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余姚黄宗羲编

译书四十八。考察古代。致徐少湖阁老书【陆楫】听说您在玉堂教导士子，足以成为天下的楷模，将来馆阁中的英才，全都会成为您的门生桃李。近来龙湖公被擢升到南方任职，您又特地奉承皇帝的温旨，得以专心教导士子，同时掌管台垣事务，圣上的恩宠也日益隆盛；我这个乡野之人仰望上天，哪里能尽述遥遥祝贺之情！我陆楫没有什么才能，平生见到先文▯公时，见他最留心典故；他每次谈到选拔吉士，都说这本来出于祖宗的深思，是想让他们研读中秘之书，以备日后参与枢机顾问，并不是想让他们夸耀浮华、逞奇斗巧，成为风流自赏的学士。如今您担负着执掌国政、铸造人才的重任，我这个小子不自量力，偶尔想以读经人的见识，稍稍献给您的清听。这就像采摘芹菜，狂妄之人竟在禁苑花下献技；虽然迂腐浅陋，令人可笑，但其中偶有所得，我实在担心也会被上林苑的虞人所不弃。这个选拔制度大概始于永乐甲申年，此后许多名贤重臣都由此出身。到了天顺甲申科，人们认为这是奇异的好运，所以吉士从西涯李文正公以下，都出自英庙亲自擢用，号称选得了人才，当时张简肃公、刘忠宣公也在其中。二公每次参加馆试，总要感叹说：“吉士的储养难道就到这里为止吗？”于是请求补任外曹，意在凭借功业来显露自己的才能。当时李文达公任元辅，赞许他们的志向，便同意了。后来张简肃、刘忠宣都凭借功勋和节操显赫著称，成为一代名臣。您从弱冠时考中进士，便在词林中蓄积声望；我自幼年起就见到先公与您握手谈论朝廷典章，意气相投，没有隔阂，不只是所谓“忘年之雅”。您平生具有博大的学问，往往对国家典制和朝廷章程刻意考察探究，从来不屑于专心从事辞赋华靡之学。如今您总领教习各位生员，一定能够以自身作表率，尊崇雅正、贬抑浮华，重视根本、抑制末流，使他们能够搜集考订百家之学，上下贯通千古；其中尤其重要的，没有什么比访述朝廷典章以及前辈的功业节操更优先的了，用来为日后施展实际才用作准备。假如只是某天试作一首诗，某天试作一篇赋，那么士子之间相互切磋，也不过只说“某人的诗写得好，某人的赋写得好”；而对于经史的实学、典章制度的沿革，却全然不深入探求，那么即使能够在王粲、杨雄之间争高下，在屈原、宋玉之间驰骋，也不过是吟咏风云、流连风景，把它当作粉饰太平的工具，哪里足以深切符合国家培养士子的最初意图呢？所以刘文靖公曾说：“学诗学到李白、杜甫，也不过是两个醉汉。”先公的外集曾记载这句话，说虽然抑扬得过分，但其中的意思却很深远。文靖公关于经世致用的见识，他的话有不能废弃的地方；您认为怎么样呢？我陆楫没有才能，却蒙受您以国士相待，承蒙您的知遇已经有些年头了，所以屡次斗胆把像樵夫野人的狂妄言论，错误地献到您的面前。这就像籧篨、戚施那样，千般丑态一齐显露出来，但父兄骨肉怜悯他、挂念他，最终从未抬手把他推入沟壑。假如让别人听到这些话，面对众士子，就会像恶疮在眼前一样，人们将捂着鼻子从旁走过。惶恐，惶恐！致季彭山老师书【徐渭】昨天恭敬地承接老师的书信教诲，得知您对《诗经》的讲解已经有了成就。我徐渭也很想赶去趋侍您的座前，接受当面教诲，只是如今还不能这样做。我的愚见私下有一点想献给您，大致认为，像文公这样的先儒，著书解释经义，急于求成，同时又想完全窥探诸子百家的奥妙，因此其中自然有把道理融会贯通、解释顺畅的妙处，但也有生吞活剥的弊病。这正是后来的儒者应当深切戒备的地方：不应当驳斥先儒，却又重蹈先儒的弊病，反而给后人留下玩弄文墨的机会。解释经书，只有那些虚灵、活泼的地方，才可以用自己的心去体察、推度并加以阐发。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经亡佚，有典故而典故无从考证，那么他人的注释既然是臆测，我的训释又哪里是亲身经历所得呢？彼此互相诋毁讥刺，前后相互翻改歧异。譬如审理疑案，徒然耗费拷打审讯的繁琐功夫，最终却没有可以指证、归结定案的日子；不如一概赦免释放，至少还可以实行劝课农桑的典章、休养生息的政令，同百姓重新开始。老师您的道理明白，见解能够归于一致，才思敏捷而决断精明果断；您与某氏相比，确实知道不能相提并论。至于我徐渭对文公的这些妄加设想，或许也是老师您愿意听取而不深加拒绝的吧？我起初因为放荡旷达而荒废学业，已经成了废人；幸亏老师怜悯我而收留教导我，只是我的志气卑弱，几年来仅仅能够分辨菽和麦，自知只能如此，哪里敢揣测老师深微的道理呢？可是老师您不嫌弃我的过错，确实有所收获，便常常同我谈论。如今承蒙您赐信，又有了彼此斟酌讨论的话。我浅陋的见识所达到的程度就是这样，于是才敢冒昧说出这些话。然而我的见解，也并不是像当今世人那样，认为老师只要完全不著书就行。姑且就著书来说，我也正是希望老师涵泳体会其中那些活泼、虚灵的内容；至于事迹已经亡佚、典故无从考证，而他人是在臆测、我也未曾亲身经历的地方，就姑且把疑问保留下来罢了。如果认为担心臆测足以迷惑天下，那么用几句话立下断语概括说明就够了，不必每一处都亲自另作一套说法。《诗经》《尚书》本身不会开口，冤屈和正直都难以自行申明，只有请老师稍加思考，再把意见示知于我，以开拓我尚未达到的见识。吕公关于海防事务的意见，谨慎地收阅了其中合乎主旨的部分，实在令人欣慰。您所谈的赵氏之事确实存在，的确值得忧虑。入秋以来仍然酷热，伏愿您节制劳累、减少思虑，多进饮食、多加睡眠，千万千万。奉寄叶龙潭县侯论《志略》【郭造卿】唉！有志书却没有文辞，事迹就不能流传久远，何况连事迹也一并失去了，那还记什么志呢？本县的历任官员，过去连一块碑也没有，即使是建国初年也已经疏略得很厉害，何况宋、元两代呢？我曾经为此加以补写，稍稍改成表文，内容比志书更为详尽。志书记载选举尤其错误而简陋，我考订唐、宋两代的情况相当详备，因为这些人物是世人所不大知道的。由此感叹本县的简陋由来已久：先世有显达人物的子孙，到了后来甚至没有人听闻知道；间或有人妄称光耀先世，把假冒的名字列入科举名册，也没有人能够辨别，这都是文献散失造成的。可是，如果他的先世真是这样，那么他一定不是郑侠那一类人了。至于曾经在本地任职的官员，按照过去的籍册想考察他们留下的惠爱事迹，十件中也找不到一件，甚至连那些最为显著的事迹也被湮没了。唉！连甘棠树尚且还令人追思，何况那些官员本人呢？现在姑且试着逐一列举，有五六个人；他们在宋代有的是理学名儒，在元代有的是守土死守疆域的人，竟然都被遗漏了。那些享受祭祀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古志记载县令中有时淇、朱元庆等人，都建有生祠，却没有为他们立传，所以今天的人没有谁知道他们。我这个浅陋的读书人知道这些，也不能不感到疑惑。至于其他没有听闻的，大概只是善于为自己博取名声罢了。本县宋代人物中著名的，如林栗的风节，连《宋史》也多有论述。

译志书因为林栗与朱氏不同，便删削他的事迹而加以责难，见识何其不宽广啊！大道广大，何必一定要彼此相同呢？苏氏与程朱不同，也没有听说蜀地因此就不把苏氏列入士人之列。至于林仝、刘仝祖一家为宋朝而死，史书和《忠义集》都载录了他们，志书却遗漏了。如今还有人指着他们过去的宅基，把他们视为叛臣，实在令人感慨。周代的顽民、殷代的忠臣，自古以来都被记载；如今竟还沿袭异域的说法，反而使忠节足以昭示金石的人被归入叛逆一类，这难道不是编纂志书者的罪过吗？至于名宦祠、卿贤祠这两座祠堂，难道本县的秩官和人物就都在这里了吗？考察鉴别前人，是为了褒奖过去、劝勉后来，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只是前辈的审核考察过于严苛，而后进的请托请求又太过泛滥。对那些泛滥的请求可以留待以后评定；至于严苛之处，即使说是争辩不休，也并非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郡志记载祠祀三人：宋代的刘诜、林槩、林希逸。林希逸是宋儒熊禾所议定的，而刘诜、林槩又是成化年间名督学周孟中所增列的。本县祠祀却把他们遗漏了，难道在郡中可以立祠祭祀，到了县里反而不足以立祠吗？官员如果对本地有功，就应当千年享受血食祭祀：祥符陂应当祭祀郎简，天宝陂应当祭祀庄正；柔陂水流所及之地，过去未尝没有淫祠，既然已经厘清整顿并正式祭祀，就应当让后来修治陂塘的人配享祭祀，这难道不是为百姓祭祀大功的道理吗？元代镇州的陈瑞孙和妻子儿女一同死难，节烈非常，这是守土官员为疆域而死。志书既然遗漏了他，为他表彰、祭祀的事情也就无人知道；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守卫疆域的人仿佛都没有死难，因而令人叹息本县没有为国死难的臣子，难道不令人沉痛吗？我认为应当就在社学中，或者把淫祠改建为堂和寝：在堂中祭祀陈瑞孙，在寝中祭祀他的妻子和女儿；举起被废弃的典制，表彰忠贞节烈，不也是可以的吗？至于烈女，没有受到朝廷旌表、有关官府奖励的，只能依靠贤人君子为她们作志传记，以弥补旌表奖励所达不到的地方，使她们的事迹流传后世；如果志书失载，她们就无法流传了。陈瑞孙的妻子和女儿一同为国事而死，在《通志》和《福宁志》中都可以考见，唯独县志缺载。既然像这样显赫昭著，那么其他被湮没的事迹又有多少呢？近来我又因一两件事有所感触：盖迳江的林侹夫妇因为节操和孝行而死，足以高举在日月之上、流行于天地之间。主管方面只因喜欢考察却又过于疑虑而错过了，属吏随即把他们的文牍压下，不再为他们请求旌表；到如今将近十年了，过了此后还有谁会知道他们呢？海口韩氏之妇投江而死，可以说是很刚烈了；如果能够明白她为什么而死，岂只是刚烈而已？她在变故中的处置，大概几乎达到圣人的境界了。薛给舍廷宠的继室卫氏，不仅凭节操显扬自己，而且成全了她女儿和儿媳的节操。当他毅然舍弃母亲和兄长，跋涉万里，护送灵柩回乡，又面壁洴防絖也，这难道不是烈丈夫所难以做到的吗？等到倭寇之难兴起，化北里百姓林应科的妻子余氏、永宾里士人张季临的妻子林氏，都因婆母被倭寇捉住，挺身代替她们，坚守义节，不肯受辱，投水而死。这些事都是亲眼亲耳所见所闻，直到今天谈起，仍使人毛骨悚然。可是她们竟没有得到有司的一次旌表或奖赏，以慰藉其魂灵、作为移风易俗的劝勉，这是谁的过错呢？至于其他方面，如要记载地理，就应当分里绘图，像罗先生在《峡江志》中所叙述的那样，或许当职者便可以按图治理了。否则，生长在当地的人尚且不能完全了解，何况外来做官的人，怎么能够一一明白呢？所以一定要把山川源流和归属联系起来，标明发源之处，例如说某山以南归属某水，某山以北归属某水；这样就可以了解土产、水利、险要和风俗，按照各地力量的强弱、形势的坚脆来治理，便会像看手掌一样清楚。如果认为按里绘图太繁琐，也应当按乡区分；否则就应绘成四图。若以高山冈阜为图，就从化北开始到此为止；若以平原坟衍为图，就从化南开始。大概这两个里之间只有一条道路，而且各自以江水为界罢了。从这里向左绘一图，是海坛断屿诸山；从这里向右绘一图，是江阴断屿诸山。如今《志》把它们合为一图，不再分别绘图了。它所叙述的山川尤其不足观。至于分野之说，郡志已经认为可以略去，邑志却又抄取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记载物产时，凡是与其他地方相同的，本来不应记载；如今却滥取成说，杂乱记述而把名称和意义全都列出，反而更加失当。因此，五谷六畜应当询问当地适宜种养的情况；鸟兽草木应当说明某地专有，或者某地出产较多，就应当注明某地的品种最好；至于种植方法哪一种优良、使用时节哪一种合宜，也应说明。这样每家都掌握一套方法，烹饪的尺度、治病的药剂、买卖的标准、收藏取用的方法，便全都明白在眼前，这才或许能使志书成为便利百姓的方略。不这样，就只是徒有文辞罢了。县中的名山，瑞岩因岩石著名，竺山因梦境著名，灵石因石人著名，大家都知道它们的胜景；只有黄檗山的胜景，江淹曾经吟咏过，它又是名僧的修行之所，从唐代到如今才荒废。因为深邃险阻，世人把它看作鬼魅出没之地；我曾独自游览它的十二峰，流连忘返，几天都不愿回来。古龙山、福山、唐二山，重重山峰尤其多，岩洞奇石也很多，可惜没有人去访察。海坛诸山则是海上的奇观，而且出产龙马；如果田粤来规划它们，还可以增加国用，并不像石山、竺山等山只是徒有名胜。我观览它们，不禁生出飞渡而去的想法。有缺略而不详细的地方，这是对的吗，还是不对呢？志书设置艺术、仙释等门类，或许是认为小道也有可观之处，可以借此帮助人获得解脱罢了。然而陈平叔是国初品行卓异的士人，上溯宋代的张宏图，他们都应列入卓行一科；如今邑志却只记载他们的技艺，把他们列在方技之外，这是什么道理？释氏方面，本县自唐代黄檗开宗以来，著名僧人很多，见于《传灯录》等书，若加以采录，可以编成三五帙，足以供参禅者阅览，如今邑志却遗漏了。江阴古代多出名僧，如今却把出家为僧当作一种职业，偶尔询问本乡的名僧，竟茫然不能回答，也很可笑。邑志中的文章书信，只有一篇流民疏；此外还有两篇载于《历代名臣奏议》，邑志也遗漏采录了。国初只有林浚的《四门记》、郑善夫的《祥符陂记》还差强人意；至于梁代江淹的《防黄檗诗》，本来完整收在文集中，如今志书却只录了其中几句。唐宣宗的《观黄檗瀑布》、元结的《防灵石诗》见于《诗史》；《三山志》以及翁承赞、林简言、王棨，都是唐代名流，他们的诗文载于《文粹》和诸种传记，都足以成为本县的标志。宋代虽没有奇特之作，却也有曾子固、王安石的两篇诗文，文天祥的一封书信，刘克庄的一篇记，都是其他地方少有的佳作，可以作为本县的文采。

译本县还有林简肃的奏议、林希逸的杂著，很多都值得采录，如今却全都失传了。国初林子羽是天下第一流的诗人，但他的诗多未被收载；马德华只有题咏《蜀山图》的诗被海内名流选录，邑志却把它收了进去。他其他的作品，反而只是最差的。宋代敖陶孙有一首《通衢》诗，单凭诗中所写的事情也值得流传。可是读到他的一篇诗评，内容洋洋洒洒，宏伟瑰丽，为什么不知道收载呢？其他情况也都类似。这样的书，能算本县的志书吗？那么后世要据此传信，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每次翻阅它，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叹息的。幸而因先父比部的论著，以及外祖卢公云鹤当面教诲，略加参订，厘定为《玉融古史》若干卷，其中有许多是旧志所未完备的。如今这部志书还没有全部完成，但大致情况已经具备于此。承蒙您下问，我怎敢不请您裁定？只是恐怕错误仍然很多，正如今天看待过去一样，所以尚未把它传给同好，姑且将它托付给青山；请允许将来再麻烦您询问掌故，您看怎么样？开州名宦乡贤书二【潘埙】承蒙您教诲，您想把何承矩、晁以道、杜宗阮三位公列入名宦乡贤的祭祀对象吗？考据《后山谈丛》说：何承矩在澶渊北面修筑爱景台，种植蓼花，人们因此说何六宅喜爱蓼花，却不知道他是在开创塘泊工程。谨慎考察各史书，宋太宗淳化年间，何承矩任雄州知州，提出屯田建议，于是朝廷任命他为河北屯田制置使，征发河北各州戍兵，开挖塘泊，种植稻田，百姓依赖这些措施获利。既然说是河北各州，那么澶州也在制置范围内了。至道二年，契丹侵犯雄州，何承矩抵御并击退了他们；皇帝听说敌人入侵的缘由，认为何承矩轻率妄为，失去了守御的体统，便罢免了他。这样看来，他任澶州知州应当在任雄州知州之后。看《谈丛》所说，真宗派陈尧叟询问何承矩应当驻守江陵还是澶州，这件事的时间也可以考见。如今说他在澶渊开创塘泊，是没有防范到他此前屯田留下的功绩，实际上只是曾经修整经营，并不是到了澶州才开始筹划。看爱景台这个名称，也可以知道那是已经完成的功绩。我认为，这项功德既然遍及河北各州，而且事情又始于雄州，并不是专门惠及澶州百姓，难道能由澶州百姓独自祭祀报答吗？《谈丛》又说：堵塞雁门关，以防备西羌的塘泊，始于何承矩；这件事记载在前面。如今考察可知，雁门关在山西，西羌在陕西，那么所谓防备西羌的塘泊，就更不是在澶州开创塘泊的事情了。他在澶州，只有准备札书迎接皇帝这一件事，以及帮助寇公拂尧叟，值得称重。但澶渊之议已经在朝廷决定，皇帝到陈桥时，幸临澶州的先声也早已传闻很久了。何承矩的迎接，实际上只是成全了寇准的意图，他所起的作用应当不在高琼之上。难道可以和寇准并列，想要分取寇准的功劳而与他一同受祀吗？至于晁以道，他是嵩山隐士；他劝戒弟子的一段话被朱子采录，收入《小学》，似乎应当祭祀。然而，他一生的经学解释都被洪容斋驳斥，几乎没有丝毫宽贷。讲经既然偏僻，那么他的学问功力尚未达到完善，气质的陶冶也还不纯。即使他当时告诫子弟，在尊卑称谓上很严，也不过是治家的一端；朱子因事采择事实，也只是取用其中一节，难道足以概括他一生的全部吗？只凭这一节就要收录祭祀，那么澶州古今值得祭祀的人就太多了。这两位公暂且等以后再考察，等查明何承矩的功德确实在于澶州百姓，晁以道的行迹确实足以代表其一生全貌，将来再入祀也不晚。至于杜宗阮，《谈丛》中虽然没有完整记载他的事迹，但说从国初到现在共有四位县令，而杜公在其中，那么他的治理政绩一定有过人之处。陈师道是神宗时人，他上溯国初，只称四位县令，必定是有所见识的。如今奉杜公入祀。又【潘埙】我匆匆赶路，来不及登门告别。昨天经过清丰，访问晁以道，果然发现他被祭祀在当地的乡贤祠中，神主题作“宋征士”；还有名叫宗悫的，神主题作“宋少保”；名叫逈的，神主题作“宋学士”。如今他们的子孙也很繁盛，有的读书做士人，有的务农，只是我行程匆忙，没有时间请他们详细询问，不知道他们的祖先究竟是不是澶渊人，还是古代顿丘如今划归清丰县了。我已经托清丰县的幕僚，请他查求谱牒抄录寄来，再作考察。我起初听王玉溪先生说，晁公被朱子采入《小学》，可以祭祀；又把洪容斋驳斥他的经说拿给我看，我便怀疑他是违背经义的人。然而，他好学守礼的功劳也不能完全抹杀。只是史书遗漏了他的传记，无法考察他究竟是出仕还是隐居，也难以确定他的名号。于是我考察《氏族大全》，知道晁以道和陈叔易一同隐居嵩山；后来陈叔易出仕，晁以道作诗送他，诗中说：“处士何人为说？牙尽携猿鹤到京华，故山岩壑空惆怅。六六峰前只一家。”到宣和年间，竟已是这样的天下局势，晁以道也出山统领一郡，人们便用他的诗来嘲笑他；那么他出仕或退隐的关节点，也可以说是先前守贞，后来却污浊了。如果他果真有救济百姓的功劳，也不妨碍说他与禹、稷同道。如今史家略去不记，最终也不知道他究竟统领过哪个郡。然而既然说他统领过一郡，那么清丰所题的称号恐怕也不对。等得到他的谱牒考察清楚，然后再祭祀，希望不要有所失误。我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维持风教，激励士人的志气。州官虽然地位卑微，也是天子任命的官吏；如今竟低头拜祭把本地百姓当作父亲或祖父的人，难道只是徒然吗？过去我见旧乡贤祠，只不过是民间公共的一家庙宇，死者不问究竟是什么人，必定奉神主入祠，挤满祠内，旁边却没有古代先贤；这样一来，竟使把州官当作父母官的人，在春秋两季替他们奉祀，还有什么比这更违背道理、伤害教化的呢？如今我遍阅世代史书，又考察郡志，找出事迹显著、天下古今共同知晓的十六人来祭祀，国初四位前辈也在其中。公文往来反复，和众人共同商议，本州和本学都说他们是贤者，然后才决定；巡抚、按察诸公都说可以，然后才举行祭祀。这当然不是我一人的私意，也不是坚持个人见解而仓促行事，所以士林应当欢欣，上下都应敬重这次祭祀。可是有人似乎对此不满，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认为前代收录不全，那么散见于群书之中，一时考察遗漏的，确实可能有；以后本来可以按照次序查考收入。

译如果认为当代选取得不完备，那么据郡志查考，有卓著显明事迹的不过四人；即使有所遗漏，没有凭据就不能取信，百姓也不会服从。原本有一两位前辈就在商议收录之列，却纷纷不加理会，反而使议论成为身后的污点，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又有什么好处呢？百年以后公论自然会确定，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有人仰望高山而继续祭祀呢？如果认为改变祠宇、毁掉公共家庙不近人情，我确实无法推辞。开始时，我心中也有不安。后来在书囊中查到一卷潞州乡贤祭祀的议论，仔细看后，才知道前人也曾这样做，并不是错误。而且我还惭愧自己选择不精、议论不慎，已经很受马潞州鄙薄了。潞州旧时祭祀乡贤三十二人，反复考订后，合全州六县只取豫让等十人；本朝也只有杜斆一人。像豫让这样的忠义之士，尚且被阮侍书怀疑；像杜斆这样的经学之士，尚且被杨宪佥驳斥。如今所祭祀的只限于一州，人数已经超过一半，不能说不多；只依据史籍所载，还没有参照《纲目》的记载，也不能说不宽厚。何况将来还寄托着无穷的希望呢？我不是马潞州，如今的太守正是马潞州；我没有遇到刘郡博，如今掌教正是刘郡博。这件事也都蒙他们批准，所遗憾的是诸位先生的贤德远胜阮侍书千万倍，我却不能向他们请教。我认为史籍中自有公正的评价，遵从前人的定论，也颇能与后世贤者的看法相同，因此可以不必等候请教。至于名宦的祭祀，旧时也没有包括我；推广实行时，也只取有特殊政绩、功德确实显著地留在百姓身上的人来报祭，其他只是尽到常规职分、人人都能做到的，就没有时间逐一列举。这一类人如果都要祭祀，可以祭祀的就太多了。请看国史所载、郡志所录，治理政绩在潭公之上的人，不能列入祭祀的又有多少呢？我担心名宦祠再增加几间房屋，仍然不能容纳行礼。客居窗下不能入睡，特地写下这些话奉上，并把潞州乡贤祭祀的议论一并封送，请您赐览。这件事重在乡贤，应当就乡贤问题请您指正；如果有教诲的话，请不要吝惜远远赐示。行役在外，不能尽述我的诚意。与朱太仆书【陆容】昨天前来拜谒所谓的睢阳庙，看见张公、许公的塑像与南霁云、雷万春、姚訚等人的塑像并列，心中已经觉得不对。到了后寝，又看见五位夫人的塑像在那里，心中更加鄙恶。海宁是许远的故乡，故乡人看重他的节义而祭祀他；并不像睢阳是诸公共同仗节守义的地方，可以群祀诸公。当时把张巡与许远一同祭祀，号称睢阳庙，已经是错误了；张子韶等人又增加南霁云、雷万春、姚訚三位部将，把他们比同睢阳诸公，这更是加重了错误。大体说来，张子韶的学问夹杂佛氏思想，不能纯粹合于圣人之道，他这样做本来就不足为怪。可惜国初正名诏书刚颁布时，有司已经遵照诏令，革除了后世溢美的称号，议定为唐代睢阳太守许公之庙；这样看来，张中丞以下的人都不应参与祭祀，是很明显的。假使当时在位有贤能的长官、乡里有识见的人，能够奉诏纠正，才最合乎礼制。无奈庸俗的官吏迷信祸福，安于旧习，因袭至今，终于使典礼之地和乡野杂祠混为一谈，怎能不令人发笑！张汀洲作《协忠录序》，竟说本朝赐祀如同睢阳旧典，并让南霁云、雷万春、姚訚合祭，似乎又认为祭祀是为张、许二公而设，实在没有察看祭文专门祭祀许公，末尾以四国公配祭，那是后人附会的。如果这是礼部颁发下来的全文，怎么会被祭祀者只称生前官号，而配祭者反而还保留旧有封号而不加以正名呢？如今要纠正它，应当一律革除，只保留许公一尊塑像。如果有人认为忠义之士是天下人心所共同愿意尊奉的，不忍心立即废除，那么就应当把五位夫人及其他鬼物的塑像抬出去投入水火焚毁；然后把张中丞以下四尊塑像迁到后寝，依照他们生前的统属关系和尊卑次序，安置在前殿，以许公为主。牌位都题写唐代官职，后代所封爵号一律革除；把双庙的匾额改为“许公庙”三个字。这样或许足以使人知道，明间有礼乐，幽冥有鬼神的道理；也能使生在这里、进入这座庙的人，激发忠于君主、尊奉尊长之心，它对风教的补益，大概不浅。上杨邃庵书【霍韬】先生德行高尚、声望厚重，天下人都仰望您。您被起用来辅佐圣明天子，可以用实际政事来完全回应海内百姓盼望得到救济的愿望。这不是世间那些做官的人，只是胸怀抱负、内心忧闷而才能谋略不够，最终不能成就功业的情形；也不是那些身居高位，虽想奋发建立功业却才力不足的人的情形。上天将要把太平事业托付在先生身上，我祖宗用来安定百姓、维系万世的宏大谋略和旧有章程，大概也将得到振兴和修复，不再留下遗憾。这正是我霍韬踊跃欢喜而暗自庆幸的原因。宋朝士大夫动辄拥有虚名，也动辄有许多浮泛的议论。他们尚未被任用时，往往都希望将来得到大用；等到真的被任用，也不过如此罢了。我曾说，宋代儒者的学问动辄以三代为师，但辅佐君主、谋划治理的成效却比不上汉唐。汉唐的宰辅即使不懂学问，仍然能够辅佐君主安定中原；宋人却高居其上发表浮谈，屈服侍奉异域，竭尽百姓的财产缴纳岁币，最终覆亡中原。像这样，难道可以推托给天命，只责备徽宗、钦宗，而嘉祐、康定直到元祐年间的诸位君子就可以独自逃脱责任吗？真正可贵的当世豪杰，是能够在祸患征兆尚未显现时便看见它，从而制止尚未容易察知的忧患。何况事情的形势已经明白，危机必然到来，却还闭目不觉，难道可以说国家有人才吗？

译宋朝士大夫的浮泛议论，比战国时的横议更严重；它流传造成的祸害，也比晋代的清谈更猛烈。只是还没有当世大儒出来加以扫除。如今的士大夫动辄拾取别人吐弃的学说，反复咀嚼它；这就是士人习气越来越卑下、政治越来越松弛、旧有章法日益废弛、百姓困苦财物匮乏、国势日益有不可测忧患，而当权君子却没有人对此稍加反省忧虑的原因。先生际遇圣明之主，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听取的，谋略没有不能上达的；时势到了这样，料想您不会轻易错失。世间传说三杨入阁，极盛一时，声名功勋很大，却不知道三杨破坏我太祖的法度已经很多了。上下安于宴乐苟且过日子，最终给正统年间留下了祸乱。过去李林甫死后，安禄山便反叛，明皇最终还鞭打林甫的尸体，说是他酿成了祸乱。三杨尸骨尚未寒冷，便发生了土木之变。若按李林甫所受的刑罚来衡量，他们还能够辩解吗？如今想要谋求治理，不彻底清除三杨以后形成的弊病，向上恢复祖宗旧制，是不可能的。老臣出仕或退处，所承担的是社稷；至于偏处一隅、洁身自守的小节，不过是卑官下士的事情，并不是值得仰慕而以此为荣的。我的心胸狭窄而且多病，魂梦中已经不再有燕蓟之地的想望。只是想到先生一定能仰承并辅佐圣明，所以才敢附带献上我的狂妄愚见，以及过去进呈的三篇札记，录下奉上，倘若其中有一两条可以采用，也算是像献芹者的一点诚意。请您体谅并宽恕我的狂妄鄙陋，那就是我的幸运。与查近川太常书【茅坤】我长期躺卧山林，终于养成了懒散的毛病。春天以来读岁时之书，才知道虚浮的一生已经四十九岁了。因而想起我解下印绶已有五六年，和兄长在京朝中分别以来，又有八九年了。我从束发以来，像兄长这样深交的人，能够抵挡岁月流逝和离愁，却忽然像飞鸟奔驰一样过去了。如今我在这里拿镜子照自己，胡须虽然还没有全白，却渐渐稀疏了；面容也渐渐变黑而枯槁了。从前想依附兄长诸位驰骋四方，屡次考察古代名贤传记所载的当时功业，常常自以为未必不能赶上他们，那时气概多么盛啊！如今又在哪里呢？近来等董甥的使者从京城回来，得到兄长与施验封的书信大意，其中感叹我年华如流水、久困林壑，说不应当使一切书信问候都同朝中的士人断绝。这不是骨肉心肾般的爱护，怎么会说到这种地步呢？甚至一两个知己，有时像汉代人嘲笑扬子云那样，当面嗔怪我说：“某某如今是贤者。”那些处在权力近侧、内外之间，凭借关系得到提拔的人，如流水般接踵而来；而我独自长期滞留山林，大概只是因为世人都崇尚黑色，唯独我是白色罢了。我笑笑没有回答。使者从兄长那里来，又恭敬地转述兄长的口谕，也说了这些话。唉！兄长是爱护我，却没有深入思考。我曾读韩退之所撰柳子厚墓志铭，痛惜柳子厚被斥退一次后便没有再起，只因朝中没有士人援助他。如今有人因此责怪柳子厚，说他气概过于严峻，所以故交不肯援助。依我想来，其他的巨人名卿因为柳子厚不能迎合世俗、圆滑润泽，便疏远并弃置他，这在情理上本来如此。只是奇怪韩退之对于柳子厚，在当时以文章相抗衡，彼此相知的情谊不能说不深。看他所叙述的柳子厚由柳州改任播州一事，似乎在友朋之间想要为之哽咽流泪。韩退之由考功郎中升为列卿，也曾在朝廷显达过。当时韩退之如果稍肯出力，在公卿之间奔走求援，就像三次上宰相书那样，哪怕只做十分之一二，柳子厚未必会穷困而死在粤地。韩退之不能在柳子厚被拘系、仍与人交往的时候援助他，却反而在墓草已宿之后去凭吊他，未免太迟了。然而，以柳子厚那样的才华和美质，如果像如今市井之人追逐千金利益那样，俯伏逢迎，向当世献媚，那么即使没有韩退之那样的深交、也没有韩退之那样的文章知己，他也未必会最终被摈弃而零落到这种地步。如今最终竟然如此，只能说一寸有所独长，一尺有所独短。柳子厚宁愿在钴鉧潭饮瘴毒而死，也不能派一名使者到执政者身边求援；宁愿拿文章同椎髻卉服的夷人相比较，也不能向韩退之那样的两三个故知卑躬求告。他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内心自有坚持。后世的人难道能够一味嘲笑并非难他吗？所以我读韩退之所撰的柳子厚墓志铭时，总想把韩退之吊唁柳子厚的话移来劝慰并诘问韩退之。然而柳子厚当时所结交的刘梦得、依附王叔文一派，大概已经受到世间公议的指责。可是后世有些士人，文章的盛名即使有时不如柳子厚，但他们一生任职于州郡、在千里之地佩印任官期间，文武将吏没有不怜惜他们的才能、悲叹他们无罪被罢官的。假使他们有韩退之这样的当世朋友，官职不只是考功，显达不只是列卿，那么他们所援引提拔的天下士人一定会接踵而来。韩退之只是特别责怪柳子厚没有做到这些罢了。难道他没有听说、没有看见吗？还是怜惜柳子厚的文章并没有立即低于自己，所以与他齐名并驰的人，在仕途功业上仍有光明显现在世人的耳目之中，不应当最终被摈弃而枯萎吗？还是想要怜悯他的愚拙，帮助他弥补不能做到的地方，把自己援引提拔其他人的力量也转来帮助他吗？唉！我说到这里，也可以投笔自嘲了，又何必等别人来嘲笑我呢？恰好我已经派使者陪同小弟某到京城参加选官，他将经过兄长那里问候起居；我也想借此机会回复兄长口谕中的这些话。不知不觉竟倾吐到了这个地步。幸望兄长和一两个知己估量一下，我平生交游中，是否有像柳子厚对于韩退之那样文章深厚、气力充足的朋友？如果有人的情谊甚至超过他们，幸望您因为韩退之没有独自责怪柳子厚这一点，稍微替我说几句委婉的话去请求他们。韩退之如果地下有知，未必不会在九泉之下悔恨。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办呢？与李县尹书【张汝弼】

译承蒙您过访并赐予教诲，我感激仰慕之情无穷。您托我抄录《铁崖传》，附刻在《史义拾遗》之后，我谨录一份奉上。后来考得《评史义拾遗》中所称的章木，原来是桐庐人章木，是铁崖的门人。然而，《史义拾遗》这个名称，我私下有所怀疑。看《铁崖传》、墓志以及《大全集》，都没有称作《史义拾遗》的，只称《史钺》。章木的评语也说：“这把钺的可畏之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就是《史钺》了。”难道它起初曾命名为《史义拾遗》，后来才定名为《史钺》吗？何况如今所录的《咏史诗》别本，也称作《史钺》。大概是因为同一把斧钺，取譬于诸史中的事件。依我看，如今刊行《史义拾遗》，应当依照它的定名改为《史钺》，然后接续《咏史诗》，这样很合乎类别。再把《铁崖传》附在后面，就更好。铁崖的著述固然很多，但他自认为得意的，也只是说《吾正统辨》《吾史钺》罢了。如今传记所叙述的是《正统辨》的全文，把它附刻在《史钺》之后，便一次得到铁崖最得意的作品，如同狐狸腋下的毛、麝香脐中的香，既然得到最珍贵的部分，又何必求其全部呢？所以我私下认为，阁下所指示安排的事情，全都恰当而没有疑问。您在抚民理政的闲暇留心文章，刊刻这部书，使先哲遗文不至于湮没，使后学的见闻更加广博，这样的盛德哪里能够用语言形容呢？恐怕您命令工匠已经很急，我来不及当面禀告，所以冒昧陈述这点区区之意，恭敬地希望您垂察，实在幸甚。《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余姚黄宗羲编，书四十九 出处 上杨太宰书【王云凤】近来听说您晋升为太宰，我私下替天下庆贺，却不敢前来问候，并不是敢于效法刘元城不向司马公通书的意思。只是因为时事多端，每次拿起笔，便长叹一声而停下。近来在咨文中才看见您升为少保，更加庆幸您的职位越发尊崇，志向也可以大为施展。山中屡屡听到忠正直谏的言论，最近留下王昶的一篇奏疏，尤其为人们传诵。听说唐介刚被贬时，潞公也曾有这样的举动；您在这方面已经胜过别人一等了。然而唐介虽然被贬，几个月内两次转任，不久又恢复为殿中侍御史。如今王昶既然不能回到青琐门下，那么推荐他超格升迁，就在您的笔端而已。日后执掌史笔的人记载这件事，难道不足以照耀古今吗？我常常遗憾李文达近来被称为贤相，却厌恶罗伦沦落而死，排斥岳正使他终身坎坷，而极其贪婪的陆布政反而得到高升。如今李文达的富贵在哪里呢？一时的称心快意，完全可以略过不论。前辈留下的榜样很多，后人公正的是非判断令人畏惧；一己的私情可以略过不论，但天下人的指视和史家的公正记载令人畏惧；个人极端的荣耀、尊贵、富有也可以略过不论，何况用人或舍弃之间，还关系到士风。扶持正直之人，善类便会庆幸，士风也会振作；奖赏提拔邪曲之人，善类便会被排斥，士风也会因此衰颓。我私下担心有些奔逐富贵、贪图利达的人，彼此相见时，若不是称功颂德的话，就是乞怜求官的话，未曾把正直诚实的言论传达到您的听闻之中。我是用古人的功业来期望您，所以才敢陈述我的愚见。我迂腐浅陋，孤立无援，却屡次承蒙您推荐，委任我以巡抚的重任；如今久病残喘，哪里能够任事？先前临归时在寺中拜别，冒昧说了些“看不得、干不得”的话，那是我的本心。何况如今两耳全聋，调治也不能痊愈，只能耕田纳税，做田野间多余的百姓，奉养双亲，攻读书籍，忘掉岁月不肯等待我；哪里还会在梦中重新戴冠束带呢？只希望您俯身垂念，放我像猿鹿一样归于林莽之外，像鱼虾一样投入浩渺江海，使我各自得到本性；那么我未死的岁月，全都是您的恩赐。倘若您将来解除重任南归，我还应当扶杖骑驴，在待隐园门前等候您，或者随着您的杖履登上金山之巅，持酒洒向江中，凭吊千古豪杰，岂不痛快！与王中书论致仕书【周叙】我写信给益夫中书相公足下。早晨同列中有人说，本院有人驳斥张佥都以及吏部弹劾不能致仕之人的事情，当时只是听到传闻，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谁。到了傍晚，有人把奏词传来给我看，才知道是足下的举动。张佥都矫正过失却过于严厉，近于激烈；足下广泛援引曲折证据，近于阿谀。若不是依靠朝廷明文，恐怕免不了造成纷乱更改。此前掌管铨选的人年老，却不知道知止知足之道，凡是应当辞职的人都曲意回护，使他们重新任职，暂且得到安处其位，于是导致廉耻之风完全丧失。因此张佥都有所议论，是为了矫正一时的弊病，但已经分清轻重了。如今掌管铨衡的人又随之振作举措，是士君子出仕、退处、进退的大节。朝廷本来已经认可，足下所援引的汉唐宋诸公，如申公被征召，不过是崇尚儒学；胡广被挽留，对政治有什么益处？张柬之有匡复社稷的功劳，却不明白明哲保身之道；郭子仪以自身关系天下安危，不能拿来作为一般事例；文彦博再出再入，虽有辅政功业，难道能免于当时的讥议吗？只有孔戣屡次上疏请求退职，韩愈上章挽留他；没有听说他不诚恳请求离开职位而被挽留，难道韩愈的挽留果真最终成功了吗？至于汉唐宋辅佐守成的大臣，魏相、丙吉、萧望之、宋璟、张九龄、裴度、李沆、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诸公，他们的节操、气概、功勋和功烈，是万世以后共同仰望的；在当时难道果真都不能退处吗？足下不用古代几位君子来对待今天的君子，却援引胡广一类人，未免太轻薄了。士君子立身行事、发表言论，必定要追求接近正道，并以古人为师，不能凭自己的意见轻率地顺从时势而行。足下自以为这件事有助于国家形成优待老臣、忠厚待人的风气，有匡扶大臣、使年老者安逸而不离职的力量；但如果用中道来衡量、用古代典制来考察，究竟怎么样呢？如果说他们确实是年高德劭、声望深重的老成大臣，是圣明君主所倚重的人，按情理不应不挽留，那么张佥都已经说过了。至于在其中替他们推测、隐忍，不敢明白说出请求离职等话，这又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所谓近于阿附迎合吗？不过，足下所说包含了使事情始终完美的意思，包含了养老尚贤的心意，也考察了所进言者是否可取，停止纠劾的新例，这些也不能说没有见识。足下年富力强、勤于学习，我过去曾错误地承蒙您屈尊与我交往，原想彼此勉励，在道义上共同进步，因而希望您慎重行事、守持正道，所以特地写信冒昧打扰。灯下匆忙草写，请您谅察，不能尽述。

译某谨致书。上王天官书【夏鍭】我夏鍭是个愚人，只知道相信自己，所以过去常常见到自己自负而多有过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之所以成为愚人，是因为我从十七八岁起就知道自己不同于常人，而别人已经把这种不同当作可取之处了。到如今二十年了，我回头看自身，竟没有一件事不是如此。一天到了京师，便凭借这一点自负，骄傲而不去求见，因而跌倒在大贤君子的门外。到现在才知道，自信过头、孤立无援是不行的。况且从当今世道来看，在位的贤者，理应数到您；举荐在下的士人，也理应有我这样的人。你们二人，正是韩子所说彼此借助时势和才力的人，难道可以用骄傲来相互应答，彼此都不求助吗？您不来求我，我本应去求您。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去求您，我恐怕会错过大贤君子的门庭，最终远离，直到终身都抱憾无可挽回。那么应该怎样去求您呢？答案是：求退可以，求进不可以。在您面前自我推荐，是求进；在您身后自我推荐，是求退。我如今不再闭口了，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我知道自己在明公面前有罪，也知道自己失算了。此前的想法实在是认为大贤君子承当天下人的期望，退居家中，正如司马相公在洛阳的情形。如今皇帝即位，首先想到您而起用您，任命您为大官之长，又好像商周时代梦卜求贤的事情。您兼任的职务没有一项不是重要的，而了解贤者、求取士人，又把它放在首要位置；不仅实际实行了这件事，而且还拥有了相应的名声。像这样，您必定会知道我；即使我没有实际成就而只有名声，也未必不能传达到大贤君子的耳中。至于我自己，或许还会写成文章来仰慕您，并把它公之于天下，明明白白地称颂您，遥遥地谈论您。天下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流传到后世，后世的人也将会知道。我的地位离您很远，但天下后世将没有不知道的，何况距离很近而直到您的本人呢？所以我不肯费力留下任何行迹，不肯泄露一字，想要等待别人，不愿自行显露；越是受到期待，越是不去求取，越加不敢出来，样子就像骄傲。因此说是骄傲，其实并不是骄傲。如今以后，士人本来就应当自行出仕，大贤君子也确实开始知道我了，亲眼明见、实际看到了我，并不是从前那种出于意料、尚不能确定知道的情形，也不是像从别人那里听闻、传入耳中的情形。如今以后，只怕我的真情表达得不够，只怕您察觉到我的志向并不想伸展。如今以后，我知道想要归乡就能归乡，想要终身奉养双亲就能终身奉养。大贤君子，是能够容纳士人的人，难道还会再寻找我的罪过，破坏我的归乡之愿，阻止我行孝吗？既然如此，大贤君子如果不愿意等待我，那便罢了；如果愿意等待我，本来就不会来不及。古人说：“丢失了羊再修补羊圈，还不算晚。”我现在确实已经有希望了，大贤君子应当早早作出选择。答薛君采书【张治道】我张治道，拜见君采足下。足下远在千里之外，赐来美好的书信，我把玩了几天，情意超过骨肉。困穷和显达虽然道路不同，亲疏却没有因此改变，我又一次因此感动。只是很奇怪，您的情意恳切，所说的道理却与我不合，看来还没有完全了解我；若是对别人，他们当面接受、口头答应，便不再讨论可不可行。我对于足下，难道能闭口不言吗？我略加陈述，只请足下自行选择。来信以仕进之事勉励我，招呼我北上，并说：“君子的道路，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实行。”这确实是君子救济事物的心意，也是朋友忠告的好道理。然而我没有约束敌军、射箭使城门投降的功劳，哪里敢做像鲁仲连那样为离乱之人蹈海的事情呢？只是因为我性情孤僻，操守耿介，不能同整个世俗共同认定可行或不可行，所以解下官印、拿起锄头，避开毁谤和憎恶，以求保全自己罢了。难道真像足下所说的那样吗？况且有些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不能一一告诉别人；但最终又不敢在君子面前隐瞒，也含有希望足下已经宽容我的意思。只望足下明察。过去我还是秀才时，整饬操守、磨炼自身，动辄以古人为期望；举步便想踏入孔门，开口便想压过孟轲。自以为萧何、韩信的事业不值得做，子产的功业也不值得建立。哪里料到稍稍试行功业，便遭到流言、虚誉，招致非议，损伤操守，招来仕进方面的议论；到了这种地步，心中还能容忍吗？我从今以后可以明白了。过去我做县令时，凡是有所施行，总是冒险而不顾自身。我私下看到世上做官的人，委曲行事、随顺世俗来求得容身，枉屈自己、顺从上司来保全声誉，心里非常奇怪。坚持廉洁、守持操守来建立功业，沉溺于行善、遵从正直而违逆众人，心里非常喜欢。所以我抛开嫌疑，驱逐嗜好，独自守持自己的志节，违背众人共同的欲求，使中正之道不至废弃，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哪里料到志向尚未实现，怨恨已经随之而来；行为尚未建立，诽谤毁谤已经到来，使建立功业的心志不能振作，逃避世俗的心情反而更加放纵？过去读史书，看到闭门、翻墙逃避世事的事情，以为那只是守持一节的福行，并不是君子济世的宏大道路。如今看来，那实在是超越世俗、穷尽事理的见识和行为，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来信又说：“流俗的是非，终究会有辨析清楚的一天。”这固然如此，但静下心来思考，终究违背了古训中“见微知著、明智通达”的道理。我曾听说，众口一词可以熔化坚硬的金属，虚假之言说到三次，贤明的母亲也会投杼离去；是非混淆人心，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等到它辨析清楚，恐怕也已经太迂缓了。何况处在嫌疑之中，明智的人会选择恰当的办法；处在似是而非之间，君子不会停留。如果想要修饰自己的行为来掩盖以前的过失，那已经涉及违背正道以招致众人憎恶；何况背负诋毁而求取声誉，含垢忍辱而求得清白，别人难道会相信吗？过去在县署时，我执法过于严厉，不肯通融。微弱的人感念我的恩德，豪门大户却心怀怨恨，报偿施与的道理，今天果然应验了。今天指摘过失、议论毛病的人，正是从前低头称颂道德的那些人，也是曾被我摧抑、遭受压制的人。唉！被激怒的蜜蜂回头螫人，本来就应当防备；被呵斥的狗反过来咬人，那么今天这些喧嚷不休的议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你又说：不必把远离尘世看作清高，我哪里敢这样做？只是进退，是士君子的大节；进则建立功业，退则修养自己，从古到今都是同一道理，贤人圣人都走同一条路。这两方面都不能明白，还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过去孔子在春秋时代忙碌奔走，孟轲在战国时代辛苦经营，未尝不是想要匡济世道、建立功业，以此匡正当时。等到女乐被馈送而圣明的政治受到妨害，臧仓进言而我的道义受到阻塞，即使是孔孟用世的心愿，也不得不采取撤火取水、穷困终日的行动。像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矫正世俗、断绝尘俗的行为，而是处在中道之上不得不如此罢了。我虽然不敢期望达到孔孟那样，但在进退的大节上，也不敢不努力。难道是把远离尘世看作清白吗？你又说：想来如今居家读书著述，一定很称心，但久了必然厌倦；不如出门行走四方，借山水和朋友的乐趣来资助自己，也可以感到畅快。

译我不是不知道空谈没有补益，历来屡经试验也多次见效；只是自思度量浅薄狭窄，不能包容情理、广泛思考，因而不能免于流俗的议论，反复显露自己的狂妄迷惑。若对此还不停止，仍然营营奔忙以招致诽谤，招来祸患、踏入艰难，那就是历经危险，所谓不是有内患，便有外忧了。俗话说：迷失道路还不算远，还可以回转脚步；如果一直在黑暗中行走，偏离就会非常严重。羽毛积多了可以沉舟，毁谤积多了可以销蚀人的骨头，难道能不谨慎吗？韦曲、杜曲以南，我有一处旧田，一座旧屋。终南山在前，少陵原在后，潏水在西面回旋，龙渠在东面环绕；又有牛头寺、华岩寺、兴教寺等寺院，以及太乙宫、杜渠宫等宫观，可以用来随喜游览、登高远眺；又有太乙、玉案、金华等山峰，可以用来观望。闲暇时就凭吊杜甫的墓，寻找何将军旧居的遗址；烦闷时就引水种竹，开渠灌花，这也是一件乐事。何必一定要佩玉、结绶，才算具备大丈夫的事业呢？我所凭借的，只是对文艺的爱好，即使到死也不会停止；只是遗憾不能常在您的左右，以求得到进益。如果您不嫌弃我的愚拙，能够多次赐示有益的教诲，我治理学业的幸运就太大了。其余只愿您顺应时令，保重爱护自己，以安慰我的鄙怀。治道叩首。寄给聂双江【罗洪先】今年没有多次得到您的书信，前两封信往往轻率地有所请求，都很荒谬，不值得进入您的视听。您的盛使贵二送来您十月寄出的信，礼仪高雅，文章华美，书卷厚重，礼物丰盛，在茅屋穷窗之间饮酒，光彩显赫耀眼。我的犬马之年忽然到了五十，已经衰老，命分也只能同粪草一起弃置在山野。承受您过分的称许和丰厚的赏赐，我怎么承当得起？面对它几乎要掩面哭泣。您爱我深厚，不自觉地使您的恩惠伤害了我，原来就是如此。感激和惭愧，哪里是语言可以比拟的？将来时日稍有余裕，我敢不自我勉励，求得稍有进步，以符合您的期待吗？您的功业和恩宠日益兴盛，这不只是亲戚故旧的喜事，我谨列具文状表示庆贺。另纸所论，当权者想以军旅之事征召荆川，我已竭力向生者劝说阻止，恐怕最终仍不能免除。听说后又惊愕又欣喜。荆川是当世杰出的人物，他的操行高峻清洁，学问精纯日进，志向坚贞刚强，精力壮健。世间不用他也就罢了，稍加任用便有稍许功益，迅速任用便能迅速见效，而且无论迟速、大小，他都不加选择。这是世道所依赖的地方，所以可喜。至于生并不是与他同类的人，不是同类却一概要求他做到，所以可惊愕。希望您替我谋划这件事。往年我锐意追求功名，认为人生如果不能施展拓展便罢了；一旦处在那个职位，就一定要使君主享有成效、百姓受到恩泽，然后奉身退隐，这样才没有惭愧。即使担任卑微的官职、处在下级僚属之列，也没有什么厌恶后悔；不幸即使杀身碎首，也应当谈笑着跟随它。因此我曾经推重鲁仲连在东海的气节，赞赏少游“马革裹尸”的话，大概这是出于天性，本来如此，自己也无法解释。自从归田以来，我刻苦攻读，吃粗淡食物，冒犯寒暑，骑马弯弓，亲身练习奔驰冲突；考察地图、阅读史书，把险易曲折都研究尽了。我心想，担任相应职务，差不多就应当具备相应的才能，不至于只是束手坐在职位上罢了。庚戌年冬天，警报接连传来。当时一个多月睁眼不眠，后来疾病发作，几乎不能起身。两年以来，牙齿掉了两三颗，胡须已经一半斑白；稍稍接近书册便头晕眼病，夜里不能安睡，连饮食也没有滋味。于是自己悲叹说：“我大概不能在人世间再待多久了吧？”又反问自己：“假如我没有身体，又还能做什么呢？”又反问自己：“假如我有身体，而又有属于本性的事情要做，这又有什么关系？本性难道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吗？”于是回头看从前所嗜好仰慕的一切，像被风吹散一样空荡，像咀嚼蜡一样淡薄，像振落枯枝一样脱然。即使与妻子儿女相对，也如同处在深山中；收敛视听，坐着等待生命终结。一切章句见解和世俗技能，都像是在伤害我，使我不能再亲近它们。这大概是缓急轻重的区别由形势决定的缘故。您了解我，难道不会认为确实如此吗？既然知道确实如此，却还听从别人的请求而不替我拒绝，这是为什么呢？违期之罪，按照近来的惯例，不过是削为平民而已。削为平民就可以无事，只是难免形迹显得怪异，惊动人们的耳目，所以不如预先筹划，默默地把这件事停止，对彼此都有好处。您难道认为当权者只是姑且以军旅之事征召我，随后又会调任他处，或者归还原有职位吗？那职位不过是供应、入值、讲读等事务，实在不会妨碍什么。这些事情对年轻人还可以；对于我这样接近衰老的年纪，低头埋首于笔砚，竭尽心思求取恩宠，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至于借道越级求取荣宠，积累资历等待补缺，更是我不愿听到的。有人说，这是怜惜他年少登第，在朝廷任职不满两期，枯槁于山林，未免可惜；这只是把我看得太卑微罢了。我们儒者所守持的名教，难道不就是退隐而不失去自我，出仕而不尸位素餐吗？道理相同，责任相同；况且本性本来就存在，真正的尊贵在于自身，外物怎么能参与其中呢？古人有被饥寒逼迫、为仆役债务所苦，不得已而出仕的。但我幸有一百多亩薄田，年收入足以供给稀粥；弱子又多病，福分浅薄，正不想用厚重的藏产和美好的产业来拖累他们。虽然近来迁居，多有借贷，两个僮仆做买卖，久而久之也可以了结，我还有什么要求呢？况且出仕不是为了贫穷，而我的官职也不是贫困者所适合居处的。孔子说过：“国家有道时，拿俸禄而感到可耻；这种羞耻，对人来说是很重的。”我不幸正有这种羞耻心；天性如此，羞耻心最重，稍有违逆不合，便愤愤怨恨，恨不得立即死去。从年轻时起，我就不能穿华服、穿新衣，和一群孩子争逐奢侈。后来考取科名，任职翰苑，别人认为这是最高的荣耀。每天早晨等候钟声入朝，坐在史馆，撰写公文；出去时垂着马鞭、缓缓放缰，回到住所便仰卧，对着饭食叹气，不能吃得甘美饱足，实在是不愿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供人豢养的东西。等到获罪归来、被削去官职，穿着旧衣、乘着跛马从大通桥出去，路人指指点点，脸上带着怜悯的神色；我回头看自己的身体，却像卸下了沉重负担。翰苑没有政务的烦劳，又有储养人才的清贵地位；如果当时低头徘徊、谨慎畏缩，守住常规，日积月累，官位本可以按次序升迁。然而别人争着进取，我却只想着退隐；别人争着求荣，我却甘愿受辱。这种不能自我排解，也正是我福分浅薄的证明。昨天收到家书回信，便对妻子说：“不做官就罢了，不要像往年获罪时那样吓唬人。”唉，妇人的见识怎么一下子到了这种地步呢？

译她跟随我共同经历患难，只看见其中的害处而看不见利益，又深知我平生所安适的地方，所以能够这样劝勉我。圣贤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东方朔在金马门避世，汲黯希望出入宫禁，赵充国请求出兵攻打先零。这三个人所成就的事业虽然不同，但都把天下看作一家，知道自己的力量足以担当，所以都没有什么嫌疑需要回避。像这样，上天给予我的又是怎样呢？如果能够获得本性的真实，把它的余绪委婉地施用于当世，那么无论事情大小，必定都有所补益。那三个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只是我有四件做不到的事：学问空疏，高处不能以道德使世道改善、使万物获利；性情刚直，低处不能谐和世俗、与众人相同；见识浅陋，内在不能追随陪侍帝王；筋力柔弱，外在不能以死效命于边疆。上负圣明君主知人善任的明察，下负诸位了解自己的厚爱，我也私下因此悲伤，最终却没有办法。人的立身处世，就像安置器物一样，安稳还是危险，必须早早决定计策。大致说来，由自己决定的，可以进也可以退；由别人决定的，进也难、退也难。所以衰老的人不能谈勇敢，患病的人不能谋划远大之事。为什么呢？因为自身已经有所不足。我难道不知道长久离开而不回头属于苦守节操，以我自身私利为中心属于志向低下，而随着时势进退才是中道吗？譬如饮酒，有人喝几升便醉，有人喝几斗才醉，有人喝一石才醉；等到已经醉了，就不能再勉强，人的本性也是这样。所以量力而进，进取便不会受辱；不是凭力量能够取得的东西却强行取得，取得了一定会成为灾祸。我早已决定自己的道路了。去年我在湖上与荆川分别，谈到出仕和退处，对他说：“兄长不能不出仕，我则终老山林罢了。”荆川不太赞同，他大概足以担当世事，所以看法和我稍有不同。您听说这件事，难道不会又认为我希求高远、仰慕宏大，喜好奇异、追逐新鲜吗？我已经五十岁了，即使有所希求仰慕，时日也已经不等待我；空有名声而无实际，对我又有什么呢？然而我这样说，也只是稍稍有见于本性的真实，不愿辜负自己一生罢了。上天果真有意于我吗？那就一定不会让我疾病多而早早衰老；上天如果无意于我吗？即使相知的人很多，又能为我做什么？我果真在道上有所闻吗？舍弃它并不足以成为损失；我如果在道上没有所闻吗？任用我，所得的益处也并非我所适宜。罢了，罢了，希望不要再说这些了。长林深谷之中，与外界一介不通；闭眼放下身体，百般念头都松弛了。考察我的言论，没有一部成编的书；追究我的实际功效，没有尺寸之功；默默无闻地回归造化，难道在本性方面就有所亏欠吗？希望您成全这件事，否则我终究会成为圣人的罪人。事情关系重大，所以不避讳直说，只希望您不要认为我迂腐，那就万分幸运了。给王尧衢的信【唐顺之】我抱病懒散，久已缺少书信问候，知道您不会认为我疏远简慢。春天以来，我选择居住在阳羡，这里的山水极其清幽，没有车马迎送的烦扰。出门便跟随两三个朋友登山临水，回来就关门吃饭、饮酒、睡觉、做梦，还有余闲，又稍稍从事于求学问道。然而诗文、六艺以及广博杂碎的记诵问学，过去曾经竭力喜爱，近来才觉察到那只是像爱吃羊枣、昌歜一样的嗜好，不能给人以真正的饥饱，不合古人切实询问、就近思考的道理。于是取来程朱诸先生的书，降下心志认真阅读。起初并未觉察它们有什么好处，读了半个月，才知道其中意味深长，字字都阐明古代圣贤的深意，天地间最精微、最奇妙的道理，都没有一句闲话。所遗憾的是资质愚钝，不能对其中言语深思力行罢了。然而我一心喜爱它们，实在不敢再舍弃。这一类书，近世聪敏而有才辩的人都认为是老生常谈，以至束之高阁不肯观看；他们虽然在文字之间耗尽苦心精力，最终却免不了年老而一无所闻，实在令人痛惜。我陈说自己的愚拙，大概已经超过了自知分量，也想让您和我共同喜爱这些东西，不知您意下如何？近来当权者所取舍的人，赋闲之臣早已知道他们必然会这样取舍了，不值得奇怪。况且我平生颇能自己作主，不敢随着别人哭笑，不敢让鸱鸟和鸢鸟所争夺的东西、蜗牛角上所进行的战争来扰动我的内心、拖累我的操守。这也是您一向所了解的，不必等我自己辩明；但我还这样自我辩明，是有原因的。父子之间的至情，恐怕会因此上累父亲的心，必须请您替我解释开导。当今的士人，隐居笃学、修养声名、砥砺节操的，像湖州唐子、平凉赵子这一类，共有若干人。我的才能低劣，十个人中还不到他们二三人的程度。然而这些人全都沦落漂泊，滞留已经十几年；年轻的变壮年，壮年的将要老而衰弱，有的饥寒交迫而无法生存。而且他们起初都是竭尽力量为国办事，误触法网而触犯禁令，并不像我这样因私罪而离职。这些人尚且不能得到当权者的任用，那么我能和这些人一同沉沦，当然没有遗憾，难道还会有所企求吗？这个人的出仕、退处、顺利、困顿，命数本来就不相同。起初言官错误地相互推荐我时，我本来就知道最终一定会被弃置；我想，万一不被弃置，那么我自己安排处境反而会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假如让我重新像过去那样跟随队伍行动，进退都随同众人，在清明时代畏缩多言，却没有一粒米的补益，那将会毁掉我的一生，把它看作无用之物。况且过去只是因为不能这样做，所以我甘心离开官职而没有什么后悔；否则，不就是柳士师所说的“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吗？假如不这样而要那样，守着自己的愚蠢、固陋而不改变，恐怕日子一久，嫌隙和抵触不断积累，自己制造祸患，反而比从前更严重。既然不能学邯郸人走路，最终就只能爬着回来。因此我整夜思考这件事，进退两难；如今能够从这里自行脱身，固然可以说是幸运，却也不能说是不幸。古人说：“人各有能，也各有不能。”悬着锅、系着绳索，枯槁于山林丘壑，即使穷困而死也不肯后悔，我自认为做得到。跟随队伍行动，进退都随众人，求取侥幸以得到衣锦乘轩的荣耀，我不是不想勉强学习，只是恐怕终究做不到。我自从有生以来，各种嗜欲就比别人少，也根本不知道人间还有炫耀显赫的事情；唯独不能淡泊饮食，于是开始痛下决心节制减损，有时四五天不吃肉，起初觉得苦，久而久之也甘之如饴。偶尔在富贵人家吃饭，满桌都是腥膏肥肉，反而恶心得要吐，丢下筷子就走。我之所以这样苦身自约，是因为认为既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固陋来迎合时俗所好，那么贫贱自然就是这一生的常态。

译俗话说：“害怕水的人不乘桥，因为怕桥的摇动使自己心惊。”而且，一个人安排自己，不应违背自己所能而强行做自己不能做的事；对待别人，应当成就他的长处并防止他暴露短处。怎么知道当权者不是深深为我担忧呢？我幸好还没有衰败，如果自己不建立功业也就罢了。假如给我两三年时间，让我早晚勤勉，敏捷实行而不敢懈怠，那么孟子所说的“独善其身、兼善天下”，以及韩愈所说的“推行道义、著书立说，使当今受到教化并流传给后世”，或许就不能两边都谦让了。难道会有既不能进取，又不能退处的道理吗？您了解我，所以我不惭于说这些大话；而且若不是这样，也无法解除我父亲的忧怀。我父亲之所以对我恋恋不舍，也不是因为当今的富贵和声望在等待我。王良说过：“父子之情深厚。”也许他以为我因此忧虑，所以他也忧虑罢了。其实我本来不忧虑。又或许是因为他从小教我读书，不忍心突然看见我在圣明时代被废弃禁锢吧？即便如此，成败得失还应当从长远来衡量，不要急着替我忧愁。希望您早晚抽空委婉地替我宽慰父亲，那么身在数千里之外、悬望父亲心意的儿子，也会稍稍安心，这就是您的恩赐。客居无事，两三个朋友时时拿科举文章来强行询问，也很妨碍静坐和读书。只是想到自身是宇宙中的人，对于尘俗间奔走以及繁文礼节、烦琐仪式之事，既然因为它们混乱扰人而独自避居在这里，就不应再有所厌弃。舍妹和外甥女，想来都健康平安；其余心情无法尽述。我平生最懒得写信，更懒得写楷书。这封信又多有差错，给您写信既不能假手于别人，又不能不出错，也来不及重新抄录，只好立即呈上，还希望您谅察。答秦少说书【朱察卿】自从分别以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升沉各走不同的道路；承蒙您三次来信，殷切地给予安慰和教诲。由此知道您已经近于宋弘那样的言论了。您劝我重新修习旧业，参加进士考试，又用骨肉亲情来重重劝勉，用荣辱之言来激励我。这是您相马时忘记它的疲惫，知道它一定能够驰骋长途；爱护美玉而遮掩它的瑕疵，认为它可以雕成圭璧的形状。您对我的眷念深厚，我惭愧不能像古代燕赵慷慨之士那样割断衣缨、伏剑自尽来报答知己。我的家世以儒业为本，世代不断有人出仕，我私下自比于冠族，而有别于蓬门桑枢之家，已经很久了。如今巷中没有高车并马，门前冷落得可以张网捕雀，难道我不想出外参加进士考试，在君主面前结绶任职，在王公大人身旁发表高论，承继先人的事业而重新建立众人的期望吗？只是我有三件做不到的事，希望您明察。我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内无父兄严格管教，外少师友教益，于是放纵性情、游荡不羁，没有受到夏楚的责打。同乡人都说我败坏了家声。等到我懂得仰慕向往，打开书箱传习经书，却受到外界的侵侮倾轧，无法支撑抵御；勉强求学，也只是在学宫中游学。虽然资质等同普通人，才干却超过下等之才，从来没有焚膏继晷的功夫，哪里知道嘴唇磨破、牙齿脱落的苦楚呢？学问还没有贯通，广博的技艺也不专精，怎么能够与俊秀之士争长短而得到主管官员的赏识呢？这是我做不到的第一件事。我多次带着文章进京，和众多士人一起较量文章，却不能考取第一名；退下来也没有失望。我知道干将本是未经磨砺的璞玉，如果不淬炼锋刃，必定难以斩蛟割犀，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我带着经书，仰慕倪宽；放下帷幕闭门读书，怀想董仲舒；闭门谢客，侧席侍奉老师，自以为可以洗雪曹沫的耻辱，建立孟明视那样的功业。哪里料到海岛夷寇作乱，巨鲸恶兽般的敌人怒吼，城邑成为废墟，伏尸遍野。我奉养老母，携带患病的妻子，逃奔到其他郡县，以保全性命。当时人人都携带行李、背着幼儿、扶着老人，狂奔到力竭；屠夫丢下屠刀，渔人舍弃船只。我难道还能独自顾念自己的笔墨纸砚吗？遭逢时运不佳，我已经知道上天对我不过如此了。当时流离失所，寄托性命，喘息尚未恢复。太守前来商议修筑城池，立即兴起兵役；六馆的学生都以挑土筑墙为职务。我素来承受清白的家风，又正逢家道衰落，不得不典当先父的衣裘腰带，卖掉烧成灰烬的房屋，尽力前往服役，以回应太守的安排。年年收成不好，家中又多事故，两个妻子尚未安葬，三个儿子尚未成婚；催租的人推门进入屋内，收债的人毁坏瓦片、刮坏墙壁。虽然还没有到了吃藜菜、悬鹑衣那样的地步，也差不多已经家徒四壁了。我不得不早晚奔走，为衣食和立身之计操劳；在家进门面对妻儿，出门查看奴仆，想要扬眉吐气却不可得。哪里还能重新修习旧业，来完成一生的志愿呢？这是我做不到的第二件事。我有志于读书记览，却不擅长应试文章。曾经阅读六经、秦汉诸书，心志舒畅愉悦，精神清爽明朗，好像庖丁对牛、造父对马一样得心应手。若是讨论章句的深奥，诵读应试文章的格式制度，我便格格不通，苦闷畏缩，从来没有不合上书长叹、放下书本而增加悲伤的。性情又疏放狂率，不喜欢约束；每当在知己的席间、众人聚集的场合，大家正整肃衣冠、恭敬端坐，我已经脱去头巾、光着脚，睡意忽然袭来，鼾声如雷。因此我曾推重嗣宗的放达，认为叔夜的迂拙可贵，只恨不能与这两个人同时代。我又嗜酒好歌，偶尔喜欢吟咏；兴致到来或愁绪产生，没有什么可以排遣，有时解下衣带睡在佣人身边，有时寄信给王孙贵族，指着酒索取品尝，站着喝尽一石，醉意沉沉而不肯回去，蜡烛熄灭也不散去。如果有郑国女子当垆卖酒、吴地姬妾持杯劝饮，听到激楚的乐声，面对阳阿的舞姿，我便伸腿箕坐放声长歌，跺脚起舞。醉后便占据长者的座席，枕卧在美人的大腿上，把三山看成土块，把五湖看成酒杯。即使催租的人在面前，收债的人在身后，我也大笑着把他们推开，随口胡乱应答后道歉。哪里还知道贫贱值得羞耻呢？我的性情就是这样，又怎么能奉行您的教诲呢？这是我做不到的第三件事。我向前进不能振起鸿雁渐飞的翅膀，向后退不能脱离燕雀的群类，只是自己沉郁愤懑，抽泣悲伤，想要奉守先人的坟墓、保全老母的余年，却也不能做到，真是只能和腐鼠为伍，成为与万物隔绝的一类人。我曾听说接舆避世，鲁仲连辞去禄位，薛公隐身于卖浆之中，季主隐居在卜肆之内，严光以布衣身份傲视万乘君王，符融以儒生身份受到二千石官员尊重。这些人是在时局危险时尊崇道义，退身而成就名声的人。又如侯嬴为信陵君赴约而捐躯、田光以死向燕丹谢罪、豫让舍弃生命来报答智伯，这些人是以节义建立声名，以任侠自我满足的人。又如左丘明在《国语》中记事，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言论，相如、扬雄在汉廷振发文采，士衡、安仁在晋室铺陈辞章，这些人又是以文章建立功绩、以辞赋成为君子的人。假如我能够通达先哲的高远道路，窥见古人坟典的广阔园圃，或许可以侍奉贤豪于门墙之下，在地下与先人相见。

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却没有成就名声，心志被野马般纷乱的思绪扰乱，日月又像从缝隙中奔驰而过的骏马一样飞逝；这就是我低头无聊、抚心忧闷的原因。唉，伯乐不再出现，千里马也只能同普通马一样；钟子期已经去世，高山流水也只能流入新的声调。我的悲哀更加无法停止了。裁剪书信叙述心意，恭敬地告诉您。奉信致黄柱【史符锡】某叩首。子中先生，您是有道之人。我只是一个住在卑陋小巷中的读书人。前些日子您暂时出行，忽然屈尊带着车马来访，实在使我惶恐。童子告诉我这件事，我便反复思量其中缘故。起初我疑惑，中间思考，最后释然并感到庆幸。起初是因为自看浅陋粗疏，偶尔听说台省中的一两位名公有知道我的，却不敢轻易登门。何况您与我居处虽近，我仰慕虽切，实际上却从未有过一日的交往。您是听到了什么，竟来到这里呢？后来想到圣明的时代正在兴起，天下贤才汇聚；君主高居深宫，公卿大夫安常守故，不会期待卑微之士，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还是其中难道没有胸襟宏大宽广、不计较疏远、忘掉彼此身份的人出现吗？这就不得而知了。因此我释然并感到庆幸。为什么呢？没想到古道在今天重新显现，而且是由我这里发端。可惜我鄙陋浅薄，不能得到魁伟卓异的人才。如果他真是那样的人，足以符合您的期望，那么您对他的待遇又不知会怎样呢？后来我厚着脸皮递上名帖，再次得到您的礼待接见；您气息温和、神色平易，使我卑陋吝怜之情顿时消除。您又询问我出仕和退处的缘故。正好有其他客人在场，我的心意没有完全展开。即便如此，出仕和退处确实也难以说清。大概我从七八岁读《大学》时，就知道圣贤教人修养自己，便应当治理他人，不只是独善其身而已。无奈我的天性本来庸常低劣，学问没有系统，又不能专心致力于应试程式文章，因此虽然忝列乡荐，最终还是困顿跌倒到这种地步。来来往往、心神不安，却说自己能够无愧于父母，实在是妄想。何况如今老父年近八十，家贫没有办法供养；我对父亲的感情又深切，也料想不能长久违背他，去求取微薄俸禄，只是这样眷恋不舍，是因为父子世代都承受圣明成全的恩德，不敢立即只为自己打算。由此想来接受一个官职，近处可以终身奉养老父，远处可以图谋报效国家，我最初的心愿差不多就能完成了。有人却说，覆盆之下的私情，难以仰望日月的光明；万一得到一个远方州县的官职，辞掉不可，接受又困难，我将怎样处置呢？又有人说，入仕的门径已经不同了，何不稍等几年，等待再次参加考试？这些都是过分爱护我的人出于情感缪误、表示亲近看重的说法。难道他们不知道被砍足的人不能前行，冯妇也不能再重新做打虎的事吗？至于蚊蚋不能越过台阶，却要排列骐骥一天奔驰千里的次序，这些道理我也早已十分清楚。况且科举取士的设置，从汉代以来以四科选取人才，但仍以孝悌、力田为首；唐代承袭隋代制度，后来进士科才开始受到重视，公卿的选拔全都由此出，逐渐发展到今天而达到极盛。近来新进的浮华之士，又相互争着写奇诡绮丽的文章，大抵文章一天比一天工巧，气韵一天比一天浅薄；拿经义来考察，或许又没有符合、附会时事的地方，这也已经是积重难返的征兆了。当年宋代的欧阳子也不能压制一个刘煇，使他不能中第。至于那些质朴、迟钝、怯弱的人，又怎么能够改变规范、改换道路，同他们争取一日之长而期望必然取胜呢？古人评论士人的品级，上等的直接任用为公卿，其次由推荐举达，再次由科举选取。如今推荐举达的道路也阻塞了，科举不能说不重要，得到人才也不能说不多。若竟说在科举之外，九州之大，必定没有一两个贤者足以充当公卿的选拔、应对缓急的需求，似乎就接近欺罔了。像耕于莘野的伊尹、筑于岩中的傅说、垂钓渭水的姜太公那样的贤者，确实不能奢望；然而那些闭门读书、明白出仕退处的道理、谨慎取舍的原则、以圣门弟子自我期许的人，比起饭牛扣角、朝秦暮楚之徒，也稍微算得奇异了。然而最终没有人振拔举荐他们，使他们在岩穴之间伸长脖颈，在青云之上激昂奋发，让天下后世知道，在圣明的时代、丰厚的恩泽之下，即使在罗网遍布的荒野，仍有可以任用而没有被耗尽的贤才，岂不是政治清明、人才昌盛吗？近来像临川吴公、南海陈公这样的人，也差不多可以算是一时的希望；他们屈尊前来，殷勤征召，即使还没有看到事情的始终，至今仍使人感到愤懑。然而听说当时好事之徒仍然那样对待他们，借二公之名相互喧传，二公也果然坚决不出仕。难道是盛大的名声难以相称，还是造物者有所忌妒呢？如今的学者又想私自树立门派，修饰言行来矫饰名声于一时；我恐怕他们离古道越来越远，要不触犯众怒而招来讥笑辱骂，也很难了。有见识的士人正因此寒心，哪里还敢再次走他们的旧路呢？然而如今有这样一个人，他形势困迫、无聊无依，又将进入深山、隐入僻林，即使激起众怒、招来讥骂也有所不敢回避；由此可知，他的内心并不是故意想走这种孤独的道路。我之所以恳切想听到您的教诲，正是为了实现您从前询问我的用意。既然知道进士不能再参加考试而等待选官，又因为有老父在，恐怕正好切中某些人的估量，反而将要触犯这种不应该做的事，进退之间，实在困难。霜一降便预示冰雪将至，去留的打算似乎也不能再拖延了。俗话说：认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又说：士人因不被知己了解而困顿，却因知己了解而获得信任。如果我今天不能被您当作知己，便再也没有知己了；我也不再感到惭愧，抄录过去所作的几篇文章，连同这封信一并献上。您如果不鄙弃我，赐予观览采择，其中一定有可以得到您教诲的地方。我的文章狂妄浅陋，冒昧呈上，惶恐地等待您的责罪。嘉靖癸未仲秋十有六日，颍江锡再次叩首。致陶周望宫谕【袁宏道】

译去年进入匡山，今年游历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兄长如果真的辞官离去，弟弟明年春天应当前往西湖，一同游览天台、雁荡，也就可以了结武夷、普陀等地的各项约定。更新平常所见的景物，又验证自己未曾到达的地方，也是件畅快的事。我听说胡大六知道社中兄弟的益处日益精进，弟弟认为诸位兄长纯粹是人参、甘草，属于药中最醇厚的；若弟弟则完全是巴豆、大黄，在腹中闷胀饱满时，也能有一点功效。家父逼迫弟弟出仕，但弟弟懒于世事，性情乖僻而疏放，实在不是治理世事的材料。弟弟的生计又减少了，几间破茅屋、十亩高粱田，已经交给妻子儿女管理；自身和家口能够满足，不必劳心于仕途。弟弟寄居乡村屋舍，四方的道友分食而居，即使亲戚朋友也不拿常礼来责备弟弟；至于谈到风水、田宅以及往来酬答之事，弟弟公然就是一个方外之人了。然而弟弟仍然觉得苦恼，出门时即使穿着破衣、步履踉跄，人们也一定指着说“某官人”；隔几天见一次妻子儿女，有时又听他们说“某处篱笆坏了”“某个儿子荒废学业了”。同党中还有不明事理的人，甚至谈到乡里间不平之事，也免不了触动我的心念。如果一旦离开家，这前面几件事也就不会总在眼前看见、熟悉得令人厌烦；人虽然世俗，自己也会感到畅快。静虚兄恐怕已经回去了。您所说的“顿除渐修”，很不符合弟弟的意思；不知道究竟要从什么地方修起？如果说吃素、戒除腥味就是修行，那么牛、羊、鹿、猪也都是吃素的；如果说长夜不眠就是修行，那么驯养的狐狸、蝙蝠也整夜不睡；如果说一念不起就是修行，那么无想外道也不起念；如果说腾腾任运、不着不滞就是修行，那么青蛙鸣叫、鸟儿歌唱也都是腾腾任运。《楞严经》说：“一旦迷失，把心决定误认为身体内部；凡是六根能够摄持的都是身体，能够分别、疏通而悟入的都是身见。”您所说的“渐修”，不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静虚如果还没有离开，希望把这些话给他看。《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