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三，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二十五 辅臣 《自撰墓铭》【刘忠】野亭，字司直，别号野亭。世系、姓氏、里籍、宗族，已经记载在先少傅公的铭志中，这里不再详述。野亭二十三岁时，考中河南成化甲午乡试；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授官编修。宪庙实录编纂完成后，升任侍讲；任职九年，升为侍读学士。乙丑年，今上即位，因在春宫讲读的恩典升为学士。第二年升任南京礼部左侍郎，不到十天又升任本部尚书。丁卯年，调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被召回，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管詹事府事务，入内阁专掌诰敕。同年秋九月，仍以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政务。不久晋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尚书职务照旧。十月因病老上疏请求退休，未获允许。从此先后上疏七八次，都承蒙皇帝温旨勉励挽留。辛未年春，省墓归来。回来不久，再次请求退休，才得到准许，仍赐给诰敕，并每月供给米五石，每年拨给舆夫八名，荫补儿子元嗣为中书舍人。当时他六十岁。归乡之日，只有先公留下的几间破屋；城南有一处别墅，田地一百亩，桑、枣、榆、柳一百多株。后来又在居室后面凿了一口小池，把一只船放在池中。每当春暖秋晴、病后兴致舒适的时候，有时乘车登临郊野，有时铺开席子命人驾船，在水云、树林、月色之间自由徜徉。他所得到的多余赏赐，每年拿出十分之三四，分发给流离失所、贫困饥饿的人。有时他曾召来元嗣告诫他说：我年老而且有病，死的时候不要请求安葬、祭祀、谥号和追赠，不要请名家写诔文、挽诗；有一样这样做，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文章写成后，有人说：公做官将近四十年，所经历的官职不止一个，每一职都有应当记载的事，如今为什么不记载呢？这是因为我虽然以文章著名，但若论及我所任官职，关系到启发辅佐君上、上下相通的事情，责任很重大，而我在这些方面没有一样能够奏效。把这些写出来，只会是给自己增添惭愧。公独自居于高高的官位，仿佛一天也不能安稳。大概我性情峭直而孤介，既没有功业作为显扬自己的资本，又缺乏进退周旋作为立身之地；不立即离去，罪过就会一天天增大，惭愧也会一天天积累。士大夫的清议，又会把先前拥有的东西一并夺去。他归来居家，虽然闭门谢客，却仍有车马游从的乐趣，也有救济贫饿的恩惠，仿佛还不能完全忘情于世。大概游从的乐趣，是用来彰显君上的恩赐；周济的恩惠，是用来扩大君上的恩德；除此之外，便不是我所知道的了。他不敢接受请求为自己撰写诔文、墓志之类，是因为没有实际德行却追求虚名，这正是我平日深以为耻的事。如今若这样做，便是让我明明白白地连累士大夫的余名，昏昏然成为地下惭愧的魂魄。幸好我还没有死，可以凭借这些话去九泉之下见先祖先父。我自认为一生没有大的过错，尤其在这颗心上没有丝毫亏负罢了。如今把这些刻在石上，使后世子孙都应感叹我没有辜负他们，也用来成全他们没有辜负我的地方。野亭的正妻是王氏，同邑知县览的女儿，内有贞顺柔和的德行，对妇女纺织女红之事却严整精巧，尤其擅长。起初封为孺人、夫人，如今晋封为一品夫人。生于景泰甲戌年八月二十六日，今年六十五岁。妾黄氏，生女二人：长女为王氏所生，嫁给医官姚锟；次女为黄氏所生，嫁给生员尹郊，二人都早早守寡。儿子一人，就是元嗣，也是黄氏所生。孙子文孙，孙女恩孙、梅孙，都年幼。野亭生于景泰壬申年八月十五日。墓志写成于正德戊寅年九月十五日，当时六十七岁。至于去世的日期，还不能预知，元嗣将来续写在铭辞末尾。铭说：唉！野亭为什么出生，为什么做官，为什么归来，为什么死亡？大概他活着时穷尽了天地所赋予的和气，做官时承受了皇明过多的福祉。考察自己，考察他人，那么归来时便绰绰有余。所赋予的归还，所承受的收回，那么死亡时便有了归宿。唉！世上有讥笑野亭的人说：竟然这样，竟然这样！后来有哀叹野亭的人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杨文忠公神道碑【赵贞吉】上天深厚地保佑我大明，间或出现有节操的大臣来作为国家的栋梁。在二百多年间，像仁和于公以及新都杨公这样，乘着所遭逢的时机而竭力于国家事务、功业最为显著的人，实在少有。正统己巳年，土木之变，皇帝北行；正德辛巳年，威武南征。天子陨落、国土沉陷，变故在异常之中骤然发生，若不是有人握有补天之器、具备移斗之能，哪里敢在其中承受和处理这些事情呢？

译传记说：仲的出生是为了齐国，仲在，齐国就存在。往昔两次变故之间，国家的计策大多依赖两位公，怎么可以忘记呢？于公已经在宪皇帝时代表彰过了，杨公去世也已经很久。近来恭逢我皇上奉行世宗皇帝的遗诏，恢复杨公的官职，加赠太保，谥号文忠，荫补一名孙子为尚宝司丞，另一名孙子入国子监，派遣官员祭祀并办理安葬，恩典和礼数无不周备。唉，何其美好啊！不忘记臣下的劳绩，难道是国家有道、国运长久的福气吗？于是人们才开始共同谈论诵说公的事迹。杨氏宗族改葬公墓，建祠祭祀，将碑文托付给我。唉！公是世间罕见的英才，我对此评论，难道敢苟且吗？公的事业详见家传，如今只选取其中重要的部分，以引导士大夫的评论，这样作为先导可以吗？公名廷和，字介夫，祖籍出自湖广麻城。五世祖某因避乱进入四川，居住在新都。父亲某，母亲某氏。公生于天顺己卯年九月十九日。公幼年因奇异聪颖而被乡里举荐，少年时读中秘书，才华器量宏大开阔。乡里的前辈司马余肃敏很早就看重他。余公告老归乡时，唯独带着《大明律》与他告别说：介夫将来应当辅相天下，为我熟读此书，以帮助你日后的谋划决断。公在翰林馆舍居住三十年，修撰文章、讲读经史，声誉显赫，时人已经把他看作麟角凤毛般的奇才。很久以后，正德丁卯年冬，公从南户部尚书任上与长沙李公一同办理内阁事务。当时奸宦的毒焰笼罩天下，数年间惊骇奔走仍未止息。南方平定、北方征讨，政府喧嚣纷乱，长沙李公也厌倦而想离去，准备让公代替自己。他曾对人说：我在文章方面不过比别人早一天有所长，若论经国济世的事情，就必须交给介夫。余公在公年轻时便识拔他，李相又在共事时察知他的才干，这不就是杨氏的鲍叔吗？壬申年冬，李公离任，公才开始独自承担责任。当时公正在服丧，朝廷屡次上疏要求夺情起复，议论后此事被搁置，只命抚按官与坐守长随刻定服丧日期，催促他上路。这是起用辅臣的特殊恩典。唉！公再次入仕后，时局更加难以应付。武皇帝单骑捶打居庸关，越过上谷进入云中，远望阴山打猎，随后又因威武南下，使皇位空置将近一年。可叹啊！自从宸濠发动叛乱，谣言满路，包藏祸心的人难以全部防范。御下的人心将要涣散，大势将要倾覆。做官的人吟咏同车的招贤之歌，居家的人怀抱《恤纬》所写的忧患。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啊？公以一片赤诚、孤身一人周旋其中，远处奉行皇帝的诏令，近处承受慈谕。大事汇集众人谋议，小事由自己独断，终于使边境没有战马鸣镝，街道上少有惊动更柝。局势安定太平，只等皇帝回来。唉！难道不能说这是公的劳绩吗？皇帝大驾从通州到来，事情的形势更加紧迫。四家精锐士卒环绕布置，萧密、枭獍等奸人正在身旁，磨牙吐舌。假如机密事务有一丝差错，灾祸就不可预测，哪里忍心说起呢？唉，危险啊！公表面上安详从容，暗中祈求内廷防备，并答应让他们参与事务。起初只用一张名刺送给彬，让他入宫祝贺，兽吻防守其间，正好按住捕虎的机关。这是萧何、张良擒拿韩信的智谋。随即用优厚赏赐犒劳军队，诱使他们思归，最终让他们扫清踪迹出关，形成驱逐羊群的形势。这是周勃收服军队的勇气。军队收服之后，司农的印信就不会倾覆；韩信被擒之后，郿坞的脐腹就可以焚毁。唉！难道不能说这是公的功劳吗？然后清理宫禁、警戒道路，迎接真正的君主，开启明堂治理天下，颁布明诏，与天下一同更新，于是天下大定。唉！难道不能说这是公的忠诚吗？当时公的功勋名声已经显著，风采功烈已经崇高。难道造物者也忌惮公吗？尊奉父母的议论一兴起，事情中最难处置的部分也随之而来。公于是于癸未年冬离开职位。大概公离开以后，时局每天都发生变化。听年长者说，公当初决定迎立新君的时候，也曾援引前代母子之间的故事来打动宫廷。大概是因为把安定国家作为急务，而顾不上其他。诏令已经颁布中外，皇帝当时没有什么困难，于是实行了罢了。心中哪里还有别的想法呢？四位大臣起而持守此事，正是这样；只是没有人肯体察公的心意罢了。公能够为自己申辩吗？公曾叹息说：众人交相责怪，我还能逃到哪里去？义理方面的责难，是我的命运；人情方面的责难，是我的遭遇；事情方面的责难，是我的时代。我只有离去罢了。以公周密的权变和通达的见识，难道不知道奉行诏令是皇上的命令吗？如果不便，即使改十次，又有谁能阻止？只是这件事处在君父与骨肉亲情、礼理之间，公身负两宫的责任，哪里敢采取一概而论、任意直行的说法？必定要推诚尽心，反复衡量，调和适当，以符合礼中最高的原则，保全虽忘却名声而仍然完整的名声。等泰陵清扫宫殿、兴工作役，再慢慢谋划后续，难道一定已经晚了吗？然而若立即用回执礼制的议论来处理，形势确实不可行。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公决意离去，是为了避免让义理成为对自己的责难。从前汉廷广泛议论此事，赞成者没有因此加官，反对者也没有因此夺取俸禄。依据经书研讨义理，这不是武力争斗之事，应当求取裁断，不应取法四位大臣的标新立异；四位大臣对公，为什么偏偏不同于此呢？难道不是遭遇造成的吗？公决意离去，是为了避免什么呢？为了避免世人把事情归咎于我。世上又有不一致的议论，有的出于偏狭的意见，有的因长期听闻旧说而固守，随声附和，互相抵牾的地方很多，只会使圣明的君主心怀愤怒，怀疑其中有人讽刺唆使，罪责还可能不可预测；这难道不是流俗之见一时难以改变，本来就会如此吗？公决意离去，是为了避免让事情成为对自己的责难。以公平定时局的功劳和忠诚，却反复经历这三次离去，内心惴惴不安，害怕没有地方可以弥补过错。做臣子的道理，难道容易完全做到吗？可悲啊！《易经》说：王臣艰难不辞，绝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诗经》说：我思念古人，使自己没有过失。这大概正是在说公。君子说：离去本来是容易的事，但公一离去，天下人却为之惋惜，是因为大业尚未完成。然而圣明的皇帝思念公，从来没有停止。为什么呢？汉宣帝偶然想起故剑，身边的人便猜测他的意思在于夫妻情谊；我世皇也多次起用旧臣，于是可以看出皇帝内心默默记得公当初定策的功劳，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十年之内，皇帝深居九重而怀念怜惜公的心意一直很迫切。然而环绕往返的诏令虽然频繁，表面的功效却还没有奏效。假如公年老仍在，皇帝的慈爱难道忍心让他终身被弃置吗？应当知道，佩印可以连夜归还，佩剑也应当白日重新合在鞘中。可惜上天吝惜，不让这件事实现。

译恭敬地想，我皇上是知道世皇帝的心意的。改元之初，便将此事彻底洗雪释放，嘉奖劳绩，怜悯忠臣，以安慰仁人志士之心，劝勉后世的忠臣孝子。盛大的德行啊，还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呢！从前夺门之变时，那些人争论得比公所受的责谴还激烈，英皇帝却独自认为难办。争论者说：不这样做，今天的举动就没有名义，而公也会因此灭亡。当时只有宪皇帝知道英皇帝的心意。到改元之初，也为公洗雪罪名，嘉奖劳绩，怜悯忠诚，使公的名节重新完整。唉！两位公为国家竭力，他们的忠诚相同，所受的报答也相似，只是处境岂不不同吗？至于我朝两位圣主的心，就像天覆盖万物，像地承载万物，像日月照耀万物，即使历尽劫难、不断赞颂，也说不尽啊。传记说公幼年读书，每天以卷数计算；长大后学问广博，无不贯通，只是为了资助经国济世，所以对当代的典章条格、人才政绩、边防险塞、军队钱粮和徭役等纷杂事务，远近之事都铭记于心，仿佛亲自周旋其中，谈掌之间便可以叙述，处理机要政务时几乎游刃有余。张永凭东厂功劳请求封赏，已经拿着内廷批示，又援引内官刘马儿的先例来要求公，公说：刘马儿是因功封赏他的族人，并不是封赏他本人。这件事记载在岳正的《类博稿》中，取来给他看，他才停止。他谈笑之间排解纷争，轻易到了这种地步，但人们不知道这源于他早年精深广博的学问。到了处理重大事务时，他的智谋和勇气奋发充盈，面对九死也不回头；这就不是一般人容易达到的，也不是可以轻易测度的。当初他停止起草诏令时，威武将军的敕令已经发出，情势濒临死亡；在嗣君尚未到来以前，奉行皇帝意旨而独断专行达二十七日，压制奸雄如泰、如琼，稍有疏忽便足以致死。新诏裁减人员十四万八千七百多人，每年节省太仓粮食一百五十三万多，怨恨的人群情汹汹，歌谣说：整天盘算，只等发出一张杀人榜。于是公出入都带着卫士护卫，越发危险，几乎邻近死亡；然而没有死去，是因为他的才华，也是因为他的忠诚，还有冥冥中的帮助。评论者说，公所受的委任只有古人的一半，而功勋却超过古人一倍；前代那些以承担危难而闻名于世的人，都应当排在公之下。确实如此，唯独公是这样！内阁同僚广东梁公的评论尤其确切。梁公说：上天生下这个人，就是为了完成今天的事情；大匠的职责不可替代。于是空着内阁首席，等待公起复后来居此。这说明公尚未去世，评价已经确定了。因此公年轻时常梦见天门打开，远远看见绰楔，说：在昌盛的时代，公将显达。晚年又梦见天门打开，有两面幡引导公缓缓离去，不久公便去世了。公难道是上天禀受天地间灵气而生的人吗？公在任时一次辞谢伯爵，太师、太傅之职又两次辞谢，锦衣卫千户的荫职三次辞谢，文职四品的世袭荫职也辞谢；居家生活俭朴，吃素食而不兼有多种滋味，除命服外都穿布衣素服。子弟接连考中科第，他并不因此高兴，说：这是末节小事。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修养自身，整治家庭，这才是做人道理中重要的事情。公幼年不喜欢嬉戏，到了老年，声乐歌舞也从不到面前；官位登上人臣之极，而居处仍和贫寒人家一样，只是救济世人的心始终恳切，没有片刻停止。公一生多次在外做官，每次归乡，便为乡人兴建一项惠政：最初疏通水利，灌溉干涸的田地万顷，乡人感德，称为学士堰；其次修建牌坊、修缮县城，城池建成后贼人来到，因而救活的生命以万计；再次在城西北置办义田，用来赡养族人。这大概是三次归乡，修建创办有利于民的事业三项。公对人世间的用心，究竟怎么样呢？至于其他言行的详细情形，应当有像王岩叟、马永卿一类的人为他记载，如今不容易一一列举。公上推三代都追赠与本人官职相当的官衔。原配黄氏，赠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进士及第。第一位继室喻氏，是内江人，封一品夫人，没有生育。侧室蒋氏，封孺人，生子惇，任兵部主事；恒，任中书舍人，先于公去世。忱是举人，女儿二人：长女嫁给修撰余承勋，次女嫁给举人刘大昌。孙子十人，其中某人为尚宝司丞，某人为荫生。公于嘉靖己丑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正寝去世。当时慎因议礼获罪，谪戍永昌；经抚臣议奏，获准回去奔丧，然后再行。惇、忱相继去世，几个孙子又都年幼，公居官四十年，把家务纲纪交给慎和继室黄氏。黄氏是遂宁黄尚书的第二个女儿，有才华和志向，几乎可以与杨氏婴臼相比，这也是上天用来报答公勤劳辅佐王室的方式。唉！宣孟的忠诚、成季的功勋，上天用来报答公的东西，难道会有穷尽吗？我说：可惜我的言辞浅陋，不能为公增重，只能姑且发表这些评论，以等待后世贤者罢了。于是想起自己二十岁时，以诸生身份拜见公，公很器重我。离开那里已经四十五年，才得到公推荐文藻的言辞，俯仰之间想到人事代谢，悲伤感慨而悲歌，为此长叹。辞说：咚咚地敲响战鼓，引导到江边。云顶山前，仙鹤化身成仙。鹤在营垒旁鸣叫，云气升腾，细雨飘洒。放眼远望啊，向四方眺望。遥望那位君子啊，从容自在。九疑山的云已经散净，欣喜地回望山峰。三峡的波涛已经平静，愁苦地望着曲折的水洲。愁啊，不要再愁了，长夜还没有结束；思念啊，不要再思念了，东方已经破晓。柴门空空地闭锁着，松竹苍翠，水远山长。什么时候才能够踮足远望？神灵的车驾啊，还没有到来。我静悄悄地忧思凝望，久久伫立等待。以上是迎神之曲。敲鼓声铿锵，在凤山旁边；松树在风中鸣响，声音如美玉相击；芦苇沾染月色，姿容苍苍。渺渺一夜啊，平生得见君子的光辉；琴瑟一齐演奏，千种琴徽张列；美妙的舞蹈一同奏起，乐声正在进献。欢乐啊，没有比彼此忘怀更欢乐；醉啊，没有比忘却身处何乡更醉。天庭忽然有彩云飞来，薪火相传，灯光交相辉映；庄严的云车排列，羽盖回旋，想要顾念形骸，却难以做到。以上是侑神之曲。鼓声嘈嘈，在金沙郊外；云气重重，江水滔滔。在山峰上长啸，在水边高鸣。君是乘船而来吗，还是乘草鞋而来？月光被山石咬碎，山势高峻；捋须按腕，谈论何其高妙。登楼慷慨，心意刚刚消解。喜悦地相逢啊，仿佛云中的箫声；忧愁地相互追逐啊，仿佛涧中的涛声。百年的欢聚，就在今天。君不肯留下啊，使我的心劳苦。忽然空明澄澈啊，淡然自足而艰行。独自站立啊，自在逍遥。以上是送神之曲。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赠太傅、谥文襄桂公墓表【胡松】

译我任职行部期间往来安仁，经过故相桂文襄公的墓地，询问他的遗言往事，再参以往日所见所记，大概不禁感到悲伤。唉！世人重耳闻而轻亲见，智慧既不足以识人，感情又被先入之见蒙蔽，贤哲之人遭受猜疑诋毁，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公一生的大节，在于读书好古，专心立志，亲身实践；孝顺友爱，耿介特立；甘于贫困而崇尚志节，把实行圣贤的事业当作自己的责任。考察他坚持礼法、守持正道，不谄媚，不屈曲，三次担任令尹，直到遭受谗言、屡被违忤，多次受到折辱，却从未有所悔恨。像他这样，哪里是那些只知章句、战战兢兢把冠缨组绶当作性命的腐儒所能相比的呢？只是因为他的志向不肯苟且迎合，所以从释褐做官到十五年后，仕途也只勉强做到南京刑部主事而已。至于他受到知遇，便以献身报答为念，日夜陈述建议，竭尽忠诚谋虑；其中较大的，如专讲圣学、阐明圣敬，以及《希天之学疏》《皇极训解》等，可见公的学问和诚意，认识得深远而宏大。公年轻时曾与他的哥哥古山先生一起师从康斋吴聘君的门人张先生。当时还是平民，就已经有匡正救济天下的志向，所以无论在家还是在国家，议论和实践都遵循古道，并深入探究天人关系的奥秘；这正是他的学术渊源由来已久的原因。我曾诵读公的文集，其中所说无非是天下国家的大计；像《明伦大礼》诸疏，论定已久，姑且不谈。即如《舆地图叙论》一书，其中对于军事枢机、百姓政务、军需、海防、盐法、储备等事，殚尽心力，真有王臣勤勉忘身、早起晚睡、洒扫朝廷内外的意义。假使当时百官都能体会他的言论，彼此修养整饬，多次在朝廷上省察实行，使其影响施及北方边地和南方炎海之滨，哪里会使君上为南北百姓忧劳到如此急迫的地步呢？大概公在三十年前就已经预见了后来的策略。世人只看见公由主事任职数年便升到公孤之位，于是嫉妒喧嚷，群起攻击他，哪里知道古人从耕作和筑城的劳作中就可以建立功业，关键只在于能否胜任罢了。何况公当时中进士已经将近二十年，而他的才华和品德又确实宽宏有余、足以担当大事呢？如今世上本来就有官至太宰、身居上相的人，然而乡野没有百亩肥田，家中没有百金积蓄，只有萧条破旧的住宅，淡泊得和做令尹时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说公曾排斥王先生伯安的学说，大概是出于嫉妒，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阳明参与两广战事，实际上是由公推荐的；公还说当时天下人才没有谁超过阳明，田州的事情若不是这个人就无法成功。这种心意，是天下公正的心意。至于后来，公或许曾受到斥责和禁制，是因为与他同时在位的人急切苛刻，彼此意见、见识和志趣不同，因而被人误解；这种情况是有的。这就是所谓晏婴不了解孔仲尼的命运。然而晏婴虽然不了解孔仲尼，但他节俭正直，能够使自己的君主显名于天下后世，终究不会因此损害他的贤德。难道可以因为一次过失就损害大贤吗？何况有人还加以诬蔑，并向他的乡人添枝加叶，本来也是有原因的。孟子说过：“人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陆敬舆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中不辜负所学，下不辜负百姓。”公确实兼有这三点，他必定是贤臣，是辅弼之才，而不会成为庸俗的官吏、浅陋的儒生，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担心后世距离公越来越远，不能完全了解公的行事，于是告诉长史君，请他为公摘取大要，刻在墓道上以彰明于后世。《大学士对南山阴王公墓志铭》【董复亨】万历三十一年，岁次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对南王公在家中去世。讣告传来，皇上为此停止临朝，震惊哀悼，说：“这是朕过去的老师、刚正不阿的臣子。”下诏赐祭葬，按照一品官的礼仪办理，派遣行人前往经营葬事。特赠少保，荫补一子为尚宝丞，赐谥文端公。此前，公虽然因储君议论违忤皇上而受到防范，但皇上平素重视公的人品，认为公年纪还不至于很快去世，早晚还会召用，因此公去世时，对他的褒奖、防范、录用和荫补格外加礼。公的长子濬初，原为孝廉，因为我和公先后在中秘书任职，平素意气相投，拿着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铭。考察公名家屏，字忠伯，号对南。祖先是太原人，后来迁居凤翔。国初有一位长眉王，作为南京龙江卫的士卒跟随文皇帝北征，留在那里驻守边塞，于是就在大同的山阴安家。七世祖显，生文秀；文秀生得林，二人都积德行善而没有显达。得林生冲，做过县尉；冲生缙，做过临邑令；缙生黄坡公朝用；朝用生石溪公，石溪公就是公的父亲。石溪公考中明经却没有做官。妻子韩淑人于嘉靖丙申闰十二月二日生下公。石溪公在公出生的当夜，梦见仙人仪仗簇拥着玉童从云中下来，醒来后独自高兴地说：“我的家族一定会因此显大。” 公生来机警聪敏，超出常人，但端庄凝重，不喜欢嬉戏。七岁时韩淑人去世，继母梁氏和再继母景氏都像对待亲生子一样抚养公。公幼年便入博士弟子籍，才名很盛。甲子年考中本省乡试，乙丑年礼部会试不利，回家。丁石溪公之丧，服丧三年。隆庆戊辰年考中进士，殿试读卷官原拟定为一甲第二名，传胪时却列为二甲第二名，大概是穆宗偶然有所错置才这样，公也好像充耳不闻。随后选为高等庶吉士，庚午年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世宗实录》。不久教习内书堂，辛未年分校礼闱。万历改元后，又参与修撰《穆宗实录》。甲戌年升为修撰，乙亥年恢复起居注，配以六名史官，公首先入选。正好日讲官有空缺，公又以翰林编修先行补任。当时皇上年幼而好学，每天临御讲筵，公跟随几位老臣之后，开导讲说恳切，声音清亮，皇上为之倾听，亲自书写“责难陈善”四字赐给他。退朝后皇上对左右说：“王讲官实在是端正之士。”皇上已经看出公具有宰辅的才器，有意任用他了。过了一年，公因病请假，皇上赐给金币，准许他乘驿车回去。己卯年仍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召回，充任日讲官，参与修订《会典》。

译又过三年，壬午年升任洗马，过了一个月升为庶子。次年癸未年，主持武场考试，升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次年甲申年春，解除翰林院职掌，教习庶吉士。不久升任礼部左侍郎，兼任的官职照旧。随后改任吏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诏令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与大仓王公同日宣布任命。诏书颁下，京城人士都变了脸色，纷纷庆贺。皇上听说后非常高兴，说：“宋朝有文彦博、富弼为宰相，朕如今有二位王相，他们都应当比梦卜所得的人才更贤能了。”公既然受到皇上的知遇，年纪尚轻便登上宰辅之位，每每感奋，想着报答知遇。皇上召他在暖阁答对，有时和同僚一起议处章奏，他提出了许多筹划和赞助。乙酉年随皇上巡视寿宫，赐一品飞鱼服。天降风霾成灾，公和阁臣分条上奏宽免刑罚等四件事。遇到大旱，公随从皇上徒步到南郊祈祷，皇上召见答对，当面奏陈，都受到嘉许采纳。次年丙戌年，景淑人在京城宅第去世，诏令赐给丧葬费、布匹和银币，给予三代诰命，祖父也都按照公的官职追赠。公奉景淑人的灵柩回山阴后，皇上仍空着职位等待公回来。有人请求让阁臣推举他人补位，皇上不准。己丑年，公服丧将满，皇上就在公家中下诏，晋升他为礼部尚书，催促他回内阁，并派行人前往迎接。公共上了三道辞职疏，皇上都不准许。过了一年到这时，皇上上朝逐渐稀少，公入阁数月仍未能面见皇上。于是公上奏说：“臣不敢奢望以一见天颜作为恩宠，只是近来朝会和讲筵长期缺少，储位长期空虚，郊庙祭祀长期由人代行，章奏长期滞留，这似乎都与圣德和朝政有重大关系。请皇上在圣节出御之后，发下积留的章奏，以慰藉海内仰望皇上的殷切愿望。”皇上看了奏疏很受感动，派宦官传谕说：“已经知道卿的忠诚和爱国之心了。”第二天皇上出御宫门，召公进见。庚寅年元旦，皇上在便殿召阁臣入内答对，并让他们出来见元子。公和长洲、新安、太仓三位大臣当面请求皇上教导元子，退下后又再次请求册立太子。过了很久，公认为自己承受皇上特恩而被起用，但一年以来所陈述的各项意见大多郁结不能施行，于是多次上疏自劾。大意说：“近来灾异频频出现，边疆不得安宁，加上议论纷争，风纪渐渐败坏。臣在中书伴食，未能提出一条有效的筹策。何况皇子年幼聪慧，中外人心都系于他，不应拖延大礼，以致群臣疑惑。又宫禁中的仆役和侍从，喜怒过度，呵责过严，恐怕上面损害圣德，下面滋长危惧。臣虽然私下怀有忧虑，但才力和忠诚浅薄，不能感动君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请按照汉代因灾异而免去三公职务的旧例，罢免臣下，以回应天变。”皇上没有准许，温和地传谕敦促，前后三次，于是公才出来办理政务。公既然请辞不得，私下想到建储一事，是国家安危的一大关键。如果大小臣工以辞职去位来争取，让明主能够有所作为，应当不难改变形势。十月，公又和诸位阁臣请求册立太子，大宗伯东阿于公也和九卿一同三次请求，皇上下诏传谕等待诏命施行，并且斥责朝臣喧扰，夺去礼官的俸禄。于是长洲、新安、太仓三位大臣各自惶恐回到家中，以患病为由请辞。新安、太仓在奉诏陈谢的奏疏中说到册立储君之事，皇上又扣留不发。公居中调解，皇上的怒意稍稍消解，诏令催促三公出任。随后派中使李浚传谕公说：“册立太子的礼仪应当在明年举行；如果朝臣再有奏扰，就一直到十五岁以后才举行。”公见皇上已经明示期限，高兴地说：“这是宗庙社稷的福气。”于是拟写传札进呈，请求向百官宣布，并且说：“关于十五岁的诏谕是秘密传示，恐怕不宜写入传札，而且估计未必会下发，便于先行记录后快马报告。”大宗伯于公随即上疏答复，也隐去了十五岁的说法。科臣也上疏回话，内容和公的意见相同。皇上又派李浚传谕公说：“我传达的原意本来是不许公开宣布，你为什么让礼官知道？况且部、科的奏疏究竟说了些什么？”皇上虽然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于中外的公论，只夺去部、科官员的俸禄，储君之议于是决定下来。公在内阁任职七天，共上了七道奏疏。于是长洲、新安、太仓急忙推举公，说他是能够定策的人，各自认为不如公。公正闭门请求罢职，皇上多次下诏催促，他才开始出任。次年辛卯八月，工部郎张有德以办理营造钱粮为由请示。当时太仓回乡省亲，长洲请假，只有公和新安在内阁值班，担心张有德的言论会激怒皇上，便写下揭帖，署上三位大臣的姓名，引述先前的诏谕，请皇上裁决。皇上果然大怒，斥责辅臣结党勾连；又把长洲召到中书，想从中委婉调解。公于是秘密上揭帖说明前一份奏疏：“臣没有参与此事。”但皇上的怒气始终没有消解，于是又把册立期限改为三年。新安被罢免，长洲也因言官弹劾而被免职。公竭力引罪，说：“今日国家所请求的，本是臣前一年宣示的内容；臣确实误了国家，也连累了部、科诸臣，耽误了宗庙社稷的大计，请留下国事，也留下时行，只罢免臣一人。”皇上没有答复，却亲笔传谕公，让他带着药饵，由人扶掖进入内阁。公于是拟写敕令，请求催促大仓入阁侍奉。而这时兰溪已经因长洲推荐，与公一起在内阁办事了。次年壬辰正月，科臣李献可等以请求对皇子进行预先教育为由，请求严厉处分，公封还了诏批，并竭力请求宽宥李献可等，皇上没有答复。后来其他救护科臣的人又受到重谴，甚至被下令杖责。于是公极力请求罢职，奏疏大意说：“臣私下不自量力，妄想效法古人，只是把臣认为不可行的意见陈述给皇上，便敢封还御批，却没有想到激怒圣上，招致斥责、诋毁和榜示，株连者接连不断。这些臣僚获罪，都是从臣开始的；并且询问同僚，知道皇上责怪臣是想求取名声。所谓求名，不过是希望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臣得以成为尧舜那样的臣子。若抛弃名节不顾，就会阿谀逢迎、苟且容身；那么即使是许敬宗、李林甫那样的奸佞，也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了。这必将受到九庙神灵的暗中惩罚，也为天下万世所唾骂。”皇上仍未醒悟，公又上疏说：“臣以犬马般的微薄诚意，不能感动、挽回上天之意。至于建储大典，册立或许可以稍稍等待，但预先教育确实应当及早筹划。科臣所说并没有错，斥责一出，远近都惊疑。如果臣再依违两可、保全俸禄而污浊苟容，正是汲黯所说的顺从谀媚、迎合君意，使君主陷入不义，给朝廷留下耻辱。愿皇上赶快赐臣罢职还乡，以保全晚节。”

译皇上仍未醒悟，已经派宦官传谕，叫卿沐浴休息数日，赶快入阁办事。公的去意更加坚定，又上疏说：“臣不能委婉调停、从容缓解，却封还御批，违忤皇上而获罪，确实死一万次也不敢推辞。但皇子是皇上的骨肉至亲，册立和预先教育是极重大的典礼；言论关系骨肉至亲，事情关系国家大典，有什么理由发怒呢？既承受了皇上的严厉责备，又承受了温和慰留；无论雨露还是霜雪，莫不是皇上的教诲。但臣是凭孤忠立身的人，抱有下愚而不可改变的痼疾；俯身顺从这种沉重的病情，既不是几天就能痊愈的，仰望皇上保全我的生命，实在只求获得一次赦免。”皇上仍不理会，公便坚持卧病不出。到三月廷试时，公辞免读卷，于是皇上准许他告假，赐乘驿车回乡。公上疏详细列举君德、时政、安定边疆等大略，末尾仍提到建储之事，并说：“感情依恋而眷恋君主，如同被弃的妇人还回头顾盼；内心忧忧地担心时局，横流着孤臣的眼泪。”读到的人都为之落泪。公离开时，有人写信挽留他说：“以正道侍奉君主，不可行便停止，是说停止进谏啊。”公是大臣，难道不能忍耐委曲以成就大事，却像言官一样愤懑而去，只求一时痛快吗？我对此替公愤然说道：“汉代有胡广那样的中庸之臣，如今竟又有公这样的人，难道还要讲《论语》吗？况且古代的君主，凡是想做的事都能做到，只是因为大臣贪恋俸禄，小臣害怕罪罚，使君主轻视臣下罢了。假如大臣不爱爵禄，小臣不怕诛罚，事情还可能有所成功。”听到的人都佩服这番确切的议论。公虽然离去，但皇上平素重视公，最终思考了公的话，默默决定了万世的大计。甲午年元子出阁讲学，又过七年辛丑年册立太子。公听说后，仰天举手加额说：“皇上幸而采用了臣的意见，臣死也可以瞑目了。”于是斋戒沐浴，备具表章祝贺。壬寅年，皇上也派行人赐给他羊和酒，慰问存恤，并授予他一个儿子中书舍人的官职。公上疏谢恩，疏中还提到皇上应勤于视朝、停止矿税、起用废弃人才等大事，但入奏时被删去了几句话。公非常懊恨。次年癸卯年，公病重，病中梦见和司马文庄公应制吟咏《献芹》《献曝》诗，醒来还能够举述诗句。到了病体衰惫、卧床呓语时，所说全是君国之事，一句话也没有涉及家事。公身材魁伟高大，器量宽宏高雅，自负有经世济民的才干；同时内心真挚恳切，竭力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平时喜怒不形于色，到了遇到国家大事和关系一生名节的事情，便显得峻拔刚正，即使孟贲、夏育也无法夺去他的志节。当时公正在编修史书，正好新郑主持国政，看见公所写的关于他哥哥中丞的事情，非常恼怒，暗示公修改，公却屹然不为所动。江陵病势严重，满朝都在为他举行祈禳法会。我当时指着公笑说：“古人是为君父祈祷，如今难道是为宰相祈祷吗？”于是相约不去。后来江陵败亡，皇上震怒，祸患深不可测，甚至可能牵连地下的祖先。我秘密同公商议，说这个人的功劳和过失不能相互掩盖，公立即慨然起草奏稿，准备在经筵之日与我一同上疏当面奏陈；正好皇上有诏从轻处理，于是作罢。他不随人情冷暖而改变，确实就是这样。又有一次，公在内阁值班时，少卿曾少卿干亨有一份条陈裁汰武官的奏疏尚未上奏，因为他要巡视边境，各卫官听到了这件事，便在朝廷拦住少卿的哥哥尚书曾同亨，大声喧嚷，想借此泄愤。公听说后，立即出来派人传谕说：“你们这些人太无礼了，竟敢在禁宫之中使大臣受窘辱，难道不怕诛及你们的赤族吗？”众人才开始散去。后来兵部想宽免不问，公说：“恐怕会启发奸雄窥伺的心思，北魏张寻的事情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命五府查究主谋并依法处置，听说的人无不称赞。公镇定局势的功劳，在这以前，蒲坂张公继江陵主持政务，因为同乡的缘故，屡次向公请教策略，公多有规劝和帮助。后来时政越来越讲求开放舒展，而一两个新进少年专门以诡异激烈的言论博取名声，争着在当权者那里求取更多。公严肃正直地站在中间，丝毫不徇私，只用大义把事情剖析解释清楚；即使那一两个新进少年，也没有不敬重公的。公对书籍没有什么不窥览的，下笔时文思如风发泉涌，千百字顷刻完成，自成一家。只是他不喜欢聚集门徒讲学，说：“学习贵在亲身实践，标榜自己有什么用呢？”他敦厚地遵循人伦，砥砺节操，内在品行纯正完备；奔赴景淑人的丧事时，号哭捶胸，悲伤得超过常人难以承受的程度。他同人交往有始有终，居住乡里时和乐宽厚，人人都自认为同他亲近；然而如果有人无理冒犯，便总是用道理遣还，取舍谨慎，一丝一毫也不苟且。宗族亲友遇到困急，他不惜倾尽资财周济。曾经在客座上大字书写：“囊袋里的金钱已经挥霍殆尽，枕中关于轩冕的梦也全都空了。”到他去世那天，几乎连丧葬费用都筹办不起。大宗伯于公已经起草了公的传记，称说公守持城池般坚定深厚，招他不来，挥他不去，有古代社稷之臣的风范，大概是把汲长孺比作公。我认为公的风度和识见裁断，很像张子寿忠诚体国、身负海内重望，又像司马君实。唐明皇在子寿活着时不采纳他的意见，死后才开始思念他，派人祭吊。曲江公因为议论储君而离开职位，却又因建储之事受到皇上重视，存问、录用和荫补，所受待遇超过常例。子寿独自像君实一样，从布衣起家进入中书，改变熙丰旧政而开创元祐之治。史书称说他有扭转乾坤的功劳。几十年来，矿税使者四处派出，给百姓造成的祸害不亚于熙丰时期的政事。我们这些人碌碌无为，即使叩击宫门、哭泣流血，也没有力量挽回天意。公在上面畏惧宰相权势。海内盼望公，如同盼望丰收年景，早晚都希望公再次出仕，同心协力，挽救一二。然而公却突然先行离世，来不及像君实那样作一次扭转乾坤的奏议。唉！皇上既然任用了公，却不能始终任用公；国家既然得到了公的任用，却不能最终发挥公的作用。这样的人竟然去世了，怎能不极其痛惜哀悼！然而皇上始终按照礼节礼遇公，而公无论生死都以正道侍奉君主，真可以说是圣明的君主和贞正的臣子，百代难逢的盛事。公的元配霍氏，是兵部主事宗岳的女儿，尚未行庙见礼便去世，屡次追赠为淑人。继配李氏，是处士松的女儿，屡次受封为淑人。她贞静勤敏，善于侍奉公婆，宴请宾客、供奉祭祀，各件事情都办得精细周到。但她性情朴素，显贵以后仍穿粗布衣服，超过了许多亲戚。各位亲戚相互看着发笑，她毫不在意，说：“我自己觉得这样安心。”公督责弟弟玺有时过于严厉，淑人总在旁边替他解劝。至于责备几个儿子，她总是丝毫不宽纵，说：“我的儿子难道能和前位婆婆的儿子一样吗？”她对霍氏格外厚礼相待，至于李氏的外家，竟不肯私下给一文钱，以免被公归入私亲。次年李氏去世，公每当想起她，总是悲伤落泪。公生于嘉靖丙申闰十二月初二日，卒于万历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

译霍淑人生于嘉靖丙申七月十三日，卒于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五日。李淑人生于己亥闰七月二十八日，卒于癸巳十一月初二日。儿子八人：濬初，乙酉年举人，娶大理寺评事霍廷楠的女儿；湛初，中书舍人，娶兵部主事孙训的女儿，后又娶陕西兵备按察使李楠的女儿；泲初，廪生，娶陕西兵备副使薛纶的女儿；汲初，廪生，娶湖广布政使安嘉善的女儿；以上都是李淑人所生。防初，庠生，也娶薛纶的女儿；侧室林氏生出演初，聘娶山东兵备副使薛纶的女儿；灏初，尚未婚配；以上都是侧室徐氏所生。泂初，是侧室某氏所生。女儿二人：长女为李淑人所生，嫁国子生郭焕然，早卒；次女为徐氏所生，嫁庠生李昌时。孙子六人：濬初所生的泰庚，娶户部主事焦承光的女儿；泰防，娶举人邓应元的女儿；泰符，聘张进士尔基的女儿；泰籥，聘文学隣的女儿；沛初，是刘寄所生，尚未婚配；防孙女七。濬初所生的孙女，一人嫁施应圻，一人嫁郭震祥。湛初所生一人，泲初所生一人，汲初所生一人，瀹初所生一人。两位淑人共生曾孙一人，是泰庚所生。占卜定于甲辰年十一月安葬在桑干山的南面。铭文说：云中和并州之间，是昴宿、毕宿的分野。七宝山、五峰山，山势盘旋雄伟向南延伸。人文才华在此孕育，千年未曾吐露。宋代只有毕公，公如今接续他的事业。公的心事，如月色澄白、清风高洁。公的器宇，如河川宁静、山岳停峙。文章有贾谊、董仲舒之才，经济有富弼、韩琦之能。在讲筵上侃侃而谈，受到皇帝知遇。皇帝说：“这是贤良的辅弼，侍奉在我左右。”前后都忘我尽职，直言敢谏，匡正救助。储君之议纷纭复杂，公独自表露真诚心意。虽然违忤皇帝诏谕，最终仍确定了国家的根本。归休山西，世人仰望如仰望东山。新法造成百姓嗷嗷待哺，天天盼望皇帝赐还公的官职。后来继而颁下册立储君的诏令，在阴馆里，公仰天跪地呼喊：“臣死而无憾了。”过了一年，公上疏报告灾异，流星划过，云色转淡。黄鸟含悲，青史却无遗憾。皇帝念及公如鱼头般的旧学臣，褒奖诏命、录用荫补，礼遇崇高，恩典优厚。我曾经亲眼见公，几乎就是王佐之才。改赐谥号为文端，千古不会磨灭。桑干山南面，佳气郁郁葱葱。公与两位淑人将在这里安闲同游。恩泽施及子孙，永世不懈。秋风吹过石马，人们望见墓地便下拜。《明文海》第四百五十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四百五十四卷，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二十六篇 能臣 《明故永宁县主簿诸君墓表》【史明古】江西吉安府永宁县主簿诸胜奉檄令治理一府九县的盗贼。景泰四年，巡按江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韩雍上疏说：“臣听说，除去奸邪要有制度，任用人才要依据才能，这是古代善于治理的原则。江西有十三府，地域广大而多险要，人口众多而杂居。地域广大，就依傍江湖、包围山泽，奸邪盗贼容易逃匿；人口众多，就善恶混杂，无赖之徒在其中滋生，盗贼便由此产生。如今法令禁令明白，近年来年成丰足，盗贼仍然如此窃发；如果不幸再遇水旱灾害，物资财力匮乏离散，那么强者挥臂倡导呼喊，弱者听到风声便响应。我担心饶州、信州以西，安庆、袁州以东，将没有一处能够安居。到那时才惊慌谋划，来得及吗？臣对此深感忧惧。因此府里委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追捕盗贼，以防患于未然，杜绝逐渐扩大的祸患。但人的贤能有高下，才力也有不同，所以有的人从这里追到那里，仍不能穷尽盗贼的巢穴。只有吉安府永宁县主簿臣诸胜，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早晚勤于公务，甚至顾不上回家省视；劳心尽力，不避艰险，所以能在几个月之内擒获杀死首领，党徒解散，百姓恢复正常生活。” 而且他精明审慎，别人不能欺骗他；既不滥行牵连，也不让罪犯侥幸逃脱，人们称他处理公平，可见他的才略确实远远超过常人。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让他专门督察所属府县的盗贼；但由于他的职分一向低微，人们不持有敬畏之心。臣谨按，江西布政司过去设有捕盗经历一职，近来缺员未补。如今臣诸胜屡次显著建立功劳，只因屈居下僚，上级没有途径知道。臣请求授予诸胜这一职务，让他巡行管辖境内，不仅可以稍微表彰他的勤劳，使人知道劝勉，盗贼也可以逐渐收敛。”臣韩雍冒死将此事上奏。诏令下到吏部，吏部以诸胜资历浅薄为由，压下没有执行。第二年才有赐给文绮的恩典，也是采用了前一份奏疏的意思。当时吉安人很多身居要职，文渊阁有大学士陈循、萧镃，吏部有尚书王直，都察院有左、右都御史萧维祯、罗通；其余以侍从、卿、丞、给事中、史官等身份位列清要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们的子弟、亲属、奴仆大多倚仗权势、任性逞强，在部门中横行，动辄包庇盗贼以谋利，守令没有谁敢过问。只有诸君坚持法律，正直行事，不作任何宽纵，推究实情，提出意见，反复查考钩稽，追究到底根源，众人因此十分怨恨。诸君于是共同制造流言，在巡按御史项聪面前诬陷他。项聪当时和巡抚韩雍因为同乡关系彼此责望，不能相容，想除掉诸君以发泄愤恨；又想到没有凭据治他的罪，便搜集他在求学时减价售粮的事情，以此定罪，夺去他的官职。等到押送到京师审讯，诸君申诉冤屈，案件交给都察院。维祯私下进去说，希望诸君不要为自己辩解，诸君于是掌握了维祯的隐秘事情。维祯害怕了，派亲信带着白金贿赂诸君，希望事情得到解脱，诸君不答应。诸君上书告发维祯居丧期间接受郡县财物，并且有充分的旁证。维祯非常恐惧，把全部财产拿出来向宦官求救，兴安教他上疏自我申诉，又从中把案件交给锦衣卫，逮捕诸君，押入诏狱，与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各位大臣都责骂诸君，没有人肯为他的诬枉申辩。镇抚司门达当众责问诸君说：“这难道是你求取公道的时候吗？按照旧例本应奏请参问、置于对簿之下，如今是什么时候了？”最终形成判案，附会罪名说他诋毁诬陷。大臣上报后，诏令发往铁岭戍守，当时是景泰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次年天顺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诸君死于戍所，享年六十二岁。家人背负他的遗骸回来，他的儿子诸中把他暂时安葬在钱塘东山。又过二十年，他的妻子某氏去世，诸中于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从东山起葬诸君，合葬于大慈乡资崇坞丁家岭之西，冯氏陪葬在旁。诸君字廷义，祖先是祥符人，宋室南渡后居住在仁和。祖父嚞迁居盐官，久敬又迁回仁和。诸君有做官办事的才干，崇尚正直而意气刚强，常常慷慨激昂地想着建立功业。他在杭州任职时，曾供事于工部尚书李友直；后来任四川典史，籍贯为铅山。父亲去世后辞官，办完丧事，改任桃源，任满后升为永宁主簿。他所到之处都能兴利除害，恭谨勤勉而不懈怠，爱民如子。桃源处于南北交通要冲，百姓疲于搬运和迎送，死伤遍布道路，诸君亲自承担此事，温和体恤、殷勤安抚，使百姓忘却死亡的恐惧。他在永宁尤其刚正疾恶，因此不能被权臣容纳，最终死于戍所。可悲啊！诸中因为改葬之墓尚未刻写文字，他的朋友史某说：“你虽然没有和我父亲交往，但详细了解我父亲事业的人没有谁比得上你。你又屈尊同我交游，墓上的石碑就托付给你了。”我推辞不得，于是为他写道：“唉！人能够看重自己，那么外在事物就会显得轻贱。当五六位公卿掌握权柄时，能使枯木复荣，使天下震动，从藩司、宪司以下，没有不曲意侍奉他们，以求谋取升进的。诸君难道不知道，只要稍微屈服自己的志向，迎合依附他们，高官要职就可以得到吗？可是他坚守正道而不屈服，直到遭受毒害，最终被磨碎牙齿、吸尽鲜血，身死名辱，成为流俗的笑柄，正是因为他看重自己。” 唉，真是贤能啊！近来有巡抚使上奏说，江西盗贼倚仗大臣之家作为屏障，李孜省的党羽正盛，他们因忌讳而惭愧，不愿听取这番话，立即把上奏者贬斥到外地。由此可见，他们奸乱王法、败坏吏治、残害百姓的事情，不必等到诸君一个人的言论才会全部显现。

译传记中有这样的话：“深山大泽，实在是龙蛇所生之处。” 又说：“触犯君主，罪行有时还可以得到宽宥；抵触权势大臣，死了也没有人救援。”确实如此。因此把这些话表现在墓上，读到的人将会哀怜诸君的不幸，也将为世道而感慨。唉！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难道只有诸君一个吗？《东莞县知县陈君墓志铭》【陈琛】陈生大猷有一天来跟我游学，拿出他父亲在东莞任职时各位名士贵人的数十篇赠诗。我看每一篇都有祝愿他戴豸冠、显贵升迁的话，没有一篇能够例外，便笑着说：“为什么对令尊的期望如此浅薄呢？进士出任县令，几年之内升入台省的，常常有十分之五，何必把这看得如此奇异？还是令尊平日对自己的期望，难道只在这一个官职上吗？”大猷说：“家父当时也厌恶这些话，认为都是世俗的见解和阿谀的言辞，没有什么值得珍视的。”我说：“我本来就知道他厌恶这些。我曾见令尊身处众人之中，声音洪亮，语调清朗，峻拔卓异，令人惊异，说话毫无顾忌畏惧；乡里的前辈中，器量狭小、不能容人的，甚至拿裴行俭识人的方法来诋毁他。令尊听见了也不为所动，这大概正是他的刚强方正、坦率正直出于天性的缘故。所谓人各有能为、有不能为，而用圆滑柔顺来取悦当时之人的事情，也正是令尊所不能做的。他自己不能说阿谀的话，难道反而喜欢阿谀吗？我本来就知道这些诗都是令尊不喜欢的。”大猷认为这话正确，又说：“了解家父为人的，确实没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了。”于是把墓志的事情托付给我，我无法推辞，便取来行状为他叙述。陈君名宁，字士泰，号介庵，世代居住在晋江桐城西。他的先世若云心、梅、西中斋，都能亲自光大自己的家谱。西中斋的第三个儿子彭寿，就是陈君的曾祖。彭寿生正玄，正玄生聪；聪娶潘氏，生两个儿子，陈君是幼子。他面色白皙，双目明亮，一看便知道是聪敏颖悟的人；写科举文章不用苦苦搜索便能完成，而且明白、充实、轻快、流畅，没有一点曲折艰深，很像他的为人。戊午年凭《羲经》考中乡试，壬戌年考中进士，癸亥年出任东莞知县。凡是考中进士的人都喜欢在京城任职，出任州县便闷闷不乐，把留在京城担任清要官职的人看得如同登仙，只有陈君说：“有什么可不快乐的？只是担心才力不足罢了。县令难道就不能治理政事吗？”他带着几箱书赴任，到了东莞便把吴隐之吟咏贪泉、守节自励的诗作为佩符，说：“不这样做，就会气馁畏人，像困顿的骏马一样不能施展才能。”大概才干出于气概，没有气概不足而能够排山倒海、扭转乾坤的人。东莞号称事务繁重、难以治理，过去有一桩顽固的诉讼积压了数年，历任几位官员都不能判决。陈君审讯后立即洞察了其中各族关系，便拿纸写下几句批语，扔到公堂之下，双方都心甘情愿地不再申诉，全境都感到惊异，有人作诗歌颂他，甚至称他为神君。陈君说：“我不是神，只是从《春秋》斟酌裁节人情天理的原则中领会了其中的意义，又在通常法律和时例之外，以自己的权衡来判定轻重；只是那些拘泥于法律、执着于成例的人不能用来约束我罢了。” 隽不疑错误地援引旧例，陈子昂议论诛杀元庆，张柬之不能替唐室讨伐罪人，这些人都没有真正得到《春秋》的精神。明白的人听到这些话更加惊异，都说：“处理事务不能没有学术，只凭才气尚且不能成功，何况只是以谨慎老实、朴实正直的品德著称的人呢？”因此，东莞那些豪强、狡黠、无赖而想投入盗贼行列的人，那些熟悉案牍、神出鬼没的胥吏，那些有官职却没有操守、放纵父兄子弟凭借气势来阻挠官府、侵夺士人百姓利益的人，全都惊惧畏缩，不敢稍有妄动。难道真是因为陈君的神明感应，才这样周全而迅速吗？事情有关键，方法有要领；先声一出，人们便认为其余必然全都如此；只做一件事，人们便预先服从他百件事。这也足以看出陈君远远超出常人。善于观察人的人，只从大端就能了解他的整体，本来不必等到把每件事都详细考察之后，才知道这个人。镇守、巡按、藩司、臬司诸位大臣屡次加以表彰奖励，希望将来重用他，陈君也急切勤勉，毫不自满。政务闲暇时，左手经书，右手史书，俯读仰思；有所心得，便进入县学，召集诸生考课，把自己所得启发他们的疑惑，使他们各自思考，然后在乡社中传授给他们。他改淫祠为乡校，命各乡子弟延请山林中的遗逸之士来教导他们，于是偏僻遥远的乡里也都知道向学。这些事情都是庸俗官吏认为迂阔、并且非常轻视的，而陈君却独自知道这是急务。那么陈君去世后，邑人直到今天还说“他对我有恩德”，难道只是因为他的威令能够推行、判决案件公平吗？陈君临死时叹息说：“我的年纪还没有达到壮年出仕的年岁，我做官后政绩才刚刚有些可观，上天却没有稍稍假借时间，让我完成胸中的才学和抱负。难道上天不喜欢善人，而世上那些享有很多福分的人，都是顽钝、残忍、痴愚、肥庸、逐逐追求而不知满足的人吗？”这话是受到激发而失于平正，含有未尽的遗憾。陈君生于成化壬辰年，卒于弘治乙丑年四月十九日，享年三十四岁。妻子黄氏，儿子三人：长子就是大猷，次子大谟、大谋。女儿一人。大猷的举止有父亲的风范，也胸怀奇伟抱负，不肯跟随他人之后。他在郡学就读，聘娶我蔡虚斋先生的女儿。陈君去世时，大猷十一岁，扶送灵柩归乡，暂时安葬在祖坟旁边。去年冬天才在三十二都金匮山背面卜定墓地，坐壬向丙，开挖两座墓穴，择定今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留下左边作为黄氏的寿藏。铭文说：“可怜您的英气尚未施展，生命便已短促，我将写下万缣之文为您作志。” 《秋佩生作墓志铭》【刘茝】古人的墓志铭要托付给名家撰写，大概是想借文章流传后世。后世不了解这个道理，厚赠名位爵禄来作为荣耀，结果文辞浮华而实质消亡，有见识的人对此很少赞许。近世记录名臣、收录人物的书，大多依据这种墓志铭，更加显出他们的迷惑。又有人自己作挽歌、自己作祭文，事情虽然不合常规，情怀却坦荡旷达，我对此有所取法。因此我自己撰述志铭，希望借此传达真实情况。茝，字惟馨，号秋佩，别号凤山，生于成化丁亥年十二月十一日戌时。曾祖信忠，元末战乱时，刚七岁，随舅氏从湖广麻城迁来；家谱遗失，远世情况不详，真令人悲哀。祖父文隐，生于草创之世。祖母李氏，没有生育。邹氏生父志茂，因茝显贵，赠户科给事中。生母刘氏，继母王氏，前妻程氏，继妻沈氏，都封为孺人。茝生性并不特别聪慧，也不特别愚钝，父亲十分疼爱他，教育却极其严格，稍有过失，也一点不宽恕。父亲曾对茝说：“我家上世远迁到涪州，都没有显扬德行、积累功业。你祖父、我以及遵循我们之后，能够兴盛起来的，难道就在你吗？从品行、相貌和心性来看，你一定会做官，只是我又病又老，恐怕等不到看见那一天。”茝每次想起这番话，都心痛落泪，于是奋发自勉，努力求学。

译前妻程氏去世后，我六年没有再娶，想以此符合父母的心意。弘治戊午、己未年，我有幸接连考中科举，但父亲已经去世了。《淮南子》说：“子女想奉养父母时，父母却已经等不到了；水想平静，风却不停止。”大概正是预先替我发出的感慨。我奔丧时，同乡有一位姓李的举人客死京师，我不忍看他这样死去，便抬着他的血污尸体乘车向西走了万里，这件事或许比柳宗元以柳州交换播州还要困难。服丧期满后，我被授为户科给事中，任职仅四年，尸位素餐，没有什么建言作为；每当看到时事违背常理，忧虑便显露在脸上。妻子沈氏说：“别人把做官看作荣耀，您却把做官看作可怕，为什么憔悴成这样？”我回答说：“像杞人、漆室女那样忧虑，又能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只是这颗忧国之心不能停止罢了。”我惭愧地处在谏官之列，虽然没有大的补益，却不敢因为畏惧时势而缄默不言；又曾奏请减少灶丁逃避差役的负担。过去那些卖掉子女来代替偿还赋役的人，我很是同情他们。奏报屯田数字虚增的弊端，当时那些虚假丈量以求邀功的人所增报的，一概免除。论述以妖言诬陷拘捕百姓的事情，所救活的不止一千人。弹劾盐法禁令松弛，所节省的何止数万。刘瑾逆贼图谋叛逆，我首先揭发他的奸谋；张设防范，压制党羽作恶，预先察觉了他的埋伏。逆谋暴露后，他们按次序被处死。人们说：“您为什么能这样预先看出事情呢？” 我说：“吕献可首先弹劾王安石，苏老泉预先论述辨别奸邪，难道是凭什么神奇迷幻的见识吗？也不过是根据事理和形势的自然发展罢了。”刘瑾逆贼因我上奏建言而诬陷中伤我，我在朝廷受杖刑，被罢官回家吃闲饭七年，又被罚输边粮三百石，家产全部倾尽。藩司、按察司、地方长官，直到亲朋，都出于义气来帮助我，才得以把事情办完。涪州旧有五贤祠，祭祀被贬安置的程伊川、别驾黄山谷、郡中贤者防亚夫和地主谯达微。有一天，郡守南城人黄寿忽然把匾额改为“景贤”，笑着对我说：“您知道我改匾的意思吗？”我说：“不知道。”黄寿说：“您奏报屯田弊端、减免盐课、抵御贼寇、捍卫祸患，先生的功德惠及涪州百姓，我想把您活着请到这里来。这是耆老龚浩等人的共同意见。”茝竭力制止说：“我不敢与道学诸贤相提并论，又不能和诗人同列，也不是这里的地主，把我的名字滥列在这里，只会加重我的过错。”黄寿笑着作罢。匾额至今还在。又曾买下郡人刘宽显的楼房让给我居住，我全部拒绝了。都御史林见素又因流贼作乱，替茝在府城买房，我也请求他停止。像这样我所不屑接受的事情还有很多。后来刘瑾被诛杀，公论极力推荐我，有人说：“做官时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居家时能保护乡里，倡议组织义兵抵御流贼，使四境安宁；亲自披甲戴胄，走在士卒前面，使全郡安居。” 诸如此类的话。后来我再次起用为金华知府，在任三年，没有什么政绩补益，也没有什么恩德施及郡民；只是敦厚风俗、体恤民间隐情，确实是我一贯的本心。浙江风俗奢侈，嫁女时所需的妆奁很多，生了女儿就常常将她们溺死；我以重法禁止此事，救活了很多人，人们把这些被救活的女孩称为“刘女”。婺郡多有节义之人，我上疏推荐表彰了八人，都见于《风化录》的表扬。何王金许，都是婺州人，他们以道统为理由请求朝廷，将其尊祀于孔庙；这项议论虽然没有实行，有见识的人却认为是正确的。我处理事情近于迂阔，但内心确实务实；像简心这样不肯欺骗、奉承我的人，都嫉恨我。吏部五次推举我升任提学、参政等官，都因中途阻挠而未成，也还是因为刘瑾的缘故。刘瑾党羽中有在浙江任职的，起初因依附刘瑾而被弹劾，将要加以重刑；主持国事的人说：“逼迫太甚就会使他们反叛而不安。”于是都从轻发往外地任职。不久，他们又凭借关系重新起用，恰好任浙江按察佥事，于是依附御史潘鹏，合力防范茝，随即又使我致仕。当时浙江人说：“死了的逆瑾尚且能害人，活着的忠臣在言路上又怎么会不受阻塞？忠直的人又怎么会不离心崩解呢？”八县父老和官属在道路两旁哭泣着赠送路费，茝一文钱也没有收取。后来潘鹏果然因党附逆贼而被处极刑，浙江人都称快。茝致仕后又过了八年，新天子从藩王入朝继承大统，甄选提拔人物；有人推荐我说是“古代的忠臣”，有人说是“古代的循良之吏”，名声超过实际，反而令人惭愧。公论不断地援引提拔，我才得以与众人一同入仕，起任长沙知府。浙江儒生有人寄诗说：“古今忠臣谏诤都共同面对危机，曾记得您飘然离任之时。死去的刘瑾竟能使没有孕育子嗣的人复生，灰烬仍然煽起燎原之威。奸臣漏网而天刑仍在，贤能的太守整顿衣冠，士林舆论终将归来。谁说防范防范没有报应？潘鹏，到了今天你又知道什么呢？”公论存在于人心之中，竟能如此不泯灭。因患痿病，还未赴任，又改任江西副宪；病势更加严重，恐怕不能成行，于是写下志铭留给子孙，嘱咐死后刻在石上。我想到古代先王用谥号来尊崇名声，以一个美善的谥义来概括一生。茝官位卑微，没有可以请求的谥号；德行浅薄，也没有可以概括的美善之处。但我从少年到壮年直到老年，不嫉妒，不忌恨，没有刻薄剥削、偷懒怠惰的行为；虽然不能积极行善，也不敢作恶。司马公说：“我白天所做的事，夜里一定焚香向上天禀告，不敢禀告的事，就不敢去做。”茝自己反省二十三岁以前，确实也有一两件不敢禀告的事，后悔也来不及了。程明道说：“内心如果自己坚定，外物怎么能侵扰它？”茝内心反省，受到侵扰的地方实在很多：做官不能廉洁，贪心还在；然而如果拿斗米、几张纸来肥养自己，上天就会降罪于我；居家不能节俭，奢侈之心仍然存在；然而如果因不合义理而侵占哪怕一铢、克两的财物，神明就会责罚我。至于体恤乡邻、和睦宗族、厚待五伦、乐于亲近三种有益朋友、周济穷困、供给匮乏、抚恤老人、怜悯贫民，我只是有这样的心愿，原本没有这样的实际事情。盖棺之后由后人评定，把一切交给后人，我不敢替自己粉饰。如今不再详述这些。虽然如此，我曾经以人的遭遇来推测上天的意志：因被贬官从京城到祖墓旁时，有一块又长又大的巨石，一天忽然发出像裂帛一样的声音，响了很久，裂成两半，长达数十丈。又有一座山叫八卦崖，裂开三寸，也长达数丈。致仕后从金华乘船到防州，船行至上地名为麻衣滩的地方，突然大起风旋，已经无法自保，只好闭眼等待。过了一会儿，漩涡忽然平息，船安然靠岸，人们都对此惊异。流贼烧毁我的住宅，祠堂全部焚毁，四龛神像和神主却从灰烬中出来，略无焦黑腐坏。事情虽然可能只是偶然，也颇为异常。由此看来，上天大概还没有认为茝所做的事丑恶。唉！我在人间不得志，却在上天那里得到认可；不能得到外在的名位，却在内心获得安定；不能满足私人的愿望，却得到了公论；不能得到当今的评价，或许能够得到后世的评价。顺应自然变化而归于终尽，我没有遗憾了。儿子四人：雍武、程氏所生的承武、武步、武仲；

译武沈氏所生，承武步；以儒业为生。孙子若干。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去世，距离出生之年约有七十岁。附葬在凤凰山祖墓旁。棺木、殓衣、含殓食物等，一概不用华丽之物，不以丝毫金银珠玉陪葬；如今大明的风俗也是这样。即使后世发生变迁，也必定没有可以图利的东西可取，不会有忧患。因此系上铭文说：“凤凰山巍峨高耸，有谁在这里建立墓葬？从前本来微薄的根基，实际上培植成了今日的基础。不放纵而高亢，不松弛而毁坏。当时人称我为鸣凤，我却惭愧自己只是伏雌。一次次被贬退、迁谪，却没有停止奔走。一次次倒下又兴起，我的心始终平坦。国家有大凶恶之人，想要执掌珽圭。封存的奏章一经弹劾，他们便接连伏法。郡中有祥瑞之人，伦理道义都归于他。表彰旌扬一经施行，善类便增添光彩。又有徐福替我申诉私情，天子说：‘啊！提拔他任用。’铨衡官说：‘好！姑且让他试任有关官职。’官职随着众人一同推进，任江西副宪。上天也实在吝惜，不让他尽展施为，还是让这淳厚之人归于大地。乐意安居在这座山丘，风水在此汇聚。山中神灵呵护遮蔽，没有谁敢欺侮我。”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五，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二十七 能臣 《杨北山墓铭》杨公的继室，是武功康太史德涵的姐姐。因此杨公下葬时，他的兄长之子、太学生玠拜见太史，请求撰写墓铭。太史说：“深知杨公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应该由我来铭记他。”我哪里能够替杨公作铭呢？然而我确实深知杨公，不能不说几句话。从前弘治己酉年春天，杨公和我都作为学官弟子。督学潘先生在乾州召集一州八县的士人考试，人数不下几百，却唯独认为杨公奇异，说他是前途远大的材料。我和杨公的交往，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咸宁马公顺、长安童秉防，都在关中声名震动。这年秋天，童秉防考取乡试第一，而我们三人也一同中举。后来我们一同游学太学，以道义相互切磋，交情和友爱极其深厚。我们三人一同考中丙辰科进士，童秉防后来考中壬戌科，却先去世了。到这时马公顺也不幸去世，只有我还在，所以太史把撰铭的事托付给我。根据参政孟公德厚所述的世系和品行，杨公姓杨，名武，字崇文，是岐山人。岐山在北方，杨公喜爱它，所以自号北山。他的先世大概是弘农杨震的后代，唐末为躲避战乱来到岐山之下，于是定居在那里。曾祖文秀，精通星象和历法，元朝末年察觉东南有天子气，便持剑归附我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高祖因功授百户，后来辞官归家，终于家中。祖父贵，博学能写文章，却没有考中，只以岁贡进入太学，最终成为太学生。父亲礼，是隐士，娶孺人庞氏，生子全；后来又娶孺人翁氏，生杨公。杨公将要出生时，母亲梦见月亮落入怀中，所以杨公出生后，体貌神采特别奇异。不幸父母早逝，由伯兄杨全抚养；后来能够依靠他长大成人，全靠伯兄的力量。杨公考中进士的第二年丁巳，出任淄川县知县。当时县政长期废弛，杨公到任后铲除恶人、平息盗贼，修缮城池，疏理冤滞，劝勉督促耕织，积储仓粮，整顿簿册，扩建庙学规模，尊崇乡贤祭祀，兴办诗书教育，赈济贫困士人。这个地方大概近百年没有人中科举，于是后来接连有数人考中，文雅盛盛，已经可以和著名大县相抗衡了。杨公善于运用智谋，凭此审理诉讼，常常能够得到实情。有一次有人盗窃市民的稷米，查找不到，杨公拘来几十名邻居，让他们跪在庭院中，却漫不经心地处理其他事情，不去审问；忽然厉声说道：“我已经抓到盗米的人了。”其中一人脸色变了，过了很久，杨公又厉声说了一遍，那人的脸色更加惊慌。杨公指着他说：“第几行第几个人就是盗米的。” 那人于是认罪。又有一次有人盗窃田园里的瓜瓠，那天夜里刮大风下大雨，瓜蔓全被毁尽，杨公怀疑是仇家所为，于是命人拓取夜盗者的脚印，在庭院中撒上灰，把村里的壮丁拘来，命他们踩在灰上，并说：“脚印相合的，就是盗贼。”最后一人翻来覆去，面露难色，而且气喘得很厉害。杨公抓住他审问，果然是仇家，也是盗贼。瓜瓠仍然完整地在那里。又有一个赶路的人，靠着路边的石头熟睡，袋中一千钱被人偷走。杨公命人把那块石头抬到庭院，鞭打它几十下，并允许众人围观，不加禁止；又暗中派人在门外等候，有一个人窥探却不进来，便把他抓住，果然查出是盗钱的人。他听说鞭打石头的事情，觉得非常奇怪，不能不进来看看；但又不敢索回自己的钱，只花了十文钱，其余的钱便归还给靠石头睡觉的人。这几件事，都是我从淄川的平民那里听来的。典史陈璝是黄岩的老吏，曾经轻慢杨公，杨公发怒，在庭上鞭打了他。陈璝急忙诬告上奏杨公，于是淄川十名百姓跑到宫阙之下，为杨公申诉冤屈。我曾见过他们，所以从他们那里听到了杨公的善政。杨公曾出外巡视淄河，说可以用来灌溉田地，指示开凿疏通的地方，竟都正好是旧渠。那年旱灾，蝗虫飞来遮天蔽日，杨公忧虑非常，斋戒沐浴祭祀蝗神，蝗灾便止息了。他徒步祈祷下雨，非常辛苦；上天及时降下大雨，最终获得丰年。于是抚巡都御史和御史先后推荐他。辛酉年春天，他在吏部考核政绩。同年冬天，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乙丑年清理河南军务并查核军器，前后共三年，军籍、器物没有不精细核实的，而他的风纪声威令人凛然。藩司、按察司和远近郡县都震慑服从。正德丁卯年，代替归德刷理京畿道案卷；第二年戊辰，出任顺天各郡县巡按。从前已经称为难办，而这时刘瑾掌权，许多事情受到牵制，无法推行。杨公坦荡无所回避，虽然没有遭遇大祸，仍被罚米一百多石。至于救任丘边氏免遭诬陷之祸，辨明密云李顺杀人的诬告，即使刘瑾也称他是真正的御史。己巳年升任大理寺左寺丞，奉诏勘察大同边务；对于屯田不均、军役耗损等弊政，均加以整治、纠正、裁革，弹劾时毫不回避，边地百姓都歌颂他。第二年庚午，破格授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地方，这里正是所谓北方门户的锁钥。杨公毅然承担此任，当时舆论也认为非他不可，希望他将有一番大作为。不久刘瑾失败，言官不问他是否有才干，只要是同乡，便以此为借口加以排斥。杨公因此罢官回到乡里，便在城外置办别墅，建造宝穑堂，以务农为业。栽种花木竹子，一定排列成行。每一件器物，没有不精致美好的。他本性不喜欢饮酒，但风度情趣极高。往年戊寅年，他曾和德涵太史经过我这里，一同游览南山、紫阁等山峰，住了两夜才告别。嘉靖甲申年，我前往给德涵祝寿，不久又回去。女儿得以再次见到杨公，己丑年冬天又参加了他的会葬。康生的儿子宽，也有幸再次见到杨公。然而那时杨公已经患病多年，风采情致顿时大不如前。他握着我的手，恋恋不舍。我也悲伤不已，不忍离别。唉！谁能料到他竟然再也不能起身呢？那是在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离他出生的天顺甲申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九岁。于去世后的第二年癸巳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地祖坟。杨公任御史考核政绩时，得到诏令，追赠他的父母；元配郭孺人、继室葛孺人也都得到赠封。后来的继室王氏和太史的姐姐都先去世了，并且与葛孺人都没有儿子。只有郭孺人生有一子一女，儿子琢非常聪慧，不幸十七岁去世。女儿嫁给凤翔府学生李韦，也已经先去世了。如今幸好还有儿子琰，是侧室李氏所生，已经超过二十岁，足以慰藉杨公。

译杨公精通举子业，古文、歌诗也不写世俗人的语言，大概有数卷载在家谱中。我往日在太学时，和杨公共同经历忧患，彼此周济有无，即使同胞兄弟的亲情，有时也不如我们。等到回到乡里，我们见面已经十分稀少，不能不有所感慨。等杨公去世，我又没能赶去哭吊，尽情哀悼。俯仰今昔，心情怎能说得尽呢？心情怎能说得尽呢？幸好我还没有死去，还能为杨公墓作铭。于是拭泪写下铭文：“北山的英灵，凝聚着山川的神秀。海上明月的精华，感应而生。智慧圆融而神明，为什么到哪里都不能施展，却中途倾倒？并不是我的智慧不能推究。既已归田，既已耕作，既快乐又充实。厌弃尘世而远行，乘着苍色蛟龙。海月闪耀，北山青青。亿万年后，神魂仍在太清之境遨游。”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六，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二十八 义士 《杜府君墓铭》【宋濂】金陵有一位孝义之士，姓杜，名元，字一元。他的先世居住在吉州吉水，与会稽正献公衍同宗。到了杜君这一代，才游历江东，喜爱金陵的土地风俗，于是定居在那里，成为金陵人。杜君勤苦求学而富有才气，能写诗。元朝重纪年间至元年中，张文穆公起岩任河南行台中丞，读到杜君的诗，想聘他为属官，杜君没有答应。又想以“茂材异等”推荐他，他也不接受。年纪若干，最终以平民身份终老。杜君年轻时，父亲患重病，夜里多次惊醒他；他便戴好帽子、穿好衣服，伏在父亲床榻旁。父亲惊醒坐起，他总是抱住父亲说：“儿子在这里。”父亲病了几个月，杜君不敢合眼，直到父亲痊愈才停止。母亲去世，他服丧完全合乎古礼。声望日益增长，贵人贤士大多乐于同他交往。杜君从未因私事求助他们，但遇到被罢黜、失意的人，便为他们尽力而不懈怠。行台都事杨惠被弹劾罢职，没有人登门探望，杜君独自带酒和他共饮，为他送行。赵弘中任御史掾时，因犯法被罢职，杜君徒步陪他走了一百多里，还替他租屋居住。儒学教授张铉因事被贬，杜君拿出金帛资助他上路。张铉的儿子四岁丧母，杜君命自己的妻子抚养他，和亲生孩子没有区别。这个孩子后来成为兵部主事常允恭。常允恭家夜里失火，当时他正醉卧，众人惊恐逃散；有几个无赖想趁火打劫，杜君带领几十名青年，把他的箱笼和财物抢救到屋外。允恭哭着道谢说：“如果没有您，我恐怕已经死了吧？”邻人陈鼎一家都死于兵乱，两个儿子藏在屋旁；仇家又要杀害其中年幼的孩子，杜君说：“如果连大儿子也一起杀掉，陈家就绝后了。”最终他把孩子抱来藏匿，陈家其他的人也因此得以免死。吉州的运部官吏运粮到金陵，不足三千斛，官吏受到鞭打，号哭却没有办法，杜君怜悯他们，便向大商人借钱替他们补偿。官吏感念杜君，带东西来道谢，杜君却拒绝接受。蒋山的僧人被御史诬陷，夜里逃到杜君家求救；杜君把他藏到故交家中，使僧人得以保全。宋代杨忠襄公父亲杨邦乂的祠庙在城南，杜君因为杨公是吉州人，每逢时节便带领同为吉州、暂居金陵的人准备牲酒前去祭祀。杜君所做的义举，大多如此。杜君曾经学习医术，尤其擅长诊治疾病；病人来找他，不论有钱没钱，他一定给药，而且必定选择精良的药，服下后一定痊愈。金陵发生大瘟疫，杜君调制药物奔走施给病人；对没有粮食吃的人，又送柴米给他们，依靠杜君而活下来的人非常多。因此人们都称赞他的美德。兵乱发生时，士卒彼此告诫，不忍侵犯杜君。杜君于至正丙申年七月九日去世，丁酉年三月十日暂葬在金陵清凉山右边。国朝洪武壬子年十二月九日，改葬在南门外钟家山，夫人刘氏附葬。杜君曾祖若海，祖父懋，父亲文华，母亲周氏。杜君有两个儿子，名珙、环。珙早逝，环任承事郎，后来升任晋王府录事。他贤能而能写文章，得到晋人书法的神韵。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萧伯高、邓世良。孙子二人，名字为某某。环和我交往很久，请我撰写墓铭。我感叹世上交朋友的人，利益所在便趋附，有一点小害便躲避；离开时不肯停留，连看一眼也不愿。即使在路上相遇，也往往拿扇子遮脸，假装不认识。如果因事情经过他家门前，便策马飞驰，只怕被他看见，更何况指望他救助抚恤呢？像杜君这样的人，可以说不比古代君子逊色。怎么能不为他作铭，以此劝勉世人呢？杜君所作诗共有若干卷，藏在家中。铭文说：“杜氏后裔根基宏大，支派扎根吉水。杜氏在金陵，则从您开始。您的才华既多，为什么不做官享禄？并不是不喜欢做官，而是不肯为义屈服。涵养正气来作文，文采如五色光彩。谁不是公卿，和您交往如车轨相接？那些人窥伺权势，权势一消，志向便受阻。我守护自己的义，平坦和险阻一视同仁。章服加身，腰带被解除。所交的是内心，官服的加授与褫夺又有什么关系？拯救灾难、救济危困，保存孤儿、使将死者复生，不是为了求取名声，只以义所止为准。兵戈像树林一样密集，白骨绵延千里。您大概不会知道，左边有孙子，右边有儿子，他们起来做人，成为上天赐予的美好福祉。上天为什么偏爱您？只是因为善行带来了福报。富贵之家有不为人知的，贫贱之家也有足以凭恃的。刻写这篇文章以彰显美德，告诫众多士人。” 《萧师文墓铭》【解缙】宋丞相文信国公在吉州空坑兵败时，有一块大得像几间房屋的石头，忽然从山顶震落在道路中央，元军望见后大为惊恐，稍稍后退，丞相因此得以脱身。丞相离开邹䜣等人，带领余兵抵抗，死伤遍地；父子兄弟互相勉励，冒着白刃作战，以此为荣。吉水倚富人萧文琬父子督运粮饷，也参加了这次战役，幸而没有死去，退后详细记录了这件事。我有幸看到那篇记录，真令人羡慕我家乡有这么多忠臣义士啊！可是如今《宋史》竟然没有记载。丞相传记说，空坑之战只是因为赵孟濚欺骗元军，丞相才得以免死。大概《宋史》写于元朝强盛之时，所以对丞相的事特别加以诬蔑和遗漏。至于说丞相请求做道士之类的话，欺骗蒙蔽尤其严重，但难道这足以损害丞相的轻重吗？然而恐怕错误会一再沿袭，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明。文琬是南唐御史大夫萧俨的后代，倚富的废墟中还留有萧俨的墓。文琬上距萧俨十代，家世相传的节义遗风仍然存在。文信公曾经亲笔大书“余庆堂”来勉励他们。文琬生献可，献可生季章，季章生德祥，字元佐，这些人都是忠厚之人。元佐生天祐，字师文。元朝末年，师文倾尽家财奋勇行义，保卫乡里，给官军带路，全族与贼军浴血奋战，贼军每每望见他的声势便溃败。元朝参知政事全公子仁奉诏授师文为主簿，师文没有接受。当时乡里有一股大盗，聚众一万，师文的宗族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贼人愤怒不已，图谋挖掘他家的祖墓来泄愤。师文与他们苦战，贼势更加炽盛；师文估计难以幸免，便亲自取出墓中的遗骸，背在身上逃走，藏匿起来，后来又与官军会合，乘势大败贼军。他的忠义节孝大都如此，确实使文琬更加光彩。我常常遗憾不能有一个像文信公那样的主帅，和他一同死难；这样光明俊伟的事迹完全可以书写下来。否则，师文难道会在邹䜣等人之下吗？可惜守卫吉安的只有梁克中一人，他还保全城池数年，可见师文等人并不是没有力量。等到天朝军队南下，师文不忍再逞勇争功，便辞别并遣散部众，派弟弟师贤率领壮丁跟随宁河王邓禹，在赣州击败熊天瑞；自己也退回家中，口中不谈功劳。我因萧氏重新感慨吉州士人多有忠义，也再次感慨《宋史》的荒谬。考察《元史》，却只单独记载全子仁的传，而没有梁克中的记载。难道不知道全子仁实在很不值得称道吗？他骄横淫乱、违法乱纪，没有智谋才略；他的死是被人逼迫，并非出于不得已。把错误的话说成美名，比不上梁克中，大概还不如萧氏兄弟；然而有的人显赫，有的人隐没竟然如此，怎能不令人叹息！

译师文相貌像儒者，正直宽厚而诚实。他家有千金之富，一家三代共同生活，财产有一百多份。饮食、衣服全都由公家供给，庭院中没有离间争吵的话；他抚养兄弟的孤儿胜过自己的孩子。出门时从没有一顿饭没有宾客，每顿饭摆满一丈见方的食物，敲钟击鼓，大饮高会，连续数日昼夜不停，人们却不认为奢侈。他还远近周济宗族中的贫困者和乡人，照料得十分周到。后来他死在外地，儿子扶着灵柩归来，前来吊哭的声音震动天地。唉，何必一定要依附青云之士呢？我知道他的恩德会施及后世。他的母亲是彭氏，妻子李氏，儿子士益，字时用；继室张氏，儿子士季，字时选；士郁早逝；士柔，字时徽；女儿嫁给泥田人周子鼎。孙子茂实、英声、海雩、颖干、震。他生于元延祐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卒于洪武辛酉年二月六日，葬在里溪陵的原野。原先葬于乡里的下嵩，现在改择此地。原来的墓志由奉议大夫、刑部郎中萧公用初撰写，如今为了表彰他，特意加以详述，依据的是士柔所写的行状。士柔好学，善于作诗；年轻时我曾和他一同登临倚富诸山，在泷江之上遥想师文兄弟的高风，他们英杰豪伟的气概至今仍凌厉于烟云夕照之间，使人激昂而仰慕。因此我为他作表而不推辞，并系诗说：“溪陵有原，青烟盘旋。墓中所葬的是美玉，彩云团团环绕。泷江之滨，华美宅第高耸。昔日有英杰，今日有他的子孙。享受福报长久，面对霜露不忘敬畏。有这样的兰蕙，承接先人的荣光。义烈冲天，九族都蒙受恩泽。啊，百世之后都应以他的贤德为法式。” 《彭氏义阡表》【王直】所谓彭氏义阡，是安葬彭氏中那些为义而死之人的墓地。元朝末年，豪杰纷纷起兵，盗掘、劫夺之徒也互相煽动而作乱，龙泉的罗邦就是其中之一。彭氏居住在县里的雩溪，世代都是士族。当时有个叫文远的人，英俊伟岸而有才略，卓然成为一乡的希望。辛卯年，贼势逐渐强盛，官军不能制服，于是他散尽家财、发出粮食，召集义兵保卫乡里，贼人很害怕他。壬辰年，江西行省参政全普庵萨里在赣州设立分省，命张万户守卫龙泉，允许他征辟署中从事。张万户任命文远为防民巡检，让他参与军务，率领民兵守卫北门。贼人带领部众来到城下，张万户和文远多次出战都没有取胜，于是闭城坚守，等待救兵。癸巳年春天，城中粮食吃尽，又没有援军，张万户夜里率军弃城而走，文远殿后，船行到螺滩，贼军追上并交战。众人饥饿困乏，不能支撑，形势将要败退。文远派堂弟大远骑马飞奔到吉州请求援兵，以图恢复；自己率领敢死之士大声呼喊，奋力挺矛冲入贼阵，想刺杀罗邦却没有成功，只杀了几人，贼人也聚集长矛向他刺来。文远伤势严重，终于被擒，大远逃往吉州。吉安总管发檄文给泰和同知杨某，命他率兵收复龙泉。军队到达边境，大远担任前锋，越过章村河，渡过南洲河，恰逢风雨大作，河水暴涨，军队大半不能渡河；贼人凭借人数优势冲击他们，于是擒获大远兄弟，一同杀死。这一年是三月十一日。贼人得志后，因彭氏倡议义兵、图谋攻打自己而愤恨不已；文远以下的兄弟、子侄，有些先前已经在军中，有些逃藏在田野里，也都被捕杀。从文远以下共十九人，另有妇女二人。我太祖高皇帝既已承受天命，削平僭乱，以兴起太平。彭氏族属中幸存的人休养生息，至今已经七八十年，日益繁盛，大概是诗书礼义的恩泽仍未衰竭。然而他们的老人闲居时，族人坐在一起谈论往事，没有不感慨文远兄弟的英风义烈，并且深深想到那些死于灾难的无辜者；大家都不能把他们归葬，也有人无从延续后代，所以悲痛不已。彭嶷是文远的再从曾孙，是项城县令仲恭甫的贤子。他听到老人们的谈论，内心有所感慨，于是在雩溪大塘口的原野上开辟墓域、营造墓穴，依照礼制分别制作木主，于宣德三年七月十五日招请他们的魂魄前来安葬。又奉项城县令之命，置办附近田地九亩，供每年时节祭祀使用。这样一来，即使死者有知，大概也可以在此安息而没有遗憾了。唉！自从丧乱以来，奸邪之徒放纵肆意，善良柔弱的人多半死于非命；能够奋力讨伐贼寇、舍生取义，像文远兄弟这样的人，实在很少。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宗族兄弟能够在很久以后仍为之悲哀，并把他们迁归安葬，使祭奠有处，像彭嶷这样的人，也很少。那么彭氏难道真可以说是笃守义道吗？这些事情都值得立表彰显。彭嶷来到京师，通过他的姐夫、督府经历项斐，请求我写一篇文章，想带回去刻在石上。所有死者的姓名和安葬次序，都详细刻载在碑阴。《江君文博墓志铭》【熊遇】国家定都燕地，那里距离蜀地最远，吏治不能和中原相比。如今各县都把粮食堆积在仓中，人们收藏粮食只是为了办理文书罢了；然而稽核法律很严，主管地方的人最终想周济百姓的艰难困苦，必须逐户出外核查，并不是早晚之间就能办到的。聚集野外粮食的，大多只是富民。军队不能掌握这种权力，就无法运用平粜、兴积、施舍等政策。即使能够掌握这种权力，急忙夺取富人的粮食，他们内心也不会满足。从前蜀地的卓氏、孔氏、程氏、郑氏之类，财富可以比拟封君，隐藏在民间的百姓都来求取食物，因为他们独占山林川泽的利益。《周官》以薮泽之富而著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他们和如今靠努力耕田、经营商业致富的人所承担的责任不同；把过去和现在混为一谈，怎么可以呢？嘉靖元年以来，蜀地一共发生三次歉收。最初是戊子、己丑年，部使者劝导百姓发放粮食，太平江文博和他的父亲共捐粮一千五百石。部使者上报此事，按照卖爵的等级，应授予指挥使的称号。文博说：“暗中行善并不是为了显名，我如果接受官阶，哪里比得上实现自己的志愿？我家世代只是平民，谨慎地谢绝并退还这项授予。”文博出身农商，并不像卓、孔、程、郑那样有独占的利益。唉，要做到像文博这样，难道不困难吗？后来官吏满足于安抚富人，丙午年百姓于是陷入困境。

译甲寅年歉收时，富人有的尚且不能养活自己，更没有什么可以接受荒废产业的人，所以文博去世时走在乡野间，有人感到悲哀。文博名溥，姓阮。他的先世是湖广麻城孝感乡人，元末为躲避南锁红巾之乱，进入蜀地定居在太平坝，于是成为富顺县人。高祖德七，娶江氏。曾祖文仲，跟随母亲改姓江。祖父琦，父亲志銮，原是儒生。母亲陈氏，年轻时跟随父亲经营奇货，往来于蜀、楚之间。长大后代替父亲经商，秋冬闲暇时便乘船顺江下行到江陵，在洲渚之间仔细观察市场，披散头发站起来，解开缆绳开船，伸手做势招呼船工，在白浪中与他们相互呼应。夜里大声呼喊，惊吓盗贼，一点也不懈怠；于是贩卖布匹，揣摩它们的长短，辛苦探查各地货物的好坏，亲自前往经营，手拿算筹，上下计算盈亏，大约三十年便凭财产成为豪富。因此他喜欢周济穷困，修建寺院、供养僧人以作佛事。像这样，他资助同父异母的弟弟鹗、鸿、鹏求学，总是推让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他抚养亡姐之子陈良文，也把他当作亲生侄子。异母妹妹嫁给荣昌人李垣，他也多方周济。家中有几个养子，他都分给他们产业。文博喜欢有所建造，墙角、窗牖、屋椽，无不安排得丰俭合度；茅草、涂彩，也没有不修建得壮丽的，用来奉事他所尊敬的人。他调节寒暖，使其合乎节令；对庶母王氏无不恭敬侍奉。他的礼法、孝行和友爱，并不是从书札文字中学来的，大概是天性如此。文博晚年才开始参加科举，却已经能够教育子弟；孩子五岁便送到外面就学。所选择的老师都是有文章声誉的人，并以厚礼相待。后来汝峨、汝岷相继成为学校生员。第二年，汝峨成为廪生，于壬子年以明经科考中乡试第三名。汝岷要到京师去，文博送他到三十里外，嘱咐说：“我已经老了，希望能看见你建立大业，光耀门望。”等汝岷回来，文博说：“你给我带来了三年欢乐安宁，难道还要计算是否考中吗？”他天性爱下棋，汝岷想让父亲高兴，便摆开棋局争着落子，喧闹的声音四处都能听见。他又崇尚饮酒，以此养成欢乐。人们说：“精神精纯而使用不竭，是长寿的征兆。”五月初一，他和客人下棋，客人多称病不来。第二天他便卧病不起，别人问他病情，他说：“病是饮食造成的，我还等着两个儿子一齐成名，难道祭祀的礼器值得忧虑吗？”五月五日，他交代后事，告诫子孙要勤于耕作读书、节俭持家，并召集亲族告别；八日诀别时说：“我明天就要回去了。”第二天果然去世。文博对待别人，无论年长年幼、贫穷富贵，都以资财和善意抚慰帮助他们；不向官府求情，执法刚正、言辞严厉，也不徇私顺人。乡邻有争端，他总是替他们公平调解。乡里遇到紧急或困难的事情，彼此也互相扶助，因此乡人都为他的去世而悲伤，并不是虚假的感情。这确实应该为他作铭。铭文说：“取夺财物来使自己富足，已经如此还不满足，又继续增加，内心明白，却好像不知道羞惭。疏浚财利使自己深厚，已经如此还不满足，又继续加深，茫然无际，好像身在梦中。亲自承担劳苦，却让别人停止艰难；向他乞求便能得到，逼迫他便会争斗，怎么能强行夺取呢？虽然人各不相同，情怀大概却是共同的常情。望见屋舍便张口求食，好像有人在那里歇息；遭受灾祸而仍然充实，好像有人在旁扶助。啊，江氏啊，不改变自己的方向，因此得以昌盛。龙坪蛇蟺，墓地封土如堂。后世千百年，经过这里的人都扶轼致敬，读到这篇铭文，最终必定认为它美善。” 《桐乡少府戴君墓志铭》【魏良弼】万历二年岁次甲戌夏五月，戴君的两个孤儿将要把他们的父亲葬在马耳山祖坟所在的原野，来拜见我，请我为墓写铭文，希望使它永远光显。我悲伤地想起，少府去世是在嘉靖己未年六月，算到今天已有十六年了。我叔父中有一位做君父亲的岳父，离开我们至今也有三年多了。少府风度美好，面白而脸色红润，衣冠整齐，只是缺少老师和朋友。我说，十户人家中也会有忠信之士，大概少府就是这一类人。让他低身去做小吏，并不是他所安心的事情。假使他能得到老师朋友的教导成就，他后来所达到的地位，一定会远远超过同辈；这样，他的内在才能与外在仪表才会完全相称。嘉靖初年，世宗皇帝登极，励精图治，议定礼仪制度，凡是祖宗制度尚未完备，或虽已完备却不合义理的地方，都孜孜不倦地征求意见，以求制定完善的制度。我当时错误地充任补阙，出入宫禁，希望顺从并辅佐皇帝、匡正补救，尽忠补过以报效国家。当时有进言，承蒙皇帝采纳施行；但也常有触犯圣颜、在朝廷上直谏的事情，凡涉及国家典章的事，不能不直言。轻则遭受辱骂呵斥，或者被夺俸禄；重则被逮捕治罪、拷打审讯；最重则受廷杖。皇帝的怒气开始时得到发泄，不久又追悔，最终也没有把我罢黜，这也足以证明圣德确实有所体现。凭我这种狂直、刚愎而愚拙的性情，侍奉圣明睿哲的君主，又经历了七八年之久，怎能忘记自己在进言方面的昏昧，以及中间触犯龙鳞、蹈踩虎尾，履行危险、冒犯险境的经历？苏轼所说的魂飞汤火、性命如鸡，正是这种情形。圣明的君主升遐之后，我这个刚直的臣子还侥幸苟全性命，这实在是圣主宽容的结果。如果不是海内异姓而志同道合、情同兄弟的南野、念庵、龙溪、克斋诸公，以及您和陈曜公、罗显君等人分班值守，昼夜防护，并供给药物，那么我早已登上鬼籍，哪里还能活到今天？不然，被杖打死的人难道还少吗？何况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屡次下狱受杖，也不止一次。今天为您铭刻墓碑，追忆四十年前共历患难的往事，不觉吞声饮泣，再次感到悲伤。您如果有知，应当知道我的胸怀，就像知道这山的高、水的深一样。从此以后，士大夫中有许多人了解您，您也知道自己所应建立的事业。我罢官南归时，您也和陈君送我到湾边；那时我还带着杖疮，哭泣着分别，以为再也不会相见，哪里会想到今天？只是从那以后彼此疏远，不能像在京城时那样早晚往来相处。哪里料到今天还能为您铭写墓碑呢？少府世代居住在戴坊，远祖有清楚的渊源。宋代曾有一位做评事的先人，任职于桐乡，听闻古代朱邑的高尚风范，知道应当建立什么事业；后来补任山东掖县的官员，在海边捕盗。倭夷突然来袭时，他率兵设伏，出奇制胜，大败倭寇，斩获很多。蝗虫成为庄稼的灾害时，您率领百姓祈祷并捕捉蝗虫，当年获得丰收，百姓都爱戴您。您可以说是上得信任、下得民心；凭这样的政绩从政，职位无论高低又有什么关系呢？

译人们说五十岁不算夭亡，您享年六十二岁，是在乡里获得长寿的人。得到朝廷一命之恩，恩惠流布两县，地位比常人高出一等了。桐乡的俸禄用来奉养双亲，年过五十之后仍有终身仰慕父母的孝心，还有什么遗憾呢？我为您写铭，也为您作歌。铭文说：锦水的戴坊，源自剡江。这里有吉祥之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合乎义理。把俸禄转给父母，做官使百姓安康。隐遁于洪都，徘徊在溧阳。桐乡啊，桐乡啊，官职虽不卑微，仁慈和乐，百姓依依恋恋。众人都将沉溺，您把他们拯救出来。掖县的少府，推行春巡很早，盗贼平息，百姓安宁，考绩上等。难道是压制百姓去吃蝗虫吗？您的心思多么深远！袭击郡中的倭寇，声威震动海岛。不要让我们的公离去，我们的公一旦归去，百姓就会有饿死者。马耳山的形势时低时高，山回水绕，仿佛堂屋有屏障；若依卜辞所说，这地方吉祥，最终一定美善。将来会看到厚德流传，清光长存。《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 墓文二十九 义士 中顺大夫、南京鸿胪寺卿观吾史公名朝宾墓表【王樵】从前椒山杨公下狱时，权奸摘取他奏疏末尾“援证二王”一句，诬称他有离间之意，想一定置他于死刑。刑部尚书何鳌、侍郎王学益都是奸党，争相顺承权奸的意旨，以防止杨公获释为务。这件事归山东司办理，当时以员外郎代理司事的，正是观吾史公。史公坚持认为不可，说：“杨继盛有什么罪？”堂官知道不能改变他的意见，便亲自编造狱案交给山东司，以“诈传亲王令”论罪，按法律应当弃市。史公于是写奏疏说：“杨继盛的话虽然错误援引，但内心实在没有别的意图，只希望陛下怜悯他的狂妄愚昧，宽赦他，改为远方遣戍，以保全好生之德。”奏疏上呈后，史公被贬为泰州判官。等到权臣事败，史公才恢复原职，升任南京大理寺丞、鸿胪寺卿，本将受到重用，却已经去世了。大宗伯袁安节公曾为他写过墓志。过了若干年，他的儿子继芳又来求我写文章，为墓道作表。我和史公不仅是同年，并且彼此相知；他的尊父商崖先生曾任金坛司训，我因此在学舍认识了史公。先生曾梦见说：“公宴上，观吾公和我的兄弟们排列而坐。”他大概是预言我兄长，却没想到我在丁未年考中进士。我后来跟随史公，果然应验了先生的话。唉！我和史公的交情并不浅，难道忍心不为他说话吗？史公名朝宾，字应之，“观吾”是他的别号。他从小性情凝重。商崖先生厌恶近来应试读书人学问没有根基，不让他到外面拜师，史公便和堂弟朝宜、朝富每天相互讲习。史公凭深沉的思考，尤其自认为是独自从鲁学中得到成就。督学朴溪潘公考试时取他第一名；这一年他考中乡试，第二年刚满二十岁。此后他四次参加会试都落第，但自信更加坚定。嘉靖丁未年考中进士，会试为本房第一，廷试列二甲第四名，授刑部主事。因狱事牵连被外放贬谪，当时曾写信给椒山说：“我争辩这件狱案，已经准备以死相争；之所以还没有死，是希望能把您从死罪中救出来。您幸自珍重。”椒山就在信后题字回答说：“您的苦心实在深厚，我和您已经诀别了。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努力不要懈怠。”这大概就是观吾公一生行事的概况。我由此很有感触。嘉靖初年，上面皇威伸张，下面言路开放；一时皇帝所倾向的意见，起初似乎很难改变，等到真相显露，获罪和诛罚立即施加。最受宠信的莫过于张永嘉，但他也多次被逐。后来皇帝到了中年，迷恋长生，兴办祠祷；严嵩凭借谄媚巧言顺承皇帝而掌权，达十多年之久，攻击他的人很多。只有椒山杨公列举严嵩十大罪状，使朝廷内外震动，连严嵩自己也知道无可辩解，必将受到诛杀，并且知道自己将要败亡。皇帝英武果断，最终诛杀了他。杨公的话未尝没有实现。世上了解史公的人，有些实在太浅薄了。我看见他对兄弟亲族感情深厚，对自身操守谨慎。他平日说话木讷，好像不能说出什么话来；可是不可改变的节操，遇到事情才显现出来。即使他从容说出的几句话，对于拯救杨公没有实际作用，但杨公被诬陷并非有罪，这一点已经明白昭著。说他对正义有所帮助，难道不对吗？我看世上的议论者动不动就说名节、气节。所谓节，不过是看义理所在罢了；气又有什么用，名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所谓的节操，究竟是意气，是名声，还是另有所图呢？征仕郎、中书舍人余山秦君墓志铭【吴中行】士人本来有这样一类人：默默修养自己，清白得像不受污泥沾染，足以自立于世；偶然遭逢机会，遇到奇异高尚的节操和伟大的事情，急于救助别人的困厄，甚至把别人的生死存亡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急，因此为世人所谈论，只因一节一事而获得名声。到了当时歌颂功绩、身后流传赞誉时，有时反而掩盖了他的平生。唉，这种被人夸耀的说法，正是士人所不屑居有的。因此我为亡友秦君的墓作铭，记下这些感慨。秦君正是那种敦厚地处理人伦、扶持义理、操行广博，足以自立于世的人。君名柱，字汝立，是太守次山公的幼子、太守凤山先生最小的孙子，所以自号余山。他天资极聪慧，喜好学问；虽出生于富贵之家，却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十七岁时凭明经补为县学诸生，文章日益有声望；但体质多病，不能参加有司考试，后来以资入上舍，成为南京太学生。他游学京城东部，曾使六馆之人倾倒；谈论稷下学术，能使千人废然失色，当时声名不下于郭泰、田邑。金吾统领太傅朱公与君是中表亲，尚未见面就已仰慕他；朱公有权力推举人才，素知君文章精美、精于楷书隶书，适逢诏令选拔中书舍人，便把君的姓名上报，忽然派檄文召他授官，而君自己还不知道。中书舍人号称内史，地位华贵尊重，即使重金行贿、找后援也不容易得到，君却只是因为太傅公的推举而得到，起初从未有所请托。众人艳羡，认为他遇到了知己和机会，但君其实并不愿意这样。君虽列身侍从，却以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小成就为耻，更以跟随各曹同僚唯唯诺诺、弯腰低头为耻。因此，贤能的公卿都屈尊礼遇他，而贵游官员中却有很多人侧目。元辅新郑公与君有先世交谊，又很看重君的才干，待他十分优厚。后来新郑公任次相，被宦官中伤排挤，独自乘车上路；侦卒和缇骑四处搜捕，登记送行者的姓名。过去自称是门墙弟子的人，一时都躲开了，只有君独自送他走到百里之外，并对跟踪的人说：“告诉你们的主人，我就是中书舍人秦某。我怎么忍心不做翟公的朋友呢？次相和宦官互相结纳，势焰很盛。等到矫诏夺情的议论发生，我和赵常熟上疏招来祸患，估计免不了一死，便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君。我们在宫阙下受杖后，当天就被编入民籍，逐出都门外。我当时气息奄奄，多次昏厥又苏醒；侦卒缇骑再次四处搜捕，登记同我交往者的姓名。过去自称是知心朋友的人，一时都躲开了，只有君独自租屋，带着医药，从我的伤口中救活了我，并对跟踪的人说：‘告诉你们的主人，我就是中书舍人秦某。我怎么忍心不做邹正言的朋友呢？’到了这时，君……

译实在一天也不能留在京城了！不久，君被调任鲁府审理。本朝旧例，从未有中书舍人迁任王府官员的事情，今天竟从君开始。任命文书下达后，人们无不感到新奇惊骇。君却说：“我已经触犯禁忌、抵抗罗网，没有下诏狱治罪，反而让我做王府官，已经是幸运了！即使做王府官，也仍然在仕籍之中。那些报复我的人，难道会就此消除怨恨吗？”当时冰雪阻路，柴薪也断绝了。不久，果然又以考功法论罪罢官。过了很久，宰相和宦官也相继获罪罢职。我和赵常熟蒙受恩典获准复职，日夜谋划如何为君申冤。当时因为阻力很大，议论难以实行，也暂且搁置了。假如君把官职看得很重，那么从前就会把我所托付的事看轻；又假如我能够为君申理，那么现在一定也能够使他显贵荣耀。我却再次因为违逆世俗而让君归来，最终使他以除名收场。这更足以彰明君的志向，也差不多可以解除我对他的亏欠了吧？君豪迈俊异、爽朗通达，洞察事理深处，时常显露锋芒，善于持论，不轻易随意答应。他所结交的人，若能在心中相知，便可以用生命相许；否则即使对方显贵尊重，他也不合乎义理地接受对方以‘你我’相称。他的内在操守尤其孝友纯厚完备，侍奉父母，无论奉养生前还是料理丧葬，都竭尽感情、遵守礼仪。侍奉伯父和兄长，更是和悦敬爱。家族门户的徭役，则由他独力在其中支撑，即使极其劳累、耗费很多，也不分彼此。凡是接受别人托付而替人谋划的事，他一定忠诚守信。到了别人把他当作危急时的依靠，他便慷慨舍身前往救助。他常说：“平日总是相互往来，一旦遇到一点利害，反而翻脸不肯伸手相助，正如韩昌黎所说，这不是大丈夫。”郡人蒋某把一幅绛帖留在家中，不久去世；二十多年后，君把他的儿子招来，将绛帖归还给他，所得厚价用来救济蒋家。浙江人童某卖书，恰好擅长作诗；他的母亲去世，家贫不能安葬，君拿出室内的钗子换得二十金送给他，帮助办成丧事。本县某人一向与君交好，君怜悯他去世后留下衰老的母亲、守寡的妻子和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每年都用粮食和布帛周济他们，直到孩子成人才停止。福建人林某一向仰慕君，不远数千里来投奔；君为他提供馆舍、衣服和食物，过了很久又资助盘缠，送他返回故乡。某人的儿子被人诬陷，使他的族人受到法律牵连，无法自行申辩；君便到官府替他诉说，事情才得以查明。至于他拯救危难、扶助困苦、排解灾难纠纷而无所图求地行善，大多就是这样。君平素没有别的嗜好，只特别喜欢接待宾客，又喜爱古代金石、图书史籍和名家法书，购买收藏了数百上千卷，其中亲手用朱笔墨笔校勘的有一半。至于搜罗稗官野史、散佚文献、残缺碑刻等各种资料，让侍史抄写、摹刻的也有一半。纸笔和饮食的费用，使他的财产耗尽也不吝惜。四方的贤士豪客又没有不来拜访他的，君接待他们从不厌倦，尽力筹措有无来供给他们。仆人马匹的费用本来就多，日益扩大声名，日益兴盛，而家产却因此逐渐败落；他割让肥沃的田地，变卖器物，甚至停下筷子也不足以偿还债务。到他去世时，家中四壁空空，钱袋像被洗过一样。如今他的孤儿变卖图书史籍来筹办葬事，令人悲伤！贫困至此，也足以概括君的一生了。君作文典雅流畅，内心情感真挚，却常常秘藏，不肯拿给别人看。书法楷书宗法欧阳率更，草书宗法孙过庭，都足以传世，称为名家。君生于嘉靖丙申年六月十六日，卒于万历乙酉年九月二十六日，享年仅五十岁。从前我在丁丑年经历周旋患难，只有君和朱君嘉是陪伴我的两个人。君因失去官职而获得声名，朱君则因为没有过错而没有声誉。朱君出生比先君早两年，去世比君晚一天；我恰好在这时乘驿车抵达故乡，都得以亲眼看着他们入殓并为之哭泣。唉，我曾舍弃生命、踏入不可测的险境，本当死去却没有死；君和朱君都是仁人，身处安稳、遵循常道，却又都未享高寿，不应当死，却一同死了。难道在生死之际，上天是有意安排的吗？还是没有呢？秦氏的先祖从淮海先生开始，先生的儿子湛任常州通判，因而定居武进；传到第十代为瑞，五次入赘无锡，于是在那里登记户籍。又传五代到霖，霖生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书、谥号端敏、名金的人；金生姚安知府、名汴的人，这就是君的父母。母亲称杨恭人，妻子称蒋孺人。生二子：长子延烝，是县学诸生，娶顾氏，顾氏是太学生武阳君的女儿；次子延赤，尚未婚聘。生五女：一人嫁礼科给事中吴君，名子桂芬，是县学诸生；一人嫁乡进士曹君，名子道孙，是太学生；一人嫁广西布政司理问成君，名子衮；一人许配顾君，名子本，未婚夭折；一人许配礼部主客司主事华君，名子师，也未婚夭折；后来又许配光禄寺署丞朱君，名子肇敞。延烝奉蒋孺人的命令，在某年某月某日把君葬在姚湾的新墓道。君天赋所禀，具有长驱直上的高远气概，耿介凌厉的精神显现在眉宇之间；又博览精通经史，致力于深思沉潜，稍稍获得学问的力量后，便一生矫然自立、修养品行。等到见到合乎义理的事情，一定去做，随遇而发，就像饥了吃饭、渴了饮水一样，有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如此。总之是内心足以满足自己的志愿，对外却不夸耀自己的才能罢了。世人把官职看得重要，于是因为君失官，反而认为君很重要，并且津津乐道于他一节一事，这实在是太浅薄地了解君了。了解君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我不为君作铭，又有谁应当作呢？铭文说：君扶助我使我活着，我在君死后为君作铭；谁能推测其中的缘由？君在义理上没有遗憾。以利益伤害义理，是君所鄙弃的；以事功成就名声，也正是君所羞耻的。有形之物终有边际，不能磨灭的是志向。姚湾的墓道，是君归宿的地方；将在这里考察德行、征求贤名，千秋万代享受祭祀。万腾霄墓志铭【杨麒】正德初年，宦官刘瑾掌权，用严酷刑罚胁迫群臣，索取他们的贿赂。早晨有人说要送贿赂，晚上还没有送到，杀身破家的灾祸便随之而来。朝廷内外的士大夫，只要不依附刘瑾，往往就被他用危险的法律陷害，甚至有人不能让自己的尸骨保全于地下。人人都战战兢兢，没有人敢说话。于是刘瑾搜聚的财货堆积如山，他的势力几乎足以动摇国家。当时我乡先达、今任方伯的弋阳吴公克明镇守泉州，也遭遇这场祸事，被罚米五百石。吴公在官府任上，没有办法缴纳，只好向别人借贷，却没有人答应。他听说万腾霄家富有，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万腾霄慨然说：“我本来就知道吴公的为人。吴公遭难，我怎么能吝惜财物呢？”于是把所有钱财拿出来，借给吴公五百金。吴公的危难因此解除。第二年，他卖掉田宅器物和衣服，计算本金应产生的利息，带着本息前来偿还；万腾霄只收回本金，坚决不肯接受利息。由此万氏的义行传开，邻县乡里的显贵者都降低身份同他交往，并且更加收敛约束，不敢放纵。正德甲戌年，逆藩宸濠请求朝廷允许设置护卫，大学士鹅湖费公知道他将借此实现不轨的阴谋，使乡国受害、朝廷陷入危险，便在朝廷上明白说出此事，极力加以阻止。

译宸濠因此大为怨恨，设法除掉费公。费公离职三年后，宸濠唆使三个仇家姓氏的盗贼攻打费公的家，杀死他的奴仆和兄弟，毁坏住宅和坟墓，把财物牲畜抢掠一空。那时费公的堂弟子章被捕，费公怜悯他早年丧父、没有兄弟，竭尽力量谋划保全他的办法；但这件事非重金贿赂不可，而费公却无处筹措。腾霄听说后哭着说：“费公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费公不顾自己的家来救济乡人，我怎么忍心吝惜钱财而不替费公设法呢？”于是首先拿出一百金帮助借贷，乡里讲义气的人受到感动也纷纷响应，终于把子章从盗贼的巢穴中救了出来。他的行为大多都类似这样。唉！世道动荡的时期，人的生死祸福似乎全都系于财物。小人习惯观察世局变化，知道势力所看重的正在这里，于是只以货财力量为矜夸、为崇尚，不知道其他东西是什么。屠夫和卖酒等琐屑之辈，握有盈余财产便自以为雄强，挽臂挺胸，傲视市场中的众人，却不知道名位器物为何物。他们往往趁人危急，借机图谋大利，只求更加富有而不顾别人的困苦。胸中的仁爱生机被贿赂侵蚀得几乎全无，甚至借助余力来快意报复平生的仇怨，只要能够发泄胸中愤恨，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像这样的人，全都是腾霄的罪人。君子凭借财富来施行义，小人凭借财富来助长悖逆。像腾霄这样的人，难道不近于君子吗？腾霄发家，是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取得的。他年少时丧父，贫困潦倒，却有机敏才智。先前给事中王公玉湖见到他，认为他很奇异，知道他不会一直困顿，便借给他大笔资金，让他经商。于是他辛劳奔走，经营运输，早晚勤勉警惕，不敢自我安逸。几十年后终于成为巨富。家业成就后，他不忍独自享有富厚，便寻找族亲中不能自立的人，按照各人的能力资助他们，让他们从事商业。因此腾霄的族亲很少有无所归依的人。财富得来极其艰难，本应极其怯于守护；如果只知道怯于守护，那么前面所说的那些义举就都不可能有了。然而腾霄所做的竟这样卓异，不也与常人不同吗？腾霄名伯升，祖父名普，父亲的同胞兄弟名友成，母亲姓丁，世代是上饶县人。娶李氏、吴氏、韩氏为妻。生两个儿子：长子永鉴，是吴氏所生；次子永钊，是韩氏所生。两个女儿：长女为李氏所生，次女为韩氏所生。孙子一人，名璋；孙女一人。腾霄于嘉靖壬午年夏五月初八日癸丑去世，生于正统庚午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三岁。于嘉靖三年甲申五月十四日戊寅，葬在上饶乡的滩头陂。系铭说：财富丰厚、资财充足，又有什么用？王家的子孙困顿无食，我便给他饭吃。世路险恶动荡，我的心却不改变。恭敬地尊重尊贵者，帮助他渡过险阻。考察古代，也有卖絮的商人、逃亡的渔父等人，难道都是为了谋利吗？其中自有不变的人性常理。啊，腾霄！你的行为高迈卓异，子孙将享受善行带来的福报，而且不会只惠及你自身。《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八，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三十 名士 《林石峯表》【张岳】正德己卯年春三月辛亥日，武皇将要南巡，朝廷内外喧扰不安，群臣接连上疏进谏，皇帝发怒，责令最先进谏的人跪在外朝等待五日，并下令罪责只追究后来进谏的人，使他们不敢再谏。丙辰日，行人司上奏继而进谏，皇帝更加愤怒，命人把他们一群群揪走，投入诏狱。第二天，大理寺全寺官员接着进谏。又第二天，工部所属三人也接着进谏。皇帝读奏疏后大怒，比对行人司更加严厉，下令给他们锁住颈项、铐住手足，放置在朝廷中暴晒五日，又押回诏狱等待后续命令。当时我充任行人司官员，同年长乐人林君质夫任大理评事。质夫年长我十多岁，素来体质瘦弱；被拘系戴械出入时，神色气度闲静，竟和骑从出入棘署没有区别。过了四个月，壬申日，他在狱中受杖。又过五日，到丁丑日，他在宫阙下受杖。质夫两臀没有一块完整的肉，鲜血浸染街道台阶，最终杖刑停止时气息已经断续，抬到同年刑部主事郑君与聚的住所，随即断气，准备入殓。我当时卧病在伤疮中，不能去看质夫入殓，却亲眼见到他死亡的情状，为他伏枕流泪多日。这年夏六月，我被贬为南京国子监学正，便顺路前去省视，便带着质夫的灵柩同行到延平，交给他的儿子逢春带回去安葬。质夫为人忠孝，沉默而内心清明，心事没有一件不能质问鬼神。他侍奉父母、居家生活，孝顺、友爱、恭敬而节俭；与人交往诚信周详、明察谨慎，不因任何一句话而轻易对人产生喜怒，可以说是贤者。质夫未死时，士大夫中了解他的人大多只说他清白自守、雅正严谨，是乡里的善人，却没有卓异奇伟、足以惊动人耳目的地方。因此执笔写作的人也无从记述、流传他的事迹，以至于身名一同湮没。像先生这样的人，我了解得很详细，却只能记述到这里。想凭这些文字取信于今人、传给后世，使先生长久显扬，也不知道我的话究竟能不能做到。可悲啊！先生于嘉靖戊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先娶王氏，早年去世；后娶吴氏，她侍奉丈夫，没有违背妇德。生四个儿子：淡、洵、液、涵；一个女儿，嫁给林春晖。孙子二人：有极、有枢。墓在晋江县三十二都石璧山原野，坐北朝南。于己丑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葬。为他撰写行状的门人张天衢作铭说：以求学来成就自己，做官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我为您的坟墓作铭，千年之后也不会磨灭。陈存斋墓碣【吴鼎】从前国家强盛的时候，著名大国和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儒林世家，传授经学，学业有成而年老；他们年高德厚、风俗淳美，成为世人奉行的典范，难道会没有人纪念吗？仁和陈存斋先生去世已经四十年了，现在我特意为他表彰墓碑。先生名良心，字彦仁，祖上世代是河南杞县人。宋代有一位团练使跟随皇帝出巡，寄居上虞，后来迁徙到仁和。曾祖父振，任元代平江路学正，为躲避兵乱，在长兴山中买田居住，所以先生成为长兴学的弟子。祖父讳，任明代古田县学教谕，赠文林郎、闽县知县。父亲政，任南康知府，赠中议大夫、赞治尹。生母邹氏，赠孺人；继母张氏，封太恭人。因为幼弟良器贵为京兆尹，先生年轻时学习《春秋》经传，闭门讲诵，致力于探究其中奥秘，专心到不知道天早天晚，精勤就是这样。文章辞藻和议论气势纵横，常常压倒同舍学生。同舍学生都敬畏先生，认为自己在他之下，却只说他考取乡试解元、夺得魁首，就像举起一根秋毫那么容易。学政考定成绩时，他总是名列选首，按例应补为正式弟子、领取廪饩，但先生一点也不肯接受，已经多次推让给其他学生。四十多岁时，胡提学荣强令他领取廪饩，但他因为屡次参加乡试都没有中举。除了艺文诸经之外，他还得到游息于历代全史的机会，对历代史书贯通背诵，很少有遗漏和错误。各位儒生学士向先生考察古事、询问疑义，先生总能说出某事见于某史、某义见于某注疏；拿书册来核对，果然正确。因此，士大夫中的名卿显贵都推许先生为博雅君子。弘治改元时，先生六十一岁，应贡入京参加春官考试；考定天下岁贡生时，先生列为选首。第二年，顺天府推荐他参加春闱，他考取第二名。当时泉山林谕德瀚是天下士人中的贤者，阅览他的文章后说：“经史淹贯，对策尤其奇特。”先生到晚年才遇到知己。第二年，他分教江西新城，只任了三年，便升为丹阳县学教谕。先生平素矜持严肃，似乎不可接近；但给诸生讲授经书技艺时，总是孜孜不倦，彼此相处非常欢洽。诸生有时以礼物馈赠先生，先生接受而不推辞；但诸生贫困时，他又给予资助，调剂彼此有无，均衡贫富，师生亲如父子。先生曾感叹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凡庸之人，在于他存心如何。我回顾自己的名号，应该称我为‘存斋’。” 从此求学的人都称他为存斋先生。他最终死在丹阳官舍，当时是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日，享年七十二岁，归葬于故乡的祖坟，在钱塘甘溪之滨的丹阳。当地在名宦祠中为他设祠。先生不到四十岁时，原配张氏去世，他叹息说：“大丈夫的事业尚未完成，何必再顾及家庭呢？”在被推荐的那一年，他才续娶黄氏，侧室生一子，名宾；又有一女。孙子三人：炳燿、焕等；孙女一人。先生一生性情耿介，不隐瞒自己的志向，喜爱周济宗族。陈氏族人很多，子弟来求学时，他总是毫不吝惜地拿出钱财帮助他们；又写信召集众多子弟，平均给他们资财，说：“把这些作为纸笔费用。”并且感叹说：“世上的贵人，厌弃亲戚，谋求干谒和利益，斤斤计较，便厚藏财物、自我封闭，用来装饰车马衣裘。”可悲啊！先生去世时竟没有剩余财产来惠及子孙，甚至不能庇护自己的房屋和坟墓。先生有个堂侄的儿子名克昌，任吏部郎，感念先人的德行，买来石材，托友人吴鼎为他表墓。吴先生说：“我小时候，郡县挑选平民子弟补为学官诸生，他们的父兄大多不愿意让他们去，甚至有人因此逃避离开。

译如今却家家户户都为子弟谋求入学，争执不休，只怕落后于时机。人才果真兴盛了吗？还是衰落了呢？从前的士人如果不广泛学习、亲近老师，学业有成而意志坚定，就不能很早获得声誉。做官时凭名声和德行自重，即使官职卑微、俸禄微薄，也总有可以施行和给予的地方，不会去追逐繁华艳丽、令人喜爱的事物，别人也没有羡慕嫉妒之心。士人之所以难以出仕，大概是有原因的吧！”唉！后来的读书人束起书本却不阅读，反而胡说：“从前的人没有才干，却谈论天文、雕琢文章，年轻时就取得高第；稍微做官便抢掠厚利，经营营利、置办田宅，在乡里扬扬自得，以骄奢淫逸互相夸耀，他们的子弟争相羡慕。因此学校成了市场的门面，人们肩挨肩地进入，只盼望财物在其中。”唉！科举地位一天比一天高，人才却一天比一天低下。经过存斋先生墓旁的人，难道不应当对这篇文章稍加警醒吗？董子壬墓铭【许相卿】啊！这里就是董子壬先生的墓。董家过去富有资财，子壬生来聪慧奇异，以志向自负，把家中的产业看得很轻，远远想同富家子弟区别开来；他喜欢赈济施舍，仰慕贤达，所来往结交的，都是海内知名的士大夫。子壬腿脚不好，曾经脚上重重起茧，走了三十舍去东方拜见枫山公，他的崇尚贤德就是如此。对庸碌卑劣的人，即使是富贵人家的奴仆，他也把他们当奴仆看待，加以斥责讥讽。众人都责怪他迂腐妄诞，子壬却不改变，只有时时喜欢读书，世上流传的书没有不浏览的，尤其喜爱先秦古书，认为魏晋以下的书低劣，不值得学习。当时经义和程文流行天下，子壬在校场中，一篇也不收藏。同舍学生偶尔拿给他看，子壬读不到一两行，就大笑着丢开，说：“浅薄的孩子，竟敢侮辱圣人训诫！大丈夫都羞于称说。”有司考试得到子壬的文章，读不到一两行，也大笑着丢开，说：“奇怪啊，这文章将放到哪里去？”子壬因此连连应试都被黜退。弘治年间，他因推荐参加敷陈王道科，在宫阙前伏地献上万言书，论述政治得失，皇帝认为奇异，交给礼部考试，却被当权者阻挠。子壬原来把那些人视为奴仆，他们便阻止他，令他罢归。子壬自认为一生与世俗不合，于是更加放纵怪诞、无所顾忌，大肆谈论天地幽冥，远至皇王，近及古今显达之人，没有不加以评论讥刺的。人们听到这些话，都认为他迂腐；了解他的人则哀悼他的幽愤。有时他把这些情怀发之于诗，长篇短章，大多深奥典雅，值得诵读。然而家境日益衰落，他施舍的癖好却日益加重。钱粮摆在面前，来求助的人故意作出可怜的神色和言辞，他便任由他们拿走；拿完了，就又破产施舍，好像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道理。他的儿子极力规劝，他仍旧如此；他的父亲严厉惩罚他，他仍旧如此。后来家人又极力为此忧苦，子壬始终不改，直到双目失明，才像尸体一样静居、像雏鸟一样取食，守住黑暗而不显露光明；到死也没有怨言，只说：“我本来就应当这样。”佛家所谓业障，难道恰好就是今天这种事情吗？于是号为听光大师，三年后去世。去世时六十岁。子壬名淞，祖先是汴人。始祖武功大夫名健，南渡后居住在越地新昌；三世祖名潮，迁居海盐澉浦；八世祖名镇，迁居海宁钱山并在那里安家。祖父名慧，父亲名谦，母亲姓陈，妻子姓祝。生三个儿子：长子观，任医学正科，后来是他的弟弟湄，幼子益。两个女儿：长女嫁浙江都指挥杨辂的儿子杨和，次女嫁同乡周玠。孙子三人，孙女二人。子壬于正德戊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去世并下葬；辛巳年正月八日，他编成《圣学全书》《真儒荩语》《紫阳正脉》若干卷，收藏在家中。我听说子壬客居京师时，游历疲倦、困顿不堪，有人劝他走通达仕途、请人引荐以求进取。子壬作诗答谢说：“我腹中有书，却没有办法换来头上的官帽。浮云自来自去，难以应答鸿都的诏命。”众人都认为他迂腐。唉！他的迂腐，只是迂腐于当时的世俗，并不是迂腐于正道啊！铭文说：“形体容易损毁，这是至人的常事；可叹听光大师，竟徒然自我戏弄。活着时不被看见，死后才被看见；上天昏暗迷蒙，万古终将幽闭。胸中存有这篇文章，志向随你埋葬，却能勤勤恳恳照亮九地。踉跄而来，观看你所经历的世间。” 陶子沾墓志铭【薛应旂】陶子去世时三十九岁，去世后十一年才下葬。下葬前一个月，他留下的孤儿栋哭泣着请求薛子为父亲作墓铭。薛子是子沾的朋友，感伤悲痛，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交给栋，让他刻在石上。唉，子沾已经去世了。观察古今天下的士人，有了一种才能或一种节操，依附青云而显扬于当世、声名流传于后世的，不知有多少；而那些卓越奇伟、应运而生、超出同辈的人，反而一生坎坷，名声湮没而不彰显的，又难道少吗？子沾身材高长，像玉树挺立，气质性情豁达，刚满二十岁便想凌驾扬雄、韩愈，掩过颜回、孟子，曾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凭这样的人才，如果仅仅成为近代人物，就不是大丈夫。”乡里同辈于是称他为“陶痴”，说“陶痴”。但子沾确实不甘心成为平庸之人，刻苦用功，努力探究自己的志向；穿粗布衣，住简陋屋，吃粟饮水，安然自得。久而久之，他贯通经史，诸子百家、九流之学也都广泛涉猎，等到发为文章，又刚劲明切、工整精致，没有杂乱的辞句和冗长的话语。起初游学郡学，有人召请他，他不去；被选入国学，祭酒、司业急忙询问他，他也不私下拜谒。后来考中应天乡试，再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困居一室，闭门自得，饮酒作诗，只有身影与他相对；有人托事求他，他总是谢绝馈赠，不肯接受。同辈这才开始说：“陶子果然是以文章和气节著称的士人吗？”至于他精妙地领悟根本道理、向上探究圣学，那本来就是他自己所得，却没有人知道。唉！子沾大概是天下的士人，乡里交游尚且浅薄地了解他，何况天下的士人，连子沾都未曾认识，又凭什么称说他呢？可叹啊！子沾的尸骨弃置在原野，孤零零地只有一座坟丘，不能和那些凭一才一节并驰于世的人相提并论；说他是幸运还是不幸，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过，他同那些白发盘头、腰系金带、身佩玉饰，却聚集各种辱骂而死的人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子沾姓陶，名泽，子沾是他的字；跟随他游学的人称他为朴庵先生。陶家世代是常州武进的名门，先居横山，迁到郡城运河以南，又迁到城西的宋庄村。曾祖父名不详，祖父朂，任宁海州知州；父亲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是胡氏所生。生于弘治庚申年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戊戌年五月十八日。临终将要断气时，他拿笔写信，送给平生的朋友，说：“没想到竟然就此成为永别。”母亲年老，儿子年幼，他只希望再看一眼，却没有说一句话，安然去世。唉！

译在生死关头还能这样从容整肃，难道不是值得由此观察他的品德吗？著有《近思续录》《古本孝经解》《朴庵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娶徐氏，生一子，即栋；有一女，已许配谢某。君去世那年，栋才七岁，年幼而且家贫，不能办成丧事。如今栋成为县学生，逐渐有所成就，于是选定白鹤溪原野作为墓地来安葬君。君大概后继有人了吧？下葬之日是戊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铭文说：美玉毁在璞石中，谁来辨认它是圭璋？黄金沉埋在矿石中，谁来知道它是干将？谁说才华可以被阻遏？终究不能永远隐藏。归还给造物主，返回这广阔荒远之地。山川长流，高岳耸立；日光明亮，星辰闪耀。你的精神将与大地同久、与长天共存。中山先生墓志铭【许应元】嘉靖戊午年三月八日，中山先生张伯生去世。应元和广平太守翁相长卿前往哭吊，办理各种殓葬事务。第二天，浙江右布政使希斋陈公前来吊唁，又前往哭吊。陈公拿出俸禄置办丧葬用具，到灵前慰问他的孤儿，并在广平料理完这些事情。陈公说：“唉，伯生已经去了，不能让他在后世默默无闻，于是写下他的生平，请应元为他作铭。”生平状说：“伯生的先祖本来姓冯，是赵国的君子馆人。宋建炎初年，武功大夫冯宝南迁到吴兴；他的儿子忠翊郎冯安国在台州做官，死后葬在临海，于是成为临海人。曾祖冯拱杓，又迁到钱塘，做丰城主簿，生子冯存璘。存璘生子冯镇，做过福清训导，升任高安教谕。教谕公娶吴氏，生下先生，名乾元，字伯生。伯生常说：‘我是中山人。’学士因此称他为‘中山先生’。起初，教谕公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的朋友兼女婿张瑀把他抚养为子，因此他随了张姓。伯生常常对朋友说：‘我替张氏承继后嗣，最终还是要恢复自己的姓氏。’但最终没有恢复姓氏便去世了。伯生性情奇特诞放，喜好卓异不凡的节操，做事豪迈不拘，博览学问无所不窥，但总的来说是想用来建功立业。他讲解经书，也往往用后世的事情来解释；阅读往代典籍，称引历史上事情成败的例子，好像正在和那些当事人面对面交谈。他和人讨论学问，厌恶高深浮华，说：‘把它说得浅近些，我想让人吃到实际的果实。我知道贾谊、陆贽的学问。’学术道路荒芜已久，我要凭自己的力量开辟它。家世所学本来是应试之学，别人却只把它看作小技，而他以自己的才华自负，想凭独到所得取得功名俸禄。他说：‘假使让我通过这些学问承担当世事务，我还要这副身体做什么？’即使不能把学问施用于事务，也应当以直言而死，不能支支吾吾、随波逐流，去求取妇女儿童般的宠爱。他痛恨邪曲不正，常常喜欢越出常规谈论天下大事，也喜欢谈论军事。倭寇祸乱发生时，当权者和士大夫谋划战守之策，他没有一次不参与其中。他所提出的谋划足以使昏愦者有所醒悟，却没有人能够采用。他一生舍弃自己的事务，去救助别人的急难；曾替朋友办理三次丧事，减少自己的衣食用度，典当借贷置办棺木殓葬；族人姻亲中贫困而死的人，他终身都这样办理，从未改变。年轻时跟随先公到闽中，因此和希斋公成为交情深厚的朋友。后来希斋公来做郡守，几年后又任布政使，两人的交往礼数始终如一。希斋公没有因为自己显贵而对伯生另眼相待，伯生也没有因为自己贫贱而在求见希斋公时失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士人因此称许这两位贤者。先公去世后，伯生没有留下产业，便徒步进入台南山中，收取拖欠的债务，买了百亩田地。他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都把事情交给他们办理。不久，二弟丧失了资财，又因病去世，田地房屋所剩无几。伯生本来是胸襟宽大的士人，不能专心经营生计，贫困到了极点，叹息说：‘唉！士人贫穷而饿死，是职责所在。难道应当让老人和孩子辗转弃尸沟壑吗？’于是便同那些先已显贵的朋友交往求助，有人提出办法却没有实行。主人周济他，他便说：‘我所得到的正是应该接受的，而且可以借此使几个人免于死亡。’唉，这不也是从前高阳狂生、街亭卒那一类人吗？士人本有奢侈供养自己的，却有同胞兄弟中的一个不能进入他的家门。像伯生这样贫穷，却抚恤亡弟，收养姐姐留下的孤儿寡妇四三人，三十年不知疲倦。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写文章敏捷而锋利，多有奇气。所著《无事公传》《毛颖问答》等篇数千言，古诗文数百篇，瑰奇宏放，都像他的为人。然而最终困顿于科举，只中了一次。丁巳年秋，才被有司贡举，却已经病得不能起身了。他生于弘治戊午年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一岁。妻子陈氏，生三个儿子：靖翌、端广。”},{ 平之的铭辞就是这样。起初，我与应元、伯生、长卿以及仲凯、舜佐、邵楩、良用在吴山南面讲习学业。我们五个人志趣相投。伯生常说：“如果我们都能得到任用，愿意有所磨炼，在世上显露才华，并不希望互相推荐而取得高位。”当时伯生意气十分锐利，遇到世俗之人便不能忍心正视，心中有所触动，常常整夜嘟囔而不能入睡，起来点燃两支蜡烛，光亮一直到天明，三十多支蜡烛都烧尽了，天也亮了。后来我任泰州官时，伯生写信给我，十分自伤悲悼，文辞纵横奔放，并且说：“我们兄弟三人有田五十亩，平均分给三个人，三个人都会挨饿；把田捐出，则两个人能吃饱，一个人挨饿；这样还不如捐出去。”于是他把一处宅院连同田产全部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自离开，夫妻二人租住一间小屋。我写了一首戏谑的诗寄给他：“世事何必烦忧，白雪已经覆满头；可怜您三十岁了，意气仍然无可匹敌。肘边的金印何时才能挂上？城外如今已经没有负郭之田。”这是因为伯生常常自许有纵横天下的才干，又说：“我虽然穿着儒生的衣冠吗？然而我的气节却像侠士。”后来仲子贡还没有参加礼部会试就去世了；翁子、邵子一同考中进士，任郎官，出任郡守和州府属官。两人果然都取得了声名，可以传之后世，正如伯生所说；只有我最为不肖，混迹于末等之中，而伯生最终穷困而死。可悲啊！铭文说：“让骏马去捕捉老鼠，便会被猫狸讥笑；用干将这样的宝剑来缝鞋，还不如那根细小的锥子。壮士胸怀大志，期待着超越时代的知音；经营那一秉一庾的微薄粮食，却被小孩子讥笑。美玉因毁坏而令人欣喜，璞石完整却显得粗鄙；最终都在这里收敛归葬，唯有志气独自向上直指。” 《明文海》第四百五十八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第四百五十九卷，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三十一篇。名士。《郭半山墓铭》【王维桢】。我的岳父、安阳县丞半山郭公，于今年六月五日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郭岱奔走到京师，派人带着书信哭泣着告诉我说：“唉，我父亲竟然因为先前的疾病不起了！”临终时，他还睁大眼睛呼唤郭岱说：“如果你为我写墓铭，就要劳烦你的岳父王太史！”接着连声呼喊：“转达我的心意！转达我的心意！”郭岱哭着答应了，他才闭上眼睛。我亲手写信时惊惶迷乱、战栗不已，信写成后失手掉在地上；捡起来重新读过，便大哭起来。我已经为他设位，反复哭吊说：“华州乡贤王桢在北面啊，我就要在他的帷幕前同您诀别了。您的病已经说快好了，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痛苦啊！痛苦啊！郭公兄弟二人，人称凤谷公的就是他的兄长。弘治年间，督学邃庵杨公在华州考试士子，郭公和他的兄长都考取了高等。邃庵公极为赞叹他们，说：“如今这两位俊才，竟然胜过东氏家的儿子。”东氏，指副使葵轩翁的儿子；如今显达的四位公子，当时都是士人中有声望的人。然而郭氏的母亲实际上是葵轩的同母妹妹，所以葵轩的儿子，如车驾公、都运公、御史公、刑部公这四位，都称郭氏兄弟为兄弟，学业彼此不相上下。不过四位东氏公子早年就显达了，郭氏二俊便更加发愤，增进修养，每逢考试总是名列同辈之首；到了乡试、会试等大比，却屡次困顿而未能中第。凤谷最终以贡生身份任滑县丞，郭公任安阳县丞。当时与郭氏兄弟并称俊才的，还有管白泉，后来也因仕途困顿而担任泸州学官。乡里人说：“不要只看那些气势高傲的人，何不看看管、郭二人？”意思是说他们才气很高，却不能得到充分施展。起初郭公贡入太学时，天下各地才华蕴蓄之士不下数百人，郭公与他们交游时，众人无不敬重佩服他。过了很久，司成赵公听说后，派儿子来跟从他，说：“郭生是关中才子，跟随他一定能使自己的才气更加雄健。”郭公在安阳任职六年，受县令压制，不能专断政务，也不能大力施行自己的主张；所掌管的都是米粮、盐务之类的琐事，一到任就能办完，于是每天吟啸歌咏，把心中的抑郁不平全都发泄在诗中。他又为教化百姓作了几十章歌谣，都削去文饰而归于质朴，使人容易理解。安阳人崔后渠先生，以文章和议论冠绝一代，很少称许别人；看见郭公的作品，却常常赞赏。郭公既然对自己评价很高，又仗恃着守彰郡的官员是乡里后辈，所以那位官员常常尊敬礼遇他。如今郭公成了下属官吏，双方地位悬殊，那位官员便因旧日交往而对他少了谨慎敬畏，甚至加以中伤，于是郭公辞官归乡。归乡十年后，于嘉靖丁未年去世。郭公名从礼，字以行，原本是蒲城人。他的曾祖父瑄曾任栖霞县丞，归途中经过华州，喜爱这里的山川胜景，便买地定居，于是成为华州人。瑄的儿子名玺，玺有两个儿子，长子名经，任闻喜县主簿；次子名弦，任驿丞。驿丞弦有两个儿子，长子从义，号凤谷，就是任滑县丞的那位；次子就是郭公。滑县丞从义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山，任宝庆府通判；次子名岳，入太学。郭公生有一个儿子，就是郭岱，书法学习颜体，颇有名声，列名礼部儒士。另有郭岫，任江都县主簿，是郭公的堂侄。郭氏一族，可以说世代都有做官的人。郭公有三个女儿：王桢所娶的是长女；次女嫁给生员魏自修，魏自修的父亲曾任知县；小女嫁给生员东夏，东夏的祖父曾任吏部考功郎中；她们都是朱氏这位硕人生的。朱氏又为郭岱娶了知县李杰的女儿，李杰的女儿贤良。郭岱有三个儿子，名祐之、祜之，另一个还在襁褓中。郭氏虽然世代享有俸禄，但俸禄收入随即花费殆尽；为了给子孙置办产业，所以一旦罢官便陷入窘困。郭公辞官归乡后，管白泉也从泸州回来。两人召集乡里的长老，约定举行酒会，每月大约六七次，有时举行，有时不举行。每天郭公在家中设宴，郭岱和孙子负责劝酒，间或迎请各位女眷准备食物，按照招待宾客的礼数接待客人，因此很快耗尽了资财。然而郭公始终不因贫穷而忧愁，神情安闲自若，胸襟恢宏开阔。人们与他相处，大多亲近喜爱他；他也常常急人之难，却不谈论别人的过错。他的外甥、已故代州太守杨南涯，用“温厚坦旷”四个字概括郭公的品德，确实如此！郭公病重将死时，乡里前来吊唁问候的人接连不断，脚步几乎踏破了门槛。郭公生于成化九年五月六日，至去世时享年七十五岁。就在去世这一年的十月某日，将墓穴安葬在滑县。郭公的儿子郭桢遵奉遗命，叙述他一生经历的始末，于是作铭说：“杰出的郭公啊，唉！地位卑微而才华崇高啊，唉！杰出的人本来就容易穷困啊，唉！这里的屋舍长满蓬草，那边的栋梁却高大隆盛啊，唉！” 《张唯忠墓铭》【顾璘】。张君名翌，字唯忠，本是姑苏长洲人。洪武初年，朝廷改置天下的编户，把他的先世迁徙到上元，于是成为京师人。张君以上四代都是善人，却没有显达。父亲名晟，倜傥而有风义，曾经愤愤不平，想要使家族显大，说：“儒者取得青紫官服和地位，都在诗书之中，并不是真靠天命。我的年纪已经老了，责任在你们这些儿辈。”于是大量购买古书收藏在家中。张君性情沉静深远，理解父亲的志向，努力修习学业，能够阅读历代史记和本朝典故。平时除了向父母请安和父亲召唤，他从不越过门户；有时外出经过乡人身边，别人竟认不出他是张家的儿子。他家本在市中，对于各种俚语和嬉戏杂剧一概不通晓；每次面对客人，他只是自己探求其中的深意，茫然不知客人说的是什么，只一味唯唯答应，因此人们多以为他痴傻。他常跟随司勋陈宗之学习《尚书》。弘治甲子年，他以应天儒学弟子员的身份考中乡试，后来两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未能中选。他勤学不懈，在馆舍如同在家中，在船上如同在馆舍，从不被外物欲望夺去志向。等到回家后，家人问起京城的事情和所经过的城邑，他竟然都说不清楚。他任职大理寺时，每天取出狱案，审查详情和罪刑轻重，说：“要想在世上有所作为，贵在懂得法律，否则不过是腐儒而已。”他的学问即使是天文、地理、星占、卜筮、草木之类的书，也无不涉猎，并不是为了求取禄位。

译今年夏天，他梦见神灵说：“金公请你作调。”醒来后神色忧伤地说：“金是秋气，‘调’与‘吊’同音，这是秋天有人要来吊唁我了。”一天，他前往别墅，有人从城中来，说：“某坊失火了。”张君说：“那是我的里坊，恐怕会烧毁我收藏的万卷书。”于是急忙策马赶回，马匹瘦弱，屡屡跌倒，因此得了病，最终在九月六日去世，生年才二十七岁而已。他曾补写苏伯修《名臣事略》中缺失的内容，编定《元名臣言行录》四卷，又采集《宋史》中临奠大臣的礼仪，编成一书，名为《临奠录》，用来说明对大臣应当厚加礼遇。六经的道统衰微以后，学者大多被利禄扰乱心志；即使子夏的高足还说：“出门看见纷华盛丽的事物便欢喜。”何况下等的人呢？唯忠五岁时便显露才华，太常陈师召称他为“德美”，而不直呼其名。七岁时，他作应对之辞便超过常人；十三岁懂得读书；二十二岁考中乡试。世人常说聪明的人容易流于轻浮，但张君却如此恭谨谨慎、质朴诚实，难道不正是所谓笃信好学的人吗？可惜没有看到他达到最高境界。母亲周氏，继母罗氏，妻子郑氏，与张君共同生活多年，耳熟文义，甚至能够作文。儿子名鹤龄，女儿名淑贤，他们都根据张君病危时的遗言，请他的朋友陈鲁南撰写行状。十月某日，将把张君安葬在建业乡张家山的原野上。他的弟弟张翶拿着行状来请我作铭。铭文说：“颜氏喜好学习，却早夭而终。”唉，这里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他同样早夭，唉！难道说这条道不值得奉行吗？唉！天啊，天啊！实在无法穷究其中的道理啊，唉！《余山人墓志》【董份】。史官董氏说：“自古以来，人们就长久感叹人才难得。我读阅传记，看到那些违背时俗、放任自我的人，纵情任性、行为放逸，虽然大雅之作不予记述，史册却会记载他们，通达之士也会传诵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才华确实有奇异之处。我唯独为世人爱慕荣华显达、却忽视疏放傲世之士而悲伤；喜欢平常循规蹈矩的人，厌恶走特殊道路的人，所以拘谨鄙陋的人得以进用，放达不羁的人反而被排斥。那些卓异不凡、负有才华而不合世俗的人，活着不能被登记在籍，死后也不能得到铭诔；而富贵之家凭借权力和财产，能够把姓名附在名公先生之后，宣扬祖先，以流传后代，名公先生也往往借助文章，增饰夸大他们的事迹，使之更加显重。因此富贵之家即使有仁义，也能保存声名；贫贱之士即使有名节品行，声名却会被埋没。我私下对此深为叹息。”“至于我对余山人，也有足以悲伤的地方。即使让山人与世间那些功勋、德行和循规蹈矩之士比较长短，我知道他们也不能在同一天谈论。更不用说那些庸庸碌碌、沉浮于乡里的平常人，借着亲族的声势，背负着微小鄙陋的东西，却想有所寄托以传之后世；同这些人相比，山人又该是怎样的人呢？所以我略为撰述他的事迹，不让他的声名晦暗湮没而不显。”“山人字济之，起初自称月山，后来才称华阳山人。不过‘月山’这个称号在吴越一带流传于世，从士人到百姓，都知道有余月山这个人。他的先世是余姚人，后来迁到海盐；到了山人，又迁居浔溪。浔溪是乌程的大里，士人很多，举止雍容，喜好辞赋。山人喜欢游历那里，便租房住在大里的南边。他天性敏捷善辩，长于记忆和应答。年轻时曾跟随亲友偶然到郡府官吏那里，请求查看部使者下达的文书。郡吏很为难，约定要收取重贿。后来郡吏拿着文牒亲手给他看，山人刚一抬眼，便拉着亲友说：‘只管出去，出去后我来复述文书内容。’亲友再根据文书核对，发现他没有遗漏一件事，大家都大为惊异，称他是奇人。有人当面背诵他的歌诗，达数十首，山人都能一一复述，没有遗漏。有时难度很大，因为人数多，十几个人各自背诵数十首，山人也能全部复述，不漏一篇。他在背诵时还旁顾左右，嬉笑调侃，夹杂着应酬答话，好像毫不经意，人们因此更加称赞佩服他。他平日能够每天诵读数千字，但山人也自恃见闻广博，读书没有时间深入。读书不肯从事举子业，专门作歌诗，都是拿来就能写成。常常请人随意出韵，韵脚一完，诗句便成，往往一下子能写出几十篇；作品都节奏明快、声调超逸，慷慨激越而卓绝，见到的人无不称善。然而山人喝醉后颓然大叫欢呼，也好像毫不在意，人们因此更加称赞佩服他。可是山人也自恃作诗敏捷，在诗歌方面没有时间深入。” 他喜欢说大话，极力自我夸耀和奖饰，轻视在座的人。在座的人知道他才多而善辩，便纷纷设法与他辩驳；但山人诙谐百出，没有人能使他理屈词穷。在座的人全都被他说服了；他遇到富贵之人时，表现得更加过分、更加傲慢。”贵人听说他有才华，想要振济他的贫困，但见到他时他都拒绝了，终其一生竟然困顿不振。然而对于像茅勋部、蔡归德这样使他屈服的人，他又从少年时就认识，便竭尽自身而谦抑下交，这又是不同的一面。他家境贫寒却嗜酒，喜欢六博，常常置办一只小船，系在住所旁边；每次在吴越之间游历，好事的人送给他东西，往往装满一船，他便回来，多多储备酒食，遇到来访的人就让他们喝饱吃足，唱歌呼叫，夸耀自己所有的东西；几次打到鲜鱼，也全然不知道自己贫穷。有时请六博之家来赌博，一掷便输尽所有，于是又驾着空船出游，回来后仍旧和从前一样。有人劝他说：“凭您的才华，稍微自我收敛抑制一些，为什么要落魄到这种地步？何不趁现在还有人馈赠，逐渐积聚节省，买些田地房舍，为后日作打算呢？”山人于是叹息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不能闷闷不乐地随从世人，在人世间委曲软弱地求活；我只愿随心适意，以贫穷为乐。到了死的那一天，千金和空箱子是一样的，我又何必为后日打算呢？”于是更加放纵饮酒赌博。然而山人后来也依靠勋部诸子的资助，在吴江某地置有数亩田、数间屋，最终死在这里。勋部厚厚地赠送丧资，写信告诉归德和我，请我们料理他的后事。后来勋部被贬为广平郡官，而我北上，夜间在清河相遇，他托我为余山人作墓志。后来广平转任南驾部，我便寄钱替山人买墓地，并寄去墓志告诉山人。唉！像山人这样的才华，我为他作志，是为了让人知道贫贱之中也有奇才，不至于使他湮没；又可惜山人不珍重自己的才能，放纵旷达，终于因此而死。山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若干岁；父亲某，母亲某氏，继妻某氏，儿子某，女儿嫁给纪某，婚嫁在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地。《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余姚黄宗羲编，墓文三十二。忠义。孙炎墓铭【宋濂】。君名炎，字伯融，姓孙，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父文嗣，父亲显卿，都是儒生。母亲洪氏。君身高六尺多，脸黑如铁，一只脚偏跛。他读书几乎没有不通晓的，喜好雄辩，滔滔数千言，常常使满座的人无从应答，人人都怕他的口才。他擅长歌诗。元至正年间，天台丁复、同郡夏煜，都以诗闻名。君游学于这两人之间，日日夜夜相互切磋，更加领会诗歌的精微旨趣。他一下笔便挥洒而成，百张纸很快就能写尽，文辞光彩灿烂，震动江东。他平素喜欢饮酒，常和夏君对饮赋诗，各自努力写出奇作来争胜。每得到一首精妙的诗，便捶案大叫，喧声震动四邻。他所交往的都是当时的豪杰，有时出游四方。君既以气概自负，常轻视拘泥章句的儒生，常在众人中自夸说：‘孙炎难道是那些局促小器之辈吗？’然而最终没有容纳他的地方，只得困顿归去。乙未年，当今皇帝渡江而来，在金陵设置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听闻君的名声，召见他并与之交谈。君陈说元朝气数将尽，劝皇上延揽有才有智之士，以图成就大业。皇上非常高兴，征召他为属官，每次有事都向他询问；他慷慨激烈，谋划多合皇上心意，皇上更加嘉许看重他，认为他可以任用。戊戌年，君跟随军队征讨浙东，因功劳升任池州府同知。不久池州改为华阳府，便任命君为知府，都很有声望。第二年十一月，召任省都事。处州投降后，要选择镇守安抚那里的人，大家都认为处州处在山海之间，盗贼盘踞纠结，非君不能治理。皇上也认为君有才。君入省一个多月，便任命他为处州总制，钱粮、兵马的权柄全都交给他，不必逐级上报，连尚未署名的省符也交给他，听任他自行任用官吏。君骑一匹马进入处州，当时城外七里就是贼营，贼人如狼嗥虎踞，不受官府约束。君到后坐在军府中，把城中百姓驱赶到台阶下跪着，向他们说明元朝将亡以及皇上起兵的意图，说百姓奉行法令就能活命，否则必定粉身碎骨，言辞十分恳切。百姓都叩头流血，发誓不敢怀有二心。退下后，他们又转告乡里百姓，说孙使君仁慈而且威武，不同于从前可以轻慢戏弄的官吏。君又向所属各县下檄文，遍行晓谕，因此拿着兵器来投降的人接连来到门前，几个月后全都变成良民。君又挑选其中勇猛的人训练为兵，时时操练，选拔那些众人信服的人担任首领。有战事就率领他们擒获贼人，事情结束便解散回乡务农；一旦有警报，凭一纸符令立即赶到军门，没有人敢有片刻迟延。奸吏和豪族中一向骄横的人，都收敛手脚、吐舌畏惧，像敬畏神明一样，不敢出声。即使相隔数百里，听到他的名声也都屏住呼吸，仿佛他已经来到自家门前。郡中百姓因此得到安宁，都说得到孙使君治理郡政是幸事。当时皇上想要任用人才，但有才能的秀民见战争胜负未分，都藏匿在山谷中，不肯出来。君对此忧虑，设法招来一两个人，询问有才之人是谁、如今都在哪里，登记姓名，写信派使者招请他们。刘基、章溢尤其受到处士们推重。刘基名声最大，也豪侠任气，和君相似，认为出仕元朝、被他人任用是可耻的。使者往返两次，他仍不肯起身，便把一把宝剑送给君。君作诗说：‘剑应当献给天子，我作为臣子不敢私自使用。’于是把剑封好退还给他，并写了几千字的信，阐明天命，劝告刘基。刘基无从回答，迟疑着前来拜见君。君置酒与他畅饮，谈论古今成败，像河水倾泻、峡谷决口一样滔滔不绝，毫无停滞。刘基深深叹服说：‘我刘基起初还自以为胜过您，看您议论竟然如此，我哪里敢相比呢？’君既然凭口才安定了反侧之民，郡中正值征伐，却没有一兵一卒给他。壬寅年二月，苗将贺甲、李乙反叛，袭击君，而君所训练的士兵也响应了他们。君没有援军，被擒获，关押在空屋中，士卒环绕看守，威胁他投降。君欺骗他们说：‘你们放我活着，我能够成就你们的事情。’贺甲、李乙知道这不是他的本心，怕留下他成为后患，夜间送来煮熟的雁和一斗酒，对他说：‘用这些同您诀别。’君拔出佩刀，割下雁肉，举杯斟酒，仰天饮下说：‘唉，大丈夫竟然被这帮盗贼擒住了！但我将为义而死。’贼人死肉腥臭，连狗也不会吃。士卒愤怒地拿剑瞪眼对着他，君仍自如地饮酒。吃完后，贼人呵斥他脱衣。君骂道：‘这件紫绮裘是皇上赐给我的，盗贼不要来脱，我应当穿着它死去。’于是拉过枕头躺下，贼人等他睡着后杀害了他，时间是某日。享年三十三岁。事情上报后，皇上哀叹悼念了很久。这年某月某日，将他的灵柩送回，葬在金陵南门外聚宝山的南面。两年后，赠征事郎。戊申年，皇上即帝位，念及君为国而死的忠诚，追封丹阳县男，并命有关部门免除其家赋役。君先娶王氏，起初国军进入金陵时，王氏不屈而死，生有一子名毅。继娶平氏。君侍奉父母孝顺，同人交往，无论缓急都可以依靠，有古代烈士的风范。遭逢时局变乱，他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至死守节不改，终于成就了美名，实在可以称为俊杰。虽然他的官位并不显赫，寿命也不长，但忠义之士应当与天地长存，这不值得成为君的遗憾。君所作的诗有若干卷，门人蒋敬编次后流传于世。铭文说：元朝末年政治混乱，盗贼像蝗虫一样遍地，刀兵互相残杀；黄河、汉水之间，江淮之地，飞起一条蛟龙，谁来辅佐他？只有群雄。当时孙君起身而出，章逢交错如牙齿，言辞锋利如万剑。君在殿前议论政事，声音震动大钟。皇帝一见他便为之动容。让他在大府中担任辅佐，铲除奸邪，剔除弊病，分别论定罪过和功劳。栝苍告降，但内部仍然争斗。皇帝下诏让君持节总领军队；他匹马三箭，背着一张弓，缓缓直入，仿佛行走在空中。群盗噤声伏地，弯腰恭敬。大开城门，熄灭烽火，发布檄文告诫他们悔过。顽固凶恶之徒若敢不悔，就诛灭其宗族；销毁兵器铸成农具，使百姓从事耕作。百姓如同鱼儿脱离罗网，从水火中被救出，获得饮食供养。凶徒内部相互侵蚀，占据高大的城墙，趁人不备发动袭击。君气势压倒贼人，兵力却已经耗尽；长蛟困于陆地，竟被蚂蚁制伏。君仰天斥骂，月亮也为之东移。因为不肯辜负国家，便以身殉国。游魂升上天空，化作白虹压向贼营。贼人眼目昏暗，大军从四面赶来，如雷霆捣击。于是分裂尸骸，斩断脖颈，将凶徒全部杀死。事情上报，皇帝悲痛哀悼，追赠官职，恢复其家户，颁赐爵位封赏。君活着时的气概凛然，几乎逼近苍穹；生时是伟人，死后成为忠臣。官位虽低，寿命虽短，声名却很丰盛。假使那些年长者都封侯，而君死后默默无闻，即使做鬼也会懵懂不平。舍弃那些而取用这个，谁是细小，谁是宏大？史官彰明他的德行，镇守幽暗的墓宫，使他的名声与天地一样永无穷尽。王珪死于国事的始末【刘楚】。

译唉，义士已经不可复见了！按照谢彬所说，广水都巡王珪战死，难道不令人悲痛吗？谢彬说：‘至正辛卯年春天，我作为行商前往淮河，当时道路还没有什么阻碍。那年夏天，汝州、颍州的变乱开始发生，百姓十分恐慌。第二年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命总领军队出兵捕贼，抵达随州时，应山的百姓已经先行投降贼人，官属解散，只有广水镇因为王君的缘故仍然坚守不降。王君听说右丞的军队到来，立即驰马拜见，陈说战事。右丞认为他奇异，任命他为参军事，使他收复应山。不久又因功代理县令。过了很久，盗贼一天天增多，而右丞所统率的军队迟疑不进，百姓困于供给军粮。王君三次上书，请求迅速进攻，不要因贪图安逸而养大盗患。右丞怒道：‘你不过是个书生，难道能打仗吗？我命令你率领先锋，你莫非会害怕？’王君说：‘如果真能效劳，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当即接受命令，率领精锐部队前进。没过几天，接连突破贼军包围，仍然奋力攻击不停。后来盗贼乘机从后面袭击，右丞的军队被隔断。王君率兵准备前往德安，还没到那里，就听说德安已经陷落，众人全都溃散。王君独自带着部下几百人投奔孝感的新店。当时刘禹章、吴思明等正在起兵义战，听说王君带着省军到来，非常高兴地迎接他。’ 王君知道众人的心志坚定，可以共同做事，于是率领自己的部众以及前来归附的商民，共有几千人，驻扎在新店，挖掘壕沟、竖立栅栏，命令老弱运粮聚集到堡垒中；又出兵在莲花寨同贼首黄思明大战，击败了他，攻下小寨十九座，斩获首级数以千百计，缴获辎重后回来，军势更加振作。第二天，盗贼倾尽兵力前来进攻，王君退守新店。盗贼围困新店一个多月，粮食将要耗尽，援军始终没有到来。王君知道不能守住，回头对刘、吴说：‘事情危急了，怎么办？如果形势不利，也决不能屈服于不义，赶快出战！’果然被贼军击败，王君和刘禹章一同被擒。王君不停地辱骂，贼人想杀他。刘禹章说：‘他只是贼军中的一员，我才是大将，为什么不杀我？’王君奋力喊道：‘我奉河南省右丞的军檄出征讨伐逆贼，不幸势穷被贼擒获，应当杀我，不要伤害刘君。’乱兵于是把王君杀死在城门下。刘禹章被剖腹，吴思明带着一千多人逃到五公山。贼人追上他们，他们仍然交战数十合，死伤过半，始终不屈，最后自刎而死。当时是某月某日。’谢彬是乡野中质朴诚实的人，和王君同乡；王君兵败战死时，他亲眼看见，因此他的话应当可信。王君死后，谢彬独自带着同伴渡江，乘隙逃回，当时把这件事告诉乡人。唉，王珪也真是义士啊！我记得泰定丁卯年间，我侍奉在祖父身旁，见王君以诸生身份前来。他身材魁伟，冠带整齐端正，行礼谦恭，进来问候起居。之后从容拿出所学，怀袖之间作揖跪拜，向旁边请教。当时祖父已经七十多岁，也为他面露笑容，滔滔不绝地辨析讲说，直到天晚仍不退下。当时我年纪还小，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说的是什么。等我稍稍长大，知道求学，王君也出游临川，拜吴先生为师后回来。然而祖父已经去世，王君经过门前，哭奠十分悲哀；退下来后和先父叙说通家之礼，谈论功名事业，坦荡开阔，仿佛功名就在掌握之中，更加胸怀四方的志向。后来他游历淮河、汉水之间，声名大振。我在山中读书，追想孩童时与他相见的往事，心中惆怅。后来经过武昌，见到威顺王，献上《黄鹤楼赋》，曾遗憾没有机会读他的文章。接着听说他跟随应山县令魏进到京师，伏在宫阙之前谈论天下事，又遗憾不能读到他的文章。最后听说他因为荐举成为应山校官，又调任广水都巡。我本来还怀疑他或许有些事情不屑去做，谁知遭逢不幸，竟然死在这里！唉，天下人忌讳谈论军事已经很久了。王珪只是一个书生，却胸怀奇气，常常轻视天下事务。等到谈论军事，违逆了当权者的心意，几乎招致危难困顿；他愤懑不平，赤手空拳奋力拼搏，在军旅中偶然遇到知己，便凭乌合之众辗转作战，对抗百万盗军，最终因援军断绝、力量耗尽而死，以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言论。悲哉！假使右丞采纳他的话，珍惜他的忠诚，把他安置在幕府中，使他充分发挥一日之长，不让他冒险进入敌境，或者前后出兵援助，彼此形成犄角之势，那么成败大概还不可知。不幸王君因孤军失去援助而死，右丞也因怠慢傲慢而覆败，难道不是天意吗？至于刘禹章、吴思明对于王君，平日并没有旧交，也没有既定的名位关系，只是彼此在危急中重义，一旦在颠沛之时偶然相逢，最终都能争相赴死来端正名节，舍身成就大义，仿佛平素就受到深切感召并安然相互扶持，这难道不是义之所在，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可是有人不明察，直到事情败坏、形势丧失，才捶胸顿足，说天下没有义士，甚至诋毁儒生不懂军事，难道真是这样吗？君字方刚，他的弟弟因为和我有通家之谊，请我记述此事；按义理我不能推辞，于是恭敬地叙述并评论它，使之回去附在他家的传记中。《明文海》卷四百六十。