丘，面对清澈的山谷，及至遇到可以交谈议论的人，心目便为之开朗，意气也为之激扬。这样以后，我才相信子由的话并非虚妄，也知道那些游历天下却没有得到增益的，只是世上的庸人罢了。所以我曾私下叹息，认为假如能够周游四方，观览天下的形势胜景，并广泛结交天下豪杰，那么对于舒展我的心目和意气，一定会与今天大不相同。然而因为自身有所寄居，愿望始终不能实现，所以循序渐进直到今年已到强仕之年，却仍没有比普通众人多经历多少。因此每逢朋友有人远行，我一定心神驰往，并且希望他此行一定有所收获；或许等他回来重新相聚时，能彼此启发，也使我多少实现一点自己的愿望。如今我的朋友章辉远将从临海出发，行六千里，前往永州探望侍奉他的舅父通守陈公。人们大多赞许辉远能够进行这样的远行。对别人来说，不了解情况而能笃守亲戚之义，固然可以说是难事；像辉远这样致力于学习、通晓道理的人，不过是寻常的事情罢了。所以我对辉远此次出行，并不认为是难事，而只是深深希望他能借此观览江山的奇异胜景，结交贤能人物，从中使自己有所增益；同时也希望他日后回来时，能给我带来益处。辉远这次出行，所经过的道路，从括苍到金华，沿三衢经过广信，向下到鄱阳，转往豫章，溯清江而上，经过宜春，泛舟三德，登上衡阳，抵达零陵。沿途的名山大川、奇才伟人，只怕不是一两个可以数清的。他们中能够开畅心目、激昂志气的，一定有远远不同于寻常的人物。即使资质不美的人，也将因这次出行而改变为美好的人，何况像我家辉远这样本有美好资质的人，他将受到怎样的变化呢？我知道他所得的收获必定远远超过常人；至于把这些发为文章，那只是余事罢了。古人说，士人分别三日，就必须另眼相看；我日后等辉远回来，一定要大大地对他刮目相看。辉远啊，希望你能想办法符合我的期望，并且果真能够舒展我羁旅困滞的胸怀，那就好了。《送周判官诗文序》〔周是修〕

译圣明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焕然一新，振作精神治理文教；凡是天下偏僻之地被遗落的人才、怀抱奇才珍学的人士，无不被搜罗选拔，登用到各个官位。第二年，又命儒臣把古今典籍中记载的君道、臣道和人事，删取综合、分类编排，将嘉言善行和惩戒之事分别作为各类的纲目；上自唐、虞，下到元末，采集编纂，依次编排，以便阅览，并由此成就一代的制作，也将作为万世永远的借鉴。朝廷选取中外士流中博见洽闻的人，集中到翰林，在武殿南廊开馆办事。当时起草编纂此书的，有天台陈好义、徐好古、叶仲汜，延平郑孟宣，姑熟章谨，建宁苏伯厚、李铎，吴中王汝玉、张拱、高可大，溧水王真，邵武刘仲美，大兴李敏，金华方叔衡、朱子建，宁波史维时，金陵陆伯瞻，浦江赵友同，临江周思吉，郡颜子明、萧用道、杨士奇，以及我，共二十三人，全部参加了这次选任。于是天子为得到这么多人才而高兴，命文学博士天台方孝孺总裁此事；命侍读绍兴唐愚士、金华娄琏、修撰吉郡胡靖三人任副职；命修撰吉郡王艮、编修荆州杨溥二人负责督办并讨论。事情发生在建文庚辰年十月十二日。第二天清晨，在馆中赐宴；随后大官供应酒食，中使供给笔墨纸张，这件事非同小可。过了不久，唐愚士、王艮、李铎、李敏相继去世；赵友同因丁父忧离去，陆伯瞻因奉朝廷使命离去，颜子明因请辞养老离去；陈好义、叶仲汜、朱子建、王真、杨士奇、方叔衡、史维时升任国子监、王府和翰林的官职；高可大出任扶沟县令，周思吉出任湖广安陆州判官。不久，方叔衡、刘仲美又因病死于任上。周思吉字存诚，性情古朴淡泊、平和旷达，喜欢放情于山林野外，而且年过六十。他上疏竭力说明自己衰老无力任事，请求辞官，获准保留原官名而退休，朝中的名士都称异，纷纷说道：“存诚真贤啊！他的取舍有道，进退也合宜。”他向南归还时，我们便一起作诗歌咏，勤勉祝愿他在家庭中修养德业。十年之间，忽然遇到文明昌盛的时代，遇到有所作为的君主，正是可以出仕的时候；人才勃然兴起，犹如风云追随龙虎、水火趋就燥湿；与汉代东观、唐代弘文馆相比，大概也不过如此。我们和各位君子是多么幸运啊！不到两年，我与存诚之间，有的去世，有的仍在，有的行动，有的停止，有的离去，有的就任，竟有这样多的不相同，实在令人感慨。虽然去世的人已经无法再说什么了，但活着的人实在不能不敬重自身；行动升迁的人已经上进了，停止不动的人也不能不安于自己的命运；离去的人已经得到所求，就任的人尤其不能不尽力履行职责。圣明天子在上，器量如天一般广大；他能够听从悬车退休的请求，又加重赐予退休者的荣誉，全都根源于发自内心的仁爱，不待勉强，自然而然地广泛应对，却不自觉地与古代圣哲君王的美好法范相合，正是如此。再过十年，贤能之材一同兴起，德化遍及四方，天下安定。我知道圣明天子对于请求退休而又加以厚重荣誉的人，也未必不会像今天对待存诚这样宽厚。我们和各位君子又是多么幸运啊！因此借诗文作序，大略叙述这件事的始末，把它作为赠给存诚的文字，也作为对当时文运的庆贺。《北京重游序》〔解缙〕 北京的地势，是天下雄伟险要之处。士君子想要壮游，观览奇伟绝特的景象，而那些以文章著名、胸怀抱负、意气慷慨的人，常常终其一生也不能到那里一次。况且孔子、孟子急切地想要救济世人，幽州、蓟州一带的国家想推行仁政，难道不能比滕、费、中牟更加贤明吗？取长补短，这件事难道就真的如此困难吗？不幸的是，正处于大一统的时代，已经没有孔、孟的遗迹了。到了晋、宋时期，像谢安、王逸少一类喜好奇异的人，以及南宋渡江后的诸儒，致力于格物致知之学，偏处一隅，都没有机会到达那里。到元氏入主中原，有姚、刘、耶律诸位君子辅佐，虽然因为靠近阴山而定都于此，但这里地势强固，确实是天下雄伟险要之地。凭借全盛之势据有此地，几乎将近百年；当时的文章也颇有奇特气象，未必不是山川形势、风土气候的感发，或许也有助于文气。到了元末，四方沸腾，而国都仍然安然自若。大概它东连沧海，西接晋、冀，南有弥潴、太陆的水利，北有重重关塞和天然险阻的固守。假如不是天命已经有所归属，其君主自己退让到荒远之地，而凭借地势财力相持，那么即使调来百万军队，停驻在坚城之下，经过数月数年，成败利钝，也不知道形势究竟谁得谁失。天朝太平三十多年，士君子到北京壮游的已经很多了。像我的朋友龙虎张氏崇显，大概曾经往来多次，而我却始终不能实现一次游览观赏的快乐。每当偶然听到天子的言语，退下来考察简册中的记载，才相信古人并没有欺骗我。孔、孟时代，不幸的是地理条件使他们不能遇到贤圣之人；晋、宋时代，不幸的是人们没有遇到统一的时代；元代，不幸的是当时有贤智之士处在形势险要之地，却没有遇到明圣之主。即使有文章，他们所称道、所描绘的内容，难道能够与六经一同流传吗？所以说，他们全都不幸。我的朋友张崇显如今又将前往那里，请替我访察滦河、居庸关以及那里的豪杰俊士，并代我向他们致意。我们的君主无为而治，达到了垂衣拱手的境界；我们的百姓无事忧患，享受着雍熙太平。一次游览、一次游憩，将没有不合宜的。我将来要斟饮直沽的水，磨写碣石山顶，写成文章，歌咏盛世，自我庆幸遇到这奇异的机缘；这确实是千年难逢的一时。我旅途中的空闲很多，先作诗歌等待你回来。《送刘君孝章序》〔解缙〕

译学习一定要有老师传授，还要靠朋友讲习，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即使到了白头，仍然只是偏僻不正的学问。哪里只是成就德行如此，文章技艺也是这样。我年轻时，先父教我读书，总是举出从太朴危先生、伯琦周先生那里听来的话，并向上追溯到赵吴兴以前，从来不凭空臆测。后来教我写文章，总是举出黄文献公、欧阳文公的说法，并向上追溯到曾、王、欧、苏、柳、韩、班、马、董、贾，先秦以上则追溯到六经的深奥，从来不凭空臆测。后来进一步谈到道德，也总是举出从祖父竹梧翁那里听来的话，并向上追溯到刘静修、杨伯子，直到关、闽、濂、洛诸学派，同样从不凭空臆说。因此我一点愚见中偶然有所领会，实际上都是先父以及师友传授、讲习之后所达到的。后来入朝，拿自己的文章向平仲苏先生请教。先生与先父都曾受业于黄公、欧阳公，是同门，于是倾尽所学为我讲说，我才更加有所领会。詹君孟举曾在元常、子山巙公门下，又常听教于危、周二位先生；他与先父也是同门，而我和詹君一同担任中书舍人，虚心向他请教，又完全得到他的见解，与先父的话没有两样。我昼夜不停地思考，到如今也只好像得到了一点极微小的见解。至于道德，自从先父去世以后，再也没有人同我讲论这些了，因此我将碌碌无为地成为庸人，正为此慨然叹息。庐陵人刘君孝章，家世忠厚，父亲、兄长和宗族中人都用道义互相勉励；他在环川授徒时，常同我的朋友胡君光大交游，我也很熟悉他的情况。去年光大请他来教自己的儿子，我也派儿子跟随他学习。孝章十分勤奋好学，喜爱作文和书法；这次他来，是因为他的父亲惇信先生希望他到京师讲学，也正像先父对我的期望一样。可惜在文章和书法方面，我们这一党人比危、詹诸位君子大为惭愧；至于道德的美好，又茫然得像捕风一样，即使谈论，也不能得到它的仿佛。拿什么来符合孝章的心愿、继承他父亲的志向呢？如今孝章将要回去，我担心没有什么可以回复他的父亲，姑且叙说我所达到的境界来为他解慰送行；他若在家庭中涵养自己，在简编中讲论学问，一定会有远远超过常人的成就。我期待以后再与孝章相见，他也一定会有办法符合我的希望。庐陵螺江，是二程跟随周子学习的发端之地；那么庐陵本来就是濂洛之学的渊源。俯视山川遗留下来的光辉，难道不会有超然独自领会的人吗？吗？孝章不要像我一样只是徒然叹息。《送萧善本序》〔杨士奇〕 自从我来到京师，已经十五年了；文溪、武山一带，是父兄所在的乡里，也是我少年和壮年时出入游玩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在我心中。然而我遇逢圣明之时，忝居近侍之职，皇上的恩宠眷顾深厚；只是我才能浅薄、见识鄙陋，不能以丝毫功劳报答相称，每天想着惭愧戒惧还来不及，哪里敢谈自己的私情呢？近几年乡里亲友有到京师来并经过我这里的，从前的壮年人都已经面容苍老、头发花白了，从前的儿童也都已经长成挺拔秀美的青年。他们恭敬地问候我父亲的旧交；可是那些人已经相继沦没凋谢殆尽，不能不令人叹息、惆怅。三十年前我往来讲学的朋友，如今还在世的不到三四人，幸而都在京师做官，时常能够聚在一起，彼此讨论而互相增益，以宽解对乡里的思念。善本也是当时同我往来的朋友，近年才来做太学生，没多久便因使命外出；两年后回来，回来几天又因探望省亲而归乡，从来没有一次能够从容相处、尽情交谈。临别时能没有感情吗？不过，你回去经过县城南门，徘徊在龙州，感叹嘉应之地的声教没有衰败；再看看那里的人，是否还有继承今日而兴起的人呢？又经过高沤，再听听那里，是否将有铿锵宏亮的声音传出呢？又向南望三顾山而寻访人才，是否还会有继承萧清节高尚风操和久远遗迹的人呢？若真有这样贤能的人，将要从你的门下出现吗？那一定能够慰藉我的思念。《送徐佥宪致仕序》〔杨士奇〕 仁宗皇帝即位后，向吏部颁布诏令：任官满七十岁者，听其退休离职；有疾病而年龄未满七十岁的，也听其离职，并将此明确写入法令典章。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做官的人年老多病、不能任事的，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士君子的进退从容自如，不受牵累拘系，由此可以看出太平盛世的盛况。四方出仕的人，没有比江西更盛的；江西的县有六十九个，没有比吉水更盛的。如今因年老而退休离职的，开始见于徐君崇威。崇威虽然有病，但年龄还不到七十岁。他从洪武年间出身，做过巡徼，负责征收商税；永乐初年入朝掌管外制，又出任陕西、广西两大藩的司法官，做过宿州知州、山西佥宪。他为人自守严谨、爱护百姓，心平气和。历仕三十年，从没有一天担心颠沛失职。然而长期辛劳，使内心所承受、对外所应付的事务，也已经劳苦疲倦了。如今决意离职，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崇威是吉水的旧家子弟，是我亡友胡君光大姐姐的丈夫。他在京师时，常住在胡家，所以同我往来十分深厚。光大曾约我说，日后有幸实现退休愿望，便一起准备一叶扁舟，载着酒壶和书册，在赣江、萧峡之间溯流而上、顺流而下，饮用芙蓉的丹泉，在澄江的明月下畅饮，歌咏圣上的恩泽，逍遥自在地度过余年，这就满足了。当时崇威听到这话，也满面喜色。光大最终死在任上，已经十年了，我却仍然被宠禄牵系，不能离去。两人从前所羡慕的生活，如今都归于崇威，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明白。崇威回到故乡，在清澈的水边、茂盛的林木间，万般忧虑不再产生，悠然自得之际，向北眺望京城，数千里之外，是否还会有停云般的思念呢？所以在告别时，我歌咏《白驹》第四章作为赠言。《送熊自诚序》〔梁潜〕

译北京据有幽州、蓟州的险要地势，具有伟大壮丽的景观，是古人所说的形势优越之都。生在南方的士人，常常把不能前往游览其中视为遗憾。大理评事熊仲彝因随从皇帝而居住在那里，他的父亲自诚君前来看望他。自诚君当时已经七十多岁，须发洁白，却能够不把万里之遥放在心上。他从家乡吉水出发，泛舟长江，渡过淮河，取道徐州，越过吕梁的险要，来到这里。到达以后，他不把冒险跋涉、路远险阻看作困难，反而以远游广览为值得高兴的事，他的志气可以说很壮盛了。我与您同郡，而您的儿子离家已经三年，所以听说您前来便很高兴。您为人和蔼温厚，年老以后，声色嗜欲不足以动摇内心，唯独喜爱下棋；即使风雪苦寒的夜晚，也不停止。我不擅长下棋，心里却暗自喜欢，每次和您下棋，总是败退，却从未厌倦。当时侍讲邹君仲熙、曾君子棨也喜欢下棋。邹君的棋艺稍逊于我，只有子棨精妙过人，多次和我下棋，总是屡屡取胜。自从您到来，子棨多次和您对弈，您使他颇感困难，而胜负常常相当。您又常常帮助我取得一胜，子棨便大笑，以此为乐。古人借外物来调适性情，在六艺之外，又有投壶的游戏，并把它写入礼制文章，作为平日闲暇时的高雅游戏。下棋这种游戏，也是平日用来役使心智的事情。孔子说：“难道没有博弈一类的事情吗？”然而有些人如果心思不专一、审察不坚定，就都不能精通；像我和邹君就是这样。即便如此，我和熊君相交友好，难道只是因为下棋罢了？只是因为他远离乡里，却忽然能够得到欢乐、游戏嬉戏，终于忘掉旅居的思乡之情，好像身处乡里乡党的近处；这种快乐，哪里说得尽呢？快乐既然深厚，那么到了他离去时，便会有舍不得分别的情状，这也是人的常情。于是子棨带领大家作诗送他，我便叙述我们平日相处的快乐，写成这篇序。至于熊君在年老之后享有俸禄供养，又能周遍观览两都的胜景，他所得到的收获难道只有这些吗？《送杨弘璧序》〔梁潜〕 杨君▯璧，家族原是西昌的巨族。当它最兴盛时，一门父兄凭借累世的豪富，楼台池苑、花木以及金珠犀璧的财富，和封君、彻侯相当。后来遭逢战乱离散，家业日渐衰败，杨君也在江淮之间奔波，最终在那里定居。那时杨君大概四十六岁，正值壮年，意气锐盛，把离别看得很轻，认为迁徙并不是什么难事。等到年老，他想见到亲戚和祖先的坟墓，日夜面向南方悲伤。他在外地大概已经五十年，后来归来时，已经面容苍老、头发斑白，颓然衰弱，见到他的人都惊愕不已，认不出是杨君。经过旧居的里门，他先问路才进去；说出自己的姓名，老人惊讶，年轻人疑惑。问起他祖父的兄弟，没有人知道；他父亲的兄弟，也只剩下寥寥几人。他自己的兄弟中还有活着的，但不是年老就是患病，拄杖前来；至于那些还在世的穷奴老仆，也都是当年自视勇力无人能比的人，杨君也只能勉强认出他们的相貌。旧居的遗址上荒烟蔓草，坟墓一座连着一座，牛羊鸟兽的踪迹交错其间；那里全是当年宾客歌舞欢宴的地方。杨君于是悲怆不已，追想往事恍如梦中，惋惜离开得太久，回来得太晚。不久，杨君的侄子益智拜见并慰劳他，设酒宴招待故旧宾客，挽留杨君不要离开这片故土。然而杨君登记户籍在鳯阳已经很久了，所以只留下几个月便要离去。临行时，他带着自己的次子某某同行，并对他说：‘我已经老了，先人的坟墓在这里，你要仔细记住，不要忘掉啊！’杨君生于富贵之家，尚未成年便困顿于羁旅，年老了仍不忘故乡；若不是他内心诚挚深厚，怎么能这样呢？人世的变故本来就无常，一个人的一生，荣辱升沉，连一步之间都未必能够保全，何况远在数千里之外、相隔数十年，还能守住自身而不辱没先人，这难道不是内心笃厚所得到的回报吗？杨君年轻时曾跟随我的先祖父心易先生学习，又和先父有同窗交往之谊，所以众人作诗为他饯行，而我为他作这篇序，特意详述人事变故之际的情形，是要由此看出杨君没有辱没先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送周如陵序》【梁潜】您往年在蜀地的沧溪任教，溯流经过夷陵进入三峡。抬头看群山，像万仞高墙般耸立。岷江向东流下，被两岸山崖束缚，水势仿佛无法舒展；压抑阻遏到了极点，便惊跳怒跃，回旋成急流，激荡成飞瀑，冲撞成奔腾的波涛。最险峻的地方，有虎头、鹿角等险滩，百尺深的旋涡回转如车轮，轰鸣之声使万山沟壑一齐响应。观看的人无不眼花目眩，惊惧不止。经过防万，向上行到三巴，才渐渐看见平缓的水面和舒缓的水流。然而巴郡据守三江险要，依山石筑城，悬空的水流和飞溅的瀑布，在云雾之中更加可爱。从这里向西行一千三百多里，才进入成都；那里平坦开阔，疏导江水成为渠道，分流注入平野，绵延几千里。成都西面有雪山，洁白明亮，和早晨的阳光交相辉映，实在是天地间的奇观，只因地处偏远国家，才独自拥有它，使遨游的隐逸之士能够时时登临远望，荡涤自己的心志，这是多么畅快啊！那里又有诸葛武侯遗留下来的教化，关羽、张飞的忠节和刚劲气概，至今仍未衰减。还有苏氏父子的文章雄健，数百年来没有人能超过他们。因此，蜀地的优胜之处，又不只是山川而已。我离开那里已经十年，至今想念不已。今年夏天，庐陵周君如陵忽然从成都归来，来到京师我的旅舍拜访我，极力谈论往日的游历，而且使我不知不觉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如今如陵又将向西出游，可惜我不能和他一同翱翔在那片土地上。即便如此，人的情感因事情而有所感发，本来并不取决于山川遭遇如何。杜少陵一生穷困忧愁、悲愤感慨，始终不能排遣，难道只是蜀地山川有使他内心忧伤的地方吗？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和遭遇如此罢了。既然这样，那么我和如陵在壮年时游乐，怎么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呢？凡是和如陵交往的人，都作诗为他饯行。中书舍人吴君平仲又在卷首书写‘西川壮游’四个大字，因为我曾经游历过蜀地，便嘱托我作这篇序。《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序七十九

译送别序 《送司训徐君序》【吴溥】都城的西面有都城隍庙。每月初一和十六日，商人都聚集在那里。大的货物用车装载，小的用肩挑背负，再小的则拿在手里带去。海内外出产的物品，全都汇集在那里。到了以后，他们划地分出界限，张设店铺出售。拿着金帛来交易的人，在其中纵横交错，来往密集，甚至无法通行，只得互相推挤着进入，远不只是摩肩接踵而已。偏远穷乡的人偶然来观看一次，便惊叹一整天，面对别人啧啧称奇、夸说不止，甚至梦里也是如此。大概因为一生从未见过，便以为人人都和自己一样；即使想不夸耀，心里也确实无法自禁。凡是来到这里的人，谁不想去看一次呢？今年我的朋友徐东之以贡生身份来到京城，恰好空闲时遇上集市日期，也告诉我要去。到了傍晚还没有回来，回来时已经天黑了。我奇怪他为什么这么久，便问他，他皱着眉说：‘我到那里时，先到的人已经占据了要道，把道路堵住了。后来等待空隙进入的人，仍然像鱼贯而行一样。然而我不能跟着进去，只能站在门口远望，看见店铺里陈列的货物，还担心没有看全。坐在道路角落，只见袋子装得满满的，竹篚装得满满的，货物堆得向上隆起，仿佛河流从眼前流过。’ ‘我已经把这些全看遍了，却还是担心没有看全。过了很久，经过那里的人越来越多，那群人这才散开。我于是靠近去观看，而经纪人仍然喋喋不休，一边招呼一边叫卖。’我看见文士的图籍、刻板和铅字，武士的弓箭，农人的钱、鏄、锄、镰，工匠的斧凿，极其富贵者的明珠大贝，贫苦人的破衣烂鞋，儿童的玩具，妇女的粉黛脂粉，以及道士、僧人的鱼鼓、螺号、铙钹，俳优艺人的筝琶箫管，种种物品全都有。可是古人所谓簠簋、瑚琏、彝鼎、樽罍、敦、弁、卮、匜之类，却一样也没有看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这些东西各有专门出售的地方吗？我说：‘古代的器物不在今天出售，正如今天的器物不在古代出售一样。岂只是买卖双方会感到奇怪惊骇，甚至还会毁掉它们呢？即使不能在今天出售，也不妨碍它们成为古物。世上若有爱好古物的君子，就会把它们层层包裹珍藏起来。别人想求见都未必能够，何况想求购呢？’东之默默领会我的话，连声答应。古代掌管祭祀和如今相比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宴飨和馈送粮食的礼数更加频繁，从未听说有匮乏的。如今天下的广阔，超过成周两倍，物产的繁盛也可以由此推知。物品并没有减少，贡纳的器物却没有增加，然而仍常常以匮乏为忧，恐怕是治理它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吧？这本来就是官府应当忧虑的事。我的季丈沈公任官三个月，便因病急忙离任。他离去，难道也有什么隐情吗？即便如此，沈公不过是一署的丞。丞的上面有正官，一个寺的长官还有卿，还有作为辅佐的官员，又有作为丞的官员。他们所应忧虑的事情应当比沈公更大，难道他们不以此为忧，沈公却独自忧虑吗？即便如此，享用百姓供养的人，就应当忧虑百姓的事情。沈公所忧虑的，本来并不是分外之事。知道了忧虑它的原因，就一定会谋划防止它的方法。做一署丞的，能谋划防止它；其他做丞的，也能谋划防止它；职位比丞更高的，也能谋划防止它。这样还何必担忧匮乏，又怎么会不能达到成周的程度呢？沈公归去，我由此有所感慨。《送光禄寺丞沈公赴南京序》【岳正】丹阳沈公与纯，是先户部尚书伯威公的后代。景泰年间，他被任命为陕西省幕职、左副都御史。当时我们郡的芮公任方伯，器重沈公的才干，实际上是他多次举荐的结果。沈公入朝任职后，掌管太光禄寺的簿籍。任满一次考核后，立即升为寺丞。尚书公去世时，沈公因为承担当家重任而离职守制。如今服丧期满，仍按照原来的职务，在南京任事，符合当时的制度。出发日期已定，前来饯行的，都是同官同朝的贤能卿大夫士，他们请我作辞，并且说：‘南京是根本重地，太光禄寺距离京城近，职务又亲近中枢，本来就说得上重要。沈公所可惜的，只是离开繁剧职位而就任清闲职位，因而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罢了。’唉，士人修养自己，志向大多相同，出仕是为了用世；但到了功名成败之间，却有升沉、大小、成败的不同，难道没有原因吗？长沙的傅氏、江都的相国，如果把他们比作萧何、曹参、周勃、樊哙一类的人，难道他们只是推辞而不肯接受吗？他们将会涨红脖子、瞪裂眼眶，既羞耻又愤怒，勃然拒绝这种说法。考察他们最终成就的事业，所谓缔造国家、开国传世的功业，竟还不及刀笔小吏和屠夫商贩的十分之一，难道不是受到时势限制吗？即便如此，‘时’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也很广。所谓时，是指升迁变化没有常规，是指景运交替禅让，也是指偶然遇合、适逢机会。至于今天所谓按时势定下的制度，只是暂时制定条例来公平决定升降，不过是权宜性的当时制度，哪里可以长久依靠它来对待天下士人呢？古今任用贤才，自有固定的典章，只是主持此事的人还没有空暇思考罢了。就如各位所说，沈公既然因为时势制度而离任，怎么知道他日后不会也因为时势制度而升迁呢？有人只是看见董仲舒、贾谊的成就，便认为他们是被时势耽误的，这并不是真正懂得时势。《送陈缉熈使朝鲜诗序》【岳正】从前唐代殷侑出使回鹘，韩愈称赞他身处万里之外的异国，完全没有忧愁离别、顾影自怜的神色，难道不是真正懂得轻重的大丈夫吗？考察史书，吐蕃作乱，从始至终都是唐朝的祸患；回鹘建立国家，实际上处在唐朝的边界上。既然说回鹘和唐朝最为亲近，却不能结为邻国、使其服从而不生二心，以此表达敬畏天朝的诚意，只是因为对方无人引导，或许不明白应该归附谁。使者可贵之处，就在于宣扬大义、开导他们，使他们竭尽力量、各就其位罢了。所以说：大夫出了国境，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使专断行事也可以。殷侑并没有懂得这个道理，而韩愈的赠言又没有加以讽谏，只凭一点点言辞神色，便轻率地把他称为大丈夫。大丈夫的作为，难道本来就只是这样而已吗？孔子说：‘不可以同他交谈却偏要同他交谈，这是失言。’韩愈当然没有失言。然而说他的赞美没有过分，我却不相信。天顺改元，天子以复辟的诏书告示天下，特意对朝鲜优待侍从之臣，于是翰林修撰陈君缉熈奉命出使。此时凡来饯行的人，都各自作诗相赠，诗成之后应当作序，正于是写道：‘如今内外没有不臣服的，瓦刺的余党还在劳烦王师，难道能和唐代的吐蕃相提并论吗？’ 至于朝鲜，是外国的藩属，衣冠礼义不是回鹘可比的，而且地势如同右臂和犄角相互倚持，因此应当投诚报效，这正是它的时机。像我们陈君这样通晓经学、懂得轻重的人，大概没有辱没大丈夫这个称号。唉，出国办事、专意求取国家利益，必定有应当采取的方略，我岳正岂敢为了阿谀迎合他的喜好而过分赞美呢？

译《送我斋归山阴序》【林俊】子达来探问我，把天下士人中他所结交的人，拿蔡我斋希渊来相比。当时我斋正以奉养母亲为由，请求到我们莆地任教授，孤高的风度和深远的韵致，隐约如远云飘来。庄详询问他，我说：‘他本来就是阳明先生的高足，内在修养有余，只是看不起外在事物的轻浮；像这样高耸如壁、直上千仞的人一旦到来，众多儒者都会归依他。’他家里很贫穷，若不是合乎道义，即使把晋魏时期那样的财富给他，他也不愿苟且处身其中。他十年间不愿参加乡试，后来考中进士，又辞去庶吉士。这次固然是为了母亲才出仕，但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会来，来了也不知道是否真的会久留。我的高兴，是因为莆地将得到一位老师。子达到了崇安，写信告诉诸位弟弟说：‘蔡先生来了，你们家中的子弟，无论已经入学还是尚未入学，都应当前去拜访。’我斋致力于革除沿袭旧习，自立风格；贤能的人坚定已经达到的境界，不贤的人努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道德风气很快兴起，正要形成一所学校。这样长久任职会怎么样呢？我斋像悬崖峭壁一样仿佛不可攀登，但一接近他，便感到冲和；永远平实纯粹而自立，孤高却总是谦下自守；虽然坚定，气量却从未不广大。他的兴致寄托高远，常想任意徜徉在山风水月之间，微薄的俸禄不足以挽留他。他来访云庄时，精神遨游、意兴远驰，如同蝉脱尘壳，轻鸿飞向空旷高远之处。我笑着说：‘高是高了，只怕没有福分。’我斋一次次想离开，我一次次挽留。有一天太夫人也想离开，我斋辞别夫子庙，退出来告诉诸位学生；学生们哭着挽留，他无法留下，大家便跑去告诉乡里的大夫，请求挽留，我和山斋一同前往。我斋嬉笑自如，已经戴着方巾、穿着野服，飘然如遗世独立的神仙。山斋说：‘这样的人能留得住吗？’这时松厓来了，士大夫接着来了，年高的故旧也接着来了，前来求教的士人接连进门，有的劝他留下，有的只求见他一面便离去。住在市中的儿童、贩卖松木棺材的人之流，也纷纷私下议论，都只以他能够留下为幸运。他们确实是真正了解我斋啊！唉，风感动人，好像只要举起旗幡就足以使人相信。古今之人难道真的相距很远吗？有只任职八十天的元亮，也有只任职一百五十天的我斋；只是我认为，依循中庸之道最难，容易进退却没有恒常，并不等于离弃群体。我们这些人对这个时代负有责任，固然只为俸禄而留任值得惭愧，难道不应当想想究竟该怎样做吗？然而世俗难以容纳这样的人，有人把握住了那个时机；或许东汉奇特的气节和数尺羊裘，正有意从今天开始吧。于是作序送我斋离去。《送乡友林茂才训导序》【丘濬】我的朋友林茂才以国子监上舍生的身份参加校官选拔，和天下举子一起在奉天门应试。翰林院考察他的文章，列入优等，于是得到赣州府学训导的职位。出发日期已定，当时郡中在京的人比往年多，大家一起凑钱备办酒菜，在东门的佛寺中为他饮宴。有一人酒兴正浓，起身唱道：‘湛卢剑多么锋利啊，可以斩除苕华。铙歌鼓吹啊，配合着枯杨的黄花。千张狐腋皮啊，盛暑时可以代替麻衣。时运命数就是如此，唉，又能怎么办呢！’接着有人唱道：‘章水贡水交汇啊，郁孤山高耸。新朝有仪容啊，高大而堂堂。冠帽高高啊，讲习唐虞之道。众多俊秀之士啊，前来趋近它的角落。酒樽中有酒啊，盘中有鱼。乡人来来往往啊，互通书信。安居而饱食啊，从容自在。那位撑着伞盖在前面呵斥开路的人啊，正奔忙趋走。’歌唱完毕，依次传杯，谈笑喧闹，尽情享受了一天的欢乐。私下相互说道：‘当初我们和茂才一同在学校游学时，年少气盛，只觉得天下士人没有一个合自己的心意。对于世人所谓的功名富贵，他把它们看得像囊中之物，认为伸手一探就可以得到。后来他屡次参加乡试，到了考场却又罢去。’ 最后，有司劝他出仕，认为他可以起身任职了，他却仍然迟迟不肯动身，一拖就是五六年。难道是没有想到衰老会突然到来吗？如今不得已屈身就任儒官，忽然收敛自己、约束自己进入规矩之中，前后简直像两个人。难道是阅历世事已久，觉察到从前的事情是错误的吗？还是岁月流逝，志气已经消磨软弱了呢？’第二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我，我说：‘不是这样。你们没有见过秋水按时上涨的情形吗？正当百川暴涨、众流交汇灌注时，两岸水边连牛马都分辨不出，水漫山谷，一望无际；撞到树木便折断，冲到堤岸便崩塌，漂石也能浮起，巨大的峡谷不能阻挡，高高的土丘不能防御。一旦受到排挤阻挡，就怒号咆哮，声音震动远近。等到霜降水落以后，奔放的水流注入大海，泛滥的水回到原来的河道；疏导后成为河流，蓄积后成为湖泊，停聚后成为深潭，平铺缓流，既可以洗涤，又可以照见面目，还可以供人饮食。其他滋润万物的功效、灌溉田地的利益，也无所不具备。现在的水，就是从前的水，为什么前后差别竟如此悬殊呢？时势如此罢了。但这只是大河大陆所呈现的形势；至于沼泽、水洼和污池，哪里会有这种情形呢！’像这样就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朋友茂才了。一个人到了收敛浮华、趋于充实的时期，正是不能不用的时候；即使任用了，也没有什么不可，只可惜官职受拘束、地方偏僻冷落，不足以完全发挥他的才能罢了。即便如此，自己不能亲自发挥作用而把它交给别人，使别人代替自己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也就是自己发挥作用了，何必一定要由自己亲自做出呢？众人听了我的话，都认为有道理，于是依次整理这些话，为茂才出行送别。《送杨太仆序》【石珤】起初我读《鲁駉》和卫定中所作的诗，认为正心诚意的学问可以贯通万事，乃至使草木鸟兽也一同得到养育；因此即使繁殖生息的善美、丰盛壮大，也没有什么能够排除在外。后来看到毛仲主持马厩，马匹毛色各异、群类分明，像云锦一样铺满原野，我又忽然疑惑地说：‘牧养马匹的职责，贵在掌握方法而已。那个毛氏，又哪里有充实深厚的德行和不邪的意念，竟能使马匹繁盛到这种程度呢？’等到我周游两都，得以私下观察当今天下的马政，才知道单凭任法施治的说法，也还有不足为据之处。自从我太祖高皇帝放下武器而讲习文艺，以此安定国家以来，从未有一天忘记武备，也从未有一天忘记马政。既有大司马总领天下兵马，于是设有太仆寺，太仆寺又设苑马，直到各署有正圉官、有掌管畜马的官员，不能说制度不完备。每百亩牧地养一匹马，每两年征取一匹马驹，每四户养马以备军用，养马的百姓不能说不多。牧场有固定场所，草料豆料有专门储存之处，马匹损失有处罚，马驹不合标准也有处罚，养马的法令不能说不详细而且严厉。如今两京附近的百姓说：‘我们困苦了。我们耗尽财产供给马草，倾家荡产资助买马的钱，也已经没有余力了。’

译‘如今又催逼得这样急，我们将要逃亡，以保全我们的子女。’西北边地的百姓说：‘我们将靠什么生活呢？我们依靠马来决定生死存亡，可是马力多次不足以抵挡敌马；粮食虽有定额供给，有时却不能吃饱；不幸马死了，家产也无处倾尽，我们还要抵偿马价。’国家设置官员这样完备，制定法令这样详尽，而官私两方面告急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呢？问起原因，他们说：‘马政难以推行已经很久了。’又说：‘马匹实在难以饲养。’慢慢考察其中缘由，就会发现法令所在之处必然产生弊病。百姓的马不能使用，却被商人买去卖给豪强，甚至有领取俸禄的人也坐享兼利；这些难道不都是思虑失当、用心虚伪造成的吗？由此可见，圣贤的话果然没有欺骗我，《诗经》所称说的道理，经历万世也不可改变。丰城杨君方震，自中进士以来，在翰苑勤学，历任谏院，从未有一天不讲求诚意正心之学。他著书立说、撰写文章以及议论进谏，也从未片刻不以六经之道为用。今年他又从光禄寺升任太仆寺少卿，对于马政本来没有什么难以施行的。可是我还要告诉他一点：如今天下士人喜欢好高骛远，一知道讲求圣贤之学，往往就把吏治看作世俗事务，常常不屑于去做，甚至连主管钱谷、寄托民社、掌管刑名等职务，也全都不放在心上，只顾谋谈唐虞之治、议论道德，离开臣下的常职去谈忠，远离子女的常职去谈孝，俯视整个世间，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看得上。哪里知道尧舜的治理，也不过是把广泛施恩、救济众人作为根本用心；孔孟之道，也不离开日常生活中修治臣下常职的道理，做好臣下的常职就是尽忠；修治子女的常职就是尽孝。又何必搜寻奇异、探索隐微，趋附周文王而装出孔子的样子，然后才称为道德呢？唉，这实在是自欺欺人到了极点。杨君是素来有名的硕士，他一定不会把民政看成世俗事务吧？光禄寺张君廷賔、李君宗岳将要设宴饯行，听到我的话都认为正确，说：‘方震是明德之士，他关于持守心志、致力思考的论述，确实可以作为太仆寺的准则。’我说：‘哪里只是太仆寺呢？由卿而至宰相，如果都采用这种道理，很少有不使这项事务更加有益的。’请杨君暂且在太仆寺再试行一番，等以后慢慢看结果吧。《送李世卿还嘉鱼序》【陈献章】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广嘉鱼人李承箕世卿，从家乡带着粮食出发，向南望着大庾岭，沿途吟歌，进入南海，来白沙拜访我。一见面我们就谈得投机。此前五六年，我在北京遇到都宪公的儿子承恩；承恩是世卿的堂弟，他拿世卿的文章给我看。文章出入经史，纵横跌宕，笔端滔滔不绝，一写就是数千言，气势充沛地写出，仿佛不受势利拘束。我当时还不认识世卿，却知道他的抱负远大于常人，既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也时常在诗中抒发。有人谈论当代士人中有文章才华的，我一定问：‘有李世卿这样的吗？’但我又料想世卿年少时凌厉高远或许有余，至于悠然自足、没有外在贪求，淡泊得仿佛忘了一切，在自身中忘掉自身，在事情中忘掉事情，在家庭中忘掉家庭，在天下中忘掉天下，他未必能和我相合；谁知道世卿有意来访我呢？从初夏来到白沙，至今总共七个月，期间接受长官聘请，在大云山修撰地方志五十多天，其余时间都在白沙。早晚和他讨论名理，凡天地之间耳目所听见看见的，古今典籍所记载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没有不谈的。至于尚未谈到的，是此心通塞往来的机理、万物生生化化的奥妙，这些不是见闻所能达到的，准备留待世卿深入思考而自行领悟，并不是我有所吝惜不肯说。我常常叫酒和世卿一起投壶饮酒，一定要喝到醉；醉后便作诗，有时世卿唱我和，有时我唱世卿和，共积了一百多篇。诗中所说的都根源于性情的真实，并不是有意迎合世俗的赞誉或毁谤。到这时，世卿因为母亲还在堂上而辞别，想挽留也留不住。我作古诗十三首为他送别。诸位朋友也相继作言相送。世卿回去后，将从我这里听到的道理拿去向他的兄长茂卿求证，再登临大崖山，吟咏玩味赤壁的风月。我没有说出的道理，他终究会自行领悟。世卿将来出仕还是退处，显达还是隐晦，任用还是弃置，都取决于他所遇到的时势，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我年老而且多病，将要到罗浮四百三十二峰采药，以完成自己的愿望。世卿还能再次到飞云之上来寻找我吗？于是作序送他。《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陈献章】乡里的后辈中，和我交游的是五羊人张诩廷实。他刚考中进士，任职吏部稽勋司观政，不久因病请求回五羊。五羊是大省，廷实住处门外像集市一样热闹，但他漠然处之，仿佛不知道。自从他回去到现在六年间，每年都来白沙一次。我和他交谈，整日也不觉得疲倦。城里人若不登门到廷实家中，就不能见到廷实，便怀疑他待人简慢，其实不是这样。廷实的学问，以自然为根本，以立志自守为大，以没有私欲为最高境界；从心体察玄妙，以此揣度圣人的作用。他观察天地日月的晦明、山川的流峙、四时运行的原因、万物化生的原因，认为无不体现于我的极致之中，并想把握其中的枢机、端正其中的驾驭之法，在日常事务中实行，以同它们共同发展而无穷。因此，廷实本来就有非常异于常人的地方，并不是故意疏远别人来显示自己的不同。像廷实这样清虚高迈、不苟同于世俗，又何必担心他不能明察出仕、退处、进退、言语和沉默的原则呢？这就是道。如今正值圣明天子登上宝位的第二年，想求得天下贤才来任用，而廷实的疾病恰好痊愈。太守公命他出仕，廷实不能再以尚未得到信任为由，在家推辞。于是廷实选择日期，在白沙告别启程，停留了二十多天。去年冬天，李世卿告别我回嘉鱼，赠给我古诗十三首，最后一章说：‘登上昆仑山最高的峰顶，群山要高出多少重？远望苍茫大海的波涛，百川究竟有多大？高低进入揣度比较之中，大小穷尽多少，不如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只在应当了结的地方直接了结。’世卿在文章方面很豪迈，我还希望他以深厚的道为根本。廷实到了京师，见到世卿，请替我再次把这些话告诉他。廷实对自己的期许，正在于自我信守、自我涵养，以达到实际施用的境界，这一点不是别人能够替代的。《送戴元之序》【李承芳】

译戴元之，名干，浙江临海人。少年时凭借聪敏和学识考中庚戌进士，如今接受任命为江西宜春县令。我与元之同榜中进士，年纪又稍长于他。同榜有兄弟般的情谊，年长又有师友般的情谊，彼此了解深厚便没有你我之分。我因为名次在元之前，被授为大理评事，元之则做县令，这是当时的惯例。天官卿也遵循当时的惯例。因为同榜，因为年长，因为彼此了解深厚；做评事则没有什么可以施行，做县令则有许多事情可以施行。韩愈说：知道道理却不把它告诉别人，是不仁。元之赴任，我难道能不说几句话吗？宜春，就是古代的袁州。李太伯所作《袁州学记》，当时和后世多有称道。太伯认为秦之所以迅速失去天下，是因为废弃了诗书；汉之所以长久拥有天下，是因为尊崇学术。太伯的话大体是对的。诗书只是我们道的遗迹罢了，必须得到真正懂道的人作为老师和统帅，然后把诗书传授给人，诗书对人才大概才会有益。假如只是徒然从事诗书学习，也不过是末节而已。太伯并不是真正懂道的人，所以只是把粗浅的遗迹告诉别人。当时治理袁州的人，是祖无择。祖无择是怎样的人呢？然而袁州的学校最终寥落冷清，没有见到培养出一个人才。唉，古代是这样的学校，后世也是这样的学校；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古代的学者成为君子，今天的学者成为小人。这难道是学校本身的罪过吗？大概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师长。依我看，近代以来，损害天下人心的，没有比学校更严重的；损害天下士人风气的，没有比科举文章更严重的；带领天下士人做坏事而没有止境的，没有比学官更严重的。这正是有见识的人痛哭、长久叹息的原因。若由我来处理，一定把天下的学校和学官全都废除。只让天下的守令选择有道德的人担任属官，然后在郡邑之中寻访年高有学问的老师，尊敬礼待他们，让他们担任老师；一乡的善士，就以他为一乡的老师；一国的善士，就以他为一国的老师。凡士子所学习的，都一律遵循成周的制度，以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来树立根本，以经书来扩充其作用；至于经书，只学习原文而已。对于耕田、钱谷、兵甲、律令等事务，则都一一充分学习，并且能够施用于实际。守令分别亲自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谦恭尽礼地访问考察；对于道德已经成就、学业已经完成的人，就举荐他们。至于举荐后是否任用，就在于掌握天下政权的人的责任了。然而士人的道理是：德业有成，任用他就出来施行，不任用就退藏起来，也不因处在外部环境而高兴或忧愁。有司只知道举荐贤才，士人只知道守持道义，实际上是两方面都得到好处，其他事情都不必计较。由郡邑推广到国家，由国家推广到天下，唐虞三代的治理难道还有不能恢复的吗？唉，天下风俗的开端和根本，在于守令。元之治理地方，难道不应该从根本上寻求吗？至于时代政务，元之所长绰绰有余，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送同年彭鳯来知巴县序》【李承芳】程叔子在宋代出居涪州，在涪州北岩撰写《易》，他的内心本来就安于涪州。自古圣贤乐天知命，安居于一方土地而厚行仁德，大概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顺境逆境都不在意。叔子晚年大概已经有所领悟。苏子瞻被安置在黄州时，常常把心思寄托在诗赋上，从山水之间获得快乐，同时也成就了许多善政。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足以感动后世。二程旧称河南人，但他们的祖籍实际上是今天的黄陂，黄陂至今还有遗迹记载。程叔子以齐安人身份在蜀地兴起，苏子瞻以蜀人身份在齐安兴起，这两个人都可以成为百世的老师。程颢、程颐和苏轼当时常常不合，后人评论他们的行迹，甚至认为像冰炭一样相反。依我看，两人的不合都是中年时的事情，他们内心的深处不必过分论断。程伯子说，王介甫的青苗法和助役法，实际上是我们这一党激成的。天下的事情就像水一样，顺着它就顺，逆着它就逆。苏子瞻性情高旷，不像王介甫那样执拗固滞；如果明道和子瞻一同立于朝廷，一定会彼此契合、共同成就美事，宋朝的治理大概就差不多可以达到理想了。叔子和子瞻的事情，大概属于古人所说‘可以和知者谈，难以和俗人说’的那一类吧。彭君鳯来和我同为庚戌进士。鳯来是黄陂人，黄陂距离我的武昌、嘉鱼不到二百里，地方风俗和百姓性情一向相近，而且两家是世交，因此我和鳯来早已有深厚的了解。鳯来是闻道之人。道的根源广大，在《易》中阐明幽微，在《诗》中使人的性情归于正始。道与阴阳刚柔的道理、屈伸消长的变化，根本是一回事。《诗经》有列国之诗，其中天下的风俗性情以及兴衰得失，都可以考察出来。程叔子在涪州著《易》，苏子瞻在齐安纵情诗赋，都是有所领悟的人。鳯来研究《诗》而兼通《易》，所以我把程、苏二人的行迹告诉他，对鳯来的期望也就很高了。所谓道，就像大海一样，是政教的源头；守令是承载政教的人，道也由他们流布开来。鳯来若能从程、苏二人那里得到道，就等于知道大海了。韩愈说：‘望见大海，便知道它沿着水道流行而不停息，它的容量难道可以估量吗？’仕途和道一同进步，我就不再对鳯来说什么了。《送王敬夫佥事福建序》【李承芳】福建是古代闽越的土地。如今论天下的文事和人才，福建比其他地方兴盛。韩昌黎说，闽越土地肥沃，山泉鱼鸟之乐丰富；即使有才能出众、秀美聪慧的人，通晓文书和吏事，能够和中原相提并论，也从来不肯出仕。只有常衮在当时以文章著名，任福建诸州观察使，凭借这个大官治理当地、管理百姓。乡县小民中有能诵读书籍、撰写文章的人，常衮亲自把他们当作宾客；礼仪、游览、宴饮，必定让他们参与，于是风俗大为改变，人才和中原相等。当时最先成名的，只有欧阳詹一人。唉！像常衮这样的人，凭文章名声尚且足以创立古代先贤从未有过的风俗，何况有道之人在世俗文章的闲暇之间，难道还不足以启发人们的迷惑沉溺、扫除他们的荒乱，使他们归从正道吗？古今文章体制不同，文章固然可以改善风俗，也足以败坏风俗。考察唐代直到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王公敬夫以成化辛丑年进士授官大理评事，升为寺副。如今弘治壬子年擢任福建按察司佥事。敬夫见识高远，涵养刚大之气，持守屹立不移的操守，因此难以和人苟同。虽然同僚曾认为他方正与圆通不能相容，但他在大理寺任职很久，才有这次任命。

译我李承芳尤其和时俗相违，而我们的敬夫却厚待我，这或许正是同一道理。敬夫是韩退之的同乡，古今人物没有说彼此毫无关系的。我曾和有见识的人谈论敬夫说：时势如果受到激发而汇合，他可以成为汉代李固、杜乔一类的人物，在时代中有所作为，成就应当不低于唐代的宋璟。元代的刘静修也是同乡，本来就是圣贤一类的人。他的见识和气节究竟怎样呢？当时和他交往的是许鲁斋。后世之人拘泥于著述的说法，不让他和韩昌黎、许鲁斋一同进入孔庙配享。我曾说，注释是古代圣贤经书的祸害，其弊端多得说不尽。人们不把它当作罪过，反而把它当作功劳，为什么呢？这正是有见识的人为后世痛哭流涕的原因。敬夫所得到的道理，必定有他的来由。敬夫所任的官职，正是韩昌黎所谓的大官；那么如今教化风俗，应当怎样做呢？从前宋代，福建著名的官员和人物见于传记记载的很多，其中最杰出的，如陈襄、赵抃、张浚、辛以膺、赵汝愚、蔡襄、王鼎、刘珙、陈师孟，以政事著名；罗从彦、杨时、李侗、曾巩、游酢、真德秀、胡氏、蔡氏父子，以文学著名；陈瓘、尹洙、林之奇，以气节著名；刘韐、李纲，以忠义著名；至于朱元晦，世人把他看作大儒，并以道学称誉他，而我李承芳认为这种看法完全不对，我反对他的程度，正如众人赞同他的程度一样。我曾和敬夫谈论此事，敬夫虽然没有认为我说得对，却也没有像众人那样愤怒，想加以严厉惩罚。近来有两三个人颇为赞同我的看法，闽越是文献汇聚之地，怎么知道不会有和我一样见解的人呢？事物开始于土地所产生的根由，发展到极点便会回复。我们敬夫倡导端正的契机，或许就在这里吧。至于任官治民的政务，敬夫自然能够从容应对；出仕、退处、进退的道理，敬夫一定早有成算。我把这些都略去不谈。《送郑温卿序》【李承芳】孟子说：“等待文王出现才奋发兴起的，是普通百姓；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能够奋发兴起。”孟子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时代呢？他们之所以能够自我奋发，同时又希望等待他人来成就自己，根基深厚而且程度很大，本来就不受时代限制。我读《周礼》，读到教导百姓兴办学校、选拔贤能任用士人的制度，才看见它安排得如此周详。士人和百姓生在这样的时代，理应全面致力于行善。即使想不行善而去作恶，也不能任意自得。扬子说：“周代的士人尊贵，秦代的士人卑贱；周代的士人放达，秦代的士人拘束。”世道越来越衰落，风俗越来越浅薄，士人的习气也越来越低下。士人到了汉代，本来已经不配称为士了，但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还没有完全消灭。衰微了数百年，到汉末时，气节又高高兴起，士人争相自我磨砺；虽然不是古代的正道，却还值得一看。再往后就都不值得评论了。宋元时期的儒者，如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司马公、李延平、韩魏公、范文正、许鲁斋、许白云、刘静修这几个人而已；至于那些专事训诂章句的人，就不必说了。弘治庚戌年，录取进士三百人。郑君温卿是浙江兰溪人，以福建闽县训导任满考核后进京。冢宰王公因听到他的话而了解了他的为人，于是按照礼制参加廷试并录取为进士。温卿的志向本来不屑于此，大概是想借此机会获得施展抱负的途径罢了。温卿任闽县训导时，他的学生应试出仕的很多，而且屡次主持文才考选。凡是出自他门下的士人，都有当时的声望。这些人虽然是在当时科举制度和文章形式中成就的人物，却也足以看出他教育和造就人才的成效。弘治壬子年，山东邹平县县令缺员。冢宰说：“郑某这个人，难道不可以前往任职吗？”这个人好古而勤学，尊崇老师、涵养志气。邹平是孔孟的故乡，几千年来若想使它重新振兴，古来难道能不依靠这样的豪杰之士吗？唉！温卿任邹平县令，责任也太重大了。当时六卿和士大夫对温卿的期望，也是很高的。《周礼》中教民兴学、选贤任士的制度，温卿一向有所考察，并且有志于实行。我看这条道路，难道可以在这里重新恢复吗？郡守县令，是政教的根本、风俗教化的发端。一个县，是天下的积累。有志于道的人，不会被古代迷惑，也不会被当今局势限制。至于当代做官、施惠百姓的事情，温卿完全有余力胜任。我大概是不必再向温卿多说这些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送王承吉序》【李承箕】往年壬子年，我第二次拜访白沙先生。先生说：“三楚的人物，要在襄樊才能得到。如今御史曹公曾经作诗称赞他，说：‘御史的前身或许姓钱，是能够在急流中勇退的人。’并且称许他的主人。王承吉是一个趋善的人。那时，我心中已经有了王承吉这个人，却还没有见过面，大概是因为知道他如美玉般温润。如今辛酉年，承吉带着两个仆人，徒步来到我山中，彼此没有交谈一句，却都从心底里陶醉于对方。只是共同处在山丘沟壑、树林草野、田地、粗粥粗食、瓦盆之中罢了。若只是凭借圣贤之名讲说经义，树立门户，求取声誉，谋求非分之利，损害自己的精神元气，那不是我心醉于承吉的原因，也不是承吉心醉于我的原因。我曾在山林田野、粗粥粗食、瓦盆生活之余说：‘古代先贤圣人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我三次见白沙先生，却不敢考问求学的方法。先生很奇怪，说：‘世卿三次见白沙，却不考问求学的方法，难道是来相从的意思吗？’我说：‘只停留在见闻和口耳传授上的学问，如果不是自己有所体会，就不是真学问。我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保存而不穷尽他说法的用意。’先生听了这话，深深认为正确。如今五十年来，凡是在天下之内的事物，我都觉得每一件都是真实的。我渐渐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自我保存，并不依赖见闻和口耳传授；至于这种自我保存的道理，我不敢轻率地告诉别人。以后我到卧龙山中拜访承吉，观察前辈遗留下来的风范，使江汉之地变成邹鲁之乡，我对于承吉难道还有别的话可说吗？《送许生还上虞序》【李承箕】

译戊午年的正月初一，有位穿白衣、着草鞋的书生来到我门前。他说自己是浙江上虞的许璋，带着一床被子，不顾风雨寒暑而来。他说话好像不轻易出口，但所说的都以往昔为根据，难道可以同他共同求学吗？我让他住在大崖山中，其他三个时节只要有疑问，就又来到我门前。我曾对他说：“拘守陈旧编籍，口说居敬穷理，我不这样做；高声谈论空虚的踪迹，口说傍花随柳，我不这样做；把没有形迹的幻象、永久长生不死当作根本，我也不这样做。”许生想去白沙拜访我的老师陈先生。自从许生的家乡到那里，距离五千多里，口袋里没有粮食，被子的里子也破了，挂在手杖头上的钱又能有多少？许生又有年老的双亲，两鬓斑白地守在堂上，难道只有一个儿子却可以再次远游吗？对于这一点，我未尝不赞赏他的志向，同时又未尝不为他的贫困而遗憾。否则，我自己本来就有快乐的地方，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他将要回去再寻求这种道理吗？我赠诗两章，我的兄长大理又作诗唱和。许生回去以后，便歌唱几首诗，在堂上献上一杯酒。有空时就请他坐下体察自己的内心，同时诵读圣贤之书，那快乐又是怎样的呢？时在弘治己未年春正月作序。《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九，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 送序 《送陈直夫先生序》【庄防】我在京师时，见过天下许多贤人，能够同其中十个人交往。例如陈白沙的宏大，罗一峰的开阔，陈直夫的正直，李宾之的敏捷，娄克让的公正，潘应昌的伟岸，章德懋的浩然，沈仲律的温厚，黄仲昭的畅达，林缉熙的高雅，都是我不敢妄想赶上而能够达到的。我全都把他们当作朋友。这十个人不认为我不肖，也都有愿意同我结交的想法。直夫和我又有姻亲关系，情谊比其他人更加深厚。他有善处，从未不责备我的过失；从未不规劝我。凡是用来教导我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竭尽其意的。我也不敢辜负直夫。后来我因父母忧丧回乡，生病不能出门。这十个人有的远、有的近，有的离去、有的没有离去，同我聚散不定。直夫也十年没有见过一次。今年直夫起复任御史，我很高兴能够侍奉他，有时听他的议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不久，直夫又和应昌出任佥宪，巡行大藩。我为此高兴，却又不能不替他担忧。我最终将归于何处呢？直夫将要出行，经过江边来同我告别，我留他住了三夜，实在舍不得他离去。直夫也因为即将远别而伤感。于是我们把古今上下的人物几乎全都评论了一遍。凡是直夫规劝我的地方，也没有一处不到位。直夫比从前更加正直了。直夫自己说，他离开官职居住乡里已有十年，乡里人都把他的正直看作好奇逞异。即使直夫也不能同他们辩明自己。唉，直夫果真是喜欢标新立异吗？世俗之人柔软圆滑、处处圆熟，上下随同，不认为这有什么奇怪。偶然见到我直夫这样正直、刚强而不能容纳世俗，便好比夏天下雪、冬天打雷，看见的人一定惊骇。若说直夫是故意好奇，我是不相信的。直夫学习圣贤之学，以孔孟为准则。直夫的奇特，难道是孟子的英气、伊川的过于刚强吗？人们不能因为伊川、孟子有这些特点就说他们不是圣贤。虽然如此，圣贤以纯粹为本质，以宽恕为内心，抨击的是恶行而不是人的恶，看到的是事情的短处而不是人的短处，坦荡地处在宽平广大的境地，开阔地处在包容天地、海纳百川的胸襟中，杂质融化，外在形迹也一并消除。至于英气过盛、刚强过度的人，不能没有一点瑕疵和棱角；一生凌厉而足以压倒万古，自己攻击自己的旗帜却屡屡倒下，而攻击他人的弊病时，却像雷声震动、战鼓齐鸣，在鸿门、井陉之间长驱直进，丝毫不肯宽贷。唉，严霜烈日果真像和风甘雨那样亲切可爱吗？龙蛇、罴虎果真像凤凰、麒麟那样可爱吗？孟子和伊川，我本来知道他们不能同颜渊、明道相比，直夫对此应当怎样看呢？宾之赠给直夫的诗说：“病后闭口而坐，今天是为谁打开？事情忌讳接近名声，自身宁愿同世人相猜。凤凰鸾鸟终究是祥瑞之物，鹰隼也同样是雄健之才。究竟应当怎样做，烦劳您逐条裁定。”大概是想把直夫引进圣贤宽广的境界，同时希望他削平那崎岖、棱角层叠的地方。因此现在在直夫出行之际，也把这些话告诉他，并不是说孟子、伊川不是圣贤。我听说白沙以东，白先生将要主持白鹿洞，直夫把这些话拿去求其印证，应当知道我和宾之是不敢欺骗他的。《送戴侍御提学陕西序》【庄防】浮梁戴先生以侍御身份提学南畿，任职数年后政绩已成，升任陕西提学副使。江浦掌教为我先生送行。先生说应当作诗。我先生说：“我的诗哪里足以使先生增重？请让我说一句能够使先生增重的话。”我先生把我托付给他，说我迂腐；托付一个不足以使先生增重的人，迂腐又哪里足以使先生增重呢？我先生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世人正以迂腐为病，见到迂腐的人不认为是狂妄，便认为是怪异。我知道世人有这种毛病，常常谨慎地闭口，不敢随便说一句话。戴先生虽然没有把我当作病人一样看待，但只要能像越地的雪、蜀地的太阳那样不被怀疑，就已经足够了，哪里还敢希望他把我比作九鼎来称许呢？”我先生说：“你说吧，我请求把它转告他，他应当会有所选择。”于是我告诉他说：“杨墨之害超过申不害、韩非，佛老之害又超过杨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科举之学的害处，比杨墨和佛老还要严重，难道人们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严重呢？我兼爱、寂灭、虚无，杨墨的学说大概已经足以辟除。至于追逐富贵利达、患得患失，终身谋求而不知道回头，这又是佛老学说所没有的。因此古代求学的人，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学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由近到远，由易到难，施行有根本，进修有次序。科举之学也有这些内容吗？只是能够把这些遮盖起来，把对偶联句、排比对仗和华丽辞藻拼缀成篇，某一道题立某一种新说，某一道题奉某一种程文为标准，只有表面的、口耳相传的学问，用来迎合主管考试的官员；五经四书也只是选择题目来发挥。风诗、雅诗发生变化，学习《诗经》的人却不知道丧葬吊祭；学习礼的人不知道崩、薨、卒、葬；学习《春秋》的人也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唉，这是什么学问呢？不过是为了富贵，不过是为了利达，不过是觊觎和剽窃罢了。明德、新民，果真是这样吗？人的性分之中果真有这些东西吗？从前朱子说，庐山周宜干有一句话非常好：朝廷如果想恢复中原，必须停止科举三十年，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科举之士，才是恢复中原的计策。周宜干竟然想停止科举，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科举成了谋求利益的阶梯，而科举之人不足以懂得亲近君上、敬事长上的道理，所以想停止它吗？从前胡楚浚又说，科举之外本来另有义理，称为“外”；科举是科举，义理是义理，科举没有义理。道理不能彰明，难道是道理的罪过吗？是科举妨害了道。凡是人赖以成为人的，是道；赖以同天地相参的，是道；赖以治理国家的，也是道。科举之学是妨害人的道的，这算是什么学问呢？

译如今的世道，科举之学盛行，求取功名的人说“是这样”，录取的人说“是这样”，施教的人说“是这样”，求学的人说“是这样”。三尺童子都知道科第光荣、人爵尊贵。一个人一旦考中，便说是登云，便说是折桂，便说是登天府，欢欣跳跃，轰动一时。从儿童学习直到白发苍苍，大都在追求它，耗尽心力，非要得到不可。至于所谓义理、所谓性分，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糜烂泛滥，已经不可收拾。如今掌持这条道的人，究竟是谁？先觉和后学，究竟还有谁？我就不能不寄希望于提学诸位君子。戴先生，难道能推辞这份责任吗？”我先生说：“现在正是这个时候，王朝的制度总不能完全废除。”我说：“君子出仕的道路，一定非要靠科举吗？如果担心废除它，那就断绝它追逐利达的一面，开启其中的义理；教导人们平时涵养道德，不得已才参加科举，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从前东莱得到一份文章卷子，便认出是西江陆子静所作。当时王朝的制度废除了吗？没有。我的先生说：“似乎就是这样。”请不要再把自己看得过于迂腐，把这些话写下来告诉戴先生。《送三峰归南海序》【罗伦】南海边上有三座山峰。盘曲而广阔，气概端庄厚重，颜色像红玉一样的，是两峰。风骨险峻奇峭，气度高远开阔，像神人异僧，使人远望便肃然起敬的，是南峰。娟秀明丽，像素女和静姝，远看可爱而近看却不可轻慢的，是东峰。烟雾消散、霞光收敛，风清日明，阴阳和畅，万物景色妩媚，眉睫之间一接触到美好的气息，便精神飞动，心情愉悦。等到云雾突然升起，雷电使天地忽明忽暗，便神灵隐没、鬼怪出现，令人触目惊心，转眼间呈现万般形态，这三座山峰都有这样的特点。两峰在东面，为良容君彦昭所有。南峰在玉楼以西，为易君德元所有。东峰在魁江之上，为陈君秉常所有。三峰以外，在番禺有何氏的矩峰；在东莞有林氏的熙峰。三峰高高突起，白云、九曜、石鼓、大奚等山都俯伏在它们下面，不敢抗衡相望。五峰的山脉脊梁，都来自昆仑。昆仑在白沙以南，世人传说是颍川白龙所居之处。天下文明昌盛时，便能看见海南的群山，而昆仑最高。山谷泉水受到滋润，可以润泽千里；云气聚集在极小的范围内，却可以降雨天下。它同罗浮山遥遥相望，群峰排列，重重山峦相叠。凡是从昆仑分出的山峰，都磊落奇诡，特别不同于一般景观。即使跨越州县、横渡河流、隔绝海面，它们仍端庄严整地拱卫着昆仑，尊奉面对昆仑，好像弟子服从先师，没有违背。武夷山以西、云谷以东，蔡氏有九峰，胡氏有五峰，共同构成两座山的壮伟景观。这五座山峰，不也加重了白沙昆仑的壮伟景观吗？有个喜欢奇异事物的客人说：“你知道南海的昆仑，知道西海的昆仑吗？我可以告诉你。它盘曲广大，包容天地；它高耸入云，遮蔽日月。阆风之苑、玄圃的遗址，都在那里；那里是天帝的宫殿、神人的馆舍。它进入中国境内的山脉，北部干脉有嵩、华、恒、岱，南部干脉有岷、峨、衡、庐；使天下显得狭小、把三山看作土块、把五湖看作酒杯的，都是昆仑的支脉形成的。你想看尽天下的壮观景色，我和你一起去吧。”三峰的主人异口同声地说：“好，我们将从南海的昆仑登上西海的昆仑。”于是他们拄着剑放声长歌，浩浩荡荡地前往。《送参政盛公以端之江西序》【张弼】古人说，治理政事的人，以移风易俗最为困难。因为没有根本就不能做到；有了根本，如果不能长久坚持，也不能做到。因此虎狼咬人，把它们驱逐便能停止；洪水淹没人民，防止它便能停止；旱灾肆虐，下一场雨便能停止；强盗逞凶动兵，把它平定便能停止。只有风俗上的偏颇和蒙蔽，不能用力量争胜，不能用智谋攻取，也不能期待近期见效，所以比抵御大灾、捍卫大患更加困难。江西是大藩镇，文献汇聚，百姓从事农商，士人崇尚经术，在天下少有匹敌。然而郡县之间，文献越盛，健讼之风越张扬。那些夹着笔、怀揣诉状的人，成百上十地结成一伙，凭空捏造、煽动虚妄，变化诡奇，即使有超人的辩才，也无法追究责问。诗说：“雀角鼠牙”，还不足以比喻这种情形。唉，难道是经术使他们这样吗？世上真正懂经的人，未必会这样。难道这些人不知道经义吗？可是那些戴着帽子、束着衣裳、俨然像读书人的人，也有时会陷入其中，这是为什么？是要借经义来成就奸邪，放纵奸邪而残害经义吗？经义竟到了这种乖戾的地步，问题也太严重了。然而不世出的贤士常常从其中挺然而出，难道只是因为讼师一类人苛刻责难、深文求过，就能造成人的贤德吗？为什么这种贤德的教化反而不能及于他们呢？大明朝抚治天下一百年，任用的良吏也已经很多了。或者是山川灵秀之中夹杂了乖戾之气来干扰它吗？这些都无法知道。我乡里的盛公拜任江西参政，我姑且要问问他。盛公勤学有成，声誉卓著，神情凝重而能担当重任，谦厚谨慎而周密，内心明达，外表和顺。他曾任兵部武选，整治弊病、制定条款，政绩尤其显著。近来又任工部营缮，刚刚超过三个月，上下都感到满意，真是良吏。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已经树立；若能与僚属协力恭敬，约定以岁月持久推行，即使顽固的风气和鄙陋的习俗不能一下子革除，难道不能稍稍使它们止息而归于善良吗？我不相信做不到。从前人说天下没有难事，把这些话写下来等待它的实现。盛公名纶，字以端，是以戊辰进士起家。”}], 《送学士王先生之南京翰林院序》【张弼】夏、商、周都是政治昌盛的时代，后世的治理以周代最为详备。这并不只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创建周朝，周成王、周康王守成，以及周宣王中兴所制定的宏大制度。后稷、公刘、太王、王季生养人民、抵御显赫的野兽、像鸟张翼一样恢复窑居，以及抗拒门下、闾巷、荒远之地、闺门深处和筐笤细事等方面，没有一件不被记载。难道只是因为那个时代距离后世较近、文献较为完备吗？周代后来离散于诸侯，又毁于暴秦，并不是文献本来就完备。周文王、周武王以前的事，与夏、商同时，也并不晚于它们。大概只是由于《二南》《七月》《思齐》《生民》《崧高》《江汉》等诗篇流传在人间，即使简册被毁，也不能完全泯灭。因此，《诗经》三百篇独能完整流传到后世，而谈论周代政治又特别详尽。我朝仁祖淳皇帝在中都发祥启圣，太祖高皇帝在南都奠定基业、建立皇极。到了太宗文皇帝肃清天下、继承先业之时，那些宏大的纲领和严密的法纪，本来掌握在有关官署，载录在史官的史册中，万世都应遵循。然而其中曲折深微的防范，不是史书体例所能全部记述的。我曾游历南都，喜欢向长者询问遗迹旧事，想从一线微光中窥见日月般的光明。可是传闻很少有确实考核的，时间越久疑惑越多。偶尔见到一些篇章，也多半浅薄琐碎、杂乱不堪，不足以据此考察。

译韩昌黎所说的“宣扬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铺陈上合天意的宏大美德”，不正是今天作者应当做的事吗？毘陵王先生廷贵接受任命为学士、前往南京翰林院，听到的人都认为这项职务清闲宽舒，仿佛置身尘俗之外，正是所谓身为官吏而能隐逸。鄙意以为，追述后稷、公刘、太王、王季的功德，以及岐山凤凰、苑囿麒麟的祥瑞，只用来在诗歌中抒发，已经有很多年了。如今先生将亲临其地，抚察其遗迹，考问其事迹，仰观圣谋的深远宏大和辅佐之臣的忠诚勤勉，那么，要使无疆的基业更加稳固，如果不在此时加以记述，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呢？不能因为郊庙中已有颂歌，就把《风》《雅》之作略去。何况把这些编入简册，有幸传达到皇帝耳中，便可以使人鉴知创业的艰难、守成的不易，默默感化、潜移默化，恐怕不必像从前侍奉君主那样，伏在青蒲之上进谏细微的防范之策，功效却自然更加倍增；难道这样不仅是谈论治道的人能够得到详尽的材料吗？我知道先生不会自顾清闲。况且南京掌管文事的，只有先生一人，稍有闲暇就要应对四方的请求，铭刻显著功业以流传金石，这也是把国家的盛治昭示于久远之后。先生哪里能够自顾清闲呢？有一位乡进士李应贞，生长在南都，好古而博学，对百年来的事迹多有根据可考的论述。先生在诗歌中加以叙述，是否也能容许他附赞一辞呢？我承蒙先生在这次出行前对我的知遇，不敢只羡慕先生能够清闲，还希望听到高雅颂歌的声音，洋洋盈耳，使皇明的盛治超过成周。这样一来，先生哪里还有闲暇自我安逸呢？《送刘世美还京序》【章懋】成化丙戌年春季三月，朝廷考试进士，赐予罗伦等三百五十二人及第，按照等第授予出身。随后依照旧例，选拔进士充任庶吉士，安置在翰林院，由太官供给膳食，不让他们承担职务，使他们能够尽力阅读秘阁中的书籍，以增进已有的才能，补足尚未达到的地方。这是准备、培养并成就人才，使他们扩大器识和学业，以便日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人才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来说，这件事极其重要。当时列名其中的士人有：闽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尔章，华亭张汝钦，姚江邵惟贞，天津刘世美，莆阳黄仲昭，东安施彦厚，洛阳翟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耒阳谢元吉，江浦庄孔易、石宗海，贵溪毕廷珍，新淦何惟一，山海郑克修，甬东章元益，上虞陆克深，海虞李世贤，番禺钟美宣，闽中王文魁、张寿夫；这些人都是一时的俊杰，而我章懋不才，也有幸忝列其中。共二十四人，都以平民身份开始而遇到隆重的恩遇，没有不感奋自励、谋求报答的；彼此切磋讲习，端正自己的心志，纯正自己的学业，砥砺自己的名节。平日谈论时，必定以古人为榜样，要求自己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彼此规劝勉励，慷慨自我期许，情谊投合，真可以说是金石般坚固、兰草般芳香，难道不是一时的幸运吗？相处一年多，张寿夫、王文魁相继去世，林亨大又因母亲去世服丧离开，留下的约有二十一人。不久，授官的命令下达了。宋尔章、李世贤、黄仲昭、商懋衡和我都任翰林编修；庄孔易、施彦厚、翟廷光、章元益都任给事中；谢元吉、郑克修、张汝钦、邵惟贞、何惟一、李廷章都任监察御史；刘世美、王世英、石宗海、钟美宣任主事；陆克深任礼部官，毕廷珍任水部官，分别出去任事于济宁等地。有的担任职守，有的负责言责，各自都有主管的事务。还没有过多久，我和黄仲昭、庄孔易便都因获罪而被责罚、调往外地：仲昭任湘潭知县，孔易任桂阳判官，我也待罪于临武。相隔万里、身在偏远荒僻之地，自料将永远与旧日朋友隔绝了。不久，我因谏言者的请求而留在南都；仲昭和我任大理寺评事，孔易任副行人。后来谢元吉因论事触犯圣意，被调出任南陵县丞；邵惟贞贬为浦江县知县；钟美宣因病辞官回南海。大家都经过金陵，偶然相遇，叙谈平生，唯独遗憾章元益又已去世，只能让他的灵柩经过这里。我们又一起哭泣，在江边为他送行，追忆往昔，难道能不因此感慨吗？去年冬天，刘世美恰好因公事来到南都，住在馆舍中四个月，因此我得以多次与他往来，间或同他谈论旧事。后来王世英又因服丧离去，郑克修等人也常常奉命奔走四方。如今能够早晚相聚在京师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离合聚散、升迁沉沦，令人感慨竟到了这种地步，更何况几十年以后呢？刘世美将来回到京城探访旧友时，心情应当会怎样呢？《别湛甘泉序》【王守仁】颜子去世后，圣人的学问便失传了；曾子唯一贯通的道理传给孟轲，此后又断绝了二千多年，才由周敦颐、程颢、程颐接续起来。从这以后，言说越来越详尽，道理却越来越晦暗；分析义理越来越精密，学问却越来越支离破碎。那些没有根本而专门从事外在知识的人，事情越来越繁多艰难。大概孟子忧虑杨朱、墨子的学说，而到了周敦颐、二程的时代，佛教、道教盛行。如今的学者都知道尊奉孔孟，鄙弃杨墨，排斥佛老。圣人的道理似乎在世上大为显明，然而我随之寻求，却反而再也见不到圣人了。他们能够像墨子那样兼爱吗？能够像杨朱那样只顾自己吗？能够像老子那样清静自守，像佛教那样探究心性性命吗？我为什么要思考杨、墨、老、释呢？他们虽然与圣人的道不同，却还各自有所心得。可是世上的学者雕章琢句以向世俗夸耀，违背本心、迎合外表，以虚伪加以修饰，认为圣人的学问劳苦而没有功效，不再是人所能实行的事情，只是在言辞之间争辩。古人有终身也不能穷究的道理，如今我们却都能说出个大概，便自以为这样也就够了。于是圣人的学问终于荒废了。那么，如今最大的弊病，难道不是记诵和辞章的习气吗？而这种弊病的由来，莫非也是言说过于详尽、分析过于精密的过错吗？

译杨墨老释讲求仁义、探求性命，只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而走向偏颇；他们本来并不像如今的学者那样认为仁义不可学习、性命之学毫无益处。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学习仁义、探求性命，排除记诵辞章而不去做，即使他陷入杨墨老释的偏颇，我仍然要认为他是贤者，因为他的内心还在寻求自得。能够寻求自得，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圣人的学问。我年幼时不问学问，沉溺于邪僻之说二十年，后来才开始专心研究老子、佛教；幸赖上天之灵，因而有所觉悟，才沿着周敦颐、二程的学说寻求，仿佛有所收获。然而除了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以外，没有人帮助我。我几乎要失败，却又重新振作起来；晚年得到湛甘泉作为朋友，此后我的志向更加坚定，毅然决然，仿佛不可遏止。因此，我从甘泉那里得到的帮助很多。甘泉的学问，致力于追求自得，世人不能理解，理解他的人还怀疑他是在讲禅；即使真是禅，我尚且还没有亲自见到，更何况他的志向如此卓越呢？像甘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圣人的门徒吗？他说得多一些又有什么妨碍呢？言语多并不足以损害甘泉，甘泉也不会因为言语多而受到损害。我相信这一点，我同甘泉交朋友，心意所在不必说便相通，谈论所及不约而同，都期望直到圣人之道灭亡之后才停止。今天分别，怎么能没有话要说呢？我说：只有圣人的学问难以明白而容易受到迷惑，世俗习气一天天下降，也就越来越难以挽回。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虽然我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但回头反省自己的内心，似乎仍有不能停止的地方。那么，甘泉难道会把我的话当作累赘吗？《别甘泉子序》【黄绾】我想通过学习来保全天性的道理，知道自己见闻浅少，不足以达到大明之境。我想寻找朋友，三年没有找到；寻求老师，六年也没有遇到。我自以为终身都要抛弃道德了，回头看自己，身体常常像枯木一样，心意常常像有所丧失。得到一个官职，反而像背负污秽。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越地有阳明子来了，你为什么不赶快亲近他呢？”我于是急忙到他的馆舍去拜见。阳明子坐下来同我交谈，我回去后还梦见他；醒来时恍惚觉得阳明子来到面前，丝毫不敢萌生私心。从此我不断去拜见他，竟然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百骸九窍。阳明子说：“有一位南海甘泉子，是我的朋友，你想见他吗？”第二天，我偶然在阳明子的馆舍见到了甘泉子。他的容貌简朴，内心专一，向我展示的言语含蓄而内容完备。我进入他的馆舍，便向他行拜礼。从此，阳明子和甘泉子的门庭，每天一定都有我的足迹。阳明子说：“我将同你们几个人打开雪窦、帝西湖来居住。”甘泉子说：“我将拂拭衡岳、开拓西云，和我们三人一起游览。”二人又对我说：“你应当登上天台、掀动雁荡，来等待我们二人。”我说：“我知道自己终身都要跟随二位游学。二位有什么愿望，我哪有不勤勉去做的道理？” “况且我建造两座草亭，各自题写名称，把它们作为二位先生的居处，这样怎么样，难道还会很久吗？”甘泉子将要奉皇帝的命令，前往安南国。于是我忧虑地说：“聚散难道要从这件事开始吗？您就要舍弃我了吗？”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忧虑呢？”那人说：“是你错了。天地的道理在于同类相合，万物因差异而离散。如今你们三人的道理相同，事物和志趣也相类，在漂泊游历之间，到哪里不能相聚？你还怀疑会离散吗？”我说：“我是太想念二位了，所以容易为离别而迷惑。”自从世道丧失圣人之道以来，世上的君子外表像白玉，内心却隐藏着其他东西，不能同他们谈论道理，已经很久了。而我忽然得到二位先生，不只是像看见景星那样难得，也像观赏凤凰那样令人欣喜。如今在这里离散孤单，这正是我忧虑的原因。这有什么错呢？您还是启程吧。于是我写下这些话，把它放进您的箱笥中，希望您不要违背我、不离弃我。《送太守程君之任序》【罗钦顺】从前阳道州亲自题写自己的考语说：“安抚百姓，内心劳苦；催收租税，政绩笨拙。”我曾认为，“笨拙”这个字，正是应当替那些自以为机巧的人说的；否则就不能算说得恰当。机巧固然会伤害百姓，笨拙难道不会使国家贫瘠吗？国家如果真的贫瘠，百姓未必还能富足。怎样验证这一点呢？往年刘瑾掌权时，有关官员大多迎合他的意旨，连年拖欠租税赋役的，一概急忙追究；借此横征百姓财物，一个郡多的何止一千数万？名义上说是劝导借取，实际上却用严刑来威逼。根据前代的记载，这叫作“白着”。百姓都无法忍受这种命令，却最终没有地方申诉。机巧造成的祸害，猛烈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可畏惧吗？然而推究事情的根由，凡是拖欠很多，未尝不是由于历届政务的笨拙。平时或许还可以牵强补救，一旦发生变故，各种弊端暴露，国家费用也将困窘，元载所说的那种局势必然会出现，百姓怎么能不受到更重的伤害呢？由此可知，机巧和笨拙都不可取。我曾听说汉宣帝谈到贤能的二千石官员时，首先说的是政事公平。归根结底，催收赋税的政务，只有公平才是好的。所谓公平，就是豪强不能苟且逃避，贫弱百姓也不至于受到侵害。正当缴纳的赋税，必须按照时令征收；至于非时的调发，如果确实不得已，就应审察事情的轻重缓急，灵活办理，有这样的办法也就够了。拥有方圆数百里的土地，百姓无论大小合计几十万人，应当公平处理的政务实在不少。至于关系到利害大局的事情，应该没有比催收赋税更重要的了。催收赋税的政务公平，实际利益就能惠及百姓，国家费用也常常充足，上下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做郡守的差不多就没有辜负职责了。如今的君子中，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他的，程君汝南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程君当初凭借家学考中弘治壬戌进士，授官南京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办事周详敏捷，恭谨勤勉，声誉极为显著。当道者兼采他的资历和声望，于是向皇上请示，让他出任衢州知州。凭程君存心仁厚，得到名郡而治理它，他必定会竭力安抚教养百姓。何况他在户部任职已久，其间多次奉堂劄出任外地事务，对于民情的安乐与困苦、国家财政的盈余与短缺以及缓急状况，是否可以依靠，哪一样不是他所熟悉的呢？那么，催收赋税必定公平，既不伤害百姓于机巧，也不失之于笨拙，今后也应当能够在程君身上看到。况且赠言给郡守，难道不能谈谈安定休养和施行教化吗？可是我偏偏谈催收赋税，是因为《大学》的教诲本来就曾特别重视理财。理财之道得到以后，安定休养才能实现，教化才能施行；否则即使内心劳苦，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因此我冒昧把这些话告诉程君，以附合忠告的道义，也答复他的同僚杨君景奇、朱君、廷辉等人的请求。《送太守欧阳君之任序》【罗钦顺】

译我们县称为士族的，推重欧阳氏。几百年来，前后登仕籍做官的人接连不断，往往凭才干品行在当时著名，赐之就是其中一人。程君当初以己酉贡士的身份主持湖广应城的教育，应城的学生都乐于接受他的教导，人才因此大为兴盛。后来考中壬戌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遭逢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吏部文选郎中。他所到之处都能胜任职务，大概因为见识明达，应对敏捷，行动必定考察典章法令，却又从不违背人情，这就是他能够获得美好声誉的原因。如今他接受金华太守的任命，舆论一致认为这项任命很适宜，期待与他同僚的几位君子前来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和程君同县居住，而且还有亲属关系；在南都同僚相处的时间又很久，本来就不能没有话说。金华是浙东的名郡，它的景物之美，从齐、梁时期起就受到诗人的欣赏。到了宋代中期，大儒吕成公出现，卓然以振兴斯文为己任，于是开启了一方道学的源头。相隔不到百年，何、王、金、许四位君子共同疏导其流脉；到了近世，又有枫山章先生共同推扬其余波，逐渐影响到士人和百姓。那里的习俗大体上应当是端正而厚重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程君前往那里担任太守，难道还需要向别人求取什么吗？我曾听说，古代拥有国家的君主，即使才智远远超过众人，仍然一定要有朋友、有师事的人。因为考察谋略、考核品德，既可以作为充实自身的凭借；养老尊贤，又可以用来劝勉士人百姓。自身不出近在门户庭院之内，而教化却能施行于千里之外，关键就在这里。世道衰落以后，人情多喜欢自以为是，师友之谊很少能够充分发扬，所以功业低下到那种地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如今浙中幸好有像枫山先生这样的长者，程君所应当尊敬礼待的，应该没有比他更优先的了。考察品德、咨询谋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凭此施展于政事，将会看到所举措无不恰当，所劝导无不被听从。当地士人的习气本来就将更加端正，百姓的风俗本来就将更加厚重。这样一来，程君还可以从容自在地利用闲暇，沐浴八咏楼的清风，欣赏双溪的明月，吟咏都人的丽句，以寄托后人对他的去后思念。他的美好声誉能够长久流传，名位能够达到久远之处，难道不是可以预期的吗？我曾在南雍辅佐枫山先生，深受他的教诲和益处；分别已经很久，每每思念，正好借程君此次出行，附带表达我微薄的敬意。《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余姚黄宗羲编；序八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